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鲁迅原典文献校勘类型述略（论文文献综述）
杨玉丽[1]（2020）在《冯梦龙《智囊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
王英娜[2]（2020）在《近现代庄学新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庄子》义理不竭、文笔妙奇的特点,促使历代释庄者完成了不同历史语境下的新诠解。尤其,在近现代这个充满危机和变革的特殊时代,《庄子》的阐释呈现出继承传统与借鉴西学并存的多元格局,这些庄学成就证明了《庄子》作为传统经典所具有的绵延不断的文化生命力。与古代的庄学相较,中西并存的文化背景使近现代的庄子研究取得了重大的学术突破,不论在研究范式,还是在思想探索方面,都出现了新的发展,并对当下的文化建设提供了有益经验和训鉴。因此,近现代庄学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和研究意义。本论文主要采用阐释学的理论方法,通过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对近现代庄学新变进行整体观照,并从以佛解庄、以儒解庄、以西学解庄、以文学解庄等几个角度契入,考察近现代庄学的发展与新变,从而呈现其新时期的问题意识及时代文化价值。全文共为五章:第一章主要从社会、学术的历史背景,探讨近现代庄学的复兴问题。在近现代,庄学复兴是诸子学思潮兴起的产物,而诸子的兴起亦出现了新的时代特点,即从儒学的附庸走向独立,其包含了社会时局变化、学术发展等诸多因素,亦经历了从清初到近现代学者们超越儒学并使诸子独立的不断自觉。内在演变与西学东渐是近现代诸子学兴起的重要动力,而子学的致用思想、解经功能尤其得到了学界的关注和发掘。这些诸子学发展的共性直接影响了近现代庄学的复兴,并使近现代庄学呈现出《庄子》校释类、义理类着作的新发展以及《庄子》文学的专题探索。第二章主要从“以佛解庄”的视角探讨近现代庄学的新变。“以佛解庄”是庄学史上传统的释庄方式之一,具体表现为“格义”方法的不断完善和发展。“格义”最初是以传统典籍中的概念或思想来诠释佛学,其中《庄子》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历史的发展中,它经历了概念式“格义”、会通式“格义”、系统化“格义”以及实用化“格义”的过程。近现代“以佛解庄”的“格义”新变主要表现为法相唯识宗概念体系的系统化应用以及西学中平等、自由、科学等观念的融入,它实现了与异国文化的交流和互动,既有对本民族文化的传承,亦有对外来文化精华的汲取,从而使《庄子》发挥了时代所需的社会效用。杨文会是使近现代佛学复兴的关键学者,他的“以佛解庄”推进了近现代系统化“格义”的发展,在其影响下,章太炎、梁启超等学者均走向了实用化的新变道路。可以说,对于庄子思想的致用探求是近现代学者“以佛解庄”的重要特点。第三章主要从“以儒解庄”的视角探讨近现代庄学的新变。学者们之所以采用“以儒解庄”的诠释路径,是因为庄、儒之间在形上之“道”与形下的社会现实两个方面,均具有融通互补的可行性,这为消解庄儒矛盾,提升庄学的社会效用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基础和探索前提。近现代学者的“以儒解庄”是试图通过儒道互补应对危机境遇中社会人生的各种问题,从而实现其拯救危亡的经世致用价值。近现代“以儒解庄”的新变主要表现在对庄子“大同”思想的新发掘;对庄、儒义理相通处的深入探析,尤其是对《庄子》中实用价值的进一步发掘;对“内圣外王”思想的新扩展,以及廖平通过重构经学体系,对传统“以儒解庄”的新发展。可以说,这些不同角度的新研寻体现了近现代学者救世的共同理想,以及开发《庄子》致用思想的时代风貌。第四章主要从中西融合的视角探讨近现代庄学的新变。西学东渐动摇了传统儒学的核心地位,引发了近现代学人对传统文化的批评与反思,而学者们中西文化的比较与融通既使《庄子》研究有所继承,同时亦为之注入了新的文化因素,并呈现出庄学新变的时代性特征。在近现代西学与《庄子》的比较融合中,西方的进化论、快乐主义、自由思想、马克思主义等均对庄子思想的重新诠解产生了重要影响。严复、胡适、章鸿钊等人的庄子研究主要体现了进化论与庄子思想会通的渐进过程。此外,伊壁鸠鲁的快乐主义、斯宾诺莎的“自然”“自由”等,也被近现代学者引入与《庄子》思想的对话与阐释中,中西文化的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为庄学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其开拓性的尝试亦成为后世学者进一步探讨的重要课题。随着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入以及启蒙救亡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并成为最科学、最前沿的思想和方法。在庄学界,吕振羽、侯外庐、郭沫若等学者即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理论指导,使《庄子》研究呈现了新的时代意义。可以说,近现代学者以不同的西学理论为《庄子》阐释提供了诸多新的视角,虽然在解庄中不免历史环境的局限,但其为中西文化交融做出的积极探索具有时代效用,其所积累的经验教训亦具有历史意义和借鉴价值。第五章主要讨论的是近现代《庄子》文学研究新变。在西学与本土文学发展的双重影响下,近现代“文学”观念明确从传统文史哲不分的状态中独立出来,并出现了广义与狭义的不同界定。《庄子》是否是文学作品虽然存在争议,但从总体来看,《庄子》的文学性特征在近现代具有新的发展,而这种新发展与近现代“文学”认知的转变密切相关,因此,本章探讨了近现代“文学”观念的转型与近现代“文学”理论视角的建构两个方面,以之作为《庄子》近现代文学研究的理论前提。在近现代《庄子》文学研究的新变中,本文主要从《庄子》的文学语言、篇章结构、文体、文学的社会性等多个方面展开论述,并在古今比较及中西文法的参照中突显《庄子》文学的继承与发展。近现代学者对《庄子》文学的探讨虽然不免简单和粗糙,但他们强烈而明确的文学自觉意识以及多元化的思维使《庄子》的文学性得到新的发掘,这对后世《庄子》文学的发展亦具重要借鉴价值和启示意义。
