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推进新时代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一、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推进新时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文文献综述）

李晓霞^[1]（2021）在《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党内集中教育是中国共产党创立的加强自身思想建设,推进自我革命的优良传统和重要法宝。党内集中教育活动科学化的关键是在把握和运用规律的基础上,通过优化并完善其内部构成要素和运行机制,使党内集中教育的各个环节、各个层次和各个方面更加符合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使党内集中教育呈现出科学发展的过程与状态。提出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这个问题,不是对以往党的思想建设经验和成效的否定,而是在新的历史方位下,我们党所承担的历史使命发生重大转变,给我们党与时俱进增强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使我们党永葆先进性、纯洁性和战斗性提出了更高要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研究在新形势下如何持续提升党内集中教育活动科学化水平就成为一项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本论文遵循“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这一总的逻辑理路展开。在研究过程中以对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基本概念和本质的把握为基础,围绕“如何提升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水平”这一基本问题,搭建了以马克思主义建党思想和理论教育思想为核心的理论框架,回顾了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探索的历史进程,总结了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探索的历史经验和基本规律。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了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水平提升的时代必然性,力图探寻新时代持续提升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水平的主要路径。本论文的正文总共包含五个部分的研究内容。第一部分,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的理论阐释。本部分内容旨在解决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依据是什么”“本质是什么”“意义是什么”的前提性问题。本文认为,在理论依据方面,马克思主义建党思想和理论教育思想是党内集中教育的理论源泉。在本质和特征方面,促进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的先决条件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关键是把握和运用规律,落脚点是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同时,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还具有动态性、系统性、长期性等基本特征。在现实意义方面,促进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有助于提升党员干部的能力素质,有助于筑牢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有助于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有助于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第二部分,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探索的历史进程。本部分内容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四个历史时期共计22次的党内集中教育,从背景、目标、内容、形式、过程、成效、特点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试图回答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探索“从哪里起步”“经历了什么样发展”的问题。本文认为,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探索起步于思想建党基本原则的确立,历经了奠基与开创、继承与曲折、创新与发展、完善与深化的历史发展过程。第三部分,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探索的历史经验。本部分内容总结了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探索的基本经验,试图回答我们党在推进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的过程中应该遵循“哪些经验和规律”的问题。本文认为,党内集中教育的本质和特征是“贯彻思想建党方针,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根本追求是“推动党的自我革命,践行党的初心使命”;基本原则和方法是“坚持实事求是,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成效检验的方法和标准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树立实践检验的根本准则”;根本保证和重要保障是“坚持党的正确领导,建立健全体制机制”。第四部分,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水平提升是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本部分内容立足国情、党情、世情的新变化,从三个维度深入探讨了新形势下推进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发展“是否必要”的重要问题。本文认为,推进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能够为我们党统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提供重要思想保证,能够为我们党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党建新布局提供重要抓手,能够为我们党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供强大精神支撑。第五部分,守正创新:持续提升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水平。本部分内容从优化和完善党内集中教育的构成要素和运行机制出发,回答了新形势下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向何处去”的重要问题。本文认为,要在新形势下持续提升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水平,就要坚持守正与创新相结合的原则,在准确把握党的思想建设基本规律的基础上,明确目标定位,以认清党内集中教育的历史方位;优化内容体系,以丰富党内集中教育的内容结构;健全体制机制,以规范党内集中教育的过程管理;创新方式方法,以拓展党内集中教育的开展形式;构建评价体系,以加强党内集中教育的成效评估。总之,要持续提升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水平,就要在准确把握党的思想建设基本规律的基础上,根据时代发展需要,与时俱进提升党内集中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通过推动党的自我革命,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必要条件和重要保障。

