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每年一度亚洲工业界必出席的盛会2001亚洲工业博览会二OO一年八月二十九至九月一日将于香港会议展览中心隆重举行(论文文献综述)
赖世贤[1](2020)在《中国近代工业建筑营建过程关键性技术问题研究(1840-1949)》文中认为工业建筑作为中国近代新兴建筑类型及西方先进技术引进中国的最初载体之一,承载着当时中国较为先进的建筑理念,充当中国近代建筑追赶世界建筑潮流的不自觉历史工具。本文研究中国近代工业建筑营建过程中关键性技术问题,含括规划选址、大跨技术、标准化、结构发展等内容,分类探讨木材、砖、水泥等材料技术,同时关注工业建筑设计师。研究以调研过程中大量实物例证结合图纸资料、近现代建筑期刊文献及厂史资料进行,比对同时期西方先进技术,重视技术来源与技术真实性问题。研究对中国近代城市工业发展分期进行讨论,并提出相应分期方案。第二章以工厂的选址与布局入手,关注中国近代城市工业萌芽阶段工业建筑营建前期技术性问题,选址和布局贯穿工业建筑建设全过程,涉及宏观地区选择、中观地点选择、微观厂址选择及具体厂区布置等层面。第三章关注中国近代城市工业发展起步阶段,由于生产方式和动力技术改变引起对于大空间厂房即大跨度技术的迫切需求,重点关注西式木屋架。西式木屋架技术在材料和施工技术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展现出对于力学等结构概念的理解,意味着中国建筑近代转型开始。第四章则关注中国近代城市工业加速增长阶段,工业建筑由于大量快速建设带来对于高质量、标准化建材需求等问题。以砖的工业化生产及工业建筑用砖变化,探讨工业化时代下中国传统建筑材料在引进西方建筑材料后的各方面技术发展。第五章则聚焦中国近代工业稳速增长阶段如何解决工业建筑营建所要求的安全舒适、结构持久等问题,关注钢筋混凝土结构技术及与之紧密相关的水泥生产技术引入与发展。第六章将专业人才视为技术实施保障予以讨论,关注中国近代工业发展放缓期对工业建筑营建规范化、经验化起关键作用的设计师及代表作品、设计师群体组成等问题。研究发现在中国近代城市工业发展各时期不同阶段,基于建设目标需求及技术水平不同,中国近代工业建筑营建过程中关键性技术问题亦不相同。对中国近代工业建筑而言,部分营建关键技术与当时世界先进技术相比并不逊色,但技术推广和实现受社会环境及观念意识影响甚大;技术要与当地资源、经济及社会体制相适应,社会需求会强有力改变技术的运用及传播;由于材料观念缺失,其在营建过程中重外观轻建造,重模仿轻创造;技术属于文明范畴,由初级走向高级是趋势,中西方建筑技术融合也是趋势。
刘君[2](2020)在《上海生生牧场发展变迁研究(1929-1949)》文中研究指明1929年,在南京国民政府鼓励创办企业,颁布《公司法》、《工厂法》等法律法规,以及传入中国半个多世纪的乳业的本土化渐趋完成的时代背景之下,沈九成因个人际遇创办生生牧场。在5年左右的时间里,生生牧场便发展为近代上海最大的华商牛乳场。自1929年至1949年的20年时间里,在生生牧场的发展变迁中,其经理凡四变。据此,生生牧场20年的发展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一是1929年至1933年,由沈九成的长子沈鹏程担任经理,为生生牧场的创办和初步发展期;二是1933年至1940年,沈九成出走三友实业社后,自任经理,为生生牧场的快速发展期;三是1940年至1946年,由沈九成的三子沈万灵担任经理,为生生牧场的调整期;四是1946年至1949年,生生牧场被中国国民党的中央信托局接收,为生生牧场的衰退期。在不同的发展时期,生生牧场的发展战略和销售战略均有所不同。1929年至1933年,生生牧场初始创办,奶牛的采购、员工的招聘、土地的租赁,以及生产设备的买入,奠定了生生牧场营业及发展的基础。此一时期,生生牧场通过文化濡化、竞争者定位、与三友实业社合作等销售方法,将企业的新鲜牛奶消费群体牢牢固定在社会上层人士之中。1933年,沈九成接掌生生牧场之后,通过产品结构的调整、销售模式的扩大、以及制定灵活的销售策略,使生生牧场的规模快速增长,其消费者群体由社会上层人士逐渐向社会中层人士下移。但是,随着日寇的入侵、上海的沦陷,生生牧场的销售规模因日伪政府的配给制度而萎缩。1940年8月24日,沈九成被绑架之后,将生生牧场交由三子沈万灵经营。沈万灵在艰难困苦的沦陷时期,调整生生牧场的销售战略,以生生牧场的“A”字消毒牛乳只为社会上层人士提供。这一销售战略的调整,维持了生生牧场在日伪时期的艰难生存。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企业员工联合国民党的战后接收人员,诬告沈九成、沈万灵为汉奸。生生牧场因此被中央信托局接收。在中央信托局管理上海生生牧场时期,其生产经营活动受到多方干扰,不断萎缩,使得生生牧场走向衰落。基于对生生牧场1929至1949年间四个时期生产销售活动的研究,从微观的视角展现了近代的企业发展与社会环境变迁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一方面,牛奶的消费人群从社会上层人士扩展至社会中上层人士,又因为社会环境的变迁上移至社会上层人士。物的社会生命史,不仅是一个经济关系,还受到不同历史时期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制约。另一方面,企业的生产销售活动,需要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和社会政治环境的保障。经营自由作为经济增长的前提,是企业生产销售活动能否正常展开的必要条件。生生牧场的发展历程,是近代中国国民党国民政府时期经济增长和经济衰落的见证。
卫恒先[3](2019)在《民国上海雕塑家研究》文中认为本课题以民国时期活跃在上海地区的雕塑家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一手资料的挖掘整理,系统的考察民国上海雕塑家的社会活动、艺术实践和创作观念,以点带面的反映中国早期现代雕塑的发展历程。阐述特定的城市商业环境、文化语境和时代背景对于雕塑家的深刻影响。救亡和启蒙是20世纪早期中国的时代主题,五四运动以来,从“科技救国”到“文化救国”意识转型催生了中国学子对于西方艺术领域的关注,他们对于西方雕塑的学习也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文章的第一部分主要考察了上海的文化背景和城市建设背景对于现代雕塑产生的有利条件,以及西学东渐浪潮下早期上海雕塑家的出现及学习情况。第二部分以社会学的视角还原历史的现场,微观考察雕塑家们留洋归国后,如何在上海的都市背景和文化语境下进行自我经营、从事雕塑展览活动和教学活动的,以及这些艺术活动的公众评价和社会效应。第三部分考察上海雕塑家多重艺术实践的以及他们对于艺术语言、风格的自觉追求。民国上海文化中既具有最时尚和最具活力的元素,也有最传统和最经典的元素,这两种元素在艺术家的实践中是并存的,他们多数都接受过“新”“旧”之学,在面对“中”和“西”两种语汇时往往能应对自如,这不仅体现在艺术形式上的“分”,也体现在雕塑观念上的“合”。同时,他们将雕塑作为自我表达的媒介,在雕塑创作中强调个人风格,通过不同艺术语言和形式来诠释个人化的、特定的艺术观念。第四部分考察在民国社会和时代巨变下,雕塑家们对于国家意志和民族精神的诠释与解读,他们在公共空间中的建造的领袖和英雄形象,借鉴西方雕塑的形式和构图,塑造出符合中国时代特征的大写的“人”,将民族意志融入到公共空间中,从而促进民族公共意识的觉醒,激励全民族的爱国热情。第五部分考察民国雕塑家的历史贡献与当代意义。在民国的新文化运动的大背景下,雕塑家们都有着浓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他们的艺术活动与“美育救国”的思潮是相联系的,在他们的作品中也有深刻的人文主义关怀。可以说民国上海雕塑家们是中国现代雕塑的拓荒者、美育的传播者、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他们的雕塑作品成为城市独特的公共记忆和历史记忆,它们提升了城市的精神内涵,为城市注入了灵魂。文章的最后探讨民国时期雕塑家的艺术创作对于当今雕塑创作的启示,笔者认为雕塑民族化是一个变化的概念,不同的历程有着特定的历史语境,民族化应与时代内涵相联系。同时认为雕塑应该表现人文精神,对于人性的表现、对于情感的表现是雕塑创作恒常的主题,当代雕塑在面对不同时代和不同经历的对象时,依然会迸发出新的活力。
