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德在21世纪全面合作的新起点 中德2000年环境合作大会在京举行 温家宝副总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致辞（论文文献综述）
王一帆[1]（2021）在《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前,中国反恐斗争已取得重大阶段性胜利。通过采取多元化和立体化的综合治理手段,“东突”恐怖主义势力已基本丧失在中国境内的生存空间,反恐形势已发生质的变化。恐怖主义风险最高的中国新疆地区已连续四年多未发生恐怖袭击事件,国家安全稳定与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得到有力保障。但是,部分“东突”恐怖主义势力仍在境外开展恐怖主义活动,受多重因素影响,土耳其已成为“东突”恐怖主义势力在境外的大本营和避难中心。“东突”恐怖主义势力在土耳其煽动反华舆论,筹措发展资源,扩大组织规模,集中训练恐怖活动人员,遥控指挥实施恐怖袭击。“东突”恐怖主义势力长期盘踞在土耳其,使中国无法从根源上铲除这一“毒瘤”。因此,与土耳其推进和深化反恐合作,对中国进一步开展反恐斗争和打击“东突”恐怖主义势力,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为限制“东突”恐怖主义势力在土耳其的活动与发展,中国与土耳其开展的反恐合作已启动多年,但是取得的成效不佳,缺乏实质化进展,亟需在多个关键环节进行突破。近年来,随着中国与土耳其关系的提升,政治互信日益增强,在多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不断扩大,两国打击“东突”恐怖主义势力和推进反恐合作的共识也在逐步深化。因此,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面临重大机遇。在此背景下,本研究在论述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历史演进和发展特征的基础上,深入剖析中国与土耳其开展反恐合作的战略价值、内外环境和制约因素,并提出推进和深化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具体对策。本研究共分为六章。第一章为绪论,包括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综述、研究方法、相关理论和研究框架等内容。第二章为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演进和发展,详细梳理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历史演进,共经历了起源阶段、探索阶段、发展阶段和深入阶段。总结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具有的发展特征,主要包括进程阶段性、立场反复性、合作复杂性和目标长期性。第三章为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战略价值,深入剖析开展反恐合作对中国与土耳其以及维护地区和全球安全稳定的重要意义。第四章为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内外环境,客观分析推进反恐合作具有的可行性。第五章为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制约因素,主要包括“伊斯兰国”和“东突”等恐怖主义发展因素,缺乏互补性的反恐合作需求、存在差异化的反恐合作目标以及不确定和不统一的反恐标准等双方利益因素,美国和欧盟各国对“东突”恐怖主义势力的态度等国际力量因素。第六章为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推进和深化,提出具有可操作性和可实践性的对策,包括巩固反恐合作共识,夯实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根基;完善反恐合作机制,提升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效率;优化反恐合作环节,拓宽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范围;加快推进全面合作,实现中国与土耳其关系发展突破等内容。
张玲潇[2]（2021）在《中国高铁产业战略传播研究（2008-2019）》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从战略传播角度系统而深入地剖析了中国高铁产业自诞生以来12年间（2008—2019）开展的战略传播活动,试图从共识性与认同视角,考察中国高铁产业战略传播对于建构产业认同和实现产业利益的价值。本文试图回答三个基本问题:1)高铁产业诞生以来开展了哪些战略传播活动,有什么特征?2)高铁产业战略传播与产业认同建构的关系如何?3)高铁产业战略传播在提升高铁品牌形象,构建有利于自身发展的舆论环境以及促进国内外受众对产业的理解与认同方面有哪些效果?本文主体部分有十章。绪论部分,介绍了研究缘起、研究意义、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第一章,对相关概念、理论和文献进行综述。第二章至第五章,关注于高铁产业早期阶段的战略传播活动,从战略传播背景、运行机制、传播手段、传播内容四个方面展开。第二章是高铁产业早期阶段的国内外背景回顾;第三章是对以铁道部为主导的战略传播运行机制的研究;第四章是对高铁产业早期阶段以报纸媒体为代表的大众传播和借力国际会议、展览等形式的组织传播的研究;第五章是从主题设置、叙事方式、表现形式等三个方面对高铁产业早期阶段的战略传播内容进行分析。第六章至第九章,关注于高铁产业“走出去”阶段的战略传播。其中第六章聚焦高铁“走出去”的政治、经济、文化战略价值分析。第七章对“走出去”阶段的高铁多主体联动传播和多层级利益相关群体对话合作机制进行研究;第八章对政府和企业层面的高铁外交公关,与利益相关群体对话的组织传播和引导国内外舆论的大众传播三种战略传播手段进行了梳理;第九章对高铁战略传播的内容与形式做了深入探究,这个阶段传播善用第三方视角讲故事,主题更贴近受众,话语方式也更吸引人。第十章,借鉴建构主义学派的国家间集体认同的形成与转化理论,分析高铁产业战略传播对于产业认同建构的价值及未来改进策略。结语,对中国高铁产业早期阶段和“走出去”阶段两个时期的战略传播实践进行回顾,得出战略传播是增进国内外受众对产业的理解与认同的重要途径的结论。本文使用的研究方法包括: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深度访谈法和多学科理论交叉运用的方法。在深度挖掘、收集、整理高铁诞生十余年以来的相关史实基础上,对不同时期大众传播媒体关于高铁的报道,以及高铁产业通过官方网站及社交媒体等发布的新闻文本,分别进行了系统分析和深入解读。同时,结合深度访谈法,选取高铁企业宣传部门负责人、轨道交通领域高校学者和高铁工程师等受访者进行深度访谈,获得研究所需要的一手资料,并运用多学科理论深入分析和总结高铁不同时期传播活动的战略性特征,对中国高铁产业战略传播历史进行整体勾画。本文创新点有三个方面:第一,研究视角的创新性。以往关于高铁产业的研究,大多是从经济、国际关系、地缘政治等理论视角进行的,而从战略传播角度关注高铁产业的比较少见,本文用战略传播理论考察高铁产业的发展历程,是对前人研究的较好补充。第二,论文对中国高铁产业战略传播历史进行了整体勾画,分析并总结了其不同时期传播活动的战略性特征,并借用多学科理论对原始文献和调查材料进行了多角度分析与解读。论文具有一定的历史文献价值。第三,本文基于建构主义学派的认同建构理论对高铁产业的战略传播实践进行分析,从认同视角考察中国高铁产业战略传播对产业认同建构的价值,探究战略传播与认同建构的逻辑关系,对现有理论进行拓展,具有一定的理论创新性。在社会急剧转型、世界经济低迷和逆全球化思潮抬头的多重背景下,高铁产业正面临着国内认同和国际认同的双重建构任务。在认同的建构中,信息的传播是核心和关键,通过信息传播和互动交流,有利于实现受众态度转变和行为转化。高铁产业通过顶层设计统筹多元传播主体、整合各种传播手段和渠道,针对国内外受众开展的战略传播活动是实现高铁产业国内和国际认同的有效方式,同时对于产业利益的最终实现和国家整体形象的提升都有积极促进作用。
