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松下朴实无华

一、北京·松下平淡是真（论文文献综述）

苏叶^[1]（2021）在《从文学到图像 ——苏轼赤壁二赋的文化增殖》文中研究表明文化增殖属于传播学的范畴,文化传播中的增殖既有对原文化的拓殖,也有对原文化的升华。本文聚焦苏轼赤壁二赋,讨论二赋传播过程中文本、书法、绘画的互释关系,以二赋书画作品的接受与增殖为主,重点讨论二赋在传播过程中衍生出的新的文化意义价值,进而探究文学艺术作品经典化的过程与规律。东坡九次游览黄州赤壁,留下了经典的赤壁二赋文。其一生亲书赤壁二赋近二十次,并多持赠友人。作品保存形式多样,墨迹、刻帖、碑刻均有流传。史上多载有东坡为同一友人数次书写二赋存世,《晚香堂苏帖》与《景苏园帖》收录的苏轼书《前后赤壁赋并跋》即为例证。因崇宁年间苏轼书迹大都被毁,二赋墨迹只有一件行书《赤壁赋》得以保存,小楷《赤壁赋》以及《后赤壁赋》均已失佚。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苏轼书《赤壁赋》墨迹应是进入内府之前为梁清标重裱本,且墨迹卷前补书者为文彭并非文徵明。《馀清斋法帖》收录的苏轼书《赤壁赋》摹勒底本为未损本苏轼行书《赤壁赋》,后被黄履常所藏。从帝王到文人多有临摹或重书赤壁二赋,南宋二帝曾亲书《后赤壁赋》,他们对二赋的推崇促使影响甚剧的二赋经典化。与南宋同期的金朝以及之后的元代,文人崇尚苏轼,多有学苏轼诗文书画之人。明代初期,因帝王推崇程朱理学,从统治者到文人都淡忘了苏轼,然中后期却多有书赤壁二赋者。清帝王也多有重书苏轼二赋以及临摹他人书二赋作品。究其原因,除了政治导向外,或出于对苏轼的欣赏,或者对他人所书《赤壁赋》的喜好。清代由于帝王崇董、崇赵风尚的引导,苏轼书风并未引领时代潮流,但苏书的影响却一直存在,文人也多书二赋。《赤壁赋图》为赤壁赋文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文中将《赤壁赋图》分为全景分段式《赤壁赋图》和单景主题式《赤壁赋图》。因赤壁二赋自身的文学性不同,《前后赤壁赋图》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后世《赤壁赋图》是在对二赋充分理解的基础上产生的。前赋文中描写的场景比较单一,大都是对苏子与客泛舟江上的描绘,因而《前赤壁赋图》大都围绕着“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展开。《后赤壁赋》文蕴含的故事性强于前赋,突出人物活动与故事情节,因而《后赤壁赋图》多有长卷传世。文人们热衷以赤壁二赋为母题创作《赤壁赋图》,不管是逐渐趋于程式化构图的明代,还是将创作《赤壁赋图》作为文人趣味的清代以及宋元时期文人的不同目的,二赋以图文的形式频频出现在历代文人笔下,这促进了二赋的经典化。在《赤壁赋图》中存在着较多的题跋,画家以赤壁二赋为题材创作《赤壁赋图》,接受者又将观赏《赤壁赋图》的感悟创作成文学作品,并以书法的方式题写于画面上,形成了书画文的交互。在一幅完整的绘画作品中,题跋文字基于图像产生,并通过书法得以呈现,三者之间的互动为作品的经典化打下了基础。从文学上看,文人们借题跋这一特殊的文体创作了题《赤壁赋图》诗文,试图围绕《赤壁赋图》与苏轼进行情感交流和精神对话。从艺术上看,图画与文字相融、互相映衬,是对画面的延伸,最终共同重创出一幅完整的作品,是对二赋文多重意蕴的呈现,并在图像意义上诠释着赤壁二赋的经典化过程。对东坡形象的描绘是对东坡精神的追寻,呈现的是文人心中的东坡样貌。在《赤壁赋图》中,东坡形象已经升格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寥寥几笔却可见东坡风神。东坡的真实形像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模糊,绘画中的东坡形象却逐渐符号化,成为中国文人精神的象征。明清文人篆刻的兴起与兴盛使得篆刻创作主体身份发生转变,文人们用篆刻的方式来遣兴。明代文人多有取赤壁二赋中语入印,这为印章注入了新的文化内涵,使得篆刻的独立性得以凸显。而清代不仅印文内容选取二赋语,还多有通体印石镌刻《赤壁赋图》的现象。文房中的摆件等也多镌刻以东坡与友人泛舟的主题,且材质选择趋向多样。不仅限于石头,在玉、石、木、竹等材质上刻二赋,镌刻《赤壁赋图》的现象多有存在。这充分显示文人篆刻家浓厚的东坡情结与赤壁偏好。对苏轼的追慕不仅仅是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日本、韩国文人同样钦慕苏轼。日本文人对二赋的接受主要表现在题《赤壁赋图》诗文、举行赤壁会与寿苏会上以及画《赤壁赋图》上。他们对赤壁二赋的接受或是因二赋中的禅意。且他们对苏轼的理解又不仅仅限于形式上的模仿,在举行“寿苏会”时往往会陈列一些以二赋为题材的中、日文人的书画作品。日本在继承中国绘画的基础上与本国文化相融,呈现出相似而又不同的画面。他们绘制《赤壁赋图》不仅仅表达对苏轼的崇尚,对中国古代文人生活的向往,而且更注重描写历史战争场景。韩国对二赋的接受则表现在基于赤壁二赋创作诗文。他们对赤壁二赋的接受影响着朝鲜王朝的文学发展,催生了“赤壁文学”。文人们在诗文中或化用二赋中词句,或引用原句,或仿作二赋。李朝文人对二赋既有承袭也有发展,在本国文化生态下赋予了二赋新的内涵,并在接受二赋思想的基础上,衍化出更多的文学作品。韩国文人效仿苏轼进行赤壁游,也是他们接受二赋的方式。“拟把汉江当赤壁”,七月既望、十月既望的赤壁游使得朝鲜文人更关注东坡的《赤壁赋》,大众也形成了赤壁游的习俗。二赋在流传过程中不断地被赋予新的文化价值,影响着海内外文学与艺术的发展。文人们用书、画、文等方式为二赋本身增加新的文化意义和价值。从文学到书法、绘画、题跋的二度创作,时间的沉淀与层累堆积成就了赤壁二赋的经典化。这一过程充分地体现了二赋文的文化增殖。

