块状地域结构文学教材模式的优势分析——对“当代中国文学”教材风格改革定位的思考

一、块状地域结构文学教材模式优势分析——对《中国当代文学》教材体例改革的定位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杨荷泉^[1]（2021）在《余华作品在英语世界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人是地球上的“文化动物”,人类一方面生活在“物质世界”,另一方面也生活在“精神世界”。作为人类精神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产品的生产与加工、传播接受与评价研究,构成了当下世界各国文学生活的主要内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生、成长与壮大,既离不开中国古代文学源头活水的滋养,也离不开世界文学和异域文化的引导交流。客观来说,长期以来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的交流,是不对等的:引进来的外国文学多,走出去的中国文学少。在中外文学的互动过程中,中国文学相对处于弱势地位。近年来,随着国家经济实力提升和文化强国战略的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力度不断增大,助推了当代中国文学走出国门进行跨文化传播和对话。一批中国作家作品受到了国外出版机构与媒体、读者和研究者的关注和欢迎,在一定程度上刷新了国外对中国现实和当代文学的成见和感知。目前在国外,不仅有一批喜欢中国文学与文化的读者和汉学家,还出现了致力于研究现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的纯学术期刊,如俄亥俄州立大学早在上世纪就创刊的《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就是很有影响力的汉学研究期刊。21世纪初,余华《兄弟》的出版在国内引发了较大反响,之后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价值高低的争论,一度成为文学圈内外争执的一个热门话题。这种学界内部的纠结和媒体外部的炒作,已经对当代作家创作心态和整个社会的文化生态建设,产生了较大影响。无论是对当代文学的总体评价,还是对当代作家的个人成就,总会有一些褒贬不一的声调,众声喧哗地纠缠在一起,甚至呈现出一种两极化的评价趋向。其实,关于中国当代作家作品或者说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评判,视野可以扩大一些。我们既不能只站在中国的视角,也不能仅站在美国、英国、韩国、日本或者其它某一个国家的视角,而应该站在当下世界文化交流发展的立场和高度,以世界文学的眼光和跨文化传播接受的效果,来客观理性地看待和评估。作为“跨文化对话与想象”的一个案例,余华作品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接受研究,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话题。余华在中国当代作家里不是一个高产的作家,其作品并不算多,但几乎都“出门远行”,而且其作品在国内外的反响与评价,呈现出“墙内开花墙外香”的文化景观。中文版和外文版“两种余华作品”在国内外的不同接受情况,其原因值得当代文学和文化研究者关注和反思。本文由绪论、正文、结语和附录几部分构成。绪论部分解释了研究的缘起和意义,探讨余华作品在不同的读者和研究者之间引起争议的原因。本文在美国杜克大学图书馆和国内馆藏数据库下载搜集有关材料的基础上,分类梳理了余华作品在英语世界传播与接受研究的中外文资料。同时,根据余华本人提供的作家版权输出情况统计表,笔者整理出了 38种外文语种翻译、出版的余华作品的详细信息。这是本文研究的基础和起点。正文部分共有五章。第一章首先考察余华作品在国外的传播情况,梳理余华作品在国外尤其是英语世界的译介、销售和读者评价情况。然后,从余华作品的翻译、出版、改编与演出等环节,系统总结了余华“中国故事”出门远行的经验。第二章是关于英语世界对余华作品内容的研究。主要是评述国外学者对余华作品中人性的异化、暴力与死亡等方面的主题研究以及历史创伤受难者的男性气质、作为商品和暴力受害者的女性身份、被温情遗弃的孤独者形象等人物方面的研究。第三章是英语世界对余华作品形式的研究。首先是关于余华对中国传统文学语言的颠覆与创新、复调话语的反讽与戏仿;其次是对余华作品里的呼喊、夜晚、善恶者的不同死亡等象征意味的解读;再次是对余华小说多层叙述以及时空压缩等技巧的研究等。第四章是英语世界对余华的比较研究。有一些国外研究者分别从冷漠与荒谬的虚无主义创作视角、表现堕落青年的当代成长小说、对历史真实的超越和拒绝姿态以及对严肃文学的坚守等方面,对余华和他同时代的先锋作家残雪、苏童、格非和莫言的小说文本做出了比较研究。由于没有发现将余华和国外作家比较研究的专题论文,目前本章是余华和中国作家的比较研究。第五章从“两个余华”和“两种余华作品”入手,探讨接受者眼里“伟大作家”和“通俗作家”的“小说家余华”和“散文家余华”的不同面相,以及“母语版余华作品”和“非母语版余华作品”的关系,并比较“两种余华作品”在国内外接受的不同情况,再由此引发“两种中国文学”关系的思考。这是本文研究的落脚点,也是新的研究起点。像余华这样表现中国题材的文学作品,都是有别于“历史中国”与“地理中国”的一种“文学中国”文本,其作者不仅仅是中国人,也包括外国人;其文本语言的种类不但有中文,也有外文;其文本形态既包括中国作家用中文母语原创的“第一文本”,也包括其被翻译和再创作成非母语的外文版“第二文本”。这两种文本分别构成了中文版和外文版的“两种中国文学”。两种文本构成的历史,才是一部完整的中国文学发展史。然而,目前大部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只能算作是一种“单向度”的“第一文本”文学史,许多传播到国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第二文本”,已被历史长久地“活埋”。结语部分从余华作品在国外的获奖情况,以及余华成为国际文学论坛主要研讨对象的事实出发,论证了作为一名中国的作家,“中国的余华”已然是“世界的余华”。附录列举了余华到国外参加文学活动的大事记、余华作品外文版出版年表和余华作品外文版的部分封面。这些文字和图片是支撑这篇论文论点的佐证材料。目前,走向国外的中国文学还有不少困难,这既有文学外部的问题,也有文学内部的问题。它涉及到宣传、翻译、出版、市场、意识形态等文学外部的诸多元素,这些元素犹如一双双有形和无形的大手,影响了一个作家作品的时空跨界的程度。但是,反观走出国门的余华作品,真正优秀的作家与其优秀作品的“出境与跨界”,其文学内部的元素更加重要。