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力资本与可持续发展关系探讨(论文文献综述)
孙炜[1](2021)在《鲁南山区农户生计可持续性研究 ——以枣庄市山亭区为例》文中认为伴随着快速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全球性的资源短缺和生态恶化等问题日益严重,人地关系变得日趋复杂。作为探索资源利用、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新视角和新工具,可持续生计方法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探讨人类生计可持续性已成为当前人地系统科学的研究热点。山区农户因受地方发展条件的制约,生计策略受到限制,生计可持续状况堪忧。为了更好的揭示山区农户生计可持续性的影响机制,本研究以沿海发达省份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区为研究区域,在实地调研和访谈的基础上,构建农户生计可持续评价体系,采用熵值法、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与逐步回归分析方法,评价农户生计可持续水平,分析影响因素,剖析影响机制,揭示存在问题,进而提出可持续发展的建议,研究旨在系统认识发达省份山区农户生计的发展规律,为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服务乡村振兴提供理论借鉴。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农户生计可持续性的测算与评价。山亭区农户生计可持续水平较低,主要集中在“低可持续”与“具有一定的可持续”,且农户间的生计可持续水平存在一定差异,非农兼务农农户生计可持续水平最高,务农兼非农农户次之,非农农户第三,纯农户最低。区域层面,核心商贸区水平最高,生态旅游区次之,生态农业区第三,生态工业区最低。区域内不同地形区农户差异较小,继而与中部、西部省份山区进行对比,发现鲁南山区农户生计水平相对较高。(2)农户生计可持续性分析。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将农户生计可持续性评价划分为生计资本、生计稳定性、生计成果三部分进行分析。生计资本指数整体偏低,生计资本比例失衡较为严重;农户整体的平均生计多样性指数偏低,多数农户的生计活动主要为1~2种;不同类型农户、不同区域农户、不同地形区农户的生计状况差异较为明显;从生计成果来看,山亭区农户的家庭收入偏低,家庭收入分布不均衡且农户间差距较大。(3)农户生计可持续性影响因素分析。劳动力数量、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家庭成员健康状况、家庭耐用品数量、家庭收入、家庭耕地面积、家庭林地面积及亲友任职影响了农户生计选择;农户生计稳定性产生影响的因素为耕地面积、当前生计满意度、社区组织参与度、家庭成员健康状况、林地面积、家庭收入,并存在正向影响;劳动力数量、亲友任职、家庭耐用品数量、贷款是否便利、村民的信任度、耕地面积对农户生计产生影响,仅耕地面积对农户生计成果产生一定的负向关系。(4)农户生计可持续性的优化建议。不同类型、不同区域农户生计可持续差异明显,本文结合区域发展现状、农户自身特点、外部环境的变化,在研究结果的基础上,厘清农户生计存在的问题,针对农户、区域两个层级因户制宜、因地制宜的提出了针对性的生计可持续优化意见,为实现生计的改善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
潘苏楠[2](2021)在《中国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机理研究》文中指出人力资本是凝聚在劳动者身上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能以及身体素质的总和,是一种高质量型创新要素。伴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中国的人力资本结构也发生了显着变化,其中,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呈现出低教育程度人力资本比重不断下降,与此同时,高教育程度人力资本比重持续上升的整体态势。而由低教育程度人力资本逐步向高教育程度人力资本进行动态演进,是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的一个典型表现。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是指通过调整和优化人力资本结构,实现初级人力资本向中级人力资本过渡,并逐步向高级人力资本进行动态演化,在演化进程中,要保障各类人力资本的互补匹配与协调发展,以此来满足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对于不同类型人力资本的需求,从而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当前,面对劳动力人口数量连续下降的人口红利瓶颈以及经济增长新常态的双重挑战,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问题已备受关注。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具有知识外溢效应,是构建和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最为关键的要素,通过创新驱动加快产业结构向高技术化、高知识化和高附加值产业进行转移,是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着力点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稳固基石。那么,以初级人力资本向高级人力资本动态演进为特征的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是否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源泉?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是通过什么机理、哪些路径作用于经济发展?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与经济发展会产生什么样的协调效应?以及协调前景如何?这些都是值得我们进行深入思考的问题。基于此,本文以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机理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文献研究、规范分析、模型构建、实证检验等方法的综合运用,深入探讨分析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自主创新、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作用机理和传导路径。围绕主要研究内容,具体的行文结构安排如下:第1章,绪论。首先,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并分别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阐述本文的研究意义;在此基础上,提出本文的研究内容,并明确本文具体的结构安排;之后,介绍本文在研究过程中所应用到的研究方法,并规划出本文详尽的技术路线图;最后,概述几点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及理论贡献。第2章,相关理论与研究综述。通过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进行比较系统的搜集、梳理与归纳,深入了解人力资本、自主创新、产业结构升级以及经济发展理论的产生背景、思想内涵和发展脉络,以期能够明晰已有文献所取得的研究进展,进而识别出相关领域有待深入挖掘的研究方向,同时,也为后续研究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第3章,概念界定及指标测度。首先,通过对相关研究的追本溯源,界定本研究中所涉及的核心概念;然后,参考借鉴已有研究并结合发展实际,选取各个变量的测度指标;在此基础上,构建相应的数学模型,对变量进行具体的测算,为后文的实证研究做好最基础的铺垫。第4章,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发展的驱动机理研究。通过对相关研究进展进行梳理和归纳,部分文献已经认识到了,产业结构升级在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桥梁效应,但是,目前鲜有文献对三者之间的作用机理及传导机制进行深入探究。本章节在文献调研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研究假设及理论模型,并构建状态空间模型,对产业结构升级在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中介效应,进行验证和估算,继而进一步对实证结果进行分析探讨。第5章,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驱动机理研究。在前文验证产业结构升级是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促进经济发展重要路径的基础上,本章节以期能够进一步打开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作用黑箱”。通过文献调研与理论梳理,从而提出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通过自主创新驱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研究假设。在此基础上,构建状态空间模型,对自主创新在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中的中介效应,进行验证和估算,并对其实证结论进行总结探析。第6章,基于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的经济发展路径探究。在上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自主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之间的作用机理和传导路径的基础上,本章节采用VAR模型,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分析,研究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和冲击轨迹,并进一步地运用Bootstrap技术,对链式中介效应进行检验。以此构建出,以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为源动力,促进自主创新能力提升,驱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从而推动经济发展,同时,又以经济发展反哺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的可持续生态圈。第7章,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与经济发展协调前景研究。在全球知识经济迅猛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和我国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部署下,人力资本作为知识与技能的主要载体,是一种高质量型创新要素,通过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加快推进产业结构升级,从而实现经济发展。理论分析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机理,构建协调度测度模型,得出二者协调效应的时间序列,在此基础上,分别运用BP神经网络和ARIMA模型,对其协调发展前景进行预测,也相当于对这两种预测方法进行互证检验。第8章,结论与展望。本章节首先对全文的主要研究结果及结论,进行归纳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对策启示,最后,根据本文的研究局限,展望未来的改进方向。综上所述,本文运用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在“实践观察-提出问题-理论分析-实证检验-结论探讨”的科学研究逻辑和解决问题思路指导下,深入分析和实证检验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自主创新、产业结构升级以及经济发展之间的作用机理和传导路径,并探究了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效应,对其协调发展前景进行预测。研究具有一定的创新之处和理论贡献。一是基于整体刻画和动态演化的视角探析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拓展和深化了人力资本理论研究。在知识经济迅猛发展的时代,人力资本是知识与技能的主要载体,具有知识外溢效应,是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源动力,因此,人力资本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和热点问题,并取得了重要的研究进展。但目前,鲜有文献从整体角度去刻画和描述,以初级人力资本向高级人力资本动态演进为特征的人力资本整体数量、质量状况及其结构演进的全貌。本文尝试拓展和深化已有研究,界定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的概念及内涵,构建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指数测算模型,从整体角度去考察中国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程度。二是深入剖析并实证检验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自主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之间的作用机理及传导路径。探究解析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发展的内在影响机理和“作用黑箱”,进而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及理论模型。在此基础上,构建状态空间模型,对自主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在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中介效应,进行验证和估算。从理论分析上建立起变量之间的有机联系,在方法应用上丰富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发展影响的经验研究。三是研究分析变量之间的冲击效应和作用路径,构建基于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的经济发展可持续生态圈。将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自主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纳入到同一个系统分析框架中,采用VAR模型,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分析,研究变量之间的作用轨迹和冲击效应,并进一步地运用Bootstrap技术,对链式中介效应进行检验,同时建立起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自主创新、产业结构升级以及经济发展之间的有机联系和传导路径。在此基础上,构建出以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为源动力,激发自主创新能力提升,驱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进而推动经济发展,同时,又以经济发展反哺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的可持续生态圈。
