清代和民国时期中俄关系史述评

一、清代和民国时期的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述评（论文文献综述）

叶柏川,于白昆^[1]（2021）在《近三十年来清代中俄政治外交问题研究述评》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俄关系是清朝时期重要的双边关系。现实中两国间的很多问题,都要从清朝追根溯源,尤其是两国领土边界奠定于清朝时期。受时代背景影响,包括领土边界在内的政治外交问题历来是清代中俄关系史研究的重点。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中俄致力于建设新型的国家关系,中俄关系史研究也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随着中俄划界问题的解决,出现了一批总结性的研究成果,有关政治外交的专题讨论更加深入。

孔源^[2]（2021）在《从尼布楚条约到《朔方备乘》——康熙至咸丰年间清朝关于俄国知识的形成和固化》文中提出从尼布楚条约前后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朝通过外交、经贸等各方面与俄国的联系,积累了大量关于俄国的知识。18世纪前期,清朝关于俄国的知识开始形成。到18世纪中期,乾隆朝一系列官方典籍的编纂表明,清朝基本形成了基于尼布楚条约和恰克图商贸外交体系的官方关于俄国的知识。此后的100年,清朝官方关于俄国的知识一直在完善,其集大成者便是代表清朝"俄国研究"最高水平的着作《朔方备乘》。但是,从乾隆朝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朝官方主导的关于俄国知识的核心,逐渐固化成为对恰克图商贸外交体系的认知。清朝官员和士人一方面不断积累和整理关于恰克图的知识,另一方面却忽视了关于俄国本身的更丰富的知识。最终,面对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中俄关系新形势,乾嘉道咸时期精细化的"俄国学"落伍于时代了。

薛运城^[3]（2021）在《清代中俄关系史上的张家口》文中研究指明明朝时,张家口不过是国家北疆防御体系中的一个普通的军事边堡。后来,开蒙汉互市,在旅蒙商的经营开拓下,张家口逐渐从军事边堡演化成了城镇与商埠,成为着名的张库大道的起点。清初,中俄关系发端,张家口成为中俄通使通商关系之路上的重要地理节点。1689年,中俄签署《尼布楚条约》,中俄关系开始构建条约体制。自此至1851年,中俄关系进入平等条约体制时期。中俄两国开始发展“京师互市”和“恰克图边境贸易”,华商与俄商平等贸易。此时,张家口不但成为华商货物的聚散地,中俄恰克图贸易的“钥匙”,还是清政府管理中俄恰克图贸易的纳税榷关、部票申领地。自18世纪下半叶开始,随着中俄茶叶贸易走向兴盛,张家口成为中俄万里茶路上的明珠,张家口的发展进入了大繁荣时期。但是,1851年以后,中俄不平等条约体制逐步建立。俄商利用不平等条约体制所赋予的种种优惠利权,深入中国内地,挤垮华商,掌控了中俄陆路茶叶贸易。张家口遂成为俄国攫取经济利益的重要关口。缺少了华商的参与,张家口表象繁荣,实则趋于衰落。20世纪初,随着西伯利亚大铁路、中东铁路的通车,中俄张家口—恰克图传统陆路茶道改道,张家口亦不得不淡出中俄贸易的舞台,开始步入新的发展时代。张家口的兴衰与中俄恰克图贸易的命运息息相关。此外,自1715年俄国开始向北京派遣布道团,终清代共派遣了18届布道团。张家口亦成为布道团往来的必经要津。如今的张家口在新时代的步伐中,要把握当下的时代机遇,因地制宜的发展自己的经济、文化产业,争取迎来一个新的发展时代。

阿拉腾奥其尔^[4]（2020）在《卫拉特蒙古史研究述评（1949—2019）》文中指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的卫拉特蒙古历史研究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并形成一支庞大的研究队伍,在学术研究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文章在概述中国卫拉特蒙古史研究发展历程及所取得成就的基础上,对中国卫拉特蒙古史研究的发展和进步发挥重要作用的历届"全国卫拉特蒙古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中国卫拉特蒙古史研究的重要学术园地——《西部蒙古论坛》做了全面介绍。