刘超[3]（2020）在《陈师曾古诗意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是关于陈师曾古诗意画的个案研究,以其假借古代诗词而创作的古诗意画为具体研究对象,揭示其古诗意画与画学思想之间的内在关联,这对全面研究陈师曾的艺术生涯具有重要价值。采用以小见大的方式,透过古诗意画管窥其画史形象与艺术价值,折射出陈师曾虽然身处中西文化碰撞的历史节点,仍能以个人实践为中国传统文人画振聋发聩的精神。第一章整体概述陈师曾古诗意画,首先论述古诗意画中不同形制作品的风格特点,其次就古诗意画中暗含的创作动因进行详细考察,以期还原陈师曾创作古诗意画的内在因素;第二章从图像角度出发,梳理两种诗意山水画的艺术风格与表现手法,并探讨同题之作的不同艺术表现手法;第三章着重分析陈师曾诗意花鸟画,从“寓兴”与“写意”两大花鸟画传统展开详细论述,管窥这一题材古诗意画中蕴含的情操与审美理想;第四章分析了陈师曾发表在《太平洋画报》中“古诗新画”的艺术特征,可知这系列作品多有隐喻并蕴含丰富的现实意义;第五章基于陈师曾古诗意画与所撰《文人画之价值》等画学论着之间的关联,揭示古诗意画的重要价值以及其文人画思想对当下的启示,加深全文主旨。
曹明琴[4]（2020）在《叶向高《说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说类》由明朝政治家、文学家叶向高所辑。《说类》在明清书目中的着录位置不一,文体性质较为复杂,对其文体性质的剖析有助于把握《说类》在选材旨趣、内容性质、体例编排上的特点。选材方向上,它杂采“说部”之文;内容旨趣上,它属于“杂家小说”;体例编排上,它可被称为“小说类书”。叶向高编纂《说类》的动机来源于多方面。首先,稗官小说内在的魅力是编纂《说类》的前提;其次,于《说类》中言己志、排己忧、抒己愤;其自序还直接表明了其救史之弊,补史之失的动机。根据不同的文言小说分类观念,《说类》的题材从宏观上可以统称为“笔记小说”,微观上还可细分为博物类、志怪类、轶事类、专业知识类。各个题材类型风格多样,体现不同的思想和艺术特点,展现了《说类》的多样风采。叶向高于《说类》和《苍霞草》等着述中倾注了自己的政治思想、宗教观念、文学见解,具有较高的思想价值。他强调为君为臣之道,明法重礼。对于宗教,叶向高始终持包容的态度,于“道教部”“释教部”有直接的表现。此外,他作文讲究真实、治学强调严谨、选材崇尚广博,其文学观念先进独特,颇值得研究。在小说资料价值方面,《说类》最突出的是文献价值、文体价值和传播价值。文献价值上,《说类》辑录的文献资料,不但可作为小说改编、创作的资料宝库,而且也是文献辑佚的研究文本,亦可揭示小说汇编作品间共生共存的内在规律;文体价值上,《说类》的选材彰显了古代文言小说内容驳杂的本体特征,此外,《说类》所辑资料篇幅简短,契合了古代小说观念中“小”的内涵,《说类》反映了叶向高为小说文体独立及小说文体观念清晰所作的努力;传播价值上,《说类》所辑资料可应用于社会学、哲学、宗教学等多个学科领域,这些资料对研究社会生活、人文地理、工艺美学等有不容忽视的作用,具有广泛的传播价值。
傅荣贤,华建铭[5]（2020）在《新中国70年（1949-2019）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综述》文中研究表明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古典文献学研究,总体上体现了持续性、全面性、交叉性、实践性等特点,相关成果主要集中在古籍文献的整理出版、文献学基础理论的探讨、分支学科的构建与完善、研究方法及与相关学科关系的分析、文献学史与研究史的梳理、各类专题问题的研究等方面。学者们前后继踵的孜孜求索,有力地推动了古典文献学学科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但70年的研究成果也存在领域开拓创新不够、理论研究有待严谨深入、分支学科研究用力不均、"问题意识"亟待加强等不足。
宋以丰[6]（2020）在《“首崇满洲”观念下的清代前、中期翻译政策研究》文中提出“首崇满洲”又称“满洲本位”,是满清政权的政治本质、基本国策与统治方针。同时,“首崇满洲”也是满清政权最为深层的民族本位思想,以及立法、行政的基础和依据。所谓“首崇满洲”,是指满清政府在政治实践与文化建设等领域中,坚持“满人首位”的原则,无论纲纪法度,还是用人行政,皆是为了坚守满洲根本,优化满人利益。“首崇满洲”观念的确立与实施,取决于满清政权的民族特性。清初以来,历代统治者均在不同程度上宣称“满汉一体”的思想,并为此做了相应的制度设计与安排,但由于统治者对汉化、过度汉化的后果有着清醒认识,因而对“满汉一体”设置了条件、原则和底线。概言之,便是以满人利益、满洲文化为根本,保持满洲旧俗,维护满洲传统。作为满清政权的政治本质与基本国策,“首崇满洲”观念涵盖了清代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尤其是政治、文化领域,如“薙发易服”、“国语骑射”、“政权建构”、“职官系统”等,目的在于维护以满族为首的统治集团的优势地位和特殊利益。作为政权统治的基本出发点,“首崇满洲”观念也在不同社会历史阶段引导、规范着满清政府治下的翻译实践行为,为后者进行有关翻译的制度设计、调整与改革等,提供了思想依据与制度保障。例如,翻译科考作为清代特设之科目,以及八旗科举之独特构成,建制上极富满洲特色,其应试者以八旗子弟为限,系旗人入仕、进身之专途,旨在维护“国语骑射”的满洲旧制,避免满洲文化被汉族所同化。翻译职官体系的创设与推行,如笔帖式、庶吉士（尤其是翻译庶吉士）等,也是为了因应统治需要,保障政治、文化实践的顺利推行。这一体系的构建不仅使旗人享有独立于汉人之外的入仕、进身之阶,而且使他们增强了学习清语的兴趣,维护了“清字”作为“国语”的地位。无论是“笔帖式”制度,还是“庶吉士”制度,二者作为专为旗人,尤其是八旗满洲而设的制度性安排,或成为清代特有之官制,或沿袭前朝旧制,既为朝廷造就了治理人才,又使旗人坚守了翻译作为满洲本业的地位,为统治者推进国家治理,坚守“满洲本位”做出了积极贡献。清代旗学的广设也是“首崇满洲”既定国策的产物,具有深厚的政治目的与文化意涵。自顺治朝始设以来,经过不断的发展与完善,清代的旗学教育逐渐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制度体系,如学生的选拔、教习的延聘、课程的设置、学业的考核等,不仅有效推动了满人的民族教育,塑造了积极进取的士人精神,培养了忠君爱国之才,而且通过教导八旗子弟娴习“国语骑射”以及满、汉双语之间的翻译,有效维护了满洲的民族特质与文化传统,扩大了政权的统治基础,维护了“首崇满洲”的政治意涵。