凌晓逸[3]（2021）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拉美人文交流案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人文交流以其多样的主体和丰富的内涵已经成为我国对外交往的重要内容之一。从主体来看,人文交流的主体包含社会全体,不限于仅民间主体或仅官方主体;从内容来看,人文交流内容丰富,广义上可包含所有的人文产品、社会实践、教育、旅游、科技、体育、艺术、民俗等,仅与政治、经济、军事交流等有明显的区分;从目的来看,人文交流并不具有强烈的目的性,也不具备明确的政治属性,不以达成某明确目标出发,而更注重于互动过程。人文交流只有一个大宗旨,即促进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了解和深入交流。我国与拉美国家的人文交流实践历史悠久,有着坚实的基础,最早可追溯到16世纪因新航路开辟而产生的贸易与人员流动,但长期以来并未实现机制化交流。20世纪60年代后,随着中国与拉美国家相继建交,中拉往来逐渐密切,目前已有24个拉美国家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直到2015年,中拉论坛成立,才正式开启了中拉整体交流新时期。在中拉人文交流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中拉论坛专业领域分论坛为核心的中拉人文交流机制、以孔子学院为主的中拉教育交流、以友好城市为代表的中拉民间往来、以中拉共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为典型的中拉医疗交流等典型案例。各案例分别涵盖了中拉人文交流的三大重要领域——教育往来、民间往来、医疗往来。本文选取上述一大机制、三大案例为研究对象,具体梳理其发展现状、成果,评估其发展成效,总结其发展过程中的困难,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尽管我国与拉美国家人文交流已涌现出诸多经典案例,成果丰硕,但仍存在诸多挑战,其中包括地理遥远、语言不通等客观因素,拉美受到以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国家影响而对中国形象存有负面看法等思想因素,拉美更关注发展问题而非人文交流等现实因素。当前,中拉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领域的交流合作值得期待、中拉拥有的“红色记忆”能成为双方增强价值沟通的建构因素、中拉创新开展“足球外交”可切实推进“民心相通”,这些都将给中拉人文交流注入新动力,前景值得期待。
杨帆[4]（2020）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研究》文中提出随着全球性生态危机的日益严重,如何有效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全球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只有世界各国都积极变革、共同走绿色发展道路,人类文明才能得到永续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人类是命运共同体,保护生态环境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和共同责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彰显了生态文明的“共同体”责任,揭示出工业文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人类社会必然走向生态共同体的运行规律。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重要路径,能以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重新建构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统一。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全球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是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生态治理理论相结合的重大议题,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理论与实践创新,它突破了地域空间和主权国家的局限,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建造一个追求生态利益、承担生态责任、实现生态共治共享的“清洁美丽的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是推动全球绿色发展与建设全球生态文明的迫切需要,更是建设美丽的清洁世界,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必由之路。本文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的问题研究,共分七个部分,包括六章以及结论:第一章为绪论。这部分的内容旨在交代问题研究的背景和意义,梳理与述评已有国内外文献成果,在此基础上,明确选题的研究思路、主要研究内容和具体研究方法,概括选题研究可能存在的创新点及不足之处。第二章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的概念辨析与内涵解读。本章首先对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等选题研究所涉及的主要概念展开理论辨析;其次,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的相关内涵进行深入解读;最后,本章在绪论部分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述并确证了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第三章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的理论溯源。本部分主要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生态经济理论两个层面,结合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所涉及的主要议题,以理论溯源的形式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的问题研究提供理论依据。第四章为中国参与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的历史进程。本章论述了中国参与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的历史进程,并指出我国参与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的实践过程是与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及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活动存在紧密的逻辑关联。