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论文文献综述）
姚峰[1]（2021）在《美国国务院国际战略评估研究》文中指出如何评价和考量国际战略的成败是战略研究的一大重点问题,也是研究难点所在。一般来说,判断国际战略的成败有很多标准。本文认为,战略成功与否是以能否实现战略目标为标准。那么,如何评估和考量战略目标的实现程度和进展情况是战略研究的核心问题,也是战略管理过程中众多环节里的重要一环。本文综合国际战略学和管理学有关理论和研究方法,从战略管理角度切入,建立国际战略评估的基本分析框架,并围绕美国国务院国际战略评估实践进行深入剖析。本文以战略管理为核心,把战略规划、战略实施、战略评估有机结合起来,并对战略目标、战略资源、战略手段、战略绩效等元素进行综合分析,确定具体实用并可操作衡量的战略评估工具,对美国国务院国际战略成效开展评估。第一章是本文理论部分,明确把国际战略评估作为战略执行层面,提出基于战略的绩效评估方法,并构建了“战略——绩效”评估模式。美国国务院国际战略评估主要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部门整体战略层面的评估,第二层次是围绕国际战略开展所实施的具体项目评估。第二章介绍第一层次国务院整体战略评估,按照“战略——绩效”评估模式,从美国国务院战略规划入手,确定国务院国际战略各层级战略目标,并将战略目标转为绩效目标,对绩效目标开展绩效评估以确定战略目标实现情况。第三章是介绍第二层次具体项目评估,项目评估是部门整体战略评估的基础和关键,从项目设计和绩效管理两个方面来规划和实施项目管理基本流程,并对项目评估主要类型和有关做法进行全面分析。在前两章分析国际战略评估具体做法基础上,第四章重点分析美国国务院国际战略评估的法律体系、制度保障、机制运行等内容,并充分运用评估产生的结果。第五章以美国对外援助作为案例研究对象,进行全面梳理分析,并检验“战略——绩效”评估模式实际效用,认为开展战略评估对美国对外援助战略具有积极作用和深刻影响。经过多年的理论研究和具体实践,美国国务院国际战略评估已形成一整套成熟完善且行之有效的基于战略的评估机制、制度和做法,取得了良好成效。当然,美国国务院国际战略评估也存在不足和面临挑战,在学习借鉴其评估做法基础上,不断推进我国国际战略评估研究和实践,进而为中国国际战略发展作出贡献。
冯加付[2]（2021）在《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群众性体育赛事是广大民众参与健身活动、切磋运动技艺、挑战自我极限、开展社会交往的重要平台,也是落实全民健身战略的重要内容和有力抓手。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目标,2014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明确取消群众性体育赛事审批制度,在社会治理背景下,审批制度改革对于落实政社分开、管办分离,加快群众性体育赛事管理制度改革、简化办赛程序、吸引社会资本承办赛事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实践表明,近几年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办赛数量有了显着的上升,但与此同时,制度环境的变化引发了政府、市场和社会等参与主体的权责、角色和地位的转变,多元参与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发生了一定变化,从政府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变过程中也暴露出了一些新的问题。在此现实背景下,对群众性体育赛事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本研究聚焦于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主要围绕三个核心问题而展开,第一,探讨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特征;第二,揭示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过程;第三,实现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效应。具体采用了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实地调查法、专家访谈法和案例研究法等研究方法,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群众性体育赛事发展历程进行了回顾,对当前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主体、治理缘起、治理政策与治理困境等进行了阐述,构建了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理论模型,继而对该理论模型进行了案例验证,最后提出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优化策略。经综合研究,得出以下几个主要结论:（1）社会治理视角下,新中国成立以来群众性体育赛事发展经历了起步与曲折,政府一元化管理（1949—1965）;停滞与异化,深受“文革”运动影响（1966—1976）;恢复与转型,政社合作关系形成（1977—1992）;协作与探索,多元治理萌芽（1993—2012）;协同与完善,多元治理格局逐渐形成（2013—）等5个历史阶段。并表现为办赛宗旨从“为国”到“为民”,办赛主体从一元到多元,办赛手段从行政到综合,办赛效益从“输血”到“造血”,办赛空间从封闭到开放等5个演变特征。（2）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结构主要由政府、市场、社会和个人等多元主体共同构成;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缘起于深化改革所趋、政府管理转向、多元主体融合和体育产业驱动等;国家和地方对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有一定政策支持,并正在完善过程当中;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正面临着政府与社会地位失衡、政府部门权责模糊、多元主体利益冲突、治理过程协同不足等现实困境。（3）研究所构建的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理论模型由办赛环境、办赛主体、参与动因、协同引擎、互动行为和协同结果6个核心范畴构成,6个核心范畴在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过程中既分别扮演不同的角色、发挥不同作用,又彼此联系相互影响,形成一个有机的互动体系;此外,每个具体的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生命历程表现为“协同开启——协同过程——协同完成”3个阶段。（4）将构建的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理论模型同国内外其它领域协同治理模型、以及相关支撑理论进行理论对话,试图将实质理论发展为形式理论,发现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有其领域特殊性,尚不具备从实质理论向形式理论升华的条件,扎根理论以建构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理论模型的实质理论而结束。（5）案例验证表明,本研究所构建的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理论模型与赛事实践是基本吻合的,说明该理论模型有较高的外部效度。群众性体育赛事的办赛环境、办赛目标、办赛过程、主体结构、参与动因、互动关系等千差万别,难以在实践中找到同理论模型完全契合的赛事协同治理过程,说明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理论模型是一个理想化的理论模型。最后,基于前文的综合分析,尤其是针对当前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面临的困境和协同治理理论模型案例验证的启示,从宏观层面提出了优化赛事治理内外部环境、完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格局、明确政府赛事治理权责边界、建立政府与社会双向监督机制、加强制度化和非制度化治理保障和针对赛事类型选择不同治理手段等6条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优化策略。
骆明婷[3]（2021）在《机制化减贫 ——联合国贫困治理的路径研究》文中指出贫困是社会生活中普遍的经济现象,传统意义上的贫困指的是物质生活的匮乏,通常局限于一定区域或国家内部;随着全球化的推进,贫困问题突破地域和国界的局限,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是某一特定人群缺少获取和享有正常生活能力的社会性问题。联合国成立后,减除贫困、促进发展成为联合国的核心议题之一,联合国自20世纪60年代起陆续开展了四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提出了“千年发展目标（MDGs）”和“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在联合国的行动下,全球逐渐形成了一个涵盖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双边或多边协议、私营部门、公民自愿行动的庞大的减贫机制,旨在通过联合不同的力量,合理利用资源,应对单一国家无法独立解决的全球性贫困问题。本文的阐述基于以下假设:第一,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没有一个凌驾于各主权国家之上的强制性权力和有约束性的法律结构;第二,主权国家是国际政治经济交往中的主要行为体,各国的行为决策是根据本国利益作出的,寻求在安全、权力、财富上的最大收益;第三,国家间的合作是可能的,良性合作预期会带来共赢的局面,但各行为体的行为方式取决于行为体对提供公共产品的成本和收益的综合考量,并符合某种“集体行动的逻辑”,合作的实现和维系是艰难的。本文试图采用制度经济学中的公共选择理论和公共产品理论来分析全球贫困治理中公共产品的供给和分配模式以及各行为体在其中的行为方式。联合国自成立以来就将发展议程作为核心议题之一,致力于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减除贫困、提升各国人民福祉,从20世纪60年代起,其发展理念经历了从“以经济增长为中心”,到试图“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再到“可持续发展”的演变,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为核心的全面的减贫体系,包括较为完善的决策程序、议事规程和监督体系。2015年,在对千年发展目标的终期评估中发现,虽然千年计划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还有很多指标尚未达成,且出现了发达国家未履行筹资承诺、减贫领域的全球公共产品（GPGs）供应不足、地区发展不平衡、低收入国家减贫进展缓慢等现象。随后,联合国提出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将千年发展目标的内容进一步扩展、深化,期待实现经济发展、环境可持续和社会包容性相结合的目标。本文认为造成全球减贫机制未能发挥有效作用的原因主要在于减贫领域的全球公共产品（GPGs）是由发达国家供给、发展中国家消费,存在着供需不平衡的情况。发达国家根据本国的利益提供GPGs,由于减贫领域的GPGs供给成本高,见效周期长,且与供给国的核心利益关系不密切,通常不会获得优先投入,当投入成本过高或与国家核心利益产生冲突时,发达国家将减少或放弃对其的投入。发展中国家不能参与到GPGs供给的决策过程,无法根据本国需求改变GPGs供应和分配的规则,只能被动接受,这一过程是低效、混乱的。国际组织在GPGs供应和分配中发挥着激励和衔接的作用,但由于缺乏统一的有强制力的权威机构,且随着减贫议题的扩大,国际机制呈现碎片化状态,导致国际组织指导的减贫机制效率低下,交易成本高。本文介绍了自2002年蒙特雷发展问题筹资会议以来国际社会关于MDGs筹资问题和GPGs供给模式的论争,通过这个案例进一步讨论了为什么在全球层面推进减贫领域的改革、重塑减贫GPGs筹资和分配体系存在着困难,并进一步佐证本文的结论。虽然联合国提出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相较于“千年发展目标”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进一步的拓展,但全球减贫机制的内核和运行模式没有本质性的变化,GPGs的供需矛盾依然存在。联合国始终希望能通过建立一种制度化的全球伙伴关系来保证减贫领域GPGs的充足供应,这个体系可以减轻发达国家在面临国内财政或政治危机中筹集资金所遇到的困难,也可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资源以推进其减贫进程。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减贫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了将中国经验传递到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减贫机制,增加对外援助,并提出了“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援助理念,中国的援助模式有别于西方发达国家传统的援助理念,但与联合国建立互利合作的新型减贫机制的理念更加契合。本文的创新和贡献在于:首先,梳理了联合国成立以来发展理念的变化和发展议程的推进、“千年计划”的实施过程和结果,总结了现有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减贫机制的决策过程、组织结构、运行模式和各行为体参与方式;其次,将新制度经济学中关于“交易成本”的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引入到国际关系领域,注意辨析市场中的“理性人”和全球公域中的“理性的国家”之间的行为差异;一国内部有强制性权力下的公共选择和在全球无政府状态下的公共选择之间的差异;以及全球不同问题领域（根据是否与国家核心利益相关、是否能取得即时的利益来划分）中行为体的行为决策的差异,并最终聚焦到全球减贫领域的相关问题。第三,通过分析全球减贫领域各行为体之间关于公共产品的供给和分配的行为模式,论证为什么减贫领域公共产品的供需存在矛盾?为什么全球减贫机制未能达到预期目标?
