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译《死魂》插图选

一、鲁迅译《死魂灵》插图选（论文文献综述）

董炳月^[1]（2019）在《鲁迅视野中的亚历克舍夫木刻插图——从《母亲》到《城与年》》文中指出鲁迅晚年大力倡导以木刻为主的现代版画,编选或参与编辑了十多部现代版画作品。笔者要强调的是,这些作品半数以上为苏俄版画。倡导版画初期即1929至1930年间出版的五册《艺苑朝华》,第五册即为《新俄画选》。1931年2月翻印的版画集《小说士敏土之图》,所收十幅作品为苏联作家革拉特珂夫的长篇小说《士敏土》的插图（作者为德籍版画家梅斐尔德）。1934年3月出版的《引玉集》收录的是11位苏联版画家的59幅作品,

张智勇^[2]（2019）在《鲁迅与北新书局关系研究 ——兼谈鲁迅同其他出版机构的合作》文中提出鲁迅与出版界的关系十分密切,作为现代文坛最重要的作家,鲁迅与很多出版机构都有过交集。研究鲁迅与现代出版界的关系,是整个鲁迅研究不可或缺的一环。在与鲁迅合作过的众多出版机构中,北新书局无疑是最重要的一家。以往学界对鲁迅与出版界的研究,包括鲁迅与北新书局关系的研究,已经有过一些成果,但比较零散,不够深入。本文以此为题,重在梳理和探究鲁迅与北新书局的复杂关系,希望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推进,比如针对1929年“版税纠纷”的原因和性质提出新的看法,对于以往双方关系研究中“一边倒”的研究倾向提出质疑,对于鲁迅选择并坚持与北新书局合作的原因进行新的阐释。同时,对于鲁迅和其他相关出版机构的合作情况,也会有所梳理,并试图以比较的方式呈现出北新书局在鲁迅整个出版布局中的地位。本文主要靠史料说话,通过史料的收集、整理与辨析,来探究这一课题。具体章节设置如下:绪论部分主要分析相关研究现状,并简要交代鲁迅不同时期与出版机构合作的整体情况和主要脉络,引出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北新书局。第一章主要探讨北新书局何以成为鲁迅最重要的出版合作伙伴:揭示鲁迅最早选择新潮社合作的背景原因;分析作为社团的新潮社向专业性的北新书局转变的必然性;发掘鲁迅在北新书局享有的众多特权。第二章主要分析鲁迅与北新书局从合作初始便已出现的矛盾与分歧,重探双方1929年版税纠纷的原因和性质,并重新审视版税纠纷后双方的合作情况。第三章主要探讨鲁迅对于北新书局替代者的寻求及其结果,呈现出鲁迅为实现其诸多出版需求所打造的出版布局,并分析北新书局在其中的意义。

张晓英^[3]（2018）在《论鲁迅小说《狂人日记》的图像改编》文中认为鲁迅小说《狂人日记》采用了日记体的方式,以狂人作为小说的叙述者,塑造了一位勇于抗争的狂人形象,深刻揭露了封建礼教“吃人”的罪恶本质。自作品问世以来,便吸引了无数读者和研究者的注意。对《狂人日记》的研究,学界较注重文本分析,大多集中于对狂人形象的探讨,对小说主题的挖掘,以及对作品意象的分析,对《狂人日记》的图像研究则相对较少。鲁迅不仅是文学巨匠,他在图像艺术方面也有精深的造诣。鲁迅文学作品的图像,不仅突出了文学作品的审美功能,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鲁迅文学作品的传播。因此,关注鲁迅作品的艺术价值不能仅仅停留于其作品的文本,还要注重研究其作品相关的图像改编,从图像角度研究《狂人日记》,为鲁迅研究拓宽了领域。《狂人日记》发表于1918年5月《新青年》第4卷第5号,被认为是中国新文学第一篇现代白话文小说,不仅受到读者的喜爱,许多画家也将目光聚焦其中,以小说为蓝本,进行图像创作。赵延年、张怀江以木刻连环画演绎图像中的狂人世界,赵延年风格硬朗,充分发挥平刀铲刻的优点,画面充满张力;张怀江的创作追求画面的和谐美,以线、形为造型手段。范曾、丁聪、应金飞、何塞·万徒勒里、李桦、彦涵等画家为鲁迅小说《狂人日记》分别绘制了插图,这些画家有的着眼于狂人形象的塑造,有的突出了围观群众冷漠的神态,还有的直接表现出封建社会“吃人”的罪恶。虽然画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艺术手法也各具特色,但这些插图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小说的感染力,丰富了小说的画面感,使《狂人日记》散发出新的魅力。本论文从图像角度入手,将图像研究与鲁迅小说文本联系在一起,从艺术手法及构图等方面对改编作品的图像元素进行研究,分析改编者对作品的接受与再创作,阐释《狂人日记》图像改编的意义与思考,探索鲁迅研究的多种可能。

