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遵从典范、质疑典范和转换典范——典范和国际研究（论文文献综述）
郝志昌[1]（2021）在《阿甘本共同体思想的生命政治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共同体是人类相互依存与共同交往的重要载体。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人类不断地探索与建构“更值得一过的”共同体的进程。我们看到,从古代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近代的霍布斯、洛克与卢梭,再到现代的马克思等等,这些伟大的思想家们无一例外地都将共同体视为他们关键性的致思取向。这种致思取向对于阿甘本而言,同样如此。不过阿甘本的贡献是,在既有的共同体的分析模式之外,阿甘本开启了一种新颖的并且也是非常重要的分析模式——生命政治的分析模式。阿甘本力图以生命政治的分析模式来透视人类共同体的结构性危机,并从而将生命长久以来所受到的不公平、不正义、不自由的境遇揭示出来。而此种分析模式,亦即以生命政治的视角通观人类共同体的结构性危机,在阿甘本看来,是既有的人类共同体的分析模式所忽略、遗留下的盲区,对此盲区的补遗就是阿甘本生命政治强烈的“问题意识”。舍此,我们在当今时代面对诸多的“乍眼”之事实（如集中营的再度显现）便无从给予其更为切中肯綮地回应。阿甘本的生命政治理论的构建,在其方法论上严格地遵循他所指认的“哲学考古学”、“范式”以及“签名理论”。在此方法论的自觉使用中,阿甘本开显出了异质于福柯、奈格里与哈特等人的生命政治理论,并创造性地生产出了诸多衍生性术语（如至高主权、例外状态、赤裸生命、神圣人等等）,从而自洽地将其导向人类共同体的结构性格局的分析上。其中,阿甘本所谓的人类共同体的结构性格局表现为法权形式的公式:法律+法律之例外。其中,后者是前者的结构性溢出,这一溢出虽是必要性的,但同时也造成了危机性的后果。实际上,阿甘本正是借助法权形式的生命政治实践来透视人类共同体的结构性格局的。在诸多文本中,阿甘本都强调这一法权形式与人类共同体之间严丝合缝的关系。比如,在《例外状态》中,阿甘本同意如下看法:每个共同体都是由archon（下令的行政官员）、接受命令的人,以及第三个元素,法律,所组成。在《无目的的手段:政治学笔记》中,阿甘本也同样承认:共同体与权力严丝合缝地相互对等,因为共同体原则同一切权力的结合乃是所有共同体必然潜在的特性的一种功能。而正是主权权力及其它天生所携带着的法律之例外的属性,架构着人类共同体的悖论性结构,即它从外部建立自身,并支撑着内部的常规法律,但同时宣称并没有什么外部,从而生命被此种悖论性的结构牢牢宰制、捕获、征用与奴役。值得注意的一点是,阿甘本从法权形式来透视人类共同体的结构性格局的理论底色是宗教神学。或者毋宁说,阿甘本正是得益于对宗教神学的颠覆性思考,才真正独具特色地将人类共同体的结构性格局以法权的公式标注出来。在阿甘本看来,原本隶属于宗教神学的神圣这一概念,绝非是一个美好的、崇高的意象,而是相反性地表现为暴力性的排除、分隔机制。在宗教神学领域中,诸神正是经由祭祀的暴力性实践将凡俗之物从“人间法”领域中排除、分隔出去,从而将其交付给“神法”之域,以此诸神可以对凡俗之物进行绝对性、独一性、特权性地占有。“神法”恰恰就是“俗世法”抑或“人间法”的必要性例外,前者支撑着后者。阿甘本发现,而在现实的法权领域中,法权本身的具体运行机制实际上就是神圣机制的世俗化呈现,这让法权本身的超验性与权威性得到了神学范式的说明。因为至高主权的运行机制在本质上效仿了神圣机制,它自身同样指向俗世的常规法律之外,而这个常规的法律之外不再是天国的“神法”,而是现实中的“无法”空间——例外状态。在例外状态中,主权同诸神一样对事物获得了一种特权式的使用与占有。主权不受俗世的正常法律约束,但它却约束正常法律,因为它本身就是“活法”并有“合法”的权力去打断自身,开启例外。这样一来,人类共同体的结构性公式:法律+法律之例外就此形成,后者同样为前者提供普遍性的支撑,就像神圣为俗世提供普遍性支撑一样。所以,主权在其面相上不过就是诸神在现实世界中的代言人,主权的具体运行机制不过就是神圣机制的世俗化显现。阿甘本认为这一结构性公式在人类共同体的历史演绎进程中始终存在。基于此,我们以此结构性公式为线索,条分缕析地勾勒出了从古代共同体到现代资本主义共同体的同一性结构格局,并相应地将赤裸生命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表现形式揭示了出来,进而确证这一结构性格局的极端悖论性、危机性及其对之扭转的必要性。否则,按照阿甘本的判断,我们就只能生活在集中营式的共同体中。因为,至高主权在历史的演绎进程中,无论它在形式上发生了多大程度上的翻新与更迭,但它的本质——例外治理——是始终不变的。我们看到,从古代共同体中的生杀大权,到现代资本主义共同体中的人民主权,以及景观时代中所呈现出来的景观主权,它们无一不奉行着法之例外的治理模式。或者说,政治主权无论表现为何种面相,世俗化的神圣机制始终在场,这意味着它的暴力性面相从未改变过。只有这样,它的绝对性、权威性与独一性的力量才能得到无限制的释放。因此之故,人类共同体的结构性格局在政治至高主权的架构下也始终表现为法律+法律之例外。所以在这个意义上,阿甘本拒绝接受我们所直面的问题是“新的”问题,而是隐藏了两千多年的并且始终未得到根本解决的“旧的”问题,阿甘本深切的担忧正在于此。面对如此这般的现实境遇,阿甘本极力筹划一种“来临中的共同体”。在阿甘本看来,“来临中的共同体”中不存在此种悖论性的结构格局,生命能够“如其所是”的获得自由的身价。要想通达“来临中的共同体”,阿甘本认为现实存在的赤裸生命,亦即在悖论性的结构中被捕获的生命,需要一种“非潜能”意识的支撑。“非潜能”意识是有能力说“不”的意识,它同时也是“能不”实现的至高的潜能,它是洞察既有的法权机器运作之奥秘的智识,更是突破既定知识框架和行为范式的勇气。“非潜能”意识落实到具体的政治化行动中就表现为对神圣机制的亵渎。阿甘本的亵渎方案所诊断的正是神圣机制,它以不作为、不实现的具体行为姿态无视、玩忽神圣机制的分隔结构,使其停滞与失效。这样,经由亵渎方案的政治化操作,阿甘本相信“来临中的共同体”会在弥赛亚式的当下时间的“收缩”中为我们敞开,在其中,政治表现为真正的政治,生命表现为本真的生命——“任意的独体”。这是阿甘本给予当今时代我们所共享之现实的生命政治致思路径的关切与努力。纵观阿甘本对人类共同体的生命政治批判以及激进的弥赛亚主义重构之后,我们必须一方面看到阿甘本思想中的真正闪光点,但同时更要在另一方面看到其不足之处。其不足之处体现为他忽略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范式的深刻性,并从而在对新的共同体的筹划上失去了真正的“准星”,以至于最终跌入到了弥赛亚主义的政治虚无之中。实际上,马克思所奠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范式,不仅能够在现实的根源上为阿甘本生命政治批判理论提供更为坚实的根基,更能够以此为基础,为阿甘本弥赛亚主义的“来临中的共同体”的激进筹划提供“此岸”的“还原”——真正的共同体。否则,阿甘本对既有的人类共同体的结构性批判只能是“半截子式”的、不彻底的批判,并且,其亵渎的救赎之路也将总是耽于想象之中而无力自拔。虽然阿甘本青睐于将当代的现实难题纵向地回溯到古代的历史与宗教的神话之中去探寻答案,但是由资本所操控的当代现实难题,绝不能被前者所忽略甚至被前者所代替。马克思的着力点就在于后者,即对资本的深刻分析之上。因此,我们就不能完全将阿甘本的思想无条件地拿来使用,而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引下对之进行批判性的检验、深挖与再推进,从而使其真正地大放异彩!
赵立庆[2]（2021）在《以身为本：王艮儒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王艮的儒学思想是中晚明市民生活的理论表达,本文概括为身本儒学。通过梳理可以发现,东西方无不经历了一个由心本论到身本论的过程,但从生活儒学而看,身本并非意味着把身看成是形而上的存在,而是生命的自由活动。在工夫论域中,衍生出“安身立本”的内圣工夫论和“亲民爱物”的外王工夫论,而且内圣工夫和外王工夫内在贯通。王艮建立了一个以“身”为本体、以“安身”为工夫、以躬身实践为旨趣的身本儒学体系。由此,“身”从理本体、心本体中解放出来,成为身心合一的具有现代价值的个体。张岱年先生看到其中所蕴含的个体本位价值:“王艮的主要思想,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强调个人的主体性,就是肯定个体是根本的。”从身体意识与身体美学看,“身”所表示的人类身体则是单个的人或特殊的社会自我,它基本上我由社会关系和累积起来的习惯、价值和气质来塑造的,而塑造的过程则是学习、经历、行为和反思。绪论部分主要阐述本文的选题背景。目前学界关于王艮的研究主要围绕两个方面:一是王艮儒学的思想史意义,如从阳明后学、泰州学派,这是整体视角;一是阐发王艮儒学思想的某个侧面,如“百姓日用即道”、“淮南格物”等,这是局部视角。总起来说,还缺乏一种系统的体系研究。因此,构建王艮身本儒学的哲学体系及其所体现的现代个体思想是本文的核心问题。本文在分析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运用生活儒学、社会人类学和比较哲学方法,从本体、内圣工夫和外王工夫三个维度阐述王艮身本儒学的主要内容和思想价值。王艮身本思想的产生是儒学史上的一个划时代思想事件,所以应该从身本观念得以产生的思想论域加以理解。因此研究身本思想需要厘清西方身本观、儒家身本观,还要从生活论视域加以透视,因为身本思想本质上是市民生活的反映。必须说明的是,本文中的“身体”概念不能理解为单纯的躯体、肉身或四肢,而是奠基在生命之上的身心合一的个体。仅在与心相对时,“身体”主要是指身躯,而在其他论域中,身体一般是指身心合一的个体。西方身本观历程大致与儒家传统身本观相似,也有一个先抑后扬的过程。王艮从阳明“身心一件”出发,颠倒“心主身辅”的关系而确立身本论。由此可见,形而上学一—无论是西方理性主义还是宋明理学——视域下“身”被贬低为身体。而生活儒学认为,生活本身既是形而上学的本源,更是形而下学的本源。以此观之,“身”的本源义也就不是感性欲望的肉身,而是生命及其生命活动,即生活,即百姓日用。本文第二章主要阐明王艮儒学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思想渊源和生平经历。明代政府高度集权,政治生态极度恶化,士人心态也呈现极大的不同。但是,权力集中同时使得官僚体制庞大,政府效率低下,商品经济得以持存并逐渐发达,白银成为主导货币,“促使赋役制度与市场经济的联系,并且把社会各个阶层大幅度地拖入商品交换关系中”,人身依附关系松解,市民奢侈消费意识抬头。阳明所言的“心即理”实际上便是“我即理”,亦即将价值评判的权利收归自我。尽管其自我的内容仍然是以忠信礼义为核心构成的,但却极大地突出了主体的地位,从而使士人的人格得以从外在的权威中拜托出来而独立。王艮从直接从“心即理”的良知主体转到“身即道”的身体主体,凸显出生命个体的价值。简单地说,阳明以自身的良知作为评价标准,王艮则以安身作为评价标准。质言之,王艮之“身”正是良知的具身化。王艮之身本论或尊身思想既与先前典籍的生命哲学相关,也有道家的贵身思想有关,还是时代生活的反映。第三章主要阐明王艮身本儒学的本体论。如果说阳明心学的本体是良知,那么王艮儒学的本体是身。本体在这里不是宇宙论意义上的世界产生的本源,毋宁是意义世界上的价值本体,是生活世界的本然状态。如陈来教授所说,“本体本指本根、本来,体指实体、状态、体段等。中国古代哲学所讨论的实体、本体、道体,都涵有或涉及本体论的问题,尤其是道体。中国的本体是生生不已、有生命的。”“道体”在王艮儒学思想中其实指的就是“身与道一件”,即“道身”。首先,王艮把“身”抬高到本体位置,“身与道同尊”、“身与道原是一件”,借用王船山的话说就是“即身而道”。其次,保身爱身是人的良知良能,是生生之机;知保身,才能爱身,能爱身则爱人;进而达到万物一体的理想境界。所以,安身才是立本:“不知安身便去干天下国家事,是之谓‘失本’。”