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元大师的两三件事

一、忆禧元法师二三事（论文文献综述）

宋肖利^[1]（2018）在《南宋禅僧北涧居简及其诗歌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北涧居简是南宋禅宗的高僧大德,而且以诗文闻名于世,其诗歌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准。他乐于与当时的文人士大夫交游,如叶适、赵师秀、高翥、韩淲、刘过、楼钥、真德秀等人,他们经常进行诗歌酬唱。这一过程既是以诗会友的过程,也是思想碰撞交汇的过程,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双方的文学创作。目前对北涧居简其人其事其诗的研究较少,尤其缺乏对其诗歌作品的细致解读和分析。本文以北涧居简及其诗歌为研究对象,分为四章:第一章主要考察北涧居简的生平事迹、人品性情、着述版本和流传情况。居简出身在儒学世家,自幼喜爱佛书,二十一岁时经由广福院圆澄剃染,此后居简的人生经历大致可分为游方参学、名声大振、隐居北涧、威望极盛四个时期。居简体格清瘦、宽容大度、洒脱不羁、不慕名利,虽为僧人,并不是与世隔绝、断绝人情,而是乐于与人交游,具有真情实感。居简着述颇丰,有《北涧诗集》《北涧文集》《北涧和尚外集》《续集》《北涧居简禅师语录》等传世。第二章研究北涧居简的交游情况。居简一生交游广泛,既有鸿儒贵卿如叶适、楼钥者,也有笔工、写竹叶生等社会底层人物。这一章从文人士大夫和僧人两个角度来考察居简的交游情况,并从地域、人物身份、人品、才学、官职、政治立场、思想流派等方面对居简交游人物进行分析。居简交游人物涉及江湖诗派、江西诗派、理学诗派等多个诗文学派,全面考察居简的交游情况,可以探究居简诗歌创作所受到的影响。第三章探究北涧居简诗歌的题材。北涧居简的诗歌题材丰富,内容充实,大致可分为忧国伤时类、山水纪游类、唱和交游类、佛理佛思类四大类。第四章论述北涧居简诗歌的艺术特色。居简诗歌的总体特色是简古秾纤。居简现存诗歌约1684首,从诗歌体式上看,有绝句、律诗、排律、古体诗、四言诗、六言诗,从风格上看,绝句清新流丽,律诗圆熟工整,古体诗瘦劲古拙,可谓众体皆备,风格多样。居简诗歌语言呈现出简朴古拙、清丽劲拔的特点。居简在诗歌创作中也善于开展充盈宏阔的说理,使用精确洽博的典故。

谢婧^[2]（2016）在《北宋陕虢杨氏家族的播迁与生存发展》文中提出中国传统社会在唐宋变革的大背景下,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之一便是门阀士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弘农杨氏家族,作为我国汉唐时期极具代表性的门阀士族之一,历经兴衰,从汉代一门“四世三公”到隋唐年间较高的仕宦率,受到世人瞩目。但在唐末五代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士人多离去乡里,杨氏子孙为了生存四处播迁,定居他乡。入宋后,弘农郡名不复存在,原地析分为陕、虢二州。北宋的杨氏家族后裔适应时代的变化,积极进取,文武并重,并有不少子弟因政声显着、才识出众名留青史。然而,目前学界关于该家族的研究多集中在某一成员或门阀制度盛行时期的陕虢杨氏家族,还未见有关北宋时期杨氏家族的系统研究。在唐宋变革的大背景之下,考察一个门阀制度盛行时具有典型意义的世家大族在此历史大潮中的变化,是十分有意义的。通过对陕虢杨氏家族在北宋时期演变轨迹和社会影响的考察,可以加深对宋代社会以及宋代家族的认识。本文首先考察了北宋陕虢杨氏播迁地、地域分布情况及迁徙成因,在窥其家族发展踪迹的基础上,重点考释杨氏族人在北宋的入仕途径及其宦绩概况,如在沙场上浴血奋战,精忠卫国的杨家将及杨宗闵、杨震父子;一心以兴复儒学为已任的杨徽之;长于典章制度,开创一代诗歌新流派的杨亿;毕生致力于学,深得二程精髓,倡道东南的杨时;专注于礼乐之事的杨杰;兼具文武之才的杨畋等,以了解其家族政治地位的变化。同时,在北宋婚姻出现了有别于以往婚姻的新特点的背景下,对杨氏家族婚姻情况及特征进行了梳理和阐释,并结合宋代的社会背景,着重对杨畋、杨绘、杨杰、杨亿诸人的交游活动进行考述,最后,再进一步对杨氏家族在家风、家学的传承和创新方面进行探讨。由此可以发现,在唐末五代战乱频仍以及五代时期南方诸国大力招徕人才政策的影响下,杨氏子孙为了生存不得不远离本望定居他乡,播迁定居地相对郡望地呈现出范围分散且南移趋势明显的特点。入宋后,他们顺应时代发展,大多以恩荫、科举步入仕途,虽在科举、仕宦人数以及仕宦品级方面不及唐代,但位居五品及以上的贵官数量仍不容小觑,同时,入仕北宋者不论任职京师,还是扎根地方,不论就职馆阁,还是驰骋沙场,均有政声显赫于世。陕虢杨氏成员联姻时,表现出鲜明的重才轻财的特点,十分看重姻亲家族的门第以及姻亲对象的政治地位和文化素养,而并不着意与富室联姻,就现有资料来看,也未见有财姻现象的记载。从杨畋等人的交游情况来看,交游对象的丰富和范围的广泛,对个人及家族网络的拓展大有裨益。同时,他们在过从往来中赋诗作词相互唱酬,不仅有助于提高自身文化修养,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北宋文学的发展。此外,北宋陕虢杨氏除继续延续家族旧有家风传统外,还紧跟时代步伐,在秉承传统家学的基础上,开始在其他领域进行新的尝试。

