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试论中西方思维文化差异及其语言体现形式（论文文献综述）
刘木森[1]（2020）在《中国“现代陶艺”的审美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美国西海岸发生了影响世界的“奥蒂斯陶艺革命”,一种“新陶艺”理念从此诞生。20世纪80年代初,在日益活跃开放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背景下,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新陶艺”思潮伴随着西方现代艺术大潮涌入中国,刺激了中国陶艺的“现代性”探索。“新陶艺”进入我国以后,我国学界习惯称其为“中国‘现代陶艺’”。虽然它与西方的“新陶艺”理念一脉相承,在陶艺的形态、创作手法、内涵等方面基本相通,但在文化与审美等方面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同时又与中国“传统陶瓷艺术”在审美形态、审美特质等方面迥然有异。本论文即以中国现代陶艺的审美问题为研究对象,从审美角度切入并采用历史与逻辑、个案分析与理论阐释、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试图对中国现代陶艺的产生与发展、审美重构、审美特质以及未来发展的前景和趋势等问题做出系统而深入的审视和探究。在概念厘定的基础上梳理中国“现代陶艺”的产生与发展。中国“现代陶艺”是一种以陶瓷材料为创作媒介,以个性化手法表现人的个性、情感、观念、心理、意识以及审美等理念的艺术形式。它所挖掘的不只是客观世界,更是人的内心世界和社会意识。在美日现代陶艺的冲击下和自身创新变革的需求中,中国“现代陶艺”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兴起于70年代。20世纪末进入发展阶段,起初主要表现为对西方陶艺的吸纳和借鉴。进入发展阶段后,主要表现为对中国文化元素的挖掘和彰显,将深厚的中国文化与现代陶艺结合,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陶艺审美文化。从审美重构入手分析中国“现代陶艺”的形态特征。“解构”是西方陶艺的理论支撑基础,中国“现代陶艺”同样表现为对已有传统陶瓷艺术的“分解”“打碎”和“重构”。中国“现代陶艺”打破了统治传统陶瓷艺术千百年来形成的材料观、造型观、装饰观、烧成观、审美观等,不再强调完美无缺的造型和精美的纹饰,而是追求理念上的解放和形式上的创新,消解了传统陶瓷艺术的种种范式。因此,“重构性”成为中国现代陶艺的基本特征。深入探讨中国“现代陶艺”的审美特质。在理念特质方面,传统陶瓷艺术注重技术审美,而中国现代陶艺则注重观念表达,这完成了从技术至上到观念至上的华丽转身;在创作特质方面,“现代陶艺”摒弃了批量生产的创作方式,更注重个性化表现;在语言特质方面,不再强化它的规范严谨,而是表现为得意忘言,“抽象性”成为现代陶艺艺术语言的首要特征;在情感特质方面,摆脱了实用主义的束缚,更注重陶艺家心灵宣泄的情感表达,“象为心声”成为陶艺家情感表达的写照;在材质特质方面,表现为超越泥性,追求多种极限表达方式;在美感特质方面,表现为偶然天成,呈现出“残缺美”“含蓄美”“模糊美”等特殊的美学特色。中西“现代陶艺”的审美比较突出了中国现代陶艺的审美特征。西方现代陶艺主要得益于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艺术的推波助澜,而中国现代陶艺面临着西方化与本土化、传统与现代的二元难题。虽然在“器”的反叛、“手工”的重生、“范式”的突破、“陌生化”的美学追求等方面存在着共通性,但中西现代陶艺发生发展的语境不同,西方陶艺的陌生化探索更为极端,例如“怪怖艺术”的另类美学追求、“实验性”激发的形式探索等,中国现代陶艺更趋向于强化中国符号、文化印记,表现为对重塑本土风格,引领民族文化需求的历史使命的担当。中国“现代陶艺”的发展趋势与理论构建为其未来发展寻求突破。一是“现代陶艺”的发展趋势,包括陶艺装置的方兴未艾、环境陶艺的风生水起、实验陶艺的新探索和科技介入的新融合。二是尝试建立现代陶艺审美批评的基本理论框架。针对现代陶艺审美批评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着重讨论了现代陶艺的审美批评方法、审美批评意识和主题选择。现代陶艺更加关注当下社会生活状态,其理论建构必将推动中国“现代陶艺”的人文担当和指向。三是首次提出陶艺的“烧成美学”“陶艺生态学”等概念。现代陶艺的烧成出现了科技含量高、多元烧制、体验式烧制等态势,同时也存在对返璞归真烧制效果的追求。不同的烧制方法呈现出不同美学效果,如柴烧的素朴之美、坑烧的原始之魅、熏烧的水墨之美、乐烧的体验之乐、复烧的凝重之美、窑变的异象之美等。经过研究,本文提出了两个须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一是“一体创作观”,即从配泥、配釉、制模到制作、烧制等所有工艺环节由一人完成,以实现以陶艺家为主体的原创性创作与审美的统一。二是民族文化的回归,切实坚守民族文化之根,用好中国元素,强化现代陶艺的中国特色。总之,现代陶艺这种泥与火的艺术承载了现代人的生命体验和文化思考,必将在现代转化的道路上越走越光明,越走越宽广。
沈思芹[2]（2020）在《汉学史视野中的西方《尚书》英译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尚书》是最古老的儒家核心经典,也是中华文明的源头要籍,其所构建的民族话语和价值体系涵括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全景,成为民族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媒介和载体之一。其所蕴含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哲学等丰富而深邃的中国智慧,不仅有益于当今国人,也是中国奉献给世界的宝贵精神财富。本研究注重西方《尚书》英译的思想路径与汉学思潮的演变,因而参照有关研究,将西方汉学大致划分为:17-18世纪的汉学孕育形成时期、19世纪的西方汉学建立时期、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期的汉学现代化时期以及其后汉学的现当代发展时期四个阶段,以此为《尚书》英译研究的历史语境。主要依据吉迪恩·图里等（Gideon Toury,1995;Tymoczko,1999）的描述性翻译研究理论,采用成中英先生的本体诠释学理论,并结合译者行为理论等现代翻译理论,对西方的《尚书》英译进行考察与分析。综合运用了汉学、翻译学、语言学、哲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首次对西方《尚书》英译的历史脉络进行全面、系统的描写与研究。论文分为五章。第一章,以1736与1738年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英文版中的《尚书》英译为代表形态,对西方汉学早期的《尚书》英译进行描写与研究。17-18世纪,随着西方天主教耶稣会士来华传教,在中学西传的过程中,欧洲学界出现“中国热”。早期《尚书》英译显示出归化的诠释路径,体现了西方学习、借鉴东方文化的诉求与热忱。译文的三个诠释层次具有以下特点:在语言层次,译文与汉语原文语义存在较大差异,但流畅自然;在理论层次,译者主要预设了基督教神学的观念。由于传教所需,译者在原文中融入了基督教思想,加之语言层次诠释部分失真,最终导致本体真理层次的诠释不足。西方的社会变革与东学西传的历史语境,译者的宗教思想,汉学早期对汉语言文化研究不足等都对这一时期翻译形态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本章还对译者的文化背景和译者行为进行了研究。早期《尚书》英译等典籍翻译为其后汉学研究提供了最初的翻译经验和资料,促进了西方汉学学科的建立。第二章,对西方汉学创建时期的《尚书》英译进行描写与研究。分别研究了英国传教士汉学家麦都思和理雅各的《尚书》英译。分析了二者翻译的主要历史语境:19世纪西方进行海外殖民扩张,随着欧洲“中国热”的消散,西方中心主义思潮盛行;一些西方国家建立汉学学科,英国汉学逐渐专业化。麦都思的主要翻译目的即为西人提供传教等在华活动所需中国语言文化知识的工具。麦氏主要采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和直译的翻译方法,将《尚书》置于历史学的框架之中进行研究与翻译;理氏英译主要为了消解《尚书》历史纪年的真实性,以消除东西方历史纪年的矛盾对基督教造成的不利影响,并为西方提供获取中国知识的工具。为此,理氏主要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以直译为主,将《尚书》的英译纳入西方历史学、比较宗教学研究,其翻译方法具有儒家诠释学、英国经验主义与早期实证主义等特点。本章还考察、分析了麦都思、理雅各的文化背景及其对《尚书》翻译的影响等。麦氏、理氏《尚书》英译的诠释特点主要为:在语言层次,译文在意义和形式上均比早期英译更为贴近原文,皆带有注释,理氏注释尤为丰富厚重,而麦氏注释较之理氏更为客观。译本均显示出基督教神学色彩,而理氏英译更为鲜明;在理论层次,麦氏主要预设了历史学理论,肯定了原文的历史真实性;而理氏则主要预设了历史学、比较宗教学的理论与概念。两译本皆表现出对原文的经典价值的消解,理氏甚至对原文上古历史的真实性进行质疑,因此二者皆存在对原文本体真理诠释的较大不足。本章还分析了译者的务实行为、学术思潮等对英译的重要影响,并探讨了有关典籍英译对英国汉学的真正确立与专业化发展的重要作用等。第三章,以英国的欧德、瑞典的高本汉的《尚书》英译为代表形态,对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期的《尚书》英译进行描写与研究。首先考察了二者英译的历史语境:西方中心主义思潮依然盛行,科学实证主义兴起,西方汉学走向现代化,中国传统经学消解,东方文化衰落。其次考察了译者的文化背景、翻译观和翻译经验等,研究了欧德英译的历史学思想方法、高本汉英译的比较语言学与科学实证主义的思想方法,并分析了二者的翻译目的、策略等。欧德和高氏《尚书》英译的诠释特点主要为:在语言层次,欧德的英译较为主观化,译文与原文语义差异较大,但流畅易读。高氏译文具有客观科学性,较其他译文有诸多更为准确之处,但在诠释中对历史文化语境的忽略也导致了某些误读;在理论层次,欧德英译主要预设了历史学理论,而高氏则主要预设了语言学理论;在本体真理层次,二者均表现出由于忽视原文的思想文化价值而造成本体论层次的诠释缺陷。本章还分析了两个译本的形成原因及其对西方汉学的影响、译者行为特点等。第四章,以彭马田的《尚书》英译为代表形态,研究与描写了当代的西方《尚书》英译。