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以党代政到依法执政——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重大创新（论文文献综述）
艾野[1]（2021）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全面依法治国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依法治国是人文社科领域研究的焦点内容和重要命题,是我国法治建设的新方向,关系着国家的兴衰和社会的长治久安。随着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到来,新时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的光辉成果,极大地改变了社会及人们的对法治的意识和认知,推动了世界领域的法治文化交流,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建设法治中国的重要战略部署。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思想的研究,对我国社会主义法治思想的整体把握、法治体系的完善和我国未来的法治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标志着依法治国被赋予了时代的内涵,对我国法治发展有重大意义。党的十九大指出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时代。强调要继续坚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申和明确了全面依法治国是一场治国理政的深刻革命。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党和人民在社会的不断发展中探索出一条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科学制度体系,并将《决定》定为我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法治是人类社会发展进化的永恒追求,也是总结前人经验后作出的必然选择。中国共产党坚持依法治国就是将其动态的治理理念和方式融入社会主义发展的进程之中,将其时代内涵淋漓尽致地发挥到我国建设的每一个阶段中。依法治国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建设中的地位和治国理政的作用。本文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的发展与实践研究为目标,深入地研究了依法治国的发展历程。牢牢把握习近平提出的“十一个坚持”对我国法治发展的作用、中国共产党的依法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和人类社会法治文明发展规律。这是对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理论研究的重要推动,为我国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和法治中国建设指明方向。本文多学科交叉研究法、历史分析法和理论和实际相统一法,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视角高度概述了全面依法治国的发展与实践,对依法治国的理论渊源进行系统整理,并对新时代依法治国理论的主要内容、成就、特征、经验、优势、挑战和完善路径进行了全面研究,努力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理论的发展与实践研究提供理论素材。本文主要分为七个部分组成,具体来讲:第一部分,绪论。重点分析论文的研究基础及研究效用,通过剖析与本研究相关的理论成果,形成对国内外研究现状的整体认识,并总结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为研究提供理论参考。理清研究的思路,阐述研究方法,从而搭建本研究的基本架构,总结研究成果,分析研究创新点及存在的不足之处。第二部分,是依法治国的基本理论概述。本章节首先从法治相关的概念进行概述,分别对法治、法制、人治、德治以及它们之间的区别进行系统分析。其次从依法治国的内涵入手,对依法治国进行了整体概述,对其理论、核心和本质特征分别进行了论述。从整体的机构上为后续的研究做了理论铺垫。第三部分,是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理论的思想基础与理论渊源。这一部分首先,深入了解和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法治思想,阐述马克思恩格斯法治思想为依法治国提供了理论依据,并提出了马克思恩格斯法治思想的时代价值。有利于我们准确的认识法治思想来源。其次,研究列宁斯大林对法制的探索和教训,研究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法治的形成与失败的教训,这部分能有效地为我国法治实践提供依据。之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法治思想进行研究,对我国法治从无到有进行整体分析。最后从我国的传统法治入手,分别对古代法制思想、近代社会法制思想展开论述。阐述了我国古代、近代法治的弊端与发展,从而对新时代依法治国产生启示作用。第四部分,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入新时代。本章是该论文的核心部分。首先深入地对新时代依法治国理论地进行了概述,从新时代依法治国理论的形成、主要内容两个方面进行论述。其次,对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成就进行论述,这部分以法治过程中的实质转变为主要成就的依据,通过向更好的方式转变、更具体的实践操作、更先进的治理模式和更高的目标作为成就的主要表现。最后,从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特征展开论述,明确依法治国在新时代的主要特征、深化时代赋予的内涵。第五部分,阐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理论的历史地位与实践价值。本章首先阐述了新时代依法治国的历史地位,它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发扬,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补充和丰富。其次阐述了新时代依法治国理论的实践价值,分别从经济建设、民主政治、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以及人类的法治文化的角度对新时代依法治国进行了有效的定位和评价,从而体现出其在我国社会发展全过程中的价值。第六部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的基本经验和优势。在基本经验上,以法为主要研究目标,分别对其与党、权、民主、依规治党的关系进行研究。在现实生活中,党的领导、权力、民主自由、法规制度都与法无法分割,其之间的关系也是相互监督、促进和相统一的。国外法治实践的经验对中国而言是宝贵的,但对经验的学习依然要建立在我国的发展实际上,没有国情为基础的借鉴学习所得到的结果可能与所想背道而驰。在优势上,依法治国发挥出了我国的制度优势。党的领导是我国制度优势的最大体现,人民主体、以德治国、人人平等和中国实际出发都是依法治国的在新时代的优势,依法治国确保人民的主体地位和公平正义,德治与法治相结合是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的最优结合,保持中国实际为基本准则才能把握依住依法治国的优势和未来法治发展的前景。第七部分,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理性思考。理性的分析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所要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正视存在的问题,是促进依法治国再进步的最佳途径。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给依法治国带来了一定的影响,这是机遇也是挑战,更是对依法治国潜力深层挖掘的契机。通过理性思考,从八个方面完善新时代依法治国的路径,集中地将“十一个坚持”主要内涵融入新时代依法治国的实践当中,从而将问题和挑战转化为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强大动力。总之,通过系统地研究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全面依法治国,论文主要提出以下创新观点:一是提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理论时代内涵,从社会发展中蕴含的古今的哲学智慧体现出中国特色、中国经验和中国实践。二是提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理论面临的问题和对策,从社会主要矛盾、法治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和新时代依法治国完善路径,深入研究我国依法治国理论的发展与实践。三是从新时代依法治国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规律和实践逻辑的阐释,为国家的发展建设提出科学的指南和正确的价值引领,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刘华超[2]（2021）在《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纵观世界政党政治340余年的历史,社会主义政党政治170余年的历史,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执政党,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强弱都是政党生存与发展乃至执政长久与否的关键驱动。从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世界上一些政党丧失执政地位的深刻历史教训表明,无论是通过和平选举手段上台执政的政党,还是通过革命手段夺取政权的政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都会因执政理念僵化、执政基础萎缩、执政方式落后等造成执政能力的退化。政党的执政能力退化不仅会引发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危机,甚至会带来丧失执政地位的危险。中国共产党作为百年大党、作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需要以史为鉴,认真思考和高度重视政党执政兴衰的“历史周期率”问题。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党只有始终围绕党的建设主线,不断提升执政能力,才能有效化解和抵御执政风险与挑战,有效应对“黑天鹅”与“灰犀牛”事件,避免犯颠覆性错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源自于历史,是人民的选择,但这绝不意味着一劳永逸。当前,党执政所面临的“四大考验”和“四种风险”说明,党的执政安全问题仍然突出。党能否破解政党执政兴衰存亡的“历史周期率”难题,跳出政党执政的“塔西佗陷阱”、社会经济发展的“中等收入陷阱”等,仍然需要接受时代地拷问和检验。因此,在世情国情党情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的背景下,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是巩固和维护党执政地位的关键所在和重中之重。党作为一个长期执政的百年大党,从创建到执政,其执政理念、执政方式都在因时代进步而不断发展创新和改进完善。党的执政基础、执政地位也随之日益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更是结合党执政面临的新形势、新变化、新情况、新问题、新风险、新考验,进一步创新和发展党的执政理念,完善党的执政方式,持续厚植党的执政基础。同时,基于党对所处历史方位的科学判断,创造性地提出了“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重大论断,要求全党要时刻牢记初心使命,不断推进自我革命,全面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增强党的执政本领,积极推进党的执政转型。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既具有政党的一般属性和功能,又具有其自身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党的执政转型是一个事物的一体两面。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促进党的执政转型,党的执政转型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因此,考察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党的执政转型,一是必须清楚政党与执政党、党的领导与执政、党的领导能力与执政能力、党的建设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充分认识和把握“三大规律”。二是必须要围绕执政能力的三大核心构成要素不断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在三大核心构成要素之中,创新执政理念是党执政能力建设的灵魂,意在重点解决为谁执政的问题;厚植执政基础是党执政能力建设的根基,旨在明确靠谁执政的问题;完善执政方式是党执政能力建设成效的具体体现,主要回答怎样执政的问题。三是必须要十分清楚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理论根基和出发点。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是其理论根基和出发点,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理论成果。总体而言,首先从理论层面理清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基本理论、基本内涵和构成要素等,对弄清党为什么能够长期执政、靠什么进行长期执政,以及如何在未来继续长期执好政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共产党执政,若从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局部执政活动算起,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时期的执政能力建设（1927-1949）,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政以后的执政能力建设（1949-1978）;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以来的执政能力建设（1978-2012）;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的执政能力建设（2012-）。从大革命失败到新中国成立,是党的局部执政时期。