贾绍俊^[2]（2021）在《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执政党,成为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领导核心,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是党团结领导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形成并不断得以巩固的。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在建设主体、建设内容、对象主体、话语体系、实现目标等方面都与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等一般意义的思想政治教育有很大区别。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其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集中体现在对思想政治工作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全局性掌控和全面性领导上,体现为要从整个党和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上不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从理论和价值维度来看,加强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是保证党的思想政治工作顺利开展、实现其“生命线”作用的内在需求,也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主义意识形态指导地位的重要条件、重大任务和基本路径。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提升,从微观角度来讲意味着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影响力、吸引力、阐释力等话语能力建设的增强,从中观来讲也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加强,是党的领导能力特别是思想文化宣传教育能力提升的重要体现。然而进一步从宏观来讲,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培养人教育人的工作,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始终体现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以此为建构和建设的中心目标。对于广大党员干部来讲,接受思想政治教育有利于提升党性修养,提升综合素质,保持党的先进性和革命性;对于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来讲,思想政治教育是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价值取向的教育,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影响力的提升,也意味着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进一步增强,对于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乃是功在当今、利于千秋的大事情,必须引起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从话语研究的以往理论经验来看,话语权具有流变性的典型特征,执政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更是受到其自身执政能力、执政合法性的直接影响,与其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和话语权建设的主体自觉等息息相关。从历史维度来看,结合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的实践历程可以看出:只有坚持正确的思想指导,合理定位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和作用,才能够保证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话语权建设的正确方向;只有坚持自我革命,不断提高自身思想政治素质,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话语权建设才能够获得政治保证和关键主体力量;只有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并实现话语传播多样化和话语践行的示范化,才能够为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话语权建设找准着力点。遵循这些经验启示,针对全球化信息化时代中国产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的面临的各种挑战和当前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呈现的问题,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中国共产党需要在巩固执政合法性的基础上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能力,坚持马克思主义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指向的人民性、话语体系的科学性、话语传播的自觉性,通过整体提升中国共产党领导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能力为话语权建设的实践发展提供主体保障。本研究正是坚持基础理论研究与现实问题分析相结合,坚持历史分析和阶级分析相统一的方法,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借鉴国内外话语研究的成果和智慧,遵循理论、历史、现实、问题和对策的研究理路,对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这一问题进行研究,以期能够取得一些有价值的研究结论,为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的实践推进提供一定的学理支持。

田天亮^[3]（2020）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文中研究表明毛泽东指出:“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社会主要矛盾是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占据支配地位、发挥主导性作用的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的主要形式和外化表现,是标注社会发展历史方位、揭示国家基本国情、体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特定范畴。改革开放以来,正是在准确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基础上,党才能团结带领人民实现伟大历史转折、开辟中国特色社主义新道路、迎来民族复兴新征程,才能推进党和国家各方面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进入新时代,伴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党和人民面临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依然十分繁重,要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推向前进,不断推进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就必须深入研究和掌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规律,认真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党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成功经验。本文坚持整体性的研究视角,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为研究目标和任务,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共党史等学科研究方法,对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产生的基本条件、认识的发展历程、理论内涵、价值评价、基本特征及经验启示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地分析和探讨。引言主要阐释了本研究所涉及的基本概念、范畴及相关命题,概括了选题缘起、研究现状、研究方法与思路、创新与不足之处,同时对“矛盾”、“主要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等概念及相关命题进行了科学界定。第一章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产生的基本条件。本章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主要矛盾相关理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要矛盾相关理论、中国古代哲学的矛盾思想等其他思想理论,是认识产生的理论渊源;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探索,特别是在认识和解决社会主要矛盾问题过程中推进了新中国的成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为认识的产生提供了历史前提;改革开放以来时代主题和国际形势、我国基本国情及其阶段性特征、中国共产党自身状况及认识能力的变化,是认识产生的现实条件;东欧和苏联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探索社会矛盾问题的经验教训,是认识产生的重要国际借鉴。第二章阐述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历史进程。本章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程度作为划分阶段的标准,集中对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所经历的“重新认定”、“逐步深化”、“重大突破”三个比较大的发展阶段进行了概述,重点分析了党在“改革开放初期”、“新时代”对社会主要矛盾作出的“两次重大判定”,力求既能从整体上揭示党对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历史全貌,又能凸显不同阶段的认识特点。