首先分析了翻译的主要历史语境: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崛起与文化复兴,西方对东方文化价值回归的期待,当代汉学研究注重实用性等特点,以及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等。彭氏翻译显示了西方文学化的思想路径,意在抛开之前厚重的儒学诠释,将原文由一部政史经典打造为一本富于生活气息的古代故事集。彭氏译文的诠释特点主要为:语言层次主要采用了诗歌化的西方文学形式,生动、通俗、流畅,但语义与原文有较大差异。理论层次主要预设了西方文学理论,并否定了之前译者的基督教神学观念的预设,而代之以中国道德哲学等思想观念。译文注重当代社会和读者需求,但语义求真不足,对原文本体真理的诠释存在较大缺陷。彭氏英译形态表现出主要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潮与译者务实行为的影响。本章还分析了彭氏文化背景、翻译方法和策略等。第五章,基于对西方《尚书》英译的历时性研究,对历史与学理、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文化价值的变化等有关问题进行了探讨,以此深化对西方《尚书》英译及其发展演变规律的认识。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为:采用了西方汉学的研究新视角;首次对《尚书》英译的历史作系统性的描写与研究;突破了单一研究方法的局限,采用了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使用了新文献,提出了新观点。如在《尚书》学研究领域首次使用了《中华帝国全志》英文版中的《尚书》英译资料,并使用了 19世纪的英文报刊与英文译者传记等新文献,提出了诸如早期《尚书》英译体现了西方对东方思想文化的仰慕与借鉴,理雅各的英译对《尚书》的上古历史真实性进行了消解,将翻译纳入比较宗教学研究等新观点。并给出了经典的翻译应该注重以对其本体真理进行真实、完整的诠释为目标,并结合现实之需,寻求翻译的最佳方法与合理路径等建议。
王英娜[3]（2020）在《近现代庄学新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庄子》义理不竭、文笔妙奇的特点,促使历代释庄者完成了不同历史语境下的新诠解。尤其,在近现代这个充满危机和变革的特殊时代,《庄子》的阐释呈现出继承传统与借鉴西学并存的多元格局,这些庄学成就证明了《庄子》作为传统经典所具有的绵延不断的文化生命力。与古代的庄学相较,中西并存的文化背景使近现代的庄子研究取得了重大的学术突破,不论在研究范式,还是在思想探索方面,都出现了新的发展,并对当下的文化建设提供了有益经验和训鉴。因此,近现代庄学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和研究意义。本论文主要采用阐释学的理论方法,通过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对近现代庄学新变进行整体观照,并从以佛解庄、以儒解庄、以西学解庄、以文学解庄等几个角度契入,考察近现代庄学的发展与新变,从而呈现其新时期的问题意识及时代文化价值。全文共为五章:第一章主要从社会、学术的历史背景,探讨近现代庄学的复兴问题。在近现代,庄学复兴是诸子学思潮兴起的产物,而诸子的兴起亦出现了新的时代特点,即从儒学的附庸走向独立,其包含了社会时局变化、学术发展等诸多因素,亦经历了从清初到近现代学者们超越儒学并使诸子独立的不断自觉。内在演变与西学东渐是近现代诸子学兴起的重要动力,而子学的致用思想、解经功能尤其得到了学界的关注和发掘。这些诸子学发展的共性直接影响了近现代庄学的复兴,并使近现代庄学呈现出《庄子》校释类、义理类着作的新发展以及《庄子》文学的专题探索。第二章主要从“以佛解庄”的视角探讨近现代庄学的新变。“以佛解庄”是庄学史上传统的释庄方式之一,具体表现为“格义”方法的不断完善和发展。“格义”最初是以传统典籍中的概念或思想来诠释佛学,其中《庄子》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历史的发展中,它经历了概念式“格义”、会通式“格义”、系统化“格义”以及实用化“格义”的过程。近现代“以佛解庄”的“格义”新变主要表现为法相唯识宗概念体系的系统化应用以及西学中平等、自由、科学等观念的融入,它实现了与异国文化的交流和互动,既有对本民族文化的传承,亦有对外来文化精华的汲取,从而使《庄子》发挥了时代所需的社会效用。杨文会是使近现代佛学复兴的关键学者,他的“以佛解庄”推进了近现代系统化“格义”的发展,在其影响下,章太炎、梁启超等学者均走向了实用化的新变道路。可以说,对于庄子思想的致用探求是近现代学者“以佛解庄”的重要特点。第三章主要从“以儒解庄”的视角探讨近现代庄学的新变。学者们之所以采用“以儒解庄”的诠释路径,是因为庄、儒之间在形上之“道”与形下的社会现实两个方面,均具有融通互补的可行性,这为消解庄儒矛盾,提升庄学的社会效用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基础和探索前提。近现代学者的“以儒解庄”是试图通过儒道互补应对危机境遇中社会人生的各种问题,从而实现其拯救危亡的经世致用价值。近现代“以儒解庄”的新变主要表现在对庄子“大同”思想的新发掘;对庄、儒义理相通处的深入探析,尤其是对《庄子》中实用价值的进一步发掘;对“内圣外王”思想的新扩展,以及廖平通过重构经学体系,对传统“以儒解庄”的新发展。可以说,这些不同角度的新研寻体现了近现代学者救世的共同理想,以及开发《庄子》致用思想的时代风貌。第四章主要从中西融合的视角探讨近现代庄学的新变。西学东渐动摇了传统儒学的核心地位,引发了近现代学人对传统文化的批评与反思,而学者们中西文化的比较与融通既使《庄子》研究有所继承,同时亦为之注入了新的文化因素,并呈现出庄学新变的时代性特征。在近现代西学与《庄子》的比较融合中,西方的进化论、快乐主义、自由思想、马克思主义等均对庄子思想的重新诠解产生了重要影响。严复、胡适、章鸿钊等人的庄子研究主要体现了进化论与庄子思想会通的渐进过程。此外,伊壁鸠鲁的快乐主义、斯宾诺莎的“自然”“自由”等,也被近现代学者引入与《庄子》思想的对话与阐释中,中西文化的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为庄学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其开拓性的尝试亦成为后世学者进一步探讨的重要课题。随着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入以及启蒙救亡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并成为最科学、最前沿的思想和方法。在庄学界,吕振羽、侯外庐、郭沫若等学者即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理论指导,使《庄子》研究呈现了新的时代意义。可以说,近现代学者以不同的西学理论为《庄子》阐释提供了诸多新的视角,虽然在解庄中不免历史环境的局限,但其为中西文化交融做出的积极探索具有时代效用,其所积累的经验教训亦具有历史意义和借鉴价值。第五章主要讨论的是近现代《庄子》文学研究新变。在西学与本土文学发展的双重影响下,近现代“文学”观念明确从传统文史哲不分的状态中独立出来,并出现了广义与狭义的不同界定。《庄子》是否是文学作品虽然存在争议,但从总体来看,《庄子》的文学性特征在近现代具有新的发展,而这种新发展与近现代“文学”认知的转变密切相关,因此,本章探讨了近现代“文学”观念的转型与近现代“文学”理论视角的建构两个方面,以之作为《庄子》近现代文学研究的理论前提。在近现代《庄子》文学研究的新变中,本文主要从《庄子》的文学语言、篇章结构、文体、文学的社会性等多个方面展开论述,并在古今比较及中西文法的参照中突显《庄子》文学的继承与发展。近现代学者对《庄子》文学的探讨虽然不免简单和粗糙,但他们强烈而明确的文学自觉意识以及多元化的思维使《庄子》的文学性得到新的发掘,这对后世《庄子》文学的发展亦具重要借鉴价值和启示意义。
宋佳睿[4]（2020）在《类比隐喻的机制研究 ——以红楼梦诗词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英国修辞学家I.A.Richards曾经说过,“我们日常会话中几乎每三句话就可能出现一个隐喻”。随着认知语言学的发展,隐喻研究取得非常大的进展,国内语言学家以隐喻为核心,进行了系统的评述。1980年,Lakoff&Johnson合着的巨作《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将隐喻研究转向为认知方向,打破传统隐喻的观念,提出概念隐喻理论,为隐喻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新的方向。众多中国学者通过研究发现概念隐喻研究中存在矛盾,即概念隐喻的运用涉及一定的逻辑思维形式,这种逻辑思维形式未体现出在中国传统类比思维发展出来的一种需要运用两个命题进行比较的隐喻,我们称之为类比隐喻。国内外对概念隐喻的研究较多,但关于类比思维、类比推理及类比隐喻研究较少。本文在原有的概念隐喻基础上进行深入研究,对新的隐喻概念——类比隐喻展开研究,澄清其为汉语言典型的隐喻逻辑思维和隐喻推理模式,建立直觉思维的类比推理范式,在认识上推测两方背后事理有相对应的一面,也为利用类比隐喻研究西方语言打下基础。研究类比隐喻的价值不仅在于其有汉语特色、特殊性,更多在于类比隐喻本质体现出隐喻的普遍性。在中国进行社会科学研究,包括语言研究在内,中西方文化并非是二元对立的,在新时代的社会背景下,都是为我所用的资源。《红楼梦》,是有汉语言表达特色的代表之作,红楼梦诗词形式对仗,语言优美,包含了大量的类比隐喻表达,本文拟以红楼梦诗词为例,研究类比隐喻的分类、操作方式和解读机制。近年来,国内外从隐喻修辞、概念隐喻等角度对《红楼梦》的研究数不胜数,但传统隐喻及概念隐喻研究汉语语料具有其局限性,国外学者对中国文化传统、历史背景、民族特点以及传统思维方式等问题了解较少,因此在研究上难免会背离中国社会背景,偏离实际。从类比隐喻角度研究其诗词属于创新方向,同时也为今后国内外隐喻研究提供了参考和借鉴。本文拟从隐喻的文献史梳理中确定概念隐喻的共识性特征,即相似,以此为基础,确认隐喻在语言层面的体现方式,即类比。国外的哲学研究集中在一个实体“是什么”的本质研究,中国哲学更为关注如何以递进关系以实例为佐证,阐明这种实体的内涵研究。因此,汉语多类比,目的在某实体或者某事物的框架明晰,对于类比隐喻解读的关键在于某事物、某现象的属性提取。本文在中西方概念隐喻研究的丰硕成果基础上,拟在认知语用视角下,在格式塔理论基础上,采用“类-属”联结的分析方法,澄清类比隐喻中属性操作的普遍性和规律性,以红楼梦诗词为语料,在概念整合理论的指导下,深入探讨类比隐喻的机制研究。
