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城市化与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论文文献综述）
王永仓[1]（2021）在《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文中研究说明数字经济是当前全球发展的主流趋势,数字金融是数字经济时代创新活动最为活跃的领域。数字金融以先进的底层技术为依托,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用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为实现普惠金融发展和社会经济包容性增长提供了新的途径。发展壮大农村经济,增加农民创业就业机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是“三农”领域的热点议题,也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经过改革开放40余年的发展,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有较大提高,但是相对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依然较低,城乡收入差距依然较大,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失衡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逐年放缓,农村居民外出就业面临严峻挑战,在农业生产成本“地板”和农产品价格“天花板”的双重挤压下,农民收入持续增长面临较大的压力,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也对农民收入增长带来负面影响。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发展是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渠道,但是中国传统农村金融面临可持续性问题,对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支持乏力,需要寻求新的动力以促进农村居民持续增收。然而,数字金融快速发展可能为农民收入增长带来新机会。随着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人类社会逐步迈入数字金融时代。数字金融作为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高度融合的产物,具有低成本、广覆盖、可持续等优势,降低了信贷服务对财务报表、信贷记录、抵押担保等传统信贷技术的依赖,提高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通过促进消费投资、激励创新创业、支持商业模式创新发展等途径提升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善了农村居民创业就业环境,为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带来更多的机会。数字金融有望通过金融组织与金融服务等方面的创新,不断缩小数字鸿沟,解决农村普惠金融发展长期面临的低收益、高成本、效率与安全难以兼顾等瓶颈问题,可以惠及被传统金融排斥的大量农村居民,有助于缓解他们的金融约束,获得便利低成本的支付、投资理财、融资、保险等金融服务,并改善他们的消费行为,促进他们的创业、投资、经营及就业活动,提高农村资金配置效率,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进而促使农民收入增长。鉴于此,本文以数字金融为切入视角,着重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效应。本文遵循提出问题、理论研究、实证研究与政策研究的逻辑思路,基于中国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实际情况,采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为促进农村数字金融有效普及、推动数字金融发展、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提供政策依据。具体地,本文在深入分析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演变历程及结构变化、数字金融的特征事实及演变趋势的基础上,重点构建了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框架,并运用2011-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综合采用工具变量法、分位数回归法、中介效应模型、门槛估计法、面板半参数估计、空间计量、最小二乘法、倾向得分匹配法、Iv-probit等方法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最后基于结论提出发展数字金融以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内容和研究结论归结如下:第一,中国数字金融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省域间的数字金融差距日趋缩小,但是数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依然存在问题,带来了新的风险并产生新的金融排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收入结构表现出显着的时空差异,各省农民收入差距日渐缩小,农民收入来源呈现出多元化特征,省域间的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呈现出分块集聚的特征;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具有普遍的正相关性,且具有非线性特征。加速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深度融合,推动金融发展提质增效已经成为全球共识。中国各类数字金融业务的应用与普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省域间的数字金融发展差距日渐缩小,金融服务的普惠性明显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显着增强。但是数字金融发展本身及服务实体经济方面依然存在着问题。部分传统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并非因为数字金融而化解,有些问题在数字金融领域反而进一步强化。数字金融发展带来了新的问题和风险,并产生了新的金融排斥。中国数字金融在短期内将会强化监管,长期将会防范风险与鼓励创新并重,以促进普惠金融发展并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收入增长及收入结构表现出明显的时空差异,农民收入水平逐渐提高,收入形态已经高度货币化,收入来源逐渐多元化。工资性收入超越经营性收入成为农民收入增长最主要的来源,转移性收入成为近年农民收入增长的亮点,财产性收入水平依然较低。省域间的农民收入差距总体上表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特征,近年来农民收入差距的收敛速度正在放缓。各省份农民收入增长表现出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农民收入较高的省份、农民收入较低的省份存在分块集聚的特征。伴随着数字金融的发展,农民收入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数字金融发展、数字金融各维度、数字金融的各项业务与农民收入具有正相关性,且具有非线性特征。数字金融与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均具有正相关性,且表现出非线性特征。数字金融与各区域农民收入之间具有正相关性,且存在非线性特征。第二,数字金融发展通过促进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等各项收入增长进而带动农民增收,处于不同收入分位数的群体均能从数字金融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获益较多,在不同区域数字金融发展的增收效应存在显着的差异。首先,无论是数字金融总指数还是各维度指数都与农民收入增长显着正相关,并具有显着的滞后效应。采用过度识别的工具变量GMM和LIML方法对内生性进行控制的估计结果表明上述结论具有稳健性。支付、信贷、保险等各类数字金融业务均能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其次,数字金融对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增长均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再次,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存在显着的地区差异,其中数字金融对西部地区的增收效应最强。最后,各收入分位数上的人群均能从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获益更多。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体现出包容性特征。第三,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具有基于自身非线性特征,并存在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和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首先,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表明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具有非线性特征。随着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水平越过相应的门槛值,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当前所有省份的数字金融发展均跨越了第二个门槛值。其次,总体上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明显,但其各维度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存在结构性差异。覆盖广度存在双重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相应的门槛值,农民增收效应逐步增强。进一步分析表明,覆盖广度与农村人力资本的交互耦合有助于促进农民增收。使用深度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显着。数字化程度存在单一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门槛值,增收效应有所减弱。在样本期内大部分省份的人力资本仍然处在数字化程度增收效应较大的阈值范围内。再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均存在显着的空间集聚特征。总体上数字金融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着,数字金融各维度对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差异。具体来看,覆盖广度不仅有利于本省的农民收入增长,还能提高邻接省份的农民收入增长。使用深度有利于提高本省农民收入增长,但对邻接省份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不显着。数字化程度对本省农民收入增长影响不显着,但是对邻接省份的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第四,数字金融发展促进了宏观经济增长,并主要通过城市化进程进而有利于农民收入增长。在控制经济增长的情况下,产业结构和城市化本身也是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有效渠道。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除了通过中介变量传导之外,还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首先,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显着而稳健的正面影响。进一步考虑到各省份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性,研究发现在中西部地区,以及在初始互联网普及率、居民高等教育比例相对较低省份,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强;在初始传统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私营企业比重较高的省份数字金融的经济增长效应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其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可以通过经济增长进而促进农民增收。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主要通过城市化途径来实现,而产业结构的变迁和城市化也是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再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除了通过中介变量影响农民收入增长之外,还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最后,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传递路径存在区域差异。第五,数字金融促进家庭创业,进而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数字金融使用通过促进农户家庭创业活动,提高创业绩效,从而促进农户增收,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此外,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家庭成员的非农就业,相对于创业家庭,数字金融对非创业家庭的非农就业水平影响更为显着。首先。数字金融使用有助于促进农户家庭收入增长,社区数字金融水平提高对农户家庭增收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具体来看,相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数字金融使用降低了农户的农业收入,提高了非农收入,即数字金融促进农户家庭增收并改变收入结构;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提高对所有农户的家庭增收均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对异质性农户,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增收效应存在差异。总体上,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增收效应随分位点的上升表现出先下降后缓慢增强的特征,对非贫困农户、东部地区的农户以及低社会资本和低金融知识农户的家庭增收效应更强,对贫困农户和中西部地区农户的增收效应较弱。其次,数字金融使用有助于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和提高非农就业水平,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家庭创业和非农就业水平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从创业活动来看,相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数字金融使用能显着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尤其是提高机会型创业的概率,并改善非创业家庭的创业意向;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农户,社区数字金融水平提高对其创业活动具有溢出效应,对创业意向的影响则不显着。从创业绩效来看,数字金融使用能显着提高项目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具有正向溢出效应。数字金融还能改善农户家庭非农就业水平,相对于创业家庭,数字金融使用和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非创业农户的非农就业促进作用更为显着。相较已有研究,本文创新在于:（1）研究视角方面。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并进行实证验证,现有研究通常从某一个方面的来展开。