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界：将变革进行到底

一、新大陆:将变革进行到底（论文文献综述）

孙颖^[1]（2021）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路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现代性作为一个辩证的总体,从历史阶段上经历现代性的潜意识、现代性意识觉醒、现代性批判自觉三个主要时期,从文明模式上并存有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文明两种基本模态。但由于现代性的后两个历史阶段公认的源发于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使现代性在批判意识中与资本主义文明同义,而其他文明类型处于从属地位。因此,要想冲破资本主义现代性文明类型,便需在批判反思中参证出超越的文明道路。西方马克思主义百年批判史可谓当代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史,其聚焦于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核心主题,有机融嵌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主张、方法,形成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批判的第三条道路。在多元话语批判中,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凝汇有三条主要路径:一是生产-消费路径。商品形式普遍化的逻辑结构构成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拜物教思想的人本主义承递,其关于经济领域的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重心从生产环节转向交换、分配、消费环节,基本遵循“某物化→物化物商品化→交换价值主体化、使用价值虚化→主体异化→异化主体复归”的批判逻辑与解放方案。其中,“某”可以指代实物、数字、情感、交往、语言等实在或虚在的社会存在或社会关系。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的批判大体未出离于上述逻辑路径,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实证批判在异化批判的语境与观念中愈发式微,造成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深化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过程中,从政治经济学批判转向文化意识批判的轴心错轨。二是个体-共同体路径。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一个指向在于寻找个体与共同体的和解之法。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宏观对共同体意义上的制度虚假性批判转向当代对个体意义更为关注的生命政治批判,分析路径大体存在一条主线,即“社会元素权力化→权力集中化→权力集中化的理性合理化→共同体合法化、个体虚假化→共同体与个体和解”的批判思路与解放途径。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虚假共同体极权主义危机之隐匿性特征的同时,却逐渐消解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阶级对立、无产阶级社会历史主体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原则。虽然其在一定程度上揭批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与新问题,但就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而言,西方马克思主义偏离了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中的政治实践原则立场,使其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政治哲学思考不是陷于乌托邦的遐思,就是倒退回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调节与妥协。三是启蒙-再启蒙路径。启蒙理性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精神内核与精神气质,因此也成为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焦点。现代性危机的表征之一在于,启蒙理性的观念机制塑就与巩固了资本与权力对主体的合理化控制。对于启蒙理性的这一自反性危机,西方马克思主义持辩证态度,认为对启蒙理性进行再启蒙是正确认知启蒙理性这一现代性之核,是打开资本主义现代性悖谬之钥。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百年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史中,形成回归总体性、否定辨证法、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三大阶段,为理性自反性危机带来从复归到破维到融建的路径。西方马克思主义始终秉持形而上精神在不断试错中为理性的退化寻找再启蒙的道路,尤其是当代提出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地理学、空间化融建的思想,其内涵着从时空观的基点上新解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的形而上意义。这一延续“后现代思潮”的新思路为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群像创造新的多元话语空间,但同时带来共识危机与隐忧。如果以“中西马”圆融为构建未来文明型社会的哲学文化语境及意识,西方马克思主义可谓沟通西方现代性模式与中国现代性模式的桥梁。从整体上与之展开理论对话,既有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理论资源,又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共同理论问题,亦有基于异质文化传统背景交流差异性经验的话语空间。基于规律性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的思想进路,本文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整体具有现象学方法意义上的存在论特征,反映出西方文明血缘孕育的西方文化基因特点。中国模式在回应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思维局限与实践困境等方面体现出独特智慧与卓越效力,彰显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对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文明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在可见的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新人类文明型构建历史进程中,现代性的中国模式正在书写属于人类文明的新篇章。

任静^[2]（2020）在《马克思群众观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马克思群众观是马克思关于科学认识群众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正确处理与群众关系的基本看法和根本观点,是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坚定群众立场,牢固群众观点,坚持群众路线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遵循。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群众观,始终将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理论上讲,研究马克思群众观可以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为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提供理论依据和理论支撑,从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从实践上讲,研究马克思群众观,可以发挥其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指导作用,从而有利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本文重点从以下几方面对马克思群众观进行了探究:第一,研究马克思群众观的时代背景和理论借鉴。一是从历史维度探寻马克思群众观产生的时代背景,19世纪30至40年代的欧洲,伴随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增长而来的还有无产阶级生存状况的恶化,这导致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尖锐斗争和工人运动的兴起,马克思在关注广大劳动群众的生存状况的同时,也看到了他们蕴藏的巨大力量。二是从理论维度探寻对马克思群众观的形成产生影响的社会思想,欧洲的人文主义精神、启蒙思想家的“民权理论”、德国古典哲学的“主体”思想、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遗产都为马克思群众观的形成提供了思想材料。第二,研究马克思群众观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本文使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并结合马克思的相关文本梳理了马克思群众观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总结提炼出了马克思在各阶段的群众思想。本文认为马克思群众观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孕育萌发、初步形成、发展成熟和深化发展四个阶段。一是孕育萌发时期,即从少年时代到马克思在《莱茵报》工作时期。这一时期马克思对群众仅仅是情感上的关怀,虽然树立了为人类幸福而工作的理想信念,认识到了人的自我意识的重要作用,也意识到了物质利益的重要性,但是此时的马克思依然信奉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二是初步形成时期,即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到与恩格斯合作完成《神圣家族》。这一时期,马克思在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影响下完成了对黑格尔的清算,提出了人类解放问题,并将人类解放的历史使命赋予了无产阶级,明确提出了群众是历史的主体这一论断。三是发展成熟时期,即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到《共产党宣言》的发表。这一时期,马克思完成了对旧哲学的彻底清算,形成了科学的实践观点,在唯物史观基础上阐述了群众观,并实现了马克思群众观与工人运动的直接结合,对欧洲的工人革命运动起到了理论指导作用。四是深化发展时期,即从《法兰西阶级斗争》到《哥达纲领批判》。这一时期,马克思群众观在革命实践中得到丰富发展,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得到科学论证,并对人类解放历程进行了探索,第一次区分了共产主义社会的两个发展阶段,表明了实现群众解放的阶段性和长期性。这一部分通过对马克思群众观发展脉络的梳理,为揭示马克思群众观的内容提供了历史支撑和理论线索。第三,研究马克思群众观的主要内容。一是剖析马克思群众观的核心概念是群众,本文认为马克思的群众概念指的是由从事实践活动的现实的人组成的推动历史发展的群体,这一群体的具体构成会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不断变动,所以群众是一个不断变动的历史范畴。二是阐释群众在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马克思认为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体和创造者,但是群众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而是受制于一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而且马克思肯定了历史人物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三是将群众解放作为其理论的最终归宿,指明了群众解放的依靠力量、领导力量、实现路径,科学预见了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第四,研究马克思群众观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意义。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坚持马克思群众观的基本观点,并在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将马克思群众观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群众观,形成了丰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群众观点。进入新时代,我们党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群众观的基础上,将马克思群众观应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中,在指导党的伟大事业的同时进一步丰富了这一思想,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这一思想将一以贯之地指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实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步和发展。

