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浅谈财经领域违纪违法问题的审计查证方法（论文文献综述）
李亮,裴君博[1]（2021）在《略论干部学习培训全过程监督体系构建》文中认为干部学习培训期间出现违纪违法的事件与组织开展教育培训培养干部的初衷大相径庭,干部学习培训期间出现的违纪违法问题具有相似性、不确定性、顽固性和反复性的特征,但总体呈下降趋势。防范干部在学习培训期间出现违纪违法问题,需要干部派出单位、干部教育培训机构、干部和社会多方面共同协作,构建起学习培训全过程监督体系。
任红梅[2]（2021）在《新时代国家审计信息供给优化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国家审计机关和审计人员通过开展审计监督,将对具体事项的审计结果加工整理成具有一定表现形式的审计信息,由信息供给主体通过一定的形式或媒介提供给相关信息需求方,为其决策或监督提供信息服务。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信息来源、信息加工和信息展示三个要素都能够影响国家审计信息供给状况。当前,我国国家审计信息以反映经济活动的信息为主体,在内容的覆盖面上有一定局限,信息生成依赖传统的审计查证手段,丰富性方面还略显逊色,审计信息供给以审计结果公告为主渠道,公告的广度和深度上有待加强,规范性国家审计信息载体的格式偏单调,在信息的感染力上还可以进一步提升。进一步优化国家审计信息供给,可以合理界定国家审计监督边界,强化审计机关分析评估职能,加强国家审计信息公开力度以及优化审计报告等审计信息载体的表现形式。
孙新生[3]（2021）在《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演进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较好克服了革命时期注重个人、家庭、宗族、朋友等小群体利益的传统社会特殊主义价值观的侵蚀,新中国成立后执掌全国政权而来的权力腐蚀,以及改革开放后实行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特别是新旧体制机制转轨过程中腐败大量增加的挑战。这是如何实现的呢?不少学者认为,1978年前主要靠群众运动反腐,1978年后主要靠制度反腐。但这种观点忽略了的是,改革开放前不仅有群众运动反腐,也制定了大量法律法规和制度机制,组建了纪委、监委等反腐败机构,逐步建立了腐败惩治的权限、规则和程序,而且群众运动都是中共中央直接发动、组织的,除文化大革命外都是在党的领导下有步骤有控制开展的,群众运动中都有制度建设环节,违纪违法人员的处理也是由专门机构进行。在改革开放后的反腐败实践中,除不开展群众运动外,大多数制度规则、程序、机构都延续了新中国成立早期及革命时期确立的制度框架。将改革开放前后的反腐败实践分别界定为运动反腐、制度反腐的二分法,割裂了两个时期的历史联系,同时也忽视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确立的拒腐防变体制机制,而这恰恰是建国后拒腐防变的逻辑起点和实践基础。本文在将拒腐防变放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中进行检视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拒腐防变,关键在于其是高度制度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自成立起就注重用制度化的方式拒腐防变,同时虽经历曲折反复但总体上较好地处理了制度化和群众参与的辩证关系,将群众参与逐步纳入制度化轨道,可以说制度化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拒腐防变的主线。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初步探索期,确立了思想建党优先、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等原则框架。在这些原则框架下,通过延安整风运动确立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确立从思想和作风问题抓起,防止这些问题演化为腐败问题的管党治党思路,使党员干部改变源自传统农业社会的观念和特质,接受马克思主义公共利益至上的普遍主义价值观,自觉做到不想腐。确立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建立专门干部选拔机构,将自上而下的领导考察与自下而上的群众考察结合起来,从选人用人的源头遏制腐败。严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制度,建立反腐败专门机构,严格实施党的纪律,及时纠正党员的小错误、清除党员队伍中的腐化分子,使大多数党员既不敢腐也不能腐。通过井冈山工农兵民主政治、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廉政实践等,对群众参与、民主监督的制度化方式进行探索,初步将自上而下的党内监督与自下而上的群众监督结合起来。新中国成立早期是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探索深化期。针对全国执政后腐化现象大幅增加的现实,将整风整党运动与执行纪律、整顿干部、清理组织、反对腐败结合,深化了延安整风运动模式;相继建立纪委、监委等反腐败专门机构,其组织机构、职责范围、领导体制、工作规则与程序等为1978年后纪委恢复重建提供了基本框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信访制度等为群众监督以及参与反腐败提供了制度化途径。但对党内贪污腐化特别是科层化管理体制滋生的官僚主义等隐性腐败,中央领导层在反腐败以自上而下的制度化方式为主还是以自下而上的群众参与为主上分歧越来越大,拒腐防变制度化和群众参与的张力逐步凸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成为群众参与制度化和反制度化的分水岭。改革开放新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恢复发展期。中国共产党将拒腐防变重新纳入制度化轨道,探索在不开展群众运动条件下拒腐防变的路径,对群众参与的规模和数量进行规范限制,更多依靠党和国家体制特别是专门机构自上而下反腐。其中,1983年整党确立了自上而下的整风整党模式;党和国家领导体制、领导机构改革,国家公务员制度等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价格改革、财政管理改革等经济领域改革,以及规范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行为,构建起防治腐败的制度机制;恢复重建后的纪委确立三项主要任务、五项基本权限、双重领导体制、纪委监察局合署办公体制,基础性反腐败法律法规逐步形成体系,在“两案”审理、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中注意区分纪律问题与法律问题,并在理念、规则和程序上探索党纪和国法的衔接,推动腐败惩治走上法制化轨道。但在拒腐防变制度化迅速提高的同时,群众参与逐渐边缘化,群众反腐与制度化的反腐体制对接不顺畅,党委政府与民间社会在反腐问题上不时出现紧张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是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加速推进期。针对制度执行不力、腐败问题滋生蔓延的挑战,中国共产党以制度执行力建设为突破口,坚持制度完善和制度执行相统一、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统一、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相统一、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统一,强力正风肃纪反腐、全面从严治党,使党的纪律、作风建设规定和腐败惩治法律法规落实落地,有力维护制度权威、遏制腐败蔓延势头。