在这22年的局部执政实践当中,党积累了丰富的局部执政经验和党的建设经验,为党执政培养和储备了一批难得的执政人才,为党执政作了充分准备和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在党22年局部执政实践当中,由于长期以农村为基础开展革命武装斗争,它部分地塑造了党在意识形态和执政信念上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对党执政后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新中国成立初期至党的八大召开,在党的领导下,中国经济快速得到恢复发展、社会秩序日趋稳定,党的执政地位日益稳固,党的执政取得显着历史性成效。党的八大系统总结了执政7年以来的经验与不足,明确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向。但是,随后由于党内“左”的指导思想日益发展和对党内外阶级斗争形势的严重误判,以致形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于是,通过频繁开展群众政治运动、消灭党内外的“阶级敌人”,也就成为了当时党治国理政的重要任务和主要方式。特别是从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在阶级斗争和群众政治运动愈演愈烈的背景下,党和国家权力被过分集中,党作为执政党的权力逐渐发生异化,政党国家化倾向日趋明显,并最终演变为以党代政。后又经两年徘徊时期,在异化的阶级斗争思维和运动思维支配下,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被严重削弱,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遭受了重大挫折和损失。究其根源在于,一是由于此前党长期处于农村严酷的革命斗争环境之中,党在全面执掌国家政权以后,仍习惯于运用革命战争年代对敌的阶级斗争思维和运动方式进行治国理政。二是作为执政党,出于巩固新生人民政权与执政地位的需要,党希望能够简单通过继续保持自身的革命性质、品质和精神,发扬优良革命传统,来彻底完成社会革命任务。但作为执政党,用革命战争年代消灭阶级敌人的激进方式,来解决社会主义和平建设时期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既是缺少执政经验的表现,也是执政能力有所不足的表现。其最终带来的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合理有序发展,而是“左”的错误思想在党内外的滋长蔓延。其直接表现即是阶级斗争和群众政治运动被过分强化和不适当运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它标志着中国进入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时期,也标志着党的执政和执政能力建设进入了新的转型发展时期。党在改革开放前经历的重大执政挫折,使党坚定了推进改革开放的信念。通过关于检验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通过拨乱反正,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路线。同时,它也使党充分认识到,只有牢牢抓住党的建设主线,才能把党建设成为引领时代潮流、勇于自我革命、人民衷心拥护、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改革开放以来,党鉴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因民主与法制被践踏而付出的沉重代价,以及国外一些执政党因执政能力下降而丧失执政地位的经验教训。结合当时国内外不断变幻的执政环境与形势,党希望能够通过不断推进深化改革、创新执政理念、完善执政方式、巩固执政基础,提升执政能力,来正确处理和规范党与政府的关系,并逐步推进党由习惯于运用革命战争年代消灭阶级敌人的激进思维和方式治国理政的党,向注重实现“四个自我”,崇尚法治和制度之治,领导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党转型。于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党便开始着力恢复和重建党和国家各项制度,并更加注重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其目标就是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和树立强有力的国家法律与制度权威,并用完善的制度和科学的法制体系规范权力运行,压缩权力的寻租空间,真正确保权为民用和实现依法、科学、民主执政,同时确保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制度化、法制化。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新的执政环境、执政考验,新时代对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如何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提出了新的要求。党在已有丰富执政经验和充分汲取世界上一些执政党因执政能力下降而丧失执政地位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党的十九大从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出发,适时提出了“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重大论断。这不仅是党在新时代对执政面临“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的积极回应,更是积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执政转型的最好体现。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党结合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重大转变,仍处于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大实际,立足基本国情,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围绕新时代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这条主线,积极创新党的执政理念、厚植的党执政基础、完善党的执政方式,增强党的执政本领,继续深入推进党的执政党转型。新时代,党领导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其最终旨归在于要彻底杜绝“左”的泛政治化运动对党和国家制度与法律法规的任意践踏,更加强调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法治和制度体系,注重一体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共同推进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进而实现制度治党、制度治国与制度治权的“制度之治”。与此同时,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野下,党科学、依法、民主执政,就是要彻底改变以往几乎完全由党和政府包揽主导一切,过多依靠党和政府政策与科层官僚化部门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和行政命令进行治国理政的方式。旨在突出强调党作为执政党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的核心作用,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和网络化治理主体的横向协同与纵向垂直联动。因此,新时代党作为执政党,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需要更加注重团结各方力量画出最大同心圆、满足多元诉求、维护各方利益,更加主动采取通过共同协商、拓宽参与渠道、倾听人民声音、科学制定政策、强化执行监督等,以此来不断保障和满足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获得感。通过考察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经验得失可以发现,一个政党能否实现长期执政、有效执政,关键在于这个政党能否因时代变化而不断加强执政能力建设,进而合理有效地推进自身的适应性变革。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由于其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的特殊角色担当,在充分汲取党以往执政经验和教训,以及国外一些政党特别是苏联共产党因执政能力退化而丧失执政地位的深刻历史教训的基础上。新时代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一是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守党的执政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党的执政底色,是推进执政转型的动力,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真谛。二是要积极变革执政体制,完善党的执政方式。其中,完善党的监督权力运行的制约机制是保障,强化规范权力运行的政党体制是旨归,构建引导权力运行的舆论体制是导向。三是要准确把握内外情势,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为此,新时代党要始终坚持把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相统一,要始终树立改革创新和自我革命的行动自觉和坚持科学发展是第一要务的使命担当。同时,还要建构科学考评体系,锻造党的执政人才。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人。“人”就是党政各级领导干部。增强各级党政干部的执政能力,锻造党的执政人才队伍,就是要始终坚持新时代的好干部标准,不断健全干部能力考评指标体系、完善干部能力考核评价方式、科学运用干部能力考评结果,以便形成良性循环的选才用才氛围和政治生态,让真正能干事、会干事、干成事的人脱颖而出。最后,要始终强化党的全面领导,坚定正确执政方向。强化党的全面领导,必须做到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与集中统一领导,全面增强政治建设的自觉性与坚定性,不断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用制度保障发挥党的领导的最大优势。只有这样,党才能不断提高新时代治国理政的综合能力和水平、更好地把握两个大局,进而才能顺利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蒋琴[3]（2020）在《新时代加强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能力建设研究》文中认为法治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之利器,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也是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必由之路。那么,我们党作为唯一合法的执政党,依法执政则必然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关键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坚强保证。因此,党依法执政能力的高低决定着法治中国建设的进程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进度。研究新时代党的依法执政能力建设,对于增强党的执政本领,改进和完善党的执政方式,推动我国全面走向现代法治国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价值。本文首先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法治思想和西方法治思想进行初步的梳理和总结,探寻了党依法执政能力建设的理论来源,并在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下,进一步深入考察了党加强依法执政能力建设的实践过程,归纳出了宝贵的经验,为正确界定新时代依法执政、依法执政能力内涵,增强党依法执政本领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随后,鉴于依法执政能力与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三方面密切联系,而这三者正是党完成新使命的关键,所以围绕这三点来分析加强党依法执政能力建设的必要性,凸显了增强党依法执政本领的极端重要性。在此基础上,通过深刻剖析党依法执政能力建设的现状,深入了解了党充分发挥依法执政能力所取得的成就,认清了党依法执政能力建设面临的严峻形势,明晰了党依法执政能力与党的新任务新使命还未完全相配,尚存在问题,概括而言,主要涵盖以下三点:一是“关键少数”的依法执政能力亟待提升;二是党政体制尚需进一步改革;三是监督机制有待健全,因此,需要坚持导向,从三个方面探索加强党依法执政能力建设的有效途径,即:抓牢“关键少数”,增强领导干部的依法执政本领;构建科学合理的党政体制,打造新型党政关系;构建有效的监督机制,确保权力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以期提高党治国理政的能力,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我们党需要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努力提高依法执政能力,将法治贯穿于国家建设各方面各环节,充分发挥法治的作用,带领人民群众驶向美好生活的彼岸。