辛德勇^[3]（2014）在《论中国书籍雕版印刷技术産生的社会原因及其时间》文中指出关於中国书籍雕版印刷技术产生的社会原因及其时间,现代学者中较早探索这一问题的人,如藤田豊八、向达和秃氏佑祥诸人,本来已经找到了正确的解析路径,并且已经阐明其基本发展脉络。然而,後来的论述,不仅未能循其轨辙,更进一步,反而去其真相渐行渐远。本文一一辨析现有各种説法,试图说明,印刷术在中国产生的时间,不得早于唐玄宗开元年间,而导致这一技术产生的文化和技术背景,是密教的全面典盛和从印度傅入中国的佛像捺印技术。

诸寅啸^[4]（2012）在《两宋年号述论》文中指出年号纪年始于汉武帝，是一种由帝王纪年发展而来，体现中华特色的历史悠久的传统纪年方法，至今仍然有着不小的影响。年号不仅仅是一个用于纪年的名号，它更具有“章述德美，昭着祥异，弭灾厌胜，计功称伐”的作用，在祝福祈愿的字眼中，还包含着丰富的政治、文化、宗教等内涵，更是“正朔”的重要标志。宋朝是中国历史上一帝一纪元时代之前最后一个统一的汉人王朝。宋朝年号与其他相比，内容上最大的特点是格外能体现尊崇祖宗之情，形式上最大的特点是南宋多用贞元法年号，同时宋朝以施政意向为年号的例子也为数不少。宋朝开始流行割并年号，这对后世影响很大。另外，宋朝的年号钱种类是中国历史上最多的，现存的年号地名同样也以宋代为多。近现代以来有关纪年的各类着述少有有关年号本身的规律和内涵的研究。本文参考“年号大观”体例，通过对史料整理与研究，附有图表及改元诏文汇编，对宋朝年号的改元原因、年号出典、年号内容、年号用字等方方面面进行分析归纳，论述宋朝年号相关问题，以探求两宋年号的规律特点与年号背后所蕴含的历史信息。