李侍键^[3]（2020）在《清末“革命”话语正当性的建构》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清末中国面临着巨大的社会危机与宏大的社会变革,“革命”这一古老的词汇重新开始成为时代的焦点,但在这一时期,“革命”往往被视为“造反叛乱”,因此,“革命”话语正当性的建构迫在眉睫。传统“革命”的正当性来源于“天命”的赋予,“革”与“命”不可分割。在“天命”与“正统”的影响下,“造反”这种以武力推翻现政权的行为,才得以被视为“革命”,从而得到承认。在清末时代巨变下,改良派和革命派多数时候视“天命”和“正统”为阻碍革命的障碍而对其进行解构和批判。一方面,这种解构起到了证明自身“革命”正当性的作用;另一方面,又使作为过程和手段的“革”,与作为目标的“命”相分割,导致传统“革命”正当性的基础消失,模糊了其与“造反”的界限,因此“革命”的正当性需要有新的建构基础。同一时期,梁启超等改良派、革命派和无政府主义派开始在西方Revolution和日本对该词的创造性转换的影响下,塑造“革命”的新内涵,建构起了各有特色而又具有同样变革取向的近代“革命”。由此,“革命”的正当性实质上被重新建构在“革”的新目的——趋新与进化上。在新目的的基础上,近代“革命”与“造反”产生了“变革意识”上的根本不同,“造反”等过去的暴力形式被视为“无意识之破坏”,但这样又产生了新的问题。与“天命”一类虚无缥缈的观念不同,“革”的新目的是可以被检验的。如果近代“革命”无法贯彻变革意识,在实践中异化为“造反”一类的无意识破坏,不能促使社会进步,那么“革命”就是不正当的,此即为“近代‘革命’的无意识化”。各政派对该问题进行了历史和现实两个层面、围绕着革命动机与后果而展开的争论。争论中,各政派意识到由何者进行及如何进行革命,是导致该问题产生的根本因素。在承认民众作为“革命主体”这一重要性的前提下,各政派认为“无意识化”的危险根本上来自于革命主体的无意识,革命主体问题由此成为各政派争论甚广的难点。改造革命主体,使之具有变革意识,是各政派的共识,但在改造的手段上存有差异,实际上衍生出对革命路径的不同选择。改良派梁启超追求“先改造后革命”,革命派选择“边改造边革命”,而无政府主义新世纪派则是“改造即革命”。这些争论和设想背后反映的是“造反”与近代“革命”的纠葛,指向对近代“革命”正当性的保持。

