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走集团化发展之路——关于浙江省级电视三台合并的几个问题（论文文献综述）
朱可鑫[1]（2021）在《改革开放以来湖南广电产业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
朱可鑫[2]（2021）在《改革开放以来湖南广电产业发展研究》文中指出
张莉[3]（2012）在《1978-2011：中国广电传媒改革路径研究 ——基于制度分析视角》文中研究表明本研究基于制度分析的视角,选择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工具,从历时性角度梳理中国广电传媒三十多年改革进程中几个重要历史阶段的制度演进；从共时性角度将广电业改革与报业改革进行对比,研究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之间的变化关系以及各方利益博弈对广电传媒改革进程的影响,探析中国广电传媒改革的角色扮演,在文化体制改革与数字传播背景下展望广电传媒改革的未来路径。本研究围绕这样一个问题展开：文化体制改革和数字传播背景下广电传媒为何缺乏改革的动力?要对这个问题做出充分的解答,必须进一步思考以下两个问题：在三十多年的改革过程中,政府制度供给与广电传媒改革的制度需求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利益博弈以及对广电传媒改革进程产生怎样的影响?相对于“改革先行者”——报业,广电传媒改革扮演了何种角色以及为何会扮演这种角色?本研究最终要解决的问题是：在文化体制改革和数字传播背景下广电传媒的未来改革路径如何发展?自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的政策刺激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复苏与飞速发展,在此背景下,广电传媒的功能和属性逐步发生变化,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单一财源结构已无法满足广电传媒事业发展的需要,传媒业只有依靠自我赢利来谋求自身的生存与可持续发展,传媒的市场化发展便具有了历史的必然性和现实的必要性。就广电业而言,开展广告经营活动成为广电传媒市场化的起点；混合型体制的确立则为广电传媒市场化提供了制度保障。无论是广告经营活动的开展,还是混合型体制的确立,广电传媒的市场化进程基本因循报业,因为这样既能降低广电传媒制度创新的风险与成本,同时也能保证广电传媒收获丰厚的市场利益。因此在这个阶段,“收益”大于“成本”的利益博弈驱动了广电传媒改革的“搭便车”行为,而“搭便车”所形成的既得收益也使广电传媒缺乏制度创新的内在需求。同样基于利益的考量,政府部门的政策出台滞后于广电传媒的创新实践行为,在制度供给无法满足制度需求的情况下,诱致性制度变迁便成为这个阶段广电传媒改革的总体特征。1992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布《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意味着我国正式以法律形式确定了广播电视业的产业属性,也加快了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接轨的步伐,广电业迈入了产业化发展的新时期。作为高技术、高消耗、高风险的行业,广电传媒的产业化发展需要巨额的资金投入以实现规模的扩张,仅仅依靠政府拨款和广告收入所形成的原始积累还不足以满足自身发展壮大的资金需求,组建广电集团便成为广电传媒产业化发展的现实需求。在集团化改革阶段,与报业的“改革先行”相比,广电传媒再次“搭便车”。组建广电集团,广电业与政府有着各自的利益取向。但在实际运作中,受到传统保守思维模式的羁绊,政府并没有给广电传媒产业化发展提供更多的政策鼓励,相关产业政策出台往往滞后于广电传媒产业化改革实践,广电传媒的集团化发展仍被束缚在混合型体制的框架之下进行。因此,在混合型体制下,我国广电集团的事业属性注定集团化改革的收益低于预期；而既有体制造成的行业利益与政府部门利益之间的较量增加了广电集团市场交易的成本。从总体上看,我国广电传媒集团产业化程度偏低,表现为：广电集团产业属性的释放受到混合型体制的束缚；多元化经营程度不高；广电集团发展呈现出规模不经济和范围不经济；市场竞争不充分。在“收益”小于“成本”的利益权衡以及政府与广电业的“利益合谋”下,广电集团的组建被叫停,广电传媒的改革进程出现回缩。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第一次把文化单位分为公益性事业和经营性产业,并提出文化体制改革的发展战略。和中国传媒业前两次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不同,文化体制改革是由政府推动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并触及到中国传媒业的核心制度层面——产权制度,而这正是混合型体制所回避的。政府基于规避改革风险、获取政治和经济收益而强力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中国传媒业则整体进入“后改革时代”,表现为：报业制度创新的脚步放缓,但仍有亮点；广电传媒改革则陷入原地徘徊。就广电传媒而言,混合型体制已使广电传媒成为既得利益集团,广电传媒自然缺乏制度创新的动力,并且有意识地在强化这种事业属性；而文化体制改革势在打破这种既得利益格局,广电业因此对文化体制改革的反应平淡、态度消极。在此背景下,中国的广电业基于维护既得利益而对政府部门的激励性政策进行了消解,具体表现为：“频道总监负责制”成为栏目承包制的翻版；“制”与“播”的分而不离；“三网融合”流于形式；数字广电进展缓慢。通过改革路径的梳理可以看出,广电传媒的改革过程伴随政府与广电传媒的利益博弈。政府的利益诉求在于巩固自身的执政地位和实现“统治者租金”最大化；广电传媒的利益诉求则是既要作为事业单位享受政策资源,又要作为企业单位获取经济利益。和报业的“改革先行者”角色相比,广电传媒改革始终扮演了“搭便车者”的角色,原因是复杂的。首先是因为制度的公共品属性容易导致制度变迁的“搭便车”行为；其次,规避改革风险、降低改革成本的动机驱使广电传媒改革“搭便车”；第三,对既得利益的满足使广电传媒自身难以产生制度创新的需求；最后,政府偏于谨慎的管控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广电传媒的自主制度创新意识。总之,“搭便车”可以使广电传媒在规避改革风险与降低改革成本的同时尽享改革收益,这个过程就是一个利益博弈的过程。进入数字传播时代,广电传媒的既得利益开始受到业外因素的影响,国外传媒集团的竞争压力也与日俱增。在“内挤外压”的激烈市场竞争环境下,广电传媒必须进行制度创新来巩固自身的市场地位。数字技术革命使广电生产力发展迅猛,旧有的广电生产方式已经不能适应这种生产力的发展,甚至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封闭的市场环境带给广电传媒的发展空间也必然是有限的。对于广电传媒而言,只有突破传统思维定势,敞开胸怀,构建一个开放的市场竞争环境,将传媒市场这块蛋糕做得更大,广电传媒才能从中分得更多的利益。因此,必须突破原有的以计划体制和行政区划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广电体制,深层次的改革势在必行。从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角度分析,制度创新遵循“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从“成本——收益”的角度分析,广电传媒的制度创新能降低市场交易成本,使我国的广电业真正与世界接轨,从而获得更为广阔的市场盈利空间。在文化体制改革和数字传播背景下,广电传媒应整合省、市、县各级广电资源,在中央一级和省级（直辖市）层面上建立数字广电传媒集团,实行频道制管理,下设两个分支机构：事业性质的数字电台、数字电视台和企业性质的数字广电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数字电台、数字电视台定性为国有事业单位,下设时政频道（率）和公共频道（率）,这样既保证了广电传媒的意识形态属性和宣传职能不发生偏离,也使公共利益得到保障。数字广电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设商业频道（率）、节目制作公司、网络传输公司、广告公司及其他业外经营性实体单位,可广泛吸收业外资本进行商业化运作,通过参与市场竞争获取经济收入。这样的组织架构既符合文化体制改革所提出的“公益性文化事业与经营性文化产业两分开”的产权制度改革要求；也顺应了数字传播时代对广电传媒发展提出的技术转型要求。本文最后以数字电视为例,具体探讨了频道制的管理模式,并提出发展数字商业频道（率）应当成为中国广电传媒新一轮改革的突破口。