姜馨^[5]（2020）在《清末抗俄知识分子群体研究（1900-1911）》文中研究指明近代以来俄国通过军事侵夺、外交欺诈等多种手段,从中国西北地区、东北地区攫取大量的领土资源,并以条约形式确定主权。进入晚清特别是20世纪前后,沙俄对中国的侵略步伐加快,同时在具体的侵略形式上有所转变,一改前期的军事侵略为主而变为经济掠夺为重心、军事威胁为辅助,侵略的重心也由中国西北转向东北。义和团运动的爆发,最终促成俄国占领了整个中国东北地区。日俄战争前,俄国借助中东铁路,大肆掠夺中国东北地区的森林、矿产、农业等资源。日俄战争后,日、俄分据东北的南部、北部,但沙俄对中国的各种掠夺却有增无减。晚清时期民族主义逐渐形成,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俄国的侵略行径给予了多种形式的抗争。就抗俄知识分子参与者的身份而言,包括士人知识分子、学生知识分子、革命派知识分子、女性知识分子等多种抗俄群体。基于不同的身份、立场和考量,不同知识分子群体在具体抗俄行动上各具特点而又有所差异。清末士人知识分子主要包括晚清时期的政府官员,由于执政位置与俄国交涉者的身份,其抗俄行动多是国家宏观战略且关涉全局的考量,表现为制定抵制俄国侵略、维护主权路权的策略多从国家利益、外交均势的立场出发。国内新式学堂、教会学校学生以及国外留学生人数的增加,近代学生知识分子群体不断壮大,以国内外新式学堂学生为核心的近代知识分子运动逐渐繁兴。此外,革命知识分子和先进的女性知识分子也成为这一时期抗俄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总体而言,清末抗俄知识分子群体的抗俄活动多是以纾解边患、救亡图存、抵制侵略为主要目的的爱国运动,通过这一过程中国的民族意识进一步觉醒,并孕育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力量,因而对清末知识分子抗俄群体及其活动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刘丽敏^[6]（2019）在《17-18世纪中外边务交涉研究 ——以中俄、中朝、中越边务交涉为中心》文中研究指明17、18世纪是东亚世界的重要转折时期,中国与陆地周邻国家的边务交涉,除了传统的封贡体制模式之外,又有了新型的条约体制模式;既有封贡关系的交涉原则,也有条约关系的交涉案例,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地域特征。中外边务交涉过程中,交涉手段、目的、效果等往往因时空变换而有所不同,国家利益和国家观念也在交涉中有鲜明体现。中国的陆地疆界历经元、明、清发展变迁而形成。明清时期,中国基本具备了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基本要素,有相对固定的疆域、边界与边境制度,疆域和边界意识亦显着增强。现代国家疆域与疆域意识的形成,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并非一蹴而就,东亚世界的疆域问题有其独特的历史渊源。这一时期,东亚国家通过在边境治理、边民管理、双边贸易等方面的互动,形成了彼此共同遵守的合作机制。而且,在传统封贡体制的外衣之下,隐含着对国家利益及安全的考量。这些问题既是历史问题,又与现实密切相关,毕竟现在的东亚是历史的东亚发展演变而来。借助中国和“异域”史料,从不同视角探讨中外边务交涉的来龙去脉,有助于深刻认识中国在东亚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和地位。本文以中国及周边陆地邻国为地理范围,以俄国、朝鲜、越南为例,分别从边界交涉、边民交涉、边贸交涉三个方面,对这一时期的中外边务交涉作了探讨和比较。这一时期的中外边界,随着交涉过程的推进,日益呈现出清晰化的趋势,勘界立碑、签约定界、绘图确认等现代国家边界确认手段及方式,已经开始得到应用。同时,原本相对模糊的边疆观念和边界管理模式也发生变化,不仅中国如此,周邻国家也是如此。随着边界的勘定,边境管理机构和管理制度也随之不断完备。军事力量的比拼固然是这一时期东亚地区边界交涉的重要砝码,但宗藩道义、经贸利润的考量,对边界交涉的影响也不可低估。该时期中外边界交涉,因交涉双方的历史文化渊源、军事力量、利益诉求等方面的不同,往往呈现出不同的结果。各国在与中国边界交涉过程中,不同时期的手段、目的等也曾发生变化,取舍和侧重亦各有不同。这一时期,边民交涉与边民争夺日益激烈,以往东亚地区松散的边民管理和约束体制开始变化。在边民交涉各类事件中,私越边境的经济犯罪、刑事犯罪案件频发,引发临界各国政府关注。中俄边民交涉案例中,边民属权之争是常态化现象。起初,俄国对清朝提出的刷还边民要求,常常不予回应。中俄边界条约有关边民管理条款签订后,俄方也往往不严格执行。随着清朝对蒙古地区统治的加强,大量边民返回清朝属地,俄国却依据相关条款,要求清朝如约遣返边民。俄国对边民的争夺蕴含更多经济因素,清朝对边民刷还的坚持,则更多出于政治因素的考虑,双方在交涉过程中逐渐形成更为完善的边民管理机构和机制。朝鲜、越南与清朝的边民交涉,主要体现在管理权上,国家和民族意识的强化使其逐步建立起完备的边民管理机构和机制,并在与清朝的边民交涉中利用封贡关系达到自己的目的。中外边贸交涉融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于一体,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俄国经过与清朝的军事较量,为发展对华贸易,获取商业利润,完成了与清朝的勘界定界。朝鲜王朝与清朝的早期边境贸易,具有被动性和消极应对性等特点,随着两国关系的缓和,朝鲜不仅从中获取了不少利益,且依据自身地缘优势,成为中日贸易的中转站,也是中俄贸易的重要参与者。越南与中国的边贸相对稳定,只随着双边关卡的增减而有所变化,但整体贸易规模、商品贸易种类等基本不变。随着越南边民管理机构的完善,其对中越边境贸易管理的参与度也有所上升。无论朝鲜还是越南,其与清朝的边贸始终受封贡体制的制约。清廷看重的不是经济利益,而是政治认同。总之,封贡体制与条约体制的并存乃至兼容,体现于这一时期中外边务交涉的实践中,这是以前的中国历史中罕见的现象。其间,既有战争与谈判,也有强权与怀柔,还有协商与安抚。在东亚世界从自成一系到分崩离析的转变过程中,毫无疑问,边务交涉是其中的重要一环。如果一味用西方中心的现代话语阐释东亚世界的演变,容易掩盖其历史的多样化进程。

