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中央专项资金审计的尝试（论文文献综述）
霍圣录[1]（2021）在《省级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绩效评价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发行体育彩票是我国基于经济与社会全面发展的战略高度所采取的一项重大举措。1994至今,中国体育彩票已历经了27年。据统计,我国体育彩票销售量总计达到了2.15万亿元,筹集体育彩票公益金超过5600亿元,为公益事业、养老事业、民政事业和体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有效地促进了健康中国和体育强国的建设。随着体育彩票公益金募集大幅增长、公民参政议政意识的不断提升、绩效评价理论的发展及广泛应用以及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存在乱象等新形势,加强体育彩票公益金的管理迫在眉睫。因此,进行体育彩票公益金绩效评价就显得尤为必要。开展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的绩效评价可以促进体育彩票公益金管理部门更好地履行职责,促进体育彩票公益金更好地规范管理,促进体育事业更好地健康发展。相关研究有利于丰富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绩效评价的理论体系,有利于建立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绩效评价的指标体系的理论意义,有利于强化绩效的理念,有利于建立绩效评价制度,有利于提高体育彩票公益金的配置效率,有利于提高体育彩票公益金的使用效率等实践意义。本研究以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的绩效为研究对象,采用文献调查与社会调查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比较分析与层次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确定了研究思路和技术路线。主要研究结论包括:（1）梳理了体育彩票公益金管理与使用现状。运用文献综述法和对比分析法,从我国体育彩票公益金的管理体系、我国体育彩票公益金筹集情况、我国体育彩票公益金分配情况、我国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情况、我国体育彩票公益金的使用成效评析等五个方面进行一一分析。自1994年体育彩票发行以来,主要贡献体现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体育事业发展、助推公益事业发展等三个方面。体育彩票公益金的使用范围呈现出以下的特点:全民健身全面化、公共服务体系化、赛事活动多元化、体育扶贫常态化。（2）规划了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绩效评价体系的系统构建。围绕绩效评价体系的框架结构、构建的指导原则、绩效评价体系的目标、绩效评价体系的制度体系、方法体系、组织体系、标准体系及其结果应用分析了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绩效评价的系统构建。遵循整体性与系统性相结合、可行性与可比性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原则,从目标的含义、重要性、目标管理的意义进行目标的设置,将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分为四个层级,界定了主客体、工作范围及工作程序,通过建立标准体系,选择了德尔菲法、文本分析法、系统综述法、模糊综合评价法、机器学习法进行本文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绩效评价体系的系统构建。（3）构建了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文本分析法,通过对相关政策、报告和文献的分析,归纳了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绩效评价预评价指标表。在此框架基础上,根据指标相关绩效评价理论、评估目的与原则,通过两轮专家咨询评议,利用德尔菲法构建了省级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绩效评估的综合评价层次模型并计算了每个指标相应的权重。构建的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共包括4个一级指标（投入指标、过程指标、产出指标、影响指标）;17个二级指标、33个三级指标。（4）确定了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绩效评价各级指标权重。研究发现省级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绩效评价体系中的四项一级指标的权重系数较为均衡,其中,产出指标的权重系数最高（0.2611）,过程指标和投入指标次之,分别为0.2512和0.2497,影响指标最低,为0.2380。为此,在针对我国体育彩票公益金绩效的实际评估中,需更加重视产出方面的几个因素及相应的评估结果。（5）评估了省级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绩效。在采集数据的基础上,根据建立的体育彩票公益金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实证研究。使用全国和江浙沪皖的体育事业年鉴的公开统计数据,对省级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绩效进行的实证评价研究验证了本研究构建。的指标体系是可行的,指标数据采集方式是合理的,具有实际可操作性和推广性。首先,对全国31个省区市2014-2017年四年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的部分指标进行了绩效评价。其次,对数据较为全面的长三角地区江、浙、沪、皖四个省市2018年体育彩票公益金的使用进行了全指标体系的绩效评价,排名依次为江苏、浙江、上海和安徽。（6）探索了基于机器学习的科学评价延展性。运用机器学习中的经典模型进行了验证和探索分析。首先,使用了非监督学习情形下的k均值聚类算法模型,对全国31个省区市2014-2017四年使用情况数据进行了建模分析,得出分类结果。其次,监督学习下的经典回归分析模型运用了线性岭回归模型、支持向量机回归模型和随机森林算法的决策树回归模型,进行了建模分析,得出各模型的20018年预测结果。其中,随机森林算法回归模型取得了较好的学习效果。通过该模型预测的结果与2018年长三角地区江浙沪皖三省一市的全指标评价结果进行比对,结果完全一致,验证了本研究构建的指标体系的可行性和有效性。最后,研究提出了五个对策与建议:一是政策制度层面:完善顶层设计、形成法制体系。在国家层面立法:健全宏观层面顶层法律法规。在部级层面立规:订立中观层面部局管理规定。在省级层面立制:建立微观层面省级实操制度。二是意识认识层面:加大宣传力度、形成共同认识。在社会层面:建立社会公益的意识。在管理层面:树立绩效管理的意识。三是资金管理层面:明确责权分工、形成科学机制。工作机制上:建立沟通协调机制。预算管理上:实施预算管理制度。过程管理上:加强经费使用监管。审计管理上:开展事后经费审计。四是资金分配层面:合理使用资金、科学分配方式。在领域分配要统筹兼顾、合理分配。项目分配要优化分配、引入竞争。平衡分配要注重绩效、奖罚分明。五是绩效评价层面:健全评价体系、完善指标体系。系统构建绩效评价体系、完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发布公益金绩效评价报告、合理运用绩效评价结果、寻求智力支持数据支撑。
陈凯[2]（2021）在《中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决算差异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适应这一新的功能和定位,因此当前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现代财政制度。而预算作为财政制度的核心内容,必然要在国家治理中发挥重要的角色。作为现代财政制度基础的现代预算制度,其目标是“建立全面规范透明、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全面实施绩效管理”。现代预算制度的基本要素是内容完整、编制科学、执行规范、监督有力、讲求绩效和公开透明,而现代预算制度最直接表现形式就是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和预算执行的规范性。预决算差异作为预算编制和执行的直接结果,对于充分把握预算管理水平,发现预算编制、执行、监督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本文立足于中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决算差异的典型事实,深入分析预决算差异的整体特征和结构特征。在系统呈现预决算差异特征事实的基础上,归纳总结预决算差异的属性,对其形成机制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探究影响我国预决算差异的主要因素。首先,全方位、多角度明确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决算差异的典型特征和演变趋势。结合我国一般公共预算体系,分别从总量层面、结构层面、区域异质性层面等不同角度对预决算支出差异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其次,根据预决算差异背后的逻辑,归纳总结预决算差异的属性,并结合我国预算功能取向,为客观认识预决算差异奠定理论基础;同时充分借鉴已有文献的研究成果,并根据预算编制、执行和监督各阶段的全周期运行特点,从“预算过程+预算结构”两个维度梳理出可能影响预决算差异的技术因素、制度因素、政策因素、经济因素、管理因素、主体互动因素,并借助实证分析框架进行实证检验。第三,基于回归方程的分解法,分别利用基于R2的夏普利值分解和MQ指数测度不同因素对预决算差异的贡献度,探寻预决算差异的主要来源,充分认识我国预算管理中存在的薄弱环节。第四,总结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决算差异的内部动态特征,结合从年初预算--调整预算--决算的预算周期,分析预决算差异在年度内普遍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倒V型模式的原因。最后,通过借鉴美、法、日等国的预算编制和执行实践经验,更清晰认识我国政府预算管理过程中存在的缺陷,推动我国的预决算差异管理制度不断完善。本文的主要结论是:（1）各级政府预决算差异具有普遍性,且存在结构性差别。整体特征分析发现:2013年以来我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决算差异规模均大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超支成为预决算差异的突出表现形式;2011年以后预决算差异度出现下降,但绝对规模不降反增,2017年支出预决算差异规模超过2011年达到新高;地方层面的预决算差异规模和差异度均高于中央;省级预决算差异、调整差异和执行差异三者呈倒“V”形,调整差异通常为正,执行差异通常为负,但是决算数通常仍会大于年初预算数。结构特征分析发现:支出科目越细化预决算差异越大,离散程度越高;中央预决算差异稳定度更高,且在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农林水支出、交通运输支出和节能环保支出等科目预决算差异较大,而地方在一般公共服务、城乡社区支出、节能环保支出、农林水支出等科目预决算差异较大;项目支出预决算差异总体大于基本支出预决算差异。区域特征分析发现,调整差异的区域特征明显,但执行差异的区域特征并不明显,其中东部地区调整差异更小,因此总体来看东部地区预决算差异小于中西部地区。（2）预决算差异具有普遍性、不可预知性、非对称性、成因多样性、适度性,要客观认识预决算差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决算差异具有的五大属性决定了预决算差异的复杂性,因此认识预决算差异不能一概而论,要从导致预决算差异的主要成因出发,分类视之,即理性认识客观因素,主动化解不合理因素,鼓励支持节支因素。基于“预算过程+预算结构”二维逻辑框架,将预决算差异的成因归类为六类——技术因素、制度因素、政策因素、经济因素、管理因素和主体互动因素。（3）通过预算管理主体间的博弈分析发现,财政部门、支出部门和监督部门之间的互动行为影响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和执行的规范性,进而影响预决算差异。预算编制过程中,影响支出部门与财政部门之间的博弈均衡的因素有:财政部门对部门预算的削减比例、财政部门审核预算的成本、支出部门虚报预算的成本、财政部门和支出部门的信息不对称从程度会影响预算编制过程的均衡结果。支出部门之间的博弈表明,由于预算规模既定,社会获得公共物品与服务的总量也是一定的,而这种竞争活动是需要相应成本的,其最终结果应该是某种“负和”的社会损失。预算监督过程中,通过分析是否财政结余的博弈过程发现,均衡结果与监督部门对未及时结余的惩罚力度F、实质结余资金规模B、结余后第二年度的削减规模、支出部门选择不结余的处理成本、监督部门选择监督的成本有关。（4）通过静态和动态面板模型对技术因素、制度因素、政策因素、经济因素、管理因素的回归发现,经济不确定程度、转移支付占比、晋升压力、政策不确定性、潜在GDP增长率、财政收入增速、财政支出结构、财政透明度会显着影响预决算差异。内部动态特征分析结果表明,由于各因素的作用路径不同,对调整差异和执行差异的影响存在不同,部分因素在调整差异中显着而执行差异中不再显着——经济预测偏差、财政收入增速和财政透明度,部分因素在调整差异中不显着而预算执行差异中显着——经济不确定程度、财政分权、政策不确定性、潜在GDP增长率、人均GDP。（5）通过利用Shapely分解和MQ指数对预决算差异影响因素的贡献度分解,发现我国的预决算差异最主要的来源是制度因素和管理因素,并同时受到经济因素影响。其中制度因素主要作用于影响调整差异,管理因素在执行差异中的作用更为明显。（6）预决算差异的成因具有地区异质性,通过分析发现东部地区贡献度最高的三个因素分别为官员晋升压力、财政收入增速、财政分权;中部地区贡献度最高的三个因素分别为财政分权、人均GDP和转移支付占比;而西部地区贡献度最高的三个因素分别为财政收入增速、经济增速和转移支付占比。时间异质性分析发现,随着时间的延续,影响因素结构存在一些规律性变动——转移支付的贡献度呈下降趋势,宏观经济预测差异的贡献度呈上升趋势。总体来说,我国各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普遍存在不同程度的预决算差异。我们要客观认识预决算差异,分类施策——“理性认识客观因素,主动化解不合理因素,鼓励支持节支因素”,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执行效率,更好履行政府受托责任。要认识到我国当前阶段预决算差异的主要成因是制度性因素和管理因素,以及预算调整差异和预决算执行差异性质的不同,未来需不断优化制度并强化预算管理。具体政策建议为:一是不断完善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加强财政预算法治化建设。二是加强各项制度有效衔接,进一步完善我国财政体制,理顺政府间收支责任,完善转移支付制度。三是提高预算编制科学性,加强中期财政规划管理,提高宏观预测能力,并进一步完善预算管理,加快推进项目支出标准建设,进一步规范预算编制。四是进一步规范预算执行管理,规范预算调整流程,建立预算调整控制机制。五是优化制度设计,协调预算主体良性互动,完善预算监督体系,营造公开透明预算环境。六是强化绩效意识,将预决算差异纳入预算绩效管理。
