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楸叶桐资源保护与发展途径初探（论文文献综述）
孟宪明[1]（2021）在《胡桃楸废枝中胡桃醌高效提取纯化工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胡桃楸（Juglans mandshurica Maxim.）是东北重要的用材树种,同时含有具有药用价值的成分—胡桃醌。为了使胡桃楸更好的生长对胡桃楸进行修枝是必要的,但修枝后的枝叶一般扔在原地或者当做薪柴,胡桃楸废枝中含有大量的胡桃醌,很多研究表明,胡桃醌具有抗肿瘤、抗菌等作用,将废枝丢弃或焚烧不仅浪费资源而且还污染环境。本文以胡桃楸的枝叶为原料,测定不同生长月份各部位的胡桃醌、内源激素和非结构性碳水化合物（Non-structural carbohydrates,NSC）含量的动态变化,并对胡桃醌与内源激素和非结构性碳水化合物含量进行相关性分析,以确定最佳的采收时间。进一步以剪枝后的废枝为研究对象,制备一个胡桃醌的微乳体系当做提取溶媒,代替传统的有机溶剂,采用响应面法优化微波辅助微乳萃取的提取工艺。制备了 GO/ND/Fe3O4磁性复合材料,以其替代传统纯化材料,采用反胶束微乳萃取联用磁性固相萃取技术对胡桃醌提取样品进行高效纯化,最终分离纯化获得纯度90.68%的胡桃醌样品。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确定了胡桃醌的HPLC检测方法。色谱柱:HIQ sil C18W,进样量20 μL,柱温30℃,流速0.8 mL/min,检测波长250 nm,流动相为甲醇（50%）:0.2%磷酸水（50%）等度洗脱30 min。在检测范围内胡桃醌线性关系良好。确定了胡桃楸中四种内源激素（3-吲哚乙酸,3-吲哚丁酸,萘乙酸,脱落酸）HPLC的检测方法:流动相为0.06%甲酸水（A）:甲醇（B）,梯度洗脱条件为:0～15 min,51.3%A;15～22 min,51.3-49.3%A;22～26 min,49.3-49.2%A;26～30 min,49.2-44.2%A;30～34 min,44.2-43.4%A;34～36 min,43.4-45.0%A;36～45 min,45.0-70%A。方法学验证表明,四种激素在测定范围内都具有良好的线性关系（R2>0.999）,并且该分析方法的重现性、精密度和稳定性均良好。2.以胡桃楸为材料,对不同月份（5月到10月）、不同部位（枝和叶）中的胡桃醌、激素以及NSC的含量进行检测。结果表明所测定胡桃醌、激素以及NSC含量因组织部位的不同而存在较大的差异。在枝中的胡桃醌含量在5-10月份呈增长趋势,9月、10月相差不大,分别为2.88±0.10 mg/g、2.93±0.11 mg/g;叶中胡桃醌含量先升高后降低,7月份含量最高为0.53±0.03 mg/g;枝中IAA和NAA含量呈双峰型变化,IBA呈单峰型变化,在IAA、IBA、NAA含量都达到最高,分别为70.23±0.19 ng/g、58.99±0.10 ng/g、28.46±0.14 ng/g;在叶中的IAA和IBA含量变化趋势相似,5月份三种激素含量最高分别为 115.26±0.46 ng/g、105.11±0.23 ng/g、84.07±0.14 ng/g;在胡桃楸枝叶中的ABA含量变化趋势相似,均逐渐增加,10月枝中的ABA含量最大为88.84±2.58 ng/g,9月叶中ABA含量最大为96.63±2.02 ng/g;枝叶中NSC含量变化趋势也相似,都是先降低后增加,6月份NSC含量都最低,分别为73.17±1.06 mg/g和51.05±1.33 mg/g。研究发现,在胡桃楸枝或者叶中的四种内源激素与胡桃醌并无相关性,NSC与胡桃醌呈正相关趋势（P<0.05）。3.建立了用于胡桃醌提取的专属微乳体系,以辅料对胡桃醌的溶解能力以及互溶成乳液为指标,初步筛选各种辅料,然后通过三元相图进一步筛选辅料,最终得到最佳的微乳体系比例为吐温80（27%）:正丙醇（13.5%）:正已烷（4.5%）:水（55%）。此微乳制备方法简单,制备的微乳是澄清透明的W/O型微乳,平均粒径为46.8 nm,在低速或高速离心以及长期放置下不会破乳,在高温中长期放置会出现絮凝现象,建议在室温中保存。4.对微波辅助微乳提取胡桃楸枝中胡桃醌的工艺参数进行了优化,确定最佳提取条件:微乳液pH为5.60、提取时间:63 s、微波温度:40℃、微波功率:400 W、液固比:20:1 mL/g。在此条件下,胡桃醌的平均得率为4.58 mg/g。与不同的提取方法对比后发现,微波辅助微乳提取后胡桃醌的得率分别是乙醇微波提取和乙醇热回流提取的1.86和6.65倍。对提取结束后的胡桃醌微乳进行了反萃取实验,确定了最佳反萃取条件为相比:4（Vw/Vo,mL/mL）、KCl 浓度:1.6 mol/L、摇床时间:25 min、摇床转速:140 r/min,在此条件下,进行反萃取实验,胡桃醌反萃取率为65.32%。通过实验证明该微乳体系可使用3次。5.制备了磁性复合材料GO/ND/Fe3O4,并对磁性固相萃取联用反胶束微乳萃取纯化胡桃醌工艺进行了研究。确定了最佳吸附条件为时间14 h;料液比30 mg/mL;pH 5.5;摇床转速200r/min。最佳解吸条件为:解吸时间16h;解吸剂种类为甲醇;解吸剂体积分数100%;pH=8;料液比40 mg/mL。此条件下,磁性固相萃取联用反胶束微乳萃取重复三次,胡桃醌提取液纯度可达90.68%,按原料计得率为3.82 mg/g,回收率为83.32%。通过实验证明磁性复合材料可使用9次。本文通过对胡桃醌与内源激素和非结构性碳水化合物含量进行相关性分析的基础上,确定了获得胡桃醌的最佳的采收时间;并提出对修枝剪枝所产生的废枝进行胡桃醌提取,以充分利用废弃资源的想法;同时本文所提出的提取纯化工艺解决了传统提取纯化方法溶剂用量大,低效,繁琐,毒性大,难回收等问题;并开发了一种新颖高效,低溶剂用量,绿色可回收的提取纯化体系。本论文可为胡桃楸枝叶中胡桃醌的高效提取分离和胡桃醌资源的合理利用提供参考。
陈梦卉[2]（2020）在《汉人入滇背景下明前期大理地区经济史研究》文中认为大理独特的地域区位决定了其经济发展自古至今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极为重要的一环,关系着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繁荣与稳定。本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通过阅读、梳理、总结明朝相关史料、着作及文献资料,以明前期“汉人入滇”为背景,从大理地区经济活动中的投入、产出、贸易、财政与消费四个方面着手,呈现明前期大理地区经济社会生活的基本面貌,分析明前期“汉人入滇”对大理地区经济发展的冲击与影响。本论文研究发现,在历经元末明初的战乱纷争之后,明政府组织的大批汉人入滇对社会经济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劳动力的巨幅增长上。明前期移民入滇的人口当中以军事移民为主要形式,大理地区的军事移民据估计达到3万余户,约10万人左右,而彼时的官方民屯及降归明廷的在籍人口约有2万余户,可见是时汉人在大理地区所占比重之大。这些移民在明初多集中在军政重镇,大理地区以大理府为主要聚居地。由于内地汉人的进入与政府的屯垦扶持,农耕技术、水利的兴修以及其他手工业生产技术的传入为大理地区社会经济营造了良好的发展条件。在农业种植方面,明前期主要有稻作物与麦作物,产量自开屯之后有所提高,实现了从“好生无粮”到“有所余”的转变。而经济类作物则以产茶为主,但仅供给当地居民使用。由于明初的禁矿政策,洪武至宣德年间大理地区的金属矿厂旋置旋废,因而不足以占据手工业生产大宗。反观井盐产量,则以岁产额27万余斤、上缴盐课5454余两成为明前期大理地区手工业生产的重要部分。在商贸方面,明前期大理地区大修各府州县之城池,加快了当地城镇贸易的发展,也带动了一部分小型集市的兴起,同时更促进了大理与国内外其他地区间的贸易往来,为明朝中后期的商业发展奠定了基础。在财政收支方面,明前期的政府收入基本用于官员的俸禄开支和教育支出,大理地区财政一个最突出的特点便是“军费支出”的自给模式,这为明初大理的政府财政减少了很大压力。在居民消费方面,明前期大理地区居民的生活状态则处于一个较为平稳的状态。
夏春华[3]（2020）在《基于生态价值的公园城市适生植物资源系统构建与应用》文中研究表明2018年公园城市及生态价值理念被提出,包括发展战略、经济建设、运行管理、社会共享、生态价值、城市品牌与生活品质及生态价值等方面建设内容。公园城市建设是具有前沿性的人居环境改善工程,生态是本底。生态环境价值是公园城市生态价值的核心,依赖于生态本底的适生植物资源的生态功能。本研究立足于公园城市建设的生态环境价值,针对公园城市人居环境体系建设过程中存在适生植物资源不足、绿地系统不能涵盖生态空间以及公园城市生态价值缺乏系统性等问题,基于国内外相关绿带、公园体系、绿地系统及绿色生态空间等生态城市建设的基础,应用植物生物多样性、植物生理生态学、植物群落生态学等相关学科的基础理论与基本原则,采用实地观测、文献检索、问卷调查、层次分析、软件模型分析、实验数据分析等研究方法,探讨公园城市生态绿网结构,重构公园城市生态价值体系,构建适生植物资源库,评价探索典型适生植物在生态绿网的应用模式。目的在于丰富公园城市生态价值研究内涵,为地域性公园城市及其生态价值建设提供理论支撑和参考。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基于市域绿色生态空间的生态安全、防护、生产及风景游憩等四大生态功能,实地观测分析综合性公园、红树林湿地与农业生态田园所构建生态绿网现状,发现生态绿网具备风景游憩、生态防护的生态价值,但目前城乡绿地系统不能有效涵盖绿色生态空间。应用公园城市国土空间规划、生态空间规划及植物多样性的基础理论,分析海洋生态绿网规划特点,提出以生态绿网替代区域绿地,借助生态空间网络研究植物资源的生态价值。