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部地区退耕还林(草)与生态系统功能调控(论文文献综述)
李彬彬[1](2021)在《黄土高原植被恢复过程中土壤碳氮水耦合机制及恢复力研究》文中提出土壤碳氮水是生态系统中最为关键的生源要素之一,决定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作为干旱半干旱黄土高原植被恢复过程中的限制性土壤资源,土壤碳氮水的可利用性是该区生态建设成效的关键。因此,理解植被恢复过程中土壤碳氮水变化动态、耦合关系及恢复力是明确黄土高原生态系统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的重要环节。本研究针对我国干旱半干旱地区生态建设需求及生态学前沿问题,以退耕后恢复生态系统(人工乔木、人工灌木、撂荒草地)为研究对象,通过历史资料收集和野外调查采样,构建了以土壤碳氮水为主的多因子数据库,研究了植被恢复过程中土壤碳氮水演变过程、耦合关系及恢复力,探讨如何实现土壤碳氮水可持续利用与协同发展,并提出基于限制性资源可持续利用的人工植被管理对策,可为黄土高原人工植被可持续经营提供科学依据。取得的主要结论如下:(1)人工植被建设对深层土壤有机碳储量变化影响较大,植被恢复年限是影响剖面土壤固碳的关键因子,在植被恢复过程中,人工乔木林地深层土壤固碳潜力较高。耕地转为人工乔木、人工灌木和撂荒草地后,0-100 cm土层有机碳储量分别增加46.2%,23.9%和27.3%,100-400 cm有机碳储量分别增加19.8%,12.0%和7.9%,约占表层土壤固碳量的42.9%,50.3%和28.8%。人工乔木和人工灌木林地0-200 cm土层的土壤有机碳储量随植被恢复年限增加而增加,而200-400 cm土层土壤有机碳储量则随植被恢复年限先增加后降低,其拐点出现在植被恢复25年时;初始有机碳储量、降雨量、恢复年限、植被类型是影响剖面土壤有机碳储量的重要因素;植被恢复过程中浅层与深层土壤有机碳储量显着相关,0-100cm土层每增加1Mg C ha-1,100-400 cm土层则增加0.45 Mg C ha-1。(2)黄土高原人工植被恢复可增加浅层与深层土壤氮储量,且土壤固氮潜力随植被恢复时间的延长而增加,人工乔木和灌木的土壤固氮潜力高于撂荒草地。在0-200 cm土层内,耕地转为人工乔木、人工灌木和撂荒草地后,土壤氮储量随植被恢复年限的增加而增加,尤其是在植被恢复后期(>30年)氮累积量较高,较坡耕地分别增加55.8%、68.4%和36.6%;土壤氮固存与有机碳含量、土壤水分含量和初始氮储量显着相关,且受不同植被类型、降雨、温度、恢复年限及其交互效应的影响;0-20 cm土壤氮固存每增加1Mg N ha-1,20-200 cm则增加0.33 Mg N ha-1。(3)深层土壤水分亏缺限制了黄土高原人工植被的可持续性,植被类型、恢复年限和降雨量是影响区域尺度深层土壤水分的关键因子。植被恢复方式和林分显着影响0-1000 cm剖面土壤水分含量,其中人工乔木和灌木对土壤水分的负效应强于撂荒草地;与人工刺槐、油松和柠条相比,人工侧柏和沙棘在深层土壤水分维持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人工乔灌土壤水分亏缺程度随恢复年限的增加而加剧,在恢复至20-30年时,土壤水分大幅降低,并在恢复30年后保持稳定;区域尺度上,人工乔木、人工灌木、撂荒草地土壤水分变化速率分别为-0.08~-0.11 g 100g-1 yr-1、-0.05~-0.20 g 100g-1 yr-1和-0.02~-0.07 g100g-1 yr-1;当考虑植被类型与降雨梯度的交互效应时,在降雨量高于480 mm的地区,可以种植人工乔木和人工灌木;在低于480 mm的地区,撂荒草地是最优的恢复方式。(4)人工植被建设导致土壤碳氮耦合关系发生改变,深层土壤碳氮耦合关系对气候变化的响应较浅层土壤更加敏感。在植被恢复过程中,土壤碳氮耦合关系由相对稳定逐渐向不稳定发展,在恢复20年后,土壤碳氮解耦趋势明显,尤其是在深层土壤中。与人工植被相比,长期的自然恢复(地带性顶极森林和顶极草地群落)能够保持浅层和深层土壤碳氮耦合关系的稳定性。此外,人工植被土壤碳氮耦合关系非线性响应于降雨和温度的变化,且土壤碳氮耦合关系对温度变化的敏感性高于降雨变化。与人工乔木和灌木林地相比,撂荒草地土壤碳氮耦合关系对降雨和温度的变化表现出较高的稳定性和适应性。(5)植被恢复方式影响土壤碳水耦合关系,与人工植被相比,撂荒草地在气候变化背景下表现出较强的土壤碳水调控能力。黄土高原人工植被建设导致土壤碳水耦合协调度显着降低,处于失调状态,且显着低于耕地和地带性顶极植被。整体而言,在植被恢复过程中,土壤碳水耦合协调度在恢复的前30年呈持续解耦趋势,以10-20年期间解耦趋势最为明显;降雨和温度显着影响土壤碳水耦合关系,其影响程度随植被类型和土壤深度的变化而变化。撂荒草地土壤碳水耦合关系对降雨和温度变化的敏感性高于人工植被,表现出较强的土壤碳水调控能力。(6)人工植被建设在促进土壤碳氮协同恢复的同时,却导致土壤水分恢复力降低;综合来看,撂荒草地是实现土壤碳氮水同步恢复的较优方式。基于“历史动态本底”和“地带性顶极生态本底”,构建了区域尺度植被恢复过程中土壤碳氮水恢复力评估框架;在黄土高原植被恢复过程中,土壤碳氮呈协同恢复趋势,但与地带性顶极植被相比,人工植被土壤碳氮恢复程度不足50%;土壤水分呈退化趋势,尤其是人工乔木和灌木,而撂荒草地具有较为可持续的水分恢复力。随着植被恢复年限的增加,0-200 cm土壤碳氮恢复力逐渐增加,而土壤水分恢复力逐渐降低。在降雨和温度梯度上,不同植被类型、不同深度土壤碳氮水恢复力变化趋势各异,与人工乔木和撂荒草地相比,人工灌木0-200 cm剖面土壤碳氮水恢复力在气候梯度上呈增加趋势。综合土壤碳氮水恢复力来看,撂荒草地是实现三者同步恢复的较优方式。
宋慈[2](2020)在《基于“两山”理论的水源涵养价值动态优化研究 ——以张家口市为例》文中认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是国家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探究生态功能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以及生态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的机理,实现生态功能区可持续协调发展,对国家绿色发展空间的维护、绿色发展方式的形成和社会福利的提高具有重要推动作用。长期定位于首都水源涵养功能区的张家口市社会经济综合实力较弱,水源涵养目标又对当地产业发展形成了硬性约束。本研究以习近平生态文明建设思想中的“两山”理论为指导,针对水源涵养功能区的水资源保护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分析生态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的机理,构建经济-水源涵养动态优化模型,以张家口市为例,分析水源涵养价值的实现路径并提出政策建议。主要工作和创新性研究成果如下:(1)构建了基于生产方式转变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概念模型,为自然资源的优化利用和有效转化提供框架思路。在多系统整体性框架下,从自然资源的优化利用与有效转化角度阐释“两山”理论的经济学内涵,并从“资源-资产-资本”之间的转化关系入手提出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逻辑框架,阐述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影响因素(即发展偏好、技术进步、土地利用方式、生态补偿)和路径机制(即产业转换机制、金融机制、财政机制、市场机制)。(2)提出并核算了水源涵养价值,通过编制2012年张家口市投入产出表、核算经济-水源涵养生产总值,构建了以经济-水源涵养生产总值最大化为目标的动态优化模型,并以张家口市为例开展了实证分析和模拟实验。实现了用一个目标函数同时反映水资源消耗、水环境损害和水源涵养效益对经济发展的正负向影响,丰富了投入产出优化模型的目标函数设定,也为以往只基于历史数据进行核算的经济-生态生产总值指标的可预测性提供了模型参考。模拟期内,水量保持和水环境控制两个水源涵养的基本功能可以实现。到2035年,张家口市森林和草地总持水量达132万立方米,向北京供应的地表水资源量5.25亿立方米;化学需氧量(COD)和氨氮的处理能力逐年提高,模拟期末COD可实现零排放;水源涵养价值和地区生产总值分别增加4247.3亿元和4155.39亿元,年均增速分别为6.73%和6.79%。(3)基于转化机理,结合模拟结果,分析提出水源涵养价值的实现路径,即增加水资源消耗性利用向非消耗性利用的转化、拓展水资源非消耗性利用方式、财政补贴的合理来源和分配、新兴主导产业的培育和发展等。
庄少豪[3](2020)在《黄土高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对植被恢复的响应关系研究》文中提出自二十一世纪以来我国植被得到全面迅速恢复,1999年退耕还林(还草)宏伟工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有效阻碍了生态环境恶化。黄土高原资源丰富但仍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环境日益恶化,破坏了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本文通过研究黄土高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与植被变化情况,优化生态建设结构以造福人类。本研究基于遥感影像数据、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及统计数据,分析了退耕还林工程在黄土高原地区实施以来植被变化情况,根据实地考察数据及模型参数经验值,采用InVEST模型评估1980~2015年黄土高原的产水量、土壤保持量和固碳量。本文基于ArcGIS分析得到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时空变化情况,通过对不同气候条件、不同侵蚀类型区域、不同植被状况下服务功能的时空变化探究服务功能对植被恢复的响应关系并提出可行性建议。本文的主要研究成果如下:(1)分析了黄土高原1980~2015年的植被恢复状况,通过土地利用变化和该地区NDVI的时空变化规律进行分析,首先通过对黄土高原土地利用变化特征以及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可以看出2000年以前以草地向未利用地和耕地变化较为主要,2000年以后主要以耕地变林地为主,2000~2010年由于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的影响,有大量林地增加,主要来源于耕地与草地,尤其耕地转化面积最大;2010~2015年草地向林地的转化幅度显着增加;2000年以后建筑用地持续扩张。再利用一元线性回归分析了研究期内植被覆盖整体变化趋势以及降水量的变化情况。可以看出NDVI在研究期内小波动中稳步增长,植被有所改善;NDVI变化浮动趋势与降水量具有一致性,可预测黄土高原2018年以后植被覆盖依然还会随降水量变化小幅度稳步增长。通过分析NDVI变异度以及变异等级发现弱变异主要分布在河南、山西中东部以及关中地区,变异面积占29.71%;中等变异主要分布在内蒙、宁夏、甘肃以及陕北地区,变异面积占70.28%;只有陕西榆林和内蒙古西部有小范围的强变异,仅占总面积的0.01%。通过黄土高原不同侵蚀类型区变异系数分析,NDVI中等变异和强变异主要是丘陵沟壑区、风沙区及高塬沟壑区。退耕还林还草实施以来黄土高原NDVI重心整体呈现由西南向东北变化的趋势,变化程度有快有慢。2015~2018年转移距离长达15.78千米,结合变异等级分布情况,2000年以来黄土高原植被重心变化情况呈现向风沙区以及丘陵沟壑区等水土流失较为严重地区移动的趋势,植被恢复效果明显。(2)评估了 1980~2015年黄土高原地区产水服务、土壤保持服务以及固碳服务功能水平及其变化情况,黄土高原各年产水量均呈现东南部远远大于西北部,耕地的产水量最多;其中1990年的平均产水量为五年中的最高,达到122.421mm,从产水量平均值来看整体并没有明显的变化趋势;土壤保持空间分布特征也表现为东南高,西北低的整体趋势;林地、耕地和草地土壤保持量最多。从平均值来看保土量整体呈现增长趋势,尤其是2000以后,林草生态系统土壤保持量表现为较为明显的增长势,其中以林地最为突出。固碳服务功能量以林草生态系统最为主要,林草总面积2000~2010年增加最为明显,而2010~2015年林草总面积虽然减少,但固碳总量却明显增多,主要是由于该年草地向林地转化面积较大。(3)揭示了黄土高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对植被恢复的响应关系并提出可行性建议;对不同侵蚀类型区服务功能水平进行评估,除河谷平原区外,保土量自2000年后均呈明显增长势,高塬沟壑区增加最多,风沙区增幅比例最大,达到113%之多;除河谷平原区外植被覆盖变异度大地区保土和固碳服务水平也提高更多;且河谷平原区作为主要粮食产区可能由于耕作制度以及城市化影响导致保土和固碳水平不高。评估侵蚀分区的1980~2015年土地利用变化,对比发现黄土高原各分区林草总面积决定保土功能水平,林地面积占比决定固碳服务功能水平。基于像元尺度利用皮尔逊相关系数分析产水量和土壤保持量与NDVI的相关关系并进行一元线性回归分析发现黄土高原保水保土服务均随NDVI增加呈显着增加趋势;产水量在NDVI为0.7左右达到峰值,随后不再增长甚至下降,主要由于当植被覆盖达到某一阈值产水量整体呈耗水势;保土量则在NDVI值接近0.8时有增加速率明显加大的趋势;降水量作为气候因素直接影响产水量,通过提高植被覆盖度间接提高保土和固碳功能。人类因素对服务功能影响主要退耕还林还草等生态建设对服务功能的提高作用和人类开采矿产、城市建设等活动对其的削弱作用;应合理搭配耕作、植树造林及城市化关系以达到服务功能效益最大化。本文对为保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效益最大化条件下植被恢复的最优水平及阈值等并没有做细致分析,需对其权衡做进一步研究。
