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尚书·说命》及其教育思想（论文文献综述）
徐艳兰[1]（2020）在《建构儒学学统：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旨从“中原文献之传”这一独特视角,探讨吕祖谦如何重建儒学学统。宋学的问题意识是重建内圣外王之道,而吕祖谦的中原文献之学正是对这一时代问题意识的回应。吕祖谦将传统思想之继承与时代思想之变革结合起来,走了一条以儒学学统为骨骼、以义理、辞章、考据、经济为血脉的儒学复兴之路。这条路既有别于朱熹以天理论为核心的宇宙本体论建构,又迥异于陆王挺立心本体所构建的意义世界。他以“中道”作为贯穿本体世界与意义世界的方法论,又以道兼体用的义理之学打通内圣与外王的关隘,使得儒学重归内圣外王的格局。此种儒学学统建构方式,对宋元明清儒学尤其是清代儒学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透过吕祖谦学术地位的演变,发现宋元明清时期儒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注重学统到道统再复归注重学统的演变历程。虽然朱子以道统论为核心,以《四书》学为经典体系构建的理学得到官方认可,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但吕祖谦以儒学学统为核心,回归五经,统合孔孟,包举汉唐的学统论建构亦是儒学史上不可忽视的一股暗流。学统与道统相角逐且学统传衍至清代而复兴。其次,吕祖谦的学术体系是围绕着儒学学统而展开的,其所得“中原文献之传”的确切含义是“儒学学统之正”。这既是与金朝争正统的产物,也是吕祖谦对儒学发展的整体性思考的结果。道兼体用的义理之学是中原文献之学的总纲;斯文重建的辞章之学是中原文献之学的关键;求实考信的考据之学是中原文献之学的基石;经世致用的经济之学是中原文献之学的归宿,它们共同构成了吕祖谦学问之整体。义理、辞章、考据、经济四个面向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一个有机整体,其中义理之学代表道统,辞章考据代表文统,经济之学代表治统。吕祖谦以学统去统合道统、文统与治统,既不割裂儒学发展的连续性又注重时代创新性,使得其中原文献之学呈现出与同时代人迥异的面貌。最后,透过吕祖谦以儒学学统为理据重建宋学,我们得以重新审视吕祖谦在思想史、学术史以及文化史上的地位。强调内圣与外王是儒学重要的特质,也是儒学区别于道家、佛家的显着特征。修己治人、成己成物,合内外之道的中原文献之学是吕祖谦学术的核心。在理学家转向内在心性修养,忽略外王事功的时代背景下,重建内圣外王之道成为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的学术旨趣。吕祖谦在儒学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他既是宋学建构的参与者,又是婺学开拓者,更是儒学学统建构的完成者。宋代浙东事功学派、明清实学、清代朴学、浙东史学皆深受其影响。总之,中原文献之学展现了吕祖谦博杂思想背后的系统性及其为宋元明清儒学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王岩[2]（2020）在《中日韩《孟子》学研究 ——以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为中心》文中研究指明作为“四书”之一,儒学经典《孟子》在中国宋朝、日本江户时代、韩国朝鲜朝都具有重要影响,其仁说、性善说、“不动心”说、仁政说等深刻影响着中日韩三国的社会思潮走向、社会制度建设乃至民族文化心理的形成。中日韩三国大儒均带着经世致用的济世情怀和历史使命感进入了注释《孟子》的领域,以注释儒学经典的方式表达着对天道、人性和社会等问题的看法,引领着时代思潮的走向。其中,尤以朱熹（1130-1200）、伊藤仁斋（1627-1705）和丁若镛（1762-1836）的注释最具代表性。在中国宋朝,在汉学向宋学转移的大势下,朱熹《孟子集注》以赵岐注为底本,上承韩愈、周敦颐、程颐、张载,下采张栻、杨时、范祖禹、吕希哲、尹焞、吕大临、游酢、谢良佐、侯仲良、周孚先等人,荟萃条疏,辨同别异,将经学研究的重点转向了对心性之微的探索、宇宙之理的追索,建立起以理学精神为主的新孟子学,影响元明清七百余年的中国历史。并且,伴随着朱子学在汉文化圈的流播,《孟子》在日本及朝鲜均产生了重要影响。日本镰仓时代（1192-1333）末期即已出现汉学与宋学的分野。进入江户时代后,朱子学在幕府支持下获得了官学地位。十八世纪,反朱子学的力量壮大了起来,古学派开创者伊藤仁斋建立起以《论语》《孟子》为核心的古学思想体系,恢复人伦日用的古学之道,开启了儒学日本化进程。作为仁斋思想成熟时期的着作,《孟子古义》既是仁斋古学思想的代表,又是江户时代日本儒学试图摆脱朱子学影响、实现本土化的反映,鲜明体现了儒学在异域文化背景下的变化形态。儒学传入韩国的最早记载是公元640年唐太宗设立崇文馆,新罗、高句丽、百济将子弟送到唐朝学习,关于《孟子》可查证的最早记载是罗末丽初（约为公元十世纪）崔致远（857-?）在《无染和尚碑铭》中的六处征引。而《孟子》的正式接受是在朝鲜朝时期。作为实学派集大成者,茶山丁若镛认为《孟子》所体现的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积极践行的实践精神,最能体现洙泗之学的真谛。茶山倾浸心血注释的《孟子要义》,既继承了朝鲜朝前期儒学的成果,又吸取了西学的内容,成为能够体现性理学、阳明学、北学和西学的思想载体,体现了十九世纪韩国儒学界尝试以儒学世界观来理解西方思想体系的努力。然而,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的《孟子》诠释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建立在其对“道”不同角度的理解之上。朱熹将宇宙起源、万物化生、飞禽动植、山川河流等自然现象融入对“道”的理解,进而为传统儒学中将自然秩序与人伦道德联结起来的“天人一体”思想提供了形而上的宇宙论根据。伊藤仁斋与丁若镛都反对从形而上的“天理”来理解“道”的视角,转而将“道”的视角拉回到人伦日用之间,强调了自然秩序与人伦道德之间的分离,构成了其《孟子》阐释的思想基础。如果说对“道”的理解体现了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对人与世界关系的不同理解,那么,对“理”的不同阐释则凸显出朱子学东传日韩之后所引起的种种反映。伊藤仁斋与丁若镛都以条理、腠理、文理之义来重新理解“理”,从而完成了对朱熹“天理”之义的解构。故对“道”、“理”的不同理解构成三家对《孟子》阐释不同的深层原因,但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又并非决然相同,而是存在着若干具体差异。具体来说,朱熹以理气一体宇宙观为基础,以心性之学为核心,视《孟子》为阐释仁义礼智本然之性的儒学经典,进而使儒家在心性之说上超越佛家,巩固了社会价值观引领的地位。仁斋提出一元之气为天道之全体,反对朱熹以“心性”解《孟子》的作法,将《孟子》视为体现仁义之德、王道之要的儒学经典,最终以“仁义之德”表达了对君臣、父子人伦秩序的尊崇。与仁斋相似,丁若镛亦在反对理气一体宇宙观的基础之上,形成了以“孝弟慈”为核心的人伦之道。然而,丁若镛更为强调“心”的实践意义,认为“天命之性”的贵重当体现于“行事”之间尽己之心的意愿之上。但是,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对《孟子》主旨的不同把握并非临空蹈虚,而是在对《孟子》具体学说的阐释之中充分展开。《孟子》开篇即提出“仁”字,对“仁”一字之阐释凸显出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对《孟子》的不同把握。《孟子集注》“仁者,心之德,爱之理”实际上分宇宙界与人生界两个层次来说仁。仁之理为天地生物之心,仁之气是天地温和之气,一“仁”字实际上绾合了理与气,接通了宇宙界与人生界。朱熹以天地之理、阴阳之气来说仁,既继承了孔孟儒学,又将仁字上升至宇宙界,使“仁”具有贯通天人的特色,真正体现了中国儒学特有的精神传统和认识世界的方式。伊藤仁斋从人伦之道的古学观点出发,认为仁只是爱,不是“爱之理”;仁是忠信之爱,是实德,是实实在在的人伦情感;仁不是个人的私情、私爱,而是遍施于他人的公共之爱。而其思想基础则是天道与人道分立、道德法则与自然秩序分离的天人分立思想。可见,对中国儒学中对于天人关系的舍弃,透露出仁斋及德川儒学在吸收中国儒学时所持有的标准:即以是否具有指导社会生活和制度建设的实用性为标尺。这种以实用性选择文化的态度,不仅在江户时代迅速将儒学转化为推动社会兴盛的工具,也是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民族能够迅速从传统中转型,吸取西方文化中的有用部分,从而实现经济腾飞和社会转型的文化心理基础。茶山将“仁”看作现实社会中孝弟慈等人伦关系,尤其注意分辨心与仁义礼智之间的差别。茶山认为,仁义礼智与心并非是一段,仁义礼智只是在外之德行,能够真正地实现这一德行的根本在于“心”的权衡抉择,从而突出了“心”自主抉择的重要性,体现了韩国儒学注重实践性的特征。进而,茶山接受利玛窦西学的影响,将“天”理解为人格神意义的上帝,从而在天人关系的把握上区别于朱熹,形成了韩国儒学的特质。经由朱熹之解,性善说既成为《孟子》的核心思想,又成为日韩儒者绕不开的话题。朱熹“性即理”继承了汉儒以“天人宇宙图式”论性的传统,其“理一分殊”性学体系解决了儒家悬而未决的“性与天道”形而上根据的问题;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不离不即的关系,又最终将性善说挽回到人生义上来。仁斋“性好恶说”分离了“性”与仁义礼智大德之间的关系,认为气质之性天然有好仁义的倾向,顺性则可行仁义,顺人情可知性善,甚至将情提高到了“道”的位置,体现了德川儒者重“情”的普遍特点,为教化说、王道说打下了基础。丁若镛“性嗜好说”沿袭先秦儒学“以心见性”的模式,注重从心的好恶判断等直观感受上来认识性,既为心的自主之权留下广阔的空间,又使性善说能从朱熹天理的框架中脱离开来,具有指导人生实践和社会治理的实际意义。要言之,对“性善”的不同理解实根源于三家对天人关系的不同把握。《孟子·公孙丑上·不动心》章因提出了“不动心”、“知言”、“善养吾浩然之气”、“集义”等重要论断历来备受关注,是理解三家《孟子》阐释异同的绝佳样本。