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灭疟后期以中华按蚊为传疟媒介的疟疾流行病学特征和监测方法研究（论文文献综述）
丁旭,师伟芳,张玉琼,兰子尧,张爱华,徐建军,周光荣[1]（2021）在《2005—2019年贵州省传疟媒介按蚊密度及种群监测》文中提出目的了解2005—2019年贵州省传疟媒介按蚊密度、种群构成及生境分布,为制定全省输入性疟疾传播风险防控措施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2005—2019年在贵州省分别采用人帐诱法和诱蚊灯法开展按蚊密度及按蚊种群监测,对捕获的按蚊进行形态学分类鉴定并计数,并对按蚊生境分布进行分析。结果 2005—2019年贵州省传疟按蚊密度自6月上旬开始上升,在7月上旬达到高峰后开始下降,活动规律呈单峰型,最高密度为2018年8月上旬的57.34只/（人·夜）、最低密度为2009年10月下旬的1.29只/（人·夜）;年均按蚊密度由2005年的17.91只/（人·夜）逐年缓慢降至2012年的12.34只/（人·夜）,下降了38.02%(χ2趋势=115.04,P<0.01),2017—2019年按蚊密度有上升趋势(χ2趋势=420.00,P<0.01)。2017—2019年贵州省传疟按蚊在19:00至次日7:00监测时间内均能被捕获,总体密度呈先上升后下降趋势,19:00—21:00为全省传疟按蚊活动高频时段。2005—2019年贵州省采用诱蚊灯法共监测938次,累计捕获按蚊52 781只,其中中华按蚊49 705只、微小按蚊804只、嗜人按蚊238只、其他按蚊2 034只,各类按蚊构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65.68,P<0.01）。2017—2019年,在贵州省人房、户外和畜房三类生境中累计捕获传疟按蚊24 557只,以畜房捕获按蚊最多,占总捕获按蚊总数的67.65%;人房捕获按蚊最少,占12.01%;不同生境捕获按蚊数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55.04,P<0.01）。在捕获的按蚊种类中,三类生境均能捕获中华按蚊、嗜人按蚊和微小按蚊,其中以中华按蚊最多,占98.07%;嗜人按蚊最少,占0.09%。结论贵州省原疟疾流行区传疟媒介种群结构发生了改变,中华按蚊取代了微小按蚊和嗜人按蚊成为全省主要传疟媒介;传疟按蚊密度近年来有上升趋势,捕获的按蚊种类及数量均有所增加,有引起输入性疟疾本地传播的潜在风险。今后需在贵州省长期、持续、全面开展传疟媒介监测。
米善军[2]（2019）在《清以降云县疟疾的流行与防治研究》文中指出云县自古多瘴岚,清代云县疟疾流行只能勾勒大致面貌。民国时期该地疟疾肆虐,尤以1933～1940年为疟疾流行最为严重的时期。1949年以后,云县疟疾出现过两次反复,随着防治工作的不断深入,于1986年基本扑灭,并最终融入全球性消除疟疾战略计划。清代云县防治疟疾主要采取看医、寻药及诉诸鬼神来解决疾病所带来的痛苦。民国时期,政府的卫生防疫机制虽已建立,虽然亦取得一定的效果,但总归是收效甚微。只有中国共产党建立的人民政权,真正地实现了中央—地方之间的强力互动。这种强力关系的建立是通过波浪状的卫生运动、精密化的制度设计逐步达到的。清代云县有无卫生机构,已经无从考证。当时遇到疫情发生,根本无法实现疫情的及时控制与扑灭,更谈不上疾疫预防。民国政府治下的云县,已经出现较为正规的医疗卫生机构,无奈由于机制体制不甚健全,只在县城为中心地方设立了相关机构,根本无法辐射全县各地,尤其是偏远山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随着政局的稳定,在民国政府留下的卫生遗产的基础上,在从中央到地方的部署中,云县地区逐步建立并完善了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形成点面结合,层级分明,高度密集医疗卫生网络。云县的疟疾流行是地缘区位、国家政权、民风习俗诸多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疟疾的快速蔓延之势,倒逼民国政府不得不重视起基层卫生行政机构的设立与建设,但这些机构难以为继,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直到1949年以后,中国通过国家地计划与控制,走出一条以国家为主导,群防群治相结合的特色防治道路,逐步确立起大众心中新政权焕然一新的形象与面貌。
