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个性

一、阅读·个性（论文文献综述）

姜海燕^[1]（2021）在《小学生校内托管服务现状调查研究 ——以H市小学为例》文中研究说明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压力大、工作节奏快,许多年轻父母因忙于工作难以在孩子放学后腾出时间接送孩子,更无暇顾及孩子的课后照顾与教育,小学生放学后的管理成为一个社会化的问题。广大家长尤其是双职工家庭对安全、优质的校内托管服务有强烈的需求。为促进中小学生健康成长,帮助家长解决孩子放学后的看护与教育问题,进一步增强教育服务能力,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做好中小学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该意见对课后服务主体、服务形式、安全保障等做出了明确规定,从国家层面提出了课后服务的规范化要求。随后,全国各省市积极探索开展校内托管服务工作的有效形式。由于目前校内托管服务处于试点运行阶段,并没有形成完善的托管服务体系,因此,有必要对当前小学生校内托管服务的实施情况进行调查研究,进一步推进学校托管服务工作的开展。本研究从H市主城三区随机选取三所小学为研究范围,通过自编问卷对650名学生家长、90名教师进行问卷调查,并对托管服务工作负责人、学生家长、教师及学生33人进行访谈。从供需双方对托管服务的认知、托管服务实施情况、托管主体的担忧及期望、托管服务效果评价等方面展开调查,分析该市小学生校内托管服务运行过程中面临的困境及其成因,并结合相关理论提出优化策略。调查结果表明:小学生校内托管服务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学生课后无人监管的难题,但由于托管服务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运行阶段,在实施过程中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托管主体的认知存在偏差;托管经费不足;托管师资紧缺,校外资源利用率低;托管服务运行管理制度缺失,实施流程有待完善等。在此基础上,以协同治理理论和学生核心素养理论为依据,从托管主体的思想认识、托管服务师资队伍建设、校内外资源整合、管理制度的规范、托管经费保障、实施流程的完善及多元化托管模式的探索等方面提出了小学生校内托管服务的优化措施,期望能进一步完善托管服务工作,提升托管服务质量,促进校内托管服务朝着优质、持续、规范化方向发展。

李青^[2]（2021）在《现代性视角下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研究》文中指出非正式科学教育为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培育了具备科学素养和理性精神的现代公民,以教育的现代化彰显人的主体性和科学理性,最终指向人的现代性。但当前,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却面临制度、观念和方法等因素制约而无法对接社会转型需要。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良性发展,为美国社会现代化转型培育了具有自主意识和理性精神的科学公民,有力地推动科学与社会的融动互进。美国社会现代化诉求是如何借助非正式科学教育渗透到民众心智中的,非正式科学教育在此过程中究竟扮演何种角色?研究以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历程为研究对象,试图揭示出美国社会现代性是如何体现并作用于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过程。研究采用文献分析法、历史分析法、比较研究法等对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历程进行系统化梳理。依托社会文化情境理论等,对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演进的文化、政治、经济、等社会情境进行剖析,揭示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演进与美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互动关系,剖析非正式科学教育是如何培育具有主体意识、科学素养和理性精神思维的科学公民来顺应社会现代化转型的。绪论部分主要交代选题的价值、相关学术动态、研究设计的依据以及研究对象的合理化界定,使研究对象明确、重点突出、思路清晰。第一章聚焦宗教神性裹挟下的非正式科学教育是如何培育虔诚信徒,培育神性社会所需的宗教价值观;第二章聚焦政治化的非正式科学教育,剖析非正式科学教育如何通过科学启蒙为新国家培育具有民族意识和政治素养的国家公民,践行为民主政治巩固民意的政治使命;第三章聚焦工业化时期非正式科学教育是如何回应社会形态跃迁和生产力解放诉求,并强调非正式科学教育塑造的技术理性及其极化对人性的异化;第四章转向对技术理性极化的利弊反思,以培育具备科学反思精神和批判意识的能动公民为目标,批判技术理性对整全人性的异化,并强调非正式科学教育需要渗透知识背后的方法、态度和价值观元素,推动公众理解科学的价值及潜在的风险;第五章则根植于后现代实践哲学下的追求个体解放和意识独立的时代诉求,强调非正式科学教育逐渐从服务宗教、政治、经济和文化意识的姿态回归到追求个体自主意识的理性精神的本真使命,强调教育的实践性、情境性和交互对话性,以主体间性思维审视传播主体和公众间的互动关系,倡导公众在交流对话中加深对科学的认知,塑造具有整全理性的科学公民。研究认为,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从科学大众走化向大众科学化的历程,即逐渐从外在于人的工具的现代性形态转向回归人性本体的后现代性形态。教育目的从“外在的目的”转向“本体的目的”;教育内容从“有序的科学”转向“跨界的科学”;实施模式从“单向的灌输”转向“双向的交互”,体现出一种从“依附性发展”转向“批判性发展”的态势。研究指出,美国文化传统、资本主义精神和分权自治体制是影响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因素。目标与内容明晰、实施模式多元、广受社会支持和重视成效评估是其实践经验。最终在把握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面临的理念、经费、人员、制度和评估困境的基础上,提出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良性发展的路径:根植我国科学教育发展历史与现实,正确处理文化差异与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辩证关系;营造适切非正式科学教育良性发展的生态环境,提升其制度体系完善性和民主参与的文化生态;聚焦专业性人才培养,加强非正式科学教育的专业人才培养质量;重视家庭情境中的科学知识传递,弥补家庭科学教育的缺失;关切非正式科学教育成效评价,健全其的成效测评体系。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需要理性反思美国经验的适切性,思考“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模式的互鉴可能;检视整体迈向“公众参与科学”阶段是否冒进;探索非正式科学教育“情境断裂”的缝合思路。