朱熹重视“未尝必其不动而自然不动”的圣贤心态以及俯仰无愧怍的浩然之气,集中阐述了“集义”的日用功夫,表现了理学沟通天地正气与人之精神气魄、推崇以“义”为核心的日常践履功夫的品格。仁斋以朱子学为继承和批评的对象,批驳朱熹对“不动心”和“浩然之气”的重视,集中阐发了以“仁义”为核心的思想,表现了古学派不谈性与天道、注重人伦日用之道的实学特色。丁若镛集中阐发了对“心”为神形妙合之主的推崇,“不动心”只是志士仁人在伦理世界的世俗心态,完成了对朱熹所言“天理”与“不动心”关系的分离。仁政是孟子提出的治世理想,为中日韩儒者描摹了一幅理想社会的图景。朱熹认为仁政之大要在于人君一心之间的天理人欲之别,君子尽本性之善,由一心上溯至天理;圣人笃恭而天下平,修一己之德而天下从之。仁斋认为王道说是《孟子》乃至“四书”的主旨,其“生生之德”既继承了朱熹天地生生之意发畅不已的生命观,又将之限定在人世间的范围之内,具有了瞩目于人伦日用之道的古学特色。仁斋认为,仁政之本在于人君能与民偕乐,与天下同情,将“好货”、“好色”等合理情感欲望推己及人,形成了别具特色的“与民偕乐”（“同民之好恶”）之说。丁若镛认为,治国当以用人、理财为要务,合理的田制是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的基础,经界之法、井田之制为礼乐兵刑等制度的根本,并重视以天命启迪道心的教化说,尝试为朝鲜朝的变革描绘出现实路径。结言之,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都以儒学经典《孟子》的重新诠释来表达对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世界关系的认识,这种经典的学问生产方法奠定了以经书为核心的东亚精神传统、思想传统,维护了儒家精神在东亚文化圈内的主导地位。但是,由于三国对以“天人关系”为主的儒学核心价值理解不同,形成了三国儒学的不同特色,影响到三国的近代化进程。然而,中日韩同属汉文化圈,整体上存在不同于西方的精神传统:即都不以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作为社会发展的根基和目标,而是注重群体合作、人际和谐。这既是儒学带给中日韩文化共同的基本要义,也是三国的历史传统和民族文化心理,是三国面临西方文化之时所共同拥有的思想底色,对我们今日理解人与社会的关系亦具有深刻影响。
郭太玲[3]（2020）在《《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读本》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读本》是清末桐城派大家吴汝纶的评点着作,着重在揭示《史记》的文法,渗透着吴汝纶宏通的学识和务实的治学态度。而且,本书以其对桐城理论的融汇和突破成为《史记》评点中不可多得的着作。本文从四个部分进行论述。第一章探讨《点勘史记》成书。首先,从明清评点风气、桐城派评点传统和吴汝纶学识及吴氏家学三个方面考察《点勘史记》的成书背景。这一节的设置,有利于后面分析《点勘史记》的评点及其特色。接着考察《点勘史记》的版本和着述体例。第二章分析《点勘史记》的章法和笔法评点,这是本文的核心部分。《点勘史记》多从文章学角度评论《史记》,章法和笔法上各有侧重,章法重在对《史记》整体布局构架的揭示,而笔法则关注《史记》的微观层面。第一节先分析宏观之章法,整体构架由面到点地进行分析。第二节论析笔法,围绕衬托、旁枝、反讽、顺逆四种笔法,分析吴汝纶在评点《史记》笔法中的偏重。第三章考察《点勘史记》的评点特色。从评点语言、评点态度、评点内容三个方面进行分析。语言不事雕琢,多用熟语,绝少修辞;评点态度审慎;评点内容务实不空疏。第四章论述《点勘史记》的地位,将其放在桐城《史记》评点的大环境中进行考察。把握《点勘史记》作为清末最后一部《史记》评点大作的定位,揭示《点勘史记》对桐城评点理论的融汇和突破,由此分析《史记》评点学发展到清末,吴汝纶《点勘史记》这一大着作出现的意义。在前四章的基础上,结论部分总结《点勘史记》的贡献和不足。
王睿[4]（2019）在《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人而无德,行之不远”。道德对于国家生存与个人发展至关重要。道德的根基在于养成,而道德养成之难以至于中外先贤都在不断的思考与实践以试图破解这一难题,也由此形成了丰富多彩的道德养成思想与实践智慧,它为我们今天的德育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历史经验。在中华民族漫长的教育发展进程中,宋代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历史时期:它是继春秋战国以后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发展的又一高峰,是中国教育思想与文化奔流涌动的黄金时代。其中,宋代理学家“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的道德养成思想是这一时代教育思想丰赡发展的成果和重要标识。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为宋代乃至之后的中国社会提供了主体思想与道德言说,也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修身立德的文化信仰,是中国教育“立德树人”的历史样态。对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的历史回顾、意义澄清和现代价值转化,为有中国特色的德育理论的本土创生、德育实践的有效开展提供了历史依据,是对新时代德育工作新要求的时代回应,是全球化、多元化背景下提升教育理论话语权、坚定教育自信的必然选择,因此本论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研究现状仍然差强人意:在价值定位方面,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常被冠以“以理杀人”的帽子,被当做中国文化难以现代转化的原罪;在研究视角方面,鲜见有将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当做一个完整的学术思想体系进行的研究;在研究内容方面,“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作为学界广泛使用的术语,没有获得准确定义,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体系的完整性、独特性、时代性有待进一步挖掘;在研究结论方面,对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如何从儒家学者对理想人格的设计转化成普罗大众普遍认同、易知易行的教育实践的这一中间环节阐述语焉不详,这些不足为本研究的展开提供了创新的空间,这也是本研究的学术价值所在。本研究的创新在于:一是在研究视角方面,将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作为一个完整的学术思想体系展开研究,注重其整体性、独特性的同时聚焦其历史意蕴和现实价值的挖掘;二是提出一种观点,即认为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的实施与传播是儒家思想从书斋到民间,从思想到实践的过程,它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与民族特性;三是以古鉴今,对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的生命价值进行重新评估和合理转化,为当下德育理论的完善与创新提供重要的历史参照与理论支撑,挖掘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中的“立德树人”智慧,以回应新时代对教育工作提出的新要求。本论文通过文献研究、历史研究、比较研究、个案研究的方法,主要围绕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何以一反道德滑坡、势力浇漓之乱象,成功实现“尽人情之美”、风敦俗睦的同时汇聚发展成为中国古代修身立德的文化信仰这一核心问题的解决而展开。本研究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回答“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是什么”的问题。通过对“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这些被广泛使用却含义不清的概念进行学理分析,确定道德养成的特征与内涵。采用思想史、专题史的研究框架,通过对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王安石、朱熹、陆九渊、张栻、陈亮、叶适等宋代理学家的道德养成思想的分析、归纳和总结,回答了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究竟是什么的问题,从中发现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与总体趋势。第二部分回答“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何以必要与可能”的问题。首先,从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对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的创生环境进行分析,以期描绘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创生环境的宏大画卷,进而揭示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产生的历史合理性。其次,分析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对宋代社会的深刻影响,阐述其时代影响和历史意蕴。最后回答“新时期的道德养成何以可能”问题。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虽存在历史局限性,但仍然饱含立德树人智慧,为当今教育提供了重要启示:关注人生根本问题的道德养成可以很好的解决和回答现今德育针对性不强、方法陈旧刻板等问题;德育应该兼顾道德主体的内在自觉性与道德规范的外在约束性的双重功效;道德养成在倡导内省修身、道德践履的同时不应排斥以道德理想为价值导向的功利追求,而应该将二者整合为一;道德养成过程中榜样的力量不容忽视;道德养成应该是“道德的实践”与“实践的道德”之统一;道德养成必须坚持民族特色与文化立场。