刘微[5]（2020）在《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研究（1862-1937）》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代中国英语教育的兴起是中国被迫融入世界一体化进程中的产物。从改变政治外交的被动局面到学习西方先进科技文化的主动诉求,英语凭借其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中发挥的关键性作用,藉以近代新学制被正式确立为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学科。本文以近代中国早期英语的传播为背景,从香港地区的英语教育着手,对近代中国本土英语学科的建立及教育发展进行全景式勾勒与历时性考察,研究内容既有对英语学科教育每个发展阶段特征的概括,也有对相应时期英语教育政策的梳理;既有对全国英语学科教育的整体描述,也有对个别地区、个别教学机构英语教育的深层剖析;既有以英语教育活动为对象的本体研究,也有对英语教育与财政经济互动关系的探讨;既有对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范式的归纳,也有对其社会功能、存在的问题以及经验启示的总结。论文主要内容分述如下:文章导论部分主要阐明了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对研究的相关概念与范围进行界定,通过对本选题相关的学术史进行回顾,总结了之前研究的不足之处及本文的研究思路,最后交待了本文的研究方法。第一章介绍了英语在中国早期的传播情况。清政府闭关锁国的政策与西方列强对外扩张之间的矛盾催生了近代英语通事与中国洋泾浜英语。本章通过对其不同发展阶段的梳理,论述了两者在扫除语言障碍、沟通中西方面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与存在的问题,以及中国逐步卷入世界市场后急需开展正规英语教育的诉求。第二章分析了近代中国香港早期的英语教育。笔者对英华书院、马礼逊学堂等几所具有代表性的教会学校进行考察,揭示其英语教学的具体情形及特点。此外,还分析了香港地区英语教育政策的变化以及该地区对近代中国英语教育产生的影响。第三章探讨了处于起步阶段的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笔者除了对洋务运动时期外语学堂与军事技术学堂的英语教育进行了详细的描述,还对京沪粤三地的同文馆作了较为全面的比较分析。通过回顾这一时期教会学校关于“英语教学”问题争论的整个过程,阐述了这次争论对本土英语教育产生的重要意义。第四章论述了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制度化的过程。笔者讨论了从清末到民国几次重要学制变革以及不同学制下初等、中等、高等三个不同阶段英语学科教育的情况;分别以南开中学与北京大学为个案,从历史沿革、教学师资、教材、教学管理等方面对这两所学校的英语学科教育进行微观层面分析及历史评价,揭示了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的水准与运行实态;最后,从经费的筹措与使用探究了英语教育与财政经济的关系。第五章分晚清时期与民国初中期两个时间段对近代中国的英语教育政策进行了历时梳理,展现其演变进程、基本特点及发展趋势;从教育目标、教材使用、教育研究与教学评价四个方面总结了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的基本范式。第六章从张之洞的外语教育思想入手,揭示了武汉地区英语学科教育由改制传统书院再到创设新式学堂的发展路径,通过学制的更迭分析不同时期武汉地区英语学科教育的发展变化,并结合全国英语学科教育的格局归纳出近代武汉地区外语学科教育的特点。结语部分是对近代英语学科教育的历史评价,包括英语教育的社会功能与历史作用,以及存在的问题与启示。本文通过研究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的历程,藉以重新审视当下英语学科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与弊端,以历史关照现实。笔者期望在今天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语境中,科学认识英语学科的地位,挖掘英语学科教育的内涵,通过深化英语学科教育改革,全面提高英语教学水平。在与世界交往的过程中,以英语为通用语发出中国声音、传播中国文化。
张帆[6]（2020）在《宋明理学英译的译释研究》文中提出宋明理学是中国古代本土哲学发展的最高峰,影响中国乃至东亚思想和社会长达七百年。然而与理学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形成反差的是,宋明理学的英译严重滞后于其它中国典籍,这也导致了西方对理学的长期视野盲区。理学英译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义理的译释难度,因此,对义理译释的考察成为探讨宋明理学英译的关键性问题。本研究对译者英译宋明理学的阐释过程及其对译文的影响进行了全面分析,通过大量的案例和译释对比,从文本性、层次性、境界性、边界性、视域性和形态性六个方面考察了宋明理学英译的译释现象和译释特点。译释离不开文本,文本是译释的起点和终点。文本性是文本在反映特定交际规约时的特征,对文本性的配置决定了文本的类型。而在翻译中,决定文本性配置方式的则是译者的译释。通过译者的译释,文本呈现为不同文本性的混合,其中占据主导和焦点地位的文本性决定了文本的类型归属。理学文本的文本性主要体现在哲学性、宗教性和科学性三个方面,以哲学性为最主要的特征而兼有宗教性和科学性的特征。理学的文本类型因而可以看作以哲学文本为中心,以宗教文本和科学文本为两个端点的连续体。理学的译文文本可能会相对于原文文本在这个连续体上有所游移,其最终的位置取决于译者的译释。从文本的深度空间来看,从最表层的语言到最深层的义理,阐释者最终所能达到的深度反映了他的阐释层次。理学文本的义理深度和阐释开放性使得译者的阐释层次非常丰富。从对语言表层勘误校雠一直到对理学概念和义理的创造性译释,译者的阐释触角能够遍及理学文本的各个深度。对宋明理学译释在诸多层次上的描述与分析可以突破以往翻译研究阐释学进路偏于抽象思辨和宏观概括的特点,建立起真正具有可操作性的译释描述体系,这对于处于研究起始阶段的理学译释来说更具意义。从文本的译释高度看,将宋明理学的最高追求翻译出来是理学英译应当努力实现的目标。西方哲学以追求真理为终极目标,而中国哲学则往往以境界为最终旨归。但境界的高低需要译者的把握和体认,不同译者对境界的理解不尽一致。译者的译释决定了译文读者对宋明理学境界的感知,而对境界的感知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对宋明理学的总体认知。对境界的译释代表了译释的高度,这也是宋明理英译学不同于一般哲学文本翻译的特殊之处。从文本之间的横向关系看,宋明理学内部流派纷呈,不同流派对同一概念或义理的阐发有所差异甚至截然相反。然而流派之间既相互颉颃又彼此渗透,使得其边界保持着一定的开放性和模糊性。理学英译者的译释往往会对流派之间的边界进行有意无意地重新划定,既可能是对原有边界的彻底重构,也可能是对边界模糊或清晰程度的重描,还可能是对边界的悬搁或标举。而宋明理学与外学也处于纠缠不清的关系。对于理学与佛教和道家的关系,不同的译者也会作出不同的译释处理,既有可能划清界线,突出理学的独立品性,也可能呈现甚至加强儒释道之间的暧昧关系。因此,无论是理学内部流派的边界还是理学与释道的边界,都有可能在译者的译释过程中发生位移与变化。从文本与背景域的关系来看,前见和视域是理解得以可能的先行条件。在翻译中,最终的译文往往译者视域与原文视域融合的产物,译者无法超越自己的视域去把握文本某种“自在”的原意。对理学的译释同样也受译者视域的影响,而在这当中,西方哲学的视域是最为常见却又往往不易察觉的一种视域。无论是西方译者还是中国译者,在英译宋明理学时都有可能在内容、思维和语言的层面不同程度地呈现出西方哲学视域的特点。从文本与学科形态的关系来看,根据译者的译释方法、译释重点和译释视角的不同,可以将宋明理学的译释分为经学形态、西学形态、汉学形态和国学形态四种。理学英译的经学形态是中国传统注经模式的跨语应用;理学英译的西学形态则以西方哲学来格义宋明理学;理学英译的汉学形态是在西方目光的投射下对作为东方异质他者的理学的一种形象和意义建构;理学英译的国学形态则突出理学的民族性和中国文化身份,对理学的译释呈现出中国哲学本土化翻译模式。宋明理学的译释现象是阐释和翻译的一般规律与理学的特殊性共同作用的结果。对理学译释的研究既是对阐释学方法的建构式运用,又紧扣理学文本的特殊性。对宋明理学英译译释的分析将译释的各种可能性最大化,全面还原了译释的过程,归纳出理学译释的特点,从而为宋明理学日后的进一步英译提供了观照。
刘欣[7]（2019）在《汉英互译中思维方式调适的哲学分析》文中认为在汉语译成英语或英语译成汉语时,如何实现表达准确,即用词“达意”,是困扰我国广大英语学习者的主要问题之一。在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的翻译标准中,“达”是关键。所谓“达”,即通达,明达,就是把想要传递的意义、信息、精神、风格等恰如其分地呈现出来。而我国的英语学习者,尤其是初学者（具体指对英语思维方式不了解,或者掌握不准确的英语学习者）,在汉译英时往往存在英语表达不准确、不恰当、不流畅的问题。在英译汉时,也常常很难把握英语语句准确的含意,无法用清晰顺畅的汉语表达出来。造成这些问题的因素很多,其中最为隐蔽的因素是这些英语学习者没有自觉意识到汉语和英语之间存在思维方式的差异。汉英思维方式的差异体现了以汉语和英语为母语者的思维活动的不同结构和特征,这种差异会从根本上影响汉英互译的质量和效果。对许多英语学习者而言,由于没意识到这个问题,汉英互译往往停留在文字之间含义的直接转换上,缺乏对由思维方式决定的语句的思想背景、意义判断、价值取向、文化形态的整体理解。这里实际涉及哲学上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观等方面的深层次问题,需要从哲学角度进行分析研究。要解决汉英互译过程中存在的上述问题,英语学习者应该在头脑中形成一种有效的思维方式调适机制。在汉译英时,自觉地调适到要用英语中蕴含的思维方式想问题;反过来,在英译汉时自觉地调适到用汉语中蕴含的思维方式想问题。因此,学习者需要同时熟悉汉英两种语言中蕴含的不同思维方式,准确地把握两种思维方式的差异和调适机制,在汉英互译中对思维方式自觉地进行调整,而这是以往语言学习和教学中不大重视的。显然,从哲学视角对汉英互译中思维方式如何调适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对于提高汉英互译水平和文化交流效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哲学视角展开对汉英互译中思维方式调适的问题的研究,可以提出一系列相关问题,比如汉语和英语中蕴含的思维方式的各自特征是什么?两者的差异在汉英互译中引发了哪些具体的哲学问题?如何通过思维方式调适来消解这些影响?