第五章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的现状分析。本部分首先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生态文明建设与参与全球生态治理方面取得的主要成就,特别点明了我国基于自身生态文明建设的经验为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贡献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而后对推动实现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面临的挑战进行了系统的分析。第六章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的对策研究。建设生态文明是整个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课题,深刻影响到每个国家的生态福祉。国际社会应积极达成共识,积极参与生态环境的全球协同治理,进而实现生态合作共赢。本章将从弘扬全球生态合作治理理念、形成全球生态协同治理机制、促进全球生态共赢模式、提供中国方案四个方面具体论述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的实现路径。论文最后为全文总结。在前文研究的基础上,梳理提炼全文的观点结论。本文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是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生态治理理论相结合的重大理论与实践议题,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理论与实践的创新,更是有效遏制并解决全球性生态危机的必由之路。
王璐瑶[5]（2020）在《德国对中国和平崛起的认知和政策反应》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蒋欣欣[6]（2018）在《中国“第一夫人”的媒介形象变迁研究 ——基于《人民日报》新闻报道的框架分析（1949-2018）》文中认为已有研究认为,新闻媒体上的“第一夫人”新闻报道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第一夫人”的公共活动及其所展现的国家形象,也可以反映新闻媒体的建构方式和意图。本文采集《人民日报》1949-2018年关于中国“第一夫人”的新闻报道,以框架理论为研究方法论,以内容分析法为研究方法,从高、中、低三个层次对中国“第一夫人”的媒介形象及其变迁做了研究。研究发现:（1）中国官媒重视“第一夫人”的媒介形象建构,其媒介形象变迁呈现两个主要特征。一是报道数量方面,呈现出“n”形、“N”形和“M”形特征,“M”形特征还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二是报道方式方面,中国“第一夫人”的媒介形象实现从“脸谱式”刻画到“生动式”呈现转变,尤其是在新媒体时代和中国政治发展新时代,彭丽媛的“第一夫人”的媒介形象更为丰富、立体和生动。（2）中国“第一夫人”的媒介形象主要通过报道议题与报道框架表现。中国“第一夫人”独立参加公共活动时,其报道议程主要集中在社会公益和文化艺术等相关事务;此外,陪同性框架是建构中国“第一夫人”媒介形象的主要框架,政策性框架、礼仪性框架和义务性框架居于次要位置。（3）彭丽媛时期媒介形象的框架在不变中有变,此阶段形成中国“第一夫人”热,媒介形象全面体现在“量”、“质”、“议题”、“框架”等角度。彭丽媛时期的“第一夫人”报道总量、年均报道量都达到历史最高值,将“第一夫人”作为报道主要对象的新闻报道占比远远高于其他“第一夫人”,此时期政治外交议题有所下降,社会公益和文化艺术议题大幅度提升,陪同性框架占比减少,义务性和礼仪性框架占比明显提升。中国第一夫人媒介形象遵循了世界通行框架,但也突出了自己的政治风格和文化色彩。研究发现媒介形象所反映的“第一夫人”活跃程度与国家发展和政治运行有关,文化差异是导致中国“第一夫人”媒介形象与他国同中有异的重要因素,个人魅力和时代背景促成了彭丽媛引发中国“第一夫人”热。研究认为要重视“第一夫人”在与最高领导人角色互补、提升国家软实力、对女性的示范等方面的作用,建议在塑造“第一夫人”的媒介形象时将要根植于本土传统文化,也要做好跨文化传播,讲好中国故事,同时,要积极推进“‘第一夫人’外交”的制度化,给予“第一夫人”更多自主空间。
蒋静飞[7]（2018）在《中阿合作论坛与21世纪中阿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04年1月正式成立的“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简称“中阿合作论坛”）,是推动中阿关系全面发展的重要平台。这个多边合作机制的创立,标志着中阿关系步入机制化建设的新阶段,也为我们研究21世纪中阿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中阿合作论坛”的设立是中国和阿拉伯国家着眼于中阿关系长远发展的重大举措,在全球化日益凸现的新时期极具战略意义。论坛成立至今已有14年的历史,在运行过程中,机制建设逐步完善,紧贴不同时期中阿双方的不同需求,为中阿政治、经济、文化和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的合作提供了框架。可以说,“中阿合作论坛”是服务于中阿关系发展的综合性平台,对于中阿务实合作起到了积极的指导和推进作用。21世纪以来,中阿友好关系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实现了历史性跨越,成为“南南合作”的一个典范。本论文以“中阿合作论坛”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历史分析法、文本分析法、案例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等方法,对“中阿合作论坛”成立前中阿关系的历史与现实、论坛成立的背景和过程、论坛主要相关文件、论坛机制及相关活动、中阿合作模式与阿拉伯国家和其他国家合作模式的异同等进行全景式考察,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个维度对21世纪中阿关系的发展做全面、综合的研究与评估,以期得出客观、科学的结论。本论文由绪论、正论五章和结语构成。绪论部分主要讲述选题意义,简述国内外研究现状、论文主要的创新点与难点、研究方法和基本框架。正文部分的第一章回顾了“中阿合作论坛”的缘起和创立。“中阿合作论坛”的成立,是新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传统友谊的历史积淀,是对21世纪初变幻多端的国际形势的积极应对,是中阿相互多样化利益诉求的现实选择。成立“中阿合作论坛”的设想最早源于阿方,但得到中方积极回应,同意“分阶段、有步骤地建立‘中阿合作论坛’”。最后在阿方草案基础上,各自拟订了文件草案。在中阿双方的共同努力和筹备下,“中阿合作论坛”于2004年1月30日正式成立。第二章主要研究“中阿合作论坛”的机制建设。“中阿合作论坛”在14年的发展过程中,正规化、机制化建设得到长足发展。目前已形成了以部长级会议为引领机制,以高官委员会为执行机制,以中阿企业家大会、专题经贸研讨会、中阿能源合作大会、中阿关系暨中阿文明对话研讨会、中阿友好大会、中阿互办文化节、中阿新闻合作论坛、高教与科研研讨会、环境保护合作等十余个定期或不定期的合作机制为协同机制的框架。本章对这些机制进行分类,分析论坛的主要会议文件、介绍论坛机制的相关活动,并对论坛的机制成效进行评估,分析其特点及局限,同时阐述外界对其评价。