杨广勇[3]（2020）在《贫困县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效应评价及其优化》文中研究表明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2004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持续聚焦“三农”领域,相继作出了农村税费改革、新农村建设、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财政支农政策力度不断加大,有效保障了我国粮食安全,促进了农业农村发展。然而,地方政府自有财力供给不足和大量财政资金沉淀并存的矛盾相当普遍,财政资金配置低效问题在涉农领域表现尤为突出。为优化财政涉农资金配置,集中有限资源完成脱贫攻坚任务,中央政府于2016年启动支持贫困县开展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试点,将纳入统筹整合范围的中央财政涉农资金按照原渠道下达,但资金项目审批权限完全下放到贫困县,由其按照权责匹配原则自主实施。贫困县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是在现有财政体制框架下政府间财政关系调整和地方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一次重大创新。鉴于此,论文尝试从财政分权视角构建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效应的传导机制,客观评价贫困县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效应,提出进一步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的政策建议,以期为我国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实现脱贫攻坚与相对贫困纾解的有序衔接提供决策依据。理论上,财政涉农资金整合的渠道主要包含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纵向整合和各级政府部门之间的横向整合,这是由预算管理体制特别是财政分权特征决定的。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涉及决策主体、审批主体、实施主体、监督评价主体。根据公共产品理论、财政分权理论、公共预算理论,财政涉农资金整合能够深化预算管理体制改革,助推现代财政制度的建立,而且可以促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农业供给质量和增加农民收入。聚焦农业产出和农民收入,财政涉农资金整合可以通过政府间权责的合理划分和财力的协调适应、部门间职责的分工配合和预算管理职权的统筹整合产生增产效应,通过购买性支出间接渠道、转移性支出直接渠道产生增收效应。从政策变迁看,财政涉农资金整合自2013年以来逐步由地方自主探索转变为区域整体推进。通过财政涉农资金整合的整体情况分析发现:财政涉农资金总体规模庞大且保持增长态势,但其高速增长难以持续;地方政府在涉农领域对中央转移支付的依赖程度相对更高、财政分权程度相对更低。进一步通过湖南省和安徽省两个不同类型贫困县的典型案例分析发现:在整合资金的使用方向和项目配置方面,均以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生产和产业发展为主,其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资金规模在2019年均提升了 60%以上,而农业生产和产业发展资金配置相对不足,其中湖南省洞口县产业发展项目资金出现36.65%的降幅;在整合资金的项目选择依据和绩效考评方面,均建立了脱贫攻坚项目库管理制度,且编制了绩效目标,但均存在着项目库资金缺口过大、绩效管理链条不全等问题。为实证分析贫困县财政涉农资金整合对农业产出和农民收入的影响,基于2013-2018年中部四省229个县域面板数据,构建了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发现:贫困县财政涉农资金整合能够显着提高农业产出水平,即产生增产效应,贫困县的人均农业总产值增长率较非贫困县可提高1.47个百分点;不同类别的贫困县产生的增产效应均是显着的,但存在明显差异,国家扶贫重点县最高,增产效应高达2.55个百分点,连片特困地区县次之,达到1.22个百分点,省级扶贫重点县最低,仍达到1.04个百分点;贫困县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未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的增长,即直接的增收效应并不显着。进一步引入中介效应模型检验贫困县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效应的传导机制,研究发现:贫困县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未能通过提高农业产出水平促进农民收入的增长,农民增收的产业基础仍不牢固;政府间转移支付和地方财政涉农支出的增长表现为遮掩效应而非中介效应,增产效应被政府间转移支付的增长遮掩了 5.5%,增收效应被地方财政支农支出相对规模的增长遮掩了71.18%,适度规模下的转移支付结构优化和涉农投入绩效提升更为可取。最后,提出促进财政涉农资金有效整合的政策建议,具体包括:中央政府层面,加快涉农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合理划分,深化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制度改革,推进财政涉农资金实质整合;地方政府层面,推动地方涉农部门职责的分工协调,深化地方各级政府预算管理制度改革,支持农村一二三产业高质量融合发展;配套政策层面,通过加快财政转移支付、预算绩效管理等立法进程,提升财政治理法治化水平等。本研究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1）尝试从财政分权视角构建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效应的传导机制,并引入中介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首先,从预算管理体制特别是财政分权特征出发,尝试构建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效应的双向传导机制,即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纵向传导机制、各级政府部门之间的横向传导机制,其可通过政府间权责的合理划分和财力的协调适应、部门间职责的分工配合和预算管理职权的统筹整合产生增产效应,通过购买性支出间接渠道、转移性支出直接渠道产生增收效应;其次,引入中介效应模型,分别从政府间转移支付和地方财政涉农支出验证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效应的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政府间转移支付和地方财政涉农支出的增长表现为遮掩效应而非中介效应。（2）运用双重差分准自然实验方法客观评价贫困县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效应。贫困县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是我国首次由中央政府直接推动的涉农资金重大改革试点,对于加快财税体制改革和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重要意义,但实施四年多以来,相关的实证研究尤其是因果推断研究在现有文献中是鲜有涉及的。本研究在梳理我国贫困县政策和贫困县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政策的基础上,从粮食主产区中部四省选择了 129个贫困县和100个非贫困县共229个县1374个观测样本,运用双重差分准自然实验方法发现,贫困县财政涉农资金整合具有显着的增产效应,但直接的增收效应并不显着。（3）发现连片特困地区县财政涉农资金整合增产效应的异质性。按照处理组样本贫困县类别进行分类检验,发现不同类别的贫困县在财政涉农资金整合中产生的增产效应存在显着差异,连片特困地区县的增产效应低于国家扶贫重点县,但明显高于省级扶贫重点县。考虑到连片特困地区县农业生产成本等因素,这一结论更具积极意义,尤其是对于未来推进深度贫困地区发展乡村产业,改善相对贫困状况,具有较强的政策含义。
石凯含[4]（2020）在《基于种植大户行为的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研究》文中提出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兼得、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协同是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展的重要内涵,也是我国发展绿色经济、促进绿色农业发展的关键。农业面源污染作为我国农村地区首要污染类型,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农业市场化环境下绿色农业的纵深发展有着重要影响,成为我国涉农政策的重点关注领域。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加大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力度,实施化肥农药零增长行动”;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深入推进化肥农药零增长行动”;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以及“推进有机肥替代化肥”;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提出要:“加大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力度,开展农业节肥节药行动,实现化肥农药使用量负增长”。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深入开展农药化肥减量行动”。可见,农业面源污染是政府长期关注焦点,其中化肥作为农业面源污染的主要来源更是引起了政府政策的持续关注。持续的宏观政策关注对化肥面源污染问题的解决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政策制定过程中由于缺乏对基层的深入了解,尤其是缺乏对我国农业经营过程中的新型经营主体的充分考虑,部分政策难以充分发挥作用,影响化肥面源污染问题的妥善处置。如何有效处置化肥面源污染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绿色农业发展的重要阻碍,更是我国农业政策制定过程中必须关注的焦点,而农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须充分结合实际,考虑农业经营主体行为特征,才能在实施过程中得到农民支持,才能实现政策与农户实际行为相协调,最终充分发挥政策效用,实现政策目标。种植大户是我国农业新型经营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农业规模化生产经营的重要主体,更是化肥面源污染问题得以解决的重要基层主体。基于此,本文以种植大户这一农业规模化和市场化发展中的重要主体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法、slope分析法、空间自相关分析法、空间冷热点分析法、随机前沿分析法、结构方程模型、博弈分析法等多种方法就种植大户行为与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间关系展开研究,以为政府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具体包括以下内容:一是种植大户与化肥面源污染的概念界定与理论内涵阐述。首先,对种植大户与化肥面源污染的概念进行界定,同时对其相关理论进行梳理,确保研究的准确性与规范性,为后文分析提供良好的理论基础。二是化肥面源污染与治理现状及防治政策演进。首先,对化肥施用总体特征、化肥施用时空特征进行分析,进而简要概括我国化肥面源污染产生的影响,并运用随机前沿分析法对化肥减量空间进行测算。之后,梳理我国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并对相应政策进行归纳,进而提出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存在的问题。三是种植大户面源污染防治政策采纳的路径分析,进而对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进行博弈分析。首先,在对黑龙江省这一典型地区进行深入调研的基础上,通过探究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采纳过程中种植大户认知—政策采纳意愿—行为三者的内在影响,探明种植大户对防治政策与污染水平的不同认知程度对多种政策的采纳意愿以及最终施肥行为的影响路径;其次,按照“理论综合探讨”→“现实量化分析”→“政策制定博弈”的逻辑通过对种植大户、政府、外部利益群体等利益相关者群体的利益特征进行深入探索,进而对面向种植大户行为特征的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制定博弈。四是基于种植大户行为的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的制定及保障措施。在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博弈分析与国外先进经验借鉴的基础上,根据政策执行性、政策成本控制与政策实效性制定基于种植大户行为的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在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方面,从政策组合、激励手段、补贴程度、投入力度、监管机制等方面进行发展和完善。在具体防治方案拟定上,从条件式污染防治激励方案、层级累进制的补贴激励方案、产研联动式的污染防治方案和政农协同式污染防治方案入手,实现多角度、全方位的方案覆盖。最终,结合肥料使用创新及现代数据技术,从政策设计端、政策执行端以及化肥面源污染防治资金端为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设置政策保障。研究结果表明:从总体上来看,我国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的政策体系得到有效建构,各项辅助性技术手段发展程度有待提升。但是,基于种植大户行为的化肥面源污染长效防治政策体系尚未确立,面向种植大户的面源污染防治政策倾斜方式不明确,对种植大户这一市场化细分主体的利益考量程度不足。大户认知、大户偏好、大户特征等因素对化肥面源污染治理和化肥减量政策的反馈性强。从细分来看,政府干预面源污染治理和化肥减量与否对种植大户的影响性具有差别,应当倡导建立基于政策联动和政府—市场—种植大户互动的化肥面源污染治理和化肥减量政策体系。基于政策角度与种植大户行为的交互研究,可知激励型政策与惩罚型政策对于种植大户影响程度强,而技术类的辅助型政策对大户技术采纳行为影响程度弱,但基于科技在农业种植业中的杠杆作用,其作为辅助型政策发挥作用具有必要性。基于此,拟从防治模式、激励手段、补贴程度、投入力度以及监管机制入手,发挥上述主要政策工具类型的作用,制定条件型污染防治激励方案,建构层级累进制补贴激励机制,探索产研联动式污染防治模式,以政农市场协同性防治机制提升我国化肥面源污染治理效果,并全面兼顾数据技术在种植大户面源污染防治补贴中的作用,在现代化治理模式和农业发展生态机制之下探究与种植大户化肥面源污染防治相关的政策,从政农商社等多主体入手,建立基于种植大户行为的政策体系,夯实我国化肥面源污染治理效果,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协同发展。