李茂林^[5]（2011）在《渔业相关传统生态智慧与水域生态养护研究》文中认为渔业是最古老的生产活动之一,与之相关的传统生态智慧也极为丰富。我国历史文献库中有大量与渔业相关的文献资料,其中记录的许多渔业生态知识、规律和生产管理经验,与今天的科学研究结果不谋而合,更不乏前瞻性的见解。当前在全球范围内,海洋生态系统都面临危机境地。海洋渔业资源管理上的种种疏失及渔业生产上的误区是造成这种困境的首要原因。同时,当前全球渔业也陷于严重的生态、环境、资源危机之中,我国渔业发展存在过度捕捞持续发生、违规捕捞严重、渔业资源质量下降并日趋衰竭、水产养殖发展方式落后、水域生态环境日益恶化、近海渔业发展空间受到挤压等问题。为了恢复和养护渔业资源和失衡或濒于失衡的的渔业生态系统,迫切需要人们从传统渔业生产管理的理念和实践中汲取经验教训,并开展渔业的可持续发展路径、策略、制度、存在基础等方面的研究。在此背景下,本研究以生态系统水平的渔业和管理策略研究为主脉,以鉴古知今、古为今用为着眼点,总结分析了我国历史时期可持续渔业的发展轨迹,运用跨越海洋生态学、水产基础科学、可持续发展管理、渔业史、自然保护、生态农业、生态文明等多学科的研究手段,针对我国古代渔业可持续管理政策法规、传统渔业可持续生产模式、传统水域生态养护措施等以及其中蕴含的传统生态智慧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和探讨,对近海渔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策略和渔区传统水域生态养护智慧的现代运用进行了初步探讨。现将主要研究结论简介如下:1.我国渔业有着数十万年的悠久历史;从旧石器时代起,渔业就是人们的重要生产活动。从远古社会至19世纪,华夏先祖们注重从自然生态系统大整体的视角出发,通过制定严格细致的政策法规、建立强大的管理机构、加强政令宣传教育、协调统筹农林牧渔大农业的内部均衡等,来推动民众在生产活动中遵从适时性和节制原则,以实现渔业资源和水生环境的平衡有序利用。研究表明:早在史前新石器时代末期,我国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渔业管理机构,名“虞”;夏代初期,我国颁行了世界上最早的生态养护法令（包含水域生态养护措施）;周代,我国设立了世界上最早的禁渔期制度;此外,还有较早的自然保护区（包含禁渔区）制度、最小可捕标准,等等。研究表明:①在古代期间,农历4月-6月、农历2月-3月是禁渔期的重要时段,在春夏季设立禁渔期制度,是养护水生生物资源和水域生态系统的重要措施;②已知的两种最小可捕体长四寸（合今0.0924 m）、一尺（合今0.232 m）,初步显示了古人制定生态养护政策时具有严格细致的生态系统管理意识。周代渔业水域生态养护禁令体系包括①严禁破坏水域实体;②严禁捕捉幼小的、怀妊的水生动物;③严禁在不适当的时节里打渔;④严禁毒杀水生动物,严禁往水体中投毒;⑤严禁过度捕捞等禁令。上古时期已有了深层次的渔业生态养护智慧,其构成主要包括:①自然-经济-社会大生态系统整体视角;②节制、节约原则;③适时性原则;④上行下效思想;⑤对水域生态系统整体的平衡性和内部协调性进行维护的观念。2.在我国历史上大部分时期内,为了促进渔业的可持续发展,人们持续地关注渔业生产的内涵、社会效应及其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注重调节渔业活动以维系生产（发展空间）、生活（生计收入）、生态（环境质量）三“生”间的平衡。人们认为,捕捞业的开展应以能较好地养护水生生物为前提,水产养殖业生产应“辅万物之自然”,应能推进大农业—技术—社会经济大系统整体功能的完善和自身产业发展潜能的有序释放。明代的“苏南多元产业复合生态农业模式”依据生态位原理,将各种经济价值高的农业（含渔业）物种种群布置于湖洼地区的不同空间,根据食物链原理和物质、能量多级利用原理把种植业和（禽畜、水产）养殖业有机地联系起来,实现了大农业生态经济系统内高效的能量流动、物质循环、信息传递和价值增值,堪称传统生态农业典范模式。古“渔”字反映了古人的生态意识和对渔业生态系统的认识。《江行初雪图》、《雪江捕鱼图》等涉渔传世名画初步表明了古人们鲜少在夏季或秋季的前中部分从事捕捞业生产,从侧面反映了古人的生态养护智慧。统而观之,我国传统渔业的发展受到了民族传统的宗教、哲学、民俗、文学艺术等人文社会因素的强烈影响;图腾崇拜、自然崇拜、周易思想、诸子百家、儒道墨佛及其他学派教派、乡规民约等涉渔文化元素所蕴含的生态伦理智慧,为传统渔业的可持续管理和可持续生产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与智力支持,使得古往今来的水生生物保护事业有着宽广坚实的群众基础,使历史上许多时期里渔业资源的养护得以平和有序地进行。3.当前,在全球范围内,倡导宣传传统生态伦理智慧并培育人们的生态意识,对于渔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对于主要依靠传统渔业捕捞为生的沿海居民或落后海洋国家的人民来说,如果各主要渔业国更注重海洋渔业资源和水域生态的养护,那么从事传统小型渔业为生的人们的生活将会有更多保障。4.传统社会开展的大规模、有组织的放生活动,与今天的增殖放流活动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传统社会里,放生的动物普遍禁止捕捉;而当前每年放流的水生动物,有许多种群当年就被大量捕捞破坏掉。后者须向前者学习释放动物的后期管理策略。5.人类针对自然的行为,实际上多数都应界定为生态扰动,在自然环境里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每一次都能引起一连串的相关反应。渔业管理的状况,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决定了区域渔业经济的活力、区域水生生物多样性的状况和区域水域生态系统的健康程度,因此不可被轻慢对待。当前,由于人类频繁的无序干扰,渔业生态系统失衡和崩溃的情况在世界各地愈来愈多地发生。面对危机,今人应该向古人学习,用更长远和全面的眼光来审视渔业生产管理活动在自然生态过程中的作用和意义,通过充分延长禁渔期、严格限制捕捞努力量、禁绝有害渔具渔法等措施优化渔政管理,切实加强渔业立法、执法和督察,完善和强化政策法规的宣传教育,保护和管理好渔业相关地方传统生态智慧、生态文化资源,对民众进行生态知识和生态文明教育,充分发动民众参与资源管理,因地制宜地发展生态渔业,建立涵盖区域大农业多成分的复合生态农业体系、循环经济体系,加强对各类水域生态系统的生态养护,以促使渔业生产与自然生态相和谐,进而实现渔业的可持续发展。6.我国有着悠久的关注、规划和推进渔业生产可持续发展的传统。研究发现,当前我国渔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建设需要继承传统,重点把握好以下三方面的内容:（1）生态渔业发展基础建设与渔区“三农”建设的耦合;（2）避免“公地悲剧”与基于社区的渔业可持续管理;（3）渔业可持续发展文化环境建设与社会生态文明的培育。7.近海水域是我国渔业生产发展的重要地区。通过对山东省荣成市近海渔业生态经济系统的综合研究可知,近海渔区可以通过近海生态经济系统整体水平的区域生态规划、近海生态系统水平的渔业和管理及传统生态智慧资源开发与水域生态养护的有效耦合,以促进渔业可持续发展能力提高。研究还发现,早年荣成渔民对水域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的养护十分经心,绝不涸泽而渔。传统生态智慧普遍高度重视对水域生态系统的养护,当前需要重拾传统,继承发扬传统生态智慧,培育人们的生态意识。