季传泽[4](2020)在《喀斯特石漠化治理林灌草修复与高效特色林产业生态效益监测评价》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当今全球自然资源过度开发利用、生态环境问题趋于严峻的背景下,将林业资源的生态效益与经济、社会效益相统一,结合区域生态恢复和国家扶贫方略发展高效特色林产业,是中国南方喀斯特地区石漠化综合治理的重要途径。根据南方喀斯特生态环境总体结构和喀斯特高原山区实际情况,选取有代表性的毕节撒拉溪喀斯特高原山地潜在-轻度石漠化综合防治混农林业研究区、关岭-贞丰花江喀斯特高原峡谷中-强度石漠化综合治理与生态产业研究区、施秉喀斯特山地峡谷无-潜在石漠化世界自然遗产保护与山地旅游研究区,以地理学、生态学、林学和经济学等多学科理论为指导,结合多目标决策理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理论、地球关键带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等,通过生态定位观测法、调查研究法、实验法、系统统计法和综合分析法等研究方法,针对石漠化治理林业资源生态效益评价指标体系空间尺度适用性的不足,以科学性和专一性为前提选取指标,构建适用于研究区空间尺度的生态效益监测评价指标体系;针对生态效益评价模型客观性的不足,将组合评价法引入喀斯特石漠化治理林灌草修复与林产业生态效益综合评价,建立相应生态效益组合评价模型,在2017-2019年对3个研究区15种林业模式30个样地的持续监测调查和课题组本底调查的基础上,甄选具有代表性的李子(Prunus salicina)、核桃(Juglans regia)、枇杷(Eriobotrya japonica)、金银花(Lonicera japonica)、花椒(Zanthoxylum bungeanum)、刺梨(Ribes burejense)、银杏(Ginkgo biloba)和梨(Pyrus spp)8种林产业模式以及研究区6种林灌草修复模式,对其生态效益进行系统监测,利用所建评价模型对研究区不同林草修复和林产业模式的生态效益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提出优化建议,对评价方法与评价结果的可靠性进行了检验,为石漠化治理林灌草修复和林产业模式发展提供科技参考。(1)按照框架结构指示—候选指标归类—指标筛选—指标体系构建的总体流程,构建了石漠化治理林灌草修复与高效特色林产业相应空间尺度的生态效益监测评价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包括目标层、状态层和指标层3层体系结构,共8类评价指标的15项子指标,将5种土壤养分指标归为土壤肥力综合指数,将乔木层、灌木层和草本层3层生物多样性指数归为群落总体生物多样性指数,并根据该指标体系在3个研究区通过系统监测获取相关数据,加强了指标体系专一化与系统化,为石漠化治理林业资源生态效益评价提供了客观参考。(2)根据多目标决策理论,通过多重统计学检验排除和筛选,依据权重和方法的组合思路选择了层次分析法、变异系数法、综合指数法和功效系数法作为指标赋权法和单一评价法,基于结果的组合建立了石漠化治理林灌草修复与林产业生态效益组合评价模型,通过组合评价法加强了生态效益评价的客观性与科学性,并通过多重一致性检验与兼容度检验,证明该方法具有较高可靠性,其兼容度显着高于单一评价方法(P<0.05),具有较高参考价值。(3)2017-2019年对研究区林业资源示范规模、植被覆盖度和生态系统结构功能的综合监测表明,监测区域林灌草修复与林产业模式示范规模与结构得到持续优化,关岭-贞丰花江研究区增加值为李子>枇杷>次生林>金银花>核桃>用材林>花椒,毕节撒拉溪研究区为核桃>刺梨>次生林>用材林,施秉喀斯特研究区为梨>银杏>次生林>用材林;3个研究区植被覆盖度分别增加4%、7%和2%;研究区土地利用类型的有林地和灌木林地植被覆盖度有所降低(<4%),而园地等得益于林产业发展而有所提升(>5%)。石漠化治理林草修复经早期人为干预后,近年以自然恢复为主,而在人类聚居区附近推广发展生态林产业为主,替代部分原有耕作模式以促进生态结构功能优化。(4)对当前3个研究区9种不同林产业模式与6种不同林灌草修复模式的生态效益进行了综合评价,关岭-贞丰花江研究区组合评价结果为次生林(14)>用材林(11.5)>核桃(5.25)>金银花(4.25)>李子(4.25)>枇杷(2.25)>花椒(2),毕节撒拉溪研究区为次生林(14)>用材林(11.5)>核桃(5.25)>刺梨(3),施秉喀斯特研究区为用材林(13)>次生林(10.25)>银杏(7.75)>梨(7.25)。3个研究区经济林生态效益均值达到同地区次生林与用材林的72.8%,具有较高生态效益的同时兼具经济效益,能够一定程度上兼顾生态恢复与农户生计,但在生物多样性等方面仍需要进一步改善,在传统耕种区域推广林产业,有助于协调人地矛盾,从根本上维持石漠化治理长效推进。
罗万云[5](2019)在《干旱内陆河流域生态资本补偿问题研究 ——以甘肃省石羊河流域为例》文中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到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当前,在干旱内陆河流域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仍然面临着生态资本内涵不清,服务价值核算困难、生态补偿粗放等基础性难题。对于干旱内陆河流域来说,水源涵养服务是生态系统向人类提供的一种可再生的“生态资本”,只要我们谨慎使用,积极保护,生态系统就会持续的向外界供给。但是,由于自然和人文因素导致石羊河流域水源涵养功能萎缩、土地沙化加剧,荒漠植被衰败,生态退化导致了石羊河生态资本供给量下降,“绿水青山”难以实现向“金山银山”转换。本研究以甘肃省石羊河为案例区,将生态系统向人类提供的水源涵养服务视为一种重要的“生态资本”,运用生态经济方法对生态资本补偿问题展开分析。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界定了干旱内陆河流域生态资本概念,从经济学视角对生态资本补偿逻辑做了分析,试图解决生态资本补偿中的如下问题:第一,石羊河的生态资本供给量究竟有多少?其服务价值又是多少?第二,模拟土地利用情景与生态资本供给量变化的关系?明确生态资本补偿的目标。第三,分析土地利用转换过程中补偿价格、转换比例与生态资本补偿标准存在的联系?第四,农户作为生态资本供给者,其受偿意愿额多少?又存在那些因素影响受偿意愿额?基于上述问题,本研究试图对生态资本补偿需要回答的关键问题做有益尝试。分别得到以下结论:第一,通过对石羊河流域正在实施的退耕还林(草)、草地禁牧等土地利用转换工程进行分析,搜集统计资料,结合多次实地调查结果,运用动态博弈分析方法,对现行生态资本补偿进行评价,分析背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政府和农户的博弈行为和机理。结果表明:(1)中央政府制度的生态资本补偿应该考虑地方政府在土地利用转换项目中的工作积极程度和风险规避特征以及生态资本供给量等因素,实现委托双方利益最大化。(2)政府作为生态补偿的“制定者”和“实施者”,在生态补偿设计之初,补偿标准并不能有效弥补农户参与成本和机会成本,农户的生计诉求常常被忽视,造成了较低效的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不足额补偿,消极参与)。政府应该在土地利用转换中选择足额补偿策略,以解决农户消极参与问题,提高土地利用转换面积,实现生态资本供给量的增加。第二,本文运用InVEST模型,经过参数本地化处理,定量分析了2000年和2015年石羊河流域生态资本供给量和空间格局变化。结果表明:(1)石羊河流域生态资本供给能力有所提升,生态资本的单元栅格价值由2000年的67679.61元/年上升到2015年的75541.11元/年,单元栅格价值的空间分布格局由上游向下游逐渐递减趋势。(2)从生态资本供给价值总量来看,石羊河流域由2000年的40.09×108元/年上升到2015年的44.79×108元/年,上游肃南县、天祝县的生态资本供给价值最高,为12.27×108元/年和15.71×108元/年;下游地区是生态资本供给能力的低值区域,主要分布在民勤、金昌等地。(3)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生态资本供给能力各有差异,依次为林地>高覆盖草地>中覆盖草地>低覆盖草地>耕地>水域>建设用地>未利用土地。第三,2000-2015年,石羊河流域土地利用变化主要集中在耕地、林地、草地、未利用土地之间转换。从土地利用转换与生态资本供给量来看,退耕还林对提升生态资本供给量的贡献最高,其次是退耕还草、草地禁牧。结果表明:(1)通过InVEST模拟,石羊河流域将适宜的土地进行“退耕还林”、“退耕还草”、“草地禁牧”转换,生态资本供给量达到59.68×108元/年、56.58×108元/年、48.99×108元/年。(2)本文运用Matlab2017a中全局优化工具箱(Matlab Global Optimization Toolbox),得到“保留耕地”、“退耕还草”、“草地禁牧”、“退耕还林”转换类型的分类条件(T1=11.98、T2=30.11、T3=59.97),确定石羊河流域适宜退耕还草区域为6588.57万亩、适宜草地禁牧区域为2455.33万亩、适宜退耕还林区域为1110.36万亩。第四,通过问卷调查方法获取到生态资本供给者的土地利用转换成本,根据现有退耕还林(草)、草地禁牧等工程执行情况,运用最小数据方法,利用Matlab2017a软件模拟了不同土地利用情景下的生态资本供给量与生态补偿标准的关系。结果表明:(1)现行给予土地利用转换而实施的补偿标准严重偏低,“退耕还林(草)”工程若按照模拟出的情景3(天祝县569.14元/亩,肃南县538.68元/亩,民勤县1490元/亩,1671.44元/亩,永昌县1907.92元,金昌市1380.41元/亩,古浪县651.45元/亩)对农户展开补偿,可以激励大部分农户的耕地转化为林地或者草地,实现“退耕还林(草)”所能达到的生态资本供给量的理想目标(天祝县1.97×108立方米/年、肃南县1.46×108立方米/年、民勤县0.12×108立方米/年、武威市0.39×108立方米/年,永昌县0.41×108立方米/年、金昌市5.37×104立方米/年、古浪县0.51×108立方米/年)。(2)“草地禁牧”工程若能够按照模拟出的情景3(天祝县247.94元/亩、肃南县120.43元/亩)对农户进行补偿,可以实现“草地禁牧”所能达到的生态资本供给量(天祝县0.35×108立方米/年、肃南县0.42×108立方米/年)。(3)现行生态补偿难以弥补地方政府和农户参与土地利用转换的成本支出,若按照情景3执行,石羊河流域生态补偿资金比低于1542083.34万元(天祝县245323.2万元、肃南县205977.53万元、民勤县52761.06万元、武威市425603.06万元、永昌县409192.36万元、金昌市4085.97万元、古浪县199140.16万元)。第五,通过贝叶斯估计可以看出,石羊河流域农户的受偿意愿额是存在明显土地类型差异以及空间差异。结果显示:(1)从土地类型来看,石羊河流域农户的耕地受偿意愿额明显高于草地(耕地828.97元/亩,草地185.51元/亩)。(2)从空间来看,上游天祝县、肃南县的农户受偿意愿额明显低于中下游民勤县、永昌县、金昌市、武威市、古浪县的。(3)运用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和分位数回归分析方法,农户受偿意愿额的影响因素包括农户年龄、受访者教育程度、家庭劳动力数量、家庭耕地/草地数量、家庭年收入、水资源紧缺程度、耕地/草地转换的生态效益评价、生态资本认知等。
