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载体:通向制度抑或回归事件——“民主恳谈”个案与东南沿海的有限政治市场研究（论文文献综述）
潘博[1]（2020）在《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运作逻辑与实践路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新时代背景下,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非常重视中国城市社区治理和城市基层党建工作,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文件,如《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基层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等。将城市基层党建和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紧密衔接起来,以发挥党组织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强化党的基层政权、提升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绩效,是当前城市基层党建和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所共同面临的重大现实议题,也是亟待学术界予以系统、深入探讨的理论命题。在理论和实践中,将城市基层党建和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紧密衔接的具体形式,一般呈现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这一模式。不同于西方“国家-社会”二元对立的关系模式,中国的“国家-社会”呈现出“政党-政府-社会”三分的关系模式。中国共产党依托该关系模式,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核心性的主导作用,以强化国家能力的方式提升着治理绩效;而且中国共产党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政治立场的政党,这一核心的政治价值与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价值理念存在着高度的内在契合,能够保障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正确方向。因此,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作为“中国之治”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最契合中国独特的国情、党情和社情的治理模式,同时也呈现出有别于西方社会治理模式的显着特征和巨大优势。从城市基层党组织的本质属性审视,我们可以将其界定为特定形态的政治系统;而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党建引领”,可以被视为城市基层党组织的特定政治功能。政治系统的生存、发展和作用,需要通过获取不断信息、能量来达成;而这要求政治系统不仅需要不断调适、优化自身的结构,也需要持续与外部环境进行良好、有效的互动。鉴于此,城市基层党组织实现“党建引领”政治功能的前提和关键,在于明确与外部环境展开良好互动的有效途径,即充分结合城市基层社会的治理逻辑,并将其融入到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运作逻辑之中,以期实现“‘党建引领’的政治功能”和“城市基层社会的治理逻辑”之间更为精准、有效的衔接。在新时代背景下,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格局呈现出党的领导发挥自上而下的整合作用、多元主体围绕治理目标展开协同合作和强调治理主体履行自身责任三方面显着特征,这也是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未来发展的关键着力点。相较于协同治理、网络化治理、多中心治理和合作治理等社会治理理论,整体性治理理论因为其在强调自上而下的有效整合、以协调促进多元主体的协同合作、发挥权威性主体的主导作用和对各项治理要素的无缝隙整合等方面,与我国的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格局和关键特征最为契合,而且该理论的理论内涵最为丰富,所以可以将整体性治理视为最适合描述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情境和阐释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逻辑的治理理论。结合整体性治理的基本内涵和作用机制,可以将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的治理逻辑归纳为:在“党建引领”的积极作用下,以强化自上而下的有机统合打破碎片化治理的“多中心”倾向,通过协调主体间关系建设“共建”、“共治”的治理格局,并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政治立场的基础上推进治理成果的社会共享。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的治理逻辑为归纳和建构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运作逻辑奠定了基础。只有将治理逻辑融入到”党建引领”的运作逻辑中,才能保证运作逻辑真正契合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具体情境、现实需求和客观规律,使运作逻辑更加具有现实指向性、情境针对性和内容系统性,从而在“党建引领”的运作逻辑中实现“基层党建”和“基层治理”的充分结合。对于城市基层党组织而言,这是自身政治功能的发挥,是在城市中的执政行为,也是自身政治目标和政治主张的实现过程。因此,我们可以将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运作逻辑归纳为:城市党组织通过自身的执政行为,将政策目标、治理需求、组织结构和机构职能等要素统一纳入整体性的框架中,以协调、整合、信任和责任为着力点实现城市基层社会的“良好治理”的治理目标、进而实现自身政治目标和政治主张的过程。该运作逻辑为构建强化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中“党建引领”的具体实践路径,奠定了结构性框架、主导性价值观念、治理原则导向和整体思路等学理基础。诚然,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运作逻辑所明确的,是我国城市基层党建和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理论构想和重要导向;但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对于构建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实践路径而言是很重要的,这凸显出总结相关实践经验并整合到实践路径之中的重要性。从相关的既有经验审视,我国在单位制时期,城市基层社会管理所呈现的发挥精英人物的积极作用、培育邻里间稳定的熟人关系等经验,可以被适当转化、整合到当前的“党建引领”之中;从近些年“党建引领”的北京市“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和珠海市“青春党建”等优秀案例中,可以汲取关于“党建引领”优化治理资源获取配置、动员和组织治理参与的优秀经验;而在批判地借鉴的前提下,我们可以适当汲取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活动经验,以及美国城市社区治理中重视公民和社会组织作用等经验。由于新时代背景下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党的执政环境变化和社会原子化加剧等一系列变化,城市基层党组织在发挥协调、整合、信任和责任作用中面临着诸多现实问题。这些现实问题不仅包括一些党组织自身的问题,亦涵括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情境中出现的可能弱化“党建引领”政治功能的所有其他问题。通过对相关的实践现状进行分析,当前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主要包括部分治理主体间的协同存在着一定的阻碍、一些治理要素处于高度离散化状态、部分社会场域内存在信任水平过低的现象、部分城市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存在失责现象等四方面问题,这意味着城市基层党组织需要通过构建有效的实践路径来应对来自自身和治理情境的双重挑战。当然,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不仅提供了问题导向,同时也是强化“党建引领”的良好契机。因此,应当依循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运作逻辑这一框架,以现实问题为问题导向,结合中外相关治理经验,以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关于城市基层党建和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指示为依归,从“以党建引领强化对治理中信息共享、社会认知和利益关系的协调”、“以党建引领对科层制行政体制、城市治理空间和社会中产阶层的整合”、“以党建引领强化互信的政治信任和社会信任”、“以党建引领强化多元协同监督、强化问责机制实效和培育责任文化促进履责”等四个方面构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路径。虽然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是一项探索性、创新性的政治过程,但从其坚持党的执政地位和作用、符合中国独特的基本国情、契合社会治理发展规律等方面审视,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党的领导下,“党建引领”能够不断从协调、整合、信任和责任四个方面推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发展,实现党建引领下城市基层社会的“良好治理”目标,并实现“强化党的城市基层政权”和“提升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绩效”的双向互促,从而最终使“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成为提升人民幸福感、获得感和强化“中国之治”的国际话语地位的重要途径。