龚一莼[3](2021)在《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及生计可持续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水库移民是因水利水电工程建设而产生的非自愿移民。随着172项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的推进,我国水库移民的人数目前已经达到2502万人次,该群体数量庞大,大部分集中分布在社会经济发展欠发达、地域发展不均衡的农村地区,水库移民家庭普遍存在生产资本薄弱、生产效率低下、生计能力匮乏等问题。受非自愿搬迁安置的影响,水库移民家庭经历局部生产生活环境改变与社会经济转型的双重作用,其生计活动被迫停滞或终止,生计资产受到损失;同时人地资源的日益紧张和搬迁安置政策滞后等客观因素,导致水库移民家庭的贫困风险增加。目前,关于水库移民生计问题的研究理论支撑较为单一,研究视角较为分散,系统性的实证研究较为缺乏。因此需要通过系统化思维对水库移民家庭在搬迁安置全过程的生计与发展问题进行分析。本研究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和系统演化相关理论,构建了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以水库移民家庭为研究单位,以搬迁安置全过程为时间尺度,按照“搬迁安置政策干预—生计系统响应—特征分析—发展预测—路径规划”的逻辑思路,并结合对QP水库移民的连续跟踪调查结果展开理论与实证研究,主要结论如下:(1)在对可持续生计理论和社会-生态系统理论的观点进行总结和提炼的基础上,本研究构建了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是在可以与其他系统和机构进行交互的背景下,以家庭为单位,以生计资本作为输入,基于家庭自身的生计能力,采用一定的生计策略开展生计活动来满足家庭基本的生计需求,并输出生计结果的微观社会-生态系统。在此基础上,利用理论推导的研究方法,分析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的边界范围、逻辑结构、运行机制和系统属性。通过整体系统的思维模式构建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为加深对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的过程(演化过程、发展态势、发展路径)分析与机制(运行机制、风险响应机制、发展动力机制)探讨注入全新视角、提供研究平台。(2)基于恢复力思想,从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属性视角诠释了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受到搬迁安置政策干预后的风险响应机制,分析并测度了系统风险响应的一般性和差异性特征。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的属性——持久性、可转化性和适应性可以表征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吸收和抵抗生计风险、转变生计模式、主动适应安置地环境与变化的内在能力,从而诠释水库移民家庭在整个搬迁安置的不同阶段的响应行为,描述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经历缓冲风险、主动变革和适应安置地环境的演化过程,因此被视为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风险响应的一般性特征;本研究构建了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属性的测度模型,用于计算研究区域内各家庭生计系统的持久性、可转化性和适应性,以及生计恢复力的得分结果;并根据结构动力学的思想,将生计系统内部要素分为“资本存量”、“内部控制”和“组成结构”三类,利用多元回归分析法,对比分析显着影响持久性、可转化性和适应性的核心要素的异同;同时,本研究通过对比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演化过程中一般性特征的差异,分类分析了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风险响应的差异性特征——保守型、稳健型、创新型和灵活型,并采用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探究家庭禀赋、发展需求和资源供给等内容对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差异性特征的影响作用。以QP水库移民样本户为案例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1)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的属性可以解释系统状态的动态变化,测度结果表明研究区内各水库移民样本户生计系统的持久性、可转化性和适应性结果存在差异但分化程度不高;2)按生计策略和安置模式对303户水库移民家庭分组后,发现持久性的组间差异较适应性和可转化性更为明显,具体表现为纯农户或乡内出村安置的家庭持久性均值较高,而纯非农户或县城安置的家庭持久性的均值较低,反映了农业生产活动活动和与原住地相似的安置环境对维持生计系统状态稳定方面的优势;3)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影响持久性、可转化性和适应性的核心因素各有侧重,说明三属性分别表征了搬迁安置不同阶段生计系统状态的变化;4)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风险响应类型的分类结果说明研究区域内水库移民家庭的生计类型以创新性居多,说明大部分家庭具备自主管理和自主调整,以应对搬迁安置风险的能力;其中纯农户和第一类兼业农户的生计系统风险响应特征以保守型和稳健型为主,而第二类兼业农户和纯非农户的生计系统风险响应特征以创新型和灵活型为主,说明非农业生产活动的开展有助于水库移民家庭自主优化生计策略和适应安置地新环境;5)无序多分类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影响生计系统四类特征的显着因素差异明显,回归分析的显着性和参数结果也可以用于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类型的分类和预测。(3)基于系统演化视角,构建了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货币价值转移的网络流,评估水库移民家庭搬迁安置后生计系统的发展状态;基于贫困陷阱理论,提出“发展潜力”概念和测度模型,预测水库移民家庭未来的发展趋势。本研究借鉴生态网络分析方法,将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抽象为流量网络来刻画系统的结构特征和发展态势。通过构建水库移民家庭生计活动的投入产出理论分析框架,分析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内部主要要素之间的价值转移,并在此基础上搭建了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货币价值转移的网络流,从而计算得到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货币网络流的可持续性结果;其次,本研究基于贫困陷阱理论,将“发展潜力”定义为水库移民家庭在面对各种压力或冲击的作用后仍能保持向可持续发展方向演化的能力,选择以二阶多项式规范来构建包含可持续性一阶马尔可夫过程,以及家庭禀赋与失业风险相关解释变量的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的可持续性函数以及发展潜力测度函数模型。并采用系统广义矩方法(GMM)进行参数估计和高阶中心距的计算,从而利用互补积累密度分布函数计算得到各水库移民家庭发展潜力的结果。利用QP水库移民样本户的调查数据进行实例分析的结果表明:1)研究区域内的303户水库移民样本户生计系统的可持续性均远小于随机网络系统的最佳可持续性值,说明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本身结构薄弱、功能简单、核心要素之间的约束能力不强,也反映出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运行效率较低,缺乏增长的动力和发展自组织能力;本研究推断大部分水库移民样本户在搬迁至新安置点后,其生计系统尚处于自适应循环过程中的开发(r)阶段,因此建议帮扶政策需从提高系统连通性和自组织能力两方面入手,推动水库移民家庭向最佳可持续发展状态演化;2)对比四类不同生计系统特征的水库移民家庭的可持续发展状态,其各类家庭生计系统的可持续性大小的排列结果为:灵活型>创新型>稳健型>保守型。说明高适应性和高可转化性对于水库移民家庭在搬迁后促使生计系统朝可持续方向演化的重要作用;3)对可持续性进行GMM估计的结果表明了上一期可持续性、固定资产价值、流动资产价值、非农就业率、社会网络对本期可持续性具有显着的正向效应,且上述解释变量对可持续性的边际效应依次递减;失业风险、抚养比对当期的可持续性具有显着的负向效应,且边际效应也依次递减;4)对可持续性方差进行的最小二乘法估计结果表明,水库移民家庭所面临的失业风险将降低各家庭发展的可持续性;根据对发展潜力进行最小二乘法的估计结果,不仅推断出可持续性具备动态的非线性发展路径的特征,也得到失业风险会显着影响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的发展潜力的结论;从家庭禀赋中的人口特征和家庭资产情况看,抚养比高的家庭发展潜力较小,而非农就业率高、户主高学历、流动资产价值高,或社会网络关键节点较多的家庭一般具有更高的发展潜力;5)计算得到303户水库移民家庭中具备发展潜力的有254户,不具备发展潜力的有49户,其中具备发展潜力的家庭中,以创新型与灵活型的水库移民家庭居多,同时不具备发展潜力的家庭中,以保守型和稳健型的水库移民家庭居多,说明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的高适应性和高可转化性能够提高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网络流的增长规模和发展质量,对于水库移民家庭抵抗未来未知的生计风险并促使生计系统向可持续发展方向演化至关重要。(4)基于驱动力相关理论,本研究探讨了水库移民家庭于新安置地在国家发展战略和地方搬迁政策的支撑和驱动作用下,生计系统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机制和动态发展路径。本研究在分析多层级驱动力体系对水库移民家庭生计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机制和作用路径的基础上,构建了水库移民家庭生计可持续发展的系统动力学模型,揭示了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机制;通过设置七种政策情景,对比各类政策实施效果的仿真结果,发现多措并举的帮扶政策能够覆盖更多水库移民的发展诉求,满足水库移民的长远发展利益。尤其是在增加特色产业投入、提高生产补贴、提升村集体教育和培训服务的频次和质量等方面应加大扶持力度,通过提高水库移民家庭主动创新的生计能力,完善村集体适应性管理水平,助力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本研究提出了从生计能力视角出发的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主动变革发展路径,和从适应性管理视角出发的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与村域人地系统协同发展的路径,为后期扶持规划的制定提供参考。综上所述,本研究探寻了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演化过程和发展路径的一般规律,分析了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风险响应特征和发展状态的差异,揭示了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运行机制、对外部风险的响应机制和受驱动力作用的发展动力机制等内容。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1)运用可持续生计理论与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构建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及分析框架,丰富了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过程分析与机制探讨的理论体系和技术方法;(2)基于系统演化视角,首次建立了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货币网络流,开发了定量测度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发展潜力的计量经济学方法,实现了对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发展状态的评估和预测,弥补了目前对水库移民家庭动态发展方面的研究空白;(3)基于驱动力理论构建了水库移民家庭生计可持续发展的系统动力学模型,解析了水库移民家庭生计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机制,并提出了跨尺度管理的可持续发展路径,为相关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合理依据。
何瑾[4](2021)在《易地扶贫搬迁移民可持续生计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易地扶贫搬迁是针对生活在缺乏生存条件地区的贫困群体实施的专项扶贫工程,在缓解空间贫困问题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2020年12月,我国全面完成“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任务,960多万易地扶贫搬迁移民实现了脱贫。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帮扶工作,保障生计安全成为后续发展阶段的关键。通过实地调研,分析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生计状况,探讨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生计发展问题,对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现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在可持续生计理论视角下,通过对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生计发展实际的调研,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归纳总结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生计策略的形成过程、生计安排的转变过程和整个生计发展过程的特点,构建易地扶贫搬迁移民可持续生计研究框架。具体而言,以可持续生计视角下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生计发展作为研究主题,从生计起点、生计策略、生计安排、生计结果等关键要素层面来分析搬迁移民生计发展的过程,总结其生计转型阶段的生计特点,探讨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生计可持续发展路径。研究表明,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生计起点表现为其生计资本分布和可利用的生计政策资源。搬迁后,移民生活空间从农村社区转为城市社区,其生计资本分布呈自然资本降低、物质资本提升、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匮乏、金融资本相对提升的基本特征。基于此,搬迁移民利用内生能力与外部政策,建立人力资本建设、社会资本建设和金融资本建设为主的生计策略。基于生计策略,搬迁移民调整生计安排以适应当前生计环境。非农就业方面,以外出务工、社区就近就业以及兜底保障为主。农业就业方面,以经济作物种植和散户传统种植为主。最终,搬迁移民的生计结果表现为生计改善和生计风险并存,其生计风险主要体现在产业就业发展空间受限、弱势群体生计融入难和脱贫主体内生能力不足。研究表明:搬迁移民生计起点表现为生计资本分布和可利用的政策资源,其中以资本为核心的政策资源供给奠定了后续生计发展的基础;搬迁移民生计策略重在提升人力资本建设、社会资本建设和金融资本建设;搬迁移民差异化生计安排体现在对不同生计方式的选择和组合方式上,同时其生计安排一定程度上呈二元分化趋势;搬迁移民生计结果表现为生计改善与生计风险并存,后续发展阶段重在降低生计风险。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从宏观、中观以及微观层面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首先,从宏观政策设计层面来说,要加强资产建设理论指引并实施差异化生计策略政策支持。具体而言,要加强生计资本的多样化供给、优化生计资本结构,并持续加强区域性“1+2+N”产业就业体系建设。其次,从中观层面来说,要加强社区组织化建设和社区社会关系网络关联。通过社区党组织、社会组织和集体经济组织的建设为移民提供更多的社会资本支持,促进搬迁移民的生计融入与发展。最后,从微观层面来说,要培育激发搬迁移民的内生动力,全面提升其生计能力。本研究认为,在可持续生计理论指导下,将生计资产建设理念贯穿于政策制定与生计实践中,对实现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生计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推进作用。经历了脱贫攻坚期的发展,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已经初步建立了搬迁移民生计发展体系,如何推广地域性搬迁移民生计发展模式,进一步促进搬迁移民生计安全和生计可持续发展仍是需要重点思考的问题。在后续研究中,需要重视在可持续生计理论视域下更进一步挖掘搬迁移民家庭生计需求的差异性和生计资产建设维度的多元化,为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发展阶段保障搬迁移民稳定脱贫和生计安全,以及乡村振兴战略阶段推进产业发展和乡村建设提供支持。