刘德胜^[4]（2017）在《鲁迅着作美术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鲁迅着作的接受史,除了占据主导的文字语言接受史之外,还有图像语言接受史。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美术家为鲁迅着作创作的美术作品。它们代表着美术家对鲁迅着作的感受和理解。长期以来,美术家的理解被学者们的认知覆盖了,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是不应该的。一方面,美术家的理解并不一定比学者肤浅。即使更浅罢,也是另一个不同于学者群体的群体。另一方面,美术家由于使用不同的媒介,反而有可能遭遇学者完全没有意识到的问题,从而敞开不一样的意义空间。这是鲁迅着作美术化研究值得专题研究的出发点。如果鲁迅着作美术化研究需要一条方法论作指导,最适宜的还是图像学所强调的“上帝就在细节之中”。它可以分解为三个环节。一是图像细读,包括单幅图像细读、图像对比细读和图像关系细读。二是重回语境,即图像要得到有效解释,必须回归到它的创作语境当中。鲁迅着作美术化作品要得到准确解释,便需要回归到这些图像产生的土壤,亦即鲁迅文本。重回语境也意味着文学文本细读。这正是新批评或者文学研究的基本要求。三是图文对照。图像细读并不仅仅停留在图像细读,文本细读也并不仅仅停留在文本细读。它们紧密勾联成一个整体,处于内部的互动之中。在这个阐释学的循环之圈里,读者既在精细地判断图像是如何在文本的推动下生成,又在精细地判断图像是如何拓展文本的意义空间。鲁迅着作美术化研究,某种程度也就是研究美术家创作的全过程。或者也可以说,美术家对鲁迅着作的理解贯穿于美术创作的每一个过程,既包括篇目的选定、技法的选择、场景的取舍,也包括图像结构的布局、视角的安排、细节的处理以及图像的修改与定稿等,同样也包括美术家对所造作品的解释。在这些创作过程中,美术家对鲁迅着作的理解既可能仅仅是文本意义的简单接受,也可能有文本空白的全新发现,此外还可能有不少值得关注的误读。美术家对鲁迅着作理解的形成,既受到鲁迅文本的影响,也可能受到其他鲁迅着作美术化作品的影响。通过细读鲁迅着作美术化作品,美术家对鲁迅着作阅读的仔细程度、揣摩的细腻程度和理解的高低水平,自动显现。鲁迅着作包括文学和论杂文,鲁迅着作美术化作品也可相应分为两个部分。在鲁迅的文学世界中,《狂人日记》、《阿Q正传》居于独特的地位,相应的美术作品水准极高。相对而言,《狂人日记》的美术作品数量远远小于《阿Q正传》,但也有代表性作品存在,即张怀江和赵延年的木刻插图。在两人的插图中,《狂人日记》呈现出两种十分不同的解读空间,既体现了两种不一样的狂人形象,也代表着对狂人理解的不同阶段。在张怀江处,狂人是信心满怀、充满力量的正义战士,还没有深刻理解自身存在的罪恶。传统的黑暗在他的力量之下,很快将会土崩瓦解,“救救孩子”的目标很容易实现。在赵延年处,狂人更深刻理解自己也吃人的原罪,因此感到战胜黑暗的艰难,“救救孩子”的目标并不那么容易实现。而《阿Q正传》的美术作品,数量极多,名家辈出。这些作品既存在共同之处,也存在差异。其中较早诞生且居于经典地位的是丰子恺漫画,影响了许多画家为《阿Q正传》制图。这种影响既包括动机影响,也包括构图影响。甚至那些看起来与子恺漫画风格对立的插画,也受子恺漫画影响。比如冯雪峰曾贬低丰子恺而赞扬丁聪,却没有看到丁聪同样受到丰子恺的影响。不过,丰子恺受到左翼文人的批评也不是没有道理,因为子恺漫画改变了鲁迅文本的声音,削弱了鲁迅精神,甚至把鲁迅精神拉到了另一个方向。这种现象并不是孤立的,比如程十发的《阿Q正传》插画也存在类似现象。鲁迅所批判的价值观,画家反而给予赞赏。也就是,鲁迅着作美术化作品存在着对鲁迅精神的逆反现象。另外,《阿Q正传》美术化作品还有雕塑作品,比如前几年李应该创作的雕塑便呈现出鲜明的特色,归结起来至少包括三点:本题的集中性、手法的夸张性和资源的民间性。这使得他的阿Q形象从鲁迅着作的图像史中脱颖而出。特别是90年代以来鲁迅着作美术化作品越来越漫画化、轻松化的大背景下,李应该的阿Q雕塑显得难能可贵。论杂文也是鲁迅作品世界的重要部分。因论杂文的复杂性、深刻性,使得愿意为鲁迅论杂文大量制图的美术家并不多,最有代表的是裘沙。裘沙创作的论杂文插图有两大特点。第一是拼贴性。为了抵达论杂文的深刻性,裘沙力图建立起相匹配的深度模式,那便是动用人类艺术史上的既成图像。第二是完整性。多数美术家为鲁迅着作创作制图,仅仅着眼于鲁迅的某部或某些作品,而没有重视鲁迅作品与作品之间的互动关联。裘沙却注意到鲁迅作品的关联性。在为某部作品制图时,他懂得借用鲁迅相关作品的意象资源。裘沙的鲁迅论杂文插图呈现出其他鲁迅作品插图未有的特点,既开拓了释读图像的空间,也完全能够为其他美术家提供启迪。