第三章主要研究“中阿合作论坛”成立以来中阿关系的迅速发展。自论坛成立以来,推动中阿关系经历了三次飞跃:2004年论坛成立之际,首届部长级会议确立了中阿“平等、全面合作的新型伙伴关系”;2010年“中阿合作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宣布中阿关系升级为“全面合作、共同发展的中阿战略合作关系”;2014年第六届部长级会议“一带一路”构想正式纳入中阿合作的议题,中阿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契机,推进构建互利互惠、共谋发展的“命运共同体”。本章对论坛成立后中阿关系的三个阶段,从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做客观、全面的分析和研究。第四章主要从比较的视角,通过案例分析法,对当前阿拉伯国家参与的国际合作机制类型进行研究并阐明其对中阿合作机制建设的启示。本章把当前阿拉伯国家参与的国际合作机制分为阿拉伯联盟参与的整体合作机制、阿拉伯地区区域组织参与的局部合作机制、阿拉伯世界特定国家的对外合作机制这三大类,并列举典型案例对这三类合作机制进行分析,通过与中国对阿合作机制的对比,分析各自特点,揭示其对中阿合作机制建设的启示。第五章主要研究“中阿合作论坛”的可持续发展。通过分析中阿关系当前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揭示“中阿合作论坛”的建设要深化战略、突出创新、务求实效,并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抓住时代主题,提升合作效能。
武亚平[8]（2018）在《2017年中德关系大事记》文中研究说明1月5日中德新能源汽车与无人驾驶技术（沈阳）研究院,在中德（沈阳）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正式揭牌成立。研究院由中德（沈阳）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沈阳市科技局与沈阳德赢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德国华人汽车工程师协会及华晨汽车研究院共同发起。研究院结合中德汽车业界的中坚力量,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共同研究探索新能源技术与无人驾驶技术在汽车领域的实践应用和未来发展。在具体操作层面,由德国华人汽车工程
时雨[9]（2016）在《2015年中德关系大事记》文中提出1月3日德国电视一台、德国《经理人》杂志分别以《中国高铁巨头挑战西门子!》和《中国创造跨国公司》为题报道南车北车合并一事,认为新组建的"中国中车"将给西门子等国际巨头很大的冲击。1月5日据彭博社消息,德车企宝马公司已经同意向中国汽车经销商支付51亿元人民币补贴,以弥补后者2014年的巨额亏损。2014年12月初,中国32家宝马经销商不堪经营和库存压力,联合向宝马公司提出包括给经销商近60亿元人民币补贴在内的多项要求。双方为此进行了数次谈判,最终达成上述结果。1月6日2015梅赛德斯-奔驰新年音乐会在北京国家大剧院上演。梅赛德斯-奔驰商业合作伙伴、
张鹏[10]（2013）在《中国对外关系展开中的地方参与研究》文中认为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和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政策指引下，中国地方部门在对外关系中的参与程度也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成为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生活中的突出现象。而学科特点造成的中国内外政治结合型研究不足，以及中国内外政治协调发展的理论化需要，都使得中国对外关系展开的地方参与研究成为一种新兴的研究方向。同时，大量外事档案、政府文件、统计数据的存在以及相关论着的涌现，使利用社会科学方法开展这项研究成为可能。本文提出，地方参与中国对外关系展开的程度与深度，取决于中国央地、内外、地地三组关系的变化。为全面理解中国对外关系展开中的地方参与，本文的研究主要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是理论部分的研究。对于地方参与对外关系的一般解释而言，已有的多层治理理论与功能主义理论都有提倡竞争性合作的问题，潜在的政治社会学解释则无法提供清晰的问题解决进路，而且现有理论多基于对西方国家对外关系的考察与辨析。在批判上述三种一般解释的基础上，将地方部门作为对外关系的“有限参与行为体”，提出地方参与对外关系的“有限参与”解释。这一解释，是在继续和坚持承认主权国家是国际关系行为主体的前提下，以中央对地方的对外事务授权有限为原则，将地方提升到作为对外关系的一类“有限”参与主体，并以对外关系发展中央地、内外、地地的合作最大化为目标，在“整体”考量的基础上，注重国家的国内-国际综合治理观形成。其次，是比较研究方面。通过中西在地方参与对外关系方面的比较研究，特别是与代表联邦制国家的德国进行比较，提出政治关系与法律关系这两种央地关系传统，和央地协力与央地竞合这两类有限参与适用，从而厘清中国对外关系展开中的地方参与之组织特点、历史流变和运行逻辑。最后，在案例研究部分，使有限参与的解释贯穿于沿海经济次区域的国际化、边境省区与跨区域国际合作、中国非中央政府驻德代表机构以及地方发展与国际组织在华活动等研究。并通过上述四个案例，从由内而外、由外而内两个大的观察视角，既说明中国对外关系展开中的地方参与形式与现状，又进一步验证绪论部分提出的，在新的国际环境下，中国对外关系展开中存在央地协力的政策倾向；中国在内外关系协调发展的实践中实现了国内国际制度建设的不断优化；地方多样性蕴含着中国对外关系展开中可能的地地合作三个研究假设。
二、中德在21世纪全面合作的新起点 中德2000年环境合作大会在京举行 温家宝副总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致辞（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德在21世纪全面合作的新起点 中德2000年环境合作大会在京举行 温家宝副总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致辞（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综述 |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 1.3.1.1 关于土耳其的研究现状 |
| 1.3.1.2 关于反恐合作的研究现状 |
| 1.3.1.3 关于中国与土耳其关系的研究现状 |
| 1.3.1.4 关于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研究现状 |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2.1 在土耳其外交关系和对外政策方面 |
| 1.3.2.2 在土耳其库尔德问题和“库尔德工人党”方面 |
| 1.3.2.3 在地区和全球反恐合作方面 |
| 1.3.2.4 在中国与土耳其关系方面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文献研究法 |
| 1.4.2 跨学科研究法 |
| 1.4.3 学术访谈法 |
| 1.5 相关理论 |
| 1.5.1 合作论 |
| 1.5.2 国家利益论 |
| 1.5.3 国家安全理论 |
| 1.6 研究框架 |
| 2 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演进和发展 |
| 2.1 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历史演进 |