廖堇言[5]（2020）在《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政府责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多年来,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建设集中于第一支柱之上,即由政府主导并负责管理的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制度（以下简称“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而在制度转型、注重当期支付的大背景下,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逐渐侧重追求短期的收支平衡,进而阻碍其向长期可持续状态的转变,动摇着社会对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平衡的信心。对此,本文以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基金制度（以下简称“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为对象,在认真梳理以往研究成果、分析制度运行现状的基础上,以政府责任为切入口,对以下两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总结出相应的结论:一是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平衡问题。良好的社会保险基金制度,既能帮助参保人防控当期风险,又能最大程度保障远期收支平衡;既能回应现实发展需要,又能为未来资源分配和经济增长提供长久的动力。从表象来看,财政补助和中央调剂基金都能推动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平衡,能对后者产生正面的积极作用。且在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法治的本土语境下,政府责任和国家责任常常交织在一起,无法区分来开,因此财政补助可能被纳入政府责任的讨论范围内。但财政补助和中央调剂基金分属于两条不同的路径,在资金来源、管理、监督等方面都有所不同。因此,财政补助并不是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自我平衡的论证对象。简言之,抱着开放的心态来看,在认可政府财政兜底的基础上,本文认为有必要对财政补助进行适度的讨论,且在本文中,这种讨论主要服务于两个小主题,分别是“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自济原理”和“财政补助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的适用序位”。二是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的政府责任问题。在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范围内对政府责任进行讨论时,本文希望能坚持以制度讨论为核心,以优化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为最终追求;并希望在多种责任形式的对比分析中,探究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中政府责任的和谐状态。因此,本文所剖析的政府责任不仅仅是政府调剂责任,还涵盖了规范、监督等政府责任形式。而为了更深层次地接触上述责任的内核,则需要参透好有关理论和制度,以规范文本所体现的规则为参考对象,从运行规则中透视出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中政府责任的真实范围。总的来说,在财政管理愈发严格的法治背景下,长期强调财政补助并不是合理的处理方式,也不利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代际循环。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的出台,促进了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资源的省际流动,提升了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抗风险的能力、推动了共济功能的深化。而对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中政府责任的探索,就像一面镜子,映照着政府行为的合理性、权威性,也影响着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自济能力的建设,是必要且有裨益的。
安百杰[6]（2020）在《公共服务供给视角下的财政项目绩效评价研究》文中认为公共服务供给是政府的基本职能,政府利用财政资金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不只是一个经济的过程,更是一个政治的过程。这是因为财政资金的主要来源——税收,本质上是公民收入的一种让渡。公民的“税收牺牲”必然要求产生相应的效益,这正是开展公共服务供给财政项目绩效评价的原因所在。在我国,财政资金往往会以“项目”的形式来支持公共服务供给,同时也因为效率、效果、效益等方面的不佳而饱受诟病。开展公共服务供给财政项目绩效评价,促进财政项目绩效评价水平的提高,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加强财政管理、推动治理效能转换的必然要求。“如何在公共服务视角下,有效地提高财政项目绩效评价水平?”这一研究问题由此而提出。近年来,中国在公共服务供给财政项目绩效评价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步,形成了行之有效的推广模式,但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亟需进一步考察分析我国财政项目绩效评价的运作现状和理论立场,结合我国治理现代化进程的任务与方向,来寻求建立与“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要求相适应的策略优化路径。财政项目绩效评价分析框架的建构是本研究的基础。回顾财政项目绩效评价涉及的公共管理学、经济学、财政政治学等多重理论渊源,可以发现,除了致力于建构实践工作中使用的财政项目绩效评价框架标准,学界颇多聚焦于对财政项目绩效评价中应更加关注其政治性维度的探讨。财政政治学作为一种在经济社会和政治过程中共同演进的学科视角,核心内容在于认为研究财政的问题,一方面可以从经济学的角度,利用数据和模型来分析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和帕累托最优问题;另一方面可以从政治学科的角度,基于对国家治理效能和政府合法性的分析,关注公平、公民偏好等问题,来阐释财政现象。由此,财政政治学将政治维度纳入财政项目绩效评价中的理论阐述,成为本研究构建财政项目绩效评价治理模型的重要理论依据。研究基于财政政治学构建起以“公共价值理念”“PV-4E分析框架”和“实现机制”为核心的财政项目绩效评价治理模型,模型的核心内容“PV-4E分析框架”包括了“公共价值”“4E评价标准体系”和“多元主体参与”等主要要素。其中,公共价值是判定绩效达成与否的重要依据,在框架设计中处于顶层设计地位,其外在的衡量标准可以表现为政府行为的回应性和公共性。“4E评价标准体系”主要是基于“经济、效率、效果、公平”（4E）标准的指标体系设计。“多元主体参与”主要是指开展财政项目绩效评价要关注党委、人大、财政、资金使用部门和社会等多元主体的参与度。基于所建构的理论分析框架,本研究主要运用了案例分析、内容分析和问卷调查研究等方法,按照“历史经验总结——运转现状描述——发现现实差距——寻找优化路径”的研究思路展开研究。首先,研究通过对我国财政项目绩效评价的历史梳理和政策文本分析分析,考察了其发展的历程与发展特征。一是结合财政项目绩效评价实践发展的历史,细化整个发展历程为财政收支平衡考核阶段、财政投资评审阶段、财政项目绩效评价试点阶段和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阶段。二是基于2003年以来的中央层面财政项目绩效评价类政策文本的内容分析,探索总结财政项目绩效评价的实践方向。三是对中央和部分省市级财政部门中负责财政项目绩效评价管理的工作机构的组建方式和职能文本进行分析,提炼其核心职能分为顶层设计、技术工具、绩效实践和成果利用等内涵。其次,研究通过对一项财政项目绩效评价活动的案例研究,考察当前财政项目绩效评价的现实运作过程。选择了 2017年度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改造项目资金的财政绩效评价案例,结合对相关人员的“非标准化访谈”记录文本的理解,对项目基本情况、项目评价中的指标体系设计、评价过程、评价结果等进行描述,最终对权责关系和关键环节予以总结。认为,一是财政绩效评价中的程序设计,主要包括绩效评价准备、制定评价实施方案、组织实施绩效评价、综合分析评价、形成绩效评价报告、整理底稿等六个主要环节。二是论述了财政项目绩效评价实践中的权责关系。财政项目绩效评价涉及多方参与者,主要包括党委、人大机构、财政部门、主管部门、资金使用单位和独立外部主体等,不同参与方由于其本身政治角色和职能定位特点而权责关系不同。三是财政绩效评价中的关键环节是既注重协商,又要注重评价方法的选择等等。再次,基于“PV-4E”分析框架的实证研究,识别并分析我国财政项目绩效评价存在的现实差距。在对收集的案例、政策文本、自填式调查问卷成果等相关文本进行梳理的基础上,依据质性研究的思路,通过构建节点将分析资料的编码位置连接起来,使庞杂的文本资料纳入到“PV-4E”分析框架中予以分析,形成清晰的概念框架和研究范畴。从绩效评价理念设计、绩效评价执行和绩效评价信息利用三个维度,总结基于“PV-4E”分析框架的现阶段公共服务供给财政项目绩效评价的现实差距。发现现阶段财政项目绩效评价存在的差距主要集中于三方面。一是财政项目绩效评价价值理念有待深化,表现为理念设计未聚焦于政府公信力的提升和评价指标构建设计呈现“三多三少”的特征。二是财政项目绩效评价操作过程科学性欠佳,表现为目标管理粗放,难以为绩效评价指标设计提供借鉴意义;信息意识缺乏,致使实务操作中信息化水平低下;指标关注不均衡,评价中对合规性指标关注较多;绩效评价机构建设不完善,市场导向缺失。三是财政项目绩效评价信息利用度有待提升,表现为绩效意识淡薄,信息需求动力未得到充分激发;绩效信息隐匿,信息缺乏公开度、透明度;绩效评价信息挖掘缺失,信息支撑作用难以彰显。最后,在现状运转描述和现实差距分析后,“借他山之石,琢己身之玉”,探讨中国财政项目绩效评价的优化路径。一方面,研究对美国绩效评价工具使用状况进行总结和分析,总结其经验,寻找对中国财政项目绩效评价的借鉴之处,主要包括:注重法治建设,寻找行政与法治平衡点以及注重多目标设置等方面。另一方面,研究回应我国财政项目绩效评价的发展要求,从价值导向提升、技术性优化和绩效评价信息深度利用等方面提出具体优化策略。具体包括:在价值导向提升方面,提出要构建公共价值导向的财政项目绩效评价理理念和构建多主体参与的财政项目绩效评价开展理念。在技术操作优化方面,提出优化财政项目绩效评价的项目选择、指标设计、技术使用和执业质量。在绩效评价信息的深度利用方面,提出创新财政项目绩效评价信息的利用机制,丰富财政项目绩效评价信息向提升治理效能的转换渠道和强化财政项目绩效评价利用的文化氛围等等。总之,开展财政项目绩效评价是提升公共服务供给绩效的十分有效的手段,是尝试用“工具——价值”双重属性的方法来实现对帕累托最优状态后的进一步推进。同时也看到,当前的财政项目绩效评价开展中,各个政府部门普遍聘请专家对公共支出的绩效进行评价,是一种值得肯定的进步,却不符合税收正义的完全受益原则,因为公共支出的效应应该由承担税负的民众而不是专家在密闭空间中来衡量。由此,要发展和完善现代财政制度,让民众来发挥民意表达和参与预算决策的作用,才是符合财政政治学理念的公共服务供给的治本之策。从逐步关注政府职能到“治本之策”的发展,其间财政项目绩效评价作为一项“工具——价值”双重属性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由此要在发挥其工具性作用的同时,提升财政项目绩效评价的价值性作用,而这也是财政政治学理论指导下财政项目绩效评价的关键优化路径选择。
费睿[7]（2020）在《县本级政府财政投入对教育经费绩效影响研究 ——以广东省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教育经费是教育发展的物质基础,绩效评价是对未来的投资。2012年至今,我国已连续八年实现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4%的目标。但随着内外环境变化及社会经济转型,单纯依据财政投入规模扩大来推动教育的发展难以为继,提高教育经费绩效,兑现“办人民满意的教育”的承诺势在必行。同时,在我国行政层级及教育财政投入体制中,县级政府承上启下,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基于区域经济的不平衡,以及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战略部署及顶层规划,探讨县本级财政投入与教育经费绩效的关系是绕不开的重大课题,具有现实必然性和迫切性。依据区域发展与教育发展、财政分权及支出绩效评价的理论方法,梳理我国教育经费投入体制与现状,采用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案例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在对三个代表性县（区）进行预研究的基础上,立足于国家教育发展规划目标与全面实施绩效管理的要求,作为层次分析法特例,构建包括财政能力、投入规模、投入结构等三项一级指标的县本级财政投入指标体系和包括决策论证、过程监管、目标实现、满意度等四项一级指标的教育经费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对2017年广东全121个县（市、区,当年行政区域数）教育经费绩效进行实证评价,并对财政投入与教育经费绩效关系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广东省整体教育经费绩效水平以及教育公众满意度不高;财政教育投入综合指数与教育经费绩效评分呈正相关,即一般而言,财政教育投入愈丰富的县（市、区）教育经费绩效也愈高,但公众教育满意度偏低且与财政教育投入水平不匹配,县级政府财政能力和财政教育投入规模与教育经费绩效正向相关,高中教育阶段财政投入占比越高教育经费绩效越高。上述结果的成因复杂,引发思考。从多因素交互作用的视域分析,主要在于:目前的财政体制要求县级政府承担重要的教育经费投入责任,但不同区域县级政府财力差异悬殊,虽然标尺式竞争及行政约束下能确保县级财政完成“任务目标”,但实际上不可持续,并衍生新的问题与矛盾。教育经费分配机制不合理、不完善造成教育经费分配结构的失衡,加大了教育发展的不平衡;县级政府财政效率制约教育经费使用效率;县级财政投入分化,优质基础教育供给不足与公众对教育产品的高期待形成落差,降低了公众教育满意度。这种现象如不加以改善,将影响教育产品的有效供给、教育均衡发展、教育可持续发展、公众对基础教育的认同感和满意度。财政绩效评价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论。从“工具—价值”视角,针对广东省教育发展在区域间存在明显差距,公众教育满意度偏低,各种结构性矛盾突出等问题。促进基础教育发展,追求教育经费绩效最大化,在增加财政投入的同时,应深化教育财政投入体制改革,以结构调整优化资源配置,重点关注欠发达县区及低收入阶层、城市外来人口的教育需求,提高教育经费精细化管理水平,依据实际情况,逐步实现财政支出责任上移,推动基础教育供给全国性均等化,等等。本文构建县本级财政投入指数与教育经费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从财政绩效评价及县本级财政的视域审视财政投入与教育经费绩效量化关系,并取得广东全省两万多样本的教育满意度调查数据库,力图在理念和数源上有所创新,同时提出驱动教育经费绩效最大化应改革投入体制,促使基础教育供给及财政支出责任上移。但基于抽样调查数源获取及统计数源不完整等限制,研究未能进行历史性比较,对实证结果诠释亦欠缺更系统的理论高度,这也是未来研究需重点关注的问题。