周朝晖[4](2019)在《上海美专的西洋画教学研究》文中提出一百多年前,在上海美租界乍浦路成立了一个新型的学校——上海图画美术院。这便是中国第一个专业的美术院校,日后名闻遐迩的上海美专。多年以来,对于这所学校进行研究的学术专着和论文车载斗量,但是苦于文献方面的缺失,目前尚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有关这所学校西洋画教学方面的整体性的研究。近年以来,随着一些有价值的文献,尤其是散失在民间的资料不断被发现、收集、整理,相关研究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可能。《上海美专的西洋画教学研究》一文便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写成的。任何学术研究的结论必须建立在翔实、充分的数据的支撑下。由于文献资料动态化的特点,以及相关领域整体性研究的缺位,上海美专在西洋画教学方面的成就和历史地位虽已得到了比较高的程度上的认同,然而建立在最新文献资料基础上的系统性研究,仍然有其必要性。在这几年来的专业理论学习中,一个关于研究方向的核心问题点的轮廓逐渐清晰起来——上海美专西洋画教学的成才率和创造力是如何形成的?围绕这个问题寻求答案,须从人才培养的数量和质量、学术研究和艺术创作的成就等信息梳理入手,深入分析达到这一高“产值”的内在逻辑。本文正论部分可以概括为“一纵三横再收官”的结构。第一章对上海美专的西洋画教学,进行了纵向的、学术史方面的梳理。根据美专四十年办学历史中不同阶段的发展特点,结合几次对教学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将西洋画教学史分为“探索期”“酝酿期”和“成熟期”三个时期。文章的主体部分是第二、第三、第四三章,分别就教学中最为关键的课程设置、师资团队建设、学术研究三个并列的板块,结合第一章的历史分野,依据大量重要历史文献,对美专在这些关键教学环节上的做法进行深入的挖掘,并分析其举措的得失和对整个教学体系的影响。关键的第五章,经过前四章“一纵三横”的叙述和分析,对本文的核心问题点进行了提炼和总结。将一个具有四十年办学历史,影响巨大的学校,进行完整的数据整理是不现实的,更何况还存在着严重的文献佚失情况。故本文采取了将覆盖面和典型案例结合的方法,就“人才培养”和“成果产出”两个层面,对学校的办学成绩进行了总结。至于取得这些成果的内在原因,则是文章研究的难点和要点,经过前文对课程设置、师资建设、学术研究等重要环节的梳理,一条隐藏于办学过程中的,体现上海美专西洋画教学特点的逻辑链条已隐约可见,那便是以“宽容”“开放”和“创新”为其主要特色的“海派”办学风格所带来的多元化的学科教学环境,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认为是办学者通过“体内循环”和“体外循环”有意营造的多种学术观点,多种艺术风格的碰撞和对抗,激活了学校思辨、创新的空气和土壤,并由此为西洋画教学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发展推力。本章的最后还对西洋画教学及其所引申的问题进行了反思。本文的研究方法以文献研究法、形式分析法为主。这两种研究方法对文字和图像资料,在数量和质量上有较大和较高的需求。得益于导师数十年的积累,加上所在教学团队长期在本领域研究所形成的学术资源,使本人能够及时获得文献资料新发现的信息,让课题研究得到了充分的史料支撑。文献的收集和使用,正是本文最主要的创新点。在多年的艺术教育工作中,笔者有幸结识了上海美专的毕业生朱瑚教授,朱教授虽已年过九旬,但记忆力过人。他为本文做的口述历史,不仅提供了部分关键的信息,一定程度上也启发了本人对问题点的思考。文章最后对核心问题点所作出的结论,即海派宽容开放的思想,激活了创新的学术氛围,最终对学科发展形成了推力,是在前文所做的大量研究、推论的前提下自然形成的结果。
陈雅婧[5](2018)在《日本国立博物馆的中国艺术资源运营研究 ——以京都国立博物馆藏中国近代绘画为中心》文中研究表明在世界经济一体化愈演愈烈的今天,文化软实力的强弱已成为国家间相互竞争的关键,而外来艺术资源本土化运营将为当代国家文化发展开辟一条新的创意路径,并为地区文化的长久繁荣提供更多的可能。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现日本国立博物馆收藏有众多的中国艺术资源,这些资源经过日本政府及博物馆多年的经营,在海外异乡绽放华夏文明的同时,也为当地的文化生态增添了丰富的色彩。京都国立博物馆因受到上野理一、富冈谦藏、长尾雨山、森冈峻山及须磨弥吉郎等与中国渊源颇深的私人藏家寄赠,而获得了为数众多的高品质中国近代绘画。本文试图通过分析京都国立博物馆藏中国近代绘画的收藏过程,半公开式的分类保存方式,自建团队与外部专家的合作修复,博物馆文化财保护基金的运营,专门研究人才的培养,以及与藏品相关的展览、出版、教育、研讨等活动的展开,以特定藏品的具体管理措施为切入点,来探讨日本国立博物馆对待中国艺术资源的态度及其背后的运营机制。并由此引申出当今日本国立博物馆在大型特别展览会制度、独立行政法人化改革、海外艺术品引进法及“文化艺术立国”政策等的指导和影响下所呈现出的对外来艺术资源管理的未来视野及全球战略。再通过与欧美国家博物馆进行横向对比,概括出国家文化事业从“行政管理”到“资本运营”的必然趋势,博物馆作为国际资讯中心的平台塑造,以及外来艺术资源本土化运营对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全球文化产业链的形成、国家文化品牌的树立等方面的战略价值。
林卓[6](2018)在《20世纪前期上海老西门地区西洋画活动研究》文中指出本文聚焦于20世纪前期上海老西门地区的西洋画活动。通过对于老西门地区遗留的美术资源的考察,并结合历史语境和重要事件,系统地梳理复原了老西门地区在西画教育、社团交游以及展览传播三方面所呈现的历史图景。通过关注其形成、发展和变化的历程,由此引发关于美术活动和城市空间、艺术生态等问题的探讨。第一章通过历史文献追溯还原老西门地区与上海近现代西画运动。第一节,从地理空间、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溯源老西门地区的区域特征与历史风貌,及其与上海洋画运动的关系。第二节,分析该地区艺术群体聚集现象和聚集效应。第三节,概括梳理该地区艺术群体与西画活动。第二章着眼于老西门地区的西画教育理念与普及方式。第一节,以西画家蔡谦吉为个案,从相关文献窥探上海美专等院校在西画教学中如何实践和发展写生法。第二节,梳理老西门地区西画社团的教育活动。第三节,以艺苑绘画研究所为个案分析该社团的西画研究和教育活动。第三章内容为老西门地区艺术家聚集的结构,艺术群体的交游网络,及其活动的内容与方式。第一节,对老西门地区西画家之间的人际网络关系与社群活动方式进行分析。第二节,从地理空间的角度,介绍和呈现了该区域西画家群体的交游形式与交往场所。第三节,以陈澄波为个案,从文献分析的角度梳理其在艺苑绘画研究所时期与艺术家们之间的交往交际。第四章主要围绕西画展览及相关社会化传播,探讨艺术展览会对于社会的美育功能。第一节,以天马会展览活动为中心进行梳理,并探讨其具有现代意义的展览机制及其影响。第二节,以《美周》艺展专号与《艺苑》美术展览专号为内容,论述艺苑展览会中所呈现的艺术风貌以及展览会对于社会美术教育的作用。第三节,主要分析马利工艺厂和金城工艺社为主的美术用品产业对于西画运动的影响,并考察西洋画活动与艺术生态的关系。第五章内容围绕城市发展中的美术资源问题展开探讨。第一节,考察老西门地区的美术资源的分布情况。第二节,分析当下老西门地区美术资源所呈现的状态如何,包括保护的状态、研究的状态以及利用的状态。第三节,思考如何保护与转化利用美术资源及其有效途径,并探讨对于城市发展建设的意义。本文由史料文献着手,以美术文化带的研究视角,结合社会学的研究方法,通过地缘、文化和历史等方面的梳理,还原老西门地区的西洋画活动,为现有研究提供了积极的意义:其一是给该区域的研究补充相关美术史的思考;其二也可以扩充现有的近现代美术史和区域文化研究。