吴立斌[4]（2011）在《中国媒体的国际传播及影响力研究》文中提出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中国开始重新崛起为世界性强国。但是,当代中国的崛起更多是经济等硬实力的崛起,而不是文化等软实力的崛起。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严重缺失,中国的国际传播能力还相当滞后,中国在世界上的文化影响力还相当有限,中国的对外舆论力量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国际地位还极不相称,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舆论环境塑造权还掌握在西方媒体的手中。以CNN、BBC、《纽约时报》为代表的西方主流媒体,它们所传播的中国声音、中国形象,以及它们传播中国声音、形象的方式,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世界上其他国家受众关于中国舆论的视听和认知,基本上掌握了当今国际涉华舆论的话语权和主导权;它们将中国发生的事情按照西方国家的思维方式和价值标准进行报道传播,形成了涉华舆论传播的强势,对中国的文化传统、核心价值观、内政外交形成冲击和干预。这样一种发展态势向中国提出一个紧迫性课题:发展软实力,掌握国际话语权,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国际地位相适应地对外舆论力量,已经成为中国政府所面临的一个重大战略性任务。这一战略任务能否完成考验中国能否真正崛起。历史与现实一再证明,只有硬实力与软实力同时崛起的大国,才能称得上是真正崛起的世界性强国。70年代所谓苏联的崛起（军事崛起）,以及80年代所谓日本的崛起（经济崛起）,都只是硬实力的崛起,都是不全面、不可持续的崛起,最终的结果是“一个解体、一个停滞”。媒体的国际竞争力表现为两个力——媒体国际传播力与媒体国际影响力。当代中国媒体经过30年的改革与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个多介质、多层次、全方位的传媒体系。历史看,中国媒体的国际竞争力有了相当程度地提升。但是与西方发达国家媒体相比,中国媒体的国际竞争力还相当欠缺。在国际传播力方面,中国媒体的传播基础实力、传媒产业发展水平、信息生产能力,与世界传媒强国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尽管传播基础实力近年来有了一定改善,但是传媒产业水平、信息生产能力两方面仍相当落后。在国际影响力方面,中国媒体的国际受众接触率、国际公信力、“走出去”能力,与西方发达国家传媒相比,差距更为明显。中国媒体目前面临的一种尴尬局面是:“传而不通”,中国媒体拥有与西方一流媒体相差不大的全球覆盖率,但却只拥有为数不多的国际受众接触率、落户率、收视率、收听率、收读率;“通而不受”,在为数不多的接触率、落户率、收视率背后,更难见有实质性地中国媒体国际公信力和国际舆论引导力的提高。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媒体国际影响力发展所面临的这种“有覆盖率而没接触率,有接触率而没公信度”的情况,将长时期得到维持,中国媒体的国际竞争力仍亟待提高。制约中国媒体国际传播力、国际影响力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它不是某个单一因素造成的,而是众多交互性因素所产生的结果。这就需要我们深入仔细梳理制约中国媒体影响力发展的深层次、根本性原因,探究问题背后的问题,给出一个客观辩证的问题单。第一,以经济、科技为基础中国综合实力虽然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是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中国还不能拿出更多的资源去发展国际传播力。第二,在当代国际传播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中国媒体还没有形成一个真正有中国特色的、具有国际公信力地国际传播战略。第三,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之上的中国媒体传播体制,明显落后于国际传播发展现实,很大程度上束缚了中国媒体的新闻生产力,制约了中国媒体的国际传播活动空间。第四,当代中国媒体所走的发展路线主要还是一种内向型发展路线,而不是一种内向型与外向型并重的发展路线。第五,中国媒体在进行国际传播时缺乏敏锐的机遇意识,面对突发性地重大事件时,还不善于进行危机传播,变危机为契机。鉴于以上五方面原因,笔者认为,中国媒体要想从根本上提高中国媒体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必需通过两条途径:第一,大力发展中国综合国力,强化中国媒体的国际传播力建设,推动中国媒体国际传播力建设跨越式发展。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着眼于当代中国发展现实和全球视野,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出发,紧密联系经济全球化、传媒全球化、传播全球化的发展现实,适应当今世界传媒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升级趋势,适应当今世界信息传媒技术日新月异的新潮流,依托现阶段的中国媒体格局、媒体资源分布,以核心、骨干媒体为建设重点、为有效抓手,紧紧围绕骨干媒体,调动各种政治、经济力量进行传媒资源的重新配置与重新整合,坚持新兴媒体与传统媒体建设并重,中央媒体与非中央媒体并重,硬件设施和软件设施并重,坚持媒体国内发展与国际发展并重,大力提升中国媒体的基础设施水平、信息播发能力、产业经营实力、国际竞争力,加大经济投入和政策支持力度,在未来5-10年,构建若干个语种多、技术先进、信息量大、受众广、影响力强、覆盖全球的跨国传媒集团,使我们的图像、声音、文字、信息更广泛地传播到世界各地,进入千家万户,实现我国重点媒体集团国际传播能力的跨越式发展,形成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国际地位相称的媒体国际传播能力。第二,实施国际传播新战略,打造中国媒体的国际公信力,提升中国媒体的国际话语权。不断地改变和创新中国媒体的国际传播观念、传播内容、传播手段、传播体制和政策,提高中国媒体国际传播的针对性、感染力和实效性,在涉华舆论和国际重要舆论争夺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着力加强国际新闻事件的第一时间报道、现场报道、首发报道、独家报道、全面报道和权威报道,最大限度地提高新闻报道的时效性、独家性、权威性和全面性,最大限度地提高新闻报道的原创率、首发率、落地率,实现重大国际新闻事件报道“首发有我,首发用我”,创新国际传播艺术和技巧,善用国际受众听得懂、易接受的方式和语言,把中国的历史文化、民族精神、时代风貌、价值观念融汇于国际传播内容之中,大力推进传播内容的全球化和本土化,加大对对象国和本土事务的报道力度,努力推出一大批具有“中国视角、亚洲元素、全球视野”传播力作,积极创新国际传播体制机制建设,打破束缚国际传播能力发展、国际传播能量释放的体制机制障碍,不断塑造中国媒体的灵活性、应变性和机动性,完善媒体报道机制与信息发布体制,加强媒体危机传播体制机制的持久性和柔韧性建设,为中国媒体的危机传播提供一个良好的体制机制环境。