徐静琪^[5]（2017）在《中国当代书籍设计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从史料的整理、归纳与分析出发,通过对中国当代书籍设计发展历程的梳理与回顾,着重探讨、总结新中国成立至“文革”以及改革开放以来这样几个历史阶段中,书籍设计在设计风格、形式结构等方面所发生的视觉变迁及其背后设计价值标准的转变;同时,也对出版体制、文化方针对设计师群体所产生的影响,做出了具体的分析与阐述;并进而从国外设计理念的本土化、设计方法的多元化以及审美标准的充实、更新等方面,深入解读中国书籍艺术发展变革的内在动因。本文的研究目标在于试图呈现出中国当代书籍艺术图景,为重新审视并理解当代书籍设计的本土内涵提供可能的路径和角度。回顾当代,书籍设计的理念经历了一个由“封面画”向“整体设计”的演进过程,与此相伴随着的,是设计价值的重建和演变。基于这样的理解,本论文主要由四章组成。论文第一章主要围绕“新中国”出版体制下的书籍展开讨论。通过体制的保障及设计人员政治身份的确立,延安文艺传统在新中国“十七年”得到了延续,集体创作的模式下建构了书籍视觉图像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密切关联,形成一种崇高的美学风格。第二章是对“文革”书籍进行解读,揭示其“样板化”的特征,反思其中所包含的设计价值极度扭曲和倒退。第三章考察了八九十年代书籍面貌,主要围绕“整体设计”理念的深化,从三个方面,即民国书籍美学的传承、国外设计潮流影响下的风格模仿、书籍设计理论的形成,探讨八九十年代书籍所呈现出的“先锋”与“参照”问题。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深入,设计师大多受过本民族文化之外的多重文化的影响,与此同时,个体化的表达从集体话语或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中挣脱出来,设计的手法呈现出多元化的倾向。诚然,本文对书籍视觉语言与设计思维的把握与阐述,实质上是对人、事、物之间关系的一种回顾和反思。它渗透着审美和风格的转换,其根源正是时代背景下产生对社会文化的不同关注、理解与接受。通过以上研究以求勾勒中国书籍设计转变的轨迹,对构筑完善的书籍设计价值体系有所裨益。