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需要综合运用中西哲学比较和哲学诠释学的理论基础与方法,充分利用认知哲学和认知科学领域的理论成果,针对汉英互译实践活动中的具体问题展开讨论,将抽象的哲学理论分析与现实生活中的具体需要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汉英互译中思维方式差异的哲学思考方面,本论文采用中西哲学比较的理论和方法,指出汉英两种语言中蕴含的不同思维方式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在本体论上,表现为“关系优先”与“实体优先”的差别;在认识对象上,表现为“取象”与“抽象”的差别;在认识途径上,表现为“直觉导向”和“逻辑导向”的差别;在知识形态上,表现为“强调意会”与“强调建构”的差别;在方法论上,表现为“注重变通”与“注重规定”的差别。这五个方面,存在着由本体论到认识论,再到方法论的内在逻辑线索。汉英互译中思维方式差异本来是客观存在的,但在汉英互译实践中,受到语言迁移、理解障碍和视域演变等因素的影响,人们可能忽略了这种差异的存在,将母语中的思维方式不自觉地渗透到对目标语的理解和表达中去,这就造成了两种思维方式的冲突。本论文运用哲学诠释学的理论与方法,追溯汉英互译中思维方式冲突形成的根本原因。在理解目标语的过程中,由于意义向一切可能的理解敞开大门,如果在思维“前结构”中缺乏目标语之所蕴含的思想背景和观念体系,目标语意义的完整性和独立性很难抵御来自基于母语思维方式的曲解,难免出现对目标语意义的误读。因此,汉英互译需要两种不同思维方式的视域融合,这就需要发现英语学习者以往存在的某些思维方式上的固有弱点,以便采取有针对性的解决问题的对策。本论文针对汉英互译中思维方式差异引发的冲突,根据我国英语学习者的实际情况,指出他们以往存在思维方式上的如下弱点,这就是“主体性不突出”、“隐喻能力不足”、“例证分析能力不足”、“层级建构能力不足”和“’是’概念不发达”,进而讨论了这些弱点产生的历史渊源、文化传统和认知特征。英语学习者通过适当的思维训练,可以比较自觉地建构汉英互译中思维方式调适的通道,即在分析汉英思维方式差异性的基础上,找到各自包含的思维结构的对应关系,使得一种思维结构可以通过适当的训练顺畅地转换成另一种思维结构。这里需要根据不同的语境需要,利用“思维前结构的调整”、“逻辑追问”、“逻辑反演”、“现象学还原”等方法,促进思维方式的调适,从而消解汉英互译中由思维方式差异引发的冲突,提升汉英互译的能力和水平。本论文的研究有助于解决英语教学和文化交流中的一些实际问题。本论文指出英语教学改革应从单纯的语言技能训练转向通过思维方式的调适提升语言表达的能力。这需要改善学生的知识结构,加强对哲学、比较文化、认知科学相关知识的必要了解。在对外文化交流领域,应当培养翻译人才充分了解汉英语言背后的思维方式调适机制,实现不同思想文化的准确和顺畅的交流。本论文有助于更有效地讲好“中国故事”,从而更广泛、更充分地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当代思想文化成果。
戴沅芳[8]（2019）在《双语理论下的中国英语学习者语用能力与语用迁移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语用能力和语用迁移是语用学界和应用语言学界十分关注的论题,然而关于两者之间的关系却鲜有人探究。先行研究表明,当前语用能力研究存在一定的缺欠,具体表现为缺乏对非母语环境下外语学习者语用能力的研究,并且对其与语用迁移之间的关系解释力不足。因此,本研究依据双语理论（Dual Language Theory）,采用基于自建小型语料库收集语料的实证研究方法,探究外语学习者语用能力与语用迁移之间的关系。根据研究目的,本论文主要回答三个问题:（1）中国英语学习者使用英语进行口语表达时出现何种类型的语用迁移?具体来说,在语义程式的使用上和语篇表达内容上如何体现?（2）中国英语学习者使用英语进行书面语表达时出现何种类型的语用迁移?具体来说,在词汇、句法和语篇上如何体现?（3）不同水平中国英语学习者的语用能力和语用迁移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如何解释?针对上述问题,通过对语用能力和语用迁移研究的文献梳理,本研究以双语理论作为理论依据,建构了本论文的分析框架,用以阐释外语学习者语用能力的内涵及其与语用迁移的关系。根据自建小型语料库中的语料数据,本论文分别呈现了数据分析结果,包括英语本族语者、中国英语学习者和汉语本族语者分别在口语语料中的语义程式使用频率上和语篇表达内容上,以及在书面语语料中的各类词汇选择、句式使用、论点论据和布局谋篇手段的使用频率的统计;汉、英本族语者在口语表达和书面语表达中的差异度;不同口语语用能力和书面语语用能力的学习者与汉、英本族语者在口语表达和书面语表达上的差异度。根据研究结果,本论文分别从不同口语语用能力的中国英语学习者在语义程式和语篇表达内容上的语用迁移类型及特点,不同书面语语用能力的中国英语学习者在词汇、句法以及语篇上语用迁移类型及特点,中国英语学习者口语语用能力与语用迁移的关系,以及中国英语学习者书面语语用能力与语用迁移的关系几个方面分别进行分析。最后,结合分析结果,分别围绕外语学习者语用知识体系中的共同语用知识、协同语用知识和特定语用知识与语用迁移的关系,中国英语学习者语用能力发展路径及各阶段语用表现几个方面展开进一步的讨论。本研究发现如下:（1）中国英语学习者在进行英语口语表达时,在语义程式使用方面出现了语用迁移。明显语用迁移、非明显语用迁移、语用迁移过度和语用迁移凹陷四种类型的语用迁移均有发生。其中,发生非明显语用迁移的语义程式数量最多,发生语用迁移过度的语义程式数量最少。在语篇表达内容方面,除语用迁移过度外,明显语用迁移、非明显语用迁移和语用迁移凹陷均有发生,其中非明显语用迁移的发生频率最高。在不同“拒绝”言语行为诱发因素下,学习者发生语用迁移的类型和数量不同。其中在“邀请”和“建议”诱发因素下发生语用迁移的数量较多,“请求”和“提供”诱发因素次之。总体而言,中国英语学习者发生迁移的程度差异不大,已逐渐接近英语本族语者。（2）中国英语学习者进行英语书面语表达时,明显语用迁移、非明显语用迁移、语用迁移凹陷和语用迁移过度均有出现。具体而言,在词汇和句法层面上,仅出现明显语用迁移、非明显语用迁移和语用迁移过度,而四种类型的语用迁移全部出现在语篇层面。在词汇层面,发生非明显语用迁移的数量最多,明显语用迁移次之;在句法层面,发生语用迁移凹陷的数量最多,明显语用迁移次之;在语篇层面,发生语用迁移过度的数量最多,非明显语用迁移次之,而明显语用迁移最少。与口语语篇表达的结果不同,中国英语学习者在书面语篇中语用迁移过度的大量出现说明社会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在学习者使用目的语进行表达时具有深刻影响,即使已具备较高的语用能力水平,母语特有的文化烙印也会难以抹去。（3）无论在英语口语语篇表达还是书面语语篇表达上,中国英语学习者的语用能力与语用迁移的关系都呈倒U型。即从语用能力弱的到中等的学习者,随着语用能力的提高,语用迁移程度变大;从语用能力中等的到强的学习者,随着语用能力的提高,语用迁移程度变小。两者之间关系的动态呈现与外语学习者所具备的语用知识结构密切相关。本研究结论:中国英语学习者与英语本族语者在使用英语进行口语和书面语表达时存在显着差异,且与汉语本族语者极为相似,体现出语用迁移普遍存在于中国英语学习者的英语口语和书面语的表达中,汉、英两种语言系统和文化背景的差异是导致语用迁移发生的两大主要原因。本研究对外语教学有三点启示:一是应针对不同外语语用能力的学习者开展语用教学;二是在外语教学中应重视语言使用的基础性训练,注重语用语言知识应用的适切性训练,加强学习者的语言意识的培养;三是教学中应注重社会语用知识的渗透,使学习者了解母语和目的语社会文化之间的差异,从而加强学习者文化意识的培养,最终减少语用负迁移的影响,甚至避免语用失误的发生,提高外语学习者的语用能力。本研究从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两个方面进一步拓展了语用能力和语用迁移的研究,发现了中国英语学习者语用能力发展的一般性特征及路径,并从外语学习者的语用知识结构出发,深入分析了发生语用迁移的深层原因,对外语教学中语用能力培养有重要启示作用。最后应该指出,本研究仍存在某些局限,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加以克服和不断完善。
李智[9]（2019）在《文学翻译审美选择研究 ——以《傲慢与偏见》汉译为例》文中研究表明自翻译理论产生以来,文学翻译研究就一直成为中西方学者倍感兴趣的话题。研究方法多种多样,研究视角层出不穷,从语义学、语用学到语篇分析,从文化学到社会学,不一而足。研究内容从文本分析到对社会文化因素的探讨,从词、句、篇的微观研究到对译者伦理道德和责任考察等等。翻译美学是翻译学的一个分支和一门学科,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和方法。翻译美学不是翻译学和美学两个概念的简单叠加,而是翻译学的美学观,即美学是翻译学进行学科探索的方法论。过去三十年,翻译美学的跨越式发展与文学翻译的联姻有着极大的关系。换言之,翻译美学丰富了文学翻译的研究视角,验证了文学翻译的本质属性—审美性。文学翻译的多视角研究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翻译美学的发展。文学翻译审美选择主要指译者翻译过程中的审美选择行为,研究范围包括:文学翻译的本质、影响译者审美选择的影响要素、译者所信奉的审美原则、译者所制定的翻译策略、译者在语言选择上的审美倾向。本文运用描写性和规定性研究方法探讨文学翻译中的审美选择问题。研究内容分为三部分:理论探讨、实例分析和研究结论。为此,本文试图回答以下三个研究问题:（1）文学翻译与审美选择有何关系?翻译审美选择是否意味着对译语的优化?（2）文学翻译审美选择有哪些原则?这些原则必须要遵循的,还是可选的?（3）影响文学翻译审美选择的要素有哪些?译者的翻译观念对文本翻译有何影响,对译者策略的制定有何影响?译者在语言选择上是否存在某种倾向?为了回答以上这些问题,追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行为,本文选择英国经典小说《傲慢与偏见》的三个中译本,从词汇、句子、语篇和语体四个层面展开,以经典结构、戏剧性结构、对话体和书信体为实例分析三位译者的翻译动机、翻译环境、翻译策略、翻译观念、翻译原则以及语言选择。通过理论探究和实例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结论:（1）文学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审美选择活动。文学翻译审美选择涉及翻译活动的诸多要素:语言的构成、文化的影响、审美认知取向、接受方式、评价标准、价值体系,等等;作者、译者、接受者、源文本、译文本之间构成一个动态的文学翻译美学生态系统。文学翻译的价值在于审美和真理的统一。