许娅[5]（2019）在《明代贵州进士生平及作品考论》文中研究表明科举起于隋唐而兴于宋,至明代达到鼎盛。贵州虽在十五个行省中建省最晚,但受科举制度的影响亦颇为深远。自永乐十一年建省到清末的近500年间,贵州在科举方面确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贵州科举素有“七百进士、六千举人”之概说,然具体数据却向无定论,尤其是明代贵州科举数据,模糊、缺失、错讹情况比较普遍,这其中包含多种原因,诸如史籍记载信息有误、移民现象带来的籍贯信息混乱、边缘政区的交互管理等等,都亟待辨清。另外,关于明代贵州进士的生平及着述情况皆散见于各方志或墓志铭中,虽在《贵州通志·人物志》《黔诗纪略》等书中略有记载,但并不系统,这给从事该领域研究的人造成了数据不准确、人物不清晰等诸多困难。本文立足明代科举时代背景,以明代贵州进士群体为研究对象,全面考证他们的姓名、籍贯、科考、生平及着述等情况,通过考证、整理、分析和汇总,最终形成相对系统、完备的明代贵州进士群考资料。文章拟从以下四个部分展开研究:一、概述贵州建省前后的情形,梳理科举在贵州的发展历程。贵州地处西南边陲,建省前分属四川、云南、湖广等周边行省,不仅管理混乱,经济、文化发展也十分落后,直至明朝统一云南之战后才受到朝廷重视,进而逐渐发生改变。贵州自建省到参与科考,再到独立开闱历时长达124年之久。二、考证进士群体总数及身份,分析影响其科考成绩的因素。有明一代,贵州共诞生进士99人。这其中,86%属于双籍进士,仅14个纯贵州籍进士,进士中更存在科考前后姓名变更者,即普安陈世章,后更名谢士章。明代贵州进士的科考成绩多为二、三甲,成绩最好的是易贵,名列景泰甲戌科二甲第二名,贵州贵筑长官司人。而影响他们科考成绩的因素除了个人学习的努力程度,还包括家庭环境、自然地理、经济发展和教育水平等。三、挖掘进士生平及着述情况,汇总成系统完备的传记资料。正所谓知人论世。进士是科举的高端产物,要探索明代贵州的历史文化,就绕不开明代贵州进士群体。因此,笔者通过纸质文献查阅、电子文献搜索、图书文献传递等多种方式,竭尽全力爬梳现有的关于明代贵州进士生平及着述的文献资料。四、列举个别代表性作家作品,梳理进士与贵州文学的关系。缙绅乃文化之表率,而进士为其首。第四章主要以孙应鳌、谢士章的诗文作品为中心展开分析,探索其作品的文学风格及艺术特色。第五章节简要分析明代科举对贵州进士的命运所造成的影响,以及进士与贵州文学之间的关系。文章主要采用了文献调查法、比较研究法、文史互证法、对比分析法、实例列举法、总结归纳法。研究结果如下:明代贵州进士群体有近百人,他们是明代贵州的杰出代表,在政治、文学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引领了明代贵州文化的发展方向。而对该群体文学作品存世情况的考证和艺术分析,令这一群体的形象更为鲜活饱满。做成这份关于明代贵州进士群体的身份、生平、作品的传记资料,不仅能够拉近我们与明代进士的距离,提升当代贵州人的文化自信,也能为后面从事该领域研究的人提供一定的文献帮助,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贵州科举在中国科举研究领域的不足。
周宝平[6]（2019）在《赵贞吉经世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儒家思想本身带有一种积极的入世精神,经世思想则是这种入世精神最为集中的体现。赵贞吉经世思想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条件与哲学基础。在当时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的情况下,赵贞吉继承先秦以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者之志”,发表了一系列旨在解决社会问题的言论,其“意在备经世之法,俾愿治之主有所采择耳”,对社会现状的关切成为其经世思想产生的社会条件。另外,他认为,社会不安的原因在于“人心郁而不彰,人欲横流而不可禁止”,因此,应通过自信其心、克己、洗心和剥蕉之法来彰显自心,以备经世之用,赵贞吉的经世思想是其哲学思想的具体体现,他的心性之学、正心之学和外王之学成为其经世思想的内在依据。赵贞吉经世思想的内容十分丰富,其经世思想主要包括:为君之法、为臣之道、治民之术、守边之兵和教育之方等方面。具体来说,他认为君主想要保宏业于万世,要紧处在于对势-机-志-时的掌控,在于遵守法祖-敬天-勤民的原则,重视“谕教太子而导之术业”,更要纯心觅贤,乞求真儒之臣,真儒是“适治之良骏,平章之利器,圣古哲王所以运天下之具”,而作为真儒之臣要具有大臣之度、惕厉之心与寡过之念;赵贞吉提倡“重农安民”和“养民之政”,认为治民应以保其生存为先务,再辅之以教化;赵贞吉还主张“将之有威胜过爱”,守边之将要以威统兵,提倡分营统兵之法,重视马政;赵贞吉还重视教化,主张“师道立则道明于天下”,认为教育的的目的之一是“贵求新益之骈臻”,着重培养学生推陈出新的精神。赵贞吉经世思想具有儒家经世思想的普遍特性,也有其自身所独有的特点。其经世思想表达了他作为儒者之使命与责任感,即对家国天下之兴亡的关切,体现了内外并重的经世致用的学风,以修身为经世的内在基础,以经书、心性哲学和历史作为其经世之学的依据以及杂糅佛教思想之意蕴。赵贞吉的经世思想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可以增强人们的道德意识,务实精神和改革创新精神。
孔令会[7]（2019）在《当代《学记》研究史论（1949-2018）》文中提出《学记》是对我国先秦教育教学经验的理论总结与概括。其教育思想不仅对我国长期以来的教育理论研究和教育教学改革有非常高的借鉴价值,同时作为中国传统的教育学元素和符号的《学记》,对近代西方教育学的引入与现今中国教育学建构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建国初期,《学记》研究一方面承续了民国时期的研究传统,受“西学中源”论影响甚深;另一方面受到国际国内形势的影响,原来“上法三代,旁采泰西”的研究范式在此时已不再适用。此时的《学记》研究一方面受到马克思主义史观的深刻影响,善于用“批判继承”的态度来研究《学记》;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教育学”的取向,学者们开始用教育学的框架去研究《学记》。“文革”时期,建国初态势良好的研究在此时步入旁歧,1974年因“批林批孔”和“评法批儒”运动的兴起,多以“儒法斗争”为线索直接对《学记》进行批注或与《劝学篇》来进行对比分析,以突出《学记》是“复辟奴隶制的反动教育纲领”这一阶级属性。建国初被认为是“教育学的雏形”的《学记》在此时被解读为政治学意义上的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范本,学术领域的一个研究课题变成一场富含政治意义的批判运动。改革开放后,《学记》研究步入到了繁荣期,打破对《学记》研究的教条,重新确立《学记》的地位和思想内容,一洗“文革”时期“反动教育纲领”这一评价。随着思想解放的深入和教育学科的分化与综合,这一时期的《学记》研究趋势良好,学者们开始以多学科的视角去探索这篇教育文献,无论是在《辞海》还是其它教育辞书中,《学记》都成为重要的词条来源,教育学和教育史着作都会各有侧重地对《学记》展开研究。新世纪以来,《学记》研究不仅仅局限于文本研究与理论阐发,还结合当代中国教育改革的背景,挖掘传统教育专着《学记》中的教育理论,为现代教育改革提供理论支撑和价值引导。同时,新世纪以来《学记》研究呈现出新的面貌,一方面研究日益重视与教育实践的结合,显示出明显的“实践性”倾向;另一方面,研究向精细化和纵深化的方向转变。教育学者对《学记》在教育学上的地位有了更加理性的认识,同时从更加广阔和多元的视角去挖掘其现实价值。《学记》的研究史其实是一部中国教育学发展的缩影,当代《学记》研究的起起落落与中国教育学的发展轨迹几乎一致,而且《学记》作为中国传统的教育经典着作,在当今教育学的本土化和建构中国教育学的时代背景下,也将为教育学的理论建构和实践探索提供必要的参考和借鉴价值。
周平尚[8]（2019）在《欧阳玄哲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欧阳玄作为元朝着名的文学家、史学家和理学家,在文史哲等领域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后人对其史学和文学贡献方面研究较多,然而因其哲学未成体系,后人对其哲学思想关注不多,研究甚少,导致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这样一位杰出的史学家、理学家却缺乏应有的了解和研究。基于此,本文试图根据欧阳玄相关着作和相关文献资料梳理出欧阳玄的哲学思想。欧阳玄在元代史学、文学、哲学方面成就卓着,这缘于他既得承蒙家学播种下理学之种子,又师从宋遗老继承了他们的学术思想,与揭傒斯等同游于许白云之门,出于理学大师金覆祥的高足许谦门下,参列“许门四杰”,故而受理学的影响是很深的,他与虞集、揭傒斯等文人交往密切,彼此之间惺惺相惜,这些人对欧阳玄的学术思想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欧阳玄的哲学思想基本是源于程朱理学,又师承许谦的理学思想。他的哲学思想主要体现为“倍崇儒家性与天道之说”“敬天为忠”“天心仁爱人君”的天道观,欧阳玄的天道观是与人道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阐述天道是为了论证人道的合理性,最终的目的还是为元朝的封建统治的合理性进行哲学论证;在道统论方面,欧阳玄主要是继承和发扬了程朱的道统思想,将元世祖构建入尧舜之后的道统传授谱系,将周敦颐、二程、朱熹等宋儒以及元理学家许衡等人也纳入道统传授人谱系,不断完善了道统体系,并对道进行了相应论述。欧阳玄的伦理观则体现为“重忠恕之道”“严义利之辩”。欧阳玄的哲学思想还深刻体现并运用于政治、教育、修史、文学上。欧阳玄政治观上倡导务实的实政论、教育观上倡导重儒学以教民、修三史时倡导明天理合纲常、文学观上倡导文以载道。欧阳玄毕生致力于程朱理学的推广和传播,致力于进一步推动理学的官学化,他的哲学思想对后人产生了深远影响。