刘燕妮[4]（2019）在《地方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关系研究》文中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治理”成为中国政治的核心话语之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思想集中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上的全新理念,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是当前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研究的重要范畴。地方是民众生产生活的主要场所,是民众利益诉求表达和利益矛盾的集中地,倡导国家治理议题必须关注地方治理水平和治理绩效。地方治理现代化既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环节。打造中国特色的地方治理,推动地方治理现代化是当前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因此要将党的领导与建设嵌入到地方治理中。我国地方治理转型是地方党委、政府、社会共同参与和互动的过程。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和核心角色,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的基础性论述及国家回归社会的人类历史发展规律,都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社会在中国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在当代中国地方治理变革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社会是两个重要的行为主体,两者之间的关系结构与互动样态必然深刻影响着地方治理现代化进程,因此,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关系构成了地方治理的重要论域。本文在地方治理现代化视域下探讨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关系,对推动地方治理转型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共产党自产生以来深深地扎根于社会,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为我国的执政党和领导党,并带领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党始终保持和传承了扎根于社会、依托于群众的优良传统。因此党社关系问题（或其所包含的党群关系）长期以来是中国共产党十分关注的内容,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要理论问题。从历史维度看,1949年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始终在政党-国家-社会三者互动关系及架构中运作并寻找平衡点。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在中国社会整体变迁的宏大背景下,我国党社关系经历了改革开放前“同构化”、改革开放以来“初步分离”关系形态的发展变革。地方治理现代化为我国党社关系建构提供了新逻辑和新思维。但不可否认,当前党社关系的互动方式和存在样态与地方治理现代化尚存在一定张力,表现为党的社会基础出现弱化的风险、党服务社会功能转型滞后、党与社会沟通出现脱节现象以及党在社会主体性发展中的功能发挥不足等问题。剖析党社关系存在问题的原因,可归结为:社会结构变迁导致党社会基础的变化、地方党组织全面从严治党不力、地方党组织与社会民众之间平等民主的话语秩序尚未建构、地方党组织社会化失衡等因素。本文对地方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关系的基本内容研究基于两个维度进行分析论证,一方面从党这一主体要素切入,提出地方治理中党社关系表现为中国共产党对社会的引领与培育。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已逐渐脱离国家权力的控制发展成为相对独立的领域,但现阶段,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尚不成熟,社会组织化程度、自治水平较低,广大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及应具备的公民意识、公民精神还不适应我国现代治理变革。为此,在地方治理框架下,党社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表现为中国共产党引领与培育社会,促进社会相对独立自治体系的形成,培育现代公民、培育社会生活共同体价值规范、支持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推动多元主体参与治理进程,建立政府与社会协作共治的平台和机制,以适应治理现代化这一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目标和政治规划需求。另一方面从社会这一主体要素切入,提出地方治理中党社关系表现为社会对中国共产党权能的增益与制约。当前中国社会主体性觉醒对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维护公共利益、回应民众诉求、推动民主政治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在地方治理中,社会的公益性、志愿性等道德精神与品质能够克服党的决策忽视民众意愿,或是出现阶级利益倾斜的取向。同时,现代社会的重要载体社会组织具有公益性、民间性、自治性等优势,在代表和维护特定群体利益、整合社会资源、汇聚人才等方面发挥着独特优势,对党的功能具有重要的补充作用。另外,社会转型带来公民权利的增长和发展,强化了公民权利对党的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实现地方党权授予和行使的人民性,进而优化地方治理。依据地方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党社关系存在的问题以及对党社关系基本内容深入分析基础上,本文提出构建地方治理中党全面领导下的党社关系“服务与协商”模式。党的全面领导是“服务与协商”党社关系模式的基本原则和政治前提,两者表现出互促共强的有机统一性。地方治理现代化蕴含的民主、责任、回应、参与等精神理念极大地凸显了“社会本位”的价值回归,党服务社会是地方治理中党与社会关系的本质内容,服务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一以贯之的宗旨,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体现。协商为民众参与地方治理提供了广阔平台,党社协商契合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要义,在地方治理中,有利于党与社会的广泛合作、党与社会的对话沟通和党有效集中民意,是党与社会关系的互动机制。
陈心香[5]（2019）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诉求下的当代中国政党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即国家治理现代化,是现代国家建设的必然要求和核心任务。而现代国家由执政党来治理,即政党治理,又是现代政治的普遍现象。因此,政党治理的实践本身就蕴含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诉求。就中国而言,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明确,为目前当代中国政党治理实践提供更加明确的、权威的目标指导。而为了更好地进行当代中国政党治理实践,推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对政党治理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地位和作用,国家治理现代化诉求下政党治理的具体评判标准,以及当代中国政党治理的现状和优化等问题的探讨,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基于上述的研究问题,本论文试图采用系统分析与过程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同时辅以比较分析与文献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技术工具。在具体研究过程中,本论文首先解析了国家治理现代化以及政党治理结构要素,发现政党治理包含着作为前提要素的党内治理,作为重要要素的政党关系治理,作为关键要素的政权治理,以及作为归宿要素的社会治理等结构要素。还剖析了政党治理之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性,发现政党治理是凭借价值凝聚、组织调适、制度建设和能力提升等作用的发挥,从而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前提、题中之意和根本保障。在此基础上还提出了国家治理现代化诉求下政党治理的具体评判标准,包括民主化、法治化、科学化和有效性,从而为国家治理现代化诉求下的当代中国政党治理研究提供考察维度和评判标准。依据上述考察维度和评判标准,本论文梳理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政党治理的探索,以及当代中国政党治理的实践历程。通过梳理发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及苏联都对无产阶级政党治理积累了不少的有益经验,同时也提供了一些经验教训,这些对当代中国政党治理实践具有重要的镜鉴价值。而在吸收借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政党治理的思想和经验教训,以及从中国具体的实际出发的基础上,当代中国政党治理经历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新时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发展历程。在历程回顾后,本论文考察了当代中国政党治理所取得的成就,以及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通过考察发现,从实践上来看,当代中国政党治理至今在政党治理的民主化、法治化、科学化和有效性上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并据此实现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持和发展,形成了对世界政党治理的“引领性”,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奠定了坚实基础。不仅如此,在步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的共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与战略布局的协调推进,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总目标的明确,也为当代中国政党治理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机遇。但是,尽管如此,在取得重大成就和面临重要历史机遇的同时,当代中国政党治理也面临着传统管治思维、理论与实践相脱节、民众参与耦合度低、政党治理能力不足以及外部西化、分化等挑战。在对挑战分析的基础上,本论文探讨了国家治理现代化诉求下当代中国政党治理的优化原则和对策问题。其中,本论文认为国家治理现代化诉求下当代中国政党治理的优化基本原则至少包括遵循和贯彻落实“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协调推进政党治理的结构要素,实现政党治理与其他治理的协同,增进政党治理的世界战略眼光”等。而在这些基本原则的指导下,必须通过加强政党治理的理论研究,增进政党治理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的互动结合,以问题为导向优化政党治理各结构要素,提升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治理能力等具体对策,来应对当代中国政党治理所面临的挑战,进行国家治理现代化诉求下的当代中国政党治理优化。最后,本论文通过对国家治理现代化诉求下当代中国政党治理的上述梳理和探讨后发现,这样的研究对于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如何对待政党政治理论研究,如何对待政治发展理论研究,以及如何对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和世界其他国家的政治现代化等事业,均具有丰富的启示价值。
杨婷喻[6]（2018）在《中国共产党依宪执政理论研究》文中提出综观中国共产党近八十年的执政实践,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方略经历了由法制到依法治国,由依法治国到依法执政,再由依法执政到依宪执政的发展变化。中国共产党的依宪执政有特定的内涵和基本要求,它与西方宪政有着本质的不同。“依宪执政”的概念最早提出于十八大前,但依宪执政理论的系统阐述是在十八大以后,依宪执政的理论博大精深、内容极其丰富,但要重点把握以下几个方面: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党的领导与依宪执政的关系;依宪执政的出发点和归宿都在于实现好和维护好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宪法和法律框架内制约和监督权力;宪法的权威在于实施,宪法的生命也在于实施;完善和加强宪法监督、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构建违宪审查机制;既要维护宪法的稳定性、又要适时修改宪法。
曾宁[7]（2017）在《改革开放以来党政分开的历史考察及新型党政关系展望》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曾短暂实行过的党政分开是中国共产党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有关党政分开及党政关系理论,紧密结合当时中国国情及党政关系具体实际,在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处理党政关系、加强党的建设及实现党的领导的党政关系模式。中国共产党对党政关系的探索在认识上和实践上经历了一个曲折复杂的历史过程。改革开放前,党政关系主要表现为“以党代政”、“党政不分”。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对党政分开进行初步探索。党的十三大正式确立党政分开,并逐步实现对党政分开的深入探索。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党政分开向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转换。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深入推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本文以党政分开为切入点,主要考察.改革开放以来党政分开从提出、形成到转换的历史过程,为构建科学化、规范化、法治化的新型党政关系提供借鉴。本文主要按照中共党史分期的方法和不同时期党政关系特点进行阶段性划分,以时间为序,在对改革开放前党政分开的历史进行简要考察基础上,将改革开放以来党政分开的转变过程划分为1978至1987年、1987至1989年、1989至2012年、2012年至今四个时段。围绕这四个时段,在内容上,以党政分开的历史转换为序,在对党政分开实践过程和基本特点予以梳理和分析的基础上,理性思考党政分开,对新型党政关系进行前景展望。本文主要包括引言部分、主体部分和结语三大部分。引言主要阐述了“改革开放以来党政分开的历史考察及新型党政关系展望”的背景与意义,界定了相关概念,综述了国内外研究现状,概述了本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阐述了本文的创新之处。第一章主要探索了改革开放以来党政分开历史考察的理论基础。这一部分内容是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党政分开历史考察的理论前提和客观依据。改革开放以来党政分开历史考察的理论基础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党政关系的初步设想和列宁关于党政分开的基本观点,在此基础上形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党政关系的核心要义。第二章主要考察了改革开放前党政分开思想与实践的历史。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党政关系大致经历了以党建政时期、党政相对分离时期和“以党代政”、“党政不分”时期。通过对改革开放前党政分开思想与实践的历史考察,党政不分的弊端日益显露,客观上要求对党政关系进行及时、合理地调整。第三章主要论述了中共改革开放初期党政分开的初步探索。针对改革开放前党政关系主要暴露出的党政不分的弊端,我国对党政关系进行了积极调整,初步探索了党政分开。通过对党政分开的探索,初步实现党的集体领导,改善党对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恢复和增强政府职能,使党政关系得到进一步完善。