王彤[3]（2018）在《社会疾病史视域下的云南省疟疾研究综述》文中指出近60年来,云南省疟疾史研究在理论、个案、区域等方面呈现出研究成果丰富、研究人员广泛、研究时段集中等特点,但亦存在重视专题而忽略整体、重视现当代而忽视古代、个案分析多而综合研究不足等问题。未来的云南疟疾研究中,需拓宽疟疾史料的范围,创新研究方法和手段,要着重加强疟疾与当地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方面的综合分析研究,将云南省疟疾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陈田木[4]（2018）在《疟疾再传播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及模型研究》文中提出目的:构建基于媒介可接受性和人群脆弱性的再传播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建立并验证疟疾再传播风险评估模型,以划分我国疟疾再传播风险区域,为指导我国消除疟疾后监测与防止输入继发传播提供科学依据。方法:本研究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疟疾再传播风险评估指标体系构建。基于当前世界卫生组织（WHO）对消除疟疾地区和国家推荐关于疟疾再传播风险评估的敏感性-可接受性-脆弱性分析法,结合传统风险评估方法,在文献综述和小组讨论基础上提出与疟疾再传播风险相关的各级指标,通过Delphi法遴选特异指标并确定其权重,从而构建以媒介可接受性和人群脆弱性为核心内容的指标体系。第二部分为再传播风险评估模型建立研究。在云南省中缅边境地区8个乡镇17个村寨开展媒介种类调查后,选择4个乡镇5个村寨深入开展媒介种类、媒介密度、叮人率、人血指数、经产蚊比例等媒介可接受性调查,以及输入病例占比、输入虫种、流动人口占比等人群脆弱性数据现场采集,依据第一部分遴选和构建的指标体系,建立小尺度（村寨水平）疟疾再传播风险评估模型（small-scale malaria re-establishment risk assessment model,SMRRAM）,计算各村寨媒介可接受性和人群脆弱性综合得评分及风险等级,根据乘法模型计算再传播风险指数（malaria re-establishment index,MRI）等级,量化评估不同村寨的疟疾再传播风险。第三部分为疟疾再传播风险评估模型验证与应用研究。以2016年报告的全国疟疾输入病例数据为基础,通过分步式数学模型筛选主要指标并确定其权重,建立大尺度（县级水平）疟疾再传播风险评估模型（large-scale malaria re-establishment risk assessment model,LMRRAM）,计算以县为单位的传播风险等级,构建全国疟疾再传播风险地图,弥补当前仅依据媒介种类评价传播风险的不足。结果:Delphi法调查的专家积极系数为100.0%。专家对指标重要性评分的Kendall协调系数W=0.488,χ2= 132.698,P<0.001。构建的疟疾再传播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包括2类（媒介可接受性和人群脆弱性）、4大因素（媒介因素、气象因素、病例输入因素和人口流动因素）、16个指标（媒介种类、媒介密度、叮人率、人血指数、经产蚊比例、月平均气温、月降雨量、入境至发病间隔、发病至治疗间隔、输入病例多少、输入虫种、输入病例疫点类型、跨境流动人口占比、外出地疟疾疫情、在外居住时间和在外居住有无防护措施）,即三级指标体系。内在信度克朗巴哈（Cronbach）α系数为0.883,标准化后为0.904,均超过0.7,表明信度符合要求。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公因子方差比、变量的共同度对所有变量均为1,4个主成分的累积贡献率为80.0%,说明这些变量绝大部分信息都可被因子解释,信息丢失少,提取的总体效果理想。16个指标权重依次为0.076、0.069、0.066、0.057、0.051、0.060、0.057、0.059、0.067、0.058、0.070、0.068、0.049、0.069、0.059、0.066。媒介因素各指标权重的中位数为0.066,病例输入因素各指标权重的中位数为0.067,气象因素各指标权重的中位数为0.059,人口流动因素各指标权重的中位数为0.063。媒介因素中媒介种类的权重最高（0.076）,病例输入因素中输入虫种的权重最高（0.070）。