葛俊良[2]（2020）在《我国地方环境治理中的民主协商机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协商治理意味着环境治理由依靠政府威权解决问题向主体间达成合意的过程转变。在信息充分的条件下引导利益相关方理性互动,形成政策建议,有助于强化环境决策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因而可视为健全环境治理体系的一个重要方向。本研究采用文献分析法和实证分析法,试图回答地方政府如何影响和塑造环境协商治理实践以及地方环境协商治理机制如何具体运行这两个关键问题。本研究首先对国内外常见的环境治理范式进行宏观层面的考察和梳理,分析和比较不同环境治理范式的主要内容和实践现状,着重探讨协商治理与多中心治理、协同治理、整体性治理、网络化治理等环境治理范式之间的联系和区别,认为协商治理是环境社会治理的一种基础性范式。在此基础上,依据环境议题属性和协商主体间关系标准,将国内环境协商治理实践划分为回应型、自治型、咨询型和监督型四种类型,并分别阐述其议题属性、协商功能、社会参与形式和制度化平台等。根据地方政府开展环境协商治理的利益动机,本研究从议题边界、功能定位、参与主体、程序流程和协商方式五个角度剖析国内环境协商治理的实践取向,指出其兼具公共性和工具性的双重治理动机,但基于治理有效性和社会控制的工具性取向更为明显。协商民主对公共理性的价值追求,在一定程度上被解决特定环境问题、规范公众参与秩序、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强化组织机构职能、提供环境政策咨询和推动环境政策落实等工具性的协商动机所取代。从环境协商治理实践出发,笔者认为现阶段国内民主协商的重心停留在治理层面,聚焦于包括环境议题在内的社会民生事务,注重对社会各阶层意见和诉求的包容、吸纳和整合。通过协商民主与地方或基层治理的整合,以推动社会的动员、整合和合作,进而达成有效治理的目标,这也是协商民主本土化实践的基本特点之一。在对环境协商治理机制呈现出的这种工具性取向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本研究选取Z省J市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协商主体的行为逻辑、主体间相互关系和环境协商治理机制等问题的阐述,勾勒出J市环境协商治理的整体图景;并采用多案例比较的研究方法,从环境协商议题、环境协商策略和环境协商成效三个维度出发,分析地方环境协商治理的运行机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环境协商平台的搭建和协商参与者的挑选,体现出党委领导、利益相关和便于治理的原则;环境协商议题设置的关键在于响应者响应的有效性与积极性;公共性环境治理主体会根据具体协商情境,选取恰当的协商策略并加以组合式运用,使之与环境协商议题的特征相匹配;从所选案例来看,国内地方环境协商治理机制呈现出比较好的治理绩效,而环境协商治理效果的好坏主要取决于环境协商议题特征、协商策略运用以及这两者间的匹配性等因素的影响。
庞达[3]（2019）在《政党适应性视角下的群众路线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在时代变迁的背景下,如何在党的治国理政过程中正确有效地践行群众路线始终是一个重大课题,值得我们不断地深入研究与思考。从实践角度讲,群众路线是一个由多种实践形式和策略所组成的丰富体系,凝聚了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开展群众工作、建构党群关系的宝贵经验,这些实践形式在不同历史时期展现出不同的特点与形态,发挥了不同的政治功能。要正确的贯彻群众路线不仅应对各个时期群众路线主要实践形态及其特点进行总体性的把握,而且要弄清隐藏在庞杂实践形态中的群众路线变迁规律,并以之为指导探索新时代群众路线的创新路径。当前学术界对群众路线的研究体现出多重视角,包括政策过程视角、民主建构视角、国家治理视角等等,这些视角从不同方向对群众路线进行了解读与界定,但多是基于某一时期、某一阶段群众路线实践做出的论述,缺乏整体性分析与完整性把握。实际上,群众路线的实践形态在不同历史时期是不断变化的,根据某一阶段或某个层面的经验对它做出界定,无疑会削弱群众路线本身的丰富性与立体性,也不利于对其所具有的政治功能与潜在价值的准确把握。基于此,本文尝试从一个新的角度,即政党适应性的视角来理解和分析群众路线,或许可使我们对群众路线有一种更全面、完整的理解,从而发现原来被我们所忽视的内容。政党适应性理论是研究政党变迁与适应性变革的重要理论范式,如何建构政党与环境的契合关系是这一理论的核心问题,民众的需求与结构是政党所要适应的关键环境变量,如何基于民众需求和结构特征的变化对政党组织（及其各类政治活动）做出调整,从而建构政党与民众的契合关系是政党适应性理论所关注的主要内容。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建构和规范党群关系的基本方式,在群众路线实践展开的具体过程中,同样要基于客观环境和群众特点的变化变革群众组织方式与手段,基于群众需求的变化调整动员模式与沟通策略,这就使不同时期群众路线的实践变迁同样体现出政党适应性的基本逻辑。中国共产党是先锋使命型政党,具有适应性实现过程的特殊性,由此也就决定了党的群众路线实践展开及其功能实现过程的特殊性。因此,政党适应性理论可以为我们研究群众路线提供一种新的观察视角与思维范式,从这一视角出发可对群众路线的历史演变做出更完整、清晰的把握,对其政治功能做出更系统的分析,在此基础上可对新时代背景下群众路线的实践创新做出深入思考。从政党适应性的视角分析群众路线的历史演变,可以分为民主革命、建国至改革开放前与改革开放之后三个时期进行考察。时代环境的变化和党的主要任务的变迁对党群契合关系的建构提出新的挑战,要求群众路线的具体开展形式据此做出适应性调整,这导致不同时期党对群众路线的落实形态呈现出明显的适应性变迁轨迹,而在每个时期内部的不同阶段也体现出一定适应性调整的差异,这种差异在民主革命时期和改革开放之后都有明显的体现。本文依照中国共产党适应性演变模型对群众路线在不同时期的主要实践形态及其适应性影响因素做了梳理和分析,选取具体案例对不同历史情境中的群众路线实践做了考察,并分别对三个时期群众路线的基本特征做了总结:民主革命时期的群众路线围绕“政治革命”任务而展开,具有实践策略的灵活性与实践方式的激进型,宣传、劝说等柔性动员和面对面的直接沟通是党员干部践行群众路线的主要形式;建国至改革开放之前的群众路线围绕“社会改造与国家建设”任务而展开,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形式全面融入社会、经济、文化建设各个领域,并成为党的领袖建构领导权威、平衡官僚权力的重要手段;改革开放之后的群众路线围绕“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任务而展开,依托制度化渠道的群众民主参与成为群众路线落实的重要形式,如何克服官僚体制弊端成为这一时期贯彻群众路线的重要命题。从政党适应性的视角来理解群众路线的政治功能,可以分别从外适应与内适应两个大的方面予以考察:首先,就外适应方面来说,主要体现为对于“群众”的回应、引导与塑造。通过群众路线的信息收集与政治沟通功能,中国共产党保持了对群众需求变化的敏锐感知;通过群众路线的资源整合与汲取作用,中国共产党建构了组织生存的群众支持网络;通过群众路线对民意的有效汇集与实现,中国共产党巩固了执政合法性与政治代表性;通过群众路线对“人民群众”的塑造与引导,中国共产党增进了社会资本与政治团结,为自身政治事业与历史使命的完成打下了良好基础。其次,就内适应方面来说,群众路线具有促进党实现自我革新、自我凝聚、自我净化的重要作用。通过群众路线的人员更新与组织结构优化功能,中国共产党保持了党及其领导的政权体系的开放性,实现了自我革新;依托群众路线对党员干部政治能力的锻炼和实践经验的累积,中国共产党培养出了能被广大群众所认可与信服的“群众领袖”,实现了自我提升;通过群众路线对党员道德品格与革命意志的塑造,中国共产党保持了自身的群众底色,实现了自我净化;通过群众路线对政党组织文化与向心力的建构,党的内部统一了理念、协调了行动,实现了自我凝聚。从政党适应性的视角思考群众路线的时代创新,需要基于政党当前所面临的适应性挑战,从问题视域出发挖掘群众路线蕴含的潜在价值,探索创新方向。当代背景下,群众路线对于突破政党代表性困境、解决党群沟通隔阂、抑制政党官僚化倾向、消解权力异化风险等方面都能发挥重要作用。但群众路线的创新发展也面临着一些障碍,体现为社会结构分化加大了群众政治整合的难度、政党科层化限制了群众政治参与的拓展,基层党组织建设不完善影响了党群之间的互动沟通。在新时代背景下推进群众路线的实践创新,需要基于新的时代环境和群众需求变化,实现群众服务和沟通的机制渠道创新、群众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建设与平台创新、群众组织和动员的方法载体创新、党的教育实践常态化与巡视巡察机制创新、党的管理体制优化与基层党建创新。
张世定[4]（2019）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研究》文中认为文化具有从细微处形塑人行为的规范力,其中所蕴含的思想观念、道德品质、价值取向深刻影响着人的日常生活。乡村文化源于乡村社会,历经持久的历史积淀,体现了乡村民众的精神面貌、价值理想与生活方式,尤其是在精神塑造、力量凝聚以及秩序安排方面具有基础性作用。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担负着先进文化引领与乡村文化发展的历史使命。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国步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在新的历史进程中,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文化建设理论为指导,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富有成就的实践探索,为当下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中乡村文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源。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为了乡村全面发展与繁荣而做出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由于文化所具有的铸魂特质与功用,决定了乡村文化是乡村振兴实现的关键与基础。在这一背景下,本文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为研究主题,必会在乡村文化建设价值认知的增强、乡村文化建设路径选择的丰富、乡村文化建设研究学术视界的拓展以及乡村文化建设研究历史深度的挖掘等方面产生积极的意义,从而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文化建设的理论发展、学术研究与现实需要。本文的研究内容,包括绪论与结束语在内,共七个部分。绪论部分,涵括了研究意义、学术回顾、研究重难点与研究方法以及创新之处与存在不足;第一章系统阐释了乡村文化的内涵、特征、价值以及乡村文化建设的意义,是全文的立论基础;第二章重点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逻辑起点,从历史传统、理论依据与现实背景廓清了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出场逻辑;第三章细致考察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实践探索,从宏观与微观两个维度展示了这一时期我国乡村文化建设的具体实践,尤其是以L村为调研对象,具象呈现了微观镜像之中的乡村文化建设;第四章全面审视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效果,在总结成就的基础上分析了面临的挑战及存在的深层原因,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推进提供思考的维度;第五章构建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推进图式,在基本内涵、方法创新、具体路径、经验借鉴以及保障体系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结束语部分,笔者立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历史逻辑,认为乡村文化之魂、乡村文化之体与乡村文化之基是新时代乡村振兴过程中乡村文化建设的核心之义。