| 2.1.1 起源阶段 |
| 2.1.2 探索阶段 |
| 2.1.3 发展阶段 |
| 2.1.4 深入阶段 |
| 2.2 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发展特征 |
| 2.2.1 进程阶段性 |
| 2.2.2 立场反复性 |
| 2.2.3 合作复杂性 |
| 2.2.4 目标长期性 |
| 3 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战略价值 |
| 3.1 开展反恐合作对中国的战略价值 |
| 3.1.1 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新型国际关系的具体实践 |
| 3.1.2 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和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根本要求 |
| 3.1.3 参与中东地区安全治理和非传统安全合作的主要内容 |
| 3.1.4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必然选择 |
| 3.1.5 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和维护海外利益的重要保障 |
| 3.1.6 打击“东突”恐怖主义势力的根本出路 |
| 3.2 开展反恐合作对土耳其的战略价值 |
| 3.2.1 强化与中国外交关系的核心基础 |
| 3.2.2 深化与中国经济合作的关键前提 |
| 3.2.2.1 土耳其国内经济发展陷入困境 |
| 3.2.2.2 土耳其与中国贸易不平衡加剧 |
| 3.2.3 维护国内政治和社会安全稳定的有效手段 |
| 3.2.4 改善国际形象和提升影响力的正确途径 |
| 4 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内外环境 |
| 4.1 国际环境 |
| 4.1.1 中东地区力量格局转变为开展反恐合作提供战略契机 |
| 4.1.2 多元化的国际合作机制为开展反恐合作提供平台保障 |
| 4.1.3 世界各国的反恐立场为开展反恐合作提供舆论支持 |
| 4.2 国内环境 |
| 4.2.1 中国境内恐怖主义风险显着降低 |
| 4.2.1.1 预防打击恐怖主义 |
| 4.2.1.2 开展去极端化治理 |
| 4.2.1.3 促进地区经济发展 |
| 4.2.2 土耳其外交政策转变趋势日益明显 |
| 4.2.2.1 以更加积极自主的态度参与地区和全球事务 |
| 4.2.2.2 以更加丰富灵活的方式强化亚太区域的合作 |
| 4.2.3 中国与土耳其不断深化多领域的合作 |
| 4.2.3.1 经济领域合作 |
| 4.2.3.2 人文领域合作 |
| 4.2.3.3 其他领域合作 |
| 5 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制约因素 |
| 5.1 恐怖主义发展因素 |
| 5.1.1 “伊斯兰国”的发展变化 |
| 5.1.1.1 调整武装活动策略,改变恐怖袭击方式 |
| 5.1.1.2 拓展外部发展空间,寻求多方势力合作 |
| 5.1.1.3 积极开展跨国“圣战”,策划实施“回流”渗透 |
| 5.1.2 “东突”恐怖主义势力的发展变化 |
| 5.1.2.1 以土耳其为政治和发展中心 |
| 5.1.2.2 以土耳其为指挥和活动中心 |
| 5.2 双方利益因素 |
| 5.2.1 缺乏互补性的反恐合作需求 |
| 5.2.2 存在差异化的反恐合作目标 |
| 5.2.3 不确定和不统一的反恐标准 |
| 5.3 国际力量因素 |
| 5.3.1 美国因素 |
| 5.3.1.1 土耳其与美国的关系 |
| 5.3.1.2 美国对“东突”恐怖主义势力的政策 |
| 5.3.2 欧盟因素 |
| 5.3.2.1 土耳其与欧盟的关系 |
| 5.3.2.2 欧盟对“东突”恐怖主义势力的政策 |
| 6 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推进和深化 |
| 6.1 巩固反恐合作共识,夯实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根基 |
| 6.1.1 坚持打击恐怖主义 |
| 6.1.2 坚持反对干涉他国内政 |
| 6.1.3 坚持反对反恐“双重标准” |
| 6.2 完善反恐合作机制,提升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效率 |
| 6.2.1 加强反恐问题磋商交流机制建设 |
| 6.2.2 充分发挥上海合作组织的平台价值 |
| 6.2.3 争取第三方国家对反恐合作的支持 |
| 6.3 优化反恐合作环节,拓宽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范围 |
| 6.3.1 强化反恐情报交流共享 |
| 6.3.2 协调开展网络信息监管 |
| 6.3.3 探索反恐怖融资合作渠道 |
| 6.3.4 促进去极端化治理交流 |
| 6.3.5 推动引渡合作取得新进展 |
| 6.4 加快推进全面合作,实现中国与土耳其关系发展突破 |
| 6.4.1 持续增进政治互信 |
| 6.4.2 破解经济合作瓶颈 |
| 6.4.3 丰富人文交流形式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学研究成果 |
| 致谢 |
（2）中国高铁产业战略传播研究（2008-2019）（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及意义 |
| 二、研究方法及思路 |
| 第一章 概念、理论与相关文献综述 |
| 第—节 概念界定 |
| 一、高铁与高铁产业 |
| 二、战略传播 |
| 第二节 战略传播理论探讨 |
| 一、战略传播机制的整体性与协同性 |
| 二、战略传播内容彰显软实力 |
| 三、战略传播手段多样与整合 |
| 四、战略传播受众具有针对性 |
| 第三节 相关文献综述 |
| 一、高铁产业的多面向研究 |
| 二、国家和企业层面的战略传播研究 |
| 三、企业声誉管理、品牌形象等相关研究 |
| 第二章 中国高铁产业早期阶段的发展背景 |
| 第—节 中国高铁诞生前的国内铁路发展现状 |
| 第二节 中国高铁发展相关问题的论争与博弈 |
| 一、关于高铁建设时间的论争 |
| 二、关于高铁建设技术的论争 |
| 三、关于高铁建设路线的论争 |
| 第三节 中国高铁在挫折中负重前行 |
| 第三章 高铁产业早期阶段战略传播机制 |
| 第—节 高铁产业早期阶段战略传播组织架构 |
| 一、高度集中的全行业整体协同体制 |
| 二、高度集中的战略传播组织架构的影响因素 |
| 第二节 高铁产业早期阶段战略传播运行机制 |
| 一、铁道部主导的战略传播议程设置机制 |
| 二、新媒体环境下产业内部舆情处置机制 |
| 第四章 高铁产业早期阶段战略传播手段 |
| 第一节 大众传播与意见领袖二次传播 |
| 第二节 借力国际会议和展览扩大影响力 |
| 第三节 与各种国际组织互动交流 |
| 第五章 高铁产业早期阶段战略传播内容 |
| 第一节 主题设置:官方主导议题 |
| 一、中国高铁建设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效应 |
| 二、中国高铁建设的国际影响 |
| 三、中国高铁知识产权与技术创新成就 |
| 四、高铁建设中争议问题的回应 |
| 第二节 叙事方式:官方叙事、以我为主 |
| 一、叙事宏大、秀成就 |
| 二、借媒体采访传达高铁产业观点 |
| 第三节 表现形式:相对传统与单一 |
| 一、话语风格体现“优越感” |
| 二、视觉符号略显”单一化” |
| 第六章 中国高铁产业“走出去”阶段的发展背景 |
| 第一节 高铁产业“走出去”阶段的国内背景 |
| 第二节 高铁产业“走出去”阶段的国际环境 |