同时,通过畅通群众信访举报机制,构建群众网上曝光、舆论发酵、执纪执法部门追查相结合的监督方式,并通过巡视将自上而下的党内监督与自下而上的群众监督结合起来,特别是明确以党内监督为主导,与群众监督等各种监督结合起来,构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进一步理顺拒腐防变制度化和群众参与的关系,在拓宽群众制度化参与途径、将群众监督整合进拒腐防变制度化格局上取得重要进展。回顾百年拒腐防变历程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以制度化为主线,在思想教育、组织机构、惩治腐败、权力监督等制度化上都取得了不少历史经验。在新征程上,必须传承好这些宝贵经验,坚持和完善思想教育制度化,在党的领导下自上而下有控制、有步骤整风整党,将思想教育与整顿干部、执行纪律、建设组织结合起来,使思想建党的过程成为制度治党的过程、制度治党的过程成为思想建党的过程;坚持和完善组织机构制度化,任人唯贤,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强化反腐败专门机构;坚持和完善腐败惩治制度化,将制度制定和制度执行结合起来,依规依纪依法惩治腐败,将严惩腐败作为教育、制度的支撑和后盾;坚持和完善权力监督制度化,将自上而下的党内监督与自下而上的群众监督结合起来,以党内监督为主导,拓宽群众参与的制度化渠道,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为中国共产党抵御各种腐败因素的侵蚀、长期执政奠定坚实基础。
刘伟娟[4]（2021）在《后精准扶贫政策跟踪审计重点和路径研究 ——基于17个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文中指出2020年我国脱贫攻坚已经取得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绝对贫困全部消除。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历史关口,我国的贫困治理进入后精准扶贫阶段,需要新的治理之策。党中央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设立五年过渡期,主要帮扶政策不变,继续精准施策,这意味着我国后精准扶贫政策实际上是精准扶贫政策的延续。由此,我们认识到后精准扶贫同样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系统性工作,从扶贫资金、项目、政策到体制等,均需要按照政策理念及要求精准落实。因此,就需要对后精准扶贫政策实施开展扶贫审计的监督评估。而跟踪审计凭借其全过程分阶段介入、多次反复评估的持续性监督,充分发挥国家审计“免疫系统”职能,对后精准扶贫政策目标的实现保驾护航。由于审计对象的广泛与审计资源有限之间的对立矛盾一直存在,所以,在后精准扶贫政策背景下,对政策跟踪审计开展的重点和路径探讨非常重要。本文首先对国内外政策跟踪审计、扶贫政策跟踪审计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在明确了后精准扶贫、政策跟踪审计等概念的基础上,对后精准扶贫政策跟踪审计产生的三大基础理论进行了阐述。然后在明确后精准扶贫政策跟踪审计的服务对象基础上,从扶贫资金使用、扶贫项目运营、扶贫政策落实、扶贫体制机制以及重大违法违纪五个维度构建了后精准扶贫政策高减贫成效模型,以2017—2018年全国17个省（市）的精准扶贫政策实施情况为对象,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 QCA）,对影响后精准扶贫政策目标实现的核心因素和有效路径进行了分析,得出对于通过实施扶贫政策达成高减贫成效而言,有三个核心影响因素:控制扶贫领域重大违纪违法问题,保证扶贫项目建设运营情况、严格把控扶贫资金使用绩效;两条有效扶贫工作开展路径:以人为主和以扶贫资金项目绩效发挥为主。由此本文认为,后精准扶贫政策跟踪审计应当将揭露扶贫领域重大违纪违法问题、监督扶贫项目建设运营情况,监控扶贫资金使用绩效这三方面作为审计重点,最后,依据审计重点和扶贫路径,认为后精准扶贫政策跟踪审计路径应从加强扶贫资金项目绩效审计、加大扶贫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加强审计部门同其他监督部门协同三方面入手。
吴东铂[5]（2021）在《美国吹哨劳动者的法律保护及其启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职或者离职的吹哨劳动者往往遭遇到企业管理者对劳动者本人的打击报复,如调职调岗、降级降薪、终止劳动合同、职场欺凌、追究侵权责任、列入行业黑名单等不利对待。完善吹哨者的身份保密、违约责任豁免、劳动保护等措施,可以降低其人身安全、劳动权益等方面的不确定性,强化吹哨者的安全感和信任感。美国是全世界吹哨劳动者法律保护起步最早、最发达的国家,因此本文试图全面分析美国吹哨劳动者法律保护及其启示,为我国的相关立法完善提供借鉴。吹哨劳动者是指在工作中发现用人单位内部的不法或违规行为,基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目的而进行检举揭发的劳动者。吹哨劳动者法律保护的必要性在于:促进吹哨劳动者的“问题发现者”功能发挥;消除吹哨劳动者的身份泄露、违约责任、被企业打击报复等个人风险。吹哨劳动者法律保护的主要内容包括:吹哨劳动者的身份保密机制;吹哨劳动者的违约责任豁免规则;吹哨劳动者劳动条件、劳动合同的保障措施。吹哨劳动者法律保护的全球法治实践包括国际组织层面的实践和国家层面的实践,其中国家层面的吹哨劳动者保护模式分为以美国为代表的分散立法模式;以英国、日本为代表的集中立法模式。美国吹哨劳动者保护的法治框架包括三个部分:第一,成文法发展,具体包括:一是国会立法,如《美国职业安全卫生法》《吹哨人保护法案》《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多德—弗兰克与消费者保护法案》;二是行政法规,主要为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OSHA）与举报人保护计划理事会（DWPP）公布的二十多部行政法规。第二,判例法发展。其中,吹哨主体方面的重要判例有劳森诉富达公司案;吹哨程序方面的重要判例有洛克希德公司诉劳工部行政审查委员会案;美国数字不动产信托公司诉萨默斯案。第三,美国吹哨劳动者保护的限制情形,包括:一是基于雇主名誉权保障的限制情形,雇主名誉权与吹哨劳动者言论自由之间的冲突可以适用关于诽谤性言论与名誉权保障的基本权利冲突解决模式。该冲突解决模式具体又包含了“事实陈述型言论”的限制情形;“意见表达型言论”的限制情形。利益权衡过程大致包括如下两个步骤:将个案中涉及到吹哨劳动者、雇主等当事人利益的所有劳动关系解除和提前终止的事由全部纳入考量范围;在雇主值得保护的利益与劳动关系存续的利益做出权衡和评估。二是基于劳动者附随义务的限制情形。限制吹哨劳动者言论自由的劳动者附随义务包括保密义务、伤害企业言论的不作为义务。立法者和司法者需要对劳动者附随义务与劳动者言论自由做出利益平衡,具体的考虑因素包括:审查告发行为的目的与正当性;审查雇主解雇吹哨劳动者、提前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的正当性。美国吹哨劳动者保护的重要议题包括:第一,受保护的吹哨劳动者的主体范围确定,美国对主体资格认定缺乏统一适用的标准;第二,适格举报内容的分类及保护模式,具体包括: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形、影响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企业管理不当与权利滥用情形、危险情形。第三,吹哨劳动者的保护要件,包括:告发事实的违法性认知判断——合理确信标准;吹哨劳动者的主观动机;匿名告发的保护必要性。第四,吹哨劳动者的合法告发程序,包括在工作场所进行的内部告发程序、向主管部门告发的外部告发程序、向社会媒体等告发的外部告发程序。