李玥[6](2019)在《黄土丘陵区退耕与农业生态经济社会系统协同发展研究 ——以安塞县为例》文中指出陕北黄土丘陵区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系统退化,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的实施,使该区生态系统得到修复和改善,经济社会系统得到了发展。科学评估该工程效果,揭示退耕与农业生态经济社会系统协同关系成为当前生态恢复研究的热点。本文以黄土丘陵生态脆弱区安塞县为例,基于调研数据及模型构建等方法,研究退耕与农业生态经济社会系统之间的协同效应、协同态势及协同方向与强度,探索退耕与农业生态经济社会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协同关系,进而提出系统良性发展的措施或建议,为退耕区域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论证了退耕与农业生态经济社会系统的可协同性基于生态学理论、经济学理论、社会学理论等,分析了退耕与农业生态经济社会系统可协同性的理论基础;参照关于恢复力的研究框架,结合已有研究,建立了退耕还林还草与农业生态经济社会系统协同演变过程的理论框架;以退耕典型代表流域-安塞县纸坊沟流域为例,通过对其1938-2015年期间退耕与农业生态经济社会系统关系的演变过程的实证,剖析了农业生态经济社会系统与退耕的相互作用过程:表明纸坊沟流域退耕与农业生态经济社会系统的协同关系经历了负向协同(1938-1972)、协同-负向协同-协同(1973-1998)、协同化持续发展(1999-2015)三个阶段,显示了现实发展中退耕与农业生态经济社会系统之间存在协同关系;利用VAR模型对安塞县退耕与农业生态经济社会系统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进一步明确了退耕对农业生态经济社会系统的发展产生了作用,农业生态经济社会系统的发展也反作用于退耕,退耕与农业生态经济社会系统之间存在协同互馈关系。从理论基础、理论框架、案例区实际发展过程、模型运算相结合视角论证了退耕与农业生态经济社会系统的可协同性。(2)明确了退耕与农业生态经济社会系统的协同效应采用遥感与GIS等空间技术及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剖析了退耕背景下农业生态经济社会系统的实施效果,发现安塞县2000年至2013年间退耕区域土壤侵蚀强度明显减小,土壤侵蚀面积(除微度侵蚀外)占比从95.31%减少至38.19%,减少了57.12%,明确了退耕的实施是降低研究区土壤侵蚀强度的关键因素,同时发现土壤侵蚀综合指数较小的区域产值较高;退耕的实施改变了区域内土地利用结构、农林牧产业结构及劳动力结构。在此基础上,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定量计算出退耕与农业生态经济社会系统之间的协同效应,计算结果表明:退耕对农业经济系统的贡献率最高点为20.28%,对农业社会系统贡献率最高点为26.77%,低于退耕对农业生态系统34%的贡献率;农业生态系统对退耕的冲击感长期稳定在6%-7%左右,农业经济系统对退耕的影响程度最为明显,贡献率最高点达55.3%,且常年稳定,结果与现实状况相一致。(3)退耕与农业生态经济社会系统协同态势演变过程可以划分为4个阶段利用1995-2014年安塞县统计年鉴资料及相关人员的调查问卷所得数据,系统分析了在1995-2014年间安塞县退耕和农业生态经济社会系统综合指数变化趋势:1995-2014年间安塞县退耕与农业生态经济社会系统总体上呈上升趋势,二者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2014年的退耕综合指数较1995年上升了近两倍。农业生态经济社会系统在2012年达到峰值后略微下降。2014年较1995年增长了56.8%。在综合指数分析基础之上,通过建立耦合度模型,将退耕与农业生态经济社会系统协同关系划分为四个阶段:Ⅰ.协作推进与发展阶段、Ⅱ.相悖阶段、Ⅲ.无序失衡阶段、Ⅳ.抑制发展阶段,其中阶段Ⅲ仅是理论结果,在实际政策约束等要素的影响下一般不会出现;而阶段Ⅱ和阶段Ⅳ可能会短期出现。1995–2014年,安塞县先后经历了相悖阶段和协作推进与发展阶段,目前处于协作推进与发展阶段的下降时期。(4)确定了目前退耕与农业生态经济社会系统协同方向及强度利用结构方程模型,通过安塞县2015年494户农户调研资料的分析,明确了退耕与农业生态经济社会系统之间的协同作用及协同强度。结果表明农业生态经济社会系统是退耕与农业生态经济社会系统协同发展的核心,退耕通过农业生态经济社会系统各个链网结对协同效果产生作用,在退耕的作用下,生态系统与协同效果局部协调,其直接影响系数为0.87,表明现阶段安塞县的农业生态系统的优化为退耕与农业生态经济社会系统的协同发展提供了基础的物质能量支撑。经济系统与协同效果局部相悖,其直接影响系数为-0.76,即现阶段区域内农业发展未能很好将农业资源转化为农业经济优势,致使区域内农业经济系统发展相对滞后。最终导致退耕与农业生态经济社会系统未能形成良好的协同发展。(5)提出了优化退耕与农业生态经济社会系统协同发展的政策建议在短期生态修复及长期生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双重目标下,应以促使退耕区域潜在生态功能显化为前提,在不断提高林分质量与结构的基础上,构建以提高林草资源率为核心的农业产业链网结构,从而推动退耕与农业生态经济社会系统的优化协同。
宋永永[7](2019)在《黄土高原城镇化过程及其生态环境响应》文中提出21世纪以来,全球城镇化发展引起的区域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各国政府普遍将城镇化与区域生态安全列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并纳入国家总体发展战略之中。从全球可持续发展出发,研究城镇化与全球变化及区域资源环境之间的耦合关系,揭示不同空间尺度城镇化过程对区域生态环境变化的影响以及提升城镇应对全球变化的适应能力等成为地球系统科学研究的前沿领域。在我国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推进城镇化由“数量增长”向“质量提升”的转型发展阶段,城市群地区尤其是东部特大城市群地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胁迫关系已经引起学界和政界的关注和重视,而西部典型生态脆弱区城镇化过程及其生态环境影响研究依然薄弱。县域作为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关键层级和城镇体系的重要节点,是支撑新时代中国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载体。因此,通过研究县域城镇化过程及其生态环境响应,识别城镇化对生态环境作用的时空规律,推动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成为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破解新时代中国城镇化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矛盾的现实需要。黄土高原地区是我国“两屏三带”为主体的生态安全战略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保障黄河中下游地区和农牧交错带生态安全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区域城镇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形成了国家稳步建设的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和引导培育的城市群晋中城市群、兰西城市群、呼包鄂榆城市群和宁夏沿黄城市群。但与高速的城镇化进程相伴的高强度的城乡建设对黄土高原地区本已脆弱的生态环境产生了巨大压力。如何在落实新型城镇化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统筹推进城乡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不断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良好生态环境需求,实现城镇化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是黄土高原地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为此,本研究从地理学综合性视角出发,以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资源环境承载力理论和生态系统服务理论等为指导,构建城镇化的生态环境供需平衡理论,集成地理学、生态学和环境科学等学科的分析方法,研究1990-2015年黄土高原地区341个县(区)的城镇化时空过程及其生态环境响应,提出黄土高原县域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模式与策略。结果表明:(1)城镇化过程的生态环境影响具有多维特征,城镇化的生态环境供需平衡理论是揭示城镇化的生态环境响应的重要基础理论。城镇化过程是对特定时期、特定地域范围内城镇化的刻画,是城镇社会经济现象在地理空间上投影的变化过程。城镇化过程中的人口集聚、空间扩张、社会经济发展等引起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耗竭等问题,是城镇化过程的生态环境效应的具体表现形式。城镇化的生态环境供需平衡理论是可持续发展理论、生态系统服务理论和资源环境承载力理论等多个理论的集成、深化和总结。在城镇化过程中,生态环境系统为城镇化发展提供必要的生态产品,支撑城镇化持续快速发展;城镇化通过人口增加、产业集聚和空间扩展等对区域生态产品提出需求,二者之间通过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实现城镇化过程中生态环境供给与需求的动态平衡。(2)黄土高原县域城镇化水平时空变化显着,地域差异明显,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经济基础是影响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1990-2015年县域城镇化由缓慢增长阶段进入到加速发展阶段,城镇化空间格局由低水平不均衡发展转变为较高水平的相对均衡发展,城镇化率增长速度地域分布呈现出低增长(高增长)县区转变为高增长(低增长)县区的特征。在地理空间上呈现出东中部高而西部低的宏观格局。影响城镇化地域分异的因素依次是:非农产业产值比重>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人均粮食产量>人口密度>到中心城市的最短行车时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财政支出>到国省干线的平均距离>地形起伏度>平均海拔高度>年均温度>年平均降水量。15个因素中任意两个因素交互后对城镇化水平的解释力均会显着提升,具体表现为非线性增强或双线性增强,其中非农产业产值比重与其他因子的交互作用处于较高水平。(3)黄土高原县域城镇化强度变化显着,对区域地表温度、植被覆盖度和植被固碳释氧等生态环境要素影响深刻。1992-2015年,黄土高原城镇化强度逐渐增强,城镇化空间拓展明显,在地理空间上呈现出“核心-外围”空间扩展模式显着、内部填充与外部扩张并存的空间特征。城镇化核心区地表温度总体高于核心区以外区域,核心区与边缘区地表温差、核心区与核心区外地表温差均呈先波动上升后波动下降的倒“U”型变化趋势。全区城镇热岛与非热岛整体呈现相对稳定的分布格局,热岛区主要分布在建设用地和裸地区域,非热岛区主要分布在林地、草地和水域等地区。城镇灯光强度与植被覆盖度和生态价值总体均呈同步上升趋势,是黄土高原县域城镇化与生态环境演变的主导趋势。但灯光强度显着上升的关中平原城市群、晋中城市群、呼包鄂榆城市群、兰西城市群和宁夏沿黄城市群地区,以及能源矿产资源开发区的县域NDVI和生态服务价值下降明显。(4)黄土高原地区县域城镇生态系统服务供需规律显着,城镇化强度是影响县域生态环境供需状态的关键因子,县域城镇化的生态环境供需类型具有多样性。黄土高原生态系统服务供给量总体呈先降后升再降的“S”型变化趋势,生态系统服务需求呈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变化趋势。25年间,全区城镇化过程中县域生态系统服务总体处于高位供应状态,在现阶段可供挖掘的潜力较小。生态系统服务供需比呈现西北高东南低的空间格局,全区生态系统服务供给率呈现下降趋势,县域生态系统服务总体处于盈余状态,但供需状况呈现恶化趋势。城镇化强度越大的县区,生态系统服务供需矛盾越突出。全区341个县(区)分属于19种不同的供需类型。其中,城镇化中期-生态服务中供给中需求类型县区数量最多,占县域总数的22.29%;其次是城镇化中期-生态服务低供给中需求和城镇化中期-生态服务中供给低需求类型,均占县域总数13.20%;城镇化初期-生态服务高供给中需求和城镇化后期-生态服务高供给低需求类型县区数量最少,均仅占0.29%。(5)黄土高原地区县域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优化调控是县域生态环境供给侧、城镇化需求侧和外部环境变化调控相互作用的过程。实现城镇化过程中资源环境集约利用和生态系统良性循环,是黄土高原县域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总体目标。生态环境供给侧调控侧重于优化生态系统结构,提高城镇生态系统服务的数量和质量。城镇化需求侧调控侧重于优化城镇空间格局,提高资源集约利用水平。外部环境变化调控主要是应对全球变化对县域城镇化进程和生态系统服务供需格局带来的不确定性问题。为了保证县域城镇化水平稳步提升、生态系统服务有效供给和生态系统服务需求合理适度,可通过实施适度型城镇化模式、集约型城镇化模式、绿色型城镇化模式、共享型城镇化模式和开放型城镇化模式,积极优化城镇空间布局、构建新型城镇体系,创新自然资源配置、建设集约低碳城镇,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深化政策制度改革、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保障城镇生态安全等方式,建设健康城镇、集约城镇、绿色城镇、共享城镇和开放城镇,实现新时代黄土高原地区县域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有效保护。本研究的创新之处主要表现为:(1)构建了城镇化的生态环境供需平衡理论,用于指导县域城镇化的生态环境状态响应研究,发展了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关系研究基础理论;(2)构建由城镇化发展阶段、生态环境供给和生态环境需求组成的三维立体判别模型(Urbanization-Supply-Demand,USD),创新了城镇化的生态环境供需状态与类型判定识别方法;(3)发现了黄土高原城镇化呈现“核心-外围”的空间格局,高原风沙区和干旱荒漠区的城镇建成区周围区域的植被绿度和生态价值较高,认为从辩证的和系统的角度理解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关系,是认识城镇化的生态环境响应阶段性和地域差异性的科学途径;(4)设计了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优化调控框架,明确了城镇化的生态环境供需调控目标、重点和方向,提出了黄土高原县域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模式与策略。