张茜^[2]（2021）在《清代山东诗文作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旨在通过对清代山东诗文作家进行研究,对清代山东诗文创作进行一次整体的观照。全文将研究清代山东诗文创作的特点所在,梳理清代山东较具特色的作家及其作品,研究各地区具有代表性的文学家族及其创作,并对清代山东诗学思想的发展与变化及其背后的成因进行探讨。第一章第一节主要分析清代山东诗文创作的生成机制,包括自然地理环境、经济、科举教育情况、独特的地域文化等背景因素。第二节主要概述清代山东的诗学思想发展流变及文论思想等内容,诗学思想部分,主要展现清初作家对前代诗学的批判、继承和再发展,以及清代山东内部纵向时间轴上诗学思想的流变趋势。其后,本文的第二章至第六章,将以地区作为分章标准,分别写济南地区、青州地区、兖州地区、胶东地区及其它地区这五个部分。其排列标准,从前至后分别为传统文学中心、新兴文学中心,然后是传统、新兴之外的其他地区。这其中,济南地区、青州地区和兖州地区作为山东的传统文学中心,自古以来文学创作就极为发达,而胶东地区所包括的登州府和莱州府,则是两个自明末兴起的新兴文学中心。在传统文学中心和新兴文学中心之外,本文还设置了第六章,对除传统、新兴两种文学中心之外的其他地区的作家及其创作进行研究,以达到较为全面的对清代山东地区作家、作品及代表性文学家族进行研究的目的。第二章主写济南地区。该章第一节和第二节分别写王士祯和蒲松龄,两人同为清初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文坛巨匠,在各自的领域进行了不同但却极致的文学艺术探索。第三节写田雯,其人也是清初山左诗歌创作的集大成者。第四节以清初济南地区较具代表性的其他作家作为研究对象,研究这些作家的生平及文学创作。第五节重点研究清代济南地区具有代表性的文学家族,关注其家族内的作家及其作品。第三章主写青州地区。该章第一节的研究对象为赵执信,其与王士祯有着诗歌理论上的对峙,主张现实主义传统。第二节研究对象为“安丘二曹”的曹贞吉和曹申吉两兄弟,其中曹贞吉入赵执信的《谈龙录》,同时也是清初“诗中十子”之一,兄弟两人皆是清初闪耀全国文坛的大家。第三节以丁耀亢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其诗文创作。第四节以青州地区其他具有特点和地方影响力的作家作为研究对象。第五节则以青州地区具有代表性文学家族作为研究对象,展现清代青州地区的文学家族的作家及创作情况。第四章主写兖州地区。第一节写曲阜地区,研究曲阜地区在清代极具代表性的四位作家,分别为颜光敏、孔尚任、颜光猷和桂馥。第二节以宁阳地区的黄恩彤作为研究对象。第三节则关注清代兖州地区的文学家族,以曲阜孔氏和曲阜颜氏最为代表,这两个文学家族在有清一代诞生了大量的作家,并创作了很多相当不俗的文学作品。第五章主写胶东地区。该地区主要包括山东的莱州府和登州府,这两个地区经过明代前期和中期的积累,至明后期逐渐成为山东地区一个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文学中心。该章第一节以清初与施闰章并称“南施北宋”的宋琬作为研究对象。第二节则以高密诗派作为研究对象,展现乾隆时期兴起的高密诗派与其前辈神韵诗派的不同主张,以及该时期诗歌主张转变的背后成因。第三节以胶东地区具有代表性文学家族作为研究对象,研究清代胶东地区具有影响力的文学家族的作家及其创作。第六章主写其他地区,在传统文学中心和新兴文学中心之外,山东还有武定府、泰安府、沂州府、曹州府等地区,这些地区非传统的通衢大邑,亦非政治中心,故经济发展和文化教育发展皆落后于传统和新兴文学中心所在的地区,这些地区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多产生于清中期及以后,是长时间经济和文化等因素积累的结果,该章第一节选取的吴重熹,即为清道光时期诞生的一位较具影响力的作家。除去较具代表性的作家之外,该章第二节以家族为中心,选取了三个具有代表性的文学家族进行了研究,试图由这几个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文学家族的创作,来一窥这些地区在清代的文学创作情况。

