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家是平民

一、思想家大都是平民（论文文献综述）

严存生^[1]（2021）在《对近现代西方“民主”的批判性思考》文中研究说明长期以来,西方的"民主"被人们视为榜样,但近些年来却引起了人们的质疑,因为它显露出许多弊端,如在其国内导致分裂和混乱,在国际上也留下干涉别国内政的恶名。本文就是想以批判的态度来思考,以使大家对之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从对它的盲目崇拜中解放出来。从而以客观和科学的态度思考"民主"问题,并正确地构建我国的民主法治国家。首先比较系统、简要地介绍西方国家近现代"民主"的主要观念和现实,然后揭露了其理论中深层次存在的许多缺陷。如在其人性论基础上,是以人的个性、自然性而不是以社会性、道义性作为思考的出发点,因而把人的本质归结为"自由",把人的本性说成是"恶"的,并以此思考国家权力的源泉、性质和运行规律,得出执政者均为动物、"无赖",因而其执政活动,包括"民主"活动,均遵循的是"丛林法则"的错误结论。他们不懂得人除了具有自然性外,更具有社会性和道义性,而国家正是基于这一属性为了克服人的自然性缺陷而创造的一种社会机制、"民主"是国家运行中一种比较理想的原则和模式。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其民主理论的出发点错了,其"民主"的现实能不走向歧途!

