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的精神气质概述

一、现代人精神气质概观（论文文献综述）

赖文熙^[1]（2020）在《“于正剧”叙事策略研究》文中认为于正,当代最具争议的商业编剧,既是编剧里的营销高手,也是营销里的成功编剧。由“于正工作室”制作出品的“于正剧”继“金庸剧”“琼瑶剧”“海岩剧”之后,成为了当下唯一冠以编剧之名的商业电视剧。有人说,于正是哗众取宠的跳梁小丑;也有人说,于正是才华出众的编剧。作为商业与艺术媾和的产物,“于正剧”的争议性反映着市场经济环境下商业艺术复杂而矛盾的性质。在本质上,“于正剧”和“韩剧”“好莱坞电影”一样,都是“为商业而艺术”的影视作品。作为“国产剧”中的佼佼者,“于正剧”将商业思维与影视艺术相结合获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打破了“韩剧”“美剧”“泰剧”等海外电视剧对于国内电视剧消费市场的垄断,提升了“国产剧”在海外影视市场的竞争力。本文站在商业消费与影视艺术的交界处,对“于正剧”进行跨界研究,揭示“于正剧”成功背后的影视叙事策略,同时也对“于正剧”商业叙事模式进行反思。影视艺术是具有商业性与综合性的现代叙事艺术,它既离不开现代文化产业的商业模式以及文化消费市场,同时又包含了多种传统叙事手段。本文将立足于影视艺术自身复杂、多元的特性,对“于正剧”成功背后的影视叙事策略进行不同维度的分析与阐释。文章大体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即对研究背景、现状,以及方法进行梳理。正文的大体逻辑是:首先,从“于正剧”的“华流”影视品牌特色出发,通过分析于正剧的商业模式、“中国风”的影视叙事路线,以及富含东方情味的叙事风格,探讨“于正剧”中的东方叙事美学;其次,根据“于正剧”的故事素材的类型,分析“于正剧”在故事素材的影视开发上的特色,研究“于正剧”如何运用现代意识来开发历史素材,如何以伦理叙事来构建悲剧,以及如何以女性思维对武侠小说进行改编;再者,从影视艺术自身多元的叙事符号出发,对“于正剧”中巧妙的镜头符号、“狂欢性”与“对话性”的人物话语符号,以及抒情写意的音乐符号进行解析;最后,对“于正剧”商业叙事模式进行反思。虽然“于正剧”抓住了改革开放后新媒体艺术发展的黄金契机跻身于国产剧一线品牌,但是由于商业化与市场化的叙事模式,“于正剧”也存在叙事的同质化;煽情、媚俗的套路化;浮夸的女性化;过度娱乐化等多方面问题。

李小刚^[2]（2020）在《尤金·奥尼尔戏剧在现当代中国的接受和影响》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1888-1953）是20世纪美国首屈一指的表现主义戏剧巨匠、民族戏剧的奠基人和世界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作为一名多产的剧作家,他在近40年的戏剧创作生涯中,撰写了50余部剧作、大量的戏剧理论和诗歌作品,一生荣获四次普利策戏剧奖,并于1936年荣膺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第一位也是迄今为止唯一获此殊荣的美国剧作家。他与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1915-2005）、田纳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1911-1983）一起被誉为20世纪美国最优秀的三大剧作家;评论界称他们三人“共同将美国戏剧的重要性扩展到本国以外的天地,同时也为世界各地的当代剧作家提供了戏剧成就的标准。”[1]奥尼尔对于中国戏剧的影响也是毋庸置疑的,他直接推动了中国戏剧的现代性转型;20世纪30年代他对中国戏剧的影响集中体现为对洪深和曹禺两位大师戏剧创作的影响,80年代则主要表现为对中国“探索派”剧作家和导演的影响。因此,在当前中西跨文化戏剧交流语境下,对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接受、影响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是极为必要的。