邵秋芳[8](2019)在《川西北林草交错区生态环境遥感监测与生态脆弱性时空变化驱动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92年联合国环境和发展大会首次将可持续发展理论作为全球共同发展战略。20多年来,可持续发展理念深入人心,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取得重大进展。然而当前在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双重驱动下,环境退化和生态破坏及其所引发的环境灾害和生态灾难仍未缓解,给可持续发展带来重大挑战。川西北林草交错区地处青藏高原东缘,横断山区强烈侵蚀切割的高山峡谷向高原地貌过渡地带,属于长江、黄河水系上游源区,为国家级生态功能区和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但该区地形起伏强烈、地质结构复杂,水热条件垂直变化明显,生态环境先天脆弱;同时受自然和人为活动影响强烈,区域生态退化明显,是我国典型的林草交错生态脆弱区、同时又是连片特困扶贫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区。科学认知川西北林草交错区生态环境动态变化过程与生态脆弱性时空变化驱动机制对山原林草交错生态屏障带保护和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关于川西北林草交错生态脆弱区生态屏障保护与建设的理论和方法已有一定研究和探索,但过程监测和机制研究仍比较欠缺。论文依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草原牧区资源环境承载力时空过程分析和预警-以川西北江河源区为例(41401659)”和国家重点研发计划(2017YFC0505000)专项课题“高山亚高山采伐迹地植被恢复技术”,开展川西北林草交错区生态环境遥感监测与生态脆弱性时空变化驱动机制研究。本研究综合运用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和野外调查获取数据并挖掘信息,定量监测与分析川西北林草交错区生态环境时空变化过程,构建生态脆弱性评价模型开展研究区生态脆弱性时空变化评价,掌握研究区生态脆弱性时空变化特征,定量探究生态脆弱性空间格局成因机制与动态变化驱动机制,为川西北林草交错生态脆弱区及其它生态交错脆弱区生态保护和建设提供技术支持和决策依据。论文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1)针对川西北林草交错区复杂地质地理条件,实现了应用多类型多时相遥感图像进行山原林草交错区NDVI(植被覆盖度)、土地利用、地质灾害、土壤侵蚀敏感度等生态环境要素信息提取的关键技术和方法。针对MODIS NDVI数据只能获取到2000年以后数据且与其它卫星NDVI数据空间分辨率不匹配难以进行2000年前后NDVI动态变化监测的问题,实现了基于ESTARFM算法的林草交错复杂山区GIMMS与MODIS NDVI时空融合高分辨率数据的有效提取,获得了与MODIS NDVI数据空间分辨率相匹配的GIMMS NDVI时空融合数据。针对研究区地形复杂、土地利用类型遥感信息提取难度大且精度不高的问题,本研究构建了面向对象技术-混合像元分解(草地)-目视解译相结合的研究区土地利用类型遥感提取的思路和模式,实现了基于Landsat影像的林草交错复杂山区土地利用类型高精度遥感信息提取。同时基于高分辨率遥感数据获取了较长时间序列的地质灾害动态变化遥感信息;基于USLE方程得到了研究区土壤侵蚀敏感性动态变化信息。在此基础上较为系统分析了川西北林草交错区1990-2015年气温和降水、土壤类型与质地、植被类型与覆盖度(NDVI)、土地利用与景观格局、地质灾害及土壤侵蚀敏感性等生态环境要素时空变化特征。(2)针对区域生态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高维非线性特征使得指标权重难以客观有效确定的问题,引入并集成投影寻踪模型-遗传算法构建了区域生态脆弱性评价模型,该模型较好刻画了生态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的高维非线性特征,克服了生态脆弱性评价指标权重确定的人为主观性、提高了客观性,集成的遗传算法较好解决了投影寻踪模型投影方向向量难以优化的问题。该模型较好实现了高山高原林草交错区生态脆弱性时空变化的客观有效评价。(3)较为系统地分析了川西北林草交错区1990-2015年生态脆弱性时空变化特征。探讨了研究区生态脆弱性随高程、坡度和坡向变化的时空分布特征,分析了生态脆弱性时空分布与土地利用类型的关系;探讨了县域尺度下红原(以草地为主)、若尔盖(草地、湿地为主、林地占一定比重)、松潘和九寨沟(林草并重)生态脆弱性区域分异特征及随时间变化规律。研究区生态脆弱性类型中中度脆弱面积最大(37.89%),其次为潜在脆弱和重度脆弱(22.59%、21.46%),再次为微度脆弱(16.12%),极重度脆弱面积最小,仅占1.93%。研究区1990-2000年生态脆弱性脆弱程度不断增加,2000年后生态脆弱性程度持续降低。(4)针对目前川西北林草交错区生态脆弱性时空变化驱动机制认识不足的科学问题,基于地理探测器算法、投影寻踪-遗传算法较为系统分析了地质要素、地形要素、土壤要素、植被要素、气候要素、土地利用、人口和GDP等要素以及要素之间相互作用对生态脆弱性空间分布格局影响的成因机制。其中土地利用类型和坡度对研究区生态脆弱性空间格局分布影响最大,NDVI、土壤可蚀性、降水和气温影响较大,高程、人口和GDP影响最小;就地质要素而言,岩性对研究区生态脆弱性空间分布格局影响最大,水文地质和构造影响较小;地层岩性和土壤类型的交互作用对研究区四个县生态脆弱性的贡献值最大。基于灰色理论较为系统分析了NDVI、气温、降水、地质灾害、土地利用、人口、GDP等要素对研究区生态脆弱性时空变化过程驱动机制。与生态脆弱性综合指数变化之间绝对关联度最大的是灾害点密度,其次为NDVI和土地利用,气温和降水与生态脆弱性的绝对关联度相对较小,人口和GDP最小。在此基础上,对研究区生态脆弱性进行了分区,提出了不同生态脆弱区生态保护建议。(5)针对高山高原林草交错生态脆弱区,形成了一套从生态环境遥感监测-生态环境时空变化分析-生态脆弱性评价模型构建-生态脆弱性时空变化驱动机制分析较为系统的生态环境遥感监测与生态脆弱性时空过程机制研究技术方法体系,为本区以及类似生态交错脆弱区生态环境遥感监测与生态脆弱性评价提供了技术方法支撑。
欧朝蓉[9](2017)在《元谋干热河谷地区生态安全评价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干热河谷自然生态环境脆弱,人为干扰活动严重,生态环境问题频发,区域生态安全面临严重威胁。开展干热河谷生态安全评价量化研究有利于明确区域生态安全状况及其变化过程,探究其发展趋势,揭示影响地区生态安全的主要障碍因素及障碍形成机制,为干热河谷区域生态风险防范和生态环境保护提供理论依据,从而促进本地区及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治理。本文以元谋干热河谷区(元谋县全境)为案例地,以3S技术、景观生态学、地理空间分析、数理模型、多元统计分析等技术和方法研究了元谋土地利用、景观格局、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植被覆盖度的特征,继而以景观格局指数、植被覆盖度、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为参数构建景观生态安全度模型分析干热河谷景观生态安全时空异质性;以DPSIR框架模型构建综合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以熵权物元模型研究各评价指标和综合生态安全等级关联性,基于综合指数模型研究DPSIR分类指标的关联性及综合生态安全发展趋势;构建综合生态安全障碍度模型研究影响因素的障碍度及其变化,辨明主要障碍因素及综合生态安全障碍形成机制。利用遥感和GIS技术对2008年和2016年两期Landsat遥感影像进行解译,分析了元谋干热河谷土地利用和景观格局特征及其变化。研究表明,元谋土地类型以草地、林地和耕地为主。多数土地利用类型变化程度较大,但总体程度较小,土地利用综合指数有小幅的变化。耕地、林地和建设用地面积增长,草地、未利用地和水域面积减少。土地利用类型之间转换频繁,草地转化为其它类型的面积最多,建设用地的转入态势明显,未利用地转出态势明显。区域景观格局复杂程度增加,景观斑块增多,斑块面积缩小,各种景观类型面积差异缩小,景观优势度下降,破碎化程度加深。以地理空间分析和多元统计方法研究了 2008-2016年植被覆盖度的时空异质性,进而以地理回归模型探索高程因素对植被覆盖度的影响。结果表明,元谋植被覆盖度的空间格局与地势走向表现出较高的一致性,植被覆盖度总体均值偏低,中高山区域的高植被覆盖度比例大幅减少,该区域植被生态状况退化。植被覆盖度正向变化区域面积略高于负向变化区域面积,但负向显着性变化区域面积大于正向显着性变化区域。干热河谷对高程引起的降水差异十分敏感,干旱年份降水的显着不足使高程导致的水分和蒸发的差异性对植被覆盖度的作用力更为明显,2012年后高程因素对植被覆盖度的作用明显降低,表明人为干扰因素作用力加强。从生态系统服务静态价值和生态系统服务动态价值两个层面研究了 2008-2016年来元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状况及其变化。结果表明,生态系统静态服务价值中占比重最大的是林地,其次为草地、耕地、水体、未利用地,建设用地对生态系统静态服务价值的障碍作用最大。生态系统服务静态价值略有提高,生态系统服务动态价值在现阶段远低于静态价值,但变化率远高于静态价值,表明现阶段人们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重视程度不够,但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动态价值将显着提高。以景观格局指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植被覆盖度作为参数构建景观生态安全度模型研究元谋景观生态安全时空演化特征。研究表明,景观生态安全格局指数(LESP)、景观生态质量指数(LEQ)及景观生态安全度(LESD)值都属于临界安全值范围,干热河谷景观生态安全处于临界安全状态。景观生态安全度在整体空间和局部空间上存在正相关关系。高值—高值区分布在在元谋东部和南部的中高山区中,低值—低值区主要分布在北部和西部的坝周低山区和中低山区。2016年低值—低值在金沙江沿岸坝周低山及中低山区分割明显,反映了该区域景观趋于破碎化。地形地貌、气候、水文等结构因素对景观生态安全状况的空间分布起决定性作用,而未利用地开发、耕地面积增长、城市扩张及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等非结构因素作用增强。以DPSIR模型为理论框架建立综合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权物元模型和综合指数模型对研究区综合生态安全进行评价,利用障碍度模型量化评价指标的障碍度,分析生态安全障碍形成机制。研究表明,研究区综合生态安全经历了向“极不安全转化”→向“较不安全”转化→向“临界安全”转化→向“较为安全”转化四个阶段,生态安全级别持续提升,但仍然没有真正进入“较安全”级别。时间序列法研究表明虽然未来5年综合生态安全指数呈现缓慢增长,但未来仍将长期处于向“较安全”转化等级。2005年至2015年间元谋综合生态安全的主要障碍因素类型发生变化,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2005-2008年间,综合生态安全主要障碍因素类型为经济发展水平;2009-2011年,耕地质量和农业生产条件逐渐成为主要障碍类型,经济因素退居其次;2012年-2015年,人口因素逐渐成为主要障碍类型,耕地质量成为其次。元谋干热河谷综合生态安全主要受制于原生性自然环境的不安全,在经济、社会、土地问题逐步改善的情况下,人口因素成为关键障碍因素。必须通过生态移民和产业转型减少人口对区域综合生态安全的压力,实现生态安全质的转化,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论文在干热河谷景观生态安全时空特征和综合生态安全量化评价方面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贺文敏[10](2014)在《退耕还林背景下陕北丘陵沟壑区乡村聚落变迁与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陕北丘陵沟壑区面临最突出的问题是生态环境的退化和农民的贫困,它们放大了生态不安全、社会不稳定的积累效应,这些皆与区域发展方式不合理有关。陕北丘陵沟壑区的乡村聚落发展有其特殊性,它脆弱的生态环境和有限的资源承载力决定了其必须走新型绿色社区的可持续发展道路。1999年党中央做出在生态环境脆弱的中西部地区首先开展退耕还林工程的重大决策,经过15年的实施,对陕北丘陵沟壑区影响巨大,主要表现在生态环境改善、生产生活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社会传统观念变化、乡村聚落选址、规模及布局方式变化、乡村聚落功能与结构体系转变、发展模式更新、建筑院落与单体样式转型以及乡村景观变化等方面。退耕还林在改善陕北丘陵沟壑区生态环境的同时,对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及乡村人居建设影响巨大,但是乡村聚落的营建模式仍停滞不前,因此出现了新的人居矛盾。政府发放粮食和经济补贴给退耕农户,农耕不再是唯一的生存手段,乡村聚落摆脱“劳作半径”的制约,由“分散”开始走向“集聚化”的新型布局模式,由此产生一系列新问题。一是生产生活方式与聚落布局模式的矛盾。新型乡村聚落大多数照搬城市居住模式,这种布局模式与退耕还林后农户的生产生活方式不匹配,忽视了居住者在生产生活方式改变后对居住方式的内在需求;二是传统地域文化的断裂与消失。大规模、集聚式的乡村聚落建设无视当地自然与文化特征,遗弃传统聚落所蕴含的生态优势与文化内涵,导致新建民居地方特色消失、样式杂乱、室内热环境质量差、地方景观遭到建设性破坏等问题。以上这些已经成为陕北丘陵沟壑区乡村聚落人居建设当前所面临的首要问题。陕北丘陵沟壑区乡村聚落长久以来一直都是以传统农耕为主要的生产方式,因此乡村聚落的类型主要依据所处地形特征进行分类。现在由于退耕还林的影响,该地区乡村聚落的生产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产生了不同的产业模式。本研究提出了以不同产业模式划分乡村聚落类型的方法,并根据产业模式的不同特征,探讨了以下三种陕北丘陵沟壑区乡村聚落适宜的发展建设模式。模式一:以维护生态修复成果为主的乡村聚落发展建设模式;模式二:以设施农业及设施养畜为主的乡村聚落发展建设模式;模式三:以旅游开发为主的乡村聚落发展建设模式。针对以上不同的产业模式,本研究对模式的选择、技术支持、影响因子、乡村聚落发展模式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有助于指导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有利于缓解人居矛盾,并为后续黄土高原丘陵地区的乡村聚落建设研究提供可靠依据。