第三,王艮借用本末范畴阐释“物有本末”:“‘身与天下国家一物也’,惟一物,而有‘本末’之谓。”“身”是天下国家的价值尺度。所以,王艮的明哲保身论不是狭义的保全生命,反而突破传统单向性的爱,使仁爱成为双向的“互爱”。宋明理学在某种意义上是工夫论,工夫又可分为内圣工夫和外王工夫,故分两章论之。第四章主要阐述身本儒学的内圣工夫论内容和特征。工夫论是本体论体现的逻辑结果,有什么样的本体逻辑上要求相应的工夫。无论是理学工夫还是心学工夫都是本体-工夫框架下的工夫论,王艮则从良知现成出发注重百姓日常生活中体现的工夫。王艮十分重视工夫,他认为本体如何关键看工夫:“体用不一,只是工夫生。”显然,阳明心学蕴含着深刻的个体性评价原则,而这一原则在王艮的身本工夫中得到落实和阐发。王艮的工夫论建立在身本论之上,“身与道一件”,所以,安身工夫是其主旨;“身”是生命的显现,生命即是生生不已、活泼泼的自然之道,所以,工夫无须防检,当下即用、至简至易,以“乐学”为方法论。如前所言,安身的“身”是身心合一的个人,所以安身其实是“安其身而安其心”。“安身”自然包括保护生命权利,但“保身”也是“爱身”,所以,“明哲保身”其实是生命之爱,是生生之道。从自爱出发而爱人爱物才是本真的仁爱,爱有差等始于自爱,这就是爱身为爱人爱物奠基。由于王艮坚持良知现成,即肯定个体原则的优先性和现成性,所以个体权利和法则衡量天下国家之正与否,“方之不正,由矩之不正也,是以只去正矩,却不在方在求。矩正则方正矣。方正则成格矣。故曰格物”。这就是王艮“以身格物”的工夫论。第五章主要论述王艮身本儒学的实践维度,即外王工夫论,就是说外王工夫是现实发用,而不仅仅指向主体的良知本体。实践品格是王艮身本儒学的内在要求,“安身”并非认命听命、安于现状,“身”本来就包括躬身实践的含义。王艮把良知所蕴含的个体性思想改造成“我命虽由天,造命却由我”的自主性;并且将这种自主性赋予平民大众,从而推进儒学的世俗化。泰州学派多率性而为,符合社会底层民众的需求,以至于背离当时的社会礼制,足见其影响。身本儒学的实践活动主要包括讲学活动、乡会活动、参与治理和政治诉求。讲学活动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教育活动,可谓是儒家思想的传教活动,其目的是启蒙大众。宗会实际上反映出松散的近世家庭在恶劣的环境下的一种自救性的自治组织。讲会乡会尽管有长幼之分,但受“满街皆是圣人”思想的影响,平等观念深入人心,代表观点是何心隐“天下统于友朋”的论断。从身本论看,这种圣愚平等实质是政治平等,从而为政治参与奠定理论基础。儒学的政治思想是“王道仁政”,后世一般称之为德性政治或伦理政治。王道仁政落实在士人身上就是“内圣外王”。就其理想状态而言即“三代之治”,这是儒者向往的理想社会秩序,间接反映出儒者对现实政治生态的不满。内圣外王最终要落实在政治制度上,这就预设君权的合法性,一旦进入现实政治中,政道与治道脱离,君主权威压倒一切,成为儒学现代转型的制约因素。在碰到制度这道硬墙后,儒家思想只能在内圣领域继续深挖。王艮采取“修身见于世”的实践策略,“觉民行道”,“内圣外王”架构在王艮这里出现裂缝,转化为自我主宰的“出处进退”之学:出处进退各有其道,“出则必为帝者师,处则必为天下师”。王艮的独立自主精神发展成为颜钧、何心隐、罗汝芳等人的狂侠人格,这也是儒家在专制体制下的必然结果。余论部分是王艮身本论的延伸,即进一步揭示身本儒学所蕴含的个体性思想。“身”本就有“吾”、“我”的含义,经王艮的诠释,身获得与道同尊的本体地位,而在现代权利话语下,身体权是一项基本的人格权。也就是说从道德话语和权利话语两个方面,“身”指向或等同于个体。现代社会的基本单位是个体,不再是传统的宗法家族,此外作为制度形态的传统儒学已经解体,儒学的复兴必然落实在现代个体身上。个体,从国家层面讲就是公民;从经济领域讲就是经济人;从道德领域讲就是道德人,从市民社会讲就是市民。所以,有学者提出“现代的公民儒学”,以区别“传统的宗法儒学”。既然现代社会是个体化的社会,这是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那么儒学的形而上表达就是个体儒学。换句话说,个体儒学就是在现代生活方式下,基于并有益于个体权利和德性,实现“成己成物”的价值诉求。当然这套价值诉求又不得不诉诸现代制度以实现自身,儒学不必再走心性论基础上的“内圣开外王”之路,而应落实到个体身上。
王贻琛[3]（2021）在《《周易》虞氏学思想研究》文中指出汉末易学家虞翻,继荀爽、郑玄先后推出《周易》荀氏学、《周易》郑氏学之后,在批判性反省两汉易学学术成果的基础上,秉阴阳消息为主脉,以纷繁象数体例与学说为辅助,借创造性诠释《周易》经典文本,构建起体系闳博的《周易》虞氏学,成为两汉象数易学集大成者。本文即以虞翻所构建的《周易》虞氏学思想作为研究对象。本文共分七个部分,包括绪论与正文六章。绪论部分。扼要梳理了虞翻的心路历程与主要着述。指出正是凭借厚实的家学渊源,并受时代经学语境的影响,虞翻对经学有了高度关注,以此确立自己正宗治《易》经师身份,进而追求成为接通传承圣脉圣学的王师、民师。他呈其《易注》予当朝天子,彰显了以经师身份接通传承圣脉,作王者之师、进而作万民之师的使命担当意识。将《易注》呈送孔融,彰显了以经师身份接通圣脉的使命担当意识。接下来对已有虞翻易学研究的成果作了综述,并阐明本文选题的意义、研究思路与方法及创新之处。指出学界对虞翻易学的相关象数体例与学说已有相当深入的探讨,对其思想内涵也有相当深入的挖掘,但对于其象数体例与学说的内在逻辑关联,对其思想的细致而系统的把握还存在许多不足,这是本文选题主要针对的问题。本文在学界有关虞翻易学象数体例与学说及其思想意涵研究的基础上,基于这些体例与学说的内在逻辑关联,着力探究虞翻借此诠释《易》所构建的《周易》虞氏学思想体系。正文共分为六章。第一章虞翻解《易》理路的形成。汉代易学以象数易学着称,虞翻则集汉代象数易学之大成。《周易》虞氏学的大厦,就是借助于对《易》象的诠释与阐发构建起来的。虞翻遵循以象解《易》的理路,以象为支点,借助各种象数体例与学说,对《易》作出了诠释,借此构建起独具特色的《周易》虞氏学。这些体例与学说,首要的是诠释《易》象的有效工具和手段,但是它们本身则有着丰富的思想内涵,彼此之间也有着思想的深层关联,因而又成为构建《周易》虞氏学的系列支柱。笔者的问题意识,集中关注的是,虞翻借助这些象数体例与学说所构建起的《周易》虞氏学思想体系。笔者认为,虞翻的这些象数体例与学说,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次序。它们的主干次序是:日月为易、日月在天成八卦、十二消息、十二消息变生杂卦、旁通、反象、上下象易、互体连互、半象、动之正与成既济。本文对《周易》虞氏学思想体系的探究,将依循这一主干次序展开。第二章易道阴阳消息下的易场。在《易传》阴阳之道的基础上,接续汉代易学卦气易学的语境,虞翻认为,易道就是一种阴阳消息之道,阴阳消息形成了日月在天八卦易场,引发了大宇宙十二消息卦易场,化生了万物大千世界。涵括天道人事的《易》的象世界,指向的就是人现实置身其中的两个易场下的万物大千世界之象。第一节日月在天所成的八卦易场。在丰富多彩的《易》的象世界中,虞翻认为,最具本原意义的,就是由伏羲发现的在天八卦之象,此八象的出现构成了在天八卦易场。第二节对八卦图式的重建。虞翻确立起以日月在天所成八卦象为图式圭臬的八卦图式,否定了《说卦传》以来的八卦宇宙图式。这一做法整体而言可谓创新勇气有余,缜密思考不足。第三节十二消息卦易场的敞开。虞翻指出,离日坎月的运转及由此引发的在天八卦易场阴阳消息场流,促成了宇宙间乾天坤地阴阳二气的消息进退变通流转,由此开启以十二消息卦易场为代表的宇宙造化气场。万物万象得以在此气场生化出场,呈现着各自的象。本于太极太一,发端于乾天坤地,以乾天之阳与坤地之阴两仪为消息终极之本,以离日坎月运转为消息动力之源,以乾坤而外的五对易场对冲消息卦象为消息相对之本的阴阳消息进程,展现了十二消息之象在过去、现在、未来三个维度下的动态“出”“入”转化过程。十二消息之象不仅有对冲场位之象间的相互出入、显隐流转,而且有一象与全场位其他各象间的相互显隐流转。乾坤、乾坤消息所成十二消息之象、十二消息卦易场以及引动阴阳消息的动力源离日坎月运转之象也下贯到了六十四卦之象中,成为理解六十四卦基源性意涵的重要窗口。第三章消息大化易场中的万物万象。依虞翻之见,阴阳消息化生了大千世界,大千世界中的万象即在大化易场中生生不息。第一节消息语境下的万物万象生生大化。在十二消息卦易场中,阴阳消息作为造化力量,带来了万物万象的生生大化,并且令这种生生大化遵循着阴阳消息的节律。第二节消息生卦启示下的万物万象产生。虞翻揭示了种种卦之变,提出以消息卦生杂卦为核心的卦变说,以此启示万物万象的产生,表达乾天坤地对万物万象的造化创生与赋能生生,昭示阳阴交感、刚柔交通则造化畅、百事通的天道人事阴阳大义。指明阴阳往来交感,才能带来具体赋能生生,迎来造化通、万物生、一亨百亨之局面;生命、人事力量阳刚阴柔的往来交感,才能带来生命畅遂、人事亨通、一通百通之局面。可以说,十二消息下的阴阳交感互通,由消息卦生杂卦符显,给《周易》文本中的“亨”字作了精妙的注脚!也给现实阴阳生生的易世界的“亨”的现实作了精妙的注脚!第三节旁通开显的万物万象间的动静互通。虞翻指出,十二消息两两阴阳互反而旁通,十二消息变生诸杂卦,又赋能两两阴阳互反的杂卦相旁通。十二消息在旁通的意义上,有过去、现在、未来三个时间维度上显隐互依一体、消息流转相通的呈现。消息卦交感变生的杂卦,在旁通的意义上,同样有着过去、现在、未来三个时间维度上显隐互依一体、变化流转相通的呈现。旁通显示,人们所处的天地宇宙间、生活世界中,因阴阳消息动力作用的发挥及其对生命生生的赋能,阴阳两大造化创生力量,阳刚阴柔两大生命力量,天道人事的万物万象,在显与隐二维,广泛存在层层相互涵摄贯通,普遍发生环环流转互通,使得这个宇宙与生活世界成了一个涵摄贯通场、流转相通场,人与人事成为这一涵摄贯通场、流转相通场的有机重要环节。第四节反象、上下象易、互体连互、半象等下的万象多重面相。日月之象,日月在天所成八卦之象,十二消息之象,十二消息变生杂卦之象,旁通之象,是虞翻所揭示的核心易象,这些象以流动变化生成呈现为主旋律。此外,虞翻还借助反象、上下象易、互体连互、半象等,进一步剖析了万象复杂的多重面相,诠释了一个由重重万象构成的易世界。反象等,主要是在已成象基础上的象的变化或延伸。第四章消息语境下“大衍筮法”的重建。从“易道阴阳消息下的易场”到“消息大化易场中的万物万象”,展现了《周易》虞氏学在“学”的层面的基础内涵。而基于此,对大衍筮法的重建,则展现了《周易》虞氏学在“术”的层面的基本内涵。后者表现出了典型的以“学”统“术”特征。大衍之数以数涵象,筮占操作则以数显象。大衍之数,内涵宇宙终极本原太一之象、天地之象、五行之象以及日月运转下的阴阳消息之象,通过筮占操作令它们回应于筮问事项而显现。笔者之见,学彰显的是哲学与价值的理性,术体现的则是非理性的信仰。由哲学与价值的理性直接落实为非理性的信仰下的术的操作,以为模拟宇宙大化模式的筮占操作,足以接通打开呈现与筮问事项相关的宇宙大化历程下的一切,其合法性的依据并不能由作为前者的学直接给出。第五章消息大化语境下的人文易世界愿景。虞翻阐明,由内在于阴阳消息大化历程中的人和万物万象所构成的世界,成为人的生活的世界。基于三才之道的构想,立足阴阳消息之道,着眼人这一才,持续转化推进人文易世界,实现人文化成的理想愿景,成为《周易》虞氏学的期许。第一节阴阳消息的善恶意蕴。天道阴阳消息符显,昭示人事善恶的消息积累有着与天道赋能生生与闭结生机的阴阳消息之善恶积累,有着密切的同质性,后一消息积累先于前一消息积累,前一消息积累又可彰显后一消息积累。第二节消息所成的阴阳本然之位与位的价值应然。在《易传》以来的阴阳之位说的基础上,虞翻基于阴阳消息,系统揭示了阴阳的本然之位与消息、卦变、旁通、反象、上下易象等流动变化状态中的位正与位失及其价值应然,从而全方位构建起阴阳消息大化与人文天下视域下的阴阳之位说。一卦各爻皆当位得正,卦成既济定,这是卦的理想归宿。依据这一理想归宿,虞翻既揭示了天地宇宙阴阳消息大化的理想境地,更揭示了人文天下即人文易世界的美好愿景。这成为《周易》虞氏学的终极旨归。至此,完整的《周易》虞氏学思想体系和盘托出。成既济定充分表明了虞翻对造化、生命和生活的热爱,表达了他对生活世界、人文天下即人文易世界的性正、命正、位正、关系正、井然有序、和谐融洽的深挚追求,这是立足于阴阳消息之天道,守护天地人三才之格局,发扬礼乐文化之精神,高标人文意识,坚定理想信念的集中体现。