余华不同于中国当代作家里的某些人,在国外的影响仅靠一本书,轰动一时,却又昙花一现。国外读者和汉学家对余华的接受和研究,是基于他们对余华文本“内部风景”的着迷。余华以一个作家的良知,不但叙述了底层人物“眼泪的宽广”,写出了“一个国家的痛”,而且用了许多西方人非常熟悉的现代叙事方式,表达了尊重生命和悲悯弱者的博大情怀。余华作品不仅是国外读者“读文学-看中国”的社会文本,而且是具有很高审美价值的文学文本。余华被译介到国外的作品,虽然都经过翻译环节的再创作,但是,由于其主题、人物、叙事和语言等“文学内部”的文化景观非常迷人,受到国外读者持久的欢迎。余华的某些作品,不仅是当代中国文学的经典文本,也是当下世界文学的经典文本。本文的创新性:一是在全面考察了余华作品在国外译介出版传播的背景下,从内容和形式以及作家比较等方面,系统梳理和探讨了英语世界对余华作品传播和接受研究的情况;二是首次提出并阐释了“两个余华”“两种余华作品”和“两种中国文学”的概念;三是提供了不少国外关于余华作品的评价和研究的外文资料。本文研究的意义:从英语世界传播与接收的国外视角,重新审视了备受争议的余华作品的价值,以及余华在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在此基础上,希望借鉴两种余华作品在国内外不同接受的案例,为当下中国文学走出去提供一点有益的经验。本文不足之处:一是由于时间、精力和能力的限制,收集英语世界对余华作品评价和研究的资料不够齐全;二是论文偏重于文献资料的梳理,在理论概括和提升等方面,显得较为薄弱。比如由“两种余华作品”引发的第一文本和第二文本“两种中国文学”的关系和互动研究,还只是一个初步的探讨。对这些相关话题,只是提出自己的想法,由于不是本文的主要论题,所以未能进行深入的考察和研究。

谢文韬^[2]（2021）在《都市变革下的近代旧体诗坛》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代引领着变革潮流的都市,和象征着传统的旧体诗坛之间,看似并不协调,实则存在紧密联系。研究近代都市变革与旧体诗坛之间的关系,有助于发掘近代旧体诗坛的独特性,从而确立其文学史意义。但旧体诗坛面对近代都市的诸多变革,并非一味被动地受到影响,而是根据主观意志进行适应调整,最终形成了与前代不同的面貌。因此需要超越一般文学史书写中常用的机械反映论,避免将旧体诗坛的创作、批评等活动看成都市变革的注脚,单纯从其中寻找涉及近代都市变革的内容的做法,如罗列堆砌与都市某一方面变革相关的诗词作品等,而应将近代旧体诗坛看成由具备不同意志的群体构成的复杂存在,摸索近代旧体诗坛与前代不同的运作机制,寻找其在文学史上的位置。探讨都市变革下的近代旧体诗坛,先须确定近代都市中与旧体诗坛联系紧密的变革,以及近代旧体诗人与都市的基本关系,从而为深入研究打下铺垫。首先物质方面,都市交通方式的变革让诗人们的出游、交际大为便捷;通讯媒介变革与诗人的谋生、求知与济世活动紧密相关;交际场所的变革让诗人们有了新的互动空间。其次在社会方面,都市政治环境的变革给积极入世的诗人们提供了为理想奋斗的机遇;教育体系的变革让在都市中求学、任教成为诗人们的普遍经历;思想风潮的变革则给诗人们走向多样化的人生道路提供了指引。正因如此,凡是在近代旧体诗坛稍有影响的诗人,都与变革的都市密切相关,或长住于这些都市,或长期以其为中心活动,或兼而有之。在明确二者的基本联系后,便可考察都市变革背景下旧体诗坛的生存空间变化。以民国建立、新诗兴起和新文化运动等关键事件为节点,都市中旧体诗坛的实体依托发生了不同轨迹的走向,这直接影响了旧体诗坛的生存状态。在晚清时期,诗坛与都市政治强人的幕府间联系,较前代质变虽然不多,量变却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但进入民国后,这种联系却突然断裂。而报刊在晚清民初经不同诗人群体的努力,逐步被旧体诗坛接受、认可,然而随着新诗的兴起,旧体诗坛在报刊上受到严峻挑战,不得不进行反击,但在关键的论辩方式上,面对以概念定义为逻辑起点的新文学阵营,学衡派为代表的诗坛中坚力量仍保持着以历史经验为逻辑起点的思维模式,在报刊空间中表现得并不适应,反倒是旧体诗坛基层在论战过程中实现了一定的自我突破。而近代高等教育机构,长时间内并未表现出与旧体诗坛的特别联系;但新文化运动后,随着旧体诗坛在社会上逐渐式微,它们成为了旧体诗坛延续微弱生命的难得依托。在理清近代都市变革作为背景的影响后,便可将坐标切换至旧体诗坛本身,探讨近代旧体诗坛自身如何在创作潮流、批评活动以及组织结构方面进行行为上的主动调整以及机制上的自我调适,以适应近代都市的变革。最明显的体现是在创作潮流上。首先,都市政治环境的变革,使得诗人们要通过在诗歌创作中表现政治热情和政治能力来在都市政治场域中生存,甚至获取更多政治资源。虽然这种情况前代也有,但在近代程度可谓达到顶峰。然而不同政治热情、政治目标以及诗歌风格的诗人,在转型幅度和方式上各有不同。其次,近代都市生活场域的变革,则让各种新名物开始成为书写对象,但不同时期诗坛对新名物语汇所普遍采取的书写模式不同。最开始抱着介绍、夸耀心态的诗人,往往将新名物作为诗歌的主题进行书写;而在新名物被熟悉之后,诗人更多将之作为单位在诗中使用,但保守的诗人,则一直只将其作为背景以减弱对旧体诗歌传统造成的冲击。相较之下,尽管都市思想场域的变革使得新概念语汇同样开始进入诗人的笔下,但旧体诗坛最初普遍没有将之与传统的语汇区分开来,故在书写模式上多与传统典故混同,不过随着诗人文化普及意识的提高,诗人们逐渐会将以诗歌作品总体来对这些新概念进行介绍阐释。近代旧体诗坛的批评活动方面也体现了旧体诗坛面对都市变革时的调整。随着信息传播技术与都市中公共话语空间的形成,诗歌批评的形式、对象与本质都在发生变化。形式上,过往单向、个人化的诗话,成为了一种高度公开化、互动化的批评形式,它可由报刊征集素材而生成,能够成为一种集体意志的表达,读者可以用各种即时性的反馈手段来影响诗话的创作,批评者在创作诗话时也必须时刻考虑读者,同时它又保持了一定的自身特色,报刊带来的一些互动形式由于其体式传统而并不能被广泛接受。对象上,在没有被某种具有特定观念的特定群体所垄断的都市公共话语空间中,不同群体用不同的方式发出自己的声音,这就使得过往累积的诗歌资源会被重新挖掘。而对于诗歌本质的认识,也随都市中社会阶级的变化与前代不同。诗歌不再被视为士人的身份象征,甚至不再是知识分子必须掌握,而对诗歌的文学知识的研究、诗歌的鉴赏等,开始从原有的知识体系中分离出来,渐渐变得可以独立进行,且渐渐被知识分子所看重。面对近代都市变革,旧体诗坛结构体系的变化,从宏观到微观都有体现。就诗坛流派而言,“都市型”诗派开始取代“地域型”诗派,成为诗坛主导。就诗人社群而言,过往实地、封闭、主要依赖士人关系网的特点发生改变,在都市的公共空间中更加具有全国意识,对士人关系网有所突破。成员地位取决于存在感,而社群之间界限模糊,比起内部进行活动,向外界公开举办活动变得更为重要。在诗坛的个体层面,都市的风气与社会阶级变革使诗人对于使用诗歌谋取经济利益不再感到可耻,诗歌开始向书画靠近,其交易有走向体系化的趋势,这使得诗人的交际策略和关系网也发生了变化。综合这些方面来看,近代都市的变革,对于旧体诗坛的整体影响,在于地理特征层面的去地域化、社会定位层面的去阶级化以及知识谱系层面的专门多元化三点。这些相对于前代的独特之处也正是近代旧体诗坛的近代性体现。

