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依法治军水平，要解决“瓶颈”问题

一、提高依法治军水平要解决好“瓶颈”问题（论文文献综述）

谭文邦^[1]（2021）在《新发展阶段提升国家治理效能路径探究》文中提出提升国家治理效能,关系到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关系到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把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十九届五中全会又把“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作为“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可见,探究新发展阶段国家治理效能提升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论文主要分为五个部分,分别从概念界定、理论构建、现实困境以及实践路径对提升国家治理效能问题进行深入的比较、分析、阐释、论证,旨在回答国家治理效能“是什么”、“为什么”、“有何趋势”“有何问题”,新发展阶段提升国家治理效能“怎么做”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第一部分探析国家治理效能的基本概念和时代内涵,主要解决国家治理效能“是什么”的问题。从基本定义出发,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国家治理效能:一是要实现国家治理效能必须要有目标的正确性;二是要实现国家治理效能还需要国家治理手段或者方式的合理性。国家治理在新发展阶段只有为大多数人谋幸福才能体现目标正确性,只有实现过程民主化、程序法治化才能体现手段合理性。国家治理效能与国家治理体系、国家治理能力存在辩证关系,国家治理体系为国家治理效能的实现提供制度保障、目标指引和价值基础,为国家治理效能的实现提供了基本的规范;国家治理能力则为国家治理效能实现提供动能,既提供了协调力和凝聚力,又提供了创新力和发展力,还提供了意志力与执行力。第二部分主要阐述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的发展逻辑,从理论上揭示新中国成立以来取得的国家治理效能的内在逻辑,并在此基础上阐明新发展阶段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理论指导和根本遵循。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治理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的缘起,遵从了“具体——抽象——具体”的思维发展规律;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思想有了初步的实践,探索出许多切实可行的治国理政的具体措施;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思想的超越,实现了对传统国家治理理论的时代超越,对西方国家治理理论的阶级超越,对苏联国家治理理论的模式超越,实现了价值与真理的统一。第三部分主要阐明国家治理效能实现的历史逻辑,目的是总结历史经验,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发展趋势,探寻新发展阶段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历史密码。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国初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体系,国家治理效能初步显现;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对国家治理体系作出深刻调整,实现了治理取向的转变,国家治理效能逐步提高;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治理体系不断完善,国家制度“具有多方面的优势”,国家治理效能得到充分激发。第四部分揭示新发展阶段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现实困境。这些问题包括:国家治理的根本领导制度与时代要求在存在差距、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还“不够成熟、不够完善”、全面依法治国任务依然繁重、国家治理主体结构的制约和挑战、制度执行的软环境尚未完全形成等等。深入发掘这些问题并分析其产生的原因,为新发展阶段提升国家治理效能提供问题导向,是解决困境的根本出路。第五部分阐明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实践路径,解决“怎么办”的问题。国家治理效能的理论逻辑为我们揭示了内在规律,历史逻辑提供了经验启示并揭示了“中国奇迹”的“制度密码”,通过深入调查研究发现的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现实困境则树立了解决问题的目标导向。因此,新发展阶段要提升国家治理效能,要把坚持和完善根本领导制度作为政治基础,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作为制度保障,把全面依法治国作为基本方式,优化治理主体结构为提升国家治理效能提供新动能,把构造制度执行的良好环境作为关键环节,在此基础上实现国家治理主体与客体的统一,目的与方式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结构与功能的统一,最终达到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目标。