第五,遭到报复性措施的保护与救济机制,包括身份保密与匿名告发保护措施、工作场所的保护措施、对法律行动的保护措施、人身安全的保护措施、对干扰吹哨劳动者的制裁措施、遭到报复性措施的救济措施。第六,报复性措施的法律责任承担,主要类型有恢复劳动合同关系;补偿性赔偿金;惩罚性赔偿金。第七,对集体劳动关系领域的吹哨劳动者保护措施。在我国吹哨劳动者权益法律保护方面,本文系统梳理了中央与地方层面的相关立法,结合劳动仲裁案例与民事司法案例的分析,发现既有的保护模式以及法律救济实践存在以下不足:第一,现有的分散式立法模式难以实现保护的长效化、统一化,包括:缺乏简明、统一、权威的保护、救济和奖励标准;保障主体组织结构配置失衡;有关吹哨劳动者的法律规范体系难以满足保护的现实需求。第二,吹哨劳动者的保护主体狭窄且缺乏差异性,包括:吹哨劳动者的保护要件设定不合理;告发程序欠缺整体性与妥当性;奖励机制难以克服固有的价值冲突。第三,遭到报复性措施的吹哨劳动者保护与救济机制不能适应实践需求,包括:报复性措施的认定依据缺失;报复性措施的救济程序失灵;报复性措施的责任承担规则欠缺合理性。第四,难以有效解决集体劳动关系中的报复性措施争议。对照美国的制度经验,我国的吹哨劳动者保护法治应当作出如下完善:第一,明确吹哨劳动者保护的集中性立法模式,包括:妥善处理吹哨劳动者保护中的法律价值冲突;推进吹哨劳动者保护的社会共治机制。第二,从“范围-要件-程序”上建立分层一致的权益保障模式,包括:扩展吹哨劳动者的保护主体范围且实现差异化对待;吹哨劳动者的保护要件设定合理化;完善分级分层、有序衔接的告发程序;改进奖励机制以消除内在价值冲突;健全吹哨劳动者的举证责任和因果关系认定机制。第三,明确报复行为、具体救济程序及增加追责方式以完备权益救济机制,包括:合理确立报复性措施的认定标准;完善报复性措施的司法救济程序;完善报复性措施的行政救济程序;增加惩罚性赔偿的追责方式。
郭鹏飞[6]（2021）在《中国资源环境审计的发展历程、理论表征与实践深化》文中研究指明在30多年的历程中,我国资源环境审计经历了探索、起步、发展、提升的阶段,从嵌入其他审计业务中关注资源环保资金事项,到形成离任审计、跟踪审计和专项审计的模式逐步壮大成熟。发展的逻辑脉络体现为:从专项审计转向离任审计、跟踪审计和专项审计并立,从资金审计转向资金、绩效和履责的综合审计,从单一自然资源要素审计转向全要素生命共同体审计,从具体问题查证转向全面系统评价,从传统审计方法转向大数据审计方法。植根于实践,我国资源环境审计形成了代表性的理论维度:鉴证论、问责论、反腐论、治理论。针对中央审计委员会构建集中统一、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审计监督体系这一要求,分析资源环境审计目前在项目安排、组织方式、审计方法、结果运用、人力资源建设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政策建议。
胡耘通,刘桂江[7]（2020）在《促进党内监督实现的国家审计路径探析》文中研究说明在反腐倡廉的时代背景以及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下,审计是服务于党和国家监督机制的重要主体,是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途径。关于国家审计促进党内监督实现协同治腐的研究成果亟待深入。廓清国家审计与党内监督的关联机理,并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阐述国家审计促进党内监督的发展现状,基于管理体系的整体框架,分别从机制构建、组织优化、技术改进等三方面探索反腐背景下国家审计促进党内监督的实现路径。
李保伟,刘伟娟,李艺晖[8]（2020）在《后精准扶贫政策跟踪审计重点和路径研究——基于17个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文中研究说明政策跟踪审计是监督公共政策高效执行的一种重要政策纠偏反馈机制。文章基于审计署对精准扶贫政策跟踪审计的具体要求,构建了实现高减贫成效的影响因素框架,以2017—2018年全国17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精准扶贫政策实施情况为研究对象,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QCA）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揭露扶贫领域重大违纪违法问题、监督扶贫项目建设运营情况以及监控扶贫资金使用绩效始终是后精准扶贫政策跟踪审计工作的重点,最后提出两条高效审计路径。
陈辉[9]（2020）在《监察委员会处置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处置权是监察委员会依据法定程序作出的具有强制执行力的处置性决定权,兼具纪律检查权与国家监察权、实体权力与程序权力、判断力与执行力的双重属性,可分为建议型处置、处分型处置和移送型处置等三种类型。处置权的运行原则,包括职权法定、程序正当、监察独立、处置协同等。在现行人大至上的宪法体制之下,协调好监察委员会处置权与人大罢免权、行政惩戒权、检察监督权和审判权之间的关系,是监察委员会处置权运行的正当性基础。监委行使处置权应受人大监督,处置权与罢免权存在职能分工且互不替代。从制度运行层面看,监委会对人大机关领导人员、人大选举任命官员及人大代表履行撤职或开除等处置职权时,与人大罢免权存在不同程度的张力。在协调机制上,对涉及人大机关领导人员的监督,应通过提级管辖的方式来消解监察全覆盖与人大至上权力体制的逻辑悖论;对人大选举任命官员的处置应坚持与人大人事监督进行协同;对人大代表的处置应遵循政治责任优先原则。监委会与检察院存在监督与制约关系,前者有权对后者公职人员进行监督,但不宜对后者是否履行法定职责进行监督;后者通过对前者职务犯罪调查活动的合法性监督、决定是否批准逮捕及提起公诉等方式对其进行制约。立足于审判中心主义的理念,应当对监委会监督审判机关公职人员的范围进行限缩,并遵循正当程序原则。审判机关对监察机关的制约包括对移送审查起诉刑事案件和对从宽处罚建议的司法审查,以及对处分型处置措施的有限监督等。宪法创设“执法部门”概念在于迎合监察体制改革法治化的需要,强化执法部门与监察机关的配合与制约。处置权和行政机惩戒权分属于异体监督和同体监督,前者可以对后者进行再监督,而后者则可以通过先行处分的方式制约监察机关的处置措施。适用边界遵循法律保留,处理程序遵循监察优先,运行方式遵循权力协同共同构成了内外两种监督机制的协调路径。建议型处置权是一种附条件的强制性执行权力,是监察机关处置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监察建议这一法律概念,应进行限缩解释,并对被派驻监察主体“根据授权”提出监察建议的条款进行合理规制。此外,在设定适用事由时,应从监察建议制度的目标能否实现和监察建议是否会侵犯其他权力的核心领域等两点加以考量。监察问责制度存在供给不足的问题,有待进行法制化完善。从宽处罚建议是监察法为实现监察程序与司法程序衔接的制度安排,具有法法衔接与资源优化,利益平衡与人权保障的双重价值取向。从宽处罚建议具有独立价值和一定的证据属性,应被赋予独立的法律地位;其法治化路径,应围绕法法衔接背景下的制度整合,配合与制约原则下的司法回应,以及审判中心主义视角下的司法审查等三个予以展开。处分型处置权是监察机关处置权的核心内容,兼具实体性与程序性、独立处置与协同处置等特点。政务处分在类型上属于典型的处分型处置措施。在现行双轨处分体制下,监察机关的配置模式难以满足政务处分制度的任务需求,且任免机关、单位的处分权难以有效行使。对此,有必要从“异体监督”与“同体监督”监督模式视角下厘定政务处分和处分的关系,明确监委会对任免机关、单位惩戒权的监督与制约、以及二者的分工、配合与制约关系。基于对法律规范结构的分析,应当将违法作为政务处分的适用事由。对监察对象道德审查的法治安排、重典治吏传统监察文化的传承以及公职人员模范遵守法律的义务要求,是确立政务处分违法事由的法理基础。监察法治原则导控下政务处分违法事由的规范路径,在形式上要求违法事由应当法定,在实质上要在合理划定违法行为事由类型的基础上,实现违法行为与政务处分的轻重程度相匹配。政务处分程序具有独立性、封闭性、二元结构性和多样性的特征。整体上看,政务处分程序在内容上可分为一般程序、特别程序和救济程序三大板块。如何在法律程序框架内对政务处分程序进行体系化构建,是今后理论研究和立法完善的努力方向。移送型处置权主要是指监委会将其案件移送相关部门处理的权力,主要是指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的权力。移送审查起诉是职务犯罪案件从监察程序切入诉讼程序的端口。监察案件转化为刑事案件应当以检察机关通过受理程序接受监察案件材料为节点。退回补充调查的程序在属性上应当界定为司法程序。监察证据与刑事诉讼证据的同质性、刑事诉讼法在监察程序中的可适用性是在职务犯罪领域构建具有可操作性、层次化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前提要件。基于移送审查起诉是监察机关作出的最为严厉的处置措施,有必要强化移送审查起诉处置措施的内部规制机制。检察机关对移送案件的审查包括案件受理时的审查和案件受理后的审查。前者侧重于形式审查,由检察机关案件管理部门负责,而后者侧重于实质性审查,由公诉部门负责。对职务犯罪行为的调查活动,检察机关应有权介入,但应将审查范围框定在非法取证领域,对监察机关的内部审批程序,因其并不遵循刑事诉讼的程序逻辑,不宜直接审查。