罗艺^[3]（2021）在《大学生信息素养及其教育支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人工智能、5G等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助力社会知识体系的不断解构与重塑。作为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生这一群体的素养需求与结构面临新的变革契机。信息素养成为技术变革背景下大学生社会化发展的重要衡量指标。《布拉格宣言》、《亚历山大宣言》等国际性纲要文件彰显着信息素养的时代意义,并将信息素养纳入系统的教育计划之中,无容置疑凸显了信息素养在教育人才培养中的重要战略地位。目前,我国大学生网络话语失范、信息安全意识薄弱等现象频现,其在应对技术变革层面胜任力明显不足。为此,本研究尝试在信息时代背景下探究大学生信息素养的相关议题。参照美国、欧盟等陆续推出的高等教育信息素养标准,本研究较为认同信息素养即能力这一概念,并将大学生信息素养界定为大学生发展中所应该具备的信息理解、选择、运用、评价、反思、创造能力。基于对境脉理论和学习者特征理论的大学生信息素养教育理论视角,本文从个人因素和外部环境两个教育支持维度来分析大学生信息素养的实际状况、困境表征及教育支持路径。首先,综合运用了文献研究、问卷调查、访谈调研、教育比较、案例研究等研究方法,设计和验证了大学生信息素养测量指标体系,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六个省份12所大学近2400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并进而对60余名大学教师、辅导员、管理人员和大学生进行深度访谈。其次,结合大学生信息素养构成和教育支持的相关维度,构建信息素养与教育支持间的结构方程模型,在此基础上提出大学生信息素养教育支持体系的实施构想,注重将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相结合,力求在分析问题时使得两者互为补充、相互验证。研究发现,在信息素养现状方面,我国大学生信息素养还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且教育成效不显着,具体存在的六个方面能力不足,主要体现在:大学生受信息影响大但规范意识较弱;大学生信息依赖性强但选择能力较弱;大学生信息获取以网络为主但工具运用能力较弱;大学生接收信息质量参差且评价辨识能力较弱;大学生信息反思意识不强且反思行为较少;大学生信息创造能力不足且缺乏主动性等。在信息素养影响因素方面,研究者进一步分析提出个人特质和外部环境两大教育支持影响因素,个人特质具体是指信息行为极易受到个人特质影响,且不易受大学教育影响而转变;外部环境则囊括大学、网络、社会三方,主要面临以下现实问题:大学对大学生信息素养教育不足;专业师资缺乏;相应教育项目和举措不完善;信息素养教育的重要性未在网络环境中得到充分重视;缺乏系统性成效评估体制机制;社会环境对大学生信息素养教育尚未形成良好的氛围等。基于以上发现,归纳得出大学生信息素养教育的四项实然困境:其一,大学生信息素养教育支持理念滞后;其二,大学生信息素养教育专业化不足;其三,大学生信息素养教育多元主体缺失;其四,大学生信息素养政策大学供给匮乏。立足现状和问题,本研究提出大学生信息素养的教育支持三个原则构想,分别为“教育模式的个性化与精准化原则”、“教育环境的专业化与规范化原则”、“教育环境的系统化与长效性原则”,同时从大学生个体、大学本身、政府和社会等多元主体出发,遵循微观到宏观、外促到到内生、泛化到专业、单主体到全育人的基本思路,提出构建“以内生为核心、大学为重点、网络为依托、全社会共同参与”四位一体的大学生信息素养教育支持体系,并在此基础上构想四条实施路径,以期能为大学生信息素养教育支持的政策制定和管理机制创新提供价值参考。