梁德学[7](2017)在《《泰东日报》中国报人研究(1908-1945)》文中研究表明在近现代东北新闻事业发展史上,由于日人报纸的“垄断”特性,供职于此类报纸的中国报人群体也因之成为近现代东北报人的主体。他们的历史活动和历史影响基本形塑了近现代东北新闻史的大体形态。中国东北地区最南端一隅,是被俄日先后占据的关东州租借地。由于日本侵占该地区长达四十年(1905-1945),此间日人报刊一家独大且数量可观,租借地内的公共舆论完全为日人报纸独占,这里也成为国内为数极少的从未真正出现过近代国人报刊的商业繁盛地区。在该地区,一支重要的中国报人力量来自一份名为《泰东日报》的日人报纸。《泰东日报》创刊于1908年,终刊于1945年,历37年,是日人在华经营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中文报纸之一。由于《泰东日报》在关东州及整个东北地区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和较大读者群,该报中国报人群体的报章言论和新闻叙事也以一种强大的力量“涵化”着整个东北国人精神,在传播和建构殖民文化中曾起过“积极”作用。但严格来说,他们面对日本侵略,国人的精神抵抗也一直保持着、继续着。他们利用有限度的自由和独立空间,以《泰东日报》为阵地,传播着中国传统文化,坚守爱国立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日人报纸殖民话语的一种“解构”。本文以《泰东日报》中国报人群体为研究对象,致力于发掘新史料,并将星散于各类既有文献中的史料进行汇集整理,对存在错讹的史料加以甄别,从细微处发现线索,从最基础的人物发掘、名姓考辨、生平梳理入手,力求能够严谨、准确地摹画出《泰东日报》中国报人群体的基本“样貌”。以此为前提,深入探究《泰东日报》中国报人在传播传统文化、建构或解构殖民文化中的作用,以及殖民处境中他们的精神世界和国家认同。本文开篇为绪论,介绍了本次研究缘起、界定了相关概念、梳理了国内外研究现状,同时对历史分期和所用史料做了说明。第一章和第二章分别考证了近代关东州报业概况与《泰东日报》概况(包括报人群体概况),藉此为后续章节提供背景支持。第三章至第七章为本文核心章节,进入有关《泰东日报》中国报人群体的具体研究:第三章研究金子雪斋主持时期《泰东日报》中国报人的独立精神与爱国立场,涉及中国报人如何形塑《泰东日报》“华人风骨”、私谊网络与公共网络、对爱国运动的声援、此时期中国报人的国家认同等;第四章主要关注转折时期《泰东日报》中国报人生存环境恶化与国共两党报人的活动情况;第五章重点分析“九一八”事变后《泰东日报》中国报人群体结构的转型、话语风格的“突变”、新闻业务能力的呈现等;第六章主要考察战时新闻体制下《泰东日报》中国报人群体的公共言论表达、文人心态及表现、战争时期的家国认同等;第七章为全文末章,考察日本战败初期及《泰东日报》停刊后中国报人的抉择与命运。由于相关史料匮乏,本文仅能依据史料实际保存情况结构第三至第七章的内容,在此基础上,尽量保证前后章节间的逻辑衔接与结构合理性。此一点,是本次研究的缺陷之一,也是一种无奈。研究发现,《泰东日报》中国报人的报章文字中蕴含着极为隐晦、复杂的民族情感——他们承受着殖民压抑,却始终无法割断民族性。他们是一个有血有肉、个性鲜明的特殊群体,他们真实的精神世界远比后人想象的情形远为复杂。首先应肯定的是《泰东日报》中国报人具有相当高的新闻业务水准和职业认知;其次应肯定的是《泰东日报》中国报人为关东州华人同胞声张权益所作的努力;三是几代《泰东日报》中国报人完整地记录下了关东州租借地社会、政治、文化及经济状况,让我们得以看到,在殖民体系内部,被殖民者的选择空间相当大,其活动也多种多样,其精神世界异常复杂。概而言之,生存于日本在中国大陆殖民程度最深的地区,又谋食于日本人所经营的报纸,《泰东日报》中国报人群体无法摆脱某种“原罪”。然而,当尽量避开政治与道德评判所带来的干扰,从其写作或编辑的浩繁文字中去捕捉这个“没有历史”的群体被掩盖的生命痕迹时,我们发现,他们竟如此鲜活地存在于那个阴暗的历史时空。在关东州租借地,与日人共事并不完全是人们从道德或民族主义方面考虑的问题,它有着十分复杂的解释维度。
陈永华(Chan Wing Wah)[8](2017)在《中、印(尼)关系中的印尼中华商会》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人移民外地的历史悠久而且漂洋过海无处不到,所谓“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华人移民异地先侨居,後发展为落地生根,与当地非华族主体共存共荣,渐次融入主流社会。他们把中国文化习惯、物质文明带到异地,经历多年累积构建而成当地多元化民族和多元文化的一分子。同时华侨散布各国,进一步把中国文化发展为世界性的中华文化。对海外华侨华人的历史研究可追朔100年前之清末民初。但由於华侨华人事务、活动繁多,分布的地域国家也非常广泛。於是有着众多可供历史研究的选材下,多数学者的着作是华侨在某国家、某地区生活状况的国别史,或是专科领域的教育、媒体、经济、宗教和社团等,或是专题专案的关於成功企业家、革命家(对中国近代政治而言)、某类物质文明或个别乡族文化。对於海外中华商会或某国家中华商会的专门研究是稀少。发掘海外中华商会的重要性,是近年的事。中国在开放改革後,市场经济重新成为中国经济的另一半。商业活动、商人和商会又在国内蓬勃起来,连带推动对近现代中国商业活动和商人组织的经济、社会功能的研究。对中国的商业、商人、商人组织的活动和历史展开研究,除了在中国近现代史有学术价值外,实际重要意义是帮助中国寻找一条合适自已的经济发展之路。在20世纪末的90年代,着名历史学家章开沅领导团队对中国商会历史作出大规模系统性的研究,继而引发连串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商会研究热潮。进入21世纪,全球急速一体化使中国对世界经济开放的政策加大力度。政府修改了 20世纪90年代的“引进来、走出去”的被动战略转变为21世纪的主动方式“走出去、引进来”。在上世纪末,中国“崛起”的现象已引起西方国家的关注,在未来10年中国对全球的经济影响力再度攀昇是可以预期的。另一个影响中国和印尼的关系而又与印尼中华商会相关的是世界华人经济的崛起。中、印两国政府都非常重视与世界华商网络接轨。同时段中国商会学者也发现中国的商会组织随华侨移民海外,并且已经自然发展成为遍布世界各地的海外中华商会网路。他们在中国商会的档案中也发现中国的商会与各地海外中华商会曾经有着长期紧密的关系和通讯。因而在中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国内着名华侨历史研究大学的支持下对海外中华商会(南洋区)的专门研究。南洋区是中国人最早移民也是最多华侨的地域,其中以印尼为最突出。估计印尼华人人口在1000万以上,是中国以外最大华人族群的居住国,当地华商更是印尼经济的主力。可是至今对印尼中华商会的研究是稀少。在众多印尼国别史上,学者往往侧重於教育、经济、宗教等明显社会议题的论述。即使在社团的研究论着中,有关印尼中华商会的内容也是稍有涉及,通常是放在业缘社团中的一栏目,给予小篇讨论。从而忽视了中华商会对中国、印尼关系和印尼华人近今100多年历史的重要贡献。论文是采用“总体式”专题研究的方法。印尼中华商会定义为:由印尼华侨华人在印尼成立的商会,组织成员为华商,商会主要服务对象为华侨华人,并承传着中华文化。总体史强调宏观的、综合的、长时段的研究。把握和审视是宏觐的,切入是微观的,描述是全方位的,观察包括了“时段性”和“统合长时段”性两种。在研究分析时也可用历史学、国际关系学的理论和方法。具体的说,论文是对印尼中华商会和活跃其中的商人进行研究。透过对印尼中华商会的研究看中国政府、印尼政府和印尼华侨社会三者之间复杂的联系,看印尼中华商会与上述三个政社群体之间的关系,看印尼中华商会在中国近现代史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论文选择了“中、印关系”作为宏观环境的切入角度,以在过去115年内中、印关系和中华商会的重要事件作为分时段的指标。经过四章的“时段”性分析,清楚显示了印尼中华商会在不同的时段,都对中国近现代史里的中、印关系有重要的作用。在这些时段,她的角色扮演和功能作用虽然不尽相同,但对中、印关系中的三大政社群体,中国政府,印尼政府和印尼华人都有着强大的影响力。最後,综合各时段的研究结果显示出一个动态式的观察来,它成为评论印尼中华商会对中、印关系的总体作用的基础。在中国、印尼近今115年的历史里,两国的内、外政局急剧变化带动着中、印关系的起伏。