周兴[9]（2019）在《明代广东儒学史研究》文中指出明代以前,两广地区一直是中国较为落后的地区,儒学的传播也较为薄弱。然而,从明代开始,广东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在思想界也同时出现了一个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儒家学者群体。明代广东儒学的兴盛与广东社会的发展存在着复杂的内在关系。儒学以“仁道”作为学术的追求目标,实现“仁道”的主要途径是礼的践履。宋明儒学尤其如此,其表现在道学成为宋明儒学的主流,它延续了宋、元、明三个朝代,长达七百余年。仅从延续时间之长,就可看到道学在中国历史上所具备的强劲生命力。与宋明全国儒学的总体状况一样,明代广东儒学也以道学为主流、实学为支流。本文重点考察广东各派儒家学者的思想理论及其格君、泽民的经世实践,探讨儒学在中国传统社会发展中所产生的历史作用。第一章简述明代之前广东内部经济、文化格局的变化。两汉、六朝时期,粤西和粤北因地处岭南联系中原的主要交通线,成为广东经济的重心;隋唐时期,由于主要交通线转移到粤北,粤西衰落;宋元时期,粤中、粤东和海南地区得到大规模开发,广东经济重心完成了由内地山区向沿海地区的转移。广东内部文化中心的变迁亦大体同步,两汉时期粤西成为儒学中心,六朝、隋唐时期佛教、道教兴盛于粤中、粤北。两宋时期儒学主要在粤中、粤东和海南传播,为明代儒学在这三个地区的兴起奠定了基础。第二章叙述明初统治者的文教政策及明代前期广东儒学的初步兴起。明朝建立后,统治者非常重视儒学教育,广东各地普遍设立学校,为广东儒家学者群体的出现准备了必要条件。虽然明初逐步确立起朱学的统治地位,但明初思想家注重在心上做工夫,潜藏着心学的发展方向。明代前期,广东学者丘濬和陈献章突破了朱学,其中丘濬不再做“明道”的理论工作而着力于“行道”实践,丘濬格君及推行礼教的实践表明他实际上转向了实学。陈献章则提出“静中养出端倪”的学术宗旨,着重体悟“仁”的内涵,其弟子林光和张诩进一步发展了白沙心学的内在一面,但两人之学都很快沉寂。白沙学派对出处的态度表明,白沙心学难以将仁道落实于经世实践。第三章阐述甘泉学派如何将心学的理念落实于经世实践。湛若水提出“随处体认天理”的宗旨,改造程朱的“敬”作为其修养工夫,并通过“心事合一”的理论将“敬”落实于“事”,从而将仁道落实到经世实践。湛若水通过格君和宗族建设的实践,要求将“敬”的工夫贯彻到政治事务和社会生活。湛若水弟子庞嵩和唐伯元都企图克服王学的空虚,庞嵩以甘泉心学兼融王学,而唐伯元则以甘泉心学批判王学。从陈献章到湛若水,心学呈现出合乎逻辑的发展过程。第四章叙述广东王学的理论及礼教实践。王阳明先后提出“知行合一”和“致良知”等宗旨,其学在理论上实现了明道与行道的合一,对仁道的理论探讨提升了一个层次。广东的王门后学以方献夫、薛侃和杨起元最为显着。方献夫提出“知本”作为学术宗旨,然而在其理论结构中不重视“事”的一面。在嘉靖初,方献夫将心学思想运用于“大礼议”的政治斗争,以礼制合于人情作为理论根据。薛侃以“格物”为其学的核心,但强化了王学本体中的虚的一面,晚年的“格物”更走向了空虚。薛侃发展了王阳明的《南赣乡约》作为落实仁道的主要途径。杨起元着重阐述“赤子之心”的内涵,并以“赤子之心”来落实孝弟慈等道德价值,但在理论上消解了儒家道德修养的工夫。第五章论述明代广东朱子学者的思想及其推进朱熹礼教的主要途径。其中,霍韬以“居处恭”发挥朱学持敬修养的工夫,并通过礼落实于“事”。他在“大礼议”中坚持宗法秩序作为礼的根本,同时致力于宗族的制度化建设。黄佐以“博文约礼”为宗旨,其推行礼教的方式主要是乡约的制度设计。霍韬、黄佐分别将朱熹《家礼》、《增补吕氏乡约》的原则以社会制度的形式落实于社会生活,这是他们对朱熹礼教的推进。第六章叙述明代中后期广东实学的理论及经世实践。陈建维护朱学而驳斥心学,但放弃探讨本体问题而偏向于研究国家的现实问题,转向了实学的经世方案。海瑞以心学为根基而以实学为归宿,其“养气”论塑造出其刚毅的道德人格,“万物一体”之说培养了他对社会大众的责任心,其“行道”的主要途径是社会经济改革。叶春及虽然继承了甘泉心学,但其学术的重点转向了推行社会经济改革,并且以推行乡约的形式落实仁道。总体上看,实学与道学有着紧密联系,在“明道”的层面接受道学的解释而不再作理论上的探讨,而将学术重心转向“行道”,但不以推行道德价值的礼教为主,而致力于探讨实际的政治、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案。明末清初,广东儒者基本坚持以文经世的实学路线。第七章讨论明代广东儒学的特征,附带述及明代广东儒学的历史影响。就明代广东的儒家学者群体而论,道学在基层社会推行礼教的成就更突出,而实学则在格君的政治实践中更成功。道学以推行礼教作为“行道”的主要方式,其礼教以心性修养工夫为根基,以宗族和乡约为主要形式,将儒家的价值理念落实于社会生活,为民众奠定安身立命之基,塑造民众的人格,在提高民众素质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的发展,这在粤中、粤东表现得很突出。实学也重视社会建设,但侧重以礼仪制度来管理社会,礼教难以深入推行,社会不能持续发展,在海南可见到这一点。同时,礼教的推行不仅实现了广东与全国在社会风俗上的统一,而且儒家的文化价值系统主导着社会生活。广东学者与外省学者共同缔造了明代的心学思潮,从而在深层的思想文化层面融入中央王朝。明代广东儒学的成就在清代仍发挥着重大影响,主要表现是康有为对心学的继承。康有为将心学的理念推向制度化,晚年以孔子之教为“国魂”并提升至国教的地位,作为救国的根本途径。本文的结论是,明代广东儒学在改造广东地方社会的过程中显示出强大的力量,其中礼教起着关键的作用。礼教是儒学的精华,礼教构建的文化价值系统为广东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内在动力,这是儒家仁道落实于社会的结果。道学充分地发挥了儒家礼教的精蕴。道学以礼教落实儒家的道德价值,塑造了民众的人格,重建了社会结构,从而实现了对人自身和社会的改造。在改造社会的过程中,儒学的理论创新不可或缺,如何将儒学的价值理念加以解释,以适应文化各异的各地民众的需要,这就需要学者吸取本地思想资源,在这方面道学显然具有优势。明代前期,陈献章过于吸收佛教、道家的理论,在开创心学的同时,又使儒学的道德价值出现偏颇。明代中期,以湛若水为代表的心学家对白沙心学进行了纠偏,将儒学的道德价值贯彻于经世实践之中,其表现是在礼教中将“敬”的工夫落实在社会生活中。与此同时,外来的王学与甘泉心学的作用是相同的。以霍韬、黄佐为代表的广东理学家则将道德价值以制度化的形式落实于社会生活。明代中后期,由于国家政治、经济危机逐渐加深,社会矛盾逐步激化,实学逐渐兴起,儒学逐步向近代转型。从明代广东儒学的总体情况看,道学在以礼教改造社会、提升人的综合素质等方面体现了强大的能力,这既是明代广东儒学兴盛与社会发展基本同步的原因,也是道学作为宋明儒学主流的原因。
邱阳[10]（2018）在《陈亮及其文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陈亮是一位对中国思想史、文学史贡献较大、影响深远而又饱受争议的历史人物。他生性豪迈,坚决主张抗金复国,为此曾六达帝廷、两讥宰相,却被时人疑为汲汲于功名利禄;他行事乖张、发言无忌,上至朝廷重臣下至邻里乡人不乏对其侧目者,其两度遭诬而身陷囹圄更是凄楚难言之尴尬经历;他不喜道德性命之学,不以儒者自期,身后却位列《宋史·儒林传》,而《宋元学案》亦为其单列学案以彰其事功之学;其文章兼备众体、成就甚高,却往往仅以政论家形象现于后世学者笔下;其词作以婉约清切、恬淡隽永者为多,却以辛派豪放词人身份为后人乐道。陈亮早年备极坎壈,仕途蹭蹬,虽有屡次伏阙上书之壮举,却终不能解生活之困;晚岁终获高第而得官,却未及赴任而遽卒。陈亮之一生,既是悲剧的,亦是喜剧的;陈亮之性格,既是自卑的,亦是自负的。备尝人间荣辱的陈亮在殿试中魁之后自拟为“人中之龙,文中之虎”,恰是对其一生得意之处的炫耀与总结。本文选取陈亮这一人物及其文学为研究对象,拟分上、下两编,试图对其作一客观全面剖析,力求更鲜活、真实地将陈亮的形象呈现出来。上编为陈亮生平事迹研究,侧重文献考证。第一章为陈亮生平事略、家世考。关于陈亮的生平、家世,学界已有诸多研究成果,年谱、传记即各有数种版本,但对一些关键性问题,如陈亮生卒年、卒因、生地、身世及其生平中若干重要事件,如上书次数、系狱次数、斩马盗马事件真伪、其在朱唐交恶事件中的角色等,学界迄今仍存较大争议。故本章对陈亮的基本生平不作重复叙述,而重点选取其生平研究中的若干争议问题进行考辨。对于其家族世系问题,则在吸收前贤成果基础上加以补充完善。第二章至四章分别从政界官宦、浙东学人、闽赣知交等角度论述陈亮交游之况。陈亮虽终生布衣,却与诸多政界官宦来往颇密。这其中既有赏识提携陈亮的参知政事周葵、丞相周必大、吏部尚书韩元吉、吏部侍郎章森、侍御史章服,亦有助陈氏父子脱狱的丞相叶衡及王淮,其他与陈亮有交游行迹之官宦达数十人,陈亮之人格影响力可见一斑。故第三章重点叙述与陈亮交游事迹较多、对其生平影响较大之官宦,其他官宦与陈亮交游之况则按交游年份汇入一表,以求直观全面。因地缘便利及学术旨趣相近,身在婺州的陈亮与同在浙东的永嘉学人郑伯熊郑伯英兄弟、薛季宣、陈傅良、叶适及金华学人吕祖谦吕祖俭兄弟交谊深厚、往来颇密。此外,浙东尚有王自中、倪朴此类与陈亮志同道合、意气相投者。正是在与诸多学问深厚的浙东学人的交往中,陈亮逐渐确立了自己的思想学说,并开创了永康学派,门下有诸多服膺并极力传播其学之弟子。故第四章重在叙述陈亮与浙东代表性学人之间的交游之迹,间对浙东学派内部各家学说的异同作比较分析,以探寻陈亮思想形成的轨迹及其思想学说的特点。陈亮与其他浙东学人及乡人交游之况亦汇入一表,求全以备览。与陈亮同时代的学者、文人中,朱熹为孔子之后集儒学之大成的第一流思想家,辛弃疾不论作词数量还是词作成就皆堪称中国词史第一人,故而本文第五章专门讨论陈亮与朱熹、辛弃疾的交游之况,并穿插陈朱思想对比分析及辛陈词作对比分析。陈亮交游之况向为学界所忽视,相关研究成果不丰。上述三章以人物为经,以时间为纬,多方爬梳,精心考证,在呈现陈亮交游网之同时兼及其思想、文学成就,为下编作铺垫。下编为陈亮文本创作研究,在坚持文献考证的基础上注重文学性分析。陈亮诗文集、词集及创作、编选的其他着述版本众多,何格恩、邓广铭等先生曾对陈亮文集版本作过精细考证。本文第五章在继承前贤研究成果基础上广泛搜罗近世及海外陈亮集版本并加以叙述介绍,惜笔者学识、精力皆不足,有诸多版本并未亲见,故版本介绍部分详略不一,此为本文目前一大憾。陈亮之文章成就,古今评价皆甚高,但由于受政治因素影响,学者的关注点多在其政论文。而陈亮之文的数量占其别集作品十分之九,其分量之重不言自明。陈亮不仅精于政论写作,兼擅墓祭、序跋、祝祷等文体,且在科举制度渐趋完备的南宋时期大力作时文以教导士子,故本文第六章、第七章分别从时文、古文角度,对陈亮之文进行全面总结分析。对时文侧重内容分析,对古文侧重艺术分析,以纠学界长期忽视陈亮时文而对其古文成就认识不全之弊。陈亮词作数量虽不多,对后世影响却不小。对其词作之成就,历来争议颇多,故本文第八章不单就陈亮词立论,而是将其放在南宋词史视野下进行观照,从其对前代词人的继承、与同代词人的比较、对后世词人的影响等角度加以分析,并选取李清照、辛弃疾、刘克庄等不同时段的词人作为代表性作家进行对比,以对陈亮在南宋词史中的地位作一客观评判。由于陈亮诗歌作品数量较少、成就不高,本章对其不作重点论述。对于陈亮之思想学说及成就,历来论述汗牛充栋。笔者学有不逮,且在交游考部分对此间有论述,故不再列专章加以赘述,仅在附录中对前贤成果加以梳理,间呈管见,以免阙如之嫌。附录二、三分别为增订本《陈亮集》所收作品编年目录及集外佚文情况,以期为未来《陈亮集》的重新修订及全集注释本的面世尽菲薄之力。
