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八办”成立前几项文化活动看桂林抗战文化的进步性——兼论桂林抗战文化研究上限延伸问题（论文文献综述）
郭立忠[1]（2021）在《中国现代漆画研究》文中提出中国现代漆画是从中国传统漆绘发展而来的一个年轻的新画种,经过近百年、几代人的不断努力探索,逐渐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发展体系,伴随现代漆画教育、官方展览、组织机构等诸多因素的推动,终于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文章主要从中国现代漆画的源流、产生、发展、繁荣四个方面进行展开,以中国传统漆艺术发展的历史传承性作为主线,系统的整理、研究中国现代漆画完整的发展脉络,理清其血脉基因联系。并将中国现代漆画放在世界范围内的漆艺术交流中整体去研究,从国内国外两个方面入手,将对中国现代漆画的产生和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的欧洲、日本和越南等国的漆画、漆艺术纳入到中国现代漆画的发展研究过程中,从历史的纵向长度和横向宽度两条路径作系统分析研究,以提高中国现代漆画发展过程研究的全面性、完整性和科学性。文章主要运用设计学、美术学、考古学、艺术学、社会学等研究方法来研究和探讨中国现代漆画所涉及的诸多内容,试图通过对中国现代漆画发展过程中的众多事件、人物、工艺、展览等等方面的全面分析,阐释中国现代漆画发展的完整路径,发掘其中必然联系和发展规律,进而对中国现代漆画的未来发展提供必要的理论和实践经验支持,以期逐步完善中国现代漆画的理论体系建设,为中国现代漆画的发展提供可借鉴的历史经验和启迪意义。
宋子昕[2]（2021）在《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研究（1900-1952）》文中指出所谓浴堂是指供人洁身沐浴之场所。浴堂的发展在古时与宗教仪式及庶民文化联系颇深。进入20世纪,北京的公共浴堂发生了重大变革,其社会功能、经营模式、行业组织、使用设备、顾客群体与以往相比截然相异。这一时期,北京代浴堂的发展沿革可以简单划分为五个阶段:1900——1911年,北京浴堂快速发展阶段;1912——1927,北京浴堂繁盛阶段;1927——1937,北京浴堂沉浮阶段;1937——1949,北京浴堂衰落阶段;1949——1952,北京浴堂回暖恢复阶段。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行业的演变与城市现代化进程推进、社会经济起伏、卫生观念普及、民众生活习惯变迁联系紧密,浴堂在这一时期可以被视为这样一个空间——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因素并存于其中,国家、政府、社会进步人士、浴堂从业者、浴堂消费者皆对其有着基于自身需求的建构。因此研究北京浴堂可以管窥20世纪上半叶北京城市中公共场所及小商业的发展模式及行业依托。对北京浴堂进行自下而上的微观考察能够从另一个维度上理解20世纪上半叶的北京社会,获知近代北京的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及文化环境。以浴堂这一社会基层单位为切入点,分析其中不同群体的活动亦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微观层面的个体经验、实践与宏观社会进程的关系及相互作用。浴堂行业的发展得益于城市的现代化进程,20世纪以来,自来水、电气设备、日化产品等现代产物在北京的浴堂中普及开来,现代技术改变了浴堂的生产方式,与此同时浴堂的资本组织形式、产权结构、经营手段也相应调整。在浴堂广泛使用现代设施的时候,其运营成本也会相应提高,因此各浴堂不得不开源节流,甚至无视政府颁布的诸项规定。浴堂与政府不断地协调互动又常发生冲突,这点在社会经济困难时期体现的尤为明显。二者产生矛盾的根源在于双方对浴堂不同功能的侧重:政府注重浴堂的卫生功能,浴堂则偏重于追求更多的利润。现代化带来了社会结构的调整,雇佣制度的变化、顾客消费核心需求的转移,社会价值观念的变革,这些变化改变了浴堂业的生产体系,亦影响了浴堂伙计的生存实践。具体而言,社会结构的调整改变了浴堂的消费群体与消费需求,这直接导致浴堂经营模式的变化——服务质量成为决定浴堂收益的重要指征。为了保证服务质量,浴堂行业构建了工资制度,以行业内伙计的生存为条件,强迫他们提高服务水准。在此约束之下,伙计为了生存,不得不市侩殷勤以赚取更多小费,形成了浴堂业独有的服务方式、工作态度与营生技巧,他们的生存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反作用于浴堂的行业体制。浴堂经营者为了逐利,浴堂伙计为了生存,出于维护各自利益,浴堂同业公会与浴堂职业工会便应运而生。不同于传统的行会,北京浴堂同业公会是在行业资本化的趋势之下,以各店家共同的经济利益为基础而设立,其主体是各店铺的经营者,为了保障自身的经济收益,他们尽可能地降低伙计数量,延长其工作时间。因此同业公会的存在使得浴堂内部劳资双方的矛盾更加尖锐。在此情形下,浴堂伙计为了生存,便合力抵抗资方压迫,开始组建浴堂职业工会。职业工会的出现增强了工人店伙群体在浴堂行业中的地位,改善了工人的生活待遇,平衡了资方与工人之间的矛盾。城市公共卫生事业的开展,市民卫生意识的提高使得浴堂成为20世纪上半叶北京市重要的公共场所。与此同时,国家也试图凭借对城市的卫生改良将自己的权力传达到基层,浴堂既是政府施政的对象,又是政策实施的场所。但国家权力通过城市改良、卫生行政来介入城市基层事务的意图并非顺水推舟,政府虽然针对浴堂制定了一系列管理规定,着力建设平民及女性浴所,但效果均不尽如人意,这些政策及规定常受到来自浴堂经营者、从业者及顾客的巨大阻力。浴堂的卫生改良并不单纯是公共健康问题,浴堂并非像政府想象的那样,能够顺利成为既卫生廉价,又能“批量生产”干净整洁、遵纪守法市民的公共场所,其中还包含有浴堂经营状况、民众消费观念、行政机关经费等诸多变量。在推行现代化政策、改良城市面貌的过程中,城市移民人口大量增加,居民成分复杂,这使得城市肮脏、拥挤、贫困,充斥着犯罪、不良行为。暗娼、偷窃、赌博、毒品等问题同样在浴堂中滋生。对这些社会问题的治理力度不可谓不大,甚至还常会有矫枉过正的现象发生,但北京浴堂盗窃、嫖娼等案件依旧频频发生。社会问题屡禁不止的根源在于社会环境而非问题本身。现代社会意识、公共道德、现代劳动薪酬制度与时人传统惯习之间的矛盾是社会问题发生的主要原因,此外殖民者的文化介入等因素对其亦有影响。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之际,作为社会体制得以存续的介质,日常生活逐渐受到国家、政府及社会进步人士的关注,成为推进现代化进程的主要场域,以及国家权力支配、组织的重要对象。对人们沐浴经验的改造是这一趋势的范例,改造方式是将沐浴行为与现代的社会价值观念关联,将浴堂、浴室及沐浴行为赋予平等、自由、健美、文明等现代意义,并通过重复单调的日常生活内化于人们的意识中,以为世人所接受。其实现途径是制造闲暇时间与构建消费观念,前者意图将沐浴规律化、惯习化、日常生活化,后者旨在通过引导人们对沐浴的需求来传递现代日常生活的价值观。但这种尝试在实施层面中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和分歧。浴堂中并非自由平等,其中阶级分明,闲暇会带来如“有闲阶级”、“不劳而获”等不被时人称道的世风,消费则培养起人们崇奢心理。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着很多非政府、社会进步人士本意与预期的情形,这些歧义自然也会体现在浴堂中。浴堂中充斥着政府与浴堂店家、资方与劳方、店伙与顾客、国家权力与个体实践之间的对抗,不过这些对抗并非总是发挥着消极作用,其也会改变执政者们的政策,调节社会资源的分配,形成人们对社会的认知。政府所制定的每一个政策,浴堂店家、伙计、顾客对政策的每一次回应,政府与社会进步人士对这些回应的反思与治理,都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经环节。中国的现代化并非是单方面受西方经验的影响,其自身亦有腾挪的空间。
谷存食[3]（2020）在《民国时期青海邮电业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青海与新疆、甘肃、四川、西藏相连,是沟通中原与青藏高原的咽喉,具有重要的战略位置。自西汉开始历代王朝均在青海境内设有驿站来传递军事信息。明清两代在前代的基础上完善了驿站制度,通过广设驿站,相继增辟多条驿道等举措为封建王朝军政信息的传递提供了重要保障。青海地区的近代邮电业起源于清朝末年,1906年西宁府设立西宁府邮政分局,这是今青海地区最早建立的邮政局所。进入民国以后,青海邮电业迎来新的发展时期,东部农业区各县分别建立了邮电机构,并逐步向西部牧区拓展。随着各级机构逐渐完善,青海邮政业的发展取得了一定成绩。民国时期青海邮政开辟了步班邮路、畜力班邮路、汽车邮路、航空邮路等多种邮政运输形式,业务种类涵盖函件业务、包件业务、汇兑业务、储蓄保险业务和代理业务等多个方面。电信业方面,民国时期青海电信业主要办理长途电话、市内电话以及电报业务,推动了青海近代通信体制的转型。民国时期青海邮电业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期间邮政的人事管理、财政管理和业务管理制度在不断完善,邮电通信网络也在不断扩大。这主要是因为青海独立建省,为邮电业发展提供了政治推动力;其次是在国民政府西北开发的浪潮下,在国家政策扶持下青海邮电业获得了一定发展。邮电业作为近代化的通信方式,自引入青海地区以后一步步站稳脚跟,其发展对民国时期青海地方政治、经济以及社会文化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邮电业改变了政令传递方式,缩短了传递时间,大大提高了信息时效,在此基础上,中央政府对边疆治理更加高效,近代邮电业为增加国家认同、变革边地治理模式产生了积极作用。邮电业在商业领域的广泛使用使商家可以更为便捷、迅速地获得商业信息,同时邮政稳妥可靠的运输方式也为多数商家所接受。在日常生活中,邮电业的普及更新了普通民众的信息交流渠道,使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流更为方便。然而,这期间青海邮电业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也存在不足之处,其发展受到一定条件的限制。多种原因综合制约了青海邮电业的健康发展,并且这一时期青海邮电业还表现出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如东部优于西部,城镇优于乡村。青海邮电业通过对地方政治、经济、社会事务的参与,密切了与地方的关系,一定程度上加快了民国时期青海地方社会的近代化进程。
谢玮[4]（2019）在《西北地区早期工业化与民生设计研究》文中指出围绕西北地区民生设计现状与产业背景,即社会时局、舆情民俗、制作特征等近现代中国设计发展成因中最关键的基础条件,通过对晚清至民国时期西北地区民生设计的现象研究,还原民生设计销售方式、产业形态和设计创意,揭示晚清至民国时期西北地区民生设计的演变规律、文化价值及社会价值。探究该地区民生状态、产业条件对近现代中国早期工业化的影响和孵化、促进、提升的具体作用,从设计学的角度,分析这一时期西北地区民生设计发展中对消费主体选择的变迁,并切实关注消费主体的成本考量、行为习惯,生活方式。可见,西北早期工业化的萌芽与发展、功能与作用,既反映了外来文化的碰撞与博弈,交流与融会,也折射出近代西北民生设计的演进与变化。现代化（工业化+文明化）社会是以工业化（以机械化、标准化、规模化为主要内容）为生产方式,以文明化（以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为主要内容）为生活方式。围绕着这种新型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逐渐成型的民生产品消费群体,是民生设计发展的关键所在。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产销业态的社会价值是逐渐接受文明生活方式与先进生产方式,正是与传统设计产销业态在本质上的差异,才造成新旧两种产业在西北早期工业化进程中围绕着设计意识、生产方式、销售途径,形成冲突、突破、拓展,继而逐步实现社会的文明与进步。西北地区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生活与生产业态营造的社会氛围和文化语境,其有别于传统手工业发展的环境,本文正是在此条件下考量西北地区民生设计发展的产业链。从设计行为的文化成因着眼,按时间节点全文分五部分,即洋务运动之前西北地区的早期工业化与设计的萌芽;晚清洋务运动与早期民生设计;“清末新政”中的西北经略;民国（抗战之前）西北地区工业化与民生设计;抗战及民国后期西北地区工业化与民生设计。阐释与这些设计行为有关事物的血脉基因,得出西北地区民生生活与设计成长过程,是随着西式现代化工商业的不断引入、扩展,西北社会长期封建制度下的传统生产劳作方式和与之相匹配的生活消费方式均随之发生渐变的必然结果。
赵冬霞[5]（2019）在《幼者本位—民国时期的上海儿童玩具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以民国时期的上海儿童玩具为研究对象,从设计学角度,运用功能学、材料学、色彩学、接受美学、游戏学、心理学、生理学、教育学、儿童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与方法,对其进行综合研究。文章重点厘清了民国时期上海儿童玩具的关键性问题,包括:（1）玩具生成的背景和基础;（2）玩具的生态和设计力量;（3）对今天玩具设计的启示。除绪论与结论外,本文以“儿童、理念、生态、设计、追寻”为逻辑指引,构建了研究内容的五个章节。第一章为“民国时期的上海儿童”,重点分析玩具的消费群体——上海儿童及其时代境遇;第二章为“民国时期的‘幼者本位’理念及影响”,重点厘清民国时期玩具观念的转变;第三章为“民国时期上海儿童玩具的生态”,重点研究民国时期玩具设计的生态和多元力量;第四章为“民国时期上海儿童玩具的设计实践”,重点研究民国时期上海儿童玩具的设计实践;第五章为“民国时期上海儿童玩具设计的省思”,重点分析了民国时期上海儿童玩具在特定时空中生成、发展、繁荣、衰落的时代特征与设计启示。本文得出如下结论:1.从完美“成品”到完美“部品”。民国时期为儿童设计的玩具多是“起点含混、结果先决”的完美“成品”;今天的玩具更多是“起点清晰、结果多元”的完美“部品”。2.从“玩物丧志”到“寓教于乐”。民国时期的玩具观是建立在教育者立场上的,虽反对“玩物丧志”的玩具观,但仍强调对儿童玩乐的控制、引导和塑造,是有着明显而确定的影响目的的,不凸显“玩”本身的独立价值;今天的玩具观是基于受教育者的立场,重视探索和准备的过程而非结果的强求。3.从技术完善到人文补强。民国时期的上海儿童玩具质朴而清新,令人可轻易感受到自然气息和情感温度;今天的儿童玩具,正被高科技、智能化及数字化所包围,反衬出在质朴和温度方面的不足。吸收民国时期上海儿童玩具设计的人文气息养分,有助于今天的设计力量、设计资源、设计要素的整合。4.从成长“标准”到成长“伴侣”。在过去,尽管儿童是玩具的消费者,但是玩具的服务目标实际是家长,家长通过选配玩具预见孩子的未来,玩具是父母教养孩子类型“标准”的体现;今天的父母不再期望也很难掌控孩子的未来,尤其无力“依靠玩具”精确掌控。他们更倾向于尊重孩子自己的情绪情感与个性发展,以养成适应未来社会的综合能力。其间,玩具的选择、伴随、更新及组合,无疑能不同程度地显现“成长伴侣”的作用,而这样的作用是父母不能代替的。5.从户外游戏到室内探秘。“户外”曾是上海儿童玩乐的基础场景,符合儿童向往自然、探索自然、融入自然的天性,有助于促进儿童的人际互动;今天的上海儿童虽有专属的游戏空间,但失去了同伴间相互嘻戏的机会,客观上变得越来越“宅”。反思、吸收民国时期上海儿童户外玩乐的经验对今天的玩具设计研发应有启示。