王佑莹^[4]（2021）在《社交媒体赋能的员工碎片化学习概念开发及其前因后果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面对日益复杂动荡的商业环境,当代组织越发认可组织学习的战略重要性,并斥巨资开展线上线下的员工培训、辅导和师徒传帮带等。如今,社交媒体技术在工作场所的普及逐渐改变了员工的学习方式。作为支持微型学习和移动学习的互动平台之一,社交媒体使员工能随时随地根据自身需要从各种渠道获取与工作相关的信息和知识。由此产生的碎片化的员工学习现象虽然引起了广大网民的热议,却很少受到管理者和学者的关注。实践上,尽管碎片化的学习方式颇受员工欢迎,但由于企业管理者尚不清楚员工使用社交媒体进行碎片化学习对于员工及组织的价值以及员工进行此类活动的原因,他们可能就此错过以员工喜闻乐见的方式培育人才的机会。理论上,虽然学者们已经注意到社交媒体在员工学习中的应用,但缺乏对碎片化学习这一形式的关注。现有文献尚未系统阐述员工使用社交媒体进行碎片化学习的现象,也未曾全面探究员工碎片化学习的法则网络,具体表现出三个不足:（1）员工碎片化学习的内涵不够清楚。（2）员工碎片化学习在组织内的效用尚未被检验。（3）影响员工参与碎片化学习的前因尚未被探索。针对上述管理困境和研究空白,本论文开展以下三个子研究。立足于员工学习、碎片化学习和工作中的社交媒体使用的文献,研究1提出社交媒体赋能的员工碎片化学习概念,并探讨其定义、特征和维度。该学习方法的碎片化特征表现为学习内容和学习时间的碎片化、学习空间和学习媒介的多样化以及学习者注意力的碎片化等。根据社会网络视角,社交媒体赋能的碎片化学习可被细分为基于本地实践共同体的碎片化学习和基于电子实践网络的碎片化学习。基于明确的概念阐述,本文严格遵循量表开发流程为社交媒体赋能的员工碎片化学习编制测量量表,最终开发了 10个测度项。为检验社交媒体赋能的员工碎片化学习（简称员工碎片化学习）对于组织的价值,研究2根据信息处理理论探讨个体吸收能力对员工碎片化学习影响工作绩效的中介作用,以及认知风格对员工碎片化学习影响个体吸收能力的调节作用。研究2还假设分析型认知风格和直觉型认知风格可以差异化地调节员工碎片化学习通过个体吸收能力与工作绩效之间的间接关系。面向一家大型软件公司311个员工样本的问卷调查显示:（1）基于本地实践共同体的碎片化学习（简称本地碎片化学习）和基于电子实践网络的碎片化学习（简称网络碎片化学习）与员工工作绩效呈正相关。（2）个体吸收能力部分中介了本地碎片化学习与工作绩效的关系,而完全中介了网络碎片化学习与工作绩效的关系。（3）分析型认知风格削弱了网络碎片化学习对个体吸收能力的正向影响,而直觉型认知风格削弱了本地碎片化学习对个体吸收能力的正向影响。（4）低水平的直觉型认知风格和分析型认知风格强化了个体吸收能力的中介作用。为探索员工碎片化学习的影响因素,研究3根据任务-个人-技术匹配模型提出社交媒体特征、员工特征、任务特征共同影响员工参与碎片化学习的理论框架。具体而言,基于员工学习和社交媒体采纳的文献,研究3选取信息含量和社会临场感来代表社交媒体特征,将工作-家庭分割偏好和多任务时间观视为碎片化学习情境下的员工特点,并考虑任务非常规性。研究3对一家大型国有能源公司的496名员工开展问卷调查。层级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1）信息含量和社会临场感正向影响员工对本地碎片化学习的参与。（2）工作-家庭分割偏好正向调节社会临场感与本地碎片化学习的正向关系,而多任务时间观负向调节信息含量与本地碎片化学习的正向关系。（3）当员工从事非常规任务时,社会临场感与工作-家庭分割偏好的正向交互效应变弱,而信息含量与多任务时间观的负向交互效应以及社会临场感与多任务时间观的正向交互效应变强。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的结果识别出了其他前因变量组合,从而补充解释了员工参与本地碎片化学习的原因。通过开发社交媒体赋能的员工碎片化学习概念以及实证检验其法则网络,本文做出了以下理论贡献。首先,本文的概念阐述和量表开发,突出了员工使用社交媒体进行自主学习的碎片化特征,这有助于深化对碎片化学习、员工学习和工作中社交媒体使用的现有理解。第二,本文从认知处理的角度考察员工碎片化学习影响工作绩效的内在机制和边界条件,补充了有关员工学习结果的现有知识。第三,通过探究社交媒体特征、员工特征和任务特征对员工参与碎片化学习的交互效应,本文扩展了关于员工学习和工作情景下社交媒体采纳的前因的实证研究。最后,本文基于信息处理理论和任务-个人-技术匹配模型提出研究模型和假设,论证了上述理论在员工碎片化学习情境下的适用性。在实践方面,本文提醒员工和管理者意识到碎片化学习是社交媒体时代员工学习的新趋势。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管理者应合理看待员工的碎片化学习。研究发现有助于指导管理者创造条件来实现碎片化学习的预期效果,以及制定策略来利用和激励员工的碎片化学习实践。