韦倩^[3]（2021）在《“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研习”学习任务群的教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突出了“学习任务群”和“语文学科核心素养”两个重要概念。在基础教育改革不断深化阶段,课程改革的方向已经转向了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与发展。“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研习”学习任务群的教学,旨在落实新课标对这一任务群的教学要求,旨在让学生在阅读大量的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过程中,提升文学素养,以学习任务为导向开展多种语文活动,力求改变教师大量讲解分析的传统教学模式,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引导学生在语文实践活动中全面提升语文学科核心素养。全文主要分为以下七个部分。引言,阐述论文的研究缘起、研究现状和研究方法。第一部分,“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研习”学习任务群的概念界定和教学理论基础。重点阐述这一学习任务群教学研究涉及的的几个重要概念、基本特征及介绍这个学习任务群的教学理论基础。第二部分,“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研习”学习任务群的学习目标和教学价值。重点明确这个学习任务群的学习总目标是力在培养和发展学生“语言建构与运用”、“思维发展与提升”、“审美鉴赏与创造”以及“文化传承与理解”学科核心素养,并从阅读与鉴赏、表达与交流、梳理与探究三个方面设计具体目标;接着从培养学生的正确的价值取向、促进当地及学校课程资源的开发、促进中华优秀文化传承和弘扬三个方面探讨这个学习任务群的教学价值。第三部分,“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研习”学习任务群的教学内容。根据文化适应性原则、兴趣性原则、教学最优化原则整合教学资源及构建学习专题,并列出具体的学习专题内容,旨在将专题教学变成这一任务群的教学常态。第四部分,“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研习”学习任务群的教学实施路径和策略。分析了如何通过创设学习情境、选择学习方式、呈现学习成果、开展学习评价四个教学实施路径完成任务群教学目标;根据不同体裁作品以及通过相同题材作品的群文阅读、经典篇目的整本书阅读与研讨或链接时代热点的主题式阅读与写作等丰富的语文活动实施教学。第五部分,“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研习”学习任务群的教学反思。总结教学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活动实施难度大、教师专业素养跟不上、成果展示和评价趋于形式;并提出解决教学问题的几条粗浅建议:强化学生的主体地位、组织结构化的学习活动以及在教学活动中注重将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深度融合。结语,总结论文的研究内容,反思研究之不足,指出今后的研究方向。

黄丽贤^[4]（2020）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国文学史教材编写趋势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18年,周作人编写的《欧洲文学史》问世,外国文学史教材的编撰自此便开始备受关注,但以往的相关研究鲜见探讨现代化进程如何影响外国文学史教材编写。为此,本文借助教育学相关理论,以改革开放至今的多部经典外国文学史教材的编写为个案,并以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为背景,对比梳理多部教材的异同,重点探讨现代化进程与其编写趋势的关系,主要包含不同时期政治、文学、教育及伦理价值等方面不同程度的影响。全文共分为七章节,第一章为绪论部分,阐明本文的研究缘由,界定相关概念,说明研究目的、研究内容、研究意义及方法,厘清本研究总体思路。第二章综述外国文学史教材编写研究情况,并对我国外国文学史教材编写进行溯源。第三章为理论基础,以认知主义学习理论、布鲁姆教学目标分类理论、人本主义学习理论为根据,为外国文学史教材编写提供科学指导方针。第四章探讨1978-1984年外国文学史教材编写的初步探索。改革开放拉开了中国新面貌的帷幕,这一时期几部外国文学史教材在“左倾”风潮转向“实事求是”思想的过渡中初试锋芒,对比这几部教材的同异之处,就那一时期现代化进程的政治、教育、文学及伦理价值背景如何影响外国文学史教材编写进行叙述。第五章探究1985-1999年外国文学史教材编写多元化的趋势。这一时期几部外国文学史教材在繁荣的文化、活跃的思想中褪去文革色彩,开始走向多元,依据教育学理论分析几部教材编写的进步与不足之处,并论述在改革开放进一步推进下政治、教育、文学及伦理价值现代化对教材编撰的影响。第六章考察2000-至今外国文学史教材编写多元的深化与推进。新世纪几部外国文学史的编撰趋势在新的世界格局、新的挑战中日新月异。以教育学理论为根据,探讨几部新世纪外国文学史编写嬗变的异同点,并阐明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教育、文学、伦理价值等方面演变对外国文学史教材编写的影响趋势。第七章为结语,阐述本研究的发现、不足和对未来研究的展望。归纳总结本研究发现,在此基础上提出适当建议。基于史料分析和案例对比研究,本研究认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外国文学史编写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1978-1984年,新时期之初的外国文学史教材种类少、阶级特色鲜明。现代化进程中依然是政治主导,教育、文学和伦理价值观现代化的推进相对滞后,相应的外国文学史教材中政治色彩显着,其教育性、文学性和传授伦理价值的功能等被忽略。第二阶段为1985-1999年,这一时期现代化建设已取得不小成果,占主导的政治现代化逐渐让位于文学现代化,教育和伦理价值观在现代化建设中也紧跟步伐。文学理论空前繁荣、教育的革新和伦理价值的多元化使得这一时期外国文学史教材种类多样、内容丰富,而且教材属性凸显,但教材编写理念和内容较之文学研究领域相对滞后,与具有中国特色的外国文学史研究仍有差距。第三阶段为2000-至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不断推进,我国外国文学教材编写的多元化不断深化与稳定,信息化和多样化显着,这里的多样化涉及内容、编写形式及呈现方式的多元化。教材编写较之文学研究领域的研究延时性愈发不明显,但距离成熟的中国特色外国文学史教材仍有一定差距。