张文[6]（2018）在《桂林抗战文化及其当代价值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已有七十多年。加强对抗战文化及其当代价值的研究,重温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警醒世人,正视历史,以史为鉴,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维护世界和平,都有着重要的启迪和借鉴意义。改革开放以来,关于桂林抗战文化的研究引人注目,取得了比较多的研究成果,如史料形式的编着不少,但还有许多研究领域尚待开拓。本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统一,以抗日战争时期的桂林抗战文化城为切入点,以1937至1944年桂林文化城的抗战文化运动为主线,以国共两党有关抗战的历史文献资料以及重要领导人关于文化抗战的重要论述为根本立论依据,借鉴学术界相关研究的最新成果,分析探讨桂林抗战文化兴起、发展的时代背景、主客观条件、发展繁荣的表现与原因,桂林抗战文化的内涵、特征、历史地位及其当代价值等问题。桂林抗战文化兴起和发展于中国的全面抗战爆发和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统一战线的形成之际,有其一定时代背景和独特的主客观条件。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我国的文化重心被迫西移,文化机构和文化人士纷纷内迁,桂林因其独特的政治、历史、地理等因素,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进步文化人士,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文化运动,创造了辉煌的抗战文化,使桂林成为西南大后方重要的文化中心和闻名于世的“文化城”。一时间,文人荟萃,书店、出版社林立,报刊、图书琳琅满目,文艺活动如火如荼,高潮迭起,新闻出版战线呐喊呼号,社会科学有声有色,教育与科技艰难前行,成为桂林文化城辉煌的抗战文化史诗。桂林“文化城”的形成和桂林抗战文化的繁荣,绝非偶然现象,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早期马列主义的传播和全国抗战文化的影响奠定了基础;二是桂林的特殊地位开启了大门;三是文化重心西移和文化人内迁构筑了平台;四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指引了航向;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抗日、团结、进步”的方针,并以其卓越的胆识和正确的策略,通过直接掌舵、理论导航、统战护航、“借力”助航、“斗争”引航等一系列高超的艺术领导着抗战文化运动,使桂林文化城和桂林抗战文化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五是政治环境比较宽松提供了空间。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民族危难之际,亦使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党桂系地方实力派给桂林抗战文化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必需的环境和土壤。全面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对文化战线服务于抗战作了一些开明的规定,改变了过去对进步文化和进步文化人士的“围剿”政策,采取了某些民主和相对开明、进步的政策措施。新桂系在抗战初期抗日的态度比较坚决,他们借“抗日反蒋”旗帜罗致人才,在一段时期内和一定程度上对进步文化人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政策,对抗日民主运动持比较宽容和积极的态度。六是广大进步文化人的抗争和奉献唤醒了民众;七是爱国主义精神激发了动力,爱国主义是文化战线团结抗日的基石。桂林抗战文化的发展繁荣呈现出几个历史阶段和特征:随着大批名流入桂,文人荟萃,文化团体蓬勃发展,桂林的抗日救亡文化运动走向高潮的前奏;随之而来是如火如茶的抗战文艺运动、新闻出版战线的呐喊呼号,社会科学空前繁荣,桂林抗日救亡文化运动高潮兴起;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桂林抗日救亡文化运动在低潮中坚持和发展,广大文化人在迂回曲折中作战,教育与科技艰难前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一大批留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和进步文化人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大营救,辗转来到桂林,加入到文化抗战的大潮中,桂林的抗日救亡运动从低潮重新走向高潮。抗战文化是以多元文化为基础的民族文化。桂林抗战文化作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重要成果,其主要内涵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高扬爱国主义旗帜;二是服务救亡图存,致力团结抗战;三是宣传科学的思想理论;四是传播、集聚正能量。在特征上,桂林抗战文化除了具备一般抗战文化所具有的基本特征即政治性、群众性、批判性之外,还具有自身的突出特征:如以鲜明的民族特色宣传抗战主题;以通俗化大众化的内容唤醒民众;以广泛多样的形式鼓舞人民斗志;以团结进步民主包容为价值取向,等等。桂林抗战文化在抗战文化中发挥了积极重要的历史作用,它构筑了大后方“文化抗战”的重要阵地,增强了抗战的文化力量;激发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全面抗战与持久抗战;培育了大批优秀人才。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斗争艰辛、成绩卓着的光辉一页,它为新中国的文化事业的发展和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作为我国抗战文化的缩影,桂林抗战文化的历史经验实际上也是抗战文化的经验。如: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是抗战文化发展繁荣的根本保证;爱国主义是抗战文化发展繁荣的精神支柱;统一战线是抗战文化发展繁荣的重要法宝;面对艰险、勇往直前是抗战文化发展繁荣的内因,等;桂林抗战文化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丰硕成果,是中国抗战文化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是中国抗战文化和世界反法西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红色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重要成果,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近代民族解放战争所形成的宝贵的文化遗产。抗战文化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化里程碑,它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化史的内容,丰富了现代文学艺术宝库。在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因种种复杂的主客观原因,也难免存在一些局限或不足之处。如:报刊宣传偶尔出现过偏右现象;与地方党组织的关系应该更加密切;革命文化阵营内的争论民主性不够;偶尔出现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现象。回顾抗战历史,研究抗战文化,探讨其当代价值,是当代中国应有的责任。抗战文化的当代价值包括经济价值和人文价值,经济价值主要是通过发掘抗战文化资源,大力发展红色旅游,促进各地的社会经济发展;人文价值主要表现在政治价值、文化价值等方面。桂林抗战文化的当代价值。主要表现在:一、弘扬中国精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因素;二、坚定文化自信,提高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条件;三、加强执政党建设的重要资源;四、促进红色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文化资源;五、唤醒历史记忆,警惕军国主义的重要武器;桂林抗战文化对当今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实现中国梦具有重要的启迪,如,必须坚信中华民族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必须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必须坚持党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领导和引领;必须注重发挥人民群众在文化建设中主体作用;必须强化爱国主义教育和历史教育。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主题,人类应该以史为鉴,珍爱和平。
朱东北[7]（2018）在《民国合法工会研究》文中认为我国素来以农为本,工人及工会是“近代性”产生的重要底色。受近代社会转型进程影响,工人数量不断增加,权益意识与日俱增,逐渐成为规模庞大的新生力量。清末民初传统社会崩塌后,各业工会开始普遍发展,无可避免地成为20世纪国家与社会之间的重要环节。其中,1924-1949年,合法工会是一个主要的组成部分,其演变可分为发轫、重构、转型、复建四个时期。这个发展轨迹与城市社会的形成紧密联系,又与乡村社会的变迁不可分割,是传统中国社会内部变迁和接纳世界潮流相互结合的产物,是改造中国社会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维度,也是呈现多种社会人群近代化互动关系的载体。从实际情形看,工人加入行帮,主要由寻求庇护”心理促成。对于工会发展来讲,自发需要党治的引导,党治也会与自发相契合,两种趋向呈现了排斥与融合的历史轨迹。在执政与革命并行的时期,虽各地应有多样性的组织样本,工会的纵向、横向架构已具雏形,工会组织形态既符合政党对工运动员需要,也是现实经济产业结构平衡的结果。针对劳资纠纷及衍生的治安问题,依照“全民党”定位及工会法规,国民党形成了由党部、政府主管官署以及工商团体共同参与的调解机制。与此同时,工会活动家群体处于工会运转的枢纽地位,对工会组织与运行的重要性日益显着。在工会及活动家的努力下,边际工人群体从传统的偏重于人情援助向组织援助演变,与旧式联合的区别在于,合法工会不仅致力于所属成员的“互利共济”,也注意从社会公益角度开展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讲,处于新兴社会组织的萌芽的时期,民国工会扮演着十分丰富的角色。国民党按照党部指导,政府监督的二元管理模式构建基层社会。在中央以民众训练委员会、民训部指导全国组织治理,国民政府则组成工商部、实业部,对工会进行事务性管理,并先后对全国工会及会员人数进行了调查统计,各地党务指导委员会、民训会也对本地工会进行整理。在全国范围内,国民党前所未有地改变了工会缺乏法律依据的状况。当然,也有必要从“法制”进程与“法治”形态两个方面,考察合法工会面临的存在空间。通过工会化的数量考察,可以了解工会运行的全貌。这一进程中所限定的工会形态分析其合法角色、职能的阶段性变迁,工会管理程序确立,与工会变革形成互动,通过对不同时期工会,以及成员资格、属性、名额作为分析指标,以及职工会、总工会、厂工会个案,可以看出合法工会稳定中改革、改革为了更好的稳定特征。民国社会的转型,不仅意味着“人”的近代化,也意味着“群”的近代化。普通工会中工会领导人与会员有鲜明的分化特征。研究的问题有二:一是工会参与者群体的人格化回归;二是他们所从事的以“公共性”为特征的社会生活空间,揭示工人日常组织生活的会务及问题。就特别系统而言,全国性及关乎国计民生的产业,铁路、海员、矿务、邮务、电务五个国营企业准许组织特种工会。研究将揭示特种工会结构网络扩展化、以及工会成员资格划分取向。通过特种工会与普通工会的对比,形成趋于完整的结论支撑与提升。另外,以铁路基层事务所为个案,分析其组织形态及人员构成,检验特种工会运行机制的效度。劳动争议中工会形成了独特的运行机制。通过通则式与个案式的解释模式,阐述劳资争议事件的工会处境与活动,这种分析可为最后论断提供复证。按照劳资协调的原则,国民党希望在劳方与资方之间达成协调,而不偏向于任何一方,具体为有限罢工与工厂检查办法。劳资调解仲裁体制得以初建,但在实际的运行中逐渐被边缘化,这个假设将为劳资关系提供进一步研究的视野。在此之下,合法工会寻求多样的“斗争手法”,以建立政治互信与足够的合法空间,诸如撇清与“非法”的关联,寻求会员维持与社会援助、团体之间的联络接洽、制度参与、党政请愿,等。