薛繁洪^[3]（2020）在《明代中后期江南文人饮茶生活研究》文中提出明代中后期,江南社会饮茶之风浓厚,文人雅士成为引领明代茶文化发展的主体力量。作为一种显着的社会现象,文人饮茶成风,究其缘由,与江南经济富庶、文人仕途失意以及休闲思潮的兴盛等因素密切相关。茶是江南文人日常生活的重要饮品,诸如读书、社交、文艺、旅游等,皆离不开茶。茶不仅是他们读书益思的必备良品,还是文艺增趣的辅助饮品,更是社交雅集的重要媒介和旅行助兴的辅助手段。江南文人推动了茶艺的革新,在评鉴名茶、品水之论、茶具变化以及茶艺理论上均有创新性见解,从观茶色、闻茶香、品茶味、赏茶具、领茶韵和悟茶道六个方面对品茶艺术进行鉴赏和领悟。他们不仅极力追求品茶过程艺术化、雅致化,还营造天人合一的饮茶环境。他们通常在茶寮书斋、园林庭院、寺院道观品茗,或泛舟湖上,在林下泉畔、野外亭轩品茗,注重茶人的身份素养和精神风貌,讲究独啜、对饮和聚饮,并营造琴棋书画、焚香插花的饮茶艺境。在继承历代养生思想的基础上,江南文人注重饮茶养生,表现在与茶相关的饮食养生、精神养生和环境养生。首先,他们认识到饮茶可以去病保体,不仅自制养生茶,还在茶艺规范中践行养生理念;其次,遵循先秦儒道养生观点,认为可以通过培养个人心性和道德情操达到养生的目的;再次,注重饮茶地点、气候、物象等选择,以此裨益身心。由于茶性平和冲淡、苦寒醒脑、纯真自然,与文人淡泊仕途、自省静虑和贵真求真的精神需求相契合。此外,饮茶生活还蕴含着他们安贫乐道的生命意识、闲适旷达的人生态度、超尘拔俗的隐逸情怀以及静心自虑的禅悦心态。江南文人饮茶生活所呈现的文化意蕴,构成了明代茶文化重要的精神内核,丰富了中国茶文化的思想内涵。