张凌霄^[7]（2019）在《断裂的“国语” ——清帝国晚期的语言政治研究（1821-1911）》文中认为近年来,在众多学者的努力下,如何看待清帝国早期的历史,已与此前有了很大的不同:清朝不再被简单地认为是一个依靠汉人精英支持,借助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文化、宗教等进行统治的王朝或者是阻碍中国文明进步、造成中国全面衰败的元凶——广袤的疆域、多元的族群以及复杂而有效的早期现代（early modern）统治技术,使得清代历史呈现出一种充满生机与活力、同时又面临众多挑战的画面。但是如何看待19世纪以降特别是1840年以后的清帝国,仍然是一个复杂而艰巨的任务。例如关于清帝国的“国语”（gurunigisun）——满语,长期以来都将其看作是处于一个不断衰落并最终丧失“国语”地位的历史过程。本文所要考察的,正是1821—1911年间作为“国语”、“国书”的满语、满文在帝国晚期的政治地位,借此观察两种“国语”（满语和汉语）观念和实际上在帝国晚期政治中的关系以及隐藏于背后的身份认同、权力博弈。本文认为,从道光至宣统时期,作为大清国（daicing gurun）而“国语”的满语以及“国书”满文,在政治层面上实际从未丧失自己的尊贵地位。无论是清朝皇帝还是八旗官员,始终都将维护帝国“国语”视为自己的职责之一。满语的“国语”地位,不但体现于清代周密的制度当中,亦表现于复杂多变的帝国政治现实之中。对内而言,当皇帝和旗员拥有强烈的“国语”意识之时,满语、满文自然而然地被广泛地运用于帝国行政。首先是在教育层面,统治者与各地方官员都非常重视和支持满语教育,尽管因为时局动荡、战火纷飞,某些地区旗人的满语教育受到重大冲击,但直至帝国覆灭,满语教育在八旗社会中都延续下来,甚至在最后十余年有某种程度的复兴和发展。其次在政务处理方面,今天遗留的许多满文奏折、咨文、上谕等,都显示了这一时期满文在帝国政治中的参与程度,而笔帖式这一官僚群体的活动,则像我们明白无误地展示了“国语”整个清帝国中的重要性和广泛性。对外而言,作为“国语”、“国书”的满语、满文,不但被国内的官僚系统所坚持使用,也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清帝国以外众多国家的接受和认可。在理藩院、礼部处理的传统交涉国以及海洋领域国家之中,虽然像朝鲜这样的国家在帝国晚期与清朝交往时,对满文的依赖度大大降低,但是在订立外交条约、公文往来、刺探情报、笼络他国等众多场合中,满语、满文仍然充分发挥着“国语”、“国书”。此刻,清帝国的语言统治策略在对内与对外两个方面达到了高度的一致性。那么清末、民国以来有关清朝“国语”的衰亡论又该如何解释?透过“国粹”这一视角,我们可以发现,不同的群体——旗人、改良主义者和激进的革命党,在对“国语”的不同认知中,实际反映地是他们在当时对“国”的边界和定义的差别。正是这种巨大的差别,导致清帝国灭亡后,掌握了舆论和话语权的知识分子透过种种手段,编织了完全脱离历史的关于清帝国“国语”早已衰落的叙事,以此来消解帝国的意识形态和历史记忆。最终,两种“国语”间的历史关联彻底断裂,被摧毁的不仅是作为“国语”的满语,也包括其背后历经上百年确立起来的合璧式语言统治策略。自此,中国在近代开始以一种人为制造的“民族国家”的面貌,逐步实现其“现代转型”。