崔伟^[6]（2010）在《《永乐大典》本江苏佚志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主要对明代官修大型类书《永乐大典》残卷中的江苏佚志及其佚文进行研究。明成祖朱棣命解缙、姚广孝、王景、邹辑等人纂修的大型类书《永乐大典》,依洪武正韵“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辑录了上自先秦,下迄明初的八千余种古籍资料。宋元以前的佚文秘典,多藉以保存流传,即便是现在存世不多的残卷也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中华书局曾先后影印出版了《永乐大典》残卷近八百卷,马蓉,陈抗等学者据影印本及其他海外典藏辑出了九百种方志,包括总志七种,方志八百九十三种,于2004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了《永乐大典方志辑佚》一书,其中收录江苏省方志六十八种,去除同书异名者,共四十八种。本文以《永乐大典方志辑佚》为底本,结合2006年出版的古方志学家张国淦先生所着之《永乐大典方志辑本》,按照江苏省现行政区分章对其中的佚志进行逐部研究。少数对重要典籍文献有校勘和辑佚价值的现存方志,如《大典》本《金陵新志》,也加以研究。《大典》本江苏方志所涉及的地区包括南京、上元、江宁、溧水、溧阳、江浦、邳州、山阳、淮安、淮阴、清河、盱眙、盐城、扬州、仪征、泰州、高邮、兴化、海门、镇江、句曲、句容、常州、江阴、无锡、苏州、吴县、宜兴、长洲,近三十个市县,四十八种方志中,佚志有四十三种。其中多宋元古志,佚文价值较高,有的在明清时就已佚失,如《宝佑惟扬志》、《金陵志》等。《大典》本江苏佚志的内容涉及[山川]、[湖泊]、[人物]、[诗文]、[艺文]、[官署]、[仓廪]、[物产]、[寺庙]、[宫室]、[古迹]、[村寨]、[宦迹]、[祥异]、[遗事]诸多方面,保留了许多珍贵的史地、经济和文化方面的资料。本文对《大典》本江苏佚志的研究,概括而言,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志书编纂的研究,即梳理各地区的方志编修源流,借助前人成果,尽可能考证出佚志的编纂时代,纂修人生平、学术背景以及考证《大典》本佚志的同书异名现象。二是对佚文进行逐条考释和研究,这包括运用史源学等方法结合正史、前人文集、着述以及现存方志等典籍,解释佚文内涵并发掘其史料价值；三是做一些对佚文和现存典籍文献比对、校勘和辑佚的工作。本文既利用《大典》佚文订正了传世文献的一些讹误,也利用传世文献订正了《大典》佚文存在的讹误。同时,又发现了不少可用于辑补相关总集或别集的诗文。总的来看,本文通过对《大典》本江苏古代方志及其佚文的系统研究考释,逐步掌握了一些研究历史文献的门径和方法,可为以后的学术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