于欣^[2]（2019）在《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先秦儒家德育思想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促成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确立,而且具有超越时空的永恒魅力和重要价值。挖掘、阐发和传承先秦儒家德育思想,既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大学术命题。系统梳理和探究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全面而深入地呈显其理论体系,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当代价值及其实现路径,这对于推进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道德文化建设和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创新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由宗法分封的奴隶制社会转向封建君主专制社会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变革是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形成的深刻经济背景,生产方式大变革所必然引发的社会结构急剧变动、社会各阶级阶层间的矛盾斗争激化加剧是其政治背景,思想文化领域内新旧理念碰撞交织、百家异说的文化繁荣是其文化背景。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及其学派的形成发展和重要地位为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形成提供了主观方面的必要条件。西周“以教祗德”的“尚德”理念、官师合一的礼乐教化模式,奠定了集道德教育与政治教育于一体的古代德育思想体系的基调和轮廓,为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直接而重要的理论来源。先秦儒家的人性论构成了先秦儒家德育活动的主要理论基础。为了重振西周时期礼乐文明和教化传统的生机活力,先秦儒家不断内求“礼乐之原”,由礼而仁,由仁而性,由此开启了对“欲”、“群”、“心”等人性问题的探究与阐发。人之“欲”是德育之所以必要的重要依据之一,“欲”及其满足具有天然合理性,礼义道德及其教化则是满足人欲之必需。人之“群”是德育之所以必要的另一重要依据,人之生不能无群,礼乐教化是“群居和一”所必需。人之“心”是德育之所以可能的内在根基,主宰性的意志之心、情感性的德性之心、理性的认知之心分别为人之受教修德提供了主体性依据、内在情感根基和内在理性根基。先秦儒家的人性论体现了立足于人本身为德育活动提供有力支撑的理论自觉。关于德育活动的目的,先秦儒家秉持治国安民与“为己”“成人”互为目的手段、社会性目的和个体性目的互渗统一的基本精神,一方面主张以教求治求安,力求通过德教达成治国安民、维护差序和谐理想秩序的社会性目的;另一方面主张教以“成人”,力求通过德教修身来美身化性、成就君子圣人的德性理想人格,达成提升人性、发展完善人本身的个体性目的。从德育内容上看,先秦儒家所主张的德育是道德教育、政治教育和思想教育的高度融合与统一。仁、义、礼、孝、悌、忠、信、知、勇等道德规范是其道德观教育的主要内容。明分正名的社会等级观念和为政以德的治国之道是其政治观教育的主要内容。仁义为上、安仁乐义的人生价值观是其思想教育的主要内容。先秦儒家德育的基本方法可以概括为作为受教者自教方法的自我修身之道和作为教育者施教方法的社会教化之道。自我修身之道侧重于受教者对自身之“志”、“学”、“思”、“行”等能动性的主动发挥,包括“志于仁”、“学以致道”、“思以致圣”、“躬行践履”。社会教化之道侧重于教育者对受教者之主体意识自觉的激发和引导,包括注重运用“愤启悱发”、“举一反三”、“以问为教”等方法的对话式思想宣讲,强调教育者以身体道、自反修己的身教示范,把良好环境的选择培育作为促进人性完善之重要着手处的环境熏陶,引导受教者在“礼”的践履和切己的日常生活中激发其情、悟得其理的生活体验,强调教化以情感为起点和根基的因情设教。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和难以避免的历史局限性。一方面,先秦儒家高扬了主体性德育理念,凸显了情感德育特色,形成了生活化德育模式,构筑了中华民族道德文化传统的基石,为中华道德文明和古往今来的德育活动贡献了具有“永久魅力”的优秀“基因”;另一方面,因其得以形成的特定历史背景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变迁,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具有人性论理论基础的抽象性、对主体性根源的误读、对庶民地位作用的贬低、对等级观念和秩序的严守等思想局限性。辩证分析和客观评价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历史贡献与局限,是深入探讨其当代价值及实现的首要前提。综而观之,作为中国古代德育思想之典型代表,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在很多地方都深蕴着“儿童的天真”,彰显着具有“永久魅力”的鲜明特色和优秀“基因”,具有超越时空的当代价值。具体到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先秦儒家的主体性德育理念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论研究相契合,为深化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论研究提供了重要启示,即教育者主体性的首要着力点是激发受教者的主体意识自觉,教育者必须密切结合受教者积极的“前理解”给予切己的启发和引导。先秦儒家以“仁”为核心的德育内容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主义道德观教育具有相契合性,为涵养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提供了宝贵资源,主要体现为“仁”、“礼”对于社会公德教育的涵养作用,“信”和“为政以德”对于职业道德和政治品德教育的涵养作用,以“孝”为核心的家庭伦理对于家庭美德教育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孝德观、推进家庭和睦与社会和谐的涵养作用。先秦儒家的德育方法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具有高度的相契合性,能够在原则方法、具体实施方法等方面提供诸多有益借鉴,可以以其和谐守礼的师生关系为借鉴,确立“序差互动”的基本原则;以“对话式”思想宣讲为借鉴,推进“对话式”思想政治教育;以因情设教和生活体验为借鉴,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的情感教育和生活化。要想实现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当代价值,必须立足于现时代的新发展、新实践,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基本方针的指引下,抓住三个基本环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立场,传承弘扬先秦儒家德育的优秀传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对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合理因素进行科学的加工改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科学分析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优秀“基因”;以实践为导向,实践是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和价值实现的动力与源泉,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当代价值实现必须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为宏观实践导向,以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创新为微观实践导向;坚持综合创新,“不忘本来、吸收外来”,既要批判地继承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精华,又要广泛学习、借鉴西方有益的德育文化,将中西优秀的德育思想资源融通于当代中国的道德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改革创新。