第三章归纳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所涵盖的理论内涵。本章认为,中国共产党通过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双方及其关系变化的揭示,阐明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内涵及其变化,揭示了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与我国发展历史方位的关系;通过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性质及其表现、地位及其作用、变化规律等问题的总体把握,揭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属性及其表现;围绕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所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战略、路线、方针和政策,则从多重向度上回答了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路径。本章还对“新旧”社会主要矛盾的关系、“社会主要矛盾同初级阶段、新时代的关系”以及“党在十八大前后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社会主要矛盾判断的内在关联”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探讨。第四章阐释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我国社会矛盾认识的价值意义与基本特征。本章依据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评价理论,建构起融理论创新、实践论证、揭示现实、引领未来、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评价体系,从多重向度上分析和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取得的重大成果,同时阐明了完善和发展这些认识所应坚持和努力的方向。在认识特征的把握上,从前进性与上升性、总体性量变与阶段性质变、党性与人民性、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继承性与发展性、理论性与实践性、世界性与本土性相统一的角度,归纳了认识的基本特征。第五章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准确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经验启示。本章认为,准确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必须进一步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理论的根本指导,坚持以全面认识和把握我国基本国情及其变化为主要现实依据,坚持在我国社会矛盾全局中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坚持以不断推进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为主要目的,坚持将中国共产党作为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领导核心。结论部分在对全文内容进行回顾的基础上总结了本文的主要观点,同时也对深化本研究作出了进一步的展望。

韩东云^[4]（2020）在《中国共产党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们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吸引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任务。虽然中国共产党在十八大才明确提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大战略任务,但是中国共产党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进程却不能仅从这个时候开始算起。这是因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蕴含的价值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理想与信念、性质与宗旨的集中体现,在党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各个历史时期都可以找到源头和发展脉络。系统梳理和阐释这一历程,对于我们党在新时代更好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中国共产党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深刻的思想渊源。早在五百年前,空想社会主义者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对未来社会进行了积极的价值预设,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价值预设中蕴含着大量的社会主义价值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继承这些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并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规律性和价值性进行了论述。列宁把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现实,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斯大林在此基础上接力探索,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积极弘扬社会主义价值。总的来说,空想社会主义者关于未来社会的价值预设,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论述,列宁、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都蕴含着与社会主义价值相关的思想和实践成果,为中国共产党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思想来源。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了积极的准备。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进行的革命可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应运而生并不断发展壮大,成功构建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价值观,并努力在革命实践中践行党的价值观,最终取得革命胜利,建立了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由局部执政转变为在全国范围内执政,并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教育文化领域的指导思想地位,为我们党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基础前提。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始探索。从1956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至改革开放前,虽然社会主义建设经历了曲折,但是仍取得巨大的成就。我们党积极探索出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独立自主、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并积极培育了“大公无私”的时代精神。在实践上,我们党不断把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同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并重,独立自主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发挥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自觉能动性和注重榜样的示范作用,构建社会主义价值观取得一定的成绩。虽然我们党在1957年以后,出现了反右斗争扩大化、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乃至“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正是这些错误教育了全党,为我们党在今后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宝贵经验。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发展。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根据我们党在新时期的根本任务,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理论。