陈氏贤（Tran Thi Hien）^[4]（2020）在《王维的佛教思想及其与玄光禅诗视野探究》文中提出王维生活于佛教各宗派高度发展的盛唐时期,由于他习性好静、学佛、修禅等,因而喜爱广泛与佛教各宗的高僧们和好友们一起研修佛法、论法参禅、诵经礼佛、持戒布施、设斋供僧等。因此,诗人不仅对各宗经典十分了解掌握,而且对其修法都有亲身修行而获得自我安乐境界,使他诗中蕴含了佛教思想、修法、悟道等,并使诗意与禅境完美融合达到很高的艺术境界——灵寂之境。最能体现王维佛教信仰的是,他对《华严经》《维摩诘经》《坛经》的研修。对《华严经》的信仰,诗人是跟着道光高僧与朋友们讨论学修过《华严经》的核心教义即法界缘起观之思想。他的一些诗作,表现了法界缘起之理,并在诗句中使用了不少华严经的词语。对《维摩诘经》的信仰,诗中涵盖了在家有出家之理、仕途生活与悟道无碍、解除世俗社会之烦恼。对《坛经》的信仰,诗中传达了坛经的核心思想“自心是佛”,人人自心便是佛;“无住无念”,对诸法实相清明了知无有执着;“明心见性”,认识我们本心即见到自己本性。因为研习佛教大乘经典,王诗所示,其了悟诸法实相本性为空而以它来修行观照人生、官场、社会、事情等等,然而对诸法没有产生任何贪恋烦恼。一切法都是从人心启发作用,如慧能说“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与维摩诘菩萨所倡导“自心清净就是净土”,由此,王维也就提倡了“境因心寂”即“心为净土”的思想,如诗所云“入鸟不相乱,见兽皆相亲”。因了知与实行诸法空性而有积极出世入世的精神,如其诗述:“达人无不可,忘己爱苍生”并使其诗艺术达到动静交融的禅境是王维对诗坛最大的贡献。诗人了悟佛法的核心教义之后,他在修行中注意实行禅净双修,经常自己并和僧人一起焚香诵经、研学经典、论法参禅等。实行僧俗双修,设斋供养僧众,把喜爱的蓝田别业诚心赠送僧众,所谓财布施;并欢乐地赞叹他人实行布施,此谓随喜布施。除了修福布施之外,诗人还在日常生活中修行身心功德,实行饮食净斋“吾生好清静,蔬食去情尘”,衣着朴素“宿雨乘轻履,春寒着敝袍”,住宿简陋“寂寞掩柴扉,苍茫对落晖”,实行斋欲“妻亡不再娶,三十年孤居一室,屏绝尘累。”从研学佛法到进入实行修道之后,王维身心就已融入到了佛境。诗中的佛境,含有下面的几种境界:一是空之境,表达了“色即是空”之境,意为“色”本身就是“空性”,其为因缘所产生的,也就是说“色即是空”亦为诸法空性,诗云“缘合妄相有,性空无所亲”。为表现“空即是色”之境,诗人常以禅语来传达,如说“欲问义心义,遥知空病空”。并以自然景色来传达此境,诗云“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空山寂静（性空）,但有人语传来（色相）。二是真之境,所谓诸法实相就是其性空,因性空才能生起万有。诗句“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所示,万物人生均有其运行的规律,是诸法实相之真境“雨中”使“果落”,“灯下”有“虫鸣”。与含示诸法随缘,因诸法性空才能随缘,虽随缘但不变,诗述“不学御沟上,春风伤别离”。三是圆之境,是指诗人体悟到自己的佛性清净圆满,以清亮的明月、清洁的泉水来比喻它,所谓圆满了悟之境,诗云“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诗人灵活运用了佛性妙有无碍,以清净常照的明月来阐述它的妙用,所谓圆通无碍之境,诗曰“家住水东西,浣纱明月下”。四是逸之境,表示诗人以优美闲静的外景来传达其身心悠闲自在,诗云:“落花啼鸟纷纷乱,涧户山窗寂寂闲”,并以身心恬淡闲适衬托了外境素淡闲雅,诗述:“我心素已闲,清川澹如此”的闲逸之境。还表现了诗人真正悟入到舒畅洒脱的身心之境,诗云:“酌酒会临泉水,抱琴好倚长松”的放逸之境。在研读王维诗歌时,发现他与越南的玄光禅师,虽生活在不同的国家和时期,但两者的禅诗含有相同之处。因此,笔者研究王维诗歌的同时,对两位诗人的禅诗也进行了比较研究,探讨了王维与玄光禅诗的异同之处,如下:从禅诗内容层面来看,两者的禅迹、禅理、禅趣,有所相同。在叙述禅理时,两位诗人都以“我身虚妄”“自性为本”“不二法门”为宗旨学习和实行,如王诗云“思归何必深,身世犹空虚”“色声非彼妄,浮幻即吾真”“无有一法真,无有一法垢”;与玄光诗云“忘身忘世已都忘,生久萧然一榻凉”“明心见性谒真佛,不惧山水路迢迢”“参透是非平等相,魔宫佛国好生观”。在描述禅趣时,两位诗人深入禅修参观之后,都把自己体悟随缘闲逸之境以诗词来传达逍遥自在的自我生活乐趣,如王诗云“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与玄诗云“如何小隐林泉下,一榻松风茶一杯”。在阐述禅迹时,两位诗人都刻画寺院在于偏僻幽静之处,如王诗写“插天多峭崿”与玄诗曰“庵逼青霄冷”,但描述僧人的修行生活有所不同,王维以居士身份学佛来描述僧人过着慈悲和谐的修行生活,诗云“行随拾栗猿,归对巢松鹤”;玄光以出家人身份学佛来叙述其自身过着悠闲安乐的僧人生活,诗云“竹林多宿鸟,过半伴闲僧”。从禅诗意象层面来看,由于两位诗人都是精进地学修禅法观想,最终达到了飘逸自在的精神境界,因此在描述人生无常、人生苦海时,使用了相同的意象。王维一生过着亦隐亦官的生活,他常游山赏水,过着逍遥自由的人生,以隐逸生活为中年以后的人生目标,这些丰富的生活阅历使他通过描写山水景色,表达某种禅趣时使用的意象比较多,有的意象是玄光所没有的;而玄光出家以后,经常在寺院学修和给大家教修佛法,过着清净安乐的僧人生活作为他人生的目标,使其诗中的意象大部分集中于寺院日常生活,以及周围的自然景色。