立足改革开放以来的宏大逻辑,构建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中乡村文化建设的整体化图式是本文研究的落脚点。笔者通过系统研究发现,由于乡村文化建设与乡村振兴间存在着紧密的逻辑耦合关系,新时代进行乡村文化建设就显得十分必要。具体来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振兴中的文化建设,在主要内容上,要聚焦于乡村思想道德建设的深化、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乡村公共文化生活的丰富;在方法论上,从学科交叉的多维视界出发,需要汲取发展经济学、产业经济学、文化经济学理论资源进行乡村物质文化建设的方法创新,也要吸收公共管理学与法学理论资源进行乡村制度文化建设的方法创新,还要借鉴政治心理学、教育学以及文化人类学理论资源进行乡村精神文化建设的方法创新;在建设路径上,乡村主流价值建构、乡村文化自信增强、乡村公共文化建设、乡村非物质文化传承、乡村教育结构优化与乡村现代文化重塑等构成了基本谱系;在经验借鉴上,传统中国、近代中国以及国外乡村文化建设能够给我们提供经验借鉴;在保障体系上,明确乡村经济是乡村文化建设的物质基础、乡村政治是乡村文化建设的制度保障、乡村民众是乡村文化建设的社会条件,旨在通过调动乡村社会各要素来确保实践的顺利推进。此外,乡村文化建设推进的最关键之处在于“魂、体、基”的整体性构建,也就是乡村主流价值是文化之魂、乡村民众是文化之体、乡村优秀传统是文化之基。方法是认知事物的桥梁,也是抓住事物本质的基本途径。为了增强研究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本文在研究方法选择上,基于基础理论、历史逻辑与现实问题相融通,把历史思考与现实需求相结合,借用了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希冀从整体上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进行系统研究。本文主要采取的研究方法有:历史文献法、比较研究法、调查研究法、文本分析法、学科交叉法,通过综合运用不同研究方法,廓清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内在逻辑,为研究过程的严谨性、研究结论的科学性、研究指向的针对性提供了有效保障。关于本文的创新,笔者谋求在四个方面有所突破,即在研究视角上,借助长时段历史视野,对原有研究场域的拓展与研究视界的转换,打破了城市视角支配下所持有的乡村文化建设必须按照城市文化范本改造乡村文化的误区,从乡村社会内在逻辑来重建乡村文化秩序与乡村生活方式;在研究内容上,将宏大叙事与微观探查相结合,从理论创新、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等方面全方位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历史逻辑,并以L村为对象进行了具象考查;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为基础,吸收了历史文献法、比较研究法、调查研究法、学科交叉法等方法;在研究结论上,从乡村文化建设的方法论、主要内容、保障体系、经验借鉴等多方面着手,旨在构建起一个整体化图式,进而谋求乡村文化的“魂、体、基”建设。总之,学术研究的目的在于回应社会现实问题。当下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面临着诸多挑战,回顾历史、汲取经验、反思不足、服务当下,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宏大历史为基础,为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与乡村问题的高效解决提供文化之维,这是本文研究的初心。
李波[5]（2018）在《农村环境治理 ——从管控式治理向参与式治理的转变》文中指出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贯彻落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必须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当前美丽中国建设的重点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由于点源污染与面源污染并存,生活污染与生产污染叠加,工业和城市污染向农村转嫁,农村地区已经成为环境危害的重灾区和环境群体性事件的高发地。因此,探寻有效的农村环境治理模式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在农业社会时期家元共同体的乡土性塑造了农村环境自主式治理模式,有效维持了生态系统的平衡。进入工业社会后,伴随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的持续渗透,农村环境治理逐渐形成了管控式治理模式。这一模式的实践特征表现为以指标考核为导向的硬任务、以行为限制为准则的硬方式、以政府选择为主导的硬供给。基于河长制治理的实践考察,农村环境管控式治理呈现出“达标压力型体制”的运作逻辑,即上级党政领导将农村环境治理提升至“中心工作”的政治高度,然后将其作为下级党政领导必须按期达成的“约束性指标”,从而形塑了以各层级、各部门、各区际全员参与的“合力式治理”以及展示政绩和忠诚、保留晋升资格的“资格锦标赛”策略。尽管农村环境管控式治理弥补了传统科层体制常规化治理的不足,在短期内能够取得“立竿见影”的治理效果,但是由于该模式过于依赖地方党政领导的政治权威,并且倾向于将权威惯式延伸至对市场和社会的管控中,把社会公众作为管理的对象而非合作的伙伴,不仅容易忽视农民的意愿,损害农民的利益,降低政府的合法性,而且会产生成本过高、资源浪费、治理低效、难以持久等不良后果。基于西方国家环境治理转型的经验借鉴以及我国农村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客观需要,农村环境治理有必要以参与式治理理论为指导,重视挖掘农村社会的内生力量,发挥农民参与的主体作用。而作为农村环境参与式治理的逻辑起点,农民参与又是嵌入在新乡土社会结构中并受到其严重制约的。首先,农民“个体化”以及乡村精英“谋利化”共同加剧了村庄“离心化”趋势,逐渐导致传统“乡村共同体”的解体。农民“集体意识”的消解弱化了农村环境参与的义务感;其次,新中国政权打碎了传统农业社会形成的强自治组织,建立了政社一体化的强管控组织。而在乡政村治时期,从人民公社体制脱离出来的农民却没能实现自组织的理想目标,反而呈现“原子化”的状态,导致分散的农民难以维护自身环境权益,发展绿色生态农业,维护环境公共秩序;再次,新时期农村环境治理主要以“资源下乡”的方式推动的,但是由于自下而上的政治轨道出现淤塞,自上而下的项目资源被乡村精英群体所编织的“分利秩序”瓜分,很难同步实现项目资源有效配置、农村环境改善、农民生活富裕的目标。为此,农村环境治理需要加强乡村社会的内涵建设,发展壮大多元化的社会组织,重构上通下达的双轨政治格局,从而提高农民参与环境治理的意愿、能力以及有效性。总而言之,只有不断改革政府管控式治理模式,努力优化农民参与的乡土社会结构,才能形成政府管理与村民自治有机结合的农村环境参与式治理模式,从而推进农村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较于农村环境管控式治理,农村环境参与式治理主张政府与农民共同分享环境政策制定、环境资源配置、环境利益分配的权力,以便提升政府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和有效性,提高农民的环境意识、公共精神和参与理性,形塑以农民环境利益诉求为导向的服务型政府,有效回应农民理性维护环境权益的现实需求。从实践层面看,推进农村环境参与式治理的路径在于培育农村生态公民,提升农村环境治理共识;改进农村环境硬法治理,加强农村环境软法治理;重视社会选择作用,提升农村环境治理绩效。
董明[6]（2017）在《治理体系现代化在中国演化的一种可欲路径》文中研究表明一个国家制度的建构,离不开向先进制度的学习借鉴,但自主组织和规范是根本。中国从传统制度文明向现代制度文明的转变,主要仰赖中国人立足自身根基,历经不懈探索实践才逐渐演化而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构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正是又一次与人类共同文明的有效对话。本文以温岭参与式预算实践为例,试图相对具象地探讨治理体系现代化在中国的一种现实演化路径及由此引发的可能启示。
杨中艳[7]（2017）在《社区协商政治：社区协商的理论分析与实践考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正式确立使协商民主在观念及制度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社区协商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与基层群众自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全面深化改革及基层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深入推进,获得了历史性和阶段性的大发展。特别是当代中国处于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中,面对日益复杂的基层社会治理局面,以及由基层治理的“结构之变”所带来的“角色挑战”严峻形势,社区协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与此同时,社区协商如何适应当前我国基层社会治理改革与基层民主政治发展的新要求,顺势推动现有城乡社区治理体制机制的创新,受到学术界、社会与政府的广泛关注。那么,在当前全面深入推进城乡社区协商建设的现实背景下,一系列的问题亟待思考并作出回应:社区协商究竟为何物?社区协商的实践条件与价值功能是什么?社区协商的实践运行机制是什么?社区协商的发展需要什么样的制度框架和具体操作规则?社区协商会产生什么样的绩效或带来什么样的问题?社区协商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的研究将会对当前全面推进深化社区协商产生积极意义,并为社区协商的实践提供理论支持。本文试图作一篇系统关照中国城乡社区协商民主发展现实的论文,拟从总览全局的层面,综合地考量社区协商在理论与实践中的诸多表现,从中寻求诸多社区协商实践的规范统一性。本文旨在探讨社区协商生成和发展的背景与机制,考察中国社区协商的现实状况及发展态势,在此基础上,寻求未来社区协商的法治化建构之道。这不仅会对当前深入推进社区协商产生积极意义,也为社区协商的实践提供理论支持。本项研究按照“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的逻辑主线,从社区协商的内涵意蕴、现实条件、运行机制、发展态势、未来方向等几个方面层层推导,逐步展开。概念界定是研究社区协商的逻辑起点。论文的第一章从理论层面阐述有关社区协商的基本内涵,用规范性的理论解读社区协商是什么?在理论的视野下,围绕社区协商的含义、特征、原则、程序等四个方面进行探讨。结合有关的政策规定与相关文献,依托社区协商的地方实践,解读“社区协商”的多重研究面向,回答“社区协商”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为后续的研究奠定基础。民主是需要条件的,社区协商亦如此。可以说,社区协商民主缘何发生,为何发展,是研究这一问题的基础性支点。论文的第二章讨论的是社区协商民主的发生条件,即社区协商缘何兴起与因何而生,探寻决定“社区协商”的“自变量”。本文试图从社区的经济与社会变迁中的诸多纷繁复杂的现实因素里寻找一些主导性与核心性的变量因素,以分析当前我国社区协商的宏观背景与现实条件,为社区协商提供有力但非唯一的解释。这些关键的自变量主要包括以下四个内容:一是利益因素;二是地域因素;三是文化因素;四是制度因素。此外,这里面还有一部分内容是关于社区协商的现实适应性问题。