刘淼[5](2021)在《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模式处于从出口和投资驱动型转向创新和内需驱动的关键时期,而城镇化的提质转型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城市现代化建设和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抓手。但须警惕的是:第一,人口老龄化和出生率下降的现实国情导致“人口红利”的机会窗口趋于关闭,城乡人口流动逐渐放缓。城镇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城镇化建设如何持续促进要素集聚,扩大城市内需,实现地区经济增长值得深思。第二,快速发展的土地城镇化造成城市能源资源消耗剧增、环境承载压力加大,城市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挑战。第三,传统的城镇化建设思路扭曲市场机制的要素配置效率,不利于城市经济效率提升。此外,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日益复杂,而国内经济转型发展势在必行,城市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约束趋紧。城镇化建设与转型在加速要素集聚、提升地区经济辐射能力、缓解资源环境压力等方面能否以及如何发挥支撑作用,以实现城市生态效率持续改善,亟待深入考察和研究。同时,长江经济带建设作为我国重大发展战略之一,在“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发展原则下厘清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和城市生态效率的发展现状、变化趋势及时空关联,科学把握城镇化发展与城市生态效率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影响机制,对于探索绿色、集约、高质量的中国特色城镇化发展道路,推动经济稳定、高效、可持续增长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论文首先在系统梳理城镇化建设和生态效率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深刻阐释了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内在影响机理,建立了较为科学、全面、体现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城市生态效率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立足长江经济带11省区市的10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基于包含非期望产出的SBM-DEA模型测度城市生态效率;在时空尺度下对2007年至2018年间城市生态效率进行综合分析与判断,并利用空间可视化技术和探索性空间分析方法描述探讨城市生态效率水平地域差异和空间相关性,以揭示长江经济带生态效率的时空演变规律。同时,基于我国特殊制度背景,厘清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发展的历史沿革,并利用核密度估计和空间可视化技术考察不同度量标准的城镇化建设的动态演进和时空分布特征。其次,采用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IV-2SLS)和工具变量三阶段最小二乘法(IV-3SLS)实证检验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关系、影响机制,并通过构建经济-地理空间权重矩阵和空间联立方程模型,采用广义空间三阶段最小二乘法(GS3SLS)实证分析了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和空间交互作用。最后,基于定性分析和命题检验,提出城镇化建设提升城市生态效率的优化政策。基于理论阐释和实证研究,本文的核心观点为:长江经济带以城镇化建设为抓手提升城市生态效率的过程中存在“路径依赖”:无论是直接影响还是间接影响,现阶段仍以传统的城乡流动型人口城镇化和空间扩张型土地城镇化为主。但是传统城镇化模式具有不可持续性,而社会城镇化和新型城镇化对城市生态效率的正向影响作用有待进一步提升。同时,周边城市生态效率和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均能显着改善本地的生态效率水平。具体研究结论如下:(1)2007—2018年我国长江经济带各区域城镇化建设不均衡,整体层面不存在趋同态势,但表现出“双峰”或“多峰”的俱乐部趋同特征。具体地,长江经济带各城市的土地城镇化水平在逐步提高的同时,其分布始终保持俱乐部趋同现象;长江经济带的人口城镇化水平已呈现出高水平的集中特征,城市之间城镇化发展水平的绝对差距在不断缩小;长江经济带的社会城镇化水平提升缓慢,城市之间的绝对差距在逐渐扩大,低水平的集中度在逐渐下降,高水平的集聚现象在逐步形成;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存在极化现象,但仍主要表现为低水平集聚状态。基于Arc GIS的空间可视化技术,发现长江经济带各区域城镇化建设水平的空间分布格局主要呈现为典型的“中心—外围”特征,具体表现为以省会城市或下游地区沿海发达城市为核心,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及成渝城市群为集聚面,形成点面结合的“中心城市—城市群—经济带”城镇化发展模式。(2)2007—2018年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效率水平呈波动性上升趋势,整体表现为下、中、上游地区梯度递减的空间格局。2007—2018年期间,我国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地区地级市及以上城市的生态效率平均值存在显着差异,不存在条件收敛。整体上只有长江经济带中游地区的城市生态效率得到显着提升,下游地区得到微弱改善,上游地区有所恶化。2007—2018年期间长江经济带生态效率中等及以上水平的城市分布逐渐呈现为较明显的俱乐部趋同态势,具体以长江下游地区沿海城市、武汉城市圈、长沙城市圈及成都都市圈为典型;但长江上游地区的云南、贵州两省区,以及长江中游地区的江西省等的城市生态效率普遍明显降低。(3)未考虑城镇化的内生性问题时,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关系呈非线性的“U”型,现阶段影响为正。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及新型城镇化均与城市生态效率呈“U”型的非线性影响关系,而社会城镇化与城市生态效率不存在非线性影响关系。经计算发现,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及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分别达到3.61%、47.57%及9.03%之后开始对城市生态效率提升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而现阶段多数城市的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及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基本达到甚至越过“U”型的拐点,因此现阶段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具有积极的正向影响关系。考虑到城镇化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创新性地选用城市商品房销售价格作为城镇化建设的工具变量,发现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社会城镇化及新型城镇化均对城市生态效率具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具体而言,人口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效应最大,土地城镇化次之,社会城镇化再次之,新型城镇化最小。(4)城镇化建设通过产业结构优化、人力资本积累及产业集聚的传导机制显着促进城市生态效率水平的提高,但在地方政府制度竞争调节作用下城镇化不利于城市生态效率的改善。人口城镇化通过以上三种传导机制提升城市生态效率的效果最为明显,土地城镇化次之,社会城镇化和新型城镇化效果最差。同时,地方政府之间存在普遍竞争,在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社会城镇化及新型城镇化视角下,分别约有83.33%、40.28%、63.19%及81.02%的观测值处于制度竞争大于其临界值阶段,即对于大多数城市而言,在城镇化建设中地方政府制度竞争的调节作用下,城镇化建设不利于城市生态效率的改善。(5)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具有显着的空间效应。就长江经济带全域的而言,周边城市的生态效率水平提升能显着促进本地生态效率的改善,并且周边城市的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社会城镇化及新型城镇化发展均能显着提升本地生态效率水平。就长江经济带各区域差异性而言,下游和上游城市的城镇化建设与生态效率之间空间溢出及空间交互作用的影响方向和显着性与长江经济带整体估计结果一致,但上游城市的空间影响强度更大;而中游城市的城镇化建设与生态效率之间的空间影响相对更小,且多数空间效应未得到显着发挥。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揭示了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在提升城市生态效率、推动长江经济带实现高质量绿色发展的实践中仍存在以下问题:一是长江经济带各区域的城镇化发展不均衡,且当前仍以传统的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为主,社会城镇化和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低下、进程缓慢;二是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效率呈现低水平的空间集聚特征,尤其是上游地区的城市生态效率呈现明显下降趋势;三是,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建设通过产业集聚的规模效应、高素质人力资本的积累效应及与产业结构优化联动发展等渠道改善城市生态效率的功效仍存在较大提升空间;四是,以制度竞争为代表的地方政府间横向盲目同质化竞争不利于城镇化提质增效,从而阻碍城市生态效率水平改善;五是,城市群(尤其是中西部城市群)的资源集聚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和空间交互作用仍有较大释放空间。针对以上问题本文分别从以下五个方面提出相应的政策优化建议:稳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发展,促进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提质转型;推动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转型,实现长江经济带生态效率的高水平空间集聚;以城镇化转型发展为抓手,加快产业集聚与结构升级、人力资本形成与积累,从而提升经济带城市生态效率;引导地方政府间避免恶性博弈,形成优势互补的良性协作关系和有序竞争的市场环境;充分发挥城市群资源集聚能力和辐射作用,促进长江经济带生态效率协同改善等。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为:第一,本文从产业结构优化、产业集聚及人力资本积累等角度解释城镇化对生态效率的影响路径,并创新性地基于文本分析设计地方政府城镇化建设的“制度竞争”指标,进而讨论地方竞争的调节作用,以避免陷入仅仅简单验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存在性的研究窠臼。第二,基于空间视角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溢出效应和交互作用,从而为长江经济带各区域间生态效率的协同均衡发展提供了经验基础。第三,本文创新性地采用城市商品房销售价格作为城镇化的工具变量以缓解其内生性问题,提高了检验结果的准确性,增强了研究结论的真实性。第四,依托详实的长江经济带城市层面数据资料,突显出我国在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中“中心城市—城市群—经济带”的发展特征,更符合我国区域发展战略要求,更契合我国权力下放实施差异化城镇化建设策略,研究结论也更科学合理。
王雅静[6](2021)在《企业家才能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解决“谁来种地”、“怎么种好地”问题的“主力军”,企业家才能是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重要因素。已有研究充分肯定了企业家才能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积极作用,认为具有较高企业家才能的企业家,通过识别市场机会,提高生产要素配置效率,创新农业组织形式,促进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良性发展。但是,现有研究大多忽视了企业家才能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动态变化关系。一个可观察到的经验事实是:尽管每个企业家都具有一定程度的企业家才能,但是,随着企业家通过理论学习和“干中学”,其企业家才能的属性特征发生了变化。企业家才能的属性特征不同,其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影响就会不同,企业家才能绩效必然有差异性。当前,我国农业正处于转型升级的重要时期,要加速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就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揭示企业家才能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作用机理。本研究通过历史回溯法、问卷调查法、深度访谈法、个案研究法和实证分析法,分析企业家才能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作用机理,揭示企业家才能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内在关系。本研究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研究:第一,进行文献回顾,并作简要概括和评论;第二,构建“企业家才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分析企业家才能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作用机理和内在关系;第三,运用构建的理论分析框架,回顾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演进脉络及其发展概况,探寻企业家才能在其发展历程中的作用,同时利用江苏扬州数据检验和典型案例研究,揭示企业家才能是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第四,对全文进行总结,并提出政策建议。本研究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企业家才能是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获得良好经营绩效的关键因素。其作用机理是:其一,捕捉市场机会的才能,是企业家发现市场机会,对此进行识别和预测,愿意承担相应的风险,快速反应和行动,及时做出市场决策,为企业带来可能的盈利机会的能力。其二,组织生产要素的才能,是企业家优化配置生产要素,以较小的要素投入实现高效的产出,实现市场平均利润的能力。其三,创新发展的才能,是企业家适应内外部环境变化,在技术、产品、管理、市场、组织等方面进行有目的性的变革,使企业获取高于市场平均利润的超额利润,获得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捕捉市场机会、组织生产要素、创新发展三个维度的企业家才能互为影响,贯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全过程。第二,企业家才能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存在动态变化关系。具体表现在:其一,企业家才能具有累积性。农业企业家在学习教育和“干中学”中获取知识和经验,累积了企业家才能。企业家才能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取得良好的绩效,良好的绩效又对企业家才能形成正向激励作用,促进农业企业家再一次累积企业家才能。其二,企业家才能具有异质性。差异化的企业家才能形成不同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营绩效,企业家才能越高,取得的经营绩效越好。在每一个农业企业家的企业家才能内部,企业家才能的维度结构具有异质性。三个维度的企业家才能应均衡发展,形成企业家才能的整体合力。其三,企业家才能具有匹配性。企业家才能应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协同发展,动态匹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新的发展要求。从本研究中,得出的政策建议是:第一,在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政策、项目、税收、金融等支持的同时,要加大培育力度,更加注重培育农业企业家捕捉市场机会、组织生产要素、创新发展的企业家才能。特别是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同发展阶段,在农业企业家成长过程中,关注企业家才能的累积性、异质性和匹配性的动态变化,持续不断地进行动态跟踪培养。要改变低层次、重复化的培育方式,加强培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使农业企业家具备程度更高、维度结构更完整、与企业发展要求更匹配的企业家才能。