陈镶颐[4]（2021）在《高中思想政治课堂学习共同体构建策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是以培育学生思想政治学科核心素养为课程目标的活动型学科课程。因此,高中思想政治课程需要一个民主的、开放的课堂学习环境来进行教学活动,才能有效地培育学生的思想政治学科核心素养。然而,在目前的高中思想政治课堂中,师生互动还存在一些问题,还未真正形成一个民主的、开放的课堂学习环境。所以,笔者提出了在高中思想政治课堂上构建高中思想政治课堂学习共同体,将思想政治教师与学生联结成一个紧密联系的共同体,围绕培育学生思想政治学科核心素养的共同目标,共享思想政治课程资源,以平等对话、合作探究的形式,最终达成师生思想政治素质共同提高的共同目标。构建高中思想政治课堂学习共同体,有利于培养师生的合作意识和合作能力,以及社会交往能力。高中思想政治课堂学习共同体的形成要素包括:紧密联系的纽带、群体学习动力、民主的课堂环境和思想政治学科核心素养,具有联动整体性、交流合作性、民主开放性、思想教育性的本质特征。因此,在高中思想政治课堂中构建高中思想政治课堂学习共同体,可以建立有亲和力的师生关系,培育学生的思想政治学科核心素养,促使教师与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共同提高。本研究经过概念研究、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的基本思路,通过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的研究方法,探索构建高中思想政治课堂学习共同体的基本策略。首先,根据国内外已有的对学习共同体、课堂学习共同体的研究,总结出高中思想政治课堂学习共同体的核心概念,列举出高中思想政治课堂学习共同体的形成要素,归纳出高中思想政治课堂学习共同体的本质特征,陈述了构建高中思想政治课堂学习共同体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此为本研究的开端。其次,进行关于构建高中思想政治课堂学习共同体理论方面的研究,作为构建高中思想政治课堂学习共同体的理论依据。从指导思想、理论借鉴和基本原则三个方面,陈述理论依据。构建高中思想政治课堂学习共同体主要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和习近平的合作共赢思想作为指导思想,以群体动力学理论、目标奖励结构理论和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作为理论借鉴,以共同发展、尊重差异、平等沟通作为基本原则。再次,通过实际调查,了解目前高中思想政治课堂学习共同体的构建情况。了解了目前高中思想政治课堂学习共同体的构建现状,认可了目前所取得的成绩,发现了目前还存在的问题,总结了存在这些问题的原因。最后,根据前三章的研究结果,提出了构建高中思想政治课堂学习共同体的基本策略。从师生建立对高中思想政治课堂学习共同体的系统性认识、建立有亲和力的师生关系、创造民主开放的思想政治课堂学习环境、建立培育学生思想政治学科核心素养的共同目标、开展围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合作学习活动五个方面,提出了构建高中思想政治课堂学习共同体的基本策略。每一项策略的具体实施方法,都落实到了高中思想政治课堂上,争取能够真正在高中思想政治课堂上运用。
刘建璋[5]（2021）在《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教育的批判本性研究 ——基于马克思恩格斯相关论述的考察》文中认为批判性是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教育的本质属性,构成了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教育的生成依据和本质范畴。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着作中,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教育的批判本性得以彻底显现,准确无误地廓清了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教育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直接表述过意识形态教育这个概念,然而他们所提出的诸多经典论断都蕴含着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教育所依据的核心概念和基本原理。依据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典文本中关于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教育批判本性的核心论断和逻辑结构解析,本文共有六章组成。第一章绪论,介绍这一选题的理论背景和现实意义以及当前学界关于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教育批判本性的研究成果和相关进展。第二章主要确立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教育的批判立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教育必须以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作为人民性立场,并且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批判“唯心主义怪想”和历史唯物主义解释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内在一般规律”,坚定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相统一的科学性立场,以及坚持无产阶级批判和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革命性立场。第三章主要界定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教育的批判对象。对于理论批判的对象问题,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英国法国空想社会主义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论来源,但也构成了马克思主义需要批判和超越的理论局限。对于阶级批判的对象问题,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成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教育批判的对象范畴。对于制度批判的对象问题,则主要聚焦于对“旧制度”为代表的政治制度、以私有制为代表的经济制度、以意识形态为代表的文化制度和以市民社会为代表的社会制度的批判。第四章主要论证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教育的批判逻辑。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教育只有将“现实的人”“无产阶级”和“有原则高度的实践”作为批判的立足点,才能始终站在变革人民群众现实生活和现存状况的批判基点。把精神批判、武器批判和方法批判作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教育的批判中项,是对无产阶级革命思维和革命方法的整体批判。在最终指向方面,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教育批判指向消灭宗教的人和劳动的人的双重异己本质,彻底显现消灭私有制的必要性、可能性和可行性,最终实现劳动的解放、真正共同体的建构和普遍的人的解放。第五章主要厘清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教育的批判功能。揭露功能是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教育的鲜明功能,主要包括揭露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颠倒、“人的本质”的异化和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实质。唤醒功能是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教育的重要任务,唤醒无产阶级阶级自觉、反抗意识和革命热情,是打造具有无产阶级主体意识的无产阶级革命队伍的重要前提。在面对无产阶级革命过程中出现的理论困惑和问题时,澄清功能成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教育的重要职能,在革命主体、斗争动力和奋斗方面,都需要发挥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教育的澄清功能。对于实践方面,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教育能够发挥其组织功能,由党组织和工会组织进行组织动员,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感染无产阶级,通过组织联合实现无产阶级的自觉自为,最终实现无产阶级的自由联合。第六章主要解决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教育批判的现实问题。面对当今社会出现的种种反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教育必须彰显其批判本性,予以无情揭露和猛烈批判。对于个人主义思潮的兴起和渗透,新自由主义的卷土重来,日益活跃的历史虚无主义社会思潮,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教育务必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批判一切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立场。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攻击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工具论、马克思主义断裂论、马克思主义乌托邦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教育必须坚持唯物辩证法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批判一切歪曲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于宣扬马克思主义“过时论”、马克思主义“无用论”和马克思主义“洗脑论”等错误言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教育必须维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品质,批判一切误解马克思主义的方法。