第四章主要阐发了中共十三大前后党政分开的形成与发展。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对党政分开进行了初步探索后,党政分开逐步形成。党政分开成为我国当时历史条件下处理党政关系的必然选择。通过对党政分开基本特征和内在实质的把握,对党政分开文件部署的解析,对党政分开具体实施的考究,进一步明确党政分开形成与发展的意义,即初步克服了党原有领导体制的弊端,推动了政治体制改革进程,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巩固了党的领导作用。第五章主要揭示了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后党政分开向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的路径转换。党政分开向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的路径转换,大致经历了两大阶段,一个是集中对党领导水平的改善阶段,一个是集中对党执政能力的提高阶段。在这一路径转换的历史进程中,转换内容主要围绕改善党的领导方式,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方面逐步展开,实现了党政关系的及时调整与完善。第六章主要强调了中共十八大以来党的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的深入推进。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深入推进党的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大致经历了党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的提高阶段、党坚持依法执政的贯彻落实阶段和政府职能加快转变的调整阶段三个时期。通过对党的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深入推进的历史考察与内容探析,明晰了党的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的深入推进,具有能够更好地践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深远价值目标、提高治国理政能力和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大现实意义。第七章主要对改革开放以来党政分开考察的理性思考及新型党政关系展望。这一部分形成对党政分开的理性思考,指出要客观审视党政关系,适时改善党政关系,以党政关系为切入点推动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进程,不断加强党的建设。加强党的建设,是党政关系改善的出发点,也是落脚点。在未来党政关系的探索过程中,积极构建科学化、规范化、法治化的新型党政关系成为大势所趋。本文的结语部分,充分肯定了改革开放以来党政分开对于党政关系探索的历史价值,开启了我国对党政关系进行思考和探索的良好开端。这部分强调指出党政关系处于动态发展中,是一个需要逐步变革和不断完善的历史过程。中国共产党要在现有党政关系的发展基础上,把握党政关系的发展趋势,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积极探索新型党政关系,为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奠定基础。
甘守义[8]（2016）在《领导干部依法执政能力建设研究 ——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角》文中指出国家治理现代化作为一个全新的政治理念,要求适应时代变化,构建科学完善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并善用之治理国家,从而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实现器物层面的硬实力的现代化转向非物质层面的制度、体制、机制的软实力的现代化。对我们国家而言,中国共产党是国家治理的核心主体。国家治理现代化自提出之日,就给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特别是“关键少数”的领导干部依法执政能力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要顺利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按照十八届四中全会所要求的“把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同依法执政基本方式统一起来”,在宏观层面上,依靠党的坚强领导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微观层面上,通过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提升依法执政的能力水平深入推进依法行政。本文总体研究框架即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视角,以领导干部为主体,遵循“国家治理现代化对我们党的领导干部依法执政能力提出的新要求是什么→目前领导干部依法执政能力面对国家治理现代化存在哪些不适应→如何加强领导干部依法执政能力建设以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并实现二者良性互动”的研究进路。全文自国家治理现代化及领导干部依法执政能力之理论阐释始,深入探寻领导干部依法执政能力建设之历史实践、国外经验,至提出领导干部依法执政能力建设之方略对策终。努力梳理前人相关研究成果并使之体系化,力图建构从理论推进到实践创新的较为严密的逻辑体系,以期对我们党的执政实践起到一定的启示借鉴作用。全文整体上由五个部分组成:第一章,阐述国家治理现代化与领导干部依法执政能力问题的理论内涵与内在关联。在分别探讨国家治理现代化与领导干部依法执政能力的科学内涵、背景意义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探讨了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第二章,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和改革开放以来三个阶段,剖析了领导干部依法执政能力建设自局部执政到全面执政时期的历史发展。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初步归纳了关于领导干部依法执政能力建设四个方面的深刻教训。第三章,以某地部分领导干部为样本,采取实证方法,开展定性定量研究。着力发现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野下治理主体多元化、客体立体化、目标人本化、方式文明化、规则法治化等新要求对当前领导干部依法执政能力的提出的诸多新诉求,发现现实困境,探究有效成因,设法破解难题。第四章,梳理并汲取苏联、东欧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关于领导干部依法执政能力建设的经验教训,探析并借鉴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关于依法执政能力建设的成功经验,提炼出对我国领导干部依法执政能力建设有用的启示。第五章,在前文阐释基础理论、梳理历史进程、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具体探讨在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提出的两大总目标交相辉映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如何进行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有机契合、双向互动的领导干部依法执政能力的路径选择与制度建构。提出要加强法治理念教育,培养领导干部法治思维能力;健全权力运行体系,增强领导干部依法行政能力;培育良好法治环境,强化领导干部法治应责能力;加大法治实绩考核,纳入领导干部评价指标体系等对策建议,形成从思想到行为、从权力到责任、从制度到能力的闭环可行路径。总结本文研究成果,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领导干部依法执政能力问题置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宏大背景下理解分析,提出了新的研究视角;二是在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选取作为关键少数的领导干部依法参与国家治理、提升依法执政能力为研究对象,拓宽了研究领域;三是在对领导干部依法执政能力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按照“把法治建设成效纳入政绩考核指标体系”的要求,初步探索建立了领导干部依法执政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科学设计指标、注重实际运用,力图以实绩考核的准确性、公正性推动领导干部依法执政的科学性、权威性。
黄礼岗[9]（2012）在《中国共产党执政模式的特征与优化》文中研究说明建国前期,中国共产党照搬苏联“以党代政的政治体制,自上而下、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固步自封、僵化不前的意识形态”的模式深受其害。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思想指导下,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过程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共产党执政模式。第一章重点考察中国共产党执政模式形成的条件。在经济上,新中国建立后选择了计划经济模式决非偶然,而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也正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中国共产党党政关系以及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党际关系是构成中国共产党执政模式形成的重要政治条件；在文化上,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从民主、科学、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变迁。这三个方面构成并相互制约着中国共产党执政模式的形成基础。第二章阐述中国共产党执政模式的基本特征。具体内容为：在意识形态层面,形成了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理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制度层面,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功能层面,奠定了党对国家以及社会的领导基础。第三章论述中国共产党执政模式的优化问题。中国共产党执政模式应当是一种动态平衡模式,中国共产党应当善于优化这种动态的平衡。中国共产党必须不断转变执政理念、创新执政方式、改革执政体制,全方位地对执政模式进行优化。
伊士国[10]（2012）在《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根本途径研究 ——基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既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又是我国的代议民主制度，其创立和不断发展，不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现代代议制的构想和实践，还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治国理政方式和途径的积极探索。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执政史、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史都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要实现成功执政，就必须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并将依法执政作为党执政的基本方式，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党治国理政的根本途径。本文以马列主义执政理论为指导，基于现代政党执政的视角，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中的作用作了比较全面的分析，指出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根本途径，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根本制度保障，并提出了一些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议，以期更好地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中的作用。本文始终贯穿着“两条主线”，一是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是中国共产党实现长期执政的必由之路；二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实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根本途径。本文共分五个部分：第一章阐述了政党治国理政的一般理论，对国外政党执政模式进行了比较分析，还对中国共产党探索执政模式的历程进行了总结。对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研究，首先必须从政党治国理政的一般理论着手。政党治国理政的一般理论就是指政党、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因而形成了不同的执政模式。通过对国外政党执政模式的比较分析，可以为中国共产党探索自已的执政模式提供有益的参考。具体说来：通过对西方国家政党执政模式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下列启示：第一，在执政方式上，政党必须正确处理与国家政权的关系，以法治的方式治国理政；第二，在执政途径上，政党必须重视国家政权，并将国家政权作为其治国理政的基本途径。而通过对苏东国家无产阶级政党执政模式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经验教训：第一，在执政方式上，执政党决不能用人治的方式治国理政；第二，在执政途径上，执政党决不能以党的组织代替国家政权。在借鉴上述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经过长时期的探索，将依法执政明确为了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明确为了党治国理政的根本途径。