上述思想与理念,同今天的生态发展战略、国家治理理念、命运共同体意识有颇多契合之处,值得予以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第六章《周易》虞氏学思想衡评。虞翻透过诠释《周易》,构建起《周易》虞氏学思想体系,集两汉象数易学之大成,并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一节集汉代象数易学之大成的虞翻。虞翻诠释《易》的支点是象,为了诠释《易》的象,在前人思想的基础上,他构建起了一个相当系统完备的象数体例与学说体系,树立了一个以象解《易》的典范,成为世人效法或批判性超越的范型。虞翻构建象数体例与学说体系的过程,就是批判性集两汉象数易学之大成的过程。在虞翻的诠释理路下,通过日月之象、日月在天所成八卦之象、十二消息之象、十二消息变生杂卦之象、旁通之象、反象、上下象易之象、互体连互之象、半象、动之正与成既济之象等全方位多层次多方面涵盖动静而以动变为主导的诠释,六十四卦之象,继荀爽动态消息、升降、卦变、爻变视域诠释之后,全方位多层次多方面进入显隐一体的变动状态,透显出鲜明的动态生成变化品格。第二节《周易》虞氏学的贡献、影响与不足。《周易》虞氏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择其要者而言,则有以下两端:一是揭示了象世界的临场感,给人们提供了一个象思维的范例;二是在为阴阳消息之道的易学构建一个典范的体系的同时,又为阴阳消息之道的易学向性命之理的易学的历史转换提供了重要铺垫。《周易》虞氏学是两汉象数易学发展的一面镜子,它所构建的系统条理、层次井然的象数体例与学说,它所提供的以象解《易》诠释理路与诠释范式,它所呈现的易学思想体系,都代表着汉代象数易学的最高成就,成为后世治《易》者不可逾越的一个范型,发挥着广泛深远的重大影响。如其卦变说对后世卦变思想的影响,如其旁通、反象说对后世错综思想的影响,等等。《周易》虞氏学存在诸多不足,首先突出表现在经文诠释的牵强支离,难以自洽。还有王弼所揭示的,仅关注象的细节诠释,而疏忽了借象所要表达的义理这一核心目标等。不足归不足,瑕不掩瑜,《周易》虞氏学的思想性贡献与影响还是第一位的。依照当代哲学诠释学,文本的思想意旨,是由原作者与读者共同建构起来的,正是原作者与像虞翻这样的读者的视域融合,才使得《周易》经典文本走进新时代,展现新面目,发挥新作用,成为时代耀眼经典。《周易》虞氏学思想的某些内容或许已经过时,但其所内涵的卓异智慧却具有穿越时空的永恒意义,值得我们与其进行创造性视域融合,令其立足新的时代问题意识,展现新的易学智慧风采,发挥应有作用。
张羽[4]（2021）在《汉斯·贝尔廷“艺术史终结”理论研究》文中提出“艺术终结”是当代艺术学界关注的重要话题之一。该话题肇始于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之后美国哲学家阿瑟·丹托以“艺术终结”论宣告艺术应当卸下哲学思考的重担。德国艺术史学家汉斯·贝尔廷最早从艺术史叙事模式的发展中提出了“艺术史终结”理论。贝尔廷将艺术品和艺术史喻为“图画”与“框架”的关系,伴随着艺术创作的改变,传统艺术史“框架”就不再能与当下的“图画”相匹配,艺术史的叙事模式也随之改变。当“框架”局限了艺术创作及艺术史书写的探索时,传统艺术史就走向了终结,这被贝尔廷形象地喻为“破框”。然而,“艺术史终结”并不意味着艺术的终结,“破框”之后的艺术史正在寻求适合当代艺术创作“图画”的新“画框”以及符合当代艺术发展的艺术史叙事模式。本文在梳理贝尔廷“艺术史终结”理论缘起和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思考如何书写当代及未来的艺术史,具体从以下四方面展开:第一章阐释艺术的嬗变以及传统艺术史的定义,即艺术作品是艺术观念的承载,艺术史则作为艺术的表征而存在;对肇始于瓦萨里、经由温克尔曼等人继承与发展、终结于黑格尔的传统艺术史发展历程进行了梳理第二章分析贝尔廷“艺术史终结”理论的建构,分别从“破框性——艺术史框架的拆除、“多向性”——艺术史线性叙事的失效、“全球性”——艺术史新版图的呈现三个维度进行展开,论述其理论的内涵。第三章对贝尔廷“艺术史终结”理论进行反思,将他的“艺术史终结”与阿瑟·丹托的“艺术终结”理论进行比较分析,探讨两者的异同,重点阐释贝尔廷艺术史思想的前瞻性与启发性。同时对“终结论”现象进行阐释分析,对当代学者伊夫·米肖提出的“艺术乌托邦”的终结进行探讨。选取对“艺术史终结”论影响最大的元素——大众文化进行分析,结合当代数字传媒等技术的发展探讨大众文化对传统艺术史的挑战与启示。第四章从艺术史内部与外部历史方法的革新、形式和内容二维向度的延续上思考当代艺术史书写的新模式,进而从艺术创作与艺术批评的多元化、艺术史对跨界理论的借鉴与自身独立性的坚守等方面思考当代艺术及艺术史理论的建构,并由此展望当代艺术史书写的新模式。
李青[5]（2021）在《现代性视角下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研究》文中指出非正式科学教育为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培育了具备科学素养和理性精神的现代公民,以教育的现代化彰显人的主体性和科学理性,最终指向人的现代性。但当前,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却面临制度、观念和方法等因素制约而无法对接社会转型需要。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良性发展,为美国社会现代化转型培育了具有自主意识和理性精神的科学公民,有力地推动科学与社会的融动互进。美国社会现代化诉求是如何借助非正式科学教育渗透到民众心智中的,非正式科学教育在此过程中究竟扮演何种角色?研究以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历程为研究对象,试图揭示出美国社会现代性是如何体现并作用于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过程。研究采用文献分析法、历史分析法、比较研究法等对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历程进行系统化梳理。依托社会文化情境理论等,对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演进的文化、政治、经济、等社会情境进行剖析,揭示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演进与美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互动关系,剖析非正式科学教育是如何培育具有主体意识、科学素养和理性精神思维的科学公民来顺应社会现代化转型的。绪论部分主要交代选题的价值、相关学术动态、研究设计的依据以及研究对象的合理化界定,使研究对象明确、重点突出、思路清晰。第一章聚焦宗教神性裹挟下的非正式科学教育是如何培育虔诚信徒,培育神性社会所需的宗教价值观;第二章聚焦政治化的非正式科学教育,剖析非正式科学教育如何通过科学启蒙为新国家培育具有民族意识和政治素养的国家公民,践行为民主政治巩固民意的政治使命;第三章聚焦工业化时期非正式科学教育是如何回应社会形态跃迁和生产力解放诉求,并强调非正式科学教育塑造的技术理性及其极化对人性的异化;第四章转向对技术理性极化的利弊反思,以培育具备科学反思精神和批判意识的能动公民为目标,批判技术理性对整全人性的异化,并强调非正式科学教育需要渗透知识背后的方法、态度和价值观元素,推动公众理解科学的价值及潜在的风险;第五章则根植于后现代实践哲学下的追求个体解放和意识独立的时代诉求,强调非正式科学教育逐渐从服务宗教、政治、经济和文化意识的姿态回归到追求个体自主意识的理性精神的本真使命,强调教育的实践性、情境性和交互对话性,以主体间性思维审视传播主体和公众间的互动关系,倡导公众在交流对话中加深对科学的认知,塑造具有整全理性的科学公民。研究认为,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从科学大众走化向大众科学化的历程,即逐渐从外在于人的工具的现代性形态转向回归人性本体的后现代性形态。教育目的从“外在的目的”转向“本体的目的”;教育内容从“有序的科学”转向“跨界的科学”;实施模式从“单向的灌输”转向“双向的交互”,体现出一种从“依附性发展”转向“批判性发展”的态势。研究指出,美国文化传统、资本主义精神和分权自治体制是影响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因素。目标与内容明晰、实施模式多元、广受社会支持和重视成效评估是其实践经验。最终在把握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面临的理念、经费、人员、制度和评估困境的基础上,提出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良性发展的路径:根植我国科学教育发展历史与现实,正确处理文化差异与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辩证关系;营造适切非正式科学教育良性发展的生态环境,提升其制度体系完善性和民主参与的文化生态;聚焦专业性人才培养,加强非正式科学教育的专业人才培养质量;重视家庭情境中的科学知识传递,弥补家庭科学教育的缺失;关切非正式科学教育成效评价,健全其的成效测评体系。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需要理性反思美国经验的适切性,思考“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模式的互鉴可能;检视整体迈向“公众参与科学”阶段是否冒进;探索非正式科学教育“情境断裂”的缝合思路。
梁晨[6]（2021）在《日本汉诗史的书写研究》文中提出本文研究日本汉诗史的书写研究,包括对现有日本汉诗史书写的评述、日本汉诗经典构建观念的演变、日本汉诗发展的分期及动力的讨论。以江村北海《日本诗史》、菅谷军次郎《日本汉诗史》和肖瑞峰《日本汉诗发展史》三部现有的日本汉诗史书写为中心,本文首先从这些文本的概况和汉诗史观两个角度出发进行分析。而汉诗史观,具体又体现在汉诗史书写者选择日本汉诗经典的标准、对日本汉诗发展动力的认识上。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探讨这三个文本在日本汉诗经典建构上的共同关注及模式。日本汉诗史书写是对日本汉诗传统的经典构建。而以上文本并不能反映日本汉诗人对本汉诗传统经典构建的观念史。于是,本文接下来以日本汉诗总集的编撰为中心,呈现出从王朝时代至江户时代日本汉诗人经典选择的观念变化。最后,整理了日本诗话中对本汉诗经典构建问题的关注,包括汉诗的成立、兴盛期和典范诗人。进入日本汉诗史的分期问题。本文首先分析了现有日本汉诗史书写中的分期模式。然后观察了日本汉诗在日本汉文学史、日本文学史等多种文学史传统中的位置,认为应该重视五山汉诗在日本汉诗史中承上启下的地位;此外,在近代文学观念变化的背景下,明治时期发生的“诗”到“汉诗”的转变也是值得关注的。最后是对日本汉诗史发展动力的讨论。日本汉诗的诗体正变在现有日本汉诗史书写中有了清晰的阐释,对它的认识无法离开日本汉诗人对中诗歌传统的受容。而这种受容,又是日本汉诗作为变异体文学的重要特征。本文以雅俗之辨与声律正变两个诗学观念为中心,揭示日本汉诗发展过程中与作为参照系的中诗歌之间的张力,并将之视为日本汉诗的发展动力。最后,本文从训读、和文诗话和翻译三个角度,呈现日本汉诗发展动力的产生环境。