郭春媛[8]（2019）在《我国文物保护经费有效供给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文物保护经费是我国文物保护的基础,是文物事业发展的保障,经费能否充分、有效供给是社会对文物工作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我国一直实行文物保护经费政府供给,在中央、地方两级政府的共同关注下,文物保护经费在保护传承文化遗产,为公众提供公共文化服务,增强中央政府文物保护宏观调控能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2013年以来,我国文物保护经费供给遇到严峻挑战,基层文物保护经费严重不足,地方政府缺乏文物保护经费供给动力,企业和个人参与文物保护经费供给渠道不畅,公众对于文物保护工作的满意度不增反降,我国文物保护经费陷入供给不力、效率低下的困境。本文以文物保护经费供给为切入点,通过大量数据资料分析,修正文物保护经费供给体系存在问题,探讨文物保护经费有效供给途径,希望通过经费供给方式的调整解决基层文物保护困境,调动地方政府文物保护积极性,构建全社会共同参与文物保护的良好局面,满足公众对文物产品的供给需求。本文研究方法上选择公共财政理论做为研究文物保护经费供给的理论基础,以建国以来我国文物事业发展历程及趋势做为研究的现实依据,梳理文物保护经费供给情况,对照公共财政理论的公共性、有限性、公平性和效率原则,从文物保护经费供给规模、供给主体、供给结构、供给效率四个方面对文物保护经费供给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进行逐一论述,剖析文物保护经费供给与公共财政要求和我国文物事业发展不相适应的部分。文章收集整理了建国以来我国文物保护经费供给的数据资料,对长时段内经费供给数量及分配进行纵向对比,同时开展跨行业、跨国界的横向比较,使经费供给分析更具说服力。通过对比分析,对我国文物保护经费供给问题有了更为清醒的认知。文物保护经费供给受公共财政体制和文物事业发展双重影响,伴随我国公共财政体制改革日益深化和文物事业转型的影响,文物保护经费供给出现了明显的不适应,经费供给的调整滞后于财政体制演变步伐,滞后于文物事业发展脚步,直接导致文物保护产品供给与公众需求矛盾突显。主要表现为:文物保护经费供给总体规模不足,与我国庞大的文物资源数量不相匹配;经费供给主体单一,政府垄断式供给加重公共财政负担,限制了经费规模和公众参与程度;供给结构不合理,文物保护经费供给范围有限,对不同类型文物保护主体存在供给对象差异化,供给方向偏重于微观项目实施而忽视宏观调控,在文物资源分布及经济发展不同区域间明显供给不均衡的现状,与我国文物保护制度及事业发展现状不相适应;供给效率低下,文物保护经费投入效果缺乏考核标准,财政资金效率未得到充分体现等等。虽然不能将文物产品供给之成败完全归咎于经费供给制度,但经费供给背后所反映出来的是我们文物保护治理能力和水平的高低,经费做为撬动事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在其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文物保护经费供给存在的问题已经导致了文物保护产品供需矛盾,引发了公众对文物保护产品供给现状的不满。解决文物保护经费供给,成为我国文物保护事业发展现阶段面临的关键环节。“以政控财,以财行政”,要解决文物保护产品供给问题,必须透过经费解决行政管理领域需要改进的环节,通过经费供给制度的调整转变管理行为,学会以经费为杠杆发挥文物保护职能,最终实现对文物保护产品的充分有效供给。文物主管部门要从具体审批事项中超脱出来,转而关注文物管理政策研究和文物保护经费制度设计,调动全社会积极性,共同参与文物保护。为此一要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文物产品供给主体多元化,根据文物保护产品的不同类型,合理确定政府、企业、公益组织不同供给主体,形成政府公共财政引导型供给为主导,企业、个人资本参与型供给为补充,公益组织志愿型供给为辅助的多元化供给体系;二要多方供给,扩大文物保护经费供给规模,调动政府、企业、公益组织及文博单位自身优势,探索多方供给模式;三要事权财政一致,优化文物保护经费供给结构,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文物保护事权并建立与之相匹配的财权,建立第三方对文物部门支持的工作机制;四要加强制度建设,推进经费供给行为规范化,完善经费供给法制和标准建设;五要提升治理能力,增强文物保护经费供给效率,适应新形势我国文物保护事业的发展趋势和公众需求,提升文物保护工作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实现文物保护经费供给规范化,为文物产品的充分有效供给提供保障。本文的创新之处有四:一是运用公共财政理论分析文物保护经费供给,为研究寻找到明确的理论基础;二是从供给规模、供给主体、供给结构、供给效率四个角度分析文物保护经费供给现状及问题,构建出文物保护经费供给分析的系统框架;三是提出了新的中央与地方文物保护事权划分标准并以此构建事权财权一致的管理模式,即将现有的以属地管理为原则的事权划分体系,调整为以所承担的工作内容为原则的新型事权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与之相匹配的财权;四是提出建立省级以下文物保护经费转移支付制度,解决基层文物保护经费困境。文物保护经费供给事关我国文物事业发展大计,是国家文物事业发展政策的体现,有效的经费供给对于满足公众对文物保护产品的需求、提升文物行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开创我国文物保护事业的新局面都将产生重要的影响。
于晨[9]（2019）在《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研究》文中指出职业教育的“跨界”属性,促使校企合作政策成为改革开放后我国职业教育领域的代表性政策。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成效与走向,对我国职业教育办学育人水平的稳定与提升,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以回顾总结政策变迁历程为契机,准确认识和系统把握政策变迁的动力机制,是实现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合理有序变迁的基本前提。本研究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及其变迁历程”为研究对象,遵循描述性研究、解释性研究与规范性研究相结合的工作思路,坚持宏观层面方法论与微观层面分析技术的协同运用,在对政策演进历史分期、主要特征进行归纳总结的基础上,阐释分析政策变迁的动力机制及其作用条件,并据此提出若干优化政策变迁路径的对策建议。改革开放后四十年间,国家政策实践在不同时期分别呈现出三种“范式”:从上世纪末之前国家总体性控制下校企一体共生的行政推动,到本世纪第一个十年间与职业教育结构调整相伴随的促校联企改革攻坚,再到当前以校企一体化办学、多元协同共治为核心的国家制度探索。不同政策范式对于如何看待校企双方的角色定位,以及如何稳定与密切校企合作关系,均存在显着的差异。以上述政策范式变化为依据,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即1978年至1998年间的“校附行企、一体共生”阶段;1998年至2010年间的“校主企辅、促校联企”阶段;2010年至今的“校企同主、多元共治”阶段。不同阶段政策在类别形态、要素构成和变革强度等方面,呈现出由纲领性、散点式政策条文向系统与专门化政策体系发展,由权威命令与系统变革工具为主向多元工具协同应用转变,由依附共生范式变革后的渐进性调整向双主协同范式演进的特征。政策的产生及调整,归根结底是身为政策制定者的政府部门所作出的抉择。政府作出相应抉择的动力,一方面源自其所处环境的压力机制,另一方面则源自其自身的能动机制。长期以来,不同学者分别从上述两类机制入手,形成了社会中心论与国家中心论两种差异化的政策变迁解析路径。本研究综合运用政策网络、政策（政府）过程、新制度主义等多学科理论,基于“制度—场域—行动者”的辩证视角,构建政策变迁的“场域—学习”解释分析框架。该框架将“政策制定与执行场域”、“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确立为核心解析变量,力求从中央政府职业教育管理部门所处环境的压力机制及其自身的能动机制层面,系统探讨政策变迁的动力机制及其作用条件,从而实现国家中心论与社会中心论两种差异化解析路径的有机整合。通过应用该框架,本研究发现,在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结构性因素和行动者能动性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政、行、企、校等各类关键行动者（公私组织）之间,因“权威”、“资金”、“信息”、“组织”、“合法性”等资源的彼此依赖而形成特定的相互作用关系,从而构成“政—政”、“政—行”两个政策制定场域和“央—地”、“企—校”两个政策执行场域。“政—政”制定场域涉及国务院系统内教育行政部门与其他职能部门之间的协同决策关系。“政—行”制定场域涉及国务院职业教育管理部门（主要是教育行政部门）与国家行业管理中介机构之间的分级决策或合作治理关系。上述政策制定场域的运作与变革主要受到国家行政管理、社会治理等制度的影响。“央—地”执行场域涉及中央政府（国务院职业教育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权、事权关系。“企—校”执行场域涉及各类企业与中高职院校之间的办学合作关系。上述政策执行场域的运作与变革,主要受到国家税收分配、财政支付、产业经济、教育行政、劳动就业等制度的影响。政策制定与执行场域的持续运作与深刻变革,会对中央职能部门的决策与行为产生特定的压力机制,并引发校企合作政策在形态类别设置、工具选择运用乃至范式层面不断发生变迁。与此同时,作为具有自主能动性的“国家行动者”和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中央职能部门在特定制度结构性因素和场域关系性因素的影响下,会基于自身的角色定位与目标偏好,主动开展先期循证性学习、局部试验性学习、事后改进性学习,以引导和持续推动国家政策创新发展。这种中央职能部门的能动机制,为校企合作政策过程附加了源源不断的作用力,将国家政策实践限定在中央可控范围之内,并确保其始终具备旺盛的变革驱动力与发展调适力。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优化路径的择定,必须高度关注上述影响政策场域运作变革、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的主客观条件。国家应通过必要的制度设计,引导政策场域的有序运作与良性变革,并完善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的组织程序。具体对策建议包括:强化全国人大与政协的顶层设计权能;优化中央跨部门协同决策的组织机制;保持中央财政资金的引导与扶持效力;完善全国性行业协会的社会中介职能;健全校企命运共同体的配套制度供给;破解局部试验性学习开展的现实瓶颈。
仇磊[10]（2019）在《公众视角下审计结果公告对反腐认知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腐败是权力滥用的外在表征,是阻碍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障碍。它不是仅仅存在于一个时期抑或是一个地区,而是遍布于全球各个地区、各个时代。十九大报告中,习总书记要求“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改革审计管理体制”“把党内监督同国家机关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贯通起来”,形成统一的监督体系,打好反腐倡廉新战役,因而政府审计工作在国家腐败治理体系中也愈发重要。审计结果公告作为政府审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传播效果与认知作用却是一个极其重要而又容易被忽视的问题,所以本文从公众认知角度出发,研究审计结果公告的认知影响效应,总结审计结果公告传播行为存在的不足,以此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在文献综述部分,本文梳理了关于审计结果公告的研究文献,包括审计结果公告质量与影响、审计结果公告信息传播的影响因素及传播作用两方面;对公众反腐的研究文献也进行了研究,包括社会公众参与反腐的制度建设与作用以及社会公众反腐认知两方面。同时,本文对关键概念进行界定,并梳理了社会主义反腐理论、信息认知理论。之后,本文探索了审计结果公告对反腐认知的影响框架,即审计结果公告内容对反腐认知的影响、审计结果公告行为对反腐认知的影响两条影响路径。紧接着,本文利用前后对照实验研究了审计结果公告内容对反腐认知的影响,发现审计结果公告对反腐认知存在显着影响,其中审计评价信息对反腐资源支配能力认知存在负向影响;审计发现信息对反腐工作履行认知与反腐工作成果认知存在负向影响;审计整改信息对腐败惩治力度认知存在正向影响,对腐败损失挽回认知存在负向影响。通过案例本文研究了审计结果公告行为对反腐认知的影响,发现目前审计机关的公告行为仍存在缺乏公告解读,公告时效性低等问题,加剧了审计结果公告信息认知影响的负面效应,亟需解决。最后本文总结了本文的主要结论,并从公告内容与公告行为两个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本文可能存在的创新点在于,从信息受众--社会公众的角度出发,对反腐认知的影响效果进行研究,来发现审计结果公告传播存在的不足,并以此来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二、对中央专项资金审计的尝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对中央专项资金审计的尝试（论文提纲范文）