生存在中、印两国之间的印尼华侨华人固然是两地关系的重要元素之一。在20世纪前,印尼华侨可以说是中、印关系的始祖。到了清末之後,中国和印尼两地政府才成为中、印关系的主导者。由清末至1958年,当时代表着华侨的总机构-印尼中华总商会承担着重大的时代任命,带领着印尼华族在异国生存,维繋着与中国、印尼两国政府和华侨民间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後进行社会主义建国,政府没有使用印尼中华商会在中、印关系里发挥功能。不幸地,在1965年印尼军事强人苏哈托施行邀进的同化华人政策,取缔了所有华人社团包括中华商会在内。从此时计算,印尼中华商会消失了 36年,到苏哈托被推翻下台三年後的2001年才得以复办。在进入21世纪初的15年,印尼中华商会再度在中、印尼关系中发挥她专长的经济功能,成就不少中、印经济贸易合作的成绩,使印尼渡过国家经济重大危机及帮助中、印两国修补过去的历史伤痕,为两国建立全面的战略性夥伴关系出了一分力。总的来说,印尼中华商会在历史的激流里,仍能保持她在中、印关系中的重要位置是靠着他们儒商智慧和坚毅的精神。她使用“三赢”的方程式使三个主角,中国政府、印尼政府和印尼华侨社群,同得益处,其中以经济益处为最基本;并适时地调和这三方面的关系,减少矛盾冲突,加强政治互信,为华侨和中华商会寻求最大的生存空间。在21世纪未来的中、印关系,相信印尼中华商会也会采用这个曾经被长期使用并证实为有效的“三赢”方程式去做出贡献。而且在2015年中、印两国刚宣布了两国的长期经济大战略後,“一带一路”遇上“海洋经济”,明显展示了双方在国家经济发展方面有非常强的互补性。以中、印关系现时的良好走势看,印尼中华商会在调谐印尼华人与中、印政府的关系是较为容易。但印尼中华商会的三赢方案并不是必胜的。从四个歴史时段的观察,得出的结论是中华商会的作用和“三赢方案”成效与当时“印尼华人国家认同”的争议情度有密切的关系。印尼中华商会的功能作用基本上是经济性质。但在不同时段的中、印内外政治环境形成不同的中、印关系状态时,三个主角,中国政府、印尼政府和印尼华侨社群会赋予它额外的政治、外交、社会文教等其他重要任务,调教着它在不同时段的角色。印尼中华商会未来的挑战仍然是在“印尼华人的国家认同”争议。2015年7月一批“反华人”的人士组成了“原住民党”,并故意在8月17日印尼国庆日宣布,制造声势。现今世代,世界各国普遍认同国家有责任对国民作出一生的教育、照顾和保护,换取的是国民必须向国家效忠。是一种法理上的承诺。入了外国籍的华人对国家效忠必定是他们的国籍国,是法理上必须要做。如果他们的行为有损国籍国的利益时,必被定为叛国罪行。但在法理以外的感情归属,则各地民族和各人也有不同。人类的情感归属效忠对象可能是出.生国、或是居住国、或是祖籍国,甚至是宗教信仰。但不竟华人问题是两国政府和人民的敏感问题。中、印关系的三大主角,中、印两国政府和代表印尼华人的重要社圑,必须要合作,共同面对,主动地去解决这个历史遗留下来的难题。笔者以印尼中华商会为历史研究个案,在论文开始写作之前,并未感到使用“总体史”研究范式的特点和好处。但使用後,意识到它是研究专题个案的很好方法。采用了“总体史式”的方法,能把印尼中华商会的特性和历史角色看得明白,也能总结出印尼中华商会“成功”、“失败”的因素和导致她在近今115年的中、印关系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原因。继而本着“监古知今”学习历史的态度,推论印尼中华总商会在21世纪中、印关系中可能扮演的角色。相信此论文不单是一篇对印尼中华商会多面的专题研究,也可以作为研究中、印经济史、社会史和外交史的一篇辅助参考。
肖熹[9](2017)在《戛纳电影节的历史演进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一九三九年至二〇〇一年间的历史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中外文史料的梳理,对戛纳电影节在策展选片、评审组织、奖项设定、形式沿革、重要事件、经典作品、美学倾向和文化策略等方面展开历史性分析。论文根据二十世纪对欧洲以及法国文化产生重要影响的政治、经济事件,以及戛纳电影节自身发展的重要事实,把戛纳电影节的历史划分为五个时期,在每个时期大量参展、参赛的电影作品和电影现象中,选择出具有代表性的个案展开分析与评述。绪论部分先对电影节研究的趋势、方法进行了综述和概括,重点围绕针对戛纳电影节的史料研判、文献类型和研究倾向进行了综合,并通过“艺术界”、“艺术惯例”、“世界电影”等理论构想,把“艺术等级体制”作为研究戛纳电影节历史的核心方法,重点研究不同时期在作品、名人和美学方面的积极倾向与历史特征。第一章通过对一九三九年到一九五八年间历史资料的爬梳,对戛纳电影节的充满对抗性和政治性的起源展开研究,对一九四六年到一九五八年间戛纳电影节初创时期的展赛形式、选片规则、单元设定、举办时间、硬件建设、奖项设定等重要环节的调整与固定进行了考证,并分析了戛纳电影节早期通过明星效应来引起媒体关注,但扶植《第三人》《花都艳舞》这些边缘类型片和标榜《朱丽小姐》《神秘的毕加索》等具有现代主义风格的作品,这些文化策略让戛纳电影节完成成长中的蜕变,从初创的电影节向国际化的电影节过度。第二章主要研究一九五九年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成立到一九六八年“五月风暴”之间,重点结合史料,分析戛纳电影节如何通过“新浪潮运动”、“五月风暴”等重大电影史事件,介入欧洲的社会运动,把电影节的评选活动变成制造电影史的历史现场,成为见证电影史上重要的美学、电影运动和政治活动的特定时空。同时,戛纳在费里尼、安东尼奥尼等现代主义电影大师的创作不被承认时,抵制社会偏见和舆论偏见,支持他们的作品在电影节上加冕。第三章研究了从一九六九年“一种关注”单元的创立到一九八一年弗朗索瓦·密特朗赢得法国总统大选,戛纳电影节在选片、策展和评奖方面不断变化,逐渐运用新的竞赛单元和展映单元,把青年导演在性与政治方面具有挑衅性、争议性、探索性的作品呈现出来,在选片方面完成“去政治化”,由法国政府占主导的选片模式改为由电影节形成选片人制度,通过选片人和选片小组邀请优秀的导演和作品,同时也运用“争议政治”的策略进一步提高电影节在全球文化中的影响力,推出了《如果》《感官王国》等具有争议性的经典作品。戛纳在这个时期,通过对科波拉、马丁·斯科塞斯等美国导演的支持,完成了对“新好莱坞”的历史建构。第四章从一九八二年雅克·朗格推行“文化例外”政策到一九九一年的冷战结束,结合个案作品研究了戛纳电影节如何在电影艺术的体系中巩固地位,强化电影作为艺术的地位及其纯粹性,强化电影创作的多元性,与美国商业电影展开对抗。因此除了在选片上更为开放,也强化电影作为表达工具的创作自由,为安德烈·塔可夫斯基、基耶斯洛夫斯基等在社会主义国家遭遇政治压迫和文化冷遇的导演提供文化流亡的栖居地,并通过《鸟人》《天堂电影院》等作品表达出观众在冷战后期对新鲜美学风格的呼唤。第五章的历史节点设定在一九九二年“冷战”结束到二〇〇一年“九一一事件”之间,戛纳电影节一方面把电影市场建成欧洲最大的电影贸易展会,一方面推行“去西方中心主义”,向第三世界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电影敞开大门,以消除冷战时期的文化对抗心理。这个时期是华语电影通过戛纳电影节在国际电影界迅速崛起的十年,陈凯歌、侯孝贤、王家卫、杨德昌等一大批优秀的华语导演被介绍到西方,以及把阿巴斯等伊朗电影推介到欧洲,同时,戛纳在一九九〇年代开始扶植美国新一代独立电影导演,通过《性、谎言、录像带》《巴顿·芬克》《低俗小说》等影片把美国新独立电影运动推向高潮。通过对史实、作品和文献的整理与研究,论文认为,戛纳电影节通过积极的、策略性的评审和展映活动,已成为世界电影界最为活跃、最为重要的环节,尤其在生产电影经典、缔造导演和明星、培植电影文化等方面发挥着无可取代的作用,然而世界电影史研究中,往往忽视了戛纳国际电影节在电影美学的发生、电影经典的缔造和电影人的流动交往等方面的贡献,戛纳之所以成为世界第一电影节,在于它在以下三个方面不断努力。首先,不断摆脱起源时携带的政治对抗性和文化外交属性,逐渐实现办展选片的独立性,这激发了戛纳电影节积极主动选择商业合作和媒体合作的发展路线。其次,把新的电影美学和艺术风格推送到观众面前,是戛纳最为坚定的美学策略,尤其对于大众难以理解、无法接受、充满争议的作品与风格,戛纳电影节始终推动这些作品与观众和国际电影界相遇。