宋晓娟[6]（2021）在《共生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 ——基于对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审视》文中研究说明社区是居民基于中意而结成的共同体。就私人生活而言,居民可能以个体或家庭的形式存在,但受房屋产权、物理位置、身份地位等因素影响,居民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被纳入社区组织。同一社区空间内的组织之间共享社区环境与服务对象,甚至还可能存在成员重叠。居民之间、居民与社区组织之间、社区组织相互之间彼此依赖,休戚与共。生物学领域将不同种属按某种厉害关系生活在一起叫做共生,社会学领域也逐渐做出了相似的现象解释,而社区则成为了最常见的共生关系发生域,有鉴于此,本文采用共生理论来透视中国城市社区的实践。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市社区管理的重心几经调整。但到本世纪之初,城市社区问题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看得见且管得着但不愿管的现象仍很普遍。为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独具中国特色的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方式应运而生。就社会管理传统下的网格化管理（2004-2012）而言,其主体、资源和运行方式均源自于政府,因此从主质参量来看,其与政府管理方式同质,是后者向社区的进一步下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治理改革。作为社会的微观构体,城市社区的实践有了新的发展,在网格化管理强化的同时开始注重治理主体的培育,实践创新的单位则以区、街道为主。以2013年至2015年连续三年的年度“中国社区治理十大创新成果”及提名成果中的城市社区为样本,经NVivo11软件分析得出,这三年中国城市社区的实践重点依次是:减负增效、三社联动和政社互动。从共生理论视角来看,城市社区的实践由同质延伸转向了异质化发展。研究共生行为模式的四个关键变量发现,社区有少量的异质治理主体存在,这些主体在通过党政主导的相关项目产生互动,互动中的物质信息交流以单向为主,互动的结果是非政府主体增殖能力的提升。变量数据表明,这一时期城市社区的共生行为模式属于偏利共生。实践步入近几年（2016至今）后,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的单位由区、街道转向了社区,网格化管理方式与社区治理要素又都取得了新的发展。从社区网格化管理方式来看,自2016年到新冠疫情暴发前,中国城市社区的网格化管理延续着常态化发展,核心在于对以往实践的进一步深化和对已有问题的探索性解决;新冠疫情暴发后,网格化管理承接了社区疫情防控的重要使命,实践方式做了一些应急性调整与“补漏”式改进。就社区治理要素的发展而言,以民政部在2018年选出的101个优秀社区工作法（已对最新进展做了补充）为样本,经NVivo11软件研究发现,城市社区以协商共治为整体目标导向,形成了多主体参与、资源整合共享的治理格局,发展出了多样化的治理实践方式。从共生行为模式的四个核心变量来看,城市社区生成了丰富的治理主体,这些主体发起了多样化的共治活动,活动中的物质信息呈多方多向流动,最终导向了驻区组织的非同步化发展,由此可见,此阶段的城市社区共生行为模式属于非对称性互惠共生。在中国城市社区持续发展的过程中,“问题”似乎始终未曾远离。每一次新实践在解决旧问题的同时也会伴随着新问题的产生,而新问题又成为了实践再次创新的动力。目前,非对称互惠共生的城市社区实践面临诸多问题,对称互惠共生是其进化方向。从非对称互惠共生到对称互惠共生的发展需要实现共生单元、共生界面与共生条件的多重转变,对称互惠共生的理想固然美好,但这一转变过程绝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基于当下的城市社区实践现状,结合实践所面临的问题,中国城市社区要想完成这一转变,首先需要实现社区网格化管理与治理要素的充分发展与深度融合。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初衷是强化政府对内部层级部门间网络的管理能力。城市社区治理要素发展的实质是社区内公私合作程度的提升与基层党政部门对公私合作网络管理能力的提高。在学者斯蒂芬·戈德史密斯和威廉·D.埃格斯的语境下,公私合作程度与网络管理能力是理解网络化治理的两个维度。对比理论植根的实践来看,中国城市社区与美国社会的发展规律有异曲同工之处。有鉴于此,本文提出网络化治理是中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与治理要素双维度发展的最终指向,是城市社区进一步发展的目标。共生理论认为,动力与阻力是影响共生关系进化的两个重要因素,要想推动共生关系发展必须提升动力,消解阻力。网络化治理是城市社区实现对称互惠共生理想状态的技术工具,形塑网络化治理的动力同时也是推动主体增容（共生单元）、强化组织互动（共生界面）、加速物质信息流动（共生条件）之力;阻力则主要是由社区组织的互动方式（共生界面）与组织性质（共生单元）决定的。研究发现,动力因素主要有三个:党政领导力、利益驱动力和科技支撑力。这些动力并非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影响共同发挥作用的。单一治理网络可以由多种动力来形成,但通常只有一种动力在发挥主导作用。综合比较前面所有的样本社区及笔者所调研的其他社区,笔者发现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长青街道城建社区的动力因素最为全面,且已初步推进了网络化治理建设。以城建社区为例,本文从实践层面剖析了这些动力因素导向网络化治理的运作过程。此外,本文以形塑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系统的“向心力”中的最高施力方（基层党组织）领导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中的“离心力”为例,剖析了形塑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系统的内在张力。中国城市社区向网络化治理发展的动力与阻力明晰之后,当务之急就是要找寻强化动力、消解阻力之方法。价值冲突是主体间张力背后更深层次原因。价值理念是影响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根本因素。共生（共生除可以是一种主体间形态外,还可以是组织行为的先导,即价值）是人类社会的原价值,是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价值理念。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是以社区非对称性互惠共生行为模式为基点的,所以前者的实施路径也是后者的发展路径,换言之,共生单元、共生界面和共生条件三个共生行为模式的核心要素（“成果配置”是共生关系最终呈现出的结果）也是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实施路径的基本面向。有鉴于此,本文从共生价值体系（价值理念）、治理组织建设（共生单元）、治理行动选择（共生界面）和科学技术支撑（共生条件）四个方面探寻了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实施路径。
柳承址（SEUNGJI RYU）[7]（2021）在《冷战后韩国国家安全政策的演变及特点 ——以对朝政策及多边安全合作构想为中心》文中研究说明冷战时期韩国政府通过韩美同盟提高防卫力,推进了旨在减少国家安全脆弱性的政策。但是,卢泰愚政府为了适应冷战的结束,推进新的对朝政策,采取了以和解合作改善韩朝关系为核心的政策,以解除安全威胁。为保障朝鲜半岛和平稳定,创建了由东北亚六国参加的东北亚和平协议会,通过与国际社会的合作,使朝鲜半岛和平体制制度化,并营造引导朝鲜走向改革开放的环境。当时卢泰愚政府推进的对朝政策和多边安全合作构想,在此后历任政府的对朝政策和多边安全合作构想中都得到继承。但是,尽管韩国历届政府数十年来在政策上进行了各种试图消除朝鲜威胁的努力,朝鲜对韩国的安全威胁仍然无法消除,在某些方面还有所增大,作为韩国国家安全政策中心的对朝政策呈现出前进与倒退的反复的问题。由此出发,本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对冷战结束以来历届韩国政府的对朝政策与多边安全合作构想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并归纳其特点,分析其成果及局限性等,以找出上述问题的答案。为了更具体、更全面地探讨和评估,本论文将立足于历史研究分析方法与文献研究方法来进行研究。笔者发现,在既有研究中,对冷战后时代韩国历届政府的对朝政策及多边安全合作构想既缺少系统、全面的梳理,也没有对它们的演变、异同、不同的特点及造成这种异同的原因进行过深入的分析。因此本研究主要阐述的内容及创新点是从国家安全视角,通过系统、全面梳理韩国历届政府的对朝政策及多边安全合作构想,分析韩国对朝政策和多边安全合作构想的演变、异同以及造成异同的原因。通过本研究,能够了解冷战后时期韩国安全政策的特点。其特点是从冷战时期开始逐步演进的,并不是其政策方向发生了急进的转变,而且比冷战时期更加具体化、体系化,其领域也日益扩大。但是,由于历届政府的政策都只是暂时改善了韩朝关系,所以韩朝关系反复出现前进和倒退的循环,对解除传统安全威胁并没有做出太大贡献。不过,通过和解合作改善韩朝关系和与国际社会的多边安全合作,试图使朝鲜半岛和平体制制度化的政策方向是正确的。今后,韩国政府应克服各种变数,为制定能够消除安全威胁的对朝政策,并实现多边安全合作构想而努力。
朱晨菲[8]（2021）在《磨的是课，成的是人 ——数学评优课磨课活动的研究》文中提出磨课是为了课堂教学改进而进行的教师集体研究,是我国特色的教师专业发展活动。为了优秀课评比（俗称“赛课”）中参赛教师评优课的形成而展开的磨课是其中一种,它通常会在优秀课评比前系列化地进行多次。“磨的是课,成的是人”是许多一线教师经历系列评优课磨课后的共同感受。本研究以实践现象学为方法论,从过程性视角关注了该活动中“课”的改进和“人”的发展,研究问题有两个:1.在数学评优课磨课活动中,数学课怎样被改进?2.通过数学评优课磨课活动,参与教师有哪些专业发展?遵从方法论的引导,在充分论证了自身的研究条件、意向性和胜任力后,以研究者本人为工具实施了研究:首先,多来源地积累和感悟了他人（含文献）视域中的该活动。然后,兼有“局内人”和“局外人”角色,体验和洞见了两个系列的真实活动,整理并分析了采用多种研究方法获得的大量第一手资料。进而,经由反思,完成了与他人的“视域融合”,再“本质直观”出该活动中“课”如何改进、“人”有何发展的主题及其结构,并将各类资料灵活地按需融入不同主题。接着,对每个主题,采用现象学写作的方式,逐一阐释了研究结果,并对所有具体结果进行了整体梳理。对第一个研究问题:优秀课评比的规则使得参赛教师提前准备关于参赛课题的教学具备可能,而面向未知学情实施优质教学则是参赛教师执教现场评优课时的主要挑战。教师集体为了支持参赛教师有效应对挑战而展开系列化评优课磨课活动。“以发现问题为目的观察试教”是每次磨课的开端,分为“依据学生表现发现关键事件”和“在分析关键事件中提出问题”。“理解数学知识的境脉与本质”总被审慎地对待,包括“探究教材的编写逻辑与意图”、“从其他版本教材里获得启发”、“在数学知识体系中寻根究底”。“基于经验推理把握未知学情”是讨论的基础,先需“挖掘不同学情的特点与需求”,再“结合潜在难点制定教学目标”。“编排创意的课堂结构与任务”尤为重要,包括“建立简洁且深刻的课堂结构”、“设计合理创新的活动与问题”、“把握课堂容量与时间的平衡”。“设计灵活的启发时机与策略”时时发生,在“推测学生的思维方式与进程”基础上,会“预设弹性化的适时启发策略”和“规划即时性教学决策的方向”。“‘因师施磨’迭代推进问题解决”是系列磨课的发展趋势,体现为“注重教师的特质和自我建构”、“试教不同学情调适教学实施”。在系列磨课中,教师们通过一以贯之的各显所长、合作交流、协商共建、观点融合,逐渐生成多角度渐进性理解和多样化演进性建议,支持参赛教师评优课教学设计的不断完善和面向未知学情优质教学的逐步实现。对第二个研究问题:无论是短期或常年参与,经历了该活动后,参赛教师、教研员、专家教师、研究者都会产生各自的专业发展。参赛教师的发展表现在:即时判断能力达至“看得到”、即时决策能力达至“接得住”、教研理解能力达至“听得懂”、教研表达能力达至“说得出”、教研反思能力达至“想得清”、教学再设计能力达至“改得了”、研究性思维的整体优化上。教研员的发展表现在:理解教师能力的精深、教学设计能力的精进、磨课组织能力的精湛、研究性思维的持续完善上。专家教师的发展表现在:教学创新能力的改良、指导教师方法的改进、教研合作意识的改善、研究性思维的不断突破上。研究者的发展表现在作为“局内人”时数学教学观念的变革、有效备课方法的积累、卓越教学意愿的激发、教研合作意识的改良,作为“局外人”时研究方法及其实施、研究结果及其呈现、理解教育实践研究、理解教师专业发展四方面的发展,以及研究性思维的融合发展上。整体地看,以上方面的发展表现和程度都具有相对性,它们的产生均与各类教师更加善于理解他人、善于理解自己以及研究性思维的成长有关,对各类教师长期的专业发展都会形成积极影响。最后,研究者基于四个理由,提出:在现阶段,对评优课磨课活动的研究是一项“尚在起点的探索”。