宏观层面,从赋能实体经济的角度讨论数字金融通过经济增长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并逐步检验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传递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在样本期内,经济增长主要通过吸收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微观层面从支持农户家庭创业的视角讨论数字金融对农户家庭增收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家庭创业活动,尤其是机会型创业,并提升了创业绩效,从而促进家庭增收。现有文献关注到数字经济对自雇型就业和受雇型就业的影响,但是很少从微观的角度考察,本文比较了数字金融对创业家庭和非创业家庭就业活动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对非创业家庭的非农就业影响力度更大。即是说,数字金融更有利于增加受雇型劳动者的非农就业机会。（2）研究内容方面。没有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能否从数字金融发展中获得好处,这一点很少有文献进行考察。本文从社区层面考察了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对不使用数字金融家庭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农户家庭收入、家庭创业及非农就业均有正向的溢出效应。关于数字金融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收入增长的影响,目前关注的文献也较少。本文比较了数字金融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的增收效应。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促进了非贫困户的家庭增收,但是对贫困家庭的增收效应不显着。现有文献关注到数字金融对非农收入的影响,但是对农业收入的关注比较少。本文分析了数字金融对家庭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提高了农户家庭非农业收入,减少了农业收入。（3）研究方法方面。本文将面板门槛模型、二次项面板模型及面板半参数模型结合起来以研究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将面板门槛模型与交互耦合协调度模型结合起来研究数字金融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在研究数字金融农户增收效应时使用了OLS、2SLS及PSM方法。现有研究在处理同类问题时通常只考虑了其中的一种或两种方法,本文尽可能把这些方法结合起来,以增强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杜宇[2]（2019）在《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及外部动力评价研究》文中指出农村劳动力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实现经济增长过程中最重要的劳动力要素之一,其转移、流动,是劳动力因素随着空间、地位、结构的变化而实现优化配置的过程,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对农村劳动力转移进行研究是解决城镇化工业化进程中各项难题的起点,也是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的现实基础。本文以31个省市为基本核算单位,估算农村劳动力可输出及输入量,结合农村劳动力转移影响因素,划分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模式。系统地分析影响我国农村劳动力持续转移的动力,将其分为内外两大类,因内部动力的人力资本提升属于长期投资效应,现期应大力提升对农村教育的投入时,更应为农村劳动力有量有质地转移提供良好的外部动力。因此本文有针对性的按农村劳动力转移地不同模式,评价社会公平推动外部动力、经济发展拉动外部动力以及考核经济社会发展协调的综合动力,为农村劳动力持续转移提出有效的对策建议。本文主要内容为以下几点:（1）构建乡村劳动力平衡模型估算31个省市可输出农村劳动力数量,构建劳动力平衡模型估算31个省市输入农村劳动力数量。这两个劳动力平衡模型中的一个关键变量为农业劳动力实际需求数量,通过比较了学术界主要的估算方法的优劣,最终确定采用工日法估算该变量。在此基础上,估算了 31个省市2009～2016年农村劳动力输出和输入量,按照国家统计局区域的划分整合数据,与《农民工监测报告》中相应区域的农民工输出、输入量进行比较,验证估算结果的科学性。根据净输入率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划分了基本类别:高度净输入区域、中度净输入区域以及净输出区域。（2）采用决策试验和评价试验法,确定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因素,结合31个省市估算出的农村劳动力输出量、输入量、净输入量,通过聚类分析法将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划分为五类模式。构建回归模型,通过面板数据分析农村劳动力净输入（或净输出）对每类转移模式的经济增长的贡献,分析结果表明第Ⅱ类外来人口导入模式、第Ⅲ类相对封闭本地自发型流动模式、第Ⅳ类本地人口导出模式中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其经济增长具有显着的贡献。（3）首先确定我国农村劳动力持续转移的内外动力,通过实证分析确定这两类动力所应包含的关键因素。内部动力为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的提升,其关键因素有思想观念、受教育水平、劳动素质与能力、敬业精神与就业收入水平五项,但因城乡人力资本的投资差异、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和农村教育投资困境导致我国现期农村劳动力能力禀赋低,因此应建立良好的外部动力环境,激励农村劳动力自发的提升其人力资本水平。外部动力包括社会公平推动和经济发展拉动,其中社会公平推动包括就业收入公平、教育文化公平、医疗卫生公平和社会保障公平四个关键因素。外部动力经济发展拉动中,因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其有显着贡献的第Ⅱ类外来人口导入模式、第Ⅲ类相对封闭本地自发型流动模式、第Ⅳ类本地人口导出模式中所各自包含的区域面临的经济发展现状及未来发展路径有所区别,因此通过实证分析,确定第Ⅱ类外来人口导入模式的经济发展拉动关键因素为经济实力、经济结构、经济效率和经济潜力四项因素;确定第Ⅲ类相对封闭本地自发型流动模式的经济发展拉动关键因素为产业集聚、资本集聚、人口集聚和技术集聚四项因素;确定第Ⅳ类本地人口导出模式的经济发展拉动关键因素为城乡基础实力、城乡关联强度、城乡统筹能力和城乡竞争潜力四项因素。（4）考虑到教育本身为长期投资效应,以及我国现期农村教育困境,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提升在短期内没有详实的数据做论证评价,因此本文主要对农村劳动力持续转移的外部动力社会公平推动和经济发展拉动做评价分析。首先,采用德尔菲专家咨询法确定社会公平推动评价指标体系,包含4个维度26项指标,通过综合集成法确定指标体系权重,对指标体系的信度和效度进行检验。其次,我国市场经济确立是1992年,从这以后农村劳动力成规模性的开始流动,因此对1992～2016年的社会公平状态进行评价。最后,对31个省市和农村劳动力有显着经济贡献的三类转移模式分别作了社会公平状态的评价。其中,包含第I类超大规模与超强人口集聚模式的北京、上海、天津,第Ⅱ类外来人口导入模式的江苏、浙江、广东和福建与第Ⅲ类相对封闭本地自发型流动模式中的山东这8个省市的社会公平指数高于全国平均值,其余23个省份低于全国平均值,可见我国社会资源过于集中在经济发展好的区域。（5）经济发展拉动评价①采用德尔菲专家咨询法确定三类模式的经济发展拉动评价指标体系,通过综合集成法确定指标体系权重,并对指标体系的信度和效度进行检验。其中,第II类外来人口导入模式的经济发展拉动评价指标体系包含4个维度45个指标、第III类相对封闭本地自发型流动模式经济发展拉动评价指标体系包含4个维度37个指标、第IV类本地人口导出模式经济发展拉动评价指标体系包含4个维度33个指标。②对三个模式各自的经济发展拉动状态进行评价,外来人口导出模式中除经济结构外,其余三个维度对经济起正向效应;相对封闭本地自发型模式,人口集聚和资本集聚发展相对缓慢,资本集聚在四个维度中先下降在缓慢上升,近几年趋于平稳,产业集聚变化幅度最大;本地人口导出模式四个维度的指数都有增长,但都没有超过0.5,涨幅有限。③对外来人口导入模式经济增长潜力分析中,从4个维度中选取关键变量构建模型,对面板数据采用随机前沿和固定效应模型进行评估,分析结果表明劳动产出弹性和资本产出弹性受到结构变化影响出现下降,全要素生产率和人力资本产出弹性受到结构变化影响出现明显上升。对相对封闭本地自发型流动模式的区域进行经济增长潜力分析,考虑要素集聚具有空间相关性,因此构建三个空间计量模型;又因该模式中8个省份差别较大,因此继续细分了四个小模式,分别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山东四个要素集聚都对经济产生增长效应;海南山西体现为资本集聚和人口集聚对本地经济增长产生显着效应;该模式中其余5个省份体现为资本集聚对经济增长产生显着效应。对本地人口导出模式的经济潜力分析中,首先对33个指标通过主成分分析确定6个公因子,构建回归模型,通过面板数据模型分析6个公因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6）经济、社会共同推动农村劳动力持续转移,从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二者之间的发展度、协调度的耦合关系来判定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综合动力。根据发展度和协调度的不同组合划分出耦合程度的四种状态,即（高发展-低协调）组合其耦合程度为系统相悖、（低发展-低协调）组合其耦合程度为低水平耦合、（低发展-高协调）组合其耦合程度为虚假耦合、（高发展-高协调）组合其耦合程度为协调耦合。分析表明,外来人口导入模式从1992～2003年的（高发展-高协调）的协调耦合发展至（高发展-低协调）的系统相悖状态;相对封闭本地自发流动型模式从（低发展-低协调）的低水平耦合发展到（低发展-高协调）的虚假耦合状态。本地人口导出模式则从（低发展-高协调）的虚假耦合变化为（低发展-低协调）的低水平耦合状态。
王通[3]（2019）在《中国社会流动的特殊性：表现、成因及对策研究》文中指出社会流动是指社会成员在地理空间结构（人口流动）和社会阶层结构（阶层流动）中的位置变化。从社会整体来看,社会流动是阶层结构优化的重要形式;从成员个体来看,社会流动是社会成员改善阶层状况或改变阶层类型的关键机制。兼具公共和个人双重属性的社会流动构成社会发展的基本面之一,是解读政治生活的关键视角。根据FJH假设的基本原理,社会流动模式是由社会的分工结构和发展阶段所决定的。在“两化叠加”（现代化和后现代化两个历史阶段近乎于嵌套在一起的时代特征）的时代背景下,描述和解释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流动的特征和规律具有理论和实践等双重价值。对于社会阶层关系的解读,马克思主义阶级范式和韦伯主义阶级范式是两种不同的理论逻辑。具体到社会流动分析,前者以阶层类型转变为聚焦,侧重于解读社会成员在城乡结构和产业结构等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变化,是一种结构性社会流动逻辑;后者偏重于阶层状况的升降变化,是对社会成员在高低有序的地位体系中位置变化的分析,是一种指标性社会流动逻辑。在社会转型期,结构性社会流动逻辑更适合形成对中国社会基本面变迁的有效解读。从历史变迁来看,中国的结构性社会流动模式经历了限制性阶段、区别性阶段和赋能性阶段等转变。这一历史进程是制度性阻滞作用不断弱化,而制度性支持作用日渐显示,同时,社会成员的个人能动作用日益强化的变化过程;并且,呈现出社会流动路径的多元化和社会流动机会的非农化等发展趋势。中国社会流动的特殊性是指中国社会流动的基本特征和内在规律。其中,社会转型是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形成的基础性因素;城乡关系变迁是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成因的基本线索;乡城社会流动为主要形式是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的典型表现。这种特殊性具体表现为宏观、中观和微观等三个层次。在宏观层面,从国内外相关研究的梳理和对比来看,中国社会流动突显社会转型和政府主导等发展性特征,同时,城乡关系变迁和能动作用强化是社会流动模式变迁的重要线索。在中观层面,从社会成员在城乡结构、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中的流动来看,人口流动与阶层流动的含义重合、结构性社会流动与指标性社会流动的结果重合以及乡城社会流动与城城社会流动的时代重合等是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的重要特征。在微观层面,乡城社会流动作为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的主流形式,可以分为联根式社会流动、脱嵌式社会流动和发展式社会流动等三种结果;以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5）相关数据来看,三种乡城社会流动形式的比重分为为45.15%、39.87%和11.54%（其他形式占比为3.43%）。这构成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的基本涵义。形成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的基础性成因在于中国当前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成员从农村向城市迁移,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等是现代化进程中必然的伴生性现象。但是,农村人口基数大以及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上述转型过程的长期性;发展性城乡二元结构和制度性城乡二元结构并存增加了上述转型过程的复杂性;地区间产业布局差异以及公共服务水平梯度格局使得人口流动具备了阶层流动的属性。这构成中国社会流动格局的结构性成因。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升释放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潜力;伴随社会流动,农村社会流动人口由“进城诉求”向“融城需求”转变,产生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需求。在中国社会流动格局的形成过程中,城市社会的人口容量和流动机会等现实制约并没有降低中国社会流动的规模,以非正规就业等形式进行流动成为中国流动人口的能动性选择。在具体的社会流动过程中,贫富差距扩大以及社会资本差距等对不同社会群体的流动能力产生了实质性影响。但是,贫富差距的相对合理水平以及信任文化的可塑属性等则为社会成员的能动精神提供了作用空间。然而,基础教育资源的城乡配置差距弱化了农村社会成员获得优质流动机会的能力,这对政府强化社会公平职能提出了实质需求。对当前的社会流动格局进行综合归纳是学术研究的基本任务。对此,部分媒体和学者偏向于进行阶层固化的解读,并使得阶层固化成为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状况的“热门标签”。作为对当前社会流动问题的集中揭露,这一命题具有一定价值,但也存在夸大社会风险或放大社会问题的偏向,同时,具有理论和事实等双重缺陷。这启示我们对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状况进行更加准确和全面的概括。以社会流动成本变迁作为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状况的综合概括具有可行性和合理性。因为,伴随户籍制度等政治经济改革进程,社会成员跨越制度阻隔的成本降低;服务型政府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等为社会流动增加了权利保障,同时也增加了政府及其他主体提供公共服务的成本;单位体制改革和高等教育扩招等降低了传统流动路径的实际效能,这意味着社会流动群体个人成本的增加。从社会流动成本变迁的视角看,保障畅通且公平的社会流动机制需要政府、社会和个人等多元主体共同分担社会流动成本。这成为流动社会治理的题中之义。政府职能转变是中国社会流动机制变迁的重要线索。比如,政府与市场关系、政府与社会关系以及政府与个人关系等政府职能范围的变迁产生了社会流动机会和流动路径效能等方面的变化。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优化流动社会的治理机制也应该以政府职能转变为着力主线:从政府职能体系维度强化社会职能和优化职责体系;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维度确立政府边界和建设有为政府;从城乡关系变迁维度突出政府责任和推进城乡融合。