吴永萍^[3]（2019）在《清代女性诗话研究》文中指出清代“闺秀诗话”大量涌现,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清代女性创作的诗话。清代女性所作诗话的价值迥异于男性创作的“闺秀诗话”,是清代诗话创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多方查考,目前见藏的清代女性诗话约十五种,分别为熊琏《澹仙诗话》,王琼《爱兰名媛诗话》,王乃德《竹净轩诗话》,王乃容《浣桐阁诗话》,沈善宝《名媛诗话》,施淑仪《清代闺阁诗人征略》,陈芸、陈荭《小黛轩论诗诗》,张倩《名媛诗话》,汪端《自然好学斋诗话》,王兰修、辛丝《国朝诗品题词》,萧道管《然脂新话》,杨全荫《绾春楼诗话》,雪平《红梅花馆诗话》,苏慕亚《妇人诗话》,胡旡闷《凝香楼奁艳丛话》等。在以上见藏的十五种诗话中,后八种诗话目前学界鲜少论及,仅见于《清诗话考略》《清诗话考》等诗话目录着作。这些诗话或列于见存书目,尚无人问津;或列入待访书目,较难查考。这些最新查考、获得的清代女性诗话着述,对于女性诗话的研究有重要的意义,具有较高的文学、文献价值。本文以见藏的十五种清代女性诗话为主要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共分为六章:第一章,概述十五种见藏清代女性诗话作者的生平、着述,论析诗话的版本和体例特点。第二章,从诗话作者的主观表述、诗话资料的搜辑方式和诗话中诗人事略的撰写等方面,探讨清代女性诗话的存史意识与价值。第三章,梳理清代女性诗话呈现的诗人地域分布与文学交游特征。第四章,梳理清代女性诗话呈现出的文学女性社会阶层、知识结构、婚姻理想、闺塾师现象等问题,阐发清代女性诗话文献在文学史研究中的价值。第五章,论析清代女性诗话中呈现出的文学女性对个体生命价值的思考、清代女性“清”“真”“秀”“婉”的风格取向及“闺阁别调”,以期展现清代女性诗话的理论特征。第六章,比较清代女性诗话与男性闺秀诗话的差异,以《澹仙诗话》《国朝诗品》等为例,分析女性诗话对清代诗歌理论批评的皈依与补充,以及对男性诗文活动的存录与评述,在异同比较中进一步探究清代女性诗话的理论价值。通过以上六章的研究,本文认为清代女性诗话存录的诗人诗作与诗事,较客观地反映了文学女性的生活状况,具有史学和文学的价值。清代女性诗话对女性生命价值和女性诗歌的审美特征,在理论上有自觉的思考和体认,是清代男性诗歌批评理论的有益补充。

