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构建双语词典批评理论体系的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陈兰馨[1](2021)在《认知与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前期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立足于“本土化”的概念,着重论述马克思主义在传入中国后,被知识界、思想界接纳,被中国共产党转化为具体实践,逐步融入本土文化并拥有“民族身份”的过程。本文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解构为两个维度:一是认知维度的本土化,即马克思主义如何在认知层面“化”中国;二是实践维度的本土化,即中国如何在实践层面“化”马克思主义。二者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本土实际融合的重要方面。本文的研究时段从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始,到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第一次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止。文章主要选取了三个要素讨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成与发展:概念语词、思想话语和本土实践,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跨语际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汉语词汇化、马克思主义的本土话语形成及本土化主体的确立、本土化自觉的唤醒、本土化经验的升华阐释马克思主义如何在中国实现本土化,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又如何从马克思主义中寻找思想资源,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本文的叙述逻辑始于西学东渐下中国知识体系和文化土壤的变化。西方分科的知识体系传入中国,冲击了中国传统的知识体系。与西方知识输入相伴的是世界观的重构和思想界地覆天翻的变化。一方面,现实迫使经世致用的士大夫不得不走出“天下主义”,重新审视中国和“万国”的关系。另一方面,中国的读书人受西方进化论思想的影响,开始反思儒道历史观下的中国命运,他们开始了中西哲学、中西文化融合的又一次尝试,试图通过接纳进化论来构想改变中国历史天命的进路。当西方文化的新观念传入中国,传统汉语知识和观念开启又一轮的自我更新。社会主义思潮和马克思主义开始进入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自然需要为每一个新概念找到合适的汉语对等词,西学译介的术语及译着的传播在认识论上构建了不同界域之间的“转义之门”,成为中国人认识、了解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起点。20世纪初,日本是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桥梁。大量日译马克思主义文献和由日文转译的汉译文本提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本土化的概念语汇,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也为中国人接纳这门艰深晦奥的学问搭建了理解的基石,并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输入了早期的学理。1919年,五四运动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影响力,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进程得以加速。一方面,五四之后,中国思想界整体反映出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政治表达方式和政治蓝图的心态,而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提供了这种可能。另一方面,中国知识界和思想界在五四之后开始了新一轮重组。一是话语议题的转变,即使用话语的范畴开始从学术议题向政治议题递进。二是话语功效的凸显,主要体现在话语在政治传播的功效方面,马克思主义语汇开始被附着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三是话语主体的建立,出现了以马克思主义为信仰的个体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二十年代后期到三十年代初的话语争锋最终回归到“中国向何处去”的元问题,为理论和实践的融合奠定了思想基础,从侧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在认知维度被接纳的过程。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主体,自此,马克思主义开始从众多外来思想的一支,正式转变成一种可实践的革命方案。中国共产党在实践的早期阶段“以俄为师”,按照俄国马克思主义的方案指导中国革命。其间,中国共产党从奉为圭臬地模仿到有自觉地反思,在曲折的探索中,形成了对统一战线、农民革命和无产阶级领导权等问题的独立见解。毛泽东的观点无疑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他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实践中形成了中国化的革命主体、革命方式和群众政策,并首次在党内会议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命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回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在文化层面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是对“体用论”的超越,是对中西文化评估固有范式的突破。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具有鲜明的批判精神,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文化传统和文化发展的价值。第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突出了本土化过程中文化自觉的重要性,正确处理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结合的问题。总之,本土化要完成从认知维度向实践维度的跨越,应该避免脱离中国近现代的社会现实,避免变成为一种理论自身的逻辑演绎。理论必须经过和现实的结合才能算是完成了本土化的过程,否则只能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局限在知识层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本土化之所以如此典型,在于其不仅形成了本土化运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还实现了理论的民族化,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转化为了中国文化精神的一部分。
康喆文[2](2019)在《中央文献核心语块构建及翻译模式探究 ——以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2014-2018)及俄译本为例》文中提出语块是一种形式固定、表达完整语义的预制性序列,在语言运用中能够被整体存储、提取和使用。翻译不仅是两种语言语码的转换,更涉及语码背后的认知方式和思维方式。语块作为具有心理预制特点的语言单位和思维单位,在翻译活动中具有明显的优势效应。本文以语块为切入点,立足于中央文献翻译,开展中央文献核心语块的构建及翻译模式研究。本文对2014年至2018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中央文献核心语块及俄语译文进行了界定和提取,并尝试提出中央文献核心语块的认知翻译模式。全文共分为五个章节。第一章为绪论部分,介绍了选题缘由、研究任务、研究方法及国内外研究综述,包括语块研究的相关理论概述、国内外语块研究综述、中央文献对外翻译研究综述。第二章从语块理论出发,结合政府工作报告的特点,完成了中央文献核心语块的界定和提取工作,并确立了中央文献核心语块的序列层级。本文认为,中央文献核心语块是由连续的或非连续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组成的、具有固定语义的预制性序列,在中央文献中可被整体储存和提取;其内容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思想为主,涵盖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国防、外交、党建等各个方面。