综合分析地域城市面临的重要生境因子,以及特殊热带、滨海、台风等自然条件对植物及其生态价值的影响力,提出抗风性、抗逆性、治污性是生态防护类价值的主要指标,绿网生态价值体系由生态防护（抗风性、抗逆性、治污性）与风景游憩（生态景观性、生态教育性）两大类组成。2实地调查与文献查阅相结合,收集发现湛江适生野生木本植物种类103科317属543种,红树林群落植物种类有14科25种,主要热带种植作物有20科29种。而目前生态绿网应用的适生植物只有79科202种,其中公园绿化应用也才有47科154种,并以无瓣海桑群落生态修复红树林,以甘蔗为农业田园的主要生态植物。应用的适生植物资源存在多样性不足,外来引种速生树种过多,生态价值不高等问题。3通过对543种野生木本植物及市域其他植物资源的调研分析,筛选出有较高生态价值的适生植物共计231种,分属72科177属,为适生植物资源系统构建提供物质基础。进一步依据植物的抗风性、抗逆性、治污性、生态景观价值、生态教育作用进行功能分类、汇总,借助Python语言代码重复利用、免费开源、模块化、函数化的精炼优势,建立适生植物资源的分类数据库,系统可实时动态化更新,实现适生植物资源系统成果共享。4立足于植物资源的生态价值,对综合性公园调查,分析评价绿网不同植物资源特点,发现风景游憩类的适生植物季相景观模式单一,骨干、基调树种季相景观缺乏等问题;红树林湿地外来速生树种数量过大,风景游憩功能低;农业生态田园风景游憩类的生态产品少、经济效益低下。依据公园城市建设以人为本的公众生态价值需求和绿网生境与植物资源特点,从植物资源分类库中选用典型适宜的适生植物资源,重塑生态价值及路径如下:①综合性公园生态景观价值构建选用典型适生植物有:美丽异木棉+红花羊蹄甲+红鸡蛋花+朱缨花+琴叶珊瑚;榄仁树+红花羊蹄甲+红千层+红花檵木+龙船花;铁冬青+黄槐+狐尾椰+夹竹桃+鸡冠刺桐+灰莉。②湖光红树林湿地公园生态教育、景观价值构建选用典型乡土红树植物有:红海榄、黄槿+海漆（水黄皮和杨叶肖槿）、银叶树+海芒果、白骨壤、桐花树等。③农业生态田园生态景观、教育价值选用典型适生植物采取“菠萝蜜+红掌”的林下两层间种群落模式。地域性适生植物资源系统的构建,尚需不断收集具有较高生态价值的植物资源研究成果,以丰富资源库的植物种类,这一研究值得持续进行。
贾韬[4]（2020）在《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转型与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历史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事物的发展有着一定的周期性与规律性,找到相似的时空场景与媒介轨迹,进行匹配与对照、筛选与分析,对当下的社会改革、教育创新与文化引领,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启发价值。研究民国时期的书法教育,从宏观角度看,它包含对整个近代时期书法教育史的脉络提炼,即如何从传统教育形态进入国民教育序列与学校教育体制;从中观角度看,它包含对各种教育改造思潮、艺术教育论说或重要人物思想的发生原因及社会影响的延伸分析,即书法教育作为“传统文化的再生产”、“民族精神的再塑造”以及“美术育人的合法化”;从微观上看,它涵盖了对民国书法教育教学实践的具体写实与文本描述,包括教育理念、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材使用等系列教学活动构成。中国古代书法教育始于文字书写、兴于读书明理、盛于以书取仕,在着书立说、立国化民、广育群才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伦理教化作用与社会稳定功能,然而正是书法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人身依附性与制度嵌入性,使书法教育在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过程中遭遇了“价值观念”上的肢解与“社会行动”上的剥离。民国是中国近现代教育思想体系开始确立并实施的时期,而在文化艺术领域,则是中国开启正规化艺术教育和美育的肇始时期。书法教育以其根深蒂固的“古典形态”,在二十世纪初的新兴学堂教育中,悄然兴起,潜滋暗长,“不仅完成了自身的‘革命’——从私塾师徒授受转向课堂教育,同时亦完成了社会意义上的‘革命’——从旧式教育体制走向新式教育体制”,书法教育则沿着实用书写教育和美术教育两条路线走进了学制框架体系内。书法教育在民国时期的学校制度中主要有两种表现情形:一种是在初、中等教育中作为“国文科”中的习字课程,以追求实用性、普及性的书写技能而存在,“习字一科,虽为国语教学之一部门,但关系于修学及应用者甚大”;一种是以师范教育与专科教育的制度形式,确立了书法向每个社会生活的扩张空间和渗透力量,以达致艺术性、专门性的书法美学而存在,“于艺术学校、大学校中,设书学一系,以培养一班高等书学人才”。书法教育在民国时期完成了学制化的转型。“教育”和“文化”构成了民国书法教育的两大维度,作为勾勒民国书法教育“全景式”文本图像的前提,必须从“文化”角度阐释和反思民国社会大环境与书法教育之间的互动逻辑,提供书法教育在社会思想结构中的宏观视野。当时书法的“本体危机”主要体现在“汉字革命”对汉字的简化与注音,颠覆了传统书法教育中的书写内容、书写文本与书写方式,带来了书法哲学“本体论”上的危机与困惑。而“美术革命”对中国绘画摹古不化之风、石谷之流弊的批判——“革王画的命”,亦规约了书法创作的美学形式、艺术类型与个性趣味,解构了传统书法教育中的美学体格与道德功用,带来了书法哲学“价值论”上的冲击与失落。于是,在异域教育理论的审视与参照下,在其他学科教育学研究的发展与比对下,书法教育需要学科逻辑的支撑与教育原理的基础,其核心与特征是“地道的逻辑思维——课程分布、课时分配、授课内容的环节安排、教学手段、教学思想、基本观念……,这一切都必须依靠严密的逻辑思维才能获得确立”,书法教育活动过程被程序化、模式化与预设化,以舍弃各种异质性因素去构建具有普适性与标准性的学科教学体系。为了追求书写的标准化与效率化,围绕写字学习材料、写字教学方法、写字工具等,书法教育开展了各种心理化、科学化的实证研究,促进了书法教育在教学原理、学习原理上的设计与实践、探究与应用。书法教育在民国时期完成了科学化的转型。在民国充满变革的浪潮中,“更新与改良是流行话语,同时,保存国粹更是国人关心的课题”,这就决定了书法艺术发展的社会规约力要比其“自律”大得多。书法教育“现代”的发展总是与危机意识和终极关怀紧密相扣,以中国文字之特有价值和民族精神,启发民众思想觉悟,塑造社会革新品格,通过平民教育、民众学校使书法从精英到大众,完成了书法教育的“新国民”想象,借助艺术或者美术的身份加持,在“美育救国”、“艺术救国”等民族使命的话语体系中改变遭际、重获价值,完成了书法教育的“新艺术”图景。民国书法教育的成长及其背后折射出了知识范式的生产、文明观念的辐射、思想文化的变迁,书法教育的诸种知识通过出版的“崭新诞生”与思想的“人物引领”,在中西互动的格局下逐渐形成,并通过报章杂志、着作、教科书等各种形式传播,从而成为某种程度上的公众知识与生活体验。同时,民国特殊的战乱背景使书家群体呈现出“聚集”和“流动”的时空特征,从雅集到社团构成了书法教育的“民间场域”,中国书学会标志着传统书法艺术的复兴与书法普及教育的推广,各种学生书法社团则见证这个时代书法社团的繁荣和现代学制内的书法影响;从内陆到粤港形成了书法教育的“香港景观”,在香港移民社会的国族想象和乡邦情结中,书法以保存国粹与发扬民族精神为重,书法教育则扮演了身份认同与民族抗争的重要功能。书法教育在民国时期完成了现代化的转型。历史车轮滚滚向前,近几十年来,随着信息化、智能化、网络化的发展,正在不断抽离日常书写的工具、文本与机会,中国汉字和书法的发展实际上又一次面临巨大的挑战和机遇。然而,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书法教育无疑成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国民素质教育的有效方式,书法教育的价值、前途等问题更值得我们去思考和讨论,我国书法教育经过多年的教学和实践,已在书法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果,就目前来看,“应用化”与“艺术化”依然是书法教育的泛化前景,书法基础教育正在从写字转向审美,书法大众教育则面临着从功利走向情怀。在历经一个多世纪的“学科”建构之路,“科学化”与“专业化”仍然是书法教育学科建设的重要命题,既要解决“身份危机”,又要争取纳入现代学科的框架体系中。“本土化”与“国际化”则是书法教育时代复兴的责任担当,书法作为东方文化在国际艺术语境中的身份显现,既面临着以输出中国书法文化理念来重建东方书法形象的历史重任,又需要以中国元素与国际审美形式相融合而获得审美普世化。