| 第三节 高铁产业“走出去”的战略优势分析 |
| 第七章 高铁产业“走出去”阶段战略传播机制 |
| 第一节 高铁产业“走出去”阶段战略传播组织架构 |
| 一、企业主导与多主体合作的战略传播组织架构 |
| 二、多主体合作的战略传播组织架构的影响因素 |
| 第二节 高铁产业“走出去”阶段战略传播运行机制 |
| 一、顶层设计下的多主体联动机制 |
| 二、多层级的利益相关群体对话合作机制 |
| 第八章 高铁产业“走出去”阶段战略传播手段 |
| 第一节 致力于关系建立的人际传播 |
| 一、国家领导人的高铁外交 |
| 二、企业领导的高铁公关 |
| 第二节 与各团体和机构对话的组织传播 |
| 一、参加或主办各种国际展览、展会 |
| 二、与各种国际组织、团体开展交流 |
| 三、利用企业自营媒体开展传播活动 |
| 第三节 引导国内外舆论的大众传播 |
| 一、企业借力国内主流媒体外宣平台开展传播 |
| 二、借力国际主流媒体、社交媒体及本土媒体 |
| 第九章 高铁产业“走出去”阶段战略传播内容 |
| 第—节 主题设置:有高度、有温度 |
| 一、展示企业实力,善于“借嘴说话” |
| 二、分享合作成果,彰显共赢理念 |
| 三、履行社会责任,回应国际关切 |
| 第二节 叙事方式:受众视角,故事呈现 |
| 一、主动讲故事引发情感共鸣 |
| 二、借第三方之口讲故事体现可信性 |
| 第三节 表现形式:诉诸视觉与互联网语言 |
| 一、视听元素多彩呈现 |
| 二、话语内容吸引力强 |
| 第十章 中国高铁产业国际认同建构 |
| 第—节 战略传播对于产业认同建构的价值 |
| 一、建构主义理论视角下的认同建构 |
| 二、相互依存、社会互动与认同建构 |
| 三、第三方身份再现共同命运情景 |
| 四、扩大共识以形成同质性认知 |
| 第二节 中国高铁产业国际认同现状 |
| 一、中国高铁产业的朋友认同现状 |
| 二、中国高铁产业的竞争对手认同现状 |
| 第三节 中国高铁产业认同层次提升策略 |
| 一、朋友关系认同的建构与维系 |
| 二、竞争对手关系的认同转化策略 |
| 结语 |
| 一、高铁产业战略传播机制由集中到协同 |
| 二、高铁产业战略传播手段由单一到多元化 |
| 三、高铁产业战略传播内容的受众视角转向 |
| 四、战略传播是高铁产业认同建构的有效途径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深度访谈受访者基本情况 |
| 附录二: 访谈提纲 |
（3）“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拉美人文交流案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相关概念理论及方法 |
| 第三节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第四节 基本阐释框架 |
| 第一章 中国与拉美人文交流历史概述 |
| 第一节 中国与拉美地区的丝路历史交流 |
| 第二节 19 世纪至20 世纪中期的中拉人文交流 |
| 第三节 新中国成立后的中拉人文交流 |
| 第四节 “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拉人文交流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与拉美人文交流的机制建设 |
| 第一节 中国-拉共体论坛 |
| 第二节 中拉科技创新论坛 |
| 第三节 中拉智库交流论坛 |
| 第四节 中拉青年政治家论坛 |
| 第五节 中国与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民间友好论坛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案例分析1:孔子学院 |
| 第一节 中拉教育交流合作概况 |
| 第二节 孔子学院与中拉教育交流 |
| 第三节 孔子学院在拉美地区开展面临的困难及对策建议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案例分析2:友好城市 |
| 第一节 中拉民间往来概况 |
| 第二节 中拉友好城市发展基本情况 |
| 第三节 中拉友好城市开展的成果与展望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案例分析3:共抗新冠肺炎疫情 |
| 第一节 中拉医疗合作基本情况 |
| 第二节 新冠肺炎疫情下的中拉医疗合作 |
| 第三节 中拉共建“健康丝绸之路”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拉人文交流的机遇、挑战及应对 |
| 第一节 中拉人文交流的主要机遇 |
| 第二节 中拉人文交流的主要挑战 |
| 第三节 “一带一路”背景下进一步深化中拉人文交流的对策建议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4）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及述评 |
| 1.2.1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相关研究 |
| 1.2.2 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的理论基础的相关研究 |
| 1.2.3 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政策实践的相关研究 |
| 1.2.4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全球生保护与治理研究的现状评析 |
| 1.3 研究内容、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框架与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可能的创新 |
| 第二章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的基本分析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人类命运共同体 |
| 2.1.2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 |
| 2.2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的主要内容 |
| 2.2.1 共同承担 |
| 2.2.2 协同治理 |
| 2.2.3 生态共赢 |
| 2.3 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
| 2.3.1 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的必要性 |
| 2.3.2 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的可行性 |
| 第三章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的理论溯源 |
| 3.1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渊源 |
| 3.1.1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 |
| 3.1.2 西方人类中心论 |
| 3.1.3 中国传统的“和合”思想 |
| 3.2 生态保护与治理的理论来源 |
| 3.2.1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观 |
| 3.2.2 生态马克思主义 |