季婧[7]（2021）在《理查德·罗蒂新实用主义文学文化观研究》文中认为理查德·罗蒂作为新实用主义哲学家的思想已经广为人熟知,但是对其在文学理论和文学文化方面的研究尚未形成规模,仅有的一些研究成果更多体现的是一种见仁见智,各抒己见的观点,在学界未形成一致共识。罗蒂文学文化观与他的后哲学文化思想在逻辑上是一致的,同时也蕴含着实用主义的实践精神与探索,因此它也是罗蒂思想谱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是理解罗蒂思想新的维度和视角,对于中国学界对文学本质及其社会功能的认识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本文试图以罗蒂文学文化观概念的释义为起点描摹出文学文化观的整体面貌,进而将文学文化观置于后哲学文化思想和新实用主义的维度进行探究。罗蒂的文学文化观主张摒弃哲学理性的思维方式转向感性叙事,在历史主义的语境中,在隐喻和反讽的作用下对事物进行“重新描述”,让所有被看作一成不变的事物都具有呈现出新面目的可能性。罗蒂的文学文化观是对文学意义升华的产物,是一种审美主义和人文主义的乌托邦,也是罗蒂对在哲学之后的世界只能由文学来拯救的希望的寄托。罗蒂看重文学的人文主义功能,将其提升到文化层面的高度,主张人们能够通过想象力提升个体的敏感性以增进对他人的同情,进而促进社会的团结与公平正义。绪论部分概述了罗蒂的生平经历和思想流变情况,对罗蒂思想整体研究及对文学文化观思想的现状做出了梳理,重点分析了以罗蒂文学文化观作为研究对象的意义。罗蒂秉持后现代的立场,这种对传统形而上学不妥协,时刻保持反思、批判和颠覆的态度让他的思想繁杂而深厚。从这些复杂的思想中抽丝剥茧,笔者分析了罗蒂的学术立场、学术方法以及学术目的,将文学文化观作为罗蒂思想的杠杆,同时指出近来文学作为一门兼具审美功能与社会意义的学科学术地位一直处于跌宕起伏之中,罗蒂能够回归传统,将救赎的道路指向文学的方向,是非常难能可贵的。第二章开宗明义,对“文学文化”概念的出现进行了追溯,首先概括了文学文化建立的三个阶段,进而分析了罗蒂“文学文化”的内涵,提出在罗蒂营造的“人文主义乌托邦”当中,作为一种文学类型的“文学文化”,包括诗歌、小说和戏剧等文学种类,而相对于宗教、哲学和科学,它并不更加高级,这就明确了罗蒂对于文学的看法:既将哲学之后的希望寄托在文学身上,又并不赋予文学以超乎其他学科的特权。罗蒂所试图构建的是一个以政治代替科学,以文学代替哲学,以心理代替伦理,以生活代替理论的人文主义乌托邦。第三章是本文的核心部分,系统阐释了罗蒂后哲学文化思想下的文学文化观。罗蒂用彻底的偶然性立论,解构了传统哲学当中人心、自我、本质、普遍和必然等概念,并将其作为现代自由主义乌托邦的依据。进而揭示了罗蒂眼中文学的价值,文学通过展现人生当中偶然的事件来描述一个偶然的世界,从而发现生活的多种可能,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到,在抛弃了确定的世界本质和永恒的人性基础之后,人生仍然是有趣、可爱、值得过的,因此文学文化的重要性就体现在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对人生的激励。罗蒂提倡的文学文化是一种后形而上学文化,他对“想象力”做出的理解继承和发展了杜威的“道德想象力”。小说作为重要的叙事形式,比哲学和理论更能够直接展现出个体和种族所遭受的“残酷”,因此奥威尔和狄更斯在罗蒂心中占据了重要位置。文学家擅长运用反讽的手段,不断对自己的“终极语汇”地进行修正和完善,从而不断对事物进行重新描述。经过反讽主义者的改造,文学文化的功能得以体现,通过文学特别是小说的阅读使人们获得“自律的自我”,实现自我救赎和私人完美。第四章着重梳理了罗蒂新实用主义文学文化的思想渊源。罗蒂的新实用主义思想并非直接脱胎于古典实用主义,而是在继承了古典实用主义特别是杜威和詹姆斯“关注现实”的基础上,注入了英美分析哲学和欧陆哲学的基因。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塞拉斯对“所予神话”的批判与戴维森的“隐喻理论”,尼采和海德格尔反本质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倾向等等,都对罗蒂产生了深刻影响。罗蒂的新实用主义放弃了对“经验”的强调,转而投向“语言”,主张在“后哲学”的语境下对事物进行“重新描述”。最后点明了后哲学文化观的实质,它是一种反本质主义的哲学观、实用主义的真理观、偶然的自我认知观以及“真理即隐喻”的语言观。第五章主要对罗蒂新实用主义文学文化观对中国学界和社会产生的影响及存在的问题与局限进行了总结。罗蒂的思想对于中国当代学界“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进行了有效消解,但他并不提倡“亦此亦彼”彼此兼容,而是主张将对立项的区分进行消解,让二者的界限变得模糊,融合为一。罗蒂在文学的社会功能方面关注有余,而对文学文本自身的规律和特征则研究不足,尽管罗蒂在自己的世界里将文学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极大丰富了文学的内涵和外延,但是从文学自身的领域来讲,作为与哲学、科学和宗教相平行的学科,它有自己明确的研究对象和独特的运作规律,罗蒂不应当对这些原有的在他看来是所谓“本质”的规律视而不见,而只是单单关注文学的社会功能,抹煞了文学作为一门科学的独立价值。
文胜雄[8]（2021）在《企业家公德与私德不均衡行为对企业家合法性感知的影响 ——基于情-理视角》文中指出企业家公德与私德行为对消费者影响的研究已有丰硕成果,但是现有研究主要从公德或私德行为的单一维度展开研究。根据不均衡理论,由于企业家资源有限,在实施公德或私德道德行为时难免出现公德大于私德或私德大于公德的不均衡行为。而消费者在评价企业家道德行为时应该是从企业家道德行为的总体感知展开评价,因此探究企业家公德与私德不均衡行为成为拓展现有研究的重要方向。本研究基于合法性理论框架,探究了企业家公德和私德不均衡行为与企业家合法性感知的关系;其次,结合情-理法则,解析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企业家公德和私德不均衡行为与企业家合法性感知之间的关系;最后,结合匹配理论,分析企业应该采取怎样的价值诉求,才能更大程度改善企业家公德和私德不均衡行为对企业家合法性感知的影响。通过前测和四个实验研究,我们得出以下发现:第一,企业家公德大于私德的不均衡行为对企业家市场合法性感知产生消极影响;企业家私德大于公德的不均衡行为对企业家社会合法性感知产生消极影响。由于对比效应的作用,当公德和私德出现不均衡行为时,将产生负面影响。具体而言,企业家公德行为能够产生社会责任联想,企业家私德行为产生生产能力联想;而社会责任联想与社会合法性感知相关,生产能力联想与市场合法性感知相关。所以企业家公德大于私德的不均衡行为会降低企业家市场合法性感知;私德大于公德的不均衡行为会降低企业家社会合法性感知。第二,在中国的背景下,情理法则是判断企业家合法性感知的重要文化心理。具体而言,不合理感知中介于企业家公德大于私德不均衡行为对企业家市场合法性的影响;不合情感知中介企业家私德大于公德不均衡行为对企业家社会合法性的感知。原因在于,依据企业社会责任金字塔理论的维度划分,企业最为基础的责任是经济责任,在此基础上企业家还应承担其他社会责任。对于企业家公德大于私德的不均衡行为,体现的是企业家对社会责任的投入多于经济责任的投入,消费者感知不合理,从而消极影响企业家市场合法性感知。对于企业家私德大于公德的不均衡行为,体现的是企业家关注经济责任的投入,而对其他社会责任的投入达不到公众期望,所以消费者感知不合情,从而消极影响企业家社会合法性感知。第三,根据责任匹配理论,消费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评价积极程度与企业功能或者企业形象和企业所从事的社会事业之间匹配程度正相关。类似的是,如果企业家公德和私德不均衡行为与企业价值诉求相匹配,有助于改善企业家公德和私德不均衡行为的消极影响。具体而言,对于企业家公德大于私德不均衡行为和私德大于公德不均衡行为,企业可以选择价值理性诉求和工具理性诉求。相比于工具理性诉求,价值理论性诉求与企业家公德大于私德不均衡行为相匹配,有助于改善企业家的市场合法性感知。相反,相比于价值理性诉求,工具理性诉求与企业家私德大于公德不均衡行为相匹配,有助于改善企业家的社会合法性感知。
周安娜[9]（2021）在《阿伦特“积极生活”理论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文中认为
秦洁[10]（2020）在《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是对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成果的整体研究。全文分为绪论、正文、余论三部分,从不同角度阐释民国易学。绪论部分,以时间为线索,概述民国近四十年间的易学史变迁。民国初年,时代鼎革之强力冲击、康有为式支持者之迷途、陈独秀式反对者之激进,最终形成合力,造成传统学术边缘化之局面,易学于数千年来第一次沦为“无人过而问津”之境地。值此之际,杭辛斋以其“精博”的易学研究新见,重新激发起时人读《易》、研《易》之兴趣;而胡适发起“整理国故”运动,亦使新学视野落在传统典籍之上。受二氏影响,二十年代之易学,研究类型不断丰富,成果数量不断增加,摆脱了边缘化之窘况,呈现出近代学术的新气象。二十年代末至抗战初的“黄金十年”中,得益于政治、经济、教育、出版之推动,易学之成果数量、方法类型、研究质量,胥臻近代高峰,《周易》在后经学时代再次成为一时之显学。四十年代,受持续战争的影响,易学研究在困顿中坚持,成果数量锐减,且未形成新的特色。正文四章,系本文主体,旨在阐释民国易学的范式类型,揭示民国易学的逻辑演变。通过比较诸易家在“新学（西学）”与“经学（中学）”间的取用,民国易学可分为“固守朴学易传统”“以旧识涵摄新知”“据新学重估经书”“返经学以开新见”四种范式类型。第一章“固守朴学易传统:汉学余声中的家法赓续”,以沈瓞民、尚秉和、徐昂为代表,他们承继清代朴学易辑佚文本、梳理易例、涵化新创等方法,以孟氏、焦氏、虞氏等汉易为研究对象,而在易学研究中不关切新时代、新思想、新知识。具体而言,第一节考沈瓞民的孟氏易研究。沈瓞民在马国翰辑佚成果的基础上,重点考辨《说文》资料与虞氏异文逸象等,虽仍有未尽、乃至错误处,但整体上对孟氏易作了更为准确、全面的辑佚;辑佚之外,沈氏还比较孟氏易文与虞氏易注之出入,以考辨纯粹的孟氏家法。第二节考尚秉和的焦氏易研究。尚秉和注《焦氏易林》,核心理路是据本卦、旁通卦、遇卦、遇卦之旁通卦四种视域,观各视域的上下卦象、互卦象、对卦象、覆卦象、大象、半象,实现别卦与八卦之象的对应;再据八卦所取《说卦》之象、历代逸象与尚氏所发明之逸象,最终实现《易林》卦象与文辞之对应。尚氏此种理路,仍是传统象数之方法,是将“观象系辞”理解为象与辞的严密对应,而试图“执象释辞”以还原成书的过程;反思来看,更为合适的诠释路径应为“假辞明象”,活看文辞以揣摩符号。第三节考徐昂对虞翻、张惠言之研究。虞翻以消息、卦变、旁通、之正成既济、月体纳甲等为其核心易例。张惠言创造消息系统,试图贯通虞氏核心易例,但与虞氏易注多有不符。徐昂虽屡屡质疑张氏背离虞氏,然据“同归殊途”之易学观,终服膺张氏而融虞、张为一炉。徐昂梳理虞氏易,所长在于细致的易注揆集与图示,所短在于系统欠缺与易例杂糅。第二章“以旧识涵摄新知:象数基础上的创新尝试”,以刘师培、杭辛斋为代表,他们整合传统象数资源,在同时肯定经学与新学的前提下,以经学为学术根基,而尝试融会新思想、涵摄新知识。具体而言,第一节考刘师培之易学研究。刘师培之易学,有传承与创新两个面向。一方面,刘氏承继经学的知识与方法,以明了汉代象数易例为治《易》前提,以经学家名世;另一方面,刘氏引入分科视野,践行平实、平等、客观、逻辑之研究理念,发掘攘夷革命与民主建国之致用思想,开近代新易学之先声,对后世易学影响很大。第二、三节考杭辛斋之易学。由“不立门户,不分派别,不论古今,不限中西”之理路,杭辛斋统括平议一切传统易学资源,涵摄融通一切古今中外学术,建构起“包罗万有”之易学体系,展现出“大象数”与“大易学”的恢弘学术气象。杭辛斋研《易》,以“明道立教”为其易学的根本精神。“易道”,是杭氏“大象数”与“大易学”的终极根据;“易教”,是杭氏易学的致用关切与价值落实。杭辛斋以其“精博”的易学研究成果,激发起时人读《易》、治《易》之兴趣,在治《易》所得与影响上,俨然成为近代易学第一家。作为民国易学之高峰,杭辛斋合会古今、因革传统之最大意义,是点化了象数的活力,创造了“活的”易学、“活的”经典。第三章“据新学重估经书:分科视域下的全新研究”,以胡适、古史辨派等为代表,他们彻底否定经学范式,在割裂传统的基础上,完全依归现代分科之学,重新估定作为典籍的《周易》,而进行哲学、史学、文字学、科学等维度的全新研究,成为现代学术主流。