作为清代政治、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汉籍（书）的翻译与此同理。清初以来,统治者反复提倡“国语骑射”的基本国策,试图维护“满洲根本”于不坠,却又不得不进行文化整合,汲取汉族的文化精粹与治理经验,建构政权的“治统”与“道统”。正是在此看似矛盾的文化态度中,汉籍（书）的翻译得以生存和接续。清初以来的汉书翻译既面对《四书》、《五经》等汉文典籍,也面对《金瓶梅》、《西厢记》等通俗作品。通过翻译这些作品,统治者成功撷取了帝王为政之道,完善了治国理念与模式,并通过引导、规范翻译事业,讲明法度,维护正统,将翻译当作巩固政权统治的策略与手段,更好地践行满洲本位主义思想。作为满清政权政治、文化政策的不同环节,翻译科考、翻译职官、翻译教育和汉书翻译等政策（或制度）之间相互关联,彼此影响,如翻译职官制度对翻译铨选传统的继承、翻译科考对翻译职官（如翻译庶吉士）选拔的影响,以及翻译教育与汉书翻译之间的互动等。这些政策的出台与实施,既有政治、文化上的需求,又有思想上的追求;既增进了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又维护了王朝体系的稳定、和谐与持续运作,最大限度地维护了旗人统治集团的既得利益,实现了统治者“首崇满洲”的既定国策。
李利杰[7]（2019）在《《二京赋》《三都赋》旧注与李善注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李善注征引繁博,寻渊探源,保留了大量古籍,留存旧注共二十余家,具有很高的文献史料价值,其中张衡《二京赋》薛综注、左思《蜀都赋》《吴都赋》刘逵注和《魏都赋》张载注凭借《文选》李善注得以保存。刘逵注和张载注立足于传统的训诂体式而又对注释方式有所发展,在注释学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连接作用。论文共分为四章。作者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对比的角度对旧注和李善注进行考察,并结合文本总结出薛综、刘逵和张载的注释特点,进而展开具体细致的分析。第一章:《二京赋》薛综注。首先对《二京赋》薛综注的真伪进行辨析,证明薛综注非伪。裴骃《史记集解》、沈约《宋书》、李贤注《后汉书》保存了《二京赋》薛综注的部分内容,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这里一一析出并和《二京赋》李善注逐一比较,结果是小部分有出入,大部分吻合。薛综注秉承传统的训诂方式,注释方式主要是辨字释义、章句串讲、文献征引。第二章:《三都赋》刘逵、张载注。本章分为二节,第一节主要是结合具体的例子来分析刘逵注,说明其详于名物、广博繁复的特点。由于赋体内容的特殊性,张载注释义较为自由,且对地理都邑的解释尤为详细而多引经据典,第二节对此展开论述。第三章:《二京赋》《三都赋》李善补注特点。面对旧注,李善“于篇首题其姓名”“其有乖缪,臣乃具释”,即有明确的注例并表现出严谨的注释态度。此前的注释虽然也在释词解句后征引文献对原文加以说明,但以征引文献作为主要注释方式是从李善开始的,且明确指明出处,使读者有源可溯。他所征引的文献和旧注所引文献相互补充,使注释更加完整。此外,面对解释完整充分的旧注,李善仅以注音的方式进行补注。第四章:旧注和李善注的价值意义。汉魏以来,经学一直处于正统地位,对经学的注释更是纷繁复杂,唐初《五经正义》的编撰使诸多注经流派归于一统,而这些都给李善注《文选》提供了注释范式和丰富的文献资料,成就了集汉魏六朝小学训诂和集部注释之大成的《文选注》。
陈闯[8]（2019）在《“评法批儒”运动时期的古典学术研究》文中提出作为曾经对当代学术发展产生影响的重要政治事件,“评法批儒”运动先后引起了政治史、思想史研究者的瞩目。“评法批儒”是一场在文化领域内展开的政治运动,其在思想层面包含的复杂性与多元性已为学术界所认识。然而,“评法批儒”时对相关古籍的校注整理及研究究竟有无价值,是否在客观上为日后的相关研究提供一种前期的积累,尚未得到相关研究者认真的对待。“评法批儒”所催生的大量的法家着作注释本的特点如何,那些缘起于“评法批儒”收尾于七八十年代的作品,在相关领域内的学术价值如何等问题,至今还未得到细致梳理与探讨。另外,“评法批儒”作为一代学人成长历程中不能忽视的客观存在,其影响被有意无意地忽视掉了。有鉴于此,笔者拟在既往政治史研究及思想史探讨的基础上,对“评法批儒”时的“法家”着作的整理与研究情况进行一个初步的梳理与分析。“评法批儒”运动的缘起、发展、落幕及影响等事实的厘清是相关研究开展的基础。九一三事件后,党中央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将政治运动从“批林整风”转向“批林批孔”,折射出批判运动的方向从批“极左”转向批“极右”;又因毛泽东无意将“批林批孔”从意识形态层面发展为串联、武斗等,故运动实施者江青不得不将运动的侧重点转向“评法批儒”。以往,两场运动被视为合二而一的,但实际上二者的发展线索、逻辑、侧重点均不相同。儒法对立的极端化及“影射史学”的滥用,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评法批儒”运动落实到实践层面上,表现为对扩大化的“法家”着作的出版与注释。这项任务并非从事政治运动者所能承担。为此,许多专业人才被召集至各种各样的注释组,以注释佶屈聱牙的“法家”着作,以便在人民大众中普及。作为政治运动的“评法批儒”持续时间较短,但普通学者的注释工作,持续到“文革”以后。因此,“评法批儒”时的“古籍热”,包括运动期间产生的注释本,也包括那些缘起于“评法批儒”,收尾、出版于七八十年代的作品。为注释法家作品,全国范围内组织成立了各种各样“三结合”的注释班子,典型的有南京大学《韩非子》注释组、山东大学《商君书》注释组等等。由“评法批儒”所催生的出版物数量众多,具体而言,官方报刊的文章是研究的政治风向标;各类选注、小册子、活页文选等有重复率高、发行量大、政治色彩浓郁等特点;相较而言,一些学者及“三结合”注释组的作品具有较高学术含量。“评法批儒”激发的“古籍热”,还使法家以外的相关古籍也得以出版。这个另类的“古籍热”现象,是政治运动干预学术的结果,其主观动机与学术无关,却在客观上造就了一些学术成果。