本研究阐释了中国传统译学中有关审美选择的命题,如“雅”的动态性研究与译者审美性选择（语言、结构、文体）关联性;首次将文学翻译的美学问题与选择问题结合起来进行综合性研究,为翻译美学体系的建构增添新内容;提出译文本的生成过程为译者的审美性选择过程,译者不仅再现原作审美品质,而且还创造译文的审美价值。文学翻译是译者审美选择的结果,是外部性与内部性结合的终端产品。（2）文学翻译审美本质的三对命题即“言与意”“形与神”及“异与同”的内部逻辑关系。每一对命题均以对方的存在为前提,各命题之间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言与意”和“形与神”在理论上体现为译学思想的审美取向,在实践上体现为文本构成要素和译者的审美追求。实现言意合一、形神兼备、保持“异国情调”则需要坚持“以信文本”“尚美求真”相结合的审美标准。（3）文学翻译审美选择受到外部和内部两重因素影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通常遵循三个宏观审美原则（形式与内容统一、整体与局部统一、文内语境与文外语境统一）和四个微观审美操作原则（得体、准确、经济和形象原则,也称4Y原则）。外部环境包括指译者所处时代的社会语境即意识形态、主流诗学、读者等因素,内部环境包括译者的翻译观念、审美倾向等因素。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然制定相应的翻译策略:总体策略和局部策略。（4）实例分析发现,所选译本译者持有明确的翻译观念。译者在词项选择和句型结构配置方面有共同的倾向:在准确传达原文信息和语言风格的前提下,对关键词汇和短语的表达尽量优化,以确保译文审美品质的最大化。为了尽量传达原文语义信息,在可能的情况下,译者对原文句型结构多采用切分与重新配置的策略。译者在译文中大量使用四字组合,力图将原作的审美要素再现于译作,对译文读者产生不同的“刺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译者在保留原文“洋味”的同时,在语言选择上有范化（规范化）倾向。
臧恒[10]（2019）在《中国现当代音乐创作中传统文化思想辨析 ——兼论个人音乐创作的探索与实践》文中研究说明中国现当代音乐作为中国现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产生和发展于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的特定历史背景中,所以它必然带有所处时代的印记,拥有与所处时代历史文化一脉相承的精神与趣味,并在文化特性和文化身份方面与中国现代文化保持着深度的关联性和高度的同一性。从文化特性与文化诉求来看,中国现当代音乐已从早期的“学习西方、改造本土文化”逐渐转变为“走出西方、回归本土文化”,而这一变化则充分说明了中国现当代音乐创作已经具有“继承传统、传承文明”的文化自觉意识。中国现当代作曲家们通过对中国传统音乐形态以及音乐形态背后的文化本源进行分析、思考与研究,试图深入到中国音乐文化传统的内部去找寻属于自我的文化本体和音乐阐释方式,努力探索着“中国传统文化在场”下的新语言、新形式的建构,并最终完成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在现当代语境下的创新诠释和重构升华。本文将选取部分具有典型意义的中国现当代音乐作品以及笔者原创作品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在实践中践行“将音乐放在文化语境中阐释”的理念,对于作品的技法运用、文化内涵、美学认知和哲学思考等方面进行全面而深入的分析与研究。首先在音乐的能指层面,归纳和总结出作品音乐语言的形态学特征及风格特性;进而在音乐的所指层面,探究出作品音乐语言的建构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有机关联性;最后,站在中国传统文化、哲学、美学的高度,对于中国现当代音乐创作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下所具有的传统文化表征与审美价值意义进行分析和阐述。
二、试论中西方思维文化差异及其语言体现形式（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试论中西方思维文化差异及其语言体现形式（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现代陶艺”的审美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中国“现代陶艺”审美问题研究的必要性 |
| (一) 中国“现代陶艺”概念内涵的争议 |
| (二) 中国“现代陶艺”审美问题研究的学术价值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三、论文研究方法、结构和意义 |
| (一) 主要研究方法 |
| (二) 论文组织结构 |
| (三) 论文研究意义 |
| 第一章 中国“现代陶艺”的产生与发展 |
| 第一节 中国“现代陶艺”概念的辨析 |
| 一、“陶瓷工艺美术”与“现代陶艺” |
| 二、“陶瓷艺术”与“现代陶艺” |
| 三、“当代陶艺”与“现代陶艺” |
| 四、“现代陶艺”与“现代性” |
| 第二节 中国“现代陶艺”的催生因子 |
| 一、传统陶瓷的创新需求 |
| 二、美日现代陶艺的冲击 |
| 第三节 中国“现代陶艺”的发展分期 |
| 一、萌芽时期 |
| 二、兴起时期 |
| 三、发展时期 |
| 第二章 中国“现代陶艺”的审美重构 |
| 第一节 材料重构 |
| 一、木材介入的返璞归真之美 |
| 二、金属介入的冷峻刚烈之美 |
| 三、玻璃介入的纯净典雅之美 |
| 四、纤维介入的自然轻盈之美 |
| 五、有机物介入的奇思妙想之美 |
| 第二节 造型重构 |
| 一、传统造型的解构之美 |
| 二、形式构造的自由之美 |
| 三、拼贴塑型的再造之美 |
| 第三节 装饰重构 |
| 一、自然元素的植入 |
| 二、陶瓷画布的延伸 |
| 三、肌理语言的强化 |
| 第四节 工艺重构 |
| 一、基于传统的工艺重构 |
| 二、颠覆传统的工艺重构 |
| 三、科技革新引发的重构 |
| 第三章 中国“现代陶艺”的审美特质 |
| 第一节 理念特质:观念至上 |
| 一、从技术至上到观念至上 |
| 二、现代陶艺对观念的推崇 |
| 第二节 创作特质:个性化表现 |
| 一、从批量化生产到个性化表现 |
| 二、现代陶艺创作方式的个性化表现 |
| 第三节 语言特质:得意忘言 |
| 一、中国“现代陶艺”的抽象语言特征 |
| 二、中国“现代陶艺”的抽象语言表现 |
| 第四节 情感特质:象为心声 |
| 一、传统陶瓷求实用 |
| 二、现代陶艺尚心象 |
| 第五节 材质特质:超越泥性 |
| 一、从表现泥性到超越泥性 |
| 二、超越泥性的极限表达 |
| 第六节 美感特质:偶然天成 |
| 一、现代陶艺的“缺陷美” |
| 二、现代陶艺的“含蓄美” |
| 三、现代陶艺的“模糊美” |
| 第四章 中西“现代陶艺”的审美比较 |
| 第一节 中西现代陶艺生成语境的差异 |
| 一、影响西方陶艺诞生的文化因素 |
| 二、中国现代陶艺的二元难题 |
| 第二节 中西陶艺审美的共通性 |
| 一、“器”的反叛 |
| 二、“手工”的重生 |
| 三、“范式”的突破 |
| 四、“陌生化”的美学追求 |
| 第三节 中西陶艺审美的差异性 |
| 一、西方陶艺的自由性与极限探索 |
| 二、中国现代陶艺的文化印记与民族情结 |
| 第五章 中国“现代陶艺”的审美走向及未来发展 |
| 第一节 中国现代陶艺的新方向 |
| 一、陶艺装置的新形式 |
| 二、环境陶艺的新发展 |
| 三、实验陶艺的新探索 |
| 四、科技介入的新融合 |
| 第二节 现代陶艺审美批评理论的构建 |
| 一、现代陶艺审美批评现状与问题 |
| 二、现代陶艺审美批评方法 |
| 三、现代陶艺审美批评意识 |
| 第三节 “烧成美学”的初步构想 |
| 一、柴烧的质朴之美 |
| 二、坑烧的原始之魅 |
| 三、熏烧的水墨之美 |
| 四、乐烧的体验之乐 |
| 五、窑变的异象之美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汉学史视野中的西方《尚书》英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基本思路、主要内容及研究方法 |
| 四、重点、难点及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耶稣会士的《尚书》翻译 |
| 第一节 文化接触、文化概念的趋同性和文化传播的媒介 |
| 一、17-18世纪东西方的文化接触 |
| 二、东西方文化的趋同性 |
| 三、东西方文化传播的媒介 |
| 第二节 东西方互相认识和探索的主要媒介:东方的经典与西方的《圣经》 |
| 一、西学东渐的主要媒介:西方的《圣经》 |
| 二、中学西传的主要媒介:东方的经典 |
| 第三节 耶稣会士的《尚书》翻译 |
| 一、最早的拉丁文译本 |
| 二、三种法文译本 |
| 三、德文、俄文及英文译本 |
| 第四节 17-18世纪的西方《尚书》英译 |
| 一、《尚书》英译的历史语境 |
| 二、《尚书》英译的目的与思想理念 |
| 三、《尚书》英译的主要方法与策略 |
| 四、《尚书》英译的诠释特点 |
| 五、《尚书》英译形态的成因与译者行为特点 |
| 第五节 17-18世纪的《尚书》翻译与西方汉学的孕育 |
| 一、加深了西方对东方文化的认知 |
| 二、奠定了中国典籍英译的基础 |
| 三、促进了西方汉学的形成 |
| 小结 |
| 第二章 西方汉学的建立:新教传教士的《尚书》英译 |
| 第一节 东方文化的认识价值实践 |
| 一、西方汉学的建立 |
| 二、英国汉学的专业化 |
| 第二节 麦都思的《尚书》英译 |
| 一、麦都思《尚书》英译的历史语境 |
| 二、麦都思《尚书》英译的目的与思想理念 |
| 三、麦都思《尚书》英译的主要方法与策略 |
| 第三节 理雅各的《尚书》英译 |
| 一、理雅各《尚书》英译的历史语境 |
| 二、理雅各《尚书》英译的目的与思想理念 |
| 三、理雅各《尚书》英译的主要方法与策略 |
| 第四节 19世纪西方《尚书》英译的特点与成因 |
| 一、麦都思、理雅各《尚书》英译的诠释特点 |
| 二、麦都思、理雅各《尚书》英译形态的成因 |
| 三、麦都思、理雅各《尚书》英译的译者行为特点 |
| 第五节 19世纪的《尚书》英译与西方汉学的建立 |
| 一、麦都思首开《尚书》英文全译之先河 |
| 二、理雅各《尚书》等英译为英国汉学奠定了基础 |
| 小结 |
| 第三章 汉学的现代化:西方《尚书》译解体系的解析和建构 |
| 第一节 东方文化衰落的诸多因素与《尚书》英译 |
| 一、西方中心主义与日本脱亚入欧 |
| 二、中国国内传统经学研究式微 |
| 第二节 欧德的《尚书》英译 |
| 一、欧德《尚书》英译的历史语境 |
| 二、欧德《尚书》英译的目的与思想理念 |
| 三、欧德《尚书》英译的主要方法与策略 |
| 第三节 高本汉的《尚书》英译 |