唐佳希[5]（2010）在《传媒公共性问题研究 ——基于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视角》文中研究指明本研究试图揭示中国传媒公共性功能背后的传媒结构问题,探讨中国传媒公共性困境是怎样发生的,论述公共性功能与传媒结构之间相互作用的机制和过程。为了上述研究目标,本研究采用传播社会学分析取向,把大众传播行为及传媒体系分别看作社会行为和社会体系中的一种形态或下属部门。从这种观点出发,我们可以使用社会学的概念工具及理论体系,对大众传播的行为及体系进行分析,如结构功能主义模式、AGIL模式、社会发展理论等。本研究选取了社会学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和方法作为理论范式,对1979年中国传媒改革以来的传媒结构进行了总体性的分析。因为传媒公共性不但是传媒的一种属性判断,还是一种功能判断。对传媒公共性的考察要判定传媒在社会交往和公共生活中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产生了什么结果。按照结构功能主义视角,可以对大众传播的相关研究主题划分作下列设想,即：（1）传播行为,（2）传播体系的结构与功能,（3）传播体系的结构变动。从这个设想出发,本研究的主体由四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在结构系统中检视传媒的属性和功能问题,确立传媒公共性和公共性传媒问题研究的基本框架。结构功能主义研究一是要揭示社会生活的条件和社会生活的必要前提；二是力图解释某一社会行动所造成的效果或发挥的功能；三是探寻如何使各种要素协调起来并使之一体化。结构功能主义方法将社会系统看作一个必然具有满足某些基本要求的功能的结构来进行结构功能的分析。传媒公共性问题与结构功能主义在逻辑分析上的一致性：传媒公共性分析和结构功能主义分析都是从行为分析入手；传媒公共性分析和结构功能主义分析都要以交换理论为其思考的核心；两者都是采用广义的系统分析方法。按照结构功能主义的概念,我们可以想把大众传媒的结构理解为制度化的、以规范为依据的大众传播资源的分配方式。如果这样理解传媒体系的制度化结构的含义,那么我们就可以把现代社会已经走向产业的大众传媒中形成的制度化结构分为三种主要类型即,市场原理、组织原理和公共原理。本研究正是论述在中国传媒结构变动和调整中,这三种类型的结构是如何生成、作用和发展的。力图深入到大众传媒的结构内部,尤其是分析具有产业化性质的传媒集团化改革之后传媒的结构,以此来拷问中国传媒公共性的问题。第二部分考察中国传媒结构调整和改变的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中国传媒结构特征的演变。1979年以来中国传媒发生了两次重要的结构变动。第一次是1979年到1990年代,我国传媒资源由中央向地方扩散和由政府向市场和社会扩散的过程。第二次是1990年代末以来,传媒资源从地方重新向中央级、省级集中,从社会向政府和市场集中。在报业结构中,研究探讨了行业报的衰落、划转和市场转型、社会团体报的发展困境和市场化转型、以及党报内部的结构分化。在结构转型中,两股力量在不断的加强——政治和市场,形成了以组织原理和市场原理为主的报业结构,而党报及以党报为主的报业集团成为这种二元结构的集中体现。在行业报的划转、社团报的衰落和县市报的转变的基础上,我国报业集团吸收了各方面的力量不断发展壮大。我国的报业集团兼具政治优势和经济优势,这两股势力相互竞争、博弈,而又相互合作,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将政治优势（垄断）转化为经济优势。最后,中国报业结构的扁平化,则表明中国传媒资源纵向分配的不均,传媒资源进一步向城市向所谓的主流人群集中。在广播电视传媒结构中,本研究在横向上考察了有线台、无线台、教育台的合并,在纵向上考察了县级广电的变迁和公共频道的功能。可以说,我国广电传媒结构的调整经历了这样的历程。第一次结构转变主要是广播电视传媒结构即从组织原理向市场原理的转换,表现为传媒资源从政治到市场的扩散。广播电视纵向结构的调整经历了两次转变,第一次是从1983年以前的中央级和省级二级办广播电视转变成中央级、省级、市级、县级四级办广播电视的格局。第二次是从四级结构重新调整变成二级结构。这次调整,一方面缘于制度安排,另一方面缘于传媒市场化运营,广播电视充分竞争,传媒资源进一步向中央级省级大台集中的利益分配。报纸、广播电视的结构调整的同一指向和结果就是兼具政治和市场两种力量的产业集团化,纵向结构扁平化的最终指向就是传媒资源向城市精英阶层集中,而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则成为主导传媒发展和格局变动两大核心力量。综合来看,在传媒结构的调整中,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考虑显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政治力量和市场力量在不停的进行着角逐、博弈甚至合谋。缘于组织原理和市场原理的调控,其结果指向当然不是公共性的最大化。传媒体系的结构变动是本研究的重点之一,它揭示了当今中国传媒结构的形成过程,并展示了政治和市场两股力量是如何不断增强的。第三部分主要通过对中国传媒集团化的考察来分析中国传媒的结构和功能。传媒改革以来中国传媒结构调整的脉络是：在加强市场原理的过程中不断巩固和强化组织原理,在权力分散和增量改革的基础上完成权力的重新集中。经过两轮传媒结构调整,党报和以党报为龙头的报业集团不断做大做强,中央级、省级广播电视传媒集团也完成了全国和区域性的布局。随着我国传媒集团化拉开序幕,传媒集团成为传媒结构的主要组成单位,也成为传媒市场竞争的主体,因此传媒集团和传媒集团化应该成为本部分研究的重点考察对象。以党报为龙头的报业集团组建模式和广播电视集团的组建中的组织原理都揭示出组织原理传媒结构中的权力逻辑。而传媒集团内部的市场化改革则体现了市场原理结构中的资本逻辑。无论是组织原理还是市场原理,都存在政府失灵或者市场失灵的问题,从而发生以部门利益代替公共利益或以市场利益代替公共利益的情况。组织原理与市场原理二元传媒结构的形成以传媒的双重属性的认定为开端,并在媒介产业化集团化过程中不断巩固,权力和资本两种逻辑不断增强进而侵犯社会权利,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形成了权力和资本对传媒公共性的双重宰制。第四部分从公民社会的角度探讨传媒公共性功能发挥。结构功能主义不仅重视结构研究,同时也重视功能分析。功能分析告诉我们媒介公共性作为正功能、反功能、显功能和潜功能的可能性,揭示了主观能动对于媒介公共性正向功能发挥的意义。传媒公共性不仅受到传媒结构的制约和影响,也需要政府、机构、民间组织以及全社会力量的共同推动,尤其有赖于是公民和公民社会组织主动地对媒介进行干预、监督、协商与合作,督促大众传媒承担其公共责任,运用大众传媒去争取和维护公共利益。因为与其他任何系统一样,传媒也具有正功能、反功能、显功能和潜功能。公民及公民社会组织对媒介的参与,就是要促进传媒显现的潜在的正功能的发挥,抑制反功能的发挥。本部分研究建立在案例分析的基础上。重点研究公民、公民社会组织和大众传媒在促进家庭暴力公共化、社会性别平等主流化的互动,从中发掘大众传媒的各种功能表现和公民社会组织传媒参与的可能性。学术界在公民社会构成主体上达成共识,认为公民社会的主体是社会组织,它是由有着共同利益追求的公民自愿组成的。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大众传媒的公共性问题将越来越和公民的媒介参与相关,本章研究旨在揭示公民及公民社会组织参与大众传媒的可能性和作用机制。
党东耀[6]（2010）在《中国地市级广电媒体组织形制研究》文中认为地市级广电媒体是中国广播电视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组织形制的切入口着手,研究地市级广电媒体的改革进程,考察它们在确保合法性机制的前提下,努力提升效率机制运作水平的探索中积累的经验。地市级广电媒体处于中国广电业的低端层级,面临求生存、谋发展的诸多困难,对广电体制的变革十分敏感,有创新的动力,也有探索的胆略。淄博、无锡、牡丹江等地市级广电媒体在组织形制变革方面,走在广电业的前列,其他一些地市级广电媒体也进行了可贵的探索,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案例。笔者提出：组织形制的建立和变革是组织的合法性机制与效率机制的互动结果。文章分析了中国广电媒体的合法性机制和效率机制的要素构成,提出：合法性机制的要素有：实现意识形态功能的合法性（包括宣传合法性、公共服务合法性和文化建设合法性）、国家行政管理链中的合法性、经营合法性；并指出地市级广电媒体合法性要素要求经历了单向度合法性阶段、双向度合法性阶段、探索拓展合法性阶段等三个阶段；而效率机制的要素则有：宣传业务运作效率、信号传输效率和经营效率。