社区协商民主的兴起与其现实适应性不可分离,只有具备了现实适应性,社区协商才能真正落地生根,实现其功能价值,从而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社区协商在实际中是怎样运作的?在讨论了社区协商的内涵意蕴与生成条件后,论文的第三章是关于社区协商的实证性研究。在样本选择上,我们对社区协商的案例选取遵循“典型”的原则。从主体间有效互动的角度抽取了 2013年度—2015年度“中国社区治理十大创新成果及提名成果”中的城乡社区协商创新实践的三个典型案例,通过对三个样本的数据分析,考察社区协商实际上怎样运作的,从中凝练出这些案例的经验共识部分。社区协商会产生什么样的绩效或带来什么样的经验?社区协商的现实状况如何?从社区协商的演化及发展趋势来看,经历了多年的实践训练、摸索与积淀,现阶段的社区协商取得了初步成效,呈现出一定的发展态势。论文的第四章在总结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对社区协商的发展现状进行了整体性反思。通过解析归纳,概括提炼出现阶段我国社区协商的结构类型与整体发展态势,寻找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共识性经验,即坚持党的领导与政府指导、坚持以利益引导群众参与、坚持民主与治理的双重目标、坚持社区协商与基层选举民主的有机结合。从发展的视角审视任何一种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没有一种是至善至美的,都不克避免地存在一定的局限,社区协商也不例外。论文的第五章讨论的是社区协商的发展限度问题。社区协商是建构于特定的理论前提和假设基础之上的,虽然实践效果显着、功能价值突出,但是其实际推行也需要一系列现实条件的支撑与保障,而实践中,二者的失衡就构成了社区协商的理论缺陷和实践上的矛盾,使其遭遇一系列的成长烦恼和发展困境。那么,面对这些诘难与挑战,何以探寻社区协商的突围之路?论文的最后一部分落脚在社区协商的法治化构建之路。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宏观背景下,以法治保障为核心的制度化建设势必成为未来深化社区协商的重中之重,法治既能化解社区协商发展过程中的合法性、稳定性以及常态化难题,也是确保社区协商权威和合法性的根本途径。
周岑银[8]（2015）在《公共理性视域下的中国协商民主制度建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就关系公共利益的问题经由公民公共协商达成一致或共识、形成决策或治理方案的民主形式即为协商民主。一方面,协商民主强调公民平等参与公共协商过程,把公民视作为公共决策的制定者和公共治理的参与者；另一方面,协商民主又强调公民在公共协商过程中遵循公共理性的原则,促使公民摈弃私利转而诉诸公共利益来给出彼此都能接受和信服的理由,以此证明其决定或主张的正当性。公共理性是自由而平等的公民共享的理性,存在于主体间相互交往和话语理解当中,适用于在正式的政治过程和非正式的公共领域中参加政治辩护的公民主体；公共理性是多元的、动态的、不确定的,需要通过平等参与、公共辩论寻求共识,因而它规范着公民与公民之间的对话和协商,促使其偏好转换从而达成符合公共利益的民主决策。所以,正是公共理性开启了协商民主,也成为了协商民主的合法性基础。自从2000年以来,国内学界陆续引介协商民主理论并掀起了“协商民主热”。这期间,虽然推出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论着而使其受到极大程度的关注,但针对有关协商民主的理论基础即公共理性的论证和探析仍很有限。因此,选择从公共理性角度来探究中国的协商民主发展具有现实意义。公共理性的分析维度既揭示了协商民主的理论依归,又诠释了协商民主的制度规范,从而有助于建构中国的协商民主形式。全文由导论、主体和结语所组成。就研究内容和行文逻辑来说,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理论分析,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主要是基于对现代代议制民主及其个人理性的反思而提炼出公共理性原则及其协商民主规范,而后者在实现公民参与、包容多元意见、化解利益分歧和促进政治民主化等方面具有充分的合理性和适应性；第二部分是制度建构,包括第三章和第四章,主要是在考察和分析中国特定的政治结构及内含的制度和文化资源的基础上,依据公共理性理论及其协商民主的规范性要求,既力图实现既有协商政治的民主化转型,又力图从政治系统和公共领域内开辟协商民主新空间。就具体内容来说,第一章揭示了公共理性对个人理性的质疑及其所开启的协商民主形式。盛行于世的代议制民主激发了追求个人利益的个人理性,而个人理性追逐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使得多数原则下的公共决策过程既不能体现公共意志,也无法确保公民之间的平等,以致扭曲了民主的本质；然而,生发于公共领域中的公共理性诉诸公共利益,强调公民充分而平等的参与。公共理性理论力图取代传统的个人理性主义,主张公民通过参与公共事务协商过程达成普遍共识,从而建构了一种更加真实的、维护公民合法权益的协商民主形式。第二章阐释了公共理性观念及其公共协商的合理性与适应性。一是公共理性的民主观意指公民的实质性参与,这种参与强调公共协商而非公共投票、遵循更佳论证理由达成决策而非以简单多数表决取胜；二是公共理性的协商平台呈现出结构性的包容力量,而这种包容性体现在决策主体的普遍平等参与、决策过程的公开公正和决策目的的正当合理等三个方面；三是公共理性的问题指向是利益分化和共识难题,尽管多元利益诉求导致了社会分歧不断扩大,致使政治共识成为现实性难题,但公共理性的话语交往方式促使了个体偏好转向公共偏好、利益分歧回归理性共识；四是协商民主的微观实现形式具有嵌入政治结构的渐进民主化能力,因为它既是微型的民主形式,又是柔性的民主形式,以至于不仅能够融入政治秩序,也能够与政治结构形成良性互动,从而推动着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第三章探讨了中国既有协商政治向协商民主的制度转型。协商政治基于中国特定的政治结构和政治传统,是旨在征集公众信息、协调行动目标、增强决策民意基础的一种政治形式。它有助于保持政治开明、扩大民意基础以及维护统一战线政权,因而相较于个人专断来说,具有历史进步性,但在权力结构、议事方式和决策结果上与协商民主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协商民主不仅仅取决于公众意见,更关涉到权力秩序；不仅仅取决于利益表达,更关涉到公共理性所理解和论证的公共利益；不仅仅取决于公共辩论本身,更关涉到公共辩论结果的约束力和影响力。基于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现实需要,既有的协商政治有待于发展为协商民主。由此,借助案例分析,意在推动从人民民主的政治宣言转变为面对面的公民协商、从群众路线的走访调研转变为官民的协商对话、从咨询性的政治协商转变为决策性的协商民主、从精英化的公共决策转变为参与式的民主决策以及从随性化的民主恳谈和议事会转变为规范化的协商民主制度。第四章提出了在中国的政治体制和公共领域内开辟协商民主制度新的发展空间。自从罗尔斯认肯国家制度内发展协商民主的可能性之后,哈贝马斯和德雷泽克更进一步地论证了协商民主可以发生在国家制度、公共领域等不同的层面和领域,这为协商民主制度实践提供了学理上的重要依据。拓展中国协商民主的制度空间具有三种逻辑理路：其一,将协商民主纳入到中国现行政治体制是最常规的做法；其二,中国日益开放的公共领域有助于协商民主的推广和应用；其三,借鉴域外有益的制度设计可以弥补中国特定领域协商民主制度设施的不足。当前,中国最高决策层积极倡导在全社会发展协商民主,力争建构程序合理、运行规范的协商民主体系。由此,从现实可行性和制度有效性的角度考量,借助特定的程序设计（附图表）,意在从人大立法的民主建制、司法审判的理性合意、社会组织共同的愿景和行动方案以及政府科技政策的公民认同和共识构想来相应地拓展出立法协商的双轨制、司法协商的陪审制、社会协商的愿景工作坊以及政策协商的公民会议等新的协商民主制度形式。总之,协商民主是由公共理性所规范的,它是民主制度,也是治理形式,更是一种公共生活方式。发展协商民主有助于充分实现公民参与、优化公共治理结构、提升公共决策品质以及促进政治生活的民主化。要使中国协商民主真正运转起来,必须进行一些有益的制度设计。
李志强[9]（2015）在《转型期农村社会组织：理论阐释与现实建构 ——基于治理场域演化的分析》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进入快速转型时期。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加速了农村场域制度变迁和市场化、城镇化的发展进程，农村传统社会结构处于整体流变状态。农村组织资源快速流失和社会失序为新时期农村社会治理结构的重塑提出了客观诉求。“组织起来”成为当前农村治理语境下的关注焦点，农村社会组织是这种话语范畴中的重要内容。“农村社会组织”是统述性的话语概念，指嵌入农村社会结构的系统机制和组织安排，社会组织建构目的是为解决转型期农村社会管理秩序重塑和村社共同体生活意义及文化、精神层面等价值再规范问题。从理论视角、分析路径、理论价值、研究目的及研究结论五个方面简要概述。理论视角：以学界有关社会组织“结构研究”和“行动研究”的两类主导范式相结合为视角切入，在结构功能理论与开放组织系统理论基础上，从自主国家与能动社会互构的思维逻辑，立足国家与村社相互交融的机制、策略与路径，重点关注农村社会组织治理场域的思路，提出了“结构-行动”互构性新解释视角；分析路径：将村社共同体置于长时段历史背景，运用中观、宏观和微观三层研究框架，对转型农村社会组织场域的生长逻辑、演变机理、重构动力和发展路径展开具体阐释；理论价值：村社场域中的“结构-行动”互构解释视角，能够系统阐释转型农村社会结构及网络关系中的制度及地方知识形构的“规范秩序”与“行动秩序”互动机制的治理逻辑，及这种机制所演绎的农村社会组织场域的演化和发展历程；研究目的：旨在理论和经验层面对转型农村社会组织运行的内在规律作出合乎理性的解释，并尝试以问题为基点在实践层面重塑新时期农村社会组织的治理框架。研究结论：以转型农村社会组织为基点的农村治理问题的研究，理论上不仅可以充实转型农村问题研究的新视角和新内容，有效构架起与学界对话的理论平台，同时把农村社会整体发展问题的研究链接起来，也为转型时期农村社会建设路径和治理发展方向做出了探索式努力。导论部分除了选题的缘由和问题提出的背景外，重点是对研究视角选取的解释。基于学界在“问题意识”导向下所开展的农村跨学科研究路径的普遍思维，以“国家-社会”关系范式和“制度主义”范式为基点，从转型社会发展进程中问题研究的预设前提着眼，提出两种范式背后实质都暗含着探寻国家现代化发展和治理转型内在逻辑的假定，特别是如何阐释大转型所引致的社会基础性结构深度调整的现象本质，以及探讨如何发挥行动主体的社会新秩序重建功能以适应现代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共治诉求的问题。“结构—行动”互构性解释视角的提出是基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本质特性和农村问题研究的学理诉求而尝试的研究视角和分析工具。第二章阐释了“结构—行动”互构性视角的理论依据，是基于经典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修正框架之上调适和发展的。除此之外，也汲取了政治科学中有关国家与社会、制度主义及组织行为科学等理论元素，是一种系统化、动态化和开放式的，更接近社会现实的综合性分析框架，蕴含着均衡和包容的价值诉求。以结构功能理论内涵的“能动”、“分化整合”和“均衡”分别对应了转型期农村社会组织治理演化的三大特性，预设了结构功能理论框架下转型期农村社会组织研究的理论依据和论证前提。现实来看，农村社会系统整体发生巨变，传统结构框定下的农村社会与国家关系、社会空间格局、集体行动逻辑、关系模式及文化秩序所构建的治理场域也处于重新形塑过程中，同时这种过程也反推了新的秩序安排和价值合意的农村社会结构的重建。