具体而言,第一节考哲学进路之研究。20世纪初,早期的“《周易》哲学”研究,多是零星地尝试,系统与深度都很有限。胡适本“求真”之理念,分离卦爻辞、《易传》与历代易学,而单纯研究《易传》哲学。在胡适的基础上,冯友兰更加贴近西方哲学问题,而阐释《易传》中之宇宙论与人生论。自胡适分观经传后,否定经文之哲学价值,一度成为主流意见;但随着“唯物辩证法”的传入,《周易》古经在“中国哲学史”中不再缺席。第二节考史学进路之新研究。史学对易学之影响,在近代经历了由“以史治《易》”向“以《易》为史”的转变,这一转变的实质是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型。“以《易》为史”,包括“以《易》为史料”与“以《易》为史书”两种类型,前者以古史辨派、唯物史观为代表,后者以胡朴安为代表。古史辨派易学以打破经学范式为目的,割裂孔子与《易》的关系,重新认定《周易》经传的年代与性质,影响很大,但其研究结论、方法、理念都有重要缺陷。汪震、郭沫若、曾松友、王伯平、荆三麟、李星可等都对《周易》的时代背景有所探讨,但诸氏之观点相互冲突、混乱不堪。胡朴安极端地将所有卦爻辞都看作历史之记录,释《周易》为一部从草昧时代到周初的史书,其说很难成立。第三节考文字学与科学进路之研究。随着古文字学发展,一批学者抛开易学旧注,取用新材料、新方法,新解《周易》文辞;然而对比当前出土易类文献,这些新说大部分不能得到新资料之支持。随着科学声誉日隆,一批学者抛开《周易》文本与历代易学,专治易卦符号,比附科学知识,而定性《周易》为科学着作;科学易诸说影响很大,但需反思其得失与定位。第四章“返经学以开新见:重立常道后的义理新诠”,以熊十力、马一浮为代表,他们不满分科之研究,在反思西学的基础上,重新回归经学、确立常道本体,进而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阐释易学之新义理。具体而言,第一节考熊十力之易学思想。熊十力之易学是不断变迁的,《新唯识论（语体文本）》与《读经示要》时期,熊氏引《周易》以证同、扩充其体用哲学,再由体用哲学反观《周易》与经学,已经展现出“归本《大易》”之学术气象;相较晚年着作,更能显明熊十力的易学与经学成就。熊十力引“太极”“乾元”“太易”“不易、变易”申说本体内涵与体用关系,引“乾坤阴阳”等申说本体发用之翕辟运转,引“各正性命”“保合太和”等申说本体落实与彰显,又引《周易》申说民主、科学之经世义。由体用哲学之视域,熊十力提出经学是常道之学,涵摄一切学术,是性命之根本、人生之所由;由此经学观,熊十力评骘了历代易学研究。反思熊氏易学,其“以意逆志”的诠释方法,值得注意。第二节考马一浮之易学思想。易学,是马一浮整体学术之根基;研究马一浮之易学,不能脱离其六艺与性理之学的宏观视野。马一浮称经学为六艺之学,为圣人之教,统摄一切学术,出于吾人自性本心,而拥有时代性、世界性价值;经书之中,《易》为六艺之终始,明文辞与修德行是易教两途。马一浮由三易讲性理哲学:不易而变易是由体显用,体用重重无尽;摄用归体,不易变易合一,即是易简境界;易简之关键,在于变易中识得不易,复性而以理为自身之主;易简需性修工夫,要破除习气、敬守正心。就易学本身而言,马一浮举观象之方法,包括观卦爻文辞、观宇宙人生之广象、观万物至理之不易、观内在一心之性理等四重涵义;此外,马一浮还重视十翼,评骘、合会历代易说,而又引佛道证《易》。以上是民国易学的四种范式类型。各范式间,内蕴逻辑演变之顺序。变革之际,有固守传统,脱离时代之范式;进一步,有不满固守,而试图融新入旧、以经学涵摄新学之范式;再进一步,有不满新旧掺杂,而试图完全抛弃旧识、归依新学之范式;再进一步,有不满割裂传统,而试图返归经学、申说新义之范式。余论部分,以问题为线索,丰富补充对民国易学之认识。第一节考民国易学的面貌与特点。从“新学”与“经学”的维度,可管窥民国易学之主要面向;但民国易学是“立体”而不是“平面”的,象数义理之维度、易道存废之维度、经学知识承继之维度、学术致用之维度,胥是认识民国易学的重要面向。五重维度之视角,交织出民国易学的个性差异与斑斓色彩。而个性之背后,民国易学又同时寓有共性潮流:对家法门户之融会,对学术创新之自觉。第二节考《周易》现代价值之重估。近代以来,易学与经学的价值受到质疑。先进知识分子主张弱化经学以发展科学;激进反传统者,则彻底否定易学之价值;分科之学虽研究作为古籍的《周易》,但研究者并不承认易学的现实意义。与质疑的声音相对,有学者发掘易学中的新知识,藉比附西学以肯定易学之作用;亦有学者回归传统,通过与新学之比较,申说易学的独特价值。这些肯定的阐释,为易学文化之赓续筑就了基石。第三节考易学范式变革的两条线索。正文四章所揭示的民国易学范式类型与逻辑演变,内中隐含着范式变革的两条线索:其一是经学易范式由价值系统而知识体系的渐次瓦解,其一是新易学范式在为学与为道间的争论。
二、遵从典范、质疑典范和转换典范——典范和国际研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遵从典范、质疑典范和转换典范——典范和国际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阿甘本共同体思想的生命政治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生命政治:透视人类共同体结构的重要视角 |
| 1.人类共同体的危机与阿甘本生命政治学的理论使命 |
| 2.“从阿甘本生命政治学视角窥探共同体结构”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
| 3.本文研究框架及其论证思路 |
| 第一章 共同体的生命政治分析模式何以可能 |
| 1.1 何谓共同体与共同体何为 |
| 1.1.1 共同体的概念 |
| 1.1.2 共同体的诸种分析模式 |
| 1.1.3 共同体的本质与使命 |
| 1.2 阿甘本以生命政治理论分析共同体结构的方法论自觉 |
| 1.2.1 作为“哲学考古学”的方法论自觉 |
| 1.2.2 作为“范式”的方法论自觉 |
| 1.2.3 作为“签名理论”的方法论自觉 |
| 1.3 阿甘本生命政治的理论定位 |
| 1.3.1 生命政治谱系中的阿甘本 |
| 1.3.2 贯穿阿甘本生命政治逻辑始终的神圣机制 |
| 1.3.3 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对人类共同体诸种分析模式的回应 |
| 第二章 生命政治管控与人类共同体的结构性格局 |
| 2.1 神圣机制的诞生与古代人类共同体的结构 |
| 2.1.1 誓言的考古学回溯与神圣机制的诞生 |
| 2.1.2 古代生杀权的致死面相 |
| 2.1.3 古代悬法与例外状态 |
| 2.2 资本主义共同体中神圣机制的持续在场 |
| 2.2.1 现代装置与作为宗教的资本主义 |
| 2.2.2 人民概念的断裂与现代人民主权的虚假面相 |
| 2.2.3 现代悬法及其常态化演绎 |
| 2.3 资本主义共同体结构的形式创新与神圣机制的新用 |
| 2.3.1 景观拜物教的来临与至高主权的新面相 |
| 2.3.2 景观主权对语言的征用 |
| 2.3.3 语言展示价值的凸显与神圣机制的新用 |
| 2.4 作为资本主义共同体结构典范的集中营及其泛化 |
| 2.4.1 集中营作为历史现象 |
| 2.4.2 集中营作为“结构性”的范式 |
| 2.4.3 人工智能时代中“营范式”的扩增 |
| 第三章 反抗生命政治管控的方案与“来临中的共同体” |
| 3.1 反抗生命政治管控的思想支撑:潜能观 |
| 3.1.1 潜能的两种形式 |
| 3.1.2 潜能与形式生命的筹划 |
| 3.1.3 潜能与两种权力机制问题的反思 |
| 3.2 反抗生命政治管控的具体操作:亵渎方案 |
| 3.2.1 亵渎方案的政治使命:去神圣化的操作 |
| 3.2.2 亵渎方案的典范:无目的的游戏 |
| 3.2.3 亵渎方案的增补:从亵渎到身体使用 |
| 3.3 反抗生命政治管控的最终图景:“来临中的共同体” |
| 3.3.1 当下时间的收缩性 |
| 3.3.2 政治形态的圆满性 |
| 3.3.3 个体存在的任意性 |
| 第四章 阿甘本生命政治批判理论及其反抗策略的反思与推进 |
| 4.1 阿甘本生命政治批判理论及其反抗策略的价值与不足 |
| 4.1.1 阿甘本以神圣机制为核心揭示人类共同体结构性困境的价值 |
| 4.1.2 阿甘本以亵渎方案为核心重构人类共同体的价值 |
| 4.1.3 阿甘本对人类共同体结构性困境批判与重构的缺陷 |
| 4.2 发现神圣机制的真正秘密:回归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必要性 |
| 4.2.1 资本的统治权与至高主权 |
| 4.2.2 资本增殖的本性与例外状态 |
| 4.2.3 无产阶级与赤裸生命 |
| 4.3 推进亵渎方案的现实道路:弥赛亚主义的共同体还是真正的共同体 |
| 4.3.1 亵渎方案的主体建构:生命的生产性反抗 |
| 4.3.2 亵渎方案的制度建构:超越资本权力的制度性探索 |
| 4.3.3 亵渎方案的最终归宿:走向真正的共同体 |
| 结语:消解神圣机制:人类共同体的结构性困境与人类共同体的未来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以身为本：王艮儒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及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
| 一、选题缘由 |
| 二、解决的主要问题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综述 |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现状分析 |
| 第三节 本文主要创新点及研究方法 |
| 一、本文主要创新点 |
| 二、本文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关于“身本”观念的先行讨论 |
| 第一节 西方身本观 |
| 一、西方哲学视域下的身本观 |
| 二、权利话语下的身本观 |
| 三、文化人类学下的身本观 |
| 第二节 儒家身本观 |
| 一、“身”、“心”释义 |
| 二、身体的类型 |
| 三、身体的转向 |
| 第三节 生活论还原下的身本观念 |
| 一、形上之身 |
| 二、形下之身 |
| 三、本真之身 |
| 第二章 王艮身本儒学的时代背景 |
| 第一节 中晚明市民社会 |
| 一、商品经济 |
| 二、市民阶层 |
| 二、市民生活 |
| 第二节 中晚明政治文化与士人心态 |
| 一、政治生态 |
| 二、士人心态 |
| 第三节 王艮生平与思想渊源 |
| 一、身份的转变 |
| 二、王艮与阳明心学 |
| 三、王艮与释道 |
| 第三章 王艮身本儒学的本体论 |
| 第一节 身与道 |
| 一、尊身即尊道 |
| 二、以身弘道 |
| 第二节 安身立本 |
| 一、良知良能 |
| 二、明哲保身 |
| 三、具身良知 |
| 第三节 身为国家天下之本 |
| 一、身是家之本 |
| 二、身是国之本 |
| 第四章 王艮身本儒学的内圣工夫论 |
| 第一节 工夫论概述 |
| 一、工夫考义 |
| 二、儒家工夫概念 |
| 三、本体-工夫与日用工夫 |
| 第二节 穷理与致良知 |
| 一、穷理与知礼 |
| 二、致良知于事事物物 |
| 第三节 安身工夫 |
| 一、静坐默识以体道 |
| 二、“良知致” |
| 三、淮南格物论 |
| 四、当下日用即工夫 |
| 五、乐学工夫 |
| 第五章 王艮身本儒学的外王工夫论 |
| 第一节 实践品格 |
| 一、大人造命 |
| 二、世俗化 |
| 第二节 乡村实践 |
| 一、讲学活动 |
| 二、乡会实践 |
| 第三节 政治理想 |
| 一、平等观 |
| 二、政治参与 |
| 三、理想社会 |
| 余论: 儒学与个体 |
| 一、个体与个人、整体 |
| 二、儒学与个体性 |
| 三、个体儒学的两个维度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周易》虞氏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虞翻的心路历程与主要着述 |