中央文献核心语块包括一级语块、二级语块和三级语块。一级语块为词级语块,包括搭配和固定语;二级语块为框架级语块,包括短语框架和述语框架;三级语块为句级语块,包括谚俗语、格言警句和句群。第三章探讨了认知视角下的语块翻译。文中分别概述了认知语言学、认知心理学、心理语言学的主要观点及与翻译的关系,阐释了不同学者的认知翻译观。本文认为,认知翻译观为研究语块的翻译提供了两点启示:一是模拟认知心理学中的信息加工模型探讨语块双语的转换进程;二是从翻译活动的参与者、双语产生的现实等多重视角探讨语块的翻译。在此基础上第三章提出了语块翻译的认知加工流程图。第四章从以往经典的翻译理论模式出发,结合第三章的理论基础,拟构了中央文献核心语块的认知翻译模式。该模式凸显了源语语块及对应译语作为整体翻译单位在记忆加工系统中的优势效应;反映了源语世界与译语世界的语言符号认知、逻辑思维认知、语境关系认知、社会文化认知及主体间性认知等多维认知层对语块翻译目标、翻译策略选择的影响。随后本章结合具体译例,对每一认知层级的内容做了详细分析,对拟构模式进行了论证。第五章为结束语,展望了中央文献核心语块构建的应用前景,并拟提出本课题后续的研究思路。总之,本文借鉴语块理论及认知翻译的相关研究成果,围绕中央文献核心语块,探讨了中央文献核心语块的构建和翻译模式问题,拟构了中央文献核心语块的认知翻译模式,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创新意义。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能够规范中央文献中重要概念的翻译,推动中央文献翻译的自动化、机器化进程。
张蓓[3](2019)在《变异修辞视角下的沈从文小说语言风格英译再现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基于国内文体学界对“语言风格”界定的“总和特征论”和“常规变异论”以及黎运汉对“作家语言的个人风格”的界定,本研究尝试将“作家语言的个人风格”界定为作家一系列作品中反复而持续出现的涉及调音、遣词、择句、设格、谋篇等方面的变异修辞现象的总和。鉴于此,本研究以变异修辞为切入点,对沈从文小说中反复而持续出现的涉及上述各方面的变异修辞现象的再现进行考察,以期对沈从文小说语言风格的整体再现情况作出评价。笔者发现,在汉语变异修辞研究中,相关论述就“变异修辞”这一核心概念的界定并不充分,对“变异参照系”的认定众说纷纭,无法为变异修辞方式的判定提供可操作的指导原则和统一的判定依据,此外,相关研究对变异修辞方式的分类所依据的标准也不甚统一,从而导致了变异修辞方式的归属性混乱。可以说,这些变异修辞研究大都各自为阵,尚未形成统一的变异修辞理论体系,因而不能直接用来对本选题研究对象进行有效的理论指导和实证分析。然而尽管如此,这些研究均结合大量实例对众多变异修辞方式的结构和修辞效果进行了细致的描述,所有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沈从文小说中变异修辞现象的结构和修辞效果的分析乃至再现效果的评价都不乏一定的指导意义。基于上述分析,本论文引入了陈望道在其构建的汉语修辞理论体系中提出的“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概念,指出其与“常规修辞”和“变异修辞”之间存在着对等关系。在此前提下,本研究通过将“常规修辞”即“消极修辞”指定为变异修辞的变异参照系,将陈望道所构建的“积极修辞”纲领移用为“变异修辞”纲领,从而将陈望道的汉语修辞理论体系中的“积极修辞”部分改造为“变异修辞”研究框架的基本架构,并以统一的变异参照系和“变异修辞”纲领为依据,对汉语变异修辞研究中归纳出的变异修辞方式的变异性进行了重新判定,同时根据改造后的汉语“变异修辞”研究框架的基本架构,将本研究中所认定的变异修辞方式进行整合和分类,从而形成一个博采众家之长的开放式变异修辞研究框架,以此作为沈从文小说语言风格英译再现研究的理论及结构框架。在该理论框架的指导下,笔者对沈从文小说及其英译本进行了比对性细读,从中挑选出反复且持续出现的涉及调音、遣词、择句、设格这四个方面的六种变异修辞现象,将其设定为沈从文小说语言风格英译再现的考察参数。译例分析表明:在“词语的超常搭配”的英译过程中,译者所关注的多为其基本语义的传递,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超常搭配所蕴含的独特的美学或诗学意义的再现。以“同词相应”的英译为例,只有43.8%的译文兼顾了原文用词的呼应性再现及构成呼应关系的词语/词素语义的传递。另以“乡土语言”再现为例,在“方言詈辞”的转换过程中,译者大多只关注方言詈辞的字面或语用意义的传递,忽略了其詈骂功能及其他语用功能的再现,而在“地方俗语”的转换过程中,仅有36%的译文兼顾了其语言表达形式移译和语用意义传递。再如“叙事语言中的押韵现象”的翻译,押韵现象的转换率则更是不足17%,而即便有译者尝试进行照应,其译文也存在不少问题,从而较大程度地偏离了作者的用韵风格。在“比喻”的再现方面,对于“A像B,C型”比喻的英译,尽管比喻这一修辞手法的再现率高达83.3%,但由于延伸主词英译失当,译文中比喻或难以成立,或无法与原文比喻实现对等或近似对等的修辞效果;对于“联喻”的英译,译文在各分喻语义信息的传递和修辞手法及修辞效果的再现方面,在各分喻之间相关性和呼应性的再现以及各分喻配合使用所实现的组合修辞效应的再现方面均存在一定问题。就“飞白”的英译而言,只有22.2%的译文通过在译入语中重造飞白再现了与原文飞白在修辞效果方面的对等。上述分析表明,多数译者更注重变异修辞现象语义信息的传递,忽略了表达形式和修辞效果的再现。由此,我们认为,从变异修辞视角来看,不少情况下,沈从文小说的语言风格并未得到充分再现。译者在变异修辞现象的翻译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翻译倾向一方面反映了莫娜·贝克所总结的翻译文本的普遍性特征如“明晰化”、“去模糊化和简化”、“传统语法规范化”、“避免重复”以及“夸大译入语特征”等,另一方面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译文在目标语文化的社会和文学系统中所处的地位对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产生的影响。当译文在该系统中居于次要地位时,译者往往倾向于以现有的目标语文化规范为依据进行翻译策略选择,从而导致不充分的译文的产生。此外,这种翻译倾向还与以下因素存在着密切关联:一、译者普遍对沈从文小说的语言风格缺乏整体性认识,未能意识到变异修辞转换之于沈从文小说整体语言风格再现的重要意义;二、英语母语译者即便拥有良好的中英文读写能力,较之汉语母语译者,也依然缺乏对汉语敏锐的感知力,因而无法对各类变异修辞现象及其所蕴含的诗学意义进行透彻的理解和传递;汉语母语译者尽管能够更好地识别各类变异修辞现象,在转换过程中,却往往因缺乏应有的语感及相应的表达能力而同样无法传递出变异修辞手段所承载的风格信息;三、英汉两种语言系统上的差异性也为变异修辞现象的再现及其所蕴含的美学意义的传递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我们认为,要充分再现沈从文小说的语言风格,译者应对沈从文小说进行认真细读,从而获得对其作品中种种变异修辞现象等反映原作风格的语言现象的敏锐感知力。在此基础上,若能采用中西合璧的翻译模式,既充分发挥汉语母语译者在识别原作中的变异修辞现象和理解其所蕴含的美学意义方面的优势,又充分发挥英语母语译者在英语表达方面的优势,以变异译变异,充分再现原作中变异修辞现象的修辞效果,并传递出变异修辞现象所承载的风格信息,则有望将沈从文这位蜚声中外的小说家的风采展现于英语世界。
王亚光[4](2019)在《20世纪以来西方文论汉译中背离现象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西方文论汉译中的“背离现象”指的是在西方文论“中国化”的过程中出现的“言非所是”的状况,背离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情况:总体性背离、逻辑背离和语义背离。背离现象的存在会导致理论认识上的分歧,也会导致实践应用上的失误。在西方文论翻译的过程中,译者要对文学理论的话语形态和文体特点有准确的认识,自觉克服导致背离的原因,最大限度地缩小背离的幅度,减少背离的频度。本文首先分析了文学理论的话语特点,说明了文学理论翻译常用的方法、梳理了关于文学理论文本翻译标准的讨论,进一步分析了文学理论翻译的特点。西方文论是一种理论话语,有明确的观点和清晰的逻辑,但是文学理论文本没有固定的体裁,除了理论阐述以外,诗歌、书信、对话都可能成为文学理论的载体。文学理论翻译不同于文学翻译、科学技术文献翻译。文学是虚构的,以故事讲述和情感共鸣为特征;科学技术文献是纯粹的客观描述;而文学理论兼有文学作品的灵性、抽象性和科技文献的严谨性、逻辑性。因此,作为一种论说话语,文学理论话语兼具人文性和学术性。从不同的角度来看,文学理论传统的翻译方法包括:“格义”“达旨”、“直译”“意译”和“归化”“异化”。在翻译标准方面,理想的译文应该做到语义忠实、思想契合、表达流畅、风格一致。文学理论话语翻译具有学术性、语境化和个性化的特点。其次,具体梳理了背离的类型和原因。西方文论翻译中的背离,主要指语义内涵背离、思想内涵背离、文化内涵背离和表达风格背离。具体表现为原文语义的增删、变异,以及风格的改变等等。此外,复译的理论文本也可能存在背离现象,西方文论作品复译的需要来自于接受语境的时代性变化及接受状况的变化,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时代问题求解。