裴新伟[4]（2019）在《影响因素与发展趋势 ——新时代中国农民阶层分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的农民阶层分化是一场“从身份到契约”的进步性社会运动,是全面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农民阶层分化的深入,民众的生活水平整体提升、思想观念深入转变、社会结构趋于合理,获致性因素在个人实现阶层转移中的作用更加突出。但是,由于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特征仍然比较明显,加之个体所处的阶级阶层不同、认知能力不同,在社会结构变动中的利益得失和对现象的判断能力也不相同,势必会出现某些难以避免的问题。这些问题或多或少地阻碍着新时代的农民阶层分化。因此,有必要深入分析新时代农民阶层分化的影响因素与发展趋势,并制定应对措施,以此推进农民阶层分化和全面现代化进程。梳理新时代农民阶层分化的新变化,发现其影响因素大致可以分为促成性因素、限制性因素和相机性因素。在不同时期,不同因素对农民阶层分化的作用也不相同。伴随城市化的发展,这些因素的发展趋势主要有:农业现代化水平持续提升、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持续进行、非公有经济快速发展与城乡结构继续变革、城乡社会保障制度持续发生变革、户籍管理制度的控制性功能渐弱和农民的受教育程度继续提高等。以农民阶层分化影响因素的发展趋势为重点,参考国外经验,研究发现农民阶层分化的宏观趋势是:分化的力度将继续加大、分化的速度将先降、再增、后稳定,分化的区域不平衡性将持续得以缓解,城市群仍是人口的主要流入地等。中观趋势是:农业劳动者继续减少与现代农业经营者持续增加、农民工规模达到顶峰与内部结构深刻变革、乡村民营经济就业人员的规模会略有缩减,以及乡村知识分子与社会管理者将持续向城市转移等。微观趋势是:在2030年左右,农业劳动者将减少至5800万人左右,乡村个体劳动者与私营企业主在乡村人口中的占比将下降约0.84个百分点,本地农民工将增长至约1.4亿人,乡村社会管理者与知识分子规模将随着人口向城市流入而逐渐减少,分别减少至680万人和425万人左右,现代农业经营者在乡村人口中的占比将达到约10%,乡村的儿童与老年人在乡村人口中的占比将上升至26%,以及非进城外出农民工总量仍在3300万人左右等。新时代,农民阶层分化中的各种问题依然存在,并可能诱发各种矛盾。这些问题或矛盾在经济发展和农民阶层分化中产生,仍要在进一步的经济发展和农民阶层分化中解决。因此,需要通过加快城市化进程和产业转型升级以扩大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城市入口,通过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促进农业现代化和加快发展农村各类教育以巩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乡村基础,以及通过深化现行户籍制度改革和健全城乡社会保障制度以消除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障碍,促进农民阶层分化深入发展,推进全面现代化进程。
周银坤[5]（2018）在《基于城乡发展差距的“城市利益让渡”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的研究是基于以下两个基本的社会事实:一是,伴随着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生成,作为其对立面的“统筹城乡发展”及“城乡一体化发展”也在向前积极推进;但是,中国的城乡关系是一个结构性问题,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过程是漫长的。尤其是,当这个过程涉及社会利益改革及调整时,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进展就尤其缓慢;在现实中,“城乡差距”与“社会排斥”之间的关系又很复杂。二是,正是因为看到了我国“城乡发展差距”这一现实问题,中央政府正在从顶层设计、国家战略、政策供给等层面,推动“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发展路径。同时,理论界也在讨论社会改革中的“利益让渡”等问题。从这两个基本的社会事实出发,本文着力提出“城市利益让渡”这一理论命题,试图以规范的研究方法,来分析与解释当下中国“城市利益让渡”的相关理论与实践问题。一方面,从学术文献的角度看,“统筹城乡发展”与“城乡一体化发展”方面的研究,是比较深入与透彻的;但是,从“利益让渡”与“社会利益让渡”的角度来研究城乡关系的文献,还显不足。因此,这是一个新的研究命题。另一方面,从政府政策实践的角度看,“城市利益让渡”的相关政策及实践,也没有充分地展开,因此,它是一个新的实践任务。因此,本文的研究重点就在于:提出并论证“城市利益让渡”的命题。这一研究从三个方面展开:第一,以江苏为观察样本,以计量方式分析“城乡发展差距”这一现实问题;第二,以“社会排斥”为理论视角,分析城乡发展差距的原因与症结何在。第三,用三章的内容,从理论资源、现实场域、资源与条件、意愿与能力、动力与阻力等方面进行这一命题的理论建构。对此,本文的研究,展开为以下五个部分:第一章:以江苏为观察样本,计量分析“城乡发展差距”这一现实问题,为“城市利益让渡”这一命题的建构奠定现实基础。本章认为,城乡差距至少要从两个方面来综合考察:一是,江苏省城乡十年来的经济发展差距及其他方面的差距;二是,对江苏省城乡关系的现实境况开展系统的描述性分析,意在揭示江苏省当下城乡关系的现实样态和现实图景。对此,本章主要研究了三个方面的内容:（1）从江苏省的苏南、苏中、苏北三大区域发展的整体差异入手,考察江苏省城乡发展差距的现实样态;（2）对江苏省城乡发展差距的现实水平及其变化趋势进行实证考察;（3）从理论上揭示江苏省城乡发展差距对于全国的代表性与样本性。第二章:题名为:城乡发展差距的症结:排斥性制度。这一章的主要目的是:应用“社会排斥”这一比较新颖的理论来探讨中国城乡发展差距的原因。从学术文献的角度看,关于城乡发展差距原因探讨的文章很多,但是,从社会排斥这一角度展开分析的文献几乎没有。因此,本章选择这一理论框架进行研究,也是为“城市利益让渡”这一命题的论证奠定坚实的现实基础。本章试图解决四个问题,一是,阐述“社会排斥”这一新的理论框架,对于分析城乡发展差距的意义;二是,从社会资源配置的角度来分析造成城乡发展差距的制度设计;三是,从公共服务的角度来剖析城乡发展差距的制度现状;四是,分析了现实中城乡关系中资源配置非均衡性的表现及种类。第三章:题名为:“通过‘城市利益让渡’再造城乡关系”。因此,从这一章开始的连续三章,都是本文的核心内容,即对“城市利益让渡”进行学理论证。而第三章是把本文的主题点明了,也试图把“利益让渡”与“城乡关系”这两个主题的研究“对接”起来。在第三章中,主要想解决三个问题,一是,从学理上寻求“城市利益让渡”的理论资源,这既包括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资源,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还包括当今中国学术界的理论资源。二是,探讨当下中国城乡关系再造的现实场域及其复杂性,即一方面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另一方面,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也在解构着城乡二元结构。三是,对“城市利益让渡”这一命题进行理论建构与论证。第四章:主要是探讨“城市利益让渡”的具体问题,即模式、资源与能力等等。主要想解决三个问题:一是,总结了当下中国社会实践中具有“城市利益让渡”性质的三种模式,即“资源三下乡”、南京“为民服务专项基金”与项目制。二是,探讨了城市利益让渡中的有形资源与无形资源,以及各种具体的资源类型。三是,从主观性与客观性两个方面,分析了城市利益让渡的主观性意愿与客观能力等相关问题。第五章:题名为“‘城市利益让渡’的动力与阻力”。在这一章中,没有采用对策建议或政策建议类题名,是因为,本文认为“城市利益让渡”作为一个命题需要论证与建构,它需要学术、社会与政府的认同与认可,换言之,它离对策建议还有一定距离,因此,不妨我们先来探析它的动力因素与阻力因素。这一章,主要想解决两个问题:其动力因素,是从推动城市利益让渡的内在动力,推动城市利益让渡的外在拉力,推动城市利益让渡的政治压力三个方面展开的;而阻力因素,是从城乡二元结构的固化、区域发展的差异性、城市政府利益权衡的理性化与乡村承接能力的有限性四个方面展开的。
吴琦[6]（2017）在《农民工市民化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及其应用》文中提出新型城镇化是我国深化经济改革的重要环节,也是在供给侧改革时期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引擎。农民工市民化是在强调以人为主的城镇化背景下被提出的,其核心是农村劳动力从农村到城市的全面转移,强调从农民到市民的全方位转变,从破除户籍身份藩篱到逐步剥离捆绑在户籍制度改革下的权利分配制度,构建无差异的社会保障和经济发展福利共享体系。然而,我国作为一个人口庞大的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市场中仍存在较明显的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和城市劳动力内部首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门槛,这都使得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不仅仅要破除“农民工身份”的“显性户籍墙”,还要打破“市民化表现”的“隐性户籍福利墙”。当前农民工市民化相关政策已经在户籍层面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层面开展了一些具体工作和研究,但仍有进一步优化和定量化政策模拟分析的需要。因此,论文试图从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主要特征出发,构建农民工市民化动态CGE模型,对户籍侧农民工市民化政策改革和农民工市民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两个方面进行定量政策研究。本文按照“文献梳理—现状分析—理论建模—政策模拟—政策评估”的逻辑框架展开。首先,系统梳理了农民工市民化内涵、劳动力市场特征与农民工市民化之间的相关研究、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视角下农民工市民化的定量化研究等文献。并在梳理我国当前农民工转移的年龄、区域、就业和转移偏好四大方面特征的基础上,对农民工市民化的数量型广度水平和质量型深度水平进行测算,刻画出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的基本发展态势和未来可能的演进趋势。沿着从市民化广度到市民化深度的渐进式改革思路,依据国务院户籍改革意见的分层次框架,结合渐进式市民化分阶段分步骤的核心思想,遵循“分类型、分地区、定责任”的基本原则,从户口登记、人口统计、转移人口落户制度、农业转移人口权益保障制度四个层面搭建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整体框架,并初步设计了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的实施路线图。结合预测数据和权威报告,总结概括了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下我国劳动力市场可能呈现出的主要特征,主要表现在劳动力供给结构的变化、劳动力市场分割变化引致的职业依赖、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对农民工市民化决策的影响、人力资本引致的劳动力转移矩阵变化这四个方面。这些为后文构建农民工市民化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更新模型历史模拟基线和预测模拟基线和设置政策模拟场景提供了核心思路和量化评估依据。农民工市民化动态CGE模型以CHINAGEM模型为原型,引入劳动力市场内生性分割、有效劳动力方程、价格粘性和工资粘性方程,设置了反映“职业依赖”特征的劳动力供给模块、反映劳动力市场内生性分割的劳动力空缺—填补动态链接机制、反映农村有效劳动力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方程、反映工资粘性和价格粘性的价格模块,不仅可以使得模型中的劳动力市场模块更加符合中国劳动力市场特征,还可以为定量评估农民工市民化政策效应提供更为可行的模拟分析工具。在动态模拟基线方面,本文重新设置了 2006-2015的历史模拟值,同时详细刻画了产业、劳动力供需的历史模拟基线和预测模拟基线。并根据研究需要,从产出、消费、投资、进出口和就业六个方面对产业进行了划分,重新设置了模型的产业划分和产业映射关系。其中,预测模拟的基线设计综合考虑了权威机构和学者的预测数据,2006-2015年中国经济发展惯性路径和人口老龄化与劳动力结构变化特征。运用该模型,本文系统评估了户籍侧改革下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下农民工市民化的经济效应。在户籍侧农民工市民化政策模拟中,考虑了按照当前劳动力市场分割机制和假设劳动力市场完成一体化这两种劳动力市场运行机制。在当前劳动力市场分割机制下的主要结论如下:（1）农民工市民化能扩大就业总规模和优化就业结构。从总量上看,农民工市民化能促进全社会的就业,尤其是吸纳农民工和为农民工提供服务的行业的总就业。从结构上看,农民工市民化中户籍改革、相对工资变动和政策优惠,使得城市劳动力就业增长,农村劳动力就业下降,且城市劳动力增幅高于农村劳动力降幅绝对值,这说明农民工市民化在一定程度上能解决我国城市的隐形失业,为城市产业部门提供更为稳定和更高人力资本的劳动力。当然也不能忽视农民工市民化导致的农业产出的略微下降,在市民化过程中需考虑农村土地转让与农村生产产业化规模化的融合,鼓励家庭农场生产,保障在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同时稳定农业生产,提高农业生产效率。（2）农民工市民化提高了农村劳动力的实际工资水平,降低了城市劳动力的实际工资水平。基于目前我国城乡工资水平差距的绝对值较大,虽然城市劳动力工资水平仍高于农村,但农民劳动力实际工资水平增幅高于城市劳动力实际工资降幅绝对值,城乡工资差距会进一步缩小。因此,这一方面改善了我国城乡收入分配状况;另一方面,工资变化会带动不同行业的资本存量积累,促进我国制造业和服务业产出增长,尤其是为农民工市民化提供服务品的房地产业,卫生和社会工作服务业、教育、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和保险业等。（3）农民工市民化促进了国内消费和投资的增长,并稳步提升了投资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根据樊分解结果,我国居民消费和消费结构向国产品倾斜促进了内需的扩大。在劳动力要素成本整体下降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我国出口规模,带动了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较之当前劳动力市场分割机制,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机制会增强户籍侧农民工市民化政策对经济的正向影响,实际GDP和和实际GNP均明显上升:有效提高了全社会有效劳动力就业水平,且城镇失业状态有所改善,尤其是与CMW-HSH的结果相比,在全社会有效劳动力就业水平提升的情况下,城镇失业率并没有显着增加;产业产出效应更加明显,尤其是房地产业、建筑业、卫生和社会工作、教育、保险业产业产出的增速快,反映出市民化进程中对住房、公共产品和社会保障的需求增长较为旺盛。基本公共服务政策的实施,能有效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为经济发展带来更稳定的城市劳动力供给,提高全社会就业水平。并有利于拉动基本公共服务政策相关产业的产出,尤其是第三产业受益最大。而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既符合我国未来产业结构发展的目标,也能吸纳很大一部分市民化后的“新市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对改善居民福利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消费和投资“两驾马车”的助推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对我国实际GDP的正向拉动作用明显,且长期拉动效应更加显着。但是由于内需相对较快的增长,进口产品价格相对国内成品价格较低,净出口水平会逐渐下降,贸易平衡可能转变为逆差,这可能会让人民币在将来仍面临一定的贬值压力。