靳匡宇^[4]（2020）在《自体性观照下的美国海事管辖权演进研究》文中指出本文研究的对象为美国海事管辖权1的变迁。首先通过对海事管辖权自体性早期发展及消亡历程的阐释,指出美国海事管辖权的统一性理想及其现实境遇。在殖民地经验、英国先例以及欧陆海事法传统的复合影响下,美国海事管辖权总体上经历了一个逐渐扩张的过程,这种扩张具有正当性和必然性。然而由于一些传统观念的影响,导致在海事管辖权统一性2追求过程中有超越界限的情形,比如在海事侵权管辖权的扩张过程中,由于传统“地点标准”的惯性影响,导致大量单纯发生在水上的欠缺海商事因素的案件被纳入海事管辖权范畴,引发了实践中的极大混乱。纵观美国海事管辖权的发展历程,具有鲜明的人道主义色彩,比如“海事法庭是船员的监护人”,就作为一种司法理念深入到海事法官的观念之中,当然也存在新时代下保守的情形,在个别历史时期,一般海事法在水上人身伤害案件中处于缺位状态,以至于在后世饱受批评。在美国海事管辖权的变迁过程中,一般海事法通过司法实践活动承担着引领性功能,立法在后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一般海事法由法院运用,具有灵活性和统一性等优点,然而也存在因为规范性要素不足、不确定性较大而被误用等问题。在我国当下,也存在类似于美国扩张海事管辖权的需要和隐忧。扩张的需要在于:我国传统受到“轻海重陆”观念的影响,一度缺少经略海洋的规划,导致海事管辖权的外延狭窄,随着海洋强国战略的推出,扩张海事管辖权成为举国共识。此外,船员保护的价值理念在我国亟需更新。在我国,从历时性角度观察,船员保护工作在近年来取得了很大进展,然而从共时性的视角,不难发现我国的船员保护和西方国家存在不少差距,这不但体现在工资福利条件的保障上,更多地表现在海事司法理念之中,我国有必要借鉴美国海事管辖权对船员的特别关怀。此外,海事习惯规则在我国海事管辖权中的运用具有局限性,除了国际海事惯例之外,其他惯例尚没有获得应有的适用地位。美国经验从正反两方面对我国海事管辖权的变迁带来启示。我国海事法院应以指导性判例为抓手,在司法实践中灵活运用海事习惯规则,肯定其优于一般民事规定的法源地位,以实现海事管辖权的合理扩张,达致更契合海商事本质的海事司法管辖权。本论文尝试通过对美国海事管辖权变迁经验的阐释和检讨,以期对我国当下扩张海事管辖权的变革实践有所启示。在内容框架上,本文包括导论、正文（共七章）和结语,共九个部分:具体章节如次。导论部分阐述本文的写作缘由,对相关文献进行概括梳理,交代研究方法。论文第一章主要阐述了革命之前的海事司法管辖权。第一节主要阐述了美国海事管辖权的世界历史背景。海事管辖权历史的滔滔长河主要有两条源流,分别是普通法国家中的海事管辖权和欧陆国家中海事管辖权,它们在不同程度上给美国海事管辖权提供了历史资源。论文在介绍一般海事法的历史背景基础上,分析了海事管辖权从海事自体法时代到国家主义时代的演变历程。着重讨论了自体法时代在英国的兴起与消逝以及中世纪海事自体法下的特殊关怀取向。第二节主要阐述了海事管辖权在殖民地新世界中的交锋。首先分析了北美殖民地海事司法管辖权的起源,在殖民地早期呈现出国旗跟着商业走的特点,而后随着英国在殖民地控制力的加强,普通法院和海事法庭延续着在殖民地母国的争斗,其中夹杂着王权和贵族的博弈。由于殖民地处于中心和边缘之间,殖民地海事司法管辖权呈现出一定的离心倾向。第三节首先列举了殖民地海事司法管辖权的典型诉讼形态,其次分析了殖民地海事司法管辖权的统一性特点。最后归纳出殖民地海事司法管辖权中的特殊关怀取向。论文第二章主要阐述了美国宪法出台前后新旧传统的缠斗与海事管辖权制度的诞生过程。第一节主要论述了美国革命时期在海事司法管辖权的统一性追求及其失落。革命先贤们大胆开展了海事管辖权的新实验,开创了美国海事管辖权的新时代。通过典型案例,介绍了革命时代的州海事法庭和上诉法庭之间的博弈和妥协,凸显了管辖权变革的艰难,并对其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和检讨。第二节总结了北美殖民地海事司法管辖权对后世的遗产。指出了革命时代的管辖权探索为后世提供了多项制度的历史实践,提示宪法海事管辖条款出台后海事司法管辖权的发展方向。第三节论述了美国宪法制定之后海事司法管辖权的法律渊源,指出宪法海事司法条款对海事管辖权的统摄性和解释上的开放性,并分析了其对后世海事管辖权发展的影响。并通过对诉讼者权利保留条款的阐述,指出其在实质上属于联邦主义下的妥协,为后世海事管辖权的实践扩张埋下伏笔。第四节通过回溯两大法系历史中的海事司法管辖权,阐述了海事司法管辖权变迁的观念源流。第五节通过海事管辖事项公法抑或私法的辨析,揭示了海事司法管辖权的内容属性以及必然的时代转向。论文第三章主要阐述了美国联邦主义体制对海事管辖权变迁的影响,具体包含影响和制约两个方面。第一节首先分析了横向联邦主义之下的国会角色。通过海事管辖权在宪法制定之前、南北战争之前、南北战争之后三个历史阶段的变迁再现了国会角色从隐居幕后到走向前台的历程,随后介绍了国会关于海事管辖权的重要法规,这些法规均在海事管辖权变迁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国会和法院之间围绕海事管辖权的互动。第二节对纵向联邦主义之下的各州角色进行了阐述。指出州权在海事管辖权变迁中承担着多元角色,其不仅是海事管辖权扩张的坚定异议者,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相关救济与权利的提供者,承担着补位的功能。随后对州法在海事管辖权中的适用进行分析,通过其适用可以看到州在联邦海事管辖权中的深度渗入,并对由此而生的法律冲突及其解决对策进行了简要介绍。论文第四章主要阐述了一般海事法的价值功能和制度实践。第一节首先分析了一般海事法的价值功能,亦即一般海事法的统一性追求和特别关怀取向,并阐述了其间的关系。第二节阐述了大陆法视野下的一般海事法以及其对美国海事管辖权发展变迁的影响。第三节阐述了普通法视野下的一般海事法。首先,通过分析普通法在美国海事管辖权中的演变,并以伊利案和詹森案为时间分界,阐述了一般海事法在海事管辖权变迁中的影响。在此过程中,一般海事法救济和海事司法管辖权持续扩张。第四节阐述了一般海事法的法律渊源,列举其四种表现形式,亦即:以奥内隆法典为代表的欧陆制定法;航运业的通用形式、术语和惯例;新时代原则和观念的影响;历史立法。第五节主要阐述了联邦法院在海事管辖权变迁中的主要角色,其作为一般海事法的掌舵者,和国会和州之间的关系。第六节旨在统一性视野下,对一般海事法在海事管辖权变迁中的功能和作用进行评价。第五章主要论述了扩张下的海事司法管辖权及其自体性失落。第一节主要阐释了美国海事管辖权在时空维度的拓展。首先,介绍了美国海事管辖权中船舶和可航性水域概念的变迁,二者构成了海事管辖权变迁的概念基础;随后对美国海事管辖权的空间延展进行了叙述,意即从“潮汐水域”进发,止于“所有可航水域”,实现了海事管辖权通航水域的全覆盖。第二节阐述了海事合同管辖权标准沿革,其从最初期的地点标准逐渐回归其本质属性,并进而分析了船舶建造合同、船舶保险合同和海事管辖权的关系以及初步合同原则对海事合同管辖权的影响。最后在统一性视野之下做出评价。第三节阐述了海事侵权管辖的标准变革,首先对海事侵权管辖进行了概论,并对严格地点标准的消逝进行了历时性分析。海事管辖权在扩张过程中,相关联系标准次第出现。最后,主要对工业时代下人身伤亡的海事法救济进行了阐述。第四节主要关注海事管辖权的特别关怀取向,首先是一般海事法下的船员权利。美国船员保护既有继承,也有突破,随着时代的演变,美国海事管辖权下船员保护日渐多元化。其次是衡平救济的正式纳入,主要围绕美国法律研究所对1966年合并的评估阐述了管辖权合并下的海事统一性。第五节论述了面向公海的美国海事管辖权,通过海事管辖权在国际层面的拓展,展现了海事司法管辖权在实践中收缩的另一面相。第六章重估了海事司法管辖权的价值功能。第一节归纳总结了百年美国海事司法管辖权的价值取向。首先指出了美国海事司法管辖权存在统一性追求和特别关怀两大取向,并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第二节指出了美国海事管辖权的商业品质和独特性格。通过分析其在商业中的角色,凸显了其护佑海商业发展的本质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归纳了美国海事管辖权的变迁规律;第三节指出在联邦主义背景下一般海事法在实践中的失措、未尽的统一性及其表现形式,并进而引申出美国海事管辖权所能提供的经验和启示;第四节重估了几个世纪以来美国海事司法管辖权的变迁模式。从自发秩序和建构秩序的综合视角,归纳出海事管辖权的本质属性和应然方向,并在历史经验辨识的基础之上,寻求海事管辖权统一性迷局的理论和实践破解之道。第七章回归我国海事司法实践,主要论述了美国法观照下中国海事司法管辖权的困惑与成长。第一节在多重视野下对我国海事管辖权的扩张进行正当性分析。主要从规范角度、传统角度、现实角度、未来愿景等四大方面论证了我国海事管辖权扩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第二节阐述了自体性危机下我国海事司法管辖权的实践样态,主要包括我国海事管辖权受案范围的扩张之失、海商案件民法一般性规定适用的泛化、普通法院和海事法院间的管辖权冲突;第三节在比较法关照下对我国海事司法管辖权从价值层面进行系统检视。在美国海事管辖权的扩张经验及历史检讨的基础上,对我国海事管辖权从功能视角下进行价值反思;第四节尝试对我国海事司法管辖权进行价值重构和功能厘定;第五节指出,美国海事管辖权在机构互动、海事习惯法、特别关怀理念和管辖权拓展模式四方面的经验是中美海事管辖权的交集之所在,也是我国海事管辖权改革的突破点。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初步提出若干扩张海事司法管辖权的具体设想。本文结语部分在美国海事管辖权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从超越自体性的角度对我国海事管辖权制度改革的应然方向进行总体评价。本文的研究任务在于为当下我国海事管辖权的扩张进行论证,并对相关附随问题提供比较法上的解决经验:在我国规划建立国际海事司法中心的当下,借鉴美国海事管辖权历史经验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在借鉴美国海事管辖权的基础之上,海事管辖权价值取向应该从自体性价值和对船员特别关怀两个方面进行定位,对于其功能设置,可以考虑海商事联系标准,但应注意美国法经验教训,防止标准的抽象化阐释。构建起以实质性海事联系为基础,兼顾统一性价值和弱势群体特殊关怀的受案范围规则体系,宜提倡一种“限定的自体性”,这种自体性不要求将所有涉海的案件一网打尽,而是采取“有进有退”的策略,从而提高我国海事管辖权的制度吸引力和影响力,从而服务于我国的海洋强国战略。