这直接关系到原文要点在翻译中的理解,因此也直接关系到如何翻译。尽管复译相对容易,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理论文本复译能完全避免背离现象。文学理论文本与其他类型文本相比,语义和风格的个性化特点更突出,思想文化内涵更深刻。西方文论翻译中背离现象的产生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客观原因主要指言说语境不同,包括语言符号系统差异,文论语境差异和文化语境差异等等。汉语是象形文字,字就是画,能直接表意;西方语言多为拼音文字,不仅文字构形不同,而且语言逻辑关系也有差异。语言的言说语境包括历史语境、空间语境、文化语境和文论语境;一切观念的产生、转述和接受都离不开一定的环境和条件,当语境改变的时候,观念该如何理解、如何再现就成了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从主观方面讲,译者的语言能力、理论水平、工作态度等原因也会导致对理论文本理解不到位或者表达不充分,主体性应对策略要求译者充分发挥主体能动性,提高自身素养,提升译文质量。某些情况下,背离是译者遇到无法跨越的语言障碍时,不得已采取的一种权宜策略,这是一种“创造性叛逆”,这种背离也是一种抵达。再次,面对背离现象,提出西方文论翻译中的应对策略。西方文论汉译就是西方文学理论“中国化”的一个过程,这是在一个陌生语境中,为了实用目的进行语言转换、思想再现的过程。意蕴转换需要再现语义内涵、思想内涵、文化内涵和表达风格,译文一方面要和原文意蕴一致,另一方面要和目的语的表达规范相符。译者的主体性就体现为不断克服上述导致“背离”的不利因素,追求“完美翻译”,译者是文学理论翻译的主体,也是解决背离问题的关键。一个合格的西方文论译者应该具备较高水平的语言能力,无论在理解环节还是在表达环节,都不能出现知识性和意旨性的纰漏。理想的文论译者应该是某个领域——比如某个理论流派或者某个理论家的研究专家,能真正弄清楚理论文本中每个词的含义,一个词在不同的理论家那里很可能表达不完全想同的意思,换言之,一个词在每个理论家那里可能具有特别的涵义。只有对一种理论或者一个理论家足够熟悉的译者才能在译入语中找到那个恰当的对应词。许多西方文论术语的内涵都有一个流变的过程,这就为在译入语中找到切近的表达增加了难度。译者对文论语境的熟悉程度会影响其对术语的理解,也会影响其对译文的选择。对于曾经翻译过的术语,特别是约定俗成、广为接受的,要尽可能沿用,这会大大降低翻译的成本和理论交流的成本。专家型译者或者研究型译者是理想的文学理论译者。理想的译者还要懂得翻译技巧和翻译技术。信息技术条件下语料库的建立,特别是翻译辅助技术、人工智能的开发利用等,对于解决理论术语一致性问题非常有帮助。懂技术的译者会大大提高翻译的速度和效度。西方文论是西方文学理论家个人经验的提炼和升华,因此是思想性和人文性的统一;而西方文论翻译是一种学术性翻译,需要在严谨的科学态度基础上进行学术性研究,才能解开原文的迷津,准确把握作者的意图,用地道的汉语流畅地表达出来,追求没有背离的“完美翻译”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
唐革亮[5](2018)在《系统功能语言学视域下政治语篇中名词化翻译策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政治语篇主要涉及国家或政党的方针政策与态度立场,是政治话语的主要表现形式,政治语篇的对外翻译直接影响到对外政治话语的传播效果,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在我国,汉语政治语篇的翻译研究以中央重要政治文献的英译为主,资深译员、外宣工作者、翻译研究者围绕政治语篇翻译的经验体会、原则目标和策略方法等问题展开了多种层面和维度的探讨。但是,已有研究往往以宏观论述或个案分析为主,描述性和解释性不足,对汉英语言的结构差异关注较多,忽视了翻译中的选择对目标语语篇意义的建构作用。名词化具有重新识解经验的概念功能,能够将由动词识解的过程意义、形容词识解的属性意义等重新识解为事物,是主要的语法隐喻资源,在科技语篇的建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Halliday,1994;1998a)。汉语政治语篇及其英译文中同样存在大量名词化表达,如“现代化”modernization、“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党的建设”Party building等。然而,学界对于此类语篇中名词化表达的翻译方法及语篇建构功能却鲜有系统研究,一些翻译实践中的实际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答,诸如如何翻译源语语篇中的名词化,如何翻译为目标语语篇中的名词化,以及翻译策略和方法选择的动因与功能等。鉴于此,研究政治语篇翻译中的名词化现象具有一定必要性,不仅可以深入了解名词化的使用情况和翻译方法,还可以揭示名词化对政治语篇及政治话语的建构作用。本研究主要在观察名词化分布的基础之上总结并概括政治语篇名词化的翻译策略和方法,发现名词化翻译的规律性特征,探究其背后的理据,阐释其在意义及社会层面的建构功能,从而为翻译实践及教学提出有价值的建议和参考。本研究针对的主要问题包括三个方面:(1)政治语篇及其翻译中汉英名词化表达具有何种分布与特征?呈现何种翻译模式和规律?(2)政治语篇翻译中名词化对等翻译具有哪些特征及建构功能?政治语篇特色名词化表达如何翻译?(3)政治语篇翻译中名词化转移翻译具有哪些特征及建构功能?受哪些因素影响?为了对以上问题进行科学系统地探究,本研究依据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法隐喻理论及系统功能翻译研究提出的“对等-转移”渐变体思想(Matthiessen,2014)为名词化的翻译策略和方法建立了描写框架。此外,本研究还以“翻译再实例化”(de Souza,2010;Yang,2015)模型为基础,对翻译过程中影响翻译策略和方法选择的主要因素建立了阐释框架。对名词化翻译实例的观察,本研究主要采用基于平行语料库的方法,对名词化的分布及翻译策略进行量化与质化分析。本研究自建的政治语篇汉英平行语料库由47篇十八大以来的重要党政文献及其官方译文组成,内容涵盖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环境等多种话题,平行语料库总容量接近100万字词。本研究主要发现与结论如下:(1)名词化现象在汉语政治语篇及其英译文中大量分布。从频数来看,英语译文中名词化的使用高于汉语原文,但使用频率相当,说明目标语语篇与源语语篇的隐喻度在整体上基本保持一致,实现了文体风格的对等。此外,汉英不同名词化类型在语篇中的分布存在显着差异,汉语以转类型名词化为主,英语则以派生型名词化居多,主要受汉英语言的类型因素影响。其中,政治语篇英译文中,派生词缀-tion/-sion、-ment、-ance/-ence、-ty、-ing具有较高的使用频率,汉语原文中能产性较高的词缀为“-性”、“-率”、“-力”、“-化”、“-主义”,与英语的接触以及社会的发展是现代汉语派生名词化大量涌现的主要原因。汉语政治语篇中的高频转类词为“发展”、“建设”、“工作”、“改革”和“安全”,高频转类名词化结构为“NP+VP”结构,在没有形式标记的限制下,汉语存在大量兼类及活用的转类名词化。英语转类型名词化以单音节和双音节词居多,政治语篇英译文中出现的高频转类词为reform、work、support、use、control,这些词以名词性用法为主,表明其在共时层面的隐喻性有所削弱。短语层面的名词化结构“NP的VP”和“V-ing of”在整体上具有名词性,结构的组成成分具有一定临场性,且相对词汇层面的名词化保留了更多过程意义。(2)名词化翻译策略可概括为对等翻译和转移翻译两种,对等翻译还原了原文的名词化表达式,而转移翻译则改变了原文的识解方式,对目标语语篇意义进行重新建构。在政治语篇翻译中将汉语名词化结构翻译为对等的英语名词化是译者采取的主要翻译策略,比例达到47.7%,一方面说明了汉英名词化结构在意义和功能上的共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译者在翻译政治语篇时倾向于保留原文中隐喻式表达,以实现语篇在意义识解方式上的对等。本研究发现名词化对等翻译包括“系统型”和“实例型”两种具体类型,前者为两种语言之间高度对应的名词化,如“重要性”importance、“全球化”globalization,后者为译者根据语境选择的临时性对等,如“环境治理”environmental improvement。但是,并非所有的汉语名词化表达都适宜翻译为对等的英语名词化,例如“化”字格和数式短语等政治语篇特色名词化表达,有时并不具备系统型对等项或不宜进行异化翻译,译者则需要采用转移翻译策略。基于名词化自身的概念功能,本研究认为名词化对等翻译策略在对外政治话语建构中具有凝练中国概念、中国道路和核心价值表述的作用。(3)转移翻译策略还可进一步分为隐喻化转移和去隐喻化转移两种具体类型。隐喻化转移翻译将原文中的非名词化表达翻译为译文中的名词化,去隐喻化转移翻译则将原文中的名词化表达翻译为其他非隐喻化结构,两者可以通过与同级其他词组转换、升级为小句、降级为零对应的翻译方法实现。其中,隐喻化转移翻译在政治语篇翻译中更为常见,比例约为去隐喻化转移翻译的三倍,说明英语的名词化选择更加丰富,在政治语篇建构中发挥了更多积极作用。对具体译例的质化分析表明语言系统因素、语篇类型因素、情景语境因素和文化语境因素在政治语篇翻译中对译者的选择产生主要影响,译者通过识解方式的转换使目标语语篇符合目标语语言系统的表达规范,顺应目标语语境,从而被目标语读者接受,在政治语篇翻译中起到了重构原文信息和结构、简化译文表达、概括原文及译文上下文语义内容、释义原文复杂语义的功能,增加了目标语语篇的可读性,从而有助于对外政治话语能见度的提升。本研究在理论视角、研究方法和体裁选取方面进一步拓展了名词化翻译研究,发现了政治语篇名词化翻译的规律性特征,分析了其背后的内在与外在因素,并从更深的意义层面阐释了其翻译策略与方法的建构功能。本研究对翻译实践与教学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和参考价值,能够提高译者的建构意识和主体意识,同时还从语言使用层面揭示了对外政治话语的表达方式与方法,为话语体系研究作以补充。