在中缅边境的媒介调查点共收集按蚊15种10053只,占比排前三种分别为中华按蚊（75.4%）、昆明按蚊（15.6%）和微小按蚊（3.5%）。5个研究村寨传疟媒介为微小按蚊、中华按蚊、或两种媒介混合,村寨间媒介密度存在差异,微小按蚊密度范围为0.66-4.49只/灯/夜,中华按蚊密度范围为0.60-103.54只/灯/夜。微小按蚊和中华按蚊叮人率分别为3.3只/人/夜和3.6只/人/夜,人血指数分别为0.065和0.184,经产蚊比例分别为90.5%和93.3%。各村寨月平均气温为14℃-22℃,月降雨量为183mm-217mm。输入病例的入境至发病间隔为5.6天-12.0天,发病至治疗间隔为1.8天-3.6天,输入病例密度为0.000-0.033,输入虫种以间日疟原虫（93.8%）为主、其余为恶性疟原虫,输入病例疫点类型为已出现传播的疫点和具备传播可能的疫点,跨境流动人口占比为28.4%-72.0%,外出地主要为缅甸,在外居住时间为1.6-11.0个月,98.0%以上流动人口在外居住采取了防护措施。根据各指标赋值和权重构建的SMRRAM模型依次计算媒介可接受性、人群脆弱性、MRI得分,并由低到高分别赋予1-5个等级。结果显示,媒介接受性最高为卡牙河,综合得分为1.641,等级为5;其次为景颇寨、户缺坝和新村;最低为转坡寨,综合得分1.142,等级为1。脆弱性最高为新村,综合得分为1.757,等级为5;其次为景颇寨、卡牙河和户缺坝;最低为转坡寨,综合得分0.498,等级为1。MRI等级最高为卡牙河,得分15分;其次为景颇寨、新村、户缺坝,得分分别为12分、5分和4分;最低为转坡寨,得分1分。景颇寨和卡牙河的再传播风险为高,新村、转坡寨、户缺坝再传播风险为低。采用分步式数学模型对第二部分建立的SMRRAM模型指标参数进行筛选,构建了包含媒介种类和输入虫种的LMRRAM模型,在全国县级层面开展模型验证和应用研究。结果显示,LMRRAM模型仍为三级指标体系,即包含2类（媒介可接受性和人群脆弱性）、2大因素（媒介因素和病例输入因素）、2个指标（媒介种类和输入虫种）,模型在构架、运行模式和评估结果输出能力方面与SMRRAM模型一致,且在全国选择的1490个研究县区运行顺利,可以用于全国疟疾再传播风险等级评估和风险区域划分。评估结果显示,1358个县区再传播风险等级为低,占91.1%;80个县区再传播风险等级为中,占5.4%;35个县区再传播风险等级为高,占2.3%;13个县区再传播风险等级为较高,占0.9%;4个县区再传播风险等级为极高,占0.3%。8个省存在高再传播风险县区,分别为云南省（14个县区）、广西壮族自治区（7个县区）、广东省（5个县区）、湖南省（4个县区）、福建省（2个县区）、海南省（1个县区）、重庆市（1个县区）和贵州省（1个县区）。存在较高风险县区的省份有3个,分别为云南省（11个县区）、海南省（1个县区）、广西壮族自治区（1个县区）。存在极高风险县区的省份仅有云南省（4个县区）。结论:本研究构建的基于媒介可接受性和人群脆弱性的疟疾再传播风险评估指标体系为三级指标体系。媒介因素和病例输入因素是疟疾再传播风险评估中的关键因素,媒介种类和输入虫种是核心指标。建立的SMRRAM和LMRRAM模型在构架、运行模式和评估结果输出能力方面一致,分别适合在村寨级小尺度和县级大尺度开展疟疾再传播风险评估研究。LMRRAM模型提示我国云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省和广东省等南方省份的疟疾再传播风险高。
杨继宝[5]（2018）在《1951-2017年贵州省黎平县疟疾防治进程及效果分析》文中研究说明目的分析黎平1951-2017年疟疾疫情资料,探讨其流行规律和特征,为制定消除疟疾防控策略和措施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采用描述流行病学方法对黎平县1951-2017年疟疾疫情资料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1951-2017年累计报告疟疾62 642例,其中:间日疟62 335例,恶性疟234例,混合疟37例,三日疟35例,卵型疟1例,分别占发病总数的99.51%、0.37%、0.06%、0.06%、0.002%。在疟疾高流行、控制流行、计划灭疟、后期监测、净化灭疟与消除疟疾这几个阶段中,经过积极采取各种综合防治措施,疟疾年均发病率由上世纪五十年代的254.97/万,逐渐下降至六十年代的33.91/万,八十年代的0.85/万,2006年后的0.02/万,2016年以后发病率为0;期间,曾出现过3次大流行,最大一次是1955年,报告28 594例,发病率为1 259.67/万;媒介监测以中华按蚊为主要媒介和传播优势蚊种;培训专业人员9 384人次;培训基层干部48 349人次;发热病人血检848 936人;居民血检122 431人;休根期病人治疗52 712例;病灶点处理57 074个;预防性服药133 460人;建立网络信息系统28个;灭蚊面积759 418m2,最后一例内源性病例发生距今已达12年,外源性输入性病例发生距今已有2年,达到了原卫生部《基本消除疟疾的标准》。结论黎平县疟疾防治工作成绩显效,但随着外出务工和流动人员的增多,应做好流动人口的管理及输入性疟疾病例的处置和防治知识宣传,杜绝继发性病例的发生。