笔者从中国的东部、中部和西部选取了在组织形制变革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无锡、佛山、淄博、牡丹江、南阳、红河、百色等地级市的广电媒体,还有整合了广东全省地市级广电媒体的南方广播影视传媒集团作为考察对象,通过实地观察、深度访谈、文献调研等方式,搜集大量资料,分别梳理了它们的组织形制变化历程,分析了它们的运行绩效。在综合个案考察的实证资料的基础上,笔者强调指出：地市级广电媒体实现意识形态功能的合法性和宣传业务运作效率的核心内容是政策宣传、民生新闻和对外（地市级区域之外）宣传。地市级广电媒体的经营效率与本地市的社会状况和经济环境紧密相关。区域守卫是地市级广电媒体生存的首要前提,而边界突破成为地市级广电媒体发展的当务之急。为提高掌控合法性机制和效率机制的能力,地市级广电媒体要强化改革意识、牢牢把握机遇、适时进行组织形制变革。在个案考察的基础上,笔者综合论述了中国地市级广电媒体的组织制度格局,提出必须妥善处理广电媒体与有线网络的关系,广电媒体与制作方的关系,乃至广电媒体内事业部分与产业部分的关系问题,并描述了多种关系引发的多种博弈的格局。文章指出,中国地市级广电媒体多方寻求制度变迁的突破点,推进媒体组织形制的变革。外界压力是合法性机制变化的原因,是推动组织形制变革的首要动力。危机拯救可以激发效率机制,是推动制度变迁的重要因素。行政力量推进制度变迁具有不确定性。学习效应可以减少制度变迁的成本,使制度变迁成果得以固化。文章总结了中国地市级广电媒体组织制度的变迁路径：要有一个方案设计,要有一定的经验积累,往往经历设计、试验、过渡,乃至反复。文章进而对中国地市级广电媒体组织形制进行制度经济学分析,重点分析了中国地市级广电媒体的产权问题和交易成本问题。笔者对未来中国地市级广电媒体的制度变迁做出预测,指出：随着以产权为核心的合法性机制的拓展,有可能实现地市级广电集团的跨区域组合,新的地市级广电媒体群可望支撑起中国未来大广电的格局。
钱广贵[7]（2010）在《中国传媒体制改革研究：从两分开到三分开》文中提出传媒体制改革是现在新闻传播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也被学界和实务界认为是中国传媒进一步发展的根本动力所在。但关于中国传媒应该如何进行体制改革和如何发展,不管是制度提供主体政府,还是学术界以及传媒实务界,则都比较缺乏一个整体的思考和设计。本论文采用系统论、嵌入与脱嵌理论和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范式,对中国传媒体制改革和中国传媒的未来的应然发展这个宏大命题进行了分析和研究。论文的研究思路从两个方面相互呼应展开。一方面是从历时性角度,对中国的自1978年以来的开启的传媒体制变革进行了一个历史的考察和梳理。论文认为,以“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为起点的中国传媒市场化的体制改革到今天,基本上确定了传媒体制和组织层面的“混合型体制”的基本特征,并且遭遇了不可克服的现实和理论障碍。这种渐进式的改革方式的选择有其合理性,但这种“事业、企业混合型体制”也包括政府提出的“采编与经营两分开”的制度安排具有理论和实践双重层面的弊端,混合型体制本身又成为中国传媒进一步体制改革和传媒发展的最大的障碍。另一方面是从共时性角度,导入对传媒体制改革和传媒发展最具影响的三个场域即政府、社会和市场的博弈,来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有的传媒体制变革的总体性特征。论文通过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政府、社会和市场的变迁以及三者博弈分析,检视了在政府依然强势、市场制度基本确定但远未规范和社会虽然发育但非常弱小的现实条件下中国已有的传媒体制改革和“实然”状态。在三个利益主体即政府、传媒和社会的三角关系和相互博弈中,传媒自身的目标函数市场利润和政府控制传媒保障意识形态安全的目标函数都得到实现,但社会公众利益的保障和实现则出现了系统性缺失,社会在这种传媒发展形态中处于是被遗忘的对象。这种“实然”状态显然并非传媒发展和体制改革的理想状态。同时,传媒的基本功能和需要履行的当下中国社会断裂、利益博弈严重失衡和公共权力被滥用需要监督的历史性功能都没有得到实现。因此,在分析了政府、社会与市场的合理化关系即社会本位的确立的基础上,论文认为传媒的体制改革和发展在履行历史性功能的时候应该是以社会为本位,而这种社会本位的传媒“应然”发展和功能需求提出了传媒结构调整的客观需要。论文的核心观点认为,中国传媒体制改革应该从“两分开”向“三分开”发展,即国家传媒（指履行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目标和功能的传媒类型）、公共传媒和商业传媒的分开发展,进行传媒系统结构的重建。并且三种传媒各自定位,分别履行不同的社会功能和职责,进行不同的制度安排和体制设计,从而共同完成对社会公众利益的维护和保障。论文指出从“二分开”到“三分开”传媒体制改革遵循的路径应该是渐进式。一方面,论文认为我国的传媒发展和三分开体制改革必须遵循渐进式,另一方面,论文从渐进式本身的负面后果和对于渐进式认知的修正指出,传媒体制改革和传媒发展不仅遵循渐进式的路径,更关键的是彰显和实现从“形式渐进”到“本质正义”的传媒发展。传媒发展必须公平、正义,关涉和维护彰显各个社会群体和阶层的利益。在本质正义的核心要求下,传媒体制改革和传媒发展必须以社会公众利益作为基本价值基点。从两分开到三分开的传媒体制改革,在中国当下复杂的社会背景中,在与政府、社会和市场的理性关系的构建中,实现对社会公众利益的维护和张大,注定是一条曲折而漫长的道路。但是,这也是一条中国传媒体制改革和传媒发展必须遵循的道路。
祁涛,薛巧珍,赵永华,陈建平,马弋飞,孙菲,金石,任敏,张云燕,向春晓[8]（2008）在《新时期中国新闻事业改革与发展30年大事记》文中研究表明1978年1月11日,国务院设立侨务办公室,廖承志任主任。侨务办公室的主要职能之一是:"领导中国新闻社,做好华侨、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外籍华人的文字、图片及声像、影视宣传工作。"2月6日,北京电视台（即后来的中央电视台）举办了春节晚会,这是粉碎"四人帮"以后北京电视台首次举办春节晚会。它标志着电视文艺的复兴。
姚坦[9]（2008）在《我国电视媒介法规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电视媒介规制研究是当下热点,但是学界对媒介法制的研究多集中在宏观角度,缺乏对具体法律法规的文本分析本。本文从微观和现时的角度出发,以广电总局发布的法规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用政策分析的视角,分析其管理的重心、特点、缺陷等内容。从法规文件的数目出发,自2001年以来,广电总局发布的文件数量逐年上升,每年发布法规文件的数量是2001年前平均年度发布数量的数倍,这从数据上支撑了电视领域规制加强的结论;从内容上看,广电总局主要通过发布规范性文件进行法律规制,其文本主要包括依据部门规章进行日常管理、日常活动的通告、广播电视活动中的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理、对各种行业标准的规定等方面,比规范性文件效力更高一级的是部门规章,广电总局以此来弥补行政法规上的不足;从重心分布上看,广电总局的法规政策及法律规制活动有几个明显的重心,如行政规章的制定、关于推进广电集团的法规政策、关于数字电视推广的政策、制定行业技术标准等,这些重心的分布,从一定意义上说明我国电视领域法规政策的制定依照行政工作而转移;通过对法规文件的分析,有87个文本是重复规制文本,约占总量的20%,加上事先已经出台的对应文件,那么需要反复下文进行规制的文本至少占到40%左右,也就是说,至少四成的法规政策文件是在重复规制。从政策文本的本身出发,本文结论认为,我国广电总局至少存在下述问题:规范性文件的滥用,即把规范性文件当作政府公文使用,这说明广电总局在依法进行管理的过程中,对法制体系和行政命令分辨不清,滥用了规范性文件的法律效力。规范性文件成了过往行政公文的替身,广电总局对电视媒介的规制有换汤不换药之嫌;规章政策不系统,缺乏长期目标和框架,以及制定法规文件时没有评估,结果造成政策不稳定;法规政策效力过低,很多问题三令五申,部分规章不能令行禁止,甚至被电视媒介置若罔闻,这从政策角度说明广电总局缺乏有效规制力量;受众利益的缺失,迄今为止,涉及到受众利益的法规政策文本仅有一条,这在另一个角度说明电视媒介的规制多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