抗战爆发以后,为缔造健全的工会体系,国民党实施强制工会化办法。理监事的上层活动与会员心态在团结对外情境中日益脱节。即便在抗战特定情境下,工会同群感及活动具有差异性,工会与“工合”的配合并不顺畅,因对现实情形不同的认知及反思,工会参与者分为强制派与教育派,结果是强制派与中枢意图共同促进了工会发展进入了历史性误区。从互动关系看,中央社会部改隶行政院,地方党部则改为党团形式对工会发挥指导作用。危机环境的国家与工人的互动,体现在工训的进行,及国家策动技术的调适,这些考察趋向于证明抗战时期工会发展仍然偏离国家意志之外。在基层,工会组织的“逆化”日益外显,为求得私利,滥用工会的职业控制权,形成变相的摊派,名利之争下的工会权位,地方总工会,以私沽权,以权生利,已完全不在法度之内。工会不免沦为执行工具与“权斗”砝码,工人的自主性抵制选择以一种不被察觉的方式存在及延续。战后,工会数量及会员数量达到了新的高度,而国民党与工人却日渐疏远。出于对内整合,对外联络需要,国民政府着手重建“全国总工会”。与此同时,大力推动地方工会的组建,一方面限于战前管理体制,另一方面又由于战时体制遗留,促使工会发展处于一个前后“混淆”的畸形空间之中,工会虽名义上是国家治理的参与者,但作为工人的合法代表者,它的民主化基础不足、发展有限。从考察看,并非每个工人都具备参加工会活动需要相应的能力与意愿,这导致工会日常会务参与的不平衡。地方党部的工会参选更为实用主义,在此基础上构建的高级民主,难以名副其实。从国家与社会关系来看,合法工会的最终呈现出传统与现代交融的发展过程,现代为表,传统为里,成为20世纪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缩影。民国时期,合法工会作为政府许可的“法人”,担负着主张和维护工人的正当权益的角色,也承接政府劳动施政,国民党训练民众的功能,不仅救济失业,调解工人纠纷,也承接工人教育,引导工人文娱生活。在经费允许的情况下,兴建了各类工人福利设施。从更广阔的视角看,作为工人群体专门性的近代社团,民国工会也开始向公共领域扩张,不仅参与从业者准入,维护行业秩序,也提倡现代意识,参与公共事务与社会公益。尽管如此,由于劳工诉求无不受到政策需求、经济波动、雇主策略、保障机制、工人分化的制约,以及近代工人群体主体地缘、心理、传统的特征,民国工会表现出突出的弱组织化现象。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在这一发展进程中,合法工会对国民党策略的作用有限,反成为工人阶级形成的前提。民国合法工会的发展轨迹,证实了工人阶级形成与发展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对近代及其后历史样貌的塑造,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刘红[8]（2018）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思想与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文化领导权无论在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都具有精神凝聚和价值导向的双重作用,它是政权合法性的基石,是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重大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处于各种思潮纷呈迭起、多元文化交相辉映的历史境遇中,中国共产党正是把文化领导权的建设置于审视中国社会革命的视野之内,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阐释、运用与创新,获得了民众的思想认同,实现了政治动员、精神凝聚和价值引领,促使革命理论转化为人民大众自觉的革命行动,最终实现了国家政权的更迭以及精神文化的巨大变迁。今天,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给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带来了严峻挑战。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始于思想领域防线的失防与坍塌。面对社会思想空前活跃,各种思想观念相互交织,各种文化相互激荡,社会意识出现多样化趋势的现实境遇,如何进一步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扞卫执政合法性基础?如何获得民众广泛的精神认同,凝聚思想共识?成为中国共产党亟需解决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基于此,本文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背景,从思想和实践双重纬度对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展开研究,系统梳理其思想的发展脉络,呈现这一思想一脉相承的演进过程,探究不同领域构建文化领导权的实践路径,凝炼经验、提升规律,为今天多元文化语境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提供历史和思想的经验借鉴。本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组成。主要内容概述如下:绪论部分:界定相关概念,阐明选题缘由,揭示研究意义,梳理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并分析研究不足,在此基础上确立研究目标、思路与方法,阐释论文的创新之处。第一章探讨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理论来源与实践基础,呈现出不同国度和不同历史语境下对于文化领导权的共同关注。马克思恩格斯以唯物史观为基础,为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思想奠定了立论基石。列宁、葛兰西在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继承的基础上分别进行了独创性的发展,开辟了阐释与运作的新途径。第二章梳理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思想的发展脉络,揭示其思想演进的过程和特点。首先,分析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陈独秀、李大钊对思想文化领导的关注以及思想的根本转变,这些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思想的萌芽。中国共产党开始重视和领导思想理论宣传教育工作并采用多样化的方式对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与教育,由此开始了对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伟大实践。但党对“文化领导权”思想的认识还未上升到“权”的高度。其次,探讨党的重要领导人瞿秋白对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思想的认识以及党的实践。本文认为,瞿秋白是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思想的先行者,他首次提出了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概念,阐明了无产阶级在革命中进行文化战线上的斗争的必要性,构建了革命文艺“大众化”的实践路径。中国共产党开始建立统一的组织机构去领导各种文化团体,并在文化战线的斗争中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作为争夺文化领导权的现实路径,但对无产阶级领导权却缺乏整体、系统的认识。最后,阐明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思想的奠基人。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深刻阐明了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必然性,形成了系统的文化领导权思想,构建了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理论的框架。《新民主主义论》作为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思想的理论基础,从政治、军事、文化各方面呈现出对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整体把握,同时党开展了从各个领域对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争夺和建设的实践历程。第三章全面考察以争夺知识分子为途径实现文化领导权的斗争实践。通过国共两党对知识分子的抢夺凸显文化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重要作用,揭示知识分子在文化领导权中的地位,通过呈现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政策的发展轨迹以及重要影响彰显中国共产党话语主导权和文化领导权的获得,揭示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重要地位及其对文化领导权建设的重大作用。第四章从思想论战角度考察学术领域争夺文化领导权的斗争实践。在当时学术多元化的历史境遇中,马克思主义学者秉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的治学态度并以其科学方法为指导,在学术思想领域开始了争夺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独特实践,通过科玄论战、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新儒学运动、“学术中国化”思潮的论争,批判了学术上的各种错误观点,辨明了事物的真理性,以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获得实现了对学术思潮的引领,并为中国社会变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提供了学理依据和价值共识。第五章从政治思想领域考察夺取文化领导权的斗争实践。通过与国民党“中国之命运”的论战、中共对民盟的民主建国方案的批评引导以及三民主义论战,揭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真理性以及共产党领导的历史必然性,体现政治思想在意识形态中的核心地位,彰显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确立的必要性。第六章阐明和揭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无产阶级夺取文化领导权的基本经验以及现实启示。本文认为,重视马克思主义文化领导权的建设是实现无产阶级领导的前提;同时,理论创新是实现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核心;建立广泛的文化统一战线是文化领导权的基础;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文化领导权的旨归;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是实现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主干力量。这些革命斗争中夺取文化领导权的经验也为新形势下巩固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提供重要的启示与借鉴,即要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文化建设;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夯实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坚实基础;把握社会、学术、政治思想等领域文化建设的不同规律,形成合力推动文化领导权的整体建设;在学术领域把马克思主义学术建设成为主干工程;创新宣传方式,引导新闻舆论的正确方向。