李佩瑜^[5]（2020）在《《历朝杭郡诗辑》整理与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浙江图书馆藏《历朝杭郡诗辑》清稿本四十卷,是丁丙仿吴颢《国朝杭郡诗辑》编纂体例,在《武林耆旧集》残本内容的基础上纂1而成的一部地域性通代诗选集。《诗辑》以“人、传、诗”的形式收録杭郡一地六朝迄明的诗人2625位,诗作5720首,小传2487条。其中,卷一至卷三十二爲南朝至明代科名与闲人;卷三十三爲闺秀艺伎;卷三十四爲名流寄寓;卷三十五至卷三十七爲僧人;卷三十八至卷三十九爲道士;卷四十爲无名氏与仙鬼謡谚。《诗辑》立足於乡邦文献的挖掘和整理,与《国朝杭郡诗辑》前後相续,展现杭郡一地诗歌繁荣昌盛的历史风貌,凸显杭州地区的自然山水、人文景观、地域文化等特色。整理研究此书能爲杭郡文献的存续补遗、诗史的谱系构建、文学的地域特色研究发挥重要作用,是一部从文献、文学、文化等方面对杭郡地区都非常重要的地域诗歌总集。本文主要分研究编和文献编两大部分。研究编包含绪论、正文。绪论部分主要对《历朝杭郡诗辑》的版本作详细介绍并阐明其研究价值及意义。目前学界还未对《历朝杭郡诗辑》有过任何的整理爬梳,更无具体的作品介绍和详细系统性的研究,可借鉴《国朝杭郡诗辑》系列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对《历朝杭郡诗辑》展开深入的研究。正文部分包含四章,从文本、内容及其价值等方面进行介绍和研究。第一章阐述了丁丙编纂《诗辑》的社会背景与个人机缘。其中,论证了《国朝杭郡诗辑》系列和《武林耆旧集》二者对《历朝杭郡诗辑》编纂的重要影响,揭示其内在联系。第二章从内容样貌与收録标准两方面阐释《诗辑》的基本体例。内容样貌包括了内容形式与编排次序;收録标准包括收録范围、收诗标准、收传原则。其中,收诗标准与丁丙的诗学倾向密不可分。第三章从诗歌的来源、题材和小传的来源、内容两大主体部分对《诗辑》着録的内容进行全面详细地展现。第四章揭示了《诗辑》的文献、文学、史料价值及地域文化特色。文献编是对《历朝杭郡诗辑》四十卷的整理点校。附録部分爲《历朝杭郡诗辑》中,人物介绍条目所提及诗集诗稿的名目存録整理。

刘云娇^[6]（2020）在《石川丈山汉诗研究》文中提出石川丈山,日本江户初期着名汉诗诗人,一生无妻无子,专注写诗,人生经历颇为复杂奇妙。青壮年时期曾在东照大神君近旁担任近习侍卫,立下赫赫战功,勇壮异常。后在难波一役因违背军令,引咎归隐,此后潜心诗书,弃禅习儒,遍寻嘉遁之地,最终在一乘寺修建诗仙堂,此后数年皆隐居于此,只有门下弟子石克子相伴度日。江户时期,诗家辈出,但石川丈山作为此期专业诗人的代表始终占据一席之地。不仅本邦诗人学者曾多次赞誉其诗才之高,甚至与之论诗的朝鲜学者权栻与曾盛赞其为“日东之李杜”,其诗学造诣可见一斑。本文主要探讨的是石川丈山及其汉诗作品研究,主要从五个方面来深入论述。石川丈山潜心写诗,故而其诗歌作品存数较为可观,笔者在细读其汉诗作品后,最终选定于以下五个章节来具体论述。在第一章节将主要介绍其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生平大事,了解其人生经历的重大事件给他带来的人生转折以及改变,通过知人论世的方法来首先了解时代和经历给石川丈山造成的各种影响。第二章节则主要论述石川丈山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事,即修建诗仙堂。此堂如今尚在,久负盛名,可见其在日本影响之大。而也通过对于其修建诗仙堂以及择取三十六诗仙一事来简要了解其诗学观念。第三章节将具体论述石川丈山的诗学观念,对于其诗学观念的形成以及中国诗人及作品对其诗学观念的形成的具体影响都将进一步论述,最终分析其如何形成自己独立的诗学观念。第四章节则将从其具体的汉诗作品入手,分析其诗作中所涉及到的具体内容,分类论述,将其情感与人生观以具体的诗歌方式呈现出来。最后一章是第四章的延续,将具体论述石川丈山汉诗作品中所使用的艺术表现形式,通过这种方式来整体把握石川丈山的汉诗作品。

王乐^[7]（2020）在《日本江户、明治汉诗坛的清诗受容 ——以和刻本清诗总集为中心》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和刻本清诗总集为主要研究对象,分为五章论述日本江户、明治汉诗坛对清诗的接触、认知、筛选、学习的过程,并着重探讨日本在清诗受容过程中的主动选择与审美特色。第一章主要以大庭修先生和永积洋子先生整理的舶载书目资料为文献来源,在介绍江户时代汉籍输入概况的基础上,对现存舶载书目资料中的清诗别集、总集的记录进行爬梳整理,根据整理的数据资料,对清诗东传的规模、样态、特色有所了解。另外利用《大意书》和《宫内厅书陵部藏舶载书目》两份具有解题信息的舶载书目资料,结合已有目录书及网络馆藏资源,对现今稀见的清诗别集、总集略作考述,以期补充阙失的目录、版本方面的信息。第二章根据对和刻本清诗总集目录、馆藏的调查,在侯荣川先生《日人所编清人诗歌总集叙录》的基础上,补充8种和刻本清诗总集的叙录信息及8种和刻本清诗总集的存目信息（其中6种仅有存目信息,2种待访）。根据日本编者参与程度的深浅,将和刻本清诗总集分为覆清刻本、选刻本、重编本、评点本、自选本5种,进行逐一分析,探讨日人在不同类型总集中的不同参与度,及其表现出的审美特色,并着重分析在清诗总集和刻的过程中,日人对清诗由“功利性”的利用到“本体性”的认知,再到“典范性”的学习的受容进程。第三章围绕《廿四家选清廿四家诗》探讨日人通过此总集所构建的清诗经典序列,根据对参与编选的汉诗人的身份地位、诗学活动的勾勒,并结合廿四家清人在日本汉诗坛的受容实况,确定此经典序列的可靠性。分析此经典序列体现出来的日本汉诗人对宗宋清诗与性灵清诗之偏好的形成原因,即日人在宋、清诗受容的连续性、继承性,强调日本汉诗审美的自主性,其风气并非纯粹随清诗风气而转移。另外,也对日人汉诗创作中对廿四家清人的次韵、和韵、模仿之作略作举隅,证实经典清诗对日本汉诗的实际影响。第四章对《浙西六家诗钞》的两种评点型和刻本进行个案研究,肯定和刻本《浙西六家诗钞》对於推动六家诗歌在日广泛传播的重要意义。对江户、明治两位汉诗名家赖山阳、近藤元粹的评语进行类型研究,根据其对清诗的真实评价,了解其对清诗的接受程度。另外,根据对二家评语的分析,对六家诗歌的受容情况作整体的概观及具体的分析,着重解析日、清对六家诗歌的审美差异。第五章关注清代咏物诗在日本汉诗坛的受容,发掘清人编撰的大型咏物诗总集的东传与日本幕末明治汉诗坛咏物诗风尚的内在联系,进而分析日人通过总集构建的清人咏物诗格局及日人在创作层面对清人咏物诗的借鉴、学习。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中日咏物诗观的相异之处,及清人咏物诗观的新变与日本咏物传统审美的不期而遇。