“评法批儒”期间,对众多“法家”人物代表作品的注释、研究并不均衡,《商君书》《韩非子》《荀子》《盐铁论》可谓是注释、研究的重中之重。关于《商君书》的研究,学术含量较高的有高亨的《商君书注译》、章诗同的《商君书》、山东大学的《商君书新注》《商子译注》等。其中,尤以高亨之着为代表。高氏此书是其诸子研究系列的延续,也是高氏多年来对《商君书》校勘、注译、研究的汇总。此书在行文上带有一定的时代色彩,但瑕不掩瑜,是《商君书》研究史上绕不开的存在。山东大学《商君书》注释组先后出版《选注》《新注》两书,其后注释组历经“三结合”到“专家组”的转变。“专家组”在前两书基础上编写了《商子译注》一书。关于《韩非子》的研究,代表性的有南京大学的《韩非子校注》《韩非子札记》《韩非子索引》等。“文革”后,周勋初将“评法批儒”时关于《韩非子》的注释成果进行加工、整理,分别以注释组和个人的名义出版了《韩非子校注》和《韩非子札记》两本书。周钟灵等人还编写了《韩非子索引》一书,填补了“韩学”研究的空白。不同于商鞅和韩非,荀子究竟是儒家还是法家曾在历史上引起争议。但“评法批儒”时,荀子因宣扬法后王、讲求革新、强调天人之分、倡导制天命而用之等被视作法家,《荀子》也成为出版界的“宠儿”。《天论》篇因朴素唯物主义思想贴合了运动的主流思想,而在《荀子》的单篇注释中独占鳌头。与《荀子》相关的注释本以章诗同的《荀子简注》及北京大学的《荀子新注》为代表。《荀子简注》因注者遵循古籍校注的基本规范而成为此时期研究的代表,但“简注”体例限制了其对《荀子》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荀子新注》一书的编写启动于1974年,出版于1979年,时代形势的变化使此书褪去了儒法斗争的色彩,学术性得以突显。此书因注释详略得当利于初学,而在时下稍经改写后再版。《盐铁论》因以桑弘羊为代表的御史与各郡国的儒生讨论盐铁之利的事,被认为是儒法斗争的代表性事件而受到重视。20世纪前80年的《盐铁论》研究,虽不乏其人,但始终不温不火,“评法批儒”时的研究实为《盐铁论》研究史上低谷中的小“高峰”,但这个小“高峰”的研究儒法斗争色彩较为浓厚。以《本议》篇的注译为例,注译者明显态度偏颇,偏向所谓“法家”桑弘羊一方,声讨贤良、文学一方,相关评论极不客观。“评法批儒”时,法家队伍急剧扩大,柳宗元、王安石、章太炎等都成了“法家”代表。毛泽东“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一诗,造成了《封建论》研究的流行。王安石因“三不足”精神成为北宋的法家代表,其“三不足”精神还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清代以前,王安石因施行变法而“受谤七百有余年”,自清代以来,王安石政治家、改革家的形象才得到世人认可。这种正面评价在“评法批儒”时达到了顶峰,并在1980年代的改革语境下得到延续。“评法批儒”时,邓广铭对其《王安石》一书的失败改写较为引人注目。“文革”后,邓氏又两修此书,造就了其“四写王安石”的学林佳话。章太炎因赞扬秦始皇统一之功,肯定商鞅、韩非等人思想的进步性,认可远藤隆吉“孔子之出于支那,实支那之祸本也”的观点而被视为“法家”代表。毛泽东布置注释《秦政记》《秦献记》直接导致章太炎研究的“大热”,其中以《章太炎诗文选注》为代表。“文革”后,编注组的朱维铮、姜义华又合力编注了《章太炎选集》一书,深化了“评法批儒”时的章太炎研究。这些缘起于“评法批儒”的学术成果,有一些共性。首先,这些注释本大都选取了可靠的底本,这是它们能够进入后人研究视野的基础。其次,这些注释本整体的校勘成就并不突出,但也有佼佼者如《商君书新注》《韩非子校注》等。第三,这些注释本在注释与今译方面的成就较为突出,对“法家”作品的普及作用重大。第四,这些注释本都包含一个“说明”部分,以对所注释篇章的基本内容与思想进行概括。此部分时代色彩较为浓厚,也是“文革”后重点改写的部分。“评法批儒”为学界带来的最重要的学术遗产,是参与运动的中年专家以特殊的方式培养了一批学术种子。这些青年存在两大特点,一是学术上“先天不足”。他们既无家学,也无书可读,“文革”后高校一度停止运转,使他们失去了晋升的渠道。二是处于知识饥渴状态,时刻在寻找各种学习的可能性。“评法批儒”这个荒谬的政治运动却为他们提供了接触、研读古籍的机会,进行了学术基本功的训练。“评法批儒”运动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法家”的研究,但不能忽视的是这些出版物中存在的病态现象:首先,无可避免地带有儒法斗争的分析模式;其次,在文字的表述上充斥着夸张的革命化语言以表明其政治正确性;其三,那些开端于“评法批儒”出版于“文革”后的作品,大都经历了文字的消毒工作,且出版时间愈晚,出版物的学术价值越高。另外,“评法批儒”时,儒、法两家在政治的主导下与此期主流文化形成了一种非正常的共存状态。这种状态随“文革”的结束而终结,但如何理性处理当下政治需求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是一个值得长久思考的问题。
王宇[9]（2019）在《明清笺纸研究》文中指出笺纸是供书写与绘画的纸质艺术品,也是传统中国艺术文献的重要载体之一。尤其是明清时期的笺纸,不仅能够满足作为书画载体的功能,还能够充当艺术文化传播的媒介,即笺纸、笺谱中所呈现的图像,既反映了文人阶层的书写礼仪和审美情趣,又兼具了画谱、金石图谱的作用。因此,笺纸本身不但是艺术文献的载体,亦是一种重要的艺术文献形式。晚明的制笺活动,继承了千百年以来潢纸中染色、砑光等技巧,并开创性地运用了饾版套印和拱花等印刷方法,最终以金陵《萝轩变古笺谱》和《十竹斋笺谱》宣告了笺纸图像时代的全面开启。这两部笺谱与同时代的其它墨谱、画谱和小说戏曲的插图相比,不仅尽情地展现了多彩的图像,还包括了浅浮雕式立体的花纹。大约在乾隆时期,出现了明清制笺史中的分界点,此后各地笺肆林立,而热衷于金石考据学问的清代文儒和城市自由职业书画家,纷纷投入到制笺活动中来,用笺纸以一化千的优势,广泛对外展示和交流艺术语言。逐渐北方京津地区以北京琉璃厂为中心,南方苏松地区以上海豫园为代表,出现了数百家南纸店与笺扇庄,此时笺肆、制笺主人、书画家、刻工和印工们,常常以笺肆为中心,不断笼络聚集、联谊造势,笺肆除了刻印各种画笺、代乞时人书画,甚至还设立画会、出版刊物,成为清末南、北画坛中不可小觑的一股力量。本文旨在从明清笺纸这一看似寻常、微观的视角,去探究同时期艺术史中尚未被整合的文献材料,或可互为补征、以答阙疑。