（1）省级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绩效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的意义 |
| 1.2 研究目的与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对象 |
| 1.2.3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思路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思路 |
| 1.3.3 研究技术路线图 |
| 2 文献综述 |
| 2.1 关于绩效管理与绩效评价的研究 |
| 2.1.1 关于绩效管理的研究 |
| 2.1.2 关于绩效评价的研究 |
| 2.2 关于绩效评价体系与方法的研究 |
| 2.2.1 关于绩效评价体系的研究 |
| 2.2.2 关于绩效评价方法的研究 |
| 2.3 关于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 |
| 2.3.1 关于评价指标选取原则的研究 |
| 2.3.2 关于评价指标体系方法的研究 |
| 2.4 关于彩票公益金的研究 |
| 2.4.1 关于彩票公益金管理的研究 |
| 2.4.2 关于彩票公益金制度的研究 |
| 2.4.3 关于彩票公益金使用的研究 |
| 2.4.4 关于彩票公益金审计的研究 |
| 2.4.5 关于彩票公益金绩效评价的研究 |
| 2.5 本章小结 |
| 3 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绩效评价的理论基础 |
| 3.1 相关概念界定 |
| 3.1.1 绩效管理与绩效评价的一般分析 |
| 3.1.2 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绩效评价的一般分析 |
| 3.2 研究的理论基础 |
| 3.2.1 新公共管理理论 |
| 3.2.2 公共财政绩效管理理论 |
| 3.2.3 “5E”理论 |
| 3.2.4 成本效益分析理论 |
| 3.2.5 程序理论评价 |
| 3.3 本章小结 |
| 4 我国体育彩票公益金管理与使用现状 |
| 4.1 我国体育彩票公益金管理体系 |
| 4.1.1 管理政策 |
| 4.1.2 管理体制 |
| 4.2 我国体育彩票公益金筹集情况 |
| 4.2.1 销售情况 |
| 4.2.2 筹集情况 |
| 4.3 我国体育彩票公益金分配情况 |
| 4.3.1 分配政策 |
| 4.3.2 中央分配 |
| 4.3.3 地方分配 |
| 4.4 我国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情况 |
| 4.4.1 中央集中使用 |
| 4.4.2 体育总局使用 |
| 4.4.3 地方部门使用 |
| 4.5 我国体育彩票公益金的使用成效评析 |
| 4.5.1 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的贡献 |
| 4.5.2 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的特点 |
| 4.5.3 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存在的问题 |
| 4.6 本章小结 |
| 5 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绩效评价的系统构建 |
| 5.1 绩效评价体系的框架结构 |
| 5.1.1 绩效评价体系的系统分析 |
| 5.1.2 绩效评价体系的总体框架 |
| 5.2 绩效评价体系构建的指导原则 |
| 5.3 绩效评价体系的目标 |
| 5.3.1 目标的含义 |
| 5.3.2 目标的重要性 |
| 5.3.3 目标管理的意义 |
| 5.4 绩效评价体系的层次结构 |
| 5.5 绩效评价体系的制度体系 |
| 5.5.1 绩效评价的法律规范 |
| 5.5.2 绩效评价的制度规范 |
| 5.6 绩效评价体系的组织体系 |
| 5.6.1 绩效评价的主客体界定 |
| 5.6.2 绩效评价的工作范围 |
| 5.6.3 绩效评价的工作程序 |
| 5.7 绩效评价体系的标准体系 |
| 5.7.1 评价标准分类 |
| 5.7.2 评价等级划分 |
| 5.8 绩效评价体系的方法体系 |
| 5.8.1 绩效评价方法概述 |
| 5.8.2 德尔菲法 |
| 5.8.3 文本分析法 |
| 5.8.4 系统综述法 |
| 5.8.5 模糊综合评价法 |
| 5.8.6 机器学习法 |
| 5.9 绩效评价结果的应用 |
| 5.10 本章小结 |
| 6 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6.1 预选评价指标集的构建 |
| 6.1.1 文本的纳入 |
| 6.1.2 文本分析步骤 |
| 6.1.3 结果分析 |
| 6.2 第一轮专家调研 |
| 6.2.1 调查问卷形成 |
| 6.2.2 专家团队选择 |
| 6.2.3 专家咨询结果 |
| 6.2.4 专家意见汇总 |
| 6.3 第二轮专家调研 |
| 6.3.1 调查问卷修改 |
| 6.3.2 专家咨询结果 |
| 6.3.3 专家积极系数和权威系数 |
| 6.4 指标权重确认 |
| 6.5 本章小结 |
| 7 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绩效评价实证研究 |
| 7.1 省级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绩效评价实证研究 |
| 7.2 长三角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绩效评价实证研究 |
| 7.3 本章小结 |
| 8 基于机器学习模型的实证分析 |
| 8.1 机器学习概述及使用意义 |
| 8.2 实证数据概览 |
| 8.3 非监督学习下的聚类算法及实证分析 |
| 8.4 监督学习下相关回归模型与实证分析 |
| 8.4.1 线性岭回归模型 |
| 8.4.2 支持向量机回归模型 |
| 8.4.3 决策树回归及树相关的模型 |
| 8.5 本章小结 |
| 9 结论与建议 |
| 9.1 论文主要结论 |
| 9.1.1 梳理了体育彩票公益金管理与使用现状 |
| 9.1.2 规划了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绩效评价的系统构建 |
| 9.1.3 构建了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
| 9.1.4 确定了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绩效评价各级指标权重 |
| 9.1.5 评估了省级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绩效 |
| 9.1.6 探索了基于机器学习的科学评价延展性 |
| 9.2 对策与建议 |
| 9.2.1 政策制度层面:完善顶层设计、形成法制体系 |
| 9.2.2 意识认识层面:加大宣传力度、形成共同认识 |
| 9.2.3 资金管理层面:明确责权分工、形成科学机制 |
| 9.2.4 资金分配层面:合理使用资金、科学分配方式 |
| 9.2.5 绩效评价层面:健全评价体系、完善指标体系 |
| 10 创新、局限与展望 |
| 10.1 创新之处 |
| 10.1.1 研究选题与视角的创新 |
| 10.1.2 框架系统和指标体系的创新 |
| 10.1.3 发展预测的创新 |
| 10.2 研究的局限性 |
| 10.2.1 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实践性 |
| 10.2.2 绩效评价数据获取的全面性 |
| 10.3 进一步研究的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件1:专家咨询评议表(第一轮) |
| 附件2:专家咨询评议表(第二轮) |
| 附件3:专家访谈提纲 |
| 附件4:机器学习与建模相关代码 |
| 附件5:学习经历与科研经历 |
（2）中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决算差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的提出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目标与思路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思路 |
| 1.3 研究内容、框架及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1.4.1 预决算差异 |
| 1.4.2 预算调整差异和执行差异 |
| 1.4.3 预决算差异度 |
| 1.5 本文创新与不足 |
| 1.5.1 本文研究创新 |
| 1.5.2 本文研究不足 |
| 2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 2.1 预决算差异的文献综述 |
| 2.1.1 国外文献研究综述 |
| 2.1.2 国内文献研究综述 |
| 2.1.3 文献评述 |
| 2.2 预决算支出差异分析的理论基础 |
| 2.2.1 委托代理理论 |
| 2.2.2 官僚预算最大化理论 |
| 2.2.3 晋升竞争理论 |
| 2.2.4 政府预算管理相关理论 |
| 3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决算差异的典型事实分析 |
| 3.1 一般公共预算管理的制度现状分析 |
| 3.1.1 预算编制的制度现状 |
| 3.1.2 预算执行的制度现状 |
| 3.1.3 决算审查的制度现状 |
| 3.1.4 结转结余的制度现状 |
| 3.1.5 其它相关制度现状 |
| 3.2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决算差异的整体特征分析 |
| 3.2.1 全国层面 |
| 3.2.2 中央与地方层面 |
| 3.2.3 省级层面 |
| 3.2.4 部门预算层面 |
| 3.3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决算差异的结构特征分析 |
| 3.3.1 全国层面 |
| 3.3.2 中央与地方层面 |
| 3.3.3 省级层面 |
| 3.4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决算差异的区域特征分析 |
| 3.5 中国预决算差异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
| 3.5.1 法律体系尚不完善,立法层级不够高 |
| 3.5.2 制度建设缺乏系统性,调整差异较大 |
| 3.5.3 公共决策与预算衔接不畅 |
| 3.5.4 部门自由裁量权缺乏有效约束 |
| 3.5.5 预算管理不完善,预算执行监管不到位 |
| 3.5.6 约束机制不健全,未充分纳入绩效管理 |
| 3.6 本章小结 |
| 4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决算差异的属性分析及成因研究 |
| 4.1 预决算差异的属性分析 |
| 4.1.1 普遍性 |
| 4.1.2 不可预知性 |
| 4.1.3 非对称性 |
| 4.1.4 成因的多样性 |
| 4.1.5 适度性 |
| 4.2 中国预决算差异的基本判断 |
| 4.3 预决算差异的分析框架及影响因素分析 |
| 4.3.1 技术因素 |
| 4.3.2 制度因素 |
| 4.3.3 政策因素 |
| 4.3.4 经济因素 |
| 4.3.5 管理因素 |
| 4.3.6 主体互动因素 |
| 4.4 预决算差异管理的客观定位 |
| 4.5 本章小结 |
| 5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决算差异的主体博弈分析 |
| 5.1 预决算差异的主体博弈概述 |
| 5.2 预算编制:支出部门与财政部门之间的博弈 |
| 5.2.1 支出部门与财政部门的完全信息静态博弈 |
| 5.2.2 部门预算编制的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 |
| 5.2.3 不完全信息两期序贯博弈(部门预算博弈策略) |
| 5.3 预算编制:支出部门之间的博弈 |
| 5.3.1 博弈特点 |
| 5.3.2 策略空间 |
| 5.3.3 模型的建立与推导 |
| 5.3.4 均衡分析 |
| 5.4 预算监督:支出部门与监督部门之间的博弈 |
| 5.4.1 博弈特点 |
| 5.4.2 策略空间 |
| 5.4.3 模型的建立与推导 |
| 5.4.4 均衡分析 |
| 5.5 影响因素分析与政策启示 |
| 5.5.1 主体博弈因素分析 |
| 5.5.2 政策启示 |
| 6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决算差异影响因素实证检验分析 |
| 6.1 回归模型设定 |
| 6.1.1 静态面板模型 |
| 6.1.2 动态面板模型 |
| 6.2 变量与数据来源说明 |
| 6.3 预决算差异影响因素的实证结果 |
| 6.4 预算调整差异和执行差异成因的实证结果 |
| 6.5 时空异质性分析 |
| 6.5.1 地区异质性分析 |
| 6.5.2 时间异质性分析 |
| 6.6 稳健性检验 |
| 6.7 本章小结 |
| 7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决算差异成因的贡献度分解 |
| 7.1 测度贡献度的基本原理 |
| 7.1.1 基于R~2的贡献度指标——夏普利值分解 |
| 7.1.2 基于方差分解和均值分解的MQ指数 |
| 7.2 预决算差异的贡献度分解 |
| 7.2.1 基于R~2的贡献度指标 |
| 7.2.2 基于方差分解和均值分解的MQ指数 |
| 7.3 预决算差异贡献度的内部动态分析 |
| 7.3.1 基于R~2的贡献度指标 |
| 7.3.2 基于方差分解和均值分解的MQ指数 |
| 7.4 时空异质性分析 |
| 7.4.1 地区异质性分析 |
| 7.4.2 时间异质性分析 |
| 7.5 调整差异和执行差异的主要成因 |
| 7.5.1 调整差异的成因分析 |
| 7.5.2 执行差异的成因分析 |
| 7.6 本章小结 |
| 8 预决算差异的国际比较研究 |
| 8.1 美国 |
| 8.1.1 美国联邦政府支出预决算差异状况 |
| 8.1.2 美国预决算差异管理实践 |
| 8.2 日本 |
| 8.2.1 日本财政支出预决算差异状况 |
| 8.2.2 日本预决算差异管理实践 |
| 8.3 法国 |
| 8.3.1 法国财政支出预决算差异状况 |
| 8.3.2 法国预决算差异管理实践 |
| 8.4 国际经验及启示 |
| 8.4.1 健全法律体系,提高预算法治化水平 |
| 8.4.2 预算编制科学精细,预算执行规范有序 |
| 8.4.3 严控预算调整,强化监督问责 |
| 8.4.4 预算信息充分公开,提高预算管理透明度 |
| 9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研究结论 |
| 9.2 预决算差异管理的基本原则 |
| 9.2.1 坚持预算法定原则 |
| 9.2.2 坚持问题导向原则 |
| 9.2.3 坚持权责一致原则 |
| 9.2.4 坚持系统观念 |
| 9.3 相关政策建议 |
| 9.3.1 加强财政预算法治化建设 |
| 9.3.2 加强统筹协调,推动各项制度有效衔接 |