第二章对中国共产党科学执政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关系进行了阐述，指出实现科学执政必须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科学执政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成功的前提条件，实现科学执政，使中国共产党以科学的思想、科学的制度、科学的方式治国理政，对于中国共产党执政成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中国共产党科学执政的实现，不仅在于树立科学执政的理念，更在于建立科学执政的机制，其中，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正是党科学执政机制的关键和核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党实现科学执政的制度平台，具体表现在：第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党树立科学执政思想的制度平台；第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党建立科学执政制度的制度基础；第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党树立科学政绩观，实现科学发展的制度保障。第三章对中国共产党民主执政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关系进行了阐述，指出实现民主执政必须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主执政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本质要求，实现民主执政，使中国共产党以民主的制度、民主的形式、民主的手段治国理政，对于中国共产党执政成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中国共产党民主执政的实现，关键要落实到发展民主上。中国共产党要实现民主执政，就必须切实解决好发展党内民主、人民民主、社会民主的问题。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实现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途径和最高实现形式，正是党解决好这一问题的最为重要的制度渠道，是党民主执政的实现途径，具体表现在：第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党推进党内民主建设的最佳制度保证；第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党发展人民民主最重要的制度平台；第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党促进社会民主发展不可缺失的制度舞台。第四章对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关系进行了阐述，指出实现依法执政必须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依法执政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实现依法执政，不断推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法制化、规范化，以法治的理念、法治的体制、法治的程序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对于中国共产党执政成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的实现，必须以依法治国为前提，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正是依法治国制度平台。因而，中国共产党要实现依法执政，就必须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具体表现在：第一，立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构建完善的法律体系，是党依法执政的前提；第二，立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依法规范党与国家机关的关系，是党依法执政的关键；第三，立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依法对党进行监督，是党依法执政的保障。第五章对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关系进行了阐述，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党实现长期执政的根本制度保障，并提出了一些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措施。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既是中国共产党自身的一贯追求，也是国家富裕、民族复兴的命运所系。但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中国共产党要想成功经受考验，实现长期执政，“最需要的是人民”，最需要的就是发展民主，而这就需要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因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党实现长期执政的根本制度保障。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必须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重点是完善人大代表选举制度、完善人大会议制度、完善人大任免工作制度、完善人大监督制度等。
二、从以党代政到依法执政——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重大创新（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从以党代政到依法执政——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重大创新（论文提纲范文）
（1）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全面依法治国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意义 |
| 1.1.1 理论意义 |
| 1.1.2 现实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之处与难点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论文难点 |
| 第2章 依法治国的相关概念 |
| 2.1 系列概念 |
| 2.1.1 法治 |
| 2.1.2 法治与人治 |
| 2.1.3 法治与德治 |
| 2.1.4 法治与法制 |
| 2.2 依法治国的内涵 |
| 2.2.1 依法治国的概述 |
| 2.2.2 依法治国的理论基础 |
| 2.2.3 依法治国理论的本质特征 |
| 2.3 依法治国的核心 |
| 2.3.1 依宪治国 |
| 2.3.2 依法执政 |
| 第3章 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理论的思想基础与理论渊源 |
| 3.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法治思想 |
| 3.1.1 马克思恩格斯的法治思想 |
| 3.1.2 列宁斯大林对法制的探索和教训 |
| 3.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依法治国理论 |
| 3.2.1 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开端 |
| 3.2.2 从法制到法治建设 |
| 3.2.3 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提出 |
| 3.2.4 依法治国理论体系的建立 |
| 3.3 中国传统法制思想 |
| 3.3.1 中国古代法制思想 |
| 3.3.2 中国近代法制思想 |
| 第4章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入新时代 |
| 4.1 新时代依法治国理论的概述 |
| 4.1.1 新时代依法治国理论的形成 |
| 4.1.2 新时代依法治国理论的主要内容 |
| 4.2 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成就 |
| 4.2.1 从治国基本方略转变为全面推进 |
| 4.2.2 从形式法治到实质法治 |
| 4.2.3 从依法管理向治理现代化 |
| 4.2.4 从依法治国到法治中国建设 |
| 4.3 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特点 |
| 4.3.1 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全面性 |
| 4.3.2 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创新性 |
| 4.3.3 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时代性 |
| 4.3.4 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科学性 |
| 第5章 新时代依法治国理论的历史地位与实践价值 |
| 5.1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理论的历史地位 |
| 5.1.1 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 |
| 5.1.2 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 |
| 5.1.3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理论的理论地位 |
| 5.1.4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理论的现实意义 |
| 5.2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理论的实践价值 |
| 5.2.1 新时代依法治国为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有力保障 |
| 5.2.2 新时代依法治国是民主政治建设的最集中体现 |
| 5.2.3 新时代依法治国是实现和谐社会的前提 |
| 5.2.4 新时代依法治国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
| 5.2.5 新时代依法治国为人类法治文化贡献了中国智慧 |
| 第6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的基本经验和优势 |
| 6.1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的基本经验 |
| 6.1.1 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党与法的关系 |
| 6.1.2 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法与权的关系 |
| 6.1.3 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民主与法治的关系 |
| 6.1.4 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的关系 |
| 6.1.5 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立足国情与借鉴中外法治经验的关系 |
| 6.2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的优势 |
| 6.2.1 以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最大特色和优势 |
| 6.2.2 以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为力量源泉和重要保障 |
| 6.2.3 以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为客观要求 |
| 6.2.4 以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为实现路径 |
| 6.2.5 以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为重要原则 |
| 第7章 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理性思考 |
| 7.1 新时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
| 7.1.1 法治发展不平衡制约了整体法治水平的提升 |
| 7.1.2 法治发展不充分难以发挥法治的功能 |
| 7.1.3 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对依法治国的影响 |
| 7.2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的完善路径 |
| 7.2.1 科学立法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关键 |
| 7.2.2 严格执法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关键 |
| 7.2.3 公正司法是现代国家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防线 |
| 7.2.4 全民守法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基础 |
| 7.2.5 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 |
| 7.2.6 依法治国、依法治党、依法治军全盘考虑 |
| 7.2.7 全面贯彻改革、发展、稳定相统一 |
| 7.2.8 国家、地方、个人协调一致共同发力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攻读成果 |
| 致谢 |
（2）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与基本评析 |
| 三、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四、主要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基本理论阐释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相关概念与内容 |
| 一、政党与执政党 |
| 二、党的领导与执政 |
| 三、党的领导能力与执政能力 |
| 四、党的建设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主要构成要素 |
| 一、党的执政理念 |
| 二、党的执政基础 |
| 三、党的执政方式 |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政党建设理论 |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政党建设理论 |
| 二、列宁的无产阶级政党执政理论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时期的执政能力建设(1927-1949) |
| 第一节 土地革命时期培养党的革命斗争能力 |
| 一、依靠正确革命政策巩固根据地政权 |
| 二、党的革命策略正确源于调查研究 |
| 三、党的正确领导是革命斗争胜利之本 |