张梦婉^[4]（2016）在《近代中国权利文化的精神特质》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古今中外,不同空间地域之间文化不可避免地发生彼此接触和交流、碰撞和冲突、汇集和融合等相互影响,并且引发各自原有文化产生“异化”、“同化”、“转化”等相应变动,进而使得各自固有文化“演化”、“幻化”、“变化”成为新型的文化样态、别样的文化格局。这种文化现象可谓是人类社会司空见惯的普遍规律,可以将其称之为文化的“化境”意蕴,古今中外不同空间地域文化的“化境”意蕴可谓十分鲜明、颇为突出。如果我们把关注的时空背景及其主要题域确定为现代世界及其现代化过程,将聚焦的关切对象及其核心问题锁定到现代世界中的中国及其现代化进程,那么,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就是历经了一个从“西化”到“化西”的演进过程。中国的现代化道路、进程、经验、模式虽然受到域外他者尤其是现代西方的重要影响,但是当现代化的域外经验和西方理论遭遇独特的中国语境和中国场域时,却也必然不可避免地经历了明显的中国变异和转化,这使得现代化的中国气质和风格鲜明突出。法制现代化作为百年以来中国现代化宏大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关键预设任务,同样经历了从急躁、激烈、盲目“西方化”到冷静、理性、自觉“本土化”的发展过程。权利文化作为法治文化的核心要素和关键特征,它们在中国的萌芽、生长、推进和发展同样源自现代域外的深刻影响,源自域外的权利文化在中国走向法治化、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中,同样发生了中国化、本土化的变动调适、转换异化与再造重塑。当域外他者的权利文化遭遇中国特定的历史环境时,两者相遇导致的结果,既不完全是域外权利文化在中国的复印版本和移植样态,中华大地上的政法格局也已不再是历史传统的自我复制和不断轮回;而是既在中国的政法机体上留下了域外权利文化的深刻印迹,也相应诞生了具有明显中国特质的近代中国权利文化。近代中国权利文化的萌生、培育和发展是中国走向和实现法治现代化的核心要义和关键任务,权利文化的整体格局决定了法治中国的本质样态。近代中国权利文化的发展进程从清末译介“权利”概念至新中国成立,历经了近一百年的时间,如何梳理和总结这段历史时期权利文化在中国的萌发和生长、勃兴和盛放、扭曲和黯淡、挫折和困顿,如何提炼和概括权利文化的中国特性,描绘和勾勒近代中国权利文化的大体样态和整体形貌,如何解释和说明权利文化中国化的过程机理和主要成因,如何看待和评价近代中国权利文化的既有形态和既定特质,如何吸收和借鉴这段历史时期权利文化的经验成就和问题教训,进而以此作为历史基础和智识资源构想和重塑中国权利文化的未来走向和发展出路,成为我们思考和推进中国法治现代化,必须要直面和回答的基本理论课题和重要实践问题。近代中国“权利”等语词、概念在中国翻译引介、不断选择、反复酝酿、逐渐传播、来回曲折的观念认识与话语实践过程,是近代中国权利文化的最初孕育,对于“权利”及相关概念在近代中国语境下生成过程、演变路径及其初步定型的梳理和辨证成为近代中国权利文化探究的起始原点。近代中国的权利概念自其创生伊始,既受到现代西方权利文化的深刻影响,又带有深刻的中国传统印迹和突出的时代转型色彩,因此被赋予了诸多语境化属性和倾向性内涵,形成了权利概念混杂化、权利概念实证化与权利概念公共化、权力化等明显中国特质,这也相当程度上预示和奠定了近代中国权利文化的演进轨迹和发展基调。近代中国权利文化的生长、发育离不开权利思想和观念、权利理论和学说的滋养、培育,掌握这些权利精神工具的精英人士既是现代西方权利思想的传播者,也是中国权利制度的献言建制者,还是普罗大众权利意识的启蒙者,他们是近代中国权利文化的助产士,这也相应使得近代中国权利文化呈现突出的精英主义特质。但是在助力推动近代中国权利文化迅速生长、大力发展的同时,这些权利文化的助产士存在作为权利思想传播者的不足,陷入作为权利制度献言建制者的误区,走向作为权利意识启蒙者的悖反。当代中国权利文化的发展既要继承这份厚重的精神遗产,也要对其精英主义的基本立场实行相应的改造,未来中国权利文化的酝酿积淀需要坚持中国立场、生活立场和平民立场。现代国家深刻型塑了近代中国的权利文化,使其呈现出明显的国家主义特质,具体表现为权利来源于国家、权利服务于国家以及权利受制于国家三个方面。近代中国面临的救亡图强以保国保种的生存性政治任务,是导致权利文化呈现国家主义取向的核心原因。这种权利文化的国家主义特质导致了权利推行的名实不符与权利实行的工具主义等问题。近代中国国家主义的权利文化简单偏颇地看待和处理了国权与民权的关系,国权与民权既相互紧张冲突、又彼此助益推进的悖反关系,需要我们复杂辩证地予以看待和调处,未来中国权利文化的发展应当注重国权与民权的相互平衡和彼此共进。不同于现代西方社会以个人作为权利之核心主体及其根本依归的主流观念,近代中国的权利文化呈现出独特、明显的群体化倾向,这表现在权利主体的群体化与权利价值的群体化两个方面。这种权利文化群体化倾向的形成主要是因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文化的重大影响、特定时空政治社会形势的深刻型塑以及外来相关权利思想的相关作用。权利文化的群体化倾向使得近代中国的个体权利萎缩化、权利主体差等化,这限缩了以个人为中心主体和根本归结的个体化权利观念和实践在中国的生成、推进和发展。未来中国权利文化的发展应当注重个体权利的推进和保障,进而矫治中国群体化倾向的权利文化,塑造个体权利与群体权利更为协调融合的新型权利文化传统。法治中国的建设需要法治文化的建构和培育,权利作为现代法治的核心要义及其根本精神,权利文化的培育对于法治中国的建设和实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未来中国权利文化的培育和发展既需要批判和反思近代中国权利文化发展的诸多误区及其缺陷,更加需要在认真梳理和总结的基础上,继承近代中国权利文化的深厚历史传统及其宝贵经验资源。未来中国权利文化的发展需要坚守其中国立场、生活立场和平民立场,需要复杂辩证地处理国权与民权的相辅相成关系,需要协调平衡群体权利与个体权利之间的关系,以此平衡共进、协调融合的权利文化,为法治中国的建设和实现奠定良好的精神基石。