第二,打破偏重工商企业家、城市专业技术人才下乡兴办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思想,鼓励青年农民、农民工、村干部、农村大学生等有乡土根基、有农业创业意愿、有一定企业家素质和才能的群体成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创业者,让乡土农民这个最大的潜在创业群体创成业、创好业,成为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主体力量。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现有文献对企业家才能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作了较为充分的研究,充分肯定了企业家才能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具有的重要促进作用。但是,现有研究大多忽视了企业家才能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动态变化关系。本研究构建“企业家才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理论分析框架,研究捕捉市场机会、组织生产要素、创新发展三个维度的企业家才能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影响,创新性地提出企业家才能的累积性、异质性和匹配性三个维度的属性特征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动态变化关系。第二,现有文献关于企业家才能理论和企业家才能指标体系已经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但是,现有研究较少有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企业家才能的测度指标。本研究建立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企业家才能的素质、能力和绩效指标体系,研究谁将成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企业家。本研究既拓展了企业家才能理论的研究领域,又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瞿连贵[7](2021)在《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实现路径研究》文中指出发展教育以摆脱贫困是各国反贫困的普遍做法。然而,在普及基础教育的基础上,发展何种教育更适合于贫困者的需要也更有利于他们摆脱贫困则与经济发展、文化观念等因素密切相关。职业教育直面贫困群体发展能力不足这一根本原因,专注于开发贫困群体的职业能力、促进贫困群体就业、依托就业摆脱贫困。由于这一特性,职业教育已成为贫困群体摆脱贫困状态的教育保障、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渠道、低收入群体增收致富的长远之计。为此,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实现路径作为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旨在从学理上阐明职业教育为何能反贫困?职业教育反贫困又是如何实现的?可以从国内外的历史实践中汲取什么经验?职业教育如何在乡村振兴和相对贫困治理中更好地发挥功能又如何发挥?可以提供何种行动方案?为探究以上问题,研究围绕以下思路和方法展开。第一,借助文献和理论分析,确定研究思路和分析框架;第二,通过政策文本分析,揭示职业教育反贫困政策的历史演进脉络及蕴藏的对职业教育反贫困作用机理的理解和认识的演进;第三,运用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展示职业教育反贫困的现实图景及其实现路径;第四,采用比较分析法,梳理国际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典型做法及其背后对作用机理和实现路径的理解和认识;第五,运用归纳法,提出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实现路径。具体的研究内容和步骤如下:首先,以历史制度主义为分析视角,梳理建国以来职业教育反贫困政策的演进阶段、演进动因及政策治理的基本逻辑。接下来,以学历职业教育和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为研究对象,着力分析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主要成效、运行特征和现实困境,呈现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然境况。在此基础上,分析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的组织使命与反贫困理念、职业教育反贫困主要实践、作用机理及实现路径。最后,综合历史、现实和比较分析,归纳总结出职业教育反贫困作用机理的影响因素及实现路径的优化建议。通过以上研究,得出以下七个结论:第一,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职业教育反贫困政策经历了六个阶段:面向工农兵普及劳动生产知识、改变普遍贫穷落后的面貌(1949-1977);面向贫困地区培养实用人才、激发农村经济活力和促进农民增收(1978-1993);面向成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促进农民增收和转移就业(1994-2000);面向贫困地区群众提升素质、加快解决温饱步伐(2001-2010);面向贫困人口提供多层次支持、助力脱贫攻坚(2011-2020);面向城乡低收入劳动者开展终身职业培训、壮大中等收入群体(2021-)。背后的演进动因为:政治上把职业教育视为增强贫困群体获得感幸福感的重要举措;经济上把职业教育视为将贫困人口转化为经济发展所需劳动力的重要手段;政策上把职业教育视为贫困者实现自力更生和自主发展的教育保障;文化上把职业教育视为面向贫困者有效整合扶智与扶志的优先选项。透过政策演变可以看出,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基本政策逻辑为:与国家反贫困战略目标内在统一,融入国家持续高速的经济发展之中,始终注重贫困者面向就业的能力开发,以及适时优化反贫困的实施方式。第二,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面向多维贫困和脱贫难度较大的贫困家庭学生,提供适合的学习机会和优质的资源支撑,实施长周期和系统化培养,最终实现综合赋能的目标。表现出以职业院校为主体、以国家贫困标准为识别依据、以能力开发与就业服务衔接为途径、以就业创业促脱贫促发展为目标、以学校和企业共同赋予贫困家庭学生发展权能为保障的运行特征。与此同时,职业院校在激活贫困家庭学生内源动力的意识、能力和方法,在开发贫困家庭学生人力资本的质量和针对性、在促进贫困家庭学生向工作过渡的制度建设,在支持贫困家庭学生生涯发展等方面,尚有较大空间。第三,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精准聚焦于农村成人贫困劳动力,开展实用技术或职业技能培训,从多维度激活成人贫困劳动力的内源发展动力,成人贫困劳动力对职业技能培训的满意度较高,增进了成人贫困劳动力的幸福感和获得感。这些成效与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呈现出的以下运行特征密切相关,即政府统筹配置培训资源与引入市场竞争相结合以优化培训供给、技能培训与劳动生产有效衔接以扩充成人贫困劳动力发展权能、共同目标引领下政府与市场组织和贫困劳动力多向互动。面对国家治理的新形势和低收入群体增收的新诉求,职业技能培训面临供给主体适应市场化改革的能力不足、学员来源多样和需求多元与培训成本约束之间的内在张力、面对培训机构间合作难以实现、外在激励与内源动力不足的双重制约等现实挑战。第四,国际劳工组织面向非正规经济开展促进就业的综合项目,借助培训促进特殊群体人力资本开发,促进体面就业和创业以改变不利处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促进青年就业和创业作为可持续发展和减贫的核心任务,将促进教育公平和性别平等作为可持续发展和减贫的重要领域,将培养绿色技能促进绿色经济作为可持续发展和减贫的发展方向,创新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以提升服务特殊群体的能力;世界银行从促进可持续发展出发、发展面向未来的全民教育,从可持续发展和减贫出发、实施人力资本项目。以上实践的启示在于,以贫困人口能力建设和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依据不同群体需求提供个性化教育培训支持,以促进处境不利群体就业和体面工作为根本目标,多元主体共同治理以创设能力建设与能力发展衔接的政策环境。第五,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可以概括为,专注于贫困家庭学生面向职业的能力开发、学校培养和企业培训紧密结合、促进就业创业以阻断贫困传递。主要影响因素包括,职业教育能否赋予贫困者内源发展动力、贫困者能否有效参与职业教育、参与主体之间能否有效配合、反贫困政策内部是否协调一致、能力开发能否与市场需求匹配等。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的作用机理表现为:以面向成人贫困劳动力、开发劳动生产能力为起点,以提供实用技术或职业技能培训并促进转化为途径,以促进成人贫困劳动力与劳动产生和就业岗位匹配为目标。主要影响因素包括,技能供给的质量是否有保障,技能需求的个性化与培训供给的同质化的矛盾能否消解,培训资源能否支撑受训者多样化的诉求,技能培训变革能否顺应低收入群体的新需求。第六,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现路径可以概括为,以贫困对象的识别为起点,包括能力开发和精准赋能、促进就业和摆脱贫困、能力发展和增收致富,最终摆脱贫困和实现发展。现实中表现为三个向度:一是个体层面的教育培训、岗位就业、稳定收入和脱贫致富互相关联;二是区域层面的本土人才培养、区域发展的人才支撑、区域经济发展、区域脱贫与个体脱贫同步推进;三是社会层面的岗位创造、能力开发、促进就业、群体增收、社会稳定前后贯通。第七,面向新时代乡村振兴和低收入群体增收的现实需要,职业教育需要从以促进贫困人口摆脱贫困为主体转向以服务低收入群体增收为重点,注重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和终身职业培训的整合以提供终身发展的支持,从促进贫困群体就业转向服务低收入群体生涯发展,以为优化社会结构和社会融合贡献职业教育的力量。
关帅[8](2021)在《中国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高速增长,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生产率大幅提高,城镇化稳步推进,人民生活水平极大改善,这一系列的成果皆来源于改革开放的经济红利,是中国经济新高地的见证。但伴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也同步带来了日趋严重的环境污染,严峻的资源环境形势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升级和社会发展的瓶颈。依托于“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传统粗放式经济发展道路难以为继。努力实现习近平同志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转换增长动力,破解能源资源约束,缓解生态环境压力,发挥环境规制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中的作用,成为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同步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从多角度,系统地研究了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为政府制定相应的环保与经济政策提供参考。1.本文在论述了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对我国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发展历程和现状进行了描述分析。中国环境规制演变历程分为三个阶段,环境规制起步阶段(1972—1991)、环境规制快速发展阶段(1992—2001)和环境规制成熟阶段(2002年至今)。总体来说,环境规制强度呈现不断上升趋势,中国的大气污染、水污染和固体废弃物污染取得较好的治理效果。中国产业发展经历了改革开放前的工业化阶段(1949—1976)、产业结构调整阶段(1978—1991)、市场加速改革阶段(1992—2003)、科学发展阶段(2004—2008)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阶段(2009年至今)。我国三大产业结构逐渐由第一产业占主导地位向二、三产业占主导地位转移。用于衡量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特征的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显示,中国产业结构日趋合理,整体素质和效率不断向更高层次演进。2.基于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考察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联性影响。随后,构建动态面板模型考察环境规制对中国东、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影响。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冲击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产生的影响均十分显着。通过方差分解进一步分析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冲击作用的构成,发现环境规制波动可以解释产业结构合理化37.75%的变化,环境规制波动可以解释产业结构高度化23.5%的变化。说明利用环境规制变化解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说服力较强,环境规制能够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产生重要影响。动态面板模型估计结果表明,环境规制政策能够推动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但并未促进产业结构向均衡化发展;对于中部地区来说,环境规制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但对产业结构高度化产生不利影响。3.鉴于环境规制对中国东、中、西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作用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受限于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环境规制对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影响并非简单地表现为线性的正向或者负向的作用,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于是运用面板平滑迁移回归模型,以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作为转换变量,对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之间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未能促进产业结构的均衡化发展,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均衡化的抑制作用逐渐减弱。环境规制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随着人力资本水平的变化也表现出显着的门限特征;在人力资本水平低于门限值时,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合理化表现为促进作用;当人力资本水平高于门限值时,环境规制的产业结构调整抑制效应逐渐凸显。环境规制有效驱动产业结构升级,且当经济发展水平高于门限值时,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促进作用变得更为明显。同样,当以人力资本水平为转换变量时,随着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4.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政府拥有一定经济与财政自主权,在环境规制执行上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进而提升了环境规制执行弹性,为环境规制不完全执行打开机会之窗。