| 3.2.3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第四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参与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的历史进程 |
| 4.1 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为参与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提供基础 |
| 4.1.1 构建生态文明政策制度体系 |
| 4.1.2 健全生态文明建设法律法规 |
| 4.1.3 完善生态文明教育内容 |
| 4.1.4 建立中国生态环境管理体制 |
| 4.2 参与国际生态保护与治理,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
| 4.2.1 致力于全球环境污染治理 |
| 4.2.2 参与国际生态环境保护 |
| 4.2.3 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
| 4.3 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国际生态合作提供中国方案 |
| 4.3.1 搭建“一带一路”国家绿色发展合作平台 |
| 4.3.2 主动开展国际多边合作 |
| 4.3.3 “一带一路”绿色金融体系日益成熟 |
| 4.3.4 积极开展生态援外培训 |
| 第五章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的现状透视 |
| 5.1 中国参与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的成就 |
| 5.1.1 初步形成生态保护与治理的中国模式 |
| 5.1.2 在国际生态治理中显现中国姿态 |
| 5.1.3 进一步推动了国际生态合作 |
| 5.2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面临的挑战 |
| 5.2.1 全球生态合作理念尚未完全构建 |
| 5.2.2 全球生态环保顶层设计不合理 |
| 5.2.3 生态共赢模式没有有效建立 |
| 5.2.4 生态保护与治理的中国智慧没有充分展现 |
| 第六章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的对策 |
| 6.1 弘扬全球生态协同治理理念 |
| 6.1.1 呼吁全球重视生态环境问题 |
| 6.1.2 引领各国协商共渡危机 |
| 6.1.3 树立一致的生态保护目标 |
| 6.2 完善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的顶层设计 |
| 6.2.1 开展国际生态环境合作调查 |
| 6.2.2 进行科学全球生态保护规划 |
| 6.2.3 实行全球范围的生态保障措施 |
| 6.3 构建生态合作共赢导向的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模式 |
| 6.3.1 形成各个国家的生态合作联动效应 |
| 6.3.2 发挥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的合作优势 |
| 6.3.3 推动生态治理体系法治化 |
| 6.4 提供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的中国方案 |
| 6.4.1 完善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制度体系 |
| 6.4.2 总结中国绿色发展模式的特征 |
| 6.4.3 贡献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经验 |
| 总结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6）中国“第一夫人”的媒介形象变迁研究 ——基于《人民日报》新闻报道的框架分析（1949-201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述评 |
| 1.2.1 国外相关研究述评 |
| 1.2.2 国内相关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思路与论文框架 |
| 1.4 论文的创新之处 |
| 2 理论述评与研究命题 |
| 2.1 “第一夫人”与国家形象 |
| 2.2 媒体与政治人物形象构建 |
| 2.3 “第一夫人”的报道框架与议程 |
| 2.4 中国政治文化环境与“第一夫人” |
| 3 研究设计 |
| 3.1 研究方法论 |
| 3.2 研究方法 |
| 3.3 研究对象与样本获取 |
| 3.4 编码规则 |
| 3.4.1 高层次编码规则 |
| 3.4.2 中层次编码规则 |
| 3.4.3 低层次编码规则 |
| 3.5 研究过程与分析工具 |
| 4 高层次研究结果 |
| 4.1 “第一夫人”报道数量呈现“N”“N”和“M”特征 |
| 4.2 “第一夫人”报道主要对象 |
| 4.2.1 横向：报道主要对象“是‘第一夫人’”占比较低 |
| 4.2.2 纵向：“第一夫人”单独报道比例呈总体上升趋势 |
| 5 中层次研究结果 |
| 5.1 “第一夫人”报道议题 |
| 5.1.1 横向：报道议题主要集中在政治外交领域 |
| 5.1.2 纵向：彭丽媛时期所有报道议题比例均高于其他时期 |
| 5.2 “第一夫人”报道框架 |
| 5.2.1 横向：陪同性框架在报道框架中占主导地位 |
| 5.2.2 纵向：彭丽媛时期义务性和礼仪性框架占比明显提升 |
| 5.3 报道主要对象、报道议题、报道框架的交叉分析 |
| 6 低层次研究结果 |
| 6.1 报道高频词分析 |
| 6.1.1 主要运用陪同性框架建构“第一夫人”媒介形象 |
| 6.1.2 陪同性框架在政治外交议题中具有差异化表现 |
| 6.1.3 陪同性框架在王光美时期有四种特殊表现形式 |
| 6.2 中心词社会网络分析 |
| 6.2.1 中国“第一夫人”单独参与社会公益和文化艺术活动 |
| 6.2.2 “第一夫人”依附于最高领导人开展独立活动 |
| 6.2.3 “第一夫人”独立参与的活动带有女性符号特性 |
| 7 研究结论与讨论 |
| 7.1 研究结论 |
| 7.1.1 中国官媒历来重视“第一夫人”媒介形象建构 |
| 7.1.2 中国“第一夫人”媒介形象的呈现逐步“生动化” |
| 7.1.3 中国“第一夫人”独立承担社会公益和文化艺术事务 |
| 7.1.4 陪同性框架是中国“第一夫人”媒介形象的主框架 |
| 7.1.5 彭丽媛时期形成中国“‘第一夫人’热” |
| 7.2 研究讨论 |
| 7.2.1 中国“第一夫人”媒介形象建构的政治因素 |
| 7.2.2 中国“第一夫人”媒介形象建构的文化因素 |
| 7.2.3 新时代“‘第一夫人’热”的个人和时代因素 |
| 7.3 研究启示与建议 |
| 7.3.1 研究启示 |
| 7.3.2 研究建议 |
| 7.4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A.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B.新中国历任国家主席和夫人* |
| C.《人民日报》中国“第一夫人”报道样本及编码 |
（7）中阿合作论坛与21世纪中阿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摘要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述评 |
| 三、研究创新点与难点 |
| 四、研究方法 |
| 五、结构安排 |
| 第一章 “中阿合作论坛”的缘起与创立 |
| 第一节 新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传统友谊是论坛建立的历史背景 |