| 第二节 抗战时期局部执政增强党的执政信心 |
| 一、指导中国革命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
| 二、抗战时期局部民主执政实践影响深远 |
| 三、思想与组织建设并重是党的建设特色 |
| 第三节 解放战争时期锻炼和提升党的执政能力 |
| 一、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制定实施政策 |
| 二、建立新型人民政权终结民国政治逻辑 |
| 三、围绕工作重心转移提升党的执政能力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政以后的执政能力建设(1949-1978) |
| 第一节 全面探索时期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背景 |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尚未彻底完成 |
| 二、新中国安全依然在遭受着严重威胁 |
| 三、整党和党的建设任务艰巨且刻不容缓 |
| 第二节 革命化执政理念内蕴于党的执政能力 |
| 一、必须以革命手段解决革命未竟事业 |
| 二、革命化思维根植于党的灵魂深处 |
| 第三节 巩固党的执政基础考验党的执政能力 |
| 一、合理运用阶级斗争有助巩固执政基础 |
| 二、“以阶级斗争为纲”则有损执政之基 |
| 第四节 “左”的运动严重弱化党的执政能力 |
| 一、政治运动仅适用于战争年代与特殊时期 |
| 二、“运动主义”必然践踏法制与正常秩序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以来的执政能力建设(1978-2012) |
| 第一节 党执政能力建设转型发展的时代背景 |
| 一、改革开放初期“拨乱反正”是当务之急 |
| 二、国内政治风波与苏东剧变带来执政危机 |
| 三、新世纪急需创新发展理念解决执政难题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初期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 一、确立党的基本路线坚守执政为民理念 |
| 二、更加关注民主与法制在执政中的作用 |
| 三、改革限制社会主义发展的执政体制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 一、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高拒腐防变能力 |
| 二、提出践行“三个代表”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
| 三、落实依法治国方略推进党的执政方式转型 |
| 第四节 新世纪新阶段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 一、以“党的建设科学化”锻造新型政党 |
| 二、坚持“以人为本”巩固党的执政之基 |
| 三、强调一体推进科学、民主和依法执政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的执政能力建设(2012-) |
| 第一节 新时代加强党执政能力建设的背景 |
| 一、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
| 二、一个“转化”与两个“没有变”是最大国情 |
| 三、党同时面临“四大考验”与“四种危险” |
| 第二节 、创新执政理念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 一、坚持创新和发展党的执政理念 |
| 二、明确以提升党的政治能力为统领 |
| 三、坚决以提高党的法治能力为重心 |
| 第三节 厚植执政基础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 一、坚持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 |
| 二、坚持以增强党的思想引领能力为支柱 |
| 三、强调以提升党的群众工作能力为基础 |
| 第四节 完善执政方式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 一、强化以提升党的应急处突能力为先手 |
| 二、增强以抓落实与改革攻坚能力为保障 |
| 三、注重以制度规范和改进党的全面领导 |
| 四、把全面依法治国与特色民主协同推进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主要启示 |
| 第一节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守党的执政理念 |
| 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党的执政底色 |
|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执政转型动力 |
| 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民主政治真谛 |
| 第二节 积极变革执政体制,完善党的执政方式 |
| 一、完善监督权力运行的制约机制是保障 |
| 二、强化规范权力运行的政党体制是旨归 |
| 三、构建引导权力运行的舆论体制是导向 |
| 第三节 准确把握内外情势,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
| 一、注重把坚持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相统一 |
| 二、树立改革创新和自我革命的行动自觉 |
| 三、始终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的使命担当 |
| 第四节 建构科学考评体系,锻造党的执政人才 |
| 一、健全的干部能力考评指标体系是基础 |
| 二、完善的干部能力考核评价方式是关键 |
| 三、科学的运用干部能力考评结果是目标 |
| 第五节 强化党的全面领导,坚定正确执政方向 |
| 一、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与集中统一领导 |
| 二、全面增强政治建设的自觉性与坚定性 |
| 三、不断坚持完善党的全面领导制度体系 |
| 本章小结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相关成果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新时代加强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能力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概念界定 |
| 1.2.1 “依法执政” |
| 1.2.2 “依法执政能力” |
| 1.2.3 依法执政与依法执政能力的辩证关系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析 |
| 1.3.1 国内研究现状评析 |
| 1.3.2 国外研究现状评析 |
| 1.4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之处 |
| 第2章 中国共产党加强依法执政能力建设的理论来源和实践考察 |
| 2.1 中国共产党加强依法执政能力建设的理论来源 |
| 2.1.1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法治思想为主体 |
| 2.1.2 积极吸收借鉴西方的法治思想 |
| 2.2 中国共产党加强依法执政能力建设的实践历程 |
| 2.2.1 革命战争年代党对依法执政的初步探索 |
| 2.2.2 建国以来党依法执政的曲折实践 |
| 2.2.3 改革开放以来党初步确立依法执政的新格局 |
| 2.2.4 十八大以来党依法执政理论和实践的新飞跃 |
| 2.3 中国共产党加强依法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启示 |
| 2.3.1 坚持党的领导是前提 |
| 2.3.2 正确处理党政关系是关键 |
| 2.3.3 构建科学完备的法律体系是基础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新时代加强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能力建设的必要性 |
| 3.1 巩固党的全面领导的关键一招 |
| 3.1.1 加速“党大还是法大”这一伪命题终结 |
| 3.1.2 切实保障党的政策严格贯彻执行 |
| 3.1.3 助推党执政能力提升 |
| 3.2 实现人民当家做主的必然要求 |
| 3.2.1 彰显人民意志 |
| 3.2.2 扞卫人民民主权利 |
| 3.2.3 凝聚人民智慧 |
| 3.3 落实全面依法治国方略的重点环节 |
| 3.3.1 提高立法质量 |
| 3.3.2 确保政府依法行政 |
| 3.3.3 筑牢司法公正防线 |
| 3.3.4 引领全民守法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能力建设的现状分析 |
| 4.1 党依法执政能力建设取得的重大成就 |
| 4.1.1 推进经济建设法治化 |
| 4.1.2 领导政治建设法治化 |
| 4.1.3 带动文化建设法治化 |
| 4.1.4 引领社会建设法治化 |
| 4.1.5 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法治化 |
| 4.2 党依法执政能力建设面临的严峻形势 |
| 4.2.1 深刻变化的党情对党的依法执政能力提出了新考验 |
| 4.2.2 亟需破解的国内发展难题对党的依法执政能力提出了新要求 |
| 4.2.3 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对党的依法执政能力提出了新挑战 |
| 4.3 党依法执政能力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
| 4.3.1 “关键少数”的依法执政能力亟待提升 |
| 4.3.2 党政体制尚需进一步改革 |
| 4.3.3 监督机制有待健全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新时代加强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能力建设的有效路径 |
| 5.1 抓牢“关键少数”,增强领导干部的依法执政本领 |
| 5.1.1 抓好领导干部的法治教育培训,强化法治意识和思维 |
| 5.1.2 加大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规范领导干部的行为 |
| 5.1.3 培育领导干部的民主思维和德性,增强法治底蕴 |
| 5.2 构建科学合理的党政体制,打造新型党政关系 |
| 5.2.1 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
| 5.2.2 优化党政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 |
| 5.2.3 强化党政机构协同配合 |
| 5.3 构建有效的监督机制,确保权力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 |
| 5.3.1 加强党内监督,发挥震慑作用 |
| 5.3.2 打造各种民众参与平台,扩大群众监督 |
| 5.3.3 整合多种监督资源,构筑强大监督格局 |
| 5.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4）地方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分析 |
| (一) 国内文献综述 |
| (二) 国外文献综述 |
| (三) 国内外文献综述简析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点 |
| 第一章 党社关系:我国地方治理中的重要论域 |
| 一、基本概念界定 |
| (一) 地方治理现代化的内涵 |
| (二) 关于政党的理解 |
| (三) 关于社会的解析 |
| 二、理论基础阐释 |
| (一) 马克思主义关于政党职能的论述 |
| (二) 马克思恩格斯市民社会理论 |
| (三) 马克思主义关于政党与社会关系的论述 |
| (四) 西方地方治理的理论借鉴 |
| 三、政党与社会关系的基本意蕴 |
| (一) 政党与社会的普遍性关系 |
| (二) 本文指称的“党社关系”内涵 |
| (三) 党社关系与党群关系辨析 |
| 四、地方治理现代化中党社关系的中国特色 |
| (一) 西方地方治理中的政党与社会关系 |
| (二) 我国地方治理中党社关系的特色 |
| 第二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地方治理模式演进中党社关系形态的发展变革 |
| 一、改革开放前地方治理模式及党社关系形态 |
| (一) “全能型”政党领导体制 |
| (二) 被政治权力全面控制的社会领域 |
| (三) 从统治到管理的地方政治模式 |
| (四) 党社“同构化”的关系形态 |
| 二、改革开放后地方治理模式及党社关系形态 |
| (一) 政党领导体制的现代化转变 |
| (二) 社会初步形成相对独立的存在样态 |
| (三) 从管理到治理的地方行政模式 |
| (四) 党社“初步分离”的关系形态 |
| 第三章 地方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党社关系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
| 一、地方治理中党社关系存在的问题 |
| (一) 党的社会基础出现弱化的风险 |
| (二) 党服务社会的功能转型滞后 |
| (三) 党与社会沟通存在脱节的现象 |
| (四) 党在社会主体性发展中的功能发挥不足 |
| 二、地方治理中党社关系问题的原因剖析 |
| (一) 社会结构变迁导致党社会基础的变化 |
| (二) 地方党组织全面从严治党不力 |
| (三) 地方党组织与社会民众之间平等民主的话语秩序尚未建构 |
| (四)地方党组织社会化失衡 |
| 第四章 地方治理现代化中中国共产党对社会的引领与培育 |
| 一、中国共产党引领和培育社会的现实基础 |
| (一) 中国共产党是社会的领导力量 |
| (二) 现代社会内生机制偏弱需要党的推动 |
| (三) 社会自身的不自足性需要党的适度调控 |
| 二、中国共产党引领社会: 推动地方治理结构的现代转型 |
| (一) 地方治理结构现代转型的基础性要素 |
| (二) 中国共产党引领社会的基本点 |
| 三、中国共产党培育社会: 促进公民有序参与地方治理 |
| (一) 公民参与地方治理: 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效形式 |
| (二) 公民理性有序参与地方治理的基本要素 |
| (三) 中国共产党培育社会的着力点 |
| 第五章 地方治理现代化中社会对中国共产党权能的增益与制约 |
| 一、社会对党的权能的增益: 推动地方治理善治目标的达成 |
| (一) 社会主体性成长有效克服党的公共性不足 |
| (二) 社会自治性提升有效克服党集权对民主的损害 |
| (三) 社会组织对党的功能补充 |
| 二、社会对党的权力的制约: 促进地方治理中权力与权利的理性互动 |
| (一) 社会制约党的权力的理论渊源: 社会制约权力理论的检视 |
| (二) 社会制约党的权力的理论依据: 权利制约权力 |
| (三) 地方治理中社会制约党的权力的现实指向 |
| 第六章 构建地方治理中党全面领导下的党社关系“服务与协商”模式 |
| 一、党的全面领导与“服务与协商”党社关系模式的逻辑关联 |
| (一) 党的全面领导: “服务与协商”的政治前提 |
| (二)服务与协商: 加强党的领导的核心内容 |
| (三) 服务与协商: 改进党的领导的重要面向 |
| 二、地方治理中党社关系“服务与协商”模式的内在机理 |
| (一) 服务: 党与社会关系的本质和价值定位 |
| (二) 协商: 党与社会关系的互动机制 |
| 三、构建党社关系“服务与协商”模式的策略 |
| (一) 发挥意识形态功能调适党社关系 |
| (二) 增强地方治理中党的服务功能 |