王娇,胡文飞[6](2016)在《汉英词典评论研究:现状分析与结构描述》文中指出汉英词典评论对汉英词典编纂及整个双语词典批评的发展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文章基于文献统计与计量分析,从评价主体、评价内容及评价范式和路径三个方面,涵盖评论者身份、评价目的、原则和标准等内容,深入分析了汉英词典评论的现状,发现目前汉英词典评论以介绍描述为主,评价性特征不足,用户需求关注不够。此外,还存在评价目的不明确,评价标准不清晰和评价术语混用等问题,而且评价原则的客观性和评价方法的科学性等有待进一步加强。文章认为应该充分考虑词典用户的需求,积极反思汉英词典所存在的不足,秉承其评价性的根本特征进行科学客观的评价。
胡文飞,王娇[7](2016)在《用户认知视角下汉英词典多维评价体系的构建》文中研究表明接受美学凸显了用户在双语词典批评中的重要性,但当前的双语词典批评大都局限于用户显性信息需求(如查阅需求和技能等)的研究,对隐性的认知需求尚未进行深入探索。此外,现有双语词典批评研究以评价标准为中心,对评价原则和评价方法等重视不够,未能形成系统的评价体系。本文基于接受美学和涌现理论,从用户认知视角出发,并立足于用户的认知结构和查阅需求,从评价主体、评价客体、评价范式和评价准则四个维度系统构建了汉英词典多维评价体系。该评价体系的构建完善和促进了汉英词典的理论研究和编纂实践,也推动了整个双语词典批评的发展。
耿云冬[8](2015)在《英汉学习型词典动词条目差异化描写 ——事件语义视角》文中研究表明双语学习型词典作为学习型词典的重要类型分支,其创立、演进的意义与价值主要源自其使用者群体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又因词典编纂活动自身的特点而呈现出更多的复杂性。影响双语学习型词典编纂的要素很多,其中,涉及两种语言文化、使用者类型、文本类型以及描写对象差异的诸因素最为关键,因为它们与编纂过程中的实践取向密切相关。双语学习型词典编纂的复杂性,其本质就是对这些差异的选择适应性,即差异化描写。要实现这种词典编纂过程与结果的差异化,开展相应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非常必要。目前而言,双语词典学领域有关差异化问题的研究主要涉及语言文化类型差异、使用者类型差异以及词典文本类型差异这三个方面,而针对双语词典的描写对象——词典条目类型自身的认知属性差异,同时也结合词典编纂所涉及的语言文化类型、使用者类型以及文本类型差异的专项系统性研究还比较少。鉴于条目类型相关的差异化描写研究不论是对于双语词典学理论研究的拓展还是编纂实践的优化都有着重要价值,本论文拟在这方面做进一步探索。具体而言,本论文是以英语动词类条目为切入点,针对英汉学习型词典条目差异化描写所做的跨学科研究。英语动词作为句子的中枢,影响着句子的生成和理解,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动词又是复杂的,其认知复杂性体现为形态、范畴、语义和句法复杂性四个方面。英语动词的重要性和复杂性使其成为二语学习者词汇习得的重点和难点。同时,动词条目的描写也成为学习型词典编纂的核心任务之一。然而,长期以来,无论是英语学习型词典的“动词模式”(verbpatterns)描写理念,还是英汉学习型词典的及物与不及物二分式描写理念,都体现出偏重语法驱动的描写思维。这种条目描写思维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动词语义与句法之间的互动关系,难免造成动词句法行为描写的理据性和系统性缺失。而基于这种描写理念与思维的英汉学习型词典编纂,其结果往往也很难揭示所描写的动词条目的认知本质。这对于中国英语学习者,尤其是中高级学习者对英语动词的深度习得辅助有较大的局限性。因此,本论文重点就面向中高级学习者的英汉学习型词典动词条目的差异化描写展开较为细致深入的研究。本文作者在回顾已有研究现状和不足的基础上,分别从影响因素探讨、理论框架建构、技术模型探索和文本表征策略四个层面系统探讨了英汉学习型词典中动词类条目的差异化描写问题。明确影响英汉学习型词典动词条目差异化描写的主要因素是本论文研究开展的前提。基于以往研究文献,本研究归纳出“描写对象”、“使用主体”和“文本表征”三个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因为它们关涉词典编纂实践最为核心的三大问题,即“描写什么”、“为谁描写”以及“如何描写”。针对这三个问题,本论文提出,英汉学习型词典对动词条目的差异化描写既要揭示英语动词自身特殊的认知属性,也要关照中国英语学习者在动词习得方面的特殊需求;与此同时,在具体的词典文本实现方面还应考虑双语词典译义表征形式与内在特殊性。在英汉学习型词典动词条目差异化描写的理论框架建构方面,本论文立足语言学中动词的句法—语义界面研究范式,从事件语义理论视角来考察并阐述英语动词的认知本质属性,并尝试建构英汉学习型词典动词条目差异化描写所需的理论框架。具体来说,本论文分别建构了单个动词条目和近义动词条目差异化描写的理论框架,涉及到词典编纂过程中的义项描写和例证处理两个重要方面。关于义项描写,本论文探讨了事件语义理论视角作为条目义项划分理据的适用性,并提出了英汉学习型词典多义动词条目义项划分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即系统梳理多部蓝本词典动词事件语义的认知属性特征、比对英、汉两种语言对同一动词事件语义识解的认知差异以及义项划分的详略与粗细程度应关照目标用户的期待视野。在义项对应词的处理上,本论文论述了“等价映射”、“组合映射”、“附加映射”和“变价映射”四种基于动词事件语义特征的相应译义手段。关于例证处理,本论文将事件语义理论视角与汉语的“小句中枢说”理论相结合,提出动词条目例证选取的新思路,同时也提出动词条目的例证翻译是基于英、汉两种语言动词语义与句法之间映射规则的认知对等这一新思考。在英汉学习型词典动词条目差异化描写的技术模型探索方面,本论文依次从必要性、可行性和实用性三个方面论述了面向英汉学习型词典动词条目差异化描写的技术模型Verb Sketch System(动词速描系统,以下简称VSS)的具体设计思路、研发理据和适用特征。其中,重点分析探讨了 VSS模型所包括的“词元”、“事件类型”、“角色”、“句式”、“例证”、“近义词”等组成模块的具体功用。在此基础上,本论文还阐述了 VSS模型在提供动词差异化描写所需要的客观、高质的语言数据,以及呈现给词典用户动词实际使用本真状态方面可发挥的重要作用。该技术模型的充分探讨是当代词典学应用研究所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关系到词典文本描写最终实现的技术可能性。在理论框架建构和技术模型探索之后,本论文进一步探讨了它们在英汉学习型词典动词条目差异化描写文本实现过程中的实际应用。本论文提出,英汉学习型词典动词条目的差异化描写是一种由语言学理论驱动(即事件语义理论视角)同时基于语言数据(即VSS模型提供的语料数据)的词典条目描写范式。落实到具体的词典编写实践,这一描写范式可以细化为两种具体的条目描写维度:一是对单个动词条目的个性化描写,二是对近义动词条目的系统化描写。通过对单个动词条目call和近义动词条目alarm,frighten,scare,startle,terrify的实际编写,本论文展示了所提出的动词条目差异化描写基本策略在词典编纂实践中的可操作性。本论文对双语词典学理论和实践研究具有积极的推进意义。在理论上,本研究以动词条目差异化描写为研究对象,初步建构了双语学习型词典动词条目差异化描写的理论框架和技术模型,丰富了词典学中差异化问题的研究内涵,拓展了差异化问题的研究空间。在实践上,本研究基于理论框架建构和技术模型探索所提出的单个动词条目个性化描写和近义动词条目系统化描写的文本表征策略,将对英汉学习型词典中动词条目差异化描写的具体实现起到有益的指导作用。此外,本论文的研究对如何有效辅助中国学习者深度认知和习得英语动词方面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在方法论上,本论文探讨英汉学习型词典动词条目差异化描写问题,不仅对优化动词条目本身的描写有益,同时也对研究英汉学习型词典其它词类条目的差异化描写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苏章海[9](2014)在《对比语言学元语言系统的演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研究在对“对比语言学到底在做什么?对比语言学做了些什么?对比语言学还应该做什么?”三个对比语言学学科的核心问题进行思考的基础上,凝练出“对比语言学元语言系统从学科诞生之日起至今是如何演变的?这种演变对学科发展有何影响”两个基本的研究问题,以“对比语言学元语言系统的演变”为题展开,目的在于沿着对比语言学产生和发展的线索,考察元语言系统演变的不同表现、即系统中元语言在学科发展的不同时期所表现出的盈缺和变迁,观察对比语言学在研究目的与意义、研究范围与对象、研究方法与程序以及研究价值(包括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等各个方面的发展状况,探讨对比语言学学科发展的规律和趋势。