| 一、相互理解和尊重,维护彼此的核心利益 |
| 二、从单一援助到多样化合作,经贸关系发展迅速 |
| 第二节 21世纪初复杂的国际形势是论坛建立的时代背景 |
| 一、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发展对国家间交往方式提出新要求 |
| 二、新世纪中东局势的急剧变化是中阿关系进一步深化的推手 |
| 第三节 中阿双方的多样化需求是论坛建立的现实背景 |
| 一、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的需求 |
| 二、阿拉伯国家对中国的需求 |
| 第四节 “中阿合作论坛”的筹备与创立 |
| 小结 |
| 第二章 “中阿合作论坛”的机制建设 |
| 第一节 引领机制：部长级会议 |
| 第二节 执行机制：高官委员会 |
| 第三节 协同机制：其他合作机制 |
| 一、经贸能源类合作机制 |
| 二、人文交流类合作机制 |
| 三、可持续发展类合作机制 |
| 第四节 “中阿合作论坛”的机制评估 |
| 一、“中阿合作论坛”的外交类型 |
| 二、历届部长级会议的意义及成绩 |
| 三、“中阿合作论坛”的机制特点 |
| 四、“中阿合作论坛”机制的局限性 |
| 五、外界对“中阿合作论坛”的评价 |
| 小结 |
| 第三章 “中阿合作论坛”成立以来中阿关系的发展 |
| 第一节 中阿新型伙伴关系：2004~2009年 |
| 一、高层交往互动频繁,政治互信不断加强 |
| 二、经济关系高速发展、合作机制日趋完善 |
| 三、借力论坛框架平台,文化交流不断扩大 |
| 四、加强国际事务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 |
| 第二节 中阿战略合作关系：2010~2013年 |
| 一、理性应对中东变局,稳妥推进政治关系 |
| 二、经贸关系逆势增长,合作平台愈加完善 |
| 三、文化交往有序开展,深度广度不断扩大 |
| 第三节 中阿“命运共同体”(2014年~至今) |
| 一、战略互依逐步提升,政治互信全面加深 |
| 二、“一带一路”当为契机,经济务实合作提质增效 |
| 三、文化交流实力推进,民间参与稳步提升 |
| 小结 |
| 第四章 当前阿拉伯国家参与的国际合作机制及对中阿合作机制建设的启示 |
| 第一节 阿拉伯联盟参与的整体合作机制 |
| 一、阿拉伯—印度合作论坛 |
| 二、阿拉伯—日本经济合作论坛 |
| 三、阿拉伯联盟参与的其他整体合作机制简要介绍 |
| 第二节 阿拉伯地区区域组织参与的局部合作机制 |
| 一、西地中海“5+5对话”机制 |
| 二、美国—海合会战略合作论坛 |
| 第三节 阿拉伯世界特定国家的对外合作模式 |
| 第四节 对中阿合作机制建设的启示 |
| 小结 |
| 第五章 新时代“中阿合作论坛”的可持续发展 |
| 第一节 中阿关系当前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
| 一、当前形势下中阿合作面临的机遇 |
| 二、当前形势下中阿合作面临的挑战 |
| 第二节 习近平新时代思想指导下的“中阿合作论坛”建设 |
| 一、新气象 |
| 二、新期待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中国同阿拉伯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一览表 |
| 附录二：中国与阿拉伯国家高层领导交往统计表(2004~2017年) |
（10）中国对外关系展开中的地方参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问题的提出 |
| 第一节 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对外关系展开中的地方参与 |
| 第二节 定位中国对外关系展开中的地方参与 |
| 第三节 研究假设 |
| 第四节 论证设想 |
| 第五节 章节安排 |
| 第一章 中国地方参与对外关系研究回顾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辨析 |
| 第二节 资料来源与文献回顾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地方参与对外关系的一般解释 |
| 第一节 多层治理理论的解释 |
| 第二节 功能主义理论的解释 |
| 第三节 政治社会学的一般解释 |
| 第四节 地方参与对外关系的“有限参与”解释 |
| 小结 |
| 第三章 地方参与对外关系的中国传统与西方经验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对外关系中的地方角色 |
| 第二节 西方联邦制国家的地方与对外关系：以德国为例 |
| 第三节 中西地方参与对外关系比较 |
| 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对外关系展开中由内而外的地方参与 |
| 第一节 中国地方全球联系的发展与特征（2001-2011） |
| 第二节 沿海经济次区域的地方全球联系与责任 |
| 第三节 周边外交及边境省区与跨区域国际合作 |
| 第四节 地方参与对外关系国内资源整合的内容与方向 |
| 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对外关系展开中由外而内的地方参与 |
| 第一节 中国地方的国际组织能力 |
| 第二节 中国非中央政府驻德代表机构研究 |
| 第三节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沪项目调研 |
| 第四节 由外而内的国际合作中地方发展的新契机 |
| 小结 |
| 结论 把握对外关系“落地”的时代特征 |
| 图表及访谈手记目录 |
| 参考文献 |
| 德文类 |
| 英文类 |
| 中文类 |
| 后记 |
四、中德在21世纪全面合作的新起点 中德2000年环境合作大会在京举行 温家宝副总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致辞（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研究[D]. 王一帆.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2021(12)
- [2]中国高铁产业战略传播研究（2008-2019）[D]. 张玲潇.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09)
- [3]“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拉美人文交流案例研究[D]. 凌晓逸.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1(12)
- [4]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研究[D]. 杨帆. 吉林大学, 2020(02)
- [5]德国对中国和平崛起的认知和政策反应[D]. 王璐瑶. 国防科技大学, 2020
- [6]中国“第一夫人”的媒介形象变迁研究 ——基于《人民日报》新闻报道的框架分析（1949-2018）[D]. 蒋欣欣. 重庆大学, 2018(04)
- [7]中阿合作论坛与21世纪中阿关系研究[D]. 蒋静飞.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8(11)
- [8]2017年中德关系大事记[J]. 武亚平. 德国研究, 2018(01)
- [9]2015年中德关系大事记[J]. 时雨. 德国研究, 2016(01)
- [10]中国对外关系展开中的地方参与研究[D]. 张鹏.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