这种框架的理论精神，意味着社会结构及各行动者诸要素，同时存在且相互影响，相互塑造，最终的结果将指向某种和谐的良序秩序治理结构，即互构到均衡治理的思想，这是本论所趋向的“结构—行动”互构视角的理论探析和现实建构的主体思路。第三章阐释了组织开放视野下转型农村社会组织治理的内涵特征。“结构—行动”视角下组织开放性视角强调了行动要素的复杂性和多边性及相互之间的松散联系。开放系统将注意力从结构转移到了过程，强调组织与周围及渗透到组织要素之间联系的相互作用，环境被看作物质、能量和信息的终极资源，所有这些都成为系统延续的关键。在此基础上逐步建构了“转型农村社会组织结构变迁与治理转型”的分析框架：从转型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的流变和组织变迁的历史脉络及发展趋势的路径入手，依据“空间转换——结构流变——场域转型——组织重构—治理发展”的逻辑思路，从宏观、中观和微观方面阐释转型期农村社会组织治理结构与行动变迁的意涵和路径。第四章重点阐释转型农村社会组织治理场域的演变动力和发展路径。转型期的农村社会组织正是在与外界环境系统的交互沟通中，不断汲取和接纳着农村新组织成长和发展的物质及能量要素，并通过持续的内在系统的适应性转化和结构化过程，形塑着转型时期农村社会组织系统的整体概貌，推进了组织场域的演化和变迁。变迁动力源于特定时空场域下农村社会组织开放系统所逐渐呈现的生长机制的耗散性能动结构。在农村社会组织开放系统框架下，农村社会组织治理场域的演化和结构变迁的考察是农村社会变迁和结构整合过程的具体呈现，深入挖掘系统内部的动力机制和发展逻辑，清晰展示系统演变耗散结构的边界特征和场域的演化态势，从而有效解释农村社会组织治理场域演变的生长逻辑、动力机制、运行路径和发展趋势等问题。第五章以转型期农村社会组织的典型代表农村老人协会为经验案例，解释场域下的结构行动互构的方法路径能否有效应对或解决现实问题，以实践话语嵌入理论框架的探讨是否具备现实可行性。农村老人协会组织作为实体化的客观存在，不仅深刻嵌入农村社会环境并伴随农村社会的整个发展过程，而且其现实样态和功能变迁也与国家发展的整体环境和时代诉求保持共时性。从对直接研究对象农村社会“再组织”的历史批判和时代反思入手，去探索农村社会深层次的治理转型命题，解析老人协会等农村社会组织发展所蕴含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聚焦现代性带来的农村社会转型的场域情景，揭示现象背后的实质根源，有利于更好的把握农村社会组织发展的深层次意义，理解农村社会治理现实的面向和未来发展趋势。第六章是政策层面的建议，提出了运用均衡治理新思维建构农村社会良序发展模式的路径尝试。这种思路源于以下三种启示：一是源于文章研究视角的方法论意义；二是源于国家农村治理传统路径历史反思下的思维转向；三是提升国家现代化发展能力和治理时代转型的现实诉求。通过行动者、制度和环境三种层面的均衡机制对转型农村社会组织的现实建构具体路径做了详细阐释。第七章是结论部分，主要从理论和现实层面对全文作出讨论和总结。在本文研究中，就理论层面而论，是基于问题思辨视角下尝试对新解释视角探索的前提开展的，意在展示转型期农村场域普遍化问题的解释思路，还需要在现实的经验材料的基础上检测其合理性和可行性，继续调整和完善解释框架的运用思路及论证逻辑。现实层面而论，基于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趋势，政府对农村社会治理的制度设计，应由“行政型”逐渐朝“能促性”政策导向转化，以“内生为核，外推为壳，壳核互连，适度分离”的发展思路，帮助转型期的农村建立自主秩序。为建设和谐的现代化新农村，实现全面发展的小康社会，乃至为实现国家现代治理体系的构建和治理能力的全面提升，打下坚实的基础。
陆艳君[10]（2014）在《我国地方政府参与式预算的实践与探索 ——以温岭和闵行为例》文中提出参与式预算是基层政府的改革创新，这种创新机制为中国公共预算的改革打开了一个突破口，指明了中国公共预算改革的方向。研究参与式预算可以为探索中国的民主道路发展提供路径选择，也可以启发中国政府防腐反腐机制的建设，因而参与式预算发展有其合理的成长空间。本文主要围绕着探寻参与式预算可持续发展的路径展开，运用比较的方法分析温岭和闵行的参与式预算实践探索，在借鉴其他地区实践探索的基础上，挖掘参与式预算发展过程中产生问题的原因，结合预算参与的实践探索过程，提出有效的对策建议。全文一共分为四章，第一章主要论述有关参与式预算的文献综述，第二章主要是对参与式预算的理论和相关概念进行梳理和分析，第三章从三个层次论述了地方政府参与式预算的发展状况，第四章则重点探讨参与式预算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对策。本文的重点在第四章。这一章主要分析了参与式预算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包括预算信息不对称、预算参与的主体建构缺失、民意表达不通畅、利益偏好博弈存在漏洞以及参与式预算可持续发展动力不足。为了解决上述的问题，可以从六个方面加以改进：完善地方政府预算信息公开制度、健全公民预算参与机制、打破参与式预算改革的技术壁垒，创新参与方式、完善预算绩效管理体制、发挥人大主体性作用以及提升参与式预算的改革层次。只有不断完善参与式预算改革实践，才能不断为其注入活力，参与式预算才能在人大、政府、公民、非政府组织以及专家的共同协作下获得可持续发展。
二、载体:通向制度抑或回归事件——“民主恳谈”个案与东南沿海的有限政治市场研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载体:通向制度抑或回归事件——“民主恳谈”个案与东南沿海的有限政治市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运作逻辑与实践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的缘起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的价值 |
| 二、文献综述 |
| (一)城市基层社会中党的建设相关研究 |
| (二)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相关研究 |
| (三)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相关研究 |
| (四)对既有研究的评析与总结 |
| 三、研究方法与论文结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论文结构 |
| 四、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一)研究的可能创新 |
| (二)研究的不足 |
| 第一章 核心概念、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一、核心概念 |
| (一)党建引领 |
| (二)城市基层社会治理 |
| (三)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 |
| 二、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理论基础 |
| (一)政党功能理论 |
| (二)国家治理理论 |
| 三、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分析框架 |
| (一)“党建引领”是城市基层党组织重要的政治功能 |
| (二)我国城市基层社会中的治理逻辑 |
| 第二章 “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生成机理 |
| 一、“政党-政府-社会”模式下党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主导性作用 |
| (一)不同的现代国家衍生路径:党发挥主导作用的基本前提 |
| (二)“政党-政府-社会”关系模式及其分析框架的提出 |
| (三)党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主导性作用 |
| 二、城市基层社会管理/治理历程中党的领导的核心地位 |
|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基层社会的管理/治理历程 |
| (二)坚持党的领导:城市基层社会管理/治理的成功关键 |
| 三、依据“以人民为中心”政治立场达成治理的核心价值目标 |
| (一)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核心价值 |
| (二)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政治立场与治理价值的内在契合 |
| 第三章 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运作逻辑 |
| 一、协调逻辑:打破治理主体间的协同障碍 |
| (一)以对治理资源的吸收、整合与调配能力来协调治理资源配置 |
| (二)以“刚性”+“软性”相结合的协调方式强化协调能力 |
| (三)以主流治理文化潜移默化地协调个体行为和主体间关系 |
| 二、整合逻辑:推动治理要素形成有机整体 |
| (一)整合目标:型塑政社互嵌的一体化结构 |
| (二)整合形式:发挥“元治理”主体的积极作用 |
| 三、信任逻辑:为主体间合作提供社会资本支持 |
| (一)以执政合法性补强城市基层社会的政治信任存量 |
| (二)以政治信任提升城市基层社会的社会信任水平 |
| 四、责任逻辑:为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提供履责保障 |
| (一)以问责机制嵌入推动基层党组织履责的内在逻辑 |
| (二)以问责机制嵌入推进“党建引领”的关键着力点 |
| 第四章 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可借鉴的相关经验 |
| 一、“后单位”时代对单位制经验的汲取和转化 |
| (一)充分发挥社会中精英人物的积极作用 |
| (二)邻里间形成了稳定的熟人社会关系 |
| (三)对单位制经验的借鉴 |
| 二、国内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典型案例和经验借鉴 |
| (一)以“党建引领”协调资源获取和配置的案例 |
| (二)以“党建引领”组织和动员治理参与的案例 |
| 三、对国外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中相关经验的理论借鉴 |
| (一)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作用的经验借鉴 |
| (二)美国城市社区治理中相关举措的经验借鉴 |
| 第五章 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现实问题 |
| 一、部分治理主体间的协同存在着一定的阻碍 |
| (一)部分场域的信息壁垒导致主体间的协同阻碍 |
| (二)部分社会主体的认知偏差导致协同阻碍 |
| (三)复杂的利益关系和利益冲突导致协同阻碍 |
| 二、一些治理要素处于高度离散化状态 |
| (一)政府机构“条块分割”导致政府治理要素的离散化 |
| (二)权责不对等导致城市社区组织统合能力弱化 |
| (三)中产阶层的治理参与意愿和水平依然偏低 |
| 三、部分社会场域内存在信任水平过低的现象 |
| (一)一些居民对基层政府和“过度行政化”社区缺乏信任 |
| (二)一些居民对治理活动中的其他社会成员缺乏信任 |
| 四、一些城市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存在失责现象 |
| (一)一些党员干部存在形式主义问题 |
| (二)少数代理方存在贪污腐败的现象 |
| 第六章 进一步完善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路径 |
| 一、提升对治理中信息共享、社会认知和利益关系的协调水平 |
| (一)以党建引领推动治理信息的共享与协同 |
| (二)以党建引领强化社会认知的调适与型塑 |
| (三)以党建引领推进利益关系的协调和优化 |