本研究论文共分七章。第一章为全文绪论,提出了对比语言学学科史研究的必要性,论述了从学科元语言演变的角度研究学科发展历史的目的和意义,设计了研究内容;在对对比语言学元语言及元语言系统界定的基础上确立了元语言抽取的基本原则,并将对比语言学的元语言分为“核心概念”、“一般性概念”和“辅助性概念和表述”。为了厘清对比语言学的发展脉络,如实、全面地反映对比语言学的发展历程,同时也为了行文和描述的方便,本研究对对比语言学元语言概念的界定采取宽泛的做法,即不仅把对比语言学的“核心概念”作为对比语言学的元语言,同时还把“一般性概念”和“辅助性概念或表述”一并纳入对比语言学的元语言系统,但在具体做法上,重点论述“核心元语言子系统”的演变。这样建立起相应的“子系统”,分别对应对比语言学学科框架中的“研究本体”、“研究方法”和“研究价值”三个“元语言子系统”。尝试搭建起了一个“理想的对比语言学元语言系统暨学科框架”,作为考察不同发展时期对比语言学元语言系统演变的参照,并由此考察对比语言学的学科发展史。第二章论述了中外学者对于对比语言学学科史的研究思想、思路和成果。在前辈学者的启发下,本研究尝试将中西方语言学纳入到同一条时间线索上来,做出了一个“打通中西”的对比语言学学科发展的历史分期,即对比语言学的创始时期(1820—1955)、“应用性”转向与衰落时期(1956—1976)、复苏与发展时期(1977—1989)和快速发展与走向繁荣时期(1990—)四个时期,作为本研究得以展开的空间,并构成本文的主体章节。第三章到第六章是本研究的“本论”部分。第三章研究对比语言学创始时期的元语言系统建构和演变情况。洪堡特是对比语言学的创始人,构建了对比语言学元语言系统的雏形暨学科基本框架;作为历史比较法的产物,西方的对比语言学与19世纪的主流语言学——历史比较语言学几乎同时产生、并行发展;经叶斯柏森,到沃尔夫,西方对比语言学的元语言系统已基本完整,学科正式确立并命名。中国的语言对比研究肇始于1898年的《马氏文通》,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以创建中国语法学和汉语语法体系为目的,“对比”仅仅是一种研究的工具。由于普世语言观的影响,从马建忠经严复到黎锦熙,所谓的对比语言研究实际处于“比较”与“比附”之间;从陈承泽发出“反对模仿”的呼声开始,尤其是“中国文法革新时期”(1938—1943),中国学者才开始在普通语言学关照下运用对比的方法挖掘汉语特点,建构汉语语法体系。50年代前期,由于苏联语言学理论的影响,“比附”的研究方法复辟。第四章讨论对比语言学“应用性”转向与衰落时期元语言系统的演变。西方语言学自拉多(1957)开始,出现以为外语教学服务为唯一宗旨的“应用性”转向,将对比语言学降格为“对比分析”,从而成为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分支;迪·皮德娄转向转换生成语言学寻求理论支持,却遭遇普遍语法观的尴尬。由于放弃了自身理论建设的诉求,美国的对比语言学研究逐步衰落。中国的语言对比研究虽有赵元任先生成果卓着,但因“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1956)的出台而式微,并终因继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而被迫全面停止。第五章研究对比语言学复苏与发展时期元语言系统的重建。西方语言对比研究中心从美国转到欧洲,并开始从微观走向宏观;沃尔夫对比语言学思想开始复兴,西方语言学重新重视自身理论建构。中国对比研究因对外汉语教学和外语教学的需要得到普及,在为第二语言教学服务的同时,因少数学者对其学科性的元思考而开始重视学科自身的理论建构。中西方对比语言学之间的距离开始缩短。第六章,通过对比语言学元语言的演变论述对比语言学的快速发展与繁荣时期对比语言学的发展状况,并对学科未来发展做出展望。1990年之后,随着沃尔夫语言相对论思想逐步复兴,世界对比语言学出现新的气象:西方语言学以体系建构为开端,“跨文化交际”为特色,“功能分析”为“大成”,研究的视野和范围不断扩大,理论建设成绩斐然:菲齐亚克延续自己的一贯思想,对学科做出深刻的元思考,提出了一个庞大的体系;克尔采斯佐斯基则从对比中立项出发建构了一个别具特色的理论体系;由于维尔茨皮卡(1991)的贡献,跨文化语用学从欧洲走向澳洲;从卡普兰到孔纳(1996;2008),美国的对比修辞学取得较大发展;哈蒂姆(1997)则继承哈特曼的研究传统,以“跨文化交际”的名义对翻译理论与对比篇章学进行了深刻论述;切斯特曼的集大成之作《对比功能分析》成为这一时期西方对比语言学理论发展新的里程碑。在中国,第一本英汉对比研究论文集于1990年出版,展示了前期中国对比语言学研究的成绩,使对比语言学作为语言学的一个新的领域深入人心,也为今后学科的发展指明了方向。1992年,中国第一本径以“对比语言学”命名的通论性着作出版;之后,各种理论研究着作纷纷问世,对比语言学研究论文数量大大增加。中国对比语言学研究开始与世界同步。21世纪以来,中国学者对对比语言学进行了历史与哲学的全方位思考,将对比语言学的理论建设上升至哲学语言学的层面,对比视角下的汉语语法和语言学理论研究取得新的进展,为世界对比语言学的发展做出突出贡献。中国对比语言学走在了世界前列。第七章为全文的结论。对比语言学经过近200年的发展,其元语言系统由洪堡特与沃尔夫等人的初建、经应用性转向和停滞时期的演变,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尤其是80年之后复苏时期得到重建,1990年以来、尤其是经21世纪初期的繁荣发展,得到不断丰富和完善,已经接近一个“理想化”系统。这个系统包含了语言世界观和普通语言学理论的认识论基础和在这一基础上对学科的科学定义;更包含对比语言学的研究本体元语言子系统、研究方法元语言子系统和研究价值元语言子系统,形成一个完整的架构,标志着对比语言学学科的最终确立。本文认为,对比语言学的发展从方法论意义上的“求同”到“求异”,带着深刻的历史思考,已显出在更高的哲学语言学层面上的“求和”态势,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中西对比语言学趋向融合;2)学科赖以建立和发展的哲学基础和理论基础趋向融合;3)学科研究的范围和对象趋向融合;4)学科研究的方法趋向融合;5)学科研究的目标和宗旨趋向融合;6)学科研究的人员组成趋向融合。诚然,从“合”到“和”,还须假以时日。但是,“求和”,是对比语言学发展的终极目标;而大道归一,也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
任东升,高玉霞[10](2014)在《国内商务英语词典翻译研究:述评与展望》文中认为与双语词典翻译研究相比,国内对商务英语词典翻译的研究依然薄弱,已有研究局限于实践性研究,缺乏理论视角,亦无译者群研究。本文通过述评国内对商务英语词典翻译的研究状况发现:探索科学的翻译批评方法和多维的词典翻译批评标准,开拓崭新的批评视角,建立系统的商务英语词典批评理论体系和基于语料库技术的商务英语词典翻译研究体系,是商务英语词典翻译研究的重点。
二、关于构建双语词典批评理论体系的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关于构建双语词典批评理论体系的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1)认知与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前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问题的提出 |
(一)选题缘由 |
(二)溯源: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一)历史的维度:以实然证必然? |
(二)文化的维度:古今中西的文化选择? |
(三)思想的维度:谁改造了谁? |
三、概念界定与理论框架 |
(一)本土化与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 |
(二)研究范围界定 |
(三)理论框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维度 |
四、研究思路及框架 |
五、创新与不足之处 |
第一章 重构自我:与西方世界的遭遇 |
第一节 西学东渐:知识体系的冲击 |
一、知识分类和体系的整合 |
二、知识生产的体制重塑 |
三、知识权威及价值符号的更替 |
第二节 走出“天下主义”:进化的世界与中国的天命 |
一、“天下主义”的式微与民族主义的兴起 |
二、进化论下中国的天命 |
三、进化宇宙观的思想冲击 |
第三节 本土化的几种类型 |
一、延续型本土化 |
二、吸纳型本土化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语词的溯源:马克思主义语汇的传入及影响 |
第一节 西学东渐下的语词译介 |
一、在华传教士的语词译介 |
二、日译中的新语厘定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语汇的早期传播 |
一、“日马”入中:马克思主义从日本到中国 |
二、取道东洋:探源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语词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从语汇到话语:马克思主义本土话语的初步形成 |