这些理论体系中,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价值性认识,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的价值蕴含,胡锦涛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思想的深化等,都为我们党持续探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起到推动作用。2006年,我们党第一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概念。并在社会主义建设和实践过程中广泛宣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提供强大精神动力,也为我们党在新时代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奠定了物质基础和思想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迅速升华。党的十八大创造性地提出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表了系列重要讲话,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专家学者也兴起了学习研究的热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学理上得到更加充分的阐释。党和政府积极发挥党员干部模范带头作用,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引导公众人物和家庭,依靠党的基层组织和社会组织积极开展各类实践活动;通过健全组织领导机构,提供政策与物质保障,完善法律与法规机制,建立学习教育机制,制定监督与评价机制,畅通反馈机制等,为中国共产党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制度保障。通过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伟大进程中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出的积极努力及进行的具体实践可得到一些启示,这就是在新时代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突出人民群众价值主体地位和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刘成喆^[5]（2020）在《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变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根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表达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充分认同与历史性尊崇,并指出新时代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坚定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不可估量的重大意义。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领路人,中国共产党的传统文化观对新时代创新承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影响深远。纵观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认识和对待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进程,党的传统文化观的变迁深刻影响着中华传统文化的命运。深入研究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的变迁,总结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相关理论与实践的经验及启示,是极具理论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的重要研究课题,对新时代创新承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大意义。本论文将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变迁的历史进程分置于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的不同历史阶段中进行考察和分析,对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百年来的变迁历程进行了较为具体的研究,从中国共产党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传统文化的相关政策、对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关系的认识等维度分析和阐释了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的变迁的表现及其深层动因,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进行了客观的评述,阐明了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的意义及局限性,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了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变迁的经验启示,揭示了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是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必然选择,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由之路。本文除引言外,主体部分共分六章。第一章,对中国共产党建党早期传统文化观进行研究。这一历史阶段以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为起始点,以1937年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为阶段节点。选取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作为阶段节点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抗战开始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由国内阶级矛盾转变为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民族矛盾,从而极大的影响了社会各界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人在建党后经历了惨痛的大革命失败和艰难的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在这两个时期虽然略有差异,但并未出现大幅度变化,因此将1921-1937年作为第一个考察阶段是比较科学的。第二章,对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的传统文化观进行研究。这一历史阶段起始于1937年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进驻延安、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直至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在这一历史阶段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十分艰苦的生活条件下深入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尤其是抗日战争的新经验,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历史命题,是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变迁的重要历史节点。第三章,对建国以后的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进行研究。这一历史阶段以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为起点,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全面拨乱反正为节点。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在这一历史阶段中经历了十分曲折的变迁过程,也正是这一曲折过程凸显出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的变化必然会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产生重大影响,进一步印证了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变迁研究的重要性。第四章,对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进行深入研究。这一历史阶段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以2012年党的十八大作为节点。