吴越菲[7]（2017）在《谁能够成为市民？ ——农业转移人口选择性市民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在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双重意义上改变着社会的群体构成,并由此带动深刻的社会转型。然而,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而言,其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在于在快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同时需要应对农业转移人口经济活动上的“去农业化”（deagrarianization）、社会身份上的“去农民化”（depeasantization）以及地理分布上的“去乡村化”（deruralization）,而这三个进程又通常是相互交错和紧密相关的。中国正经历着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中国语境中的“农民问题”更为迫切地需要重新表达为:如何在城乡二元结构的历史存留和多重社会分化机制的影响中实现农业转移人口的释放、转移、社会流动以及融入现代文明的问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洞察经济社会结构变迁以及身份体系变化的重要现象,其显然不是“农民”向“市民”转变的简单发生,而是被模式化运作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集中在城市权利、城市市场、城市社会三重维度上向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开放。然而,权利的封闭取向、市场的开放取向以及社会的团结取向三者间的内在勾连与张力,引致了城市多重边界向农业转移人口开放的选择性。可以看到,城市边界的开放既是效率与增长的来源,同样也是不平等的生产空间。在新型城镇化和户籍制度改革的背景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模式的变革是否导致了新的不平等形式的出现?当一体化社会形成主导的社会想象,流动与不平等之间的复杂关联显然需要被重新思考。对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而言,一个开放而具有选择性的时代正在来临。它突破了以中央政府中心化运作的“农转非”模式,政府、市场、社会等多重力量参与到“谁能够成为市民”的筛选中来。本文对市民化过程中农业转移人口内部的流动分化（mobile differentiation）和流动不平等（mobile inequalities）问题开展了系统分析,关注于哪些农业转移人口在跨越乡-城边界的过程中表现出了充分的社会流动性,而哪些则没有?本研究试图以“选择性”作为切入点,从结构与行动的视角对三类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进行了比较分析,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不同类型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市民化过程中如何受到结构性力量的选择性影响,其在行动上又具有怎样不同的“选择性”表现。笔者基于对进城农民工、城郊失地农民以及居村农民三种市民化类型的考察,系统展现了“结构性力量”与“主体性力量”所共同形塑的一种“选择机制”及其带来的市民化差异图景。前者涉及到结构性力量运作下的市民化规则以及结构化的资源-机会分配方式。后者则关注到农业转移人口主体的能动行动,也即农业转移人口对于资源-机会的获取和利用,以及对于规则的体察、认知和改变。落脚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中的“选择性”问题,旨在对农业转移人口社会流动的内在分化作出一种机制性的解释。“选择性市民化”所要处理的中心议题是“谁可以进来”和“我要不要进去”之间的相遇、碰撞与张力。在关系主义视角中,结构与能动一体两面地互动,构成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双面叙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日益凸显的高流动性以及城市化、工业化发展的现实撬动了一系列户籍制度改革,其基本线索是由中心化运作的封闭型市民化转向地方化运作的开放型招募。本研究在对市民化进行类型分析的基础上,围绕“谁能够成为市民”,集中回答以下一系列问题:（1）为什么在逐步迈向开放社会的过程中,制度变革表现出双重面貌——既朝向开放的目标,又朝向紧缩的目标?国家治理转型中的制度选择如何为不同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创造了差异化的条件?（制度如何选择）（2）为什么在逐步迈向开放社会的过程中,市场没有自动地趋向于要素的自由流动,而在很大程度上是边界锁闭的?经济转型中的市场选择如何为不同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创造了差异化的条件?（市场如何选择）（3）为什么在逐步迈向开放社会的过程中,地方性社会边界锁闭难以被打破而社会的包容性难以形成?社会转型中的社会选择如何为不同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创造了差异化条件?（社会如何选择）（4）农业转移人口的主体选择:在结构性力量生成的规则与资源-机会结构条件下,农业转移人口为什么产生了差异化的市民化意愿和表现?行动者如何因社会特征和意愿的不同而差异化地理解规则、获得资源和机会?（行动者如何选择）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市民化”议题源自于对终结人口流动、实现人口迁移的现实努力,流动性常常被负面地理解。因此出现了在政策上去压制流动性,在学术研究上聚焦于去除因不完全城市化而带来的流动性。而在这个认识过程中,农业转移人口如何差异化地获得社会流动性却被忽略了。正因如此,本研究希望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研究重新回到对流动性本身的讨论上来,通过一个以结构性力量和主体性力量构成的“选择性”的线索,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内在分化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视角。
赵昀[8]（2015）在《城镇化背景下促进新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财政政策政究》文中指出城镇化、工业化是新疆未来经济发展的必然之路。随着经济的发展,目前新疆城镇化已经进入了高速发展的快车道。《新疆城镇体系规划》（2012-2030年）提出了新疆城镇化发展目标,到2020年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58%。到2030年人口规模达到3000万,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66-68%。截止2013年,新疆城镇人口占44.47%,相比以前已经已经有了很大提高,但是新疆城镇化发展不平衡,南疆和北疆城镇化水平差距很大;农村和城镇发展不协调,农村发展缓慢。要实现《规划》目标,如何把大量的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中去,并真正实现市民化,对统筹好城乡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规划》的指导下,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引导,鼓励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充分利用农村劳动力和城镇化的互补优势,互利双赢的原则,协调好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镇化建设的关系,推动农业产业和农业上下游产业协调发展,这对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缩小城乡贫富差距,这些对新疆社会经济协调稳定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本文一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绍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第二部分介绍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理论基础和财政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及新疆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回顾。第三部分通过抽样调查,旨在了解新疆农村劳动力资源的基本情况,以及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从调查结果来看,总体上新疆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较小,转移地点主要集中在疆内;农村劳动力资源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比例偏小,接受过农业技能培训的比例很小,农村合作社发展规模小,虽然农业人均耕地面积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是农村居民家庭经济收入远低于全国农村居民的平均水平;对已经转移到城镇的农村劳动力资源,在已转移群体中,男性的比例远高于女性,除了文化水平不高外,接受过的专业技能培训的比例也较小;截止目前,农村居民在城镇定居并成为城镇居民还不到5%,城镇生活成本高、没有稳定的住所和工作压力大是导致无法成为城镇居民的主要原因;在已经转移的农村劳动力资源中有79%的人最终将选择返回农村,说明了要实现新疆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并实现其真正市民化还有一定的难度。第四部分从制度、经济和劳动力自身的角度剖析了制约新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因素。从制度上看,农村土地流转机制的不健全,阻碍了农村实现规模化经营;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使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在就业方面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制约了农村劳动力转移。从经济方面看,主要是转移成本高和社会附加成本高;从农村劳动力自身进行分析,主要在于他们受教育水平较低、缺乏专业技能、心理承受能力不强等因素,阻碍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第五部分基于对新疆农村劳动力在转移过程中出现问题,分别从制度上,财政投入和城镇化发展的层面提出了解决新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对策建议。从制度上,一是明确农村土地产权关系,建立健全土地流转制度,保障农村土地流转的合法性、有效性和规范性;二是建成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以消除城乡社会保障制度歧视性待遇,三是统筹城乡劳动力市场,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提高更多的就业机会,为其市民化提高条件。从财政投入上,加大财政对农业的投入,通过财政政策引导新疆发展现代化农业、特色化农业,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释放出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和增加农民收入水平。从城镇化发展上看,通过财政对新疆城镇化发展的支持,在城镇建立更多的廉租性租房,以提高城镇对农村劳动力的容纳能力,同时加强城镇和农村的经济、文化沟通等,以实现其真正市民化。
郝团虎[9]（2012）在《制度、人力资本与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文中指出近期中国经济发展中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如人地矛盾的加剧、创新型国家战略的实施、新农村建设战略的实施、新一轮农村制度改革的启动、民工荒的出现、城市化率过半等；也产生了很多新的问题,如三农问题、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制造业危机问题、城乡差距不断加大的问题、农村人力资本存量日益减少的问题等。这些现象与问题都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有着密切的关系,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再次引起理论界的关注。中国的转移过程伴随着制度转型的过程,制度限制和人力资本限制让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和城乡迁移过程变得更加复杂。所以本文从制度分析与人力资本两个角度讨论转移过程,并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中出现的新现象和新问题作出分析。关于发展中国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研究存在结构主义和新古典主义之间的争论,结构主义聚焦于发展中国家经济中存在的价格刚性、劳动力过剩、资本等的不足、无限供给弹性等特征,强调经济的非渐进性、非连续和非均衡性,突出了宏观结构的作用。新古典主义则聚焦于城乡工资差、预期收益、理性选择、效用最大化、生产要素流动等概念,以个体或家庭为分析单位,强调通过市场的边际调整和对市场的修补达到经济均衡,突出了微观选择的影响。关于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研究的争论有：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定义与数量之争、产生原因与影响因素之争、城市化滞后与超前之争、刘易斯转折点之争、就地转移与异地转移之争等。在理论框架上似乎一边倒地选择了结构主义。中国经济具备了非瓦尔拉斯均衡的相关特征,结构主义更适合中国的经济现实。但是本文认为,中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有其特殊性,转移过程伴随着转型过程,所以制度因素非常重要,不能被剥离出分析框架之外。本文先利用各种统计数据和调研资料描述了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现状。如农村剩余劳动力总量、性别分布、年龄分布、职业分布、接受教育和培训情况、收入水平、就业信息获取方式、输入地输出地分布、居住情况、消费情况、权益保障情况等。然后把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转移过程和特征做比较。发现中国的转移过程呈现出一些独特的规律：城乡差距较大、存量大、转移迅速；产业间的转移和地域间的转移不一致；转移质量低,收入无法维持在城市的基本生存；人力资本禀赋低；永久迁移规模小等。这些特殊规律用二元经济理论无法全部作答。也就是说,二元经济理论在解释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时一定遗漏了一些特别重要的变量,找到这些变量,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特征就更容易把握。这些变量就是制度与人力资本。影响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强制性制度包括：国家发展战略（重工业优先战略、城市优先战略、生产优先战略、创新型国家战略）、土地、户籍、就业、社会保障、住房保障制度等。重工业优先造成工业吸纳劳动力数量有限；城市优先造成农村的落后；生产优先造成对城市基础设施投资较少,国家必须把农民留在农村从而减少消费需求；创新型国家战略忽视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经济地位是劳动力市场均衡的结果、忽视了产业必须符合要素禀赋的问题。土地制度中人民公社的土地公有制造成了农业生产的破坏,导致了逆城市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导致土地零碎化,不利于现代生产要素流入农业。户籍制度导致产业转移和地域转移无法一致,客观上造成了以牺牲转移质量换取转移数量突破的转移方式。就业制度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质量低和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的缺失。社会保障制度缺失导致转移后劳动保护不足,失去了社会安全网的庇护。住房保障制度缺失导致转移后的居住条件非常差。在这些制度限制面前农村剩余劳动力自发进行了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创新和出于降低成本的经济行为选择来弥补转移过程中制度供给的不足。这些制度创新或经济行为选择包括：乡镇企业制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土地制度创新、农民工（劳动力价格双轨制）、物物交换、“隐性补贴”、“城中村”居住等。在制度和结构因素占主导地位时,人力资本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工资决定和就业状况影响不显着,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非正规部门就业的转移方式导致对人力资本投资激励的不足,他们面对一条“S型的人力资本投资曲线”。民工荒的出现、工资的上涨、刘易斯第一转折点的到来,让中国有了回归新古典主义的条件,意味着人力资本开始成为工资决定的主要因素,城乡人力资本投资差距意味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又处于不利的竞争条件下。在引入对制度和人力资本的分析后,本文建立了“二元市场与二元劳动力”模型。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次要市场,由于“两栖式”转移、“隐性补贴”、“城中村”居住等原因,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成本优势,所以城市居民不愿进入；城市居民由于制度优势和人力资本优势而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面临少数高技能农村劳动力的微弱竞争。转移过程中的强制性制度障碍、诱致性制度变迁后的路径锁死都限制着跨市场流动。跨市场流动的可能性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工资上升,农民工（劳动力价格双轨制）、“隐性补贴”、“城中村”等现象消失或转移者人力资本禀赋上升。刘易斯短缺点的到来为跨市场流动创造了条件,它引起本文最后的讨论,即如何创造一个一元的劳动力市场。为了迎接一元劳动力市场的到来,不但要克服强制性制度的障碍；还要通过提高转移质量,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产业转移、产业结构调整等,克服诱致性制度变迁带来的路径锁死。为了促进先进的生产要素流入农业,农业产业化、农业技术革新都要进一步推进,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消除城乡差距,让产业之间的劳动力不受任何限制地自由流动,实现高质量转移。本文的创新点在于尝试建立的“二元市场与二元劳动力”转移模型,并重点讨论了转移中的诱致性制度变迁,讨论了一元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与条件,对人力资本在转移过程中的各个阶段中的作用进行了分析。