宋泉[9]（2017）在《文化供应社及其抗战文化传播研究（1939-1945）》文中认为地方出版史,尤其是历史上影响全局的出版中心,是出版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抗日战争时期,桂林“文化城”作为大后方的出版重镇,云集了众多的出版文化人、产生了大量的出版机构、出版了洋洋大观的战时读物,形成了“独特的历史现象”。“文化城”中的文化供应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化供应社”或“文供社”）,诞生于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1939年,在短短的两年间,它逆势而生,迅速成长为桂林“文化城”最大的出版企业,与国际新闻社和救亡日报社并称为“三大进步团体”,对国统区抗战文化的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作为传播媒介组织的文化供应社,在抗战出版史上有着独特的“地方性”、“政治性”和“进步性”的特征,对抗战时期出版传播活动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由于出版史学界尚没有关于地方出版机构文化供应社的专门研究,传播学界对于非常态环境下的媒介组织也鲜有论述,本文探索性地以抗战时期的文化供应社作为研究对象,提出了“为什么文化供应社能够在非常态社会环境下逆势发展”和“文化供应社是如何开展抗战文化传播活动的”问题,并通过对史料的爬梳、整理和数理分析解决这一疑问,为学界在该领域的研究抛砖引玉。基于出版活动的文化传播特性,本文以传播学的视角切入出版史的个案,借助传播学者拉斯韦尔的“5W”理论,构建文化供应社的分析框架,并从文化供应社诞生的媒介生态环境出发,对其组织管理模式、出版同人群体、传播的信息内容以及传播对象和传播效果五个方面深入剖析,洞察文供社在非常态社会环境下的媒介生存和传播活动。一定媒介组织的诞生和发展是与社会系统的变化紧密相连的。本文首先从抗战的社会背景及桂林“文化城”的特殊环境入手,考察了文化供应社诞生的社会生态系统。在战争年代,民族矛盾激化、政治局势动荡、意识形态斗争激烈、出版机构大规模西迁,相对稳定的传播生态系统被打破。而这一时期的桂林,凭借独特的地缘优势、新桂系开明的政治姿态,以及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实施,成为出版事业的再生之地。文化供应社便是在统一战线指导下,由新桂系民主人士与进步文化人共同建立的具有广西地方“官办”性质的特殊出版机构。在企业组织制度和人事构成上,文化供应社做到了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桂系与中共之间的策略性平衡。以“股份制”为企业组织制度的文化供应社,在股东构成上体现了新桂系力量与进步文化人之间的融合,以新桂系官方的资本支持和进步文化人的智力支持,共同支撑了文化供应社在地方文化事业上的迅速发展。股份公司的管理制度甚至成为了文供社拒绝中央恶意“收编”的重要托辞。在人事构成上,文化供应社的管理层李任仁、陈劭先、万仲文等是国民党民主人士,编辑出版部门的核心成员胡愈之、邵荃麟、宋云彬等是中共领导下的进步文化人。他们联合了广大知名的作家,求同存异、互相合作,体现了文供社在统一战线指导下的包容性与进步性。文化供应社的出版物体现了抗战时期文化传播“大众化”的特点。“大众化”不仅是战争年代社会大众对抗战文化普及的迫切需求,也是媒介组织在面临巨大民族矛盾之时的自觉意识。文化供应社的编辑出版活动在胡愈之的主持之下,大规模地开展了通俗读物的生产与传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文化室图书”,该丛书不仅通过建立村街文化室实现了大众文化在空间上的布局,还通过连续出版物《新道理》实现了战时信息时间上的延展与更新。青少年文艺、社科类图书的出版也是文供社出版物重要的组成部分。“少年文库”、“青年文库”、“文学创作丛刊”等丛书,以及《新水浒》、《鲁迅语录》等书籍的畅销与普及,促进了进步文学作品在青少年群体中的传播。同时,文化供应社创办了《文化杂志》,倡导自由、批判的学术思想,树立严谨、理性的文化品格,引导了桂林“文化城”的文化建设;此外,还与广西地方文教组织进行合作,出版了《干部政策》、“国民教育丛书”等图书,服务于地方文化和教育事业,成为桂林“文化城”出版业的生力军。在书籍传播的工作上,文化供应社不仅积极拓展和建立渠道,还通过门市、批发、邮购和流动发行等发行方式将图书输送到读者手中。即使是物资匮乏、经济萧条的抗战年代,文供社也没有忽视对企业品牌的塑造和对出版物的营销,从《大公报》（桂林版）的“文化供应社书报联合广告”中就可窥视桂林“文化城”活跃的出版生态和文供社强大的营销能力。为了将进步的抗战文化更广泛地传播到受众之中,文供社开展了多种宣传方式,还加入“新出版业联合总处”为进步出版业争夺“话语权”。在文供社出版同人的共同努力下,其出版活动取得了显着的传播效果。不断再版的出版物体现了文供社在出版传播上“量”的积累,受众信件的反馈也体现了文供社出版物“质”的保证。此外,文化供应社对进步文化人的保护与转移,在抗战文化低潮时期的坚守与创造,都对桂林“文化城”文化运动的开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对文化供应社发展历史的总结与反思,也是为改革路上的出版机构提供历史的镜鉴。抗战文化的构成不是单一性的,抗战文化的传播也非简单通达的,只有在宏观的历史视野下洞察个案,才能找出文化传播的内在动力和历史逻辑。文化供应社作为抗战时期地方性的出版机构,是特定的历史时期的产物,也是抗战出版文化的一个横切面,为我们展示了非常态社会环境下一种成功的出版模式。尽管文供社在战争的硝烟中仅走过了 15年的艰难历程,但其轰轰烈烈的文化传播活动在历史的天空中也留下了光照的痕迹。
黄家周[10]（2015）在《文化建设视域下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研究 ——以广西为例》文中研究指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同时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人民完成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必然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体现和生命力所在。遵循恰当的路径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关键。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与意识形态理论、精神文化生产理论、文化领导权思想、文化软实力思想是我们理解文化建设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之间关系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指导思想的地位,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核心任务；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则有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我们在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的过程中应重视文化建设的视域,关注不同地区的“人文特点”,这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要求。广西是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省区,加强对该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是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发轫期。“五四”运动前后,广西籍进步知识分子为促进马克思主义在本地区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时期,红七军、红八军和根据地苏维埃政府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的政策和措施,深受民族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广西党组织牢固掌握了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的领导权,向各阶层广泛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鼓舞了广西民族群众的抗战斗志。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广西党组织根据新的工作方针,发动群众开展反内战、反独裁,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为配合解放军南下解放广西创造了必要的舆论氛围和群众条件。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80年代初是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开拓期。新中国成立初期,广西的文化艺术事业全面振兴,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建立体现了中共灵活运用马列主义民族理论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又一次成功实践。“文革”十年却使广西文化艺术事业惨遭破坏,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亦历经曲折。随着拨乱反正、思想解放运动的推进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广西文化建设事业重现新的曙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呈现新的局面。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是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全面推进期。广西通过创建社会文化先进县工程、建设千里文化长廊工程、推进知识共享工程等活动,实现了整体文化水平的提升。“双学”活动的开展、“四个广西”建设理念的提出、民族文化强区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广西精神”的凝练、“桂理昕”宣传品牌的形成、“美丽广西·清洁乡村（生态乡村）”活动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深入开展,以及“中国梦”理念和“四个全面”思想在广西的广泛宣传,彰显了新时期广西马克思大众化的新特征。我们通过对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历程的系统考察和分析,概括了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六条基本路径：一是积极开展民族地区党员干部的教育培训活动增强其引领群众的能力；二是利用有民族特点的多样化载体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三是加强民族文化建设发挥先进文化的育人功能；四是发挥先进人物的示范功能和社会力量参与马克思主义宣传的作用；五是发扬民族团结教育在促进民族和谐发展中的作用；六是在学习借鉴其他地区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推进本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创新。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选择过程中蕴含着以下特点：首先,围绕实现群众利益需求而确定目标任务；其次,体现了鲜明的民族特点；再次,采取了多层面的保障措施；最后,呈现出多样化综合化的发展态势。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一项复杂的、艰巨的、长期的系统工程。当代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的选择和实现过程中依然有不少问题和制约因素,尚存在某些路径不够顺畅、不够明晰、不够完备和适用性欠强等问题,影响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的成效。新时期新形势下广西仍然需要继续探索、创新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第一,大力发展民族教育,筑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之基。围绕提升教育质量和促进教育公平,充实民族教育的内容；从民族地区实际出发,丰富民族教育的形式。第二,改善民族地区的文化民生,夯实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加强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努力发展有少数民族特色的文化产业,倡导和组织健康向上的群众文化活动。第三,充分利用广西民族地区优秀文化资源,开拓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特别是要着力促进优秀民族传统文化、红色文化资源与马克思主义相契合,提升民族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程度。第四,建立和健全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实现的组织、制度和机制。我们应遵循统筹兼顾的思想和“以人为本”的原则,建立“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推进中心”,健全广西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人才、经费和奖惩等方面的保障制度,健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反馈和辅助等方面的实践机制。
二、从“八办”成立前几项文化活动看桂林抗战文化的进步性——兼论桂林抗战文化研究上限延伸问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从“八办”成立前几项文化活动看桂林抗战文化的进步性——兼论桂林抗战文化研究上限延伸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现代漆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的缘起 |
| 第二节 现代漆画研究问题的提出及其理论梳理 |
| 第三节 中国现代漆画研究的相关说明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研究目的、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
| 第五节 研究的基本思路、内容与结构框架 |
| 第一章 中国现代漆画的源流 |
| 第一节 中国古代传统漆绘 |
| 一 中国古代漆艺术的历史源流 |
| 二 中国古代漆艺术的工艺传承 |
| 三、中国古代漆艺术的文化发展脉络与缺失 |
| 四、中国古代漆绘的发展沿革 |
| 第二节 东亚古代漆绘的源流 |
| 一、汉四郡时代的朝鲜半岛漆艺术 |
| 二 鉴真东渡与日本古代漆艺术的“师法中华” |
| 三 南洋漆艺术的“副中心” |
| 四 琉球与台湾的古代漆艺术 |
| 第三节 欧洲近现代漆艺术的崛起 |
| 一 十三世纪始始中欧漆艺交流简述 |
| 二 欧洲新艺术运动与1900 年巴黎博览会 |