二、西部地区退耕还林(草)与生态系统功能调控(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西部地区退耕还林(草)与生态系统功能调控(论文提纲范文)
(1)黄土高原植被恢复过程中土壤碳氮水耦合机制及恢复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进展 |
1.2.1 植被恢复过程中土壤碳、氮、水动态变化 |
1.2.2 植被恢复过程中土壤碳、氮、水耦合关系 |
1.2.3 植被恢复过程中土壤恢复力 |
1.3 研究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
第2章 研究内容与方法 |
2.1 研究目的与内容 |
2.1.1 研究目标 |
2.1.2 研究内容 |
2.2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2.3 研究区概况 |
2.4 数据获取 |
2.4.1 文献整合数据 |
2.4.2 历史积累数据 |
2.4.3 野外实测数据 |
2.5 数据处理与统计方法 |
第3章 植被恢复过程中土壤有机碳固存特征 |
3.1 引言 |
3.2 材料与方法 |
3.2.1 数据获取 |
3.2.2 数据计算 |
3.3 结果与分析 |
3.3.1 不同植被类型土壤有机碳储量剖面分布特征 |
3.3.2 土壤有机碳固存对不同植被类型的响应 |
3.3.3 土壤有机碳固存对植被恢复年限的响应 |
3.3.4 土壤有机碳固存对初始有机碳储量的响应 |
3.3.5 不同气候带土壤有机碳固存差异性分析 |
3.3.6 浅层与深层土壤有机碳固存的关系 |
3.4 讨论 |
3.4.1 不同植被类型对土壤有机碳固存的影响 |
3.4.2 恢复年限、初始有机碳储量、气候带对土壤有机碳固存的影响 |
3.4.3 本研究对生态系统管理及全球变化的借鉴价值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植被恢复过程中土壤氮固存特征 |
4.1 引言 |
4.2 材料与方法 |
4.2.1 数据获取 |
4.2.2 数据计算 |
4.3 结果与分析 |
4.3.1 不同植被类型下土壤氮储量及剖面分布特征 |
4.3.2 土壤氮固存对退耕还林草的响应特征 |
4.3.3 土壤氮固存对植被恢复年限的响应 |
4.3.4 土壤氮固存的驱动因素 |
4.3.5 浅层与深层土壤氮固存相关关系 |
4.4 讨论 |
4.4.1 退耕还林草后深层土壤氮储量增加机制探讨 |
4.4.2 植被恢复过程中土壤氮固存驱动因素 |
4.4.3 深层土壤氮素累积对缓解植被生长氮限制潜力的探讨 |
4.4.4 本研究对生态系统管理及全球变化的借鉴价值 |
4.5 本章小结 |
第5章 植被恢复过程中土壤水分变化动态 |
5.1 引言 |
5.2 材料与方法 |
5.2.1 数据获取 |
5.2.2 数据计算 |
5.3 结果与分析 |
5.3.1 不同植被类型土壤水分含量 |
5.3.2 不同植被类型土壤水分含量时间变化模式 |
5.3.3 土壤水分与年均降雨量的关系 |
5.3.4 不同植被类型剖面土壤水分含量变化速率 |
5.4 讨论 |
5.4.1 土壤水分对植被类型的响应 |
5.4.2 植被恢复过程中土壤水分对恢复年限的响应 |
5.4.3 降雨梯度上土壤水分的变化特征 |
5.4.4 植被恢复过程中水分降低速率 |
5.4.5 本研究对植被恢复管理的借鉴价值 |
5.5 本章小结 |
第6章 植被恢复过程中土壤碳氮耦合关系 |
6.1 引言 |
6.2 材料与方法 |
6.2.1 退耕植被土壤碳、氮、碳氮比数据库构建 |
6.2.2 顶极天然植被土壤碳、氮、碳氮比数据库构建 |
6.2.3 数据计算 |
6.3 结果与分析 |
6.3.1 不同植被类型土壤碳、氮和碳氮比变化特征 |
6.3.2 不同植被类型土壤碳氮比剖面分布特征 |
6.3.3 不同植被类型土壤碳氮比在年限梯度上的变化 |
6.3.4 有机碳、全氮、碳氮比与气候因子的关系 |
6.4 讨论 |
6.4.1 土壤碳氮耦合关系对植被类型的响应 |
6.4.2 气候梯度对土壤碳氮耦合关系的影响 |
6.5 本章小结 |
第7章 植被恢复过程中土壤碳水耦合关系变化 |
7.1 引言 |
7.2 材料与方法 |
7.2.1 数据获取 |
7.2.2 顶极天然植被土壤有机碳、水分数据库 |
7.2.3 土壤碳水耦合表征方法 |
7.2.4 构建基于耦合协调理论的碳水关系评估标准 |
7.3 结果与分析 |
7.3.1 不同植被类型各个土层土壤碳水耦合协调度特征 |
7.3.2 不同恢复阶段土壤碳、水耦合协调度动态变化 |
7.3.3 土壤碳水耦合协调度与气候因子的关系 |
7.4 讨论 |
7.4.1 不同植被类型对土壤碳水耦合关系的影响 |
7.4.2 土壤碳水耦合关系的一般变化模式 |
7.4.3 气候因子对土壤碳水耦合关系的影响 |
7.4.4 土壤碳水耦合关系对植被恢复的启示 |
7.5 本章小结 |
第8章 植被恢复过程中土壤碳氮水恢复力 |
8.1 引言 |
8.2 材料与方法 |
8.2.1 数据获取 |
8.2.2 黄土高原生物气候带划分 |
8.2.3 基于两个本底的土壤碳、氮、水恢复力评价体系构建 |
8.2.4 数据计算 |
8.3 结果与分析 |
8.3.1 不同植被类型土壤碳氮水恢复力指数 |
8.3.2 不同恢复阶段、不同气候带土壤碳氮水恢复力指数 |
8.3.3 土壤碳氮水恢复力指数变化速率 |
8.3.4 土壤碳氮水恢复力指数与降雨和温度梯度的关系 |
8.4 讨论 |
8.4.1 植被类型对土壤碳氮水恢复力的影响 |
8.4.2 植被恢复年限对土壤碳氮水恢复力的影响 |
8.4.3 气候因子对土壤碳氮水恢复力的影响 |
8.4.4 深层土壤功能恢复力对生态恢复的指示作用 |
8.5 本章小结 |
第9章 结论与展望 |
9.1 主要结论 |
9.2 创新点 |
9.3 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作者简历及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2)基于“两山”理论的水源涵养价值动态优化研究 ——以张家口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选题背景 |
1.1.1 中国生态环境形势严峻 |
1.1.2 生态功能区是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 |
1.1.3 生态功能区面临生态保护与经济增长的双重压力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科学问题与研究内容 |
1.3.1 科学问题 |
1.3.2 研究内容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1.4.1 研究方法 |
1.4.2 技术路线 |
1.5 创新性研究成果 |
2 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 |
2.1 相关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2.1.1 相关概念界定 |
2.1.2 理论基础 |
2.2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研究 |
2.2.1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理论研究 |
2.2.2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实证研究 |
2.3 水源涵养研究 |
2.3.1 水源涵养功能机制研究 |
2.3.2 水源涵养效益研究 |
2.4 最优化模型研究 |
2.4.1 多目标优化模型 |
2.4.2 投入产出优化模型 |
2.5 文献述评 |
3 基于“两山”理论的生态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机理分析 |
3.1 “两山”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
3.1.1 思想萌芽和理论提出阶段 |
3.1.2 解读深化和发展完善阶段 |
3.1.3 体系成型和升华指导阶段 |
3.2 “两山”理论的经济学内涵 |
3.2.1 “绿水青山”资源的优化利用与有效转化 |
3.2.2 “两山”理论的多系统整体性分析 |
3.3 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逻辑框架 |
3.4 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影响因素 |
3.4.1 发展偏好 |
3.4.2 技术进步 |
3.4.3 土地利用方式 |
3.4.4 生态补偿 |
3.5 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路径机制 |
3.5.1 产业转换机制 |
3.5.2 金融机制 |
3.5.3 财政机制 |
3.5.4 市场机制 |
3.6 本章小结 |
4 张家口市资源环境及社会经济现状分析 |
4.1 地理位置和区域定位 |
4.2 资源环境现状分析 |
4.2.1 土地资源现状及问题 |
4.2.2 矿产资源现状及问题 |
4.2.3 水资源现状及问题 |
4.3 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分析 |
4.3.1 经济发展 |
4.3.2 居民生活 |
4.4 水资源与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
4.5 本章小结 |
5 经济-水源涵养动态优化模型构建 |
5.1 模型设定 |
5.1.1 前提假设与模型框架 |
5.1.2 土地利用方式和水污染物质分类 |
5.1.3 污水处理技术引入 |
5.1.4 政策组合 |
5.1.5 数据来源 |
5.2 模型基础 |
5.2.1 投入产出表编制 |
5.2.2 经济-水源涵养生产总值核算 |
5.3 模型构建 |
5.3.1 目标函数 |
5.3.2 社会经济子模块 |
5.3.3 水量保持子模块 |
5.3.4 水环境控制子模块 |
5.3.5 水资源供需子模块 |
5.4 外生参数设定 |
5.5 本章小结 |
6 水源涵养价值实现路径动态优化分析 |
6.1 经济-水源涵养动态优化模型模拟 |
6.1.1 情景设置 |
6.1.2 各情景模拟结果对比分析 |
6.1.3 最优情景选择 |
6.1.4 模型检验 |
6.2 最优情景下水源涵养功能和价值实现情况 |
6.2.1 水量保持功能 |
6.2.2 水环境控制功能 |
6.2.3 水源涵养价值的实现 |
6.3 水源涵养价值实现路径分析 |
6.3.1 水资源消耗性利用向非消耗性利用转化 |
6.3.2 水资源非消耗性利用方式拓展 |
6.3.3 财政补贴的合理来源及分配 |
6.3.4 新兴主导产业培育与发展 |
6.4 本章小结 |
7 结论和政策建议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7.2 政策建议 |
7.3 未来研究展望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 |
(3)黄土高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对植被恢复的响应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英文摘要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2 研究目的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1.3.1 内涵与发展 |
1.3.2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研究进展 |
1.3.3 InVEST模型研究进展 |
1.4 研究内容 |
1.5 研究方案和技术路线 |
1.5.1 研究方案 |
1.5.2 技术路线 |
2 研究区概况 |
2.1 自然地理概况 |
2.2 社会经济概况 |
3 模型原理介绍 |
3.1 模型介绍及意义 |
3.2 模型原理介绍 |
3.2.1 土地利用/覆被数据 |
3.2.2 产水量模块 |
3.2.3 土壤保持模型 |
3.2.4 气候调节:固碳 |