本文试图从比较文学接受理论视角出发,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采用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方法,对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译介、研究、演出和影响的状况进行系统梳理和概括,重点探讨奥尼尔的《早餐之前》《天边外》《安娜·克里斯蒂》《榆树下的欲望》《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以及《琼斯皇》《毛猿》《奇异的插曲》《上帝的儿女都有翅膀》等表现主义剧作在中国的接受和影响,以完整勾勒奥尼尔及其戏剧在中国升降起伏的接受轨迹曲线,展现奥尼尔及其戏剧在中国接受、影响的全景式图景。全文分为五章,分别阐述奥尼尔其人其作、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译介、研究、演出等接受情况,以及奥尼尔戏剧对当代中国戏剧产生的巨大影响。第一章从比较文学流传学的角度研究“放送者”奥尼尔及其戏剧创作历程。奥尼尔作为表现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由于其爱尔兰裔美国人的身份,无法真正融入美国社会文化当中,永远是一个游走于美国社会边缘的“他者”、忧郁的悲剧作家;他的戏剧创作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在创作中他充分吸收古代先贤哲思的营养,继承前辈的文学遗产和戏剧传统,在戏剧创作实践中充分运用表现主义戏剧手段来挖掘、表现人物心灵深处的思想、情绪和意念,凸显出人物内心世界表现上的巨大张力。第二章从译介学角度出发,对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译介进行研究。奥尼尔戏剧的中国译介主要划分为四个阶段:20年代译介的序幕、30年代的第一次译介热潮及蓬勃发展阶段、40至70年代译介的低谷期、新时期以来奥剧译介第二次高潮及多元发展阶段。同时,本文对奥尼尔同一源语剧作、风格迥异的中译版本进行比照,以考察译者们所采用的殊异的翻译策略;阐明两次“奥尼尔热”期间,翻译界对于奥剧的翻译是以戏剧文学而非舞台演出为导向,其宗旨是仅将翻译的戏剧文本当作文学作品来赏读,而非当作剧场文本进行舞台演出。第三章主要阐述奥尼尔及其戏剧在中国的研究情况,主要对奥剧研究形式的接受状况进行梳理总结。从历时角度考察,相似的是在30年代和80年代的两次“奥尼尔热”期间,掀起了两次奥尼尔研究热潮;从共时角度考察,1980年代以来,随着“二度西潮”的兴起和国内、国际尤金·奥尼尔学界的交流与融合日趋频仍,奥尼尔戏剧研究逐步趋于精细化、纵深化、专题化和数据化;研究视角更加宽广,研究方法日趋丰富多元,并且呈现出向跨学科、跨文化视角转变的态势。学界从多角度、运用多方法对奥尼尔及其剧作进行深度开掘和现代阐发,标志着中国的奥尼尔戏剧研究进入一个更为宽广的领域。第四章集中阐释奥剧在中国的搬演情况,主要从演出概况、导演构思及舞台呈现三个维度出发,重点考察新时期以来奥剧如《榆树下的欲望》和《安娜·克里斯蒂》的话剧改编演出和戏曲移植性改编演出概况;同时观照奥尼尔其它经典剧作《早餐之前》《天边外》近年来在中国的演出情况,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奥尼尔及其剧作在中国的受欢迎程度和舞台接受状况。第五章深入探讨奥尼尔戏剧对当代中国戏剧的影响。奥剧的译介、研究和舞台搬演呈现出的是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整体接受状况,那么在此接受的基础上,奥尼尔戏剧必然会对中国戏剧尤其是对中国戏剧的现代性转型产生深远的影响。80年代是中国戏剧现代性转型再度勃兴的关键期,这一时期奥尼尔戏剧对当代中国戏剧的影响具体体现为对“探索派”剧作家李龙云和李杰戏剧创作的影响,尤为集中地体现在李龙云的《荒原与人》和李杰的《古塔街》对奥尼尔表现主义戏剧手段的创造性援用和创新性发展之上。

刘垣菲^[3]（2020）在《别林斯基文学民族性理论研究》文中认为别林斯基是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批评家,他确立了果戈理及自然派的地位,被视为现实主义批评的开创者。他的文学遗产包括美学思想、文学理论和批评方法等。我国现有的别林斯基研究,大多可见于期刊文献杂志中,暂时未有相关专着。在这些文献中,学者们对于同一问题的看法,往往各有侧重,得出的结论也各有不同。但是,别林斯基的美学概念本质是什么?文学理论问题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学界评价其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过渡,在文学理论和批评实践中是如何体现的?