因此,通过建立两区制空间Durbin模型,从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支出、监督和收益执行三个环节出发,研究地区间环境规制执行的策略互动形式;在此基础上,考察了地方环境规制执行的策略互动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影响的本地效应和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地区间环境规制执行存在相互模仿行为,意味着邻近地区降低环境规制强度,本地区将相应地放松环境管制,彰显出环境规制的非完全执行特征。环境规制未能有效抑制本地产业结构偏离均衡状态,且地区间环境规制执行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即环境规制亦未减弱邻地产业结构非均衡性;环境规制有效推动本地产业高度化进程,且地区间环境规制互动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显着驱动产业高度化发展,进一步证实“波特假说”的创新补偿效应激发技术进步有利于产业结构高度化。此外,地区间环境规制工具执行存在空间异质性,环境规制支出执行对产业转型升级影响效果最为明显,而环境规制监督和收益则略逊一筹。环境规制执行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具有复杂性,总体而言,并未显着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这给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严峻挑战。5.国务院在1998年批准了《酸雨控制区和二氧化硫污染控制区划分方案》,旨在防治酸雨和二氧化硫排污染,改善空气质量。因此,我们从“两控区”政策这一准自然实验视角,研究环境规制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首先,从全国层面来看,“两控区”政策显着推动了城市产业结构升级。此外,从酸雨控制区和二氧化硫控制区来看,环境政策对产业结构升级均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这意味,严格环境规制不仅能够改善环境,同时也有助于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发展,从而实现环境保护与产业结构升级“双赢”,这将为政府在环境治理和经济发展之间寻求平衡提供有力证据。其次,我们对“两控区”政策的持续效果进行验证。研究表明“两控区”政策在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具有显着的长期性,并且“两控区”政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呈波动性变化。再次,“两控区”政策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在不同城市规模上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该结果表明在推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要注意各地区发展非均衡性。最后,就区域层面而言,“两控区”政策表现出显着的空间异质性。环境规制政策显着地推动东部和中部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但是对西部和东北部地区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则表现出明显的抑制作用。
王殿武[9](2020)在《绿色信贷对绿色低碳技术进步的经济效应研究》文中提出中国经济经历了四十多年的高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成就的背后是严峻的资源与环境问题。2013年,严重的雾霾触动了每一个人的神经,改善生态环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升经济发展质量迫在眉睫。2015年末,中国对世界做出了关于碳排放“总量”与“强度”的承诺。“总量”方面,中国到2030年碳排放总量达到峰值;“强度”方面,单位GDP二氧化碳的排放量,2030年比2005年下降60%~65%。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是科学发展,而处理好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又是重中之重。十九大报告更是明确将“污染防治”作为三大攻坚战之一,更指出“必须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现代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信贷资金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信贷支撑和引导实体经济的发展。面对行政手段无法有效应对世界经济发展造成的环境恶化、全球变暖等生态问题,2002年,赤道原则(the Equator Principles,EPs)问世,绿色信贷由此诞生。“十三五”规划中指明,建立绿色金融体系、发展绿色信贷是“十三五”时期着重推进的关键领域。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与主要结论如下:第一,本文将全局基准技术与非径向方向性距离函数相结合,并基于全局基准技术的非径向方向性距离函数,构建Global 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考虑能源消费清洁化结构的同时,将非期望产出中引入二氧化碳排放量,并分解得到绿色低碳技术进步。绿色低碳技术进步的收敛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省际绿色低碳技术进步并不存在收敛现象,反而是显着发散的,即我国各地区间绿色低碳技术进步的差距是逐渐拉大的。这一发现与国内学者有关收敛性的研究结果大都不同,也不契合技术进步后发优势理论,为学者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国绿色低碳技术进步打开了窗口。第二,构建了绿色信贷对绿色低碳技术进步影响的理论模型,理论分析绿色信贷对绿色低碳技术进步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通过利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绿色信贷对绿色低碳技术进步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各省份的绿色信贷水平与绿色低碳技术进步之间呈现显着的“U型”关系,即绿色信贷水平低时会抑制绿色低碳技术进步,随着绿色信贷水平的提高,超过一定数值后会促进绿色低碳技术进步。绿色信贷水平低时的抑制作用,是由于绿色信贷的投向不仅仅限于特定产业方向与环保标准,更重要的是绿色信贷从资金源头对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了绿色约束,这使得绿色信贷发展初期,抑制了各省份绿色低碳技术进步的提高。这意味着,虽然中国大部分省份的绿色信贷水平处于抑制绿色低碳技术进步的阶段,但中国应以更大的力度推广实行绿色信贷政策,进一步提升绿色信贷水平,建立健全绿色金融体系,以实现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第三,构建两部门模型,演绎绿色信贷与绿色低碳技术进步的空间关联效应。进一步通过空间计量经济分析方法,实证分析了绿色信贷与绿色低碳技术进步的空间关联效应。空间杜宾双向效应模型的结果表明:绿色信贷的回归系数显着为负,这说明绿色信贷并未有效提升各地区的绿色低碳技术进步水平,同时,绿色信贷的空间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也显着为负,表明这种抑制作用对周围地区产生了“不好”的示范效应。这种结果出现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绿色信贷发展水平较低,发展绿色信贷初期会给经济带来的阵痛;另一方面是由中国金融市场效率低下的国情决定的。绿色低碳技术进步的空间交互项的回归系数显着为负,表明某一地区的绿色低碳技术进步并未形成良好的技术外溢,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其他地区的绿色低碳技术进步水平,本文认为这是由于“马太效应”,即出现了“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现象。在当前以绿色低碳可持续为发展目标的导向下,绿色低碳技术进步水平高的地区一方面由于经济发展政策的引导,会将其周边地区优秀的相关行业、人才吸引过来,造成其周边地区发展绿色低碳技术进步能力的下降。另一方面,绿色低碳技术进步水平高的地区,由于政策导向等因素,一般会存在将一些绿色低碳技术进步水平较低的行业进行地区转移,而转移的地点往往是周边的地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周边地区的绿色低碳技术进步的发展。第四,通过理论分析阐述了研发资本、人力资本、环境规制在技术进步路径选择上存在一定的门限特征。然后通过构建面板门槛模型,系统考察了绿色信贷对中国绿色低碳技术进步的影响是否存在基于科学知识与技术的创造、吸收、转化能力因素的门槛效应。不论门槛变量是研发资本、人力资本,还是环境规制,不论是在门槛变量低于门槛值时,还是在门槛变量高于门槛值时,结果都表明绿色信贷对绿色低碳技术进步存在显着的抑制作用。存在这种效应的根本原因是我国绿色信贷发展的水平较低,不足以充分发挥以绿色信贷为主体的绿色金融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与引导。绿色信贷对绿色低碳技术进步经济效应的门限特征,表明想要充分发挥绿色信贷对绿色低碳技术进步的作用,需各地区根据自身经济资源禀赋做出合适的决策。
张宸嘉[10](2020)在《柯西河流域农户生计资本评价与生计可持续性研究》文中提出可持续生计问题是可持续发展研究的重要基础性和前沿性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提出“可持续发展”理念以来,国际社会已经进行了一系列合作努力,以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实践。联合国已经制定了两次可持续发展目标议程(《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际社会已经认识到可持续发展方式是人类经济社会未来的理想发展模式,但可持续发展方式的推进却是极端困难的,关键的障碍就是全球发展的不平衡,特别是有约20亿人口至今无法解决温饱,脱贫和可持续生计问题仍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障碍之一。不解决贫困人口的可持续生计问题,就谈不上可持续发展,因此可持续生计问题的研究是可持续发展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论文通过迄今最系统的文献计量学和知识图谱分析,揭示了国际、国内可持续生计研究的演变趋势、研究前沿、学科体系、竞争态势、学术影响力差距等。柯西河流域是开展可持续生计问题研究的典型代表性区域。柯西河流域(Koshi River basin,KRB)是位于兴都库什喜马拉雅山脉(Hindu Kush Himalayas,HKH)地区一个具有代表性意义的跨越中国、尼泊尔和印度三个国家的跨境流域。而HKH地区是南亚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地球系统多圈层相互作用的复杂区域,对全球环境变化的影响和反馈极为敏感。柯西河流域所在区域还是一个典型的传统农业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非常落后,基础设施严重落后。特别是地理资源综合条件较差,生态环境脆弱,大多数人依赖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加之劳动力素质低,导致解决温饱和生计成为最基本的问题和发展挑战。这样的区域是尼泊尔本国及国际扶贫研究机构关注的焦点,是全球开展生计可持续性问题研究的典型区域。论文对此予以深入分析和阐述。从生计资本评价特别是关键生计资本识别和评价入手开展柯西河流域可持续生计问题研究,是流域可持续生计研究的关键科学问题。结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国际山地研究中心合作项目,论文以中国及尼泊尔境内柯西河流域作为研究区域,在对该跨境流域的气候、生态环境、人文环境、社会经济及生计可持续发展等方面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开展生计可持续性评价、关键生计资本识别及生计政策设计研究,重点以生计资本评价为主要问题,以深入观察和识别制约柯西河流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资本、影响因素及其解决途径。论文应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定量评价了可持续生计国际、国内研究进展趋势。在此基础上,通过建立生计可持续性、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及对各种生计资本的影响因素详细分类,从县域尺度、家庭尺度、性别尺度等3个尺度,主要开展了两个方面的生计资本评价,一是整体生计资本的空间格局、结构、生计资本类型特点等,二是关键资本的定义、识别和评价,获得以下结论及认识:(1)流域内整体生计资本水平较差,上游、中下游地区5种生计资本均有不同程度的缺乏,农户生计可持续状况较差;(2)不同家庭生计资本差异明显,尤其是尼泊尔境内柯西河流域,农户家庭受气候变化影响,生计资本脆弱性较强、生计可持续能力较差,生计可持续能力受其适应能力、气候变化、地域等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3)流域内存在明显的性别不平等现象,不同性别群体的生计可持续性、生计资本存在着明显的差异。(4)基于以上三个尺度对五大生计资本的可持续性及其影响因素的集成性评价,定义了“关键生计资本”的概念,并以DEMATEL方法进行关键生计资本识别与评价及其影响因素分析,识别出对特定区域、特定研究对象的当前生计资本状况影响力最大、最关键的资本类型。(5)生计资本评价、关键生计资本定义和识别,是生计政策与措施设计的关键科学依据。论文在生计资本评价、关键生计资本识别和评价的基础上,结合上游、中下游流域所处国家的不同国情,适度分析了国情特点,针对不同生计问题对象尺度,提出了面向县域、家庭和性别的可持续生计政策建议。论文的主要创新点是:(1)应用文献计量学与知识图谱方法,全面量化揭示可持续生计研究发展态势与特点。将可持续生计学科研究与文献计量学与知识图谱方法相结合,基于国内CNKI数据库和国际SCI-E、SSCI数据库,以迄今可持续生计领域研究所有文献为分析对象,通过系统定量分析和知识图谱展示,全面揭示了国际、国内该领域的研究进展、发展态势、前沿方向、合作网络、学术影响力等,这是目前国内关于可持续生计的最前沿科学计量学研究成果。对开展该领域研究及把握国际前沿动态有指导意义。(2)构建了柯西河流域生计资本评价框架并进行了量化评价。开展了针对柯西河流域县域、家庭及性别等3个尺度的生计资本评价研究,三个尺度相互比较、相互印证,丰富和深化了跨境流域生计可持续发展理论。(3)拓展了生计资本的有关概念和内涵,提出了关键生计资本概念。论文创新性的定义了“关键生计资本”的概念,而且进行了关键生计资本的定量评价。综合3个维度的分析,进行了关键生计资本及其影响因素的集成性评价,得出了3个维度的生计资本及其影响因素的关键性、重要性排序。另外,文章还基于柯西河流域的传统农业经济、自然生态环境特点,结合对生计资本的定量评价分析,提出了针对三个不同尺度(区域、家庭及性别)的高度具有针对性的生计策略建议。
二、人力资本与可持续发展关系探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人力资本与可持续发展关系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1)鲁南山区农户生计可持续性研究 ——以枣庄市山亭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与选题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选题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趋势 |
1.2.1 可持续生计框架研究 |
1.2.2 生计资本研究 |
1.2.3 生计策略研究 |
1.2.4 替代生计研究 |
1.2.5 文献述评 |
1.3 研究内容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1.4.1 研究方法 |
1.4.2 技术路线 |
1.5 创新之处 |
第2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2.1 概念界定 |
2.1.1 农户生计 |
2.1.2 可持续生计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2.2.1 可持续发展理论 |
2.2.2 可持续生计理论 |
2.2.3 人地关系协调论 |
2.2.4 系统论 |
2.2.5 地域分异理论 |
第3章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
3.1 研究区概况 |
3.1.1 自然环境条件 |
3.1.2 社会经济条件 |
3.2 数据来源 |
3.2.1 调查问卷设计 |
3.2.2 实地调研安排 |
第4章 山亭区农户生计可持续性分析 |
4.1 农户生计可持续现状分析 |
4.1.1 农户生计可持续评价指标体系 |
4.1.2 农户生计可持续水平评价测算方法 |
4.1.3 可持续水平指数计算 |
4.2 农户生计可持续水平评价与比较 |
4.2.1 总体评价 |
4.2.2 不同区域间比较分析 |
4.2.3 与其他省份山区比较分析 |
4.2.4 不同类型农户间比较分析 |
4.3 农户生计可持续性分析 |
4.3.1 生计资本分析 |
4.3.2 生计稳定性分析 |
4.3.3 生计成果分析 |
4.4 存在问题分析 |
4.5 本章小结 |
第5章 农户生计可持续性影响因素分析 |
5.1 理论框架构建 |
5.2 因素选择与模型构建 |
5.2.1 因素选择 |
5.2.2 模型选择与构建 |