杜方正[10]（2020）在《我国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我国国有企业面对刑事法律风险防控的现实难题,在犯罪论实践上的首要反应,当属建立企业层面的刑事合规管理体系。上位法需求、合规制度的来源构成与行政监管要素是当前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现实境遇。合规文本模式导致刑事合规风险识别的形式化、有效合规判定基准偏离刑事合规的预设轨迹以及法律程序性障碍影响刑事合规目的判定是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适用的主要问题。刑事合规本质上是由国家与企业出于保护企业合法权益之共同目的,采取的刑事实体、程序性及企业内部风险控制手段在内的各项管理运行机制与措施。建构与完善企业合规制度是维护企业正常生产经营与实现内部治理的潜在要求。国有企业开展刑事合规管理有着天然的法理基础与实践来源。风险刑法理论、情境预防理论以及刑法治理模式理论成为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研究不可或缺的理论依据。国家法层面的刑事合规、国有企业层面的刑事合规以及国资监管层面的刑事合规是国有企业三阶层刑事合规基本分类。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的必要性在于,国有企业是最为重要的合规主体,具有明显的法律拟制属性,刑事合规具有法治国企建设的内生动力。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的价值取向在于实现犯罪预防的目的。实现现代企业治理则属于国家和企业共同的价值目标。刑事合规制度的风险防控既力求避免国家法层面的刑事法律风险,也对企业层面的刑事合规风险识别与评估设置必要“警戒线”,不断探索适合自身的基础路径与合规风险传导机制。准确识别与评估刑事合规风险是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管理的关键。刑事合规风险的识别与评估以审计监督、监察监督与专项合规管理为基础路径,主要针对商业活动与生产经营中的贪污贿赂型刑事合规风险、职权型刑事合规风险与经营型刑事合规风险。在刑事合规风险传导基理上,刑事合规管理体系是刑事合规传导阻断机制的基准阀门,刑事合规风险传导具有不确定性与跳跃性的基本特性。常规型刑事合规风险传导与突发型刑事合规风险传导共同构成了国有企业刑事合规风险传导的标准化模式。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管理的行政监管逻辑起点体现在行政监管与刑事合规的零和博弈,两者难以调和的矛盾成为合规管理首要面对的难题。行政和解的引入具有法定意义结案机制的参考价值,是有效刑事合规前置径路的必经环节,更是刑事合规立足长远的借鉴之策。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管理的行政监管逻辑构造则表现于对国有企业多重风险治理体系的反思。毫无疑问,国有企业刑事合规上的突破与进展,必然需要对现有的刑事合规管理架构进行必要的整合与改造,创设与组建统一的综合性合规部门,统筹管理国有企业风险防控事项;合理协调监察与刑事合规职能关系,突出合规的前置刑事合规风险防控特征;突破西方产权理论束缚,完善国有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特殊合规激励政策机制;突破反腐败、反欺诈和反贿赂刑事合规领域,以刑事罪状论构建刑事合规职能视阈。刑事合规制度是否有效且得到充分地遵守与执行,关键在于合规管理运行机制的有效与否。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管理的有效证成既遵循一般企业合规的客观规律,无一例外地围绕保证企业实现合法合规经营为根本目标。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有效性证成紧紧围绕刑事合规制度正当化与刑事合规制度的开放性展开。流于形式的刑事合规管理更是对企业有限管理资源的浪费与实质阻碍。正在走向成熟与完善的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管理应当力求在法律逻辑与司法实践中回避“故步自封”与“因循守旧”。作为迅速发展的一门科学,刑事合规需要有“海纳百川”之气度和“兼容并蓄”的气魄,敢于尝试、能够突破,于正当化基础之上实现刑事合规制度的“行稳致远”。国有企业刑事合规旨在建立以反腐败、反贿赂为中心的重点领域合规管理与合规制度体系。通过引入预防商业贿赂合规失职罪的法律适用,反商业贿赂立法应坚持主体身份的一致性、合规体系的衔接性与资产保护的平等性等基本要素,以非自愿的排除性、出罪功能的自治性与追诉权的裁量性等维度构建刑事合规出入罪机制。刑事合规激励制度是国有企业建立与完善合规制度与体系的动因,也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合规管理体系上的程序性展现。提倡依托行政与刑事合规激励新机制,激发“先行先试”国有企业在实现合规管理有效性与风险防控上有所突破与日臻完善,为全面推行企业合规制度奠定坚实环境基础与提供行动范本。
二、浅谈财经领域违纪违法问题的审计查证方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浅谈财经领域违纪违法问题的审计查证方法（论文提纲范文）
（1）略论干部学习培训全过程监督体系构建（论文提纲范文）
| 一、干部学习培训期间违纪违法特点分析 |
| (一)案例具有相似性 |
| (二)问题发生具有不确定性 |
| (三)问题具有顽固性和反复性，但总体呈下降趋势 |
| 二、干部学习培训期间违纪违法原因分析 |
| (一)干部理想信念出现动摇，价值观发生扭曲 |
| (二)所在单位领导主体责任意识不强 |
| (三)干部教育培训机构履职把关不严 |
| 三、干部学习培训全过程监督体系构建 |
| (一)派出单位要强化主体责任，确保监督执纪全覆盖 |
| 1.要提高政治站位，继续强化干部对参加学习培训重要意义的认识 |
| 2.加大惩处，增强案件震慑力 |
| 3.严格财经纪律，加强财经审核监督力度 |
| 4.进一步加强纪律作风建设，打造良好政治生态 |
| (二)干部教育培训机构要完善制度治理体系，严格落实各项管理规定 |
| 1.要细化制度，确保执行到位 |
| 2.要建立“四全”管理体系，建立健全学习培训监督的闭环 |
| 3.通过多种途径、手段，营造良好学习氛围 |
| 4.干部教育培训机构应充分发挥思想理论教育优势，从思想根源上防范问题 |
| (三)干部个人要坚定理想信念，端正学习培训态度 |
| (四)发挥审计监督效能，杜绝培训期间违纪违法财务把关漏洞 |
| (五)调动社会监督力量，减少干部培训期间违纪违法问题发生空间 |
（2）新时代国家审计信息供给优化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文献回顾与评述 |
| 二、国家审计信息供给构成要素 |
| (一)国家审计信息供给主体 |
| 1.国家审计机关。 |