汪树东^[5]（2016）在《“学衡派”的反现代性文化选择》文中提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浪潮中,"学衡派"是以文化保守主义身份,与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激进主义、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鼎足而立的,共同构成"五四"众声喧哗的文化景观。相对于前两者,"学衡派"确立了典型的反现代性文化选择立场。他们严厉地批判现代性的进化论、进步观念、功利主义、个人主义、主体自由和民主取向等,执着地固守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性的浪潮中通过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来表达自我的文化认同。这种文选无疑有利于中国社会的稳定和延续,有利于中国人的文化自觉,但也存在理论倡导和现实需要之间脱节的局限,也很容易蜕变为文化民族主义、文化专制主义,并在现代化浪潮中再次走向文化的自我封闭。

赵永建^[6]（2015）在《希腊思想家论僭主政治》文中研究指明在希腊古典政治哲学关于政体的分类中,僭主政体是其中之一,与君主政体相对立,并且被认为是最恶的政体,而僭主则是最不幸和最不正义之人。对僭主和僭主政体的这一认识并不是希腊人生来就有的,而是数代希腊人的思想结晶。在希腊历史上,古风时期的僭主政治曾经起到过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在多种因素的推动下,僭主政治促使贵族政治向公民政治进行转变。但是这并不能取消僭主或僭主政治的本质。僭主政治的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僭主通过不合法的方式取得城邦的政治权力,这也是希腊思想家们反对僭主政治的原因之一,但是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僭主”一词最早出现在希腊古风时代抒情诗人的诗中,但是在那时并不具有任何感情色彩,而是对僭主的一种客观描述,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僭主一词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希腊思想家的作品中,包括梭伦的诗歌,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德斯三大悲剧家的悲剧,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历史,柏拉图、色诺芬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着作。这些人都对僭主或僭主政治进行了分析,并且都一致反对僭主和僭主政治。他们对于僭主政治的态度对后世影响甚大,中世纪自不必说,即使是近代赞成君主政体的人也不得不面对僭主政体这一问题。

魏娜^[7]（2014）在《中国传统服装襟边缘饰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综观中国服饰演变的历史兴衰，传统服饰始终保持着二维的平面造型，并以服饰缘边、服装纹饰、服装材质的变化为装饰手法形成不同的服饰风格。以服饰为中心追求美的过程中，一般来说都在尝试着保留和传递传统文化中的精华。诠释了社会思想内涵，寄寓于服饰的审美、民俗、艺术等民间文化情趣。工艺及装饰之中，缘饰也不例外。襟边缘饰是中国传统服装常见的装饰形式，具有典型的传统技艺与装饰艺术符号特征。自古以来服装都有缘边装饰，只有粗贱之服无缘。缘饰在服装上的使用的范围很广，领及领围、门襟、袖端、衣摆开衩处、裙边、裤边等服装部位都需要运用。本文以服饰缘边的装饰为研究对象，采用考古、文献与实物考证、田野考查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分析了传统服饰中缘边装饰的概况。对传统服饰服饰的襟缘边饰进行系统的梳理与归纳，并结合江南大学民间服饰传习馆等收藏机构的实物做数据统计，研究缘饰的特征、材质种类、并从色彩、纹饰、工艺技术等角度加以分析、比较、归纳，并尝试复原其中的部分代表性工艺。最后从文化人类学角度尝试结合社会文化背景从文化、阶级、造物思想、审美等因素来探讨其存在的价值与意义。不仅仅是历史层次的回顾和挖掘，更希望从实物及资料中，重构当时人们对于衣的认知，窥见更多被隐藏在社会中的价值与文化符。本研究将文献研究、实物研究与田野考查同时进行，第一阶段为文献收集及田野考查来建立基本的研究资料，整理服饰缘边装饰的历史渊源。首先对传统服饰方面国内外相关文献做一回顾探讨，整理以往研究学者的论点及其所涉及的范畴；以确定本研究的目标与价值，做为理论基础架构的建立，进而探究研究主题的内容。初步理清服饰缘边装饰的概况。第二阶段为实物服饰及收集图片的归纳分析，通过实物研究对其色彩、工艺、材质、图案、造型作分析，探讨纹样的寓意，了解其寓意与风格。第三阶段从文化层面切入，从传统造物思想方面来探讨服装缘饰的阶级属性及文化思想等。中国传统襟边缘饰伴随着传统服饰的产生而出现，随着历史的演变而变迁，在早期以实用性为主，随着社会进步、工艺技术的发展，以装饰性为主并且在清代达到装饰的顶峰，一直持续到民国期间逐渐减少甚至消失，在现代，缘饰的部分工艺在旗袍中有所保留。中国传统服装的缘饰在集技法、配色、纹样、传统审美形态及情感于一体，具有历史、社会及艺术价值。无论在工艺还是在装饰上都值得现代服装设计借鉴。