二、《尚书·说命》及其教育思想（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尚书·说命》及其教育思想（论文提纲范文）
（1）建构儒学学统：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理论背景 |
| 1.1.2 现实背景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吕祖谦思想总体研究 |
| 1.2.2 吕祖谦义理之学的研究 |
| 1.2.3 吕祖谦辞章之学的研究 |
| 1.2.4 吕祖谦考据之学的研究 |
| 1.2.5 吕祖谦经济之学的研究 |
| 1.3 研究的意义 |
| 1.4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5 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 1.6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第2章 “中原文献之传”与吕祖谦儒学学统建构 |
| 2.1 “中原文献之传”的内涵考辨 |
| 2.1.1 南宋时人之认同:“中原文献之传”乃儒学之正统 |
| 2.1.2 宋元朱熹后学之新诠:“中原文献之传”为伊洛渊源之道学 |
| 2.1.3 明清学者之复归:“中原文献之传”即图书资料之学 |
| 2.1.4 现当代学者的多维视域:“中原文献之传”古今内涵之融合 |
| 2.2 儒学学统及其四个面向的学理依据 |
| 2.3 学统与道统的角逐:吕祖谦学术地位演变的内在理路 |
| 2.3.1 “升—降—升”:吕祖谦学术地位之演变 |
| 2.3.2 吕祖谦学术地位演变的内在理路探析 |
| 2.4 中原文献之传的传承脉络考 |
| 2.4.1 高平、庐陵、鄞江、西湖五传 |
| 2.4.2 安定、泰山、濂溪、焦氏、荆公、横渠、百源、清敏四传 |
| 2.4.3 涑水、二程、荥阳、了翁、廌山、和靖三传 |
| 2.4.4 二传元城、龟山、谯氏、武夷、横浦之学 |
| 2.4.5 一传白水、玉山、三山、芮氏之学 |
| 2.4.6 兼传三苏、王苹、胡宏之学 |
| 2.5 从“中原文献之传”到中原文献之学 |
| 2.5.1 义理之学的传承 |
| 2.5.2 辞章之学的承传 |
| 2.5.3 考据之学的的承袭 |
| 2.5.4 经济之学的承继 |
| 2.6 中道:吕祖谦构建儒学学统的方法论 |
| 2.6.1 中庸之道的常道特征 |
| 2.6.2 “文明以健,中正而应”——中庸之道的方法论意义 |
| 第3章 道兼体用的义理之学 |
| 3.1 义理之学的来源 |
| 3.2 义理之学的总体架构 |
| 3.2.1 无极而太极:道作为一个结构整体 |
| 3.2.2 相倚又相成:整全之道的展开方式 |
| 3.2.3 分立而不分离:道之各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 |
| 3.3 理气论:理气合一 |
| 3.4 心性论:心与天一、心与理一、心性合一 |
| 3.5 工夫论:工夫须从心上做 |
| 3.6 道器不离:理——心——气作为一个结构整体 |
| 3.6.1 理事一致 |
| 3.6.2 理礼合一 |
| 3.6.3 心史合一 |
| 第4章 斯文重建的辞章之学 |
| 4.1 求道于经,以经为文:吕祖谦文道合一的思想 |
| 4.1.1 重道轻文的时代背景 |
| 4.1.2 以学统统合文道 |
| 4.2 “巧”在文道并进的文章工夫——吕祖谦斯文重建的旨趣 |
| 4.2.1 “东莱之弊尽在于巧” |
| 4.2.2 巧之所指:文章工夫 |
| 4.2.3 “巧”之旨归:重建斯文 |
| 第5章 求实考信的考据之学 |
| 5.1 语言文字学 |
| 5.1.1 承汉儒之旧的音韵学 |
| 5.1.2 守旧与创新并举的训诂学 |
| 5.2 古籍编纂与史学考订 |
| 5.2.1 吕祖谦对《古周易》的复原及其意义 |
| 5.2.2 吕祖谦对《程氏易传》的整理与刊刻 |
| 5.2.3 史学考订 |
| 第6章 经世致用的经济之学 |
| 6.1 吕祖谦之政治思想与实践 |
| 6.1.1 政治伦理思想 |
| 6.1.2 政治生态思想 |
| 6.1.3 德法并行:政治制度思想 |
| 6.1.4 政治实践 |
| 6.2 经济思想与实践 |
| 6.2.1 寓兵于农,提高土地生产力 |
| 6.2.2 取民有制,宽省民力 |
| 6.2.3 社会保障和社会救济 |
| 6.2.4 农商并重、工商各有其分 |
| 6.2.5 经济实践 |
| 6.3 教育理念与实践 |
| 6.3.1 学以成圣的人格教育目标 |
| 6.3.2 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理念 |
| 6.3.3 讲实理、育实材、求实用的教育方针 |
| 6.3.4 教育实践 |
| 6.4 推势阐理之经世史学 |
| 6.4.1 吕祖谦的史学渊源 |
| 6.4.2 经史一体的史学观 |
| 6.4.3 读史之法 |
| 6.4.4 推势阐理,以史经世 |
| 6.4.5 以“礼”为核心的史学特色 |
| 第7章 中原文献之学的旨趣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
| 7.1 重建内圣外王之道: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的学术旨趣 |
| 7.1.1 通世务、实践履的经学主旨 |
| 7.1.2 文贵有用、文以宣言文学功用观 |
| 7.1.3 通古今之变,用于当世的治史目的 |
| 7.2 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对后世的影响 |
| 7.2.1 对浙东事功学派的影响 |
| 7.2.2 对明清实学思潮的影响 |
| 7.2.3 对清代朴学的影响 |
| 7.2.4 对浙东史学的影响 |
| 7.3 博杂抑或博洽?——吕祖谦学术的再评价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攻读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2）中日韩《孟子》学研究 ——以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1.1.1 中日韩《孟子》学研究背景 |
| 1.1.2 本文特点及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1.3.1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对《孟子》主旨之不同把握 |
| 1.3.2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对天人关系之不同理解 |
| 第二章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之学术特色 |
| 2.1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体现时代之思想 |
| 2.2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对《孟子》之推崇 |
| 第三章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关于“道”之异同及其意义 |
| 3.1 朱熹对“道”之理解 |
| 3.1.1 阴阳之气与自然秩序 |
| 3.1.2 “人之气”与“天地之气” |
| 3.2 伊藤仁斋对“道”之理解 |
| 3.2.1 对朱熹之“道”的批评 |
| 3.2.2 “道”至近至浅 |
| 3.2.3 “道”在人伦之间 |
| 3.3 丁若镛对“道”之理解 |
| 3.3.1 “道”是人伦之道 |
| 3.3.2 “天之主宰为上帝” |
| 3.4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之“道”的意义指向 |
| 3.4.1 朱熹之道贯通天人 |
| 3.4.2 伊藤仁斋人伦之道关注人间 |
| 3.4.3 丁若镛天道尊崇“上帝” |
| 3.4.4 “道”决定三家学问底色 |
| 第四章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关于“理”之异同及其意义 |
| 4.1 朱熹对“理”之理解 |
| 4.2 伊藤仁斋对“理”之理解 |
| 4.2.1 对朱熹之“理”的批评 |
| 4.2.2 “一元之气”为天道之全体 |
| 4.3 丁若镛对“理”之理解 |
| 4.4 “理”为三家分歧之根本 |
| 第五章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关于《孟子》理解之异同及其意义 |
| 5.1 朱熹《孟子集注》的特点 |
| 5.1.1 朱熹对《孟子》作者等问题之理解 |
| 5.1.2 朱熹对《孟子》主旨之把握 |
| 5.2 伊藤仁斋《孟子古义》的特点 |
| 5.2.1 仁斋对《孟子》作者等问题之理解 |
| 5.2.2 仁斋对《孟子集注》之继承与反驳 |
| 5.3 丁若镛《孟子要义》的特点 |
| 5.3.1 丁若镛对《孟子》作者等问题之理解 |
| 5.3.2 丁若镛对《孟子》主旨之把握 |
| 5.4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孟子》诠释之意义 |