| 一、高本汉《尚书》英译的历史语境 |
| 二、高本汉《尚书》英译的目的与思想理念 |
| 三、高本汉《尚书》英译的主要方法与策略 |
| 第四节 20世纪西方《尚书》英译的特点与成因 |
| 一、欧德、高本汉《尚书》英译的诠释特点 |
| 二、欧德、高本汉《尚书》英译的形态成因与译者行为特点 |
| 第五节 20世纪的《尚书》英译与西方汉学的现代化 |
| 一、参与促进了西方汉学的现代化 |
| 二、为汉学现代化发展积累了重要的经验和资料 |
| 小结 |
| 第四章 当代汉学的复兴:《尚书》英译与东方文化价值的再认识和再实践 |
| 第一节 西方呼唤东方文化价值的回归与《尚书》英译 |
| 一、西方早期对中国文化的仰慕与借鉴 |
| 二、西方对东方文化的再认识与《尚书》英译 |
| 第二节 彭马田的《尚书》英译 |
| 一、彭马田的文化背景 |
| 二、彭马田《尚书》英译的目的与思想理念 |
| 三、彭马田《尚书》英译的方法与策略 |
| 四、彭马田《尚书》英译的诠释特点 |
| 五、彭马田《尚书》英译的形态成因与译者行为特点 |
| 第三节 当代西方《尚书》英译的学术价值与汉学研究的大趋势 |
| 一、当代汉学研究及其发展大趋势 |
| 二、彭马田《尚书》英译的学术价值与当代汉学的发展 |
| 小结 |
| 第五章 西方《尚书》英译研究的思考: 历史与学理、研究方法与文化价值 |
| 第一节 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与学术研究的学理逻辑 |
| 一、西方社会发展之需与《尚书》英译 |
| 二、社会学术思潮与《尚书》英译 |
| 第二节 研究方法的变化与研究对象文化价值的变化 |
| 一、17-18世纪《尚书》的文化价值与研究方法 |
| 二、19世纪《尚书》的文化价值与研究方法 |
| 三、20世纪《尚书》的文化价值与研究方法 |
| 四、当代《尚书》的文化价值与研究方法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3）近现代庄学新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和意义 |
| 二、近现代庄学研究现状分析 |
| 三、本文研究方法 |
| 四、主要内容及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近现代历史语境下的庄学复兴 |
| 第一节 近现代诸子学的兴起 |
| 第二节 近现代庄学的复兴 |
| 第三节 近现代庄学复兴的意义 |
| 第二章 以佛解庄视角下的近现代庄学新变 |
| 第一节 以佛解庄的“格义”方法及历史演进 |
| 一、“格义”方法的发生 |
| 二、传统概念式“格义”的释义策略 |
| 三、传统会通式“格义”的发展 |
| 四、近现代系统化“格义”的推进 |
| 五、近现代实用化“格义”的新变 |
| 第二节 章太炎“以佛解庄”的致用理路 |
| 一、以庄、佛构建“致用”理路的动因 |
| 二、“齐物”与真如目标的预设 |
| 三、由真返俗的致用方法 |
| 第三节 梁启超以佛、儒释庄的新诠解 |
| 一、对胡适解庄方法的质疑 |
| 二、“真我”本体的确立及开拓 |
| 三、庄儒融合与实践途径的新探索 |
| 四、以佛、儒释庄的原由及意义 |
| 第三章 以儒解庄视角下的近现代庄学新变 |
| 第一节 传统的“以儒解庄”思想 |
| 一、儒、庄融通的可行性前提 |
| 二、传统“以儒解庄”的特点 |
| 第二节 近现代“以儒解庄”的新风貌 |
| 一、庄子“大同”思想的新发掘 |
| 二、“内圣外王”思想的新扩展 |
| 三、庄、儒义理融合的深入与开拓 |
| 第三节 近现代以经学解庄的新融合 |
| 一、《庄子》与经学的互动融合 |
| 二、对传统“以儒解庄”的新发展 |
| 三、以经学解庄的价值和意义 |
| 第四章 中西融合视角下的近现代庄学新变 |
| 第一节 《庄子》与进化论思想 |
| 一、严复以“天演”解庄: 进化思想的引入 |
| 二、胡适以“进化”解庄: 物种依据的相通 |
| 三、章鸿钊的“天择律”与“天钧律”:进化思想的新定位 |
| 四、以进化论阐释《庄子》的评价 |
| 第二节 《庄子》与快乐主义 |
| 一、根本相通:快乐与自得 |
| 二、追求持久快乐的相似途径 |
| 三、伊、庄认识论的异同辨析 |
| 四、伊、庄比较的方法和意义 |
| 第三节 《庄子》之“本体”与“自由” |
| 一、斯、庄比较的可能性及新特点 |
| 二、形而上: 本体的相契与殊异 |
| 三、形而下: 相似的“自由”追求与不同路径 |
| 第四节 以马克思主义思想论庄子 |
| 一、吕振羽以马克思主义解庄的较早尝试 |
| 二、侯外庐对马克思主义解庄的补充 |
| 三、郭沫若以马克思主义释庄的新拓展 |
| 四、以马克思主义释庄的价值和意义 |
| 第五章 近现代《庄子》文学研究新变 |
| 第一节 近现代“文学”认知的新变 |
| 一、近现代“文学”观念的转型 |
| 二、近现代“文学”的理论视角 |
| 第二节 近现代《庄子》“文学”研究的新变 |
| 一、《庄子》的文学语言 |
| 二、《庄子》的篇章结构 |
| 三、《庄子》的文体 |
| 四、《庄子》文学与社会 |
| 五、《庄子》与传统典籍的文学比较 |
| 六、其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类比隐喻的机制研究 ——以红楼梦诗词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问题 |
| 1.3 研究目的 |
| 第2章 文献综述及理论框架 |
| 2.1 文献综述 |
| 2.1.1 体验哲学对类比隐喻的构建解读 |
| 2.1.2 传统修辞观语义观隐喻评述 |
| 2.1.3 当代概念隐喻理论评述 |
| 2.1.4 类比隐喻先行研究 |
| 2.2 理论框架 |
| 2.2.1 认知语用学视角下的隐喻解释 |
| 2.2.2 格式塔理论—类比隐喻思想基础 |
| 2.2.3 概念整合理论—类比隐喻操作基础 |
| 2.2.4 “类-属”联结分析—类比隐喻解读机理 |
| 第3章 研究方法 |
| 3.1 研究类型 |
| 3.2 研究方法 |
| 3.3 语料来源 |
| 第4章 研究结果 |
| 4.1 类比隐喻与概念隐喻的差异 |
| 4.2 类比隐喻的形式化特征 |
| 4.3 类比隐喻的机理性特征 |
| 4.4 类比隐喻操作程序解读 |
| 4.4.1 指事性类比隐喻的属性联通 |
| 4.4.2 假物性类比隐喻的属性迁移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讨论 |
| 5.1 类比隐喻解读机制 |
| 5.2 本研究的启示总结 |
| 5.2.1 类比隐喻研究发展前景 |
| 5.2.2 类比隐喻研究现实应用 |
| 5.2.3 类比隐喻的局限性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5）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研究（1862-193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一)20世纪上半叶的相关研究 |
| (二)20世纪下半叶的相关研究 |
| (三)近二十年的相关研究 |
| 三、相关界定 |
| (一)选题研究的语言 |
| (二)研究的时间跨度 |
| (三)英语学科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英语在华早期传播的回溯 |
| 一、通事:早期英语的主要操持者 |
| (一)明清两朝政府机构中的通事 |
| (二)不同贸易体制下的通事:从澳门通事到广东通事 |
| (三)从通事到买办:条约时期核心“中介”角色的转移 |
| 二、洋泾浜英语的发展:从“广州英语”到“上海洋泾浜英语” |
| (一)中国别式英语:别琴(皮钦)英语、广州英语、上海洋泾浜英语 |
| (二)洋泾浜英语的语言特点及其社会影响 |
| 三、洋泾浜英语的传播 |
| (一)洋泾浜英语的传播途径 |
| (二)洋泾浜英语的学习读物 |
| 四、正规英语教育的诉求 |
| (一)清政府政治外交的被动局势 |
| (二)西学东渐、救国图存的外语需求 |
| 第二章 中国英语教育的先声:香港早期的英语教育 |
| 一、以教会学校为中心的英语教育 |
| (一)教会学校的英语教学 |
| (二)香港政府对教会学校英语教育的政策 |
| 二、香港英语教育世俗化的转向 |
| (一)政府对中文学校英语教育的资助 |
| (二)理雅各计划:突出英语教育 |
| 三、香港早期英语教育的作用与影响 |
| (一)为内地英语教学提供借鉴 |
| (二)向内地输送外语人才 |
| 第三章 英语学科教育的正式起步 |
| 一、近代中国英语教育之滥觞——京师同文馆 |
| (一)创办的社会背景 |
| (二)招生、办学及历史沿革 |
| (三)课程、师资与教学 |
| (四)办学成效及影响 |
| 二、京沪粤同文三馆之比较 |
| (一)招生范围与条件 |
| (二)学年制度 |
| (三)课程设置 |
| (四)英语教学 |
| (五)实践教学 |
| 三、“西艺”学堂的英语教学:以福州船政学堂为例 |
| (一)教习与学员 |
| (二)课程体系 |
| (三)教学特色 |
| 四、教会学校英语教学的发展:传教士关于英语教学的争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争论的全面爆发 |
| (三)结果及其影响:“英语”地位的确立 |
| 第四章 英语学科教育的制度化发展 |
| 一、清末英语学科教育的制度化 |
| (一)壬寅·癸卯学制的颁布 |
| (二)各类学校英语教学概览 |
| 二、民国时期英语学科教育的调整与个案分析 |
| (一)壬子·癸丑学制下的英语学科教育 |
| (二)壬戌学制及之后的英语学科教育 |
| (三)中学英语学科教学个案分析——南开中学 |
| (四)高校英语学科教学个案分析——北京大学 |
| 三、英语学科教育经费 |
| (一)教育经费的筹措与来源 |
| (二)教育经费的使用与开支 |
| 第五章 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的政策与范式 |
| 一、英语学科教育政策的演变 |
| (一)晚清时期英语教育政策的分析 |
| (二)民国初中期英语教育政策的分析 |
| 二、英语学科教育的基本范式 |
| (一)教育目标 |
| (二)教材使用 |
| (三)教育研究 |
| (四)教学评价 |
| 第六章 武汉地区英语学科教育的考察 |
| 一、张之洞的外语教育思想与武汉地区英语学习的萌发 |
| (一)张之洞的外语教育思想 |
| (二)传统书院改制以及英语学习的萌发 |
| 二、新式学堂的创设及其英语学科教育 |
| (一)外语学堂——从湖北自强学堂到方言学堂 |
| (二)非外语类学堂 |
| 三、学制的更迭与英语学科教育:从本土学校到教会学校 |
| (一)不同学制下本土学校英语学科教育的发展 |
| (二)教会学校英语学科教育的历史演变 |