于斌[10]（2006）在《广播电视产业之法律规制研究》文中指出我国“经济拉动型”的法制发展模式决定了法律体系中特定法律体系的发展速度与其经济活动的密切程度成正比。在当前,包括广播电视法在内的传媒法被认为经济性较弱而发展缓慢,甚至对广播电视是否属于产业仍有相当争议。作者认为,我国传媒传统尚不具有经济性的特点是人为造成的。当中国开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向的时候,由于市场经济必须依靠传媒传播商业信息,而传媒服务的有限资源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只能通过市场加以配置,传媒维系其非经济性的客观基础和前提随之受到侵蚀。在传媒进入市场之后,政府为使其命令同时对媒体和其他媒体活动参与人发生效力,就必须借助法律的手段。由此,我国传媒法具备了存在的空间和发展的契机。在传媒业中,广播电视产业的地位、作用举足轻重,影响也最为巨大。同时,我国广电产业也面临着西方发达国家的严峻挑战,整个国家广播电视甚至面临着在国际上“失声”的危险。目前,我国广播电视产业的管理体制仍是计划经济时代的行政性管制,缺乏有效的政府管理机制和高效率的企业经营机制。市场经济的确立以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要求我国广播电视产业的政府管制必须建立在完备的法律制度基础之上,这也要求我们充分借鉴发达国家在广播电视产业法律规制方面的经验,并结合我国国情,制定并逐步完善我国广播电视法律规范体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应当还原广播电视的本来面目,而不是把经济规律与政治理念完全对立起来,更不能人为地扼杀广电媒体的产业属性而否认广电媒体产业化。广播电视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是个“稀缺资源”,本身就具有产业的属性。2本文开篇首先从法律的视角探讨广播电视产业,目的主要是把广播电视当作法律的调整对象,不再让它一直游离于法律之外,甚至居于法律之上。这
二、走集团化发展之路——关于浙江省级电视三台合并的几个问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走集团化发展之路——关于浙江省级电视三台合并的几个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3）1978-2011：中国广电传媒改革路径研究 ——基于制度分析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主要创新点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1 引言 |
| 2 绪论 |
| 2.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2.1.1 研究背景 |
| 2.1.2 研究意义 |
| 2.2 研究综述 |
| 2.2.1 中国传媒体制改革研究综述 |
| 2.2.2 中国广电传媒改革研究综述 |
| 2.2.3 国外相关研究 |
| 2.3 研究的主要问题与使用的理论资源 |
| 2.3.1 研究的主要问题 |
| 2.3.2 使用的理论资源 |
| 2.4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2.4.1 研究思路 |
| 2.4.2 研究方法 |
| 2.5 本研究可能的创新点和难点 |
| 2.5.1 本研究可能的创新点 |
| 2.5.2 本研究的难点 |
| 3 混合型体制的确立与中国广电传媒的市场化起步(1978——1991) |
| 3.1 广告经营正式开启市场化进程 |
| 3.1.1 经营机制创新的内在驱动与外部刺激 |
| 3.1.2 广告经营成为市场化活动的起点 |
| 3.2 混合型体制的确立推动市场化进程 |
| 3.2.1 混合型体制确立的社会背景与报业的率先尝试 |
| 3.2.2 广电传媒混合型体制确立的滞后性 |
| 3.2.3 混合型体制推动下的广电传媒市场化 |
| 3.3 广电传媒改革的“搭便车”行为初现端倪 |
| 3.3.1 市场化初期的“搭便车”行为 |
| 3.3.2 利益驱动下改革的制度跟进 |
| 3.3.3 “搭便车”导致制度创新需求的缺乏 |
| 本章小结 |
| 4 中国广电传媒的产业化发展与集团化的制度安排(1992——2001) |
| 4.1 广电传媒的产业定位与集团化改革 |
| 4.1.1 产业政策的逐渐明晰与产业化发展的初步尝试 |
| 4.1.2 组建集团：广电传媒与政府的利益合谋 |
| 4.1.3 集团化改革“搭便车”行为的延续 |
| 4.2 从“集团”到“总台”：广电传媒改革进程的回缩 |
| 4.2.1 混合型体制下的“事业集团”本性 |
| 4.2.2 广电集团的产业化程度总体偏低 |
| 4.2.3 利益权衡下改革进程的回缩 |
| 本章小结 |
| 5 文化体制改革与中国广电传媒的“后改革时代”(2002——2011) |
| 5.1 政府强力推进文化体制改革 |
| 5.1.1 文化体制改革：一次强制性的制度安排 |
| 5.1.2 文化体制改革首次触及“产权制度改革” |
| 5.1.3 政府积极推进“两分开”的动因分析 |
| 5.2 广电业进入“后改革时代” |
| 5.2.1 报业制度创新的脚步放缓 |
| 5.2.2 广电传媒改革陷入原地徘徊 |
| 5.3 文化体制改革背景下广电传媒缺乏改革动力 |
| 5.3.1 广电业力图维持既得利益格局 |
| 5.3.2 广电业对激励性政策进行消解 |
| 本章小结 |
| 6 中国广电传媒改革的问题与反思 |
| 6.1 问题检视：利益博弈与角色扮演 |
| 6.1.1 制度供需双方的利益博弈及对改革进程的影响 |
| 6.1.2 广电传媒改革“搭便车者”角色扮演的成因探析 |
| 6.2 广电传媒制度创新的必要性与必然性 |
| 6.2.1 外部环境压力倒逼广电传媒进行制度创新 |
| 6.2.2 广电传媒制度创新的“成本——收益”分析 |
| 本章小结 |
| 7 打造数字广电：双重背景下的改革路径展望 |
| 7.1 广电资源的整合及数字广电的组织架构 |
| 7.2 数字时政频道与数字公共频道 |
| 7.3 发展数字商业频道应当成为制度创新的突破口 |
| 7.3.1 培育真正的市场竞争主体 |
| 7.3.2 实行市场化的资本运作 |
| 7.3.3 建立多元化的商业盈利模式 |
| 本章小结 |
| 8 结语：中国广电传媒改革的症结与出路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4）中国媒体的国际传播及影响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本课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
| 二、本课题研究文献回顾 |
| 三、论文的研究思路和框架内容 |
| 四、论文的研究方法 |
| 五、论文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国际政治中的话语权问题 |
| 第一节 信息时代的国际政治 |
| 一、时代转换：冷战结束与信息全球化 |
| 二、信息时代的国际政治：空间的变化 |
| 三、国际舆论战：当代国际政治博弈的一种重要形式 |
| 第二节 国际政治中的话语权 |
| 一、什么是国际话语权 |
| 二、国际话语权的作用 |
| 三、当代国际话语权格局 |
| 第三节 国际话语权的实现机制 |
| 一、国际话语权与硬实力 |
| 二、国际话语权与软实力 |
| 三、国际话语权与外交力 |
| 四、国际话语权与传播力 |
| 第二章 国际话语权与国际传播 |
| 第一节 国际传播与国际话语权 |
| 一、国际传播的内涵 |
| 二、国际传播实现国际话语权的法则 |
| 第二节 当代国际传播的发展趋势 |
| 一、国际传播的全球化发展趋势 |
| 二、国际传播的多元化发展趋势 |
| 三、国际传播的商业化发展趋势 |
| 四、国际传播的本土化发展趋势 |
| 第三节 当代国际传媒格局 |
| 一、当代跨国传媒集团的形成 |
| 二、当代跨国传媒集团出现的原因 |
| 三、当代国际传媒格局 |
| 第三章 中国面临的国际舆论环境 |
| 第一节 冷战结束后国际舆论环境发展态势 |
| 一、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 |
| 二、“中心-外围”的国际舆论态势 |
| 三、美国的全球舆论战略 |
| 第二节 中国在国际舆论环境中的处境 |
| 一、中国成为国际舆论热点 |