| 2.中央审计委员会及省、市、县级党委的审计委员会。 |
| (二)国家审计信息供给客体 |
| 1.人大及其常委会、人民政协。 |
| 2.同级党委、政府。 |
| 3.纪检监察机关、司法机关等监督部门。 |
| 4.新闻媒体、社会公众。 |
| (三)国家审计信息载体 |
| 三、当前我国国家审计信息供给中存在的短板 |
| (一)审计信息以反映经济活动的信息为主体，在内容的覆盖面上有一定局限 |
| (二)审计信息生成依赖传统的审计查证手段，在信息丰富性不足 |
| (三)审计信息公开以审计结果公告为主渠道，公开的广度和深度上有待加强 |
| (四)国家审计信息载体的格式偏单调，信息公告的吸引力有待提升 |
| 四、新时代国家审计信息供给优化路径 |
| (一)明确国家审计监督边界 |
| (二)强化审计机关分析评估职能 |
| (三)加强国家审计信息公开力度 |
| (四)优化国家审计信息载体的表现形式 |
（3）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演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特色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无产阶级政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特殊性要求 |
|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阶级国家和政党腐败根源的分析 |
| 一、腐败植根于私有制 |
| 二、腐败源于国家和社会的异化 |
| 三、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政权本质上是廉洁政治 |
| 第二节 列宁的探索和国外无产阶级政党、国家拒腐防变的历史困境 |
| 一、非无产阶级思想侵蚀的挑战 |
| 二、权力腐蚀的挑战 |
| 三、制度化不足的挑战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问题的提出 |
| 一、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拒腐防变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
| 二、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的主线是制度化 |
| 三、拒腐防变制度化和群众参与辩证关系的处理是影响拒腐防变历史进程的重要变量 |
| 四、本文的核心概念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早期探索(1921 年至1949 年)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原则框架 |
| 一、思想建党优先:化解党的组织先进性和广泛性的矛盾 |
| 二、民主集中制:避免家长制和极端民主化两个极端 |
| 三、党的群众路线:克服官僚主义、民粹主义两种倾向 |
| 第二节 延安整风运动与思想教育的制度化 |
| 一、中国共产党思想教育的早期实践 |
| 二、党组织的发展壮大与清理整顿 |
| 三、延安整风运动确立思想改造、思想拒腐的典型范式 |
| 第三节 组织机构制度化的三大要件 |
| 一、基层组织建设 |
| 二、“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 |
| 三、反腐败专门机构和党的纪律的实施 |
| 第四节 拒腐防变群众参与的制度化 |
| 一、井冈山的工农兵民主政治 |
| 二、苏维埃反贪污浪费工作中的群众参与 |
| 三、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民主监督和廉政实践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新中国建立早期拒腐防变制度化的探索深化(1949 年至1965 年) |
| 第一节 全国执政后拒腐防变形势的变化 |
| 一、党内贪污腐化、违法乱纪、道德堕落现象较革命时期大幅增加 |
| 二、正在形成的科层化国家管理体制预防显性腐败与滋生隐性腐败的双重性 |
| 三、毛泽东和刘少奇、邓小平对拒腐防变制度化与群众参与关系的认识分歧 |
| 第二节 50 年代初整风整党对延安整风模式的深化 |
| 一、整风与整顿干部、执行纪律结合 |
| 二、整党与清理党员、组织建设结合 |
| 三、整风整党与“三反”等反腐败运动结合 |
| 第三节 纪委、监委等反腐败专门机构的建立 |
| 一、组织机构的建立和发展 |
| 二、职责范围的框定 |
| 三、领导体制的变革 |
| 四、基本工作规则与程序的建立 |
| 第四节 拒腐防变群众参与的制度化和反制度化 |
| 一、人民监督制度的建立和实施 |
| 二、社教运动:群众参与制度化和反制度化的分水岭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改革开放后拒腐防变制度化的恢复发展(1978 年至2012 年) |
| 第一节 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条件下拒腐防变制度化的历史必然性 |
| 一、放弃群众运动反腐 |
| 二、腐败的严重情况“不是过去‘三反’、‘五反’那个时候能比的” |
| 三、邓小平的拒腐防变制度化思想 |
| 第二节 1983 年整党确立自上而下的整风整党模式 |
| 一、与日常工作结合,不开展运动 |
| 二、整党中的一切问题由相关党组织讨论解决 |
| 三、严格控制打击面,防止“左”的偏向 |
| 四、审慎稳妥纯洁组织、清理队伍 |
| 第三节 各领域改革和拒腐防变制度构建 |
| 一、党和国家领导体制、领导机构改革 |
| 二、国家公务员制度等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
| 三、价格改革、财政管理改革等经济领域改革 |
| 四、规范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行为 |
| 第四节 反腐败专门机构和反腐败法制化 |
| 一、纪检监察机构的重建 |
| 二、基础性反腐败法律法规的系统构建 |
| 三、“两案”审理、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中对党纪和国法问题的区分 |
| 四、党纪与法律的衔接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新时代拒腐防变制度化进程的加快推进(党的十八大以来) |
| 第一节 制度执行不力的表现、根源和后果 |
| 一、制度执行不力的表现 |
| 二、制度执行不力的根源 |
| 三、制度执行不力的后果 |
| 第二节 习近平的拒腐防变制度化思想 |
| 一、坚持制度完善和制度执行相统一 |
| 二、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统一 |
| 三、坚持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相统一 |
| 四、坚持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统一 |
| 第三节 作为制度执行典范的中央八项规定 |
| 一、中央八项规定是一个制度体系 |
| 二、中央八项规定的主要特点是执行有力 |
| 三、中央八项规定体现了自上而下组织监督和自下而上群众监督的结合 |
| 第四节 腐败惩治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 |
| 一、打破“刑不上大夫”的潜规则 |
| 二、创新审查调查方式,提高办案效率 |
| 三、构建形成国内反腐与国际反腐的闭环 |
| 第五节 巡视制度的调整改进 |
| 一、提升巡视权威 |
| 二、巡视重在发现问题 |
| 三、巡视拓宽了群众参与反腐败的制度化渠道 |
| 第六节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
| 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强化公权力监督的重要制度创新 |