这些问题都说明别林斯基文学理论充满了矛盾性和复杂性。别林斯基的文学理论十分丰富,本文选择其中的民族性理论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这一问题的产生、发展和变化的研究,理清别林斯基文学民族性理论内涵的变化情况。别林斯基的文学批评始于民族性,因为这是当时俄国文学最关注的问题。从历史层面讲,十八世纪的俄国,完成了社会和语言的民族化,罗蒙诺索夫和卡拉姆津为此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些贡献反映在文学中就是俄国的古典主义和感伤主义。之后,渴望摆脱古典主义束缚的浪漫派维亚泽姆斯基提出了俄国的民族性概念,受到普希金和果戈理的支持,别林斯基的民族性概念是对前人的延续。他给民族性下了定义,并在自己的评论生涯中一直发展着对这一问题的理解。俄国的文学民族性问题,是社会需要的产物。在别林斯基以前,它已经成为俄国文学发展中的关键:最早表现为追求文学语言的民族特点,从罗蒙诺索夫到卡拉姆津与希什科夫之争,其根本都是对俄国文学语言问题,如修辞等等的探讨。语言是民族性官方民族性将民族性解释为人民对沙皇和专制制度的忠诚,维亚泽姆斯基为代表的浪漫派,将民族性和地域性视为文学的必要条件,同时重视人物形象和取材等问题。因此,他高度评价普希金的《巴赫奇萨赖的泪泉》、《茨冈人》等作品,但是他对普希金的现实性描写持否定态度。普希金支持维亚泽姆斯基对民族性的看法,在自己的文论中提出:文学具有民族性,就要用俄语写作,贵族们已经习惯了用法语阅读、写作、思考,所以才会产生对西欧文学盲目模仿。所以,要摆脱这种模仿,可以从俄国的,或者国外的民间诗歌中取材,从民间和人民中获取力量,注重本民族文学的独创性。但是,语言和取材都是文学的外部形式,真正做到具有“民族性”,要重视民族的精神和思想的表达。果戈理与普希金相同,尤其强调重视民族精神和表达民族的思想。民族性理论是别林斯基在第一篇文论——《文学的幻想》中提出的问题,也是贯穿别林斯基整个文学批评生涯的理论问题。他认同前人的观点:文学应该展现民族精神和思想,并提出习俗是表现民族性的主要方法之一。由于俄国社会特殊的发展状况,民族的习俗主要保留在人民大众中。但是,别林斯基否认只表现群众或农民生活的作品就是具有民族性的。在对具体作品的分析中,别林斯基提到以下问题:俄国文学可以借鉴欧洲文学,但不能盲目地模仿欧洲文学;描写平民生活或庸俗化场景的作品不是民族性作品;民族性是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调和物;民族性的作品,首先是艺术性的作品。除了针对当时的具体文本进行分析,别林斯基还运用哲学概念,解释了前人提出民族性相关问题,如运用“典型性”来解释人物形象的描写,提出诗歌描绘的对象是某一抽象的理念,诗人创作是不自觉而又自觉的,因为“激情”的存在。与前人的不同在于,别林斯基否定民间诗歌的价值,认为民间诗歌不是艺术性的作品,所以从民间诗歌取材,不能说明就是民族性的作品。别林斯基最伟大的贡献,是对普希金和果戈理的高度评价。从他对二者的评论中,清晰体现了他的全部文学思想,当然也包括民族性。他的文学理论是始终发展的,但是当他发现理论的发展无法满足文学批评的需要时,他或者引入新的概念,如“个性”和“激情”,或者改变自己早期概念的内涵以适应新的批评对象,这就造成了他美学思想的矛盾性和复杂性。他的矛盾体现在很多方面,包括对很多作家的前后不一的评价、对讽刺的评价等等。别林斯基对普希金作品的评价,完全展现了别林斯基的民族性思想。他对克雷洛夫和冯维辛评价变化较大,原因在于别林斯基改变了对讽刺的态度,认为讽刺是民族性的标志。这也是果戈理受到高度评价的原因,果戈理对现实的讽刺描写,满足了当时的社会要求。别林斯基对俄国文学、文学批评和社会发展等方面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苏联解体前后出现了很多与以往不同的文献资料,如斯拉夫派、审美派、白银时代及其他与别林斯基观点不同的批评流派的文献。我国学界对这些流派的研究逐渐成熟,但他们与别林斯基的影响和评价问题尚有待进一步探索。