郑晓锋^[5]（2020）在《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研究》文中指出文学是一种语言的艺术。在百年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历程中,语言变革无疑是最直观、最明显的因素。所谓百年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其基础表征就是文学语言的现代性。百年来中国文学发展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就是成功建构了现代汉语规范化意义上的汉语语言系统——即以白话文为中心的汉语语言体系的确立与强化。但由于传统的“重内容轻形式”的研究倾向,对文学语言作为符号性媒介的本体性研究很容易被忽略;再者,白话文在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中几乎成了定型状态,研究者更多地是从静态视角探究文学语言问题,而没有将其放在百年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动态视域中加以考察,从而无法深入研究百年中国文学思想层面的变化;此外,文学语言审美层面的动态演变也有待挖掘。本文以“媒介生态”为切入点,在关注文化媒介生态、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等宏观维度的基础上,再从文字、报刊、图像、网络等微观视角出发,探究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和发展的原动力,以期勾勒出一个连续性的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发展的历史图景。所谓“媒介生态”,其最初来源于20世纪60年代前后北美的Media Ecology研究,这与20世纪末中国本土兴起的媒介生态学研究有着本质的区别。北美Media Ecology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对人与传播媒介的关系研究,立足点是人,强调媒介对人类、人类文化或人类社会的影响,带有明显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而中国本土的媒介生态学所要遵循的原则和最终旨归是建立人—媒介—社会—自然系统的和谐关系及实现媒介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其出发点是媒介。但同时我们应看到二者的联系,因为北美Media Ecology所关注的人与媒介的关系,这也是中国媒介生态学研究的重要一隅,所以,对于北美的Media Ecology,我们不仅要看到它的差异性,也要看到其长处,对其有益的研究方法和成果要加以合理的批判和吸收,以充分地运用到我国的媒介生态学研究上来。至于北美Media Ecology和中国媒介生态学之间的差异,北美Media Ecology认为“人是条鱼”,生活在媒介环境构筑的“水”中,它重点研究媒介对人的影响,“它试图找出媒体迫使我们去扮演什么角色,媒体如何构建我们所看到的,为什么媒体让我们如此这样地感觉和行动”;而中国媒介生态学认为“媒介是条鱼”,生活在社会生态系统的“水”中,这一系统由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技术的等生态因子构成,且以媒介及媒介的存续环境（媒介之间、媒介与社会之间）为研究中心。这种以“媒介”为中心的媒介生态理论,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预先的理论视域。20世纪后半叶以来,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提高,媒介在文学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已然有学者将之推至“文学四要素”之外“第五要素”的高度,媒介及媒介文化成了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语言论转向对我国文艺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影响,使得文学语言的符号媒介性功能逐渐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不再将之视为一种应有的静态之存在,而是一种通过动态变革演化而来的;它也不再仅是一种纯粹的工具性存在,而且还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本体。文学语言作为一种媒介符号,它的历史变革势必会受到其所依存的媒介生态的影响。再者,从文学理论发展的整体趋势来看,“向内转”和“向外突”是其发展的两种基本路径,前者强调文学研究对文学文本的重视,而后者则强调打破文学的固有边界,把文学研究拓展为文化研究。对文学语言本身的研究属于文学研究中的“内部研究”,而探讨文学语言变革所受制的外在媒介生态因素属于“外部研究”,挖掘内在文学语言与外在媒介生态之间的微妙关系,这种将内部和外部研究联系起来的做法,不失为一种方法论上的创新。文学媒介和文学语言有着天然的联系。首先,文学语言本身就是一种媒介符号;其次,除文学语言以外的其他文学媒介都是文学语言的承载媒介,比如书籍、报刊、电子书、文学网站、文学广播和文艺类影视等等。不同的媒介形式,就会有不同的文学语言形式。随着媒介在文学活动中地位的演变和提升,百年来文学语言也经历了不同的变革。整体上呈现为由文言到白话、由高雅到通俗、由静态到动态、由符号到图像、由单一到多元等趋势的异变。全文共分为导论、正文、余论三大部分,导论部分主要是对本文的理论视域、选题缘由及思路、研究现状、研究价值和意义予以介绍,在对已有文献分析的基础上,肯定了现有研究成绩,但也存在不足,比如对于现代汉语白话形态的理所当然认同致使对语言的研究长期处于被忽视的处境,已有成果多于静态的叙写而非动态层面的规律演变之探究,文学语言多为工具性存在而非对象性指称,文学语言研究的理论深度不够,等等。