| 二、强化对科层制行政体制、城市治理空间和社会中产阶层的整合 |
| (一)以党建引领推动对科层制行政体制的有机整合 |
| (二)以党建引领推动对城市治理空间的有机整合 |
| (三)以党建引领推动对中产阶层的有机整合 |
| 三、以培育政治信任和社会信任提升信任存量和增量 |
| (一)以强化情感纽带和完善制度体系提升政治信任 |
| (二)以型塑诚信文化和强化居民接触培育社会信任 |
| 四、以强化多元协同监督、提升问责机制实效和培育责任文化促进履责 |
| (一)型构针对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协同监督体系 |
| (二)以科学问责决策和用好问责结果强化问责实效 |
| (三)培育政府和行政化社区内的责任文化氛围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访谈提纲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我国地方环境治理中的民主协商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协商民主与协商治理的研究 |
| 1.2.2 关于环境民主的研究 |
| 1.2.3 关于当前中国环境治理困境的研究 |
| 1.2.4 关于环境协商治理机制的研究 |
| 1.3 核心概念阐释 |
| 1.3.1 环境与环境治理 |
| 1.3.2 环境社会治理 |
| 1.3.3 协商治理 |
| 1.3.4 环境协商治理 |
|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章节安排 |
| 2 环境协商治理理论与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 |
| 2.1 常见的环境治理范式 |
| 2.1.1 环境单中心治理范式 |
| 2.1.2 环境多中心治理范式 |
| 2.1.3 环境协同治理范式 |
| 2.1.4 环境整体性治理范式 |
| 2.1.5 环境网络化治理范式 |
| 2.1.6 环境协商治理范式 |
| 2.2 环境协商治理的理论基础 |
| 2.2.1 环境建构主义理论 |
| 2.2.2 生态现代化理论 |
| 2.2.3 环境正义理论 |
| 2.2.4 环境民主理论 |
| 2.3 环境协商治理应具备的基本要素 |
| 2.4 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 |
| 3 我国地方环境协商治理的四种实践 |
| 3.1 国内地方环境协商治理实践的类型划分 |
| 3.2 回应型环境协商治理实践 |
| 3.3 自治型环境协商治理实践 |
| 3.4 咨询型环境协商治理实践 |
| 3.4.1 人民政协制度框架下的环境协商 |
| 3.4.2 环境议题的协商式电视问政 |
| 3.5 监督型环境协商治理实践 |
| 3.5.1 专题询问会 |
| 3.5.2 环保社会组织的协商监督 |
| 4 民主协商:我国地方环境治理的一种工具性机制 |
| 4.1 环境协商治理的议题边界 |
| 4.2 环境协商治理的功能定位 |
| 4.3 环境协商治理的主体挑选 |
| 4.4 环境协商治理的程序设计 |
| 4.5 环境协商治理的方式选择 |
| 5 环境协商治理何以可能:基于Z省J市环境协商治理实践的案例分析 |
| 5.1 Z省J市开展环境协商治理实践的基本情况 |
| 5.1.1 Z省J市开展环境协商治理实践的主要背景 |
| 5.1.2 Z省J市环境协商治理实践的参与主体及相互间关系 |
| 5.1.3 Z省J市各方力量参与环境协商治理实践的行为逻辑 |
| 5.2 Z省J市环境协商治理机制的建构 |
| 5.2.1 环境公民身份的塑造 |
| 5.2.2 环境协商治理具体机制的建构 |
| 5.3 我国地方环境协商治理运行机制的多案例比较 |
| 5.3.1 选取案例的基本情况介绍 |
| 5.3.2 我国地方环境协商治理运行机制的组织基础 |
| 5.3.3 环境协商治理机制的议题设置:环境问题如何被建构为环境协商议题? |
| 5.3.4 环境协商治理的策略选择:注重与环境协商议题特征的匹配性 |
| 5.3.5 环境协商治理的效果 |
| 5.3.6 小结 |
| 6 结语 |
| 参考文献 |
（3）政党适应性视角下的群众路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三、政党适应性的视角阐释 |
| (一)政党适应性的基本理论:内涵、核心问题与实现逻辑 |
| (二)政党适应性理论的分析视角及其对群众路线研究的意义 |
| 四、研究方法与论文结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论文结构 |
| 五、可能的贡献与不足 |
| (一)可能的贡献 |
| (二)研究的不足 |
| 第一章 群众路线的内涵及与政党适应性的内在关联 |
| 一、“群众”的内涵 |
| (一)中国政治语境中的“群众” |
| (二)“群众路线”中的“群众” |
| 二、群众路线的理论内涵与核心问题 |
| (一)群众路线的基本内涵及其多重面相 |
| (二)核心问题:建构政党与群众的契合关系 |
| 三、群众路线与中国共产党政党适应性的内在关联 |
| (一)契合点:党群关系中的“适应性”问题 |
| (二)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保持适应性的基本方式 |
| (三)群众路线实践体现中国共产党适应性的特征与逻辑 |
| 第二章 政党适应性视角下群众路线的历史演变 |
| 一、民主革命时期的群众路线 |
| (一)时代环境与历史任务 |
| (二)主要实践形态与适应性要素分析 |
| (三)个案考察:晋中解放区土改运动中的群众路线实践及其适应性调适 |
| (四)基本特征 |
| 二、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的群众路线 |
| (一)时代环境与历史任务 |
| (二)主要实践形态与适应性要素分析 |
| (三)个案考察:湖南醴陵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群众路线实践及其适应性调适 |
| (四)基本特征 |
| 三、改革开放之后的群众路线 |
| (一)时代环境与历史任务 |
| (二)主要实践形态与适应性要素分析 |
| (三)个案考察:浙江温岭群众路线实践的“民主恳谈”模式及其适应性调适 |
| (四)基本特征 |
| 第三章 政党适应性视角下群众路线的功能阐释 |
| 一、外适应功能:回应、引导与塑造群众 |
| (一)信息收集与政治沟通:敏锐感知群众需求变化 |
| (二)资源整合与汲取:建构群众支持网络 |
| (三)民意汇集与实现:巩固执政合法性与代表性 |
| (四)群众塑造与引导:增进社会资本与政治团结 |
| 二、内适应功能:党的自我革新、净化与凝聚 |
| (一)人员更新与组织结构优化:实现自我革新 |
| (二)政治能力锻炼与经验累积:实现自我提升 |
| (三)道德品格与革命意志塑造:实现自我净化 |
| (四)政党文化与向心力建构:实现自我凝聚 |
| 第四章 政党适应性视角下群众路线的时代创新 |
| 一、新时代创新群众路线的意义 |
| (一)克服政党外适应挑战 |
| (二)应对政党内适应难题 |
| 二、当前群众路线创新的主要障碍 |
| (一)社会结构分化加大了政治整合难度 |
| (二)政党科层化限制了群众政治参与拓展 |
| (三)基层组织不完善影响了党群互动沟通 |
| 三、新时代群众路线实践创新的可能路径 |
| (一)群众服务和沟通的机制渠道创新 |
| (二)群众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建设与平台创新 |
| (三)群众组织和动员的方法载体创新 |
| (四)党的教育实践常态化与巡视巡察机制创新 |
| (五)党的管理体制优化与基层党建创新 |
| 结论与展望 |
| 一、研究结论 |
| 二、未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关于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的学术回顾 |
| (一)国内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文化建设的研究状况 |
| (二)国外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文化建设的研究状况 |
| 三、研究重点、难点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重点 |
| (二)研究难点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与存在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存在不足 |
| 第一章 乡村文化与乡村文化建设 |
| 第一节 乡村文化的内涵与特征 |
| 一、乡村文化的内涵 |
| 二、乡村文化的特征 |
| 第二节 乡村文化的价值与乡村文化建设的意义 |
| 一、乡村文化的价值 |
| 二、乡村文化建设的意义 |
| 三、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必然性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逻辑起点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历史传统 |
| 一、瑞金时期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开启 |
| 二、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发展 |
| 三、新中国初期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定位 |
| 四、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深化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理论依据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文化建设理论的思想基础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文化建设理论的逻辑体系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文化建设理论的科学品质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现实背景 |
| 一、乡村经济基础的优化 |
| 二、乡村基层政治的发展 |
| 三、乡村思想文化的多元 |
| 第三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实践探索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实践进程 |
| 一、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顶层设计 |
| 二、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发展阶段 |
| 三、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基本路径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微观镜像——历时性视角下的L村 |
| 一、改革开放后到党的十六大的文化建设(1978-2002) |
| 二、新世纪初期的文化建设(2002-2012) |
| 三、新时代的文化建设(2012 年至今) |
| 第四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效果审视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取得的主要成就 |