5.2.3 多重共线性检验与关联度分析 |
5.3 影响因素分析 |
5.3.1 农户生计类型影响因素分析 |
5.3.2 农户生计稳定性影响因素分析 |
5.3.3 农户生计成果影响因素分析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生计可持续性优化建议 |
6.1 优化建议 |
6.1.1 区域差别化对策建议 |
6.1.2 农户差别化发展对策 |
6.2 本章小结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7.1 研究结论 |
7.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附录1 调查问卷 |
附录2 访谈提纲 |
附录3 调研相关照片 |
参考文献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致谢 |
(2)中国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机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内容及结构安排 |
1.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1.3.1 研究方法 |
1.3.2 技术路线 |
1.4 创新之处 |
第2章 相关理论与研究综述 |
2.1 人力资本理论 |
2.1.1 人力资本理论的产生背景 |
2.1.2 早期的人力资本思想 |
2.1.3 现代人力资本理论 |
2.1.4 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 |
2.2 自主创新理论 |
2.2.1 自主创新思想的理论溯源 |
2.2.2 自主创新思想的演进 |
2.2.3 技术引进向自主创新转变的理论逻辑 |
2.2.4 自主创新生态系统构建 |
2.3 产业结构升级理论 |
2.3.1 产业结构的内涵 |
2.3.2 产业结构演进的相关理论 |
2.3.3 产业结构升级的驱动因素 |
2.4 经济发展理论 |
2.4.1 外生经济增长理论 |
2.4.2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
2.4.3 经济发展理论的渊源与形成 |
2.4.4 经济发展理论的演进与发展 |
2.4.5 经济发展的新认识和新变化 |
2.5 本章小结 |
第3章 概念界定及指标测度 |
3.1 核心概念界定 |
3.1.1 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 |
3.1.2 自主创新 |
3.1.3 产业结构升级 |
3.1.4 经济发展 |
3.2 评价指标选取及测度模型构建 |
3.2.1 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HCS)评价指标及测度模型 |
3.2.2 自主创新(INN)评价指标及测度模型 |
3.2.3 产业结构升级(IU)评价指标及测度模型 |
3.2.4 经济发展(EDS)评价指标及测度模型 |
3.3 评价指标及测度方法汇总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发展的驱动机理研究 |
4.1 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提出 |
4.2 数据处理与模型构建 |
4.2.1 数据来源及数据处理 |
4.2.2 状态空间模型构建 |
4.3 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
4.3.1 状态空间模型估计 |
4.3.2 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检验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驱动机理研究 |
5.1 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提出 |
5.2 数据处理与模型构建 |
5.2.1 数据来源及数据处理 |
5.2.2 状态空间模型构建 |
5.3 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
5.3.1 状态空间模型估计 |
5.3.2 自主创新的中介效应检验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基于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的经济发展路径探究 |
6.1 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提出 |
6.2 模型构建及检验 |
6.2.1 VAR模型构建 |
6.2.2 脉冲响应函数 |
6.2.3 方差分解分析 |
6.3 基于Bootstrap的传导路径检验 |
6.3.1 链式中介理论模型构建 |
6.3.2 链式中介效应检验及结果分析 |
6.4 中国经济发展可持续路径理论模型构建 |
6.5 本章小结 |
第7章 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与经济发展协调前景研究 |
7.1 协调机理分析与评价模型构建 |
7.1.1 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与经济发展协调机理分析 |
7.1.2 协调度评价模型构建 |
7.2 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与经济发展协调效应测度 |
7.3 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与经济发展协调前景预测 |
7.3.1 基于BP神经网络的协调发展前景预测 |
7.3.2 基于ARIMA模型的协调发展前景预测 |
7.4 可持续发展障碍因素分析 |
7.4.1 障碍度模型构建 |
7.4.2 障碍因素挖掘及结果分析 |
7.5 本章小结 |
第8章 总结与展望 |
8.1 结论和启示 |
8.1.1 主要的研究结论 |
8.1.2 相应的对策启示 |
8.2 研究局限及未来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及参加项目情况 |
致谢 |
(3)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及生计可持续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1.1 现实背景 |
1.1.2 理论背景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1.3.1 生计问题相关研究进展 |
1.3.2 水库移民生计问题的研究现状 |
1.3.3 研究现状评述 |
1.4 研究思路和内容 |
1.4.1 研究思路 |
1.4.2 研究内容 |
1.5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1.5.1 研究方法 |
1.5.2 技术路线 |
1.6 研究案例与数据来源 |
1.6.1 研究案例概况 |
1.6.2 研究数据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2.1 可持续生计理论 |
2.1.1 可持续生计理论缘起与内涵 |
2.1.2 可持续生计理论分析框架及应用 |
2.1.3 可持续生计理论的主要观点与启示 |
2.2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 |
2.2.1 适应性循环:管理社会-生态系统的概念方法 |
2.2.2 恢复力思想:诠释社会-生态系统理论的动力学关系 |
2.2.3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观点梳理与启示 |
2.3 系统演化及相关理论 |
2.3.1 上升性理论 |
2.3.2 驱动力及相关理论 |
2.3.3 系统演化理论的启示 |
2.4 贫困陷阱理论 |
2.4.1 贫困陷阱理论思想内涵 |
2.4.2 贫困陷阱理论的研究应用与启示 |
2.5 理论分析框架 |
2.6 本章小结 |
第3章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建构 |
3.1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的基本内涵 |
3.1.1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的概念及边界范围 |
3.1.2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的基本特性 |
3.1.3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的功能 |
3.2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的逻辑结构与运行机制 |
3.2.1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逻辑结构 |
3.2.2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运行机制 |
3.3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的演化机理与演化路径 |
3.3.1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的演化机理 |
3.3.2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的演化路径 |
3.4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属性 |
3.4.1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的持久性 |
3.4.2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的可转化性 |
3.4.3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的适应性 |
3.5 本章小节 |
第4章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风险响应机制与特征分析 |
4.1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风险响应机制 |
4.2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风险响应的一般性特征分析 |
4.2.1 一般性特征分析 |
4.2.2 一般性特征测度模型构建 |
4.2.3 一般性特征测度结果与影响因素分析 |
4.3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风险响应的差异性特征分析 |
4.3.1 差异性特征分类分析 |
4.3.2 差异性特征的分类结果 |
4.3.3. 差异性特征的影响因素分析 |
4.4 本章小节 |
第5章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可持续性与发展潜力分析 |
5.1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可持续性评价 |
5.1.1 基于生态网络分析方法的系统评价原理 |
5.1.2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的网络分析 |
5.1.3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可持续性结果分析 |
5.2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发展潜力预测 |
5.2.1 发展潜力理论模型构建 |
5.2.2 发展潜力结果分析 |
5.3 本章小节 |
第6章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可持续发展机制与路径分析 |
6.1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可持续发展的驱动力分析 |
6.1.1 驱动力体系框架 |
6.1.2 驱动力作用机制 |
6.1.3 驱动力作用路径 |
6.2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可持续发展机制分析 |
6.2.1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可持续发展模型结构分析 |
6.2.2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可持续发展模型检验 |
6.2.3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可持续发展情景设定与仿真 |
6.3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可持续发展实现路径分析 |
6.3.1 基于生计能力视角的主动变革路径 |
6.3.2 基于适应性管理视角的协同发展路径 |
6.4 本章小节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7.1 研究结论 |
7.2 政策建议 |
7.3 研究创新 |
7.4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1 水库移民样本户问卷调查表 |
附录2 水库移民样本村问卷调查表 |
附录3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各项生计资本之间的货币价值转移方式调查 |
附录4 水库移民家庭生计可持续发展系统动力学模型流图中所有方程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其它成果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加的科研工作 |
致谢 |
作者简介 |
(4)易地扶贫搬迁移民可持续生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论文主要创新点 |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一、研究背景 |
二、文献综述 |
(一)易地扶贫搬迁研究 |
(二)可持续生计研究 |
(三)研究述评 |
三、研究意义 |
(一)理论意义 |
(二)实践意义 |
四、研究设计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研究框架 |
一、理论基础 |
(一)可持续生计理论 |
(二)资产建设理论 |
二、核心概念与研究框架 |
(一)核心概念界定 |
(二)研究框架 |
第三章 生计起点:搬迁移民生计状况和政策资源 |
一、搬迁移民生计状况 |
(一)自然资本流失 |
(二)物质资本大幅提升 |
(三)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较为匮乏 |
(四)金融资本相对提升 |
二、搬迁移民生计政策资源 |
(一)生计资本规划帮扶政策 |
(二)安置社区服务供给体系 |
(三)生计政策的可持续发展潜力 |
三、小结 |
第四章 生计策略:搬迁移民资产建设过程性分析 |
一、人力资本建设 |
(一)参与香菇培训:生产技能的有效提升 |
(二)进“大袜厂”务工:适应能力的初步提升 |
(三)在家门口就业:资源利用能力的加强 |
(四)参与社区治理:治理能力的培育发展 |
二、社会资本建设 |
(一)成立“香菇互助小组”:劳务互助的组织化形成 |
(二)获得“就业帮助”:就业信息的互惠型供给 |
(三)强化“家族支持”:家族式现金互助的强化 |
三、金融资本建设 |
(一)主动申请“香菇贷”:兜底产业的积极参与 |
(二)“被动”参保:香菇产业风险的有效降低 |
四、小结 |
第五章 生计安排:搬迁移民差异化生计选择 |
一、非农型生计:搬迁移民主要的生计方式 |
(一)外出务工:收入为重的主流生计方式 |
(二)社区就近就业:顾家的生计选择 |
(三)兜底保障:“老弱病残”生计的兜底支持 |
二、农业型生计:现代与传统并存的生计选择 |
(一)农业现代化生产:生计方式的现代转型 |
(二)传统农业生产:生计方式的传统承继 |
三、小结 |
第六章 生计结果:生计改善与生计风险并存 |
一、生计改善状况 |
(一)生计资本存量逐渐积累 |
(二)生计活动呈多样化趋势 |
二、生计风险表征 |
(一)产业就业发展空间受限 |
(二)弱势群体生计融入难 |
(三)脱贫主体内生能力不足 |
三、小结 |
第七章 结论与讨论 |
一、研究结论 |
二、讨论 |
(一)案例社区移民生计发展模式是否能够推广复制? |
(二)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生计发展的差异性原则 |
(三)文化资本对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生计发展的作用 |
三、政策建议 |
(一)强化顶层设计,推进搬迁移民生计资产建设 |
(二)加强社区组织化建设,促进搬迁移民生计融入 |
(三)培育内生发展主体性,加强搬迁移民能力建设 |
参考文献 |
附录 |
攻博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致谢 |
(5)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导论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 |
1.2.1 国内外生态效率的相关研究进展 |
1.2.2 国内外城镇化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进展 |
1.2.3 国内外城镇化的生态环境效应研究进展 |
1.2.4 国内外城镇化影响生态效率的研究进展 |
1.2.5 国内外城镇化影响生态效率的研究评述 |