刘云喜[10]（2012）在《中国农村经济转型条件下的农民就地城市化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城市化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国家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从城市化的本质来看,城市化是农业生产方式向工业生产方式转变、农村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转变的过程。无论是生产方式的转变,还是生活方式的转变,其主体是农民,因此城市化是农民的城市化。农民可以通过进入城市,融入城市而实现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也可以就地实现生产方式的工业化和生活方式的城市化转变。在“民工荒”、农民“被上楼"、传统进城城市化引发严重“城市病”和“农村病"的现实背景下,以农村经济转型条件下的农民就地城市化为视角展开对农民发展问题的研究,为中国农民的发展探索出新的路径恰恰是本研究的价值和意义所在。农村经济转型本质在于农民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统一,中国农村经济转型现实具有特殊性,但其本质并不例外。本文在对中国农村及其局限分析的基础上,对农村经济转型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梳理。得出农村经济社会转型的主体在于农民,农村经济转型发展要以工业化、城市化为内在根据,以及中国农村经济转型必须改变小农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结论。并以农村经济转过程即农民生产方式工业化和生活方式城市化的过程为基点,首先对作为农民城市化基础的农村工业化之内涵、特征、必要性以及中国农村工业化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展开分析,进而对反作用于农村工业化的农民城市化之内涵、本质、规律、中国农民城市化历程及其经验教训进行研究,并从农村工业化和农民城市化关系的论证中再次验证农村经济社会转型是农村工业化和农民城市化的内在统一这一命题。同时也从中国传统城市化进程经验教训的分析中得出农民就地城市化是农民城市化必然选择的结论。在中国现实背景下,农民就地城市化是重要且必要的,农民就地城市化是中国农村经济社会转型的必要途径。所谓农民就地城市化,就是农民不向城市迁移,而是在现有的居住地,通过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根本转变,实现与城市人（市民）一样的生产和生活的过程。即农民通过由农业生产方式转变为工业生产方式,由农村生活方式转变为城市生活方式,而实现市民身份和待遇的过程。农民就地城市化的本质在于农民身份的转变,以及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农民就地城市化是依据农民素质技能提升,以及作为农民素质技能表现的农村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提高,城市功能逐步在农村得以建立和健全的过程。农民问题的紧迫性,农民进城城市化的局限及其引发“城市病”和“农村病”的严重性,城乡经济社会二元结构引发问题的严峻性,农村经济转型和城市化本质的内在要求等都成为中国农民就地城市化重要性和必要性的佐证。当然,中国农民就地城市化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其可行性主要体现于：农民这一城市化主体,素质技能的不断提升是农民就地城市化的内在根据；农村工业化已经取得的成就,是农民就地城市化的现实依据；现代交通和通讯等基础设施的高度发展,是农民就地城市化的先决条件；现有中心城镇的辐射作用,是中国农民就地城市化的外在动力；农民收入的不断增长和国家对农民发展问题的重视及投入,是农民就地城市化的直接动力；农业机械化和产业化是农民就地城市化的内在驱动力；建设新农村战略的实施,为农民就地城市化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中国农民就地城市化实践的成功范例也证明农民就地城市化不仅不是空想,也不是一般的鼓舞人心的口号,而是具有国际性理论和实践基础的有效的发展道路。在我国,农民就地城市化顺应城乡关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需要,符合占全国总人口50%以上的农村人口的普遍愿望,其实施已是势所必然。因此可以说农民就地城市化是不可阻档的历史潮流。中国农民就地城市化是必要的、可行的,但其发展也需要各种必要条件的积累,因此,采取各种措施促进农民素质技能提升,促进农村工业化发展,促进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促进农村工商企业发展和小城镇建设,同时在现有条件和状况下,发展股份合作制和现在资本农场,是农民就地城市化发展的内在要求。当然,上述措施的实现不应,也不能脱离农民就地城市化的政策制度保障。在农民就地城市化实现和发展的过程中,应当进一步创新产业政策,改革土地制度,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并建立和完善适合农民就地城市化发展的农村村民自治制度。
二、城市化与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城市化与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论文提纲范文）
（1）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2 研究目标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回顾与评述 |
| 1.3.1 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 |
| 1.3.2 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文献 |
| 1.3.3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文献 |
| 1.3.4 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模式及政策措施研究 |
| 1.3.5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数据来源 |
| 1.5 研究框架与路线 |
| 1.5.1 研究框架 |
| 1.5.2 技术路线 |
| 1.6 研究创新与局限 |
| 1.6.1 研究的创新 |
| 1.6.2 存在的局限 |
| 第2章 理论回顾与借鉴 |
| 2.1 金融中介理论 |
| 2.1.1 交易成本理论 |
| 2.1.2 信息不对称论理论 |
| 2.1.3 风险管理理论 |
| 2.1.4 简要评述 |
| 2.2 金融发展理论 |
| 2.2.1 金融结构理论 |
| 2.2.2 金融深化理论 |
| 2.2.3 金融功能理论 |
| 2.2.4 普惠金融理论 |
| 2.2.5 简要评述 |
| 2.3 经济增长理论 |
| 2.3.1 新古典增长理论 |
| 2.3.2 内生增长理论 |
| 2.3.3 包容性增长理论 |
| 2.3.4 简要评述 |
| 2.4 网络经济理论 |
| 2.4.1 网络商品理论 |
| 2.4.2 双边市场理论 |
| 2.4.3 长尾理论 |
| 2.4.4 简要评述 |
| 第3章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框架及研究假说 |
| 3.1 核心概念界定与辨析 |
| 3.1.1 数字金融 |
| 3.1.2 农民收入增长 |
| 3.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间接作用机理 |
| 3.2.1 农户创业 |
| 3.2.2 经济增长 |
| 3.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直接作用机理 |
| 3.4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作用与空间溢出机理 |
| 3.4.1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作用机理 |
| 3.4.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作用机理 |
| 3.4.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机理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数字金融的特征事实与农民收入增长分析 |
| 4.1 数字金融的业务形态 |
| 4.1.1 网络支付 |
| 4.1.2 网络融资 |
| 4.1.3 财富管理 |
| 4.1.4 网络保险 |
| 4.1.5 互联网征信 |
| 4.2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特征 |
| 4.2.1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脉络 |
| 4.2.2 中国数字金融指标体系 |
| 4.2.3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特征评价 |
| 4.3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问题及趋势 |
| 4.3.1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问题 |
| 4.3.2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趋势 |
| 4.4 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演变历程 |
| 4.4.1 超常规增长阶段(1978-1984 年) |
| 4.4.2 波动低速增长阶段(1985-2003 年) |
| 4.4.3 高速增长阶段(2004-2012 年) |
| 4.4.4 新常态增长阶段(2013-2019 年) |
| 4.5 农民收入增长的结构变化 |
| 4.5.1 农民收入结构变化 |
| 4.5.2 结构变动的收入增长贡献 |
| 4.5.3 农民收入的形态结构分析 |
| 4.6 农民收入增长的地区差异及空间分布特征 |
| 4.6.1 各地区农民收入增长时期差异 |
| 4.6.2 农民收入增长的变异系数分析 |
| 4.6.3 四大区域的农民收入增长差异 |
| 4.6.4 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分布特征 |
| 4.7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的相关分析 |
| 4.7.1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
| 4.7.2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结构的相关性分析 |
| 4.7.3 数字金融与各区域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
| 4.8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总效应分析 |
| 5.1 引言 |
| 5.2 模型构建、变量选取与估计策略 |
| 5.2.1 模型构建 |
| 5.2.2 变量选取 |
| 5.2.3 估计策略 |
| 5.3 计量结果分析 |
| 5.3.1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
| 5.3.2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结构 |
| 5.3.3 区域差异分析 |
| 5.3.4 分位数回归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及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6.1 引言 |
| 6.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分析 |
| 6.2.1 模型与变量 |
| 6.2.2 数字金融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 6.2.3 人力资本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 6.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6.3.1 空间相关性检验 |
| 6.3.2 空间计量模型构建 |
| 6.3.3 空间计量结果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经济增长渠道 |
| 7.1 引言 |
| 7.2 模型设定、变量选择与统计分析 |
| 7.2.1 模型设定 |
| 7.2.2 变量选择 |
| 7.2.3 统计分析 |
| 7.3 数字金融与经济增长的计量分析 |
| 7.3.1 基于总体样本的计量分析 |
| 7.3.2 基于细分样本的计量分析 |
| 7.4 数字金融、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的计量分析 |
| 7.4.1 数字金融、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 |
| 7.4.2 拓展性讨论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农户创业渠道 |
| 8.1 引言 |
| 8.2 模型、变量与数据 |
| 8.2.1 模型设定 |
| 8.2.2 变量选择 |
| 8.2.3 数据来源 |
| 8.2.4 描述性统计 |
| 8.3 数字金融与农户家庭增收 |
| 8.3.1 数字金融使用与农户家庭增收 |
| 8.3.2 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农户家庭增收的溢出效应 |
| 8.3.3 农户家庭异质性分析 |
| 8.4 作用机制分析 |
| 8.4.1 数字金融与农户创业活动 |
| 8.4.2 数字金融与农户创业绩效 |
| 8.4.3 拓展性讨论:数字金融与农户非农就业 |
| 8.5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研究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2.1 推进农村数字金融有效普及 |
| 9.2.2 加快数字金融发展 |
| 9.2.3 完善数字金融监管 |
| 9.2.4 加强消费权益保护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2）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及外部动力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价值 |
| 1.3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内容 |
| 1.5 论文技术路线图 |
| 1.6 主要创新点 |
| 2. 文献述评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农村转移劳动力 |
| 2.1.2 农村劳动力转移 |
| 2.2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状研究综述 |
| 2.2.1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规模数量研究 |
| 2.2.2 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相关因素 |