王彤[6]（2017）在《从边缘到一体：清以降滇西德宏地区疟疾流行与防治变迁研究》文中认为滇西德宏地区由于独特的气候环境、地理条件、民族风俗等原因,加之医疗卫生水平低,技术落后,意识薄弱,瘴疠、疟疾等热带疾疫频繁爆发。又受频繁水灾、兵灾的破坏,对当地社会医疗的发展造成了极大影响,故一直都是中外闻名的“瘴疠之区”。传统社会中,滇西德宏地区疟疾长期肆虐,但主要只依靠宗教医疗和巫医抵御疾病。乾隆滇缅战争后,中医开始进入德宏,才打破了巫医治病的局面。晚清时期,随着传教士的进入、西医西药的传入,近代医疗萌芽、发展,但成效有限。20世纪30年代末,战乱频仍,疟疾流行加剧,医疗卫生事业也因战争医疗的进入得到了显着发展,但因受政治、经济和民族风俗等因素的影响,疟疾依然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1950年代后,疟疾的防治与国家对边疆的开发及经营紧密联系到了一起,爱国医疗卫生运动在边疆民族地区的开展,有效遏制了疟疾的流行和传播。1980年代后,改革开放政策及边境口岸的开放,人员流动和贸易往来随之增多,输入型疟疾成为德宏疟疾流行的主要动因,但因疟疾防治水平的提高和技术的进步,德宏疟疾得到了及时控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流行和传播,基本处于可控状态。2000年后全球疟疾基金的推广,云南疟疾防控进入了全球化阶段,疟疾控制成为联合国卫生组织的重要目标,德宏疟疾控制也取得了极大进步。滇西德宏地区地处边疆国境线地带,境内少数民族众多,易受国内外政治环境和当地少数民族观念等因素的多重影响,疟疾的流行和防治也呈现出其独有的特性。全球化、政治、技术、战争等因素是使滇西德宏地区和外部世界的联系逐步加强,医疗卫生的“国家化”和“现代化”成为主流,这些在疟疾的防治政策、措施等方面都得到进一步体现,也从侧面反映出了滇西德宏地区在政治、社会现代化转型进程中的努力与实践。
付仁龙,彭国华,凌军,胡主花,冯小武,李志宏,龚艳凤,钱科[7]（2016）在《江西省南昌市疟疾流行概况与防治历程及消除措施评价》文中认为目的分析南昌市疟疾流行概况与防治历程,总结评估南昌市消除疟疾工作,为制订消除疟疾达标后的防制策略提供依据。方法收集南昌市1950—2015年疟疾防治疫情数据、报表、文件、工作计划、防治策略与措施等资料,采用描述流行病学方法分析南昌市疟疾流行特点与防治历程,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消除疟疾考核评估方案（2014年版）》,从保障措施、技术措施、防控效果3个方面对消除疟疾工作进行评估。结果疟疾曾是危害南昌市人民健康最严重的地方性传染病,1950—2015年间疟疾年发病率经统计学分析显示:1950—1954年疟疾发病率呈上升趋势（P<0.01）,1955—1962年略微下降（P<0.01）后上升到1969年的最高发病率6 899.50/10万（P<0.01）,1969—1976年从高点下降（P<0.01）;1977—1985年开展大规模抗疟后年发病率急剧下降（P<0.01）,1987年发病率已降至10.01/10万,1988—2009年发病率继续下降（P<0.01）,2010年后年发病率均在0.5/10万以下。整个防治历程经重点防治、全面防治、基本消除疟疾、灭疟后监测阶段和消除疟疾5个阶段。消除疟疾阶段（2010—2015年）南昌市建立了多部门联防联控工作机制,按《江西省消除疟疾实施方案》要求开展消除疟疾达标评估工作,全市疟原虫血检56 586人,平均年度血检数达到总人口2.52‰,血片复核率为10.62%,发生的91例病例均得到及时有效控制。媒介监测发现本地主要传疟媒介为中华按蚊。结论南昌市经过多年疟疾防治,连续保持5年无本地疟疾病例,达到消除疟疾标准,后期的防治工作重点是加强输入性病例的监测。