第一节 思想序曲:马克思主义话语进入中国语境的背景 |
一、思想的转型:从启蒙重回革命 |
二、认识的转变:从“日马”到“俄马” |
第二节 话语议题的转换:马克思主义话语的渐次接纳 |
一、 “主义”话语的来临:问题与主义 |
二、从空间到时间:东方与西方 |
三、唯物论话语的胜利:科学与人生观 |
四、历史唯物主义的话语适用 |
第三节 话语的替代与综合:马克思主义本土话语的初步形成 |
一、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话语交错 |
二、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明辨 |
三、平民主义(Democracy)的话语演绎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主体转换:实践维度的本土化 |
第一节 理论和实践的桥梁: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
一、“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列宁主义的启示 |
二、共产国际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本土化 |
第二节 本土化自觉的唤醒: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及早期实践 |
一、马列主义本土化组织的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
二、本土化自觉的唤醒:早期本土化的政治实践 |
第三节 “不做一定公式的奴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 |
一、本土化自觉的几次转折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与实践 |
第一节 认知维度的接纳与融汇 |
一、“天动人斗”:接纳的思维基础 |
二、“一本万殊”:融汇的思想特征 |
第二节 实践维度的本土化创造 |
一、本土化的话语重塑 |
二、革命道路的中国化探索 |
(一)革命主体的中国化 |
(二)革命形式的中国化 |
(三)群众政策的中国化 |
本章小结 |
结语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再思考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维度:过程解构与视阈融合 |
(一)两个维度的叙事框架:以语词、话语和实践为对象 |
(二)民族主义运动和革命的“宏事件”影响 |
三、“中国向何处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答案 |
(一)走出“古今中西”之惑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意义 |
(三)进行时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主要参考文献 |
附录: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2)中央文献核心语块构建及翻译模式探究 ——以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2014-2018)及俄译本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选题缘由 |
1.2 研究任务与研究方法 |
1.2.1 研究任务 |
1.2.2 研究方法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1.3.1 语块研究的相关理论 |
1.3.2 语块理论国内外研究综述 |
1.3.3 中央文献对外翻译研究综述 |
1.4 研究价值及创新点 |
第二章 中央文献核心语块的构建 |
2.1 中央文献核心语块的本体研究 |
2.1.1 语块的定义及分类 |
2.1.2 中央文献核心语块的界定 |
2.2 中央文献核心语块的提取 |
2.2.1 中央文献核心语块的识别原则 |
2.2.2 中央文献核心语块提取的基本方法 |
2.3 中央文献核心语块构建 |
2.3.1 中央文献核心语块的构建过程 |
2.3.2 中央文献核心语块的序列层级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认知翻译视角下的语块翻译 |
3.1 翻译研究的认知转向 |
3.1.1 认知科学与翻译 |
3.1.2 认知视角下的翻译观 |
3.2 语块翻译的认知加工 |
3.2.1 语块翻译的认知加工过程 |
3.2.2 语块翻译的认知加工策略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中央文献核心语块的认知翻译模式 |
4.1 中央文献核心语块的认知翻译模式构图 |
4.1.1 翻译理论模式 |
4.1.2 中央文献核心语块的认知翻译模式图 |
4.2 中央文献核心语块的认知翻译模式阐释 |
4.2.1 语言符号认知 |
4.2.2 逻辑思维认知 |
4.2.3 主体间性认知 |
4.2.4 社会文化认知 |
4.2.5 语境关系认知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结语 |
5.1 中央文献核心语块构建的应用前景 |
5.2 全文小结 |
参考文献 |
主要参考词典 |
Реферат |
附录Ⅰ 中央文献核心语块中俄对照表 |
附录Ⅱ NLPIR汉语分词词性标记对照表 |
附录Ⅲ 汉语分词词性标注示例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研究成果 |
(3)变异修辞视角下的沈从文小说语言风格英译再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沈从文小说英译研究综述 |
1.1.1 文献搜集及宏观分析 |
1.1.2 各主题研究现状 |
1.2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2.1 研究思路 |
1.2.2 研究方法 |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3.1 学术价值 |
1.3.2 现实意义 |
第2章 变异修辞与沈从文小说语言风格的英译再现研究 |
2.1 中、西方修辞研究发展历程概述 |
2.2 汉语修辞的定义及分类 |
2.2.1 汉语修辞的定义 |
2.2.2 汉语修辞的分类 |
2.3 汉语常规修辞与变异修辞 |
2.3.1 汉语常规修辞与变异修辞的界定 |
2.3.2 汉语变异修辞研究述评 |
2.4 汉语变异修辞再定义及汉语变异修辞研究框架的重构 |
2.4.1 汉语变异修辞再定义 |
2.4.2 汉语变异修辞研究框架的重构 |
2.5 重构后的汉语变异修辞研究框架对沈从文小说语言风格英译再现研究的启示 |
2.5.1“语言风格”的定义 |
2.5.2 语言风格与变异修辞的关系 |
2.5.3 重构后的汉语变异修辞研究框架对沈从文小说语言风格英译再现研究的启示 |
第3章 沈从文小说中辞的意味的英译再现 |
3.1 词语的超常搭配的英译再现 |
3.1.1 词语的超常搭配的定义 |
3.1.2 词语的超常搭配的译例分析 |
3.1.3 词语的超常搭配的英译再现情况小结 |
3.2 同词相应的英译再现 |
3.2.1 同词相应的译例分析 |
3.2.2 同词相应的英译再现情况小结 |
3.3 乡土语言的英译再现 |
3.3.1 方言詈辞的英译再现 |
3.3.2 地方俗语的英译再现 |
第4章 沈从文小说中辞的音调的英译再现 |
4.1 沈从文小说中辞的音调的英译再现 |
4.1.1 辞的音调的定义及分类 |
4.1.2 沈从文小说对辞的音调的运用 |
4.2 叙事语言中押韵句的译例分析 |
4.3 叙事语言中押韵句的英译再现情况小结 |
第5章 沈从文小说中辞格的英译再现 |
5.1 比喻的英译再现 |
5.1.1“A像B,C型”比喻的英译再现 |
5.1.2 联喻的英译再现 |
5.2 飞白的英译再现 |
5.2.1 飞白的定义 |
5.2.2 飞白的译例分析 |
5.2.3 飞白的英译再现情况小结 |
第6章 结论 |
6.1 本研究的主要观点 |
6.2 本研究的创新点 |
6.3 本研究的局限性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
附录二 |
(4)20世纪以来西方文论汉译中背离现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问题的提出与选题意义 |
1.1.1 作为一种翻译现象的“背离” |
1.1.2 本课题研究的对象 |
1.1.3 本课题研究目的和意义 |
1.2 研究现状 |
1.2.1 西方文论译介概况 |
1.2.2 西方文论术语/文本翻译——语言内涵背离现象研究 |
1.2.3 跨语际的理论旅行——超语言的背离现象研究 |
1.3 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 |
1.3.1 研究方法 |
1.3.2 研究内容 |
1.4 研究创新点与不足 |
第2章 文学理论的话语特点与翻译 |
2.1 文学理论话语形态及其特点 |
2.1.1 作为观念的文学理论 |
2.1.2 文学理论的话语形态 |
2.1.3 文学理论的话语特征 |
2.2 文学理论的翻译 |
2.2.1 多维视角的翻译方法 |