| 2.3 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研究综述 |
| 2.3.1 国别视角下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 |
| 2.3.2 城市化视角下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 |
| 2.3.3 个体选择视角下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 |
| 2.4 农村劳动力转移动力研究综述 |
| 2.4.1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个体动力 |
| 2.4.2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综合动力 |
| 2.4.3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动力评价研究 |
| 2.5 现有研究述评 |
| 3.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估算 |
| 3.1 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估算方法 |
| 3.1.1 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不同方法 |
| 3.1.2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估算方法的比较 |
| 3.2 我国各地区农村劳动力输出数量估算 |
| 3.2.1 我国各地区农业实际劳动力需求数量估算 |
| 3.2.2 我国各地区农村劳动力输出数量估算 |
| 3.3 我国各地区农村劳动力输入数量估算 |
| 3.3.1 农村劳动力输入数量估算方法 |
| 3.3.2 农村劳动力输入数量估算过程 |
| 3.3.3 农村劳动力输入数量估算结果 |
| 3.3.4 农村劳动力输入数量估算结果科学性论证 |
| 3.4 我国各地区农村劳动力净输入分布 |
| 3.4.1 净输入估算方法 |
| 3.4.2 净输入估算过程 |
| 3.4.3 净输入估算结果 |
| 3.5 本章小结 |
| 4.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分析 |
| 4.1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1.1 影响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因素 |
| 4.1.2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影响因素的系统分析 |
| 4.2 划分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 |
| 4.2.1 研究方法与变量说明 |
| 4.2.2 聚类分析的结果 |
| 4.2.3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五类模式 |
| 4.3 农村劳动力持续转移的不同模式区域的比较分析 |
| 4.3.1 农村劳动力转移不同模式区域人口分布比较 |
| 4.3.2 农村劳动力转移不同模式区域经济发展实力比较 |
| 4.4 农村劳动力转移对不同模式区域经济增长影响分析 |
| 4.4.1 模型构建 |
| 4.4.2 模型检验 |
| 4.4.3 分析结果 |
| 4.5 五类转移模式选择三类进行重点分析的说明 |
| 4.6 本章小结 |
| 5. 农村劳动力持续转移的动力分析 |
| 5.1 农村劳动力持续转移的动力构成要素 |
| 5.1.1 内部动力 |
| 5.1.2 外部动力 |
| 5.2 农村劳动力持续转移动力的发展现状分析 |
| 5.2.1 内部动力的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分析 |
| 5.2.2 外部动力的社会公平推动现状分析 |
| 5.2.3 外部动力的经济发展拉动现状分析 |
| 5.3 农村劳动力持续转移不同动力的关键因素 |
| 5.3.1 内部动力农村劳动力能力的关键要素 |
| 5.3.2 外部动力社会公平推动的关键要素 |
| 5.3.3 外部动力经济发展拉动的关键要素 |
| 5.4 本章小结 |
| 6. 农村劳动力转移社会公平推动评价 |
| 6.1 社会公平推动评价指标体系 |
| 6.1.1 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 6.1.2 指标体系的构建 |
| 6.1.3 数据的来源与指标处理 |
| 6.1.4 指标体系的权重 |
| 6.1.5 评价指标体系的信度和效度检验 |
| 6.2 社会公平推动状态评价 |
| 6.2.1 社会公平推动系统评价 |
| 6.2.2 三种模式社会公平推动的状态评价结果及比较分析 |
| 6.3 本章小结 |
| 7. 农村劳动力转移经济发展拉动评价 |
| 7.1 外来人口导入模式经济发展拉动状态评价 |
| 7.1.1 经济发展拉动评价指标体系 |
| 7.1.2 经济发展拉动状态评价 |
| 7.1.3 经济增长潜力分析 |
| 7.2 相对封闭本地自发流动模式经济发展拉动状态评价 |
| 7.2.1 经济发展拉动评价指标体系 |
| 7.2.2 经济发展拉动状态评价 |
| 7.2.3 经济增长潜力分析 |
| 7.3 本地人口导出模式经济发展推动状态评价 |
| 7.3.1 经济发展拉动评价指标体系 |
| 7.3.2 经济发展拉动状态评价 |
| 7.3.3 经济增长潜力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
| 8. 农村劳动力转移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平综合动力评价 |
| 8.1 测算综合动力的模型与方法 |
| 8.2 外来人口导入模式经济发展社会公平综合动力评价 |
| 8.3 相对封闭本地自发流动模式经济发展社会公平综合动力评价 |
| 8.4 本地人口导出模式经济发展社会公平综合动力评价 |
| 8.5 不同模式下经济发展社会公平综合动力比较分析 |
| 8.6 本章小结 |
| 9.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研究结论 |
| 9.1.1 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 |
| 9.1.2 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 |
| 9.1.3 农村劳动力转移动力 |
| 9.2 政策建议 |
| 9.2.1 提升农村劳动力群体的人力资本 |
| 9.2.2 促进农村转移劳动力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
| 9.2.3 推进农村劳动力流入地的社会公平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介 |
| 导师简介 |
| 获得成果清单 |
| 致谢 |
（3）中国社会流动的特殊性：表现、成因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提出及选题价值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选题的价值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国内相关文献综述 |
| 二、国外相关文献综述 |
| 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
| 第三节 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
| 一、理论基础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框架 |
| 一、章节结构 |
| 二、技术路线 |
| 三、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的相关概念与基本涵义 |
| 第一节 概念梳理与辨析 |
| 一、阶级与阶层 |
| 二、社会阶层与社会分层 |
| 三、社会流动:结构性社会流动与指标性社会流动 |
| 第二节 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的基本涵义 |
| 一、中英文研究成果的总体概况及具体比较 |
| 二、对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涵义的初步总结 |
| 第二章 新中国社会流动的历史变迁 |
| 第一节 从二元阻隔到有序推进的政策变迁 |
| 一、计划经济体制背景下的限制性社会流动阶段(1949-1984) |
| 二、经济体制转轨背景下的区别性社会流动阶段(1984-2003) |
| 三、政府职能转变背景下的赋能性社会流动阶段(2003至今) |
| 第二节 制度作用变迁与能动机制强化并存的演变规律 |
| 一、制度因素:作用机制变迁与新生制度问题 |
| 二、能动机制:多元选择与非农趋势 |
| 第三章 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的基本格局 |
| 第一节 当前社会流动的总体概况 |
| 一、当前结构性社会流动的基本现状 |
| 二、社会流动特殊性的基本特征 |
| 第二节 当前社会流动的基本类型 |
| 一、形成背景:从身份到契约的历史演变 |
| 二、基本类型:联根式流动、脱嵌式流动与发展式流动 |
| 第四章 中国当前社会流动格局的基本成因 |
| 第一节 当前社会流动格局的动力机制 |
| 一、社会流动特殊性的结构性动力成因 |
| 二、社会流动特殊性的能动性动力成因 |
| 第二节 当前社会流动格局的制约机制 |
| 一、先赋性差距:经济收入差距与社会资本差距 |
| 二、后致性差距:基础教育资源的城乡配置不均 |
| 第五章 对于阶层固化命题的反思 |
| 第一节 阶层固化命题的问题指向与理论来源 |
| 一、阶层固化命题的问题指向 |
| 二、阶层固化命题的理论来源 |
| 第二节 对于阶层固化命题事实维度的反思 |
| 一、贫富差距现状:纵向对比与横向比较 |
| 二、教育机制影响:农村的社会基本面变迁 |
| 三、对阶层固化命题基于事实维度反思的总结 |
| 第三节 对于阶层固化命题的逻辑反思 |
| 一、问题研判的片面性:形而上,而非辩证性 |
| 二、现实所指的含混性:局部问题,抑或全局特征 |
| 三、分析单位的混淆性:阶层分化,还是社会流动 |
| 四、对阶层固化命题基于逻辑维度反思的总结 |
| 第六章 对于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状况的综合概括 |
| 第一节 以社会流动成本变迁为理论总结的原因 |
| 一、社会转型:社会流动成本变迁的结构性致因 |
| 二、制度变迁:社会流动成本变迁的生态性致因 |
| 第二节 社会流动成本的含义及构成 |
| 一、基本涵义 |
| 二、基本内容 |
| 三、主体构成 |
| 第三节 当前社会流动成本变迁的表现、问题及诉求 |
| 一、基本表现 |
| 二、现实问题 |
| 三、基本诉求 |
| 第七章 优化流动社会治理的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政府职能体系维度:强化社会职能,优化职责体系 |
| 一、政府职能重心转移:突出公共服务,强化社会职能 |
| 二、政府间纵向关系调整:治理重心下移,优化职责配置 |
| 三、政府间横向关系补缺:强化府际合作,构建伙伴关系 |
| 第二节 国家与社会关系维度:确立政府边界,建设“有为政府” |
| 一、政府与市场关系:维护公平竞争,消除流动障碍 |
| 二、政府与社会关系:发挥政府主导,推动多元治理 |
| 三、政府与个人关系:明确责任边界,激励能动精神 |
| 第三节 城乡关系变迁维度:突出政府责任,推进城乡融合 |
| 一、城市维度:提升城市治理水平,增加社会流动容量 |
| 二、城乡结合部:强化社会治理能力,推动管理机制变迁 |
| 三、农村维度:补齐公共服务短板,寻求内生增长动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一.个人简历 |
| 二.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4）影响因素与发展趋势 ——新时代中国农民阶层分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第一节 问题提出与选题意义 |
| 一、问题提出 |
| 二、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 二、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 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
| 第三节 理论基础与框架 |
| 一、基本概念 |
| 二、基本理论 |
| 三、基本观点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三、技术路线 |
| 第五节 创新点与研究限度 |
| 一、创新点 |
| 二、研究限度 |
| 第一章 国外农民阶层分化的实践与经验 |
| 第一节 日本:高度协同与中度推动的分化模式 |
| 一、为何研究日本的农民阶层分化 |
| 二、日本农民阶层分化的历程 |
| 三、日本农民阶层分化的特征 |
| 第二节 英国:中度协同与高度推动的分化模式 |
| 一、为何研究英国的农民阶层分化 |
| 二、英国农民阶层分化的历程 |
| 三、英国农民阶层分化的特征 |
| 第三节 巴西:低度协同与高度推动的分化模式 |
| 一、为何研究巴西的农民阶层分化 |
| 二、巴西农民阶层分化的历程 |
| 三、巴西农民阶层分化的特征 |
| 第四节 经验:国外实践的启示 |
| 一、增进协同:增进农民阶层分化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的协同性 |
| 二、遵循规律:支持城市群优先发展 |
| 三、政府推动:适度发挥政府在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中的作用 |
| 第二章 中国农民阶层分化的历程与现状 |
| 第一节 新时代以前农民阶层分化的回顾 |
| 一、1949 年到1977 年:阶段性分化与整体性停滞 |
| 二、1978 年到1995 年:剧烈分化的开始与对传统观念的冲击 |
| 三、1996 年到2003 年:持续分化与主要流入地开始转移 |
| 四、2003 年到2011 年:快速分化与城乡结构深入变迁 |
| 第二节 新时代以来农民阶层分化的梳理 |
| 一、农民阶级持续分化与新兴阶层不断出现 |
| 二、农民工规模增速回落与内部结构发生变化 |
| 三、非公经济就业人员规模扩大与内部结构深刻变革 |
| 四、乡村社会管理者与专业技术人员继续向城市转移 |
| 第三节 新时代农民阶层分化的影响与性质 |
| 一、积极影响 |
| 二、消极影响 |
| 三、分化的性质 |
| 第三章 新时代农民阶层分化的影响因素 |
| 第一节 影响因素的分类 |
| 一、促成性因素 |
| 二、限制性因素 |
| 三、相机性因素 |
| 第二节 分化的主要影响因素 |
| 一、农业现代化水平持续提升 |
| 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持续进行 |
| 三、非公有经济快速发展与城乡结构继续变革 |
| 四、城乡社会保障制度持续发生变革 |
| 五、户籍管理制度的控制性功能渐弱 |
| 六、农民的受教育程度继续提高 |
| 第四章 新时代农民阶层分化的发展趋势 |
| 第一节 农民阶层分化的宏观趋势 |
| 一、分化力度将继续加大 |
| 二、分化速度将先降再增后稳定 |
| 三、分化的区域不平衡性将持续得以缓解 |
| 四、城市群仍是主要流入地 |
| 第二节 农民阶层分化的中观趋势 |
| 一、农业劳动者继续减少与现代农业经营者持续增加 |
| 二、农民工规模达到顶峰与内部结构的深刻变革 |
| 三、乡村民营经济就业人员的规模会略有缩减 |
| 四、乡村知识分子与社会管理者将持续向城市转移 |
| 第三节 农民阶层分化的微观趋势 |
| 一、农村各阶层现状 |
| 二、农村社会结构变化的微观趋势 |
| 第五章 新时代农民阶层分化中的问题与对策 |
| 第一节 分化中存在的问题 |
| 一、兼业现象普遍与“融城困境”突出 |
| 二、区域、城乡和乡村内部的不平衡问题 |
| 第二节 促进农民阶层分化的对策 |
| 一、增强拉力:扩大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城市入口 |
| 二、加大推力:巩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乡村基础 |
| 三、减少阻力:消除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障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中文出版物 |
| 二、中文期刊 |
| 三、英文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5）基于城乡发展差距的“城市利益让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国内研究成果“形式上的考察” |
| 二、国内研究内容考察:研究主题分类 |
| 三、国外研究文献综述 |
| 四、文献的总体评述与本文的研究方向 |
| 第三节 研究目标、研究设计与方法 |
| 一、研究目标与思路 |
| 二、研究内容与关键问题 |
| 三、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一、可能的创新 |
| 二、研究存在的不足 |