| 三 欧洲装饰艺术运动与漆画代表人物 |
| 四 近现代欧洲化学漆及其工艺价值与影响 |
| 第二章 中国现代漆画的产生 |
| 第一节 日本江户时代的漆艺术与明代“倭漆”的兴起 |
| 一 飞鸟时代的漆艺术觉醒与镰仓时代漆艺术的成熟 |
| 二 江户时代漆艺术的崛起 |
| 三 中国明代漆艺术的退步 |
| 四 福州沈家脱胎与薄料工艺 |
| 第二节 中国现代漆画的“洋血统” |
| 一 密陀绘工艺 |
| 二 螺钿镶嵌工艺的历史传承 |
| 三 明清时期漆器的“和风”盛行 |
| 四 近现代欧洲漆艺崛起的影响 |
| 第三节 中国现代漆画三位奠基人 |
| 一 雷圭元:“代用品”与新观念的首倡者 |
| 二 沈福文:西洋绘画与古代漆绘的合成者 |
| 三 李之卿:古代漆艺现代化的推陈出新者 |
| 第三章 中国现代漆画的发展 |
| 第一节 越南磨漆画的影响 |
| 一 越南磨漆画的源起 |
| 二 抗法抗美战争中的越南漆画家 |
| 三 越南磨漆画在“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系列美展的影响 |
| 四 五十年代末越南磨漆画对中国美术界引起的轰动 |
| 第二节 艺术魅力、时局影响与体制因素 |
| 一 由“漆绘”到“漆画”、由“手艺人”到“画家” |
| 二 20 世纪新材料、新技法和新工艺的突破 |
| 三 “美展体制”与政府主管部门的鼓励、扶植 |
| 四 现代绘事与古代工艺的契合点 |
| 第三节 中国现代漆画发展时期的人和事 |
| 一 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现代漆画创作群体 |
| 二 领军人物乔十光 |
| 三 院校与企业的合作价值 |
| 四 20 世纪后半叶的中国漆画展事活动 |
| 第四章 中国现代漆画的繁荣 |
| 第一节 中国现代漆画发展现状 |
| 一 全国院校现代漆画教育现状评估 |
| 二 代表人物与代表作品 |
| 三 漆艺企业总体没落与工作坊的兴起 |
| 四 “院体派”的艺术高度 |
| 第二节 中国现代漆画得失谈 |
| 一 “美展体制”退潮的巨大影响 |
| 二 画廊的市场主导作用 |
| 三 东西洋漆艺术的启示 |
| 四 漆画家的“内修”与“外功” |
| 第三节 中国现代漆画的评估与前瞻 |
| 一 不可遏止的潮流:新材料、新工艺、新形式 |
| 二 传统绘事技法的保留与革新 |
| 三 漆艺术在艺术表现体系中的生存与定位 |
| 四 坚守“以漆画世”的宗旨 |
| 结论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公开发表的成果 |
| 致谢 |
（2）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研究（1900-195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和旨趣 |
| 二、学术回顾 |
| 三、概念界定与文献来源 |
| 四、研究方法与文章框架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城市空间与浴堂生态 |
| 第一节 北京浴堂的发展概述 |
| 一、元明清时期的北京浴堂 |
| 二、新式浴堂的发展及繁荣(1900——1926) |
| 三、北京浴堂行业的由盛及衰(1926——1952) |
| 第二节 20 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行业兴起的社会条件 |
| 一、沐浴的文明化 |
| 二、沐浴的知识化 |
| 第三节 浴堂与北京城区商业格局 |
| 小结 |
| 第二章 浴堂的经营与管理 |
| 第一节 浴堂的资本与流水 |
| 一、浴堂的资本模式 |
| 二、浴堂的产权结构 |
| 三、浴堂的营业流水 |
| 第二节 浴堂的日常开支 |
| 一、电力与通讯 |
| 二、毛巾与肥皂 |
| 三、燃料 |
| 四、自来水 |
| 五、铺底与房租 |
| 六、纳税与认捐 |
| 第三节 收费标准与价格起伏 |
| 一、价格的分化与浮动 |
| 二、影响价格的因素 |
| 三、恶性通胀时代的澡价调控 |
| 第四节 浴堂经营与管理策略 |
| 一、浴堂的管理体制 |
| 二、浴堂的营业方式 |
| 三、浴堂的经营之道 |
| 小结 |
| 第三章 浴堂的从业者及社会团体 |
| 第一节 浴堂从业者的工作与生活 |
| 一、浴堂从业者的工作职责 |
| 二、浴堂从业者的身份与社会来源 |
| 三、北京浴堂伙计的工作日常 |
| 四、北京浴堂伙计的收入与生活状况 |
| 第二节 北京浴堂伙计的价值观念及社会形象 |
| 第三节 北京浴堂同业公会 |
| 一、北京浴堂同业公会的成立始末及历史沿革 |
| 二、北京浴堂同业公会的组织情况 |
| 三、浴堂同业公会的功能 |
| 四、政府在浴堂同业公会中的权力渗透 |
| 第四节 北京浴堂职业工会 |
| 一、浴堂职业工会产生的社会要素 |
| 二、浴堂职业工会成立风波 |
| 三、浴堂职业工会成立后的劳资纠纷 |
| 第五节 浴堂中的地下活动 |
| 一、浴堂中开展地下工作的优势 |
| 二、北平市和平解放之际浴堂业的地下工作 |
| 小结 |
| 第四章 公共卫生、卫生行政与北京浴堂业 |
| 第一节 公共卫生与城市改良 |
| 一、北京的卫生环境与市民沐浴观念 |
| 二、浴堂卫生规章的历史沿革 |
| 第二节 国民政府对北平浴堂业的管理 |
| 一、北平市政府对浴堂卫生的监督与稽查 |
| 二、北平市政府对违章浴堂的惩处 |
| 三、政府对浴堂卫生管理不力的原因分析 |
| 第三节 市政体系中的浴堂 |
| 一、浴堂与城市沟渠排水系统 |
| 二、防疫、公共卫生与浴堂 |
| 第四节 女性及平民浴堂 |
| 一、女性浴所的设立 |
| 二、平民浴堂的创办 |
| 小结 |
| 第五章 浴堂中的社会问题 |
| 第一节 浴堂的公共安全 |
| 一、晕堂 |
| 二、火灾与触电 |
| 三、建筑安全 |
| 第二节 浴堂中的盗窃犯罪 |
| 一、盗窃案件频发的社会背景 |
| 二、浴堂中偷窃案件的地缘因素 |
| 三、浴堂中偷窃案件的犯罪方式与窃贼身份 |
| 四、浴堂中偷窃犯罪的治理 |
| 第三节 浴堂中的风化问题 |
| 一、浴堂中的混浴现象 |
| 二、女浴堂中的男性工役 |
| 三、政府对浴堂社会风化问题的治理 |
| 小结 |
| 第六章 浴堂与日常生活 |
| 第一节 沐浴社会价值的重塑 |
| 一、沐浴内涵的转释 |
| 二、沐浴的日常生活化过程 |
| 第二节 沐浴的日常生活化建构 |
| 一、作为惠工设施的职工浴堂 |
| 二、作为规训手段的学生浴间 |
| 三、作为现代日常生活基本单元的家庭浴室 |
| 四、以消费构建现代生活的公共浴堂 |
| 第三节 公共浴堂与沐浴之现代释义的争论 |
| 一、浴堂消费模式与平等观念的矛盾 |
| 二、日常生活构建过程中的分歧 |
| 三、闲暇与国家权力之间的抵牾 |
| 小结 |
| 结论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民国时期青海邮电业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趋势及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思路 |
| 五、相关概念阐述 |
| 第一章 青海传统邮路驿道与近代邮电业的建立 |
| 第一节 清代青海地区驿站与驿道传递 |
| 一、清代青海驿站分布 |
| 二、驿道传递 |
| 第二节 近代新式邮电业的的建立及在青海的出现 |
| 一、新式邮电业务 |
| 二、青海邮政业的出现 |
| 第二章 民国时期青海邮政业发展状况 |
| 第一节 邮政局所的机构管理 |
| 一、邮政管理机构的设置 |
| 二、邮政营业机构的发展演变 |
| 第二节 邮政业务经营 |
| 一、函件业务 |
| 二、包件业务 |
| 三、汇兑业务 |
| 四、储蓄、保险业务 |
| 五、邮资凭证 |
| 六、代理业务 |
| 第三节 邮政运输方式 |
| 一、步班邮路 |
| 二、畜力班邮路 |
| 三、汽车邮路 |
| 四、自行车邮路 |
| 五、航空邮路 |
| 六、投递路线 |
| 第四节 邮政管理制度 |
| 一、人事行政管理 |
| 二、财政收支管理 |
| 三、通信业务管理 |
| 第三章 民国时期青海电信业的出现和发展 |
| 第一节 电信管理机构的设置 |
| 一、部办电信机构 |
| 二、省办电信机构 |
| 第二节 电信通信线路 |
| 一、省际长途线路 |
| 二、省内长途线路 |
| 三、专用通信线路 |
| 第三节 电话业务 |
| 一、长途电话 |
| 二、市内电话 |
| 三、资费标准 |
| 四、电路分布 |
| 第四节 电报业务 |
| 一、业务种类 |
| 二、资费标准 |
| 三、电路分布 |
| 第四章 邮电业发展推动青海社会进步 |
| 第一节 青海邮电业的发展 |
| 一、青海建省与邮电业发展 |
| 二、“西北开发”与邮电业发展 |
| 第二节 青海邮电业发展促进边疆治理 |
| 一、自上而下缩短国家政策传达时间,提高政令执行时效 |
| 二、自下而上快速将地方危机上传中央,有利于国防安全 |
| 第三节 青海邮电业发展助力地方商贸经济 |
| 一、便利商业信息的交流与传递 |
| 二、货物运输更加快捷安全 |
| 第四节 青海邮电业方便了民众生活 |
| 一、为日常生活带来方便 |
| 二、带动文化信息交流,拓宽民众视野 |
| 第五节 青海邮电业发展综合评价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 Ⅰ:民国时期青海邮电业发展大事记 |
| 附录 Ⅱ:民国时期西宁电信局国内电报资费调整详情表 |
| 附录 Ⅲ:清末及民国时期邮资变化表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4）西北地区早期工业化与民生设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的缘起 |
| 一、课题的来源 |
| 二、选题的依据和研究背景 |
| 三、课题研究的目的以及理论意义或实际应用价值 |
| 第二节 该选题方向现状及发展动态的理论梳理 |
| 一、涉及中国早期工业化的研究成果 |
| 二、涉及近代全国范围或西北地区工业布局的研究成果 |
| 三、涉及交通条件变迁与西北地区工业化进程的研究成果 |
| 四、涉及西北地区具体地域民生设计及工业化的研究成果 |
| 五、其他相关方志及调研考察 |
| 六、小结 |
| 第三节 工业化概念的运用限度与立论前提的确认 |
| 第四节 几点必要的说明 |
| 一、时间界定、地域范围界定 |
| 二、西北地区的自然与社会历史条件 |
| 第五节 研究方法 |
| 第六节 研究的基本思路与研究内容 |
| 第一章 洋务运动之前西北地区的早期工业化与设计的萌芽 |
| 第一节 洋务运动之前西北地区设计中早期工业化的雏形 |
| 一、洋务运动之前西北地区设计中早期工业化的历史前提 |
| 二、洋务运动之前西北地区设计中早期工业化的本质及初期形态 |
| 三、洋务运动之前西北地区设计中早期工业化的呈现 |
| 第二节 西北地区工业化的萌芽走向——设计形式的不断碰撞 |
| 一、设计中传统手工业与局部工业化继替发展的轨迹 |
| 二、西北地区民生设计对工业化体制的构建 |
| 三、西北地区民生设计的发展嬗变 |
| 第三节 西北地区设计中工业化萌芽的特征 |
| 一、西北地区设计的多元萌生 |
| 二、西北地区民生状态与民生设计分析 |
| 三、设计文化的继替发展与不断碰撞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晚清洋务运动与早期民生设计(1861-1894年) |
| 第一节 晚清洋务运动与西北地区早期民生设计的多元汇集 |
| 一、晚期时期西北地区社会时局背景 |
| 二、时代的新需求与旧有设计形式的交流转换与局限 |
| 三、洋务运动对西北地区早期民生设计的影响 |
| 第二节 晚清洋务运动促西北民生设计工业化观念的形成 |
| 一、文明生活方式、先进生产方式的嬗变 |
| 二、工业化观念的形成 |
| 三、工业化观念的发展 |
| 四、洋务运动跛足发展留下的遗憾(洋务官商体制与中国早期工业化) |
| 第三节 西北地区设计变革与工业化的特征 |
| 一、西北地区民生设计变革的(碰撞、选择)交融发展 |
| 二、西北地区民生产业的主体形式特点 |
| 三、西北地区民生状态与民生设计分析 |
| 四、西北地区民生设计变革中的瓶颈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清末新政”中的西北经略(1901-1911年) |
| 第一节 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工业化进程的综合与突破 |
| 一、“清末新政”时期西北地区社会时局背景 |
| 二、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工业化进程的凸显 |
| 三、地区民生设计产业对传统手工产业的继替与工业化的突破 |
| 第二节 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对工业化程度的适应性 |
| 一、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工业化的演进 |
| 二、工业化在西北地区民生设计变革中的共融 |
| 三、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工业化的必然原因——对地域特征的适应性 |
| 四、各方力量在西北地区工业化中的作用方式 |
| 第三节 “清末新政”中西北民生设计与工业化的特征 |
| 一、民生设计与工业化的融合以及设计体制的定型 |
| 二、“清末新政”中西北地区民生状态与民生设计分析 |
| 三、“清末新政”中西北民生设计面临的挑战 |
| 四、文化自觉的形成:被唤醒的民生设计文化认同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民国(抗战之前)西北地区工业化与民生设计(1912-1937年) |
| 第一节 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工业化进程的延续 |
| 一、抗战之前西北地区社会时局背景 |
| 二、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工业化进程的形式 |
| 三、抗战之前西北地区产销业态与民生设计 |
| 第二节 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对工业化程度的延续 |
| 一、文明生活方式、先进生产方式的融通 |