| 一、生平行谊 |
| 二、家世家学 |
| 三、经学时代氛围激荡下的虞翻 |
| 四、对马、荀、郑、宋经学的批评 |
| 五、治《易》的经师、王者之师的期许 |
| 六、重要着述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选题意义、研究思路与方法及创新点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三、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虞翻解《易》理路的形成 |
| 第一节 《周易》古经的文本框架 |
| 第二节 《易传》的解《易》理路与诠释视域 |
| 第三节 汉代易学阴阳之道下的解《易》视域 |
| 第四节 汉代易学象数优先的治《易》理路 |
| 一、孟喜的卦气说 |
| 二、京房的八宫卦说 |
| 三、郑玄的爻辰说 |
| 四、荀爽的升降、卦变说 |
| 五、《周易参同契》的月体纳甲说 |
| 第五节 集汉代象数易学之大成的虞翻解《易》理路 |
| 一、《大畜》诠释典型体现的以象解《易》理路 |
| 二、《益》诠释典型体现的以象解《易》理路 |
| 三、《系辞下传》“盖取诸离”诠释典型体现的以象解《易》理路 |
| 四、解《易》象数体例、学说与《周易》虞氏学的建构 |
| 第二章 易道阴阳消息下的易场 |
| 第一节 日月在天所成的八卦易场 |
| 一、在天八卦之象 |
| 二、在天八卦易场 |
| 三、在天八卦易场与四时 |
| 四、对以往日月为易、纳甲诸说的转进 |
| 第二节 对八卦图式的重建 |
| 一、《说卦传》八卦宇宙方位图式 |
| 二、汉代易学八卦卦气图式 |
| 三、八卦卦气宇宙图式在《易》诠释中的运用 |
| 四、虞翻《说卦传》八卦方位新释 |
| 五、新释的是与非 |
| 第三节 十二消息卦易场的敞开 |
| 一、十二消息卦地位的确立 |
| (一) 六十四卦卦气 |
| (二) 十二辟卦的独立 |
| (三) 十二消息易学语境的清理 |
| 二、日月运转与十二消息 |
| (一) 日月之会与十二消息 |
| (二) 日月运转与六虚之位 |
| 三、十二消息卦易场下的阴阳消息之象 |
| (一) 作为消息源头的太一与乾天坤地 |
| (二) “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符显的宇宙阴阳消息总纲 |
| (三) 出入乾坤笼罩下的阴阳消息历程 |
| (四) 意涵丰富的十二消息之象 |
| (五) 消息出入之下的十二消息卦显隐一体之象 |
| (六) 十二消息之象与易场的下贯 |
| 第三章 消息大化易场中的万物万象 |
| 第一节 消息语境下的万物万象生生大化 |
| 第二节 消息生卦启示下的万物万象产生 |
| 一、卦之变与卦变 |
| (一) 筮占中的卦之变 |
| (二) 《焦氏易林》中的卦之变 |
| (三) 卦变意涵与虞翻之前三种具有卦变意义的学说 |
| 二、虞翻言及的卦之变 |
| (一) 之正导致的卦之变 |
| (二) 权变导致的卦之变 |
| (三) 旁通导致的卦之变 |
| (四) 上下象易导致的卦之变 |
| (五) 反象导致的卦之变 |
| (六) 八卦消息与十二消息导致的卦之变 |
| 三、乾坤生六子说及其启示的造化之象 |
| 四、消息卦生杂卦说启示的万物万象化生亨通之象 |
| (一) 一阳而五阴之卦的卦变 |
| (二) 二阳而四阴之卦的卦变 |
| (三) 三阳而三阴之卦的卦变 |
| (四) 四阳而二阴之卦的卦变 |
| (五) 五阳而一阴之卦的卦变 |
| (六) 一阴而五阳之卦的卦变 |
| (七) 二阴而四阳之卦的卦变 |
| (八) 三阴而三阳之卦的卦变 |
| (九) 四阴而二阳之卦的卦变 |
| (十) 五阴而一阳之卦的卦变 |
| (十一) 小过与中孚的特例卦变 |
| (十二) 消息卦生杂卦哲学意义的总小结 |
| 第三节 旁通开显的万物万象间的动静互通 |
| 一、六十四卦间的旁通关系及其提出 |
| (一) 明确标注“旁通”“通”字眼之例 |
| (二) 以“变”“推”表达旁通意涵之例 |
| (三) 暗用旁通之例 |
| (四) 以“反”指“旁通”之例 |
| (五) 以“震巽特变”指震巽旁通之例 |
| (六) 六十四卦间旁通关系的确立 |
| (七) 旁通说之提出的思想渊源 |
| 二、现在之维下本卦含藏涵摄贯通旁通卦所符显的天道人事旁通之象 |
| 三、时间过程维度下旁通卦通往本卦所符显的天道人事旁通之象 |
| (一) 以旁通卦比通往本卦大有为例 |
| (二) 以旁通卦豫通往本卦小畜为例 |
| 四、时间过程维度下本卦通往旁通卦所符显的天道人事旁通之象 |
| (一) 以本卦豫通往旁通卦小畜为例 |
| (二) 以本卦蛊通往旁通卦随为例 |
| 五、旁通的哲学意蕴 |
| 第四节 反象、上下象易、互体连互、半象等下的万象多重面相 |
| 一、反象下的万象面相 |
| (一) 互反之象相互对显彼此之象 |
| (二) 反象所带来的卦爻符显万象之变 |
| (三) 反象的易学哲学启示 |
| 二、上下象易下的万象面相 |
| (一) 上下易象所带来的卦爻符显万象之变 |
| (二) 上下象易的启迪 |
| 三、互体连互与半象下的万象面相 |
| (一) 虞翻之前以互体连互之象诠释《易》象的先例 |
| (二) 虞翻在诠释《易》象时对互体连互之象的抉发 |
| (三) 互体连互在《易》象抉发中的意义 |
| (四) 半象昭示的天道人事诸象半显而未全显的可能面相 |
| (五) 半象的运用与被掩蔽的思想之光 |
| 第四章 消息语境下“大衍筮法”的重建 |
| 第一节 虞翻所释“大衍筮法”之具体操作 |
| 第二节 大衍之数以数涵象 |
| 一、大衍之数源自天地之数,内涵天地之象 |
| 二、大衍之数内涵五行诸象 |
| 三、大衍之数内涵日月运转下的阴阳消息之象 |
| 四、大衍之数一体未分,内涵天地未分的宇宙本原太一之象 |
| 第三节 筮占操作以数显象 |
| 第五章 消息大化语境下的人文易世界愿景 |
| 第一节 阴阳消息的善恶意蕴 |
| 一、《易传》开示的造化之善 |
| 二、虞翻之前阴阳术数、天文历法中阴阳的德刑意义 |
| 三、阳息的生生之善与阴息消阳的肃杀之恶 |
| (一) 天道阳息的生生之善 |
| (二) 阴息消阳的肃杀之恶 |
| 第二节 消息所成的阴阳本然之位与位的价值应然 |
| 一、《易传》位正、位失的价值理念 |
| 二、虞翻之前京房、郑玄、荀爽的位正、位失说 |
| (一) 京房的位正、位失说 |
| (二) 郑玄的位正、位失说 |
| (三) 荀爽的位正、位失说 |
| 三、消息与阴阳之位的确立 |
| (一) 日月运转、阴阳消息与六虚之位 |
| (二) 位的正与失与失位的动之正 |
| 四、既济定的理想境地与美好愿景 |
| (一) 阴阳消息造化创生的理想境地 |
| (二) 人事关联天道的既济定理想境地 |
| (三) 制度建设在营造人文天下理想愿景中的作用 |
| (四) 精神感通在通向人文天下理想愿景中的效用 |
| (五) 虞翻既济定理想愿景与荀爽成既济意涵的差异 |
| (六) 既济背后的忧思 |
| (七) 成既济定说简评 |
| 第六章 《周易》虞氏学思想衡评 |
| 第一节 集汉代象数易学之大成的虞翻 |
| 第二节 《周易》虞氏学的贡献、影响与不足 |
| 一、突出贡献 |
| 二、重大影响 |
| 三、不足之处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汉斯·贝尔廷“艺术史终结”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概述 |
| 第三节 研究目标及主要内容 |
| 第一章 汉斯·贝尔廷“艺术史终结”的理论缘起 |
| 第一节 作为艺术表征的艺术史 |
| 第二节 艺术史书写的源与流 |
| 第三节 当代艺术史的困境:艺术与艺术史的博弈 |
| 第二章 汉斯·贝尔廷“艺术史终结”的理论内涵 |
| 第一节 “破框性”——艺术史框架的拆除 |
| 第二节 “多向性”——艺术史线性叙事的失效 |
| 第三节 “全球性”——艺术史新版图的呈现 |
| 第三章 汉斯·贝尔廷“艺术史终结”的理论反思 |
| 第一节 “艺术史终结”与“艺术终结”理论异同 |
| 第二节 “终结论”视域下的艺术危机 |
| 第三节 大众文化与当代艺术对艺术史的重塑 |
| 第四章 当代艺术史书写的探索与出路 |
| 第一节 规训与突围:当代艺术史书写的变革 |
| 第二节 多元与包容:艺术史书写的坚守与开放 |
| 第三节 继承与创新:当代艺术史书写的展望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现代性视角下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非正式科学教育相关研究 |
| (二)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研究概况 |
| (三)现代性相关研究 |
| (四)文献述评 |
| 三、研究设计 |
| (一)现代性与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关系 |
| (二)理论基础 |
| (三)具体方法 |
| (四)研究思路 |
| (五)研究内容 |
| 四、核心概念 |
| (一)现代性 |
| (二)非正式科学教育 |
| 第一章 “侍奉上帝”与宗教信徒培育的非正式科学教育 |
| 一、前殖民时期的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 |
| (一)前殖民阶段的美国社会发展样态 |
| (二)前殖民阶段的非正式科学教育概况 |
| 二、“侍奉上帝”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背景 |
| (一)清教政治模式在殖民地初步践行 |
| (二)殖民地经济贸易水平逐渐增强 |
| (三)欧洲文化教育传统在北美的沿袭 |
| (四)宗教性教育政策法规的颁布实施 |
| 三、“侍奉上帝”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样态 |
| (一)“教义问答”模式中的家庭教育 |
| (二)“社区布道”中的科学知识推广 |
| (三)本杰明·富兰克林等人的科学实践 |
| (四)“报刊出版”中的科学知识扩散 |
| 四、“侍奉上帝”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特征 |
| (一)为开拓“新耶路撒冷”而教 |
| (二)教育类型与方式分散多样 |
| (三)以立法巩固教育的宗教性 |
| (四)教育的实用性倾向日渐凸显 |
| 五、“侍奉上帝”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困境 |
| (一)宗教神性对自然人性的无情宰治 |
| (二)“杂乱拼凑”的教育师资队伍 |
| (三)“潜匿于神学体系中的科学知识” |
| (四)非正式科学教育层级化明显 |
| 第二章 “科学立国”与“国家公民”培育的非正式科学教育 |
| 一、“科学立国”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背景 |
| (一)新生国家为自由民主而战 |
| (二)“旧科学”的落寞与“新科学”的荣盛 |
| (三)“大觉醒运动”与西进运动的发展 |
| (四)以立法形式巩固民主政治观的实践 |
| 二、“科学立国”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样态 |
| (一)“培育民族情感”的场馆科学实践 |
| (二)“宣扬理性”的公共讲座与科学博览会 |
| (三)“知识福音”与教会性科学知识推广 |
| (四)政治主导的科学知识推广实践 |
| (五)职业科学人的热情参与 |
| (六)“公民社会塑造”与科学新闻出版 |
| 三、“科学立国”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特征 |
| (一)“科学立国”成为核心价值诉求 |