黄乔生^[6]（2016）在《鲁迅译《死魂灵》述略》文中研究指明一鲁迅晚年多写"杂文",小说创作很少,几乎没有大作品,因此招来议论纷纷。有人为他惋惜,不写长篇小说,却写杂文或翻译些佶屈聱牙的苏联文艺理论,是浪费才能。他本人则认为杂文贴近社会,批评人生,能立即起到作用,自有其价值。至于翻译,他也不赞

罗建周^[7]（2015）在《生活书店（1932-1945）与战时中国文学传播》文中研究说明1930年代的中华大地,日寇祸乱,国破家散,满目疮痍,民族危难之际,生活书店于1932年应运而生。生活书店文学书刊的出版、传播位居战时中国出版业首位。生活书店文学书刊的生产、传播,不仅在20世纪中国文学创作、文学与文化研究等的发展繁荣方面产生过重大影响,具有无可替代的历史意义,而且在当代中国文学、文化建设上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综观前人关于生活书店的研究,多集中在书店的发展演变史、书店的经营管理以及邹韬奋等人物专题研究,仅有少量学位论文探讨过生活书店出版的某一期刊,当前关于生活书店研究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如史料的整理研究不足、对书店出版的文学书刊传播作整体研究的尚未发现,已有成果缺乏理论性、系统性等问题。基于此,本论文选取战时生活书店及文学书刊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借鉴拉斯韦尔传播学“5W”理论设计论文结构,具体讨论中还引入布尔迪厄“场域”理论及洛文塔尔文学传播理论,力求对生活书店与战时中国文学传播问题作一较为系统性的研究。论文共分五章展开论述:第一章绪论。主要讨论本文研究的缘起、意义、研究综述、思路方法及创新之处。缘于对书店倒闭潮中生活书店的重新开张、生活书店文学价值估计的不足等现实与学术问题的思考,讨论了生活书店对文学传播研究的重要意义。历时性梳理书店早期、停滞期、活跃期三个不同的研究阶段,共时性分析生活书店史、邹韬奋等书店人物、生活书店某一期刊的专题研究,发现史料的整理研究有待完善、鲜有文学书刊的整体研究、已有研究成果缺乏系统性等问题,针对存在问题提出突破的关键所在。借鉴拉斯韦尔的“5W”传播行为的研究思路,采用文献研究、个案研究法探讨生活书店与战时中国文学传播的问题,第一次较为全面、系统、深入地考察生活书店文学出刊传播的文学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对象、传播效果。第二章生活书店发展历程的考察。分别考察了从中华职业教育社到《生活》周刊社再到生活书店的发展历程,明确生活书店作为传播媒介（或传播渠道）本体的发展嬗变及其特点。从生活书店的发展脉络看,其因受战局牵动有过上海、武汉、重庆等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分别从扩大书刊出版发行种类、经营管理方略的初步形成、秘密配合党的文化统战工作、发行网的后移与延伸、编辑委员会的成立、书店遭受日寇轰炸毁坏、生活书店分支店被查禁等每一阶段的最为关键,或最具创举的问题做细致深入探究。第三章生活书店与战时文学传播者的离散聚合。从文学社团视角切入,考察生活书店与文学研究会余脉的接续承传、生活书店与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潜在交往,廓清了从《小说月报》到《文学》月刊、文学研究会与《文学》月刊、《文学》编委会与“左联”成员、《文学》为“左联”作家发表作品等诸多复杂的文学关系;从文学编辑视角切入考察,文学传播者鲁迅与生活书店合作互动,对生活书店既有支持和帮助,亦有冲突、分歧。这一时期文学传播者的最大特征是多重职业身份的交叉重合。第四章“媒介场”的营造与战时文学的传播导向。将生活书店作为“媒介场”看待,它对“媒介场”里各“子场域”如文学期刊《文艺阵地》、《文艺战线》、《笔谈》等做了精心的筹划、扶植和打造。选取战时代表性文学书刊,从文本内容出发,分析其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文艺观点的思想导向,启迪民智、抗日救亡、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价值导向。引入传播语境分析,一方面对原稿审查、印制、发行等检查制度下《文艺阵地》遭受的规约做了考察,另一方面对书店同人反规约的努力进行观照。战时文学传播环境对文学书刊的内容产生了负面影响。第五章生活书店文学书刊的读者定位与传播效果。从“生活精神”对读者队伍建设的重要意义入手,分析概括了文学读者以遍布全国的57处分支店、营业所为主的地域分布,并依据史料分析指出了以文学界的文学编辑、批评家及作家、教育界的教师、大学生及少量中学生、前后方部分青年将士、部分基层行政及公务人员、海外华人及侨胞为主的读者群体。选取《华威先生》、《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作为研究个案,分别考察了它们引发的文学论争及《华威先生》精品化的过程、《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为现代文学思潮史填补空白及开启鲁迅研究等方面的影响效果。结语。总结归纳了生活书店在战时文学传播方面的经验教训。认为生活书店与战时文学作家交相互用,一方面书店为其搭建文学生产、传播的平台,广泛团结两大文学社团解散后的作家群体,扶植新进作家,为其提供了文学发表的空间;另一面战时作家充实了书店文学书刊的内容质量,为其在业界赢得了很高的声望,使之在战时文学传播中获得了较好的市场经济效益;生活书店在助推全民抗战方面起到过业界表率的作用,它对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具有不容低估的贡献。生活书店在战时文学传播方面因内部管理的微小失误曾引起过与鲁迅等人的出版“风波”。生活书店经营管理艺术仍有一定的现实借鉴意义。