| 第六章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关于孟子仁说之异同及其意义 |
| 6.1 朱熹对孟子仁说的理解 |
| 6.2 伊藤仁斋对孟子仁说的理解 |
| 6.2.1 仁只是爱,不是理 |
| 6.2.2 “仁”只在人伦之间 |
| 6.2.3 仁是公共之爱 |
| 6.3 丁若镛对孟子仁说的理解 |
| 6.3.1 仁是“人伦之成德” |
| 6.3.2 仁成于行事之后 |
| 6.4 孟子仁说反映三家思想之异同 |
| 第七章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关于孟子性善说之异同及意义 |
| 7.1 朱熹对孟子性善说的理解 |
| 7.1.1 朱熹“性即理”的理论来源 |
| 7.1.2 朱熹“性即理”的主要内容 |
| 7.1.3 朱熹“性即理”的地位及意义 |
| 7.2 伊藤仁斋对孟子性善说的理解 |
| 7.2.1 伊藤仁斋“性好恶说”的理论来源 |
| 7.2.2 伊藤仁斋“性好恶说”的主要内容 |
| 7.2.3 伊藤仁斋“性好恶说”的意义 |
| 7.3 丁若镛对孟子性善说的理解 |
| 7.3.1 丁若镛“性嗜好说”的理论来源 |
| 7.3.2 丁若镛“性嗜好说”的主要内容 |
| 7.3.3 丁若镛“性嗜好说”的意义 |
| 7.4 孟子性善说全面反映三家学问之异同 |
| 第八章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关于孟子“不动心”之异同及其意义 |
| 8.1 朱熹对孟子“不动心”的理解 |
| 8.1.1 “道义”是“不动心”的根本 |
| 8.1.2 “知言”即是“知道” |
| 8.1.3 “浩然之气”是“不动心”之襄助 |
| 8.2 伊藤仁斋对孟子“不动心”的理解 |
| 8.3 丁若镛对孟子“不动心”的理解 |
| 8.4 以孟子“不动心”蠡测三家儒学思想 |
| 第九章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关于孟子仁政说之异同及意义 |
| 9.1 朱熹对孟子仁政说的理解 |
| 9.1.1 不忍人之心与不忍人之政 |
| 9.1.2 一正君心而国定 |
| 9.2 伊藤仁斋对孟子王道说的理解 |
| 9.2.1 “生生之德” |
| 9.2.2 “君为民之父母”与“与民偕乐” |
| 9.2.3 “慈爱为仁”与“仁政”说 |
| 9.2.4 仁斋论教育 |
| 9.3 丁若镛对孟子仁政的理解 |
| 9.3.1 举用贤才与理财丰产 |
| 9.3.2 教化与道心 |
| 9.4 以孟子仁政说管窥三家儒学思想 |
| 结语:中日韩三国《孟子》学研究及其意义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3）《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读本》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动机与研究意义 |
| 二、与本课题相关的研究现状与趋势 |
| (一) 《史记》评点研究现状 |
| (二) 桐城派《史记》评点研究现状 |
| (三) 吴汝纶文学研究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点勘史记》成书 |
| 第一节 成书背景 |
| 一、明清《史记》评点风气 |
| 二、桐城评点《史记》传统 |
| 三、吴汝纶学识与吴氏家学 |
| 第二节 版本及着述体例 |
| 一、版本信息及馆藏 |
| 二、批注形式 |
| 第二章 《点勘史记》的章法与笔法 |
| 第一节 宏观之章法 |
| 一、面的铺张 |
| 二、块的划分 |
| 三、线的串联 |
| 四、点的解剖 |
| 第二节 微观之笔法 |
| 一、衬托笔法 |
| 二、闲笔笔法 |
| 三、反讽笔法 |
| 四、顺逆笔法 |
| 第三章 《点勘史记》评点特色 |
| 第一节 评点语言:不事雕琢 |
| 一、常用熟字 |
| 二、绝少修辞 |
| 第二节 评点态度:审慎 |
| 一、对“慎”的强调 |
| 二、采取集评的形式 |
| 三、区分史实与史书 |
| 第三节 评点内容:务实不空疏 |
| 一、揭示文法,有助于文章 |
| 二、推论有据,不流于空疏 |
| 三、展现规律,倡经世致用 |
| 第四章 《点勘史记》文学理论意义 |
| 第一节 融汇桐城文学理论 |
| 一、承续桐城派“义法” |
| 二、承续刘大櫆“神气” |
| 第二节 突破桐城文学理论 |
| 一、“相映”重主旨 |
| 二、“神气”依内容 |
| 结论 |
| 附录一: 《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读本》序跋整理汇编 |
| 附录二: 《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读本》章法评点整理汇编 |
| 附录三: 《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读本》笔法评点整理汇编 |
| 附录四: 《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读本》眉批汇编 |
| 附录五: 《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读本》尾批整理汇编 |
| 附录六: 《桐城吴先生遗像》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当代中国道德伦理重建之需要 |
| (二)宋代理学家教育思想内在价值之体现 |
| (三)中华传统文化弘扬之诉求 |
| (四)教育过程中“立德树人”之旨归 |
| 二、研究综述 |
| (一)有关道德养成的相关研究 |
| (二)有关宋代理学家教育思想的相关研究 |
| (三)有关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的相关研究 |
| (四)相关研究呈现的趋势与存在的问题 |
| 三、研究问题 |
| (一)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是什么 |
| (二)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何以必要与可能 |
| (三)新时代的道德养成何以可能 |
| 四、研究方法 |
| (一)文献研究法 |
| (二)历史研究法 |
| (三)比较研究法 |
| (四)个案研究法 |
| 五、研究价值 |
| (一)理论价值 |
| (二)现实价值 |
| 六、研究创新与不足 |
| (一)本研究的创新 |
| (二)本研究的不足 |
| 第一章 道德养成的学理审视 |
| 一、相关概念界定 |
| (一)“理”与“理学” |
| (二)宋代理学家 |
| (三)道德养成 |
| 二、道德养成思想的基础与依据 |
| (一)哲学基础:道德可教 |
| (二)心理学基础:习惯可成 |
| (三)历史依据:思想渊源 |
| 三、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的划分依据 |
| (一)以历史的发展进程为依据 |
| (二)以学派主张或地域为依据 |
| (三)以宋代理学思想发展阶段为依据 |
| 第二章 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之奠基塑型 |
| 一、一理二气,五行分合:周敦颐道德养成思想 |
| (一)“自太极论始”的哲学基础 |
| (二)“顺万物化万民”的教育目的 |
| (三)以“诚”为主的教育内容 |
| (四)“主静”“行之”的原则方法 |
| (五)“穷禅客”真儒家:周敦颐道德养成思想评价 |
| 二、以物观物,体四用三:邵雍道德养成思想 |
| (一)以“即物穷理”为哲学基础 |
| (二)“以道尽人”“正人”“效我”的教育目的与作用 |
| (三)以儒家典籍为主要内容 |
| (四)“循理”“润心”“慎独尚行”的原则方法 |
| (五)“以物观物”的“异数”:邵雍道德养成思想评价 |
| 三、民胞物与,礼以持性:张载道德养成思想 |
| (一)以气本论与人性二元论为哲学基础 |
| (二)“变化气质”,“敦本善俗”的教育目的 |
| (三)“民胞物与”,“尊礼贵德”的教育内容 |
| (四)“养正于蒙”、“事中明理”的原则方法 |
| (五)“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道德养成思想评价 |
| 四、养正于蒙,敬义兼持:二程道德养成思想 |
| (一)“人与天地一物”的哲学基础 |
| (二)“醇教化”“尽人情之美”的教育目标 |
| (三)“九德”“六艺”的教育内容 |
| (四)“敬义兼持”“习而后能安”的原则方法 |
| (五)“德性宽宏”“文理密察”:二程道德养成思想评价 |
| 五、性情一也,陶冶成之:王安石道德养成思想 |
| (一)王安石道德养成思想基础 |
| (二)“仁者圣之次也,智者仁之次也”的教育目标 |
| (三)“德以仁为主”“德以礼为体”的教育内容 |
| (四)“振民育德”“风俗法度”的原则方法 |
| (五)“经世致用”“知命厉节”:王安石道德养成思想评价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之大成分化 |
| 一、去欲存理,易知易行:朱熹的道德养成思想 |
| (一)“君子务本,本立道生”的教育目标 |
| (二)“尊德性,道问学”的教育内容 |
| (三)“知行相须”,“整齐严肃”的践履举措 |
| (四)“去欲存理”,“易知易行”的思想特质 |
| (五)“穷理禁欲”:朱熹道德养成思想评价 |
| 二、明理立心,代天理物:陆九渊道德养成思想 |
| (一)以“心即理”为哲学基础 |
| (二)“君子”、“存心”的教育目的 |
| (三)“仁义者,仁之本心也”的教育内容 |
| (四)陆九渊道德养成方法体系 |
| (五)“心外无事,心外无理”:陆九渊道德养成思想评价 |
| 三、其为有渐,其进有序:张栻道德养成思想 |
| (一)“性,天下之大本也”的哲学基础 |
| (二)“尽仁道者圣人”,“传道济民”的教育目的与作用 |
| (三)“礼俗”、“伦纪”的教育内容 |
| (四)“知行互发”“其为有渐,其进有序”的原则方法 |
| (五)“只说践履而不务穷理”:张栻道德养成思想评价 |
| 四、重实际、讲实用、务实效:浙东学派道德养成思想 |