然而,文学活动中媒介作用的增强和文学语言的媒介性,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媒介生态,因为文学语言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种媒介符号,它是微观媒介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生成、存在和演变不仅受到其他微观媒介（如书籍、期刊、报纸、广播、影视、互联网等）的影响,还受到文化媒介生态、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等外在媒介生态的宏观建构,这就为我们从媒介生态维度研究近百年文学语言的变革提供了可行性契机。正文部分一共六章。分别从百年来中国文学语言作所经受的不同时期的明显的媒介生态为特征分章展开。第一章针对本文研究的理论视域和方法论原则——媒介生态,作一详细的梳理和介绍。所谓媒介生态,即媒介的存在场域,既包括媒介本身的存在状态,亦包括媒介所受制的外在因素。文学语言作为一种符号媒介,是该场域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而媒介生态的整体性、多样性、互动性、平衡性、循环性,又对文学语言的存在和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媒介生态主要分为宏观和微观两大层面,而宏观意义上的媒介生态又是通过微观层面的媒介生态而对文学语言的变革产生直接的作用和影响。第二章是从晚清文学语言变革所受到的显着的文化媒介生态入手,主要包括晚清白话文运动和五四白话文运动两大显着的文化现象。从晚清黄遵宪提出“语文合一”①的观点开始,以封建士大夫为代表的维新派意识到民众思想启蒙对于挽救国家和民族命运的重要性,而思想启蒙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打破传统文言的隔阂,推行通俗易懂的白话文,新的白话语和白话文体开启了文学创作新的表达方式,促成了以白话小说为主的文学文体的勃兴。这一时期西方现代报刊理念的引入激发了国人的办报意识,中国现代报刊业开始起步,为晚清白话文运动提供了必要的媒介传播平台,打造了全新的社会舆论空间,因之而出现了王韬的“报章体”、梁启超的“新民体”、欧化语中的新名词等新的语言形式,促发了“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等文体革新运动。明显来看,以文字改革为中心的晚清白话文运动是在文化媒介生态发生变化之际而发生的文学语言改革行为,但语言媒介符号所处的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受众媒介生态等也出现了新情况,在这种合力下,晚清文学语言开始由文言文向白话文过渡。而20世纪初五四白话文运动前后带来了中国文学语言的历史性变革。这一时期的语言变革及其新文体实践,直接带来了中国文学发展的现代化转型。与晚清白话文运动不同的是,五四前后的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则对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在新的社会语境下,其对传统文学语言的改造和新文学文体的生成更具革命性、彻底性,经过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鲁迅等五四白话文运动倡导者的努力,白话文终于取代了文言文在传统文学中的正统地位,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书写的合法性语言。第三章主要是从文学语言变革受到的典型的政治媒介生态出发。从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作家联盟①的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这一时期文学（语言）发展所受制的政治媒介生态作用渐趋明显,以1949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决裂之后,中国国内政权主要呈国民党、共产党两大党派对峙局面,中共为争夺社会话语权、树立政治威信和打破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以“左联”为代表的文学阵营开展普罗文学运动,推行文艺大众化,最重要一方面就是文学语言向人民大众靠拢的通俗化运动。1938年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又提出了中国文学及文学语言的“民族形式”改造问题,提倡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艺形式;后期主要表现为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一时期的国家政权实现了统一,经历长期动乱的中国社会百废待兴,文化资源的重置和控制是其重要方面,从第一次文代会规定文学写什么、怎么写、为谁服务,到十年文革政治对文化（文学）的强势干预,都从根本上左右了新中国文学语言的书写模式,文学由于表征的优势、作为文化资源的稀缺性等满足权力实现的条件,在相当长的历史语境中被建构成为一种文学权力。总的来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文学语言所存在的政治媒介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这一语境下,新中国之后的文学语言建设则是由党和国家实施的自上而下的文化行为,是政治媒介生态主导下的文学语言变革,集中表现为文艺在“二为”方向指向下的政治性、民族性、通俗性言说,并在建国前十七年文学中取得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成就,引发了中国文学发展的当代转向。第四章主要是从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文学（语言）所受到的经济媒介生态作用渐强的角度来说的,多重利益追求和文学理想带来了文学语言的多元化呈现。新时期以来随着党和国家政策上的调整,我国文化建设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集中表现为对“十年文革”造成的冤假错案的拨乱反正、重新探讨和确立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确立文艺创作新“二为”方针等方面,文化领域开始朝着良性的、健康的方向发展。随着国家社会发展经济重心的确立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这一时期文艺创作的一个显着特点是经济导向性增强,文学格局开始由建国前三十年“一体化”向多元化发展,文学语言呈现出政治话语、精英话语、通俗话语等三大主方向演变,并在市场经济的导向下发生着多种可能性。