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市场不完全性与现代跨国公司理论的研究（论文文献综述）
卢侃[1]（2021）在《中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因：机理与实证》文中提出中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是有关中国企业“走出去”研究的一个重要论题。然而母国层面的动因较少受到关注,目前文献提到的主要有四种:“规模经济”说、产业集聚、商品市场分割和信贷市场扭曲。值得注意的是,现有关于这四种动因的研究至少存在两个偏向:其一是彼此分离,每种动因自成体系,鲜有置于同个框架下的综合研究;其二是以实证研究为主,理论脉络模糊,尤其是缺乏作用机制分析。本文主旨就在于将这四种动因置于同一个框架下,先进行系统的理论分析,而后基于最新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理论模型方面,民营企业ODI根本上是出于自身利润最大化的考量,故而对上述动因的研究可在这个框架下展开,即探究四种动因的外生变化如何与企业利润最大化的行为逻辑相结合而导向ODI。本文拓展了Melitz and Ottaviano（2008）的“异质性企业”模型,并考虑本国企业ODI有市场寻求和技术寻求两种类型,前者指支付固定成本来节省出口的冰山成本;后者指在进入海外市场的同时,还会提升企业在本国的生产率。在均衡状态下采用比较静态分析,求得四种动因对本国企业两类ODI平均倾向的影响、并解析作用机制。主要的推论是:1)国内市场规模对两类ODI均有促进作用,其机制为“企业规模扩张”效应和“竞争加剧”效应;2)多样性集聚对两类ODI均有促进作用,其机制为“协同分工”效应;3)商品市场分割对两类ODI均起阻碍作用,机制为“竞争阻碍”效应;4)信贷市场扭曲对本国民企两类ODI均起阻碍作用,机制为“竞争阻碍”效应和“融资约束强化”效应。继而将上述推论概括为8个命题。实证研究方面,以2004～2013年（除2010年）中国规模以上民营制造业企业ODI数据为样本,对理论命题进行实证检验。主要步骤是:首先基于企业的备案信息、以关键词识别法识别出企业投资目的并分类,随后以各东道国经济特征对分类后的结果进行回归检验,避免分类出现系统性偏误;其次用学界公认的指标测度核心解释变量进行基准回归;再次用工具变量法和拟自然实验法作为因果识别的策略,以排除“内生性”问题,并通过解释变量滞后一期和消除“稀有事件偏差”做稳健性检验;最后进行机制检验和拓展性检验。另外,本文也将四种动因置于同个回归方程中综合考量,以判断各个动因的解释力是否无可替代。主要结论是:1)国内市场规模和企业自身规模对我国民企两类ODI均有促进作用,“企业规模扩张”效应和“竞争加剧”效应成立;2)多样性的集聚类型对两类ODI均有促进作用,作用机制是通过“分工协作”效应,缓解了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3)商品市场分割对两类ODI均有阻碍作用,“竞争阻碍”效应成立;4)信贷市场扭曲对两类ODI均有阻碍作用,“竞争阻碍”效应和“融资约束强化”效应成立。本文可能的创新点有三:其一,研究框架上,将四种动因纳入到同一个逻辑框架中通盘考虑,填补了相关研究在理论脉络和作用机制上的空白,也增加了既有理论的广度和深度,具体包括对“规模经济”说、商品市场分割和信贷市场扭曲之影响和作用机理的描述和刻画;将产业集聚之于融资约束、融资约束之于民企ODI两条线索对接;并且将我国民企ODI的类型差异考虑在内,使研究更能贴合我国现实情况。其二,理论建模型方面,以拓展的MO“异质性企业”模型为基本框架,打通四种动因与本国民企两种类型ODI决策的逻辑关联,一方面克服了HMY模型仅考虑市场寻求型ODI的缺陷,另一方面解决了SB模型由同质性企业假设导致的局限性。其三,实证研究方面,选用学界认可的指标作解释变量对理论部分的命题予以验证,并以合适的工具变量和准自然实验排除“内生性”问题,确保得到可靠的因果推论。研究的现实意义体现在其政策寓意上,本文发现规模经济和由产业集聚提供的分工协作关系对我国民企“走出去”具有重大的意义;而商品市场分割和信贷市场扭曲主要起阻碍作用,这与“制度逃离说”的预测相反,或可启示决策者:全面深化市场化改革,打破商品、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壁垒是支持民企“走出去”的长远之道。
蒋鹏飞[2]（2020）在《FDI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文中提出自19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开放、贸易壁垒减少、交通和通讯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跨国生产和销售成本降低,以全球垂直生产网络扩大为特征的生产新模式出现,全球经济日益围绕全球价值链构建。跨国公司通过FDI和外包将达到一定程度标准化的活动环节配置到全球范围内的低成本国家或地区。FDI、外包和全球采购构建起复杂的全球生产网络。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大量引进外资并发展加工贸易,积极融入全球经济,嵌入全球价值链。中国贸易规模很大,但由于加工贸易占比较高,中国整体上仍然处于全球制造业、产业链、价值链的中低端。跨国公司将价值链低端活动环节转移至中国的同时,许多高污染、高能耗的企业进入中国,污染转移,加重中国生态环境的负担。国内劳动力成本上涨、逆全球化趋势和全球贸易摩擦加剧,中国引进外资的困难进一步加大。面临这样的形势,正确认识FDI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中国GVC分工地位有助于中国制定合理的FDI政策、优化引资结构、提升FDI质量、提高中国GVC分工地位、扩大经济收入和促进经济增长。GVC分工理论是对比较优势理论、要素禀赋理论、规模经济理论的继承与发展。FDI理论与国际分工理论的融合与发展中有关FDI影响国际分工的分析,在GVC背景下,基本仍是适用的,只是由对最终品分工转变为对价值链不同活动环节的分工。各国或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影响国际分工,FDI通过各国或各地区的生产率和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对国际分工产生影响。根据比较优势的定义,一国或一地区的比较优势受本国和外国因素影响,如一国在价值链不同活动环节的生产率比较优势受该国和外国价值链不同活动环节的生产率影响,一国在价值链不同活动环节的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受该国和外国要素禀赋影响。在静态分析中,FDI东道国和母国的要素禀赋和价值链不同活动环节的生产率水平都不会发生改变,因此FDI不会影响东道国GVC分工地位。在动态分析中,FDI通过东道国和母国的高端和低端活动环节的生产率,改变东道国具有生产率比较优势的活动环节,从而改变东道国GVC分工地位。FDI通过东道国和母国的要素禀赋改变东道国具有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的活动环节,从而改变东道国GVC分工地位。以往有关FDI对东道国GVC分工地位影响的研究主要考虑FDI通过改变东道国技术进而影响东道国GVC分工地位。鲜有文献基于国际分工的基础比较优势分析FDI对GVC分工地位的影响,本文分析FDI通过东道国和母国的生产率和要素禀赋四条渠道影响东道国比较优势,进而影响东道国GVC分工地位。FDI平均项目规模、技术水平、出口能力显示中国FDI主要流向价值链低端活动环节。中国比较优势、全球消费主体为发达国家和中国人力资本较低三方面解释了FDI主要流向价值链低端活动环节的原因。本文使用2004-2011年的行业层面数据,实证研究发现FDI总体上提高了中国GVC分工地位。具体机制而言,FDI通过提高中国高端活动环节与低端活动环节生产率之比,使中国的GVC分工地位提高。2004-2011年,FDI主要集中于低端活动环节,FDI主要采取垂直无形资产转移而非水平无形资产转移提高了中国高端活动环节的生产率,并且FDI通过示范效应、竞争效应和人员流动效应使得中国低端活动环节的生产率与国外差距不断缩小,趋于一致,高端活动环节的生产率逐步提高,中国GVC分工地位提高。FDI通过提高母国高端活动环节与低端活动环节生产率之比,使中国的GVC分工地位下降。跨国公司通过FDI将价值链低端活动环节转移到中国,跨国公司母公司主要从事价值链高端活动环节。由于出口学习效应,母国低端活动环节生产率降低。通过示范效应、人员流动效应、竞争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使得母国高端活动环节生产率提高,中国的GVC分工地位下降。FDI通过中国和母国的要素禀赋对中国GVC分工地位影响不显着。由于FDI主要流入价值链低端活动环节,使母国资本减少的同时,使母国就业减少,导致母国要素禀赋结构不变,进而对中国GVC分工地位没有影响。FDI主要流入价值链低端活动环节,使中国资本增加的同时,使中国就业增加,导致中国要素禀赋结构不变,进而对中国GVC分工地位没有影响。本文进一步对不同生产率水平和不同GVC参与度的行业进行分组面板回归,发现FDI对中国较低生产率水平的行业GVC分工地位有正向影响,FDI对中国较高生产率水平的行业GVC分工地位有负向影响但不显着。FDI对不同生产率水平的中国行业GVC分工地位的影响不同,可能是由于相对于较高生产率水平的行业,较低生产率水平的行业中,FDI更容易通过示范效应、竞争效应和人员流动效应使中国和母国的高端活动环节生产率逐步提高,且FDI对前者影响大于后者,从而提高中国GVC分工地位。与低和中等GVC参与度的行业相比,FDI对中国高GVC参与度的行业GVC分工地位正向影响更显着。这一结果表明只有在GVC参与度达到一定水平时,FDI的示范效应、竞争效应、人员流动效应才会使中国高端活动环节的生产率逐步提高,中国GVC分工地位提高。只有在GVC参与度达到一定水平时,FDI才会促进母国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使中国GVC分工地位降低。且前者的作用大于后者的作用,因此FDI对中国高GVC参与度的行业GVC分工地位有正向影响。若FDI主要流入中国价值链高端活动环节,FDI的类型则主要是市场寻求型,出口学习效应的存在使得母国高端活动环节生产率的下降。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价值链低端活动环节的生产率与国外差距不断缩小,趋于一致。FDI主要流入中国价值链高端活动环节有利于中国高端活动环节的生产率提高。价值链高端活动环节往往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若FDI主要流入中国价值链高端活动环节,母国的资本减少量远远超过就业,阻碍母国要素禀赋结构升级。FDI主要流入中国价值链高端活动环节有利于中国资本积累,促进中国要素禀赋结构升级。因此,高端环节的FDI通过中国和母国的生产率和要素禀赋提高中国GVC分工地位。FDI作为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的重要途径,利用FDI提高中国GVC分工地位既要“顺势而为”,也要“造势而为”。中国应推动贸易投资便利化以吸引FDI、提高低端环节FDI的利用、促进高端环节FDI的吸收、调整税收制度引导外资流向价值链高端环节、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促进高新技术产业集聚等。
檀灿灿[3]（2020）在《地方官员治理对外商在华子公司区位选择及绩效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改革开放以来,外资企业开始逐渐成为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经济实体之一。中国外资实际利用额逐年攀升,最新《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18年中国外资流量达到1390亿美元,位列世界第二。如何为大量外资企业提供优质的服务,打造优良的营商环境,以保持中国市场对于外资企业持续的吸引力是经济发展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政府部门作为外资政策的制定者和实施者,在外资的进入和发展的全过程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从地方官员治理的视角探索官员特征对外商在华子公司区位选择及绩效关系的影响,并对可能的情境因素进行考察,以深入理解其内在作用机理。已有研究分别对地方官员治理、区位选择及海外子公司绩效展开过大量丰富的研究,一方面,地方官员治理的研究重点关注于对内资企业层面战略行为的影响研究,相对忽视了对于外资企业战略及绩效影响的考察。另一方面,国际商务领域海外区位选择及子公司绩效的研究重点关注于宏观层面地区政治要素的前因研究,相对忽视了考察地方官员异质性对企业国际化扩张的影响。为了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本文在文献分析的基础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分别讨论了地方官员换届、地方官员异地交流多样性对外商在华子公司区位选择的影响,以及地方官员任期对外商在华子公司绩效的影响。本文主要的研究内容如下:首先,对国内外文献进行梳理,主要包含地方官员治理的后果研究、海外子公司区位选择及绩效的前因研究等主要内容。其中,地方官员治理主要从官员换届、官员异地交流以及官员任期角度进行展开,分析在企业、行业及地区不同层面的影响。对于海外子公司区位选择和子公司绩效前因研究的文献回顾也主要包含企业、行业及地区层面。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对已有研究做总结述评,并发现已有研究不足,进而提炼本文的主要研究问题。其次,本文通过三个实证研究,对地方官员治理与外商在华子公司区位选择及绩效的影响进行研究。第一个子研究采用1998-2011年世界五百强外资企业在中国城市层面的经营数据,运用条件logit模型对地方官员换届与外商在华子公司区位选择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并分析了前任官员任期以及行业监管的情境化作用。研究发现,地方官员换届的发生降低了外商投资的可能性,且在前任官员任期较长的城市以及在监管较少的行业,上述城市官员换届带来的负面影响被弱化。第二个子研究采用1998-2011年世界五百强外资企业在中国地级市层面的经营数据,运用条件logit模型对官员异地交流多样性与外商在华子公司区位选择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并分析了官员退休所剩年限、地区腐败程度以及外商投资经验的情境化作用。研究发现地方官员异地交流多样性的丰富,有益于外商投资可能性的提高。同时,官员退休所剩年限处于中等水平、在腐败程度较低以及外商具有较少投资经验的城市投资时,官员异地交流多样性对外商投资的正面作用得到增强。第三个子研究采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外资在中国城市层面的经营数据,运用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对地方官员任期与外商在华子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并分析企业规模、地区市场化以及腐败的情境化作用。研究发现,地方官员任期越长对外商在华子公司绩效水平的提升越有益。同时,企业规模越小、地区市场化以及腐败程度越低时,官员任期对外商投资子公司绩效的正面影响得到增强。最后,从理论和实践方面对研究启示进行了论述,本文整合了地方官员治理和企业国际化战略的文献,研究结论为政府部门的官员治理和外资企业在华战略选择和绩效提升带来有益借鉴,地方官员治理对外资战略选择及绩效而言,既有促进的方面,也有抑制的方面。政企双方均需要做好权衡,以更好地实现各自的发展目标。另外,从理论和实证方面指出了本文的研究局限与未来研究方向,今后的研究可以从其他的地方官员治理特征出发或采用不同的样本对本研究做进一步的考察。