4 黄土高原土地利用动态变化与植被变化分析 |
4.1 黄土高原土地利用动态变化 |
4.1.1 黄土高原土地利用类型面积统计分析 |
4.1.2 土地利用的转移变化 |
4.2 植被变化规律分析 |
4.2.1 NDVI年际变化特征 |
4.2.2 不同植被类型平均NDVI变化规律 |
4.2.3 NDVI变异度分析 |
4.2.4 NDVI重心转移分析 |
4.3 NDVI随气候变化因素影响分析 |
4.3.1 NDVI随降水量变化规律及相关关系分析 |
4.3.2 黄土高原降水量与NDVI皮尔逊相关系数分布特征 |
4.4 本章小结 |
5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时空分布规律 |
5.1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结果 |
5.1.1 产水量评估结果 |
5.1.2 土壤保持模块评估 |
5.1.3 固碳服务功能评估结果 |
5.2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空间自相关分析 |
5.2.1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全局Moran指数 |
5.2.2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空间集聚度分析 |
5.3 本章小结 |
6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受植被恢复作用影响及其响应关系 |
6.1 不同侵蚀分区的各类年平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量变化 |
6.2 不同侵蚀类型区土地利用变化情况 |
6.3 退耕还林还草以来产水量和土壤保持量与NDVI的回归分析 |
6.4 不同土地利用植被恢复特征 |
6.5 生态恢复对耕地、林地、草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影响 |
6.5.1 生态恢复对耕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影响 |
6.5.2 生态恢复对林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影响 |
6.5.3 生态恢复对草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影响 |
6.6 植被恢复制约因素及其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影响 |
6.6.1 自然因素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影响 |
6.6.2 人类因素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影响 |
6.7 本章小结 |
7 结论与展望 |
致谢 |
参考文献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4)喀斯特石漠化治理林灌草修复与高效特色林产业生态效益监测评价(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前言 |
一 研究现状 |
(一)林灌草修复与林产业生态效益 |
(二)石漠化治理林灌草修复与林产业生态效益 |
(三)研究进展及展望 |
二 研究设计 |
(一)研究目标与内容 |
(二)技术路线与方法 |
(三)研究区选择与代表性 |
(四)试验方案与材料数据可信度分析 |
三 监测评价指标体系 |
(一)多层级评价框架指标体系 |
1 指标体系构建目标与原则 |
2 指标体系构建框架 |
(二)评价指标选取 |
1 指标选取来源 |
2 指标选取方法 |
(三)生态效益监测评价指标体系确立 |
1 指标体系 |
2 指标内涵及计算方法 |
四 效益组合评价模型 |
(一)组合评价法 |
1 单一评价方法 |
2 组合法 |
(二)组合评价模型构建 |
1 赋权法选取 |
2 单一评价法选取 |
3 组合评价流程 |
五 生态效益综合评价 |
(一)评价数据 |
1 示范规模 |
2 植被覆盖度 |
3 水源涵养 |
4 保育土壤 |
5 固碳释氧 |
6 生物多样性 |
7 主要指标数据汇总 |
(二)评价指标权重确定 |
1 基于层次分析法 |
2 基于变异系数法 |
(三)生态效益单一评价 |
1 综合指数法 |
2 功效系数法 |
3 单一评价结果 |
(四)生态效益组合评价 |
1 组合评价结果 |
2 组合评价检验 |
六 结论与讨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及获奖情况 |
(5)干旱内陆河流域生态资本补偿问题研究 ——以甘肃省石羊河流域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目标 |
1.1.3 研究意义 |
1.2 研究思路、技术路线和方法 |
1.2.1 研究思路 |
1.2.2 技术路线 |
1.2.3 研究方法 |
1.3 研究难点与可能的创新点 |
1.3.1 研究难点 |
1.3.2 可能的创新点 |
1.4 现有研究的基本概况 |
1.4.1 文献数量 |
1.4.2 期刊分布 |
1.4.3 高产作者 |
1.4.4 被引情况 |
1.4.5 热点分布 |
第二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2.1 概念界定 |
2.1.1 生态资本概念 |
2.1.2 生态资本与相关概念的比较 |
2.1.3 生态资本补偿内涵与框架 |
2.2 文献综述 |
2.2.1 国外相关研究 |
2.2.2 国内相关研究 |
2.3 核心理论 |
2.3.1 生态系统理论 |
2.3.2 生态资本理论 |
2.3.3 生态安全理论 |
2.3.4 公共物品理论 |
2.3.5 博弈理论 |
2.3.6 契约理论 |
2.4 本章小结与对本研究的启示 |
第三章 干旱内陆河流域生态资本补偿的研究逻辑 |
3.1 生态资本补偿的必要性 |
3.1.1 生态资本补偿的自然过程 |
3.1.2 生态资本补偿的人文过程 |
3.2 生态资本补偿的主客体界定 |
3.2.1 生态资本的“购买者”(补偿主体) |
3.2.2 生态资本的“供给者”(补偿客体) |
3.3 生态资本供给量确定以及价值评估 |
3.3.1 确定生态资本的供给量 |
3.3.2 生态资本供给价值的评估 |
3.4 生态资本补偿的情景模拟 |
3.4.1 生态安全条件下生态资本补偿目标的厘定 |
3.4.2 土地适宜性判别与补偿目标选择 |
3.5 不同情景下生态资本补偿的标准计算 |
3.5.1 生态资本补偿标准计算 |
3.5.2 生态资本补偿总额计算 |
3.6 生态资本补偿中农户受偿意愿分析 |
第四章 研究区概况与调研过程 |
4.1 研究区概况 |
4.1.1 区域选择说明及功能定位 |
4.1.2 自然地理概况及项目政策执行情况 |
4.1.3 经济社会发展概况 |
4.2 石羊河流域生态补偿项目执行概况 |
4.2.1 现有生态补偿项目执行情况 |
4.2.2 生态补偿项目执行面临的问题 |
4.3 调研过程及数据来源 |
4.3.1 调研过程 |
4.3.2 数据处理及调查对象分析 |
第五章 现有生态补偿政策面临的利益冲突 |
5.1 生态补偿主体界定和利益冲突分析 |
5.1.1 相关利益主体界定 |
5.1.2 生态资本补偿的涵盖内容 |
5.2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行为博弈分析 |
5.2.1 委托双方的成本支出与期望收益分析 |
5.2.2 土地利用转换中双重委托代理模型构建 |
5.2.3 模型求解及分析 |
5.3 政府与农户的行为博弈分析 |
5.3.1 政府与农户的动态博弈构成分析 |
5.3.2 政府与农户的动态博弈模型构建与解释 |
5.3.3 结果与分析 |
5.4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生态资本供给量确定与价值评估 |
6.1 生态资本供给量确定的遥感模型 |
6.1.1 InVEST模型原理与算法 |
6.1.2 影子工程法 |
6.2 模型参数获取与处理分析 |
6.2.1 模型参数获取与来源 |
6.2.2 主要模型参数处理与分析 |
6.3 生态资本供给量确定与价值评估 |
6.3.1 生态资本供给量 |
6.3.2 生态资本供给量价值评估 |
6.4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生态资本补偿的情景模拟 |
7.1 土地利用与生态资本供给的关系 |
7.1.1 土地利用与生态资本供给的关联逻辑 |
7.1.2 土地利用现状分析 |
7.1.3 土地利用的情景判别 |
7.2 土地利用特征分析 |
7.2.1 土地利用特征 |
7.2.2 土地利用的转换矩阵分析 |
7.3 土地利用转换情景模拟 |
7.3.1 土地利用情景设置 |
7.3.2 模拟不同土地利用情景下生态资本供给量 |
7.3.3 适宜土地利用情景判别 |
7.4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不同情景下生态资本补偿的标准计算 |
8.1 确定生态资本补偿标准的思路 |
8.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8.2.1 最小数据方法 |
8.2.2 生态资本供给量确定 |
8.2.3 数据来源与处理 |
8.3 研究结论 |
8.3.1 概率模型模拟 |
8.3.2 农户机会成本与生态资本补偿标准 |
8.3.3 不同补偿价格下的实施成本与交易成本 |
8.4 本章小结 |
第九章 生态资本补偿中农户受偿意愿分析 |
9.1 农户受偿意愿额的估计 |
9.1.1 耕地转换与农户受偿意愿估计值 |
9.1.2 草地转换与农户受偿意愿额估计 |
9.1.3 农户受偿意愿额与生态补偿成本测算 |
9.2 农户受偿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
9.2.1 分位数回归方法在农户受偿意愿额影响因素的应用 |
9.2.2 变量选取和测量 |
9.2.3 结果与分析 |
9.3 本章小结 |
第十章 主要研究结论和展望 |
10.1 主要研究结论 |
10.2 研究不足与政策建议 |
10.2.1 研究不足 |
10.2.2 政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1:石羊河流域农户调查问卷 |
附录2:石羊河流域社区情况调查问卷 |
附录3:石羊河流域考察提要及访谈录音整理报告 |
附录4:资料清单 |
附录5:实地考察和调研照片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致谢 |
(6)黄土丘陵区退耕与农业生态经济社会系统协同发展研究 ——以安塞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进展 |
1.2.1 退耕及其演变过程 |
1.2.2 退耕与农业生态经济社会系统的关系及演变 |
1.2.3 简评 |
1.3 研究内容和实施方案 |
1.3.1 研究目标和内容 |
1.3.2 实施方案 |
第二章 研究区概况 |
2.1 自然概况 |
2.1.1 安塞县地理位置 |
2.1.2 交通区位 |
2.1.3 生态区位 |
2.1.4 地形地貌 |
2.1.5 气候 |
2.1.6 水文 |
2.1.7 土壤 |
2.1.8 植被资源 |
2.1.9 矿产资源 |
2.2 安塞县社会经济状况 |
2.2.1 行政区划 |
2.2.2 人口 |
2.2.3 经济发展情况 |
2.3 安塞县退耕背景与过程 |
2.3.1 退耕实施背景 |
2.3.2 退耕实施过程 |
2.3.3 退耕实施成效 |
第三章 退耕与农业生态经济社会系统可协同性论证 |
3.1 基本概念 |
3.1.1 退耕 |
3.1.2 农业生态经济社会系统 |
3.2 退耕与农业生态经济社会系统可协同性涉及的相关理论 |
3.2.1 一般性理论 |
3.2.2 生态学相关理论 |
3.2.3 生态经济学相关理论 |
3.2.4 社会学相关理论 |
3.2.5 可持续发展理论 |
3.3 退耕与农业生态经济社会系统协同演变过程 |
3.3.1 退耕与农业生态经济社会系统协同演变的理论框架 |
3.3.2 纸坊沟流域退耕与农业生态经济社会系统协同演变过程 |
3.4 小结与讨论 |
第四章 退耕与农业生态经济社会系统协同效应的分析 |
4.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4.1.1 研究方法 |
4.1.2 数据来源 |
4.2 退耕背景下农业生态经济社会系统的实施效果 |
4.2.1 退耕背景下土壤侵蚀环境时空变化 |
4.2.2 退耕背景下生产总值及产业结构的变化 |
4.2.3 退耕背景下人口密度与劳动力的变化 |
4.3 基于VAR模型下的退耕与农业生态经济社会系统协同效应分析 |
4.3.1 分析指标提取与初步分析 |
4.3.2 VAR模型的构建与分析 |
4.4 小结与讨论 |
第五章 退耕与农业生态经济社会系统协同态势演变过程 |
5.1 指标体系、权重确定及数据来源 |
5.1.1 指标体系 |
5.1.2 指标权重确定 |
5.1.3 数据来源 |
5.2 耦合度模型构建 |
5.2.1 系统耦合 |
5.2.2 耦合度模型 |
5.2.3 退耕系统和农业生态经济社会系统耦合度分析 |
5.3 退耕与农业生态经济社会系统的态势及演变过程的分析 |
5.3.1 退耕与农业生态经济社会系统协同性演变阶段 |
5.3.2 安塞县退耕与农业生态经济社会系统协同性分析 |
5.4 小结与讨论 |
第六章 退耕与农业生态经济社会系统协同路径分析 |
6.1 基础资料(数据)采集与调查户基本特征 |
6.1.1 问卷设计 |
6.1.2 样本点确定与调查简况 |