邹贺^[7]（2010）在《宋朝经筵制度研究》文中提出经筵制度是中国古代皇帝的教育制度,其正式制度化,是在北宋宋仁宗在位时期完成。在这之前,经筵制度的渊源发展有三条线索：第一是先秦的保傅制、第二是东汉侍讲制、第三是南北朝的执经制。先秦的保傅制,负责天子的教育、道德、健康,乃至与天子分享最高统治权威。随着君主集权加强,独裁的皇帝制度不可能容许保傅制的存在。到东汉,采取临时召唤学者讲授知识的形式,即侍讲制,执行原来保傅制的教育职能。不过侍讲制之下,讲授者面临身份的问题,特别是不能体现尊师重道的传统儒家道德规范。执经制是种治标的手段,通过在公开场合与皇帝、太子的亲近,树立师德权威。皇帝作为国家最高权威,在行动、言语、施政、思想诸方面,又的确需要有足够的学术修养支撑。所以唐代通过翰林学士院,这一典型的清显贵华所在,从中挑选、任命皇帝的辅导者。所以说,北宋的经筵制度,实际上是对以上诸般旨在取代先秦保傅制的措施的综合。针对以往经筵制度,尤其是宋朝经筵制度研究的欠缺之处,如经筵一词最早出现于唐诗、宋朝经筵官应该是七种、经筵官选任存在一些特例等等,一一通过史料考证,得出新见。同时,以宋宁宗朝经筵史实为例,考出宋宁宗朝经筵官,大致展示宋宁宗时期经筵制度运行的概况,反映宋朝经筵制度运行的一个侧面。宋朝能够确立经筵制度,并始终发挥效力,在深层次的意义上,反映了宋朝重视制度建设的时代精神,又与宋朝的崇文抑武治国思想、尊崇祖宗之法的政治环境有关。宋朝经筵制度是一个成功的制度建设案例,影响到金、元、明、清乃至朝鲜半岛、越南等朝代、地区都加以继承或借鉴。从经筵制度的设计来看,经筵制协调了皇帝与大臣在学术角色、政治角色上的悖论,造就了独有的“不是老师”观；从经筵制度的实践来看,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昏君、暴君出现的几率。宋朝士大夫政治的最高理想,是达成儒家的“王道”社会,而宋朝经筵的终极目标,则是“致君尧舜”,也就是君德的养成。

郭辉^[8]（2007）在《《宋史·艺文志》着录部分北宋小说集解》文中提出文言小说研究真正具备科学的学术品格，成为一个比较重要的研究方向，还是20世纪初由郑振铎、鲁迅等人所开拓出来的。然而，在以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文言小说研究发展缓慢。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种情况有了很大改观，涌现出大量优秀的论文、专着。不过，有关研究多集中在思想内容、艺术特点、小说理论、小说发展概况等方面，纯文献的收集、整理、研究并不充分。而文献收集整理是小说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并能为小说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提供便利。北宋是文言小说进一步发展，白话小说崭露头角的时期。而北宋文言小说却是当代学者关注相对较少的一个领域。《宋史·艺文志》着录小说共359部，其中可确定为北宋小说的有120余部。本文选取其中66部作品，将散见于历代文献典籍中有关这66部作品的作者、版本、评论等文字全部收集在一起，并用按语加以归束，使之成为比较完整的小说文献资料集解。全文不分章节，而以作品为单元。每部作品包括两个组成部分：第一部分是按时间顺序对所收集的相关文献资料进行整理编排，以提供研究者进一步研究的详细资料，尽可能完整、准确、全面；第二部分以按语形式对作者生平事迹、作品主要内容、版本流传情况等作一综合性评述，以表达笔者在文献基础上对本部作品的基本认识，尽量简明扼要。