许衍琛^[8]（2014）在《近代中国大学社会服务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社会的变迁,大学在社会发展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近代中国大学社会服务进行探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本研究在埃德加·莫兰复杂性理论的指导下,综合运用文献法、历史法、个案法等多种研究方法,将近代大学社会服务置于近代中国社会复杂背景下进行深入探讨,解析其产生的思想渊源、学术基础以及发展的历程、特点、成效与问题。基于近代中国大学校长这一群体,具体考察了近代中国大学社会服务思想。在充分利用现有史料的基础上,再现近代中国大学社会服务的丰富内容与形式。通过对近代大学社会教育、农业科技推广和移风易俗实践活动的考察,阐明近代中国大学社会服务的运行机理。在此基础上,对近代中国大学社会服务活动做出客观公允的评价,指出其对当今我国大学社会服务的借鉴意义。近代中国大学社会服务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经世致用思想、实用主义思想以及实业救国思想为近代中国大学社会服务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养料；现代知识体系的构建、专业知识分子的形成和我国近代大学制度的建立为近代中国大学社会服务提供了学术基础。在研究时段内,近代中国大学社会服务历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肇始阶段（1895-1912）、兴起阶段（1912-1921）和发展阶段（1921-1949）。近代中国大学社会服务在不同阶段呈现不同的特点。近代中国大学校长对于近代中国大学社会服务的产生功不可没,这一群体展现了丰富的社会服务办学思想。在校长们眼中,近代中国社会问题重重,表现在主权沦丧、科学不昌以及腐败成风等方面。大学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不畅严重影响和制约大学在近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校长们对于此种不畅的关系进行揭露与批评。从现实国情出发,近代中国大学校长致力于造就领袖人才以转移国运、改良风气；激发学生爱国意识,担当救国责任；开展社会调查,提倡“知中国、服务中国”并且注重培养学生社会服务的能力。近代中国大学社会服务实践的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近代中国大学是社会教育的重要承担者,开展了丰富多样的社会教育实践活动。暑期学校是近代中国大学社会教育的重要形式；近代中国大学是农业科技推广的主力军。通过采取多种方式,近代中国大学为农村输入了科技血液,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近代农村危机。举办农业实验基地是近代中国大学农业科技推广的重要形式；近代中国大学是移风易俗的先驱,为近代中国女性解放、新式文体休闲生活方式的提倡和公共卫生的改良做出了重要贡献。近代中国大学克服重重困难进行的社会服务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通过社会服务,学生的能力得到历练；大学获得了更大的生存空间；大学社会服务所彰显的服务和奉献精神成为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重要精神支持；大学社会服务也有助于一些具体社会问题的解决。但是,受到种种因素的限制,近代中国大学社会服务成效有限而且存在许多问题。然而,重温近代中国大学社会服务的历史,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为克服当今中国大学社会服务中存在的问题提供了重要借鉴。