李志祥,李烨娟,许国君[8]（2016）在《四川省什邡市疟疾流行、防治历程及消除疟疾措施》文中研究指明目的了解什邡市疟疾流行概况与防治历程,总结评估什邡市消除疟疾工作,为其他地区实施消除疟疾行动计划及开展评估工作提供参考和依据。方法对什邡市1950—2015年疟疾防治疫情数据、报表、文件、工作计划、防治策略与措施等资料进行描述性分析和总结。结果 1962年发病率高达6 789.36/10万,防治工作经历控制流行、常态化管理、基本消除疟疾、消除疟疾4个阶段。消除疟疾阶段（2010—2015年）什邡市建立多部门联防联控工作机制,经费保障到位,按《四川省消除疟疾实施方案》要求开展消除和巩固工作,乡镇卫生院及以上医疗机构均有专人负责疟防工作,疟原虫血检12 457人,年度血检数均达到总人口2‰以上,血片复核率为13.72%,年报告发病率均控制在1/10万以下,发生的8例输入疫情均及时有效控制。媒介监测发现本地主要传疟媒介为中华按蚊。结论什邡市经过多年疟疾防治,连续保持20年无本地疟疾病例,达到消除疟疾标准。
蒙日朗,黄亚铭[9]（2016）在《广西65年传疟按蚊防制研究概况》文中研究表明目的综述广西历年在疟疾传播按蚊防制研究及按蚊种类变化状况,为今后传疟按蚊防制提供科学依据。方法收集广西六十五年传疟按蚊及疟疾防制资料进行综合分析。结果广西境内曾发现按蚊共32种及亚种,证实四种按蚊为当地传疟按蚊,其中以微小按蚊为主要中华按蚊、嗜人按蚊、日月潭按蚊为次要传疟媒介。五十年代初曾经在广西西南部发现过大劣按蚊,随后调查均未发现该蚊种。经过对疟疾流行区长期大量的喷洒灭蚊及综合防治措施后,全区已无当地疟疾病例,微小按蚊、嗜人按蚊和日月潭按蚊的种群数量和地理分布大量减少或消失,而中华按蚊仍普遍存在。近几年当地出现大量从国外返乡的输入性疟疾病例,同时带回各种类疟疾。结论目前广西境内的传疟按蚊的种类已发生根本改变,当地的中华按蚊对输入性疟原虫的敏感性有待研究。
谭礼艳,徐向超,段强,钟薇薇[10]（2015）在《1981-2014年湖北省宜都市疟疾流行特征及防治效果分析》文中研究表明目的了解湖北省宜都市疟疾流行特征,评价其防治效果,为今后进一步巩固灭疟成果提供理论依据。方法收集全市1981-2014年疟疾疫情资料,疟疾发病情况、控制措施及防治效果等资料,分析疟疾流行特点、评价防治效果。结果 34年共观察人年数13 036 285发生疟疾1 177例,发病率为0.9/万人年,2007-2014年无本地感染病例,灭疟后期现症疟疾患者根治率及休止期根治率为100%。结论宜都市疟疾发病具有典型的灭疟后期流行特征,抗疟措施符合实际,效果明显,现症病人根治、休止期根治及疫点处理是主要关键技术措施,流动人口增加和传染源输入是影响流行趋势的主要因素。
二、在灭疟后期以中华按蚊为传疟媒介的疟疾流行病学特征和监测方法研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在灭疟后期以中华按蚊为传疟媒介的疟疾流行病学特征和监测方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2005—2019年贵州省传疟媒介按蚊密度及种群监测（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与方法 |
| 1 按蚊监测点设置 |
| 2 按蚊监测时间 |
| 3 方法 |
| 3.1 按蚊密度监测 |
| 3.2 按蚊种群监测 |
| 4 伦理学声明 |
| 5统计学分析 |
| 结果 |
| 1按蚊监测点概况 |
| 2传疟按蚊密度 |
| 3传疟按蚊种群 |
| 4 2017—2019年传疟按蚊活动规律 |
| 5 2017—2019年传疟按蚊生境 |
| 讨论 |
（2）清以降云县疟疾的流行与防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学术价值 |
| 二、疟疾研究的学术回顾与总结 |
| (一) 中国疟疾学术研究六十年回顾 |
| (二) 云南省疟疾研究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的重难点及创新点 |
| (一) 研究重难点 |
| (二) 研究创新点 |
| 四、研究方法及写作思路 |
| 第一章 中西医学认知中的疟疾 |
| 第一节 传统中医体系下的疟疾认知 |
| 一、先秦两汉时期的疟疾认知 |
| 二、魏晋隋唐五代时期的疟疾认知 |
| 三、宋元明清时期的疟疾认知 |
| 第二节 现代西医认知中的疟疾 |
| 第二章 自然环境、区位、习俗与云县疟疾的关联 |
| 第一节 自然环境、区位与疟疾 |
| 一、纬度、气候与云县疟疾 |
| 二、海拔、地形与云县疟疾 |
| 三、地理区位与云县疟疾 |
| 第二节 传统习俗与疟疾 |
| 第三章 清以降云县疟疾的流行 |