孙国良^[8]（2020）在《“主题学”视野下的游仙山水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长期以来,学术界对美术史上仙道题材的人物画研究较多,而对以仙山、仙境、求仙、寻仙、仙话、仙会等为主要表现题材的山水画关注较少,研究成果也较为单薄。通过对国内各大博物馆所藏历代山水画作品的梳理,发现以仙山、仙境、求仙、寻仙、仙话、仙会等为主要表现题材的山水画作品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成为美术史上一种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因此,文章依据此类山水画的母题、题材及主题等的特征,将之命名为“游仙山水画”,并从“主题学介入艺术史学方法与理论”角度对之展开研究。本文依据“主题学介入艺术史学方法与理论”展开研究,主要探讨了游仙山水画概念的内涵;游仙山水画发生的文化根源;历代游仙山水画作品的搜集与整理;游仙山水画的母题及母题意象;作为游仙山水画主题的游仙思想及其与山水画艺术的关系;游仙山水画主题类型;游仙山水画主题与题材、风格、意境、形式语言等的关系;以历代《仙山楼阁图》为例探究游仙山水画主题变迁的路径及原因等方面内容。通过以上研究,本文试图对历代游仙山水画艺术发生、发展、兴盛与衰落的过程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游仙山水画主题的变迁与母题、意象、题材、风格、意境、形式语言等范畴的相互关系,以此作为反观山水画史发展与演变规律的一种视角。绪论部分从宏观角度讨论了中国美术史的研究现状与本文的选题缘起;与本文研究相关研究成果;文章的研究意义、研究思路、创新点与方法及可行性等问题。第一章首先从中国山水画艺术门类学的角度,探讨了游仙题材山水画的研究现状,在此基础上,将此类题材的山水画命名为“游仙山水画”,对其概念内涵作了基本的规范,并探讨了游仙山水画发生和发展的文化根源;继而对历代传世的游仙山水画作品进行了搜集和整理,并对其发生、发展、兴盛与衰落的过程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最后,讨论了游仙山水画的母题图与母题意象。母题构成了游仙山水画作品的基本单位,是作品最小的图像结构。在中国文学艺术中,母题图像并非对客观物象的简单再现,而是客观与主观交融的结果,因此在中国文化语境里,通常又以“母题意象”来指代作品中的母题图像及其内涵。多个母题意象组成母题意象群,作品的主题便在母题图像的不同组合中而展现出其多样性和丰富性。因此从主题学的角度研究游仙山水画艺术,探讨母题、母题意象及其与作品主题的关系是文章重点之一。本节分析了游仙山水画母题图像的构成,探讨了“松”“灵芝”“海”“云”等游仙山水画母题意象的生成过程,并以此为例探讨游仙山水画作品母题图像的特征。通过此章的论述,从而达到对游仙山水画概念的基本内涵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知的目的。第二章对游仙山水画的主题——游仙思想的内涵及对中国山水画家生活模式、思维方式及艺术创造行为的影响;从艺术作品本体的角度分析了游仙思想在作品中的表现等问题。继而通过对历代游仙山水画作品的整理和归类,将游仙山水画的主题分为对理想世界和心灵家园的期盼、对长生富贵与及时行乐的向往、对人格独立与精神自由的追求等三大类型。并对每一类型作品母题图像特征、母题意象等方面结合具体的艺术作品进行了分析,探讨了不同主题类型游仙山水画发生与演变的脉络。第三章主要针对游仙山水画主题与题材、艺术风格、意境主题、形式语言等问题展开讨论。主题学介入艺术史学研究方法与理论认为,作品的题材、风格、意境、形式语言等也是其重要的研究范围。关于题材,文章从游仙山水画主题与题材的叙事性、与道教的渊源关系及与隐逸山水画题材的比较等方面展开了探讨。文章认为游仙思想这一主题决定着游仙山水画作品在整体上偏向于浪漫主义风格,但主题的多样性又让具体的作品在艺术风格上呈现出丰富性。主题学方法论认为,意境是主题的呈现,而不同意境有不同的意境主题。文章认为游仙山水画可以划分神秘奇幻意境主题、幽深玄远意境主题及无意境主题三大类型,并分析了不同意境主题发生的原因及其特征等问题。从主题学的角度看,游仙山水画的形式语言如笔墨、色彩、空间、构图、图式处理等方面,都和游仙主题密切相关。作品的形式语言往往随着游仙主题的变迁而发生改变,而作品游仙主题的表现也受到形式语言的制约,形式语言的更新又成为推动主题变迁的重要因素。第四章则聚焦于典型性个案研究,由点及面,探讨游仙山水画主题的变迁的原因及其规律。在中国山水画史上,有很多主题和题材被历代画家反复表现,成为一种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自唐代开始“仙山楼阁”成为历代山水画家钟情的题材之一,历代都有《仙山楼阁图》存世或为文献资料所记述。因此研究游仙山水画中这一典型样式,以此为视角探讨母题演化与主题的变迁之间的关系,并以之作为审视山水画史发展变迁路径的一个视角,便是文章第四章探讨的主要内容。本章第一节对历代传世的《仙山楼阁图》作品进行了梳理,并探讨了其发生、发展、兴盛到衰落的基本脉络。接着对《仙山楼阁图》中“仙山”和“楼阁”两大母题图像及其母题意象的生成渊源和内涵展开了分析。继而,从仙山与楼阁两大母题图像结合的角度探讨了《仙山楼阁图》主题发生的过程。再次,对历代《仙山楼阁图》作品中“仙山”和“楼阁”两大母题图像的演化的脉络进行了梳理,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仙山楼阁图》母题的演化和主题变迁之间的关系。认为母题的演化既是主题发生变迁的结果,又反过来推动着作品主题的变迁,主题与母题这种相互关系构成了山水画史发生与发展的一条重要脉络,为建构美术史知识谱系提供了一条不同的思路。