谈笑^[8]（2018）在《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简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是指从鸦片战争始,经晚清、中华民国北京政府、中华民国南京政府,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年间,由中国政府、各地方政府、中国政府各部门、由政府所有或得到政府担保的官办（国有）公司等为代表的主体与外国银行、中外合办银行、国际银行团、以银行为主要参与方的国际辛迪加以及代表外国银行（财团）的个人等外国私人之间确定、变更、终止权利义务关系的意思表示一致的法律行为。绪论部分主要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定义及研究意义,指出其与近代条约制度的关系,认为研究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需要涉及到准条约、政府涉外经济契约、国家契约、国际贷款协议、BOT特许协议等现当代法学概念。并从历史、法律、经济三个方面阐述本论文的研究创新之处。同时回顾了近代以来关于政府涉外经济契约的研究状况。第一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法律关系。分析中外间银行契约法律关系中外主体性质和类别。并根据该法律关系客体和内容的不同组合,将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法律关系分为借款、工程建设、合伙、买卖、租赁、特许经营等类型。指出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属于包含涉外因素、公法因素、经济因素的私法契约。第二章将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涉外经济契约）与契约、条约进行法理概念上的比较,讨论契约与条约、政府涉外经济契约与准条约、政府涉外经济契约与近代条约体系的关系。并从法的形式（分为法的渊源、法的分类、法的效力）;法律关系（主体、内容与客体）;法的实施（法的适用、法的遵守、法律责任）三大层面进行系统比较。指出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所隐含的极为复杂的法律原理。第三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发展分期,分为晚清时期、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三个阶段,介绍各个时期契约订立的时代背景,契约特点以及演变情况。第四章分析契约主体外国银行在近代条约体系下的特殊法律经济地位。指出近代在华外国银行与国际政治、领事裁判权、中国国内经济金融政策的关系,认为其优势地位的取得与近代条约制度密不可分,属于近代历史上在中国经营货币信贷业务的外国私法人,而不是受中国法律管辖的内国法人。第五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与国际政治的复杂关系。在广义上,外国银行与中国政府的订约行为受到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关系的影响。从狭义上看,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受到近代中外条约关系的直接制约,属于近代条约制度的一部分。第六章论述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契约的过程。分为中方决策、外方决策、中外交涉三个层面。指出中方政府政治决策和外方企业市场决策的特点,并分析近代中外交涉交易的过程和特点。第七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核心部分——近代中外间国际贷款契约。根据法学、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对近代外国银行与中国政府订立的国际贷款契约进行分类整理,对契约的结构、条款进行解剖分析,指出近代国际贷款契约的发展变化和特点。第八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类型之一——近代中外间国际工程建设契约。重点分析近代铁路投资领域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财团订立的国际工程建设契约。指出其类别、条款和有关特点。第九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类型之一——近代中外合资合作经营契约。对其定义、类别、条款及内容特点进行分析。第十章以1887年李鸿章与美国费城辛迪加订立的中外合办华美银行契约事件为例,论述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财团）进行经济合作,在国际与国内,政治与经济各个方面所受到的影响,展示近代中国政府涉外经济活动所面临的困难处境。