瞿淦[4]（2020）在《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升级反哺效应研究 ——理论与实证》文中认为产业升级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杠杆。按照国际经验,产业升级动力结构源自国内与国际环境变动的双重驱动。无论是边际产业论,还是产品生命周期假说,都显示对外直接投资在发达国家的结构变革过程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国已经从资本净输入国转变为净输出国,因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国内产业升级的战略机遇期所产生的驱动力,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国内外学者在探讨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母国产业升级方面形成了不少研究成果。这类研究成果主要是描述一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与母国产业结构变动的正相关关系。但相关研究或囿于对产业升级概念内涵理解的差异、或囿于理论关注的层面的不同,大多未能对国际直接投资助推产业升级的特殊性作出准确概括,同时对这种产业升级助推作用的内在机制及其传导过程也缺乏系统分析。本文在对产业升级作出“改进型”与“结构型”归类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经验证据,提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升级“反哺效应”的基本假说。对外直接投资回馈国内产业升级的“反哺效应”,其本质是导入国际市场机制而非政府政策参数推进产业升级,从而将产业升级置于世界市场的大格局中加以考察和定位。基于这一假说,本文对“反哺效应”展开了分层解构。通过选取不同行业代表性厂商,刻画其在效率改进或产业链升级的具体路径。相关的案例分析不仅总结了我国厂商利用国际直接投资推进产业升级的运作经验,而且深入揭示了产品升级-企业升级-产业链升级的产业升级的微观和中观基础。并且,本文通过采集相关的面板数据,在借鉴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设定计量经济模型,从宏观视角对不同投资类型的“反哺效应”进一步加以检验。实证结果显示,中国企业资源寻求型、市场寻求型和技术（效率）寻求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其“反哺效应”的作用机制不仅存在路径差异,而且厂商的空间分布和行业选择的异质性,对效应的强弱程度亦有重要影响。通过对国际直接投资产业升级“反哺效应”的案例研究和计量检验,本文基于对外直接投资“反哺效应”的本质特征及其作用机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建议认为,跨国公司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主体,是“反哺效应”能否生成的关键战略支点。“反哺主体企业化”要求我国大力培育多元化的跨国公司体系,这是国内产业升级耦合世界产业发展方向的有效抓手。而充分发挥对外直接投资“反哺效应”的必要前提,是厂商的对外直接投资遵循国际市场需求导向,高效率的对外直接投资助推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反哺机制市场化”政策建议的实质,是要求企业在选择对外直接投资方式和投资区位时注重合理性和稳健性。对外直接投资视角下的产业升级企业化的“反哺主体”和市场化的“反哺机制”,其特点集中在反哺路径的国际化。“反哺路径国际化”对我国国内产业升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政府以更宽广的国际视野制定产业升级政策。综上所述,“反哺效应”假说表明在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升级的“回路”中,产业升级并不是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可有可无的“副产品”。放大“反哺效应”既对中国现阶段的对外直接投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为国内产业升级开创了更广阔的国际经济空间。
朱衡[5]（2019）在《保险业系统性风险：根源、传染与监管》文中提出2007—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对国际金融体系造成了巨大的灾难性影响,这场由次级房屋信贷危机引发并渗透到其他行业的金融危机是典型的系统性风险表现,对实体经济造成了巨大创伤。在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中,作为美国最大的保险公司AIG集团陷入绝境,濒临破产,对金融行业乃至全球经济都产生重大影响。追求传统商业模式的保险公司由于负债水平不同,而且与其他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的关联性较低,通常被认为比银行具有更低的系统风险水平。然而,当代的保险领域不能仅仅以传统的商业模式来描述,它还拥有大型、复杂的保险集团或以保险为基础的企业集团,在许多司法管辖区开展业务。这些保险集团和联合企业可能包括非传统的、非保险的业务模式,特别是具有非传统特征的人寿保险产品和不同类型的金融担保产品,提高了保险集团对金融市场风险的敞口,致使它们更容易受到金融市场状况的影响。此后,保险业系统性风险成为各界关注重点,“保险业是否会产生系统性风险?”“如何评估监管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等议题被提上征程,学界和业界纷纷跻身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研究。从监管趋势来说,保险业作为金融领域的三驾马车之一,行业重要性毋庸置疑,国内外掀起了对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研究的热潮。国际方面,金融危机发生后,2009年4月成立了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FSB）,主要负责认定是否存在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国际相关权威监管部门出台的一系列政策,肯定了保险业在维护金融稳定中的作用,明确了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核心地位。国内方面,中国保监会于2012年启动了“中国风险导向偿付能力体系”建设工作,2016年4月中国保监会召开国内系统重要性保险机构监管制度建设启动会,明确要在国内构建系统重要性保险机构的监管制度;8月,保监会发布《国内系统重要性保险机构监管暂行办法》;12月,颁布《国内系统重要性保险机构监管暂行办法（第二轮征求意见稿）》;2018《关于完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的指导意见》颁布后,完善我国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框架要求日益凸显,进一步明确了开展系统重要性保险机构监管的必要性,充分体现了对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重视。从保险经营来说,多元化的投资策略以及密切的金融资本市场联系都对未来保险业的稳定发展提出了挑战。保险业投资范围进一步扩大,境内外投资标准进一步放宽,投资范围包括流动性资产、固定收益类资产、权益类资产、不动产类资产和其他金融资产,保险业务进一步渗透到金融领域。纵以历史的角度看,银行、保险和其他金融机构都被严格区分,一旦发生危机也不会对其他机构造成影响。但近年来,这种金融机构间的壁垒正逐步瓦解,取而代之的是更紧密的业务联系以及相互关联。虽说目前的金融危机主要源于银行业,但随着银保互联性增强,溢出效应将蔓延至保险危机。正如我们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所见,保险业很大程度上受到一定冲击,不得不质疑保险业是否会反过来影响金融危机,成为危机发生的主导因素。纵观全局,在与金融资本市场密切关联的大环境下,跟进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研究是大势所趋。中国作为保险大国,牵一发而动全身,要确保保险业系统性风险不发生,前提是要结合具体国情,将涉及系统性风险的相关研究做到位。厘清“保险业是否存在系统性风险,如何科学有效评估?”,“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根源和传染机制是什么?”以及“如何监管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等一系列问题,为中国保险业持续健康良好的发展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本文共九章,具体结构设计如下:第一章:整理国内外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研究现状,总结保险业系统性风险争议、成因、传染机制、评估、监管方面的最新研究前沿与成果,总体上掌握国内外关于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研究状况,分析现阶段研究成果与不足之处,探究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研究意义,引出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以及目标。第二章:首先定义了系统性风险、保险业系统性风险,从系统性风险特征区分了保险业系统风险的主导因素和贡献因素,并融合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特征与中国具体情况初步探究了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潜在隐患;结合国际监管最新前沿动态以及推演定义了保险公司系统重要性与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从起因、传染以及影响机制等方面对三者比较了系统性风险、保险业系统性风险、保险公司系统重要性三者间的关联与区别。第三章:通过历史透视实践中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存在性,以历史上金融危机对国际、国内的保险业的影响为核心,探究保险业在这场危机中所面临的冲击;与此同时,总结历史上的重大保险危机,找出导致此类破产的影响机制,归纳危机对保险市场的影响,分析危机的结构性变化,厘清保险业系统性风险存在性的潜在原因与表征,并从保险脆弱性这个维度对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存在性进行理论推演。第四章:从系统性风险的内在来源探究保险业系统性风险根源:一方面通过保险业务本质厘清其与系统性风险的内在联系;另一方面保险不良资产从经营环境不确定性这个维度也将增加保险体系的脆弱性。外生环境冲击则从保险危机这个视角进一步推进了对保险业系统性风险根源的深思,探究共谋、利率、侵权与保险危机的关系,论证外生环境冲击导致的保险业危机与系统性风险之间的关联。第五章:首先,以中国的金融环境为对象,重点探究了接触性传染渠道中的银保关联传染渠道。从理论分析银行与保险的不同系统重要性特征,构建银保关联的直接与间接渠道;从实证测算了我国银行业和保险业的静态和动态（整体和极端）关联性,探究保险业和银行业的系统性风险重要性及敏感度,厘清保险业与银行业关联的内外作用机制,度量银保间的溢出效应。其次,重点分析了接触性传染渠道中的再保险关联渠道。围绕再保险业务本质总结其与系统性风险的关系,并从影子保险业务安排展示了“影子保险”的业务特点与系统性风险的关系,在此基础上,统计保险公司对再保险公司的依赖度,评估我国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之间的关联性。最后,探究了接触性传染渠道金融市场以及保险证券、金融服务集团内的保险公司、保险机构重组与并购以及金融恐慌导致的非接触性传染渠道。第六章:本章研究集中在通过度量我国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敞口与贡献,识别具有系统重要性的保险公司,评估保险业系统性风险。一方面从系统性风险敞口与贡献度衡量中国保险业的系统性风险,实现了多角度评估,增强了评估结果的客观可信度。另一方面,通过面板模型实证识别影响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主要、次要因素,并结合BP神经网络模拟非上市保险公司的系统性风险。第七章:探究了现有系统性风险金融监管的改革与实践。首先阐述了系统性风险金融改革面临的挑战,接着围绕主要国家的金融监管改革政策实例,结合金融监管改革面临的挑战,评估各国的改革方案,在总结主要国家应对金融改革挑战经验的基础上,区分金融监管框架改革模式,并以此为中国金融改革提供借鉴经验。在系统性风险金融监管改革经验总结基础上,总结国际系统性风险监管实践,并就保险业监管框架的主要机构G20、FSB、IMF和IAIS做简明阐述。最后结合最新监管趋势,提出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新方向—宏观审慎监管的概念。