第五章主要讨论的是新世纪以来,随着技术媒介生态在文学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文学语言呈现出了图像化、类型化、跨语体、碎片化、互动性、颠覆性、消遣性、审美性缺失等特征。新世纪的文学格局较20世纪后半期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我国消费社会的逐步形成和以互联网技术为支撑的网络文学的蔚为大观,传统官方主流文学和社会精英文学的势力范围正在急剧减缩,并在新的社会形势下寻求突破和转型;而菁芜杂存的网络文学在新的社会语境下得到了快速发展,并在广播、影视、互联网等媒介技术的进一步助推下,大有独霸天下之势。新的文学形态势必会呈现出新的语言形式,而新世纪文学语言的种种特征,就是文学语言在媒介技术的支撑下的多样化呈现。第六章主要是对百年来中国文学语言发展所受制的受众媒介生态和其他媒介生态作一简单介绍。此两种媒介生态参与了各个时期的文学语言建设,且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它们共同促成了中国文学语言的百年转变,这也是它们的合力性使然。但因二者与前几个分期所受到的鲜明的媒介生态相比,显得稍微次要了一些,故单章给予简单的介绍,以此说明它们并非缺席,以此体现构成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媒介生态的完整性。结论部分主要回答了从媒介生态视角审视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发展,它到底发生了何种动态变革。从19世纪后半叶的晚清白话文运动开始,先后经历了五四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文艺大众化”讨论、“民族形式”建设、农村新通俗小说试验、工农兵创作方向、新时期文学语言的“话语解放”,再到新世纪文学语言的图像化、类型化等转向,是近百年来中国文学语言发展和变革的基本路径。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史也是百年中国文学语言的变迁史。总的来说,文学语言作为媒介符号,影响其变化的因子有很多,整体上可分为包括以“媒介”为中心的文化媒介生态、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受众媒介生态和其他媒介生态,这些宏观因素通过影响媒介介质而对微观上的文学文体和文学语言发生作用,这是由文学所在的具体社会历史语境决定的,语境不同,各种因素作用力的强弱也会有所不同,它们所关注的着力点也会不同。在这些媒介生态的组成中,除了媒介技术对文学（语言）能带来直接的影响之外,其他五个都是间接影响因子。当然,如此区分只是理论上辨析的需要,在实际的文学实践中,对文学（语言）的影响往往是它们合力的结果。比如新时期以来,党和国家在文化领域政策上的改革对社会传播媒介和载体媒介的影响,是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政治媒介生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商品经济竞争机制的逐步形成,则是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经济媒介生态;文化政策的宽松和西方文学思潮的涌入则是文学语言发生变化的文化媒介生态;文学传播所依赖的媒介技术的革新则是文学语言发生的技术媒介生态;文学生产在市场价值规律的调节下开始关注和重视读者的文学需求,导致作家必须创作读者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受众在文学活动中的地位上升,即受众媒介生态对文学产生影响。此外,影响媒介传播的地区发展差异、自然交通状况等也是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其他生态因子。因此,全篇以一种历时性叙述路径,以文学语言所受影响的典型的媒介生态而分阶段行文,即是处于此种考虑。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文学语言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技术的、受众的等媒介生态息息相关。

相梦凡^[6]（2020）在《轨迹、策略与视野 ——大陆“台湾新文学史”写作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1979年起,祖国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在两岸良好互动的基础与背景下得以开启,至今已历经40个年头。大陆学界有关台湾文学史的写作于80年代末渐成风潮,“台湾新文学史”作为台湾文学总体的一个“断代”,成为书写重镇。一方面作为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成果之呈现,这些着作在不同维度上生成价值,发挥效用并产生影响;另一方面,在其内部有序地吸纳和储蓄了大量的个案研究成果,弥补与完善台湾文学研究体系的规范性与倾向性。本论文针对80年代以来的大陆“台湾新文学史”进行写作层面的探究,通过历史轨迹、类型策略与理论视野三个角度的切入达成这一阐述目的。论文主体由引言、正文和结语三部分构成,引言部分主要是对研究背景、文献综述、概念界定、思路与方法的说明。正文部分共分为三章:第一章回顾了大陆“台湾新文学史”的书写历史,将1987年至1990年视为“开放”、“解严”背景下的初探期,1991年至1999年视为两岸学术互通基础上的发展期,将2000年至2009年、2010年至今分别视为新世纪两岸现实关系影响下的调整期与突破期。本章对于文学史分期的探讨,主要集中于书写者对于分期标准的策略阐述,以及“文学史”中的具体实践。第二章针对教材型与学术型两种文学史的书写策略进行特征性研究,这是目前大陆“台湾新文学史”中最普遍的两种形态,两者的书写策略体现不同的倾向性,其中教材型文学史的生成突出了“应运而生”的时代特征,多采用集体编写的模式;学术型文学史则凸显书写者的学术个性,在基本史识的表述上呈现出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并且对某些时期的文学状况仍存在着写作策略的斟酌。第三章探究外部社会背景与书写者主体意识两种因素结合下,大陆“台湾新文学史”所呈现的政治意识形态、现代性、文化批评等理论视野。结语部分总结大陆这一场域对台湾新文学历史的整体认知,以及由两岸的异见阐释所形成“台湾新文学史”的多元声音。