| (三) 加强地方治理中党社协商力度 |
| (四) 推动地方治理中党的权力法治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国家治理现代化诉求下的当代中国政党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及意义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研究评价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方法与创新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创新 |
| 第二章 政党治理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
| 第一节 国家治理的现代化 |
| 一、国家治理的体系 |
| 二、国家治理的能力 |
| 三、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 |
| 第二节 政党治理的结构要素 |
| 一、党内治理:前提要素 |
| 二、政党关系治理:重要要素 |
| 三、政权治理:关键要素 |
| 四、社会治理:归宿要素 |
| 第三节 政党治理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地位和作用 |
| 一、政党治理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地位 |
| 二、政党治理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作用 |
| 第四节 国家治理现代化诉求下政党治理的评判标准 |
| 一、政党治理的民主化 |
| 二、政党治理的法治化 |
| 三、政党治理的科学化 |
| 四、政党治理的有效性 |
| 第三章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政党治理及其经验教训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无产阶级政党治理思想及其价值 |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无产阶级政党治理思想 |
| 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无产阶级政党治理思想的价值 |
| 第二节 苏联模式政党治理的基本特征、成就与危机 |
| 一、苏联模式政党治理的基本特征 |
| 二、苏联模式政党治理的成就 |
| 二、苏联模式政党治理的危机 |
| 第三节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政党治理的教训 |
| 一、治理的思维应适时调整而不能僵化 |
| 二、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面领导应坚持而不能放弃 |
| 三、政党治理的结构要素应厘清而不能忽视 |
| 四、开放与自主的关系应谨慎而不能马虎 |
| 第四章 当代中国政党治理的历程回顾 |
| 第一节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政党治理 |
| 一、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政党治理 |
| 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政党治理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政党治理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治理的开创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治理的继续推进 |
| 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政党治理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 |
|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治理的接续奋斗 |
| 第五章 当代中国政党治理的成就、机遇与挑战 |
| 第一节 当代中国政党治理的成就 |
| 一、当代中国政党治理的直接成就 |
| 二、当代中国政党治理的间接成就 |
| 第二节 当代中国政党治理的机遇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的共识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战略布局的协调推进 |
| 三、国家治理现代化总目标的明确 |
| 第三节 当代中国政党治理的挑战 |
| 一、传统管治思维的挑战 |
| 二、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挑战 |
| 三、民众参与耦合度低的挑战 |
| 四、政党治理能力不足的挑战 |
| 五、外部西化、分化的挑战 |
| 第六章 国家治理现代化诉求下当代中国政党治理的优化原则 |
| 第一节 坚持和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
| 一、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视为根本保证 |
| 二、将改善共产党的领导视为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必然要求 |
| 第二节 贯穿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
| 一、尊重“民心是最大的政治”的基本规律 |
| 二、光扬群众路线、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价值 |
| 三、贯彻落实共建共享的发展理念 |
| 第三节 协调推进政党治理的结构要素 |
| 一、将党内治理作为协调推进政党治理结构要素的抓手 |
| 二、将政党关系治理作为协调推进政党治理结构要素的依托 |
| 三、将政权治理作为协调推进政党治理结构要素的关键 |
| 四、将社会治理作为协调推进政党治理结构要素的基点 |
| 第四节 实现政党治理与其他治理的协同 |
| 一、坚持政党治理的引领地位 |
| 二、不断丰富其他治理的内容和形式 |
| 三、推进政党治理与其他治理的协同 |
| 第五节 增进政党治理的世界战略眼光 |
| 一、始终警惕西化、分化的图谋 |
| 二、吸收和借鉴世界政党治理的有益成果 |
| 三、加强政党治理的国际交流 |
| 第七章 国家治理现代化诉求下当代中国政党治理的优化对策 |
| 第一节 加强政党治理的理论研究 |
| 一、加强政党治理规律的研究 |
| 二、领导干部、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协同研究政党治理 |
| 三、重视政党治理的话语体系建设 |
| 第二节 增进政党治理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的互动结合 |
| 一、增进政党治理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的良性互动 |
| 二、增进政党治理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的有机结合 |
| 第三节 以问题为导向优化政党治理各结构要素 |
| 一、以问题为导向优化党内治理 |
| 二、以问题为导向优化政党关系治理 |
| 三、以问题为导向优化政权治理 |
| 四、以问题为导向优化社会治理 |
| 第四节 提升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治理能力 |
| 一、重视中国共产党政党治理能力提升的关键地位 |
| 二、以系统工程对待中国共产党政党治理能力的提升 |
| 三、以人才建设为抓手提升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治理能力 |
| 第八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6）中国共产党依宪执政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背景和价值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论文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本文创新点 |
| 第一章 依宪执政的提出 |
| 一、依法治国的提出 |
| (一)人治、法制、法治的内涵辨析 |
| (二)依法治国理念的内涵和初步确立 |
| 二、由依法治国到依法执政 |
| (一)“依法执政”的提出 |
| (二)依法执政与科学执政、民主执政 |
| 三、由依法执政到依宪执政 |
| (一)“依宪执政”的提出 |
| (二)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 |
| (三)依法执政首先是依宪执政 |
| 第二章 依宪执政的内涵和基本要求 |
| 一、依宪执政的内涵和基本理论 |
| (一)依宪执政的概念和内涵 |
| (二)依宪执政的理论基础 |
| 二、依宪执政的基本要求 |
| 三、依宪执政与宪政的区别 |
| (一)西方宪政与依宪执政内涵的辨析 |
| (二)宪政与依宪执政的主要区别 |
| 第三章 依宪执政理论在十八大以后的重大发展 |
| 一、正确认识和处理党的领导和依宪执政的关系 |
| (一)由领导权向执政权的转化 |
| (二)促进党的领导法治化 |
| (三)党的领导是依宪执政的前提 |
| 二、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制约权力以保障权利 |
| (一)建立行之有效的民主制度 |
| (二)健全人权保障体系 |
| (三)在宪法和法律框架内制约和监督权力运行 |
| 三、宪法的权威在于宪法的实施 |
| (一)宪法实施的条件 |
| (二)影响宪法实施的障碍因素 |
| (三)扞卫宪法尊严,维护宪法权威 |
| 四、完善和加强宪法监督、构建宪法责任追究机制 |
| (一)健全宪法监督机制 |
| (二)完善宪法责任的实现机制 |
| 五、要维护宪法的稳定性,又要适时修改宪法 |
| (一)维护宪法的稳定性、增强宪法权威 |
| (二)宪法修改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 |
| (三)宪法修改的总体要求和指导原则 |
| (四)要加强宪法修改、也要重视宪法解释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7）改革开放以来党政分开的历史考察及新型党政关系展望（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一) 政党的含义 |
| (二) 党政分开中“党”与“政”的内涵 |
| (三) 党政分工的释义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三) 国内外研究评析 |
| 四、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之处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党政分开的理论探索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党政关系的初步设想 |
| (一) 发挥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 |
| (二) 明确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职能 |
| 二、列宁关于党政分开的基本观点 |
| (一) 加强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 |
| (二) 坚持党政职能分开的原则 |
| (三) 实现党政间的交叉与合作 |
| 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党政关系的核心要义 |
| (一) “党”与“政”存在本质性差异 |
| (二) 党通过国家政权领导国家政治生活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前党政分开思想与实践的历史考察(1921-1978年) |
| 一、改革开放前党政关系的变化轨迹 |
| (一) 以党建政时期(1921-1949年) |
| (二) 党政相对分离时期(1949-1953年) |
| (三) “以党代政”“党政不分”时期(1953-1978年) |
| 二、“党政不分”的形成及弊端 |
| (一) “党政不分”产生的历史必然性 |
| (二) 党政关系探索中党政不分的弊端 |
| 第三章 中共改革开放初期党政分开的初探(1978-1987年) |
| 一、党政分开提出的脉络考察 |
| (一) 党政分开的提出背景剖析 |
| (二) 党政分开的提出过程探究 |
| 二、党政分开提出的积极功效 |
| (一) 初步实现党的集体领导 |
| (二) 改善党对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 |
| (三) 恢复和增强政府职能 |
| 第四章 中共十三大前后党政分开的形成与发展(1987-1989年) |
| 一、厘清党政分开的基本内涵与运行思路 |
| (一) 党政分开的基本内涵 |
| (二) 党政分开的具体实施 |
| 二、党政分开形成与发展的实践价值 |
| (一) 克服领导体制原有弊端 |
| (二) 促进政治体制改革 |
| (三) 巩固党的领导地位 |
| 第五章 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后党政分开向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转换(1989-2012年) |
| 一、党政分开路径转换的主要缘由 |
| (一) 党政分开的历史局限性 |
| (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 |
| (三) 党执政能力提高的内在要求 |
| 二、党政分开路径转换的发展进程 |
| (一) 对党领导方式的改革与完善(1989-2002年) |
| (二) 对党执政能力的加强与提高(2002-2012年) |
| 三、党政分开路径转换的关键举措 |
| (一) 改善党的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 |
| (二)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 (三) 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
| (四) 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 |
| 第六章 中共十八大以来党的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的深入推进(2012年—至今) |
| 一、党的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推进的思路选择 |
| (一) 党领导水平与执政能力的提高阶段 |
| (二) 党坚持依法执政的贯彻落实阶段 |
| (三) 政府职能加快转变的调整阶段 |
| 二、党的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推进的三重维度 |
| (一)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
| (二) 树立党政协调共进发展理念 |
| (三) 发挥党、国家和社会共同作用 |
| 三、党的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推进的现实意蕴 |
| (一) 践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最高价值目标 |