6.1.3 调查户特征 |
6.2 退耕与农业生态经济社会系统概念模型构建 |
6.2.1 模型的选择 |
6.2.2 模型的构建 |
6.3 退耕与农业生态经济社会系统协同路径的测算与分析 |
6.3.1 协同路径的测算 |
6.3.2 协同路径的分析与解释 |
6.4 小结与讨论 |
第七章 主要结论与研究展望 |
7.1 主要结论 |
7.2 政策建议 |
7.3 主要创新点 |
7.4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历 |
(7)黄土高原城镇化过程及其生态环境响应(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内容与关键问题 |
1.2.1 研究内容 |
1.2.2 研究目标 |
1.2.3 拟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 |
1.3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1.3.1 研究方法 |
1.3.2 数据来源 |
1.4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1.5 研究特色与创新之处 |
第二章 城镇化过程与生态环境响应研究动态 |
2.1 城镇化过程与机制研究 |
2.1.1 城镇化概念与内涵研究 |
2.1.2 城镇化格局与过程研究 |
2.1.3 城镇化动力机制研究 |
2.1.4 城镇化发展模式研究 |
2.1.5 城镇化发展路径研究 |
2.2 城镇化的生态环境响应研究 |
2.2.1 城镇化的景观格局响应 |
2.2.2 城镇化的热环境响应 |
2.2.3 城镇化的污染环境响应 |
2.3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关系研究 |
2.3.1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关系 |
2.3.2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作用过程 |
2.3.3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关系调控模式 |
2.4 研究进展评述与启示 |
2.4.1 研究评述 |
2.4.2 主要启示 |
第三章 城镇化过程与生态环境响应的基础理论 |
3.1 概念辨析与界定 |
3.1.1 城镇化与城镇化过程 |
3.1.2 生态环境与生态环境响应 |
3.2 城镇化演进过程理论基础 |
3.2.1 城镇化阶段理论 |
3.2.2 人口迁移理论 |
3.2.3 非均衡发展理论 |
3.3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关系理论基础 |
3.3.1 环境库兹涅茨(EKC)曲线理论 |
3.3.2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圈理论 |
3.3.3 景观生态学理论 |
3.4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响应调控理论基础 |
3.4.1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 |
3.4.2 城市复合生态系统理论 |
3.5 城镇化的生态环境供需平衡理论构建 |
3.5.1 理论渊源 |
3.5.2 理论基础 |
3.5.3 理论涵义 |
3.5.4 供需规律 |
3.5.5 数学表达 |
3.6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黄土高原城镇化的自然地理与人文经济基础 |
4.1 黄土高原区域范围 |
4.2 自然地理基础 |
4.2.1 地形地貌 |
4.2.2 气候特征 |
4.2.3 土壤植被 |
4.3 自然资源基础 |
4.3.1 水资源 |
4.3.2 土地资源 |
4.3.3 矿产资源 |
4.3.4 农产品资源 |
4.4 生态环境状况 |
4.4.1 生态环境特征 |
4.4.2 生态环境问题 |
4.5 社会经济基础 |
4.5.1 人口分布特征 |
4.5.2 经济发展水平 |
4.5.3 社会事业概况 |
4.6 城镇化现状特征 |
4.6.1 城镇化总体特征 |
4.6.2 城镇化空间格局 |
4.6.3 城市群建设现状 |
4.7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黄土高原城镇化时空过程与影响因素 |
5.1 城镇化过程与影响因素研究方法 |
5.1.1 城镇化时空变化测算方法 |
5.1.2 城镇化地域分异影响因子识别方法 |
5.2 城镇化水平时空变化特征 |
5.2.1 城镇化水平变化过程 |
5.2.2 城镇化水平地域分异 |
5.2.3 城镇化水平区域差异 |
5.3 城镇化水平影响因素识别 |
5.3.1 城镇化水平地域分异成因分析 |
5.3.2 城镇化水平地域分异成因交互探测 |
5.3.3 城镇化水平地域分异成因分区分析 |
5.4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黄土高原城镇化的生态环境空间格局响应 |
6.1 城镇化生态环境格局响应计量方法 |
6.1.1 城镇化空间格局识别方法 |
6.1.2 生态环境格局响应计算方法 |
6.2 城镇化空间格局演化特征 |
6.2.1 城镇化空间时序变化过程 |
6.2.2 城镇化景观格局变化特征 |
6.2.3 城镇化空间结构变化特征 |
6.3 城镇化的生态环境格局响应 |
6.3.1 城镇化与地表温度变化格局 |
6.3.2 城镇化与植被绿度变化格局 |
6.3.3 城镇化与生态价值变化格局 |
6.4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黄土高原城镇化的生态环境供需状态响应 |
7.1 城镇化生态环境状态响应计量方法 |
7.1.1 生态系统服务评分矩阵构建 |
7.1.2 生态系统服务供需测算模型 |
7.2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供需格局 |
7.2.1 生态系统服务供需总体特征 |
7.2.2 生态系统服务潜在供给格局 |
7.2.3 生态系统服务实际供给格局 |
7.2.4 生态系统服务需求现状格局 |
7.3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供需状态响应 |
7.3.1 城镇化的生态系统供需格局 |
7.3.2 城镇化的生态系统供需响应 |
7.3.3 城镇化的生态环境供需类型 |
7.4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黄土高原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优化调控模式 |
8.1 城镇化过程与生态环境响应机制 |
8.2 城镇化的生态环境供需协调框架 |
8.2.1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目标 |
8.2.2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优化调控框架 |
8.2.3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优化调控机制 |
8.3 城镇化的生态环境供需协调发展模式 |
8.3.1 适度型城镇化模式 |
8.3.2 集约型城镇化模式 |
8.3.3 绿色型城镇化模式 |
8.3.4 共享型城镇化模式 |
8.3.5 开放型城镇化模式 |
8.4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策略 |
8.4.1 优化城镇空间布局,构建新型城镇体系 |
8.4.2 创新自然资源配置,建设集约低碳城镇 |
8.4.3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
8.4.4 深化政策制度改革,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
8.4.5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保障城镇生态安全 |
8.5 本章小结 |
第九章 结论与讨论 |
9.1 结论 |
9.2 讨论 |
9.3 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8)川西北林草交错区生态环境遥感监测与生态脆弱性时空变化驱动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进展 |
1.2.1 林草交错区生态环境遥感监测研究现状 |
1.2.2 林草交错区生态脆弱性时空变化驱动机制研究现状 |
1.3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案与技术路线 |
1.4 论文主要创新点 |
第2章 研究区概况 |
2.1 地质概况 |
2.1.1 地层 |
2.1.2 构造 |
2.1.3 岩浆岩 |
2.1.4 灾害地质与水文地质 |
2.2 自然地理概况 |
2.3 社会经济概况 |
第3章 川西北林草交错区生态环境遥感监测 |
3.1 NDVI时空变化过程遥感监测 |
3.1.1 GIMMS NDVI与 MODIS NDVI时空融合算法 |
3.1.2 GIMMS与 MODIS数据NDVI时空融合 |
3.1.3 精度验证 |
3.2 土地利用变化遥感监测 |
3.2.1 遥感数据源及遥感图像处理 |
3.2.2 土地利用分类体系及解译标志 |
3.2.3 土地利用遥感信息提取 |
3.3 地质灾害遥感监测 |
3.3.1 地质灾害遥感数据源与数据处理 |
3.3.2 地质灾害遥感信息提取 |
3.4 土壤侵蚀敏感性遥感 |
3.4.1 土壤侵蚀敏感性评价指标体系 |
3.4.2 土壤侵蚀敏感性评价与分级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川西北林草交错区生态环境时空变化分析 |
4.1 气候要素时空变化分析 |
4.1.1 气候要素时空变化整体特征分析 |
4.1.2 基于M-K检验法的气候要素突变分析 |
4.1.3 基于趋势线的气候要素变化幅度时空特征分析 |
4.2 土壤要素空间分布特征 |
4.2.1 土壤类型空间分布特征 |
4.2.2 土壤质地空间分布特征 |
4.3 植被类型空间分布特征 |
4.3.1 植被类型空间分布特征 |
4.3.2 植被类型空间分布与气温、土壤和高程之间的关系 |
4.4 NDVI时空变化分析 |
4.4.1 NDVI动态变化分析 |
4.4.2 NDVI对地形的响应 |
4.4.3 NDVI对气候的响应 |
4.5 土地利用/覆被时空变化分析 |
4.5.1 土地利用动态度 |
4.5.2 土地利用程度 |
4.5.3 土地利用与地形因子之间的关系 |
4.5.4 土地利用转移分析 |
4.5.5 县域尺度土地利用变化分析 |
4.5.6 景观格局变化分析 |
4.6 地质灾害时空变化分析 |
4.6.1 县域尺度地质灾害时空变化特征 |
4.6.2 地质灾害密度分析 |
4.6.3 地质灾害质心变化 |
4.7 土壤侵蚀敏感度时空变化分析 |
4.7.1 敏感性时间变化特征 |
4.7.2 敏感性空间演变 |
4.8 本章小结 |
第5章 川西北林草交错区生态脆弱性评价 |
5.1 川西北林草交错区生态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5.1.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5.1.2 评价指标体系建立 |
5.1.3 评价指标分级 |
5.2 生态脆弱性评价模型构建 |
5.3 川西北林草交错区生态脆弱性评价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川西北林草交错区生态脆弱性时空变化分析 |
6.1 生态脆弱性时空变化总体特征 |
6.1.1 不同脆弱性等级面积变化 |
6.1.2 生态脆弱性空间自相关分析 |
6.2 生态脆弱性空间分布随地形因子变化特征 |
6.2.1 生态脆弱性空间分布随高程变化特征 |
6.2.2 生态脆弱性空间分布随坡度变化特征 |
6.2.3 生态脆弱性空间分布随坡向变化特征 |
6.3 生态脆弱性时空变化与土地利用的关系 |
6.4 县域尺度研究区生态脆弱性时空特征 |
6.4.1 各县生态脆弱性时空变化整体分析 |
6.4.2 各县生态脆弱性等级类型时空变化分析 |
6.5 本章小结 |
第7章 川西北林草交错区生态脆弱性时空变化驱动机制研究 |
7.1 生态脆弱性空间分布格局成因机制分析 |
7.1.1 生态脆弱性空间分布格局成因机制分析方法 |
7.1.2 生态脆弱性评价指标对生态脆弱性空间格局影响分析 |
7.1.3 生态脆弱性空间格局地质成因机制分析 |
7.1.4 生态脆弱性空间格局影响要素交互作用机制分析 |
7.2 生态脆弱性时空变化驱动机制分析 |
7.2.1 基于灰色理论的生态脆弱性时空变化驱动机制分析简述 |
7.2.2 生态脆弱性时空变化驱动机制分析 |
7.3 生态脆弱性分区与生态治理建议 |
7.4 本章小结 |
结论 |
(一)主要研究成果 |
(二)存在问题和展望 |
致谢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学术成果 |
(9)元谋干热河谷地区生态安全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选题依据 |
1.2 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3.1 土地利用/覆被变化(LUCC) |
1.3.2 景观格局研究 |