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重新步入科学、理性的轨道,并经过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努力,为新时代创新承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奠定了重要基础。第五章,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及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进行深入研究。这一历史阶段以2012年党的十八大为起点,对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文化自信、坚持尊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持续推进新时代创新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统文化观予以深入解析,阐明其科学性、先进性和重大的历史意义。第六章,通过对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进行纵向分析和横向比较研究,梳理和总结了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变迁的历史经验及启示。本章所总结的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秉持“去粗取精”方针、坚持文化自信和与时俱进等经验启示,能够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科学、理性、客观的认识中华传统文化提供有益的借鉴。

刘晓晶^[6]（2020）在《《人民日报》社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1989-2002）》文中研究指明《人民日报》是党的机关报,社论作为机关报园地,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积极宣传党的最新理论政策,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断进行诠释。1989-2002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面临新的挑战,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的问题又一次被推到了历史前台。此时期的《人民日报》社论紧紧跟随社会发展潮流,围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拓展展开,是推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大众化的重要平台。《人民日报》社论重点围绕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五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的阐释:第一,积极宣传解读如何推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第二,积极解读如何推进先进文化前进的内涵,阐释精神文明建设和促进优秀文化繁荣的路径和要求;第三,对如何满足人民的根本利益进行各项政策方针的宣传。《人民日报》社论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内涵潜移默化到国家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使人民群众真正了解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有利于国家发展和社会和谐进步的优秀理论,在宣传和推动党的工作和推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民众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第四,《人民日报》社论对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思想进行了广泛宣传,深刻阐释了科技军事思想改革思想、“打得赢”“不变质”的军事变革思想以及中国特色精兵之路,推进了军事理论思想的大众化。第五,《人民日报》社论还积极报道跟进了祖国统一进程,积极宣传全方位对外关系格局,推进了“一国两制”“互利共赢”思想的深入。在这一时期,《人民日报》社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具体经验为:保持鲜明立场,传递主流声音;抓住主要问题,传播时代特色;语言风格严谨,释放语言力量。其主要启示为:注重传播渠道的立体化,加强报刊与网络媒体的融合;理论的宣传要符合实际,服务群众;理论的宣传要保持先进性与时代性。《人民日报》社论大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渠道,在推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大众化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总结梳理《人民日报》社论在1989-2002年间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具体实践,充分认识《人民日报》社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的主要地位,对于我们进一步发挥《人民日报》社论的舆论引领功能,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的大众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邬俊美^[7]（2018）在《新时代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研究》文中提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建设,先后在宣传思想工作会议、新闻舆论工作会议、网络安全工作会议、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会议、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党的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等多个会议上反复强调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的战略定位、主要目标、基本原则和建设路径等各个方面进行了高屋建瓴的论述和部署,形成了系统完整的新时代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新时代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国内外环境深刻变化后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实践的结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坚实的基础,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灵魂和神经系统,是凝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思想基础和理论保障,也是新时代抓好意识形态工作的基本遵循和重要指针。因此研究新时代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全文由七个部分组成。第一章导论交代了选题缘由及其研究意义,对相关学术史进行了梳理和评述,特别是对新时代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研究的不足和今后学术发展的方向进行了分析和展望,还对本论文的基本框架、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创新点作了具体说明。第二章主要阐述了新时代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的理论基础。任何理论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都是在借鉴继承前人成果基础上的创新和发展。新时代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意识形态思想在新时代的创新和发展。文章重点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意识形态的基本思想及其主要观点,并梳理了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思想的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历史发展脉络。第三章论述了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的发展历程,分析勾勒了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的发展历程和阶段性特征。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的产生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有一个产生、发展和成熟的过程,文章把它分为三个阶段,即萌芽阶段、形成阶段、成熟阶段。