刘中锦^[4]（2020）在《孔笙导演作品美学研究》文中指出在当今这个影视行业高速发展的时代,影视行业产业化造就了一大批导演和一大批影视作品,而从中仔细寻觅后发现真正能够称之为优秀导演的并不多。而孔笙作为电视剧行业的佼佼者,在这个时代展现出了不同于其他影视人的独特美学思维方式,秉持艺术德性、坚守艺术底线、肩负文化传承成为其主要的美学诉求。孔笙一部部经典的艺术作品不仅涤荡着影视界的风气与氛围,更引领着受众的价值观与导向。然而,这样一位不可多得的优秀导演学术界对于其研究却停留在较浅层面。对于其美学思想的研究尚属空白。因此,本文拟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以其执导的影视作品为依托,以美学机理为核心,阐明孔笙的独特美学思维。本文共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部分和第一章。绪论部分阐述此论文的研究背景与意义、文献综述以及本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第一章则是全文主要论述的开始,全面详细的从全局的视角把握孔笙的美学概观,并从其执导历程入手梳理其作品,通过分析具体作品探寻其美学诉求,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思想溯源。并且在前述基础上阐明孔笙导演在主题表达与题材选择等方面表现出的美学思维与表达特点,进而阐述其主题表达与题材选择的意义。通过以上阐述为后续论证提供理论支撑。第二部分也就是第二章,是全文的理论支撑。该部分在第一部分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的探讨造就孔笙美学思维的本质根源。以艺术真实为核心,分别探讨生活真实、历史真实、情感真实、历史真实的内涵及其与艺术真实的关系,阐明了孔笙导演的美学机理,同时为后文的论述打下坚实基础。第三部分是本文的重点论述部分。即第三、四、五章,该部分通过作品、理论相结合的方式,深入分析、总结了孔笙在镜头、叙事、表演三方面所表现出的独特的美学思维。镜头美学方面:从孔笙导演作品中分析其镜头存在的普遍性特征,并以此为依托展开孔笙在镜头方面展现出的美学思维。叙事美学方面:从孔笙导演之于影视作品开局、激励事件、高潮和结局设计的美学诉求以及对孔笙在作品中展现的对开局、激励事件、高潮、结局设计的主要类型的分析,来探讨其叙事美学思维。表演美学方面:论述孔笙导演在指导表演方面的独特性,而非孔笙本身的表演。从明星美学、动作美学、表情表演三个部分综合分析,并讨论孔笙在以上三方面的美学诉求,进而阐明孔笙导演在指导表演方面所展现的独特性与审美性。第四部分也就是结语部分。本文在该部分客观辩证的指出了孔笙在执导作品中所存在的不足与局限性,较大程度实现了对孔笙的全面关照。同时,以期能更好的为影视发展提供借鉴。

崔京宪^[5]（2020）在《周作人与李光洙文学思想比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周作人与李光洙作为中韩两国现代文学的代表人物,他们生活在几乎相同的时代,有很多相同相似的经历。中韩两国同属于东亚文化圈,自近代以来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经历了相似的社会变迁与转型的历程。另外,在东亚内部,中韩两国同时遭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影响,又遭受日本侵略,韩国还被日本强行吞并。在这样的东亚国际环境中,尽管周作人、李光洙所属国家不同,然而两人的文化心理却有许多相同感受,在个人经历和文学思想上也有相似之处。因此,将两位文学家的文学思想进行比较研究,即可以从中看出两位文学家成长的国情背景,也可以比较出两位文学家文学思想上的相同与不同,探讨他们文学思想的价值维度。本论文分为五个部分展开讨论。第一部分,比较周作人与李光洙独特的人生经历,找到两人文学思想产生的根源。他们共同经历了传统社会的巨变,在西力东渐的时代背景,使他们的人生经历丰富而曲折,影响了他们文学道路的选择。周作人自小饱读中国传统诗书,受到了良好的中国国学等传统文化教育,他在江南水师学堂里还受到新式教育,接触过西方文学。其后又曾东渡日本留学,接触了大量日本文学以及西方文学,颇有心得收获。归国后成为五四时期新文学的代表人物,因其提倡“人的文学”以及发表大量优美的散文而成名。后服务于日伪政权,留下历史污点,晚景悲凉,在贫寒和凄苦中渡过余生。李光洙从小在家跟父亲学习古汉文,也在私塾堂学习相关内容。因他个人身体病弱、家境贫困及父母的早亡,使他较早懂得了人生贫苦重病及死亡的意义。他曾两次到日本留学,这为他奠定了作为一位作家的文化基础。“情的文学”成为其文学的基本思想,因发表大量启蒙性与大众性的文学作品而成名。后期他走向亲日附逆之路,给人生留下了历史污点。时代影响下形成的人生经历与文学思想是两位文学家之间的重要可比性之一,这些共同的可比性是我们研究比较两位文学家的重要前提之一。第二部分,比较周作人与李光洙在文学思想上的认识以及影响。两人分别都是本国现代文学思想的先驱之一。他们都很熟悉传统文化之中的古典文学,同时,他们又对传统文化之中的封建思想大加排斥,因此,在他们的文学思想中具有明显的反封建思想。