Н.А.萨莫伊洛夫,荆宇航^[9]（2018）在《苏联和俄罗斯联邦时期的清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1917年俄罗斯发生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前,俄罗斯汉学界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中国研究的经验。罗索欣（И.К.Россохин）,列昂季耶夫（А.Л.Леонтьев）,俾丘林（原名为Н.Я.Бичурин,教名为Иакинф,即雅金甫神父）,卡法罗夫（原名为П.И.Кафаров,教名为Палладий,即帕拉季修士大司祭）,扎哈罗夫（И.И.Захаров）,瓦西里耶夫（В.П.Васильев）,格奥尔吉耶夫斯基（С.М.Георгиевский）和其他17—18世纪俄罗斯优秀汉学家的作品经常被用来介绍他们所处时代的中国,即清朝时期。这样,他们的着作为俄罗斯的清史研究奠定了科学的基础。

玉努斯江·艾力^[10]（2017）在《清代塔兰奇人研究》文中提出“塔兰奇”,是对中国新疆伊犁地区和今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州境内维吾尔人的旧称。塔兰奇,又译为“塔里雅沁”,系古突厥语,其产生与当时新疆地区的土地制相关。从文献学角度而言,该词的出现可以追溯到公元8世纪50年代,但其作为特定人群身份的代称却出现较晚。清朝统一新疆后,在重新组织分散在阿克苏地区的伊犁原有居民的基础上,招募天山南路各地维吾尔人,把他们迁徙至伊犁河南北两岸各地从事农耕,保障了清军的粮食供应并让其上交赋税,按准噶尔旧例被冠以“塔兰奇”一词来称呼。1881年,伊犁维吾尔人迫迁俄属七河省后,塔兰奇一度成为中亚部分维吾尔人的民族称呼。1921年按照塔什干会议的精神,中亚维吾尔人放弃了这一名称,恢复原称——维吾尔。20世纪30年代,即民国新疆军阀盛世才统治时期,“塔兰奇”这一名称具有了民族的含义,被认定为一个民族实体,一直延用到1950-1952年开展的第一阶段民族识别工作中才被禁止使用。本文主要包括四个部分,即:第一章主要围绕塔兰奇人的名称、准噶尔割据政权与天山南北的农耕人口、清朝平定准噶尔等三个方面展开研究和探讨。首先就有关塔兰奇名称的几种观点和伊犁八千户的历史以及“塔兰奇”一词的词源进行研究;其次,就准噶尔割据时期天山北部的“塔里雅沁”“布哈拉人”“伯德尔格、乌沙克”等农耕人群进行探讨。第二章主要从军府制和清朝在伊犁推行的农业发展政策、清政府对伊犁塔兰奇人实施的管理和统治方法、清政府在伊犁建立的塔兰奇玉孜村落等三个方面,探讨军府制的设立及其职能、塔兰奇农耕文化的形成、塔兰奇人的司法制度等相关问题,进而勾画出清代塔兰奇人的各种义务、清政府在伊犁建立的塔兰奇玉孜村落的全貌。第三章分三个部分对1864年固勒扎事变与塔兰奇割据政权进行研究。首先从伊犁地区复杂的民族矛盾以及陕甘回民起义对固勒扎事变的影响等方面,对事变爆发的原因进行剖析;其次探讨固勒扎事变后建立的塔兰奇政权体制及其与周边地区的关系;第三部分结合相关文献,对塔兰奇政权的内部斗争以及沙俄侵略伊犁等对塔兰奇政权的灭亡进行分析。第四章通过对伊犁塔兰奇人迫迁俄属七河省及其建立的村落的研究,阐述塔兰奇人被迫迁往七河省的过程以及迫迁对伊犁社会经济造成的影响,并分析塔兰奇人迁出伊犁后的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及其对伊犁塔兰奇人的影响等问题。为系统阐述清代塔兰奇人的历史,笔者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运用历史文献学、民族学、社会学、田野调查法、历史地理学中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并吸收宗教人类学、音乐人类学、语言人类学、口述访谈法的新成就和新方法对清代塔兰奇人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笔者认为,塔兰奇人最初发祥地并不在伊犁,而是在今新疆塔城地区的和布克赛尔一带;“塔兰奇”一名是对历史上被准噶尔统治者强迫从事农耕的部分维吾尔人按照职业认同模式贴上的一种标识。