2.2.2 理论话语翻译的标准 |
2.2.3 文学理论翻译的特点 |
第3章 西方文论汉译过程中的背离现象 |
3.1 背离的表现 |
3.1.1 语义内涵背离 |
3.1.2 思想内涵背离 |
3.1.3 文化内涵背离 |
3.1.4 表达风格背离 |
3.2 文本复译中的背离问题 |
3.3 对于背离现象的认识 |
3.4 背离的影响 |
3.4.1 理论认识失真 |
3.4.2 指导实践偏差 |
第4章 西方文论翻译中导致背离的原因 |
4.1 语境差异是导致背离的客观原因 |
4.1.1 语言环境差异 |
4.1.2 文论语境差异 |
4.1.3 文化语境差异 |
4.2 译者素养是导致背离的主观原因 |
4.2.1 译者的理论素养 |
4.2.2 译者的知识素养 |
4.2.3 译者的工作态度 |
第5章 面对背离的文论意蕴总体性应对 |
5.1 文论意蕴的转换生成:西方文论的“中国化” |
5.1.1 西方文论的非语境性接受 |
5.1.2 西方文论的实用性接受 |
5.1.3 西方文论的转换性接受 |
5.2 语义内涵再现:术语转换 |
5.2.1 术语翻译中的背离问题 |
5.2.2 文论术语翻译标准 |
5.2.3 文论术语译介策略 |
5.2.4 文论术语翻译例析 |
5.2.5 术语翻译的差异性融合 |
5.3 思想内涵再现:意蕴挖掘 |
5.4 文化内涵再现:文化调适 |
5.4.1 文化负载词的调适 |
5.4.2 文化意象的调适 |
5.5 表达风格再现:原文为纲 |
第6章 面对背离的译者主体性应对 |
6.1 文论译者的语言能力:意会与言传 |
6.1.1 参透语义:理解和表达 |
6.1.2 再现风格:语体与语域 |
6.2 文论译者的学术修养:高度与态度 |
6.3 文论译者的方法意识:技巧与技术 |
6.4 文论译者的成长动力:需要与支持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5)系统功能语言学视域下政治语篇中名词化翻译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对象 |
1.3 研究问题 |
1.4 研究目标 |
1.5 研究意义 |
1.6 章节安排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2.1 名词化研究回顾 |
2.1.1 名词化的本体研究 |
2.1.2 名词化的应用及实用研究 |
2.2 政治语篇翻译研究回顾 |
2.2.1 政治语篇翻译的经验与批评 |
2.2.2 政治语篇翻译的原则与目标 |
2.2.3 政治语篇翻译的策略与方法 |
2.3 功能语言学视角的翻译研究回顾 |
2.3.1 功能语言学对翻译核心问题的阐释 |
2.3.2 功能语言学理论在汉英翻译研究中的应用 |
2.4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理论基础 |
3.1 功能语言学的意义观 |
3.1.1 功能观 |
3.1.2 建构观 |
3.1.3 进化观 |
3.1.4 社会符号观 |
3.2 功能视角下名词化的对等与转移翻译策略 |
3.2.1 名词化对经验的重新识解 |
3.2.2 种族发生视角下翻译过程的再实例化模型 |
3.2.3 翻译对等与转移的语法隐喻理据 |
3.2.4 名词化对等与转移翻译策略 |
3.3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研究方法 |
4.1 研究思路 |
4.1.1 分析模式与步骤 |
4.1.2 名词化的界定与识别 |
4.2 政治语篇汉英平行语料库的建设 |
4.2.1 平行语料库的发展与应用 |
4.2.2 语料库的构成 |
4.2.3 语料的预处理 |
4.2.4 语料的检索与抽样 |
4.3 本研究使用的参照语料库 |
4.4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政治语篇及其翻译中汉英名词化的分布与类型 |
5.1 汉英名词化及其翻译策略分布 |
5.1.1 汉英名词化的分布特征 |
5.1.2 名词化对等与转移翻译策略的分布特征 |
5.2 汉英派生型名词化 |
5.2.1 源语语篇中的汉语派生名词化 |
5.2.2 目标语语篇中的英语派生名词化 |
5.3 汉英转类型名词化 |
5.3.1 源语语篇中的汉语转类名词化 |
5.3.2 目标语语篇中的英语转类名词化 |
5.4 汉英短语型名词化 |
5.4.1 源语语篇中的汉语“NP的VP”结构 |
5.4.2 目标语语篇中的英语“V-ingof”结构 |
5.5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政治语篇翻译中名词化对等翻译策略 |
6.1 政治语篇翻译中名词化对等翻译策略的类型 |
6.1.1 系统型对等 |
6.1.2 实例型对等 |
6.2 政治语篇特色名词化表达的翻译 |
6.2.1 汉语“化”字格的翻译 |
6.2.2 汉语数式短语的翻译 |
6.3 名词化对等翻译策略与对外政治话语的建构 |
6.3.1 名词化所凝练的中国概念表述 |
6.3.2 名词化所凝练的中国道路表述 |
6.3.3 名词化所凝练的核心价值表述 |
6.4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政治语篇翻译中名词化转移翻译策略 |
7.1 政治语篇翻译中名词化转移翻译策略的类型 |
7.1.1 隐喻化转移 |
7.1.2 去隐喻化转移 |
7.2 政治语篇翻译中名词化转移翻译策略的影响因素 |
7.2.1 语言系统因素 |
7.2.2 语篇类型因素 |
7.2.3 情景语境因素 |
7.2.4 文化语境因素 |
7.3 政治语篇翻译中名词化转移翻译策略的功能 |
7.3.1 重构功能 |
7.3.2 简化功能 |
7.3.3 概括功能 |
7.3.4 释义功能 |
7.4 名词化转移翻译策略与对外政治话语的建构 |
7.5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结论 |
8.1 主要发现 |
8.2 贡献及创新点 |
8.3 研究启示 |
8.4 研究局限及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后记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6)汉英词典评论研究:现状分析与结构描述(论文提纲范文)
一、引言 |
二、相关研究 |
三、研究设计 |
1. 研究对象 |
2. 研究问题和过程 |
四、结果与讨论 |
1. 研究结果 |
(1)评价主体结构 |
(2)评价内容结构 |
(3)评价范式与路径 |
2. 讨论 |
(1)评价主体结构 |
(2)评价内容结构 |
(3)评价范式与路径 |
1)评价原则的客观性 |
2)评价标准的实用性 |
3)评价方法的科学性 |
4)评价视角的多元性 |
五、结语 |
(7)用户认知视角下汉英词典多维评价体系的构建(论文提纲范文)
1. 用户认知视角 |
1.1 适应性 |
1.2 规律性 |
1.3 互动性 |
2. 汉英词典多维评价体系的构建 |
2.1 评价主体 |
2.2 评价客体 |
2.3 评价范式 |
2.3.1 原则构建 |
2.3.2 方法拓展 |
2.3.3 视角分析 |
2.4 评价准则 |
2.4.1 对等词的评价准则 |
3. 结语 |
(8)英汉学习型词典动词条目差异化描写 ——事件语义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缩略语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对象 |
1.3 研究目标 |
1.4 研究方法 |
1.5 论文结构 |
第二章 文献回顾 |
2.1 核心术语界定 |
2.1.1 动词 |
2.1.2 差异化 |
2.1.3 事件 |
2.2 差异化问题的词典学理论探讨 |
2.2.1 语言文化视角的差异化问题探讨 |
2.2.2 用户类型视角的差异化问题探讨 |
2.2.3 文本类型视角的差异化问题探讨 |
2.2.4 条目描写视角的差异化问题探讨 |
2.3 动词条目差异化描写文本实践 |
2.3.1 英语学习型词典的动词条目差异化描写 |
2.3.2 英汉学习型词典的动词条目差异化描写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动词条目差异化描写的影响因素 |
3.1 描写对象的异质性 |
3.1.1 英语动词认知的异质性特征 |
3.1.2 英汉动词认知的跨语差异 |
3.2 使用主体需求的差异化 |
3.3 双语词典文本表征的特殊性 |
3.3.1 释义与译义表征的形式差异 |
3.3.2 释义与译义阐释的模式差异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动词条目差异化描写的理论框架建构 |
4.1 动词句法—语义界面研究概述 |
4.1.1 动词句法—语义界面研究的发展历程 |
4.1.2 动词句法—语义界面研究的三种视角 |
4.2 事件语义视角下的动词条目差异化描写 |
4.2.1 基于事件的单个动词条目描写 |
4.2.2 基于事件的近义动词条目描写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动词条目差异化描写的技术模型探索 |
5.1 技术模型建构的必要性 |
5.2 技术模型建构的可行性 |
5.2.1 数据收集 |
5.2.2 数据标注 |
5.2.3 数据检索 |
5.2.4 数据分析 |
5.2.5 数据储存 |
5.3 技术模型建构的实用性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动词条目差异化描写的文本表征策略 |