胡明宇^[8]（2012）在《预告、呈现、揭示 ——文学广告视角的现代文学传播研究（1915-1949）》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来，学界对现代文学广告给予了较大的关注，分别从不同角度系统收集、分析、整理和研究现代文学广告。对现代文学广告的关注和研究得益于学界对现代文学史料研究的重视，现代文学广告是现代文学史料的重要组成部分。1915年至1949年现代文学发展的三十年这一时间段内，刊载在报刊、图书上的文学广告的数量是十分庞杂的。不仅刊载广告的媒体丰富多样，包括了报纸、杂志和书籍本身，就报纸和杂志来看，还包括纯文学报纸/杂志、准文学报纸/杂志以及非文学报纸/杂志；刊载的内容更是风格多样，新文学作家撰写的文学广告文学意味足，书卷气浓，具有现代书话的特征，通俗文学作家撰写的文学广告通俗、直白，商业气息重；同时撰写文学广告的作家队伍的数量也十分庞大，其中不乏现代文学名家和大家。在数量如此庞杂的现代文学广告背后，存在一个共性的东西：现代文学广告作为大众传播媒介文本，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现代文学发展史，凸显了一定时期内的“文学生态”。本文认为，现代文学广告不仅是现代文学研究史料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本身也是文学史研究的重要视角、是分析和揭示现代文学传播的重要渠道；透过对典型文学广告的分析，可以“再现”现代文学的发生过程。绪论部分概述了之前关于文学生产与文学消费相关问题以及现代文学广告的研究成果，并提出了论文的核心问题、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对数量庞杂的现代文学广告的选择，本文主要考虑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首先，文学广告的选择要具有典型性，作为现代文学研究的史料类型之一，文学广告要能成为文学史研究的重要视角、文学广告应是分析、揭示现代文学传播的重要渠道；同时文学广告应能“再现”典型文学事件的发生过程以及“还原”特定时期的“文学生态”。其次，现代文学传播史就是传播媒介（主要是报纸、文学期刊和图书）不断出现、发展和丰富的历史；就是文学社团不断建立、新旧更替的历史；就是文学样式(左翼文学、京派文学、海派文学和鸳鸯蝴蝶派文学（通俗文学）不断多元发展的历史；就是受众逐步接受的历史。结合本课题研究的时间概念，本文将1915年至1949年划分为三个时期，每个时期分别选择不同的侧重点，从文学广告的角度分析文学期刊、图书的编辑出版；分析文学社团的建立和新旧更替；分析不同文学样式多元发展的特征。顺着这一思路，本论文分为五章予以具体探讨：第一章探讨了文学环境的转型和现代文学广告产生、发展之间的关系。本文认为，文学环境的转型是促使现代文学广告出现的最直接的动力。文学广告的本质是商品广告，只不过这个商品比较特殊，文学广告是在报纸、文学期刊和书籍上出现的、以文学书刊宣传为主要内容的广告信息。作为商业行为，文学广告之所以会产生，主要有作者、读者、媒介三个方面的原因。作为一种传播行为，广告主是广告传播活动的起点，如果广告主不想做广告，广告传播行为就不会产生。文学广告的广告主是作家，准确地讲是现代职业作家，收取稿酬，以写作作为谋生手段，他们是十分乐意并十分迫切地想为自己的作品做广告的，由此，文学广告产生的动力有了，文学广告传播的起点有了；如果说广告主是广告传播活动的起点，那么受众（读者）则是广告传播行为的终点和目标，作家是十分乐意并十分迫切地想为自己的作品做广告的，读者对文学广告也是有需求的；有了起点和终点，广告传播行为中必不可少的因素还有媒介，印刷技术的革新、报馆/书局/报刊数量激增以及现代文学广告传播媒介的重要特征——多种刊物均属于同一家书局，广告资源共享和相互做广告，带来了广告信息传播的重复效应，文学广告传播效果显着提升。在简要分析文学环境的转型和文学广告“三要素”之间的关系后，第一章还概述了文学广告从“牌记”到报刊广告的发展过程；由文学大家、名家参与文学广告撰写而形成的现代文学广告的“大手笔写小广告”的重要特征以及现代出版机构的文学广告宣传。第二章从预告、呈现、揭示三个关键词出发，文章对文学广告和文学传播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概述。本文指出，文学广告对现代文学发展的影响，集中体现在现代文学传播层面。所谓传播，即指社会信息的传递或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人类社会传播是一种信息共享活动，在一定社会关系中进行，又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体现；从传播的社会性质而言，它又是一种双向的社会互动行为。传播成立的重要前提之一是传受双方必须要有共通的意义空间。它既是一种行为，是一种过程，也是一种系统。1915年至1949年现代文学发展的三十年中，由于文学创作、出版的繁荣，使得文学书、刊大量面世。如何使文学书刊、文学作品顺利到达读者手中，如何在作家和读者之间建立一个共通的意义空间，文学广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首先，文学广告预告了文学书刊、文学作品的诞生，文学广告除了对具体文学作品内容进行预告外，还对具体文学期刊的创刊和出版进行了预告。其次，文学广告所起的“预告”的功能和效果，不仅受制于预告的内容，就文学期刊的出版预告而言，更受制于文学广告刊载的渠道。在某种程度上，文学期刊出版预告刊载的渠道，对于扩大期刊和书局的声誉影响重大。