张秀仿^[5]（2020）在《英国新古典主义时期莎士比亚批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英国新古典主义时期的莎士比亚研究,在四百多年的莎评史上是最辉煌的篇章。对这个在文学批评史上至关重要的时期,人们了解但并不熟悉,甚至还有一些误解。随着莎士比亚研究的深入,艾布拉姆斯和克莱恩等新批评学派创立了四坐标体系,以作者、作品、世界和读者四要素探讨新古典主义莎评思想形成的渊源和批评范式。近年来,一些学者突破了“拥莎派”与“倒莎派”的框架,通过梳理新古典主义批评家着作的前言、后记或者是匿名出版的文章等,探讨莎士比亚戏剧改编、校勘、出版和批评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些成果为进一步研究英国新古典主义时期莎士比亚批评史打下了深厚的基础。从文学批评史的发展来看,英国新古典主义时期的莎士比亚研究历经近一个半世纪的发展历程。从十七世纪王朝复辟时期到十八世纪末浪漫主义时期到来之前,英国批评家在莎士比亚戏剧改编、出版与校勘的实践中,确立英国戏剧传统和批评原则,为莎士比亚及其同时代的英国诗人违背古典规则进行辩护或者是纠错。因此,对英国新古典主义时期莎士比亚批评的发展历程、理论体系以及诗人的形象与身份等问题进行探讨,是莎评史上一个非常重要又亟待解决的课题。本论文通过梳理英国莎士比亚戏剧改编、校勘和出版史,勾勒出英国新古典主义时期莎士比亚批评史的发展脉络,探究德莱顿、蒲柏与约翰逊等批评家莎评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在此基础之上,认识在这一历史时期莎士比亚的身份和形象的发展变化,研究发现和启示如下:首先,英国新古典主义时期莎士比亚研究经历了奠基期、跃升期与完善期三个阶段。奠基期是从王朝复辟时期开始到十七世纪末。这一时期是英国戏剧诗人改编莎士比亚戏剧的重要时期,亦可称为德莱顿时代。德莱顿与公爵剧团的管理者达文南特合作改编《暴风雨》,改变了伦敦舞台以弗莱彻和博蒙特戏剧为中心的演出风尚,促进了德莱顿的英雄剧创作与莎评思想的形成。虽然德莱顿改编莎士比亚悲剧没有严格遵循英雄剧的韵文传统,但充分体现了“爱”、“荣誉”与“友谊”的英雄剧主题,影响了十八世纪莎士比亚戏剧出版与校勘史发展。跃升期是十七世纪上半叶,从十八世纪尼克拉斯·罗编订第一个八开本的《莎士比亚戏剧集》出版到1733年西奥博尔德编订的版本问世,亦可称为蒲柏时代。在这一时期,蒲柏确立的底本校勘原则,确立了以考证、校勘、批评和鉴赏融为一体的批评体系,超越了出版商雅各布·汤森在版本标准化构建方面产生的影响。尼克拉斯·罗、蒲柏和西奥博尔德对莎士比亚戏剧的校勘与批评,标志着莎士比亚批评范式从探讨戏剧的寓教于乐与诗学正义,开始向戏剧文本的权威性、可信度和标准化进行转变。完善期是十八世纪下半叶从威廉·沃伯顿编订的《莎士比亚戏剧集》出版到十八世纪末马隆编订的版本结束,是新古典主义时期莎评思想的顶峰,也是浪漫主义的前奏。约翰逊编订的《莎士比亚戏剧集》及其《序言》是这一历史阶段的里程碑式着作。约翰逊与史蒂文斯的合作,促进了十八世纪后期莎士比亚戏剧校勘的发展与马隆的莎士比亚传记学研究。马隆以环球剧场建成作为分水岭,以史蒂文斯整理的书业工会登记信息为参照,根据语言风格变化推定莎士比亚戏剧的创作顺序。这一研究,成为十八世纪之后学者研究莎士比亚创作分期的依据。其次,英国新古典主义时期以寓教于乐原则、自然法则和普遍人性论为基本原则,形成了以德莱顿的莎士比亚人物性格论、蒲柏的莎士比亚戏剧结构论和约翰逊的悲喜场景杂糅体论为核心的批评体系。德莱顿寓教于乐原则的理论基础深厚,是多种诗学思想的融合。他以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思想为基础,结合罗马诗人贺拉斯和卢克莱修的寓教于乐诗学思想,形成了以人物论为核心的莎士比亚戏剧批评体系。自然法则,是蒲柏在日夜研读荷马的基础上发现的、关于文学创作遵循的法则。在蒲柏看来,莎士比亚的独创性超越了荷马,他不是自然的摹仿者,而是自然的代言人。莎士比亚戏剧哥特式结构的美学特征是他的创作方式、日晷时间哲学与民族身份相互作用的结果。约翰逊的普遍人性论不仅是对德莱顿诗学思想的传承,也蕴含了蒲柏的自然法则,契合了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休谟人性论的理智、情感与道德三元结构。约翰逊超越了前人,洞察了莎士比亚戏剧是具有无限循环空间而又稳定的人性对话的莫比乌斯带。莎士比亚戏剧的悲喜场景杂糅是由命运无常中自然的得失之情;主从情节并存反映了普通人与命运抗争的艰辛过程是莎士比亚戏剧实现道德教化的重要途径;典型人物是莎士比亚运用人性弱点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内动力。最后,在英国新古典主义时期,莎士比亚的身份与形象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动态发展变化的,兼具偶像化、经典化与大众化三重特征。具体而言,莎士比亚的偶像化是指英国戏剧诗人从德莱顿、尼克拉斯·罗到大卫·加里克的诗人崇拜。德莱顿将莎士比亚尊为“英国戏剧诗人之父”,视其为英国的荷马。他根据“体液性格论”将世界文学史中的诗人分为开拓者与完善着,莎士比亚与荷马、卢克莱修和但丁一样,是具有开拓精神的多血胆汁质性格。尼克拉斯罗的《莎士比亚传略》是第一个莎士比亚生平,能够帮助读者理解作品。大卫·加里克,修建莎士比亚神殿、在斯特拉福举行庆典纪念活动,真正推进了莎士比亚偶像化,促进了德国诗人对莎士比亚的崇拜、翻译与演出。莎士比亚的经典化是指十八世纪编者对戏剧的勘误补阙、艺术鉴赏与文化阐释的文本构建过程。在十八世纪《莎士比亚戏剧集》的编订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通过比较和推理研究为基础,以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和理校法相互融合的校勘体系,使莎士比亚文本呈现三个特征:语言拼写规范化、戏剧幕次场次的划分符合时代的舞台风格、注释和批评相结合。莎士比亚的大众化意指莎士比亚戏剧从舞台观摩到文本阅读的审美嬗变。从舞台观摩到文本阅读,审美范式不再拘泥于舞台时空的制约,审美对象从行动摹仿到人物性格系统分析转变,审美标准从得体原则到自然语言的变迁。综上所述,德莱顿、蒲柏和约翰逊等批评家对莎士比亚及其戏剧的认识和评价,既有对古典传统的继承,也有他们生活的时代内涵,融合了时代思潮和历史背景,既具有形而上的思考,也具有形而下的实践。由此可见,对于新古典主义时期莎士比亚批评家使用“保守的”或者是“墨守成规的”标签并不客观,求“新”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特点。从戏剧诗人、散文家或者是词典编纂家,在求“新”方面采用了双重标准:在创作过程中追随时代的脚步,符合时代的文学要求与审美趣味;在研究文艺复兴时期尤其是莎士比亚的过程中,依据古典法则结合英国文学传统,逐渐形成了新的批评理论体系。也就是说,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戏剧的发展,不仅成为那个时代文学的重要支柱,同时也成为推动戏剧理论发展的内动力。