| (二)“宗教性的消退”与“世俗化的觉醒” |
| (三)非正式科学教育具有国家化倾向 |
| (四)注重借鉴西欧教育的优质经验 |
| 四、“科学立国”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困境 |
| (一)“立国之师”的质量参差不齐 |
| (二)“科学立国”存在严重的路径依赖 |
| (三)“科学立国”的实利主义倾向显现 |
| (四)“国家公民培育”面临“肤色歧视” |
| 第三章 “技术时代”与“科技理性人”培育的非正式科学教育 |
| 一、“技术时代”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背景 |
| (一)内战对美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助推 |
| (二)“手工训练运动”的兴起与发展 |
| (三)进步主义运动与进步教育实践 |
| 二、“技术时代”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样态 |
| (一)教会推行的“科学肖陶扩之旅” |
| (二)“政府推动”的技术知识推广 |
| (三)“报刊科学”中的科技知识传递 |
| (四)科学场馆的科学知识宣传 |
| (五)技术行会的产业技能培训 |
| (六)“新闻媒体人”的科技资讯传播 |
| 三、“技术时代”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特征 |
| (一)以培育具有技术理性的产业人为目标 |
| (二)教育内容更注重生产实用性 |
| (三)非正式科学教育遵循“新闻模式” |
| (四)“新闻人的出场”与“科学人的隐退” |
| 四、“技术时代”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困境 |
| (一)唯技术理性的价值取向盛行 |
| (二)科学新闻的“碎片化”与“主观化” |
| (三)伪科学与迷信冲击下的非正式科学教育 |
| (四)非正式科学教育出现衰退迹象 |
| 第四章 “科学危机”与“批判理性人”培育的非正式科学教育 |
| 一、“科学危机”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背景 |
| (一)“科学危机”激化了美国社会发展矛盾 |
| (二)“莫斯科的威胁”与“华盛顿的警觉” |
| (三)公众“科学万能论”价值观的消解 |
| (四)“经济起落”与非正式科学教育的“颠簸” |
| 二、“科学危机”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样态 |
| (一)“新闻科学”的“荧幕化”与内容“专精化” |
| (二)增强公众科学鉴别力的“电视科学” |
| (三)创设“科学原生态”的场馆科学模式 |
| (四)“共筑科学理解力”的“科学共同体” |
| (五)“从做中学”的社区化科学教育 |
| 三、“科学危机”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特征 |
| (一)“理解科学”的政治取向较为明显 |
| (二)理性批判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困境 |
| (三)“现代公众”概念的逐渐清晰化 |
| (四)科学与消费的联姻:“科学广告”盛行 |
| 四、“科学危机”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困境 |
| (一)消费文化对公众理智精神的侵蚀 |
| (二)科学在公众视野中的形象滑落 |
| (三)迷信和虚假内容仍然充斥其中 |
| (四)公众定位从“知识缺失”转向“理解缺失” |
| 第五章 “交往社会”与“实践理性人”培育的非正式科学教育 |
| 一、“交往社会”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背景 |
| (一)科学哲学的“生活实践转向” |
| (二)知识生产模式的后现代转型 |
| (三)社会转型对非正式科学教育提出新要求 |
| (四)美国社会持续关注科学教育事业 |
| 二、“交往社会”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样态 |
| (一)为公众参与科研创设“公共科学领域” |
| (二)鼓励实践探索的科学场馆活动 |
| (三)推行交互对话的科学传播模式 |
| (四)“活动式”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开展 |
| (五)“专业化”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 |
| 三、“交往社会”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特征 |
| (一)强调公众参与科学的机会平等 |
| (二)注重科学参与的交互性对话 |
| (三)凸显公众参与科学的情境化 |
| (四)关切非正式科学教育的成效测评 |
| 四、“交往社会”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困境 |
| (一)“公众参与”面临过度商业化的侵蚀 |
| (二)科学人与公众的科学理解错位 |
| (三)非正式科学教育缺乏自我批判反思 |
| (四)公众参与科学的活力受限 |
| 第六章 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审思:历程审视、影响因素、经验与反思 |
| 一、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历程审视 |
| (一)目标追求:从外在的目的转向本体的目的 |
| (二)教育内容:从有序的科学转向跨界的科学 |
| (三)实践模式:从单向的灌输转向双向的交互 |
| (四)“自我批判”:从依附性发展转向批判性发展 |
| 二、影响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因素分析 |
| (一)美国文化传统对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影响 |
| (二)资本主义精神对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影响 |
| (三)分权自治政治对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影响 |
| (四)科学自身发展对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影响 |
| 三、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良性发展的实践经验 |
| (一)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目标和内容清晰 |
| (二)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实施模式多元化 |
| (三)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社会支持力度高 |
| (四)非正式科学教育更强调成效评价 |
| 四、美国经验对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启示与反思 |
| (一)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现实困境 |
| (二)美国经验对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启示 |
| (三)理性反思美国经验的本土化转译 |
| 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改革年表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在校期间的科研成果 |
（6）日本汉诗史的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意义 |
| 二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三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第一章 对现有日本汉诗史书写的回顾 |
| 第一节 《日本诗史》 |
| 一 概况 |
| 二 “诗”的文体独立意识 |
| 三 鲜明的本土意识 |
| 四 “日中汉诗两百年时距”和气运说 |
| 第二节 《日本汉诗史》 |
| 一 概况 |
| 二 “汉诗史”自觉 |
| 三 尊皇思想 |
| 第三节 《日本汉诗发展史》 |
| 一 概况 |
| 二 以“诗言志”和“兴观群怨”为中心的评价标准 |
| 三 汉诗人的创作热情作为发展动力 |
| 小结 |
| 第二章 日本汉诗的经典建构:现有的模式及观念的演变 |
| 第一节 现有日本汉诗史的经典建构 |
| 一 日本汉诗的发展是受容中国诗歌传统的历史 |
| 二 日本汉诗人的社会关系呈现集团性的特征 |
| 第二节 日本汉诗经典建构的观念演变:以日本汉诗总集的编撰为中心 |
| 一 王朝时代:作为政治话语建构的汉诗总集编撰 |
| 二 江户时期:汉诗史料的整理和诗学观念的个性表达 |
| 本节小结 |
| 第三节 日本诗话中对本国汉诗传统的经典构建 |
| 一 对本国汉诗传统源头的描述 |
| 二 对本国汉诗发展历程的描述 |
| 三 典范诗人的树立 |
| 四 近代日本“诗史”观的先声:市野迷庵的《诗史颦》 |
| 小结 |
| 第三章 日本汉诗史的分期及其重估 |
| 第一节 现有日本汉诗史的分期方式 |
| 一 以政治之乱为标准 |
| 二 以日本政治史重大事件为依据 |
| 三 对日本汉诗诗体生命历程的呈现 |
| 第二节 多种日本民族文学史中的日本汉诗:重思现有分期 |
| 一 日本汉文学史:重估五山和明治汉诗的价值 |
| 二 日本诗歌史与日本文学史:近代从“诗”向“汉诗”的衍变 |
| 三 本土中心的日本文学史观:王朝时代日本汉诗对和文学的影响 |
| 小结 |
| 第四章 日本汉诗史的演进动力 |
| 前言 |
| 第一节 正变之“正” |
| 一 儒家诗教:汉诗价值取向的规范 |
| 二 诗法格调:创作和品评汉诗的审美标准 |
| 第二节 正变之辨 |
| 一 雅俗之辨:从崇正抑变到相互转化 |
| 二 声律正变:对“变”的肯定与新的论诗标准的建构 |
| 第三节 正变的条件:双语环境及应对 |
| 一 训读：从对中国诗歌、诗学文本的阐释展开的自觉的诗学意识 |
| 二 和文诗话：本国语言文字书写中的诗学自觉 |
| 三 翻译:跨语言、跨民族的诗学对话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理查德·罗蒂新实用主义文学文化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生平经历 |
| 二、思想流变 |
| 三、研究综述 |
| (一)罗蒂思想研究现状 |
| (二)罗蒂文学文化观研究现状 |
| 四、选题意义、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创新点 |
| 五、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罗蒂的文学文化观释义 |
| 一、文学文化的演进——从启蒙主义到后现代主义 |
| 二、罗蒂提倡的文学文化——与救赎真理相呼应 |
| 三、文学文化的双重含义——以人文主义乌托邦为视角 |
| 四、文学文化中的文学批评——从黑格尔到反讽主义者 |
| 五、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罗蒂后哲学文化思想下的文学文化观 |