他们又都深受西方和日本的哲学家、文学家思想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他们自己的文学思想。值得一谈的是,他们在各自国家传播和介绍新文学方面都作出了重大贡献,可以通过相关作品体会到他们文学思想上的闪光之处。“人的文学”是周作人文学思想的核心,在他文学里面充满了人道主义以及尊重“人”的“个性”的思想。“情的文学”是李光洙理想主义启蒙文学思想的重要构成内容,通过崇尚个性解放与独立人格的理想主义思想来体现真善美的文学价值主张。第三部分,比较周作人与李光洙的博爱与人道主义文学思想。他们都非常赞赏基督教的博爱、献身精神。尽管两人在具体内容的认知上略有差别,但在对基督教精神方面的认识大体相同。体现在以平等、博爱、人道主义等观念在文学思想上的运用。第四部分,比较周作人与李光洙的个人的文学与民族的文学思想。他们文学的不同特质表现在个人主义与民族主义文学思想上。周作人在自己园地里的文学,表现出明显的个人主义价值取向;李光洙的民族园地以民族改造为标识的文学,表现出了鲜明的民族主义价值取向。为此采用对比式、反比式的研究方法来比较周作人的个人主义文学思想与李光洙的民族主义文学思想。第五部分,主要讨论比较周作人与李光洙文学的价值维度。主要围绕着作者与时代、文学与时代维度,文学与社会维度,作家内在的艺术表现维度等方面进行讨论,并以此来展开其文学价值维度的发现与认识。巨变的时代催生出了新的文学命题,这是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新的文学形式与新的文学思想。正是由于他们捷足先登,抓住时代主题,从而使他们在各自国家的新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成为时代的弄潮儿及新文学的先驱者。他们都以不同的文学形式来表现文学内在的艺术价值。周作人的文学代表为散文,李光洙的文学代表为小说,都展现了文言一致,新文体,国语的民族式样,创作上的融合性与独创性。虽然在文学形式上风格不同,但是在文学思想上却有着相似的内在文学价值。以上所介绍的五大部分的内容,通过比较研究方法中之平行研究方法中的相同相异、互补互衬、相反相成等比较特点来展开讨论,站在更加广阔的东亚甚至全球的视野中去评价、论述作家与时代、文学与时代、文学与社会、作家与文学艺术内在表现等文学价值维度,解读两位卓越的文学家及其文学的价值。

李佳烜^[6]（2020）在《风土建筑谱系视角下江南系宗祠形态比较研究》文中提出在中国传统儒教文化中,宗祠文化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而宗祠作为儒教文化的象征和标志,广泛分布在全国各地,具有明显的地域风土特征。宗祠是村落中重要的公共建筑,建筑规格为最高等级,风水布局也最为讲究。随着宗族的世代沿袭,祠堂的建筑形态已经成为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化遗产,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从当今有关宗祠的研究成果来看,大多数研究是以某一地域或单个宗祠为对象,仅探讨有限范围内宗祠的建筑特色,有关宗祠的类型化研究或比较式研究较少。因此,本文以“语缘”为线索,在现有风土建筑区划的基础上,选取江南系三角区作为研究范围,梳理江南风土区内具有代表性的宗祠建筑。更重要的是,从建筑形态的角度,展开对吴语区、徽语区、赣语区内宗祠的比较研究,并通过可读性的图示语言寻找吴系、徽系、赣系宗祠建筑形态的共通性与差异性。论文主要分为五个章节,第一章主要进行了既往研究综述,并介绍了研究范围和研究框架;第二章通过语系-语支的概念来划分风土区系,选定江南系三角区——吴徽赣来深入研究,进行风土建筑谱系基质特征的解析,为接下来研究宗祠的建筑形态打下基础;第三章分别研究吴语区、徽语区、赣语区内宗祠的建筑形态特征,从宗祠的选址布局、平面形制、空间序列、结构体系、立面造型以及装饰特色六个方面进行分析,并总结各语系宗祠建筑形态的共通性;第四章综合比较三大区系的宗祠建筑形态特征,寻找共通性和差异性,准确定位地域特色,梳理并总结江南系传统宗祠内在的文化内涵,提取具有可识别性的地域符号,以强化各语系的风土特征;第五章为关于宗祠建筑形态研究的启示,主要结合宗祠建筑的保护现状,对传统宗祠的文化价值进行分析,探讨有关宗祠的保护理念;结语部分对论文进行了总结,认为风土建筑谱系视角下的江南系宗祠具有语缘合力影响下的特色建筑形态特征。本文通过实地调研以及整理大量宗祠案例的方式,试图围绕匠作谱系中心来研究语缘影响下宗祠的地域特征,以全新的思维发现宗祠的建筑艺术价值,强化宗祠建筑在传统乡土建筑中的重要地位。并结合现阶段宗祠建筑的保护现状,针对性地提出创新型保护理念,以期为传统建筑的保护及地域文化的传承提供可借鉴的依据。