陆思雨^[6]（2020）在《新时代背景下高校本科辅导员胜任力模型探究》文中指出随着国家对人才培养质量要求的不断提升,对辅导员队伍建设的要求也在逐年提高。大学生是国家和民族明天的希望,承担着建设祖国的重大责任,而高校辅导员是人才培养的中坚力量,在人才培养中起着重要作用,也是大学生在大学中接触最为密切的人。在新时代背景下,面对这些出生在“00后”的大学生的不同特点,如何招聘到符合新时代背景下工作需要的辅导员,如何对辅导员开展针对性的工作培训,如何对辅导员开展切实有效的考核提拔等问题亟需解决。本研究通过阅读大量辅导员胜任力相关文献,对高校本科辅导员的工作要求、胜任力模型研究现状等进行了全面梳理,结合现有研究成果,编制本研究的开放式调查问卷。以电子科技大学2016-2019级在校本科生为调查对象,开展开放式问卷调查,收集新时代背景下高校本科辅导员的胜任特征词条。参考胜任力词典,对开放式问卷收集到的词条进行清洗,整理出本研究的胜任特征词条库。然后与电子科技大学本科辅导员开展访谈,通过将交流内容记录、整理,补充完善胜任词条库,并在每次访谈结束时,邀请被访谈者在词条库中勾选他们认为重要的辅导员胜任特征词条。结合现有成熟量表,将前三项研究得到的胜任特征词条进行整理,编制本研究的胜任力行为问卷,向电子科技大学在职本科辅导员开展调查,对收集的结果进行统计分析,构建出新时代背景下高校本科辅导员胜任力模型。笔者构建的新时代背景下高校本科辅导员胜任力模型共有三个维度,由26项胜任特征构成。这三个维度分别是:个性特质,包括乐观开朗、个人魅力、细心、正直、宽容豁达、亲和力、政治素养、上进心等8个胜任特征;知识-能力,包括学科知识、创新能力、职业技能、自我管理、培养他人、沟通能力、抗压能力、理论水平、团队领导、学习能力、组织能力、分析能力等12个胜任特征;工作品质,包括爱心、积极主动、耐心、责任心、职业认同、自信心等6个胜任特征。最后,本研究也结合以上相关结论,对新时代背景下高校本科辅导员的招聘选拔、培训开发、薪酬体系等给出了笔者的建议。