最后,戛纳电影节不断强化一种文化平等意识,发现和推送文化弱国、电影小国的作品,展示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优秀影片,建构了一个世界电影彼此相遇、相互影响、彼此竞争的文化空间,强化了电影艺术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许正[10](2017)在《大湄公河次区域安全机制构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国际局势的发展,全世界在二战结束后出现了六十余年的“长期和平”。这种所谓的“和平”,是在美苏紧张对峙、核武器的发明及其技术的扩散以及全球军备水平大幅升级的背景下出现的。因此它不仅没有使得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变得重要性,相反却变的更为突出。表现在安全观念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没有整个人类的共同安全,单个国家的安全是较为脆弱和没有保证的。在实现安全的手段上,安全机制作为中观层次解决方案中最具影响的流派之一,得到了学界人士更多关注。根据相关理论,安全机制是指国家这一行为者在双边或多边军事关系上或在某个全球共同关注的特定安全问题领域上达成的相互遵守的协定与规则。安全机制的确立并不必然仰赖成员在制度或价值观等方面的一致,与之相反,它常常是在对立的政治世界中寻求对威胁和武力使用的约束与控制。而且安全机制中的大部分属于问题性质,目的是解决特定的安全议题,应对威胁整个人类安全的议题。自19世纪初拿破仑战争结束以来,人类发展史上的第一个安全机制“欧洲协调”应运而生,它所确立的谈判制度和协商精神,成为了之后各个安全机制所遵从的标准。无论是国际联盟、联合国、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华沙条约组织、欧洲安全合作会议还是上海合作组织这些安全机制,大体上都是在“欧洲协调”确立的原则上所构建的。尽管这些安全机制都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和不足之处,甚至其中某些安全机制早已解体,但是它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内对于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都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大湄公河次区域位于中国和南亚次大陆之间,是连接中国与东南亚和南亚的枢纽,西靠马六甲海峡、孟加拉湾和安达曼海域,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大湄公河次区域是一个地理相连数目高达六个的国家板块群,而且由于该地区战略地位重要且蕴含丰富的自然资源,自然成为了大国博弈的一个重点区域,从英法殖民时期至今以来便战乱不断,各个大国在不同时期的介入成为了威胁该地区安全的重要因素之一,由此衍生的大量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至今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导致的地区的安全问题会不定期的爆发。尤其是在冷战时期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甚至被描述为“叛乱的地区”、“东方巴尔干”和“多米诺地区”。新建立的民族国家虚弱的社会和政治凝聚力,后殖民时期国家之间的领土纠纷,域内意识形态的一度两极化,跨国有组织犯罪、地区分离主义的猖獗以及抵御经济风险的薄弱,都表明了该地区地缘政治经济的特征。这些冲突不仅危及到某些国家政权的存亡,也对该地区的整体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在安全机制的构成上,根据大湄公河次区域安全形势的历史和发展。大湄公河次区域安全机制的构成包括次区域各国领导人及部门首长定期会晤机制;安全决策和信息交流机制,其中应设置秘书处、成员国常驻代表机构、观察员机制和对话伙伴机制,以加强六国间安全信息的交流;维和机制,其中应包含各国总参谋长会晤机制、安全理事会以及一支必要的维和部队,由各国总参谋长和安全理事会来统一指挥维和部队,应对域内各种安全威胁;核不扩散机制,包括负责常规武器和核武器的裁军事务部们,还有提供技术支持的裁军研究所;警务合作机制,包括警察首长定期会晤机制、联合武装执法巡逻机制、统一逮捕令制度、犯罪情报交流机制和警务培训制度等;联合演习机制,次区域各国定期举行联合演习,以增强次区各国应对地区安全问题的协同行动能力,增加政治互信。根据以上安全机制的构成,次区域的安全机制的构建已经迫在眉睫。首先,泰国和柬埔寨、柬埔寨与老挝、泰国和缅甸依旧中国和越南之间的领土争端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能源安全问题、环境安全问题、跨国拐卖妇女儿童和毒品犯罪问题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在冷战结束后又纷纷涌现出,各种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交织在一起,使得地区安全问题变得愈发的棘手。而且,次区域既有的双边或多边合作机制,如东盟地区论坛和东盟领土争端解决机制已逐渐沦为摆设,无论是在结构上或是效果上都远不足以应对区域内日益严重的各类安全问题。由于冷战时期分属不同阵营,次区域各国在冷战时期曾多次兵戎相见。泰国在冷战初期,追随美国在次区域的反共政策,武装干预了越南和老挝的民族解放战争。越南在冷战时期为实现称霸东南亚的企图,在苏联的支持下,曾武装侵占了柬埔寨并与中国和泰国在边境上爆发了冲突。尽管战争已经结束多年,但意识形态的差异和战争留下的后遗症,次区域各国的政治互信依然不足。而且,由于长期遭受殖民掠夺和战争频发,再加上统一后的新政府采取了错误的经济发展模式,导致次区域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长期低下,需要依赖国际援助才能维持国家正常运转。老挝、柬埔寨和缅甸至今被联合国列为“世界最不发达国家”。泰国和越南则是因为片面追求经济发展速度而遭受金融危机的重创,越南在十年内连续遭遇两次经济危机;泰国军事政变频发,历届政府制定的经济发展计划经常夭折,缺乏稳定的经济发展环境,目前泰越两国的经济复苏仍未有明显起色。中国云南省作为与次区域各国对接的重要窗口,在中国国内各省的经济排名中常年处在倒数的位置,经济指标、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人文科技等方面的发展均严重滞后。尽管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但由于该地区重要的战略地位和抑制中国在该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美国、俄罗斯、日本、印度、澳大利亚以及部分欧洲国家纷纷在该地区展开角逐,次区域部分国家被迫在各大国的竞争缝隙中,采取平衡外交的手段来维护自身的利益。次区域各国政治互信的不足,经济的落后和域外大国的干预等因素对该地区安全机制的构建造成了严重的制约。大湄公河次区域安全机制的构建路径,应遵循以“先易后难”与“合作求安全”以及“以经济合作带动安全合作”的理念,循序渐进的推动大湄公河次区域次区域安全机制的构建。首先,要加强次区域各国间的互信,建立互信机制,强化安全合作。根据现阶段次区域的安全形势,建立互信机制是完成构建安全机制的首要条件,实践的可行性相对更大。在“循序渐进”和“先易后难”的构建原则下,互信机制的构建需要搁置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正确看待其它国家的发展道路。争取前期成功建立起沟通协商子机制、危机评估子机制与危机评判子机制,以加强在平时以及预防或处理潜在安全威胁的协调。在以上三个子机制的基础上,构建起次区域国家间的互信机制。其次,进一步深化次区域各国间的经贸合作,以经贸合作带动安全合作的进程。继续加强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走廊的建设,首先,明确现阶段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走廊建设的不足。在政治、经济、人文方面继续推进经济走廊的建设。再次,拓宽融资渠道,吸纳更多的投资资金,为新阶段次区域的经济合作提供更加强有力的资金支持。此外,还有继续深化次区域国家的环境合作。在深入推进以上三个领域的基础上,将老挝作为中国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加以重点经营,推进“中老友好合作条约”的谈判与签署,以经贸合作带动安全合作,以此给次区域其它国家树立典范,在条件成熟时将相关模式向柬埔寨和泰国扩展,并最终覆盖到缅甸和越南。以“中路突破”带动两侧应该是中国与湄公河次区域国家在进行安全合作的一个较合适的选择。这些更为密切的经贸合作势必对地区安全提出更高要求,从而带动地区安全合作的开展和地区安全机制的建立。除此之外,还需要开展次区域功能性合作情报共享。其中包括推进湄公河流域安全执法合作、探索展开次区域金融合作、深化次区域国家间产能合作以及加强民间交流,发挥民间外交的特殊功能,为次区域安全机制的构建提供建设性思路。