第八章:首先,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分析了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的必要性。接着,围绕金融监管改革必须应对的四大挑战以及宏观审慎监管要素,站在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视角下实施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规划,在金融监管框架内进行合作和有效协调的前提下,提出中国保险宏观审慎监管框架构想;在此基础上,提出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管理的具体实施方案;再者,更为具体地结合美国系统性风险监管机构（SRR）,提出搭建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机构构想。最后,通过制度安排提出了未来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建议。第九章:总结研究结果,提出相应政策建议,展望未来研究方向。已有研究表明,现有保险业系统性风险根源、传染及监管的研究零零散散,缺乏针对性分析,系统性的研究更是寥寥无几。本文首次系统性的研究保险业系统性风险根源、传染、评估与监管,形成系统性的研究成果,实现了以下创新:（1）创新了银保传染机制的理论和实证内容:理论上,分析银行与保险的不同系统重要性特征与影响机制,从直接与间接两个渠道识别银保关联的内生机制,构建银保关联的内生影响机制指标体系。实证上,首先以中国的具体金融环境为背景,区分“保险主导型”关联和“银行主导型”关联,探究保险业和银行业的系统性风险重要性及敏感度;其次,首次从静态和动态（整体和极端）两个维度研究银行业和保险业的关联性,分别采用格兰杰因果模型衡量银保的整体关联性,Copula模型从动态非线性的角度衡量极端风险条件下银保的尾部关联性;再次,在关联性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研究深度,一方面利用Spearman相关性识别了影响银保关联内生机制中的显着因素,一方面从影响银保关联的外生机制入手,分析不同金融环境（金融事件冲击）下银保之间的关联度,厘清我国特定金融环境对银保关联的作用机制,测算不同金融事件冲击对银保关联度的影响;最后,利用（35）Co Va R模型分年度、分金融事件冲击具体度量银保间的溢出效应。（2）创新了再保险传染机制研究视角:一方面围绕再保险业务本质,从风险转移的视角以及保险网络视角分析再保险风险传染过程,从再保险与保险的关联性总结了产生系统性风险可能性的三大原因;另一方面,提出国际最新前沿“影子保险”,目前国内关于“影子保险”的研究基本属于真空地带,本文从影子保险业务安排展示了“影子保险”的业务特点,接着从影子保险面临再保险违约风险、赎回风险、母公司相关风险（系统性风险）以及互联性风险展开论述,提出“影子保险”作为再保险的一部分,存在产生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3）创新了保险业系统性风险根源与评估的研究视角:一方面,已有研究尚未从存在性与根源视角探究保险业系统性风险。首先,本文以历史的保险危机实践厘清了保险业系统性风险存在性的潜在原因与表征,并结合理论推导了保险业的脆弱性,综合实践和理论推演了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存在性。其次,从内生和外生两个维度探究了保险业系统性风险根源,结合保险业务本质与保险不良资产论证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内在根源,并利用外生保险危机进一步推进共谋、利率、侵权与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关系。另一方面,本文以中国的具体金融保险环境为基础,创新了保险业系统性风险实证思路,从上市保险公司和非上市保险公司对我国保险业系统性风险实施了较为全面的风险识别、评估。（4）探索了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新思路:本文率先围绕金融监管改革必须应对的四大挑战（监管体系应如何构建?每个司法管辖区必须考虑如何在管理机构之间划分责任,是否需要将监管责任合并?如何确保不同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沟通?）以及宏观审慎监管要素,宏观上提出了“宏观审慎+微观审慎”监管的“共赢”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思路,微观上提出了中国保险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的具体实施以及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机构构想,对完善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体系有较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王园园[6]（2019）在《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文中提出中国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发展成绩显着是全球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进口国,在制造业方面中国于2010年成为世界最大制造业国家,然而我国制造业大而不强的问题依然存在。我国制造业低技术密集度产业产品或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占比依然较大,需要在中高技术密集度产业尤其是高技术密集度的产业产品发展方面加大力度。本文针对我国目前产业转型升级的特殊阶段,基于FDI异质性研究我国制造业获得技术溢出的效率提升,以推动我国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升级。本文对以下内容进行系统梳理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首先,对外商直接投资理论、技术溢出理论、全球价值链理论及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理论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其次,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和制造业的发展历程及机遇挑战进行总结,并分析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发展情况与现状及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问题;再次,从外商直接投资的动机出发分析FDI异质性,以我国制造业企业为实证分析对象检验不同投资目的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具体路径;从次,基于已有研究成果及前文研究结论提出基于技术溢出的研究假设,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对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促进作用进行实证检验;最后,采用直观结构性FDI引力系统,基于反事实研究方法估算FDI对我国贸易和总体福利的影响,进一步验证FDI对产业升级和国家福利的作用。这五个方面的系统分析共同构成本文的研究框架。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于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基于FDI异质性并结合制造业产业技术密集度特征,进一步深入研究发现,我国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对高技术密集度产业、中高技术密集度产业、中低技术密集度产业及低技术密集度产业的相关影响存在差异,具体为:在我国的市场寻求型FDI对四类制造业产业都有正的技术溢出效应,并且对中高技术密集度产业的技术溢出效应最大,对高技术密集度产业的技术溢出效应次之,对中低技术密集度产业的技术溢出效应较小,对低技术密集度产业的技术溢出效应最小,因此对于我国制造业转型及全球价值链升级的目标帮助较大,可以通过相关政策及优惠措施进一步鼓励市场寻求型FDI在我国的投资;在我国的效率寻求型FDI对中低技术密集度产业和低技术密集度产业有负的技术溢出效应,在高技术密集度和中高技术密集度产业的技术溢出效应相对较低,说明我国目前的制造业发展目标和效率寻求型FDI对我国制造业产业所产生的相关影响并不吻合,因此可以适当压缩或者不鼓励效率寻求型FDI在我国的大规模投资;资源寻求型FDI对中低技术密集度产业和低技术密集度产业同样有负的技术溢出效应,在高技术密集度和中高技术密集度产业的技术溢出效应亦相对较低,同样反映出当前阶段我国制造业发展及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中资源寻求型FDI的作用贡献相对较小,因此采取不鼓励不倾斜的政策态度较为合宜;创造资产寻求型FDI对四类制造业产业都有正的技术溢出效应,对高技术密集度产业的技术溢出效应最大,对中高技术密集度产业的技术溢出效应次之,对中低技术密集度产业的技术溢出效应较小,对低技术密集度产业的技术溢出效应最小,较符合当前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特定阶段和制造业转型及全球价值链升级的目标要求,因此可以通过相关优惠政策及积极鼓励措施对这部分外商直接投资形成吸引力,助力我国经济发展目标。在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水平及前后向关联技术溢出效应对制造业产业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联合回归中,水平技术溢出效应和后向关联溢出效应在1%水平通过显着性检验,前向关联技术溢出效应在10%水平上通过显着性检验,而在构建中介效应模型中FDI的直接效应并不显着只存在中介效应,其中水平技术溢出效应与后向关联技术溢出效应对制造业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影响系数为负,即水平技术溢出效应与后向关联技术溢出效应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中对相关产业存在一定的抑制性和挤出性,说明当前制造业相关产业的技术溢出传导机制效率较低甚至抑制技术进步,因此我国制造业运营的市场机制需进一步优化,相关法律制度政策体系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同时要精简不必要的办事流程和办事步骤。通过估算FDI反事实总出口和福利变化的百分比分析FDI的福利效应,我国的国家福利与FDI之间呈正相关影响,证明FDI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及国家福利整体而言是正向的促进作用,且在反事实情况下FDI的消失对我国福利影响的程度比相当部分的国家影响都更大,这说明FDI在我国经济发展的诸多领域对我国的福利水平是正向的促进作用。基于上述研究,本文进一步提出加大市场寻求型FDI及创造资产寻求型FDI吸引力度;为制造业发展营造更有利的政策环境;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生态系统,重视研发投入;加速推动人口红利向人力资本红利转变;充分发掘我国内需的巨大潜力;继续完善优化基础设施建设;建立供应商网络,推动产业集群式发展等结论。
丁锋[7]（2019）在《对外直接投资政治风险的测评及影响因素研究 ——以中国企业为例》文中研究指明截至2017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18090.4亿美元,中国对外投资存量规模升至全球第二,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存量份额的5.9%,分布在全球189个国家和地区,并且其增速连续多年保持10%以上。随着海外投资的高速增长,对外投资将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如何有效且低成本地保护中国的海外利益成为学术界关注的课题。但由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企业遭遇各种外部风险,导致其损失惨重,尤其以东道国政治风险的破坏力和影响力最为强大。目前国内外的研究大多集中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个案的探讨,无从得知全貌,即中国整体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风险的量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政治风险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是否高出许多?首先,本文通过梳理国内外对外直接投资政治风险的文献,构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政治风险指数,这对于中国企业如何进行对外投资的风险评估、合理选择目标市场以及理性对外投资等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其次,本文通过对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分析,认为不同的企业所有制对外部制度因素的反应程度不同,这为研究中国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为提供了有益借鉴。第三,本文还通过分析企业所有制如何适应东道国制度因素与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决策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的探讨丰富了制度理论。