林高松^[2]（2020）在《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兵役法律制度是国家的重要军事制度,是国家开展兵役工作的法律保证。党的十九大提出要:“深化……兵役制度等重大政策制度改革,推进军事管理革命,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制度。”研究分析兵役法律制度所包含的法理价值,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为指导,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建设的内在要求。本文按照“理性分析、历史沿革、价值定位、内外环境、完善之道”的逻辑顺序分五章展开研究。第一章,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的理性认识。从兵役法律制度的基本概念、兵役实体法律制度、兵役程序法律制度等为研究起点,对兵役法律制度的内涵外延进行科学界定,系统分析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的主要特征和地位作用,为论文撰写研究提供理论依据。第二章,我国兵役法律制度的历史发展与现状分析。按照古代、近代和新中国等三个阶段系统梳理我国兵役法律制度发展脉络,系统分析我国兵役法律制度现状,从体系构成、实质内涵和主要问题等方面展开研究,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建设发展的新要求,兵役法律制度体系更加科学完备、现役军人制度更加适应现代化局部战争需要、退役军人制度更加适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等。第三章,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的价值定位。主要从五个方面对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所蕴含的法理价值进行全面阐述,一是兵役义务与兵役权利的价值整合,二是国家价值与个人价值的有序统一,三是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相互融合,四是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统一,五是和平权与发展权的有序调整等,充分展现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的公平正义和社会主义优越性。第四章,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建设的内外环境。客观分析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建设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既有有利条件、也有不利因素,这是新时代兵役法律制度建设的根基。从五个方面进行研究,一是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国防实力同步增强,二是我国总体安全形势不容乐观,局部战争威胁始终存在,三是信息化局部战争对兵员素质要求普遍提高,四是优待军人成为兵役法律制度的内在共识,军人权益得到有效维护,五是军队独生子女兵员质量不容乐观,应征青年身体素质明显下降。第五章,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完善之道。主要从兵役法律制度建设角度提出一系列对策措施,力求为国家兵役机关开展兵役法律制度建设提供参考。一是科学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体系,二是大力提升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质量,三是全面加强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落实。加快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建设,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核心价值,持续为国家提供优质的兵员补充,确保国家总体安全,进而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强保障。

王莹^[3]（2020）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精神底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文化支撑。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重要问题。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不断向前发展,促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加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更加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课题。然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作为法治中国建设的文化支撑,其现状存在着发展水平不均衡、机制体制不完善、普法氛围不浓厚、自觉自信不充分等多方面的问题,其建设也面临着历史文化传统局限性传承性、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意识形态斗争复杂性多样性、地域人口因素现实性差异性等多方面制约,尚不能充分满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要求。因此,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基本概念和理论,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渊源和理论依据,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历史成就和基本经验,剖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困境与成因,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对策和实施路径,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基于此,本文遵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原则和指导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原理和方法,立足中国国情和时代需要,旨在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科学内涵和理论依据,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发展进程和历史经验,剖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基本原因,提出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基本对策和前瞻性思考,以期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科学内涵的理解,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思考,积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研究的经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理论,助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实践。论文由导论、主体部分和结语构成。主体部分包括五章:第一章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概念与基本理论。从源头上探究了法治文化,辨析了法治文化相关概念的含义,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概念。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内涵的研究中,涵盖了对其主客体的甄别,对其特征属性的描述,并从物质、精神、制度和行为四重结构探究了法治文化建设的内容,对其所遵循的客观规律进行了总结,并指出了其战略价值所在。第二章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理论依据与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并不是无源之水,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依据,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法治文明则是其借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法治观和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有关法治文化建设的思想,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重要学理依据。中国历史和西方历史中的优秀法治文化建设思想,则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第三章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历史与基本经验。重点阐述了中国法治文化建设的基本进程、主要成就和基本经验。中国法治文化建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改革开放以来展现出不同特点。中国法治文化建设在强化实践基础、深化法治理论以及人民法治认同三方面取得了不俗成就。同时,本章还阐释了法治文化建设在坚持基本国情,发挥改革创新精神,正确处理党与法、权与法、情理法三个方面的关系和不断坚持两个“三位一体”的重要经验。第四章剖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困境与成因分析。主要是从现实状况出发,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找寻不足,以全面反映法治文化建设的全貌。在发展水平、体制机制、普法氛围、法治信仰等方面探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存在的现实瓶颈,指出其主要制约是由于历史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意识形态斗争、地域人口因素上的影响。直面法治文化建设的问题根源所在,为下一步深入探究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提供了坚实基础。第五章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对策与前瞻思考。基于法治文化建设存在的现实瓶颈与制约因素,围绕思想、制度、实践、文化、资源和国际六方面提出了路径选择,还从多元动力、责任监督、普法传播、文化创新、人才培育和法治评估机制等方面探讨了法治文化建设的机制构建。最后,从目标取向、实践要求、拓展方向阐述了对新时代法治文化建设未来发展的前瞻性展望。