| 二、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解决了反腐败的三大难题 |
| 三、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将反腐败纳入法治化轨道 |
| 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对监委的赋权与限权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历史经验 |
| 第一节 思想教育制度化 |
| 一、必须加强党员干部思想改造,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基础 |
| 二、必须将思想教育与整顿干部、执行纪律、建设组织相结合 |
| 三、整风整党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自上而下有控制、有步骤进行 |
| 四、必须将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结合起来 |
| 第二节 组织机构制度化 |
| 一、必须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筑牢拒腐防变的基层基础 |
| 二、必须坚持任人唯贤,从源头上防治腐败 |
| 三、必须加强反腐败专门机构建设,做到赋权与限权相结合 |
| 第三节 腐败惩治制度化 |
| 一、必须时刻警惕不利环境中的干扰因素,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 |
| 二、必须坚持制度制定和制度执行相结合,完善防治腐败的制度机制 |
| 三、必须坚持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相结合,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惩治腐败 |
| 第四节 权力监督制度化 |
| 一、必须处理好拒腐防变制度化与群众参与的关系,将群众参与纳入制度化轨道 |
| 二、必须坚持以党内监督为主导,自上而下党内监督与自下而上群众监督相结合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4）后精准扶贫政策跟踪审计重点和路径研究 ——基于17个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3.1 政策跟踪审计重点和路径研究 |
| 1.3.2 扶贫政策跟踪审计重点和路径研究 |
| 1.3.3 文献综述简评 |
| 1.4 研究内容、框架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框架 |
| 1.4.3 研究方法 |
| 1.5 本文的创新点 |
| 第2章 概念界定和理论依据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政策跟踪审计 |
| 2.1.2 后精准扶贫 |
| 2.2 相关理论 |
| 2.2.1 公共受托责任理论 |
| 2.2.2 公共选择理论 |
| 2.2.3 国家治理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后精准扶贫政策跟踪审计服务扶贫政策的实现方式 |
| 3.1 开展后精准扶贫政策合规性审计,发挥审计揭示功能 |
| 3.2 开展后精准扶贫政策绩效审计,发挥审计抵御功能 |
| 3.3 加强审计问责,发挥审计预防功能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研究设计 |
| 4.1 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介绍 |
| 4.2 后精准扶贫政策高效减贫模型框架构建 |
| 4.2.1 模型构建的方法基础 |
| 4.2.2 模型构建的思路及原则 |
| 4.2.3 模型构建的维度设计 |
| 4.2.4 模型构建的输入指标 |
| 4.3 案例选取 |
| 4.4 数据收集 |
| 4.5 变量校准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模型分析与研究结果 |
| 5.1 模型分析 |
| 5.1.1 前因条件必要性分析 |
| 5.1.2 组态分析与核心要素分析 |
| 5.1.3 稳健性检验 |
| 5.2 研究结果 |
| 5.2.1 控制扶贫领域重大违纪违法问题是扶贫工作的首要前提 |
| 5.2.2 保证扶贫项目建设运营是实现高减贫成效的重要基石 |
| 5.2.3 确保扶贫资金使用绩效是实现高减贫成效的物质保障 |
| 5.2.4 以人为主的扶贫工作开展路径 |
| 5.2.5 以扶贫资金、项目绩效发挥为主的扶贫工作开展路径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建议与展望 |
| 6.1 后精准扶贫政策跟踪审计重点确定 |
| 6.2 后精准扶贫政策跟踪审计路径建议 |
| 6.2.1 加强扶贫资金项目绩效审计 |
| 6.2.2 加大对基层扶贫干部经济责任审计 |
| 6.2.3 加强审计部门与其他监督部门的协同配合 |
| 6.3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和其他科研情况 |
（5）美国吹哨劳动者的法律保护及其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研究现状综述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 1.3.2 我国研究现状 |
| 1.3.3 研究现状总结 |
|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本文的创新点和不足 |
| 第2章 吹哨劳动者保护的基本法理 |
| 2.1 吹哨劳动者的概念与特征 |
| 2.1.1 吹哨劳动者的概念界定 |
| 2.1.2 吹哨劳动者的法律特征 |
| 2.2 吹哨劳动者保护的必要性 |
| 2.2.1 促进吹哨劳动者的“问题发现者”功能发挥 |
| 2.2.2 消除吹哨劳动者的身份泄露、违约责任、被企业打击报复等个人风险 |
| 2.3 吹哨劳动者保护的主要内容 |
| 2.3.1 吹哨劳动者的身份保密机制 |
| 2.3.2 吹哨劳动者的违约责任豁免规则 |
| 2.3.3 吹哨劳动者劳动条件、劳动合同的保障措施 |
| 2.4 吹哨劳动者保护的全球法治实践 |
| 2.4.1 国际组织层面的法治实践情况 |
| 2.4.2 国家层面的法治实践情况 |
| 第3章 美国吹哨劳动者保护的法治框架 |
| 3.1 美国吹哨劳动者保护的成文法发展 |
| 3.1.1 国会立法层面 |
| 3.1.2 行政法规层面 |
| 3.2 美国吹哨劳动者保护的判例法发展 |
| 3.2.1 吹哨主体方面的重要判例 |
| 3.2.2 吹哨程序方面的重要判例 |
| 3.3 美国吹哨劳动者保护的限制情形 |
| 3.3.1 基于雇主名誉权保障的限制情形 |
| 3.3.2 基于劳动者附随义务的限制情形 |
| 第4章 美国吹哨劳动者保护的重要议题 |
| 4.1 吹哨劳动者的主体保护范围 |
| 4.2 受法律保护的告发内容 |
| 4.2.1 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形 |
| 4.2.2 影响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企业管理不当与权利滥用情形 |
| 4.2.3 危险情形 |
| 4.3 吹哨劳动者的保护要件 |
| 4.3.1 告发事实的违法性认知判断——合理确信标准 |
| 4.3.2 吹哨劳动者的主观动机 |
| 4.3.3 匿名告发的保护必要性 |
| 4.4 吹哨劳动者的合法告发程序 |
| 4.4.1 在工作场所进行的内部告发程序 |
| 4.4.2 向主管部门告发的外部告发程序 |
| 4.4.3 向社会媒体等告发的外部告发程序 |
| 4.5 遭到报复性措施的保护与救济机制 |