| (一)兼顾内外,本末并举:吕祖谦道德养成思想 |
| (二)复正情性,义利双行:陈亮、叶适道德养成思想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的创生环境及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 |
| 一、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的创生环境 |
| (一)经济环境:富庶繁荣,一道德以同俗 |
| (二)政治环境:内权集上,外权不竞 |
| (三)文化环境:多元圆融,返之淳正 |
| (四)科技环境:嘉惠学林,公诸同好 |
| 二、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与社会的互动 |
| (一)义利相辨: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与经济之互动 |
| (二)才资德帅: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与政治之互动 |
| (三)教化人伦: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与文化之互动 |
| (四)格物致知: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与科技之互动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之历史经验与现实观照 |
| 一、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的历史经验 |
| (一)哲学基础:关注道德人格尊严,“参赞天地之化育” |
| (二)目标定位:以内圣外王为旨归 |
| (三)内容选择:“身心”“内外”“知行”与“纲常名教” |
| (四)原则方法:“躬行”、“事上磨练”的实践品格 |
| (五)思想传播:构建多元化、多途径的传播体系 |
| (六)文化立场:兼顾文化继承与文化互鉴 |
| 二、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的历史局限 |
| (一)对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评价之依据 |
| (二)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的历史局限 |
| 三、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的现实观照 |
| (一)准确定位: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坚持民族特色与文化立场 |
| (二)目标设计: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兼顾个人修养提升与社会能力增强 |
| (三)内容选择:聚焦人生根本问题,精选道德榜样 |
| (四)原则方法:内在超越与外在约束并举,坚守实践品格 |
| (五)实施基础:充分发挥教育主体作用,为道德养成奠定坚实基础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5）明代贵州进士生平及作品考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前提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创新点 |
| 四、主要解决的问题 |
| 第一章 明代贵州独立开闱前后的科举 |
| 第一节 明代前后的贵州地理 |
| 一、远古至元代的贵州 |
| 二、贵州的地理特征 |
| 第二节 明代贵州独立开闱前的科举 |
| 第三节 明代贵州独立开闱后的科举 |
| 第二章 明代贵州进士身份考论 |
| 第一节 明代贵州进士身份考 |
| 一、进士总数疑解 |
| 二、双籍考生问题 |
| 三、改名考生问题 |
| 第二节 明代贵州进士定量分析 |
| 一、明代贵州进士时间分布分析 |
| 二、明代贵州进士地域分布分析 |
| 三、明代贵州进士科考成绩的影响因素 |
| 第三章 明代贵州进士生平及着述考 |
| 第一节 洪武至正统年间的贵州进士 |
| 第二节 景泰至万历年间的贵州进士 |
| 一、景泰至正德年间 |
| 二、嘉靖至隆庆年间 |
| 三、万历年间 |
| 第三节 天启至崇祯年间的贵州进士 |
| 一、天启年间 |
| 二、崇祯年间 |
| 第四章 明代贵州进士诗文作品研究分析 |
| 第一节 孙应鳌文学着作研究 |
| 一、孙应鳌研究综述 |
| 二、孙应鳌诗文的艺术特色 |
| 三、孙应鳌诗文的地位及影响 |
| 第二节 谢士章文学作品分析 |
| 一、谢士章诗歌创作概述 |
| 二、谢诗的艺术特色 |
| 三、谢诗的地位及影响 |
| 第三节 明代贵州进士散篇诗文概论 |
| 一、文学作品创作概要 |
| 二、诗歌艺术特色 |
| 三、诗文的价值及意义 |
| 第五章 明代贵州进士与贵州文学的关系 |
| 第一节 明代科举制度下贵州士人的命运 |
| 第二节 明代贵州进士对贵州文学的影响 |
| 一、贵州进士的政治作为对贵州文学的导向作用 |
| 二、贵州进士的功名观念对贵州文学的创作影响 |
| 三、文人团体的辐射作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校期间研究成果 |
| 附表:明代贵州进士作品存佚统计表 |
| 附录 |
| 1、易贵生平资料补充 |
| 2、赵侃生平资料补充 |
| 3、明詹恩墓志铭 |
| 4、缪文龙墓志铭 |
| 5、张守宗墓 |
| 6、明工部尚书孙应鳌墓 |
| 7、陈珊文学作品资料补充 |
| 8、陈尚象生平资料补充 |
| 9、邱禾实生平及作品资料补充 |
| 10、杨师孔生平资料补充 |
| 11、铜仁徐穆生平及墓志铭 |
| 12、梅友月墓 |
| 13、王尊德生平资料补充 |
| 14、潘润作品资料补充 |
| 附图:明代贵州进士地域分布图 |
（6）赵贞吉经世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赵贞吉经世思想产生的社会条件和哲学基础 |
| 第一节 赵贞吉经世思想产生的社会条件 |
| 一、经朝廷内政不正之忧—尤以治国为盼 |
| 二、经边关外扰不断之患—尤以平天下为志 |
| 三、经为官仕途不顺之难—尤以治理为学术之归 |
| 第二节 赵贞吉经世思想产生的哲学基础 |
| 一、经世理念的内涵 |
| 二、赵贞吉经世思想的理论基础 |
| 第二章 赵贞吉经世思想的主要表现 |
| 第一节 欲保宏业之君 |
| 一、历世永命之法 |
| 二、纯心觅贤 |
| 三、分势节权 |
| 第二节 乞求真儒之臣 |
| 一、大臣之度 |
| 二、惕厉之心-寡过之念 |
| 第三节 君依国安之民 |
| 一、重农安民 |
| 二、养民之政 |
| 第四节 胜敌守边之兵 |
| 一、将之有威胜过爱 |
| 二、分营统兵之法 |
| 三、重视马政 |
| 第五节 复性贵新之教 |
| 一、师道立则道明于天下 |
| 二、贵求新益之骈臻 |
| 第三章 赵贞吉经世思想的评析 |
| 第一节 赵贞吉经世思想的特点 |
| 一、体现内外并重经世致用学风 |
| 二、以修身为经世的内在基础 |
| 三、以经书、心性哲学和历史作为其经世之学的依据 |
| 四、杂糅佛教思想的意蕴 |
| 第二节 赵贞吉经世思想的现实借鉴意义 |
| 一、重视道德的修养 |
| 二、提倡务实的精神 |
| 三、发扬改革创新精神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当代《学记》研究史论（1949-2018）（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二、概念界定与研究对象 |
| 三、文献综述 |
| 四、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承续传统,调整范式的《学记》研究：1949- |
| 第一节 “百家争鸣”的方针政策与《学记》研究初兴 |
| 一、学苏联,批判西方和解放前的教育思想及实践 |
| 二、为建设中国化的社会主义教育学科而努力 |
| 三、挖掘祖国教育遗产与《学记》研究初兴 |
| 第二节 《学记》研究的学术倾向 |
| 一、马克思主义史观的倾向 |
| 二、教育学的倾向 |
| 第三节 《学记》研究着述举隅 |
| 一、沈灌群的《中国古代教育和教育思想》 |
| 第二章 全面批判,步入旁歧的《学记》“研究”：1966-1976.. |
| 第一节 “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运动与《学记》“研究” |
| 一、两场政治运动掀起《学记》“研究”热潮 |
| 二、“专业性研究”变成“群众化运动” |
| 第二节 对《学记》重要教育观点的“批判” |
| 一、对教育目的的批判 |
| 二、对教育原则的批判 |
| 三、对内容方法的批判 |
| 四、对教师论的批判 |
| 第三章 重新评价,多元诠释的《学记》研究：1977- |
| 第一节 对《学记》的重新评价和认识 |
| 一、打破《学记》研究的教条和定见 |
| 二、重新确立《学记》的地位和思想内容 |
| 三、教育学科的分化综合与《学记》研究的深入 |
| 第二节 渐趋深入而多元的《学记》研究 |
| 一、《学记》研究着述中的“多元化”趋势 |
| 二、《辞海》和教育辞书中“学记”词条的沿革 |
| 三、教育学中《学记》定位的论争初起 |
| 四、教育史中《学记》研究视角的多元展开 |
| 第三节 《学记》研究着述举隅 |
| 第四章 回应实践,拓展深化的《学记》研究：2000- |
| 第一节 中国教育改革视野下的《学记》研究 |
| 一、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与《学记》研究 |
| 二、教师专业化与《学记》研究 |
| 第二节 新世纪以来《学记》研究的新面貌 |
| 一、《学记》研究着述中的“实践化”走向 |
| 二、教育学中的《学记》定位的论争深化 |
| 三、教育史中“长盛不衰”的《学记》研究 |
| 第三节 《学记》研究着述举隅 |
| 结语 |
| 一、《学记》研究与教育学发展的关系 |
| 二、当代《学记》研究的成就及不足 |