最后,本文认为即使投资主体来自于同一个国家,但因其自身特点,在东道国可能面临不同的风险,这一观点对政治风险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本文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结合世界各国对外直接投资政治风险指数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建立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政治风险指数;（2）提出了企业所有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政治风险的调节效用;（3）构建了对外援助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政治风险的管控机制。本文研究内容包括如下八个方面:首先,阐述本研究的背景和意义。详细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和选题意义,对本文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此外,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主要创新。第二,回顾了对外直接投资和政治风险领域的相关文献并进行综述。从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因素、政治因素、母国因素以及政治风险指标等角度系统回顾、梳理了相关文献,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第三,阐述了研究中涉及的相关理论和主要分析模型。相关理论包括比较优势理论、市场内部化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直接投资理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外来者劣势理论和制度经济学理论。主要分析模型包括主成分分析模型、条件逻辑回归模型和结构方程模型。第四,梳理了研究中涉及的国家风险和政治风险等相关概念,界定了政治风险的内涵和并提出其测评方法。第五,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政治风险指标,用以测评2003-2017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整体政治风险,并对世界153个国家进行比较,详细分析世界各国政治风险排名,为中国制定对外投资政策提供一个基于数据的参考依据。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中国对于高风险国家的投资比例不高,中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是政治风险趋避者。具体而言,2003-200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政治风险偏高,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差距较大。但中国在累积一定的投资经验之后,开始重视政治风险,向低风险国家转移投资,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较差距缩小,至2009年已基本与国际社会持平。但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对外直接投资政治风险仍然偏高并且差距基本保持稳定。第六,研究不同企业所有制是如何影响政治风险以及中国跨国企业的区位选择。影响一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政治风险的因素很多,包含企业层面、产业层面、政策层面以及国际层面等方面。企业本身在资源和能力禀赋上的异质性,会影响其应对海外东道国政治风险的能力,而国有企业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中,始终占有主要份额,因此本文重点研究了企业所有制结构这一典型异质性对对外直接投资中政治风险的作用以及中国的跨国企业的区位选择。针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政治风险高于世界其他国家平均水平的现象,本文围绕企业所有制结构,利用186家分布于93个国家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公司的决策数据,分析得出国有公司以非传统的方式对待政治风险,国有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敢于承受更高的政治风险,国有企业在对外投资中更加偏好于高政治风险的国家,同时政府的支持使这些国有企业不注重自己和其他企业在东道国的过往经验。第七,分析了对外援助对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政治风险的管控机制。利用结构方程式,对2003-2017年145个样本国家的政治风险进行了探讨,验证了中国外援和美国外援对世界各国政治风险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即均可降低跨国直接投资的政治风险。美国外援对中国企业跨国直接投资的贡献较低,只是美国外援对其他国家跨国企业贡献的一半。相比较而言,中国外援对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贡献率,是对其他国家企业的七倍之多,中国外援可以更好地为中国企业”走出去”铺路。中国外援不仅有利于巩固投资国与东道国双边政治关系,同时中国还可借由外援执行计划的审核,即时洞悉该受援国的政治经济局势变化,从而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发挥保障作用。中国政府通过对外援助和签订双边投资协议的方式,管控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风险。第八,归纳结论并提出政策建议。在总结全文研究的基础上,从政府和企业两个角度提出针对性建议和思考。政府方面:首先,政府间可以建立良好的政治关系,大力发展“一带一路”倡议,加强政府间合作,以降低政治风险。其次,政府积极签订双边或多边投资保护协定,在未来一定时间内使双方保持较为稳定的关系,使企业一定程度上规避政治风险。第三,由政府主导,引导企业共同参与,从评估、预警与监管等各个方面构建完善的风险评估预警体系,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第四,鼓励企业开拓投资产业、区域,预防企业间过度竞争,加大企业间的相互合作,共同营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第五,在对外投资中充分运用PPP模式,国有企业、私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可以以合营的模式进入东道国市场,以降低国有企业的敏感度,同时降低投资风险。企业方面:首先,企业在投资前应该详细了解东道国法律制度、政治风险、经济水平、文化习俗等各个方面的问题,避免盲目跟风,切实做到理性投资。其次,加大力度,引入熟悉东道国贸易规则、法律法规的优秀人才。第三,为了规避东道国政治风险,企业应积极采取多元化、本土化经营模式。第四,适当承担社会责任,重视培养东道国人才和保护当地环境。第五,充分利用国有企业的主体优势,因为国有企业更有利于得到中国政府的扶持,并且国有企业一般具有较为丰富的与东道国政府沟通、对外投资的经验。为了控制和降低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风险,政府通常展开两个方面的经济外交行动,分别是外援与投资协议。由于数据不完整以及篇幅限制,本文只分析了外援与对外直接投资、政治风险的关系,未探讨投资协议与政治风险的关系。另外,文化差异性也是造成对外直接投资政治风险的重要原因,本文未在文化差异性方面展开论述。这些重要方面,需要作者在后续的研究中继续完善和补充。
肖艳婷[8]（2019）在《基于章程的高等职业院校治理研究 ——契约理论的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为现代职业教育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依法治教”、“依法治校”是教育改革背景下我国教育治理方式的理性选择,教育从“人治”走向“法治”是教育现代化的要求,体现了教育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职业教育治理体系建设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正在努力迈向法治的教育路径。本研究旨在在明晰高等职业院校章程和高等职业院校治理概念的基础上,把握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分析基于章程的高等职业院校治理现实,探究基于章程的高等职业院校治理运行机理,并尝试揭示我国高等职业院校内部治理结构的本质,在充分考虑到现代职业教育治理的复杂性和现代性的基础上,研究基于章程的高等职业院校治理问题,探索高等职业院校法治路径,以有效地保障治理效果,应对多变的环境挑战。立足研究目的,本研究主要运用文献研究法、文本分析法以及调查研究法相结合,以契约理论为视角,论证基于章程的高等职业院校治理之义,阐释契约对高等职业院校治理的规制性,并以此为基础,剖析基于章程的高等职业院校治理的“失序”困局,突出显示治理的现实问题。在依据契约进行高等职业院校治理的前提下,探究基于章程的高等职业院校治理改进思路,提出具体的治理改进建议或意见,在深化改革的立意下,构建基于章程的高等职业院校治理框架结构。本研究的主要结论是:第一,政府失灵、市场失灵以及院校自治理论和经验表明,基于章程的职业院校治理是现代职业院校治理的法治归向;第二,章程是关系性规则的集合与表征,是高职院校承办者和其他利益主体基于协商的契约。章程体现治理的关系性规则,章程对治理有规制性,基于章程的治理本质是契约治理;第三,基于章程的高等职业院校治理应然状态是运行“有序”,治理“有序”表现为治理的制度建设、体系构建和目标异化,契约的不完全性是导致治理“失序”的原因;第四,基于章程的高等职业院校治理运行体现契约的制度化过程,是契约规制的多重均衡,高职院校内部治理结构本质是利益相关者参与治理的权力博弈;第五,从质量效益、多元治理和监督评估三个治理向度探索治理改进的策略,提出基于章程的高等职业院校治理可以从提供基于契约的制度化治理规范与程序、民主参与的治理互动关系、多渠道监督治理实效来改进。
曾繁锦[9]（2019）在《契约执行效率对中国-海湾六国进出口贸易结构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不完全契约理论在国际贸易领域的应用弥补了传统贸易理论中均假定契约的实施和执行是完全的有效率的、忽略了广泛存在的贸易摩擦的缺陷,开始从制度经济学领域研究与国际贸易间的关系。在当今海湾局势不稳定,中国-海合会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进展缓慢,“一带一路”建设开展的背景下,从不完全契约理论视角探究契约执行效率对进出口贸易结构的影响关系,对于减少中国与海湾六国的贸易摩擦,持续稳定的开展双边贸易活动是必要的。本文在归纳总结了相关文献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分析,选取由契约纠纷处理时间、成本、司法质量等指标组成的契约执行效率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探究了其对进出口贸易结构的影响机制,并基于中国对海湾六国进出口贸易的面板数据,选取中国对海湾六国初级品进口比重、出口比重和制成品进口比重、出口比重作为被解释变量,使用实证分析的方法,研究海湾六国契约执行效率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契约执行效率对初级产品进口比重、制成品出口比重为显着的正向影响关系,对初级产品出口比重、制成品进口比重为显着的负向影响关系。（2）契约执行效率对初级产品的进出口贸易结构的影响大于对制成品进出口贸易结构的影响;契约执行效率对进口贸易结构的影响大于对出口贸易结构的影响。本文研究的意义是首先基于不完全契约理论,选取契约执行效率作为解释变量研究其对进出口贸易结构的影响,在理论上丰富了不完全契约理论在国际贸易领域的应用;其次也通过研究结果得出契约执行效率在中国对海湾六国进出口贸易结构中的影响关系和对不同类别产品的影响程度,为中国对海湾六国进出口贸易摩擦的减少和双方利益的保证以及持续稳定的进行双边贸易活动提出政策建议,建议主要包括:强化中国与海湾六国贸易纠纷沟通协调机制、重视营造良好的国际营商环境、加快产业结构的转型等;后续研究的主要进展方向是:拓宽契约执行效率对进出口贸易结构影响的截面选取和其他契约执行效率在国际贸易领域的应用,增加如对企业对外投资方式选择的影响研究、企业跨国战略选择的影响研究、对契约执行效率的影响效应研究等。