张波^[9]（2020）在《赖山阳唐诗观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赖山阳是日本江户后期着名的汉学家和诗人。他出自书香门第,父辈多有诗名,拥有良好的家庭文化氛围,很早就接触到唐诗,其诗文集中就常见用唐人诗语及仿效唐人之作。他交往的人也多是诗坛名家,且其中不乏有唐诗的倡导者;其身处的江户时代盛行或尊唐或宗宋的诗学思潮,唐诗接受的历程也几经变化。赖山阳曾言“于是益知唐人妙处,有后世所不及”（1）,旗帜鲜明地表现了他对唐诗的尊崇。选本是文学批评的一种特殊形式,承载着选家的诗学观念;附在其间的评语更直接地表达出评论者的审美趣味和价值取向。山阳选评有《唐绝新选》及《韩苏诗抄》《杜韩苏三家古诗钞》《<锦绣段选>选》等数个与唐诗相关的诗歌选本。在所选唐诗的体式上,赖山阳偏爱七绝和古体诗;在所选唐诗的时段上,呈现出“我选中晚唐多”（2）的倾向;在所选唐诗的题材方面,赖山阳选录了很多中晚唐咏史诗及史论诗;在评论唐诗作品时,山阳表现出对萎靡纤巧诗风的批评;唐代诗家中,山阳最为推重杜甫和韩愈,不仅专门选评他们的诗集,且其汉诗创作也以拟似杜诗、韩诗为归旨。赖山阳唐诗观的形成首先即有诗歌自身的因素影响,其次与他所在的江户时代诗坛的流行风气有关;最后,江户时期的唐诗学正处在明代诗学思潮影响之下,故赖山阳的唐诗观也受到明代格调派和性灵派唐诗观念的影响。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促成了赖山阳独特的唐诗观。赖山阳拟杜学韩的汉诗创作有得有失;其唐诗观中蕴含的一些诗学主张,如其对咏史诗的提倡,对日本诗坛的咏史风气推动极大。作为江户后期地位显着的汉学家,他的唐诗观不仅为我们审视江户后期乃至整个江户时代的唐诗接受打开了一扇窗口,也为我们考察东亚文化和文明的发展历程提供了很好的视角。