| 一、以偶然性为基础 |
| (一)语言的偶然性 |
| (二)自我的偶然性 |
| (三)自由社会的偶然性 |
| 二、以想象力为立足点 |
| (一)何谓想象力 |
| (二)想象力的三维界定 |
| 三、以反讽为重要手段 |
| (一)反讽主义者与形而上学家 |
| (二)反讽主义的两种典型 |
| 四、在自我中心中获得救赎 |
| (一)以文学阅读巩固自律的自我 |
| (二)以小说阅读代替宗教崇拜 |
| (三)从以自我为中心到平等对话 |
| 五、在道德伦理中实现社会团结 |
| (一)特里林的道德现实主义 |
| (二)罗蒂与玛莎·努斯鲍姆 |
| (三)文学的自主性与公共性 |
| 六、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罗蒂文学文化的时代之维——新实用主义 |
| 一、对古典实用主义承续与“反叛” |
| (一)古典实用主义的来源 |
| (二)杜威和詹姆斯的启示 |
| (三)古典实用主义的式微与蜕变 |
| 二、后现代转向与欧陆思想的影响 |
| (一)与尼采权力意志的勾连 |
| (二)对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的强误读 |
| (三)在伽达默尔“解释学”中寻找灵感 |
| 三、语言学转向与英美分析哲学的冲击 |
| (一)对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的契合 |
| (二)继承塞拉斯对“所予神话”的批判 |
| (三)与戴维森的“隐喻理论”的同构 |
| 四、新实用主义中的文化立场 |
| (一)在种族中心主义者与“文化左派”之间 |
| (二)在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 |
| 五、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罗蒂后哲学文化的文学文化观的价值 |
| 一、化解“非此即彼”的定势思维 |
| 二、承袭人文主义的批判智慧 |
| 三、区分公共和私人领域 |
| 四、罗蒂文学文化观的问题与局限 |
| 五、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8）企业家公德与私德不均衡行为对企业家合法性感知的影响 ——基于情-理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创新点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研究思路、框架和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研究步骤 |
| 1.3.4 研究方法 |
| 2 文献回顾 |
| 2.1 企业家道德行为 |
| 2.1.1 企业家道德行为概述 |
| 2.1.2 企业家道德行为影响 |
| 2.1.3 企业家道德行为影响力的作用机制 |
| 2.2 企业家公德与私德行为 |
| 2.2.1 企业家公德与私德行为的构念化过程 |
| 2.2.2 企业家公德与私德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
| 2.2.3 企业家公德与私德行为影响的边界条件 |
| 2.3 企业家公德和私德不均衡行为 |
| 2.3.1 不均衡理论 |
| 2.3.2 不均衡理论的管理学应用 |
| 2.3.3 企业家公德和私德不均衡行为 |
| 2.4 文献评述 |
| 3 理论基础 |
| 3.1 合法性理论及营销应用 |
| 3.1.1 合法性理论概述 |
| 3.1.2 企业家合法性感知概述 |
| 3.1.3 企业家合法性感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
| 3.1.4 企业家合法性影响企业品牌资产 |
| 3.1.5 文献评述 |
| 3.2 情-理法则 |
| 3.2.1 情理概述 |
| 3.2.2 情-理法则在营销研究中的应用 |
| 3.2.3 营销研究中情与理的测量 |
| 3.2.4 文献评述 |
| 3.3 匹配理论及营销应用 |
| 3.3.1 匹配理论概述 |
| 3.3.2 社会责任匹配理论 |
| 3.3.3 文献评述 |
| 4 前测:企业家公德与私德不均衡行为的测量 |
| 4.1 前测目的 |
| 4.2 前测内容 |
| 4.3 前测检验 |
| 4.3.1 实验情景开发 |
| 4.3.2 前测过程 |
| 4.3.3 操控检查与前测结果 |
| 4.4 前测讨论 |
| 5 研究一:企业家公德与私德不均衡行为对企业家合法性的影响 |
| 5.1 研究目的 |
| 5.2 假设演绎与研究模型 |
| 5.2.1 假设演绎 |
| 5.2.2 研究框架 |
| 5.3 实验1 |
| 5.3.1 实验设计与被试 |
| 5.3.2 操控型检验 |
| 5.3.3 假设检验 |
| 5.4 实验2 |
| 5.4.1 实验设计与被试 |
| 5.4.2 操控型检验 |
| 5.4.3 假设检验 |
| 5.5 研究一讨论 |
| 6 研究二:合情与合理的中介机制研究 |
| 6.1 研究目的 |
| 6.2 研究假设与研究框架 |
| 6.2.1 研究假设 |
| 6.2.2 研究框架 |
| 6.3 实验检验 |
| 6.3.1 实验设计与被试 |
| 6.3.2 实验操作过程 |
| 6.3.3 操控型检验 |
| 6.3.4 假设检验 |
| 6.4 研究二讨论 |
| 7 研究三:企业价值观的调节效应 |
| 7.1 研究目的 |
| 7.2 研究假设与研究框架 |
| 7.2.1 研究假设 |
| 7.2.2 研究框架 |
| 7.3 实验检验 |
| 7.3.1 实验设计与被试 |
| 7.3.2 实验操作过程 |
| 7.3.3 操控型检验 |
| 7.3.4 假设检验 |
| 7.4 研究三讨论 |
| 8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总结 |
| 8.2 理论贡献与管理启示 |
| 8.2.1 理论贡献 |
| 8.2.2 管理启示 |
| 8.3 研究局限及未来研究展望 |
| 8.3.1 本研究局限性 |
| 8.3.2 未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研究一问卷(实验1) |
| 附录2:研究一问卷(实验2) |
| 附录3:研究二问卷 |
| 附录4:研究三问卷 |
| 博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 致谢 |
（10）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近代思潮与民国易学历程 |
| 一、晚清易学: 合会中西之新探索 |
| 二、民国初年: 易学边缘化 |
| 三、二十年代: 研究新气象 |
| 四、三十年代: 一时之显学 |
| 五、四十年代: 困顿中坚持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不足 |
| 一、民国易学的通论研究 |
| 二、民国易学的专人研究 |
| 三、已有研究的不足 |
| 第三节 研究理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固守朴学易传统: 汉学余声中的家法赓续 |
| 第一节 沈瓞民的孟氏易研究 |
| 一、家学传承与生平着述 |
| 二、孟氏易辑佚考证 |
| 三、孟氏易家法评说 |
| 第二节 尚秉和的焦氏易研究 |
| 一、研《易》历程与易学观 |
| 二、易说与易象: 治焦氏易之理路 |
| 三、尚氏易学之评价与反思 |
| 第三节 徐昂对虞翻、张惠言之研究 |
| 一、虞氏易例概述 |
| 二、张惠言虞氏消息系统 |
| 三、质疑与服膺: 徐昂对张惠言之态度 |
| 四、反思徐昂对虞氏易之梳理 |
| 第二章 以旧识涵摄新知:象数基础上的创新尝试 |
| 第一节 刘师培与新易学的先声 |
| 一、生平与易着 |
| 二、新尝试: 分科视野与新学学风 |
| 三、旧传统: 经学的知识与方法 |
| 四、致用关切与性格缺陷 |
| 第二节 杭辛斋包罗万有的易学面貌 |
| 一、生平与易着、版本 |
| 二、统括平议传统易学 |
| 三、涵摄融通古今学术 |
| 四、平议涵摄之标准 |
| 五、“大象数”与“大易学” |
| 第三节 杭辛斋易学的精神、影响与得失 |
| 一、易道: 杭氏易的终极根据 |
| 二、易教: 杭氏易的致用关切 |
| 三、近代易学第一家: 杭氏易的影响与成就 |
| 四、因革之间: 杭氏易的性质与反思 |
| 第三章 据新学重估经书: 分科视域下的全新研究 |
| 第一节 哲学的研究进路 |
| 一、早期的《周易》哲学研究 |
| 二、胡适的范式开创——“求道”转向“求真” |
| 三、贴近“普遍(欧洲)的哲学” |
| 四、《周易》古经有无哲学? |
| 第二节 史学研究的新进路 |
| 一、“以史治《易》”传统的两个层次 |
| 二、近代“以《易》为史”新论的两种类型——兼论“六经皆史”说的嬗变 |
| 三、古史辨派易学研究述评 |
| 四、反思《周易》时代背景研究之混乱 |
| 五、驳胡朴安《易》为古史说 |
| 第三节 文字学与科学的研究进路 |
| 第四章 返经学以开新见: 重立常道后的义理新诠 |
| 第一节 熊十力易学思想研究 |
| 一、熊十力易学思想之变迁 |
| 二、《周易》所证之体用哲学 |
| 三、体用视域下的经学观 |
| 四、体用视域下的历代易学评论 |
| 五、熊十力易学的方法与特色 |
| 第二节 马一浮易学思想研究 |
| 一、生平歧说与治学、讲学 |
| 二、六艺与易教 |
| 三、研《易》方法与易学观点 |
| 四、“三易”与性理哲学 |
| 五、试论马一浮的学术特色 |
| 余论 |
| 第一节 民国易学的面貌与特点 |
| 一、由《易学讨论集》谈起 |
| 二、五重维度观个性差异 |
| 三、融合创新之共性潮流 |
| 第二节 《周易》现代价值之重估 |
| 一、经学时代的易学价值 |
| 二、对经学现代价值之质疑 |
| 三、对易学现代价值之申说 |
| 第三节 易学范式变革的两条线索 |
| 一、经学易范式的瓦解 |
| 二、新易学范式的争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四、遵从典范、质疑典范和转换典范——典范和国际研究（论文参考文献）
- [1]阿甘本共同体思想的生命政治学研究[D]. 郝志昌. 吉林大学, 2021(01)
- [2]以身为本：王艮儒学思想研究[D]. 赵立庆. 山东大学, 2021(11)
- [3]《周易》虞氏学思想研究[D]. 王贻琛. 山东大学, 2021(11)
- [4]汉斯·贝尔廷“艺术史终结”理论研究[D]. 张羽. 四川师范大学, 2021(12)
- [5]现代性视角下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研究[D]. 李青. 四川师范大学, 2021(10)
- [6]日本汉诗史的书写研究[D]. 梁晨.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7]理查德·罗蒂新实用主义文学文化观研究[D]. 季婧.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8]企业家公德与私德不均衡行为对企业家合法性感知的影响 ——基于情-理视角[D]. 文胜雄. 武汉大学, 2021(02)
- [9]阿伦特“积极生活”理论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D]. 周安娜.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10]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研究[D]. 秦洁. 山东大学, 20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