萌芽阶段是从1969年习近平到延川县农村插队到2012年中共十八大的召开,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的萌芽来源于其丰富的从政实践和对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形成阶段是从2012年11月到2016年12月,也就是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文艺工作座谈会、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标志着习近平意识形态思想的形成,越来越趋向成熟;成熟阶段是从2017年7月至2017年10月十九大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县处级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十九大”专题研讨班发表的重要讲话和十九大报告的提出标志着习近平意识形态思想已经发展成熟。第四章至第六章对新时代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的内容体系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和思考。第四章具体分析了意识形态工作的战略定位和基本目标。习近平总书记用“极端重要”、“三个事关”说明了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但同时也强调意识形态工作不能干扰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要服从服务于经济工作,并有一定的边界,不能泛化意识形态。习近平总书记用“两个巩固”、“补党员干部精神上的钙”、“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等来说明意识形态工作的基本目标,深刻地说明了意识形态工作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无上地位和崇高使命。第五章分析了意识形态工作的基本原则,那就是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相结合,弘扬主旋律与提倡多样化相结合,优化体制机制与创新传播方式相结合,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结合,意识形态建设与政治、经济、社会建设相结合,党性原则与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相结合。第六章分析了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路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它涉及到意识形态的理论发展、工作的规划、政策的制定、措施的落实、宣传方式和内容创新等许多方面,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将意识形态工作建设放到了非常重要的战略位置,并针对意识形态建设做了具体的战略布局: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重视新媒体的引导和管理;加强高校意识形态前沿阵地建设;提升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等。第七章系统总结了新时代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的基本特征和当代价值。新时代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具有浓郁的“习式”色彩,体现出了党性与人民性的高度统一、理论性与实践性的高度统一、建设性与批判性的高度统一、全面性与重点性的高度统一、继承性与创新性的高度统一等鲜明特征。新时代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思想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永葆党的先进性,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思想武器;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行动指南;所蕴含的“中国智慧”和“中国精神”为解决当代人类所面临的共同难题。

乔仁桂^[8]（2017）在《改革开放以来党内集中教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党内集中教育是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伟大创举和优良传统,主要是指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进程中,为加强全党作风建设,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高党的执政能力,针对当时形势、具体任务和自身状况,在全党范围内集中利用一段时间,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进行的普遍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实践。系统研究党在改革开放以来所开展的历次集中教育中的具体做法及其成功经验,对增强党内集中教育的实效性,确保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实现新突破,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论文的第一章,介绍党内集中教育的基本理论。党内集中教育主要包括基本理论教育、思想路线教育、理想信念教育、党的宗旨教育、创先争优教育、组织纪律教育和党内民主教育等内容,具有开展的阶段性、时机的关键性、目的的针对性、过程的实践性等显着特征。党内集中教育通过不断深化理论教育、端正思想路线,不断加强作风建设、强化宗旨意识,不断强化组织保障、创新发展动力,不断推进制度建设、发挥长效功能,不断巩固惩防体系、筑牢拒腐防线。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党建理论及党的教育理论指导下,党内集中教育结合中国共产党自身实际,在不断用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头脑的同时,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和党的教育理论,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论文的第二章,阐述改革开放以来开展党内集中教育的必要性。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党的教育工作,开创了党内集中教育新模式。改革开放以来开展党内集中教育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要求,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需要,是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必然要求。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优良传统,也是解决部分党员及党员领导干部在党性党风党纪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的需要;既有利于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又有利于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执政能力。论文的第三章,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党内集中教育开展情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共产党为了解决自身建设的“两大历史性课题”,先后开展了多次党内集中教育。一是全面整党活动,主要解决了党在思想、作风、组织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全面地改善和加强了党的领导;二是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活动,进一步提高了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三是以推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为目的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四是以构建和完善永葆先进性长效机制为目的的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五是以提高党员干部推动科学发展能力为目的的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六是以进一步转变党员干部思想作风为目的的创先争优活动;七是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八是在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开展的“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九是为了巩固拓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成果,在全体党员中开展的“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通过这些党内集中教育的开展,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都得到显着提高,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明显增强。