| 9.3.3 提高预算编制科学性,降低预算调整差异 |
| 9.3.4 增强预算执行规范性,严控预决算执行差异 |
| 9.3.5 完善预算监督约束体系 |
| 9.3.6 预决算差异充分纳入绩效管理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2016-2019年中央部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决算差异情况(59个部门) |
| 附录二:各国预算和决算相关数据 |
| 博士研究生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3）贫困县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效应评价及其优化（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论文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创新之处与研究不足 |
| 1.3.1 创新之处 |
| 1.3.2 研究不足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关于贫困县脱贫的相关研究 |
| 2.2 关于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效应的相关研究 |
| 2.3 关于贫困县财政涉农资金整合的相关研究 |
| 2.4 文献述评 |
| 第3章 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效应的理论分析 |
| 3.1 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效应的界定 |
| 3.1.1 财政涉农资金的范围 |
| 3.1.2 财政涉农资金整合的内容 |
| 3.1.3 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效应的理解 |
| 3.2 财政涉农资金整合的理论依据 |
| 3.2.1 公共产品理论 |
| 3.2.2 财政分权理论 |
| 3.2.3 公共预算理论 |
| 3.3 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效应的传导机理 |
| 3.3.1 财政涉农资金整合对农业产出的传导路径 |
| 3.3.2 财政涉农资金整合对农民收入的传导路径 |
| 第4章 财政涉农资金整合的政策变迁与实施情况 |
| 4.1 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政策的演变历程 |
| 4.1.1 地方自主探索阶段:2005-2012年 |
| 4.1.2 区域性整体推进阶段:2013年至今 |
| 4.2 财政涉农资金的配置情况 |
| 4.2.1 整体概况 |
| 4.2.2 农业发展财政资金的配置情况 |
| 4.2.3 农民脱贫增收财政资金的配置情况 |
| 4.3 贫困县财政涉农资金整合的政策规定与典型案例 |
| 4.3.1 贫困县发展概况 |
| 4.3.2 贫困县财政涉农资金整合的政策规定 |
| 4.3.3 贫困县财政涉农资金整合的典型案例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贫困县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效应的实证分析——基于双重差分模型 |
| 5.1 研究假设与模型构建 |
| 5.1.1 研究假设 |
| 5.1.2 双重差分模型构建 |
| 5.2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5.2.1 变量选取 |
| 5.2.2 数据来源 |
| 5.3 实证分析与稳健性检验 |
| 5.3.1 描述性统计 |
| 5.3.2 对农业产出的效应 |
| 5.3.3 对农民收入的效应 |
| 5.3.4 稳健性检验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贫困县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效应传导机制的实证分析——基于中介效应模型 |
| 6.1 研究假设与模型构建 |
| 6.1.1 研究假设 |
| 6.1.2 中介效应模型构建 |
| 6.2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6.2.1 中介变量选取 |
| 6.2.2 数据来源 |
| 6.3 实证分析与稳健性检验 |
| 6.3.1 描述性统计 |
| 6.3.2 农业产出的传导效应 |
| 6.3.3 政府间财政关系的传导效应 |
| 6.3.4 地方财政涉农支出的传导效应 |
| 6.3.5 稳健性检验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政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
| 7.1 主要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展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与奖励情况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基于种植大户行为的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1 农业面源污染影响因素研究 |
| 1.3.2 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研究 |
| 1.3.3 化肥面源污染防治与农户行为研究 |
| 1.3.4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4 研究的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框架 |
| 1.4.3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点 |
| 2 概念界定与基础理论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种植大户 |
| 2.1.2 化肥面源污染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行为经济理论 |
| 2.2.2 生态平衡理论 |
| 2.2.3 农业政策及外部性理论 |
| 2.2.4 农户行为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3 化肥面源污染与治理现状及防治政策演进 |
| 3.1 化肥施用特征概况 |
| 3.1.1 化肥施用量及施用强度 |
| 3.1.2 化肥施用结构对比分析 |
| 3.1.3 内部施用均衡度对比 |
| 3.2 化肥施用时空特征分析 |
| 3.2.1 研究方法 |
| 3.2.2 化肥施用空间分布情况分析 |
| 3.2.3 空间冷热点分析 |
| 3.3 我国化肥面源污染产生的影响 |
| 3.3.1 河流水体污染表现 |
| 3.3.2 湖泊(水库)水体污染表现 |
| 3.3.3 土地土壤污染表现 |
| 3.3.4 农业废弃物污染表现 |
| 3.4 化肥施用减量空间分析 |
| 3.4.1 分析方法 |
| 3.4.2 化肥施用效率测度 |
| 3.4.3 化肥施用减量空间 |
| 3.5 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演进与归纳 |
| 3.5.1 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演进 |
| 3.5.2 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汇总 |
| 3.6 我国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存在的问题 |
| 3.6.1 政策缺乏前瞻性且手段单一 |
| 3.6.2 政策扶持力度薄弱 |
| 3.6.3 化肥面源污染数据管理水平低 |
| 3.6.4 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落地难 |
| 3.6.5 盲目追求化肥减排量化目标 |
| 3.7 本章小结 |
| 4 问卷设计、描述性统计及有效性检验 |
| 4.1 问卷设计与调查 |
| 4.1.1 问卷设计 |
| 4.1.2 问卷调查 |
| 4.2 测量变量问项设计及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2.1 测量变量问项设计 |
| 4.2.2 测量变量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3 测量量表的信度检验 |
| 4.3.1 种植大户认知测量量表的信度检验 |
| 4.3.2 种植大户政策采纳意愿测量量表的信度检验 |
| 4.3.3 种植大户施肥行为测量量表的信度检验 |
| 4.4 测量量表的效度检验 |
| 4.4.1 种植大户施肥行为测量量表的信度检验 |
| 4.4.2 种植大户政策采纳意愿测量量表的效度检验 |
| 4.4.3 种植大户施肥行为测量量表的效度检验 |
| 4.5 本章小结 |
| 5 种植大户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采纳的路径分析 |
| 5.1 研究方法 |
| 5.1.1 结构方程模型的概念 |
| 5.1.2 模型适配度指标选择 |
| 5.2 种植大户认知、经济政策采纳意愿与行为的路径分析 |
| 5.2.1 政策认知对经济政策采纳意愿的路径结果 |
| 5.2.2 污染认知对经济政策采纳意愿的路径结果 |
| 5.2.3 经济政策采纳意愿对施肥行为的路径结果 |
| 5.2.4 污染认知、经济政策采纳意愿与施肥行为的路径结果 |
| 5.2.5 认知、经济政策采纳意愿与施肥行为的路径结果 |
| 5.3 种植大户认知、惩罚政策采纳意愿与行为的路径分析 |
| 5.3.1 污染认知对惩罚政策采纳意愿的路径结果 |
| 5.3.2 惩罚政策采纳意愿对施肥行为的路径结果 |
| 5.3.3 污染认知、惩罚政策采纳意愿与施肥行为的路径结果 |
| 5.3.4 认知、惩罚政策采纳意愿与施肥行为的路径结果 |
| 5.4 种植大户污染认知、辅助政策采纳意愿与施肥行为的路径分析 |
| 5.4.1 辅助政策采纳意愿对施肥行为的路径结果 |
| 5.4.2 污染认知、辅助政策采纳意愿与施肥行为的路径结果 |
| 5.5 本章小结 |
| 6 基于相关者利益特征的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制定博弈 |
| 6.1 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利益相关者分类 |
| 6.1.1 种植大户 |
| 6.1.2 政府 |
| 6.1.3 外部利益群体 |
| 6.2 利益相关者利益特征分析 |
| 6.2.1 种植大户利益特征 |
| 6.2.2 非农社会性主体利益特征 |
| 6.2.3 央地政府利益特征 |
| 6.3 化肥面源污染防控政策制定博弈模型建构 |
| 6.3.1 博弈模型假设 |
| 6.3.2 种植大户与央地政府博弈模型 |
| 6.3.3 种植大户与非农外部利益群体博弈模型 |
| 6.4 不同治理模式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博弈分析 |
| 6.4.1 治理成本最优决策分析逻辑 |
| 6.4.2 整体收益最优决策分析逻辑 |
| 6.4.3 基于外部性的决策分析逻辑 |
| 6.5 本章小结 |
| 7 国外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经验借鉴 |
| 7.1 美国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的经验 |
| 7.1.1 建构污染防治法律体系 |
| 7.1.2 重点区域划分治理模式 |
| 7.1.3 探索污染多元防治机制 |
| 7.1.4 丰富立体防治政策组合 |
| 7.2 以色列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的经验 |
| 7.2.1 节水政策主导型污染防治 |
| 7.2.2 多职能部门协同治理模式 |
| 7.2.3 多类型政策交互覆盖机制 |
| 7.2.4 产研财政联动式投入模式 |
| 7.3 欧盟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的经验 |
| 7.3.1 命令控制型法律法规格局 |
| 7.3.2 共同政策中心型治理逻辑 |
| 7.3.3 有机农业效用最优化模式 |
| 7.3.4 市场激励与政策调控融合 |
| 7.4 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制定经验的国际启示 |
| 7.4.1 关注法律法规的防治先导性 |
| 7.4.2 以科技手段为污染防治支撑 |
| 7.4.3 培育规模生产主体发挥带头作用 |
| 7.4.4 探索数据技术导向防治路径 |
| 7.5 本章小结 |
| 8 基于种植大户行为的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制定及保障措施 |
| 8.1 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改进 |
| 8.1.1 制定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组合 |
| 8.1.2 推进财税协同化肥面源污染防治 |
| 8.1.3 制定多效化肥减量与有机肥补贴 |
| 8.1.4 政企合作参与化肥面源污染防治 |
| 8.1.5 收紧化肥面源污染防治监督口径 |
| 8.2 基于种植大户行为的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方案设计 |
| 8.2.1 条件式大户化肥污染防治激励方案 |
| 8.2.2 层级累进大户有机肥补贴激励方案 |
| 8.2.3 产研联动式大户面源污染防治方案 |
| 8.2.4 政农协同式大户面源污染防治方案 |
| 8.3 基于种植大户行为的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制定保障措施 |
| 8.3.1 政策设计端严控化肥面源污染防治 |
| 8.3.2 化肥面源污染政策执行端组织保障 |
| 8.3.3 肥料施用创新及现代数据技术保障 |
| 8.3.4 化肥面源污染防治资金端支持保障 |
| 8.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 附录2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 东北林业大学 博士学位论文修改情况确认表 |
（5）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政府责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政府责任的学理基础 |
| (一)法理学基础:社会保险权利 |
| (二)保险学基础:社会共济机制 |
| (三)经济学基础:国家干预理论 |
| 二、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政府责任解构 |
| (一)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政府责任履行的功效分析 |