第三，文学期刊上刊载的各类“社告”，包括创刊号社告、新开设栏目的社告等等，都是重要的文学广告文字，对于预告和揭示杂志的性质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就文学广告的“呈现”功能而言，本文认为文学作品、文学期刊的出版预告常常以作品简介、期刊办刊宗旨为主要内容，在预告中也就“呈现”了文学作品的主要内容、文学期刊的风格特色。除此之外，文学广告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一定时期的文学生态。本文以刊载在《文艺新闻》1931年6月8日第13号至7月13日第18号上的“用作品的名字来给作家起绰号”的广告文字为例，深入阐述文学广告是如何“呈现”一定时期文学生态的。所谓文学广告的“揭示”功能，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揭示”包含了“预告”和“呈现”的内容，只不过在程度上有所区别；狭义的“揭示”，则着重强调透过同一时期或不同时期的同一报纸、期刊或不同报纸、期刊关于同一个文学活动、文学事件的广告宣传文字，揭示文学活动、文学事件动态发生的过程。文章透过刊载在《生活周刊》上的《文学》创刊前后的广告，揭示了《文学》的编辑方针、内容特色以及创刊过程。第三章透过文学广告分析了1915年至1927年——现代文学发展的第一个十年重要文学刊物的创刊（改版）以及重要文学社团的建立。本章首先分析了《新青年》杂志的创刊、编辑出版与文学广告的关系。在分析了《新青年》杂志文学广告的特色和广告营销策略的基础上，文章提出，除了从宏观层面研究《新青年》杂志广告营销策略外，从《甲寅》杂志上刊载的《新青年》广告、《新青年》创刊号“社告”以及《新青年》上刊载的《每周评论》出版广告这些“广告文本”出发，可以分别揭示《新青年》与《甲寅》月刊的关系、《新青年》的读者定位/编辑方针以及《新青年》杂志的“精英化”倾向。本章第二节以“文学研究会简章”和“文学研究会宣言”两个文学广告文本为研究对象，就文学研究会“以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的宗旨以及“文学研究会宣言”中提到的“联络感情”、“增进知识”和“建立着作工会的基础”三个方面展开详细论述。本章第三节分别以“《小说月报》改革宣言”、“《小说月报》宣告本刊‘特殊色彩’”以及“《小说月报》‘预告开设故书新评专栏’”为研究对象。在分析“《小说月报》改革宣言”时，本文提出无论是《小说月报》革新的目的、革新的动力，还是革新的实际效果，尽管在其中有文化危机、思想危机所带来的文学“现代性”的要求，尽管有来自于新文化阵营的压力，尽管《<小说月报>改革宣言》对文学现代性的要求表述得非常明确，但是，《小说月报》毕竟并非如文学创作那样是一个单纯的文学产品，《小说月报》的改革，与其说是一次“文学革命”，是一种“断裂”，还不如说是一场带有商务印书馆特色的商业“拼合”。在分析“《小说月报》宣告本刊‘特殊色彩’”时，本文认为，革新时期的《小说月报》有着清醒的文学译介思路；国情的比附是革新时期《小说月报》译介以俄国文学为核心的弱小民族文学的重要原因。以“《小说月报》‘预告开设故书新评专栏’”为研究对象，本文还重点分析了整理国故与新文学运动之间的关系。第四章透过文学广告分析了1927年至1937年——现代文学发展的第二个十年重要文学组织的建立、重要文学作品的编辑出版以及作为现代文学“双翼”之一的通俗文学的特征。本章第一节首先从刊载于1930年3月10日《拓荒者》第1卷第3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的广告文字入手，分析了左联的成立与“革命文学论争”之间的关系、分析“左联”对1930年代左翼文学创作运动所起到的很大的组织作用，“再现”了从“左联”成立到“中国文艺家协会”成立的全过程。本章第二节以鲁迅逝世后，刊载在各个报刊上的“《鲁迅全集》出版预告”为研究对象，分析了《鲁迅全集》的出版过程。本章第三节以《红玫瑰》杂志和《紫罗兰》杂志的出版广告为研究对象，分析这一时期通俗文学的重要特征，本文认为，与“红色系列”杂志与“紫色系列”杂志有共性也有差异。共同点是立足于市民阶层；差异突出表现为：与出生于游戏小报的“红色系列”杂志不一样的是，“紫色系列”在追求趣味性和通俗性的同时，还带有较浓厚的名士作风。第五章透过文学广告分析了1937年至1949年——现代文学发展的第三个十年重要报告文学作品的编辑出版、丛书的编辑出版以及歌剧创作、演出的复杂过程。这一时期是中国政局大变的转折时期，战争形势反转到现代文学传播特征上来看，首先是创作面貌的巨变。一方面对刚刚过去不久的“抗战文学”总结性的出版工作仍在继续，另一方面，解放区在文学上的作为越来越突出。从这一思路出发，本章三个小节分别以刊载在1937年3月10日出版的《工作与学习丛刊》上的以及刊载在1936年8月10日《光明》1卷5期上《中国的一日》的出版预告；刊载在1947年5月1日《文艺复兴》3卷3期上的《晨光文学丛书》出版预告以及刊载在《解放日报》1945年6月10日第2版的“鲁艺工作团演出《白毛女》”等诸多典型文学广告文本为研究对象，进行论述和分析。通过对《中国的一日》的广告文本的分析，“再现”了《中国的一日》的成书过程，分析了《中国的一日》一书对解放区《冀中一日》的影响以及《中国的一日》对抗战时期全国报告文学创作的热潮的直接影响；从《晨光文学丛书》的广告入手，分析文学广告与丛书成书过程，并将《晨光文学丛书》广告宣传与之前的《一角丛书》、《良友文学丛书》、《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广告宣传放在比较研究的视野中，分析现代文学与现代出版、市场、现代学术之间的关系；通过分析不同时期《解放日报》刊载的歌剧《白毛女》的演出预告，力图“再现”歌剧《白毛女》创作、演出的复杂过程。结语部分对本文的主要观点、主要内容进行了总结，对本课题的研究进行了展望。