二、每年一度亚洲工业界必出席的盛会2001亚洲工业博览会二OO一年八月二十九至九月一日将于香港会议展览中心隆重举行(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每年一度亚洲工业界必出席的盛会2001亚洲工业博览会二OO一年八月二十九至九月一日将于香港会议展览中心隆重举行(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近代工业建筑营建过程关键性技术问题研究(1840-1949)(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对象与概念界定 |
1.2.1 研究对象界定 |
1.2.2 时间概念界定 |
1.2.3 空间范围说明 |
1.3 文献综述及前期分析 |
1.3.1 中国近代建筑的相关研究 |
1.3.2 中国近代工业建筑的相关研究 |
1.3.3 中国近代建筑技术的相关研究 |
1.3.4 中国近代工业建筑营建技术相关研究小结 |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目标 |
1.4.1 研究内容 |
1.4.2 研究目标 |
1.5 研究方法与研究难点 |
1.5.1 研究方法 |
1.5.2 研究难点 |
1.6 论文研究整体框架 |
第2章 近代工业萌芽起步期工厂选址规划与厂区布局的探索 |
2.1 技术载体:萌芽起步期军事工厂的典型性 |
2.2 宏观布局:地区选择——初期规划缺位与后期调整乏力 |
2.3 中观布局:地点选择——初期运输依赖与后期全面平衡 |
2.4 微观布局:厂址选择——初期因地制宜与后期逐步合理 |
2.4.1 江南制造局——两次选址失误 |
2.4.2 金陵制造局——邻护城河建厂 |
2.4.3 福州船政局——风水择地典型 |
2.4.4 天津机器局 |
2.4.5 广东机器局——近海到近铁路 |
2.4.6 北洋水师大沽船坞——结合祭祀文化 |
2.4.7 吉林机器局——资源优于运输 |
2.4.8 湖北枪炮厂(汉阳铁厂)——多个方案比较 |
2.5 厂区布局:总平面设计——“幼稚时代”的想象与探索 |
2.5.1 江南制造局——功能重叠引起流线混乱 |
2.5.2 金陵制造局——自由布局适应生产流程 |
2.5.3 福州船政局——分区明确兼顾礼制秩序 |
2.5.4 天津机器局 |
2.5.5 广东机器局——传统合院影响厂区布局 |
2.5.6 北洋水师大沽船坞——缺乏规划下一事一建设 |
2.5.7 吉林机器局——完全独立自主设计 |
2.5.8 汉阳铁厂(汉阳兵工厂)——比邻建设带来资源共享 |
2.6 近代工业萌芽起步期军事工厂选址布局及建设特点 |
2.6.1 结合传统风俗观念择地因地制宜利用旧有建筑 |
2.6.2 有目的规划设计偏少与有控制的建设过程缺乏 |
2.6.3 自由生产流线与传统等级秩序制约的平面布局 |
2.6.4 功能复合下空间布局及建筑形式的本土化改良 |
2.7 国内外工业发展早期工厂规划设计及理论的发展 |
2.7.1 国外早期工厂建筑规划选址及设计 |
2.7.2 国内近代工厂选址设计理论的发展 |
2.8 本章小结 |
第3章 近代工业萌芽起步期西式木屋架技术发展与中西互鉴 |
3.1 中西木屋架技术之别及西式木屋架体系传入 |
3.1.1 中西技术差异——基于力学原理的形式差异 |
3.1.2 知识引介普及——《建筑新法》及书中所载木屋架类型 |
3.1.3 名称反应认知——西式木屋架及各构件名称演变 |
3.1.4 需求引发变革——工厂建筑西式木屋架应用概况 |
3.2 近代工业萌芽起步期工业建筑木屋架技术应用 |
3.2.1 洋务运动中的机器局兵工厂 |
3.2.2 民族工业发展下的工业建筑 |
3.3 构造技术发展与木材使用 |
3.3.1 整体性补强与抗震技术构件增加 |
3.3.2 木构架之间结合方式与位置选择 |
3.3.3 木屋架与墙体及柱子间结合方式 |
3.3.4 进口木料与国产木材的使用偏好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近代工业快速发展期制砖工业化与工业建筑用砖技术 |
4.1 建材生产方式的改变——近代制砖工业技术发展 |
4.1.1 传统制砖技术延续 |
4.1.2 制砖技术的机械化 |
4.1.3 制砖工厂规划建设 |
4.2 建材生产变革的深入——产品类型变化与质量标准推行 |
4.2.1 产品及原料的多样化 |
4.2.2 规格与质量的标准化 |
4.3 建材生产变革的影响——制砖技术传播与砖瓦产业勃兴 |
4.3.1 制砖技术传播 |
4.3.2 制砖工业分布 |
4.4 工业建筑用砖技术的改变 |
4.4.1 “青”“红”之变——观念改变与技术改变之辩 |
4.4.2 砌筑方式——规格统一带来的改变 |
4.4.3 粘合材料——对应砌体改变的变化 |
4.4.4 特殊构造——回应工业生产的处理 |
4.5 本章小结 |
第5章 近代工业快速发展期水泥引进与工业建筑混凝土应用 |
5.1 从落后到超越——中国近代水泥工业发展 |
5.1.1 大量建设保障——中国近代水泥产量提升 |
5.1.2 窑体技术变革——国际水泥生产技术提升 |
5.1.3 后发外生优势——中国近代水泥技术提升 |
5.1.4 多样企业类型——中国近代着名水泥企业 |
5.1.5 曲折前进及多样技术来源 |
5.2 营建技术提升——近代混凝土工业建筑技术应用 |
5.2.1 西方近代钢筋混凝土技术发展及其在工业建筑的应用 |
5.2.2 “过渡型”的结构——钢骨混凝土结构的引入与应用 |
5.2.3 中国近代钢筋混凝土结构工业建筑的技术应用 |
5.2.4 近代工业快速发展期钢筋混凝土工业建筑营建技术特征 |
5.3 本章小结 |
第6章 近代工业发展放缓期工业建筑设计专业化 |
6.1 西方近代工业建筑设计发展与专业化 |
6.2 从“工匠”到“建筑师”——身份认同与地位转变 |
6.2.1 主业之外兼营副业——洋行发展与设计类洋行(机构)产生 |
6.2.2 华洋混合来源复杂——中国近代建筑设计师产生 |
6.2.3 工业建筑审批制度——《建筑工厂审核法》颁布 |
6.3 中国近代工业建筑设计机构与设计师 |
6.3.1 经验建设与跨界参与——非建筑专业人员的设计 |
6.3.2 以施工带入建筑设计——营造厂(施工方)的设计 |
6.3.3 执业特点与专业设计——专业建筑设计师设计 |
6.4 中国近代工业建筑设计发展与专业化过程特征 |
6.4.1 中国近代工业建筑设计特点 |
6.4.2 近代工业发展放缓期建筑设计专业化加速 |
6.5 本章小结 |
第7章 结论 |
7.1 研究主要成果及结论 |
7.1.1 中国近代城市工业发展分期方案 |
7.1.2 中国近代工业发展中工业建筑营建过程关键性技术问题探讨 |
7.1.3 技术的适应性及技术选择 |
7.1.4 营建技术观念及文化抗争 |
7.1.5 技术真实性及其重要意义 |
7.2 研究创新 |
7.2.1 系统梳理中国近代工业建筑建造技术史 |
7.2.2 分类研究建筑材料及其生产流程和技术应用 |
7.2.3 尝试对技术实现保障的制度和建筑师的研究 |
7.3 未竟之处 |
7.3.1 和海外的技术关联性需要进一步深入探索 |