曹晋彰[5]（2019）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化生产理论研究》文中认为中国的文化产业研究已经完成了概念启蒙和边界探索,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然而,对基本问题的追索和基础理论的构建却仍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文化产业研究在学术合法性上仍然潜伏着深刻的危机。除了实践与操作层面的“怎么做”,文化产业研究还应更加关注历史与逻辑层面的“是什么”问题,以及价值与合法性层面的“为什么”问题。文化生产理论构成了文化产业研究的基础理论。首先,文化产业是人类文化生产的一个历史阶段和一种特殊形态,因此对于文化生产的探究更具普遍性和基础性;其次,二十世纪西方对于文化生产问题的诸多理论探索,为文化产业研究提供了基础性的学术资源。对二十世纪西方文化生产理论的系统研究,可以为中国文化产业理论体系的构建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也可以为建立文化产业研究与其它人文社会学科之间的联系提供一个契入点,将有助于强化文化产业研究的学术合法性、推动文化产业学科体系的建设和完善。所谓“二十世纪西方文化生产理论”是指,那些主要产生或流行于西欧和北美的有关文化生产问题的各种理论资源和话语形式。其外延在时间贯穿整个二十世纪、在空间上则涉及德法英美等多个理论传统,因此很难确定一条清晰的边界。即便如此仍然可以通过几个标志性事件把握其轮廓,第一是二三十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法兰克福学派的诞生,第二是五六十年代英国文化研究的兴起与“文化主义”的兴盛,第三是七八十年代以来后结构主义的兴起与“后现代”的到来。在内涵方面,“文化生产”既可以指“文化的生产”,也可以指“文化性的生产”。传统人文社会学科多将“文化”当作一个“实体”,因而所谓文化生产就指“文化的生产”;二十世纪中后期以来的文化理论则将“文化”当成一个观念,因而文化生产主要指“文化性的生产”,包含所有产生“意义”的行为和过程。严格来说,“文化的生产”是“文化性的生产”的一个特例。另外,文化生产还代表了一种与传统人文主义文化观念相对立的文化观察方式,即“从生产视角来看文化”。“文化生产”或“以生产视角看文化”,通常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传统论题和重要标志。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对文化问题的讨论多具有“碎片”性质,并没有形成一种“文化理论”,但是他们对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的研究,却开启了对于文化之“生产性”问题的严肃经济学讨论。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并未将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成熟起来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贯彻到文化问题上,但是历史唯物主义却是二十世纪西方诸多文化生产理论的共同方法源头,如何将历史唯物主义应用于文化问题仍然是一个极具张力的课题。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生产理论仍然处于探索之中。历史唯物主义的首要任务便是对文化之自主性的反驳。有必要通过对文化的观念史反思,去揭示文化自主性神话的历史性,从而为文化祛魅,为构建文化生产理论扫清障碍。然而,文化的自主性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艺术自律性”观念,艺术是现代文化概念的核心对象和重要原型,“艺术”的历史实际上构成了文化的“史前史”。主流艺术史和艺术理论仍将艺术当成一个自然之物,对艺术概念不加反思、不加批判地使用,已经成为理解艺术的最大障碍。因此,有必要先对艺术展开一番观念史反思,从而把握艺术自律性的历史形成原理及其影响。现代“艺术”概念的形成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在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取得了独立,其次在启蒙运动背景下诞生了古典美学,最后随着浪漫主义运动和唯美主义运动艺术逐渐走向神话,从而奠定了我们当前的艺术观念。当然,艺术的神话在二十世纪也不断遭到攻击和破坏,其中最重要的便是艺术实践上的先锋派和艺术理论上的分析美学。文化的观念史远比艺术更为复杂。现代文化概念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抽象的观念复合体,具有很强的批判性和自反性。现代文化概念从十九世纪中后期至二十世纪前期逐渐形成,并发展为人文社会学科领域里的一个重要理论工具。现代文化概念是在特定的时间一空间框架之中形成的,尤其与现代性和民族主义密切相关。文化还是为了应对宗教衰落而发起的各种现代神话制造运动的产物,文化是一种现代神话,体现了人类深处对于神话的需求和依赖。以卡西尔为代表的对于人类神话的哲学反思,为理解文化提供了一个极佳视角;阿多尔诺的“启蒙辩证法”、罗兰·巴特的“神话修辞术”以及麦克卢汉的“媒介环境学”等,则将这种神话思维转化为了一种文化观察方法,为破解文化神话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工具。文化概念本身即是对个人生存和社会发展之理论反思的结果。文化观念的历史,也是一部“关于文化的理论”以及“文化理论”的历史。总体来看,二十世纪的文化理论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分别为萌芽期（1900-1950）、发展期（1950-1980）和拓展期（1980-2000）。1950年前后开始的有意识的文化理论系统构建,包含三股重要的思想潮流,分别是来源于德国哲学和美学传统的批判理论、脱胎于英国文化主义文学批评传统的文化研究以及混合了中欧语言学、俄国形式主义、法国符号学和法国人类学的结构主义及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是联系三股潮流的重要纽带,也是贯穿文化理论发展始终一种主线。三股潮流在1980年代之后趋于融合,共同消解于“后现代主义”的新情境之中。文化理论开始被运用于诸多人文社会学科,并引发了广泛的“文化转向”,“文化”开始逐渐占据人文社会学科领域的中心位置。在此过程中,“生产”也逐渐从文化理论的一种边缘视角,转变成为了一种具有颠覆性的理论方法取向。文化生产理论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伴随着整个文化理论的发展而逐渐凸显出来。当前对于文化生产的研究或者说以生产视角进行的文化研究,包含了四个学科传统或四条主要路径,即社会学路径、历史学路径、传播学路径以及经济学路径。像哲学—美学、文学批评—艺术理论、语言学—符号学以及历史学、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传播学等人文社会学科,至二十世纪都已经形成了强大的学术传统;虽然它们都对文化问题有所讨论、也为文化理论的生长提供了丰厚的土壤,但是文化却几乎总是处于边缘和从属地位;文化要么被纯化为代表古老神圣价值的抽象标签,要么被泛化为囊括所有“人造物”的巨大口袋,要么被简化为经济基础或政治基础之上无足轻重的附属物。直至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文化理论的拓展为传统人文社会学科提供了新视角、新方法和新工具,并引发了广泛的“文化转向”、涌现出了诸多以文化为中心的新研究。不同于各种人文主义或经济主义式的传统文化研究,新的文化研究以“生产视角”和“历史视角”来严肃地看待文化。1900年前后的大约一百年是人类文化生产急剧产业化的阶段,文化生产在技术形态、传播媒介、市场受众、产业组织以及权力关系等方面都发生了关键性变革。二十世纪的西方文化生产理论某种程度上正是对这个剧烈变革转型的回应。在二十世纪的诸多西方文化生产理论家之中,尤以瓦尔特·本雅明、雷蒙德·威廉斯、埃德加·莫兰和皮埃尔·布尔迪厄四位最为重要,他们分别代表了文化生产研究的四重视角,即技术视角、大众视角、组织视角和权力视角。其中,本雅明的切入点是生产技术,可实现高效生产的机械复制技术成为主导,这是文化生产转向文化产业最为重要的条件,构成了现代文化生产的重要基础;威廉斯的切入点是逐渐主导人们日常生活的新文化形态——大众文化,这是由文化生产方式变革所引起的重要文化变革,是现代文化生产的主要呈现形式;莫兰的切入点则是产业组织,伴随着市场框架内日益加强的专业化、资本化和组织化,生产与创造之间的矛盾愈加突出,生产创造的辩证法成为现代文化生产的核心矛盾;布尔迪厄关注的是人类文化—象征实践背后的权力关系,通过文化生产场模型的构建以及对象征炼金术的揭露,布尔迪厄致力于构建一种关于文化生产的政治经济学。通过对二十世纪西方文化生产理论的方法源头、观念前提、理论语境以及文化生产研究的四种路径和四重视角的系统梳理,可以得出:第一,历史唯物主义是文化生产理论的重要方法基础,也应是人们观察文化的基本视角;第二,文化生产理论的核心原理,在于文化生产与文化神话的矛盾关系;第三,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视角,可以对文化之历史进行重述,并为西方文化生产的历史演进制定一个基本分析框架;第四,现代文化产业既是文化生产的一种特殊组织形态,也是一种高效的神话制造机制;最后,二十世纪西方文化生产理论可为当前的文化产业研究打开更加广阔的空间。