论文的第四章,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党内集中教育所取得的主要成就。党内集中教育的成功开展,在各个历史时期不断推进党的建设。在思想建设方面,党集中教育推进党的理论武装工作,构成新时期党的理论武装工作主线,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俱进;在组织建设方面,党内集中教育完善民主集中制建设,巩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强化干部队伍和党员队伍建设,为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坚强组织保障;在作风建设方面,党内集中教育端正思想作风,弘扬马克思主义学风,改进工作作风,优化领导作风,纯洁干部生活作风;在反腐倡廉建设方面,党内集中教育促进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清气正;在制度建设方面,党内集中教育高度重视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推动党内法规建设的恢复和发展,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推动党内法规建设体系化。论文的第五章,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党内集中教育的成功经验。一是开展党内集中教育要坚持方向性与现实性相统一,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体现时代特征,结合党内实际;二是开展党内集中教育要坚持限定性与灵活性相统一,要做好顶层设计,尊重首创精神,实现上下良性互动;三是开展党内集中教育要坚持普遍性与针对性相统一,要突出重点对准焦距,把普遍要求和分类指导有机结合,敞开大门相信群众;四是开展党内集中教育要坚持时效性与可持续性相统一,要明确教育目标,实现知行合一,坚持从严从实,推行建章立制。论文的第六章,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党内集中教育存在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的历次党内集中教育都较好地达到了预期目标,但在开展过程、问题整改、成果运用等方面仍存在一定的问题和不足,教育开展不平衡、教育过程存在形式主义、问题整改不彻底等现象屡见不鲜,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党内集中教育长效机制建设问题。论文的第七章,对党内集中教育长效机制建设进行深入思考。就某次党内集中教育来说,长效机制是巩固教育成效、促进教育成果转化的有效措施和必要途径。从党内集中教育顶层设计来看,要实现党内集中教育集成效应最大化,需要建立长效化的党内集中教育开展体系,从组织动员、过程执行、教育考评、问题整改落实等方面进行总结分析,在领导管理、运作预警、保障激励等方面建立长效机制。在建立党内集中教育长效机制过程中要注意处理好几个关系。一是处理好集中教育与经常性教育的关系,要准确把握集中教育与经常性教育的区别和联系,以及两种教育模式的不可替代性,充分认识建立党内集中教育长效机制是把两种教育模式相结合的最佳途径;二是处理好抓“关键少数”与全体党员的关系,要突出“关键少数”,也要面向全体党员,并注重通过“关键少数”引领全体党员;三是处理好思想建设与制度建设的关系,要始终不渝把思想建设摆在突出位置,更要持之以恒把制度建设作为治本之策,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互促进,不断推进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全面、长效。

梁庆周^[9]（2018）在《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共同主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主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重要范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新时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时期,研究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共同主题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理论方面,研究共同主题有助于更好地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之间的关系,完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范畴体系,规范学科研究范式;实践方面,研究共同主题有助于正确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各阶段的关系,正确对待和科学解决新时期新阶段遇到的困难危机和风险挑战。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共同主题,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全部实践活动和理论创新活动始终围绕的共同内核。共同主题具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它在马克思主义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具体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过程中形成,是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全部领域的核心观点,表达了新时期各阶段的共同思想。另一方面,它通过对新时期时代背景、阶段特征、主要任务、理论成果等要素的概括抽象而被把握,是对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化的基本认识和总体评价。共同主题是一个由多因素相互作用构成的综合系统,主要由主体要素、客体要素、理论要素和实践要素等因素组合而成。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共同主题,具有深刻的哲学依据、理论渊源、历史和现实基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相关观点、原理是其根本的哲学依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主题的有关论述是其重要的理论渊源;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主题、毛泽东时代关于中国建设主题的探索是其重要的历史基础;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中国特色社会政治、文化发展道路和社会实践是其主要的现实基础。按照客观性、抽象性、相对性、整合性、发展性等原则,笔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共同主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主题,以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为前提基础,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发展实践中逐步形成、确立并得到不断强化。始终坚持这个共同主题,是新时期近四十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的经验启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要通过实践和理论两条路径发挥共同主题的作用。实践路径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通过表现为阶段性主题,作用于民族复兴、国家治理、党的实践等活动,发挥其作为共同主题的统领作用。理论路径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通过表现为几种具体样态,作用于理论创新、理论整合、生成理论主题等理论创新活动,表达其作为共同主题的重要地位。这两条路径综合作用,使新时期的全部实践和理论活动始终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共同主题,保持正确的方向和坚强的定力。当前,在国内外多重因素综合作用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主题面临着一些不容忽视的挑战。一是在思想和理论认识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偏颇,侵蚀坚持共同主题的思想基础;二是在社会性质、特征、任务等实践认识上存在一定偏离,动摇坚持共同主题的实践基础;三是坚持共同主题的力量有所损耗,削弱坚持共同主题的群众力量和精神力量。以上问题和挑战如得不到有效应对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极易偏离共同主题,进而发生颠覆性错误,最终导致山河变色、江山易主等不可挽回的恶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毫不动摇地坚持共同主题,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一是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理论武装,建立健全马克思主义宣传思想工作保障体系,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巩固新时期共同主题的思想理论基础;二是要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的时代特征、主体特征和任务特征,把握坚持新时期共同主题的实践基础;三是要坚持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坚持正确的研究方法和“共同主题+基本问题”的理论创新范式,推动共同主题与基本问题的互动,夯实坚持新时期共同主题的方法论基础;四是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增进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加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创新,凝聚坚持新时期共同主题的群众力量;五是大力弘扬改革创新精神,凝聚坚持新时期共同主题的精神力量。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未来进程中,只有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共同主题,并根据中国改革发展实践的新情况,不断突出和强化共同主题,充分发挥共同主题的统领作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保持正确的方向,开辟出宽阔的道路,创造出伟大的成就。