| 4.5.1 身份保密与匿名告发保护措施 |
| 4.5.2 工作场所的保护措施 |
| 4.5.3 对法律行动的保护措施 |
| 4.5.4 人身安全的保护措施 |
| 4.5.5 对干扰吹哨劳动者的制裁措施 |
| 4.5.6 遭到报复性措施的救济措施 |
| 4.6 法律责任 |
| 4.7 对集体劳动关系领域的吹哨劳动者保护措施 |
| 第5章 美国吹哨劳动者保护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
| 5.1 我国吹哨劳动者保护的法律规范现状 |
| 5.1.1 我国吹哨劳动者保护的立法梳理 |
| 5.1.2 我国吹哨劳动者保护的立法分析 |
| 5.2 我国吹哨劳动者保护的实践现状 |
| 5.2.1 基于劳动仲裁案例的实证分析 |
| 5.2.2 基于民事司法判例的实证分析 |
| 5.3 我国吹哨劳动者保护的法律规范缺失与不足 |
| 5.3.1 现有的分散式立法模式难以实现保护的长效化、统一化 |
| 5.3.2 有关吹哨劳动者的法律规范体系难以满足保护的现实需求 |
| 5.3.3 遭到报复性措施的吹哨劳动者保护与救济机制不能适应实践需求 |
| 5.4 美国吹哨劳动者保护法治对我国的借鉴 |
| 5.4.1 基于我国实际推动吹哨劳动者保护模式法定具体化及系统化 |
| 5.4.2 从“范围-要件-程序”上建立分层一致的权益保障模式 |
| 5.4.3 明确报复行为、具体救济程序及增加追责方式以完备权益救济机制 |
| 第6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中国资源环境审计的发展历程、理论表征与实践深化（论文提纲范文）
| 一、文献综述 |
| （一）我国资源环境审计的发展历程研究 |
| （二）我国资源环境审计的理论研究 |
| （三）我国资源环境审计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
| 二、我国资源环境审计的发展阶段 |
| （一）探索：嵌入式开展 |
| （二）起步：设立机构 |
| （三）发展：全国普遍实施 |
| （四）提升：新业务新格局 |
| 三、我国资源环境审计发展的逻辑脉络 |
| （一）从专项审计向离任审计、跟踪审计和专项审计并立的格局转变 |
| （二）从资金审计向资金、绩效和履责的综合审计转变 |
| （三）从单一自然资源要素审计向全要素生命共同体审计转变 |
| （四）从具体问题查证向全面系统评价转变 |
| （五）从传统审计方法向大数据审计方法转变 |
| 四、我国资源环境审计实践发展中的理论表征 |
| （一）鉴证论 |
| （二）问责论 |
| （三）反腐论 |
| （四）治理论 |
| 五、我国资源环境审计深化发展面临的实践难题 |
| （一）项目安排上，如何实现统筹整合 |
| （二）组织方式上，如何有效上下联动 |
| （三）审计方法上，如何推进深度融合 |
| （四）审计结果运用上，如何增强监督效能 |
| （五）人力资源上，如何建设专业队伍 |
| 六、我国资源环境审计深化发展的政策建议 |
| （一）实施年度项目计划制度，保障离任审计、跟踪审计和专项审计发挥合力 |
| （二）依托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建设资源环境审计的上下联动体系 |
| （三）加快建设自然资源资产数据共享平台，开发多类型数据融合分析体系 |
| （四）加强顶层设计，建立资源环境审计结果运用的一体化机制 |
| （五）制定资源环境审计人才队伍建设的措施 |
（7）促进党内监督实现的国家审计路径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一、国家审计与党内监督的关联机理 |
| (一)监督目标的共赢性 |
| (二)监督客体的共有性 |
| (三)监督方式的共通性 |
| (四)监督结果的共享性 |
| 二、国家审计促进党内监督的发展现状 |
| (一)理论现状 |
| (二)实践现状 |
| (三)现状概述 |
| 三、国家审计促进党内监督的实现路径 |
| (一)机制构建 |
| 1.计划衔接机制 |
| 2.跟踪反馈机制 |
| 3.信息公开机制 |
| (二)组织优化 |
| 1.组织平台协同 |
| 2.专业人员协同 |
| (三)技术改进 |
| 1.整合监督项目 |
| 2.实行联网对接 |
（8）后精准扶贫政策跟踪审计重点和路径研究——基于17个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文献综述 |
| （一）后精准扶贫政策相关研究。 |
| （二）后精准扶贫政策跟踪审计相关研究。 |
| 三、研究设计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框架构建和案例选取。 |
| 1. 框架构建。 |
| 2. 案例选取。 |
| （三）数据收集及变量度量。 |
| 1. 数据收集。 |
| 2. 变量度量。 |
| 四、数据处理与结果分析 |
| （一）变量的校准。 |
| （二）组态分析与核心要素分析。 |
| 五、后精准扶贫政策跟踪审计的重点和路径 |
| （一）以审查扶贫干部是否有效履责且干部队伍作风是否严肃端正为主，辅之以扶贫项目建设运行情况的审计路径。 |
| （二）以扶贫资金绩效情况审计加之扶贫项目建设运营情况审计为主，以扶贫政策落实情况审计或扶贫体制机制问题审计这二者之一为辅的审计路径。 |
（9）监察委员会处置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的背景及意义 |
| 二、相关研究成果梳理 |
| 三、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监察委员会处置权的概念、类型与原则 |
| 第一节 处置权的概念界定 |
| 一、处置权的意涵 |
| 二、处置权的地位 |
| 三、处置权的双重属性解析 |
| 第二节 处置权的主要类型 |
| 一、处置权类型划分的依据与标准 |
| 二、三种基本处置类型概述 |
| 三、处置权类型化的意义 |
| 第三节 处置权的运行原则 |
| 一、职权法定 |
| 二、正当程序 |
| 三、监察独立 |
| 四、处置协同 |
| 第二章 人大体制下监委会处置权的宪法地位关系 |
| 第一节 处置权与人大罢免权的内在张力及协调 |
| 一、监委会处置权与人大罢免权的关系界定 |
| 二、处置权与人大罢免权的内在张力 |
| 三、处置权与人大罢免权的协调机制 |
| 第二节 检察职能的重新定位及与处置权的配合制约关系 |
| 一、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检察职能的重新定位 |
| 二、监委会与检察机关的关系界定 |
| 三、监委会与检察院的职权衔接 |
| 第三节 审判中心主义下处置权与审判权的配合制约关系 |
| 一、监察体制改革下审判中心主义的宪法意义 |
| 二、监委会对审判人员实施监督的边界 |
| 三、审判机关监督处置权的方式与限度 |
| 第四节 监察独立原则下处置权与执法部门的配合制约关系 |
| 一、监察独立原则下“执法部门”的意涵及地位 |
| 二、处置权与行政惩戒权的关系界定 |
| 三、处置权与行政惩戒权的衔接机制 |
| 第三章 建议型处置权的类型、范围与制度完善 |
| 第一节 监察建议的效力、范围及适用条件 |
| 一、监察建议的强制效力及与其他监察“建议”的区分 |
| 二、监察建议适用事由的合理限定 |
| 三、被派驻监察主体“根据授权”提出监察建议的范围 |
| 第二节 问责建议的定位、问题及法制完善 |
| 一、监察问责制度的基本定位 |
| 二、监察问责制度的供给不足及其问题 |
| 三、问责建议制度法制完善的具体路径 |
| 第三节 从宽处罚建议的定位、边界及司法审查 |
| 一、从宽处罚建议制度的宪法意义 |
| 二、从宽处罚建议的合理定位 |
| 三、从宽处罚建议的范围 |
| 四、从宽处罚建议的制度整合与司法审查 |
| 第四章 处分型处置权的主体、范围与程序 |
| 第一节 双轨制处分体制下的处分决定主体及其关系 |
| 一、“政务处分—行政惩戒”之双轨体制的确立 |
| 二、双轨处分体制存在的问题 |
| 三、双轨处分体制下处分决定主体之间的关系 |
| 第二节 监委会政务处分的适用范围 |
| 一、政务处分“违法”事由的概念阐释 |
| 二、“违法”作为政务处分事由的法理基础 |