| 第一章 城乡发展差距的实证考察——以江苏为观察样本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起: 以江苏为观察样本 |
| 一、城乡发展中的“两个现象” |
| 二、观察样本选择江苏省的理由 |
| 三、本章的研究思路 |
| 第二节 江苏城乡发展差异的现实样态基于统计数据的描述性分析 |
| 一、江苏省“苏南、苏中、苏北”区域发展的整体差异 |
| 二、江苏省城乡经济发展的差距 |
| 三、江苏省城乡发展其他方面的差距 |
| 第三节 江苏省城乡发展差距的现实水平及变化趋势的实证考察 |
| 一、江苏省城乡发展差距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二、江苏省城乡发展差距的现实水平:基于两种实证分析 |
| 三、江苏省城乡发展差距程度的变化趋势分析 |
| 四、江苏省城乡发展差距的整体性评价 |
| 第四节 城乡关系的逻辑: 利益分配的非均衡性 |
| 第二章 城乡发展差距的症结: 社会排斥 |
| 第一节 社会排斥: 城乡关系的一个分析视角 |
| 一、社会排斥: 一个富有解释力的概念 |
| 二、社会排斥用于中国城乡关系分析 |
| 第二节 资源配置型排斥 |
| 一、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屏障 |
| 二、排斥性的劳动力市场制度 |
| 第三节 公共服务型排斥 |
| 一、二元化的社会保障制度 |
| 二、二元性的医疗卫生制度 |
| 三、城乡分割的二元义务教育制度 |
| 第四节 城乡利益分配的非均衡性 |
| 一、城乡利益分配非均衡性的历史考察 |
| 二、城乡利益分配非均衡性的现实考察 |
| 三、城乡利益分配非均衡性的政治安排 |
| 四、城乡利益分配非均衡性的具体表现 |
| 第三章 通过“城市利益让渡”再造城乡关系 |
| 第一节 “城市利益让渡”的理论资源 |
| 一、西方经济学关于“城乡关系”的理论资源 |
| 二、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反哺农业”的理论阐述 |
| 三、我国学术界关于“城市支持乡村”的探索 |
| 第二节 城乡关系再造的现实场域及其复杂性 |
| 一、当下中国现实场域的复杂性 |
| 二、中国城乡关系的基本格局 |
| 三、现代化进程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 |
| 四、社会发展大趋势解构着城乡二元结构 |
| 第三节 “城市利益让渡”的理论论证与建构 |
| 一、“城市利益让渡”问题的提出 |
| 二、从权利让渡到“利益让渡” |
| 三、“社会利益让渡”是否可能 |
| 三、“城市利益让渡”的理论辩护 |
| 第四章 “城市利益让渡”的模式、资源与能力 |
| 第一节 “城市利益让渡”的实践模式解读 |
| 一、“资源三下乡”模式 |
| 二、“项目制”模式 |
| 三、“为民服务专项资金”模式——南京的个案 |
| 第二节 城市利益让渡的资源类型 |
| 一、城市利益让渡的两种资源: 有形资源与无形资源 |
| 二、城市利益让渡的具体资源分类 |
| 第三节 城市利益让渡的意愿与能力 |
| 一、城市利益让渡的主观意愿 |
| 二、城市利益让渡的客观能力 |
| 第五章 城市利益让渡的动力与阻力 |
| 第一节 城市利益让渡的动力因素 |
| 一、城市利益扩展: 城市利益让渡的内在动力 |
| 二、乡村资源优势: 城市利益让渡的外在拉力 |
| 三、宏观社会背景: 城市利益让渡的政治压力 |
| 第二节 城市利益让渡的阻力因素 |
| 一、城乡二元结构的固化 |
| 二、区域发展的差异性 |
| 三、城市政府利益权衡的理性化 |
| 四、乡村承接能力的有限性 |
| 结语及进一步研究的展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科研成果 |
（6）农民工市民化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及其应用（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研究框架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框架与主要内容 |
| 1.3 |
| 1.3.1 论文技术路线图 |
| 1.3.2 论文的主要创新之处 |
| 第2章 农民工市民化相关文献综述 |
| 2.1 农民工市民化的内涵 |
| 2.2 劳动力市场特征对农民工市民化影响的相关研究 |
| 2.3 局部均衡视角下农民工市民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的相关研究 |
| 2.4 一般均衡视角下农民工市民化与经济发展的相关研究 |
| 2.4.1 劳动力CGE模型的研究进展 |
| 2.4.2 一般均衡视角下的农民工市民化经济效应研究 |
| 2.5 文献评述 |
| 第3章 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下的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主要特征 |
| 3.1 我国农民工转移的特征与趋势分析 |
| 3.1.1 农民工转移的阶段性划分 |
| 3.1.2 现阶段我国农民工转移的新特征 |
| 3.1.3 供给侧改革下农民工转移的趋势分析 |
| 3.2 农民工市民化水平 |
| 3.2.1 户籍城镇化率与人口城镇化率 |
| 3.2.2 农民工市民化静态水平 |
| 3.2.3 农民工市民化动态水平 |
| 3.3 农民工市民化基本思路与路径设计 |
| 3.3.1 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基本思路 |
| 3.3.2 农民工市民化路径设计 |
| 3.4 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下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主要特征 |
| 3.4.1 劳动力总供给增速下降,青壮年农民工转移增速小幅上升 |
| 3.4.2 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逐步破解,非制度性分割趋于强化 |
| 3.4.3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农民工市民化决策的影响将日益增大 |
| 3.4.4 人力资本提升带来的人口质量红利将改变劳动力转移矩阵 |
| 3.5 小结 |
| 第4章 农民工市民化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构建 |
| 4.1 CHINAGEM模型简介 |
| 4.1.1 CHINAGEM模型基础数据结构 |
| 4.1.2 CHINAGEM模型中的行业部门划分 |
| 4.1.3 闭合规则 |
| 4.1.4 历史模拟基线和预测模拟基线的更新 |
| 4.2 农民工市民化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HINAGEM-CRMW)的模拟基线设计 |
| 4.2.1 模拟基线与闭合条件的设置 |
| 4.2.2 行为方程主要弹性的设置 |
| 4.2.3 农民工市民化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历史模拟基线 |
| 4.2.4 农民工市民化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预测模拟基线 |
| 4.3 农民工市民化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HINAGEM-CRMW)的构建 |
| 4.3.1 生产模块 |
| 4.3.2 居民收入模块 |
| 4.3.3 考虑农民工市民化“职业依赖”特征的多元劳动力供给模块 |
| 4.3.4 考虑农民工市民化对农村有效劳动力的影响方程 |
| 4.3.5 考虑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空缺—匹配动态机制 |
| 4.3.6 考虑工资粘性和价格粘性的价格模块 |
| 4.3.7 劳动力市场的短期和长期动态滞后调整机制 |
| 4.3.8 资本积累的动态跨期链接机制 |
| 4.3.9 参数的敏感性分析 |
| 4.4 小结 |
| 第5章 户籍侧改革下农民工市民化的动态一般均衡分析 |
| 5.1 农民工市民化的户籍政策模拟场景 |
| 5.1.1 农民工市民化户籍政策的模拟场景设计 |
| 5.1.2 闭合设置 |
| 5.2 当前劳动力市场分割机制下的市民化政策模拟结果及分析 |
| 5.2.1 当前劳动力市场分割机制模拟 |
| 5.2.2 户籍侧农民工市民化政策的机制影响路径图 |
| 5.2.3 当前劳动力市场分割机制下农民工市民化政策的政策效应 |
| 5.2.4 参数的敏感性分析 |
| 5.3 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机制下的农民工市民化模拟结果及分析 |
| 5.3.1 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机制下的市民化路径转变 |
| 5.3.2 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机制下的市民化政策模拟场景设计 |
| 5.3.3 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机制下的市民化政策效果 |
| 5.4 小结 |
| 第6章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下农民工市民化经济效应研究 |
| 6.1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研究 |
| 6.2 农民工市民化相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模拟场景设置 |
| 6.2.1 农民工市民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成本 |
| 6.2.2 农民工市民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模拟场景 |
| 6.3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下农民工市民化政策效果分析 |
| 6.3.1 劳动力市场结构效应分析 |
| 6.3.2 资本要素效应分析 |
| 6.3.3 产业结构效应分析 |
| 6.3.4 宏观经济效应分析 |
| 6.4 小结 |
| 结论与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完成的论文及科研情况 |
| 附录B 1949-2016年中国人口和户籍城镇化率 |
| 附录C 全国各省户籍制度改革细则 |
（7）谁能够成为市民？ ——农业转移人口选择性市民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问题意识 开放社会中的流动差异与流动不平等 |
| (三) 研究意义 |
| 二、理解乡-城流动性:文献回顾与市民化研究的再出发 |
| (一) 国外市民化的相关研究 |
| (二) 国内市民化的相关研究 |
| (三) 对已有研究的评价及反思 |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 (一) 农业转移人口 |
| (二) 市民化 |
| (三) 选择性市民化 |
| 四、理论视角与研究设计 |
| (一) 理论视角 |
| (二) 研究框架 |
| (三)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从封闭到开放:选择性市民化的历史嬗变 |
| 一、重释“市民”:现代化语境中的激进建构 |
| (一) “农民”与“市民”的身份分化 |
| (二) 被优势化的“市民”和“城市” |
| (三) 被问题化的“农民”和“农村” |
| 二、封闭型选择:中心化运作的市民化进程(1949-1999) |
| (一) 建国恢复时期农业人口的低速转移(1949-1957年) |
| (二) 国家工业化时期农业人口的不稳定转移(1958-1977年) |
| (三) 经济转型初期农业人口的快速转移(1978-1999) |
| 三、开放型选择:地方化运作的市民化进程(2000年以来) |
| (一) 地方化的市民身份 |
| (二) 地方边界的选择性开放 |
| (三) 选择性招募与新身份序列的地方再造 |
| 第三章 当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基本类型 |
| 一、离土离乡?多重转型背景下的市民化选择 |
| (一) 农业转型、土地流转与生计分化 |
| (二) 经济转型与乡-城人口流动 |
| (三) 个体化转型与依附关系变更 |
| 二、农业转移人口的类型划分 |
| (一) 回到事实陈述:市民化的内在多元 |
| (二) 市民化类型划分的基本维度与依据 |
| (三) 弥合“结构”与“行动”的类型重构 |
| 三、城市化道路的选择与市民化进程 |
| (一) 异地导入模式——进城农民工市民化 |
| (二) 城市开发模式——失地农民市民化 |
| (三) 就地转移模式——居村农民市民化 |
| 第四章 进城农民工的选择性市民化 |
| 一、“农民进城”:结构化的资源差异与机会不均 |
| (一) 制度选择下的权利资源分配 |
| (二) 市场选择下的经济机会获得 |
| (三) 社会选择下的城市融入机会 |
| 二、进城农民工的市民化表现及其主体选择 |
| (一) 进城农民工的基本群体特征 |
| (二) 进城农民工的市民化表现 |
| (三) 进城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与选择偏好 |
| 三、进城农民工市民化的分化与社会后果 |
| (一) 不稳定阶层的出现 |
| (二)市民化的组合限制 |
| (三) 漂浮悬置的市民化 |
| 第五章 城郊失地农民的选择性市民化 |
| 一、“农民上楼”:结构化的资源差异与机会不均 |
| (一) 制度选择下的土地征收 |
| (二) 市场选择下的“区位饭” |
| (三) 社会选择下的集体退出 |
| 二、城郊失地农民的市民化表现及其主体选择 |
| (一) 城郊失地农民的基本群体特征 |
| (二) 城郊失地农民的市民化表现 |
| (三) 城郊失地农民的市民化意愿与选择偏好 |
| 三、城郊失地农民市民化的分化与社会后果一 |
| (一) 强势力量催生的城市底层 |
| (二) 经济个体化与权利集体化的碰撞 |
| (三) 被剥夺感与衰退的政策信任 |
| 第六章 居村农民的选择性市民化 |
| 一、“农民再造”:结构化的资源差异与机会不均一 |
| (一) 制度选择下的农村城镇化 |
| (二) 市场选择下的农村工业化 |
| (三) 社会选择下的村落大转型 |
| 二、居村农民的市民化表现及其主体选择 |
| (一) 居村农民的基本群体特征 |
| (二) 居村农民的市民化表现 |
| (三) 居村农民的市民化意愿与选择偏好 |
| 三、居村农民市民化的分化与社会后果 |
| (一) 农村社会分化与新社会阶级的产生 |
| (二) 被抑阻的市民化:规模与效率难题 |
| (三) 乡村性溃败与“新乡村性”出现的并存 |
| 第七章 谁能够成为市民?比较视野中的市民化及其未来 |
| 一、不同类型农业转移人口的流动分化 |
| (一) 多重选择下社会流动的群体差异 |
| (二) 社会流动性获得的群体比较 |
| 二、不同类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选择性 |
| (一) 进城农民工市民化的选择性特征 |
| (二) 城郊失地农民市民化的选择性特征 |
| (三) 居村农民市民化的选择性特征 |
| 三、不同类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影响及未来走向 |
| (一)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差异影响 |
| (二)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差异走向 |
| 第八章 总结与讨论 |
| 一、本研究的主要结论 |
| (一) 选择性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
| (二) 市民化进程中的流动分化与流动不平等 |
| (三) 本研究的主要创新点 |
| 二、回应复杂的乡-城流动性:对市民化的若干反思 |
| (一)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国际经验 |
| (二) 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理论反思 |
| (三) “市民化”的持续争议 |
| 三、未尽的探索 |
| (一) 市民化的系统观 |
| (二) 市民化是唯一的发展叙事吗? |
| (三) 本研究的不足与后续研究 |
| 主要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调查问卷 |
| 附录二: 实地调查的村/社区名称及基本情况 |
| 附录三: 访谈大纲 |
| 博士期间的论文发表 |
| 后记 |
（8）城镇化背景下促进新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财政政策政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引言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3 可能创新之处和不足 |
| 2 相关理论基础 |
| 2.1 农村劳动转移理论和公共财政理论 |
| 2.1.1 农村劳动力转移理论 |
| 2.1.2 公共财政理论 |
| 2.2 新疆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 |