司书岩^[5]（2020）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近代中国历史命运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近代中国历史命运问题的研究是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中最具有理论价值的问题。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对近代中国有很多论述,从1840年到1894年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方方面面都有所涉及,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对近代中国历史走向的判断是有着科学的思想性的,因为马克思恩格斯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的。更重要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判断的结论又被近代中国实际的历史所验证,这是理论的科学性最应有的价值。全文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是绪论部分。首先,说明了选题的原因,一方面主要是为了从理论上对近代中国历史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作一个初步的总结,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到新时代,我们要站在21世纪,从源头上再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其次,阐明了选题的意义,从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两方面进行阐发,理论意义在于,理清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相结合的源头,探索中国问题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价值,确证马克思恩格斯对近代中国发展道路的判断;实践意义在于,有利于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有利于将马克思恩格斯的研究方法运用于当代中国实际,有利于推动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再次,详细介绍了有关该课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最后,说明了研究方法和不足之处以及创新点。第二章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论近代中国历史命运的缘起与历程。本章共三部分,第一部分重点说明了近代中国历史命运问题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对近代中国历史命运问题的概念的设定。第二部分分析了马克思恩格斯关注和研究问题的原因,从马克思主义是关于全人类解放的理论、欧洲的社会经济发展与中国密切相关、马克思恩格斯个人对中国的关注等三个角度进行了分析。第三部分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中国的历程,共划分了三个历史阶段进行了介绍。第三章是马克思恩格斯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对近代中国历史命运的判断首先是建立在对中国社会性质分析的基础上。本章首先详细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基本原理,通过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基本原理,介绍了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基本特征是:在社会结构方面是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相结合的社会经济结构;在社会形态方面是亚细亚生产方式下的中国社会形态。然后进一步介绍了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转变所产生的影响。第四章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对近代中国历史命运的阐述。马克思恩格斯所作出的判断的结论主要有三点:一是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终将灭亡,二是近代中国必然要走向资本主义,三是中国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第五章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近代中国历史变革对世界影响的认识。近代中国历史命运问题除了自身的历史发展方向问题之外,还包含着另一方面,即对世界带来怎样的影响,因为近代中国历史命运问题产生于近代世界历史的变革。本章首先回顾了古代中国文明曾经对世界历史做出的贡献,然后从近代中国历史变革对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两方面进行了说明。第六章是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中国问题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本章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意义,第二部分从实践层面确证了马克思恩格斯对近代中国历史命运判断的正确性,第三部分强调了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对当代中国发展的时代价值。