1.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1.3.1 研究方法 |
1.3.2 技术路线 |
1.4 研究内容与创新之处 |
1.4.1 研究内容 |
1.4.2 创新之处 |
2 理论基础与机理阐释 |
2.1 城镇化建设的理论基础 |
2.1.1 区位理论 |
2.1.2 结构理论 |
2.1.3 人口迁移理论 |
2.1.4 非均衡发展理论 |
2.1.5 城市规划理论 |
2.2 生态效率的相关理论 |
2.2.1 环境经济学理论 |
2.2.2 生态经济学理论 |
2.2.3 内生增长理论 |
2.2.4 可持续发展理论 |
2.2.5 中国生态文明观 |
2.3 城镇化建设影响城市生态效率的机理阐释 |
2.3.1 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关系分析 |
2.3.2 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机制分析 |
2.3.3 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空间效应分析 |
2.4 本章小结 |
3 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与城市生态效率水平的现实考察 |
3.1 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的发展现状 |
3.1.1 制度变迁背景下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的演变历程 |
3.1.2 基于城市层面的长江经济带城镇化评价指标构建 |
3.1.3 基于城市层面的长江经济带城镇化水平的现状分析 |
3.2 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效率的发展现状 |
3.2.1 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效率的评价指标体系 |
3.2.2 基于包含非期望产出SBM-DEA模型的生态效率测度 |
3.2.3 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效率水平的时空演变分析 |
3.3 本章小结 |
4 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关系研究 |
4.1 模型设定、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
4.1.1 模型设定 |
4.1.2 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
4.2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4.2.1 基准模型回归 |
4.2.2 工具变量回归 |
4.3 稳健性检验 |
4.4 本章小结 |
5 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机制研究 |
5.1 影响机制检验模型设定 |
5.2 产业结构优化机制检验 |
5.2.1 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影响生态效率的产业结构优化机制 |
5.2.2 社会城镇化、新型城镇化影响生态效率的产业结构优化机制 |
5.3 人力资本积累机制检验 |
5.3.1 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影响生态效率的人力资本积累机制 |
5.3.2 社会城镇化、新型城镇化影响生态效率的人力资本积累机制 |
5.4 产业集聚机制检验 |
5.4.1 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影响生态效率的产业集聚机制 |
5.4.2 社会城镇化、新型城镇化影响生态效率的产业集聚机制 |
5.5 地方政府竞争的调节作用 |
5.5.1 政府竞争调节作用的模型设定 |
5.5.2 政府竞争调节作用的实证分析 |
5.6 本章小结 |
6 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空间效应研究 |
6.1 空间自相关分析 |
6.1.1 空间自相关检验方法 |
6.1.2 空间自相关检验结果 |
6.2 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空间交互及溢出效应分析 |
6.2.1 空间计量模型设定 |
6.2.2 实证分析与结果讨论 |
6.2.3 区域异质性分析 |
6.3 本章小结 |
7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7.1 研究结论 |
7.2 政策建议 |
7.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致谢 |
(6)企业家才能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1.2 研究目的与研究思路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思路 |
1.3 论文结构 |
1.4 研究方法、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1.4.1 研究方法 |
1.4.2 样本选择 |
1.4.3 数据来源 |
1.5 创新与不足 |
1.5.1 创新之处 |
1.5.2 不足之处 |
第2章 文献综述 |
2.1 企业家才能 |
2.1.1 企业家 |
2.1.2 企业家才能 |
2.2 农业企业家才能 |
2.2.1 农业企业家 |
2.2.2 农业企业家才能 |
2.3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
2.3.1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主要组织形式及基本特征 |
2.3.2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影响因素 |
2.4 企业家才能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 |
2.4.1 企业家才能与家庭农场发展 |
2.4.2 企业家才能与农民合作社发展 |
2.4.3 企业家才能与农业企业发展 |
2.5 简要的研究评述 |
第3章 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 |
3.1 概念界定 |
3.1.1 企业家 |
3.1.2 企业家才能 |
3.1.3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
3.2 企业家才能理论 |
3.2.1 风险与不确定性理论 |
3.2.2 创新理论 |
3.2.3 人力资本理论 |
3.3 企业理论 |
3.3.1 分工理论 |
3.3.2 生产函数理论 |
3.3.3 契约理论 |
3.4 企业家才能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理论分析框架 |
3.4.1 企业家才能是企业发展的重要因子 |
3.4.2 企业家才能的三个维度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 |
3.4.3 企业家才能的累积性、异质性和匹配性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企业家才能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变迁:历史回顾 |
4.1 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概略 |
4.1.1 1949年到1978年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概略 |
4.1.2 1978年至20世纪末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概略 |
4.1.3 21世纪初至今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概略 |
4.2 企业家才能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变迁 |
4.2.1 企业家才能与家庭农场发展变迁 |
4.2.2 企业家才能与农民合作社发展变迁 |
4.2.3 企业家才能与农业企业发展变迁 |
4.3 企业家才能的累积性、异质性、匹配性与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变迁 |
4.3.1 企业家才能的累积性与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变迁 |
4.3.2 企业家才能的异质性与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变迁 |
4.3.3 企业家才能的匹配性与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变迁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企业家才能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家庭农场典型案例研究 |
5.1 案例介绍 |
5.2 企业家才能与家庭农场发展关系的阐释 |
5.2.1 企业家才能的三个维度与家庭农场发展 |
5.2.2 企业家才能的三个属性特征与家庭农场发展 |
5.3 经营绩效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企业家才能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典型案例研究 |
6.1 案例介绍 |
6.2 企业家才能与农民合作社发展关系的阐释 |
6.2.1 企业家才能的三个维度与农民合作社发展 |
6.2.2 企业家才能的三个属性特征与农民合作社发展 |
6.3 经营绩效 |
6.4 本章小结 |
第7章 企业家才能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典型案例研究 |
7.1 案例介绍 |
7.2 企业家才能与农业企业发展关系的阐释 |
7.2.1 企业家才能的三个维度与农业企业发展 |
7.2.2 企业家才能的三个属性特征与农业企业发展 |
7.3 经营绩效 |
7.4 本章小结 |
7.5 三个案例讨论 |
第8章 企业家才能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研究:江苏扬州数据检验 |
8.1 理论基础 |
8.1.1 关于企业家才能理论的认识 |
8.1.2 关于企业家才能指标的研究现状 |
8.1.3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企业家才能指标体系 |
8.2 数据来源与检验 |
8.2.1 数据来源 |
8.2.2 信度效度检验 |
8.3 描述性统计分析 |
8.3.1 企业家才能素质指标特征描述及讨论 |
8.3.2 企业家才能能力指标特征描述及讨论 |
8.3.3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企业家才能绩效的差异性分析 |
8.3.4 讨论 |
8.4 实证分析 |
8.4.1 变量选择与含义 |
8.4.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8.5 本章小结 |
第9章 主要研究结论 |
9.1 讨论与结论 |
9.2 理论贡献 |
9.3 政策建议 |
9.4 未来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7)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实现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一、研究背景 |
二、问题提出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一、理论意义 |
二、现实意义 |
第三节 核心概念界定 |
一、反贫困 |
二、职业教育 |
三、职业教育反贫困 |
第四节 文献综述 |
一、反贫困历史中职业教育作用机理的考察 |
二、反贫困行动中职业教育功用与定位分析 |
三、职业教育反贫困作用机制的已有理解和认识 |
四、职业教育反贫困的支持环境探析 |
五、职业教育反贫困实施策略探讨 |
六、职业教育反贫困的现实问题及应对策略 |
第五节 研究设计 |
一、研究问题 |
二、研究目标 |
三、研究方法 |
四、研究步骤 |
第二章 职业教育反贫困的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第一节 内源发展理论:职业教育激活贫困者内在发展动力 |
一、内源发展理论及其发展 |
二、内源性反贫困及其实现 |
三、内源发展理论与贫困者内生动力生成 |
四、内源发展理论对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启示 |
第二节 赋权理论:职业教育赋予贫困者能力的内在机理 |
一、赋权理论及其发展 |
二、赋权理论的构成要素 |
三、赋权理论的支撑环境与基本条件 |
四、赋权理论对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启示 |
第三节 人力资本反贫困理论:职业教育对贫困者人力资本的开发 |
一、人力资本反贫困理论的内涵 |
二、人力资本反贫困理论对教育的反贫困功能和价值拓展 |
三、职业教育反贫困与人力资本开发 |
四、人力资本反贫困理论的局限 |
五、人力资本反贫困理论对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启示 |
第四节 现代治理理论:构建职业教育参与贫困治理的路径 |
一、现代治理理论的产生和发展 |
二、现代治理理论与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内在关联 |
三、现代治理理论对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启示 |
第五节 理论框架与分析思路 |
一、理论框架 |
二、分析思路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职业教育反贫困政策的历史演进与治理逻辑 |
第一节 分析视角 |
一、历史制度主义理论及分析方法 |
二、历史制度主义对本研究的启示 |
第二节 建国以来职业教育反贫困政策的演进阶段 |
一、面向工农兵普及劳动生产知识(1949-1977):职业教育反贫困的早期探索 |
二、面向贫困地区培养实用人才(1978-1993):激发农村经济活力促进农民增收 |
三、面向成人的职业技能培训(1994-2000):促进农民增收和劳动力转移就业 |
四、面向贫困群众转移就业提升素质(2001—2010):加快解决温饱步伐 |
五、面向贫困人口提供多层次支持(2011—2020):打赢脱贫攻坚战 |
六、面向城乡低收入劳动者的终身职业培训(2021—):壮大中等收入群体 |
第三节 职业教育反贫困政策的演进动因 |
一、政治动因:职业教育是增强贫困群体获得感幸福感的重要举措 |
二、经济动因:职业教育是贫困人口转化为经济发展所需劳动力的关键 |
三、社会动因:职业教育是贫困者实现自力更生和自主发展的教育保障 |
四、文化动因:职业教育是面向贫困者有效整合扶智与扶志的优先选项 |
第四节 职业教育反贫困政策的治理逻辑 |
一、与国家反贫困总体战略目标内在统一 |
二、嵌入国家经济全面持续高速发展之中 |
三、始终注重贫困者面向就业的能力开发 |
四、适时优化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施方式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职业教育反贫困实施进展调查与现状分析 |
第一节 调查目的与实施过程 |
一、调查目的 |
二、调查对象 |
三、调查工具 |
四、实施步骤 |
五、数据来源 |
第二节 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实施现状调查与分析 |
一、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施成效 |
二、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运行特征 |
三、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施困境 |
第三节 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实施现状调查与分析 |
一、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的实施成效 |
二、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的运行特征 |
三、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的实施困境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国际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践特征与基本经验 |
第一节 国际劳工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践特征 |
一、国际劳工组织使命与反贫困 |
二、国际劳工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主要实践 |
三、国际劳工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基本特征 |
四、国际劳工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 |