赵醒^[9]（2006）在《中原文化研究论着叙录1949～2005》文中提出中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举国关注文化研究的当今，尽占地利人和优势的中原之于中原文化研究有着无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 对中原文化进行研究的论着在建国以后出版、刊行了许多，狭义文化所包含的文、史、哲、民间文化和文化专题类论着在已过去的五十余年中体现出了不同的特点。笔者主要以《全国总书目》、《中国文学专史书目提要》、《河南人民出版社图书总目录》和其他相关书目类文献为资料来源。共对302部1949～2005年间出版的中原文化研究论着进行研究和叙录。另有330部笔者仅收集到部分信息而未能亲见的论着，收入存录部分。 对中原文化进行研究的论着有着不同形式与内容，这也决定了它们不同的着述风格与目的。既有单册专着和多册丛书，也有工具书和非正式出版物，这些论着在不同时代的不同出版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原文化的不同侧面在不同时代受到关注情况的变化。同时，这些论着内容的侧重点也不尽相同，记录性的论着较研究型的论着为多，褒扬性的文字较批判性的文字为多。不同的内容决定了不同的风格和水准，除了相对严肃、价值极高的学术着述，也有相对浅易、普及知识的随笔之作。此外，不同的论着也有着不同的着述目的，既有出于学术追求、研究兴趣者，也有旨在普及知识、促进发展者。 已收录的中原文化研究论着及相关信息也体现出了中原文化研究中的一些不足。从内容上看，各类相关研究论着中都或多或少的出现了一些“地域本位主义”倾向，强调本地域特色，而对与全体的联系重视不够；强调本地域优势，而对其他地域尊重不够；强调本地域目的，而对其他地域关怀不够；强调本地域“贡献”，而对文化创造的共同性认识不够。从风格上看，以功利实用为目的的论着多轻躁急切、主观人为、好大喜功、浮光掠影，但真正的学术研究要求的是沉静笃实、科学客观、点滴积渐、深入深刻；前者的大量出现与中原文化的研究并无更大积极意义，后者得不到充分关照反而会使中原文化的科学研究进程缓慢。

高明和^[10]（2004）在《忆禧元法师二三事》文中认为

二、忆禧元法师二三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忆禧元法师二三事（论文提纲范文）

（1）南宋禅僧北涧居简及其诗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北宋陕虢杨氏家族的播迁与生存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4）两宋年号述论（论文提纲范文）

（5）渔业相关传统生态智慧与水域生态养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永乐大典》本江苏佚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宋朝经筵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宋史·艺文志》着录部分北宋小说集解（论文提纲范文）

（9）中原文化研究论着叙录1949～2005（论文提纲范文）

四、忆禧元法师二三事（论文参考文献）

• [1]南宋禅僧北涧居简及其诗歌研究[D]. 宋肖利. 陕西师范大学, 2018(01)
• [2]北宋陕虢杨氏家族的播迁与生存发展[D]. 谢婧. 上海师范大学, 2016(08)
• [3]论中国书籍雕版印刷技术産生的社会原因及其时间[J]. 辛德勇. 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 2014(00)
• [4]两宋年号述论[D]. 诸寅啸. 上海师范大学, 2012(02)
• [5]渔业相关传统生态智慧与水域生态养护研究[D]. 李茂林.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海洋研究所）, 2011(08)
• [6]《永乐大典》本江苏佚志研究[D]. 崔伟. 安徽大学, 2010(10)
• [7]宋朝经筵制度研究[D]. 邹贺. 陕西师范大学, 2010(11)
• [8]《宋史·艺文志》着录部分北宋小说集解[D]. 郭辉. 华中师范大学, 2007(04)
• [9]中原文化研究论着叙录1949～2005[D]. 赵醒. 郑州大学, 2006(12)
• [10]忆禧元法师二三事[J]. 高明和. 五台山研究, 200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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