谭晓玲^[10]（2017）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实施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简称“工程”）是站在党和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实施的一项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基础工程、战略工程。实施工程十多年来,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在各方力量的坚持和共同努力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得到普遍的认可,巩固了马克思主义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进一步繁荣发展了哲学社会科学,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供了科学的指导和可靠的保障。本论文以工程实施为研究对象,系统考察工程实施的历史过程,详细阐述工程实施所涉及的主要内容,整体客观评价工程实施状况,从中总结经验与不足,以期为进一步深入推进工程实施有所启示。论文共分10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阐述本选题的研究目的和意义,本选题的研究述评,论文的相关概念界定、研究思路、方法及基本框架,并对论文研究的重点、难点和创新之处做了说明。第一章主要分析工程实施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分析工程实施的社会历史背景基础上,重点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指导地位巩固,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等方面阐述工程实施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第二章主要是整体介绍实施工程建立的组织机构和形成的运行机制情况。具体从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中央宣传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办公室、工程咨询委员会的设立及成员的确定、课题组等四个层面阐述组织机构的建立,并从项目、基地、团队这三方面的建设揭示工程所形成的运行机制。第三章主要考察工程实施的历史进程。根据工程实施过程中党中央召开的具有标志性的相关会议,着重从实施工程的提出部署、全面展开、全面推进及深入推进四个阶段对其历程进行系统梳理。第四章至第八章全面系统具体阐述实施工程所包括的主要内容。其中,第四章从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编译、研究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成果及重大现实问题研究两方面,阐述了实施工程中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第五章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设立、学科建设依托机构、学科建设情况调研、学科高端学术平台、学科领航与支撑等五个方面,全面阐述具有时代特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科建设;第六章从总体部署、编写成果、出版及使用、编写特点四个方面阐述工程立体化教材体系的形成;第七章从举办高层次报告会、开展学术研讨会、开展国情调研、进行国外考察、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班的开办、“四个一批”理论人才的纳入、“三项学习教育”活动的深入开展、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的培养、教育部工程重点教材专业师资队伍培训等方面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学术交流和人才队伍培养;第八章从理论读物和主流媒体平台两方面阐述工程实施的宣传。第九章论述了十多年来工程实施的整体评价。本章主要通过调查问卷中所体现出来的信息,在总结实施工程的成效及经验的基础上,客观分析工程实施中存在的转化运用、宣传普及不够等不足及原因,为下一步深入推进工程工作提供借鉴。结束语部分主要是对进一步推进工程应当探讨的若干问题进行探索性思考,即从保持工程的常态化、大力开展工程的宣传推介、引领“四大平台”建设、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教材体系、人才体系等四个方面提出建设性思考。

二、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推进新时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推进新时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文提纲范文）

（1）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论文提纲范文）

（4）中国共产党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人民日报》社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1989-2002）（论文提纲范文）

（7）新时代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改革开放以来党内集中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共同主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实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推进新时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文参考文献）

• [1]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研究[D]. 李晓霞. 广西师范大学, 2021(09)
• [2]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研究[D]. 贾绍俊.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D]. 田天亮.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4]中国共产党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程研究[D]. 韩东云. 郑州大学, 2020(02)
• [5]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变迁研究[D]. 刘成喆.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6]《人民日报》社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1989-2002）[D]. 刘晓晶. 曲阜师范大学, 2020(02)
• [7]新时代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研究[D]. 邬俊美. 武汉理工大学, 2018(07)
• [8]改革开放以来党内集中教育研究[D]. 乔仁桂.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2017(07)
• [9]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共同主题研究[D]. 梁庆周. 华南理工大学, 2018(05)
• [10]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实施研究[D]. 谭晓玲. 武汉大学, 201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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