| 二、工业化在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的延续 |
| 三、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地域特征的显现 |
| 第三节 抗战之前西北民生设计与工业化的特征 |
| 一、社会共识下民生的文明教化 |
| 二、抗战之前西北地区民生状态与民生设计分析 |
| 三、抗战之前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产业化的形成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抗战及民国后期西北地区工业化与民生设计(1937-1949年) |
| 第一节 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工业化进程的繁荣与引领 |
| 一、抗战时期西北地区社会时局背景 |
| 二、抗战时期乡村社会传统手工业的重要作用 |
| 三、抗战及民国后期西北地区产销业态与民生设计 |
| 第二节 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中工业化程度的大发展 |
| 一、抗战及民国后期西北地区工业化的推进 |
| 二、产业组织形式与经营方式的工业化演进 |
| 三、抗战及民国后期西北地区工业化的扩散效应 |
| 第三节 抗战及民国后期西北民生设计与工业化的特征 |
| 一、抗战及民国后期西北地区各种机制工业演进趋势 |
| 二、抗战及民国后期西北地区民生状态与民生设计分析 |
| 三、抗战及民国后期西北地区民生设计特点与工业化的特征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第一节 西北地区早期工业化是中国现代设计的起源之一 |
| 第二节 西北地区民生设计特点与研究价值 |
| 第三节 西北地区工业化变革发展的关系与民生设计性质、功能的认识 |
| 第四节 西北地区工业化的深层原因 |
| 第五节 西北地区早期工业化对现代设计的启迪思考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5）幼者本位—民国时期的上海儿童玩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三、国内外研究综述 |
| 四、相关概念界定 |
| 五、研究方法 |
| 六、论文的研究思路及创新点 |
| 第一章 民国时期的上海儿童 |
| 1.1 上海儿童的人口构成与社会分层 |
| 1.1.1 上海儿童的人口构成 |
| 1.1.2 上海儿童的社会分层 |
| 1.2 涉及儿童成长的多维关系 |
| 1.2.1 社会与儿童身份 |
| 1.2.2 政府与儿童权利 |
| 1.2.3 学者与儿童关怀 |
| 1.3 “儿童/玩具/游戏”的关系 |
| 1.3.1 游戏与儿童天性 |
| 1.3.2 器具与游戏场景 |
| 1.3.3 玩具与儿童恩物 |
| 小结 |
| 第二章 民国时期的“幼者本位”理念及影响 |
| 2.1 “幼者本位”理念的内涵与时代意义 |
| 2.1.1 “幼者本位”的思想内涵 |
| 2.1.2 “幼者本位”的时代意义 |
| 2.2 “幼者本位”对民国上海儿童的影响 |
| 2.2.1 儿童与养成保育 |
| 2.2.2 儿童与娱教空间 |
| 2.2.3 儿童与玩具读物 |
| 2.2.4 儿童与国货用品 |
| 2.3 “幼者本位”影响下的玩具观 |
| 2.3.1 从“消遣器具”到“育儿媒介” |
| 2.3.2 从“泥车瓦狗”到“益智教具” |
| 2.3.3 从“小技偏道”到“工业产品” |
| 小结 |
| 第三章 民国时期上海儿童玩具的生态 |
| 3.1 玩具审查机制对上海玩具业的影响 |
| 3.1.1 关于玩具审查的机制 |
| 3.1.2 关于玩具审查的内容 |
| 3.1.3 关于玩具审查的影响 |
| 3.2 儿童玩具构成的背景 |
| 3.2.1 幼教理念的达成 |
| 3.2.2 商业逻辑的推动 |
| 3.2.3 时政影响的折射 |
| 3.2.4 亲子互动的需求 |
| 3.3 儿童玩具系统的构建 |
| 3.3.1 儿童成长的分期理论 |
| 3.3.2 儿童分期与玩具序列 |
| 3.3.3 儿童分期与玩具等级 |
| 3.4 儿童玩具的“伴随”属性 |
| 3.4.1 伴随儿童的身体发育 |
| 3.4.2 伴随儿童的心理养成 |
| 小结 |
| 第四章 民国时期上海儿童玩具的设计实践 |
| 4.1 儿童玩具的材料种类与工艺 |
| 4.1.1 关于玩具材料种类 |
| 4.1.2 关于加工工艺 |
| 4.1.3 关于评价体系 |
| 4.2 玩具的仿制与自创 |
| 4.2.1 玩具的造型与设计 |
| 4.2.2 上海玩具与国外玩具比较 |
| 4.3 玩具工艺与结构的仿制与改造 |
| 4.3.1 动力型设计——国外“自动”玩具 |
| 4.3.2 制约型设计——赛璐珞玩具 |
| 4.3.3 集约型设计——马口铁玩具 |
| 4.4 从“西化”到“游戏”的玩具色彩渐进 |
| 4.4.1 “设色术”与玩具色彩设计 |
| 4.4.2 色料对玩具色彩设计的影响 |
| 4.4.3 上海本土的玩具色彩实践 |
| 小结 |
| 第五章 民国时期上海儿童玩具设计的省思 |
| 5.1 西方工业背景下的本土设计力量 |
| 5.1.1 玩具设计标准的提出与实践 |
| 5.1.2 玩具设计师与同业公会的建立 |
| 5.2 民族主义背景下的本土设计生态 |
| 5.2.1 国货倡议下民族主义走向 |
| 5.2.2 复制、模仿、改制、自创等设计成长阶段 |
| 5.3 外侨标准参照下的本土设计走向 |
| 5.3.1 游戏空间与玩具互动 |
| 5.3.2 角色偶像与卡通玩具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专着、科研成果 |
| 致谢 |
（6）桂林抗战文化及其当代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选题研究的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海外研究现状 |
| (三) 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重点与难点 |
| 四、创新与不足之处 |
| (一) 主要创新之处 |
| (二) 存在的不足 |
| 第一章 桂林抗战文化研究的相关概念与基本理论 |
| 一、桂林抗战文化研究的相关概念 |
| (一) 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红色文化、抗战文化等相关概念 |
| (二) 桂林抗战文化与桂林抗战文化精神等相关概念 |
| (三) 桂林抗战文化与抗战文化、革命文化、红色文化等概念的区别与联系 |
| 二、桂林抗战文化研究的理论支撑 |
| (一)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基本原理 |
| (二)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文化观 |
| 第二章 桂林抗战文化兴起发展的条件 |
| 一、桂林抗战文化兴起发展的客观条件 |
| (一) 中国全国性抗战的影响 |
| (二) 全国各地抗日救亡运动相继爆发 |
| (三) 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 |
| (四) 全面抗战初期国民党比较宽松的政策影响 |
| (五) 地方实力派提供了较好的政治氛围 |
| (六) 桂林的文化和地理条件 |
| 二、桂林抗战文化兴起发展的主观条件 |
| (一) 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 |
| (二) 内迁文化人的特殊作用 |
| 第三章 桂林抗战文化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阶段特色 |
| 一、桂林抗战文化发轫 |
| (一) 战前桂林的社会政治背景 |
| (二) 名流聚桂文人荟萃 |
| (三) 各种文化社团相继建立 |
| 二、初次高潮兴起 |
| (一) 抗战文艺运动勃兴 |
| (二) 新闻出版战线呐喊呼号 |
| (三) 社科阵地砥砺奋进 |
| 三、低潮中坚持和发展 |
| (一) 文化人在迂回曲折中作战 |
| (二) 杂文兴起为战斗檄文 |
| 四、从低潮重新走向高潮 |
| (一) 文艺作品异彩纷呈 |
| (二) 戏剧活动重新活跃 |
| (三) 最后的坚守与高歌 |
| 第四章 桂林抗战文化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特征 |
| 一、桂林抗战文化的基本内容 |
| (一) 高扬爱国主义主旋律 |
| (二) 宣传科学的思想理论 |
| (三) 服务救亡图存团结抗战 |
| (四) 传播集聚正能量 |
| 二、桂林抗战文化的主要特征 |
| (一) 以鲜明的民族特色宣传抗战主题 |
| (二) 以通俗化大众化的内容唤醒民众 |
| (三) 以广泛多样的形式鼓舞人民斗志 |
| (四) 以团结进步民主包容为价值取向 |
| 第五章 桂林抗战文化的历史作用与基本经验 |
| 一、桂林抗战文化的历史作用 |
| (一) 构筑了大后方文化抗战的重要阵地 |
| (二) 激发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 |
| (三) 强化了文化抗战的力量 |
| (四) 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
| (五) 强化了中国共产党的非权力性影响力 |
| (六) 培育了大批优秀人才 |
| 二、桂林抗战文化发展繁荣的基本经验 |
| (一) 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是抗战文化发展繁荣的根本保证 |
| (二) 爱国主义是抗战文化发展繁荣的精神支柱 |
| (三) 统一战线是抗战文化发展繁荣的重要法宝 |
| (四) 面对艰险勇往直前是抗战文化发展繁荣的内因 |
| 第六章 桂林抗战文化的历史地位与局限 |
| 一、桂林抗战文化上的历史地位 |
| (一) 红色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重要成果 |
| (二) 中国抗战文化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 |
| (三) 中国抗战文化的缩影 |
| (四) 世界反法西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
| 二、桂林抗战文化的历史局限或不足 |
| (一) 报刊宣传偶尔出现过偏右或者过激现象 |
| (二) 与地方党组织的关系应该更加密切 |
| (三) 革命文化阵营内的争论民主性不够 |
| (四) 偶尔出现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现象 |
| 第七章 桂林抗战文化的当代价值及重要启迪 |
| 一、桂林抗战文化的当代价值 |
| (一) 弘扬中国精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因素 |
| (二) 坚定文化自信,提高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条件 |
| (三) 加强执政党建设的重要资源 |
| (四) 促进红色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文化资源 |
| (五) 唤醒历史记忆警惕军国主义的重要武器 |
| 二、桂林抗战文化的重要启迪 |
| (一) 必须坚信中华民族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
| (二) 必须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民群众 |
| (三) 必须坚持党对先进文化的领导和引领 |
| (四) 必须注重发挥人民群众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 |
| (五) 必须强化历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 |
| 结束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主要研究成果 |
（7）民国合法工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民国工会研究述评 |
| 1.2 史料、概念与方法 |
| 1.3 研究思路与结构 |
| 第2章 发轫：合法工会的蜕变 |
| 2.1 民初工会崛起的背景 |
| 2.2 从行会到工会 |
| 2.3 自发与党治：工会形成的轨迹 |
| 2.4 国家与工会的沟通形式 |
| 第3章 组织活动与现代事业 |
| 3.1 工会的组织形态初建 |
| 3.2 工会活动家的产生 |
| 3.3 社会援助的开展 |
| 3.4 越界、混乱与新秩序 |
| 第4章 重构：制度塑造和组织实态 |
| 4.1 国民党工运的停顿与重整 |
| 4.2 党治与整理：过渡性的转换机制 |
| 4.3 表与里：制度话语与地方秩序 |
| 第5章 变革的张力、技术与向度 |
| 5.1 工会化测评(一) |
| 5.2 会结构的演变 |
| 5.3 职工会、总工会及厂工会 |
| 第6章 从“人”到“群”的互动空间 |
| 6.1 工会及会员 |
| 6.2 会务运行状况 |
| 6.3 有限的公共空间 |
| 6.4 文娱活动 |
| 第7章 特别系统：特种工会的组织形态 |
| 7.1 组织网络的合法扩展 |
| 7.2 会员划归：以海员工会为例 |
| 7.3 基层实态：以“分事务所”为例 |
| 第8章 劳资争议处理(上) |
| 8.1 日常处理形态 |
| 8.2 重大调处机制 |
| 8.3 合法工会的“强”、“弱”转移 |
| 第9章 劳资争议处理(下) |
| 9.1 工潮与政府因应 |
| 9.2 合法化行为：新新公司工潮案 |
| 第10章 转型：战时工会反思与调适 |
| 10.1 工会化测评(二) |
| 10.2 出会与入会：工会“同群感”的量度 |
| 10.3 “趋上”抑或“附下”：工会走向的论争 |
| 10.4 “工合”与工会：互通与问题 |
| 第11章 国家意志与工人意愿的折冲 |
| 11.1 从工人教育到工人训练 |
| 11.2 战时调适：示范、奖励与福利 |
| 11.3 法外空间：异化与抵制 |