左腾飞^[4]（2020）在《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研究》文中认为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矛盾贯穿于每一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人类社会发展过程及其每个阶段同样充满着矛盾,其中,处于核心地位、起着支配作用的矛盾就是社会主要矛盾。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发展进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不断调整和变化。矛盾的性质,从建国之初的敌我矛盾,逐步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人民内部矛盾;矛盾的内容,经历了从阶级之间的矛盾、到经济发展落后条件下的物质文化供需矛盾、再到发展模式调整背景下社会供需矛盾的转变。社会主要矛盾是党和国家制定大政方针、政策的理论依据和现实起点,对这一课题的研究构成我国社会科学研究的重大使命,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2017年,党的十九大正式宣布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这是具有全局性、历史性和战略性的最新论断,关于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成为理论界和学界关注的热点和重点。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际,系统阐明什么是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逻辑、转化所引发的实践要求、作用、价值等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明晰历史新方位、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客观要求。本文从社会主要矛盾的基础理论出发,运用文献研究法、定量分析法、多学科综合分析法,力图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要矛盾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论文由以下部分组成:绪论部分:概括选题依据、课题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评述国内外对本选题及相关问题的研究状况,总结了进一步探讨、研究及深化的空间,阐明了论文研究预期目标、研究思路及方法。第一章:社会主要矛盾基础理论及其发展演变分析。通过对社会矛盾、社会基本矛盾及社会主要矛盾进行区分和对比,总结社会主要矛盾在社会矛盾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厘清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内涵,并在此基础上阐明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特点及转化标准。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历经三次较大变化。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是客观的、是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与此同时,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我们党基于社会发展所作出的主观论断,兼具主体性和属人特点,其本身就是矛盾统一体。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把握,经历了复杂的过程,认识不断深化,对我们今天科学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具有重要作用。第二章着重研究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背景、转化原因和转化程度。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是时代和实践的要求。社会主要矛盾在新时代发生转化的最大背景和最重要原因就是新时代的到来。因此,分析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原因,就必须对“新时代”这一矛盾转化背景进行分析。另外,还要正确把握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生成原因,还需要认清社会主要矛盾的“变与不变”,从而对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及其转化程度、转化背景及其转化原因,形成丰富和立体的认识。第三章对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进行整体分析,主要包括对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后的矛盾主体、矛盾客体、主要矛盾的客体与主体之间关系等内容的研究。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主体是人民群众。随着时代的发展,主体需要在实现满足的基础上产生新的需要,更加突显主体需要的全面性。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客体是现实社会生产供给能力,但新时代社会供给相对于人民全面的需要而言,有效供给相对不足,制约着主体需求的满足。本章内容具体分析了主体需要的特点,重点研究了现实社会生产不平衡不充分的内容及其产生原因,总结了现实生产供给对满足主体需要的制约问题,为我们认识这一制约新时代社会发展全局的矛盾提供切入点,更为我们下文解决矛盾提供发力点。第四章从理论和实践角度分析了如何更好推进解决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研究矛盾不是终点,关键在于对问题的解决。其中,设立合理的目标和原则,是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前提;增强社会有效供给能力,推动我国社会全面发展,是新时代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时代要求和关键所在。矛盾的根本解决还在于制度的完善,要通过制度创新,激发社会活力和动力,营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为人们美好需要的满足提供根本保障。第五章是本课题研究的最终落脚点。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作用和价值。从理论上看,对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把握,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理论,推动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从实践上看,正确处理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能够为党和国家在新时代的全局发展提供着力点,助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为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创造条件。解决好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还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能够为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积累经验,为建设美好生活世界提供中国智慧和方案。结语部分:对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产生、内涵、解决方案及现实价值进行概述,立足现实,分析了研究存在的不足,对未来深化研究做出展望。