邱靖[6]（2019）在《水榆花楸种群变异与谱系地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水榆花楸[Sorbus alnifolia（Sieb.et Zucc.）K.Koch]隶属于蔷薇科（Rosaceae）花楸属（Sorbus L.）,是早春观花的优良木本植物资源,为我国花楸属单叶类群中分布最广的树种;野生状态下分布星散,近年来由于生境破碎化,多数种群处于渐危状态,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严重滞后。同时表型变异丰富,种与变种的界定和分类存在较大争议。本文在水榆花楸生存环境的群落学研究基础上,利用地理信息技术结合生态位模型研究了其适生群落环境结构及地理分布特征;同时采用形态标记和分子标记手段研究了水榆花楸的种群变异,探讨了其分类地位;并结合水榆花楸不同群体间的谱系地理演化关系,研究其遗传变异的时空格局,以及遗传漂变、分化和环境因素对水榆花楸遗传变异与演化分布的影响,以期为水榆花楸的种质资源保护与合理开发利用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水榆花楸的适生生境及群落学特征对水榆花楸所处13个群落130个样方进行了调查,记录共有维管束植物105科、265属、452种;群落区系组成具有明显的温带区系地理成分特征,主要以北温带和东亚北美间断分布类型为主,表现出较为强烈的温带起源发生特征。应用TWINSPAN群落数量分类法和DCCA排序方法,分析研究了水榆花楸伴生群落的空间分布格局及生长适生特性,表明13个地区的含水榆花楸群落的结构聚类,与其分布区域所属地理位置和地带性植被特征基本吻合;水榆花楸生存群落的分布与结构主要受海拔、坡位和坡度的影响,其中海拔是影响其分布的主要因子之一,中高海拔或中高纬度的冷凉气候是水榆花楸适宜的生存群落环境,群落外貌特征主要表现为暖温带与温带针阔混交林或落叶阔叶林。（2）水榆花楸适生区模拟及生态特征BIOCLIM的模型预测表明:我国中西部山区、华东北部与东北地区,是水榆花楸现代三个集中分布的区域,其中陕西、河南、湖北与重庆多省交界的山区（秦岭-大巴-巫山山脉）可视为核心分布区域;其自然分布与降水因子呈正相关,与温度因子呈负相关,年降雨量、湿季降雨量、温度季节变化方差、最暖季降雨量、最冷季降雨量为区域尺度上影响水榆花楸分布的5个主导气候因子。水榆花楸其现状分布格局在区域尺度上受到降水因子的主要驱动,并偏好适度低温的环境,同时在区域尺度上还受海拔、经纬度地理因素不同程度影响。（3）水榆花楸种群变异及分类处理综合表型与分子标记结果,水榆花楸叶缘分裂为连续变异性状,其变种裂叶水榆花楸（Sorbus alnifolia var.lobulata）存在一定的遗传分化,但未形成明显的单系独立成支,提出将裂叶水榆花楸并入水榆花楸的分类处理。而LSb居群具有明显的叶表型与遗传变异,分化成单独分支,同时基于cpDNA系统发育树LSb居群对应特有单倍型H6,表现出较高的特异性,又可将该居群处理为花楸属新类群,建议今后结合其花与果实的表型变异以及其他片段序列再作进一步探讨最终确定其分类地位。（4）水榆花楸群体遗传多样性与遗传结构通过SSR标记研究可知水榆花楸群体具有较高遗传多样性,群体间基因交流相对频繁。水榆花楸群体的遗传距离与地理距离呈负相关。水榆花楸物种水平cpDNA遗传多样性及核苷酸多样性统计表明,水榆花楸遗传多样性与变异分化主要发生在群体间。STRUC-TURE分析表明18个水榆花楸群体大致源于4个基因库:（1）中西部地区群体,与东南、华东北部群体有部分基因交流;（2）以东南为主,与部分华东北部群体存在基因交流;（3）华东北部和东北地区群体;（4）韩国、日本群体;与UPGMA的聚类分析结果基本一致。cpDNA遗传分化参数及U检验结果表明东部、北部地理组与物种水平上存在显着的谱系地理结构。（5）水榆花楸谱系地理结构与群体动态历史水榆花楸的分布中心与分布格局形成于中新世与上新世过渡时期。cpDNA单倍型系统发育树以及TCS网络图结果显示,中新世晚期13.02 mya基于山体与水体等地理隔离,水榆花楸群体发生了2个谱系（3个地理组）的分化:中西部谱系（MW）+（东南部谱系[SE],华东北部、东北与韩日谱系[EN]）,谱系之间存在一定的渗透与交流,SE谱系与EN谱系起源于MW谱系,在中新世晚期8.09 mya完成了分化;其他次级分支多数在上新世产生了分化。我国中西部（MW）、东南部（SE）与华东北部及东北与韩日（EN）等地区的主要山体是水榆花楸的分布中心及避难所。水榆花楸在物种水平及中西部（MW）与东南（SE）地理组上符合空间扩张模型的期望,推测中西部地区在0.830 mya时期,进行了独立向东南（SE）及华东北部、东北与韩日（EN）等地区的扩张事件:即（1）中西部的秦岭与大巴山脉的水榆花楸群体,经伏牛山脉（宝天曼）扩散至山东半岛与云台山等华东北部区域,并进一步扩散至东北的凤凰山和帽儿山等地以及韩日区域;（2）中西部群体经大别山往庐山、武夷山、天目山与黄山等东南部区域进行了扩散。在0.675 mya时期东南部（SE）群体向北扩散至云台山与鲁山,并参与了华东北部、东北及韩日地理组（EN）谱系的分化形成。
李冰冰[7]（2019）在《八种泡桐叶绿体基因组测序及进化关系分析》文中指出泡桐属（Paulownia）为玄参科（Scrophulariaceae）落叶乔木树种,是中国重要的速生经济用材,其种植区域广泛分布于我国各省市自治区。由于泡桐杂交和多倍化现象的发生,其分类地位和属内进化关系一直备受争议,与此同时其优良品种选育和种质资源的保护也需要更多的遗传数据作为支持。由于叶绿体基因组的序列保守且碱基替换率低,因此是分析植物系统发育关系的理想数据来源。随着下一代测序技术的发展,大部分被子植物的完整叶绿体基因组序列已被测定,为光合植物的研究提供了数据支持。本研究利用二代测序技术对泡桐属的八个种叶绿体全基因组序列进行了测定,并利用生物信息技术对上述叶绿体基因组的基本特征、重复序列、简单重复序列和核苷酸变异等进行了比较分析,同时基于管状花目、茄目和锦葵目等其他23个叶绿体基因组序列构建了系统发育树,为泡桐属的种质资源保护、优良品种选育、分子标记开发、玄参科各属间进化和起源关系提供重要的遗传数据。本研究的主要内容及结果如下:1.首次测序并获得了八个大小范围在154,506 bp154,746 bp的完整泡桐叶绿体基因组。且注释后均得到了114个基因,分别是80个蛋白编码基因、30个tRNA基因和4个rRNA基因;泡桐属叶绿体基因组为典型的四分体结构,包含一个大单拷贝区（85,262bp85,371bp）、小单拷贝区（17,722bp17,786bp）和一对反向重复区（25,761bp25,797bp）;其八个种泡桐叶绿体基因组GC含量一样均为38.00%,AT含量丰富;其密码子偏好A和T碱基;除此之外,对重复序列和简单重复序列也进行了检测,共得到431个简单重复位点和571个重复序列（白花泡桐）,为泡桐属的相关分析提供了研究基础。2.首次在叶绿体基因组水平上将八个泡桐种与NCBI中已发表的泡桐（Paulownia coreana（KP 718622）和Paulownia tomentosa（KP 718624））进行比较分析并鉴定出泡桐的高可变区域。结果表明它们的序列相似性在99%以上;IR区域收缩与扩张的分析结果显示,四个边界区域基因（rps19、ndhF、trnH和ycf1）的大小和分布位置存在差异,如:rps19基因在台湾泡桐、毛泡桐、楸叶泡桐和南方泡桐中的分布位置分别是LSC区域237bp、IRb区域42bp,但在白花泡桐、川泡桐、鄂川泡桐和兰考泡桐中IRb区域分布的长度则为30bp,反映出了属内泡桐种尽管在基因组序列上高度相似,但其结构上存在一定的差异;分别对泡桐属植物的编码区和非编码区的核苷酸变异（PI）进行分析,以此来反映不同物种不同区域之间的进化速率,基于此鉴定出了trnH-psbA、trnS-trnG、trnG-trnT、accD-psaI、trnL-rps16、petN-trnA、psbZ-rps14、ccsA-ndhD和rpl22-rps9等九个高可变片段,可用作开发泡桐属叶绿体基因组的候选分子标记。3.国内外首次基于泡桐和其他物种的叶绿体全基因组序列,利用最大似然法（Maximum likelihood,ML）、最大简约法（Maximum Parsimony,MP）和贝叶斯法（Bayesian inference,BI）对全基因组的序列进行比对分析,构建了其系统进化树,更加全面地揭示泡桐属在管状花目中的系统地位,以及属内不同种的系统进化关系。
马凤进[8]（2019）在《秦至元时期畜禽饲料开发利用研究》文中认为自新石器时期家畜诞生的那一刻,饲料也就随之而生。从饲料利用资源角度看,史前牲畜吃的第一口饲料,无论精粗,实质上就可以理解为饲料资源的第一次开发的结果。饲料是牲畜生存和生长的物质基础,因此历朝历代都很重视饲料资源的开发,这项工作也基本上没有随朝代的更替而停止过。秦汉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前期的鼎盛期,亦是我国古代饲料的一个初步发展时期,尤其是在苜蓿的引进、本土饲料资源的开辟和饲料配方的发明上,更是做出了超越前人的成就。在中国历史上,魏晋南北朝动荡不安、战争频发,对经济造成了很大的冲击。然而,兼并融合战争对马的空前需求,仍推动畜牧业得到了很大发展。这一时期,多个巨型牧场相继建立,在继续开辟饲料资源的同时,饲料进入精细化发展,畜禽宜性饲养。而且以往放牧占主要地位的饲养方式已经渐渐被放牧与舍饲相结合的方式取代,舍饲比重明显提升。隋唐时代,基本上把前一时代的分裂割据状态扭转了,国家局面相对统一安定,畜牧业由此进入了又一个大发展时期,也是一个大转变时期。在畜牧业发展的基础上,饲料相关的行业也蓬勃发展。唐代建立了大规模的饲料基地、修订《厩库律》,还打破了苜蓿仅饲御马的前规,加以广泛地种植与利用。尤其史无前例地是,在畜禽的饲养管理上出现了一套较为全面、系统的饲料利用标准,具有超越时代的智慧。宋代疆域较小,且受战争之累,发展畜牧业的条件远不如前代优越,然而就整体而言,其畜牧业与前代相比某些仍有一定的发展。作为以游牧民族建立起来的王朝,元代对畜牧业的重视可想而知,牲畜的饲料和饲喂等大多沿袭前代并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其中明显超越前代的是草场的保护和管理,大型家畜的喂饲以及饲料专管官职的细化,有创造性发展的则是新饲料调制法“三和一缴”的提出、发酵饲料的出现以及淡水鱼饲料的首次记载,这些对后世牲畜的喂养都有着深远的影响。秦至元时期,我国在畜禽饲料利用上不断创新和发展,在饲料的开发、饲草的利用、饲料的加工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就,诸多的经验积累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为畜牧业乃至农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和启示意义。
王红玲,孙倩,黄瑞芳[9]（2019）在《楸叶泡桐杂种无性系9503的组织培养技术研究》文中提出以楸叶泡桐和白花泡桐杂交无性系的枝条为外植体,开展了离体芽增殖技术,以及愈伤组织诱导、芽分化和不定芽生根等组织培养技术的研究。结果表明,增殖培养基采用MS+8 mg/L 6-BA+0.3 mg/L NAA,不定芽的增殖倍数可达到9;利用其叶片进行愈伤组织诱导的最佳培养基为MS+12 mg/L 6-BA+0.4 mg/L NAA,诱导率高达95%;愈伤组织分化的最佳培养基为MS+10 mg/L 6-BA+0.7 mg/L NAA,不定芽生根的最佳培养基为1/2MS+0.5 mg/L IBA+0.3 mg/L NAA,生根率100%。