| 第12章 复建：结构变革与角色困境 |
| 12.1 工会管理体制调适 |
| 12.2 工会化测评(三) |
| 12.3 地方工会的重组及运行 |
| 12.4 战后工会的权威关系 |
| 第13章 经济社会中的工会作为 |
| 13.1 劳工政策的进展 |
| 13.2 工会的政治参与：以选举为例 |
| 13.3 程序化的代理：从“规约”到“世俗” |
| 第14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8）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思想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概念界定 |
| 二、选题缘由 |
| 三、研究意义 |
| 四、研究综述 |
| 五、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点 |
| 第一章 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理论来源与实践基础 |
| 第一节 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思想的理论来源 |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领导权思想 |
| 二、列宁的文化领导权思想 |
| 三、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 |
| 第二节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文化领导权的实践 |
| 一、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 |
| 二、西欧共产党的实践 |
| 第二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思想的形成过程 |
| 第一节 建党初期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思想萌芽 |
| 一、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对文化领导权认识的历史背景 |
| 二、陈独秀、李大钊对于思想文化领导的重视 |
| 三、中国共产党争取思想文化战线领导权的初步实践 |
| 四、中国共产党争取思想文化战线领导权的主要特点 |
| 第二节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初步提出 |
| 一、大革命失败后思想文化战线的形势 |
| 二、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概念的提出 |
| 三、中国共产党在白色恐怖时期争夺文化领导权的斗争 |
| 四、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争夺文化领导权的特点 |
| 第三节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思想的系统形成 |
| 一、延安时期文化领导权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
| 二、毛泽东的文化领导权思想 |
| 三、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争夺文化领导权问题上的特点 |
| 第三章 以争夺知识分子为途径实现文化领导权 |
| 第一节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教训 |
| 一、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错误 |
| 二、知识分子问题上的错误导致的后果 |
| 第二节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争夺与培养 |
| 一、建立左翼文化团体 |
| 二、建立文化统一战线 |
| 第三节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大量吸收知识分子 |
| 一、抗战时期国民党与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争夺 |
| 二、谁抢到知识分子,谁就抢到天下 |
| 三、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
| 第四节 知识分子在争夺文化领导权中的地位和作用 |
|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形成 |
|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作用 |
| 第四章 学术领域实现文化领导权的引领与导向 |
| 第一节 学术领域争夺文化领导权的意义 |
| 一、学术领域是思想文化领域的重要阵地 |
| 二、学术领域争夺文化领导权的特点 |
| 三、确立马克思主义话语权是争夺文化领导权的重要方式 |
| 第二节 在学术论战中引领学术研究的方向 |
| 一、科玄论战中唯物史观派的引领导向 |
| 二、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历史影响 |
| 三、马克思主义学者对新儒学运动的批判及影响 |
| 四、“学术中国化”思潮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及主导 |
| 第五章 政治思想领域争夺文化领导权的斗争与博弈 |
| 第一节 政治思想领域夺取文化领导权的意义 |
| 一、政治思想是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核心领域 |
| 二、政治思想领域争夺文化领导权是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任务 |
| 第二节 国共两党关于“中国之命运”的论战 |
| 一、“中国之命运”提出的背景 |
| 二、国共两党的思想交锋 |
| 三、中国共产党批判《中国之命运》的意义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对民盟建国方案的引导 |
| 一、民盟的“民主统一和平建国”方案 |
| 二、中国共产党的民主建国方案 |
| 第四节 三民主义论战 |
| 一、国民党将三民主义儒学化 |
| 二、汪精卫对三民主义的歪曲 |
| 三、中国共产党对三民主义的践行以及对歪曲三民主义的批判 |
| 第六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夺取文化领导权的基本经验和现实启示 |
| 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夺取文化领导权的基本经验 |
| 一、重视马克思主义文化领导权的建设是实现无产阶级领导的前提 |
| 二、实现理论创新是实现文化领导权的核心 |
| 三、建立广泛的文化统一战线是实现文化领导权的基础 |
| 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实现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旨归 |
| 五、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是实现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主干力量 |
| 第二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夺取文化领导权的现实启示 |
| 一、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文化建设 |
| 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夯实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坚实基础 |
| 三、把握不同领域的文化建设规律,合力推动文化领导权的整体建设 |
| 四、在学术领域把马克思主义学术建设成为主干工程 |
| 五、创新宣传方式,引导新闻舆论的正确方向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9）文化供应社及其抗战文化传播研究（1939-194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抗战文化”研究热与非常态社会环境下媒介研究的冷思考 |
| 一、“抗战文化”与“非常时期”的出版业研究 |
| 二、桂林“文化城”独特历史现象中的文化供应社 |
| 三、基于传播学理论框架下的抗战出版史个案研究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有关“抗战文化”、“桂林'文化城'”和“出版史个案”的研究概况 |
| 一、关于“抗战文化”与“抗战出版史”的研究情况 |
| 二、关于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研究情况 |
| 三、关于抗战时期出版个案的研究情况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主体内容与创新点:基于传播学理论构架的出版史个案研究 |
| 一、基于历史学研究的史料爬梳 |
| 二、基于传播学理论的内容构架 |
| 三、本文创新点 |
| 第一章 文化供应社:非常态社会环境下诞生的媒介组织 |
| 第一节 冲突与流徙:抗战时期的文化传播生态 |
| 一、战时文化变迁:出版业的西迁与空间格局的转变 |
| 二、意识形态博弈:日伪、中央、中共战时文化政策之比较 |
| 三、聚合与多元:战时出版业的文化传播特征 |
| 小结 |
| 第二节 求同存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桂林“文化城”的形成 |
| 一、新桂系文化建设的自觉意识与开放的政治姿态 |
| 二、中国共产党南方局统一战线策略在广西的实践 |
| 三、地利与人和:桂林“文化城”形成的硬、软条件 |
| 四、桂林“文化城”独特的文化传播现象分析 |
| 小结 |
| 第三节 新军突起:文化供应社的诞生与发展 |
| 一、序曲:广西建设研究会对进步文化传播的铺垫 |
| 二、筹备与成立(1939年) |
| 三、发展期(1939年—1942年) |
| 四、转型期(1942年—1944年) |
| 五、重建期(1945年—1948年) |
| 六、转移期(1949年—1953年) |
| 小结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股份制”的出版企业与“进步性”的出版同人 |
| 第一节 “二元制”的股份有限公司模式与组织架构 |
| 一、文供社的董事会、监事会构成及股东会议制度 |
| 二、文供社的企业融资及增股状况 |
| 三、文供社的企业构架与运行 |
| 小结 |
| 第二节 进步性的人事组织策略与危机应变 |
| 一、建社初期的人事结构及学习型组织建设 |
| 二、皖南事变后的人事调整与出版人的坚守 |
| 小结 |
| 第三节 “监护人”:文供社的管理层 |
| 一、李任仁:“数茎红花带雨横” |
| 二、陈劭先:“海内几人同” |
| 三、陈此生:抗战文化合作的“桥梁” |
| 四、万民一、万仲文、赵晓恩:临危受命的“掌门人” |
| 小结 |
| 第四节 “把关人”及“舆论领袖”:文供社的编辑群与作者群 |
| 一、胡愈之:大众文化出版的操盘手 |
| 二、邵荃麟:进步文化建设的思想者 |
| 三、傅彬然、宋云彬、杨承芳等:学养深厚的出版专家 |
| 四、文供社的作者群:进步文化传播的“舆论领袖” |
| 小结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大众化”语境下文供社的出版生产 |
| 第一节 抗战语境下的传播受众与文化出版 |
| 一、抗战时期的传播受众的特征 |
| 二、抗战时期“大众化”的出版特征 |
| 三、桂林“文化城”的出版物概况 |
| 小结 |
| 第二节 文化供应社的编辑方针及出版概况 |
| 一、制定与完善(1939年—1942年):以通俗读物为核心的编辑方针及书刊生产 |
| 二、发展与转型(1942年—1944年):以文艺类书籍为主的书刊生产 |
| 三、收缩与转移(1944年—1953年):以重版为主的维持性生产 |
| 小结 |
| 第三节 “文化室图书”与《新道理》:“大众化”传播语境下的通俗读物 |
| 一、大众文化传播的空间布局:“文化室图书” |
| 二、大众文化传播的时间延展:《新道理》杂志 |
| 小结 |
| 第四节 从“大众文艺读物”到“文学创作丛刊”:抗战文艺向深处挖掘之路 |
| 一、“大众文艺读物”的生产 |
| 二、通俗文学单行本的流行 |
| 三、青少年文艺类丛书的普及 |
| 四、“文学创作丛刊”的问世 |
| 小结 |
| 第五节 《文化杂志》月刊:学术理论的阐扬与抗战文艺的传播 |
| 一、《文化杂志》的创刊与编辑内容分析 |
| 二、文化建设的反思与学术理性的阐扬 |
| 三、“文艺”栏目的设置与抗战文学的传播 |
| 小结 |
| 第六节 地方性出版物:权力场的借势与平衡 |
| 一、《干部政策》:广西地方干部建设学校的教材出版 |
| 二、“国民教育丛书”:广西“新县制”下的国民基础教育指导书 |
| 三、其他广西地方性书籍及学术书籍的出版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文供社战时的发行策略与话语权的斗争 |
| 第一节 文供社发行渠道的建设与拓展 |
| 一、1939年—1941年:发行部门的草创与发展 |
| 二、1941年—1943年:发行业务的壮大与延伸 |
| 三、1944年—1953年:抗战末期发行工作的转移与战后的重建 |
| 小结 |
| 第二节 文供社的发行方式 |
| 一、门市与批发 |
| 二、邮购业务 |
| 三、流动发行 |
| 小结 |
| 第三节 文供社的营销策略 |
| 一、品牌形象的建立 |
| 二、行政力量推广 |
| 三、自办期刊推广 |
| 四、广告宣传推广 |
| 五、书刊促销策略 |
| 第四节 “文化供应社书报联合广告”与战时桂林出版生态 |
| 一、广告主体分析 |
| 二、广告内容分析 |
| 三、广告书价分析 |
| 小结 |