杨淇^[5]（2020）在《习近平强军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着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结合党在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经验,围绕新时代强军兴军事业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理论观点,并作出了相关的决策部署,形成了富有时代性、引领性、内涵丰富且意义重大的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研究习近平强军思想,理解其深刻内涵、主要内容、理论特质和思想价值,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助于人民军队更科学地运用这一理论来指导自身建设,为努力成为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而奋斗。本文对习近平强军思想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论述分析。具体内容如下:一、习近平强军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础、现实条件和主要过程。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国防与军队建设思想入手分析了习近平强军思想的理论基础;从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和复兴发展的国内环境入手分析了习近平强军思想的现实条件;从习近平担任军委秘书为起始梳理其强军思想形成的主要过程。二、习近平强军思想的主要内容。从政治建军是根本保证、改革强军是强大动力、依法治军是重要保障、科技兴军是关键支撑、军民融合是实现路径五个方面,详细论述了习近平推动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主要理论观点与政策措施,从而阐述习近平强军思想的主要内容。三、习近平强军思想的理论特质。从价值追求、辩证思维、实践准则入手阐述了习近平强军思想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并且揭示了习近平强军思想时代性、全局性、创新性、民族性的思想特质。四、习近平强军思想的当代价值。习近平强军思想的理论价值在于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军事思想、丰富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军事思想的内容、开辟了新时代强军事业的新境界,其实践价值在于为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建设提供科学依据、为中国国家安全提供保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基础、为世界的和平稳定贡献力量。

刘硕^[6]（2019）在《我国军队院校内部治理结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推进军队院校改革创新、加快建设一流军队院校,是习近平军事教育思想明确提出的战略目标。军队院校既是军队的列编单位,又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既是“军”又是“校”的“非单一化”组织属性,决定了其教育管理有着与军队管理及地方高校管理相区别的鲜明特点,既要体现军队管理特色,又必须遵循高等教育管理的普遍规律,以实现军事统一、教育民主与办学高效的有机结合。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军队院校的教育管理忽视了其作为高等教育机构的组织属性,行政权力泛化、学术权力缺失,组织活力与创新能力不足。随着我国军队革命性体系重塑和军事斗争准备的加速推进,随着现代军校科技元素不断增加、学术属性不断增强、新兴领域和新质力量不断涌现,深化军队院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势在必行。而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在于内部治理结构的科学构建。鲜明地提出军队院校内部治理结构的概念并开展相关研究,顺应了当前国家高等教育改革的主旋律,突出了军队建设依法从严治军的总基调,也为军队院校深化教育管理改革开辟了新路径。新时代,党的军事指导思想的丰富发展,治理理论在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的实践探索,为我国军队院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提供了科学指引、理论支撑与经验借鉴。鉴于治理理论强调民主意识、重视制度权威、关注主体利益,将治理理论中的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方式互动化、治理规则法制化等核心思想和有益成分引入我国军队院校的教育管理实践,必将有助于完善教育管理组织系统、改进教育管理运行机制、实现教育管理依法从严。论文以习近平新时代军事教育思想为根本遵循,以治理理论为理论支撑,在继承我国军队院校教育管理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借鉴地方高校改革与发达国家军事院校建设的成功经验和先进理念,按照理论阐释、历史沿革、现实困境、经验借鉴、路径构建的逻辑顺序依次展开论述,力求比较清晰的呈现我国军队院校内部治理结构的现状与未来发展全景。在具体研究过程中,设计了以军队院校内部事务决策为载体,由内部治理结构合法性依据、内部治理结构要素和决策结果评价三个方面构建的内部治理结构概念模型。基于内部治理结构的核心实质是权力问题,通过提出权力假设、确定测量题项、发放调查问卷和对回收问卷进行统计与检验分析,从权力形式、权力层次、权力重心三个维度对我军院校内部治理结构的发展现状、权力配置特点与存在主要问题给予深入的系统解构,试图展示一种从权力维度分析管理症结的方法路径,进而把握军队院校教育管理问题的本质,寻求内部权力合理配置运行的可能轨迹。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军队院校内部权力形式单一、行政干预普遍,权力层次冗杂、组织运行僵化,权力重心失衡、学术地位弱化,分析其主要原因在于军事行政习惯的深刻影响、军事制度演化的路径依赖和军事学术民主的氛围缺失。通过个案研究发现,美国军种官校权力形式多元、内部决策民主,权力层次简明、行政实施顺畅,权力重心下移、学术权力彰显等权力结构与运行特点得益于其完善配套的法规制度和长期以来的严格执法。我国军队院校应结合自身实际、及时更新理念、不断改革创新,在院校党委的坚强领导下,通过党委核心与两治并进的格局确立、行政管理与学术管理的有机协调、院校章程与规章制度的健全完善、依法办学与从严治校的贯彻落实,改变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失衡现状,理顺政治权力、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相互关系,着力构建以政治权力为领导核心,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相互协调、均衡发展的内部治理结构。