黄金^[7]（2020）在《边缘·异化·跨界 ——消费文化语境下的香港现代主义小说研究》文中指出长久以来高度物质化的商业环境遏制了香港人文文化的发展,使香港一直无法摆脱“文化沙漠”的粗浅印象,大陆中心意识也导致香港文学在“九七”回归以前都不受重视,被形容为中国文学的“弃婴”、“边缘”。不过,这种边缘的处境同时也可以视作一种契机,香港作家由此努力探索文学的多元性与可能性,力图突破种种刻板的论述。香港现代主义文学便是执掌旗帜行进其中的一支个性队伍。混杂着传统与现代、现代与后现代、中与西等多种文化特质,产生中心与边缘、都市与个人、物质与精神、商业体制与文学场域、区域与整体等多重权力关系与复杂矛盾的香港现代主义文学,在文化领域中进行着带有差异性、异质性、颠覆性的文学实践。而消费文化语境的限定,不仅仅是把高度商业化的社会环境和消费主义带来的种种问题当作现代主义文学表现的主要内容,也是将商业语境作为一种境遇现实,观察消费文化对香港现代主义文学传播和接受产生的深刻影响。基于此,论文将从香港边缘状态的呈现、异化主题的延伸与小说的跨界实验三个角度出发,在消费文化语境中考察香港现代主义小说的历史发展脉络、精神思想及形态特征,并追寻其在香港文学史、中国文学史当中的意义与价值。全文共分为绪论、正文和结语三大部分。绪论部分首先界定了与现代主义文学相关的一些基本概念,梳理广义上现代主义文学的历史脉络、理论谱系、美学特色及相关主义之间的关联,简要讨论香港现代主义的关键特质及个中联系,并对香港现代主义文学的研究历史与现状、选题价值、框架思路进行总括性的阐述。正文部分共分五章。前两章通过香港文学生态环境的探讨和地域文化的比较对香港现代主义文学进行外部研究,后三章结合文本细读展开文学的内部研究。第一章试图对香港现代主义文学的生存空间与状态作出整体描述。从香港商业化的文学运行机制可以看到,奉行坚守严肃文学品性的香港现代主义文学,一直以来都在以商业消费文化为主导的城市环境中艰难生存。作为生产者的作家也在不断调适自我,试图在文学理想、市场趣味和公共规则中找到一条合适的道路。香港对现代与后现代的接受过程与西方同期的文学发展历程存在一定时差,香港现代主义经过现代化、本土化、后现代化的影响,逐渐呈现现代与后现代的杂糅。因此,对于香港现代主义整体的内涵与性质便容许一定的模糊性和弹性理解。除此以外,中西文化交织的复杂文化环境赋予香港文学“混杂”的特质,在此情境中发展起来的香港现代主义文学,对中国传统和西方现代文学既有借鉴吸收,也有批判反思。第二章从香港的“边缘”状态及其独特价值出发,探讨了地域文化对文学的影响以及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学互动交流。依据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三个地区发生的时间线索,可以得到一条完整、连续的现代主义文学发展路线,而香港现代主义运动无疑是中国现代主义文学革命中的一次高峰。香港不仅在传统断裂的特殊时期接过了文学薪火,承担起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的一个重要阶段,而且在不同地区间发挥了不可小觑的转承枢纽作用。在此意义上,香港文学的意义不能仅以中心和边缘的二元对立作僵化论述,要考虑到实际情况中存在相对性和变化性。在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地理版图中,上海、香港、台湾三地的现代主义文学经验不尽相同,彼此之间既有继承和转化,也有文学内部的交融与碰撞,通过比较上海与香港、香港与台湾的异同,可以看到社会状况、政治体制、文化环境与风俗人情等文化因素对文学产生的深刻影响,也可以看到不同的文学表现与个性。第三章以个案研究的形式进入到小说文本内部的分析,主要探索香港现代主义文学的内在思想精神。从文学整体的发展脉络来看,不同代际的作家表现出不同的反应与特性,崛起于50年代的刘以鬯、昆南、马朗等是香港现代主义的先驱,之后的“资深一代”、“中生代”与“新生代”作家,每一代作家的书写都不同程度地对前代进行拓展延伸,也有反省和创造。章节内分别选取刘以鬯、西西、董启章、潘国灵作为四代现代主义作家的代表,他们的创作反映了不同时期香港城市意识与历史精神的变化,从中可以看到香港现代主义书写旨趣与方式的演变以及作家思想观念上的突围与超越。第四章围绕现代主义的“异化”主题,讨论都市人面临的种种困境与挑战。香港作为一个高度异化的现代城市,承受着由物质带来的巨大压力,使人对城市产生强烈疏离感,但另一方面,香港也因其开放多元的历史传统而具有文化包容性。