杨晓莹[9]（2021）在《参与、互动、共享：基础教育集团化办学的治理机制探寻》文中提出基础教育集团化办学在我国已有近二十年历程。最初也曾遭受了诸如“牛奶稀释”“赢者通吃”“同质化”“缺特色”等质疑并引起诸多争议和讨论。2017年,国务院出台的《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明确指出:“改进管理模式,试行学区化管理,探索集团化办学,采取委托管理、强校带弱校、学校联盟、九年一贯制等灵活多样的办学形式。”这表明基础教育阶段积极探索与不断深化集团化办学模式在国家政策层面得到认可。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明确指出要:“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教育治理的角度来看,集团化办学作为时代需求而生的办学形式,依然存在许多问题,例如权力让渡与学校自治力不足;优质教育资源输出单一,缺少资源造血动力机制以及合作与共享意识缺乏等等问题。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我国已有基础教育集团作了大胆地尝试与探索,形成与积累了切实有效的治理经验,例如:多主体参与是学校管理走向治理的前提条件,互动协商是多主体协商下规则产生的基本方式,共享发展是通过知识的共享达成共识的过程等。这些治理经验围绕多主体参与、多元互动以及共同共享三个维度展开。为了更好的提炼与升华这些集团的治理经验,本研究从多主体参与、多元互动以及互通共享三个方面展开对基础教育集团治理的机制探寻。本研究首先采用文献研究法了解国内集团化办学与发展历史与现状、深入了解与剖析教育治理的内涵、从教育治理的视角梳理我国基础教育集团化办学中存在的问题;其次,进入不同地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教育集团进行访谈调查研究,侧重于了解不同主体的参与治理、多元互动与共同共享等方面的基本情况与想法等等;再次,采用扎根理论的三级编码方法对访谈材料进行编码分析,进行本土化理论的建构;最后,采用案例分析法探寻基础教育集团治理的参与、互动与共享机制。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当前我国基础教育集团化办学主要存在着牛奶稀释、同质化现象严重以及优质教育资源有限资源、资源分配不均衡以及造血机制缺乏等等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阻碍了教育集团的发展,但是在解决这些问题的同时也促进了教育集团的发展,从教育治理的视角分析与了解到我国基础教育集团化办学的发展动因在于权力让渡与学校自治力不足,治理结构有待完善;优质教育资源输出单一,资源共享模式有待改进;集团合作与共享意识缺乏,学校发展特色有待挖掘。（2）结合我国基础教育集团化办学存在的问题以及办学实例,通过凝聚与提炼我国基础教育集团化办学治理的优秀案例的经验围绕多主体参与、多元互动、共通共享三个方面展开对我国基础教育集团化办学的治理机制进行探寻,得出如下基本认识:第一,在探寻参与机制方面,政府与教育行政部门简政放权是激发学校自治活力以及多主体参与的重要前提,同时也需要学校领导简政赋权,让更多的主体参与学校治理;完善组织架构与规章制度,优化内部治理结构,为多主体参与治理提供制度保障;构建参与长效激励机制,内化参与原因;建立信息反馈与评价机制,提升参与效能。第二,在探寻互动机制方面,要提前多主体互动需要,根据互动需求合理安排互动活动,提升互动效率;开展对话与协商,在反复磋商中达成一致;学会换位思考,进而实现互动同频共振;根据互动需求、特点与风格等重要因素合理安排互动,提升互动的匹配度。第三,探寻共享机制方面,要充分利用闲置教育资源,尊重共享主体偏好;搭建共享共通平台,加速知识的流转与共享;推进共同组织文化的培育,增进主体间的相互信任感。（3）基于总结和反思,提出了对中国基础教育集团化办学如何走向“善治”的前瞻式思考。结合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我国基础教育集团化办学的特点与发展方向,中国式的善治具有“以人为本”、“注重团队分工与合作”以及“无为而治的至高境界”的特征,而我国基础教育集团化办学要走向中国式善治需要基于核心素养立德树人,培养未来社会与教育需要的人才;构建完备的治理现代化制度体系与评价指标。
商健华[10]（2021）在《中国日耳曼文学学生团队合作中的亲和需求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跨国家、跨组织团队合作的重要性逐渐凸显出来。相应地,企业和研究人员也逐渐开始考虑,如何使文化异质、短期的团队快速运作起来,如何采取适当的措施提高团队的凝聚力和效率。这时,亲和需求便进入了大众的视野。本文将此背景作为研究的出发点,旨在探讨亲和需求的满足形式和对个人及团队的影响,以中国日耳曼文学学生为例进行实证研究。本文的选题动机在于以下两点:1)在跨文化团队中,为满足亲和需求而展开的互动会因个体和文化而异。然而,对于亲和信号和亲和需求影响的文化特异性,目前仍几乎没有系统的比较文化研究。2)此外,关于亲和需求的研究多集中在包括德国在内的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在中国,亲和需求的相关研究寥寥无几。基于上述选题动机,本文主要研究以下三个问题:1)中国日耳曼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团队合作中的亲和信号是怎样的?2)亲和需求对中国日耳曼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团队合作有什么影响?3)与德国或西方的现有理论基础相比,中国日耳曼文学学生团队合作中的亲和信号和亲和效应有何不同?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通过分析总结中国日耳曼文学学生团队合作中所体现的亲和信号和亲和效应,与前人研究结果进行对比,从而得出亲和信号和亲和效应在中国日耳曼文学学生这一特定群体身上所体现出的独特特点。研究的现实意义在于帮助外国友人更好地理解中国同事的亲和需求,从而促进其团队合作的顺利开展。为了达成上述研究目标,本研究应用了质性研究辅以量化研究的三角测量法。在前期准备阶段,本研究首先对Strohschneider等人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总结。在此基础之上,设计问卷和访谈提纲,并选择符合研究目的的研究对象。在数据收集阶段,首先组织10位中国日耳曼文学学生分两组进行团队合作实验,创造团队合作的环境;其次,在实验中、访谈前和访谈后分三轮对实验录像进行观察,择取符合研究目的的互动片段;最后,使用调查问卷和访谈法收集亲和信号和亲和效应的相关信息。在数据分析阶段,本研究使用质性内容分析法,对访谈资料进行转写和分析。本文基于分析得出了以下结论:1)中国日耳曼文学学生的团队合作中所使用的亲和信号可分为言语、非言语、伴随言语和意动型信号等四大类,各大类之下又包含若干小类（见下表）。#122)亲和效应在中国日耳曼学生的团队合作中体现在个人感知、人际关系、团队凝聚力和实现工作目标等四个维度,每个维度又包含若干子类属（见下表）。#12通过将上述研究结果与现有理论基础进行比较,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本研究的部分研究结果与现有理论基础相符。中国日耳曼文学学生使用的绝大多数亲和信号都与现有理论基础相符,例如微笑、笑、集体代词“我们”等。中国日耳曼文学学生感知到的亲和效应也大都与现有理论基础相符,例如缓解紧张、增强自信、增强团队凝聚力等。2)本研究的部分研究结果与现有理论基础相比体现出了显着差异。在亲和信号方面,本研究发现部分亲和信号具有更为细致的下分类属。例如,根据现有理论基础,微笑和笑被普遍认为是亲和信号,但是在中国日耳曼文学学生的团队合作中出现了掩饰尴尬的笑这一细分类属。部分受访者并不接受将这种笑划分为亲和信号。再如,根据现有理论基础,表达赞赏或认可的话语属于亲和信号。但本研究发现,在中国日耳曼文学学生的团队合作中敷衍的赞赏和认可并不能满足部分受访者的亲和需求,甚至还会给他们留下负面印象。类似的亲和信号还包括给出建议的下属分类给出不务实的建议,化解冲突的下属分类“和稀泥”等。此外,本研究还分析得出了现有理论基础中不曾包含的全新亲和信号。这些亲和信号包括可能性主观推断、昵称、语气、语速、音量、组织行为、谦让行为和闲聊等。最后,本研究发现某些亲和信号并不一定能够引发亲和感知。这些亲和信号包括集体代词“我们”、笑、抚摸、拥抱、缩短体距、目光交流、回答问题、化解冲突、组织行为和介绍新的团队成员等。在亲和效应方面,本研究发现亲和信号不仅能够提升团队工作效率,个别亲和信号也可能会降低工作效率,例如谦让行为对团队讨论的阻碍效果,这丰富了现有理论基础中亲和信号对工作效率的影响。此外,本研究总结得出了心理负担、促进互相了解、促进人际关系、指明改进方向、提升工作投入度、明确工作方向、维护和谐氛围和全面考虑问题等全新结论。在此基础之上,本研究利用文化-个人-情景模型对研究结果和现有理论基础的不同之处加以分析,得出了以下结果:1)文化因素影响亲和信号和亲和效应。首先,亲和信号和亲和效应受民族文化的影响。一方面,民族文化促生了部分亲和信号。例如,受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谐原则的影响,敷衍的赞赏和认可以及“和稀泥”等亲和信号应运而生;在面子原则的作用下,可能性主观推断被用来表达反对观点和批评;在谦让原则的主张下,团队成员会互相谦让,但这可能会导致团队效率的降低。另一方面,民族文化影响部分亲和信号的感知。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倡导下,包括微笑、笑和谦让行为等在内的交际信号在日常交际中频繁出现。部分受访者认为这些信号并不具备亲和信号的实质,而仅是在维护互动和人际关系的和谐,从而使他们对这些信号持中性立场。其次,亲和信号和亲和效应受亚文化影响。本研究的受访者体现出两大集体特征,即年轻开放和熟知德国文化。在两者的共同作用下,本研究发现了中国年轻一代的文化变迁。例如,“和稀泥”这一行为有效维护了团队氛围的和谐,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角下应属于亲和信号。但受到德国文化务实原则的熏陶以及年轻一代文化变迁的影响,部分受访者认为“和稀泥”并不能从实质上解决冲突,因而不能视其为亲和信号;还有受访者表示他们在德国会和亲友拥抱,但是在中国不会,这其中也蕴含了德国体触文化对中国年轻一代的影响。2)个人因素影响亲和信号和亲和效应。例如,具有广泛社交范围的受访者对微笑、笑和目光交流等交际信号早已习以为常。这些信号仅能满足他的基础交际需求,而无法满足他的亲和需求。再如,部分受访者受性格影响而无法接受亲密的体触行为,拥抱等会给他们造成心理上的不适。3)情景因素影响亲和信号和亲和效应。由于本研究以中国日耳曼文学学生的团队合作作为研究背景,部分亲和信号被受访者视为这一具体情境中达成团队目标的必备环节。这些信号包括集体代词“我们”、询问个人感受、征求个人观点、回答问题和介绍新成员等。部分受访者认为,上述信号仅服务于团队工作,而并不会给他们带来任何心理层面的影响。所以,他们并不认为上述信号属于亲和信号。总的来说,受文化、个人和情景的三重影响,中国日耳曼文学学生团队合作中的亲和信号和亲和效应体现出了多样复杂的特点。当前,跨文化团队在企业和组织中扮演着愈发重要的角色,但我国鲜有关于亲和信号和亲和效应的研究。所以,本文希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为将来跨文化团队中亲和互动的研究奠定基础,同时加深国外友人对中国同事亲和需求的理解。
二、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论文提纲范文）
（1）美国国务院国际战略评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提出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既有研究现状及不足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第四节 研究框架结构及存在不足 |
| 第一章 国际战略评估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国际战略评估的概念界定 |
| 第二节 国际战略的层次分析 |
| 第三节 战略评估方法和模式 |
| 第二章 美国国务院国际战略评估总体框架 |
| 第一节 美国国务院国际战略概括 |
| 第二节 美国国务院国际战略目标规划 |
| 第三节 美国国务院国际战略绩效评估 |
| 第三章 美国国务院国际战略项目管理与评估 |
| 第一节 国际战略项目管理流程 |
| 第二节 国际战略的项目设计 |
| 第三节 国际战略的项目绩效管理 |
| 第四章 美国国务院国际战略评估制度、机制和结果运用 |
| 第一节 国际战略评估法律依据 |
| 第二节 国际战略评估运行机制和流程 |
| 第三节 国际战略评估的结果运用 |
| 第五章 案例分析:美国对外援助战略评估实践 |
| 第一节 美国对外援助总体情况和评估发展历程 |
| 第二节 美国对外援助战略规划和评估政策 |
| 第三节 美国国际开发署对外援助评估机制分析 |
| 第四节 美国国际开发署对外援助绩效评估做法 |
| 第五节 评估对美国对外援助战略的影响分析 |
| 结论与启示 |
| 一、美国国务院国际战略评估成效及不足 |
| 二、对中国国际战略评估的几点启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外交学院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
（2）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背景 |
| 1.2.1 步入新时代:广大民众对群众性体育赛事需求增加 |
| 1.2.2 面对新环境:群众性体育赛事发展迎来机遇与挑战 |
| 1.2.3 治理新格局: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内在驱动 |
|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 |
| 1.5.1 研究方法论 |
| 1.5.2 具体研究方法 |
| 1.6 研究创新之处 |
| 1.6.1 研究内容创新 |
| 1.6.2 研究视角创新 |
| 2 研究综述 |
| 2.1 文献综述 |
| 2.1.1 群众性体育赛事的相关研究 |
| 2.1.2 治理的相关研究 |
| 2.1.3 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的相关研究 |
| 2.1.4 协同治理模型构建相关研究 |
| 2.1.5 研究述评 |
| 2.2 核心概念 |
| 2.2.1 群众性体育赛事 |
| 2.2.2 协同 |
| 2.2.3 治理 |
| 2.2.4 治理机制 |