李刚^[7]（2019）在《军队政治工作法治化进程中军队律师职能作用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丁红^[8]（2019）在《习近平新时代军事体制改革初探 ——以“党指挥枪”与“打得赢”指导思想为视角》文中研究说明国防和军队改革作为单独的一部分被列入全面深化改革布局中,不仅体现了党中央对军事建设发展的重点关注,同时也为本文研究建国以来规模最大、力度最深的习近平新时代军事体制改革提供背景。本文以习近平新时代的军事体制改革为研究对象,以“党指挥枪”与“打得赢”指导思想为研究视角,分析军事体制改革作为国家总体改革的一部分如何与国家战略布局协调推进及其产生的重大影响。习近平新时代军事体制改革涉及内容广泛全面,本文并不是对改革内容的罗列阐述而是以“党指挥枪”与“打得赢”指导思想作为研究工具约束整篇文章为主题服务。首先,对军事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党指挥枪”与“打得赢”两方面进行溯源,厘清它们从提出到发展再到坚持的历史脉络以及习近平新时代赋予的理论内涵,充分说明“党指挥枪”与“打得赢”是理论和方法的辩证统—。其次,在军事体制改革之前,国际国内的形势比较复杂,存在很多挑战,能做的就是直面挑战从“党指挥枪”与“打得赢”指导思想出发解释军事体制改革的原因。在明确了军事体制改革原因的基础上,围绕“党指挥枪”与“打得赢”两方面梳理习近平新时代军事体制改革的内容,主要包括:落实军委主席负责制、改革领导指挥体制、调整军队规模结构、培养新型军事人才。通过对改革内容的研究不难发现习近平新时代军事体制改革在多处呈现出其与以往军事体制改革的不同,比如·:军事领导体制的“军委管总”突出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政治建军—“党指挥枪”贯穿改革始终;强调以信息化为主导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力量体系。最后,习近平新时代军事体制改革作为一场重大的改革实践,不仅在军队建设史上是一个创新,它也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维护改革开放成果、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发展的利益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该选题持续跟踪的研究,结合自己的发现和新的思考,有—些创新的地方:首先,是在研究视角的选择上,是从军队发展最根本的两个方面出发把“党指挥枪”与“打得赢”指导思想提炼概括,并聚焦习近平新时代军事体制改革,更好地突出军改的目标追求与价值意义。其次,这一场改革自2015年拉开序幕至今尚处于发展阶段,为下阶段改革任务顺利开展提供借鉴。最后,是对新时代军事体制改革特点的分析以及改革意义的思考,将这场改革与国际军事发展潮流、国家本身发展战略及国家治理现代化紧密联系起来。

李威^[9]（2018）在《新时代预备役部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预备役部队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预备役部队进行的理论武装与思想引导工作,是预备役部队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习主席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既要坚持政治工作根本原则和制度,又要积极推进政治工作思维理念、运行模式、指导方式、方法手段创新,提高政治工作信息化、法治化、科学化水平。”习主席的重要论述,为预备役部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指明了方向。论文坚持以习主席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着力从思维理念、运行模式、指导方式、方法手段创新等方面对预备役部队思想政治教育进行研究。一是新时代预备役部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意义。推进预备役部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有利于确保这支部队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确保这支部队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确保这支部队血脉永续、根基永固、优势永存。二是新时代预备役部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分析。论文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论述进行梳理归纳,对新时代预备役部队思想政治教育“现象与本质”、“主体与客体”、“原则与方法”、“载体与运用”等基本理论予以阐述分析,对教育学、心理学和传播学相关理论作了分析概括。三是新时代预备役部队思想政治教育现状调查与分析。论文阐述了调查问卷设计的理论基础、内容结构和质量分析,对5个战区部分预备役部队中的2类人员进行问卷和实地调查,通过对调查数据的整理分析,归纳总结出当前预备役部队思想政治教育取得的主要成绩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四是新时代预备役部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结合当前国防和军队改革进程和预备役部队所处的时代环境,从环境、组织、技术、法规等方面阐述了面临的机遇,从长期和平环境、西化分化战略、市场经济体制、预备役官兵成分结构变化等方面分析了面临的挑战。五是新时代预备役部队思想政治教育思维理念创新。以思维理念创新打开思想政治工作新局面。要着眼信息网络深度发展,牢固树立互联网思维;要着眼职能使命变化拓展,牢固树立强军致胜理念;要着眼寓军于民军民结合实际,牢固树立大政工理念。六是新时代预备役部队思想政治教育运行模式和指导方式创新。以运行机制创新规范思想政治教育活动。遵循客观规律,坚持依法施教,确保思想政治教育依法开展、高效运行;严密组织实施,抓好教育落实,增强教育的组织力和领导力;坚持基本制度,完善教育机制,规范教育秩序,提高教育管理水平。七是新时代预备役部队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手段创新。以方法手段创新提高思想政治教育质量效益。要“把握人员集中时机,发挥军营文化熏陶作用”和“提高宏观调控能力,实现群众性自我教育”两种隐性教育方法,让预备役官兵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教育;要“发挥物质精神体制优势,实现部队家庭社会共育”“注重增强课堂互动,改进灌输教育方式”和“把握时机主动作为,做好随机教育启发”三种显性教育方法,让预备役官兵在正面灌输中接受教育;要“汲取社会媒体资源,做好新闻舆论引导”“发挥军地网络优势,开展网络互动教学”和“做好典型挖掘工作,发挥激励警示作用”三种显隐结合教育方法,让预备役官兵在情感交融中接受教育。