| 三、政务处分违法事由的范围界定 |
| 第三节 监委会政务处分程序的构造 |
| 一、政务处分程序的功能与特征 |
| 二、政务处分的一般程序 |
| 三、政务处分的特别程序 |
| 四、政务处分的救济程序 |
| 第四节 问责决定的特征、功能及运行边界 |
| 一、问责决定的非独立性特征 |
| 二、问责决定的功能界定:实现对“关键少数”的监督 |
| 三、问责决定的运行边界 |
| 第五章 移送型处置权的范围、程序及规制路径 |
| 第一节 移送审查起诉的范围界定与构成要件 |
| 一、移送审查起诉的内涵、价值及范围界分 |
| 二、移送审查起诉的构成要件 |
| 第二节 移送审查起诉与审查起诉的程序衔接 |
| 一、监察案件移送至审查起诉阶段的立案衔接 |
| 二、审查起诉阶段退回补充调查的程序属性 |
| 三、移送审查起诉与审查起诉的证据衔接 |
| 第三节 移送审查起诉处置权的内部规制 |
| 一、强化移送审查起诉处置权内部规制的必要性 |
| 二、充分发挥案件审理部门的监督职能 |
| 三、强化层级审批程序的监督功能 |
| 四、完善监察机关对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则体系 |
| 第四节 检察院对移送案件的审查起诉 |
| 一、检察院对移送案件审查的价值诉求 |
| 二、监察规范在检察院审查起诉的可适用性 |
| 三、检察院对移送案件予以审查的内容及后果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10）我国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的制度现状及适用问题 |
| 第一节 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现实境遇 |
| 一、刑事合规制度的法律评价 |
| 二、刑事合规制度的义务来源 |
| 三、刑事合规制度的行政监管 |
| 第二节 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适用问题 |
| 一、合规文本模式导致刑事合规风险识别的形式化 |
| 二、合规管理运行机制偏离企业刑事合规预设轨迹 |
| 三、法律程序性障碍影响刑事合规价值与目的判定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的概念重构与法理探寻 |
| 第一节 刑事合规概念二元视角与基本立场 |
| 一、合规理论框架下的刑事合规 |
| 二、关键概念视角下的刑事合规 |
| 第二节 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法理依据 |
| 一、风险刑法理论的合规导向 |
| 二、情境预防理论的合规指引 |
| 三、企业犯罪治理的合规维度 |
| 四、刑事合规阶层性分类理论确立 |
| 第三节 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的必要性与价值目标 |
| 一、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的必要性 |
| 二、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的价值目标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的风险识别与传导规制 |
| 第一节 国有企业刑事合规风险识别与评估的路径 |
| 一、刑事合规风险识别的基础路径 |
| 二、刑事合规视角下贪污贿赂型风险 |
| 三、刑事合规视角下的职权型风险 |
| 四、刑事合规视角下的经营型风险 |
| 第二节 国有企业刑事合规风险传导的边界与规制 |
| 一、刑事合规风险传导的国企边界 |
| 二、刑事合规风险传导的基本原理 |
| 三、刑事合规风险传导标准化模型 |
| 四、刑事合规风险传导的规制路径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的行政镜像与治理反思 |
| 第一节 行政镜像: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零和博弈 |
| 一、国有企业行政监管的权力来源 |
| 二、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的公法属性 |
| 三、破解之道:行政和解稳步引入 |
| 第二节 治理反思:国有企业多重风险治理体系的重塑 |
| 一、国有企业多重风险治理制度形成与层叠 |
| 二、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管理架构塑造与提升 |
| 三、应然之解:“综合合规职能体系”构建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有效性与证成轨迹 |
| 第一节 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正当化的“抱朴守拙” |
| 一、法人替代刑事责任原则的演进 |
| 二、刑事合规形成机制的预防功能 |
| 三、国有企业刑事合规正当性原则 |
| 第二节 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开放性的“行稳致远” |
| 一、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的开放性 |
| 二、国有企业刑事合规过程再溯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国有企业刑事合规指引与激励的初步方案 |
| 第一节 重点领域刑事法律风险的合规指引 |
| 一、域外专项刑事合规的制度借鉴 |
| 二、反商业贿赂统一立法初步构想 |
| 三、国有企业反商业贿赂合规指引 |
| 第二节 刑事合规激励的刑事政策与行政指向 |
| 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合规适用 |
| 二、国有企业刑事合规激励的基础路径 |
| 本章小结 |
| 余论:企业合规布局的前提与范本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四、浅谈财经领域违纪违法问题的审计查证方法（论文参考文献）
- [1]略论干部学习培训全过程监督体系构建[J]. 李亮,裴君博. 中共桂林市委党校学报, 2021(03)
- [2]新时代国家审计信息供给优化路径研究[J]. 任红梅. 西安财经大学学报, 2021(04)
- [3]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演进研究[D]. 孙新生.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02)
- [4]后精准扶贫政策跟踪审计重点和路径研究 ——基于17个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D]. 刘伟娟. 山西财经大学, 2021(09)
- [5]美国吹哨劳动者的法律保护及其启示[D]. 吴东铂. 华东理工大学, 2021(08)
- [6]中国资源环境审计的发展历程、理论表征与实践深化[J]. 郭鹏飞. 重庆社会科学, 2021(03)
- [7]促进党内监督实现的国家审计路径探析[J]. 胡耘通,刘桂江. 洛阳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06)
- [8]后精准扶贫政策跟踪审计重点和路径研究——基于17个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J]. 李保伟,刘伟娟,李艺晖. 商业会计, 2020(22)
- [9]监察委员会处置权研究[D]. 陈辉. 东南大学, 2020(02)
- [10]我国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研究[D]. 杜方正. 东南大学, 20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