吴冬莉[10]（2019）在《于光华《文选集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于光华《文选集评》以汇集《文选》诸家评点为目的,涵括了明清《文选》评点史上的主体内容,在《文选》评点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在此之前,研究者对《文选集评》研究也做过一些有益的探索,然而因为《文选集评》版本复杂、作家本人资料匮乏、所汇集的诸家评点内容驳杂等种种原因,研究还不够深入,其中所蕴含丰富的学术价值有待进一步发掘。本论文以于光华《文选集评》为研究对象,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进行于光华资料的梳理,以考察于光华生平为重点,分析其生平概述、生平交往、家学背景、编刻活动等内容。第二部分,论述《文选集评》成书及版本问题,主要探讨《文选集评》成书与江苏地区选学背景、家学影响,同时对《文选集评》的各版本进行考略与分类。这一部分既是本论文的文献基础,又是本论文的难点,由于《文选集评》从初刻以来版本众多,且产生了两个主要系统,需要对各版本进行一一对比,理清其版本之间的脉络与发展关系。第三部分,主要进行《文选集评》评点形态的研究,先分析评点编排方式,在弄清楚全书体例、评语体例、圈点体例的基础之上,再对评点形态内涵进行分析,探讨评点形态中“评”与“点”的渊源、明清《文选》评点着作对评点形态的选择、《文选集评》评点形态对前人的继承和超越等问题。第四部分,《文选集评》评点内涵分析,此部分为全文的重点,在前章评点形式的基础之上,进行对评点的学术阐释,主要包括分析《文选集评》评点来源分析与文学批评分析两部分。前一部分运用表格统计的方式直观体现《文选集评》中所录诸家评语条数与来源,其中除分析书中直接引录的评点着作外,着重分析书中不能确定来源的评语;后一部分对《文选集评》中的评点进行文学批评分析,主要分析《文选集评》中评点体现的文论思想和探讨于光华选取评点时的主要原则。第五部分,对《文选集评》综合评价,包括《文选集成》的评点特色与价值、局限两部分,在分析《文选集评》“集大成”特色的基础上,分析所引录诸家各自的侧重与不同,探析于光华独具慧眼的评语选择方式;同时对《文选集评》的历代评价进行分析,挖掘其中的文学批评价值、选学史价值、文献价值等,并结合全书剖析其在体例、评语选择、结构布局等上的局限。本论文以于光华《文选集评》为研究对象,以于光华生平及编撰刊刻为线索,以《文选集评》的成书与版本为基础,着重对《文选集评》的评点进行学术阐释。
二、鲁迅原典文献校勘类型述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鲁迅原典文献校勘类型述略（论文提纲范文）
（2）近现代庄学新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和意义 |
| 二、近现代庄学研究现状分析 |
| 三、本文研究方法 |
| 四、主要内容及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近现代历史语境下的庄学复兴 |
| 第一节 近现代诸子学的兴起 |
| 第二节 近现代庄学的复兴 |
| 第三节 近现代庄学复兴的意义 |
| 第二章 以佛解庄视角下的近现代庄学新变 |
| 第一节 以佛解庄的“格义”方法及历史演进 |
| 一、“格义”方法的发生 |
| 二、传统概念式“格义”的释义策略 |
| 三、传统会通式“格义”的发展 |
| 四、近现代系统化“格义”的推进 |
| 五、近现代实用化“格义”的新变 |
| 第二节 章太炎“以佛解庄”的致用理路 |
| 一、以庄、佛构建“致用”理路的动因 |
| 二、“齐物”与真如目标的预设 |
| 三、由真返俗的致用方法 |
| 第三节 梁启超以佛、儒释庄的新诠解 |
| 一、对胡适解庄方法的质疑 |
| 二、“真我”本体的确立及开拓 |
| 三、庄儒融合与实践途径的新探索 |
| 四、以佛、儒释庄的原由及意义 |
| 第三章 以儒解庄视角下的近现代庄学新变 |
| 第一节 传统的“以儒解庄”思想 |
| 一、儒、庄融通的可行性前提 |
| 二、传统“以儒解庄”的特点 |
| 第二节 近现代“以儒解庄”的新风貌 |
| 一、庄子“大同”思想的新发掘 |
| 二、“内圣外王”思想的新扩展 |
| 三、庄、儒义理融合的深入与开拓 |
| 第三节 近现代以经学解庄的新融合 |
| 一、《庄子》与经学的互动融合 |
| 二、对传统“以儒解庄”的新发展 |
| 三、以经学解庄的价值和意义 |
| 第四章 中西融合视角下的近现代庄学新变 |
| 第一节 《庄子》与进化论思想 |
| 一、严复以“天演”解庄: 进化思想的引入 |
| 二、胡适以“进化”解庄: 物种依据的相通 |
| 三、章鸿钊的“天择律”与“天钧律”:进化思想的新定位 |
| 四、以进化论阐释《庄子》的评价 |
| 第二节 《庄子》与快乐主义 |
| 一、根本相通:快乐与自得 |
| 二、追求持久快乐的相似途径 |
| 三、伊、庄认识论的异同辨析 |
| 四、伊、庄比较的方法和意义 |
| 第三节 《庄子》之“本体”与“自由” |
| 一、斯、庄比较的可能性及新特点 |
| 二、形而上: 本体的相契与殊异 |
| 三、形而下: 相似的“自由”追求与不同路径 |
| 第四节 以马克思主义思想论庄子 |
| 一、吕振羽以马克思主义解庄的较早尝试 |
| 二、侯外庐对马克思主义解庄的补充 |
| 三、郭沫若以马克思主义释庄的新拓展 |
| 四、以马克思主义释庄的价值和意义 |
| 第五章 近现代《庄子》文学研究新变 |
| 第一节 近现代“文学”认知的新变 |
| 一、近现代“文学”观念的转型 |
| 二、近现代“文学”的理论视角 |
| 第二节 近现代《庄子》“文学”研究的新变 |
| 一、《庄子》的文学语言 |
| 二、《庄子》的篇章结构 |
| 三、《庄子》的文体 |
| 四、《庄子》文学与社会 |
| 五、《庄子》与传统典籍的文学比较 |
| 六、其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陈师曾古诗意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 |
| 1.研究缘起 |
| 2.陈师曾研究综述 |
| 3.研究意义 |
| 4.研究方法 |
| 第1章 陈师曾古诗意画概述 |
| 1.1 古诗意画的创作动因 |
| 1.2 古诗意画的形制 |
| 1.3 古诗意画中的题诗 |