翟子夜^[6]（2020）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文化底蕴研究》文中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中华民族文化在长期历史进程中凝结升华的、以社会主义价值取向为核心的、以中华民族基本生活方式和存在方式为基础的多种价值原则的浓缩与统一,其生成拓展也是一个动态的历史变迁过程,正是以历史演进为发展背景和拓展根源,以文化演进为本质显现和发展动力,以人类主体性演进为价值续接和拓展方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积淀,实现多种优秀文明成果的多层聚合,并在新时代不断进行内涵和外延的创新发展。可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成拓展,既有历史文化的延续性,也有时代发展的既定性,既有社会实践的开放性,又有价值理论的传承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因此彰显出强劲的历史文化张力和巨大的历史文化价值,必将极大影响我们的生活样态、感知方式、价值取向和表现形式。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践行还面临这一高级的社会意识形式没有更好转化为社会心理的现实问题,民众价值自觉和政府主导教育传播的双向沟通还需要进一步强化。解决这一问题,更需要充分发挥历史文化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历史穿透力和实践创造力,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历史文化底蕴中充分汲取养料,形成某种理念、某种要素、某种资源、某种载体、某种背景,潜移默化融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方面面,融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各个环节,不断提升每个国人的主动参与性和自主选择性,真正让社会大众在日常生活中认知并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文旨在一方面梳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文化底蕴,把握其历史发展脉络,研究各类历史文化样态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这无疑对发掘其精神根柢、探寻其实践途径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和理论意义。另一方面,本文力图通过历史的维度、文化的维度、实践的维度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阐释和解读,为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拓展和践行作方向上的引导和内涵上的更新,更深层次为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更多的践行素材和学理支撑,进一步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历史文化底蕴有机融入到社会大众的价值观认同过程,潜移默化地转化为社会心理,转化为社会大众日常意识,切实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巨大实践力量。

谷伟^[7]（2019）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公共政治的重塑 ——乔纳森·弗兰岑悲剧现实主义小说的文化政治策略研究》文中认为在当代美国文坛,乔纳森·弗兰岑是堪与唐·德里罗、E.L.多克特罗等前辈文坛巨匠相比肩的年轻一代小说家。作为悲剧现实主义文学的倡导者,弗兰岑在创作中借助人物动荡的生存体验来折射宏观社会文化危机,培植穿透虚幻表象洞悉复杂现实的认知潜能。中后期代表作《纠正》《自由》与《纯洁》引爆了读者的抢购狂潮,获得批评界的高度关注。然而,三部小说在捕捉公众集体想象的同时,也遭到一些学者的批评,认为弗兰岑政治意识的锐度在减弱。这些批评声音所固守的是后现代主义立场,默认小说的能动性在于激进的形式实验,认为复归描摹家庭生活的现实主义就是向霸权投诚。而且,多数批评局限于单一小说文本,既无法立体呈现弗兰岑的创作全貌,亦使小说值得挖掘的文化政治维度无法获得充分讨论。据此,论文聚焦《纠正》《自由》与《纯洁》三部作品,细致分析弗兰岑对当代公共政治危机不同侧面的表征,挖掘其对重振公共领域的反思,勾勒弗兰岑中后期创作的主旨脉络,揭示其强烈的文化焦虑和时代关注,全面呈现其深层的文化政治意识,展现悲剧现实主义的核心理念。论文从文化研究的跨学科视野入手,在对小说进行贴合文本语境的具体阐释中,借鉴诸多当代理论家的思想锋芒,包括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认知图绘理论、大卫·哈维的空间正义理论、劳伦·勃朗特的情感依恋思想、贝尔纳·斯蒂格勒的技术哲思、哈特与奈格里的诸众理论等,透过理论洞见来赋予论文更为深入的剖析视角。论文全篇共分五个部分,包括绪论、主体三章与结语。第一章（绪论）勾勒了弗兰岑的创作生涯,梳理了国内外研究现状,探究了各时期的学界评论重心,归纳了对悲剧现实主义小说文化政治维度的理解缺憾。在对悲剧现实主义进行认知图绘的基础上,绪论指出论文旨在捕捉弗兰岑文学创作的总体脉络,聚焦其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公共政治的反思,随后概述了论文的结构框架。第二章从《纠正》对技术消费主义的批判入手,分析了晚期资本主义超空间中公共政治的衰微困境与重振策略。本章重点讨论了生物精神病学诊疗机制的物质主义逻辑,指出其摧毁了主体的内在世界,进而破坏了认知定位能力与共同体视野。《纠正》中的兰伯特夫妇及其三个子女的生命都以不同方式被吸纳到技术消费主义的霸权宰制中。弗兰岑通过再现兰伯特一家摆脱技术消费幻象的挣扎历程,指出抵抗霸权需要重拾历史意识,恢复生命存在的故事时间深度;重塑认知定位,洞悉个体动荡苦难与集体福祉保障的瓦解密切相关;重构社群意识,构筑他者关爱的“情感空间”,形塑扞卫集体福祉的至善共同体。第三章从《自由》对美国政治势力的全谱分析入手,探究了新自由主义霸权下的公共政治危机。《自由》以帕蒂与沃尔特夫妇、好友理查德、儿子乔伊等人物的爱恨离合为主轴展开叙述。小说中诸多人物受到新自由主义霸权的深刻影响:或如沃尔特等自由主义者投身“士绅化”等基于身份政治的文化抗争,却因白人精英身份,落入多重结构困境;或如理查德等文化左派诉诸朋克亚文化的对抗实践,却囿于激进颠覆的边缘立场,日益孤立大众;或如帕蒂与儿子乔伊受到右翼势力的情感操控,执着依恋物欲自由观,无视日常生活的苦难。藉由再现人物的霸权抗争,弗兰岑指出重振公共政治需要重塑认知图绘,洞悉新自由主义摧毁集体福祉的扩张逻辑,把握多元资本权力关系的聚合点;重拾历史意识,回溯美国自由共识中的非理性威胁,顺势把握自由信仰的另类策略;重整扞卫共同性的诸众联盟,摒弃无效的激进边缘立场,藉由爱来构筑共同体意识,进而统合奇异多元的诸众力量。第四章从《纯洁》对生命权力的反思入手,探究了数字资本霸权的公共政治危机。小说藉由女孩碧普找寻生父的历程,逐步揭开碧普父母与以阿桑奇为原型的网络揭秘英雄安德烈亚斯·沃夫的复杂纠葛,再现了资本主义藉由数字技术重构意识感知与精细调控人口的生命宰制。此外,小说分别从伦理与心理机制溯源,揭示出数字网络生命宰制与资本权力扩张的伴生关系,探究了数字网络对公共领域的巨大破坏力:一方面透过建构虚拟安全幻象,数字网络摧毁了个体基于他者认同的社会人格身份,消解了复杂现实和深度交流;另一方面透过操控物性持存工业体系,数字网络宰制了传承世代经验象征符码的前个体储备,破坏了“个性化”进程,在摧毁主体独一心理结构的同时,消弭了多元包容的至善共同体。通过对碧普走出虚拟安全幻象的曲折探索,弗兰岑指出重振公共政治需要重塑历史意识,洞悉技术理性架空人类的启蒙辩证法逻辑,把握数字资本瓦解国家政治架构的趋势;重构认知定位,建立认知数字资本权力的微缩模型,揭示权力运作的对立框架来悬置权力机制;重建社群意识,推动大众透过思辨来洞悉数字资本宰制生命的危机,进而直面社会现实和人际交往,敞开创造新世界的行动潜能。第五章（结语）探究了悲剧现实主义小说的能动性,指出弗兰岑意图重塑卢卡奇论及的“总体性”意识。在《纠正》《自由》与《纯洁》中,弗兰岑从多维度把脉诊断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复杂症候,在不同时期聚焦了公共政治危机的不同重心,持续调整和完善认知图绘、历史意识与社群连接的行动策略,旨在总体把握资本系统的错综现实,寻求重振公共政治的良方。