王僡蘐^[7]（2020）在《作家专论·文学现象·文学史建构 ——论孙中田的现代文学研究》文中提出孙中田先生是我国现代文学第二代学人的代表人物,从五十年代开始致力于现代文学研究,在茅盾研究、鲁迅研究、东北沦陷区文学研究、色彩的诗学研究、文学史编纂等领域有突出的学术贡献。目前,学界对孙先生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开掘。本文通过对孙先生现代文学研究成果的细读,以及对孙先生与其他现代文学研究者的比较,将孙先生放置在现代文学学术史中评析孙先生的现代文学研究。同时,本文通过对孙先生进行的个案研究来以点窥面,对现代文学研究几十年来在社会、历史、文化进程中发生的变化加以探讨。论文主体共分为五部分进行论述。绪论部分:阐明论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论题的研究现状、论题的创新点和研究方法。论文在论题的研究现状一节对论文的研究框架进行了说明,将孙先生的学术研究分为作家论、文学现象研究、文学史建构三个维度,三个维度紧密相连,层层递进,由点及面至体构成孙先生的学术研究世界。第一部分,“孙中田先生的学术历程”。本部分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简要介绍了孙先生的生平。“少年宏志:时代纷繁里潜心学业（1928-1950）”叙述孙先生的少年时代;“响应呼唤:百废待兴中重任在肩（1950-1980）”叙述孙先生在八十年代前的学术经历;“兼容并蓄:学术转型时融汇中西（1980-2000）”叙述孙先生在八十年代后到新世纪前的学术经历;“多元一体:学科交叉启学术新篇（2000-2015）”叙述孙先生晚年的工作与生活。论文的第二、三、四部分是论文的重点,从点、面、体三个角度完成对孙先生文学研究框架的建构。第二部分,“作家论:孙中田先生文学研究的基点”。本部分首先概述作家论的概念内涵与文学史意义,然后论述孙先生的作家论,认为作家论是孙先生的研究基点。其中,茅盾研究是孙先生作家论的核心,经历了从革命意识形态向历史与审美视角转换的过程;鲁迅研究是与孙先生的茅盾研究形成对照的重要维度。在八十年代前,孙先生的鲁迅研究与他同时期革命意识形态色彩浓烈的茅盾研究风格迥异,专注于审美品评。八十年代后,两者的研究方式变得相近,这从侧面体现出了时代社会背景对文学研究的影响。本部分还论述了孙先生对沈从文、戴望舒、穆木天等作家进行的研究,最后总结了孙先生的作家论从革命意识形态到审美视角解读的范式转换。第三部分,“文学现象研究:孙中田先生文学研究的‘面’”,论述孙先生的东北沦陷区文学研究与色彩的诗学研究。孙先生的东北沦陷区文学研究体现了亲历者的学术还乡倾向,孙先生是东北沦陷区文学研究的引领者与开拓者;孙先生的色彩的诗学研究则体现了孙先生强烈的学术个性,站在色彩学的角度回望文学,本质还是落在文学的审美特点上。第四部分,“文学史建构:孙中田先生独特的文学史观”,论述孙先生的文学史书写与孙先生的文学史观。受限于种种因素,孙先生参与编写的四套文学史都没有跳脱出革命意识形态的影响,与他理想中的“心灵史”有一定的距离。而从孙先生整体的文学研究来看,孙先生抱持着在多元互补的文学世界中从作家心理的视角去发掘文学价值的文学史观。另外,孙先生的研究风格偏向理性,孙先生心中的文学价值不仅包含审美价值,还包括着政治、历史、文化等多重价值。第五部分,“孙中田先生的学术贡献”,对孙先生在学科建设、史料研究、学术方法三个方面的学术贡献进行了总结。论文结语评述了孙先生在与其他学者的对比中彰显出的学术研究个性与共性,总结了孙先生文学研究整体上的稳健风格。论文附录列出了孙先生生平与创作大事记与孙先生指导的博士生名单及学术状况简介。

史振婷^[8]（2020）在《泰国四色菊皇家大学汉语教育专业《中国文学》课程设计》文中指出对泰汉语教学一直是我国对外汉语教学的重要阵地,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具备了相较全面完整的教学体系。泰国汉语教学的教学目的各不相同,学习模式、方式以及课型也就不尽相同。笔者所在的实习单位——四色菊皇家大学教育学院汉语教育专业则是作为一个师范类专业,系统性地教授汉语知识及中国文化,目的是为泰国提供更多的本土汉语老师。在笔者实习的过程中,所教的课程《中国文学》引发了笔者的思考,该课程本该成为学生了解中国及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从而帮助学生更好地成为一名汉语教师,然而,该课程目前却存在以下问题:一、教师缺乏完整的教学计划。由于该门课程由中国志愿者老师负责,中国志愿者老师具有很大的流动性,所以缺乏一套完整的、可行性高的教学计划;二、没有注重文学全貌,更注重详细地讲解《中国文学》的局部内容;三、教学方法刻板,内容艰深,无法提起学生的兴趣;四、大部分学生认为将汉语本体学好即可,没必要学习《中国文学》。针对以上问题,本文以四色菊皇家大学汉语教育专业大三学生为教学对象,采用文献调查法、访谈法等研究方法,结合对学生的访谈,提出展示文学史全貌、理解为先、注重实用性等教学原则。在内容的安排上,笔者注重《中国文学》的全貌展示,同时遵循主线梳理,择其代表的原则,根据每个时间段文学所反映的时代特点,为学生选择一两部代表作品进行展示。在教学方法的选择上,笔者不再拘泥于文学课必须记忆背诵的模式,而是注重对主旨精神的理解并与有趣的学习过程相结合,针对泰国学生动手能力强,能歌善舞等特点,带领学生读诗配画,做文学人物模型,表演着名文学作品等等,让学生真正地参与到课堂中来。最后,通过教学案例的展示和教学效果的评估与反馈,为《中国文学》课程提供一些有益的建议和新思路。

肖旭^[9]（2020）在《“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研习”学习任务群的教学研究》文中指出“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研习”学习任务群是新课标选择性必修课程内容中文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学习任务群的教学能够让学生在阅读现当代作家作品的过程中,拓展阅读视野,提升文学审美鉴赏力,发展语文学科核心素养。从高中语文课程改革的角度出发,落实新课标对这一学习任务群的教学要求,以学习任务为教学导向,整合学习内容和学习资源,设计学习活动,探讨教学实施路径和实施策略,引导学生在言语实践活动中提升语文学科核心素养。全文主要分为以下六部分。绪论,阐述论文的选题缘起、研究现状、研究意义和研究方法。第一章,“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研习”学习任务群的教学基础。重点探讨这一学习任务群“是什么”,阐述其基本概念、基本特征及学习目标,分析其教学价值和理论基础。第二章,“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研习”学习任务群的教学内容。重点探讨这一学习任务群“教什么”。根据典范性、可接受性、教学最优化原则,从新课标附录选篇、现有教材和中国现当代名家名作等学习资源中选择整合的内容;从体裁、题材和文学发展史等角度构建专题研习内容,为任务群教学提供多样化的内容选择。第三章,“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研习”学习任务群的教学实施。重点探讨这一学习任务群“怎么教”。提出了创设研习情境、选择研习方式、呈现研习成果、开展研习评价的实施路径;讨论了基于诗歌、散文、小说、戏剧不同体裁作品以及基于阅读、写作、研讨等不同学习活动的实施策略。第四章,“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研习”学习任务群的教学反思。认为这一学习任务群目前存在任务设置难度较大、学习活动不易调控、学习成果展示趋于形式等问题,由此提出提升教师专业素养、落实学生主体地位、构建教学资源库等教学建议。结语,总结论文的研究内容,反思研究之不足,指出今后的研究方向。