| 第2章 陈师曾古诗意山水画 |
| 2.1 继承传统 |
| 2.2 中西融合 |
| 2.3 丰富的技法——以两幅“王维诗意图”为例 |
| 第3章 “寓兴”与“写意” |
| 3.1 “寓兴” |
| 3.2 “写意” |
| 第4章 “古诗新画” |
| 4.1 艺术特征 |
| 4.2 隐喻性 |
| 第5章 古诗意画与陈师曾的艺术观念 |
| 5.1 文人画思想 |
| 5.2 “中西融合”观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陈师曾“全诗”诗意图表 |
| 附录二 陈师曾“秀句”诗意图表 |
| 附录三 陈师曾古诗意画上题诗与诗词原典对比表 |
| 附录四 陈师曾古诗新画题诗及出处表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发表论文(着)及科研情况 |
（4）叶向高《说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作者生平与《说类》文体性质 |
| 第一节 作者生平 |
| 第二节 文体性质 |
| 第二章 《说类》的成书 |
| 第一节 成书时间 |
| 第二节 编纂动机 |
| 第三节 材料来源 |
| 第四节 编排体例 |
| 第五节 《说类》与《稗史汇编》 |
| 第三章 《说类》的题材类型 |
| 第一节 志怪类 |
| 第二节 轶事类 |
| 第三节 博物类 |
| 第四章 《说类》的思想价值 |
| 第一节 政治理念 |
| 第二节 宗教思想 |
| 第三节 文学观念 |
| 第五章 《说类》的小说资料价值 |
| 第一节 文献价值 |
| 第二节 文体价值 |
| 第三节 传播价值 |
| 结语 |
| 附录:《说类》引文来源补充 |
| 征引文献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5）新中国70年（1949-2019）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 0 引言 |
| 1 文献整理与出版 |
| 1.1 新中国成立之后30年的文献整理与出版(1949-1978年) |
| 1.1.1 成立了古典文献出版机构及出版规划领导机构 |
| 1.1.2 创立了古典文献整理与研究的现代范式及文献学专业 |
| 1.1.3 确定了文献整理出版定位与首个重点规划 |
| 1.1.4 取得了文献整理出版上的非凡成就 |
| 1.2 改革开放40年的文献整理与出版(1979-2019年) |
| 1.2.1 一个转折性文件与7个规划出台 |
| 1.2.2 文史成果品类完备,重大项目批量出现 |
| 1.2.3 出土文献汇集问世,海外汉籍整理加快 |
| 1.2.4 专科成果精彩纷呈,整理成果总量可观 |
| 1.2.5 文献编目成绩可观,珍稀文献渐次出版 |
| 1.2.6 创新解决“藏”“用”矛盾,数字存储渐成主流 |
| 2 古典文献学的理论研究与体系构建 |
| 2.1 古典文献学的命名、定义及其学科边界 |
| 2.2 文献学研究方法探讨 |
| 2.3 文献学史与研究史考察 |
| 2.4 文献学学科理论体系及学科建设研究 |
| 2.4.1 古典文献学理论及学科体系探讨 |
| 2.4.2 古典文献学学科建设与实践探讨 |
| 3 中国古典文献学分支研究 |
| 3.1 目录学研究 |
| 3.1.1 目录学基础理论研究 |
| 3.1.2 目录学研究方法探讨 |
| 3.1.3 目录学史及学术史研究 |
| 3.1.4 目录学专题研究 |
| 3.2 版本学研究 |
| 3.2.1 版本学基础理论研究 |
| 3.2.2 版本实践方面的研究 |
| 3.2.3 版本学史及学术史研究 |
| 3.2.4 版本学专题研究 |
| 3.3 校勘学研究 |
| 3.3.1 校勘学基础理论研究 |
| 3.3.2 校勘法研究 |
| 3.3.3 校勘学史研究 |
| 3.3.4 校勘学专题研究 |
| 3.4 辑佚学研究 |
| 3.4.1 辑佚学基础理论研究 |
| 3.4.2 辑佚史及学术史研究 |
| 3.4.3 辑佚学专题研究 |
| 3.5 辨伪学研究 |
| 3.5.1 基础理论研究 |
| 3.5.2 文献辨伪方法探讨 |
| 3.5.3 辨伪学史及学术史 |
| 3.5.4 专题研究 |
| 3.6 专科文献研究 |
| 4 结语 |
（6）“首崇满洲”观念下的清代前、中期翻译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五、研究内容架构 |
| 第一章“首崇满洲”的内涵与成因 |
| 第一节“首崇满洲”的提出 |
| 第二节“首崇满洲”的内涵 |
| 一、“薙发易服” |
| 二、“清语骑射” |
| 三、政权建构 |
| 四、职官制度 |
| 第三节“首崇满洲”的成因 |
| 一、现实原因 |
| 二、政治诱因 |
| 小结 |
| 第二章“首崇满洲”观念下的翻译科举政策 |
| 第一节 翻译科考的缘起 |
| 一、文科举中的翻译考试 |
| 二、《雍正会典》等文献的误记 |
| 三、《八旗通志》等文献的记载 |
| 四、《钦定国子监志》的补正 |
| 五、雍正朝翻译科的考试与额取 |
| 第二节 翻译科考的科目与类型 |
| 一、满洲科 |
| 二、蒙古科 |
| 三、宗室翻译科 |
| 四、驻防翻译科 |
| 第三节 翻译科考的考试内容 |
| 第四节 翻译科考的规模与额取 |
| 第五节 翻译科考中的舞弊与防弊 |
| 第六节 翻译科考的政治文化意涵 |
| 一、选拔翻译人才 |
| 二、实行“同文之治” |
| 三、维护满洲旧俗 |
| 小结 |
| 第三章“首崇满洲”观念下的翻译职官政策 |
| 第一节“笔帖式”政策 |
| 一、“笔帖式”的历史流变 |
| 二、“笔帖式”的职掌 |
| 三、“笔帖式”的选用 |
| 四、“笔帖式”的设置目的 |
| 第二节 庶吉士政策 |
| 一、庶吉士的类别 |
| 二、庶吉士的馆选 |
| 三、庶吉士的教习与考课 |
| 四、庶吉士的翻译职掌 |
| 五、庶吉士的散馆 |
| 六、翻译庶吉士的创设 |
| 第四章“首崇满洲”观念下的翻译人才培养政策 |
| 第一节 清代前期的旗学体系 |
| 第二节 旗学中的教材与课业 |
| 第三节 旗学中的翻译人才培养 |
| 第四节 翻译人才培养的典范 |
| 一、咸安宫官学 |
| 二、绥远城官学 |
| 小结 |
| 第五章“首崇满洲”观念下的汉籍(书)翻译政策 |