作为亲历异化的都市人,作家借助作家形象的塑造进入城市言说,同时还扮演叙述者的角色。他们群体性地在都会情境中经历迷失,也从中探求自我拯救之路。异化造就了香港独特的生活景观,从病态的市井男女到纷繁庞杂的物质,都可以见到现代文明病影响下人类的历史命运,以及物化逻辑之下“人”与“物”既互相对立又彼此和解的矛盾关系。此外还探讨了殖民环境影响下港人历史观念的异化问题,香港现代主义作品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地区断裂的殖民记忆和疏离的历史意识。第五章主要讨论香港现代主义文学在艺术形式上的探索以及对通俗文学的跨界影响。香港现代主义文学很注重发掘个人的内在意识世界,表现人类颓废虚无、荒唐放纵等负面心理倾向,导致了一部分现实主义作家的质疑和批评,并由此引起关于“真实”与“虚构”的争论。但从现代主义作家具体的创作主张与实践来看,他们不仅没有割裂写实与虚构的联系,还尝试将两者有机结合,实现现实存在与现代、后现代内容与形式的融汇。此外,香港现代主义很注重叙述形式、技巧和结构的实验性与先锋性,作家通过形式的创新和文体的越界探索了文学表达的多种可能。现代主义不仅在吸引着纯文学作家,对通俗文学作家也产生影响,从古龙小说可以看到存在主义与武侠文学的融合,这种尝试使通俗小说进入到一个新的境界。结语部分重申了香港现代主义文学的现代性意义,并探讨了现代性的书写方向。从一般的现代性意义来说,香港现代主义文学无论在内容形式还是思想精神上,都在实现向传统反叛、与传统决裂的目标,从具体的实践成果来看,现代主义文学对现代香港历史与城市文化的优势与缺失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并构建起多元的审美思维和艺术风格,其现代性书写已经形成了独特的个性。接下来面对现代性书写如何继续进行下去的问题,无论是倡导回到“以人为本”的“多元现代性”理论,还是面向未来的“重写现代性”,都颇具启发作用,香港的现代性书写仍然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薛静^[8]（2019）在《论汪曾祺散文的民间书写》文中研究表明汪曾祺的散文创作具有深刻的文体意识,受到传统与现代、民族与外来的多元影响。而民间作为他散文创作中多有涉及的话语空间,研究界还未对其进行较为系统和深入地探究。本文在前人研究汪曾祺散文的基础上,针对其散文中的民间书写,包括他笔下的凡人小事、瓜果饮食以及民间文化等等内容,进行题材分类与整体概况分析研究。从中剖析出汪曾祺以人道主义为价值立场来观照民间世界,最终呈现出审美化的民间空间。同时利用传记研究等方法,进一步探究汪曾祺散文选择民间书写的原因,结合他的成长环境、生平经历与个人审美素质等多方面因由,从其人看其文,探究汪曾祺是如何一步步接受并最终融入民间。再将汪曾祺散文置于时代背景下,考量他散文选择民间作为审美创作空间的内在意蕴与现实意义,发现汪曾祺散文的民间书写内容不仅表明了散文创作个性意识的复归,也显露出了对民族传统的回归倾向,同时为读者提供了健康闲适的文化休息空间,适应了新时期读者的文化需求。透过对汪曾祺散文民间书写的系统分析,以此来观照他本人的生命价值立场,解析汪曾祺笔下所建构起的一个充满着“人”的情感与性灵的民间生活世界。

陈冠楠^[9]（2019）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海派”话剧的情爱叙事研究》文中指出情爱叙事是“海派”话剧创作的永恒主题,其叙事的意义旨在对现代人生存感觉的关注与对现代人的两性世界给予关照。上世纪90年代以来,“海派”话剧情爱叙事在欲望化的叙事形态下,构筑了男性“被看”的另类叙事结构,创造了自由与诗意的叙事时空,而这无不立足于情爱的基本要素——个体欲望。围绕个体欲望的书写,于男性“被看”的另类叙事结构中,显现女性欲望的觉醒、大众情欲的泛滥;于自由与诗意的叙事时空中,凸显欲望的自如呈现与诗化表达。从个体的基本欲求出发,到个体欲望的张扬,再到大众情欲的泛滥,情爱叙事展现了人性、原欲的美好,也揭示了纵欲的贪婪与丑恶。将欲望的张扬和膨胀与道德的完善、训诫始终联系在一起,旨在让观众看到欲望泛滥的弊端与道德完善的迫切需要,这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海派”话剧情爱叙事的一个特别之处。