回屯是清政府的一个创举,在清代伊犁的各类屯垦形式中成效最大。就目前而言,伊犁河两岸大部分村落是从清代回屯屯区基础上发展而来,并是其发展模式的延续。新疆伊犁农业的开发史事实上是各个民族共同开发、共同建设、共同反对外来侵略的一部历史。

二、清代和民国时期的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述评（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清代和民国时期的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述评（论文提纲范文）

（1）近三十年来清代中俄政治外交问题研究述评（论文提纲范文）

（3）清代中俄关系史上的张家口（论文提纲范文）

（4）卫拉特蒙古史研究述评（1949—2019）（论文提纲范文）

（5）清末抗俄知识分子群体研究（1900-1911）（论文提纲范文）

（6）17-18世纪中外边务交涉研究 ——以中俄、中朝、中越边务交涉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7）断裂的“国语” ——清帝国晚期的语言政治研究（1821-1911）（论文提纲范文）

（8）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清代塔兰奇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清代和民国时期的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述评（论文参考文献）

• [1]近三十年来清代中俄政治外交问题研究述评[J]. 叶柏川,于白昆.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05)
• [2]从尼布楚条约到《朔方备乘》——康熙至咸丰年间清朝关于俄国知识的形成和固化[J]. 孔源. 俄罗斯研究, 2021(02)
• [3]清代中俄关系史上的张家口[D]. 薛运城.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1
• [4]卫拉特蒙古史研究述评（1949—2019）[J]. 阿拉腾奥其尔.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20(04)
• [5]清末抗俄知识分子群体研究（1900-1911）[D]. 姜馨. 渤海大学, 2020(12)
• [6]17-18世纪中外边务交涉研究 ——以中俄、中朝、中越边务交涉为中心[D]. 刘丽敏. 山东师范大学, 2019(02)
• [7]断裂的“国语” ——清帝国晚期的语言政治研究（1821-1911）[D]. 张凌霄. 山东大学, 2019(09)
• [8]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研究[D]. 谈笑. 湖南师范大学, 2018(01)
• [9]苏联和俄罗斯联邦时期的清史研究[J]. Н.А.萨莫伊洛夫,荆宇航. 清史研究, 2018(01)
• [10]清代塔兰奇人研究[D]. 玉努斯江·艾力. 兰州大学, 201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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