张凯^[9]（2014）在《西方权力制衡思想的历史演进》文中提出权力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是人类政治生活永恒的主题。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中，对权力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古代社会，古代希腊罗马奴隶制社会、中世纪封建社会和近代以来的资本主义社会，众多的政治思想家对权力问题展开了研究和论述。如果说早期思想家更关注政治哲学、伦理、道德等问题，那么从马基雅维利将道德与政治分开，提出了“权力政治观”开始，权力问题就成为政治学及政治思想史中最重要的课题，对权力的关注是政治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政治学相关问题中，几乎所有的问题都与权力相关，例如国家权力、政治权力、政府、政党、政治参与等等；在政治思想史方面更是如此，自然法、社会契约论、有限政府、自由主义、宪政等等。与此同时，权力的“双刃剑”作用也让人记忆深刻，因此如何有效的制衡权力，探寻权力的理想运行模式也成为思想家们关注的问题。本文研究的中心问题就是为什么要制衡权力，其逻辑基础是什么；不同时代的思想家进行了哪些探索和制度设计，他们是怎么将理论变为现实的，以及权力制衡模式在各个时期形成的历史必然性。本文研究的线索有四条：1.以历史时期为主要线索：权力制衡思想经历了古代萌芽时期，近现代形成、完善和拓展时期。分别是古代混合制衡思想，近代分权思想，和现代社会制衡思想。2.权力制衡思想的价值理念演变线索。从古代单纯的混合政体思想到“制衡”这一价值理念的引入，形成混合制衡思想；随着近代资产阶级统治在英国的最早确立，自由主义兴起，近代自由主义思想家提出分权思想。最后，由美国早期的政治思想家的吸收、运用，提出了“双重分立”理论，随后在美国形成了最早的、也是最具代表的三权分立政体。3.权力制衡从“内”到“外”的线索，从政体内部的制衡走向社会对权力的制衡，更加立体化。4.作为权力制衡重要方式的分权制衡，经历了从阶级分权——机构分权——职能分权的发展线索。本文由导论、正文、结束语三部分组成。导论主要介绍论文选题的背景和意义，介绍论文的基本思路，对国内外研究现状的总结及研究方法、创新不足等。正文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对主要的概念进行了确定，分析权力制衡思想的理论渊源。首先，界定权力、权力制约、权力制衡、分权制衡、混合政体的概念，指出联系与区别。明确文章中心是注重研究使权力达到“平衡”的相关历史和制度设计。其次，研究制衡思想的理论渊源，将思想家们控制权力的初衷、所处时代的现实情况和各自的理论设想联结起来，明确西方社会形成权力制衡价值和相关制度的历史必然性。第二部分主要论述古代混合制衡思想的形成过程。混合制衡是近代分权制衡思想的前身，混合制衡起源于对混合政体的吸收和改造。混合政体最早诞生于城邦政治中，由柏拉图提出，经亚里士多德改造成“双重混合平衡”的成熟混合政体思想。最后，混合制衡思想的集大成者波利比阿对其创造性的改造，不仅将机构分权引入混合政体，更添加了明确的“制衡”价值理念，分权制衡思想至此形成。第三部分：主要内容为近现代权力制衡思想的形成及拓展。近代权力制衡思想经历了分权思想—三权分立思想—美国的立体分权的权力制衡思想—政治体制之外的社会制衡，这四个历史阶段。首先，洛克解决了从古代混合政体理论到近代分权思想转化的困难：第一、国家所有权与治理权的分离；第二、特定机构行使特定职能，职能分权出现。后来，孟德斯鸠克服了洛克没有对司法权设计的缺陷，彻底完成了现代分权思想的设计，三权分立由此产生。美国早期的开国元勋将分权思想用于实践，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三权分立的政府。这一时期分权思想发展主要有“双重分权”思想的提出，各位思想家提出了具体的制约权力的思想和制度设计。1.权力制衡不只是在政府内部传统的三权分立，还包括政党间的分权制衡、中央和地方的制衡、参议院和众议院的分权制衡，整个政治体制结构中都充满了制衡（check and balance）。2.人民制约国家权力的观点，杰弗逊提出“人民对于他们的政府机关的控制，是衡量一个政府是否为公共指的标准”。在此，制衡思想不仅体现在三权分立制衡，更为重要的是分权是在“主权在民”和“自由原则”下的分权。3.权力制衡思想发展到新的阶段，即体制之外的制衡，政府之外的广大社会空间对权力的制衡，其代表人物有托克维尔、罗伯特.达尔、卡尔·波普尔。他们的核心观点是，政治体制的分权制衡之外还需要保障个人和社会的独立性，这就需要提供个人抗衡国家的平台和力量。还不足以保证个人和社会不受国家权力侵蚀。因为制度性的力量强调的是政府内部的权力分立与制衡，还不能提供个人抗衡国家所需要的各种平台和力量，而国家一旦拥有机会和能力，还是要跃出自己的权限和范围，吞噬个人和社会。第四部分结语，主要总结了笔者对西方权力制衡思想研究的几点心得和反思。西方权力制衡思想的“制衡”观对中国社会有着进步意义，但是要正确对待权力制衡的模式，根据自身社会条件发展出适合国情的道路，正确对待西方文明成果。