1.3.3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
1.3.4 植被覆盖度 |
1.3.5 生态安全评价 |
2. 研究方案 |
2.1 研究区概况 |
2.1.1 地理位置 |
2.1.2 地形和地貌 |
2.1.3 气候 |
2.1.4 土壤 |
2.1.5 植被 |
2.1.6 水文状况 |
2.1.7 社会经济状况 |
2.2 研究目标 |
2.3 研究数据源 |
2.4 研究内容 |
2.4.1 土地利用及景观格局变化 |
2.4.2 植被覆盖度时空异质性 |
2.4.3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 |
2.4.4 景观生态安全变化 |
2.4.5 综合生态安全及障碍因素 |
2.5 技术路线 |
2.6 研究方法 |
2.6.1 GIS空间分析 |
2.6.2 遥感技术 |
2.6.3 景观格局指数分析 |
2.6.4 模型研究 |
2.6.5 多元统计分析 |
3. 干热河谷地区土地利用及景观格局研究 |
3.1 地理空间数据的处理 |
3.1.1 DEM数据处理 |
3.1.2 基本地形的提取 |
3.2 遥感影像预处理 |
3.2.1 波段的选取与合成 |
3.2.2 几何精校正 |
3.2.3 遥感影像裁剪 |
3.3 土地利用遥感解析 |
3.3.1 遥感影像的判读特征 |
3.3.2 遥感影像解译标志的建立 |
3.3.3 遥感影像解译 |
3.3.4 解译成果野外验证 |
3.4 土地利用变化 |
3.4.1 土地利用结构变化 |
3.4.2 土地利用转移 |
3.4.3 土地利用类型动态度变化 |
3.4.4 土地利用程度变化 |
3.5 景观格局及动态变化 |
3.5.1 景观格局指数的选取 |
3.5.2 景观格局分析 |
3.6 小结 |
4. 干热河谷地区植被覆盖度时空演化 |
4.1 遥感预处理 |
4.2 植被覆盖度的提取 |
4.3 植被覆盖度的空间格局 |
4.4 植被覆盖度变化时间特征 |
4.4.1 植被覆盖度总体变化 |
4.4.2 植被覆盖度的转移矩阵 |
4.4.3 植被覆盖度地带性变化特征 |
4.4.4 植被覆盖度的年际波动 |
4.4.5 植被覆盖度的变化趋势 |
4.5 基于GWR的高程因素分析 |
4.5.1 GWR的高程模型构建 |
4.5.2 高程影响因素回归系数的空间异质性 |
4.5.3 高程因素回归系数的时间演变 |
4.6 小结 |
5. 干热河谷地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 |
5.1 生态系统服务静态价值 |
5.1.1 生态系统服务静态价值评价方法 |
5.1.2 生态系统服务当量因子 |
5.1.3 单位面积食物生产功能价值 |
5.1.4 生态系统服务静态价值分析 |
5.2 生态系统服务动态价值 |
5.2.1 生态系统服务动态价值评价方法 |
5.2.2 生态系统服务动态价值调节系数 |
5.2.3 生态系统服务动态价值分析 |
5.3 小结 |
6. 干热河谷地区景观生态安全时空动态 |
6.1 景观生态安全度模型 |
6.1.1 景观生态安全度模型的构建 |
6.1.2 景观生态安全评价标准 |
6.2 景观生态安全时空动态 |
6.2.1 景观生态安全度空间采样 |
6.2.2 景观生态安全时空演化综合分析 |
6.3 景观生态安全空间自相关性 |
6.3.1 空间自相关模型 |
6.3.2 景观生态安全空间自相关分析 |
6.4 景观生态安全时空分异度 |
6.4.1 景观生态安全时空分异模型 |
6.4.2 景观生态安全时空分异度分析 |
6.5 小结 |
7. 干热河谷地区综合生态安全及障碍因素研究 |
7.1 综合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7.1.1 综合生态安全评价的框架模型 |
7.1.2 综合生态安全指标体系的构建 |
7.2 基于熵权物元评价模型的综合生态安全评价 |
7.2.1 数据的标准化 |
7.2.2 指标权重的确定 |
7.2.3 物元评价模型 |
7.2.4 物元模型域与节域确定 |
7.2.5 综合生态安全评价结果分析 |
7.3 基于综合指数法的区域综合生态安全评价 |
7.3.1 综合指数模型 |
7.3.2 区域综合生态安全评价 |
7.4 综合生态安全障碍因素 |
7.4.1 综合生态安全障碍度模型 |
7.4.2 综合生态安全单指标障碍度 |
7.4.3 综合生态安全分类指标障碍度 |
7.5 小结 |
8. 结论和建议 |
8.1 结论 |
8.2 主要创新点 |
8.3 建议 |
参考文献 |
个人简介 |
导师简介 |
获得成果目录 |
致谢 |
(10)退耕还林背景下陕北丘陵沟壑区乡村聚落变迁与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历史的机遇 |
1.1.3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聚落历史演变及类型研究相关研究现状 |
1.2.2 生态环境与聚落发展关系相关研究进展 |
1.2.3 退耕还林相关研究现状 |
1.2.4 既往学术研究未涉及的内容 |
1.3 研究视角与研究范围 |
1.3.1 研究视角 |
1.3.2 研究范围的界定 |
1.4 研究内容 |
1.4.1 陕北丘陵沟壑区自然生态环境历史演变与乡村聚落历史变迁研究 |
1.4.2 退耕还林实施之后陕北丘沟壑陵区乡村聚落现状及问题研究 |
1.4.3 退耕还林之后陕北丘陵沟壑区乡村聚落发展模式研究 |
1.5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5.1 具体研究方案与步骤 |
1.5.2 技术路线 |
1.6 研究的创新之处 |
1.7 相关概念与理论 |
1.7.1 乡村聚落概念的界定 |
1.7.2 可持续发展理论 |
1.7.3 复合生态系统理论 |
1.8 小结 |
2 陕北丘陵沟壑区自然生态环境历史演变 |
2.1 陕北丘陵沟壑区自然生态环境历史演变概述 |
2.1.1 地理位置及范围 |
2.1.2 自然状况 |
2.1.3 土地利用状况 |
2.2 历史时期陕北丘陵沟壑区生态环境演变 |
2.2.1 演变概述 |
2.2.2 原始社会时期陕北丘陵沟壑区的生态环境 |
2.2.3 西周春秋战国时期陕北丘陵沟壑区生态环境 |
2.2.4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陕北丘陵沟壑区生态环境 |
2.2.5 唐宋时期陕北丘陵沟壑区的生态环境 |
2.2.6 元、明、清时期陕北地区生态环境 |
2.3 近现代时期陕北丘陵沟壑区生态环境变迁 |
2.3.1 人口变化情况 |
2.3.2 生活方式的变化 |
2.4 陕北丘陵沟壑区生态环境现状 |
2.4.1 水土流失严重,自然灾害频发 |
2.4.2 林草保存率低,配套设施落后 |
2.4.3 水资源匮乏 |
2.4.4 人地矛盾突出 |
2.5 小结 |
3 陕北丘陵沟壑区乡村聚落历史变迁 |
3.1 陕北丘陵沟壑区乡村聚落历史变迁及特点解析 |
3.1.1 陕北丘陵沟壑区乡村聚落分布状况 |
3.1.2 陕北丘陵沟壑区乡村聚落分类 |
3.1.3 陕北丘陵沟壑区乡村聚落变迁特点 |
3.1.4 陕北丘陵沟壑区乡村聚落特征解析 |
3.1.6 影响陕北乡村聚落形态变迁与特征的因素 |
3.2 影响乡村聚落变迁的一般性因子及其权重 |
3.2.1 影响乡村聚落变迁的一般性因子概述 |
3.2.2 自然因子 |
3.2.3 人文因子 |
3.3 陕北丘陵沟壑区乡村聚落变迁地域性因子及其权重解析 |
3.3.1 陕北丘陵沟壑区乡村聚落变迁地域性因子概述 |
3.3.2 自然因子 |
3.3.3 人文因子 |
3.4 陕北丘陵沟壑区乡村聚落变迁与生态环境演变耦合关系分析 |
3.4.1 陕北丘陵沟壑区生态环境对乡村聚落的作用 |
3.4.2 陕北丘陵区乡村聚落对生态环境的作用 |
3.5 小结 |
4 退耕还林工程对陕北丘陵沟壑区乡村聚落的影响 |
4.1 退耕还林实施背景概述 |
4.2 退耕还林基本问题解析 |
4.2.1 退耕还林内涵分析 |
4.2.2 退耕还林的分类 |
4.2.3 退耕还林发展历程 |
4.2.4 退耕还林工程实施现状 |
4.3 退耕还林对陕北丘陵沟壑区乡村聚落的影响维度 |
4.3.1 自然因子 |
4.3.2 人文因子 |
4.4 退耕还林对陕北丘陵沟壑区乡村聚落的影响 |
4.4.1 退耕还林后生态环境改善 |
4.4.2 退耕还林后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 |
4.4.3 退耕还林后人居环境的变化 |
4.4.4 退耕还林后社会传统观念的转变 |
4.4.5 退耕还林后乡村聚落选址,规模及分布方式的变化 |
4.4.6 退耕还林后乡村聚落的功能与结构体系转变 |
4.4.7 退耕还林后乡村聚落模式的更新 |
4.4.8 退耕还林后乡村聚落的建筑院落及单体建筑转型 |
4.4.9 退耕还林后乡村景观的变化 |
4.5 小结 |
5 退耕还林后陕北丘陵沟壑区乡村聚落典型案例解读 |
5.1 陕北榆林地区绥德县——韭园乡高舍沟村 |
5.1.1 研究区域基本概况 |
5.1.2 退耕还林背景下高舍沟村乡村聚落的变迁 |
5.1.3 其他方面的转型与变化 |
5.1.4 退耕还林前后影响高舍沟村建筑聚落变迁的因子及其权重解析 |
5.1.5 高舍沟村聚落变迁存在的问题 |
5.2 陕北延安地区吴起县——吴起镇马湾村 |
5.2.1 研究区基本情况 |
5.2.2 退耕还林背景下马湾村聚落的变迁 |
5.2.3 其他方面的转型与变化 |
5.2.4 退耕还林前后影响马湾村建筑聚落变迁的因子及其权重解析 |
5.2.5 马湾村聚落变迁存在的问题 |
5.3 陕北延安地区安塞县——沿河湾镇侯沟门村 |
5.3.1 研究区域基本情况 |
5.3.2 退耕还林背景下侯沟门村聚落的变迁 |
5.3.3 其他方面的转型与变化 |
5.3.4 退耕还林前后影响侯沟门村建筑聚落变迁的因子及其权重解析 |
5.3.5 侯沟门村聚落变迁存在的问题 |
5.4 退耕还林后陕北丘陵沟壑区乡村聚落变迁现存问题 |
5.4.1 传统窑居建造技术的停滞不前和新技术的表面化文章 |
5.4.2 新建建筑群落与陕北地区的生态环境不相融 |
5.4.3 忽视地域文化,脱离农户需求的集中式居住群落规划设计方式 |
5.4.4 缺乏规划的散落式建筑群落,人居环境混乱不堪 |
5.5 小结 |
6 退耕还林背景下陕北丘陵沟壑区乡村聚落发展模式探讨 |
6.1 退耕还林前以地形特征划分的陕北丘陵沟壑区传统乡村聚落类型 |
6.1.1 沟壑山地型乡村聚落 |
6.1.2 小流域川道型乡村聚落 |
6.1.3 台塬型乡村聚落 |
6.2 退耕还林后陕北丘陵沟壑区乡村聚落变化概述 |
6.2.1 生态环境的变化 |
6.2.2 生产方式的变化 |
6.2.3 生活方式的变化 |
6.2.4 人居环境的变化 |
6.2.5 社会传统观念的变化 |
6.2.6 乡村聚落选址、规模以及布局方式的变化 |
6.3 退耕还林后以产业模式类型划分陕北丘陵沟壑区乡村聚落 |
6.4 模式一:以维护生态修复成果为主的乡村聚落发展建设模式 |
6.4.1 模式的选择 |
6.4.2 相关技术支持 |
6.4.3 影响因子解析 |
6.4.4 乡村聚落发展建设模式 |
6.5 模式二:以设施农业及设施养畜为主的乡村聚落发展建设模式 |
6.5.1 模式的选择 |
6.5.2 相关技术支持 |
6.5.3 影响因子解析 |
6.5.4 乡村聚落发展建设模式 |
6.6 模式三:以旅游开发为主的乡村聚落发展建设模式 |
6.6.1 模式的选择 |
6.6.2 模式分类 |
6.6.3 影响因子解析 |
6.6.4 乡村聚落发展建设模式 |
6.7 小结 |
7 结论与建议 |
7.1 研究结论 |
7.1.1 结论一 |
7.1.2 结论二 |
7.1.3 结论三 |
7.1.4 结论四 |
7.1.5 结论五 |
7.2 研究的不足及需要进一步加强的工作 |
7.2.1 建议一 |
7.2.2 建议二 |
7.3 小结 |
后记 |
致谢 |
参考文献 |
图表目录 |
博士在读期间研究成果 |
附录一 |
附录二 |
四、西部地区退耕还林(草)与生态系统功能调控(论文参考文献)
- [1]黄土高原植被恢复过程中土壤碳氮水耦合机制及恢复力研究[D]. 李彬彬. 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科学院教育部水土保持与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2021(02)
- [2]基于“两山”理论的水源涵养价值动态优化研究 ——以张家口市为例[D]. 宋慈.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2020(04)
- [3]黄土高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对植被恢复的响应关系研究[D]. 庄少豪. 西安理工大学, 2020
- [4]喀斯特石漠化治理林灌草修复与高效特色林产业生态效益监测评价[D]. 季传泽. 贵州师范大学, 2020
- [5]干旱内陆河流域生态资本补偿问题研究 ——以甘肃省石羊河流域为例[D]. 罗万云. 兰州大学, 2019(02)
- [6]黄土丘陵区退耕与农业生态经济社会系统协同发展研究 ——以安塞县为例[D]. 李玥.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9
- [7]黄土高原城镇化过程及其生态环境响应[D]. 宋永永. 陕西师范大学, 2019
- [8]川西北林草交错区生态环境遥感监测与生态脆弱性时空变化驱动机制研究[D]. 邵秋芳. 成都理工大学, 2019
- [9]元谋干热河谷地区生态安全评价研究[D]. 欧朝蓉. 北京林业大学, 2017
- [10]退耕还林背景下陕北丘陵沟壑区乡村聚落变迁与发展研究[D]. 贺文敏.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14(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