| 2.2.5 理论模型 |
| 3 理论基础 |
| 3.1 协同治理理论 |
| 3.1.1 协同治理的概念 |
| 3.1.2 协同治理的内涵 |
| 3.1.3 协同治理的本土化 |
| 3.1.4 协同治理的实践应用 |
| 3.2 其它相关的理论 |
| 3.2.1 利益相关者理论 |
| 3.2.2 协同优势理论 |
| 3.2.3 资源依赖理论 |
| 3.2.4 委托代理理论 |
| 4 社会治理视角下新中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发展历程回顾 |
| 4.1 新中国成立以来群众性体育赛事历史阶段划分 |
| 4.1.1 起步与曲折阶段(1949—1965):政府一元化管理 |
| 4.1.2 停滞与异化阶段(1966—1976):深受“文革”运动影响 |
| 4.1.3 恢复与转型阶段(1977—1992):政社合作关系形成 |
| 4.1.4 协作与探索阶段(1993—2012):多元治理萌芽 |
| 4.1.5 协同与完善阶段(2013—):多元治理格局逐渐形成 |
| 4.2 新中国以来群众性体育赛事演变特征 |
| 4.2.1 赛事宗旨:从“为国”到“为民” |
| 4.2.2 办赛主体:从一元到多元 |
| 4.2.3 管理手段:从行政到综合 |
| 4.2.4 赛事效益:从“输血”到“造血” |
| 4.2.5 办赛空间:从封闭到开放 |
| 5 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现实审视 |
| 5.1 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缘起 |
| 5.1.1 制度改革:群众性体育赛事数量增加与各种问题并存 |
| 5.1.2 赛事治理: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客观要求 |
| 5.1.3 改革转型:传统的赛事管理路径出现“政府失灵” |
| 5.1.4 多元融合:协同治理主体互动关系亟待理顺 |
| 5.1.5 产业驱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内在需求 |
| 5.2 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主体 |
| 5.2.1 政府:监管服务与部门协调 |
| 5.2.2 市场:资源配置与经费扩充 |
| 5.2.3 社会:公益服务与技术支持 |
| 5.2.4 个人:民众参与与资源整合 |
| 5.3 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政策 |
| 5.3.1 国家层面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政策梳理 |
| 5.3.2 地方层面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政策梳理 |
| 5.3.3 基于公共政策的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特征分析 |
| 5.4 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困境 |
| 5.4.1 政府与社会地位失衡 |
| 5.4.2 政府部门权责模糊 |
| 5.4.3 多元主体利益冲突 |
| 5.4.4 治理过程协同不足 |
| 6 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理论模型构建 |
| 6.1 理论模型构建研究设计 |
| 6.1.1 方法选择 |
| 6.1.2 样本选取 |
| 6.1.3 分析工具 |
| 6.2 理论模型构建过程 |
| 6.2.1 产生研究问题 |
| 6.2.2 资料收集 |
| 6.2.3 资料分析——实质性编码 |
| 6.2.4 理论建构——理论性编码 |
| 6.2.5 理论应用 |
| 6.3 理论模型阐释 |
| 6.3.1 协同治理理论模型整体性阐释 |
| 6.3.2 协同治理理论模型核心要素阐释 |
| 6.4 关于理论模型严谨性的说明 |
| 7 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理论模型案例验证 |
| 7.1 案例研究设计 |
| 7.1.1 案例验证思路 |
| 7.1.2 资料来源与收集 |
| 7.2 验证案例介绍 |
| 7.2.1 案例一:中国(京山)绿林网球·英雄会 |
| 7.2.2 案例二:陈仓区周末篮球联赛 |
| 7.3 理论模型案例验证 |
| 7.3.1 办赛环境 |
| 7.3.2 办赛主体 |
| 7.3.3 参与动因 |
| 7.3.4 协同引擎 |
| 7.3.5 互动行为 |
| 7.3.6 协同结果 |
| 7.4 案例验证结果与启示 |
| 8 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优化策略 |
| 8.1 双管齐下:优化赛事治理内外部环境 |
| 8.2 政社共治:完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格局 |
| 8.3 定权定责:明确政府赛事治理权责边界 |
| 8.4 互监互督:建立政府与社会双向监督机制 |
| 8.5 软硬兼施:加强制度化和非制度化治理保障 |
| 8.6 精准施策:针对赛事类型选择不同治理手段 |
| 9 研究结论、局限与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2 研究局限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件1:体育赛事管理部门访谈提纲 |
| 附件2: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主体访谈提纲 |
| 附录3:调研照片 |
| 附录4:调研访谈内容节选 |
| 附录5: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3）机制化减贫 ——联合国贫困治理的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缩写列表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贫困治理问题的提出:为什么全球减贫机制未能达到预期效果? |
| 一、什么是贫困 |
| 二、全球贫困的地区分类与现状 |
| 三、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概念辨析 |
| 一、国际制度和国际机制 |
| 二、治理和统治 |
| 三、公共产品和全球公共产品 |
| 第三节 研究综述 |
| 一、贫困的产生 |
| 二、解决贫困的手段 |
| 三、国际机制理论、全球公共产品和全球贫困治理 |
| 四、中国减贫的理论与实践 |
| 第四节 研究假设、基本观点及章节安排 |
| 一、研究假设 |
| 二、基本观点 |
| 三、章节安排 |
| 第五节 研究方法与创新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思路 |
| 第二章 机制化减贫的理论解析 |
| 第一节 新制度经济学 |
| 一、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演进 |
| 二、交易费用理论 |
| 三、公共选择理论 |
| 第二节 全球公共产品的概念及其作用模式 |
| 一、全球公共产品的概念 |
| 二、全球公共产品的作用模式 |
| 三、全球公共产品的的供给模式 |
| 四、国际社会对全球公共产品筹资模式的探索 |
| 第三节 制度理论语境下的全球贫困治理 |
| 一、国际机制理论 |
| 二、全球治理理论 |
| 三、全球贫困治理:集体行动的逻辑 |
| 第三章 联合国的发展理念和减贫机制 |
| 第一节 |
| 一、贫困是人类发展的痼疾 |
| 二、全球化下贫困治理的新路径 |
| 三、贫困治理的多元方式 |
| 第二节 联合国的发展议程和贫困治理路径 |
| 一、联合国的发展理念演进 |
| 二、联合国治理贫困的组织体系和议事规程 |
| 三、发展议程中的联合国与区域合作 |
| 第三节 联合国四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 |
| 一、1960—1969,第一个发展十年:重视经济增长 |
| 二、1970—1979,第二个发展十年: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
| 三、1981—1990,第三个发展十年:人的全面发展 |
| 四、1991—2000,第四个发展十年:可持续发展 |
| 第四章 千年发展目标下的减贫机制及其实施 |
| 第一节 联合国千年发展宣言与千年发展目标 |
| 一、千年计划的形成 |
| 二、千年计划的具体内容 |
| 三、千年计划的组织形式 |
| 第二节 千年计划的机制化实施 |
| 一、千年计划的推进 |
| 二、千年计划的实施结果 |
| 第三节 千年计划的减贫价值与挑战 |
| 一、千年计划的减贫价值 |
| 二、千年计划遇到的挑战 |
| 第五章 联合国减贫机制运行分析及后2015 议程 |
| 第一节 减贫领域的公共产品供给与分配 |
| 一、减贫领域的公共产品作用模式 |
| 二、减贫领域不同行为体的行为方式 |
| 第二节 关于“千年发展目标”筹资问题和全球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的论争 |
| 一、关于“千年发展目标”筹资问题和全球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的论争 |
| 二、国际筹资与全球公共产品供应 |
| 第三节 后2015 议程展望 |
| 一、后2015——《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
| 二、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的争议 |
| 三、对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评析 |
| 第六章 贫困治理的中国经验:对世界的贡献 |
| 第一节 中国的减贫历程与成就 |
|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贫困治理的演进历程 |
| 二、中国减除贫困的治理手段 |
| 三、中国的减贫进程中的挑战 |
| 第二节 中国参与全球机制化减贫的实践 |
| 一、中国参与全球机制化减贫的实践 |
| 二、中国参与全球减贫机制的贡献与挑战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4）高中思想政治课堂学习共同体构建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 1.选题缘由 |
| 2.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国内研究现状 |
| 2.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研究思路 |
| 2.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 |
| 1.创新之处 |
| 2.不足之处 |
| 一、高中思想政治课堂学习共同体概述 |
| (一)高中思想政治课堂学习共同体的相关概念界定 |
| 1.学习共同体 |
| 2.课堂学习共同体 |
| 3.高中思想政治课堂学习共同体 |
| (二)高中思想政治课堂学习共同体的形成要素 |
| 1.紧密联系的纽带 |
| 2.群体学习动力 |
| 3.民主的课堂环境 |
| 4.思想政治学科核心素养 |
| (三)高中思想政治课堂学习共同体的本质特征 |
| 1.联动整体性 |
| 2.交流合作性 |
| 3.民主开放性 |
| 4.思想教育性 |
| (四)构建高中思想政治课堂学习共同体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
| 1.高中思想政治课堂学习共同体构建的必要性 |
| 2.高中思想政治课堂学习共同体构建的可行性 |
| 二、构建高中思想政治课堂学习共同体的依据 |
| (一)构建高中思想政治课堂学习共同体的指导思想 |
| 1.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 |
| 2.习近平:合作共赢的思想 |
| (二)构建高中思想政治课堂学习共同体的理论借鉴 |
| 1.群体动力学理论 |
| 2.目标奖励结构理论 |
| 3.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
| (三)构建高中思想政治课堂学习共同体的基本原则 |
| 1.共同发展原则 |
| 2.尊重差异原则 |
| 3.平等沟通原则 |
| 三、构建高中思想政治课堂学习共同体的调查及分析 |
| (一)构建高中思想政治课堂学习共同体的调查设计 |
| 1.调查范围及对象 |
| 2.调查方法 |
| 3.调查内容 |
| (二)目前高中思想政治课堂学习共同体构建的现状 |