| (二) 提高国家治国理政能力的现实需要 |
| (三) 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内在指向 |
| 第七章 改革开放以来党政分开考察的理性思考及新型党政关系展望 |
| 一、党政分开考察的理性思考 |
| (一) 客观审视党政关系 |
| (二) 以党政关系为切入点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
| (三) 基于加强党的建设适时改善党政关系 |
| 二、新型党政关系展望 |
| (一) 推进党政关系科学化进程 |
| (二) 实现党政关系规范化发展 |
| (三) 加强党政关系法治化建设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8）领导干部依法执政能力建设研究 ——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与简要评述 |
| 三、思路方法与结构安排 |
| 四、重点难点与创新不足 |
| 第一章 国家治理现代化与领导干部依法执政能力:理论内涵与现实意义 |
| 第一节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意蕴 |
|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科学内涵 |
| 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提出背景 |
| 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大意义 |
| 第二节 领导干部依法执政能力的理论阐释 |
| 一、领导干部依法执政能力的基本内涵 |
| 二、领导干部依法执政能力的构成要素 |
| 三、领导干部依法执政能力的影响因素 |
| 四、领导干部依法执政能力的现实意义 |
| 第三节 国家治理现代化与领导干部依法执政能力的内在关联 |
| 一、二者在价值诉求上高度契合 |
| 二、领导干部依法执政能力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保证 |
| 三、国家治理现代化是领导干部依法执政能力的根本体现 |
| 第二章 领导干部依法执政能力建设：历史发展与经验总结 |
| 第一节 领导干部依法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发展 |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初步建立 |
| 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探索创新 |
| 三、改革开放以来：完善发展 |
| 第二节 领导干部依法执政能力建设的经验总结 |
| 一、加强法律制度建设，确保有法可依 |
| 二、正确处理党政关系，调整执政方式 |
| 三、严厉惩治贪污腐败，建设廉洁政权 |
| 四、加强体制内外监督，实现模范守法 |
| 第三节 领导干部依法执政能力建设的深刻教训 |
| 一、转变执政方式，摈弃革命党思维而确立执政党意识 |
| 二、更新执政理念，改变替民执政的思维转向执政为民 |
| 三、调整执政体制，有效处理党与国家政权机关的关系 |
| 四、提升执政水平，实现党主要依靠法治领导治国理政 |
| 第三章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阈下领导干部依法执政能力：基本诉求与现实境遇 |
| 第一节 国家治理现代化对领导干部依法执政能力的基本诉求 |
| 一、治理主体多元化要求治理模式由一元主导向多元参与转变 |
| 二、治理客体立体化要求法治预期由不确定性向可预测性转变 |
| 三、治理目标人本化要求逻辑思维由一元思维向立体思维转变 |
| 四、治理方式文明化要求发展路径由效率低下向提质增效转变 |
| 第二节 领导干部依法执政能力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野下的现实境遇 |
| 一、观念层面，法律至上理念缺失，依宪执政意识不足 |
| 二、行为层面，尊法守法用法较差，依法办事能力不足 |
| 三、体制层面，政府职能转变乏力，依法治理能力不足 |
| 四、制衡层面，监督体系仍不完善，依法应责能力不足 |
| 第三节 领导干部依法执政能力不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原因探析 |
| 一、法律信仰阙如，全社会法治意识未真正树立 |
| 二、制度执行不力，法治体系运转效率总体偏低 |
| 三、责任界定不清，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现象严重 |
| 四、公权侵害私益，失位错位越位而监督不到位 |
| 五、信息沟通不畅，政治传播能力亟待改善提升 |
| 第四章 国外执政党领导干部依法执政能力建设：失败启示与成功镜鉴 |
| 第一节 苏东国家共产党领导干部依法执政能力建设经验教训 |
| 一、苏共领导干部依法执政能力建设的败亡教训 |
| 二、东欧国家共产党依法执政能力建设失败启示 |
| 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依法执政经验探索 |
| 第二节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依法执政能力建设的成功经验 |
| 一、践行依法治国的执政方略，构建法治政党与廉洁政府 |
| 二、坚持依法治党的执政思维，努力建设法治化执政队伍 |
| 三、秉承廉洁治党的执政理念，坚持开展以法治方式反腐 |
| 四、建立高效活力的执政机制，打造崇廉知耻的法律文化 |
| 第三节 国外政党经验对我国领导干部依法执政能力建设启示 |
| 一、遵循政党发展规律，建立法治政党 |
| 二、遵从权力运行规律，建造法治政府 |
| 三、遵照干部成长规律，建设法治队伍 |
| 四、遵守法治建设规律，建成法治社会 |
| 第五章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野下领导干部依法执政能力建设：发展方略与实践对策 |
| 第一节 加强法治理念教育，培养领导干部法治思维能力 |
| 一、加大法治观念培育力度 |
| 二、树立法治思维用人导向 |
| 三、加强法治教育培树典型 |
| 第二节 健全权力运行体系，增强领导干部依法行政能力 |
| 一、严守程序提高决策质量 |
| 二、完善机制保障执行效果 |
| 三、加强监督织密制度牢笼 |
| 第三节 培育良好法治环境，强化领导干部法治应责能力 |
| 一、重视新兴媒体提升法治反馈力 |
| 二、法治德治结合增加法治灵活力 |
| 三、优化政治生态强化法治解决力 |
| 第四节 加大法治实绩考核，纳入领导干部评价指标体系 |
| 一、领导干部依法执政能力评价的基本内容 |
| 二、领导干部依法执政能力评价的原则体系 |
| 三、领导干部依法执政能力评价的现实运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附件 |
（9）中国共产党执政模式的特征与优化（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
| 二、学界研究现状与本研究的思路 |
| 三、相关概念的辨析与界定 |
|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执政模式形成的条件 |
| 一、中国共产党执政模式形成的经济条件 |
| 二、中国共产党执政模式形成的政治条件 |
| 三、中国共产党执政模式形成的文化条件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执政模式的基本特征 |
| 一、意识层面 |
| 二、制度层面 |
| 三、功能层面 |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执政模式的优化 |
| 一、问题与挑战 |
| 二、优化原则和方法 |
| 三、执政理念的转变 |
| 四、执政方式的创新 |
| 五、执政体制的改革 |
| 结语 |
| 注释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根本途径研究 ——基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创新点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1 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
| 1.1 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理论分析 |
| 1.1.1 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研究的理论前提 |
| 1.1.2 执政方式：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研究的核心内容 |
| 1.1.3 国外政党执政模式的基本类型及其启示 |
| 1.2 中国共产党对治国理政方式和途径的探索 |
| 1.2.1 局部执政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治国理政方式和途径的探索 |
| 1.2.2 全面执政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治国理政方式和途径的探索 |
| 2 中国共产党科学执政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
| 2.1 科学执政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成功的前提条件 |
| 2.1.1 科学执政的提出及其重大意义 |
| 2.1.2 科学执政的理论内涵 |
| 2.1.3 中国共产党科学执政的实践要求 |
| 2.2 中国共产党科学执政必须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
| 2.2.1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党树立科学执政思想的制度平台 |
| 2.2.2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党建立科学执政制度的制度基础 |
| 2.2.3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党树立科学政绩观，实现科学发展的制度保障 |
| 3 中国共产党民主执政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
| 3.1 民主执政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本质要求 |
| 3.1.1 民主执政的提出及其重大意义 |
| 3.1.2 民主执政的理论内涵 |
| 3.1.3 中国共产党民主执政的实践要求 |
| 3.2 中国共产党民主执政必须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
| 3.2.1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党推进党内民主建设的最佳制度保证 |
| 3.2.2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党发展人民民主最重要的制度平台 |
| 3.2.3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党发展社会民主不可缺失的制度舞台 |
| 4 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
| 4.1 依法执政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本方式 |
| 4.1.1 依法执政的提出及其重大意义 |
| 4.1.2 依法执政的理论内涵 |
| 4.1.3 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的实践要求 |
| 4.2 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必须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
| 4.2.1 立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构建完善的法律体系，是党依法执政的前提 |
| 4.2.2 立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依法规范党与国家机关的关系，是党依法执政的关键 |
| 4.2.3 立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依法对党进行监督，是党依法执政的保障 |
| 5 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 |
| 5.1 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面临的挑战 |
| 5.1.1 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的根本保证 |
| 5.1.2 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面临着“四大考验” |
| 5.2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党长期执政的根本制度保障 |
| 5.2.1 民主是解决当前中国问题的关键 |
| 5.2.2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党发展民主的根本制度载体 |
| 5.2.3 完善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若干思考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附件 |
四、从以党代政到依法执政——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重大创新（论文参考文献）
- [1]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全面依法治国理论与实践研究[D]. 艾野. 吉林大学, 2021(01)
- [2]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研究[D]. 刘华超. 山东大学, 2021(11)
- [3]新时代加强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能力建设研究[D]. 蒋琴. 北京工业大学, 2020(06)
- [4]地方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关系研究[D]. 刘燕妮. 山东大学, 2019(02)
- [5]国家治理现代化诉求下的当代中国政党治理研究[D]. 陈心香. 华侨大学, 2019(12)
- [6]中国共产党依宪执政理论研究[D]. 杨婷喻. 江苏师范大学, 2018(10)
- [7]改革开放以来党政分开的历史考察及新型党政关系展望[D]. 曾宁. 辽宁师范大学, 2017(06)
- [8]领导干部依法执政能力建设研究 ——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角[D]. 甘守义. 中共中央党校, 2016(08)
- [9]中国共产党执政模式的特征与优化[D]. 黄礼岗. 复旦大学, 2012(03)
- [10]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根本途径研究 ——基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分析[D]. 伊士国. 武汉大学, 201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