7.3.2 和遗产物证的相关性需要进一步延伸拓展 |
7.3.3 研究营建技术发展尚未深入结构力学分析 |
参考文献 |
附录A:随文附表 |
附录B:随文附图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致谢 |
(2)上海生生牧场发展变迁研究(1929-1949)(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目的及意义 |
1.1.1 研究目的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依据 |
1.2.1 理论依据 |
1.2.2 现实依据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1.3.1 近代奶业史的研究 |
1.3.2 近代农业企业史的研究 |
1.4 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
1.4.1 研究思路 |
1.4.2 研究方法 |
1.5 研究的创新点 |
第二章 生生牧场的创办与生产经营的展开(1929-1933年) |
2.1 沈九成创办生生牧场的背景 |
2.1.1 沈九成创办生生牧场的个人际遇 |
2.1.2 沈九成创办生生牧场的政策背景 |
2.1.3 沈九成创办生生牧场的行业时机 |
2.2 生生牧场的创办 |
2.2.1 奶牛的采购及其生产管理 |
2.2.2 土地的租赁 |
2.2.3 员工的招聘 |
2.2.4 生产设备的买入 |
2.3 沈鹏程时期生生牧场生产经营的展开 |
2.3.1 文化濡化:形塑消费者饮食习惯的企业经营方法 |
2.3.2 横向拓展:以奶妈为竞争者定位的企业经营策略 |
2.3.3 纵向连合:与三友实业社合作的企业经营模式 |
第三章 生生牧场的迅速发展与销售规模的扩大(1933-1940年) |
3.1 沈九成接掌生生牧场的经过 |
3.1.1 三友实业社劳资纠纷案与沈九成出走三友实业社 |
3.1.2 沈九成接掌生生牧场 |
3.2 从单一鲜奶到全面化战略:生生牧场产品结构的调整 |
3.2.1 牛奶 |
3.2.2 冰淇淋 |
3.2.3 奶油 |
3.2.4 其他乳制品 |
3.3 生生牧场的销售模式 |
3.3.1 订户模式 |
3.3.2 专卖店模式 |
3.3.3 杂货店模式 |
3.3.4 交易会模式 |
3.4 生生牧场的销售策略 |
3.4.1 药品、食品、饮品:产品的物质功能定位 |
3.4.2 “国货”:产品的政治功能定位 |
3.4.3 营养与健康:产品的社会功能定位 |
3.4.4 早餐与现代性:产品的生活方式功能定位 |
3.5 生生牧场迅速发展的原因 |
3.5.1 沈九成与穆藕初交往考证 |
3.5.2 沈九成的经营经验与企业家才能的展现 |
第四章 生生牧场销售战略的调整与等级结构的嵌入(1940-1946年) |
4.1 沈九成被绑案与沈万灵接手生生牧场 |
4.2 生生牧场生产等级的提升 |
4.2.1 上海市乳业等级制度的建立 |
4.2.2 生生牧场的质量控制与等级提升 |
4.3 生生牧场消费等级的嵌入 |
4.3.1 近代上海的社会分层与牛奶的品牌选择 |
4.3.2 生生牧场消费人群的社会结构 |
4.3.3 日伪时期生生牧场销售对象的上移 |
第五章 生生牧场的衰退与政治权力的介入(1946-1949年) |
5.1 中国国民党接收生生牧场的经过 |
5.2 中央信托局与生生牧场的衰退 |
5.2.1 中央信托局接收生生牧场与国民党的派系斗争 |
5.2.2 中央信托局管理上海生生牧场时期的衰退 |
第六章 结论 |
附录 :沈九成父子年谱初编 |
参考文献 |
个人简介 |
(3)民国上海雕塑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目的和意义 |
三、研究内容与概念界定 |
四、研究方法 |
五、前期相关文献 |
六、创新点 |
第一章 上海雕塑家的出现背景 |
1.1 上海都市背景 |
1.1.1 大上海的商业背景 |
1.1.2 作为文化和艺术中心的上海 |
1.1.3 上海的都市建设与公共雕塑 |
1.2 “西学东渐”与早期雕塑的开展 |
1.2.1 传教活动及对于早期雕塑的影响 |
1.2.2 救亡图存与留学运动 |
1.3 上海雕塑家的国外求学背景 |
1.3.1 在法国巴黎美术学院的求学 |
1.3.2 法国自由画室的雕塑学习 |
1.3.3 张充仁在比利的雕塑学习 |
1.3.4 日本雕塑背景及留日雕塑家的学习 |
第二章 现实境遇——雕塑家在上海的活动 |
2.1 商业活动 |
2.1.1 艰难生存与谋求业务 |
2.1.2 商业经营 |
2.2 人际活动 |
2.2.1 江小鹣的朋友圈 |
2.2.2 其他雕塑家的人际交往 |
2.3 展览活动 |
2.3.1 雕塑展览的开创(1925-1929 年) |
2.3.2 雕塑展览的发展(1930-1936 年) |
2.3.3 雕塑展览的衰落(1937 以后) |
2.4 教学活动 |
2.4.1 在美术学校的雕塑教学 |
2.4.2 在社团和画室的雕塑教学 |
第三章 上海雕塑家的个人创作与自我追求 |
3.1 李金发雕塑中的“诗歌意象” |
3.2 江小鹣“通变中西”的多种艺术实践 |
3.2.1 江小鹣作品的现代艺术形态 |
3.2.2 传统文化对于江小鹣艺术的影响 |
3.2.3 江小鹣雕塑的“西体中魂” |
3.3 滕白也艺术中的“东方表现主义” |
3.4 岳仑、张澄江雕塑的折衷风格 |
3.5 张充仁雕塑的“罗丹风格” |
3.6 其他雕塑家关于“民族风格”的探索 |
3.6.1 张辰伯 |
3.6.2 万籁鸣 |
3.6.3 严德晖 |
3.6.4 滑田友 |
3.7 女性雕塑家的自我关照 |
第四章 塑造时代形象 |
4.1 “国父”形象的塑造 |
4.1.1 民国早期公共空间的孙中山像 |
4.1.2 上海市府总理铜像及影响 |
4.1.3 南京新街口总理铜像 |
4.2 革命英烈的塑造 |
4.2.1 骑马像 |
4.2.2 立像 |
4.3 抗战形象的塑造 |
4.4 民众肖像的塑造 |
第五章 民国上海雕塑家的价值 |
5.1 社会价值 |
5.1.1 促进美育的传播,凸显社会责任 |
5.1.2 作品中的人文主义思想 |
5.2 历史价值 |
5.2.1 雕塑事业的拓荒者 |
5.2.2 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 |
5.2.3 公共雕塑提升了城市的精神内涵和时代内涵 |
5.2.4 上海雕塑家的艺术活动丰富了“海派”文化的内涵 |
5.3 当代启示 |
5.3.1 雕塑创作要有人文关怀 |
5.3.2 雕塑创作要体现民族个性 |
5.3.3 雕塑创作要反映时代精神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
一、民国上海雕塑家活动年表 |
二、民国时期三次教育部全国美术展览会参展作品名录 |
三、民国上海雕塑家着述、译介文献名录 |
作者在攻读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专着、科研成果 |
致谢 |
(4)上海美专的西洋画教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本课题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二、相关概念的界定 |
三、前期相关研究综述 |
四、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
第一章 上海美专西洋画教学的历史分野 |
第一节 筚路蓝缕——上海美专西洋画教学的“探索阶段” |
第二节 初露峥嵘——上海美专西洋画教学的“酝酿阶段” |
第三节 艺术策源——上海美专西洋画教学的“成熟阶段” |
第二章 上海美专西洋画教学的课程体系 |
第一节 写生教学地位的确立 |
第二节 特色课程在美专西洋画教学中的历史作用 |
第三节 美专西洋画课程体系的结构和内涵分析 |
第三章 上海美专西洋画教学的教师团队 |
第一节 核心人物对于教学理念形成的引领地位 |
第二节 中坚力量的构成和教学核心作用 |
第三节 从教师团队结构的变化看教学理念的成熟 |
第四章 上海美专西洋画教学的学术研究 |
第一节 技法理论方面的研究 |