| 第一节 汉籍(书)翻译的整体情况 |
| 第二节 入关前的汉籍翻译 |
| 第三节 顺治至乾隆年间的汉书翻译 |
| 第四节 汉籍(书)翻译中的文化沟通意涵 |
| 第五节 汉籍(书)翻译的经典之作 |
| 一、《四书》 |
| 二、《五经》 |
| 三、《金瓶梅》 |
| 第六节 汉籍(书)翻译中的译名规范化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个人简历 |
（7）《二京赋》《三都赋》旧注与李善注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综述 |
| 二、选题缘由 |
| 三、版本选择 |
| 第一章 《二京赋》薛综注 |
| 一、薛综注真伪辨析 |
| 二、薛综注辑佚 |
| (一)沈约《宋书》引薛综注 |
| (二)裴骃《史记集解》引薛综注 |
| (三)李善注《两都赋》引薛综注 |
| (四)李贤注《后汉书》引薛综注 |
| 三、薛综注注释特点 |
| (一)辨字释义 |
| (二)章句串讲 |
| (三)文献征引 |
| 第二章 《三都赋》刘逵、张载注 |
| 一、刘逵注释特点 |
| (一)详于名物 |
| (二)广博繁复 |
| 二、张载注释特点 |
| (一)自由释义 |
| (二)引经据典 |
| 第三章 《二京赋》《三都赋》李善补注特点 |
| 一、注例严谨 |
| 二、征引式训诂 |
| 三、直音、反切式注音 |
| 第四章 旧注和李善注的价值意义 |
| 一、补注背景、条件 |
| 二、旧注在历史上的价值 |
|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8）“评法批儒”运动时期的古典学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与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本文的难点、思路、方法及创新点 |
| 第一章 “评法批儒”运动的缘起与发展 |
| 第一节 从“批林整风”到“批林批孔”的转变 |
| 一、从批“极左”到批“极右”:“批林”与“批孔”的联合 |
| 二、晚年毛泽东扬法抑儒观念的形成 |
| 三、批林批孔运动的高潮:《林彪与孔孟之道》 |
| 第二节 “评法批儒”运动的开展 |
| 一、专注意识形态领域革命:“批孔”转向“评法” |
| 二、“法家”人物谱系的确立 |
| 第三节 “评法批儒”的影响 |
| 一、儒法对立的极端化 |
| 二、“影射史学”的滥用 |
| 第二章 “评法批儒”运动时的“古籍整理热” |
| 第一节 法家着作注释出版规划座谈会激发的古籍注释热潮 |
| 一、遍地开花的校注组 |
| 二、校注组的运行体制 |
| 第二节 法家相关着作的喷涌 |
| 一、古籍及相关研究着作的出版 |
| 二、法家着作选注及数量庞大的小册子 |
| 三、活页文选的大规模发行 |
| 第三节 法家之外的古籍整理 |
| 一、“批儒”作品的盛行 |
| 二、儒、法“同盟军”作品的大量面世 |
| 第三章 法家着作的整理与研究(上) |
| 第一节 《商君书》研究 |
| 一、名目繁多的《商君书》出版物 |
| 二、从三结合到专家组:山东大学《商君书》注释组的变迁及研究 |
| 三、高亨及其《商君书》研究 |
| 第二节 《韩非子》研究 |
| 一、韩学:子学研究的热点 |
| 二、《韩非子校注》的成就及失误 |
| 三、“韩学”研究的遗产——以《韩非子札记》与《韩非子索引》为中心的探讨 |
| 第四章 法家着作的整理与研究(中) |
| 第一节 喧嚣一时的《荀子》研究 |
| 一、《荀子》相关出版物及特点 |
| 二、章诗同《荀子简注》评析 |
| 三、《荀子新注》的成就与失误 |
| 第二节 备受瞩目的《盐铁论》研究 |
| 一、“评法批儒”时《盐铁论》研究的“高峰” |
| 二、“儒法斗争”色彩浓厚的《盐铁论》研究 |
| 三、《本议》篇注译的偏颇态度 |
| 第五章 法家着作的整理与研究(下) |
| 第一节 “评法批儒”催生的《封建论》研究 |
| 一、《封建论》研究的流行 |
| 二、没有代表作的“扭转期” |
| 第二节 “三不足”精神与王安石研究 |
| 一、为荆公辩诬:李绂、蔡上翔着作的大量发行 |
| 二、众多出版物合力:王安石改革者正面形象的塑造 |
| 三、一次失败的改写:邓广铭的《王安石》 |
| 第三节 章太炎研究的开展及推进 |
| 一、“评法批儒”时的章太炎研究热 |
| 二、章太炎着作编注组及《章太炎诗文选注》 |
| 三、朱维铮、姜义华等人的章太炎研究 |
| 第六章 “评法批儒”运动的学术遗产及反思 |
| 第一节 政治运动的学术遗产 |
| 一、“法家”研究的成就 |
| 二、由“评法批儒”开启的若干研究领域 |
| 第二节 政治风潮中的学术种子:中青年一代的成长 |
| 一、古籍注释的中坚力量 |
| 二、学术青年的成长 |
| 第三节 学术视角下“评法批儒”运动的反思 |
| 一、“法家”研究扩大化的歧途——以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为中心的探讨 |
| 二、政治批判对古籍校注的渗透 |
| 三、“革命”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共存 |
| 结语 |
| 附录: “评法批儒”产生的相关作品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9）明清笺纸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明清笺纸图像的文献叙事结构 |
| 二、明清笺纸的相关概念与研究方法 |
| 三、明清笺纸的研究价值及文献综述 |
| 第一章 明清制笺史发展概略 |
| 第一节 明代砑光笺的转变 |
| 一、宋元砑光笺至晚明的转变 |
| 二、传自宣德宫笺的松江谈笺 |
| 第二节 晚明江南制笺业的繁荣 |
| 一、苏笺与吴门张氏 |
| 二、金陵萝轩变古与十竹斋穷工极变 |
| 第三节 清代笺纸的适时性与多样化 |
| 一、李渔的芥子园名笺 |
| 二、清宗室怡亲王府制角花笺 |
| 三、嘉兴“山静居图皆金阁造”笺纸 |
| 第四节 清末南、北两大制笺中心的形成 |
| 一、京津地区的南纸店 |
| 二、苏松地区的笺扇庄 |
| 三、其它地区的制笺业发展 |
| 第二章 明清制笺主体及笺纸的谱系 |