| 四、近代武汉地区英语学科教育的特点 |
| (一)地方决策者的引领作用突出 |
| (二)教会教育与官办教育相互渗透、各具优势 |
| (三)凸显本地“自强”文化特色 |
| 结语: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的历史评价 |
| 一、社会功能和历史作用 |
| 二、存在的问题及启示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与学位论文相关的科研成果目录 |
| 致谢 |
（6）宋明理学英译的译释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题解 |
| 1.1.1 “宋明理学” |
| 1.1.2 “译释” |
| 1.1.3 宋明理学英译的“译释研究” |
| 1.1.4 “宋明理学”英译的译释研究 |
| 1.1.5 宋明理学“英译”的译释研究 |
| 1.2 研究目标、方法和性质 |
| 1.3 研究特点和创新性 |
| 1.4 研究内容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本研究理学英译文本来源综述 |
| 2.2 宋明理学英译研究现状 |
| 第三章 宋明理学英译译释总论 |
| 3.1 译释学总论 |
| 3.2 宋明理学的译释 |
| 第四章 宋明理学译释的文本性 |
| 4.1 宋明理学英译对宗教性的译释 |
| 4.1.1 宋明理学的宗教性 |
| 4.1.2 对宋明理学宗教性的译释 |
| 4.2 宋明理学英译对哲学性的译释 |
| 4.2.1 宋明理学的哲学性 |
| 4.2.2 对宋明理学本体性的译释 |
| 4.2.3 对宋明理学体系性的译释 |
| 4.2.4 对宋明理学逻辑性的译释 |
| 4.3 宋明理学英译对科学性的译释 |
| 4.3.1 宋明理学的科学性 |
| 4.3.2 对宋明理学科学性的译释 |
| 4.4 小结 |
| 第五章 宋明理学英译译释的层次性 |
| 5.1 创造性阐释学的阐释层次划分 |
| 5.2 宋明理学英译的译释层次分析 |
| 5.2.1 理学译释的实谓层次 |
| 5.2.2 理学译释的意谓层次 |
| 5.2.3 理学译释的蕴谓层次 |
| 5.2.4 理学译释的当谓层次 |
| 5.2.5 理学译释的必谓层次 |
| 5.3 小结 |
| 第六章 宋明理学译释的境界性 |
| 6.1 宋明理学的境界 |
| 6.2 对宋明理学境界的译释 |
| 6.2.1 理学英译对境界的标举 |
| 6.2.2 理学英译对境界的拔高 |
| 6.2.3 理学英译对境界的拉低 |
| 6.2.4 理学英译对境界的窄化 |
| 6.2.5 理学英译对境界的异化 |
| 6.3 小结 |
| 第七章 宋明理学译释的边界性 |
| 7.1 宋明理学英译对理学内部边界的译释 |
| 7.1.1 宋明理学的流派 |
| 7.1.2 理学英译对流派边界的消弭 |
| 7.1.3 理学英译对流派边界的重构 |
| 7.1.4 理学英译对流派边界的勘定 |
| 7.1.5 理学英译对流派边界的标记 |
| 7.2 宋明理学英译对儒释道边界的重构 |
| 7.2.1 宋明理学与释道关系 |
| 7.2.2 理学英译对儒释关系的重构 |
| 7.2.3 理学英译对儒道关系的重构 |
| 7.3 小结 |
| 第八章 宋明理学译释的视域性 |
| 8.1 理学译释的哲学内容视域性 |
| 8.1.1 对张载的唯物论译释 |
| 8.1.2 对王阳明的主观唯心论译释 |
| 8.1.3 对程颢的主观唯心论译释 |
| 8.1.4 对王阳明的现象学译释 |
| 8.2 理学译释的哲学思维视域性 |
| 8.2.1 对体用关系的译释 |
| 8.2.2 对成圣过程的译释 |
| 8.2.3 对知行合一的译释 |
| 8.3 理学译释的哲学语言视域性 |
| 8.3.1 哲学名词的视域性 |
| 8.3.2 语言范畴的视域性 |
| 8.3.3 针对语言视域性的翻译策略 |
| 8.4 小结 |
| 第九章 宋明理学英译译释的形态性 |
| 9.1 宋明理学英译的经学形态 |
| 9.1.1 对关键词的训诂译释 |
| 9.1.2 以传解经的译释方法 |
| 9.1.3 经传合注的译释方法 |
| 9.1.4 以经解译的译释方法 |
| 9.1.5 以译解译的译释方法 |
| 9.1.6 历史考证的译释方法 |
| 9.1.7 版本对勘的译释方法 |
| 9.2 宋明理学英译的西学形态 |
| 9.3 宋明理学英译的汉学形态 |
| 9.4 宋明理学英译的国学形态 |
| 9.4.1 中国英语的构建 |
| 9.4.2 理学的国学整体观 |
| 9.5 小结 |
| 第十章 结论 |
| 10.1 理学英译的译释类型 |
| 10.2 多维空间的译释分析 |
| 10.3 译释行为的总体特点 |
| 10.4 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7）汉英互译中思维方式调适的哲学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汉英互译中思维差异的影响 |
| 1.1.2 汉英互译中思维差异引发的哲学问题 |
| 1.1.3 汉英互译中思维方式差异的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外有关汉英语言差异的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外有关中西思维方式差异的研究综述 |
| 1.2.3 国内外语言与思维的跨学科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2 汉英互译中思维方式差异的哲学思考 |
| 2.1 关系优先与实体优先 |
| 2.1.1 作为哲学范畴的关系与实体 |
| 2.1.2 汉英语句结构上的关系优先与实体优先 |
| 2.1.3 汉英语句功能上的关系优先与实体优先 |
| 2.2 取象与抽象 |
| 2.2.1 作为哲学范畴的“象”与“现象” |
| 2.2.2 汉英语言中取象与抽象的不同路径 |
| 2.2.3 汉英语言中取象与抽象的不同效果 |
| 2.3 直觉与逻辑 |
| 2.3.1 汉语中的直觉与逻辑 |
| 2.3.2 英语中的直觉与逻辑 |
| 2.3.3 汉英互译中的认识路径转换 |
| 2.4 意会与建构 |
| 2.4.1 汉语中的意会 |
| 2.4.2 英语中的建构 |
| 2.4.3 立象尽意与意向性的反差 |
| 2.5 变通与规定 |
| 2.5.1 汉语中变通的表征与模式 |
| 2.5.2 英语中规定的表征与模式 |
| 2.5.3 变通与规定的矛盾与协调 |
| 本章小结 |
| 3 汉英互译中思维方式冲突产生的哲学溯源 |
| 3.1 语言迁移引发的思维方式冲突 |
| 3.1.1 语言迁移的含义及特点 |
| 3.1.2 思维方式对语言迁移的影响 |
| 3.1.3 影响语言迁移的具体因素 |
| 3.2 理解障碍引发的冲突 |
| 3.2.1 汉英互译中的理解障碍 |
| 3.2.2 文化传统造成的影响 |
| 3.2.3 生活世界造成的影响 |
| 3.3 视域演变引发的冲突 |
| 3.3.1 汉语表达中的视域扩展 |
| 3.3.2 英语表达中的视域收缩 |
| 3.3.3 视域演变冲突的特征 |
| 本章小结 |
| 4 汉英互译中思维方式冲突暴露的认知弱点 |
| 4.1 主体性不突出 |
| 4.1.1 中国文化中的“互倚型自我” |
| 4.1.2 西方文化中的“独立型自我” |
| 4.1.3 两类“自我”的转换 |
| 4.2 隐喻能力不足 |
| 4.2.1 文化背景知识的匮乏 |
| 4.2.2 抽象思维不发达 |
| 4.3 例证分析能力不足 |
| 4.3.1 对“象”的特殊偏好 |
| 4.3.2 中西思维中“想象”的差异性 |
| 4.4 层级建构能力不足 |
| 4.4.1 “树式”结构与“竹式”结构的差异 |
| 4.4.2 名词与动词关系的差异 |
| 4.5 “是”概念不发达 |
| 4.5.1 汉语中的“是” |
| 4.5.2 英语中的“是” |
| 本章小结 |
| 5 汉英互译中思维方式调适的路径 |
| 5.1 关系思维与实体思维之间的调适 |
| 5.1.1 思维前结构的调整 |
| 5.1.2 关系思维向实体思维的调适 |
| 5.1.3 实体思维向关系思维的调适 |
| 5.2 直觉思维与逻辑思维之间的调适 |
| 5.2.1 直觉与逻辑认知特征对比 |
| 5.2.2 直觉思维向逻辑思维的调适 |
| 5.2.3 逻辑思维向直觉思维的调适 |
| 5.3 变通性思维与规定性思维之间的调适 |
| 5.3.1 变通性思维向规定性思维的调适 |
| 5.3.2 规定性思维向变通性思维的调适 |
| 本章小节 |
| 6 汉英互译中思维方式调适的应用研究 |
| 6.1 对英语教学的启示 |
| 6.1.1 在英语教学中开设比较文化课程 |
| 6.1.2 在英语教学中培养批判性思维能力 |
| 6.1.3 英语人才哲学素养的培育 |
| 6.2 对汉英文化交流的启示 |
| 6.2.1 注重汉英文化交流中的思维方式差异 |
| 6.2.2 加强文化交流中理解和解释的研究 |
| 6.2.3 优化汉英文化交流中的对话关系 |
| 6.3 对讲好“中国故事”的思考 |
| 6.3.1 基于思维方式调适角度的思考 |
| 6.3.2 基于人才培养角度的思考 |
| 6.3.3 基于文化发展战略角度的思考 |
| 本章小结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创新点 |
| 7.3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项目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8）双语理论下的中国英语学习者语用能力与语用迁移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 |
| 1.3 研究问题 |
| 1.4 研究意义 |
| 1.5 本论文的结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语用能力概念的界定 |
| 2.1.1 语用能力的语言观 |
| 2.1.2 语用能力的交际观 |
| 2.1.3 语用能力的语用观 |
| 2.1.4 语用能力的认知观 |
| 2.2 外语学习中的语用能力研究 |
| 2.2.1 二语习得研究中的语用能力 |
| 2.2.2 中介语研究中的语用能力 |
| 2.2.3 外语学习者语用能力的发展与评估 |
| 2.3 外语学习者的语用迁移研究 |
| 2.3.1 语用迁移的理论研究 |
| 2.3.2 语用迁移的实证研究 |
| 2.4 先行语用能力及语用迁移研究的缺欠 |
| 2.4.1 西方本族语者语用能力概念界定的局限性 |
| 2.4.2 外语学习环境下语用能力研究的不足 |
| 2.4.3 先行语用迁移研究的缺欠 |
| 2.4.4 外语语用能力与语用迁移关系研究的必要性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理论分析框架 |