| 第一节 清代疟疾的流行情况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疟疾的流行状况 |
| 第三节 1949年以后疟疾的流行状况 |
| 第四节 天降鞠凶:时代变革中的云县疟疾流行态势 |
| 第四章 清以降云县疟疾的防治 |
| 第一节 清代云县的疟疾防治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云县疟疾的防治 |
| 第三节 1949年以后云县疟疾的防治 |
| 一、1949年以后云县疟疾的防治阶段 |
| 二、1949年后云县疟疾的防治措施 |
| 第四节 艰难棘途:中央与地方的统合 |
| 第五章 云县抗疟机构的演变与转型 |
| 第一节 民国时期云县的抗疟机构 |
| 第二节 建国后云县的抗疟机构 |
| 第三节 公共卫生:国家卫生体系转型中的抗疟机构 |
| 结语 |
| 附1 |
| 附2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活动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获得的荣誉 |
（3）社会疾病史视域下的云南省疟疾研究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 一、医学领域的研究 |
| (一) 疟疾流行趋势的研究 |
| 1、全国性研究 |
| 2、云南省域范围内的研究 |
| 3、云南边境疟疾研究 |
| (二) 疟疾治疗的研究 |
| 1、传疟媒介研究 |
| 2、疟疾药物研究 |
| 3、疟疾监测和预警研究 |
| 4、居民疟防知识研究 |
| 5、疟疾防控项目研究 |
| 二、历史学领域的研究 |
| (一) 疟疾的基础性研究 |
| (二) “瘴疟”、“瘟疫”方面的研究 |
| (三) 疟疾文献的整理和汇编 |
| (四) 环境史角度的疟疾研究 |
| 三、生物学与地理学领域的研究 |
| 四、云南省疟疾史研究的思考 |
（4）疟疾再传播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及模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缩略词中英文对照表 前言 |
| 1.研究背景及依据 |
| 2.研究目的 |
| 3.研究内容 |
| 4.研究路线 |
| 参考文献 第一部分 疟疾再传播风险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 |
| 1.材料与方法 |
| 2.结果 |
| 3.讨论 |
| 4.本章小结 |
| 参考文献 第二部分 疟疾再传播风险评估模型的建立 |
| 第一章 媒介可接受性相关参数调查研究 |
| 1.材料与方法 |
| 2.结果 |
| 3.讨论 |
| 参考文献 |
| 第二章 人群脆弱性相关参数调查研究 |
| 1.材料与方法 |
| 2.结果 |
| 3.讨论 |
| 参考文献 |
| 第三章 风险评估模型的建立 |
| 1.材料与方法 |
| 2.结果 |
| 3.讨论 |
| 参考文献 |
| 第二部分 小结 第三部分 疟疾再传播风险评估模型验证与应用 |
| 1.材料与方法 |
| 2.结果 |
| 3.讨论 |
| 4.本章小结 |
| 参考文献 研究总结 附录 |
| 附录1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附录2 疟疾再传播风险评估指标体系Delphi法问卷 |
| 附录3 疟疾再传播媒介可接受性指标现场调查问卷 |
| 附录4 疟疾再传播人群脆弱性指标现场调查问卷 致谢 |
（5）1951-2017年贵州省黎平县疟疾防治进程及效果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1 资料与方法 |
| 1.1 资料来源 |
| 1.2 分析方法 |
| 2 结果 |
| 2.1 黎平县基本情况 |
| 2.2 疟疾流行情况 |
| 2.3 暴发疫情 |
| 2.4 流行虫种 |
| 2.5 媒介分布和监测 |
| 2.6 疟疾防治进程与成效 |
| 2.6.1 第一个流行周期 (1951-1959年) 全面查治, 降低发病率 |
| 2.6.2 第二个流行周期 (1960年-1969年) 重点防治, 控制流行 |
| 2.6.3 第三个流行周期 (1970-1984年) 计划灭疟、后期监测 |
| 2.6.4 第四个流行周期 (1985-2005年) 后期灭疟, 净化疟区 |