| 1.师生愿意构建高中思想政治课堂学习共同体 |
| 2.高中思想政治课堂学习氛围比较活跃 |
| 3.高中思想政治课堂中师生有合作学习行为 |
| (三)目前高中思想政治课堂学习共同体的构建存在的问题 |
| 1.师生对高中思想政治课堂学习共同体未形成系统性认识 |
| 2.师生尚未联结成共同体 |
| 3.思想政治课堂中的合作学习活动未达到真正合作学习的标准 |
| (四)构建高中思想政治课堂学习共同体存在问题的原因 |
| 1.知识本位的教师教学观影响深远 |
| 2.将高考视为学习思想政治课程的根本目标 |
| 3.思想政治教师组织学生进行合作学习的能力不足 |
| 四、高中思想政治课堂学习共同体构建的基本策略 |
| (一)师生建立对高中思想政治课堂学习共同体的系统性认识 |
| 1.学校组织思政教师集体学习高中思想政治课堂学习共同体的相关知识 |
| 2.思政教师向学生介绍高中思想政治课堂学习共同体 |
| (二)建立有亲和力的师生关系,增强师生情感交流 |
| 1.思政教师主动向学生展示自身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 |
| 2.思政教师与学生共同参与每日时事新闻交流分享活动 |
| (三)创造民主的、开放的思想政治课堂学习环境 |
| 1.思政教师每日收集学生疑问,全班学生共同解决代表性问题 |
| 2.思政教师组织学生讨论开放性问题,鼓励学生多角度思考问题 |
| (四)建立培育学生思想政治学科核心素养的共同目标 |
| 1.加强政治认同教育,引导学生讨论时事问题 |
| 2.以科学精神为主题分析教材,引导学生进行辨析式学习 |
| 3.鼓励学生公共参与,针对社会现象或事件进行调查分析 |
| 4.深入挖掘思想政治课程中法治教育内容,结合学生实际渗透法律知识 |
| (五)开展围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合作学习活动 |
| 1.确定合作学习活动的主要任务 |
| 2.指导合作学习活动的方法 |
| 3.调控合作学习活动的时间 |
| 结语 |
| 注释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高中思想政治课堂学习共同体构建现状调查问卷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5）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教育的批判本性研究 ——基于马克思恩格斯相关论述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1.1 理论背景 |
| 1.1.2 现实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之处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马克思恩格斯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教育的批判立场 |
| 2.1 人民性立场 |
| 2.1.1 一切为了群众:“要求人民的现实幸福” |
| 2.1.2 一切依靠群众:“形成革命群众” |
| 2.1.3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渗透到群众之中” |
| 2.2 科学性立场 |
| 2.2.1 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批判“唯心主义怪想” |
| 2.2.2 坚定历史唯物主义解释“内在一般规律” |
| 2.2.3 坚持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 |
| 2.3 革命性立场 |
| 2.3.1 革命意识:“资产阶级害怕群众的觉悟” |
| 2.3.2 革命力量:“它以社会全体群众的姿态反对唯一的统治阶级” |
| 2.3.3 革命理想:“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 |
| 第3章 马克思恩格斯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教育的批判对象 |
| 3.1 理论批判 |
| 3.1.1 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这个民族坚决摒弃了德国古典哲学” |
| 3.1.2 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那些小的哄骗和欺诈手段” |
| 3.1.3 对英国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同历史的发展成反比” |
| 3.2 阶级批判 |
| 3.2.1 对资产阶级的批判:“资产者成为他们的公开敌人” |
| 3.2.2 对小资产阶级的批判:“它摇摆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 |
| 3.2.3 对农民阶级的批判:“必定要越来越紧密地靠拢无产阶级” |
| 3.3 制度批判 |
| 3.3.1 以“旧制度”为代表的政治制度批判:“公然违反普遍承认的公理” |
| 3.3.2 以私有制为代表的经济制度批判:“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统治下的异化劳动” |
| 3.3.3 以意识形态为代表的文化制度批判:“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 |
| 3.3.4 以市民社会为代表的社会制度批判:“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 |
| 第4章 马克思恩格斯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教育的批判逻辑 |
| 4.1 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教育的批判起点 |
| 4.1.1 “现实的人”:“必须把人作为在历史中行动的人去考察” |
| 4.1.2 “无产阶级”:“真正是社会的头脑和社会的心脏” |
| 4.1.3 “有原则高度的实践”:“必须推翻使人成为被奴役的东西的一切关系” |
| 4.2 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教育的批判中项 |
| 4.2.1 精神批判:“辩证法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
| 4.2.2 武器批判:“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 |
| 4.2.3 方法批判:“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是方法” |
| 4.3 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教育的批判终项 |
| 4.3.1 实现人的完全回复:“消灭异己的本质” |
| 4.3.2 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消灭私有制” |
| 4.3.3 人的解放:“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
| 第5章 马克思恩格斯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教育的批判功能 |
| 5.1 揭露功能 |
| 5.1.1 揭露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颠倒:“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 |
| 5.1.2 揭露资本主义社会“人的本质”的异化:“宗教是人的本质在幻想中的实现” |
| 5.1.3 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实质:“社会关系只是为了私有制而存在” |
| 5.2 唤醒功能 |
| 5.2.1 唤醒阶级自觉:“立即唤醒人民和社会摆脱因循守旧的状况” |
| 5.2.2 唤醒反抗意识:“立即唤醒一切被压迫民族起来要求独立和自己管理自己事务的权利” |
| 5.2.3 唤醒革命热情:“巴勒莫人民的流血起义唤起了他们的伟大革命回忆和热情” |
| 5.3 澄清功能 |
| 5.3.1 澄清革命主体:“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 |
| 5.3.2 澄清斗争动力:“人民只要不掌握政权就不可能改善自己的处境” |
| 5.3.3 澄清奋斗目标:“无产阶级的解放” |
| 5.4 组织功能 |
| 5.4.1 组织动员:“他们动员起来组成一支大军” |
| 5.4.2 组织感染:“工人感染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毒素’” |
| 5.4.3 组织联合:“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
| 第6章 马克思恩格斯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教育的当代启示 |
| 6.1 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批判一切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
| 6.1.1 对个人主义思潮的批判 |
| 6.1.2 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批判 |
| 6.1.3 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批判 |
| 6.2 坚持唯物辩证法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批判一切歪曲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
| 6.2.1 对马克思主义工具论的批判 |
| 6.2.2 对马克思主义断裂论的批判 |
| 6.2.3 对马克思主义乌托邦论的批判 |
| 6.3 维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品质,批判一切误解马克思主义的方法 |
| 6.3.1 对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批判 |
| 6.3.2 对马克思主义“无用论”的批判 |
| 6.3.3 对马克思主义“洗脑论”的批判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6）共生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 ——基于对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审视（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研究问题 |
| (二)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以社区网格化管理为关注热点的社区管理研究 |
| (二)以社区网络化治理为前沿议题的社区治理研究 |
| (三)社区由网格化管理向网络化治理的发展研究 |
| (四)共生理论的发展及其应用研究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 |
| (一)研究的创新点 |
| (二)研究的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核心概念、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一、核心概念 |
| (一)城市社区 |
| (二)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 |
| (三)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 |
| (四)共生 |
| 二、理论基础 |
| (一)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 |
| (二)治理理论 |
| (三)共生理论 |
| 三、分析框架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同质下延:中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兴起 |
| 一、中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缘起 |
| (一)城市社区管理的初始历程 |