朱兆伟^[8]（2019）在《我国双层经营体制下集体农地产权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是我国一项基础性的制度安排,在我国城镇化率依然偏低,农业人口依然占比偏高,农业生产潜能面临危机,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不足和粮食安全等问题交错叠加的当前,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的变革和走向成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问题。农地产权制度变革的核心议题是农地产权权利束在不同主体之间的配置变化,即农地产权结构的变化。本文通过把握集体农地产权主体和细分农地产权权利束之间的关系,从考察细分农地产权权利束在农地集体产权主体和承包地农户之间配置变化、配置效应及影响变革过程的各种因素的视角出发分析我国双层经营体制下集体农地产权制度的变革。依据我国集体农地产权制度的实际变革情况,从分析农地产权主体中的集体、农地处分权在集体和农户间的配置及农地收益权在集体和农户间的配置三个方面,建立了“农地集体产权主体-集体农地流转和再分配制度-集体农地收益分配合约”的分析框架。我国农地集体产权主体是农地集体所有权的主体承担者,农地集体产权主体的完善程度直接决定这集体所有权的有效性,决定着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有效性。本文通过研究发现,我国农地集体产权主体受到原公社体制时期“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影响和改革开放后国家城市化发展导向战略主导下“有意的制度模糊”的影响,在法律规范中和农村现实实践中均呈现出模糊、混乱的问题。而农地集体产权主体模糊、混乱的情况使得农地集体产权主体很容易遭受行政权力的干涉和被村干部强势小集团控制,沦为侵犯农民权益的工具。为了避免这一问题的产生,我国农地产权配置变革趋向于不断充实承包地农户的农地权利,限制农地集体产权主体的农地权利,但由此也引发了许多无法克服的负面效应。因此,构建完善的农地集体产权主体成为我国农地集体产权制度变革的重要内容。本文提出应利用我国农村熟人社会的特点,在继承集体化时期形成的生产队（村民小组）范围内的农民集体基础上,构建集体农地产权主体和合理的农地集体产权主体内部治理结构,调整在行政村设立村委会的制度,变革“政社合一”的制度遗产和强势村干部小团体得以形成的制度土壤,以形成真正能够被农民认同和代表农民利益的农地集体产权主体。我国农地产权细分权利束包括农地占有权、使用权、处分权和收益权四项基本子权利。农村改革初期,在保留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集体拥有农地的所有权及其他子权利,集体成员农户获得农地的占有权、使用权和部分收益权,集体和农户成为相对独立的农地权利主体,我国农村地区形成“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因此,我国双层经营体制下的农地细分权利束配置,主要是农地处分权和收益权在集体和农户之间的重新配置。我国双层经营体制下,农地处分权在集体和农户之间的配置主要反映在集体农地调整权和农户农地流转权之间的变化。本文通过分析我国农地再分配制度和农地流转制度的变迁及引致的效应发现,我国农地处分权的配置呈现出集体农地处分权严格受限、个体农户农地处分权扩张的特征:农户获得充分的农地流转权、集体的农地调整权受到严格限制。而这一变革的意蕴是为了培育我国农村的土地市场,促进市场机制在我国农地资源的配置过程发挥作用和让农业经营主体获得稳定的农地经营预期。但是由于我国农地呈小农经营形态的这一根本国情限制,使得市场机制配置我国细碎化、固化的小块农地资源可能遇到严重的市场失灵问题。如在维护我国耕者有其田制度和农地细碎化治理的过程中,农地流转的市场机制面临着高昂的交易成本,而集体的农地调整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农地流转机制引致的这些负面效应。因此,需要在重构农地集体产权主体的基础上,赋予集体以合理的农地处分权权利。我国双层经营体制下,对于农地收益权配置来说,国家和基层政府虽然不是农地产权主体,却可以公权力主体身份参与农地收益的分配,从而对农地收益权在农地集体产权主体和承包地农户之间的配置产生重要影响,甚至是决定性影响。本文通过考察国家、集体和农户多个利益主体在农地收益上的分配合约关系,分析农地收益权配置变迁过程、影响因素、配置效应和问题。通过研究发现,我国农地收益权的配置呈现出集体农地收益权严格受限、个体农户农地收益权扩张的特征。国家、集体和农民围绕农地收益分配形成的合约关系被中央政府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强制性改变,税费改革后,我国集体向承包地农户收取承包地租金的权利被废止。但是当国家和地方财政不足以支撑广大农村社区对公共品供给需求的时期,取消集体提留制度无疑会给集体范围的公共品供给和农业生产产生消极的影响。因此,需要构建新型集体与农户基于双层农地产权结构的收益分配合约。