| 三、对未来《学记》研究的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8）欧阳玄哲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的和意义 |
| 1.2 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
| 1.3 研究的主要内容与方法 |
| 1.4 研究的创新点与难点 |
| 第2章 欧阳玄哲学思想的时代背景与思想渊源 |
| 2.1 欧阳玄所处时代背景 |
| 2.1.1 结束割据局面需要思想空前统一 |
| 2.1.2 自相对稳定走向逐渐衰落时期需要强化君权神授 |
| 2.2 欧阳玄的思想渊源 |
| 2.2.1 出身儒学世家播种理学种子 |
| 2.2.2 师从理学大儒许谦夯实理学根基 |
| 2.2.3 与同时期学术大儒交游形成自家思想 |
| 第3章 欧阳玄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 |
| 3.1 敬天为忠的天道观 |
| 3.1.1 倍崇儒家性与天道之说 |
| 3.1.2 敬天以保民 |
| 3.2 道统有任的道统论 |
| 3.2.1 重释儒学的正统论 |
| 3.2.2 构建完整的道统体系 |
| 3.3 重忠恕严义利的伦理观 |
| 3.3.1 重忠恕之道 |
| 3.3.2 严义利之辩 |
| 第4章 欧阳玄的哲学思想之具体体现与运用 |
| 4.1 政治观上倡导务实的实政论 |
| 4.1.1 轻徭薄赋厚生养民 |
| 4.1.2 淘汰冗官以厚正官 |
| 4.1.3 精铨选之本选材授官 |
| 4.1.4 明殿最之本考核官员 |
| 4.1.5 定法律之本统一法典 |
| 4.2 教育观上倡导重儒学以教民 |
| 4.2.1 取士于校成德达才 |
| 4.2.2 尊师重道敬学贱利 |
| 4.2.3 为学之道学为圣贤 |
| 4.3 修三史时倡导明天理合纲常 |
| 4.3.1 以天理为修史标准 |
| 4.3.2 理学道德衡量人物 |
| 4.4 文学观上倡导文以载道 |
| 4.4.1 文道合一文以载道 |
| 4.4.2 崇尚复古追求雅正 |
| 结语:欧阳玄哲学思想的影响与评价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9）明代广东儒学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学术史回顾与评述 |
| 三、相关概念的阐释与界定 |
| 四、写作思路与基本方法 |
| 第一章 明代之前的广东 |
| 一、广东的行政区划沿革 |
| 二、明代以前广东的社会经济发展 |
| 三、明代以前广东文化的演变与儒学的传播 |
| 四、小结 |
| 第二章 明代前期广东的儒学 |
| 一、明初的文教政策与儒学的演变 |
| 二、丘濬对朱学的理解及其向实学的转变 |
| 三、陈献章的“静中养出端倪”与教育实践 |
| 四、林光与张诩对白沙心学的发展及白沙学派的出处问题 |
| 五、小结 |
| 第三章 甘泉心学的理论成就与经世实践 |
| 一、湛若水“随处体认天理”的理论成就 |
| 二、湛若水格君与宗族建设的实践 |
| 三、庞嵩对王学的兼容与唐伯元对王学的批评 |
| 四、小结 |
| 第四章 明代广东王学的理论特征与推行礼教的实践 |
| 一、王学理论及其在广东的传播 |
| 二、方献夫的“知本”与议礼 |
| 三、薛侃的“格物”论及其推行乡约的实践 |
| 四、杨起元的“赤子之心”及其格君泽民的实践 |
| 五、小结 |
| 第五章 明代广东朱学的礼治理论与实践 |
| 一、霍韬的“居处恭”及其礼治实践 |
| 二、黄佐的“博文约礼”及其乡约设计 |
| 三、小结 |
| 第六章 明中后期至明末清初广东儒学向实学的转向 |
| 一、陈建对心学的批评及其经世之学 |
| 二、海瑞的“养气”论及社会经济改革 |
| 三、叶春及对甘泉心学的继承及其实学成就 |
| 四、明末清初广东儒学的实学倾向 |
| 五、小结 |
| 第七章 明代广东儒学的特征及影响 |
| 一、重新审视儒家学者的经世实践 |
| 二、儒家学者对基层社会的改造 |
| 三、儒学在地方社会融入中央王朝过程中的作用 |
| 四、明代广东儒学的历史影响 |
| 五、小结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主要学术成果 |
（10）陈亮及其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依据及意义 |
| 一、选题依据 |
| 二、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回顾及展望 |
| 一、研究回顾 |
| 二、研究展望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及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上编：陈亮生平事迹研究 |
| 第一章 陈亮生平事略、家世考 |
| 第一节 生平身世考 |
| 一、生卒及卒因考辨 |
| 二、生地及身世考辨 |
| 第二节 重要事件考辨 |
| 一、上书次数考辨 |
| 二、系狱次数考辨 |
| 三、斩马盗马事件考辨 |
| 四、朱唐交恶与陈亮考辨 |
| 第三节 家族世系考 |
| 一、父族陈氏 |
| 二、母族黄氏 |
| 三、妻族何氏 |
| 四、余论：家族对陈亮之影响 |
| 第二章 陈亮与政界官宦交游考 |
| 第一节 知遇恩官 |
| 一、参知政事：周葵 |
| 二、丞相：周必大 |
| 三、吏部尚书：韩元吉 |
| 四、吏部侍郎：章森 |
| 五、侍御史：章服 |
| 第二节 脱狱恩官 |
| 一、丞相：叶衡 |
| 二、丞相：王淮 |
| 附：陈亮与其他官宦交游表 |
| 第三章 陈亮与浙东学人交游考 |
| 第一节 永嘉诸子 |
| 一、一生挚友：叶适 |
| 二、一面之交：薛季宣 |
| 三、同族兄长：陈傅良 |
| 四、永嘉师长：郑伯熊、郑伯英 |
| 五、人格同调：王自中 |
| 第二节 金华诸子 |
| 一、海内知己：吕祖谦 |
| 二、兄弟情深：吕祖俭 |
| 三、志士同道：倪朴 |
| 第三节 永康门人 |
| 附：陈亮与浙东其他师友及乡人交游表 |
| 第四章 陈亮与闽赣知交交游考 |
| 第一节 论争劲敌生活密友：朱熹 |
| 一、明招初会 |
| 二、论争萌芽 |
| 三、王霸义利辩 |
| 四、晚年交谊 |
| 五、余论 |
| 第二节 英雄同道词坛盟友：辛弃疾 |
| 一、陈、辛定交时间考辨 |
| 二、淳熙铅山之会 |
| 三、陈、辛考亭之会 |
| 四、余论 |
| 下编：陈亮文本创作研究 |
| 第五章 陈亮着述及版本考 |
| 第一节 别集及版本流传 |
| 一、诗文合集及版本 |
| 二、词集及版本 |
| 第二节 陈亮其他着作 |
| 一、着作 |
| 二、编着 |
| 第六章 陈亮时文创作成就 |
| 第一节 论古今之人：《酌古论》等史论 |
| 一、《酌古论》 |
| 二、《史传序》 |
| 三、《三国纪年》与《汉论》 |
| 第二节 阐圣人之道：《问答》 |
| 一、“公天下”之政治理想 |
| 二、重“天命”“人心”,阐“正名”“贵义”,论“春秋之义” |
| 第三节 治天下之策：《策问》 |
| 一、人才培养及任用 |
| 二、官员选任及管理 |
| 三、开源节流及保护民生 |
| 四、治天下之道—继承与变通 |
| 第四节 其他时文：《谢安比王导》等 |
| 一、经论与史论—《谢安比王导》等四论 |
| 二、重“法”之时评—《策》 |
| 三、儒家经典导读—《经书发题》 |
| 第七章 陈亮古文创作成就 |
| 第一节 奏疏政论—《中兴五论》及四上孝宗皇帝书 |
| 一、忧愤之情,泻于笔端 |
| 二、遣词造句,气势雄浑 |
| 第二节 祭悼之文—墓志、祭文、行状、哀辞 |
| 一、墓志(附行状) |
| 二、祭文(附哀辞) |
| 第三节 其他古文 |
| 一、序跋记文—书籍序跋、赠序与记文 |
| 二、祝祷之文—祝文 |
| 三、有韵之文—箴、铭、赞 |
| 第四节 陈亮的文章观 |
| 第八章 陈亮诗词创作成就 |
| 第一节 志在中兴推尊词体—南渡词及词论之回响 |
| 一、倡言恢复、指斥投降的咏怀词 |
| 二、轻诗重词、推尊词体的创作实践—兼论陈亮诗词观 |
| 第二节 “歌词渐有稼轩风”—词史高峰掩映下的陈亮词 |
| 一、英雄失路与志士失意：辛、陈词中情感态度比较 |
| 二、使典用事语意生新：辛、陈词用典比较 |
| 三、“以文为词”：辛、陈词创作方式比较 |
| 第三节 陈亮龙川词遗响—以刘克庄为视角 |
| 一、忧心国事壮志难酬：陈、刘爱国词比较 |
| 二、不主一家词风多样：陈、刘婉约词比较 |
| 第四节 余论 |
| 结语 |
| 附录一：陈亮思想综论 |
| 附录二：增订本《陈亮集》所收作品编年目录 |
| 附录三：增订本《陈亮集》集外佚文情况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情况 |
四、《尚书·说命》及其教育思想（论文参考文献）
- [1]建构儒学学统：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研究[D]. 徐艳兰. 湖南大学, 2020(02)
- [2]中日韩《孟子》学研究 ——以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为中心[D]. 王岩. 山西大学, 2020(12)
- [3]《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读本》研究[D]. 郭太玲.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2)
- [4]宋代理学家道德养成思想研究[D]. 王睿.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6)
- [5]明代贵州进士生平及作品考论[D]. 许娅. 贵州民族大学, 2019(02)
- [6]赵贞吉经世思想研究[D]. 周宝平. 湖南师范大学, 2019(12)
- [7]当代《学记》研究史论（1949-2018）[D]. 孔令会. 华东师范大学, 2019(09)
- [8]欧阳玄哲学思想研究[D]. 周平尚. 湖南科技大学, 2019(06)
- [9]明代广东儒学史研究[D]. 周兴. 西南大学, 2019(01)
- [10]陈亮及其文学研究[D]. 邱阳. 东北师范大学, 201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