| (二)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初创形态(2004) |
| (三)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初步成长(2005-2012) |
| 二、中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同质化下延分析 |
| (一)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主体多数属于体制内 |
| (二)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资源主要来自于政府 |
| (三)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运行推进了政策执行 |
| 三、中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成效与限度 |
| (一)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成效 |
| (二)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限度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偏利共生:网格化管理强化与治理主体培育 |
| 一、中国城市社区的实践新探(2012 年末-2015) |
| (一)2013 年城市社区的新实践:减负增效 |
| (二)2014 年城市社区的新实践:三社联动 |
| (三)2015 年城市社区的新实践:政社互动 |
| (四)2013-2015 年城市社区新实践的总特征 |
| 二、中国城市社区偏利共生行为模式研判 |
| (一)共生单元具备:少量的异质治理主体存在 |
| (二)共生界面生成:党政主导的相关项目设立 |
| (三)共生条件满足:单向为主的物质信息交流 |
| (四)共生成果配置:非政府主体增殖能力提升 |
| 三、中国城市社区实践新探的成果与困境 |
| (一)城市社区实践新探的成果 |
| (二)城市社区实践新探的困境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非对称互惠共生:网格化管理新突破与治理要素新发展 |
| 一、近年来中国城市社区的新实践(2016-至今) |
| (一)近年来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新突破 |
| (二)近年来城市社区治理要素的新发展 |
| (三)近年来城市社区新实践的整体特征 |
| 二、中国城市社区非对称互惠共生行为模式剖释 |
| (一)共生单元具备:丰富的治理主体生成 |
| (二)共生界面生成:多方发起的活动开展 |
| (三)共生条件满足:多向的物质信息交流 |
| (四)共生成果配置:组织间非同步性进化 |
| 三、近年来中国城市社区实践的收效与问题 |
| (一)近年来城市社区实践的收效 |
| (二)近年来城市社区实践的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导向对称互惠共生:城市社区前行的目标、动力与阻力 |
| 一、网络化治理:中国城市社区进一步发展的目标 |
| (一)对称互惠共生:城市社区发展的理想状态 |
| (二)网络化治理:实现理想状态的工具设计 |
| (三)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系统结构 |
| (四)网络化治理系统结构建构的基础条件 |
| 二、中国城市社区向网络化治理发展的动力 |
| (一)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党政领导力 |
| (二)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利益驱动力 |
| (三)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科技支撑力 |
| 三、中国城市社区向网络化治理发展的阻力 |
| (一)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中的多重委托代理关系 |
| (二)目标和利益冲突下委托代理关系的内在张力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实现路径 |
| 一、共生: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价值理念 |
| (一)价值冲突是主体间张力背后更深层次原因 |
| (二)价值理念是影响城市社区治理的根本因素 |
| (三)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共生价值体系 |
| 二、丰富共生主体: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组织建设 |
| (一)在双向需求导向下,选择刚性约束 |
| (二)在目标需求导向下,采用弹性约束 |
| (三)在利益需求导向下,实施有效激励 |
| 三、完善共生界面: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行动选择 |
| (一)以协商为基础,形成主体间的共识共信 |
| (二)以共治为主线,强化主体间的共担共监 |
| (三)以共享为旨归,推动全主体的双维进化 |
| 四、优化共生条件: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技术支撑 |
| (一)以用户为中心,建设治理网络平台 |
| (二)以平台为依托,联通社区治理主体 |
| (三)以问题为导向,健全运行保障体系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7）冷战后韩国国家安全政策的演变及特点 ——以对朝政策及多边安全合作构想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2 研究现状综述 |
| 1.2.1 欧美学术界关于国家安全的研究 |
| 1.2.2 韩国学界关于国家安全及安全政策的研究 |
| 1.2.3 中国学界关于韩国安全政策及朝鲜半岛安全的研究 |
| 1.2.4 既有研究存在的问题 |
| 1.3 研究方法及研究范围 |
| 1.4 创新点 |
| 第二章 关于国家安全政策的理论考察 |
| 2.1“国家安全”与“安全威胁” |
| 2.1.1“国家安全”的概念 |
| 2.1.2 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 |
| 2.1.3“安全威胁”的概念 |
| 2.1.4“安全威胁”的认知 |
| 2.2 国家安全政策 |
| 2.2.1 对国家利益的追求 |
| 2.2.2“国家安全政策”的定义和范围 |
| 2.2.3 “国家安全政策”与国防、外交、经济之间的关系 |
| 2.2.4 关于“多边安全合作” |
| 第三章 关于韩国的国家安全及安全政策 |
| 3.1 韩国的国家安全及安全威胁 |
| 3.1.1 关于韩国的国家安全及其目标 |
| 3.1.2 韩国的战争历史及威胁认知 |
| 3.1.3 韩国面临的现实安全威胁 |
| 3.1.4 韩国国家安全与现有威胁、潜在威胁的关系 |
| 3.2 关于韩国的国家安全政策 |
| 3.2.1 韩国的“国家安全政策”与“国家安全战略” |
| 3.2.2 冷战时期韩国的国家安全政策 |
| 3.2.3 韩国的安全政策与对朝政策、多边安全合作构想的关系 |
| 第四章 韩朝关系的转换时期:对话与对立的共存 |
| 4.1 卢泰愚政府的对朝政策及多边安全合作构想(1988-1993) |
| 4.1.1 对朝政策的主要推进内容 |
| 4.1.2 多边安全作的构想-“东北亚和平协议会” |
| 4.1.3 卢泰愚政府安全政策的分析与评价 |
| 4.2 金泳三政府的对朝政策及多边安全合作构想(1993-1998) |
| 4.2.1 对朝政策的主要推进内容 |
| 4.2.2 多边安全合作的构想-“东北亚多边对话” |
| 4.2.3 金泳三政府安全政策的分析与评价 |
| 第五章 韩朝关系的前进与发展时期:探索合作与共赢 |
| 5.1 金大中政府的对朝政策及多边安全合作构想(1998-2003) |
| 5.1.1 和解合作政策的概念和推进内容 |
| 5.1.2 多边安全合作的构想-“东北亚和平与稳定的六国宣言” |
| 5.1.3 金大中政府安全政策的分析与评价 |
| 5.2 卢武铉政府的对朝政策及多边安全合作构想(2003-2008) |
| 5.2.1 和平繁荣政策的概念和推进内容 |
| 5.2.2 多边安全合作的构想-“东北亚时代构想” |
| 5.2.3 卢武铉政府安全政策的分析与评价 |
| 第六章 韩朝关系的倒退时期:矛盾与对话的断绝 |
| 6.1 李明博政府的对朝政策及多边安全合作构想(2008-2013) |
| 6.1.1 相生共荣政策的概念和推进内容 |
| 6.1.2 多边安全合作的构想-“新亚洲构想” |
| 6.1.3 李明博政府安全政策的分析与评价 |
| 6.2 朴槿惠政府的对朝政策及多边安全合作构想(2013-2017) |
| 6.2.1 “韩半岛信任进程”的概念和推进内容 |
| 6.2.2 多边安全合作构想-“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 |
| 6.2.3 朴槿惠政府安全政策的分析与评价 |
| 6.3 现任文在寅政府的安全政策现状(执政中前进和倒退的循环) |
| 6.3.1 文在寅政府“韩半岛政策”的基本内容 |
| 6.3.2 “东北亚+责任共同体构想” |
| 6.3.3 安全政策现状 |
| 第七章 结论 |
| 7.1 韩国历届政府安全政策的演变 |
| 7.2 冷战后韩国历届政府的安全政策的特点 |
| 7.3 冷战后韩朝关系前进与倒退的反复的原因 |
| 参考文献 |
| 博士期间发表和完成的论文 |
| 附录A:冷战后时期历届韩国政府的对朝政策和主要内容-卢泰愚政府-朴槿惠政府 |
| 附录B:冷战后时代历届韩国政府的多边安全合作构想:卢泰愚政府-朴槿惠政府 |
| 附录C:韩国政府的对朝政策的演变及继承 |
| 致谢 |
（8）磨的是课，成的是人 ——数学评优课磨课活动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缘起 |
| 1.1.1 几个机缘 |
| 1.1.2 初步推断 |
| 1.2 研究问题 |
| 1.2.1 研究问题的孕育 |
| 1.2.2 研究问题的确立 |
| 1.3 概念界定 |
| 1.3.1 数学评优课 |
| 1.3.2 数学评优课磨课活动 |
| 1.4 研究背景 |
| 1.4.1 通过优秀课评比推动教师发展:中国特色待阐扬 |
| 1.4.2 建设高质量基础教育教师队伍:教育发展新征程 |
| 1.4.3 数学教师专业发展的实践导向:相关研究正蓬勃 |
| 1.5 研究意义 |
| 1.5.1 增益中国数学教育教研的特色 |
| 1.5.2 丰富数学教师专业发展的研究 |
| 1.5.3 引导数学教师备好课、上好课 |
| 1.5.4 支持教研员有效组织教研指导 |
| 第2章 文献述评 |
| 2.1 文献主题的设计与组织 |
| 2.2 关于数学评优课磨课活动 |
| 2.2.1 优质数学课堂特征维度 |
| 2.2.2 已有研究的内容与方法 |
| 2.3 关于数学教师专业发展 |
| 2.3.1 数学教师的专业素养 |
| 2.3.2 数学教师的专业学习 |
| 2.4 关于数学课例研究 |
| 2.4.1 数学课例研究的过程与特点 |
| 2.4.2 数学课例研究对教师专业发展的影响 |
| 第3章 研究设计 |
| 3.1 方法论:实践现象学 |
| 3.1.1 本研究的基本定位和范式取向 |
| 3.1.2 研究者的人际关系和自身特点 |
| 3.1.3 方法论的规划选取和基本含义 |
| 3.1.4 来自实践现象学的多层次启发 |
| 3.2 研究思路与过程 |
| 3.2.1 积累与感悟已有认识 |
| 3.2.2 体验与洞见真实活动 |
| 3.2.3 反思与直观活动本质 |
| 3.3 研究方法与对象 |
| 3.3.1 观察法 |
| 3.3.2 访谈法 |
| 3.3.3 出声思维 |
| 3.3.4 自我反思 |
| 3.4 资料整理与分析 |
| 3.4.1 资料的汇总与归类 |
| 3.4.2 资料的理解与反思 |
| 3.4.3 资料的提炼与呈现 |
| 3.5 研究效度与伦理 |
| 3.5.1 研究的效度 |
| 3.5.2 研究的伦理 |
| 3.6 论文结构与写法 |
| 3.6.1 论文的结构 |
| 3.6.2 论文的写法 |
| 第4章 数学评优课磨课活动中“课”的改进 |
| 4.1 以发现问题为目的观察试教 |
| 4.1.1 依据学生表现发现关键事件 |
| 4.1.2 在分析关键事件中提出问题 |
| 4.1.3 小结:“烤” |
| 4.2 理解数学知识的境脉与本质 |
| 4.2.1 探究教材的编写逻辑与意图 |
| 4.2.2 从其他版本教材里获得启发 |
| 4.2.3 在数学知识体系中寻根究底 |
| 4.2.4 小结:“吃橘子” |
| 4.3 基于经验推理把握未知学情 |
| 4.3.1 挖掘不同学情的特点与需求 |
| 4.3.2 结合潜在难点制定教学目标 |
| 4.3.3 小结:“境与径” |