鞠晓畅[10]（2019）在《胡桃楸茎枝水提物的体外吸收与代谢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目的:胡桃楸（Juglans mandshurica Maxim.）又名山核桃、核桃楸,为胡桃科胡桃属植物。在《辽宁省中药标准》中,记载了胡桃楸的根皮、树皮和果皮具有抗肿瘤作用,同时民间也记载口服胡桃楸水煎液治疗恶性肿瘤。已有文献研究报道了胡桃楸不同部位有机溶剂提取物在体内外的抗肿瘤作用,但对胡桃楸水提物的研究较少。本课题组已经从胡桃楸茎枝、果、叶和根中分析鉴定了100余种化合物。为了进一步明确胡桃楸水煎液口服后能够吸收入体内的成分,本论文在课题组前期研究结果的基础上,对胡桃楸茎枝水提物的体外抗肿瘤作用,及其体外吸收、代谢的成分进行了研究。为胡桃楸的药效物质基础研究奠定了基础。材料与方法:1.材料1.1本论文所研究的药材样品胡桃楸茎枝,采摘于辽宁省大连市普兰店莲山镇,趁鲜切片、冷冻干燥。1.2实验动物SD大鼠,雄性,购于辽宁长生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大鼠饲养于辽宁中医药大学动物实验中心空气层流架SPF级环境中。1.3 Caco-2细胞购自北京鼎国昌盛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来自于人源结肠癌组织。人胃癌细胞（HGC-27）购自上海博古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来自于人源未分化胃癌;高分化人神经母细胞瘤细胞（SH-SY5Y）购自上海细胞库。2.方法2.1胡桃楸茎枝水提物的制备及化学成分研究:采用热回流和真空冷冻干燥的方法制备胡桃楸茎枝水提物冻干粉。以UHPLC-MS/MS分析和鉴定胡桃楸茎枝水提物中的化学成分。2.2体外抗肿瘤作用和毒性研究:分别以胡桃楸茎枝水提物对人胃癌细胞（HGC-27）和高分化的人神经母细胞瘤细胞（SH-SY5Y）的增殖抑制作用作为评价指标,采用MTT比色法评价胡桃楸水提物对HGC-27和SH-SY5Y细胞形态和相对增殖率（RGR）的影响,进而评价胡桃楸茎枝水提物对肿瘤细胞的选择性抑制作用。2.3 Caco-2细胞模型中吸收和代谢研究:采用MTT比色法评价胡桃楸茎枝水提物对Caco-2细胞的相对增殖抑制率,判断细胞毒性,确定给药浓度;采用胡桃楸茎枝水提物与Caco-2细胞共培养,将一定浓度的胡桃楸茎枝水提物作用于Caco-2单层细胞,收集细胞破碎液,通过UHPLC-MS/MS联用技术分析和鉴定Caco-2细胞中吸收和代谢的成分。2.4大鼠离体外翻肠囊模型中吸收和代谢研究:以乳酸脱氢酶（LDH）评价大鼠离体外翻肠段的活性,以确定大鼠离体外翻肠囊模型的取样时间和给药浓度;应用UHPLC-MS/MS分析和鉴定胡桃楸茎枝水提物在十二指肠、空肠和回肠中吸收和代谢的成分。2.5没食子酸和逆没食子酸的体外人肝微粒体代谢研究:选用人源肝微粒体,模拟人体内环境,以对照药物非那西丁的代谢确定肝微粒体活性、优化孵育条件;通过UHPLC-MS/MS分析鉴定胡桃楸水提物中主要成分没食子酸和逆没食子酸在人肝微粒体孵育体系中的代谢产物。结果:1.胡桃楸茎枝水提物的制备及化学成分研究:胡桃楸茎枝水提物冻干粉的得率为12.5%,计算生药量为8 g·g-1。共鉴定了胡桃楸茎枝水提物中99个成分,包括53个鞣质、33个有机酸、10个萘烷衍生物、2个氨基酸和1个黄酮。2.体外抗肿瘤作用和毒性研究:在体外抗肿瘤作用与毒性研究中,加入不同浓度胡桃楸茎枝水提物后,当浓度≤0.1 mg·mL-1时,对HGC-27和SH-SY5Y细胞未显示细胞毒性;当浓度达0.5 mg·mL-1时,胡桃楸茎枝水提物对HGC-27细胞的RGR为51.48%,有明显的细胞毒性;此时对SH-SY5Y细胞无细胞毒性。当浓度达1.0mg·mL-1时,胡桃楸茎枝水提物对HGC-27细胞的RGR为45.45%,有明显的细胞毒性;SH-SY5Y细胞的RGR为88.16%,仍无细胞毒性。3.Caco-2细胞模型中吸收和代谢研究:在胡桃楸茎枝水提物对Caco-2细胞毒性研究中,浓度在0.22.0 mg·mL-1范围内,Caco-2细胞的相对增殖抑制率均>75%,细胞毒性均≤1,说明在该浓度范围内,胡桃楸茎枝水提物对Caco-2细胞无毒性作用,故选定在Caco-2细胞吸收模型中胡桃楸茎枝水提物浓度为0.8 mg·mL-1。最终分析鉴定了胡桃楸茎枝水提物在Caco-2细胞模型中吸收的成分2个,分别为柠檬酸和没食子酸,代谢的成分1个,推测为二甲氧基苯甲酸,代谢途径为去羟基及甲基化。4.大鼠离体外翻肠囊模型中吸收和代谢研究:以LDH释放量为指标,确定大鼠离体外翻肠囊模型的取样时间为150 min,胡桃楸茎枝水提物的给药浓度为0.005 g·mL-1（以生药计）。分析鉴定了胡桃楸茎枝水提物在十二指肠、空肠和回肠中吸收成分共41个,包括鞣质（13个）、有机酸（16个）、萘烷（9个）、二芳基庚烷（2个）和木脂素（1个）五类化合物。鉴定了十二指肠、空肠和回肠中代谢的成分共11个,其中10个为与葡萄糖醛酸结合的产物、1个为硫酸酯化产物。其原形成分包含了胡桃楸茎枝水提物中的鞣质类成分3个,有机酸类成分2个,萘烷类成分6个。5.没食子酸和逆没食子酸的体外人肝微粒体代谢研究:建立的肝微粒体孵育体系能够将非那西丁代谢为对乙酰氨基酚,代谢率约为74.89%,说明在试验条件下,人源肝微粒体有生物活性。继而研究了没食子酸和逆没食子酸在该孵育体系中的代谢,结果未发现两者的代谢产物,但发现加入没食子酸和逆没食子酸后能够使孵育体系中的成分发生变化。结论:1.胡桃楸茎枝水提物中成分主要为鞣质、有机酸、萘烷衍生物等。2.胡桃楸茎枝水提物在体外对肿瘤细胞的增殖具有选择性抑制作用。3.胡桃楸茎枝水提物中主要成分:鞣质、有机酸和萘烷衍生物能够通过小肠壁或Caco-2细胞壁而被吸收。小肠壁代谢酶主要使吸收成分发生葡萄糖醛酸化代谢反应。4.初步推测没食子酸和逆没食子酸在体外代谢模型中不发生代谢反应。
二、楸叶桐资源保护与发展途径初探（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楸叶桐资源保护与发展途径初探（论文提纲范文）
（1）胡桃楸废枝中胡桃醌高效提取纯化工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胡桃楸概述 |
| 1.1.1 胡桃楸简介 |
| 1.1.2 胡桃楸的价值 |
| 1.1.3 胡桃楸的药理作用 |
| 1.1.4 胡桃醌概述 |
| 1.1.5 胡桃醌的提取方法 |
| 1.1.6 胡桃醌纯化方法 |
| 1.2 药用植物 |
| 1.2.1 药用植物的概念 |
| 1.2.2 药用植物采收季节 |
| 1.2.3 药用植物采收部位 |
| 1.2.4 采收季节与活性成分的关系 |
| 1.2.5 采收部位与活性成分的关系 |
| 1.2.6 激素与活性成分的关系 |
| 1.2.7 非结构性碳水化合物与活性成分的关系 |
| 1.3 微乳的应用 |
| 1.3.1 微乳液萃取分离金属离子 |
| 1.3.2 微乳液萃取分离有机物 |
| 1.3.3 微乳液萃取分离生化物质 |
| 1.3.4 微乳液提取分离药物活性成分 |
| 1.3.5 反萃取富集 |
| 1.4 磁性固相萃取 |
| 1.4.1 概念 |
| 1.4.2 原理 |
| 1.4.3 磁性吸附剂 |
| 1.4.4 磁性固相萃取应用 |
| 1.4.5 磁性固相萃取评价 |
| 1.5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2 胡桃楸中胡桃醌、激素和NSC时空动态变化 |
| 2.1 实验部分 |
| 2.1.1 实验仪器与试剂 |
| 2.1.2 胡桃醌含量测定 |
| 2.1.3 激素测定 |
| 2.1.4 非结构性碳水化合物测定 |
| 2.2 结果与讨论 |
| 2.2.1 胡桃醌色谱条件优化 |
| 2.2.2 胡桃楸中胡桃醌含量的变化 |
| 2.2.3 激素色谱条件优化 |
| 2.2.4 胡桃楸中内源激素含量的变化 |
| 2.2.5 胡桃楸中非结构性碳水化合物含量的变化 |
| 2.2.6 激素与胡桃醌的相关性分析 |
| 2.2.7 非结构性碳水化合物与胡桃醌的相关性分析 |
| 2.3 本章小结 |
| 3 胡桃醌专属微乳体系的配方筛选及评价 |
| 3.1 实验部分 |
| 3.1.1 实验仪器与试剂 |
| 3.1.2 溶解度实验 |
| 3.1.3 伪三元相图法筛选油相、助表面活性剂和表面活性剂 |
| 3.1.4 Km值的筛选 |
| 3.1.5 微乳类型的鉴别 |
| 3.1.6 形态观察 |
| 3.1.7 粒径的测定 |
| 3.1.8 稳定性实验 |
| 3.2 结果与分析 |
| 3.2.1 溶解度的结果 |
| 3.2.2 伪三元相图筛选结果 |
| 3.2.3 Km值的筛选结果 |
| 3.2.4 微乳类型的鉴别结果 |
| 3.2.5 形态 |
| 3.2.6 粒径 |
| 3.2.7 稳定性实验结果 |
| 3.3 本章小结 |
| 4 胡桃楸废枝中胡桃醌的微波辅助微乳提取工艺 |
| 4.1 实验部分 |
| 4.1.1 实验仪器与试剂 |
| 4.1.2 微波辅助微乳提取工艺流程 |
| 4.1.3 最佳实验条件的研究 |
| 4.1.4 反萃取实验 |
| 4.1.5 微乳体系的回收及再利用 |
| 4.2 结果与讨论 |
| 4.2.1 乳液提取机制 |
| 4.2.2 微乳体系pH对提取效果的影响 |
| 4.2.3 液固比对提取效果的影响 |
| 4.2.4 微波提取功率对提取效果的影响 |
| 4.2.5 微波提取温度对提取效果的影响 |
| 4.2.6 微波提取时间对提取效果的影响 |
| 4.2.7 响应面法确定最佳提取条件 |
| 4.2.8 不同工艺提取效果比较 |
| 4.2.9 各因素对胡桃醌反萃取的影响 |
| 4.2.10 微乳体系的回收及再利用 |
| 4.3 本章小结 |