| 第五节 抗战文化的多形式传播与进步“话语权”的斗争 |
| 一、形式多样的抗战文化传播形式 |
| 二、进步“话语权”的斗争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文供社的出版传播效果、历史贡献及思考 |
| 第一节 文化供应社出版活动的传播效果 |
| 一、出版物的传播覆盖面与数量 |
| 二、传播受众的反馈与影响 |
| 小结 |
| 第二节 文供社抗战文化传播的历史贡献 |
| 一、团结和保护了大量进步文化人维系了进步文化事业的开展 |
| 二、在文化运动低潮时期繁荣了抗战文化与地方文化 |
| 三、对抗战文化研究特别是抗战文学研究保存了大量的史料 |
| 四、为中国现代出版精神的建设提供历史参考 |
| 第三节 文供社出版活动的历史局限 |
| 一、通俗读物的过剩与经典作品的缺乏 |
| 二、权力场的博弈影响了出版生产的不稳定 |
| 三、战后未能延续文化生命服务地方出版事业的遗憾 |
| 第四节 对文化供应社出版传播活动历史的思考 |
| 一、“压制还是包容”:文化体制的策略选择 |
| 二、“顺为还是变革”:媒介组织的战时选择 |
| 三、“迎合还是引导”:传播主体的文化选择 |
| 本文结论 |
| 附录一: 文化供应社股份有限公司大事记 |
| 附录二: 文化供应社股份有限公司编印书籍目录 |
| 附录三: 《文化杂志》分类目录索引 |
| 附录四: 相关图片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发表的论文、科研成果等 |
| 致谢 |
（10）文化建设视域下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研究 ——以广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选题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3 本课题研究思路和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本课题研究方法和主要创新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主要创新 |
| 第2章 民族地区文化建设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关系相关问题探析 |
| 2.1 有关概念阐释 |
| 2.1.1 文化和文化建设 |
| 2.1.2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及其路径 |
| 2.1.3 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及其路径 |
| 2.2 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 |
| 2.2.1 文化与意识形态理论 |
| 2.2.2 精神文化生产理论 |
| 2.2.3 文化领导权思想 |
| 2.2.4 文化软实力思想 |
| 2.3 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题中应有之义 |
| 2.3.1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 |
| 2.3.2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核心任务 |
| 2.4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助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实现 |
| 2.4.1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2.4.2 繁荣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2.4.3 营造良好文化环境和氛围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2.5 民族文化建设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实现相辅相成 |
| 2.5.1 民族文化建设过程中开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 |
| 2.5.2 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实现以民族文化建设为条件 |
| 第3章 广西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程 |
| 3.1 广西民族地区的人文特点 |
| 3.1.1 广西民族地区的总体概况 |
| 3.1.2 广西民族地区的人文特点 |
| 3.2 “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的发轫期 |
| 3.2.1 广西对“五四”运动的声援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3.2.2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文化建设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3.2.3 桂林抗战文化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3.2.4 解放战争时期广西爱国民主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3.3 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80年代初的开拓期 |
| 3.3.1 新中国成立开始了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新征程 |
| 3.3.2 “文革”十年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历经曲折 |
| 3.3.3 思想大解放开启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新局面 |
| 3.4 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全面推进期 |
| 3.4.1 广西系列文化建设工程与转型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3.4.2 广西“双学”活动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桂宣传 |
| 3.4.3 “四个广西”建设与科学发展观的学习实践活动 |
| 3.4.4 党的十七大精神的学习与“桂理昕”宣传品牌的形成 |
| 3.4.5 “广西精神”的凝练与建设民族文化强区战略的提出 |
| 3.4.6 党的十八大后广西的理论宣传与“美丽广西·清洁乡村”系列活动 |
| 第4章 广西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路径 |
| 4.1 开展民族地区党员干部教育培训增强引领群众能力 |
| 4.1.1 党员干部教育培训贯穿于广西革命和建设的始终 |
| 4.1.2 多渠道培养民族干部增强其引领民族群众的能力 |
| 4.2 利用有民族特点的多样化载体促进马克思主义传播 |
| 4.2.1 重视有民族特点的报刊图书的宣传功能 |
| 4.2.2 发挥民族文艺在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的作用 |
| 4.2.3 善用传统大众媒体增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效果 |
| 4.2.4 发挥现代传媒打造理论传播新模式的作用 |
| 4.3 加强民族文化建设发挥先进文化的育人功能 |
| 4.3.1 新民主主义文化在广西的发展及其功能 |
| 4.3.2 社会主义文化在广西的发展及其功能 |
| 4.4 发挥先进人物的示范功能和社会力量的参与作用 |
| 4.4.1 广西先进人物教育示范功能的发挥 |
| 4.4.2 广西妇女组织对党的宣传工作的参与作用 |
| 4.4.3 广西青年学生组织对党的宣传工作的参与作用 |
| 4.5 强化民族团结教育在促进民族和谐发展中的作用 |
| 4.5.1 民族团结教育是广西革命和建设事业成功的法宝 |
| 4.5.2 新世纪新阶段广西强化民族团结教育的新举措 |
| 4.6 学习借鉴其他地区先进经验推进自身实践创新 |
| 4.6.1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其他地区先进经验的学习借鉴 |
| 4.6.2 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对其他地区先进经验的学习借鉴 |
| 第5章 广西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的主要特点 |
| 5.1 明确的目标任务 |
| 5.1.1 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宣传马克思主义 |
| 5.1.2 结合满足民族群众利益需求选择科学理论大众化的路径 |
| 5.2 鲜明的民族特点 |
| 5.2.1 以民族干部、群众和青少年学生为宣传重点对象 |
| 5.2.2 以普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为重要内容 |
| 5.2.3 运用民族文化资源作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重要载体 |
| 5.3 多层面的保障措施 |
| 5.3.1 物质保障 |
| 5.3.2 组织保障 |
| 5.3.3 人力保障 |
| 5.3.4 制度保障 |
| 5.4 多样化综合化的发展态势 |
| 5.4.1 多样化态势 |
| 5.4.2 综合化态势 |
| 第6章 完善广西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的思考 |
| 6.1 阻碍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实现的问题和制约因素 |
| 6.1.1 主要问题 |
| 6.1.2 制约因素 |
| 6.2 发展民族教育筑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之基 |
| 6.2.1 发展民族教育提升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成效 |
| 6.2.2 着力促进教育公平并充实民族教育内容 |
| 6.2.3 根据民族地区特点丰富民族教育形式 |
| 6.3 改善文化民生夯实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 |
| 6.3.1 加强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
| 6.3.2 发展有少数民族特色的文化产业 |
| 6.3.3 倡导和组织健康向上的群众文化活动 |
| 6.3.4 维护少数民族的文化权益及培育少数民族群众的主体意识 |
| 6.4 利用优秀民族文化资源开拓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 |
| 6.4.1 促进民族传统文化优秀因子与马克思主义相契合 |
| 6.4.2 深入挖掘和弘扬广西红色文化 |
| 6.4.3 广泛宣传和践行广西精神 |
| 6.5 建立健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实现的组织、制度和机制 |
| 6.5.1 建立“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推进中心” |
| 6.5.2 健全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保障制度 |
| 6.5.3 健全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机制 |
| 结束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论着及科研情况 |
四、从“八办”成立前几项文化活动看桂林抗战文化的进步性——兼论桂林抗战文化研究上限延伸问题（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现代漆画研究[D]. 郭立忠. 南京艺术学院, 2021(02)
- [2]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研究（1900-1952）[D]. 宋子昕. 河北师范大学, 2021(09)
- [3]民国时期青海邮电业发展研究[D]. 谷存食. 青海师范大学, 2020(07)
- [4]西北地区早期工业化与民生设计研究[D]. 谢玮. 南京艺术学院, 2019(11)
- [5]幼者本位—民国时期的上海儿童玩具研究[D]. 赵冬霞. 上海大学, 2019(02)
- [6]桂林抗战文化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 张文. 山东大学, 2018(02)
- [7]民国合法工会研究[D]. 朱东北. 吉林大学, 2018(12)
- [8]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思想与实践研究[D]. 刘红. 陕西师范大学, 2018(12)
- [9]文化供应社及其抗战文化传播研究（1939-1945）[D]. 宋泉.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5)
- [10]文化建设视域下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研究 ——以广西为例[D]. 黄家周. 西南交通大学, 201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