| 3.1 双语理论视域下外语学习者的语用能力 |
| 3.1.1 双语理论中的中介语语言能力 |
| 3.1.2 双语语言概念系统 |
| 3.1.3 双语者语用能力的概念社会化过程 |
| 3.2 双语理论视域下外语学习者的语用迁移 |
| 3.3 外语学习者的语用能力分析框架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研究方法 |
| 4.1 语料收集 |
| 4.1.1 英语本族语者语料库 |
| 4.1.2 中国英语学习者语料库 |
| 4.1.3 汉语本族语者语料库 |
| 4.2 研究过程 |
| 4.3 数据描述 |
| 4.3.1 英语本族语者语料数据描述 |
| 4.3.2 中国英语学习者语料数据描述 |
| 4.3.3 汉语本族语者语料数据描述 |
| 4.3.4 口语语料库的数据合并描述 |
| 4.3.5 书面语语料库的数据合并描述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结果分析 |
| 5.1 中国英语学习者在英语口语语篇表达中的语用迁移 |
| 5.1.1 中国英语学习者语义程式使用上的语用迁移类型及特点 |
| 5.1.2 中国英语学习者语篇表达内容上的语用迁移类型及特点 |
| 5.2 中国英语学习者在英语书面语语篇表达中的语用迁移 |
| 5.2.1 中国英语学习者在词汇层面语用迁移类型及特点 |
| 5.2.2 中国英语学习者在句法层面语用迁移类型及特点 |
| 5.2.3 中国英语学习者在语篇层面语用迁移类型及特点 |
| 5.3 中国英语学习者口语语用能力与语用迁移的关系 |
| 5.3.1 中国英语学习者口语语用能力与语义程式使用上语用迁移的关系 |
| 5.3.2 中国英语学习者口语语用能力与语篇表达内容上语用迁移的关系 |
| 5.3.3 小结 |
| 5.4 中国英语学习者书面语语用能力与语用迁移的关系 |
| 5.4.1 中国英语学习者书面语语用能力与词汇层面语用迁移的关系 |
| 5.4.2 中国英语学习者书面语语用能力与句法层面语用迁移的关系 |
| 5.4.3 中国英语学习者书面语语用能力与语篇层面语用迁移的关系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讨论 |
| 6.1 中国英语学习者语用知识结构与语用迁移 |
| 6.1.1 共同语用知识与语用正迁移 |
| 6.1.2 协同语用知识与语用正、负迁移 |
| 6.1.3 特定语用知识与语用负迁移 |
| 6.2 中国英语学习者语用能力发展路径及原因 |
| 6.2.1 中国英语学习者不同语用能力发展阶段语用迁移的表现 |
| 6.2.2 中国英语学习者语用能力与语用迁移关系的成因 |
| 6.3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 |
| 7.1 研究发现 |
| 7.2 研究启示 |
| 7.3 本研究的局限性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9）文学翻译审美选择研究 ——以《傲慢与偏见》汉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问题 |
| 1.4 研究思路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文学翻译的界定 |
| 2.2 审美选择的界定 |
| 2.3 文学翻译研究现状 |
| 2.4 20世纪中国译学界的翻译审美选择观 |
| 2.4.1 “雅”的内涵:审美选择 |
| 2.4.2 “字神”“句神”:林语堂的翻译审美选择观 |
| 2.4.3 保持“异国情调”:鲁迅“异化”审美选择观 |
| 2.4.4 重神似而不重形似:傅雷的翻译审美选择观 |
| 2.4.5 整体效果:焦菊隐的翻译审美选择观 |
| 2.4.6 优化:许渊冲的审美选择观 |
| 2.5 小结 |
| 第3章 文学翻译审美选择:影响要素论 |
| 3.1 外部要素 |
| 3.1.1 文化语境对文本、翻译策略选择的影响 |
| 3.1.2 读者对文本、翻译策略选择的影响 |
| 3.2 内部因素 |
| 3.2.1 译者翻译观念的影响 |
| 3.2.2 译者的审美倾向 |
| 3.3 小结 |
| 第4章 文学翻译审美选择:本质论 |
| 4.1 言与意 |
| 4.1.1 “言不尽意”与得“意”忘“言” |
| 4.1.2 现代译学中的言意并重观 |
| 4.2 形与神 |
| 4.2.1 茅盾的“形神观” |
| 4.2.2 陈西滢与曾虚白的“形神”论 |
| 4.2.3 江枫“以形致神”的译诗观 |
| 4.2.4 互联互动:“形”与“神”的辩证关系 |
| 4.3 异与同 |
| 4.3.1 文化层面上的“异”与“同” |
| 4.3.2 翻译领域中的“异”与“同” |
| 4.4 小结 |
| 第5章 文学翻译审美选择:原则论 |
| 5.1 传统翻译审美原则 |
| 5.1.1 忠实与通顺原则 |
| 5.1.2 以“自然”为取向的翻译原则 |
| 5.2 翻译审美选择原则 |
| 5.2.1 内容与形式统一 |
| 5.2.2 整体与部分统一 |
| 5.2.3 文本内语境与文本外语境相统一 |
| 5.3 小结 |
| 第6章 文学翻译审美选择:方法论 |
| 6.1 翻译策略述 |
| 6.1.1 翻译策略描述 |
| 6.1.2 翻译策略特征 |
| 6.1.3 翻译策略分类 |
| 6.2 文学翻译审美选择策略 |
| 6.2.1 词汇层的翻译策略 |
| 6.2.2 句法层的翻译策略 |
| 6.2.3 语篇层的翻译策略 |
| 6.2.4 语体层的翻译策略 |
| 6.3 小结 |
| 第7章 文学翻译审美选择实例分析—以《傲慢与偏见》汉译为例 |
| 7.1 译作审美选择环境 |
| 7.1.1 王译本产生的外部和内部环境 |
| 7.1.2 张、孙译本产生的外部和内部环境 |
| 7.2 文学翻译审美选择本质 |
| 7.2.1 原作的艺术品质 |
| 7.2.2 译作的艺术品质 |
| 7.3 文学翻译审美选择原则 |
| 7.3.1 得体原则(Appropriacy) |
| 7.3.2 精确原则(Accuracy) |
| 7.3.3 经济原则(Economy) |
| 7.3.4 形象原则(Imagery) |
| 7.4 翻译审美选择方法—《傲慢与偏见》译例分析 |
| 7.4.1 精“译”求精,自然得体—词层的审美选择 |
| 7.4.2 以“变”求“信”,以“变”求美—句层的审美选择 |
| 7.4.3 整体观照,局部参照—语篇层的审美选择 |
| 7.4.4 用语得体,神形毕肖—语体层的审美选择 |
| 7.5 小结 |
| 第8章 结语 |
| 8.1 本研究的主要观点 |
| 8.2 本研究对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的启示 |
| 8.3 本研究对翻译教学的启示 |
| 8.4 本研究的不足以及后续研究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鸣谢 |
（10）中国现当代音乐创作中传统文化思想辨析 ——兼论个人音乐创作的探索与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中西文化的交流对话与中国现当代音乐创作 |
| 第二节 中国现当代音乐创作的历史描述 |
| 第三节 本课题的选题依据、研究现状与研究方法综述 |
| 第一章 中国传统“心性”文化在现当代音乐创作中的体现 |
| 第一节 旋律与横向音高线条组织的音腔化 |
| 一、单音腔化 |
| 二、多音腔化 |
| 三、多元素综合音腔 |
| 四、宽线条多声集群(聚合)音腔 |
| 第二节 节奏的自由化 |
| 一、自由散体性节奏与无重音节奏 |
| 二、常规节拍下的不规则重音与节拍频变 |
| 第三节 音乐结构组织的意象化与气韵化 |
| 一、意象化的音乐结构思维 |
| 二、气韵化的音乐结构组织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传统内涵语言逻辑在现当代音乐创作中的体现 |
| 第一节 主体间性的生命哲学态度与自然生长观 |
| 一、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中主体间性的生命哲学态度 |
| 二、中国现当代音乐创作中的生命哲学观 |
| 三、中国现当代音乐创作中的自然生长观 |
| 第二节 中国现当代音乐创作中的互文性思维 |
| 一、人工音阶与序列技法对于中国传统音乐调式音阶元素的化用 |
| 二、现代节奏语言对于中国传统音乐节奏语言因素的化用 |
| 三、现代曲式结构对于中国传统音乐结构思维观念的化用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在个人音乐创作中的体现——以两部作品为例 |
| 第一节 对于“线性”思维的追求 |
| 一、音高结构中的“线性”思维 |
| 二、其他音乐结构要素中的“线性”思维 |
| 第二节 从《湘西印象》看“核腔”理论的实践和运用 |
| 一、“核腔”理论与原始素材的归纳 |
| 二、“核腔”理论与人工音阶的设计 |
| 三、“核腔”理论与乐曲各层面组织结构的呈现 |
| 第三节 从《海纳百川》看个人音乐创作中的“泛技法”风格 |
| 一、作品的“泛技法”风格 |
| 二、作品音乐语言的“多样性”技法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四、试论中西方思维文化差异及其语言体现形式（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现代陶艺”的审美问题研究[D]. 刘木森. 山东大学, 2020(01)
- [2]汉学史视野中的西方《尚书》英译研究[D]. 沈思芹. 扬州大学, 2020(01)
- [3]近现代庄学新变研究[D]. 王英娜. 山东大学, 2020(08)
- [4]类比隐喻的机制研究 ——以红楼梦诗词为例[D]. 宋佳睿. 哈尔滨理工大学, 2020(02)
- [5]近代中国英语学科教育研究（1862-1937）[D]. 刘微. 武汉大学, 2020(07)
- [6]宋明理学英译的译释研究[D]. 张帆. 上海交通大学, 2020(01)
- [7]汉英互译中思维方式调适的哲学分析[D]. 刘欣. 大连理工大学, 2019(08)
- [8]双语理论下的中国英语学习者语用能力与语用迁移关系研究[D]. 戴沅芳.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9]文学翻译审美选择研究 ——以《傲慢与偏见》汉译为例[D]. 李智. 西南大学, 2019(05)
- [10]中国现当代音乐创作中传统文化思想辨析 ——兼论个人音乐创作的探索与实践[D]. 臧恒. 南京艺术学院,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