金志新[10]（2019）在《泰国引进外资规模及效果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前全球的经济迅速发展无疑是全面的,在投资、贸易、金融等方面都有体现。国际与国内经验都表明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对一国经济发展,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是一国不断发展甚至是经济腾飞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其对东道国的利处体现许多方面,包括就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对经济增长的促进和对进出口结构优化。外商直接投资成为世界的经济主要特点之一,其数量、规模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虽然近年来受到了经济危机的影响,但是还能达到回复自己的国家经济的目标。外商直接投资对发展经济,特别是东道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帮助本国家拉动经济与贸易增长其中的一种,以外商直接投资拉动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在发展中的国家。本文以现有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材料和对外商直接投资引进的实证研究结果作为出发点,并通过各种数据库搜集了大量能够反映泰国对外商直接投资现状的数据,基于国际经济与贸易采取实证分析方法,分别研究泰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效果、影响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因素,并以描述性统计方式,对泰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进行比较分析。通过对上述内容进行详细研究后,得出了以下主要结论,泰国与外商直接投资早就有相关关系,政府将外商直接投资当重要的项目,而建立投资机构为了引进及促进外商直接投资,从1960第一版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以来,泰国对外商直接投资引进来的规模越来越大,不同地区或者国家慢慢的进来泰国投资,美国、日本、中国、欧洲国家全球各地流入到泰国,所以泰国成为东道国。泰国不同的成本因素引进了投资者进来投资不同的行业,农业:林业及渔业、制造业:汽车、电子设备、机械和设备的制造、计算机等等,服务业:食宿服务、金融和保险,早期阶段外商直接投资的70%主要集中在金融行业。90年代,投资行业分布有所变化,资本外流从金融机构转移到基本的制造业,特别是加工食品和纺织。虽然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泰国不平稳的趋势,但是泰国政府对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看重要,所以为了增加外商直接投资的投资者的机会就建立投资处（BOI）提出优惠政策,税收优惠和非税收优惠,为了引进投资者以及服务。当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到泰国进来而带了资金、增加、技术、增加了经济规模、劳动力的机会、开展市场,所以本文进行研究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了影响泰国经济和贸易,参考相关文献和收集数据为提出外商直接投资对泰国的效果,从经济和贸易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影响了引起效课本,文选择国内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劳动力、工资率、通货膨胀率、汇率、进口及出口当效果的变量,从单根检验和协整性检验表示国内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劳动力、工资率、通货膨胀率、汇率、进口及出口跟外商直接投资有相关,利用引力模型对泰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效果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国内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及进出口与外商直接投资有高度的关系,下一步利用比较分析法进行分析本国家的影响因素,与东盟国家来进行,使得泰国的地理位子、市场规模、基础设施、劳动力的因素拉近外商直接投资,汇率、政府与政策、自然灾难会导致投资者的选择,但是相关机构提出政策为避免损害。泰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外商直接投资是目前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之一,虽然近些年外商直接投资的比率在不断增加,但是在全球经济竞争激烈的环境下,比如:2001年中国加入贸易组织、2015年东南亚国家成为东盟经济共同体,对于泰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有所影响,在新形势下对泰国外商直接投资进行研究对于泰国进一步的引进外资、改善投资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二、市场不完全性与现代跨国公司理论的研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市场不完全性与现代跨国公司理论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因：机理与实证（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的问题及意义 |
| 1.1.1 问题的提出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主要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2.1 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相结合 |
| 1.2.2 定性与定量方法相结合 |
| 1.2.3 多种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 |
| 1.3 研究内容与结构 |
| 1.4 可能的创新点 |
| 2 文献综述 |
| 2.1 关于企业ODI动因的研究 |
| 2.1.1 跨国公司理论 |
| 2.1.2 国际贸易理论 |
| 2.1.3 其他理论 |
| 2.2 中国民营企业ODI动因的研究 |
| 2.2.1 宏观环境的动因 |
| 2.2.2 制度层面的动因 |
| 2.2.3 企业自身的动因 |
| 2.3 规模经济、产业集聚与企业ODI动因 |
| 2.3.1 规模经济 |
| 2.3.2 产业集聚 |
| 2.4 商品市场分割、信贷市场扭曲与企业ODI动因 |
| 2.4.1 商品市场分割 |
| 2.4.2 信贷市场扭曲 |
| 2.5 现有研究的缺失 |
| 3 中国民营企业ODI及动因:现状描述 |
| 3.1 中国民营企业ODI现状 |
| 3.1.1 总量和发展趋势 |
| 3.1.2 空间和行业分布 |
| 3.1.3 投资类型之构成 |
| 3.2 规模经济与中国民营企业ODI:现状与现实关联 |
| 3.2.1 国内市场规模与中国民营企业ODI:现实关联 |
| 3.2.2 企业规模与中国民营企业ODI:现实关联 |
| 3.3 产业集聚与中国民营企业ODI:现状与现实关联 |
| 3.3.1 我国各制造业行业空间集聚的现状和趋势 |
| 3.3.2 我国各省份的产业集聚类型现状与趋势 |
| 3.3.3 集聚类型与中国民营企业ODI:现实关联 |
| 3.4 商品市场分割与中国民营企业ODI:现状和现实关联 |
| 3.4.1 商品市场分割现状与变动趋势 |
| 3.4.2 商品市场分割与中国民营企业ODI:现实关联 |
| 3.5 信贷市场扭曲与中国民营企业ODI:现状与现实关联 |
| 3.5.1 信贷市场扭曲现状和变动趋势 |
| 3.5.2 信贷市场扭曲与中国民营企业ODI:现实关联 |
| 3.6 本章小结 |
| 4 理论模型 |
| 4.1 模型的基本框架 |
| 4.2 企业ODI动因之“规模经济” |
| 4.2.1 模型设定 |
| 4.2.2 市场寻求型ODI |
| 4.2.3 技术寻求型ODI |
| 4.3 企业ODI动因之产业集聚类型 |
| 4.3.1 模型设定 |
| 4.3.2 市场寻求型ODI |
| 4.3.3 技术寻求型ODI |
| 4.4 企业ODI动因之商品市场分割 |
| 4.4.1 模型设定 |
| 4.4.2 市场寻求型ODI |
| 4.4.3 技术寻求型ODI |
| 4.5 企业ODI动因之信贷市场扭曲 |
| 4.5.1 模型设定 |
| 4.5.2 市场寻求型ODI |
| 4.5.3 技术寻求型ODI |
| 4.6 本章小结 |
| 5 实证研究(上):规模经济与产业集聚 |
| 5.1 样本信息 |
| 5.2 变量的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
| 5.2.1 被解释变量 |
| 5.2.2 解释变量 |
| 5.2.3 其余控制变量 |
| 5.2.4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 5.3 模型设置与主要结果 |
| 5.3.1 “规模经济”说与中国民营企业ODI |
| 5.3.2 产业集聚类型与中国民营企业ODI |
| 5.4 本章小结 |
| 6 实证研究(下):商品市场分割和信贷市场扭曲 |
| 6.1 样本信息 |
| 6.2 变量的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
| 6.2.1 被解释变量 |
| 6.2.2 解释变量 |
| 6.2.3 其余控制变量 |
| 6.2.4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 6.3 模型设置与主要结果 |
| 6.3.1 商品市场分割与中国民营企业ODI |
| 6.3.2 信贷市场扭曲与中国民营企业ODI |
| 6.3.3 四种动因的通盘考虑 |
| 6.4 本章小结 |
| 7 结论、政策含义及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含义 |
| 7.3 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2）FDI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的跨国公司理论 |
| 1.3.2 FDI对母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 |
| 1.3.3 FDI对东道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 |
| 1.3.4 文献述评 |
| 1.4 研究内容、方法与框架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研究框架 |
| 1.5 创新与不足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相关理论 |
| 2.1 全球价值链理论 |
| 2.1.1 全球价值链的概念 |
| 2.1.2 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利益分配 |
| 2.1.3 全球价值链的升级 |
| 2.2 GVC分工理论与国际分工理论 |
| 2.2.1 GVC分工理论与比较优势理论 |
| 2.2.2 GVC分工理论与要素禀赋理论 |
| 2.2.3 GVC分工理论与规模经济理论 |
| 2.3 GVC分工地位的测算 |
| 2.3.1 基于出口产品价格的GVC分工地位指标 |
| 2.3.2 基于出口产品国内增加值的GVC分工地位指标 |
| 2.3.3 侧重技术方面的GVC分工地位指标 |
| 2.3.4 侧重物理方面的GVC分工地位指标 |
| 2.4 FDI理论与国际分工理论的融合与发展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FDI与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概述 |
| 3.1 中国吸引FDI的历史演进及主要特征 |
| 3.1.1 规模导向阶段(1979-1991年) |
| 3.1.2 效率导向阶段(1992-2011年) |
| 3.1.3 高质量发展阶段(2012至今) |
| 3.2 全球价值链分工下中国FDI流向 |
| 3.2.1 中国FDI主要流向低端环节 |
| 3.2.2 中国FDI主要流向低端环节的原因 |
| 3.3 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历史进程 |
| 3.3.1 第一阶段(1979-1991年) |
| 3.3.2 第二阶段(1992-2001年) |
| 3.3.3 第三阶段(2002-2007年) |
| 3.3.4 第四阶段(2008至今) |
| 3.4 中国汽车行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历史进程 |
| 3.4.1 中国汽车行业价值链特征 |
| 3.4.2 中国汽车行业GVC分工地位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FDI对东道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机制 |
| 4.1 FDI、生产率差异与GVC分工 |
| 4.1.1 生产率差异与GVC分工 |
| 4.1.2 FDI与东道国生产率 |
| 4.1.3 FDI与母国生产率 |
| 4.1.4 FDI、生产率差异与东道国GVC分工地位 |
| 4.2 FDI、要素禀赋差异与GVC分工 |
| 4.2.1 要素禀赋差异与GVC分工 |
| 4.2.2 FDI与东道国要素禀赋 |
| 4.2.3 FDI与母国要素禀赋 |
| 4.2.4 FDI、要素禀赋差异与东道国GVC分工地位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FDI影响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实证研究 |
| 5.1 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
| 5.1.1 模型设定 |
| 5.1.2 变量与数据说明 |
| 5.2 计量结果及分析 |
| 5.2.1 FDI对中国GVC分工地位和参与度的影响 |
| 5.2.2 FDI对中国GVC前向参与度和后向参与度的影响 |
| 5.2.3 稳健性检验 |
| 5.2.4 异质性分析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6.1 研究结论 |
| 6.2 政策建议 |
| 6.2.1 推动贸易投资便利化 |
| 6.2.2 提高低端环节FDI的利用 |
| 6.2.3 促进高端环节FDI的吸收 |
| 6.2.4 调整税收制度 |
| 6.2.5 提高自主创新 |
| 6.2.6 促进高新技术产业集聚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3）地方官员治理对外商在华子公司区位选择及绩效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研究的实践背景 |
| 1.1.2 研究的理论背景 |
| 1.2 研究问题与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问题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的内容、技术路线与创新点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的技术路线 |
| 1.3.4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2.1.1 地方官员治理 |
| 2.1.2 海外子公司区位选择的前因研究 |
| 2.1.3 海外子公司绩效的前因研究 |
| 2.1.4 地方官员治理与外商直接投资 |
| 2.2 主要理论视角 |
| 2.2.1 官员晋升锦标赛理论 |
| 2.2.2 政治权力理论 |