6.1 英汉学习型词典动词条目差异化描写的基本策略 |
6.2 英汉学习型词典单个动词条目的个性化描写 |
6.3 英汉学习型词典近义动词条目的系统化描写 |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结论 |
7.1 本研究的主要发现 |
7.1.1 英汉学习型词典动词条目差异化描写的理论框架 |
7.1.2 英汉学习型词典动词条目差异化描写的技术模型 |
7.1.3 英汉学习型词典动词条目差异化描写的表征策略 |
7.2 本研究的主要启示 |
7.2.1 本研究的理论意义 |
7.2.2 本研究的实践意义 |
7.2.3 本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
7.3 本研究的不足 |
7.4 对后续研究的建议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9)对比语言学元语言系统的演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对比语言学元语言系统演变与对比语言学史研究 |
第一节 对比语言学学科史研究的必要性 |
第二节 从元语言系统演变的角度研究对比语言学学科史 |
1.2.1 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
1.2.2 研究内容 |
第三节 对比语言学元语言和元语言系统的界定 |
1.3.1 元语言 |
1.3.2 语言学元语言 |
1.3.3 对比语言学元语言及其系统 |
第四节 对比语言学元语言系统的建构 |
1.4.1 对比语言学元语言抽取的基本原则 |
1.4.2 对比语言学元语言系统的构建 |
第二章 研究基础与研究空间 |
第一节 国内外关于对比语言学史的研究 |
2.1.1 西方学者关于对比语言学史的论述 |
2.1.2 中国学者关于对比语言学史的论述 |
第二节 本研究文献综述 |
2.2.1 指导性参考文献 |
2.2.2 基础性参考文献 |
2.2.3 辅助性参考文献 |
2.2.4 外围性参考文献 |
第三节 对比语言学学科历史发展的分期 |
2.3.1 潘文国、谭慧敏的对比语言学发展历史分期 |
2.3.2 —个打通中西的对比语言学学科发展历史分期 |
第三章 对比语言学的创始及其元语言系统的初建(1820-1955) |
第一节 语言学研究概述 |
第二节 洪堡特首创的对比语言学及其元语言系统 |
3.2.1 对比语言学哲学基础的奠基:语言世界观 |
3.2.2 “对比语言学”学科的创始 |
3.2.3 对比语言学的雏形:元语言系统暨学科框架 |
第三节 《马氏文通》与中国对比语言学的肇始 |
3.3.1 19世纪的中国语言学 |
3.3.2 比较与比附:《马氏文通》及其元语言系统 |
第四节 20世纪初西方的对比语言学及其元语言系统的演进 |
3.4.1 语言学研究中心和研究方向的转移 |
3.4.2 叶斯柏森的语法哲学及其对比语言学元语言系统 |
3.4.3 沃尔夫的语言相关性原理及其对比语言学元语言系统 |
第五节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语言对比研究及其元语言系统(1900—1955) |
3.5.1 20世纪初中国的语言研究概况 |
3.5.2 对比视角下中国第一部普通语言学着作 |
3.5.3 比较与求同:普世语言观关照下的语言比较研究及其元语言系统 |
3.5.4 在语言对比中认识汉语:西方学者对汉语特点的论述 |
3.5.5 对比与求异:普通语言学观照下的语言对比研究及其元语言系统 |
3.5.6 “一边倒”与语言对比研究的单一化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3.6.1 西方的对比语言学 |
3.6.2 中国的语言对比研究 |
3.6.3 关于本期中西对比语言学的对比 |
3.6.4 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几个被忽视或消解的问题 |
第四章 对比语言学的转向和衰落及其元语言系统的演变(1956-1976) |
第一节 语言学研究概述 |
第二节 西方对比语言学的重大转向:《跨文化语言学》的元语言系统 |
4.2.1 拉多的跨文化语言比较 |
4.2.2 拉多的“跨文化语言学”元语言系统及其学科框架 |
第三节 西方对比语言学的衰退:《语言结构对比》的元语言系统 |
4.3.1 《语言结构对比》的理论诉求与理论依据 |
4.3.2 《语言结构对比》的元语言系统及对比框架 |
第四节 中国对比语言学的发展与外汉对比研究 |
4.4.1 汉外对比研究的衰退与中止 |
4.4.2 中国对比语言学的火种”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对比语言学的复苏及其元语言系统的重建(1977-1989) |
第一节 语言学和对比语言学研究概述 |
第二节 西方对比语言学的复苏:走向宏观和理论建构 |
5.2.1 走向宏观的对比语言学及其元语言系统 |
5.2.2 重视自身理论建设的开始与对比语言学元语言系统的变化 |
5.2.3 对比篇章学的元语言系统暨学科框架 |
第三节 中国汉外对比的普及与对比语言学学科意识的觉醒 |
5.3.1 通过对比研究语法 |
5.3.2 对比研究与汉语语法研究 |
5.3.3 汉英对比的成果检阅 |
5.3.4 中国对比语言学元语言系统的初步形成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对比语言学的发展与繁荣及其元语言系统的完善(1990—) |
第一节 语言学研究和对比语言学发展概述 |
第二节 西方对比语言学的进一步发展 |
6.2.1 对比语言学视野的拓展和范围的扩大 |
6.2.2 西方对比语言学的的跨文化视域 |
6.2.3 西方对比语言学新的里程碑:从结构到功能 |
6.2.4 第四期西方对比语言学的元语言系统暨学科框架 |
第三节 中国对比语言学独立学科地位的确立与快速发展(1990—2000) |
6.3.1 中国对比语言学发展的新起点 |
6.3.2 中国对比语言学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及其元语言系统 |
6.3.3 中国对比语言学的快速发展和学科理论体系的建构 |
6.3.4 20世纪90年代中国对比语言学的元语言系统暨学科框架 |
第四节 21世纪初中国对比语言学的新发展及其元语言系统(2001—) |
6.4.1 对比语言学:历史与哲学思考 |
6.4.2 中国对比语言学旳快速发展及研究视角与理论的多样化 |
6.4.3 21世纪初中国对比语言学的元语言系统暨学科框架 |
第五节 对比研究视角下的汉语语言学研究——字本位汉语理论探索 |
6.5.1 探索·结合·发现:字本位汉语理论与汉语语法体系 |
6.5.2 继承·借鉴·建构:字本位汉语语言学理论体系 |
6.5.3 分歧·争鸣·对话:汉语独特性的理论探讨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对比语言学元语言系统的演变与学科发展的总趋势 |
第一节 对比语言学定义的变化与对比语言学元语言系统的演变 |
第二节 求同·求异·求和:对比语言学发展的总趋势 |
7.2.1 对比语言学历史发展中语言观的兴替 |
7.2.2 对比语言学元语言系统演变述要 |
7.2.3 对比语言学发展的“合”与“和” |
第三节 余论 |
附录Ⅰ 对比语言学学科发展不同时期元语言系统对照简表 |
附录Ⅱ 对比语言学元语言索引 |
参考文献 |
后记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四、关于构建双语词典批评理论体系的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认知与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前期研究[D]. 陈兰馨.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12)
- [2]中央文献核心语块构建及翻译模式探究 ——以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2014-2018)及俄译本为例[D]. 康喆文. 天津外国语大学, 2019(02)
- [3]变异修辞视角下的沈从文小说语言风格英译再现研究[D]. 张蓓.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9(07)
- [4]20世纪以来西方文论汉译中背离现象研究[D]. 王亚光. 辽宁大学, 2019(05)
- [5]系统功能语言学视域下政治语篇中名词化翻译策略研究[D]. 唐革亮. 东北师范大学, 2018(12)
- [6]汉英词典评论研究:现状分析与结构描述[J]. 王娇,胡文飞. 辞书研究, 2016(06)
- [7]用户认知视角下汉英词典多维评价体系的构建[J]. 胡文飞,王娇. 英语研究, 2016(02)
- [8]英汉学习型词典动词条目差异化描写 ——事件语义视角[D]. 耿云冬. 南京大学, 2015(05)
- [9]对比语言学元语言系统的演变研究[D]. 苏章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14(11)
- [10]国内商务英语词典翻译研究:述评与展望[J]. 任东升,高玉霞. 语言教育, 201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