| (二)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政府责任配置的宏观分析 |
| (三)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政府责任配置的微观分析 |
| 三、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政府责任配置的制度局限 |
| (一)政府调剂责任定位模糊 |
| (二)政府责任分置不够明晰 |
| (三)政府监管责任有待加强 |
| 四、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政府责任优化重构的法律路径 |
| (一)革新理念:定位政府调剂责任 |
| (二)规范立法:增强顶层设计效用 |
| (三)优化管理:实现责任分置管理 |
| (四)强化监督:系统内外共同监督 |
| (五)奖惩得当:增强地方的积极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期间参加的项目和发表的论文 |
（6）公共服务供给视角下的财政项目绩效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一、以顾客为导向的新公共管理观念的风靡 |
| 二、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政策背景 |
| 三、中国经济新常态加剧现代财政制度建立的紧迫性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第三节 研究的相关概念界定 |
| 一、公共服务 |
| 二、财政项目绩效评价 |
| 第四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公共服务供给的研究进展 |
| 二、财政项目绩效评价研究的主题和观点 |
| 三、国内外研究评价 |
| 第五节 研究思路、内容与框架、研究方法、创新点及不足 |
| 一、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研究框架 |
| 二、论文研究方法 |
| 三、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二章 财政项目绩效评价的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财政项目绩效评价的理论渊源 |
| 一、政府治理基础理论 |
| 二、经济学理论渊源 |
| 三、财政政治学解释 |
| 第二节 财政项目绩效评价治理模型的现实和理论依据 |
| 一、现实依据 |
| 二、理论依据 |
| 第三节 财政项目绩效评价治理模型的构建 |
| 一、财政项目绩效评价治理模型的“PV-4E”分析框架要素 |
| 二、财政项目绩效评价治理模型的实现机制 |
| 三、财政项目绩效评价治理模型的构成 |
| 第四节 财政项目绩效评价治理模型的内涵分析 |
| 一、理论内涵 |
| 二、优势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财政项目绩效评价的发展——基于政策文本的分析 |
| 第一节 中国财政项目绩效评价的历史进程 |
| 一、计划经济时期的财政收支平衡考核阶段 |
| 二、改革开放后的财政项目投资评审阶段 |
| 三、财政项目绩效评价试点阶段 |
| 四、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阶段 |
| 第二节 中国财政项目绩效评价的发展特征 |
| 一、政策文本的数据选择 |
| 二、中国财政项目绩效评价政策发文特征 |
| 三、中国财政项目绩效评价的推进内容 |
| 第三节 中国财政项目绩效评价管理机构的职能特征 |
| 一、绩效评价中财政部门作用描述的必要性 |
| 二、省级财政部门绩效评价管理机构组建方式 |
| 三、财政项目绩效评价治理机构核心职能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财政项目绩效评价的现实运作——基于S省项目资金的绩效评价研究 |
| 第一节 案例选择缘由及概况 |
| 一、项目选择缘由 |
| 二、项目基本情况 |
| 第二节 财政项目绩效评价中指标体系设计 |
| 一、指标构建原则 |
| 二、指标设计 |
| 三、指标效度与信度 |
| 第三节 财政项目绩效评价执行过程 |
| 一、评价流程 |
| 二、评价方法 |
| 三、现场评价的实施 |
| 第四节 财政项目绩效评价的结果评估 |
| 一、财政项目绩效评价的赋分和评等 |
| 二、财政项目绩效评价的问题反馈 |
| 第五节 权责关系与关键环节:财政项目绩效评价的重点 |
| 一、财政项目绩效评价实践中的程序设计 |
| 二、财政项目绩效评价实践中的权责关系 |
| 三、财政项目绩效评价实践中的关键环节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财政项目绩效评价的现实差距——基于“PV-4E”框架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财政项目绩效评价治理中的“PV-4E”框架分析路径 |
| 一、“PV-4E”框架的分析价值 |
| 二、“PV-4E”框架的分析路径 |
| 第二节 数据收集与分析过程 |
| 一、研究设计与文本选择 |
| 二、文本情况简述 |
| 三、数据分析过程 |
| 第三节 财政项目绩效评价的现实差距分析 |
| 一、财政项目绩效评价价值理念有待深化 |
| 二、财政项目绩效评价操作过程科学性欠佳 |
| 三、财政项目绩效评价信息利用度有待提升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财政项目绩效评价的优化路径 |
| 第一节 它山之石:美国绩效评价工具的操作经验 |
| 一、美国绩效评价的主要工具及其特征 |
| 二、美国绩效评价工具的治理经验 |
| 三、美国经验对我国财政项目绩效评价的启示 |
| 第二节 财政项目绩效评价的价值导向提升 |
| 一、价值导向提升原则 |
| 二、面向新时代的财政项目绩效评价价值理念深化路径 |
| 第三节 财政项目绩效评价的技术优化 |
| 一、优化财政项目绩效评价的项目选择 |
| 二、优化财政项目绩效评价的指标设计 |
| 三、优化财政项目绩效评价的技术性操作 |
| 四、优化财政项目绩效评价的执业质量 |
| 第四节 财政项目绩效评价信息的深度利用 |
| 一、创新财政项目绩效评价信息的利用机制 |
| 二、丰富财政项目绩效评价信息向提升治理效能的转换渠道 |
| 三、强化财政项目绩效评价利用的文化氛围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第一节 研究的主要结论 |
| 一、财政项目绩效评价的分析框架 |
| 二、财政项目绩效评价的发展进程 |
| 三、财政项目绩效评价的现实运作 |
| 四、财政项目绩效评价的现实差距 |
| 五、财政项目绩效评价的优化路径 |
| 第二节 展望 |
| 附录一: 论文中所用的表格 |
| 附录二: 论文中所用的图示 |
| 附录三: 非标准化访谈提纲要点 |
| 附录四: 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下绩效信息应用研究调查问卷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y位论文y阅及答p情况表 |
（7）县本级政府财政投入对教育经费绩效影响研究 ——以广东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由 |
| 一、研究背景 |
| 二、问题的提出 |
| 三、研究目的及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核心概念界定 |
| 一、县级政府教育履职与县本级财政教育投入 |
| 二、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与教育经费绩效 |
| 三、基础教育与义务教育 |
| 四、公众绩效满意度与公众教育满意度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一、关于政府财政教育投入研究 |
| 二、关于教育经费绩效评价研究 |
| 三、关于财政投入与教育经费绩效关系研究 |
| 四、文献评述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研究内容与论文结构 |
| 一、研究内容 |
| 二、论文结构 |
| 第二章 研究基础 |
| 第一节 理论基础:财政教育投入与支出绩效评价 |
| 一、财政教育投入的理论依据 |
| (一)公共产品理论 |
| (二)公共产品特征 |
| (三)政府教育供给的必要性 |
| 二、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理论 |
| (一)新公共管理理论 |
| (二)绩效评价相关理论 |
| 第二节 体制嬗变:财政分权与教育投入体制改革 |
| 一、财政分权理论与我国财政体制 |
| (一)财政分权理论发展 |
| (二)我国财政分权体制变迁 |
| 二、我国教育财政体制改革 |
| (一)教育财政体制改革进程 |
| (二)政府间教育支出分担体制改革 |
| (三)义务教育财政体制改革 |
| 第三节 现状审视:我国教育经费投入及县域教育发展困境 |
| 一、我国财政教育投入现状分析 |
| 二、我国财政教育投入国际比较 |
| 三、县域教育均衡发展困境 |
| (一)区域发展失衡 |
| (二)县级政府角色定位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研究设计 |
| 第一节 预研究:代表性县域案例及比较分析 |
| 一、案例选择及简介 |
| 二、案例比较分析 |
| 第二节 政策逻辑模型与教育经费绩效评价 |
| 一、政策逻辑模型视角下教育经费绩效生成逻辑 |
| 二、教育经费绩效评价实践探索 |
| (一)评价意义 |
| (二)实践历程 |
| 第三节 变量设定与指标体系建构 |
| 一、财政教育投入综合指数构建 |
| 二、教育经费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一)指标体系价值定位 |
| (二)指标体系构建与论证 |
| 第四节 研究假设与模型设定 |
| 一、假设提出 |
| 二、模型与分析方法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实证结果 |
| 第一节 实证对象及数源说明 |
| 一、实证对象选择 |
| 二、数源说明 |
| (一)客观指标数源 |
| (二)主观指标数源 |
| 第二节 描述性统计结果 |
| 一、自变量:县本级政府财政投入 |
| (一)县本级政府财政投入指数及特点 |
| (二)按经济水平分类结果 |
| 二、因变量:教育经费绩效 |
| (一)绩效评价结果及特点 |
| (二)按地理区域分类结果 |
| (三)按经济水平分类结果 |
| (四)按县级政府财政能力分类结果 |
| (五)按指标层级分类结果 |
| 第三节 回归分析结果 |
| 一、总体回归结果 |
| (一)变量描述 |
| (二)相关性分析 |
| (三)回归分析 |
| 二、具体指标回归结果 |
| 三、分样本回归结果 |
| (一)按财政投入指数高低分组 |
| (二)按县级行政区划类型分组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结果诠释与影响 |
| 第一节 实证检验结论梳理 |
| 一、教育经费绩效总体水平及满意度偏低 |
| 二、财政投入多项指标与教育经费绩效正相关 |
| (一)财政能力各项指标对教育经费绩效均呈正向影响 |
| (二)财政投入规模指标对教育经费绩效均呈正向影响 |
| (三)财政教育投入结构对教育经费绩效的影响各异 |
| 三、教育发展满意度受财政投入各项指标影响较少 |
| 四、教育经费绩效与经济发展水平并非简单的正比关系 |
| 第二节 成因诠释 |
| 一、财政教育投入对教育经费绩效正向效应诠释 |
| 二、教育发展和投入不均衡导致教育资源配置偏位 |
| (一)教育发展水平和投入不均衡 |
| (二)教育资源配置与需求的偏离及成因 |
| 三、标尺竞争下教育投入意愿差异化 |
| (一)政绩导向的“标尺竞争” |
| (二)财政教育投入意愿差异化 |
| 四、教育支出责任划分导致搭便车与责任转嫁并存 |
| 五、公众教育满意度受主客观因素复合影响 |
| 六、其他多重因素影响教育经费使用效率 |
| 第三节 实证结果对基础教育发展的影响 |
| 一、对教育产品有效供给的影响 |
| 二、对教育均衡和教育公平的影响 |
| 三、对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
| 四、对公众教育满意度影响 |
| 五、对基础教育全过程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建议与讨论 |
| 第一节 国外基础教育财政体制及启示 |
| 一、发展中国家基础教育财政体制 |
| (一)巴西:基于税收三级政府共同投入 |
| (二)印度:中央与各邦政府共同分担 |
| 二、发达国家基础教育财政体制 |
| (一)日本: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结合 |
| (二)美国:地方政府投入为主 |
| 三、对中国教育财政体制改革的启示 |
| 第二节 提高财政教育经费绩效的思路建议 |
| 一、保障财政教育经费稳定和持续增长 |
| (一)进一步明确各级政府教育领域的财权事权关系 |
| (二)节流与开源并举确保教育经费投入稳定增长 |
| 二、以结构调整优化财政教育经费配置 |
| (一)以财政改革提升教育经费配置科学性 |
| (二)教育经费分配力求兼顾公平和质量 |
| (三)与教育扶贫工作联动凸现教育经费公共价值 |
| 三、完善及改进教育经费的监督管理 |
| (一)构建满意度导向的教育经费绩效评价体系 |
| (二)强化教育经费绩效信息公开及公众参与度 |
| (三)加强教育经费使用单位的内部管理 |
| 四、探索优化教育专项资金分配方式和使用绩效 |
| 五、整合优化县级各类教育专项资金 |
| 六、在九年义务教育基础上逐步推广普及基础教育 |
| 第三节 若干问题的进一步讨论 |
| 一、关于衡量县级教育财政投入合理性的标准 |
| 二、关于县级财政教育投入与教育公平性 |
| 三、关于贫困县教育财政精准扶贫与农村教育发展 |
| 四、关于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的权责划分 |
| 五、关于家庭教育支出负重 |
| 本章小结 |
| 结论与展望 |
| 一、研究结论 |
| 二、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抽样调查问卷 |
| 附录2:代表性县域深度访问提纲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8）我国文物保护经费有效供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2 重要概念诠释 |
| 1.2.1 文物类型 |
| 1.2.2 文物保护经费 |
| 1.2.3 文物保护经费供给 |
| 1.3 我国文物保护经费供给研究综述 |
| 1.3.1 关于文物保护经费发展历程的研究 |
| 1.3.2 关于文物保护经费投入的研究 |
| 1.3.3 关于文物保护经费分配的研究 |
| 1.3.4 关于文物保护经费管理及使用效率的研究 |
| 1.3.5 关于文物保护经费与公共财政的研究 |
| 1.4 研究的基本思路与方法 |
| 1.4.1 研究的主要思路 |
| 1.4.2 本文的研究方法 |
| 1.4.3 本文的结构框架 |
| 第二章 我国文物保护经费供给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1 公共财政理论 |