| 4.4 编排创意的课堂结构与任务 |
| 4.4.1 建立简洁且深刻的课堂结构 |
| 4.4.2 设计合理创新的活动与问题 |
| 4.4.3 把握课堂容量与时间的平衡 |
| 4.4.4 小结:“神来之笔” |
| 4.5 设计灵活的启发时机与策略 |
| 4.5.1 推测学生的思维方式与进程 |
| 4.5.2 预设弹性化的适时启发策略 |
| 4.5.3 规划即时性教学决策的方向 |
| 4.5.4 小结:“出彩” |
| 4.6 “因师施磨”迭代推进问题解决 |
| 4.6.1 注重教师的特质和自我建构 |
| 4.6.2 试教不同学情调适教学实施 |
| 4.6.3 小结:“陪伴” |
| 4.7 本章总结 |
| 第5章 数学评优课磨课活动中“人”的发展 |
| 5.1 参赛教师的主要发展 |
| 5.1.1 课堂教学中的能力发展 |
| 5.1.2 磨课活动中的能力发展 |
| 5.1.3 磨后反思中的能力发展 |
| 5.1.4 研究性思维的整体优化 |
| 5.1.5 小结:“名师之智” |
| 5.2 教研员的主要发展 |
| 5.2.1 理解教师能力的精深 |
| 5.2.2 教学设计能力的精进 |
| 5.2.3 磨课组织能力的精湛 |
| 5.2.4 研究性思维的持续完善 |
| 5.2.5 小结:“教研之慧” |
| 5.3 专家教师的主要发展 |
| 5.3.1 教学创新能力的改良 |
| 5.3.2 指导教师方法的改进 |
| 5.3.3 教研合作意识的改善 |
| 5.3.4 研究性思维的不断突破 |
| 5.3.5 小结:“专家之谋” |
| 5.4 研究者的主要发展 |
| 5.4.1 作为“局内人”的诸多发展 |
| 5.4.2 作为“局外人”的诸多发展 |
| 5.4.3 研究性思维的融合发展 |
| 5.4.4 小结:“科研之思” |
| 5.5 本章总结 |
| 第6章 结论与启示 |
| 6.1 结论 |
| 6.1.1 关于数学评优课磨课活动中“课”的改进 |
| 6.1.2 关于数学评优课磨课活动中“人”的发展 |
| 6.2 启示:“尚在起点的探索” |
| 参考文献 |
| 中文文献 |
| 英文文献 |
| 附录1 《二次函数的图像和性质(整体建构)》现场评优课教学设计 |
| 附录2 《中心对称与中心对称图形(第一课时)》现场评优课教学设计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行的是路,知的是情 |
（9）参与、互动、共享：基础教育集团化办学的治理机制探寻（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研究主题相关文献的量化分析 |
| (二)国内外基础教育集团化办学研究主题 |
| (三)国内外基础教育集团化办学治理机制研究 |
| (四)国内外研究评析 |
| 三、研究设计 |
| (一)研究问题 |
| (二)核心概念界定 |
| (三)研究目的与内容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五)研究步骤 |
| 四、研究的信效度分析 |
| (一)研究信度 |
| (二)研究效度 |
| (三)研究的理论饱和度 |
| 五、研究伦理 |
| 第二章 我国基础教育集团化办学的历史考察 |
| 一、我国教育集团化办学的产生与发展 |
| (一)我国教育集团化办学的产生与形成背景 |
| (二)我国基础教育集团化办学的几种模式 |
| (三)我国基础教育集团化办学中的问题探究 |
| 二、我国基础教育集团化办学演变与动因分析 |
| (一)我国基础教育集团化办学的演变轨迹 |
| (二)教育治理视角下基础教育集团化办学演变原因分析 |
| 第三章 我国基础教育集团化办学的治理框架 |
| 一、基础教育集团化治理的经验与意义 |
| (一)基本经验 |
| (二)意义追寻 |
| 二、集团化办学治理的基本框架、类型分析及其理论阐释 |
| (一)基本框架 |
| (二)类型分析 |
| (三)理论阐释 |
| 三、参与、互动、共享:基础教育集团治理机制的三维度 |
| (一)在逻辑发生学上有一定的先后顺序 |
| (二)在运作机理上存在内部勾连与联系 |
| (三)三种机制拥有共同的目标与方向 |
| 第四章 参与机制:多方主体介入集团治理 |
| 一、探寻参与机制的学理依据 |
| (一)参与治理实质是权力转移的过程 |
| (二)参与是民主深化的重要途径 |
| (三)制度与行为规范有效维持参与秩序 |
| 二、参与机制运行特征与策略 |
| (一)多主体的赋权增能 |
| (二)多渠道的民主参与 |
| (三)问题产生及时干预 |
| 三、民主管理:基础教育集团化治理的参与机制探寻 |
| (一)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简政放权,激化学校自治活力 |
| (二)完善组织架构与规章制度,优化内部治理结构 |
| (三)构建长效奖励激励机制,内化参与动机 |
| (四)建立信息反馈与评价机制,提升参与效能 |
| 第五章 互动机制:多方主体在协商中形成规则 |
| 一、探寻互动机制的学理依据 |
| (一)个人意志与环境因果影响互动行为 |
| (二)建立在平等之上的对话与协商 |
| (三)产生共同利益达成的互动效应 |
| (四)共情与理解是互动的根本原则 |
| 二、互动机制运行特征与策略 |
| (一)明确互动需求 |
| (二)平等对话与交流 |
| (三)尝试理解与包容 |
| 三、协商立序:基础教育集团化治理的互动机制探 |
| (一)实现按需匹配,调动互动积极性 |
| (二)开展对话与协商,反复磋商达成一致 |
| (三)学会换位思考,实现互动同频共振 |
| (四)合理安排互动,形成互动秩序 |
| 第六章 共享机制:从资源共享走向价值共识 |
| 一、探寻共享机制的学理依据 |
| (一)共享涉及使用权的让渡与转移 |
| (二)共享对资源进行合理利用 |
| (三)依托共享平台与途径进行共享 |
| (四)基于信任实现互利互惠的共享 |
| 二、共享机制运行特征与策略 |
| (一)借助平台进行资源共享 |
| (二)制定共享规则与规范 |
| (三)加强主体间的信任与信念感 |
| 三、共识达成:基础教育集团化治理的共享机制探寻 |
| (一)充分利用教育资源,尊重共享主体偏好 |
| (二)搭建共享共通平台,加速知识的流转与共享 |
| (三)加强规章制度建设,规范共享行为与秩序 |
| (四)推进共同组织文化培育,增进主体间的信任 |
| 结语:从治理走向善治 |
| 一、总结与反思 |
| (一)三种机制的运作特征与机理 |
| (二)三种机制探索的可生长空间 |
| 二、发展与展望 |
| (一)中国式善治内涵与特征 |
| (二)走向中国式善治的路径 |
| 三、本研究的贡献与不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H教育联盟章程 |
| 附录二:集团理事长访谈提纲 |
| 附录三:校长访谈提纲 |
| 附录四:教师访谈提纲 |
| 附录四:学生访谈提纲 |
| 附录五:家长访谈提纲 |
| 后记 |
| 在校期间所获科研成果 |
（10）中国日耳曼文学学生团队合作中的亲和需求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Einleitung |
| 1.1 Forschungsstand |
| 1.2 Fragestellung und Zielsetzung |
| 1.3 Fachliche Zuordnung |
| 1.4 Aufbau der Arbeit |
| 2 Theoretische Grundlagen |
| 2.1 Team und Teamarbeit |
| 2.1.1 Team |
| 2.1.2 Teamarbeit |
| 2.1.3 Teamkohasion |
| 2.2 Affiliation |
| 2.2.1 Affiliationsbedurfnis |
| 2.2.2 Affiliationssignale |
| 2.2.3 Auswirkungen von Affiliation |
| 2.2.4 Affiliation vs. Guanxi |
| 2.3 Zwischenfazit |
| 3 Methodik |
| 3.1 Auswahl der Forschungsmethode |
| 3.2 Vorbereitung |
| 3.2.1 Experiment |
| 3.2.2 Erstellung des Beobachtungsformulars |
| 3.2.3 Fragebogenerstellung |
| 3.2.4 Interview |
| 3.3 Datenerhebung |
| 3.3.1 Experimentdurchfuhrung |
| 3.3.2 Beobachtung |
| 3.3.3 Fragebogendurchfuhrung |
| 3.3.4 Interview |
| 3.4 Datenauswertung |
| 3.4.1 Ablaufmodell der qualitativen Inhaltsanalyse nach Kuckartz |
| 3.4.2 Anwendung des Ablaufmodells in der vorliegenden Forschung |
| 3.5 Reflexion uber das methodische Vorgehen |
| 4 Darstellung der Forschungsergebnisse |
| 4.1 Affiliationssignale |
| 4.1.1 Verbale Affiliationssignale |
| 4.1.2 Nonverbale Affiliationssignale |
| 4.1.3 Paraverbale Affiliationssignale |
| 4.1.4 Konative Affiliationssignale |
| 4.1.5 Zwischenfazit |
| 4.2 Auswirkungen von Affiliation |
| 4.2.1 Subjektives Wohlbefinden |
| 4.2.2 Interpersonale Beziehung |
| 4.2.3 Teamkohasion |
| 4.2.4 Zielerreichung der Teamarbeit |
| 5 Schlusswort |
| 5.1 Zusammenfassung der Ergebnisse |
| 5.2 Reflexion und Ausblick |
| Literaturverzeichnis |
| Anhang A Fragebogen |
| Anhang B Interviewleitfaden |
| Anhang C Transkript Befragte 1 |
| Anhang D Transkript Befragte 2 |
| Anhang E Transkript Befragte 3 |
| Anhang F Transkript Befragte 4 |
| Anhang G Transkript Befragte 5 |
| Anhang H Transkript Befragte 6 |
| Anhang I Transkript Befragte 7 |
| Anhang J Transkript Befragter 8 |
| Anhang K Transkript Befragter 9 |
| Anhang L Transkript Befragte 10 |
| Anhang M Kodierleitfaden |
| Anhang N Abzeichnungen des Affiliationsbedürfnisses |
四、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论文参考文献）
- [1]美国国务院国际战略评估研究[D]. 姚峰. 外交学院, 2021(11)
- [2]我国群众性体育赛事协同治理研究[D]. 冯加付. 上海体育学院, 2021(09)
- [3]机制化减贫 ——联合国贫困治理的路径研究[D]. 骆明婷.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12)
- [4]高中思想政治课堂学习共同体构建策略研究[D]. 陈镶颐. 广西师范大学, 2021(12)
- [5]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教育的批判本性研究 ——基于马克思恩格斯相关论述的考察[D]. 刘建璋. 吉林大学, 2021(01)
- [6]共生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 ——基于对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审视[D]. 宋晓娟. 吉林大学, 2021(01)
- [7]冷战后韩国国家安全政策的演变及特点 ——以对朝政策及多边安全合作构想为中心[D]. 柳承址（SEUNGJI RYU）. 北京大学, 2021(09)
- [8]磨的是课，成的是人 ——数学评优课磨课活动的研究[D]. 朱晨菲. 华东师范大学, 2021(08)
- [9]参与、互动、共享：基础教育集团化办学的治理机制探寻[D]. 杨晓莹. 华东师范大学, 2021(11)
- [10]中国日耳曼文学学生团队合作中的亲和需求实证研究[D]. 商健华.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