| 二、中国的国际舆论环境——西方媒体的塑造 |
| 三、中国国内舆论环境的嬗变 |
| 第三节 西方主流媒体涉华舆情分析 |
| 一、西方主流媒体涉华报道主题及态度分析 |
| 二、西方主流媒体涉华报道主角及态度分析 |
| 三、西方主流媒体的中国形象特点 |
| 第四节 国际舆论安全——当代中国面临的一个严峻战略任务 |
| 一、什么是国际舆论安全 |
| 二、当代中国保障国际舆论安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
| 三、谋划国际舆论安全需要认识与处理的四大关系 |
| 四、中国的国际舆论战略 |
| 第四章 国际传播中的中国媒体 |
| 第一节 中国国际传播媒体简介 |
| 一、印刷媒体 |
| 二、国际广播媒体 |
| 三、电视媒体 |
| 四、通讯社 |
| 五、互联网 |
| 第二节 中国国际传播媒体的地位与作用 |
| 一、中国媒体与政府的机制联系 |
|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媒体外交实践 |
| 三、当代中国媒体的对外功能及其表现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以来三代中央领导人新闻媒体与国际传播思想 |
| 一、邓小平新闻媒体与国际传播思想 |
| 二、江泽民新闻媒体与国际传播思想 |
| 三、胡锦涛新闻媒体与国际传播思想 |
| 第五章 中国媒体国际传播的议程设置 |
| 第一节 理论分析:什么是议程设置 |
| 一、议程设置的内涵 |
| 二、影响媒体议程设置的因素 |
| 三、议程设置的传播效果 |
| 四、议程设置的原则与方法 |
| 第二节 中国新闻的议程设置 |
| 一、选择对象、时段说明与考察问题 |
| 二、《人民日报》头版关于中国新闻议程设置分析 |
| 三、《中国日报》头版关于中国新闻议程设置分析 |
| 四、两报中国新闻议程设置的异同点 |
| 第三节 国际新闻的议程设置 |
| 一、选择对象、时段选择与考察问题 |
| 二、《人民日报》国际新闻议程设置 |
| 三、《中国日报》国际新闻议程设置分析 |
| 四、两报国际新闻议程设置的异同点 |
| 第四节 中国媒体国际传播议程设置的一般规律和变化趋势 |
| 一、中国媒体国际传播议程设置的一般规律 |
| 二、影响中国媒体议程设置的因素 |
| 三、中国媒体议程设置存在问题及变化趋势 |
| 第六章 中国媒体国际传播力评估 |
| 第一节 国际传播力的内涵及评估指标体系 |
| 一、国际传播力的内涵 |
| 二、国际传播力的评估模型 |
| 三、国际传播力的评估指标体系 |
| 第二节 中国媒体国际传播力评估 |
| 一、从传播基础角度评估媒体的国际传播力 |
| 二、从信息生产力的角度评估国际传播力 |
| 三、从传媒产业的角度评估国际传播力 |
| 第三节 中国媒体国际传播力发展态势、存在问题及其原因 |
| 一、中国媒体国际传播力发展态势 |
| 二、中国媒体国际传播力存在的问题 |
| 三、制约中国媒体国际传播力发展的原因 |
| 第七章 中国媒体国际影响力评估 |
| 第一节 什么是媒体国际影响力 |
| 一、媒体国际影响力的内涵 |
| 二、媒体国际影响力的评估模型 |
| 三、媒体国际影响力的评估指标体系 |
| 第二节 中国媒体国际影响力评估 |
| 一、从受众接触角度评估中国媒体的国际影响力 |
| 二、从国际公信力角度评估媒体国际影响力 |
| 三、从媒体开放角度评估中国媒体的国际影响力 |
| 第三节 中国媒体国际影响力发展态势、存在问题及其原因 |
| 一、中国媒体国际影响力发展态势 |
| 二、中国媒体影响力发展的原因 |
| 三、中国媒体国际影响力发展存在问题 |
| 四、制约中国媒体国际影响力发展的原因 |
| 第八章 中国媒体发展的战略目标——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传媒集团 |
| 第一节 中国媒体发展的战略目标 |
| 一、战略目标和任务 |
| 二、跨国传媒集团建设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
| 第二节 跨国传媒集团建设的指导思想、原则、步骤 |
| 一、跨国传媒集团建设的指导思想 |
| 二、跨国传媒集团建设的工作原则 |
| 三、跨国传媒集团建设的战略步骤 |
| 第三节 跨国传媒集团建设的战略布局 |
| 一、中央级媒体通过国家的力量大力扩张，形成跨国超级媒体群 |
| 二、非中央媒体跨地区、跨行业、跨媒体、跨所有制联合重组形成庞大传媒集团群 |
| 第四节 跨国传媒集团建设的战略手段 |
| 一、传媒体制机制改革 |
| 二、传媒转变增长方式 |
| 三、传媒“引进来” |
| 四、传媒“走出去”——如何进行海外并购 |
| 第五节 完善政府保障服务职能 |
| 一、加强政府宏观调控、统筹协调能力 |
| 二、加强经济政策支持力度 |
| 三、加大政府资金投入 |
| 四、实施人才工程 |
| 五、提供技术支撑 |
| 六、开展战略研究 |
| 第九章 跨国媒体的国际传播战略——如何增强国际传播的实效性和影响力 |
| 第一节 形成新的国际传播理念和思想 |
| 一、牢固树立以国际公信力取胜的国际传播理念 |
| 二、“以我为主”的传播原则与受众“针对性”相结合 |
| 三、新闻传播的专业性与中国视角的特殊性相结合 |
| 四、传播的全球化趋势与本土化趋势相结合 |
| 五、国际传播与国内传播相结合 |
| 第二节 国际传播对象、路径的选择 |
| 一、国际传播对象的选择与确定 |
| 二、“先国内、后周边、再国际”的国际传播路径 |
| 第三节 创新国际传播内容 |
| 一、新闻报道题材的创新 |
| 二、新闻报道视角的创新 |
| 三、新闻报道基调的创新 |
| 四、新闻报道形态的创新 |
| 五、新闻报道风格的创新 |
| 第四节 改进国际传播方式 |
| 一、首发报道、现场报道、独家报道 |
| 二、运动式传播与常态式传播 |
| 三、单向传播与双向传播 |
| 第五节 整合各种国际传播渠道 |
| 一、印刷媒体与电子媒体相配合 |
| 二、新兴媒体与传统媒体相结合 |
| 三、政府媒体与市场媒体相配合 |
| 四、中央媒体与地方媒体相配合 |
| 第六节 改革传播体制机制 |
| 一、加强媒体传播自主权 |
| 二、完善传媒报道机制 |
| 三、危机时期的新闻传播体制机制建设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5）传媒公共性问题研究 ——基于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问题的背景 |
| 第二节 研究动机与目的 |
| 一、研究动机 |
| 二、研究的目的 |
|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文献综述 |
| 一、公共领域和公民社会理论视角的相关研究 |
| 二、新闻专业理念视角的相关研究 |
| 三、传播政治经济学取向的相关研究 |
| 四、制度变迁理论与传媒公共性研究 |
| 五、传播社会学取向的相关研究 |
| 第四节 研究的内容与方法 |
| 一、研究的基本内容 |
| 二、研究的方法 |
| 第二章 结构功能主义分析视角中的传媒研究 |
| 第一节 传媒公共性的内涵 |
| 一、作为历史范畴的公共性 |
| 二、大众传媒的公共性 |
| 三、传媒公共性的功能 |
| 第二节 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范式 |
| 一、结构功能主义的观点和理论 |
| 二、传媒公共性问题与结构功能主义在逻辑分析上的一致性 |
| 第三节 传媒公共性社会学分析的主题 |
| 一、传播行动分析 |
| 二、传媒体系的结构与功能 |
| 三、传媒体系的结构变动 |
| 第三章 中国报纸传媒的结构变动 |
| 第一节 行业报的衰落与功能分析 |
| 一、行业报的衰落 |
| 二、行业报的功能 |
| 三、行业报的市场化转变 |
| 第二节 社会团体报的发展转变 |
| 一、社会团体报的发展和利益诉求 |
| 二、社会团体报的发展困境 |
| 三、社会团体报的市场化转型 |
| 第三节 党报内部结构的分化 |
| 一、晚报的市场化生存 |
| 二、都市报的市场化生存 |
| 三、党报的市场化生存 |
| 第四节 报业结构的纵向调整 |
| 一、全面扩张期与县市报的发展 |
| 二、报业结构调整与县市报的变迁 |
| 三、报业结构的纵向调整及其意义 |
| 第四章 中国广播电视传媒结构调整 |
| 第一节 组织原理向市场原理的结构转换 |
| 一、广播电视传媒结构的组织原理 |
| 二、我国广播电视结构的转换 |