樊晓燕^[10]（2019）在《沈从文四十年代文学思想研究》文中指出沈从文作为现代文坛的一份子,他对文学有着独特的思考,他评价自己为“对政治无信仰对生命极关心的乡下人”,对政治的远离使文学之纯洁性得以突出,对生命的关注使文学之本质得以归复,以“乡下人”自居强调与众不同的创作风格。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处于社会动荡混乱的历史阶段,各类政策的要求与文学氛围都与他所醉心于自然、生命、“爱与美”等等的文学审美理想发生剧烈摩擦,在与现实的砥砺下产生的作品皆以直接抒发心灵的杂文、文论为主,蕴藏着他丰富、复杂的文学思想。在风雨如晦的现代环境下始终保持着自身独立之思,关注文学审美性,维护文学应具有的精神,将文学作为救治弊病的工具。本论文通过细致全面地分析沈从文四十年代的作品,从他对文学审美与文学精神的思考出发,论述其四十年代的文学思想。全文分为绪论、主体章节、结语三个部分。除去绪论和结语,主体章节共三章八节,研究基础建立在文本细读上,通过分析作品、时代背景与作家个人境况,梳理、提炼、总结出沈从文当时的文学思想与流变。从三个章节展开论述:第一章主要研究沈从文四十年代的创作情况,分析这一时期创作的类型与特点,研究较之于二三十年代发生的转变及原因,并对影响他创作的主要因素进行分析和概括。第二章研究沈从文“美”“爱”“神”的审美理想,分析三者统摄下他对文学表达形式与不同艺术形式的思考,以及对创作艺术手法的探索,挖掘沈从文文学审美理想的内涵。第三章论述沈从文思考时代背景下产生文学精神危机的问题,切入他对文学“工具重造”与“工具重用”的思考,研究他拯救文学精神堕落的方式,探讨他将文学作为重造人、重造政治、重造民族与国家的理想。

二、现代人精神气质概观（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现代人精神气质概观（论文提纲范文）

（1）“于正剧”叙事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尤金·奥尼尔戏剧在现当代中国的接受和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3）别林斯基文学民族性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孔笙导演作品美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周作人与李光洙文学思想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风土建筑谱系视角下江南系宗祠形态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边缘·异化·跨界 ——消费文化语境下的香港现代主义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论汪曾祺散文的民间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9）20世纪90年代以来“海派”话剧的情爱叙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沈从文四十年代文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现代人精神气质概观（论文参考文献）

• [1]“于正剧”叙事策略研究[D]. 赖文熙.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2020(06)
• [2]尤金·奥尼尔戏剧在现当代中国的接受和影响[D]. 李小刚. 山西师范大学, 2020(07)
• [3]别林斯基文学民族性理论研究[D]. 刘垣菲. 吉林大学, 2020(08)
• [4]孔笙导演作品美学研究[D]. 刘中锦.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9)
• [5]周作人与李光洙文学思想比较研究[D]. 崔京宪. 辽宁大学, 2020(01)
• [6]风土建筑谱系视角下江南系宗祠形态比较研究[D]. 李佳烜. 大连理工大学, 2020(02)
• [7]边缘·异化·跨界 ——消费文化语境下的香港现代主义小说研究[D]. 黄金. 浙江大学, 2020(07)
• [8]论汪曾祺散文的民间书写[D]. 薛静.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2)
• [9]20世纪90年代以来“海派”话剧的情爱叙事研究[D]. 陈冠楠. 杭州师范大学, 2019(01)
• [10]沈从文四十年代文学思想研究[D]. 樊晓燕. 云南师范大学, 20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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