叶晓兰^[10]（2020）在《宋徽宗绘画美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我国学者对美的价值定位,主要着眼于美育层面。但从历史来看,中国美学与政治的关系从来密切。自周公“制礼作乐”开始,中国的政治就充满了浓郁的美治主义色彩。近年来,随着“美丽中国”“弘扬和传承中华美学精神”的提出,曾经局限于个体层面的审美价值观,借助国家政治的激励开始发生转变。美的价值已从传统个体层面的“以美育人”转化成为现实政治层面的“以美立国”。由此,美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在当代中国被重新激活。鉴于现代美学理论普遍被西方学者规划的事实,站在中国的立场,研究者一方面要对西方美学的普世性提出质疑,另一方面也要努力完善中国美学的话语建设,而以礼乐为本位的美学思想研究理应成为伸展民族立场的重要部分。正是基于以上三点的考量,本研究最终聚焦于宋徽宗的绘画美学思想。研究主要从五个方面展开:（一）宋徽宗绘画创作的历史语境。通过分析北宋中晚期的政治、文化背景及徽宗的社交轨迹,从身份制度的困境、文化氛围的熏陶、交游雅集的影响三个维度还原其生存状态和社会环境,以便了解其选择绘画素志的深层原因。（二）宋徽宗绘画作品的风格演变。在梳理文献的基础上,先分析“代御染写”与“殿上捉刀”的形成原因,并对其进行重新解读后形成自己的判断。随后,从文献记载和作品图像两方面考察徽宗画作的题材和风格,揭示其绘画创作的规律。（三）宋徽宗绘画美学思想的主要架构。运用图像学的研究方法并结合《宣和画谱》的案例品评,从审美本质、审美功能、审美创作、审美境界四个方面,探讨其绘画美学思想及作品图载的精神内涵。这种表现性的思想认识体系是他对审美对象美的认识和审美评价能力的凝聚,融入了他的思想情感,并充分体现出时代的审美理想。（四）宋徽宗绘画美学思想的文化成因。借以外观的方式把个案研究与文化史的研究联系起来,从二元的宗教信仰、人文的审美情趣等外部原因,考察影响其绘画美学思想形成的隐性文化因素。（五）宋徽宗绘画美学思想的当下价值。着眼于徽宗绘画美学思想的当下价值诠释,把美学理论问题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问题整合研究,力图切入当代文化语境并服务于建构当代中国文化语境下的时代新范式。本研究通过比对相关文献记载和徽宗现存作品,尤其以《宣和画谱》对宋代当朝画家的品评为主要依据,系统的论述了徽宗的绘画美学思想并从中得出如下结论:其一,徽宗习画之初衷主要是为了摆脱宗室制度限制与隔绝的压抑,赋予其存在的意义与人生价值,他于绘画领域的努力追求更是为了这一素志,并使绘画等艺术活动成为其政治生涯的一个缓冲地带。其二,受朝廷推动的宗室文人化发展的影响,徽宗的画作呈现出两种不同的风貌,一方面,作品显现出从严谨写实的设色工笔向情性抒发的水墨写意的完整演变轨迹;另一方面,作品又在形似的极致与笔墨的韵致中努力寻找沟通彼此的桥梁。其三,作品风格的演变不仅意味着绘画从装饰宫室的实用性向陶冶性情的欣赏性转变,更标志着绘画从偏于儒家教化功能向偏于道家审美功能的转变;而理趣与诗意相融的思维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则体现了传统绘画美学思想和即将到来的文人绘画美学思想的新主张。其四,徽宗的绘画美学思想是时代美学思潮的凸显,它呈现出一种多样的、复合的逻辑结构,具有极为丰富的艺术内涵,它可以在代际之间轮回重生,其顺应时代而又推动时代的艺术精神与我们当下的时代精神血脉相连,并在现代审美价值的重塑过程中展现出蓬勃的生命力。因此,在还原徽宗绘画美学思想全貌的基础上,本研究有助于整全认知中国古典绘画美学,了解中国绘画思想文化,乃至理解中华美学性格。而在当下的绘画创作和美术教育层面,其绘画美学思想亦有其不可取代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北京·松下平淡是真（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北京·松下平淡是真（论文提纲范文）

（1）从文学到图像 ——苏轼赤壁二赋的文化增殖（论文提纲范文）

（2）清代山东诗文作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明代中后期江南文人饮茶生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王维的佛教思想及其与玄光禅诗视野探究（论文提纲范文）

（5）《历朝杭郡诗辑》整理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石川丈山汉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日本江户、明治汉诗坛的清诗受容 ——以和刻本清诗总集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8）“主题学”视野下的游仙山水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赖山阳唐诗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宋徽宗绘画美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北京·松下平淡是真（论文参考文献）

• [1]从文学到图像 ——苏轼赤壁二赋的文化增殖[D]. 苏叶. 西南大学, 2021(01)
• [2]清代山东诗文作家研究[D]. 张茜.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8)
• [3]明代中后期江南文人饮茶生活研究[D]. 薛繁洪. 青岛大学, 2020(02)
• [4]王维的佛教思想及其与玄光禅诗视野探究[D]. 陈氏贤（Tran Thi Hien）.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2)
• [5]《历朝杭郡诗辑》整理与研究[D]. 李佩瑜. 浙江师范大学, 2020(02)
• [6]石川丈山汉诗研究[D]. 刘云娇.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
• [7]日本江户、明治汉诗坛的清诗受容 ——以和刻本清诗总集为中心[D]. 王乐. 上海大学, 2020(02)
• [8]“主题学”视野下的游仙山水画研究[D]. 孙国良.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20(12)
• [9]赖山阳唐诗观研究[D]. 张波.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
• [10]宋徽宗绘画美学思想研究[D]. 叶晓兰.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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