| 2.2.1 新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历史进程 |
| 2.2.2 新疆城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 |
| 2.2.3 城镇化的发展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促进作用 |
| 3 新疆农村劳动力资源的现状分析 |
| 3.1 新疆农村劳动力资源的现状分析 |
| 3.1.1 新疆农村劳动力资源的家庭基本情况 |
| 3.1.2 新疆农村劳动力资源的综合素质情况 |
| 3.1.3 新疆农村农业发展情况 |
| 3.2 新疆非农化农村劳动力资源的现状分析 |
| 3.2.1 新疆非农化农村劳动力的基本特征 |
| 3.2.2 新疆农村非农化劳动力在城镇的就业情况 |
| 3.2.3 新疆新疆农村非农化劳动力在城镇面临的困境 |
| 3.3 全国和新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对比分析 |
| 3.3.1 全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情况 |
| 3.3.2 新疆和全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对比分析 |
| 4 城镇化背景下制约新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因素 |
| 4.1 城镇化背景下制约新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因素 |
| 4.1.1 农村土地流转机制不健全 |
| 4.1.2 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制约 |
| 4.1.3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 |
| 4.2 城镇化背景下制约新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因素 |
| 4.2.1 转移成本高 |
| 4.2.2 社会附加成本高 |
| 4.3 城镇化背景下制约新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自身因素 |
| 4.3.1 受教育程度较低 |
| 4.3.2 缺乏专业技能 |
| 4.3.3 心理承受能力不强 |
| 4.4 新疆现行财政政策在劳动力转移中的不足 |
| 4.4.1 财政用于支持农村生产及农业综合开发的资金总量少 |
| 4.4.2 财政在社会保障方面支持力度不足 |
| 5 促进新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财政政策 |
| 5.1 优化新疆农村劳动力转移制度 |
| 5.1.1 完善农村土地流转机制 |
| 5.1.2 促进新疆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制度措施 |
| 5.1.3 建立城乡统一社会保障体系 |
| 5.2 提高财政对农业发展的扶持力度 |
| 5.2.1 提高农业的财政补贴 |
| 5.2.2 发展产业化和专业化农业 |
| 5.2.3 鼓励生态型农业的发展 |
| 5.3 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素质 |
| 5.3.1 增加财政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 |
| 5.3.2 增加财政对技能培训的投入 |
| 5.3.3 增加财政对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投入 |
| 5.4 促进新疆城镇化发展的财政政策 |
| 5.4.1 加大财政对新疆城镇化建设的投入 |
| 5.4.2 加大财政对新疆保障性住房的投入 |
| 5.4.3 统筹城乡经济发展 |
| 参考文献 |
| 附表1 |
| 致谢 |
（9）制度、人力资本与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1.2.1 研究对象 |
| 1.2.2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1.2.3 研究方法 |
| 1.2.4 数据来源 |
| 1.3 研究思路、主要内容与研究框架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主要内容 |
| 1.3.3 研究框架 |
| 1.4 论文可能的创新之处 |
| 2 文献综述 |
| 2.1 对发展中国家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一般规律的研究综述 |
| 2.1.1 农村剩余劳动力研究中的结构主义方法 |
| 2.1.2 新古典经济学派的劳动力流动理论 |
| 2.1.3 发展中国家剩余劳动力转移一般规律研究的评价 |
| 2.2 对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特殊规律的研究综述 |
| 2.2.1 定义与数量之争 |
| 2.2.2 形成原因与影响因素之争 |
| 2.2.3 城市化“滞后说”与”超前说”之争 |
| 2.2.4 刘易斯转折点之争 |
| 2.2.5 就地转移与异地转移之争 |
| 2.2.6 对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规律研究的评价 |
| 3 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现状 |
| 3.1 总量估计 |
| 3.2 性别分布 |
| 3.3 年龄分布 |
| 3.4 职业分布特点 |
| 3.5 接受教育和培训的情况 |
| 3.6 收入水平 |
| 3.7 就业信息获取方式 |
| 3.8 输入地输出地分布 |
| 3.9 居住情况 |
| 3.10 消费情况 |
| 3.11 权益保障情况 |
| 4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国际比较 |
| 4.1 发达国家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 |
| 4.1.1 英国的农村劳动力转移 |
| 4.1.2 美国的农村劳动力转移 |
| 4.1.3 德国的农村劳动力转移 |
| 4.1.4 日本的农村劳动力转移 |
| 4.2 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
| 4.2.1 韩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
| 4.2.2 台湾地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
| 5 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特殊规律 |
| 5.1 城乡差距极大、农村剩余劳动力存量大、转移迅速 |
| 5.2 产业转移和地域转移分离 |
| 5.3 转移质量极低,收入无法维持城市生活 |
| 5.4 人力资本禀赋很低 |
| 5.5 永久迁移规模很小 |
| 6 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特殊规律的成因分析 |
| 6.1 制度因素 |
| 6.1.1 强制性制度障碍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影响 |
| 6.1.2 诱致性制度变迁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影响 |
| 6.2 人力资本因素 |
| 6.2.1 回归新古典主义,发挥人力资本投资的作用 |
| 6.2.2 “S”型的人力资本曲线与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困境 |
| 6.2.3 人力资本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影响机制 |
| 6.2.4 城乡人力资本投资差异：二元教育格局的形成 |
| 7 “二元市场与二元劳动力”模型 |
| 7.1 二元劳动力市场 |
| 7.2 二元劳动力 |
| 7.3 跨市场流动的阻碍 |
| 7.3.1 强制性制度的阻碍 |
| 7.3.2 诱致性制度创新与制度锁死对跨市场流动的阻碍 |
| 7.4 人力资本阻碍 |
| 7.5 “二元市场与二元劳动力”模型及其推论 |
| 8 刘易斯第一转折点之后的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战略 |
| 8.1 劳动力市场的一元化 |
| 8.2 消除歧视性制度促进迁徙自由 |
| 8.2.1 户籍制度改革 |
| 8.2.2 农村剩余劳动力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与权益的保护 |
| 8.3 促进现代生产要素流入农村 |
| 8.3.1 完善土地流转制度 |
| 8.3.2 农业产业化 |
| 8.3.3 农业技术革新与农业扶持政策 |
| 8.4 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充分就业 |
| 8.4.1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制造业危机” |
| 8.4.2 劳动报酬上涨与区域间产业转移 |
| 8.4.3 要素结构变化与产业结构调整 |
| 8.5 增强人力资本投资激励,提高就业能力 |
| 9 结论及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9.1 基本结论 |
| 9.2 不足之处和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和所获奖励 |
（10）中国农村经济转型条件下的农民就地城市化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和意义 |
| 二、相关研究综述 |
| 三、主要内容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研究创新之处及不足 |
| 第一章 中国农村经济转型的实践历程和理论探索 |
| 第一节 国外近现代农村建设的实践和理论 |
| 一、典型发达国家农村经济转型及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
| 二、发展中国家农村建设和改造的理论与实践 |
| 三、农村经济转型的国际经验和现代农村建设的一般规律 |
| 第二节 中国农村及其局限 |
| 一、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特征 |
| 二、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局限 |
| 第三节 中国农村经济转型的理论探索 |
| 一、农村经济转型 |
| 二、中国农村经济转型的必要性 |
| 第四节 中国农村经济转型实践 |
| 一、中国农村经济转型实践历程 |
| 二、中国农村经济转型实践的启示 |
| 第二章 中国农村经济转型中的农村工业化和农民城市化 |
| 第一节 农村生产方式的转变：工业化 |
| 一、农村工业化的内涵及特征 |
| 二、农村工业化的必要性 |
| 三、中国农村工业化的历程 |
| 第二节 农民城市化 |
| 一、城市化的概念和内涵 |
| 二、城市化的本质 |
| 三、城市化发展的一般规律 |
| 四、中国农民城市化历程 |
| 五、中国城市化主要特征和问题 |
| 第三节 农村工业化和农民城市化的内在统一 |
| 一、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关系 |
| 二、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偏差 |
| 三、中国农村经济转型是农村工业化与农民城市化的内在统一 |
| 第三章 农民就地城市化——中国农村经济转型的必要途径 |
| 第一节 就地城市化 |
| 一、就地城市化的内涵及特征 |
| 二、就地城市化与相关概念的关系 |
| 三、就地城市化的演化机理 |
| 第二节 中国农民就地城市化的必要性 |
| 一、农民问题的紧迫性 |
| 二、农民进城城市化的局限及其引发的“城市病”和“农村病” |
| 三、城乡经济社会二元结构引发问题的严峻性 |
| 四、农村经济转型的内在要求 |
| 五、城市化本质的内在要求 |
| 第三节 中国农民就地城市化现实性 |
| 一、农民素质技能提升——农民就地城市化的根本动因 |
| 二、农村工业化是农民就地城市化的依据 |
| 三、基础设施建设的高度发展——农民就地城市化的先决条件 |
| 四、中心城镇的辐射作用——农民就地城市化的外在动力 |
| 五、收入增长及国家投入——农民就地城市化的直接推动力 |
| 六、农业机械化和产业化——农民就地城市化的内在驱动力 |
| 七、新农村建设政策的实施,为农民就地城市化创造了政策环境 |
| 八、我国社会人文因素是农民就地城市化的重要根据 |
| 九、“逆城市化”为农民"就地城市化”提供参照和根据 |
| 十、“就地城市化”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伟大实践 |
| 第四章 中国农民就地城市化和农村工业化的统一 |
| 第一节 提升农民素质技能 |
| 一、农民素质技能是身体、技能和文化精神素质的内在统一 |
| 二、农民素质技能提升的途径 |
| 三、增强农民民主法制观念,提升农民文化精神素质 |
| 第二节 推进农业工业化 |
| 一、农业工业化是农民就地城市化的条件和根据 |
| 二、农业工业化战略的实现 |
| 第三节 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 |
| 一、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对农民就地城市化的促进作用 |
| 二、当前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制约因素 |
| 三、以农村合作经济发展促进农民就地城市化实现 |
| 第四节 股份合作制与现代资本农场 |
| 一、股份合作制 |
| 二、现代资本农场 |
| 第五节 发展农村工商企业 |
| 一、农村工商业发展的问题及障碍 |
| 二、农村工商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
| 第六节 小城镇建设 |
| 一、小城镇建设是农民就地城市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
| 二、借鉴国内外经验教训,以小城镇建设带动农民就地城市化 |
| 第五章 农民就地城市化的制度保障 |
| 第一节 农民就地城市化的产业政策保障 |
| 一、农村产业政策及农民就地城市化的产业基础 |
| 二、农民就地城市化诉求下的农村产业政策创新 |
| 第二节 农民就地城市化过程中的土地制度权利关系的界定与改革 |
| 一、现行农村土地制度缺陷及其对农民就地城市化的影响 |
| 二、农民就地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村土地权利关系改革与完善 |
| 第三节 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
| 一、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及其对农民就地城市化的影响 |
| 二、适应农民就地城市化的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创新 |
| 第四节 改革完善适应农民就地城市化的村民自治制度 |
| 一、村民自治的其权利关系及其现实矛盾 |
| 二、农民就地城市化村民自治制度改革和完善的诉求 |
| 三、村民自治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 后记 |
四、城市化与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论文参考文献）
- [1]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D]. 王永仓. 西南大学, 2021(01)
- [2]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及外部动力评价研究[D]. 杜宇. 北京林业大学, 2019(04)
- [3]中国社会流动的特殊性：表现、成因及对策研究[D]. 王通. 南开大学, 2019(05)
- [4]影响因素与发展趋势 ——新时代中国农民阶层分化研究[D]. 裴新伟. 南开大学, 2019(04)
- [5]基于城乡发展差距的“城市利益让渡”研究[D]. 周银坤. 南京农业大学, 2018(07)
- [6]农民工市民化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及其应用[D]. 吴琦. 湖南大学, 2017(06)
- [7]谁能够成为市民？ ——农业转移人口选择性市民化研究[D]. 吴越菲. 华东师范大学, 2017(05)
- [8]城镇化背景下促进新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财政政策政究[D]. 赵昀. 新疆财经大学, 2015(09)
- [9]制度、人力资本与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D]. 郝团虎. 西北大学, 2012(05)
- [10]中国农村经济转型条件下的农民就地城市化问题研究[D]. 刘云喜. 中央民族大学, 201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