| 三、广播电视传媒的市场原理 |
| 第二节 广播电视传媒结构的纵向调整 |
| 一、四级办台方针与广播电视大发展 |
| 二、中国广播电视结构调整 |
| 三、我国教育电视台的公共性的结构障碍 |
| 四、市县级广电的功能安排与功能改变 |
| 第三节 公共频道的公共性辨析 |
| 一、公共电视的公共原理 |
| 二、公共频道的组织原理和市场原理 |
| 第五章 中国大众传媒结构与公共性困境 |
| 第一节 组织原理的权力逻辑 |
| 一、以党报为龙头的报业集团组建模式 |
| 二、广播电视集团的组建中的组织原理 |
| 第二节 市场原理的资本逻辑 |
| 一、资本逻辑在大众传媒中的作用机制 |
| 二、《珠海特区报》房地产报道的实证分析 |
| 三、传媒公共性困境的世界性难题 |
| 第六章 公民参与和大众传媒的公共性 |
| 第一节 公民、公民社会组织介入公共问题的大众传播 |
| 一、家庭暴力问题的媒体责任 |
| 二、家庭暴力问题公共化中的公民、公民社会组织和媒介 |
| 第二节 妇女传媒监测网络参与传媒治理 |
| 一、建立传媒监测机制促进媒体中的性别平等 |
| 二、通过媒介批评对媒介报道进行积极的干预 |
| 三、在社会性别培训的基础上建立媒体网络 |
| 四、直接参与传媒报道影响媒介议程设置 |
| 五、发布广告向公众传达利益主张 |
| 第三节 妇女传媒监测网络与传媒互动的典型意义 |
| 一、与大众传媒战略合作关系的建立 |
| 二、塑造意见领袖影响公共舆论 |
| 三、制定专业准则和行业守则参与传媒治理 |
| 结语 建构国家—市场—社会三维系统中的合理传媒结构 |
| 主要参考文献 |
| 附录: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2005年—2010年) |
| 后记 |
（6）中国地市级广电媒体组织形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言 |
| 1.1 问题的提出和研究对象的确定 |
| 1.2 研究背景及目的 |
| 1.3 相关研究的文献综述 |
|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路径 |
| 1.5 研究方法 |
| 1.6 研究的创新点与难点 |
| 2 组织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1 组织两种机制 |
| 2.2 制度与制度变迁 |
| 2.3 制度设计的核心问题 |
| 2.4 中国广电媒体的产权制度 |
| 2.5 中国广电媒体的交易成本 |
| 3 中国地市级广电媒体的合法性要素与效率要素 |
| 3.1 中国地市级广电媒体的发展历程 |
| 3.2 地市级广电媒体的合法性要素及合法性要素要求的变化历程 |
| 3.3 地市级广电媒体的效率要素 |
| 4 中国地市级广电媒体组织形制与制度变迁考察 |
| 4.1 选择考察对象的说明 |
| 4.2 建立广电集团的地市级广电媒体考察 |
| 4.3 未建立广电集团的地市级广电媒体考察 |
| 4.4 作为考察对象的地市级广电媒体的组织形制变革综述 |
| 5 中国地市级广电媒体组织形制综论 |
| 5.1 中国地市级广电媒体的组织制度格局 |
| 5.2 中国地市级广电媒体的组织制度变迁 |
| 5.3 中国地市级广电媒体组织形制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
| 5.4 中国地市级广电媒体的制度变迁的方向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东中西部所考察地级市的广电有线网络电视频道安排 |
| 附录2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7）中国传媒体制改革研究：从两分开到三分开（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图目录 |
| 表目录 |
| 引言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问题界定与研究意义 |
| 一、问题的界定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方法、理论范式与基本分析框架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理论范式 |
| 三、基本分析框架 |
| 第三节 研究重点、难点和研究目标 |
| 一、研究重点和难点 |
| 二、研究目标 |
| 第二章 核心概念界定与相关研究综述 |
| 第一节 核心概念界定 |
| 一、体制、制度 |
| 二、传媒、传媒体制的界定 |
| 第二节 相关研究综述 |
| 一、传媒业发展研究文献综述 |
| 二、传媒体制改革文献综述 |
| 三、多元传媒发展改革与单一市场化取向的传媒产权改革文献综述 |
| 第三章 中国传媒混合型体制的建立与"两分开"改革的困境 |
| 第一节 中国传媒发展的三次重大体制变革 |
| 一、事业型单位、企业化管理:第一次传媒体制变革 |
| 二、采编与经营相分离:中国传媒第二次体制变革 |
| 三、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的两分开:中国传媒的第三次体制变革 |
| 第二节 已有传媒体制变革历程的总体反思与混合型体制弊端 |
| 一、中国经济体制变革的历程与启示 |
| 二、已有传媒体制变革历程的总体反思与混合型体制弊端 |
| 第三节 "采编与经营"剥离的理论与实践困境 |
| 一、采编与经营的关系:基于价值链的理论 |
| 二、采编与经营剥离的悖论 |
| 第四节 文化体制改革背景下的传媒两分开的困境 |
| 第四章 政府、社会和与市场关系中的中国传媒发展检视与结构调整需求 |
| 第一节 政府、社会与市场关系中的传媒发展的"实然"检视 |
| 一、改革开放以来的政府、社会与市场的变迁 |
| 二、政府、社会与市场三者关系中的传媒发展 |
| 三、三者博弈的中国传媒体制改革"实然"检视:公众利益的缺失 |
| 第二节 社会分层、结构断裂和利益博弈的中国现实与传媒功能承担 |
| 一、社会分层、中国社会分层与结构断裂 |
| 二、社会断裂中的利益博弈的失衡 |
| 三、社会断裂与利益博弈失衡中的传媒的功能承担 |
| 第三节 历史性功能承担下的传媒的"应然"发展与结构调整需求 |
| 一、政府、社会与市场的合理化关系建构 |
| 二、合理化关系与功能承担下的中国传媒"应然"发展 |
| 三、"应然"发展与多种目标函数需求下的结构调整需求 |
| 第五章 从两分开到三分开:中国传媒体制改革系统结构的合理建构 |
| 第一节 从两分开到三分开:中国传媒体制改革系统结构的理性构建 |
| 一、传媒体制改革中的传媒属性争论与反思 |
| 二、发达国家广电传媒系统构成与启示 |
| 三、三分开:含义、合理性与公众利益的结构性保障 |
| 四、三分开下的"党管传媒"再思考 |
| 第二节 国家传媒的制度设计与安排 |
| 一. 政治、中国政治和当代政治文明 |
| 二、中国国家传媒的归位 |
| 三、国家传媒的独特优势和制度设计与安排 |
| 第三节 公共传媒的制度设计与安排 |
| 一、公共传媒的国外发展与启示 |
| 二、中国公共传媒的制度设计与安排 |
| 第四节 商业传媒的制度设计与安排 |
| 一、网络传媒的发展:现实和启示 |
| 二、出版发行领域传媒的市场化发展改革与启示 |
| 三、商业传媒的制度安排与设计 |
| 第六章 三分开传媒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思考 |
| 第一节 中国改革的渐进式路径选择及传媒体制改革路径模仿 |
| 一、渐进式改革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 |
| 二、传媒体制改革的路径模仿:渐进式改革 |
| 第二节 渐进式改革的反思:从形式差别到本质正义 |
| 一、渐进式改革的负面后果与再认识 |
| 二、从形式差别到本质正义:改革的本质评价 |
| 第三节 传媒渐进式体制改革的价值源点和归属:公众利益至上 |
| 结语:中国传媒体制改革和发展:公共利益的维护与张大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已发表的相关成果 |
| 后记 |
（9）我国电视媒介法规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1 绪论 |
| 1.1 研究对象 |
| 1.2 研究背景与研究目的 |