五、国际劳工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现路径 |
第二节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践特征 |
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属性与反贫困 |
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主要实践 |
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基本特征 |
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 |
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现路径 |
第三节 世界银行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践特征 |
一、世界银行组织使命与反贫困 |
二、世界银行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主要实践 |
三、世界银行的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基本特征 |
四、世界银行职业教育反贫困作用机理 |
五、世界银行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现路径 |
第四节 国际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基本经验 |
一、注重能力建设:以贫困人口能力建设和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
二、实施路径多元:依据不同群体的需求提供个性化教育培训支持 |
三、面向就业创业:促进弱势群体体面工作以提升生活质量 |
四、多元主体共治:创设能力建设与岗位转化衔接的社会政策环境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影响因素 |
第一节 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影响因素 |
一、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 |
二、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影响因素 |
第二节 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影响因素 |
一、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 |
二、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影响因素 |
第三节 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影响因素 |
一、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的作用机理 |
二、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的影响因素 |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现路径及优化改进 |
第一节 职业教育反贫困实现路径的构成与模式 |
一、职业教育反贫困实现路径的构成 |
二、职业教育反贫困实现路径的基本模式 |
第二节 职业教育反贫困实现路径的实践向度 |
一、搭建面向贫困者个体的促进就业进而摆脱贫困的阶梯 |
二、面向贫困地区培养经济发展所需实用人才促进区域脱贫 |
三、畅通低收入者技术技能发展通道以向中等收入群体跨越 |
第三节 职业教育反贫困实现路径的优化改进 |
一、对象拓展:从以贫困人口为主体到以低收入人口为重点 |
二、方式优化: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和终身职业教育衔接 |
三、目标升级:从促进就业摆脱贫困到促进生涯发展和职业成功 |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结论、反思及展望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一、职业教育反贫困的理论共识:能力贫困、教育反贫和职教赋能一脉相承 |
二、职业教育反贫困的治理逻辑:开发能力、服务经济和促进增收紧密衔接 |
三、职业教育反贫困的运行模式:分类瞄准、多向发力与赋权增能互为支撑 |
四、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国际经验:以人为本、服务需求与体面就业高位衔接 |
五、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现路径:精准识别、综合赋能与能力发展层层递进 |
六、职业教育反贫困的路径转向:对象拓展、方式优化与目标升级同频共振 |
第二节 研究反思 |
一、对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可持续性的探讨和分析较为有限 |
二、对职业教育反贫困功能限度的考察不够深入 |
三、职业教育与贫困内在关系的辩证分析不透彻 |
第三节 研究展望 |
一、多维度审视职业教育在弱势群体治理中的功能与价值 |
二、立体化审视职业教育促进弱势群体发展的实现路径 |
三、发展性审视职业教育助力弱势群体发展的路径优化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在学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后记 |
(8)中国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1.3 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 |
1.4 研究方法与主要创新 |
第2章 相关理论基础 |
2.1 相关概念 |
2.2 环境规制理论 |
2.3 产业结构理论 |
2.4 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关系理论 |
2.5 本章小结 |
第3章 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演变历程及现状 |
3.1 环境规制演变历程和现状 |
3.2 产业结构演变历程 |
3.3 产业结构现状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区域异质性效应 |
4.1 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脉冲响应分析 |
4.2 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影响的模型构建 |
4.3 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影响的实证分析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非线性影响 |
5.1 面板平滑迁移回归模型 |
5.2 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非线性关系检验 |
5.3 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高度化的非线性关系检验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环境规制执行互动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影响 |
6.1 环境规制对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机制分析 |
6.2 环境规制执行互动的实证设计 |
6.3 环境规制执行互动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影响实证分析 |
6.4 本章小结 |
第7章 两控区环境规制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
7.1 “两控区”政策 |
7.2 计量模型、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
7.3 “两控区”政策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实证分析 |
7.4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科研成果 |
致谢 |
(9)绿色信贷对绿色低碳技术进步的经济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1.2 研究方法 |
1.3 研究内容与框架 |
1.4 研究的创新点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2.1 理论基础 |
2.2 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研究综述 |
2.3 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综述 |
2.4 技术进步、绿色技术进步偏向影响因素研究综述 |
2.5 对已有研究成果的综合评述 |
第3章 绿色低碳技术进步的测度与收敛性研究 |
3.1 绿色低碳技术进步收敛性的理论分析 |
3.2 绿色低碳技术进步的测度理论 |
3.3 绿色低碳技术进步的测度与收敛性分析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绿色信贷对绿色低碳技术进步影响的总体检验 |
4.1 绿色信贷对绿色低碳技术进步影响的理论基础 |
4.2 绿色信贷对绿色低碳技术进步影响的模型设定 |
4.3 绿色信贷对绿色低碳技术进步影响的实证结果分析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绿色信贷与绿色低碳技术进步的空间关联效应研究 |
5.1 绿色信贷与绿色低碳技术进步的空间传导理论 |
5.2 空间计量分析模型的构建 |
5.3 绿色信贷与绿色低碳技术进步空间关联效应的实证分析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绿色信贷对绿色低碳技术进步非线性影响机制研究 |
6.1 绿色信贷对绿色低碳技术进步非线性影响机制的理论分析 |
6.2 模型设定与估计 |
6.3 绿色信贷对绿色低碳技术进步门限效应的实证结果分析 |
6.4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10)柯西河流域农户生计资本评价与生计可持续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 |
1.2 选题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实践意义 |
1.3 相关概念界定 |
1.4 主要研究内容与创新之处 |
1.5 拟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 |
1.6 技术路线与结构安排 |
第2章 相关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
2.1 相关理论基础 |
2.2 本文研究方法 |
第3章 可持续生计研究进展及量化评价 |
3.1 可持续生计的内涵与发展演进 |
3.2 国际生计可持续研究进展及文献计量分析 |
3.2.1 研究思路方法和主要数据源 |
3.2.2 数据检索与处理 |
3.2.3 文献特征分析 |
3.2.4 主要研究力量空间分布及其合作关系分析 |
3.2.5 主要研究机构分析 |
3.2.6 主要研究者及其社会网络结构分析 |
3.2.7 研究热点分析 |
3.3 国内可持续生计研究进展及文献计量分析 |
3.3.1 国内研究进展及阶段分析 |
3.3.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3.3.3 发文整体情况分析 |
3.3.4 主要研究力量分析 |
3.3.5 学术影响力分析 |
3.3.6 主要研究主题与热点领域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研究区域柯西河流域概述 |
4.1 柯西河流域地理位置 |
4.2 柯西河流域自然地理 |
4.2.1 柯西河流域河流概况 |
4.2.2 柯西河流域地貌概况 |
4.2.3 柯西河流域气候及降水概况 |
4.3 柯西河流域社会经济概况 |
4.4 柯西河流域的能源状况 |
4.5 柯西河流域的主要资源环境问题 |
4.6 柯西河流域居民的主要生计方式及其研究意义 |
第5章 柯西河流域县域生计资本评价及其空间格局研究 |
5.1 县域农户生计资本评价方法 |
5.1.1 评价数据来源 |
5.1.2 评价指标选取 |
5.1.3 评价测度模型选择 |
5.1.4 县域生计资本空间差异测度方法:空间自相关分析 |
5.1.5 县域生计资本空间分布影响因素分析 |
5.2 柯西河流域县域生计资本评价结果 |
5.3 县域生计资本空间格局特征 |
5.4 农户生计资本聚集特征 |
5.5 柯西河流域县域生计资本空间分布影响因素分析 |
5.6 本章小结 |
第6章 柯西河流域家庭生计资本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 |
6.1 研究方法 |
6.1.1 案例区选择:尼泊尔境内柯西河流域 |
6.1.2 数据收集及实地考察 |
6.1.3 指标构建:生计脆弱性指数与可持续生计指数 |
6.1.4 SLI指数及测度方法 |
6.1.5 基于IPCC框架的科学性验证 |
6.2 结论结果及分析 |
6.2.1 Kavre、Sindhuli及Saptari县生计脆弱性分析 |
6.2.2 县域LVI-IPCC得分 |
6.2.3 Kavre、Sindhuli和Saptari县可持续生计指数 |
6.3 本章小结 |
第7章 柯西河流域不同性别群体生计资本评价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
7.1 尼泊尔的性别不平等状况 |
7.2 性别不平等的测量指标与方法 |
7.2.1 指标体系构建 |
7.2.2 计算方法 |
7.3 性别维度生计资本空间分布特征 |
7.4 基于县域的两性生计资本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
7.5 日喀则地区柯西河流域上游不同性别群体生计资本评价 |
7.6 本章小结 |
第8章 关键生计资本评价研究 |
8.1 关键资本识别与影响因素分析方法——DEMATEL方法 |
8.2 不同分析维度的主要资本及其影响因素判别 |
8.3 DEMATEL方法分析的实现步骤 |
8.4 柯西河流域关键资本及影响因素分析 |
8.4.1 影响因素及关键资本分析——区域视角 |
8.4.2 影响因素及关键资本分析——性别视角 |
8.4.3 影响因素及关键资本分析——家庭视角 |
8.4.4 基于评价结果的分析与讨论 |
8.5 本章小结 |
第9章 流域可持续生计策略的建议 |
9.1 流域县域尺度生计发展的障碍与问题及对策建议 |
9.1.1 可持续生计的障碍与问题分析 |
9.1.2 面向县域尺度的可持续生计战略 |
9.2 流域家庭尺度生计发展的障碍与问题及对策建议 |
9.2.1 可持续生计的障碍与问题分析 |
9.2.2 面向家庭尺度的可持续生计策略 |
9.3 流域性别群体尺度生计发展的障碍与问题 |
9.3.1 可持续生计的障碍与问题分析 |
9.3.2 面向性别尺度的可持续生计措施 |
9.4 小结 |
第10章 结论与讨论 |
10.1 研究主要结论 |
10.2 论文主要创新点 |
10.3 论文不足之处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1 农户家庭调查问卷 |
附录 2 基于Dematel方法的农户关键资本评价调查问卷 |
致谢 |
作者简历及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四、人力资本与可持续发展关系探讨(论文参考文献)
- [1]鲁南山区农户生计可持续性研究 ——以枣庄市山亭区为例[D]. 孙炜. 曲阜师范大学, 2021(02)
- [2]中国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机理研究[D]. 潘苏楠. 吉林大学, 2021(01)
- [3]水库移民家庭生计系统及生计可持续发展研究[D]. 龚一莼. 华北电力大学(北京), 2021(01)
- [4]易地扶贫搬迁移民可持续生计研究[D]. 何瑾. 武汉大学, 2021(02)
- [5]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研究[D]. 刘淼. 江西财经大学, 2021(09)
- [6]企业家才能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研究[D]. 王雅静. 扬州大学, 2021
- [7]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实现路径研究[D]. 瞿连贵. 华东师范大学, 2021(11)
- [8]中国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影响研究[D]. 关帅. 吉林大学, 2021(01)
- [9]绿色信贷对绿色低碳技术进步的经济效应研究[D]. 王殿武. 吉林大学, 2020(03)
- [10]柯西河流域农户生计资本评价与生计可持续性研究[D]. 张宸嘉. 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 2020(01)
标签:可持续发展论文; 人力资本论文;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论文; 生态环境论文; 家庭结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