张家雯^[7]（2020）在《日本和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比较研究》文中认为21世纪是文化自觉的时代。世界各民族国家都纷纷把文化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进行审视。民族国家越来越意识到自己文化传统的价值,都把弘扬民族文化传统置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并将文化传统教育贯穿于国民教育始终。文化传统教育立足于民族国家从历史上传承下来的文化精神,关注现实,面向未来。其目的是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推进文化自觉的形成,使文化传统精神内化为个体的文化修养,培育由文化传统凝聚的国民素养。作为实施文化传统教育的主阵地,中小学是国民共享文化记忆、形成文化认同、塑造国民精神的重要场所。本研究根植于我国学校文化传统教育的现实需要,以日本和新加坡两国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为比较研究对象,围绕两国通过文化传统教育来培育有着文化传统底蕴的国民这一主题展开具体探究,力求推动我国学校文化传统教育的发展。全文除绪论外,共分五章。前三章分别从历史演变、课程与教科书、教学三个方面分析和探究日本和新加坡两国学校文化传统教育的具体表现。历史演变部分是对日本战后和新加坡独立后的学校文化传统教育展开历史溯源。日本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经历了战后教育的文化转向,文化传统教育的新生,逐步发展,文化传统教育的凸显四个阶段。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经历了生存驱动、效率导向、能力导向、价值导向四个教育阶段的发展。课程与教科书部分以日本和新加坡两国中小学课程设置和小学教科书作为研究对象,对文化传统教育的内容进行分析。两国均以渗透的方式进行课程设置;教科书中的内容涵盖了丰富的文化传统元素;内容编制上统一知识逻辑和学生认知特点,由浅入深,层层递进,做到有效契合课标中文化传统教育的要求。教学研究部分探究两国实施文化传统教育的教学方式和特色,并辅以具体案例介绍。两国学校均采用课堂教学和实践活动两种教学途径。教学特色上,日本扎根文化特色贯通课程体系,开发地域文化素材,重视体验教学的作用,聚合校内外教育资源,发挥教师课程研制组织的力量;新加坡方面强化国家认同,多渠道提升师资力量,建设学校文化,调动家庭和社会资源。第四章和第五章聚焦于日本和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的异同比较,并以此为参考,借鉴和探索我国学校文化传统教育的实践路径。在探究日本和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中,我们不难发现,日本和新加坡的文化传统教育已被嵌入到国民教育中。两国在文化传统教育实施过程中呈现出一定共性,总结为:凝练文化传统价值,明确文化传统教育目标,日本旨在培育传承和创新传统与文化,对国家和家乡怀有热爱之心,且具有丰富人性的日本人;新加坡旨在培育能够认同母族文化传统,且有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新加坡”国家意识和共同价值观的新加坡人。在文化传统教育实施中,政府是主导,进行顶层规划,指导文化传统教育的有序开展。面对多重文化价值关系,两国都强调个人与社会价值的统一;将过去、现在与未来联系起来,在继承中实现文化传统的现代创新;同时凸显本土文化,面向世界,以我为主,兼收并蓄。在推进课程的具体落实中,重视文化传统与学科课程的融汇,课程内容设置统一且有层次。教学活动采取知行结合、显隐结合、学校与家庭和社会三位一体的方式。但由于各自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现实背景,两国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又呈现出不同的目标内涵和施教内容,同时也面临着不同的文化传统教育问题。因此,在以日本和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为经验参考时,必须立足于我国的实际国情和现实需求,探索适合我国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的发展路径。在厘清我国文化传统价值的基础上,确立由文化传统凝聚的现代中国人为文化传统教育目标。围绕此目标,系统设计文化传统教育的课程内容,创设有文化传统价值内涵的教学实践,加强学校与家庭、社会间的协同合作,提升教师文化传统底蕴,加强文化传统教育师资队伍建设。