| 2.2.3 区位选择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地方官员换届对外商在华子公司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 |
| 3.1 问题的提出 |
| 3.2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
| 3.2.1 地方官员换届 |
| 3.2.2 地方官员换届与外商在华子公司区位选择 |
| 3.2.3 前任官员任期的调节作用 |
| 3.2.4 行业监管的调节作用 |
| 3.3 实证研究设计 |
| 3.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3.3.2 变量测量 |
| 3.3.3 研究模型与统计方法 |
| 3.4 实证结果分析 |
| 3.4.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系数检验 |
| 3.4.2 回归结果分析 |
| 3.4.3 稳健性检验和实证结果讨论 |
| 3.5 本章小结 |
| 3.5.1 研究结论 |
| 3.5.2 研究贡献 |
| 3.5.3 研究局限和未来研究方向 |
| 第4章 地方官员异地交流多样性对外商在华子公司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 |
| 4.1 问题的提出 |
| 4.2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
| 4.2.1 地方官员异地交流 |
| 4.2.2 地方官员异地交流多样性与外商在华子公司区位选择 |
| 4.2.3 退休所剩年限的调节作用 |
| 4.2.4 地区腐败的调节作用 |
| 4.2.5 城市投资经验的调节作用 |
| 4.3 实证研究设计 |
| 4.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4.3.2 变量测量 |
| 4.3.3 研究模型与统计方法 |
| 4.4 实证结果分析 |
| 4.4.1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系数检验 |
| 4.4.2 回归结果分析 |
| 4.4.3 稳健性检验和实证结果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4.5.1 研究结论 |
| 4.5.2 研究贡献 |
| 4.5.3 研究局限和未来研究方向 |
| 第5章 地方官员任期对外商在华子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 |
| 5.1 问题的提出 |
| 5.2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
| 5.2.1 地方官员任期 |
| 5.2.2 地方官员任期与外商在华子公司绩效 |
| 5.2.3 企业规模的调节作用 |
| 5.2.4 地区市场化的调节作用 |
| 5.2.5 地区腐败的调节作用 |
| 5.3 实证研究设计 |
| 5.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5.3.2 变量测量 |
| 5.3.3 研究模型与统计方法 |
| 5.4 实证结果分析 |
| 5.4.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系数检验 |
| 5.4.2 回归结果分析 |
| 5.4.3 稳健性检验与实证结果讨论 |
| 5.5 本章小结 |
| 5.5.1 研究结论 |
| 5.5.2 研究贡献 |
| 5.5.3 研究局限和未来研究方向 |
| 第6章 研究结论与启示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研究启示 |
| 6.2.1 本文主要的理论贡献 |
| 6.2.2 本文主要的实践贡献 |
| 6.3 研究局限与未来的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4）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升级反哺效应研究 ——理论与实证（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目的和意义 |
| 1.2 概念界定 |
| 1.2.1 对外直接投资 |
| 1.2.2 产业升级 |
| 1.3 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思路和框架 |
| 1.4 可能的创新点 |
| 第2章 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升级理论综述 |
| 2.1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形成与发展 |
| 2.1.1 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
| 2.1.2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
| 2.1.3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
| 2.2 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产业升级的研究综述 |
| 2.2.1 国外研究成果 |
| 2.2.2 国内研究成果 |
| 2.3 现有理论评述 |
| 第3章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升级特征分析 |
| 3.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特征 |
| 3.1.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起步晚、增速快 |
| 3.1.2 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跟美国存在较大差距 |
| 3.1.3 中国已步入净资本净输出阶段 |
| 3.2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分布特征 |
| 3.2.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 |
| 3.2.2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分布 |
| 3.2.3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选择 |
| 3.2.4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类型选择 |
| 3.3 中国产业升级的特征和演化分析 |
| 3.3.1 中国产业升级基本特征 |
| 3.3.2 中美产业升级水平对比 |
| 第4章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升级反哺效应生成机制分析 |
| 4.1 产业升级的基础条件 |
| 4.1.1 资源供给 |
| 4.1.2 市场需求 |
| 4.1.3 技术创新 |
| 4.1.4 战略资产 |
| 4.2 反哺效应假说 |
| 4.2.1 反哺效应的定义 |
| 4.2.2 反哺效应的特征 |
| 4.2.3 反哺效应的内涵 |
| 4.2.4 反哺效应微观理论模型 |
| 4.3 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升级反哺效应生成机制 |
| 4.3.1 对外直接投资资源供给反哺机制 |
| 4.3.2 对外直接投资市场扩张反哺机制 |
| 4.3.3 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升级帕累托改进机制 |
| 4.3.4 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升级战略导向反哺机制 |
| 4.4 小结 |
| 第5章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升级反哺效应跨案例分析 |
| 5.1 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案例分析 |
| 5.2 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案例分析 |
| 5.3 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案例分析 |
| 5.4 战略资产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案例分析 |
| 第6章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升级反哺效应实证分析 |
| 6.1 理论假说和变量选择 |
| 6.1.1 理论假设 |
| 6.1.2 变量设置 |
| 6.2 样本选择和模型介绍 |
| 6.2.1 样本选择 |
| 6.2.2 模型介绍 |
| 6.3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3.1 基于整体视角 |
| 6.3.2 基于年份视角 |
| 6.3.3 基于区域视角 |
| 6.4 平稳性检验 |
| 6.4.1 面板单位根检验方法 |
| 6.4.2 面板单位根检验结果 |
| 6.5 整体实证分析 |
| 6.5.1 静态面板结果 |
| 6.5.2 动态面板结果 |
| 6.5.3 稳健性检验 |
| 6.6 母国空间异质性与产业升级反哺效应 |
| 6.6.1 东部地区 |
| 6.6.2 中部地区 |
| 6.6.3 西部地区 |
| 6.6.4 小结 |
| 6.7 东道国投资区位与产业升级反哺效应 |
| 6.7.1 平稳性检验 |
| 6.7.2 协整检验 |
| 6.7.3 回归分析 |
| 6.8 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和产业升级反哺效应 |
| 6.8.1 灰色关联度方法 |
| 6.8.2 数据选取 |
| 6.8.3 计算结果与分析 |
| 第7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主要结论 |
| 7.1.1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升级有显着的反哺效应 |
| 7.1.2 东中西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升级反哺效应不均衡 |
| 7.1.3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升级反哺效应区位选择有差异 |
| 7.1.4 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升级反哺效应存在产业异质性 |
| 7.2 产业升级反哺效应放大的政策建议 |
| 7.2.1 反哺主体企业化 |
| 7.2.2 反哺路径国际化 |
| 7.2.3 反哺机制市场化 |
| 7.3 研究不足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 主持和参与课题 |
| 发表学术论文 |
| 致谢 |
（5）保险业系统性风险：根源、传染与监管（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0.绪论 |
| 0.1 研究背景 |
| 0.2 研究意义 |
| 0.3 研究内容 |
| 0.3.1 研究内容 |
| 0.3.2 研究方法 |
| 0.3.3 研究范畴 |
| 0.3.4 研究框架 |
| 0.4 创新点与不足 |
| 0.4.1 创新点 |
| 0.4.2 不足点 |
| 1.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研究文献综述 |
| 1.1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认识 |
| 1.1.1 保险业是系统性风险的受害者还是主导者 |
| 1.1.2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存在性争议 |
| 1.2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成因 |
| 1.2.1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主导因素(primary indicators) |
| 1.2.2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贡献因素(contributing indicators) |
| 1.2.3 金融市场参与度 |
| 1.2.4 自然与人为灾难 |
| 1.3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传染机制 |
| 1.3.1 保险业与再保险的风险传染 |
| 1.3.2 保险业与银行业的风险传染 |
| 1.4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评估 |
| 1.4.1 系统性风险评估方法 |
| 1.4.2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评估应用 |
| 1.5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 |
| 1.5.1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制度演变 |
| 1.5.2 系统重要性保险公司颁布 |
| 1.5.3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的发展与争议 |
| 1.6 中国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研究综述 |
| 1.7 文献总结及述评 |
| 2.研究术语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研究术语界定 |
| 2.1.1 系统性风险 |
| 2.1.2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 |
| 2.1.3 保险公司系统重要性 |