| 1.3 本领域研究现状 |
| 2 我国电视体制及其法制体系 |
| 2.1 我国电视体制 |
| 2.2 电视规制的法律体系 |
| 3 广电总局法规政策分析 |
| 3.1 广电总局法规政策发布次数的年分布 |
| 3.2 广电总局法规政策的内容分布 |
| 3.3 广电总局法规政策的重心分布 |
| 3.4 广电总局法规政策的效果分析 |
| 4 广电总局法规政策缺陷分析 |
| 4.1 规范性文件的滥用 |
| 4.2 规章政策不系统 |
| 4.3 法规政策效力过低 |
| 4.4 受众利益的缺失 |
| 5 结语 |
| 注释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2001-2008 年法规政策目录 |
（10）广播电视产业之法律规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引言 |
| 第一章 广播电视产业的法律视角 |
| 第一节 广播电视的法律释义 |
| 一、法律中的广播电视概念 |
| 二、广播电视的法律属性 |
| 三、法律角度探讨的意义 |
| 第二节 广播电视产业及其特性问题研究 |
| 一、产业与广电产业 |
| 二、产业化与广电产业化 |
| 三、我国广电产业化问题的争论 |
| 四、广电产业的特性 |
| 第三节 广电产业的法律视角 |
| 一、广电产业与法治 |
| 二、媒体权利和广电产业权利 |
| 三、广电产业与产权 |
| 四、广电产业特性与适用法律问题 |
| 五、广电产业法律构建问题 |
| 第二章 广播电视体制评述 |
| 第一节 外国广播电视体制类型的比较 |
| 一、国外广播电视体制类型 |
| 二、各种类型的广电体制利弊评述 |
| 第二节 中国广电体制的建立、改革及发展 |
| 一、广电体制改革的三个阶段 |
| 二、当前我国广播电视体制模式分析 |
| 第三章 主要西方国家广播电视产业法律规制 |
| 第一节 对广电产业进行法律规制的依据 |
| 一、规制的经济学和法学依据 |
| 二、规制应当遵循的普遍原则 |
| 第二节 美国的广电产业法律规制 |
| 一、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下广播电视规制的法制化过程 |
| 二、美国广播电视法律规制模式 |
| 三、美国广播电视主管机关——FCC 的规制手段 |
| 四、FCC 的法律规制对美国广播电视产业产生的影响 |
| 五、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于公众、企业之间的关系 |
| 六、当代美国广播电视业发展的启示 |
| 第三节 日本与西欧的广电产业法律规制 |
| 一、日本对广电产业规制的依据 |
| 二、日本广播电视产业规制的主要内容、目的和功能 |
| 三、西欧国家的广播电视法律规制特点 |
| 四、对我国的启示 |
| 第四章 我国现阶段的广播电视法律规制 |
| 第一节 广播电视法制建设回顾 |
| 一、组建立法机构,制定立法计划 |
| 二、明确立法重点,应对新技术带来的挑战 |
| 三、规范广播电视管理,提高法规效力等级 |
| 第二节 现阶段广播电视法律规制的主要对象 |
| 一、广播电台、电视台 |
| 二、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 |
| 三、广播电视节目制作、交流交易、进出口活动 |
| 四、广播电视节目播出 |
| 第三节 我国广播电视产业法律规制评述与建议 |
| 一、与西方国家广电规制的差距 |
| 二、我国的广播电视规制的主要缺陷 |
| 三、转型期我国广电产业规制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 |
| 第四节 “广播电视法”:未来我国广电产业法律规制的基础 |
| 一、制定广播电视法的必要性 |
| 二、立法的可行性 |
| 三、立法的指导思想 |
| 四、立法涉及的若干主要问题 |
| 第五章 WTO 框架下我国传媒法律规制的调整 |
| 第一节 我国传媒产业生存与发展的法律环境 |
| 一、我国传媒产业整体发展现状 |
| 二、传媒产业与法律规制 |
| 三、我国传媒法律制度的分析与评述 |
| 四、今后传媒法律制度改革发展方向 |
| 第二节 加入WTO对我国传媒法律制度带来的影响及对策建议 |
| 一、加入WTO 后我国传媒产业需做出的法律调整 |
| 二、与传媒产业相关的入世承诺 |
| 三、WTO 框架下中国传媒产业生存与发展的法律环境 |
| 四、入世后我国传媒产业面临的挑战 |
| 五、对策与建议 |
| 第六章 广播电视规制与公共利益 |
| 第一节 公共利益标准的缘起 |
| 一、1912 年广播法和年度广播会议 |
| 二、1927 年广播法 |
| 第二节 联邦广播委员会时期的公共利益标准 |
| 一、1928 年的政策声明 |
| 二、1929 年"大湖"案判决 |
| 三、根据节目内容对许可申请的拒绝 |
| 第三节 联邦通讯委员会时期对公共利益标准的适用 |
| 一、《1934 年电信法》中的公共利益标准 |
| 二、蓝皮书 |
| 三、1960 年节目政策声明 |
| 四、市场化的解释进路 |
| 第四节 最高法院和公共利益标准 |
| 一、Nelson Brothers v. FRC |
| 二、FCC v. Pottsville Broadcasting |
| 三、FCC v. Sanders Brothers Radio |
| 四、NBC v. United States |
| 五、Red Lion Broadcasting Co. v. FCC |
| 六、CBS Inc. v. DNC |
| 七、FCC v. WNCN Listener's Guild |
| 第五节 围绕美国广播管制的公共利益标准展开的讨论 |
| 一、公共利益与行政裁量 |
| 二、变动中的公共利益概念 |
| 三、公共利益与广播管制改革 |
| 第六节 结语与启示 |
| 第七章 对广播电视运营主体的法律规制 |
| 第一节 市场主体的概念及特征 |
| 一、概念 |
| 二、特征 |
| 第二节 广播电视作为市场主体的特殊性 |
| 一、主体的特殊性 |
| 二、关于广电体制的讨论 |
| 第三节 广电市场主体的重塑 |
| 一、政府权力退出商业广电 |
| 二、运用法律手段实施监管 |
| 三、构建广电的现代企业制度 |
| 四、进行商业登记,组建企业法人 |
| 第八章 中国广播电视产业未来发展之思考:广电产业集团化制法律制度 |
| 第一节 我国广播电视业的集团化发展趋势 |
| 一、广播电视产业形成的背景 |
| 二、信息产业群之子产业 |
| 三、广播电视产业的发展趋势 |
| 第二节 广电集团化的法律问题研究 |
| 一、广电集团法律属性问题 |
| 二、广电集团组建方式的法律问题 |
| 三、治理结构的法律问题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中文详细摘要 |
| 英文详细摘要 |
四、走集团化发展之路——关于浙江省级电视三台合并的几个问题（论文参考文献）
- [1]改革开放以来湖南广电产业发展研究[D]. 朱可鑫. 湖南师范大学, 2021
- [2]改革开放以来湖南广电产业发展研究[D]. 朱可鑫. 湖南师范大学, 2021
- [3]1978-2011：中国广电传媒改革路径研究 ——基于制度分析视角[D]. 张莉. 武汉大学, 2012(01)
- [4]中国媒体的国际传播及影响力研究[D]. 吴立斌. 中共中央党校, 2011(09)
- [5]传媒公共性问题研究 ——基于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视角[D]. 唐佳希. 武汉大学, 2010(05)
- [6]中国地市级广电媒体组织形制研究[D]. 党东耀. 华中科技大学, 2010(11)
- [7]中国传媒体制改革研究：从两分开到三分开[D]. 钱广贵. 武汉大学, 2010(10)
- [8]新时期中国新闻事业改革与发展30年大事记[A]. 祁涛,薛巧珍,赵永华,陈建平,马弋飞,孙菲,金石,任敏,张云燕,向春晓. 新闻学论集（第21辑）——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特辑, 2008
- [9]我国电视媒介法规政策研究[D]. 姚坦. 华中科技大学, 2008(06)
- [10]广播电视产业之法律规制研究[D]. 于斌.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06(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