| 一、农民思想道德水平不断提高 |
| 二、农民科学文化素质逐步增强 |
| 三、公共文化治理体系初步构建 |
| 四、乡村文化制度建设日渐完善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面临的挑战 |
| 一、乡村文化城市化倾向明显 |
| 二、乡村公共文化发展不充分 |
| 三、多元价值取向普遍存在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面临挑战的原因分析 |
| 一、乡村经济社会变迁的影响 |
| 二、基层政府选择性治理的影响 |
| 三、文化全球化的影响 |
| 第五章 新时代乡村振兴中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推进图式 |
| 第一节 新时代乡村振兴中乡村文化建设的基本内涵 |
| 一、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基本特点 |
| 二、乡村文化建设与乡村振兴的逻辑耦合 |
| 三、乡村振兴中乡村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 |
| 第二节 新时代乡村振兴中乡村文化建设的方法论 |
| 一、乡村物质文化建设的方法创新 |
| 二、乡村制度文化建设的方法创新 |
| 三、乡村精神文化建设的方法创新 |
| 第三节 新时代乡村振兴中乡村文化建设的具体路径 |
| 一、建构乡村主流价值,培育乡村核心价值观 |
| 二、建立乡村文化自信,增强乡村文化认同 |
| 三、发展乡村公共文化,丰富民众文化选择 |
| 四、传承乡村非物质文化,留存优秀文化基因 |
| 五、优化乡村教育结构,营造乡村文化发展氛围 |
| 六、重塑乡村现代文化,彰显乡村文化时代魅力 |
| 第四节 新时代乡村振兴中乡村文化建设的经验借鉴 |
| 一、传统中国乡村文化建设的经验启示 |
| 二、近代中国乡村文化建设的经验启示 |
| 三、国外乡村文化建设的经验启示 |
| 第五节 新时代乡村振兴中乡村文化建设的保障体系 |
| 一、发展乡村经济,夯实乡村文化建设的物质基础 |
| 二、增强政治引领,明晰乡村文化建设的前进方向 |
| 三、重视乡村民众,激活乡村文化建设的主体力量 |
| 结束语: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一个整体性框架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L村文化建设情况调查问卷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5）农村环境治理 ——从管控式治理向参与式治理的转变（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问题缘起 |
| 一、研究背景 |
| 二、问题缘起: 探索农村环境变革之道 |
| 第二节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一、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 二、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 三、文献述评与研究方向 |
| 第四节 技术路线与研究方法 |
| 一、技术路线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一、研究的创新之处 |
| 二、研究存在的不足 |
| 第二章 农村环境参与式治理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西方环境治理的转型及其启示 |
| 一、西方环境威权主义反思与转向 |
| 二、西方环境民主主义与环境治理 |
| 三、西方环境治理转型的经验启示 |
| 第二节 参与式治理: 地方治道变革的新趋向 |
| 一、参与式治理的理论渊源 |
| 二、参与式治理的理论诠释 |
| 第三节 农村环境参与过程的分析框架 |
| 一、参与式治理运行的CLEAR模型 |
| 二、农村环境参与过程的内在机理 |
| 第三章 解构农村环境管控式治理 |
| 第一节 农村环境治理的历史变迁 |
| 一、农业社会时期农村环境自主式治理 |
| 二、人民公社时期农村环境动员式治理 |
| 三、乡政村治时期农村环境放任式治理 |
| 第二节 农村环境管控式治理的根源、特征及评价 |
| 一、农村环境管控式治理的制度根源 |
| 二、农村环境管控式治理的实践特征 |
| 三、农村环境管控式治理的历史评价 |
| 第三节 达标压力型体制: 农村水环境河长制治理的运作逻辑 |
| 一、压力型体制的类型划分 |
| 二、农村水环境河长制治理的运作逻辑 |
| 三、农村水环境河长制治理的局限困境 |
| 四、农村水环境河长制治理的变革方向 |
| 第四章 选择性认同: 农村环境参与的内生力 |
| 第一节 新乡土时期农村社会“离心化”现象 |
| 一、谋利型精英: 乡村公共权威的缺失 |
| 二、个体化农民: 乡村公共责任的淡化 |
| 三、农村社会“离心化”实质: 互动视角 |
| 第二节 农村社会“离心化”与农村环境参与失序 |
| 一、“权威缺漏”与农村环境问题“越级诉求” |
| 二、“丛林法则”与农村环境资源“公地悲剧” |
| 三、“人际疏离”与农村环境合作“纽带松弛” |
| 第三节 选择性认同、社区重建与农村环境参与意愿 |
| 一、善港村美丽乡村建设的实践经验 |
| 三、农村社区认同重构与农村环境参与 |
| 第五章 组织化赋权: 农村环境参与的行动力 |
| 第一节 农村社会组织化的演化趋势 |
| 一、传统乡土时期农村社会的强自治组织 |
| 二、计划经济时期农村社会的强管控组织 |
| 三、市场经济时期农村社会的行政化组织 |
| 第二节 农村环境参与组织化的必然选择 |
| 一、政治层面: 维护合法环境权益的需要 |
| 二、经济层面: 发展高效生态农业的需要 |
| 三、社会层面: 维持社区环境秩序的需要 |
| 第三节 组织再造、赋权增能与农村环境参与能力 |
| 一、善港村环境参与组织化的实践考察 |
| 二、农村环境参与组织再造的实践逻辑 |
| 第六章 民主式协商: 农村环境参与的有效性 |
| 第一节 |
| 一、协商民主与农村环境参与契合性 |
| 二、农村环境协商治理的基本理念 |
| 三、农村环境协商治理的有效条件 |
| 第二节 农村环境协商治理的制度载体 |
| 一、农村环境协商治理的内部制度载体 |
| 二、农村环境协商治理的外部制度载体 |
| 第三节 民主式协商、双轨政治与农村环境参与有效性 |
| 一、“双轨政治”模型的时代演化 |
| 二、“双轨政治”重塑与农村环境参与效力 |
| 第七章 建构农村环境参与式治理 |
| 第一节 农村环境参与式治理的理论内涵 |
| 一、农村环境管控式治理与参与式治理的比较 |
| 二、农村环境参与式治理的基本特征 |
| 三、农村环境参与式治理的现实回应 |
| 第二节 农村环境参与式治理的实践路径 |
| 一、培育农村生态公民,提升环境治理集体共识 |
| 二、改革环境硬法治理,加强运用环境软法治理 |
| 三、重视社会选择作用,提升农村环境治理绩效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期间科研情况 |
| 致谢 |
（6）治理体系现代化在中国演化的一种可欲路径（论文提纲范文）
| 一、导言 |
| 二、参与式预算及其在温岭的创新性演化实践 |
| (一) 参与式预算在温岭创生的内在逻辑及过程演化 |
| 1. 经济发展的内生性促动及民情的相应形塑。 |
| 2. 基层改革者的理性顺应与不懈探索。 |
| 3. 操作技术在公开、理性和精致等多层面的增量演化。 |
| (二) 温岭参与式预算业已取得的基本成就及其阶段性表征 |
| 1. 民众的主权地位得到了较充分的尊重, 其 |
| 2. 激活基层人大监督与制约的功能性权力, |
| 3. 有效提高了公民的民主意识及政治参与能力。 |
| 三、参与式预算的浙江实践对推进我国制度完善的贡献及其中国方案昭示 |
| (一) 浙江实践对我国制度完善的贡献:先锋试验与源头活水 |
| (二) 基于浙江实践逻辑的中国方案昭示:价值与路径 |
| 1. 价值的内契性。 |
| 2. 中国议程的民主增量实验。 |
（7）社区协商政治：社区协商的理论分析与实践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二、相关文献综述 |
| (一) 社区协商研究的学术关注度 |
| (二) 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
| (三) 中国协商民主研究现状 |
| (四) 中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联系与差异 |
| (五) 关于社区协商的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与样本资料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主要资料来源 |
| 四、分析框架与主要内容 |
| 五、可能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社社区协商的理论内涵与基本要求 |
| 一、社区协商的理论内涵 |
| (一) 社区的含义及定位 |
| (二) 协商是什么:协商的基本涵义 |
| (三) 社区协商的研究面向与基本内涵 |
| 二、社区协商的基本特征 |
| (一) 城乡社区协商的基本特征 |
| (二) 社区协商与基层自治组织选举的比较 |
| 三、社区协商的基本原则 |
| (一) 平等原则 |
| (二) 公开原则 |
| (三) 直接原则 |
| (四) 自治原则 |
| (五) 理性原则 |
| 四、社区协商的程序 |
| (一) 明确协商议题 |
| (二) 确定参与主体 |
| (三) 开展协商活动 |
| (四) 落实协商结果 |
| 小结 |
| 第二章 社区协商的兴起背景与现代价值 |
| 一、社区协商兴起的逻辑 |
| (一) 宏观背景 |
| (二) 现实基础 |
| 二、社区协商的现实价值 |
| (一) 基层群众自治的历史局限性及转型的必然性 |
| (二) 社区协商对基层民主政治发展的影响 |
| (三) 社区协商在现代政治社会中的功能价值 |
| 小结 |
| 第三章 社区协商的整体态势与基本成效 |
| 一、社区协商的结构形式 |
| (一) 党领群治型社区协商 |
| (二) 政社互动型社区协商 |
| (三) 居(村)民议事型社区协商 |
| (四) 多元共治型社区协商 |
| 二、社区协商的整体态势 |
| (一) 一体化的发展战略 |
| (二) 步调不一差异突显 |
| (三) 行政化的动员推动 |
| 三、社区协商的基本成效 |
| (一) 社区协商的运行体系初步建立 |
| (二) 社区协商的制度体系不断完善 |
| (三) 社区协商的重要地位日益稳固 |
| (四) 以协商共治为导向的社区治理结构逐步生成 |
| 四、社区协商的基本经验 |
| (一) 坚持党的领导与政府指导 |
| (二) 坚持以利益引导群众参与 |
| (三) 坚持民主与治理的双重目标 |
| (四) 坚持社区协商与基层选举民主有机结合 |
| 小结 |
| 第四章 社区协商的实践模式与主要经验 |
| 一、政府主导型:浙江温岭“民主恳谈会” |
| (一) “民主恳谈会”的缘起与发展历程 |
| (二) “民主恳谈”的基本经验 |
| (三) “民主恳谈会”的启示 |
| 二、社会组织主导:浙江德清乡贤理事会 |
| (一) 乡贤理事会的动因及背景 |
| (二) 建设过程:乡贤参事会作为组织创新 |
| (三) 基本经验:社区的微观组织再造 |
| (四) 反思与启示 |
| 三、党政群共商共治型:北京“政社共商共治”社区管理模式 |
| (一) 以需求为导向的社区协商共治 |
| (二) 制度创新与政府管理体制改革 |
| (三) 创新启示:共心共治、同心同向推动社区治理新路径 |
| 四、余论: 社区协商实践模式的主要经验 |
| 小结 |
| 第五章 社区协商的理论献疑与实践悖论 |
| 一、社区协商的理论献疑 |
| (一) “公意”一定是“理性”的吗? |