刘利乐^[10]（2013）在《雷蒙·阿隆的战争伦理研究 ——《和平与战争：一种国际关系理论》文本解读》文中研究指明雷蒙·阿隆（Raymond Aron,1905-1983），出生于巴黎犹太裔资产阶级家庭，法国着名的政治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评论家。在法国，阿隆被认为是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雷蒙·阿隆的战争伦理与其在历史哲学上的或然决定论、认识论上的有限理性、政治哲学上的政治理性一脉相承。阿隆战争伦理的核心是审慎。它集中体现的是人类理性的光辉，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对丰富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战争伦理或有裨益。本文除引言和结语外，共分四章。在第一章中，着重介绍阿隆的生活经历和个性特点，重点解读他的主要着作和思想。阿隆的政治哲学深刻影响着其战争理论。阿隆并不赞成历史已被某一规律决定的观点，经济基础也并不是决定性因素。历史存在未知和不确定性。阿隆用一种或然决定论来代替历史决定论。在政治哲学上，阿隆所强调的核心不外乎理性。不能因为部分的善而放弃普遍的善，阿隆强调现实与理想要兼顾。这种思想投映到战争伦理上就是主张限制暴力，不能为了最大的正义而发动或扩大战争。战争不应为了部分的善而行最大的恶。第二章主要是探讨阿隆战争伦理的理论来源。其理论观点主要来源于克劳塞维茨、启蒙思想家、摩根索等的思想。可以看出，阿隆的战争伦理实际上是对现实主义的修正。他的很多观点都与现实主义理论家们保持契合。但是，阿隆把现实拉到了理性的框架内，近似于亚里士多德的“中道”，符合正义原则。所以，阿隆的理论，实质上也是一种理性主义的正义战争理论。第三章阐释雷蒙·阿隆战争伦理的主要内容，先从开战正义、交战正义、战后正义三个方面来分析阿隆的正义思想，再具体分析其核战争伦理思想。最后，评析了阿隆战争伦理的核心——审慎。在第四章，首先，评析阿隆的战争伦理。事实上，阿隆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来看待战争的，因而带有明显的功利倾向。因此，阿隆的战争伦理是一种以“审慎道德”为核心的，理性主义与功利主义结合的正义战争伦理，有其积极的一面，也有其消极的一面。然后，阐述阿隆战争伦理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运用辩证分析的方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有益于丰富和发展我国马克思主义战争伦理，为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提供思想武器。

二、思想家大都是平民（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思想家大都是平民（论文提纲范文）

（1）对近现代西方“民主”的批判性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2）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清代女性诗话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近代中国权利文化的精神特质（论文提纲范文）

（5）“学衡派”的反现代性文化选择（论文提纲范文）

（6）希腊思想家论僭主政治（论文提纲范文）

（7）中国传统服装襟边缘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近代中国大学社会服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西方权力制衡思想的历史演进（论文提纲范文）

（10）雷蒙·阿隆的战争伦理研究 ——《和平与战争：一种国际关系理论》文本解读（论文提纲范文）

四、思想家大都是平民（论文参考文献）

• [1]对近现代西方“民主”的批判性思考[J]. 严存生. 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05)
• [2]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 于欣. 山东大学, 2019(02)
• [3]清代女性诗话研究[D]. 吴永萍. 兰州大学, 2019
• [4]近代中国权利文化的精神特质[D]. 张梦婉. 吉林大学, 2016(03)
• [5]“学衡派”的反现代性文化选择[J]. 汪树东. 北方论丛, 2016(02)
• [6]希腊思想家论僭主政治[D]. 赵永建. 天津师范大学, 2015(08)
• [7]中国传统服装襟边缘饰研究[D]. 魏娜. 苏州大学, 2014(04)
• [8]近代中国大学社会服务研究[D]. 许衍琛. 南开大学, 2014(04)
• [9]西方权力制衡思想的历史演进[D]. 张凯. 河南大学, 2014(03)
• [10]雷蒙·阿隆的战争伦理研究 ——《和平与战争：一种国际关系理论》文本解读[D]. 刘利乐. 南华大学, 201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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