杨楚^[10]（2017）在《依法开展军队政治工作面临的困境和对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军无法不立,法无严不威。依法治军是古今中外建军治军的共同规律,亦是建设一支强大军队的重要规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站在时代发展和战略全局高度,深刻指出,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是强军之基,是我们党建军治军的基本方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习主席强调,在新形势下既要坚持政治工作根本原则和制度,又要积极推进政治工作思维理念、运行模式、指导方式、方法手段创新,提高政治工作信息化、法治化、科学化水平。（1）习主席的重要指示,为依法开展军队政治工作、提高政治工作法治化水平,提供了科学指南和根本遵循。依法开展军队政治工作,就是指运用政治工作法规制度特有的方法和手段,调节和规范政治工作运行程序以及政治工作运行过程中各种关系的实践活动,它包括依据法规制度进行政治工作决策、组织和指导、落实和实施等环节。依法开展军队政治工作,是实现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方略的内在要求,是提升部队战斗力的重要源泉,也是政治工作创新发展的必由之路。本文在总结我军政治工作法治建设特点规律的基础上,瞄准政治工作法治化理论前沿,紧盯部队建设实践,深入研究政治工作法治化的总体思路,系统探讨依法开展政治工作面临的主要困境,即:政治法规制度不全、官兵法治意识不高、法治工作机制不顺、干部法治能力不强。本文还提出了走出上述困境的对策建议,即:以健全法规规章为“硬支撑”,通过科学立法规范工作机制;以提高法治意识为“软实力”,通过教育管理提高法治素养;以落实依法办事为“关键点”,通过从严执法树立法律权威;以考评追责监督为“保障力”,通过问责监督制约权力运行。

二、提高依法治军水平要解决好“瓶颈”问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提高依法治军水平要解决好“瓶颈”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1）新发展阶段提升国家治理效能路径探究（论文提纲范文）

（2）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习近平强军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我国军队院校内部治理结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习近平新时代军事体制改革初探 ——以“党指挥枪”与“打得赢”指导思想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9）新时代预备役部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依法开展军队政治工作面临的困境和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提高依法治军水平要解决好“瓶颈”问题（论文参考文献）

• [1]新发展阶段提升国家治理效能路径探究[D]. 谭文邦. 广西师范大学, 2021(09)
• [2]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研究[D]. 林高松. 武汉大学, 2020(04)
•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研究[D]. 王莹.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4]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研究[D]. 左腾飞.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8)
• [5]习近平强军思想研究[D]. 杨淇.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6]我国军队院校内部治理结构研究[D]. 刘硕. 吉林大学, 2019(02)
• [7]军队政治工作法治化进程中军队律师职能作用研究[D]. 李刚. 国防科技大学, 2019
• [8]习近平新时代军事体制改革初探 ——以“党指挥枪”与“打得赢”指导思想为视角[D]. 丁红.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3)
• [9]新时代预备役部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研究[D]. 李威. 国防科技大学, 2018(01)
• [10]依法开展军队政治工作面临的困境和对策研究[D]. 杨楚. 国防科技大学, 2017(02)

标签：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论文;  治理理论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法治国家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