| 第一节 制笺主人及其制笺室名、堂号 |
| 一、制笺主人的创作意图 |
| 二、笺纸的行市和价格 |
| 三、明清制笺的室名、堂号 |
| 第二节 笺纸的类目及其图像系统 |
| 一、制笺的选题与分类 |
| 二、制笺选题的图像来源 |
| 三、屠隆《笺纸铭》与方于鲁《方氏墨谱》 |
| 第三节 画稿、刻印技艺对笺纸图像的表达 |
| 一、画稿优劣决定了笺纸的品第高下 |
| 二、刻印的巧拙关系着制笺的成败 |
| 第四节 传教士与明末丘比特之笺 |
| 一、西方图像的传播与融入 |
| 二、笺纸传播天主图像的契机 |
| 第五节 文人士大夫私家制笺的流行 |
| 一、文士私家笺纸别于笺肆 |
| 二、闺阁、女史、侍婢制笺 |
| 第三章 明清文士用笺的审美趣味 |
| 第一节 明清文士书仪注重用笺 |
| 一、明代拜帖盛行副启为要 |
| 二、明末徽州人创制的题头画 |
| 三、文人用笺的审美要求 |
| 第二节 金石博古笺的赏玩与考据 |
| 一、朴学影响下的清代金石考据学 |
| 二、名物训诂、博而好古的金石派制笺 |
| 三、清代金石博古笺题材的多样性 |
| 四、金石博古笺与金石学研究 |
| 第三节 从笺纸风尚看明清文士的经世思想 |
| 一、晚明笺纸图像中呈现的“道德经世” |
| 二、清代“经世致用”思想下制笺的发展 |
| 第四节 明清名人用笺与尺牍、手札的鉴定 |
| 一、笺纸的翻版与仿造 |
| 二、笺纸的署年与纪年 |
| 三、笺纸与名人尺牍、手札的鉴定 |
| 第四章 明清画笺与绘画艺术 |
| 第一节 明清画笺与笺谱、画谱 |
| 一、画谱出类者可以入笺 |
| 二、辑笺成谱亦可视作画谱 |
| 第二节 苏杭嘉地区“诗画笺”的兴起 |
| 一、源于笺谱画诗的诗画笺 |
| 二、诗画谱对诗画笺的影响 |
| 三、画笺比画谱更加广为流传 |
| 第三节 技艺相交的拱花与?画 |
| 第四节 画笺促进文人画的传播与发展 |
| 一、制笺主人临写的名家笔意 |
| 二、从历代画作中寻找制笺选题 |
| 三、嘱托当世名家为制笺画稿 |
| 第五章 制笺中心与南、北方画坛 |
| 第一节 清末京津地区南纸店与京津画派 |
| 一、秉承传统、兼通海西的京津南纸店 |
| 二、北方南纸店与京津画派的发展 |
| 第二节 清末苏松地区的笺扇庄与海上画派 |
| 一、开埠后商业文化中的笺扇庄 |
| 二、南方笺扇庄与海上画派的崛起 |
| 第三节 南纸店、笺扇庄与早期美术社团 |
| 一、以笺肆为中心的书画家群体 |
| 二、由笺肆向现代商业画会的转变 |
| 结语 |
| 附表：明清(民国)时期制笺之室名、堂号一览表及图录刊载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10）于光华《文选集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综述 |
| (一)《文选》评点研究现状 |
| (二)《文选集评》研究现状 |
| (三)《文选集评》所涉诸家评点研究情况 |
| 三、研究思路 |
| 四、本论文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于光华生平及其编撰刊刻 |
| 第一节 生平概述 |
| (一)生平 |
| (二)交游 |
| 第二节 编撰刊刻 |
| (一)编次书目 |
| (二)校订、增订、刊刻书目 |
| (三)编撰刊刻思想 |
| 第二章 《文选集评》成书及其版本流传 |
| 第一节 江苏地区《文选》评点的萌兴与发展 |
| (一)江苏地区科举的促进 |
| (二)江苏地区文学复古倾向 |
| (三)江苏地区《文选》删注本的流行 |
| 第二节 《文选集评》成书 |
| (一)于氏家学渊源 |
| (二)《文选》评点本类型 |
| (三)《文选集评》成书 |
| 第三节 《文选集评》版本叙录 |
| (一)《文选集评》版本述略 |
| (二)《文选集评》版本分类 |
| 第三章 《文选集评》评点形态研究 |
| 第一节 评语编排方式 |
| (一)全书体例 |
| (二)评语体例 |
| (三)圈点体例 |
| 第二节 评点形态深层分析 |
| (一)评点形态中“评”与“点”的渊源 |
| (二)明清《文选》评点着作对评点形态的选择 |
| (三)《文选集评》评点形态对前人的继承和超越 |
| 第四章 《文选集评》评点内涵分析 |
| 第一节 《文选集评》中评语来源研究 |
| (一)《文选集评》中评语统计 |
| (二)评语来源辨析 |
| 第二节 《文选集评》中评点文学批评分析 |
| (一)《文选集评》中评点体现的文论思想 |
| (二)《文选集评》中评点选取原则 |
| 第五章 对《文选集评》的综合评价 |
| 第一节 《文选集评》评点特色 |
| (一)整体集大成倾向 |
| (二)所选评语极具代表性 |
| 第二节 《文选集评》的价值和局限 |
| (一)历代对《文选集评》的评价 |
| (二)《文选集评》的价值 |
| (三)《文选集评》存在的局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和研究成果 |
| 致谢 |
四、鲁迅原典文献校勘类型述略（论文参考文献）
- [1]冯梦龙《智囊补》研究[D]. 杨玉丽. 湖北大学, 2020
- [2]近现代庄学新变研究[D]. 王英娜. 山东大学, 2020(08)
- [3]陈师曾古诗意画研究[D]. 刘超. 江西师范大学, 2020(10)
- [4]叶向高《说类》研究[D]. 曹明琴. 浙江师范大学, 2020(02)
- [5]新中国70年（1949-2019）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综述[J]. 傅荣贤,华建铭. 图书馆杂志, 2020(02)
- [6]“首崇满洲”观念下的清代前、中期翻译政策研究[D]. 宋以丰.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7]《二京赋》《三都赋》旧注与李善注比较研究[D]. 李利杰. 广西师范大学, 2019(08)
- [8]“评法批儒”运动时期的古典学术研究[D]. 陈闯. 山东大学, 2019(09)
- [9]明清笺纸研究[D]. 王宇. 南京艺术学院, 2019(01)
- [10]于光华《文选集评》研究[D]. 吴冬莉. 云南师范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