潘乐英^[9]（2018）在《意大利民族国家政治共同体理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进入近代以来,意大利由于一直处于分裂状态,民族意识发展迟滞,经济与社会发展落后,在现代化和民族国家发展的道路上远远落在英国和法国的后面。随着18世纪末意大利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意大利经历了以民族独立和解放为目的的复兴运动,最终实现了统一,建立了民族国家。作为“迟到的民族”意大利在追求民族解放和统一的过程中和民族建构中遭遇了重重的困难和矛盾,也对当时的思想家提出了矛盾的诉求。本文力求在理论与实际、部分与整体、比较与辨析相结合的基础上,以意大利的民族复兴运动为主线,以政治共同体理论为视角,通过梳理意大利国家统一前后的政治思想理论,展现19世纪意大利民族主义思潮充满矛盾与冲突这一特点,勾勒出从争取民族的独立和解放的积极民族主义到进行殖民扩张的极端民族主义的演变历程。肇源于但丁和马基雅维等先驱的意大利民族主义的发展遭遇了重重障碍。除了地理、语言等实际因素之外,主要的障碍来自政治和思想方面。由于长期分裂导致的根深蒂固的地方主义和天主教宣扬的普世主义这两种观念和民族主义是矛盾的,极大地压抑和阻挡着民族情感、民族意识的产生和发展。启蒙思想和浪漫主义激发了意大利人对祖国独立、统一的渴望。拿破仑占领并统治给意大利人强加了国家观念,促进了民族意识的成长,但其专制统治也激起了意大利人反抗异族压迫的民族感情,激发了意大利人实现民族独立与国家统一的共同愿望。19世纪初期的烧炭党运动是民族主义发展史上的新篇章,其理论和实践虽然有很多不足之处,却极大地推动了民族主义的发展和民族复兴运动的蓬勃展开。对于以何种方式统一意大利,以马志尼为代表的共和主义者、以焦贝蒂为代表的联邦主义者和以加富尔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提出了截然不同的方案。马志尼认为意大利有共和国的伟大传统,共和制是意大利最理想的政治制度,他希望未来的意大利是一个自由而平等的民主共和国。焦贝蒂相信意大利人在道德和文明方面的领先地位,深信教廷在意大利历史上的重要作用,认为教皇是无可替代的精神领袖。他建议成立一个由现存的意大利各个邦国结合而成,由教皇充当象征性首领的联邦国家,以此作为将意大利从外国的控制和影响下解放出来的方式。而以加富尔为首的温和自由主义者选择国家组织的、政府主导的民族主义,认为只有自由主义的君主制国家才有成功的希望。三种方案、三种思潮之间产生了激烈的冲突。整个统一运动充满着各种理念的冲突和各派势力的对抗,虽然最后统一在各派妥协的基础上达成了,在皮埃蒙特王朝的旗帜下建立了意大利王国,但是这些矛盾延续到了统一后的国家建设和民族建构中。国家与教廷的冲突、议会中各个政治派别之间的斗争、地方主义与形成统一民族意识之间的矛盾等等,使得国家建设异常艰难。加富尔提出的“自由的教会,自由的国家”的思想为虽然解决国家与教廷之间的冲突定下了基调,但围绕教皇世俗权力的存与废而形成的“罗马问题”久拖不决,给民族国家带来了极大的伤害。戴普雷提斯在加富尔解决议会斗争的政治“联姻”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多数派进化论”,以联合中立派议员的方式,形成议会中的多数派。但无论是加富尔的“联姻”政策,还是戴普雷提斯的“多数派进化论”都不能够真正化解党派斗争问题,而只是应付燃眉之急的权宜之计,致使意大利的党派斗争持续至今。克利斯皮论证了对国民进行政治教育的重要性,并以各种方式开展了政治教育以促成民族的同一化,缔造意大利人,完成从“形式统一”到“精神统一”的过程。然而无论是为加强中央集权的“皮埃蒙特化”,还是在对待落后的南方的态度上,政府的所作所为都完全与“精神统一”的初衷相背离,未能将意大利民族凝聚成一个紧密的共同体。在民族主义的推动下,意大利实现了民族的独立与解放,但国内外的形势却很快让民族主义产生了蜕变。国内矛盾的尖锐、经济的落后、国际地位的低微使得意大利急切地希望能够成为拥有殖民地的帝国。帝国主义者认为建立意大利帝国不仅是意大利民族的使命,也是民族生存之必需。而且殖民活动可以转嫁国内的危机,殖民战争还是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民族融合的有效方式。但是反殖民运动者对帝国主义者的种种殖民理由进行了反驳和质疑,认为意大利在内部矛盾重重的情况下,应先解决国内问题再处理国际问题;在意大利自身还很落后的情况下,没有任何理由去“教化”其他民族。意大利的殖民活动并不成功,不仅是因为意大利缺乏殖民扩张所需要的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也因为国内缺乏凝聚力,不能形成一致而坚固的前线。总之,虽然意大利19世纪的民族主义的发展促成了国家的统一,但是统一之后的国家建设和民族建构总体来说效果并不理想,这与民族复兴运动整个过程中伴随着的激烈的矛盾与冲突是分不开的。现实的矛盾导致了这一时期的各个阶段的政治思想同样充满了矛盾与冲突,而这些思想上的矛盾冲突又反过来对现实问题的解决造成了困扰。面对国内外的困境,当初积极的民族主义蜕变成了帝国主义思想,最终在20世纪被法西斯主义所利用。而且值得指出的是意大利的民族主义虽然促进了意大利的统一,但也遗留下来很多问题:党派斗争、南方问题等诸多矛盾与冲突在意大利近代史上始终没有得到解决,一直延续到了现代。