| 2.6.5 第五个流行病周期 (2006-2017) 规范灭疟, 消除疟疾 |
| 3 讨论 |
（6）从边缘到一体：清以降滇西德宏地区疟疾流行与防治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回顾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的重点、难点及创新点 |
| 五、相关概念的界定 |
| 第一章 清以降滇西德宏地区疟疾流行的社会生态背景 |
| 第一节 自然条件与疟疾 |
| 一、纬度、气候与疟疾 |
| 二、地形、海拔与疟疾 |
| 三、山河与疟疾 |
| 四、区位与疟疾 |
| 第二节 社会环境与疟疾 |
| 一、环境卫生与疟疾 |
| 二、生活习惯与疟疾 |
| 三、傣族人居环境与疟疾 |
| 四、宗教信仰与疟疾 |
| 第三节 医疗卫生状况与疟疾 |
| 一、医疗卫生组织与疟疾 |
| 二、医疗卫生条件与疟疾 |
| 三、少数民族医药与疟疾 |
| 第二章 清以降滇西德宏地区的疟疾流行 |
| 第一节 疟疾流行概况 |
| 一、清代及其以前瘴气分布状况 |
| 二、民国时期疟疾流行状况 |
| 三、1950年代以后疟疾流行情况 |
| 第二节 滇西德宏地区疟疾流行特点 |
| 一、清代及其以前瘴气分布特点 |
| 二、民国时期疟疾流行特点 |
| 三、新中国时期拒疾流行特点 |
| 第三节 疟疾流行原因分析 |
| 一、清代瘴气分布原因 |
| 二、民国时期疟疾流行原因 |
| 三、1950年代以后疟疾流行原因 |
| 第三章 清以降滇西德宏地区疟疾的防治 |
| 第一节 晚清以前滇西德宏地区疟疾的防治 |
| 一、元明时期的巫医治疗法 |
| 二、清中前期的中医诊疗法 |
| 第二节 晚清至民国时期滇西德宏地区疟疾的防治 |
| 一、国际社会的抗疟行为 |
| 二、国民政府的抗疟措施 |
| 第三节 1950年代以后的疟疾防治 |
| 一、调查研究和防治结合阶段(1950-1958年) |
| 二、大面积防治阶段(1959—1966年) |
| 三、制止疟疾暴发流行阶段(1967-1975年) |
| 四、现代化防治阶段(1976—2002年) |
| 第四节 全球化防治阶段(2003-2014年) |
| 一、全球疟疾基金项目初始阶段(2003-2006年) |
| 二、中缅边境疟疾联防项目阶段(2007-2009年) |
| 三、全球基金暨消除疟疾项目阶段(2010-2014年) |
| 第四章 清以降滇西德宏地区疟疾的地方性认知 |
| 第一节 病原的认识 |
| 一、恶鬼致病 |
| 二、疫气致病 |
| 第二节 病因的认识 |
| 一、道德因素 |
| 二、现实因素 |
| 第三节 西医传入后的认知 |
| 一、病原的认识 |
| 二、病因的认识 |
| 三、治疗方式的认识 |
| 第五章 从边徼之地到天下一体: 医疗卫生体系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 |
| 第一节 民众行为与疟疾流行病学 |
| 一、少数民族风俗、观念与疾病 |
| 二、人口流动与疟疾流行 |
| 第二节 疾病、医疗格局的现代化转换 |
| 一、滇西德宏地区医疗格局的现代化转换历程 |
| 二、从医疗史角度对“现代化”问题的反思 |
| 第三节 疾病、政治与国家 |
| 一、臣民·国民·人民·公民: 中国医疗政治的转向 |
| 二、防疫、社会动员与国家 |
| 三、国家的凸显和地方的重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江西省南昌市疟疾流行概况与防治历程及消除措施评价（论文提纲范文）
| 1 资料与方法 |
| 1.1 资料来源 |
| 1.2方法 |
| 2 结果 |
| 2.1 基本情况 |
| 2.2 流行概况及防治历程 |
| 2.2.1 历史流行情况 |
| 2.2.2 流行虫种及媒介分布 |
| 2.2.3 防治历程 |
| 2.2.3. 1 重点防治阶段(1950—1970年) |
| 2.2.3. 2 全面防治阶段(1971—1987年) |
| 2.2.3. 3 基本消除疟疾阶段(1988—1999年) |
| 2.2.3. 4 灭疟后监测阶段(2000—2009年) |
| 2.2.3. 5 消除疟疾阶段(2010—2015年) |
| 2.2.4 疫情分析 |
| 2.2.4. 1 发病趋势分析 |
| 2.2.4. 2 最后一例本地感染实验诊断病例情况 |
| 2.3 消除疟疾采取的措施 |
| 2.3.1 机构设置及人员配备 |