田大畏^[9]（2010）在《果戈理作品的早期中文译本（一九二〇——一九四九）》文中研究指明一、俄罗斯文学作品来到中国一九〇三年,上海大宣书局出版了戢翼翚由日文转译的普希金小说《上尉的女儿》（书名为《俄国情史》）,这是译介到中国的第一部俄罗斯文学作品。接着,一九〇七年,在上海和香港出版和发表了莱蒙托夫、契诃夫、托尔斯泰、高尔基作品的中译本。一九一九年之前,屠格涅夫、迦尔洵、安德烈耶夫等着名作家的作品也被翻译成中文。翻译出版的俄国文学作品共有八十种以上,其中托尔斯泰的作品就多达三十种。

刘霞^[10]（2007）在《浅谈鲁迅传播进步艺术的特色》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为了介绍传播外国进步木刻艺术,促进本国木刻艺术创作的发展,作为编辑出版家的鲁迅自觉利用现代传媒,编辑出版艺术期刊,编印大量画集、画册,在艺术类书刊的编辑出版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在传播进步艺术的过程中,既注重艺术作品自身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统一,又始终考虑作品的接受对象,同时发挥编辑的创造性,组织策划一系列社会活动,推动进步艺术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为我国进步美术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二、鲁迅译《死魂灵》插图选（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鲁迅译《死魂灵》插图选（论文提纲范文）