| 2.1.1 公共财政理论的诞生 |
| 2.1.2 公共财政理论概述 |
| 2.2 公共财政的构建过程 |
| 2.2.1 西方国家公共财政理论的形成 |
| 2.2.2 我国财政体制的发展演变 |
| 2.2.3 我国公共财政体制需要解决的问题 |
| 2.3 公共财政与文物保护经费 |
| 2.3.1 文物保护的公共产品属性 |
| 2.3.2 公共财政对文物保护经费供给的指导意义 |
| 2.3.3 文物保护经费供给研究内容 |
| 第三章 我国文物保护经费供给研究的现实基础 |
| 3.1 我国文物保护事业发展历程 |
| 3.1.1 文物事业奠基期 |
| 3.1.2 文物事业探索期 |
| 3.1.3 文物事业发展期 |
| 3.1.4 文物事业创新期 |
| 3.1.5 文物事业转型期 |
| 3.2 新时期我国文物保护事业发展的探索 |
| 3.2.1 开展文物保护理论体系探索 |
| 3.2.2 开展文物保护实践模式探索 |
| 3.3 我国文物保护经费供给历程 |
| 3.3.1 文物保护经费供给起步阶段 |
| 3.3.2 中央文物保护经费供给主渠道构建阶段 |
| 3.3.3 中央文物保护经费供给平稳发展阶段 |
| 3.3.4 中央文物保护经费供给快速增长阶段 |
| 3.3.5 中央文物保护经费供给的调整阶段 |
| 第四章 我国文物保护经费供给问题及成因 |
| 4.1 我国文物保护经费供给的法制依据 |
| 4.1.1 公共财政制度依据 |
| 4.1.2 文物保护法律依据 |
| 4.2 我国文物保护经费种类及供给方式现状 |
| 4.2.1 我国文物保护经费种类 |
| 4.2.2 我国文物保护经费供给方式 |
| 4.3 文物保护经费政府供给规模 |
| 4.3.1 文物保护经费政府供给规模及存在问题 |
| 4.3.2 政府供给规模不足的原因分析 |
| 4.3.3 小结 |
| 4.4 文物保护经费供给主体 |
| 4.4.1 有限政府和公共财政供给有限性 |
| 4.4.2 我国文物保护经费供给主体现状及存在问题 |
| 4.4.3 我国文物保护经费供给主体单一的原因 |
| 4.4.4 小结 |
| 4.5 文物保护经费供给结构 |
| 4.5.1 公共财政资源配置职能及公平原则 |
| 4.5.2 文物保护经费供给结构现状及存在问题 |
| 4.5.3 文物保护经费供给结构不合理问题的原因 |
| 4.5.4 小结 |
| 4.6 文物保护经费供给效率 |
| 4.6.1 公共财政法治性与高效供给原则 |
| 4.6.2 文物保护经费公共财政供给效率现状存在问题 |
| 4.6.3 文物保护经费供给效率较低的原因 |
| 4.6.4 小结 |
| 第五章 文物保护经费供给的国际比较 |
| 5.1 经费供给法制化 |
| 5.2 资金来源多渠道 |
| 5.2.1 政府投入 |
| 5.2.2 基金会投入 |
| 5.2.3 社会资本投入 |
| 5.2.4 文化遗产部门自身经营收入 |
| 5.3 供给范围差异化 |
| 5.3.1 界定政府投入使用范围 |
| 5.3.2 明确政府投入的补助性 |
| 5.3.3 确定各级政府与非政府部门资金分担比例 |
| 5.3.4 发挥公益组织作用 |
| 5.4 资金监管制度化 |
| 第六章 实现我国文物保护经费有效供给的对策建议 |
| 6.1 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文物产品供给主体多元化 |
| 6.1.1 政府:文物保护产品的主导型供给主体 |
| 6.1.2 企业和个人:文物保护产品的补充型供给主体 |
| 6.1.3 公益组织:文物保护产品的志愿型供给主体 |
| 6.2 多方参与供给,扩大文物保护经费供给规模 |
| 6.2.1 加大中央政府文物保护经费供给规模 |
| 6.2.2 完善省级以下文物保护经费转移支付体系 |
| 6.2.3 鼓励社会资本投入文物保护领域 |
| 6.2.4 激发文物部门自身活力 |
| 6.3 事权财政一致,优化文物保护经费供给结构 |
| 6.3.1 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文物保护事权 |
| 6.3.2 建立中央和地方与事权匹配的财权 |
| 6.3.3 建立第三方对文物部门支持的工作机制 |
| 6.4 加强制度建设,推进经费供给行为规范化 |
| 6.4.1 完善文物保护经费有效供给法制建设 |
| 6.4.2 完善文物保护经费有效供给标准建设 |
| 6.5 提升治理能力,增强文物保护经费供给效率 |
| 6.5.1 以管理水平提升代替行政命令控制 |
| 6.5.2 设计公开透明的经费供给决策执行程序 |
| 6.5.3 构建全方位的经费供给监督体系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9）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问题与背景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第三节 核心概念界定 |
| 一、职业教育校企合作 |
| 二、政策变迁 |
| 三、政策场域 |
| 四、政策学习 |
| 第四节 文献综述 |
| 一、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研究 |
| 二、政策变迁过程理论及应用研究 |
| 三、政策网络与政策变迁关系研究 |
| 第五节 研究方法 |
| 一、方法论层面 |
| 二、分析技术层面 |
| 第六节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 一、研究思路 |
| 二、技术路线 |
| 第七节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的变迁轨迹 |
| 第一节 “校附行企、一体共生”阶段(1978—1998 年) |
| 一、实施行业企业自办或与教育部门联办方针 |
| 二、引导与支持职业教育校办产(企)业发展 |
| 三、选择在部分地区开展“双元制”改革试点 |
| 第二节 “校主企辅、促校联企”阶段(1998—2010 年) |
| 一、探索高职院校产学研合作路径 |
| 二、实施高技能人才培养培训工程 |
| 三、启动实训基地及师资建设项目 |
| 四、开展半工半读等国家政策试验 |
| 第三节 “校企同主、多元共治”阶段(2010 年至今) |
| 一、加快健全央地校企合作专属法规制度体系 |
| 二、充分挖掘国家行业系统的指导与协调功能 |
| 三、依托央财项目持续搭建校企合作政策平台 |
| 四、推动企业深度参与职教师资培训体系建设 |
| 五、支持基层创新探索校企深度合作体制机制 |
| 第四节 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主要特征 |
| 一、由行动纲领和散点式条文向国家政策体系发展 |
| 二、由少数政策工具主导向多元工具协同应用转变 |
| 三、由旧范式变革后的渐进调整向政策新范式演进 |
| 第三章 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解释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制度—场域—行动者:构建解释分析框架的基本视角 |
| 一、“结构”与“行动者”的辩证关系:社会科学“元理论”的启示 |
| 二、制度与场域:“结构”维度的主体构成要素 |
| 三、结果性逻辑与适当性逻辑:“行动者”的能动机制 |
| 第二节 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核心解析变量 |
| 一、政策场域 |
| 二、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 |
| 第三节 解释分析框架的结构设计及理论预设 |
| 一、框架设计原则与整体结构 |
| 二、理论预设 |
| 第四章 政策制定场域与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 |
| 第一节 “政—政”制定场域影响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作用机理 |
| 一、由中央职能部门构成的场域关键行动者 |
| 二、从同级协商到上级协调:场域运作变革及其对政策变迁的影响 |
| 第二节 “政—行”制定场域影响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作用机理 |
| 一、与政企分开改革相伴的场域关键行动者 |
| 二、从分级决策到合作治理:场域运作变革及其对政策变迁的影响 |
| 第五章 政策执行场域与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 |
| 第一节 “央—地”执行场域影响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作用机理 |
| 一、行政科层体制影响下的场域关键行动者 |
| 二、从市县为主到省域统筹:场域运作变革及其对政策变迁的影响 |
| 第二节 “企—校”执行场域影响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作用机理 |
| 一、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场域关键行动者 |
| 二、从行政共生到互利共赢:场域运作变革及其对政策变迁的影响 |
| 第六章 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与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 |
| 第一节 政策学习:中央职能部门主动引导政策变迁的有效策略 |
| 一、国家“适应能力”的集中体现 |
| 二、政策学习的主要形式 |
| 第二节 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影响政策变迁的作用机理 |
| 一、革命和国家建设实践成功历史经验的内化迁移 |
| 二、政策调整过程中节约政府决策成本的有效方法 |
| 三、有限理性约束下规避政策改革风险的合理选择 |
| 四、保障央地政策参与主体创新积极性的必要策略 |
| 第七章 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优化路径 |
| 第一节 强化全国人大与政协的顶层设计权能 |
| 一、推动全国人大主导校企合作立法进程 |
| 二、发挥政协协商决策职能助力政策创新 |
| 第二节 优化中央跨部门协同决策的组织机制 |
| 一、设立常设型的议事协调机构 |
| 二、建立健全国家行政协助制度 |
| 第三节 完善全国性行业协会的社会中介职能 |
| 一、健全国家法律体系,强化政策设计参与权 |
| 二、扩大利益代表范畴,提升协同决策合法性 |
| 三、推行购买服务机制,增强政策变迁影响力 |
| 第四节 保持中央财政资金的引导与扶持效力 |
| 一、加强专项性一般转移支付资金的拨付力度 |
| 二、保留适量中央财政专项资金重点支持项目 |
| 第五节 健全校企命运共同体的配套制度供给 |
| 一、推行协调性的劳动就业制度 |
| 二、完善国家培训质量标准制度 |
| 第六节 破解局部试验性学习开展的现实瓶颈 |
| 一、加强依法行政,推动政策试验法治化 |
| 二、畅通信息渠道,提升政策试验透明度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 致谢 |
（10）公众视角下审计结果公告对反腐认知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审计结果公告研究现状 |
| 1.2.2 公众反腐研究现状 |
| 1.2.3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理论意义 |
| 1.3.2 实践意义 |
| 1.4 研究思路、结构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与结构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预期创新 |
| 2 理论基础 |
| 2.1 关键概念界定和说明 |
| 2.1.1 反腐及其类型 |
| 2.1.2 反腐认知 |
| 2.2 基本理论 |
| 2.2.1 社会主义公众反腐理论 |
| 2.2.2 政府审计反腐理论 |
| 2.2.3 信息认知理论 |
| 3 审计结果公告对反腐认知的影响框架研究 |
| 3.1 框架构建的依据 |
| 3.2 框架内容 |
| 3.2.1 反腐认知 |
| 3.2.2 审计结果公告 |
| 3.3 审计结果公告对反腐认知的影响框架 |
| 3.3.1 审计结果公告内容对反腐认知的影响 |
| 3.3.2 审计结果公告行为对反腐认知的影响 |
| 3.3.3 审计结果公告对反腐认知的影响框架 |
| 4 审计结果公告内容对反腐认知的影响研究 |
| 4.1 假设提出 |
| 4.2 研究方法 |
| 4.2.1 实验设计与被试 |
| 4.2.2 实验任务与实施 |
| 4.3 实验结果与分析 |
| 4.3.1 审计评价信息对反腐认知的影响 |
| 4.3.2 审计发现信息对反腐认知的影响 |
| 4.3.3 审计整改信息对反腐认知的影响 |
| 4.3.4 实验结论 |
| 5 审计结果公告行为对反腐认知的影响研究 |
| 5.1 公开行为对反腐认知的影响 |
| 5.2 公开时机对反腐认知的影响 |
| 5.3 公开透明度对反腐认知的影响 |
| 5.4 公开方式对反腐认知的影响 |
| 6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
| 6.1 主要结论 |
| 6.2 改善审计结果公告的政策建议 |
| 6.2.1 加强审计结果公告内容设计 |
| 6.2.2 推动审计结果公告行为建设 |
| 6.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A |
| 附录 B |
| 附录 C |
四、对中央专项资金审计的尝试（论文参考文献）
- [1]省级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绩效评价研究[D]. 霍圣录. 上海体育学院, 2021(09)
- [2]中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决算差异研究[D]. 陈凯.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2021(10)
- [3]贫困县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效应评价及其优化[D]. 杨广勇. 山东大学, 2020(04)
- [4]基于种植大户行为的化肥面源污染防治政策研究[D]. 石凯含. 东北林业大学, 2020(09)
- [5]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政府责任研究[D]. 廖堇言. 西南大学, 2020(01)
- [6]公共服务供给视角下的财政项目绩效评价研究[D]. 安百杰. 山东大学, 2020(01)
- [7]县本级政府财政投入对教育经费绩效影响研究 ——以广东省为例[D]. 费睿.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1)
- [8]我国文物保护经费有效供给研究[D]. 郭春媛. 西北大学, 2019(04)
- [9]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研究[D]. 于晨. 天津大学, 2019(01)
- [10]公众视角下审计结果公告对反腐认知的影响研究[D]. 仇磊. 南京审计大学, 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