| 2.3.2 加强传染源控制和管理 |
| 2.3.2. 1 病例监测 |
| 2.3.2. 2 疫情报告 |
| 2.3.2. 3 疫情处置和病例管理 |
| 2.3.2. 4 媒介监测 |
| 2.3.3健康教育 |
| 2.3.4 技能培训 |
| 2.4 消除疟疾工作主要特点和经验 |
| 2.4.1 部门协作,联防联控 |
| 2.4.2常备不懈,健全、稳定疟防队伍 |
| 2.4.3 强化培训,提供人员和技术保障 |
| 2.4.4 规范流程,主动搜索可疑病例 |
| 2.4.5 加强流动人口的监测,控制传染源 |
| 2.4.6 严格疫点处置,防止疫情传播 |
| 3 讨论 |
（8）四川省什邡市疟疾流行、防治历程及消除疟疾措施（论文提纲范文）
| 1 资料与方法 |
| 1.1资料来源 |
| 1.2方法 |
| 2 结果 |
| 2.1 流行情况 |
| 2.1.1发病概况 |
| 2.1.2 1950—2009年病例流行病学特征分析 |
| 2.1.3 2010—2015年输入性疟疾病例流行病学特征 |
| 2.1.4 2010—2015年输入性疟疾病例就诊情况与特征分析 |
| 2.1.5流行虫种及媒介分布 |
| 2.2 防治历程 |
| 2.2.1控制流行阶段(1950—1979年) |
| 2.2.2常态化管理阶段(1980—1999年) |
| 2.2.3基本消除疟疾阶段(2000—2009年) |
| 2.2.4消除疟疾阶段(2010—2015年) |
| 2.3 消除疟疾采取的措施 |
| 2.3.1机构设置及人员配备 |
| 2.3.2加强传染源控制和管理 |
| 2.3.2.1病例监测 |
| 2.3.2.2疫情报告 |
| 2.3.2.3处置和管理 |
| 2.3.2.4流动人口管理 |
| 2.3.2.5媒介监测 |
| 2.3.2.6健康教育 |
| 2.3.2.7技能培训 |
| 2.3.2.8督导和考核 |
| 2.3.3消除疟疾自查评估与市级验收、省级复核 |
| 3 讨论 |
（9）广西65年传疟按蚊防制研究概况（论文提纲范文）
| 1 国内疟疾传播按蚊研究概况 |
| 2 广西疟疾传播按蚊研究状况 |
| 2.1传疟按蚊种类研究 |
| 2.2传疟按蚊种类确定及自然感染率调查 |
| 2.3传疟按蚊的生态习性研究 |
| 2.4传疟按蚊的防制研究 |
| 2.5传疟按蚊种类及种群数量变化研究 |
| 2.6传疟按蚊的基础研究 |
| 3 问题与展望 |
（10）1981-2014年湖北省宜都市疟疾流行特征及防治效果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1资料与方法 |
| 2结果 |
| 3讨论 |
四、在灭疟后期以中华按蚊为传疟媒介的疟疾流行病学特征和监测方法研究（论文参考文献）
- [1]2005—2019年贵州省传疟媒介按蚊密度及种群监测[J]. 丁旭,师伟芳,张玉琼,兰子尧,张爱华,徐建军,周光荣. 中国血吸虫病防治杂志, 2021(03)
- [2]清以降云县疟疾的流行与防治研究[D]. 米善军. 云南大学, 2019(03)
- [3]社会疾病史视域下的云南省疟疾研究综述[J]. 王彤. 保山学院学报, 2018(04)
- [4]疟疾再传播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及模型研究[D]. 陈田木.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18(01)
- [5]1951-2017年贵州省黎平县疟疾防治进程及效果分析[J]. 杨继宝. 现代预防医学, 2018(07)
- [6]从边缘到一体：清以降滇西德宏地区疟疾流行与防治变迁研究[D]. 王彤. 云南大学, 2017(06)
- [7]江西省南昌市疟疾流行概况与防治历程及消除措施评价[J]. 付仁龙,彭国华,凌军,胡主花,冯小武,李志宏,龚艳凤,钱科. 中国热带医学, 2016(06)
- [8]四川省什邡市疟疾流行、防治历程及消除疟疾措施[J]. 李志祥,李烨娟,许国君. 中国热带医学, 2016(04)
- [9]广西65年传疟按蚊防制研究概况[J]. 蒙日朗,黄亚铭.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2016(01)
- [10]1981-2014年湖北省宜都市疟疾流行特征及防治效果分析[J]. 谭礼艳,徐向超,段强,钟薇薇. 寄生虫病与感染性疾病, 201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