| 5 磁性固相萃取联用反胶束纯化胡桃醌工艺研究 |
| 5.1 实验部分 |
| 5.1.1 实验仪器与试剂 |
| 5.1.2 磁性固相萃取胡桃醌工艺流程 |
| 5.1.3 磁性材料—GO/ND/Fe_3O_4的制备 |
| 5.1.4 制备材料的表征 |
| 5.1.5 GO/ND/Fe_3O_4萃取胡桃醌 |
| 5.1.6 GO/ND/Fe_3O_4的重复利用 |
| 5.2 结果与讨论 |
| 5.2.1 制备材料的表征 |
| 5.2.2 磁性固相萃取机制 |
| 5.2.3 GO/ND/Fe_3O_4萃取胡桃醌静态吸附工艺优化 |
| 5.2.4 GO/ND/Fe_3O_4萃取胡桃醌静态解吸工艺优化 |
| 5.2.5 磁性固相萃取联用反胶束萃取纯化胡桃醌 |
| 5.2.6 GO/ND/Fe_3O_4的重复利用 |
| 5.3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 附件 |
（2）汉人入滇背景下明前期大理地区经济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背景、意义、目的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1.3 研究目的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趋势综述 |
| 1.3 研究的内容、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对象及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第2章 明前期国家治理政策及社会经济发展概况 |
| 2.1 行政治理 |
| 2.1.1 明前期政权之变 |
| 2.1.2 明前期之经济立法 |
| 2.2 军事治理 |
| 2.2.1 五府与都司卫所 |
| 2.2.2 京营与班军 |
| 2.2.3 治安体系与驿递 |
| 2.3 文化教育 |
| 2.3.1 明初的教育体系与教育内容 |
| 2.3.2 科举制度 |
| 2.4 明前期经济发展概况 |
| 2.4.1 农业的恢复与发展 |
| 2.4.2 手工业生产水平的提高 |
| 2.4.3 商业的发展 |
| 2.5 总结 |
| 第3章 明前期的治滇国策与汉人入滇 |
| 3.1 治滇国策 |
| 3.1.1 设治与经营 |
| 3.1.2 移民屯垦——实滇 |
| 3.1.3 兴修水利交通 |
| 3.1.4 建城镇、兴贸易 |
| 3.2 汉人入滇 |
| 3.2.1 “汉人入滇”之解 |
| 3.2.2 入滇之形式 |
| 3.2.3 入滇之规模 |
| 3.3 总结 |
| 第4章 明前期大理地区经济活动之投入要素 |
| 4.1 自然环境与资源概况 |
| 4.1.1 自然地理环境 |
| 4.1.2 植被资源 |
| 4.1.3 矿产与盐井资源 |
| 4.2 人口与劳动力资源 |
| 4.2.1 人口规模 |
| 4.2.2 人口分布 |
| 4.2.3 人口从业结构 |
| 4.3 土地开垦与利用 |
| 4.3.1 土地所有制关系 |
| 4.3.2 屯田制度下的田地增额 |
| 4.4 生产技术与能力 |
| 4.4.1 农业生产技术 |
| 4.4.2 手工业生产技术 |
| 4.5 总结 |
| 第5章 明前期大理地区经济活动之产出要素 |
| 5.1 农业 |
| 5.1.1 农业社会生产关系 |
| 5.1.2 农业生产情况 |
| 5.2 手工业 |
| 5.2.1 金属矿业 |
| 5.2.2 制盐业 |
| 5.2.3 其他手工业 |
| 5.3 总结 |
| 第6章 明前期大理地区经济贸易往来 |
| 6.1 贸易往来的基本条件 |
| 6.1.1 道路交通 |
| 6.1.2 度量衡与流通货币 |
| 6.2 城乡集市与内外贸易 |
| 6.2.1 城镇贸易 |
| 6.2.2 集市贸易 |
| 6.2.3 大理马帮与内外贸易 |
| 6.3 总结 |
| 第7章 明前期大理地区的公共财政与居民消费 |
| 7.1 财政收入与支出 |
| 7.1.1 财政收入 |
| 7.1.2 财政支出 |
| 7.2 居民消费 |
| 7.2.1 日常生活消费 |
| 7.2.2 文化教育投资 |
| 7.3 总结 |
| 第8章 总结 |
| 8.1 大一统格局下的中国西南边疆地区 |
| 8.2 汉人入滇背景下明前期大理地区经济发展情况 |
| 8.3 对今启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3）基于生态价值的公园城市适生植物资源系统构建与应用（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 |
| 1.3 研究意义 |
| 1.4 公园城市概述 |
| 1.4.1 公园城市定义 |
| 1.4.2 公园城市在园林、森林与生态园林等方面的前期探索 |
| 1.4.3 公园城市建设的地域性生态原则 |
| 1.4.4 公园城市建设的内涵 |
| 1.5 国内外公园城市建设实践与理论研究现状 |
| 1.5.1 绿带—绿道—绿廊—公园体系 |
| 1.5.2 生态绿网理论 |
| 1.5.3 生态绿网规划实践探索 |
| 1.5.4 生态绿网特点分析 |
| 1.5.5 基于植物生态学理论的生态价值指标分类 |
| 1.5.6 植物多样性专题研究 |
| 1.6 研究问题 |
| 1.6.1 公园城市绿地系统不能有效涵盖生态空间网络 |
| 1.6.2 基于生态功能的适生植物资源应用不足 |
| 1.6.3 公园城市生态价值侧重于生态防护且未形成体系 |
| 1.7 研究内容与创新点 |
| 1.7.1 研究内容 |
| 1.7.2 创新点 |
| 1.8 研究策略与方法 |
| 1.8.1 研究策略 |
| 1.8.2 研究方法 |
| 1.9 研究技术路线 |
| 2 基于地域特殊自然地理要素的城乡绿网及生态价值体系构建 |
| 2.1 湛江市概况 |
| 2.2 湛江市绿网的生态结构 |
| 2.2.1 市域生态空间格局 |
| 2.2.2 市域生态空间的生态安全、防护、生产及风景游憩功能 |
| 2.2.3 城区与环城绿网 |
| 2.2.4 城区绿地与环城绿网生态功能评价及生态绿网结构 |
| 2.3 绿网生态价值体系构建要素分析 |
| 2.3.1 生态价值构建的地域化原则 |
| 2.3.2 风景游憩类生态价值分析 |
| 2.3.3 基于地域性城市特殊自然地理要素因子影响力评价 |
| 2.3.4 地域性城市生态防护价值指标分析 |
| 2.3.5 湛江生态绿网不同植物资源生态价值的公众评价 |
| 2.4 地域性公园城市绿网的生态价值体系 |
| 2.5 本章小节 |
| 3 湛江市域适生植物资源收集与分类 |
| 3.1 市域植物多样性 |
| 3.2 绿网生态植物资源分析 |
| 3.2.1 综合性公园景观游憩空间及其骨干基调树种资源 |
| 3.2.2 红树林湿地生态保护空间及其植物群落 |
| 3.2.3 农业生态田园及其生态产品 |
| 3.2.4 植物资源应用现状分析 |
| 3.3 基于生态价值优势的植物资源收集、分类 |
| 3.4 地域性适生植物分类 |
| 3.4.1 适生植物 |
| 3.4.2 适生植物资源种类库 |
| 3.5 本章小结 |
| 4 基于PYTHON语言的适生植物资源分类库构建 |
| 4.1 构建适生植物资源库的目的与任务 |
| 4.2 Python语言特点 |
| 4.3 基于Python语言构建适生植物资源库原理与流程 |
| 4.3.1 原理 |
| 4.3.2 流程 |
| 4.4 基于Python语言构建湛江适生植物资源库 |
| 4.5 基于Python语言构建湛江适生植物资源生态价值分类库 |
| 4.6 本章小结 |
| 5 综合性公园植物生态景观价值评价及重构 |
| 5.1 城区绿地综合性公园 |
| 5.2 综合性公园植物群落季相景观分析 |
| 5.3 综合性公园冬春季植物资源生态景观价值——观花 |
| 5.4 综合性公园冬春季植物资源生态景观价值——观果 |
| 5.5 综合性公园冬春季植物资源生态景观价值——观叶 |
| 5.6 综合性公园冬春季植物资源生态景观评价 |
| 5.7 综合性公园适生植物群落资源筛选 |
| 5.7.1 综合性公园适生植物资源筛选原则 |
| 5.7.2 综合性公园适生植物资源种类筛选 |
| 5.8 综合性公园生态景观价值重塑 |
| 5.9 本章小节 |
| 6 湖光红树林湿地公园风景游憩价值重塑 |
| 6.1 湖光红树林湿地公园生态景观价值 |
| 6.2 红树林湿地生态游憩经验借鉴 |
| 6.3 基于生态景观、教育价值的乡土红树植物资源选用 |
| 6.4 湖光红树林湿地公园风景游憩价值的重塑路径 |
| 6.4.1 区位自然条件分析 |
| 6.4.2 场地挑战与策略 |
| 6.4.3 系统功能构建 |
| 6.4.4 乡土红树植物群落规划 |
| 6.5 本章小节 |
| 7 农业生态田园生态景观及教育价值重塑 |
| 7.1 基于绿网生态价值的农业生态田园 |
| 7.2 基于生产性景观的农业生态田园生态价值 |
| 7.3 植物生理生态学相关理论与生态产品品质 |
| 7.3.1 植物生理生态学理论 |
| 7.3.2 环境因子与植物生态产品生产模式的关系分析 |
| 7.3.3 生产性花果资源筛选及其生态产品生产模式 |
| 7.4 红掌产品花色质量提升的植物生理学研究 |
| 7.4.1 材料与方法 |
| 7.4.2 结果与分析 |
| 7.4.3 讨论与结论 |
| 7.5 菠萝蜜果品质量提升的植物生理学研究 |
| 7.5.1 材料与方法 |
| 7.5.2 结果与分析 |
| 7.5.3 讨论与结论 |
| 7.6 农业生态田园的生产生态景观价值重塑 |
| 7.7 本章小节 |
| 8 讨论与结论 |
| 8.1 讨论与展望 |
| 8.2 结论与创新性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湛江公园城市适生植物资源库 |