（1）鲁迅视野中的亚历克舍夫木刻插图——从《母亲》到《城与年》（论文提纲范文）

（2）鲁迅与北新书局关系研究 ——兼谈鲁迅同其他出版机构的合作（论文提纲范文）

（3）论鲁迅小说《狂人日记》的图像改编（论文提纲范文）

（4）鲁迅着作美术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中国当代书籍设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生活书店（1932-1945）与战时中国文学传播（论文提纲范文）

（8）预告、呈现、揭示 ——文学广告视角的现代文学传播研究（1915-1949）（论文提纲范文）

（9）果戈理作品的早期中文译本（一九二〇——一九四九）（论文提纲范文）

四、鲁迅译《死魂灵》插图选（论文参考文献）

• [1]鲁迅视野中的亚历克舍夫木刻插图——从《母亲》到《城与年》[J]. 董炳月. 鲁迅研究月刊, 2019(10)
• [2]鲁迅与北新书局关系研究 ——兼谈鲁迅同其他出版机构的合作[D]. 张智勇. 山东大学, 2019(09)
• [3]论鲁迅小说《狂人日记》的图像改编[D]. 张晓英. 上海师范大学, 2018(08)
• [4]鲁迅着作美术化研究[D]. 刘德胜. 南京大学, 2017(02)
• [5]中国当代书籍设计研究[D]. 徐静琪. 南京艺术学院, 2017(06)
• [6]鲁迅译《死魂灵》述略[J]. 黄乔生. 鲁迅研究月刊, 2016(09)
• [7]生活书店（1932-1945）与战时中国文学传播[D]. 罗建周. 陕西师范大学, 2015(03)
• [8]预告、呈现、揭示 ——文学广告视角的现代文学传播研究（1915-1949）[D]. 胡明宇. 苏州大学, 2012(12)
• [9]果戈理作品的早期中文译本（一九二〇——一九四九）[J]. 田大畏. 世界文学, 2010(01)
• [10]浅谈鲁迅传播进步艺术的特色[J]. 刘霞. 漳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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