| 2.1.4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金融脆弱性 |
| 2.2.2 信息不对称 |
| 2.2.3 委托代理理论 |
| 2.2.4 金融危机传染理论 |
| 2.2.5 金融监管理论 |
| 2.3 小结 |
| 3.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存在性 |
| 3.1 实践中的存在性——历史的透视 |
| 3.1.1 国际保险业的金融危机表现 |
| 3.1.2 中国保险业的金融危机表征 |
| 3.1.3 保险公司破产危机典型案例 |
| 3.1.4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存在性深剖 |
| 3.2 理论上的存在性——脆弱性视角 |
| 3.2.1 信息不对称与保险脆弱性 |
| 3.2.2 委托代理与保险脆弱性 |
| 3.2.3 税收不对称与保险脆弱性 |
| 3.2.4 合约的不完全性与保险脆弱性 |
| 3.2.5 宏观金融冲击与保险脆弱性 |
| 3.3 小结 |
| 4.保险业系统性风险根源 |
| 4.1 保险业内生的金融不稳定 |
| 4.1.1 保险业务本质与系统性风险根源 |
| 4.1.2 保险不良资产与系统性风险根源 |
| 4.2 保险危机的外生环境冲击 |
| 4.2.1 共谋与保险危机 |
| 4.2.2 利率与保险危机 |
| 4.2.3 侵权与保险危机 |
| 4.3 小结 |
| 5.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传染机制 |
| 5.1 银保关联传染渠道 |
| 5.1.1 银行业与保险业的传染机制——理论推演 |
| 5.1.2 银保关联性及影响机制——实证测算 |
| 5.1.3 银保溢出效应度量 |
| 5.2 再保险关联传染渠道 |
| 5.2.1 再保险与保险业的传染机制 |
| 5.2.2 保险公司对再保险公司的依赖度测算 |
| 5.2.3 “影子保险”与保险业的传染机制 |
| 5.3 金融市场关联传染渠道 |
| 5.3.1 保险公司购买模式导致金融市场扭曲 |
| 5.3.2 保险公司出售模式导致金融市场扭曲 |
| 5.4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非接触传染渠道 |
| 5.4.1 保险证券传染 |
| 5.4.2 金融服务集团内的保险公司传染 |
| 5.4.3 保险机构重组与并购传染 |
| 5.4.4 金融恐慌传染 |
| 5.5 小结 |
| 6.保险业系统性风险评估 |
| 6.1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模型设定 |
| 6.1.1 MES模型 |
| 6.1.2 SRISK模型 |
| 6.1.3 GARCH-CoVa R模型 |
| 6.1.4 面板模型 |
| 6.1.5 BP神经网络 |
| 6.2 上市保险公司系统性风险测算 |
| 6.2.1 保险公司系统性风险敞口测算 |
| 6.2.2 保险公司系统性风险贡献度测算 |
| 6.3 保险公司系统性风险影响因素 |
| 6.4 非上市保险公司的系统性风险测算 |
| 6.5 小结 |
| 7.保险业系统性风险金融监管改革与实践 |
| 7.1 系统性风险金融监管改革 |
| 7.1.1 系统性风险金融监管改革挑战 |
| 7.1.2 系统性风险金融监管改革实例 |
| 7.1.3 系统性风险金融监管改革评估 |
| 7.1.4 系统性风险金融监管改革启示 |
| 7.2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实践 |
| 7.2.1 全球金融监管框架 |
| 7.2.2 20 国集团(G20)的系统性风险监管 |
| 7.2.3 金融稳定委员会(FSB)的系统性风险监管 |
| 7.2.4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系统性风险监管 |
| 7.2.5 国际保险监督管理协会(IAIS)的系统性风险监管 |
| 7.3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新方向 |
| 7.3.1 宏观审慎监管理念 |
| 7.3.2 宏观审慎和微观审慎的区别 |
| 7.3.3 宏观审慎监管工具的选择 |
| 7.3.4 宏观审慎政策挑战 |
| 7.4 小结 |
| 8.中国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的对策思路 |
| 8.1 中国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的必要性 |
| 8.1.1 保险危机防范与控制的理论必要性 |
| 8.1.2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的实践必要性 |
| 8.2 宏观审慎视角下的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思路 |
| 8.2.1 中国保险宏观审慎监管框架构想 |
| 8.2.2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的具体实施 |
| 8.2.3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机构构想 |
| 8.3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制度安排 |
| 8.3.1 “双管齐下”的监管思路 |
| 8.3.2 筑牢银保混业监管“防火墙”体系 |
| 8.3.3 重视系统重要性保险机构评估 |
| 8.3.4 加强保险公司的信息披露 |
| 8.3.5 推进金融改革,维护金融稳定 |
| 8.4 小结 |
| 9.结论及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6）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背景分析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外商直接投资与技术溢出 |
| 2.1.1 外商直接投资理论 |
| 2.1.2 外商直接投资的动机 |
| 2.1.3 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 |
| 2.2 全球价值链理论 |
| 2.2.1 全球价值链的概念 |
| 2.2.2 全球价值链的动力机制 |
| 2.2.3 全球价值链的升级 |
| 2.3 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定义、地位测度及升级机制 |
| 2.3.1 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定义 |
| 2.3.2 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地位测度 |
| 2.3.3 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升级机制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 |
| 3.1 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与现状 |
| 3.1.1 试点试验阶段：1978-1992年 |
| 3.1.2 全面发展阶段：1992-2000年 |
| 3.1.3 调整重构阶段：2000-2008年 |
| 3.1.4 创新突围阶段：2008 年至今 |
| 3.2 中国制造业的发展与机遇 |
| 3.2.1 制造业产业产品分类 |
| 3.2.2 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历程 |
| 3.2.3 中国制造业与外商直接投资 |
| 3.3 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 |
| 3.3.1 中国参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发展及现状 |
| 3.3.2 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FDI技术溢出的效应分析 |
| 4.1 不同投资目的FDI技术溢出效应传导机制异质性分析 |
| 4.1.1 市场寻求型FDI技术溢出效应传导机制 |
| 4.1.2 效率寻求型FDI技术溢出效应传导机制 |
| 4.1.3 资源寻求型FDI技术溢出效应传导机制 |
| 4.1.4 创造资产寻求型FDI技术溢出效应传导机制 |
| 4.2 基于不同投资目的FDI技术溢出效应分析 |
| 4.2.1 模型设定 |
| 4.2.2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4.2.3 面板数据模型 |
| 4.2.4 模型结果与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FDI技术溢出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 |
| 5.1 FDI技术溢出推动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研究假设 |
| 5.1.1 FDI与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 |
| 5.1.2 FDI的技术溢出效应与中国制造业技术进步 |
| 5.1.3 FDI的技术溢出效应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 |
| 5.2 FDI技术溢出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分析 |
| 5.2.1 模型设定 |
| 5.2.2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5.2.3 模型结果与分析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FDI推动制造业升级的福利分析 |
| 6.1 模型设定 |
| 6.2 理论基础 |
| 6.2.1 变量选取 |
| 6.2.2 国际贸易与FDI模型 |
| 6.2.3 外商直接投资的结构引力系统 |
| 6.3 实证分析 |
| 6.3.1 变量和数据 |
| 6.3.2 结果和解释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制造业产品分类表 |
| 附录B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制造业产业技术密集度划分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7）对外直接投资政治风险的测评及影响因素研究 ——以中国企业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增长且规模巨大 |
| 1.1.2 “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进一步推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
| 1.1.3 对外直接投资面临诸多政治风险 |
| 1.2 研究对象的界定 |
| 1.2.1 对外直接投资 |
| 1.2.2 政治风险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理论意义 |
| 1.3.2 现实意义 |
| 1.4 研究内容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数据来源 |
| 1.6 研究难点与创新点 |
| 1.6.1 研究难点 |
| 1.6.2 研究创新点 |
| 第2章 研究文献回顾 |
| 2.1 经济因素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
| 2.2 政治因素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
| 2.2.1 政治因素的多种形式 |
| 2.2.2 政治风险对于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 |
| 2.3 母国对于对外直接投资政治风险的影响因素 |
| 2.4 政治风险指标的汇总 |
| 2.4.1 常用的政治风险指标 |
| 2.4.2 评估指标研究存在的不足 |
| 第3章 本研究适用的理论框架和分析模型 |
| 3.1 本研究适用的理论框架 |
| 3.1.1 对外投资理论 |
| 3.1.2 外来者劣势理论 |
| 3.1.3 新制度主义理论 |
| 3.2 本研究适用的分析模型 |
| 3.2.1 主成分分析 |
| 3.2.2 条件逻辑回归模型 |
| 3.2.3 结构方程模型 |
| 3.3 本章结论 |
| 第4章 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风险概述 |
| 4.1 投资风险研究的发展 |
| 4.1.1 经济金融风险的研究 |
| 4.1.2 对外直接投资政治风险研究的兴起 |
| 4.2 国家风险相关文献 |
| 4.2.1 国家风险的内涵 |
| 4.2.2 国家风险的形态 |
| 4.2.3 国家风险的评估方法 |
| 4.3 政治风险相关文献 |
| 4.3.1 政治风险的内涵 |
| 4.3.2 政治风险的诱因 |
| 4.3.3 政治风险的类型 |
| 4.3.4 政治风险的特征 |
| 4.4 本章结论 |
| 第5章 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风险测评分析 |
| 5.1 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经济分析 |
| 5.2 政治风险评估指标的构建及分析 |
| 5.2.1 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
| 5.2.2 世界政治风险指数测量及分析 |
| 5.3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政治风险指数 |
| 5.3.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政治风险指数 |
| 5.3.2 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政治风险指数 |
| 5.3.3 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在不同风险国家的FDI比例分布 |