尹超^[10]（2018）在《基于学生立场的学校组织变革研究》文中认为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使人类社会进入了人工智能时代,过去以培养知识型、技能型人才为目标的传统教育体系将难以支撑新时代的人才需求。重新设计学校,应对未来社会的复杂挑战,已经成为了国际共识。应时代需求,以培养人为主要目的的学校教育将朝着人性化、自由化、多样化和个性化的方向发展。学校组织作为学校教育教学活动的重要载体,必然随之发生变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进行组织变革是一个尤为重要的研究课题。目前,有关学校组织变革的研究主要侧重从管理学角度、领导者立场出发,学生发展问题与学校组织变革的关系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面对新时代对教育发展的诉求,基于学生立场来探讨学校组织变革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学校组织是指为了实现育人目标,教育者、受教育者及其他学校成员按一定结构方式组合起来的相互协作,并按一定规律和规范运作的机构。一般来说,学校组织主要有三类:学生组织、教师组织和管理组织。其中,学生组织更多的是教育教学活动的参与者,有时也是主导者;教师组织和管理组织的职能主要是为学生组织的成长与发展提供服务。在学生立场视野下对学校组织历史发展进行考察发现,学校组织早期呈“混沌态”,即没有具体的学校组织,仅有学校组织的职能。伴随班级授课制的产生与发展,出现了今天学校中最为常见的学生组织,即班级组织。后来,伴随社会发展的进步与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学校组织的类型逐渐变得多样化,并且越来越有序,形成了科层制组织结构。在整个学校组织的演变历程中,因受到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人们关注到学生发展的不同层面,呈现出了不同类型的学生立场。从学校教育的本体功能以及学生在学校教育的地位来看,促进学生发展是学校组织变革不变的内核,而学生自身的特点以及新时代的社会发展需求都呼唤学校基于学生的全面而个性化发展立场进行组织变革。通过对学生组织、教师组织以及管理组织变革的全面考察,可以发现我国不同地区的部分学校为变革所做出的努力与贡献,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教训,同时我们也从中发现还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需着力改进。总的来说,目前绝大数学校组织变革仍以学生知识获得与能力增长为出发点,关于学生的个性化发展依然缺少关注;学校组织变革强调组织效能的提高,缺少对人的关注;学校组织变革缺少系统规划,而导致琐碎、缺乏连续性;学校组织变革形式存在同质化倾向,缺少对校情的分析。学校组织变革不是自然产生的,而是以“人”为开始,以“人”为旨归的。学校组织变革的样态是教育体制、教育政策这些外部因素以及课程、人员、学校制度等内部因素共同作用产生的结果。其中,教育体制和教育政策是促使学校组织变革的动力、支持与保障,教育体制影响了学校组织变革的方向、决定了组织机构的设置与各组织之间的关系,教育政策为学校组织变革创造了条件,并起到价值引领与实践引导的作用。课程、校长、教师、学生以及学校制度则影响了组织变革开展的实际效果。基于学生全面而个性化发展的立场进行组织变革可以从多个层面予以努力。首先,通过健全和完善学校变革的相关法律法规、制度,优化资源配置机制的举措为学校创设适宜变革的环境,使学校能够自主地、因地制宜地,依据学生当下的实际情况进行变革;其次,围绕“学校现在在哪里?将要去何方?以什么方式向目标前进”三个问题对变革进行系统规划、顶层设计;再次,通过校长下放权力、形成各类人员参与变革机制的方式,使学校内部各类成员的力量凝聚起来,产生变革的合力,尤其是使学生真正的参与到变革中来。最后,围绕课程的开发、实施方式的变化等,有意识地去变革包括学生组织、教师组织和管理组织在内的各类组织,从而促进学生全面而个性化发展。

二、新大陆:将变革进行到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新大陆:将变革进行到底（论文提纲范文）

（1）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马克思群众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清末“革命”话语正当性的建构（论文提纲范文）

（4）自体性观照下的美国海事管辖权演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近代中国历史命运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文化底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公共政治的重塑 ——乔纳森·弗兰岑悲剧现实主义小说的文化政治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我国双层经营体制下集体农地产权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意大利民族国家政治共同体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基于学生立场的学校组织变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新大陆:将变革进行到底（论文参考文献）

• [1]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路研究[D]. 孙颖.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2]马克思群众观研究[D]. 任静. 辽宁大学, 2020
• [3]清末“革命”话语正当性的建构[D]. 李侍键. 暨南大学, 2020(04)
• [4]自体性观照下的美国海事管辖权演进研究[D]. 靳匡宇.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5]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近代中国历史命运研究[D]. 司书岩. 辽宁大学, 2020
• [6]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文化底蕴研究[D]. 翟子夜. 黑龙江大学, 2020(04)
• [7]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公共政治的重塑 ——乔纳森·弗兰岑悲剧现实主义小说的文化政治策略研究[D]. 谷伟. 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 2019(02)
• [8]我国双层经营体制下集体农地产权制度研究[D]. 朱兆伟.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9]意大利民族国家政治共同体理论研究[D]. 潘乐英. 上海师范大学, 2018(08)
• [10]基于学生立场的学校组织变革研究[D]. 尹超. 天津师范大学, 20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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