| 附录B 攻读学位期间的主要学术成果 |
| 致谢 |
（4）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转型与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第一章 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历史渊源 |
| 第一节 习字崇文——古代书法教育的学校形态 |
| 一、作为常识的小学书法教育 |
| 二、作为专业的书学专门教育 |
| 第二节 以书取仕——高等书法教育的政治依附 |
| 一、学以养士:书法教育的政治嵌入 |
| 二、书判取士:书法教育的权力依附 |
| 第三节 启蒙晨曦——晚清书法教育的形态转捩 |
| 一、普及识字:书法教育课程形态的初现 |
| 二、推广新知:书法教育艺术形态的萌芽 |
| 第二章 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社会背景 |
| 第一节 凄风苦雨——民国时期政治经济的秩序危机 |
| 一、民国时期政治的革命多样化诉求 |
| 二、民国时期经济的资本多元化干预 |
| 第二节 波澜横生——民国时期文化艺术的新旧递嬗 |
| 一、民国时期文化的意识形态革命 |
| 二、民国时期艺术的观念形态涤荡 |
| 第三节 多元竞进——民国时期教育发展的革故鼎新 |
| 一、民国时期教育近代化的多元探索 |
| 二、民国时期教育合法化的制度实践 |
| 第三章 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学制序接 |
| 第一节 私塾与学堂之争——民国时期书法教育学制化序曲 |
| 第二节 习字与国文之争——民国时期中小学书法教育定型 |
| 一、国文初定启新生:书法教育“国文化”的科目归属 |
| 二、乱世飘摇书低落:书法教育“习字化”的功能式微 |
| 第三节 师范与专科之争——民国时期专业化书法教育衍生 |
| 一、薄艺在身:书法技能训练在师范教育中的映射 |
| 二、敬惜字纸:书法文化素养在艺术教育中的嵌入 |
| 第四章 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内核危机 |
| 第一节 尊今与疑古——汉字存废的娓娓道来 |
| 一、废除汉字: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 |
| 二、简化汉字:调和解决之折衷解决 |
| 第二节 标准与大众——书法危机的自我救赎 |
| 一、书虽小道,国魂所系 |
| 二、字字标准,笔笔皆活 |
| 第三节 争锋与迷思——书画革命的观念分化 |
| 一、“善”与“美”:“美术革命”翻转书写审美 |
| 二、“新”与“旧”:“艺术革命”重塑书法教育 |
| 第五章 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科学逻辑 |
| 第一节 体系化与程式化——书法教育科学化肇始 |
| 一、书法教学体系的规范化建构 |
| 二、书法教学过程的程序化设计 |
| 第二节 标准化与效率化——书法教育科学化实证 |
| 一、书法教育的学科知识“心理化” |
| 二、书法教育的教学实践“科学化” |
| 第三节 人本化与个性化——书法教育科学化改良 |
| 一、书法教育教学原理的设计与实践 |
| 二、书法教育学习原理的探究与应用 |
| 第六章 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社会功用 |
| 第一节 救亡图存与塑造民众——书法教育的政治现代性 |
| 一、从精英到大众:书法教育的“新国民”想象 |
| 二、从守护到拓进:书法教育的“新艺术”图景 |
| 第二节 建造常识与大众传播——书法教育的知识现代性 |
| 一、民国时期书法教育出版的“崭新诞生” |
| 二、民国时期书法教育思想的“人物引领” |
| 第三节 颠沛之路与精神存扬——书法教育的民族现代性 |
| 一、从雅集到社团:书法教育的“民间场域” |
| 二、从内陆到粤港:书法教育的“香港景观” |
| 第七章 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回眸展望 |
| 第一节 “应用化”与“艺术化”——书法教育的泛化前景 |
| 一、书法基础教育:从写字转向审美 |
| 二、书法大众教育:从功利走向情怀 |
| 第二节 “科学化”与“专业化”——书法教育的学科审思 |
| 一、“书法学”的身份迷雾:历史交互与文化邂逅 |
| 二、“书法学”的学科建制:现实透视与理想期待 |
| 第三节 “本土化”与“国际化”——书法教育的时代复兴 |
| 一、书法教育的寻根弘道:从守正到创新 |
| 二、书法教育的西方传播:从输出到重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学术成果 |
（5）二十世纪西方文化生产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写作缘起 |
| 第二节 研究内容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文献综述 |
| 第一章 方法源头: 马克思的思想遗产 |
| 第一节 否定性的“文化生产” |
| 第二节 神话化的“文化生产” |
| 第三节 经济学的“文化生产” |
| 第四节 历史唯物主义与文化 |
| 小结 |
| 第二章 观念前提: 艺术的观念史反思 |
| 第一节 作为概念的艺术 |
| 第二节 文艺复兴与艺术家的独立 |
| 第三节 启蒙运动与美学的诞生 |
| 第四节 浪漫—唯美—先锋: 艺术的神话 |
| 小结 |
| 第三章 观念前提: 文化的观念史反思 |
| 第一节 现代文化概念的形成 |
| 第二节 时空框架中的文化 |
| 第三节 现代神话与神话观念 |
| 第四节 文化的神话透视 |
| 小结 |
| 第四章 理论语境: 文化理论与文化转向 |
| 第一节 文化理论的兴起 |
| 第二节 文化理论的脉络 |
| 第三节 后现代与文化转向 |
| 小结 |
| 第五章 文化生产研究的四条路径 |
| 第一节 社会学路径 |
| 第二节 历史学路径 |
| 第三节 传播学路径 |
| 第四节 经济学路径 |
| 小结 |
| 第六章 文化生产研究的四重视角 |
| 第一节 技术视角: 本雅明的机械复制理论 |
| 第二节 大众视角: 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 |
| 第三节 组织视角: 莫兰的生产—创造辩证法 |
| 第四节 权力视角: 布尔迪厄的文化生产场 |
| 小结 |
| 结论与展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已公开发表学术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水榆花楸种群变异与谱系地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前言 |
| 1.1 植物生存环境生态学研究进展 |
| 1.1.1 植物生存环境群落学研究进展 |
| 1.1.2 适生区模拟与生态特征研究进展 |
| 1.2 植物种群变异研究进展 |
| 1.2.1 植物表型变异研究进展 |
| 1.2.2 植物遗传变异研究进展 |
| 1.3 植物谱系地理学研究进展 |
| 1.3.1 谱系地理学相关理论 |
| 1.3.2 谱系地理学研究方法 |
| 1.3.3 谱系地理学在植物中的应用研究 |
| 1.4 花楸属研究概况 |
| 1.4.1 花楸属分类历史 |
| 1.4.2 花楸属形态标记研究进展 |
| 1.4.3 花楸属分子标记研究进展 |
| 1.5 水榆花楸研究进展 |
| 1.6 科学问题与研究内容及意义 |
| 1.6.1 科学问题 |
| 1.6.2 研究内容 |
| 1.6.3 研究意义 |
| 2 水榆花楸生存环境的群落学分析 |
| 2.1 研究方法 |
| 2.1.1 样地设置与数据采集 |
| 2.1.2 群落物种组成与物种多样性 |
| 2.1.3 重要值分析 |
| 2.1.4 数据分析 |
| 2.2 结果与分析 |
| 2.2.1 群落物种组成 |
| 2.2.2 区系地理成分 |
| 2.2.3 基于TWINSPAN的群落分类 |
| 2.2.4 DCCA群落样方排序 |
| 2.3 小结与讨论 |
| 2.3.1 物种组成与区系地理成分 |
| 2.3.2 群落分类与排序 |
| 3 水榆花楸适生区模拟及生态特征研究 |
| 3.1 材料与方法 |
| 3.1.1 水榆花楸分布数据获取及地图绘制 |
| 3.1.2 气候因子 |
| 3.1.3 主导气候因子筛选和处理 |
| 3.1.4 模型预测精度检验 |
| 3.2 结果与分析 |
| 3.2.1 适生区的划分与地理分布格局 |
| 3.2.2 主导因子筛选 |
| 3.2.3 主导气候因子分布范围及其与海拔经纬度的相关性 |
| 3.2.4 模型精度检验 |
| 3.3 小结与讨论 |
| 4 水榆花楸叶表型变异分析 |
| 4.1 材料和方法 |
| 4.1.1 野外调查与采样 |
| 4.1.2 性状选取与统计 |
| 4.1.3 数据处理 |
| 4.2 结果与分析 |
| 4.2.1 基于性状统计的叶表型变异与聚类 |
| 4.2.2 基于模型构建的叶表型变异与聚类 |
| 4.3 小结与讨论 |
| 4.3.1 水榆花楸叶表型性状变异 |
| 4.3.2 水榆花楸相关分类处理 |
| 5 基于SSR的水榆花楸遗传多样性与遗传结构分析 |
| 5.1 试验材料与方法 |
| 5.1.1 试验材料 |
| 5.1.2 试剂及仪器设备 |
| 5.1.3 试验方法 |
| 5.1.4 数据处理 |
| 5.2 结果与分析 |
| 5.2.1 DNA质量检测 |
| 5.2.2 引物筛选与PCR扩增 |
| 5.2.3 水榆花楸群体的遗传多样性 |