| (二) “平等”协商可以“实现”吗? |
| 二、社区协商的实践悖论 |
| (一) 行动者:“政府主导”还是“社会自发” |
| (二) 协商本质:“真民主”还是“假把式” |
| (三) 民主绩效:“成本高”还是“收益高” |
| 三、社区协商“失灵”的原因探析 |
| (一) 制度匮乏虚化 |
| (二) 主体认知偏差 |
| (三) 既有体制桎梏 |
| 小结 |
| 第六章 社区协商的价值追求与路径建构 |
| 一、社区协商法治化的价值追求 |
| (一) 社区协商法治化是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要求 |
| (二) 社区协商法治化是维护各社会主体利益的现实需要 |
| (三) 社区协商法治化是实现其自身发展的客观需要 |
| 二、社区协商法治化的建构路径 |
| (一) 大力培育基层民主建设的法治意识 |
| (二) 建立健全基层民主政治的法律体系 |
| (三) 切实完善基层民主建设的法治程序 |
| (四) 积极推进基层民主的法律保障机制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Ⅰ 2013-2015年度中国社区治理十大创新成果 |
| 附录Ⅱ 2013-2015年度中国社区治理十大创新成果提名 |
| 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8）公共理性视域下的中国协商民主制度建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及其限定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本文的研究假设与论证思路 |
| 第一章 公共理性对个人理性的质疑与协商民主的兴起 |
| 第一节 基于选举的代议制民主及其个人理性 |
| 第二节 个人理性对民主本质的扭曲 |
| 第三节 公共领域与公共理性 |
| 第四节 公共理性对协商民主的呼唤 |
| 第二章 公共理性观念及其公共协商的合理性与适应性 |
| 第一节 公共理性的民主观：“参与”比“投票”更民主 |
| 第二节 公共理性的平台：结构性的包容力量 |
| 第三节 公共理性的问题指向：利益分化和共识难题 |
| 第四节 协商民主：嵌入政治结构的渐进民主化能力 |
| 第三章 从协商政治到协商民主的制度转型 |
| 第一节 从人民民主的政治宣言到面对面的公民协商 |
| 第二节 从群众路线的走访调研到官民的协商对话 |
| 第三节 从咨询性的政治协商到决策性的协商民主 |
| 第四节 从精英化的公共决策到参与式的民主决策 |
| 第五节 从民主恳谈和议事会的随性化到规范化 |
| 第四章 协商民主制度试验空间的拓展 |
| 第一节 双轨制：立法协商的民主建制 |
| 第二节 陪审制：司法协商的理性合意 |
| 第三节 愿景工作坊：社会协商的愿景与行动设计 |
| 第四节 公民会议：政策协商的共识构想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 后记 |
（9）转型期农村社会组织：理论阐释与现实建构 ——基于治理场域演化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与研究价值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概念界定 |
| 1.2.1 社会组织基础概念 |
| 1.2.2 农村社会组织概念界定 |
| 1.2.3 场域及农村治理场域 |
| 1.3 文献述评 |
| 1.3.1 农村社会组织现实路径研究 |
| 1.3.2 农村社会组织理论路径研究 |
| 1.3.3 组织系统理论相关研究 |
| 1.4 基本思路与框架 |
| 1.5 研究方法与路径 |
| 1.6 研究重难点、创新与不足 |
| 第2章 转型期农村社会组织治理研究新视角：“结构—行动”互构性分析 |
| 2.1 农村社会组织治理演进的理论预设 |
| 2.1.1 组织场域建构与“ASD”框架的“能动”预设 |
| 2.1.2 社会变迁与组织结构“分化-整合”假设 |
| 2.1.3 制度转型与组织演化“均衡”假设 |
| 2.2 农村社会组织治理研究“结构—行动”互构新视角的分析框架 |
| 2.2.1 场域中的互构视角阐释 |
| 2.2.2 治理场域中的互构视角基本思路 |
| 2.2.3 治理场域中的互构路径研究内容 |
| 2.3 农村社会组织治理研究的操作框架：一种场域建构性质的探讨 |
| 2.3.1 治理场域的基本框架 |
| 2.3.2 治理场域建构的因果力：制度、行动和环境 |
| 2.4 小结 |
| 第3章 转型期农村社会组织治理演进基础：开放系统的结构与行动 |
| 3.1 农村社会组织开放系统“结构—行动”视角阐释 |
| 3.1.1 组织开放系统内涵阐释 |
| 3.1.2 组织开放系统建构的基本思路 |
| 3.2 农村社会组织开放系统“结构—行动”框架解析 |
| 3.2.1 组织成长宏观视野：空间转化与结构变迁下的分析 |
| 3.2.2 组织形塑中观视野：多重机制嵌入的治理场域 |
| 3.2.3 组织透析微观视野：软性机制与共意动员场域的建构 |
| 3.3 小结 |
| 第4章 转型期农村社会组织治理演进动因及路径：结构“耗散”到“能动”均衡 |
| 4.1 农村社会组织动力基础：场域演化与结构重塑 |
| 4.1.1 “行动者-制度-环境”互构中的农村场域 |
| 4.1.2 组织场域演化动力：结构耗散性的阐释 |
| 4.1.3 耗散结构与农村社会组织治理演化的动力机制 |
| 4.2 农村社会组织场域下结构耗散与治理均衡 |
| 4.2.1 场域边界的开放性：“调试-均衡”的适应性演变 |
| 4.2.2 治理场域系统重构：“互构-博弈”整合中的动力机制 |
| 4.2.3 系统力有序耦合：走向农村社会均衡治理“新常态” |
| 4.3 小结 |
| 第5章 转型期农村社会组织治理场域重构的经验检视：以农村老人协会为例 |
| 5.1 治理场域演化：“结构—行动”互构下的农村老人协会 |
| 5.1.1 空间秩序转换：国家社会关系重构中的老人协会 |
| 5.1.2 结构变迁与组织场域再构：老人协会的演变逻辑 |
| 5.1.3 制度环境与治理结构重塑：“善秩”体系建构 |
| 5.2 治理场域再造检视：以山东张高村老人协会为例 |
| 5.2.1 场域视野下老人协会的“情景地图” |
| 5.2.2 嵌入与重构：老人协会“结构—行动”互构路径阐释 |
| 5.3 小结 |
| 第6章 转型期农村社会组织现实建构：走向均衡的良序治理 |
| 6.1 农村场域行动者合作框架：从参与、合作到公共机制建构 |
| 6.1.1 组织行动者的参与机制建构 |
| 6.1.2 组织行动者的合作机制建构 |
| 6.1.3 组织行动者的公共机制建构 |
| 6.2 农村宏观制度层面治理路径：制度与结构的均衡 |
| 6.2.1 强势外推和内源自生：组织建构的双维制度均衡 |
| 6.2.2 制度“嵌入”与结构“共生”：组织系统再造与重塑 |
| 6.2.3 走向“钻石型”结构：组织系统建构的路径探索 |
| 6.3 农村环境层面治理路径：村社场域系统要素结构均衡 |
| 6.3.1 内源发展与制度策略性平衡 |
| 6.3.2 外促发展与思维战略性平衡 |
| 6.3.3 应然发展与村社规则性平衡 |
| 第7章 结论及讨论 |
| 7.1 理论层面 |
| 7.2 现实层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参与的项目及发表论文 |
| 致谢 |
（10）我国地方政府参与式预算的实践与探索 ——以温岭和闵行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言 |
| 1.1 研究的背景和选题的意义 |
| 1.1.1 研究的背景 |
| 1.1.2 选题的意义 |
| 1.2 参与式预算的相关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文献综述 |
| 1.2.2 国内文献综述 |
| 1.3 基本框架与研究方法 |
| 1.4 文章的重点和难点 |
| 第2章 参与式预算理论建构 |
| 2.1 参与式预算的理论研究基础 |
| 2.1.1 代议制民主理论 |
| 2.1.2 参与式民主理论 |
| 2.1.3 协商民主理论 |
| 2.2 参与式预算相关概念解析 |
| 2.2.1 预算民主 |
| 2.2.2 公众参与 |
| 2.2.3 参与式预算 |
| 2.3 参与式预算价值分析 |
| 2.3.1 参与式预算有助于拓宽民主道路 |
| 2.3.2 参与式预算有助于提高公共决策合理性 |
| 2.3.3 参与式预算有助于构建防腐拒腐机制 |
| 2.3.4 参与式预算有助于培育优良的公民文化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我国地方政府参与式预算实践 |
| 3.1 地方政府参与式预算的初期实践 |
| 3.1.1 温岭参与式预算的奠基阶段——民主恳谈 |
| 3.1.2 温岭参与式预算的基本运作机制 |
| 3.1.3 本节小结 |
| 3.2 地方政府参与式预算的发展 |
| 3.2.1 闵行参与式预算实践 |
| 3.2.2 国内其他地方政府的参与式预算实践及其特点 |
| 3.2.3 本节小结 |
| 3.3 地方政府参与式预算的进一步成熟 |
| 3.3.1 地方政府参与式预算中人大主体性加强 |
| 3.3.2 地方政府参与式预算的规范化演进 |
| 3.3.3 预算信息公开制度进一步深化 |
| 第4章 我国地方政府参与式预算实践的问题与对策 |
| 4.1 存在的问题 |
| 4.1.1 预算信息不对称 |
| 4.1.2 参与主体建构缺失 |
| 4.1.3 民意表达渠道不畅通 |
| 4.1.4 利益偏好博弈存在漏洞 |
| 4.1.5 可持续发展动力不足 |
| 4.2 完善参与式预算的对策建议 |
| 4.2.1 完善地方政府预算信息公开制度 |
| 4.2.2 健全公民预算参与机制 |
| 4.2.3 打破参与技术壁垒，创新参与方式 |
| 4.2.4 完善预算绩效管理机制 |
| 4.2.5 发挥人大主体性作用 |
| 4.2.6 提升参与式预算的改革层次 |
| 4.3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载体:通向制度抑或回归事件——“民主恳谈”个案与东南沿海的有限政治市场研究（论文参考文献）
- [1]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运作逻辑与实践路径研究[D]. 潘博. 吉林大学, 2020(03)
- [2]我国地方环境治理中的民主协商机制研究[D]. 葛俊良. 浙江大学, 2020(02)
- [3]政党适应性视角下的群众路线研究[D]. 庞达. 吉林大学, 2019(02)
- [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研究[D]. 张世定. 兰州大学, 2019(02)
- [5]农村环境治理 ——从管控式治理向参与式治理的转变[D]. 李波. 南京农业大学, 2018(07)
- [6]治理体系现代化在中国演化的一种可欲路径[J]. 董明.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 2017(04)
- [7]社区协商政治：社区协商的理论分析与实践考察[D]. 杨中艳.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7)
- [8]公共理性视域下的中国协商民主制度建构研究[D]. 周岑银. 武汉大学, 2015(01)
- [9]转型期农村社会组织：理论阐释与现实建构 ——基于治理场域演化的分析[D]. 李志强. 吉林大学, 2015(08)
- [10]我国地方政府参与式预算的实践与探索 ——以温岭和闵行为例[D]. 陆艳君.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 2014(03)
标签：政治论文; 治理理论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论文; 社会结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