孙景鹏^[8]（2020）在《中国现代散文叙述学的探索性建构》文中认为“叙述”是语言艺术掌握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中国现代散文叙述学是专门探讨中国现代散文“叙述”问题的一门尚未成形、有待建构的学问。本文的写作初衷就是试图建构中国现代散文叙述学。为此,笔者在通读中国现代散文经典作品的基础上,综合采用叙述学、文体学、阐释学等研究方法,围绕“谁在叙述、怎么叙述”的基本问题,从现代散文叙述艺术的发展实际出发,从“叙述主体”“叙述角度”“叙述形态”“叙述语言”“叙述方式”五个方面展开论述,努力把文本细读、叙述分析和理论阐释较好地结合起来,着重辨析和概括现代散文叙述的特点和特长,从中总结和建构出初步的中国现代散文叙述学。散文叙述学首先要解决“谁在叙述”的问题。“叙述主体”主要探讨散文作者、叙述者与叙述主体的复杂关系、组合形态和叙述功能。中国现代散文的叙述主体大致有作者、叙述者以及作者与叙述者合体三种常见的形态,相应形成自叙、分叙、合叙三种叙述模式,叙述主体意识也有理性、感性和潜意识层面诸因素的错综交融。散文叙述学还要着重解决“怎么叙述”的问题,包含叙述角度、叙述形态、叙述语言和叙述方式等主要问题。“叙述角度”探讨叙述人称、叙述视角和叙述聚焦三个问题,着重辨析散文叙述的观察方式与思维特点;现代散文以第一人称、限知视角和内聚焦的叙述为主,也善用其他人称、视角和聚焦方式。“叙述形态”涉及叙述结构、叙述顺序和叙述节奏,着重解决散文谋篇布局、组合有序的章法问题。“叙述语言”探讨现代汉语与散文变革的相互关系,辨析现代汉语散文现代性、民族性和个人性的话语特色,以及闲话体、对话体、独语体、训导体等主要语体的叙述特点。“叙述方式”则探讨记叙、描写、抒情、议论、说明等具体表达方式的组合交融关系,以及记叙类、抒情类、议论类三类散文的叙述特色。从叙述学的角度入手,对中国现代散文展开具体研究,不仅能发现散文研究的一系列新问题,而且能开拓散文研究的新景观,推进散文研究的细化、深化和学理化,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山丹^[9]（2020）在《新世纪儿童小说中的童年书写研究》文中认为童年书写是儿童文学艺术的核心内容,表现童年的现实生活与想象世界,是儿童文学对童年精神的审美创造与诗意追求。童年书写不只是一种文学的表达策略和创作形式,更是以文学形式构建人类对于自身、他者、社会及历史的一种独特思考方式。本论文以新世纪儿童小说中的童年书写为研究对象,并将儿童小说中的童年书写划分为写实型童年书写、经验型童年书写和理想型童年书写,通过梳理三种童年书写范式在主题表现、创作技巧、文体形式、叙事结构、语言类型等方面所呈现的文学图景,归纳新世纪以来儿童小说中的童年书写所体现的美学价值,及由此带给中国儿童文学的启示。本论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组成,其中正文部分包括五章。具体章节内容概括如下:绪论主要对童年理论、童年观和童年书写的基本观点进行梳理,总结了中国当代儿童文学中童年书写的研究现状,阐明了儿童小说中的童年书写的研究价值,并明确了本论文的研究范围和研究思路。第一章“新世纪儿童小说中的童年书写转向”,对现实题材儿童小说的历史发展脉络进行勾勒,通过探讨新世纪以来儿童小说中的童年书写转向,阐释童年书写的艺术表达与审美意蕴。现实题材儿童小说演变轨迹,聚焦于1917至1999年间的儿童小说历史发展脉络,本论文将其归纳为:新生期、生长期、探索期及繁荣期四个阶段,并对每一阶段儿童小说的创作特征加以分析。新世纪以来,随着文化语境的革新和“解放儿童”儿童文学观的确认,儿童小说中的童年书写形成了新的创作格局。通过对儿童小说中童年书写转向的内外成因分析,阐释童年书写的叙事特征和艺术形式。第二章“写实型童年书写中的生命观照”,探讨写实型童年书写对当下童年个体生命的书写维度。本章从个体童年的身份认同、成长书写、性别书写、青春书写和边缘生命书写的不同维度,梳理了童年书写中的写实型童年书写的创作特征。展现成人作家在将现实儿童作为表现对象时,对童年的生活现状、情感真实和生命尊严的理解与尊重。对写实型童年书写创作范式的探究,能够丰富新世纪儿童小说中童年生命书写的内涵和形式,并为儿童文学深入童年精神提供重要的参考。第三章“经验型童年书写中的情感再现”,对童年书写中的经验型童年书写进行了阐释。经验型童年书写,分为成人作家对自我童年生活书写的白描,及以文学书写方式再现自我童年的心理投射。在对儿童小说中经验型童年书写进行解读时,主要从童年回忆的诗意书写,童年乡土的多元书写,童年创伤的投射书写和童年缺失的补偿书写等不同维度加以讨论。在新世纪儿童小说中的经验型童年书写中,成人作家试图通过追寻自我童年生命的书写价值,来呈现儿童小说中的童年经验的艺术形态和审美表征。第四章“理想型童年书写中的童心想象”,探讨了儿童小说中的理想型童年书写所具有的文本特征和审美意蕴。理想型童年书写作为成人作家对于童年精神的追求与寄托,为当下儿童的成长提供了指引,并为人类童年提供了直达心底的精神滋养。本章从历史语境、战争语境、人类乡土语境和理想童年精神四个维度,建构了理想型童年的创作范式。理想型童年书写为成人作家提供走出个人化童年私语,面向集体童年精神的途径,其体现的是儿童文学创作对于人类童年精神的向往。第五章“童年书写的审美意旨与创作反思”,主要讨论了童年书写所呈现的审美意旨,与其在创作中所面临的书写困境。童年书写的审美意旨,既体现为儿童小说中的童年书写在文本层面,以诗性内核把握童年精神品质和以童心力量坚守文学创作之魂,又体现为童年书写对儿童读者在审美体验中的心灵净化与情感共鸣。在探究新世纪儿童小说的童年书写所面临的困顿境遇时,本论文分别从童年书写与现实之间的距离,童年书写中成长体验的错位和童年书写中“生命本位”意识的缺失等方面,指出了当下儿童小说的创作困境。并重审消费文化语境中的“系列化”写作模式,桥梁书阅读模式,及“低龄化”写作现象,为童年文化变革中的童年书写提供突破和发展的新方向。结语部分对新世纪儿童小说中的童年书写进行了简单的回顾。通过肯定童年书写所具有的文学价值和美学意义,指出了随着“童年”元素作为儿童小说书写的日趋繁盛,追求童年审美的文学样式将丰富儿童小说的创作空间。然而,需要警惕的是过度商业化的童年书写样式对儿童小说发展的阻碍。因此,儿童小说中的童年书写既要对抗符号文化的侵蚀性,又要保有文学审美的生命力。特别是,童年书写需要从儿童生活的真实感出发,表达儿童生命的深广度,展现童年精神的力量性和童年文化的审美力,为儿童文学阅读构建一个更为美好的审美空间。童年本身能够带给人类的精神力量,引导着儿童小说在立体而饱满的童年书写中,塑造中国童年的独特审美艺术。新世纪儿童小说正是通过不同维度的童年书写诠释着童年精神的生命、历史和文明之歌。