| 5.2.4 水榆花楸群体遗传分化 |
| 5.2.5 水榆花楸群体的遗传结构 |
| 5.3 小结与讨论 |
| 5.3.1 遗传多样性分析 |
| 5.3.2 遗传分化与遗传结构 |
| 6 基于cpDNA的水榆花楸谱系地理学研究 |
| 6.1 试验材料与方法 |
| 6.1.1 试验材料与仪器 |
| 6.1.2 试验方法 |
| 6.1.3 数据分析 |
| 6.2 结果与分析 |
| 6.2.1 cpDNA单倍型变异、分布及多态性分析 |
| 6.2.2 cpDNA群体遗传结构 |
| 6.2.3 cpDNA单倍型系统发育及进化时间分析 |
| 6.2.4 群体历史动态分析 |
| 6.3 小结与讨论 |
| 6.3.1 水榆花楸cpDNA遗传多样性与遗传分化 |
| 6.3.2 水榆花楸群体谱系地理结构 |
| 6.3.3 群体历史动态 |
| 7 讨论、结论与展望 |
| 7.1 讨论 |
| 7.1.1 生存群落的环境解释及适生区预测 |
| 7.1.2 种群变异及分类处理 |
| 7.1.3 遗传多样性与遗传结构 |
| 7.1.4 谱系地理结构与群体动态历史 |
| 7.2 结论 |
| 7.3 展望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水榆花楸标本信息 |
（7）八种泡桐叶绿体基因组测序及进化关系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缩略词表 |
| 1 文献综述 |
| 1.1 泡桐属植物的研究 |
| 1.1.1 泡桐属植物研究概况 |
| 1.1.2 泡桐属植物资源及其分布 |
| 1.1.3 泡桐属植物的分类学研究 |
| 1.2 高等植物叶绿体基因组学研究 |
| 1.2.1 叶绿体起源 |
| 1.2.2 高等植物叶绿体 |
| 1.2.3 叶绿体基因组研究概况 |
| 1.2.4 叶绿体基因组结构及特点 |
| 1.2.5 叶绿体DNA提取方法 |
| 1.2.6 叶绿体基因组测序技术发展 |
| 1.3 叶绿体基因组的应用研究 |
| 1.3.1 叶绿体基因工程的应用研究 |
| 1.3.2 构建植物DNA条形码和物种鉴定 |
| 1.3.3 用于植物系统发育的研究 |
| 1.4 本研究目的与意义 |
| 2 引言 |
| 3 材料与方法 |
| 3.1 试验材料 |
| 3.1.1 植物材料 |
| 3.1.2 试剂名称 |
| 3.1.3 仪器与设备 |
| 3.2 试验方法 |
| 3.2.1 泡桐属基因组Total DNA提取 |
| 3.2.2 DNA浓度和纯度的测定 |
| 3.2.3 Illumina Hiseq文库构建及测序 |
| 3.2.4 测序数据质控 |
| 3.2.5 NGSQC对测序数据的质控 |
| 3.3 叶绿体基因组生物信息分析方法 |
| 3.3.1 叶绿体基因组组装 |
| 3.3.2 叶绿体基因组注释 |
| 3.3.3 泡桐属叶绿体基因组的结构组成分析 |
| 3.3.4 重复序列和简单重复序列(Simple Sequence Repeats,SSR)分析 |
| 3.3.5 IR区域收缩与扩张 |
| 3.3.6 选择压力分析 |
| 3.3.7 叶绿体基因组差异序列分析 |
| 3.3.8 系统发育分析 |
| 4 结果与分析 |
| 4.1 基因组DNA质量评估 |
| 4.2 测序数据质量检测 |
| 4.3 泡桐属叶绿体基因组序列特征分析 |
| 4.3.1 组装和注释 |
| 4.3.2 基因内容和分类 |
| 4.3.3 内含子 |
| 4.3.4 密码子使用 |
| 4.3.5 重复序列 |
| 4.3.6 SSR分析 |
| 4.4 泡桐属叶绿体基因组比对分析 |
| 4.4.1 叶绿体基因组全序列比对分析 |
| 4.4.2 泡桐属序列分化分析 |
| 4.4.3 IR区域的收缩与扩张 |
| 4.4.4 基因选择分析 |
| 4.5 系统发育树构建 |
| 5 结论与讨论 |
| 5.1 结论 |
| 5.1.1 叶绿体基因组基本特征 |
| 5.1.2 叶绿体基因组比较分析 |
| 5.2 讨论 |
| 5.2.1 泡桐属叶绿体基因组比较分析 |
| 5.2.2 密码子偏好性分析 |
| 5.2.3 简单重复序列(SSR)和序列核苷酸变异(PI)分析 |
| 5.2.4 泡桐属物种进化分析 |
| 5.2.5 叶绿体基因组基因工程研究 |
| 5.3 创新点 |
| 参考文献 |
| Abstract |
| 附录 |
（8）秦至元时期畜禽饲料开发利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依据及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动态 |
| 三、研究内容与文章结构 |
| 四、研究方法和资料来源 |
| 五、创新之处与不足 |
| 第一章 秦汉时期的饲料利用 |
| 第一节 秦以前饲料利用概况 |
| 第二节 饲料资源的初步开发 |
| 第三节 苜蓿饲料的引进 |
| 第四节 饲料“配方”的滥觞 |
| 第五节 牧养名家的饲料利用 |
| 第二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饲料利用 |
| 第一节 官营牧场饲料区的建立 |
| 第二节 畜禽饲料甄选及利用的精细化 |
| 第三节 饲料加工与管理的精细化 |
| 第四节 舍饲比重影响饲料利用方式 |
| 第三章 隋唐五代时期的饲料利用 |
| 第一节 饲料管理相关官职及法规的制定 |
| 第二节 规模化饲料基地的建立 |
| 第三节 苜蓿的广泛种植与利用 |
| 第四节 传统饲料利用标准的出现及影响 |
| 第四章 宋元时期的饲料利用 |
| 第一节 重视草场的保护 |
| 第二节 饲料管理官职的细化 |
| 第三节 大家畜饲料利用的进步 |
| 第四节 畜禽饲料的加工与利用 |
| 第五章 秦至元时期饲料利用的影响和启示 |
| 第一节 秦至元时期饲料利用的影响 |
| 第二节 秦至元时期饲料利用的启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9）楸叶泡桐杂种无性系9503的组织培养技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1 材料和方法 |
| 1.1 培养材料 |
| 1.2 增殖培养试验 |
| 1.3 叶片愈伤组织诱导 |
| 1.4 愈伤组织诱导芽分化 |
| 1.5 生根培养 |
| 2 结果与分析 |
| 2.1 不同激素水平对不定芽增殖倍数的影响 |
| 2.2 不同培养处理对泡桐叶片愈伤组织诱导的影响 |
| 2.3 不同培养处理对泡桐叶片愈伤组织诱导芽分化的影响 |
| 2.4 生根培养 |
| 3 小结与讨论 |
（10）胡桃楸茎枝水提物的体外吸收与代谢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英文缩略词表 |
| 前言 |
| 论文一 胡桃楸茎枝水提物的制备及其体外抗肿瘤活性研究 |
| 第一节 胡桃楸茎枝水提物的制备 |
| 材料与方法 |
| 实验结果与讨论 |
| 第二节 胡桃楸茎枝水提物的体外抗肿瘤活性研究 |
| 材料与方法 |
| 实验结果 |
| 讨论 |
| 小结 |
| 论文二 胡桃楸茎枝水提物在Caco-2 细胞模型中的吸收、代谢的成分 |
| 第一节 胡桃楸茎枝水提物对Caco-2 细胞的毒性研究 |
| 材料与方法 |
| 实验结果与讨论 |
| 第二节 胡桃楸茎枝水提物中化学成分的分析研究 |
| 材料与方法 |
| 实验结果与讨论 |
| 第三节 胡桃楸茎枝水提物在Caco-2 细胞模型中吸收、代谢的成分 |
| 材料与方法 |
| 实验结果与讨论 |
| 小结 |
| 论文三 胡桃楸茎枝水提物在外翻肠囊模型中吸收、代谢的成分 |
| 第一节 大鼠小肠吸收外翻肠囊模型的建立 |
| 材料与方法 |
| 实验结果与讨论 |
| 第二节 胡桃楸茎枝水提物在外翻肠囊模型中吸收、代谢的成分 |
| 材料与方法 |
| 实验结果与讨论 |
| 小结 |
| 论文四 没食子酸和逆没食子酸在肝微粒体模型中的代谢研究 |
| 材料与方法 |
| 实验结果 |
| 讨论 |
| 小结 |
| 结论 |
| 本研究创新性的自我评价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介 |
| 在学期间科研成绩 |
| 致谢 |
四、楸叶桐资源保护与发展途径初探（论文参考文献）
- [1]胡桃楸废枝中胡桃醌高效提取纯化工艺研究[D]. 孟宪明. 东北林业大学, 2021(08)
- [2]汉人入滇背景下明前期大理地区经济史研究[D]. 陈梦卉. 大理大学, 2020(05)
- [3]基于生态价值的公园城市适生植物资源系统构建与应用[D]. 夏春华.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2020(01)
- [4]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转型与发展研究[D]. 贾韬.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3)
- [5]二十世纪西方文化生产理论研究[D]. 曹晋彰. 山东大学, 2019(02)
- [6]水榆花楸种群变异与谱系地理研究[D]. 邱靖. 南京林业大学, 2019(05)
- [7]八种泡桐叶绿体基因组测序及进化关系分析[D]. 李冰冰. 河南农业大学, 2019(04)
- [8]秦至元时期畜禽饲料开发利用研究[D]. 马凤进. 南京农业大学, 2019(08)
- [9]楸叶泡桐杂种无性系9503的组织培养技术研究[J]. 王红玲,孙倩,黄瑞芳. 江苏林业科技, 2019(02)
- [10]胡桃楸茎枝水提物的体外吸收与代谢研究[D]. 鞠晓畅. 辽宁中医药大学, 2019(02)
标签：成分分析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