尤佳薇^[10]（2019）在《高级汉语综合教材的选文研究 ——以《高级汉语教程》《博雅汉语》《发展汉语》为例》文中认为本文从教材选文的文本出发,考察了近十年来不同阶段具有代表性的三套高级汉语综合教材（《高级汉语教程》《博雅汉语·飞翔篇》《发展汉语·高级综合》）的选文（包括阅读课文）,对选文的话题、语体、作者、来源进行分析,进而从“国民形象”塑造和构建“中国形象”的角度来观察不同时期教材的历时变化。本文认为,在选文的基本情况方面,随着时间的变化,三套教材在话题选择和语体上越来越丰富,作者由现当代着名作家转变为当代着名作家、一般作家和网络写手,来源主要由书籍、文学期刊杂志转变为网络媒体和时下流行杂志;国民形象方面,由以选择现当代文学作品的经典人物为主转为淡化文学经典人物、关注普通民众、突出时代色彩的人物形象;国家形象方面,跨越的时代背景涉及旧中国、十年动乱、改革开放前后——21世纪的中国的发展和变化,中国由相对落后、思想保守到积极参与世界竞争,在国际社会中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更加自信和从容,这些都说明教材塑造“中国形象”的意识逐渐增强。同时,笔者采用问卷调查法,对学习过高级汉语综合教材的留学生做了选文兴趣度和“中国形象”的认知调查,发现留学生对和自身实际生活密切相关的话题、典型艺术语体、知名作家和网络作家的文章比较感兴趣,对中国文化中的传统价值观念、中国的政治情况、国民性格以及中国爱护生态环境和世界和平的国际形象存在一定的疑虑。最后,本文对高级汉语综合教材选文和“中国形象”的塑造方面提出了一些建议:在选文方面,应坚持多样性原则、时代性原则、代表性原则;在构建“中国形象”的编写意识方面,应巧妙地增强国情输出、正确引导留学生对传统价值观念的认识、积极树立爱好和平的国际形象、打造中国特色关键词;在呈现心态方面,应坚持态度客观自信和采取双向文化的态度。

二、块状地域结构文学教材模式优势分析——对《中国当代文学》教材体例改革的定位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块状地域结构文学教材模式优势分析——对《中国当代文学》教材体例改革的定位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1）余华作品在英语世界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都市变革下的近代旧体诗坛（论文提纲范文）

（3）“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研习”学习任务群的教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国文学史教材编写趋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轨迹、策略与视野 ——大陆“台湾新文学史”写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作家专论·文学现象·文学史建构 ——论孙中田的现代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泰国四色菊皇家大学汉语教育专业《中国文学》课程设计（论文提纲范文）

（9）“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研习”学习任务群的教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高级汉语综合教材的选文研究 ——以《高级汉语教程》《博雅汉语》《发展汉语》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四、块状地域结构文学教材模式优势分析——对《中国当代文学》教材体例改革的定位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余华作品在英语世界的研究[D]. 杨荷泉. 山东大学, 2021(11)
• [2]都市变革下的近代旧体诗坛[D]. 谢文韬. 浙江大学, 2021(02)
• [3]“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研习”学习任务群的教学研究[D]. 韦倩. 广西师范大学, 2021(12)
• [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国文学史教材编写趋势研究[D]. 黄丽贤. 南京邮电大学, 2020(02)
• [5]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研究[D]. 郑晓锋. 山东大学, 2020(09)
• [6]轨迹、策略与视野 ——大陆“台湾新文学史”写作研究[D]. 相梦凡.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7]作家专论·文学现象·文学史建构 ——论孙中田的现代文学研究[D]. 王僡蘐.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8]泰国四色菊皇家大学汉语教育专业《中国文学》课程设计[D]. 史振婷. 兰州大学, 2020(10)
• [9]“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研习”学习任务群的教学研究[D]. 肖旭. 西华师范大学, 2020(01)
• [10]高级汉语综合教材的选文研究 ——以《高级汉语教程》《博雅汉语》《发展汉语》为例[D]. 尤佳薇. 暨南大学, 20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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