| 5.3.4 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政治风险分布比较 |
| 5.4 本章结论 |
| 第6章 对外直接投资政治风险的影响因素——企业所有制分析 |
| 6.1 理论和假设 |
| 6.2 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
| 6.3 企业所有制对对外直接投资政治风险效应的实证分析 |
| 6.4 本章结论 |
| 第7章 对外直接投资政治风险的管控机制——对外援助分析 |
| 7.1 理论和假设 |
| 7.2 变量与数据来源 |
| 7.3 研究样本 |
| 7.4 中国外援模型的构建 |
| 7.5 实证结果分析 |
| 7.6 本章结论 |
| 第8章 政策建议 |
| 8.1 政府层面 |
| 8.2 企业层面 |
|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8）基于章程的高等职业院校治理研究 ——契约理论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题目解读与基本概念界定 |
| 1.1.1 题目解读 |
| 1.1.2 概念界定 |
| 1.2 研究背景与文献综述 |
| 1.2.1 研究背景 |
| 1.2.2 文献综述 |
| 1.3 问题提出、研究内容和研究目的 |
| 1.3.1 问题提出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研究目的 |
| 1.4 研究思路、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技术路线 |
| 1.5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1.6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市场、政府失灵和院校自治经验之鉴 |
| 2.1 市场失灵:资源配置失当 |
| 2.1.1 市场机制组织与控制公共产品供给的无力 |
| 2.1.2 市场集体的非理性行为 |
| 2.1.3 市场的自发性与治理秩序失衡 |
| 2.2 政府失灵:资源配置低效化 |
| 2.2.1 政府的“内在效应”驱使 |
| 2.2.2 政府政策工具选择失当 |
| 2.2.3 政府干预的不协调与规制治理秩序的低效 |
| 2.3 院校自治:各自为阵的管理 |
| 2.3.1 治理主体权责结构不合理 |
| 2.3.2 办学自主权合法性不明确 |
| 2.3.3 制度供给缺失造成治理乱序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契约:基于章程的高等职业院校治理之义 |
| 3.1 现代职业教育的基本属性:治理的缘由 |
| 3.1.1 区域性 |
| 3.1.2 实践性 |
| 3.1.3 开放性 |
| 3.2 契约对高等职业院校治理的规制性 |
| 3.2.1 契约权威规定治理规则,引导治理法治路向 |
| 3.2.2 契约合意规制治理关系,协调治理行为 |
| 3.2.3 契约内容规制治理内涵,体现学校精神文化 |
| 3.3 高等职业院校契约治理的合理性 |
| 3.3.1 合理赋权:基于契约治理的基础 |
| 3.3.2 合法实施:契约治理的权威性 |
| 3.3.3 现实履约:契约执行的可能性 |
| 3.3.4 规约开放:治理规则的优化 |
| 3.4 高等职业院校契约治理的价值 |
| 3.4.1 凸显利益主体的“有机团结” |
| 3.4.2 实现治理程序的公平正义 |
| 3.4.3 体现权责统一的实施机制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基于章程的高等职业院校治理困局及其原因 |
| 4.1 基于章程高等职业院校治理的有序状态 |
| 4.1.1 需求导向服务供给合理 |
| 4.1.2 决策科学、资源配置优化 |
| 4.1.3 组织运行凸显治理实效 |
| 4.1.4 利益分担的实施机制健全 |
| 4.2 基于章程高等职业院校治理的失序困局 |
| 4.2.1 制度虚化:治理盲点凸显 |
| 4.2.2 自成体系:难与社会互动 |
| 4.2.3 目标异化:短期利益驱动 |
| 4.3 契约的不完全性:基于章程高等职业院校治理“失序”原因 |
| 4.3.1 契约规制的不完整性 |
| 4.3.2 契约主体的参与不完全 |
| 4.3.3 契约实施的法定性不明 |
| 4.3.4 契约执行的理性缺失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契约的制度化过程:基于章程的高等职业院校治理机理 |
| 5.1 治理前提:契约理念 |
| 5.1.1 体现办学特色,打造院校名牌 |
| 5.1.2 理性服务社会,改善互动效应 |
| 5.1.3 规范内部治理,创新治理机制 |
| 5.1.4 彰显文化意蕴,重构治理内涵 |
| 5.2 治理基础:内部治理结构 |
| 5.2.1 内部治理结构本质:利益相关者参与治理的权力博弈 |
| 5.2.2 内部治理结构现存问题 |
| 5.2.3 内部治理的基本要求 |
| 5.3 治理运行:契约规制的多重均衡 |
| 5.3.1 契约制定: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的协商平衡机制 |
| 5.3.2 契约实施:治理过程的程序公开机制 |
| 5.3.3 契约评估:治理实效的监督评估机制 |
| 5.4 治理保障:民主权力监督 |
| 5.4.1 民主权力“合法”参与治理 |
| 5.4.2 民主权力监督制度的完善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基于章程的高等职业院校治理改进思路 |
| 6.1 提供制度约束:基于契约的制度化治理规范与程序 |
| 6.1.1 建立健全法人治理制度,明晰治理权责 |
| 6.1.2 改革院校产权制度,实现产权结构多元化 |
| 6.1.3 加强组织内部管理,改进治理效率 |
| 6.2 厘定治理体序:民主参与的治理互动关系 |
| 6.2.1 规范校企合作程序,推进产教跨界融合 |
| 6.2.2 提升“公民”意识,提升师生治理参与度 |
| 6.2.3 拓宽参与渠道,提倡信息化治理参与 |
| 6.3 注重监督评价:多渠道监督治理实效 |
| 6.3.1 培育第三部门,多种形式参与监督 |
| 6.3.2 完善中介组织,关注社会与市场评价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语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展望 |
| 附录1 调研地点说明和调研对象基本情况介绍 |
| 附录2 “基于章程的高等职业院校治理研究”访谈方案 |
| 参考文献 |
| 发表文章和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 致谢 |
（9）契约执行效率对中国-海湾六国进出口贸易结构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目的及内容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及框架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框架 |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2 相关文献综述 |
| 2.1 不完全契约理论相关综述 |
| 2.1.1 不完全契约理论综述 |
| 2.1.2 在国际贸易领域中的应用 |
| 2.1.3 不完全契约理论与契约执行效率 |
| 2.2 进出口贸易结构相关综述 |
| 2.2.1 进出口贸易结构相关界定 |
| 2.2.2 进出口贸易结构影响因素的综述 |
| 2.3 契约执行效率与进出口贸易结构相关综述 |
| 2.3.1 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 2.3.2 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 2.4 文献评述 |
| 3 契约执行效率对进出口贸易结构影响的理论分析 |
| 3.1 理论基础 |
| 3.1.1 不完全契约理论 |
| 3.1.2 其他相关理论 |
| 3.2 契约执行效率对进出口贸易结构影响的作用机制 |
| 3.2.1 理论工具 |
| 3.2.2 作用机制 |
| 4 实证分析 |
| 4.1 实证研究方法和模型框架 |
| 4.2 数据处理及模型设定 |
| 4.2.1 数据处理 |
| 4.2.2 模型设定 |
| 4.3 实证分析 |
| 4.3.1 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 4.3.2 单位根检验 |
| 4.3.3 回归分析 |
| 4.4 实证结果分析 |
| 4.5 稳健性检验 |
| 5 结论、政策建议及展望 |
| 5.1 研究结论 |
| 5.2 政策建议 |
| 5.3 下一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10）泰国引进外资规模及效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的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1.3 理论意义 |
| 1.1.4 实践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方法与思路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思路 |
| 1.3.3 预期结论 |
| 第二章 国际投资理论 |
| 2.1 国际投资概念及意义 |
| 2.1.1 国际投资概念 |
| 2.1.2 国际投资意义 |
| 2.1.3 国际投资的影响因素 |
| 2.2 国际投资理论 |
| 2.2.1 垄断优势理论 |
| 2.2.2 内部化理论 |
| 2.2.3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
| 2.2.4 边际产业扩张理论 |
| 2.2.5 国际生产折中理论 |
| 2.2.6 其他国际直接投资理论 |
| 第三章 泰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现状 |
| 3.1 泰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研究 |
| 3.1.1 泰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历史 |
| 3.1.2 泰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概述 |
| 3.1.3 泰国环境概括 |
| 3.2 泰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规模 |
| 3.3 泰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主要产业 |
| 3.4 泰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主要区域 |
| 第四章 泰国引进外资效果实证分析 |
| 4.1 泰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效果实证分析 |
| 4.1.1 引力模型及应用 |
| 4.1.2 泰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研究 |
| 4.2 基于引力模型的泰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效果实证分析 |
| 4.2.1 计量模型的设计 |
| 4.2.2 选取相关变量 |
| 4.2.3 变量检验环节 |
| 4.2.4 回归结果 |
| 4.3 泰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因素 |
| 第五章 泰国政府促进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相应政策 |
| 5.1 泰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问题 |
| 5.2 泰国政府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应政策建议 |
| 第六章 结论 |
| 6.1 研究主要结论 |
| 6.2 研究不足之处 |
| 6.3 未来的研究展望$#xA; |
| 参考文献 |
| 致谢$#xD;$#xA; |
| 个人简历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四、市场不完全性与现代跨国公司理论的研究（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因：机理与实证[D]. 卢侃. 浙江大学, 2021(01)
- [2]FDI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D]. 蒋鹏飞. 辽宁大学, 2020(01)
- [3]地方官员治理对外商在华子公司区位选择及绩效的影响研究[D]. 檀灿灿.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0(01)
- [4]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升级反哺效应研究 ——理论与实证[D]. 瞿淦. 苏州大学, 2020(06)
- [5]保险业系统性风险：根源、传染与监管[D]. 朱衡. 西南财经大学, 2019(12)
- [6]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D]. 王园园.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9(01)
- [7]对外直接投资政治风险的测评及影响因素研究 ——以中国企业为例[D]. 丁锋.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9(01)
- [8]基于章程的高等职业院校治理研究 ——契约理论的视角[D]. 肖艳婷. 天津大学, 2019(06)
- [9]契约执行效率对中国-海湾六国进出口贸易结构的影响研究[D]. 曾繁锦. 海南大学, 2019(01)
- [10]泰国引进外资规模及效果研究[D]. 金志新.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