陈凌^[10]（2020）在《个人意识、自我认同与日常生活再造 ——广告生产的社会过程（1978-2018）》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日常生活”为主线考察了改革开放40年,广告生产融入社会进程的历史过程,并重点关注这一过程中,个人如何参与到广告生产的生活实践,以及个人意识生成与自我认同的影响问题。在此强调提出,本文研究的广告生产主要指商业广告,公益广告不在本次研究讨论范围之内。之所以,选择“日常生活”作为考察广告史的线索,是因为既有研究常将广告作为社会生活影响的外部因素,对广告生产如何进入日常生活内部机理关注不足,对个人参与广告生产的社会实践过程关注比较有限。“日常生活批判”是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和延伸。列斐伏尔认为,在西方资本主义“消费受控制的社会”语境下,日常生活已经沦为一种被规划的对象物,其中市场化与广告的力量尤为重要。广告理论家尤恩·斯图尔特（Stuart Ewen）的研究进一步推进此观点,并提出作为“社会生产的广告”概念。本文尝试以“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研究改革开放40年广告生产再造日常生活的社会过程史。本文认为中国广告业40年发展及其社会过程史,与西方消费社会语境并不完全相同,如何理解这一“不同”,并重估它与广告生产的社会过程的关联,是本文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广告业首先是国家推动,以改善民生为出发点的自上而下进入日常生活的过程,同时也是自下而上的意义博弈过程。加入WTO之后,随着全球化、市场化影响加剧,广告生产与日常生活的博弈关系逐渐打破,广告生产的“日常生活”逐渐成为个人实践的重要场域,并深刻影响个人意识和自我认同的形成。重新叙述这一过程,也是重新理解改革开放40年广告发展史的理论尝试。绪论部分将广告生产再造日常生活并抵达个人实践的过程建构为本文的理论框架。与主流研究以市场营销学和广告心理学为理论视角不同,本文以社会过程论为出发点,关注的是个人参与广告生产实践的意识生成与认同影响过程。这是绪论部分的理论逻辑和研究设想。第二章主要研究商业广告生产复归日常生活的时期（1978年一 1991年）。这一阶段,广告生产经历了由生产资料型广告向生活资料型广告为主的转向过程,与此同时,个人参与广告生产的日常实践过程也伴随集体价值向个人意识形成的转变过程。第三章主要研究广告生产再造闲暇与工作“新关系”的日常过程（1992年一2001年）。这一阶段,随着社会结构转型,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深化,个人开始积极参与到广告生产的各类型闲暇生活实践中,个人开始认同广告生产的价值体系。第四章主要研究日常生活全面广告化,打造“生活方式”的社会过程（2002年—2009年）。加入WTO后,随着全球化和消费主义进一步影响,广告生产参与到媒体空间、城市空间的建构中,广告生产将日常生活具象为“生活方式”,这一过程个人参与广告生产的生活实践的程度加深,自我认同的反身性进一步显现。第五章研究广告生产的“个人化”生活及其个人主义文化（2010年—2018年）。广告生产的智能化、计算化、精准化,使个人逐渐退缩到广告生产的“个人化”生活中,自我认同的反身性进一步加剧,第五章的结论与第二、三章的研究形成对话关系。第六章对全文研究进行理论总结,并对这段历史考察提出反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广告生产再造生活实践,影响个人意识与自我认同的过程,既有融入全球化进程的趋同,也有自身实践的差异。理解异、同问题的过程,是重新理解改革开放40年广告史的补充视角。本文提出三点主要结论:首先,以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搭建广告史的研究框架,补充了广告史研究的理论视角。其次,对不同时期个人参与广告生产实践的研究发现,80年代广告与日常生活互为建构的过程,对40年广告史研究的重要价值应得到重视。最后,文本将认同困境放置到全球化与现代性语境下探讨,是广告生产在全球化进程与中国语境下展开对话的尝试,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广告理论建设的新路径。

二、阅读·个性（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阅读·个性（论文提纲范文）

（1）小学生校内托管服务现状调查研究 ——以H市小学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2）现代性视角下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大学生信息素养及其教育支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社交媒体赋能的员工碎片化学习概念开发及其前因后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英国新古典主义时期莎士比亚批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新时代背景下高校本科辅导员胜任力模型探究（论文提纲范文）

（7）日本和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中国现代散文叙述学的探索性建构（论文提纲范文）

（9）新世纪儿童小说中的童年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个人意识、自我认同与日常生活再造 ——广告生产的社会过程（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四、阅读·个性（论文参考文献）

• [1]小学生校内托管服务现状调查研究 ——以H市小学为例[D]. 姜海燕. 天津师范大学, 2021(10)
• [2]现代性视角下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研究[D]. 李青. 四川师范大学, 2021(10)
• [3]大学生信息素养及其教育支持研究[D]. 罗艺. 华东师范大学, 2021(02)
• [4]社交媒体赋能的员工碎片化学习概念开发及其前因后果研究[D]. 王佑莹.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21(06)
• [5]英国新古典主义时期莎士比亚批评研究[D]. 张秀仿. 西南大学, 2020(05)
• [6]新时代背景下高校本科辅导员胜任力模型探究[D]. 陆思雨. 电子科技大学, 2020(04)
• [7]日本和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比较研究[D]. 张家雯. 浙江师范大学, 2020(01)
• [8]中国现代散文叙述学的探索性建构[D]. 孙景鹏.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2)
• [9]新世纪儿童小说中的童年书写研究[D]. 山丹.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10]个人意识、自我认同与日常生活再造 ——广告生产的社会过程（1978-2018）[D]. 陈凌. 华东师范大学, 2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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