第二节 艺术创作观念方面的研究 |
第三节 学术研究对实践教学的反哺作用 |
第五章 上海美专西洋画教学的分析与反思 |
第一节 对成才率和创造力之形成的分析 |
第二节 对上海美专西洋画教学的反思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上海美专西洋画教学相关人名录 |
附录二:上海美专西洋画教学年表 |
附录三:上海美专西洋画教学名师统计表 |
附录四:上海美专西洋画优秀学生统计表 |
附录五:上海美专西洋画教学方面的重要学术活动 |
附录六:上海美专师生入选教育部第一届全国美术展览会西洋画作品统计 |
附录七:朱瑚教授口述历史(根据录音整理)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参与的项目 |
致谢 |
(5)日本国立博物馆的中国艺术资源运营研究 ——以京都国立博物馆藏中国近代绘画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提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章 日本国立博物馆的中国艺术资源收藏背景和现状 |
第一节 明治维新后日本国立博物馆的历史沿革 |
第二节 中国艺术资源在日本国立博物馆收藏史中的位置及影响 |
第三节 京都国立博物馆藏中国艺术资源现状分析 |
第二章 京都国立博物馆藏中国近代绘画来源及特点 |
第一节 博物馆与收藏家的战略联盟 |
第二节 须磨弥吉郎的中国近代绘画收藏 |
第三节 馆藏中国近代绘画的整体性与多样性 |
第三章 京都国立博物馆对中国近代绘画的保存与修复 |
第一节 半公开式的藏品分类保存 |
第二节 自建团队与外部专家的合作修复 |
第三节 博物馆文化财保护基金的运营 |
第四章 京都国立博物馆对中国近代绘画的研究和推广 |
第一节 专门研究人才的培养——西上实与吴孟晋 |
第二节 作为知识生产的展览、出版与教育活动 |
第三节 相关作品鉴定、论坛与国际研讨会的开展 |
第五章 日本国立博物馆中国艺术资源运营的制度研究 |
第一节 大型特别展览会的普及和完善 |
第二节 以市场为导向的博物馆法人化改革 |
第三节 多重法律体系的保驾护航 |
第四节 “文化艺术立国”政策的强力助推 |
第六章 日本国立博物馆中国艺术资源运营的国际比较 |
第一节 非政府部门公共机构——英国大英博物馆 |
第二节 资本化运作的非营利机构——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
第三节 政府直接管辖的公益机构——法国吉美博物馆 |
第四节 日本与欧美国家博物馆的运营比较 |
第七章 日本国立博物馆中国艺术资源运营的价值启示 |
第一节 从“文化行政管理”到“文化资本运营” |
第二节 国家博物馆外向型发展的未来趋势 |
第三节 外来艺术资源本土化运营的战略价值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1: 日本国立博物馆藏重要中国艺术品公开目录 |
附录2: 京都国立博物馆藏中国近代绘画官网公开目录 |
附录3: 须磨弥吉郎中国近代绘画收藏笔记部分藏品目录及简介 |
附录4: 京都国立博物馆学艺员西上实与吴孟晋先生访谈稿 |
附录5: 日本的博物馆法 |
附录6: 海外艺术品公开促进法等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参与的项目 |
致谢 |
(6)20世纪前期上海老西门地区西洋画活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提要 |
Summary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及价值意义 |
二、相关理论及概念界定 |
三、前期相关研究 |
四、主要内容及观点 |
五、研究方法及创新 |
第一章 老西门与上海近代西画运动 |
第一节 上海老西门近代映像 |
第二节 艺术家群体的集居效应 |
第三节 西画活动竞相开展 |
第二章 多元化的西画教育活动 |
第一节 从蔡谦吉看西画写生法教学 |
第二节 兼教育与研究的西画社团 |
第三节 艺苑:从画室到研究所 |
第三章 现代艺术群体的结社与交游 |
第一节 以业缘为纽带的社团交往 |
第二节 几个社交场所与方式 |
第三节 陈澄波艺苑交游关系链 |
第四章 美育大众:美术展览与传播 |
第一节 天马会:推出新式展览会 |
第二节 艺苑展览会与展览专号 |
第三节 马头牌与老鹰牌之争 |
第五章 碎片与集成:城市发展中的美术资源问题 |
第一节 老西门:美术资源的汇聚地 |
第二节 相关美术资源的保护与转化 |
第三节 美术资源的保护与再生路径 |
结论 |
参考文献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作的项目 |
致谢 |
附录 |
附录一 相关文献选录 |
附录二 《艺苑》作家历略表 |
附录三 老西门地区相关美术机构一览表 |
(7)《泰东日报》中国报人研究(1908-1945)(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凡例 |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
第二节 基本概念 |
一、报人 |
二、日人报纸 |
第三节 学术史回顾 |
一、《泰东日报》报史与报人研究 |
二、近现代东北国人“国家认同”研究 |
第四节 分期与史料 |
一、历史分期 |
二、所用史料 |
第一章 关东州:日人在华办报的区域样本 |
第一节 日文报纸出现及相互竞争 |
第二节 英文报纸创办与经济类报纸兴起 |
第三节 日人对关东州中文报业的垄断 |
第四节 日本战败与日人报业退场 |
第二章 《泰东日报》及其报人群体概述 |
第一节 《泰东日报》概述 |
第二节 《泰东日报》报人群体概述 |
一、日本报人群体 |
二、中国报人群体 |
第三章 1908-1925:金子雪斋时代中国报人的独立精神与爱国立场 |
第一节 初代社长金子雪斋对中国报人独立言论空间的奠定 |
一、金子雪斋其人 |
二、经营《泰东日报》的风格与特征 |
三、予以中国报人独立言论空间的思想根源 |
第二节 创刊初期《泰东日报》中国人员考述 |
第三节 傅立鱼入社与《泰东日报》“华人风骨”的形成 |
一、关于主持笔政时间的考证与辩误 |
二、报章言论与中日“亲善”观 |
三、主持笔政期间的政治与社会活动 |
四、在报纸“华人风骨”形成中的作用 |
第四节 私谊网络与公共交往:中国报人的聚合及组织化 |
一、私谊网络 |
二、公共交往 |
第五节 中国即“吾国”:中国报人与《泰东日报》国家认同 |
一、“中国认同”之表征 |
二、“中国认同”之成因 |
第六节 对爱国运动的同情与声援:以五卅报道为例 |
一、呈现沪案的论调、样态与策略 |
二、无法回避的“正凶”——日本 |
三、对东北爱国群众运动的声援 |
第四章 1925-1931:转折期中国报人生存环境恶化与国共两党报人活动 |
第一节 金子雪斋离世后中国报人生存境况 |
第二节 关东州本土第一代职业报人退场:以毕乾一为中心 |
一、毕乾一报人生涯概述 |
二、入社初期的“游戏文字” |
三、报章言论与文学作品中的“省籍”意识 |
第三节 中共满洲省委建立前后地下党报人的活动与影响 |
一、中共满洲省委大连特支建立前非采编人员的党团活动 |
二、创建中共满洲省委大连特支的核心力量 |
三、编辑局长陈涛及其所网罗的中共报人 |
四、对中国共产党的报道与呈现 |
五、“普罗文学”的有益尝试 |
第四节 国民党报人在《泰东日报》的活动 |
第五章 1931-1937:中国报人对日立场“转变”与新闻业务领域拓展 |
第一节 中国报人群体结构的历史转型 |
第二节 殖民话语转向:以伪满洲国“建国”报道为例 |
一、“他者叙事”与“殖民话语” |
二、他者叙事的权力逻辑 |
三、呈现“他者”的方式选择 |
四、难以调和的叙述冲突 |
五、失真的“他者”形象 |
第三节 到“宗主国”去:中国报人的日本之行及游记 |
一、中国报人访日活动概述 |
二、吕仪文、李永蕃及毕殿元的访日之行 |
三、访日行记中的多重隐喻 |
第四节 以社会新闻为特色的本埠新闻采编活动 |
一、中国报人本埠社会新闻采编活动概述 |
二、“大连摩登”:中国报人记录下的殖民都会图景 |
三、从社会新闻采编管窥中国报人职业素养 |
第五节 在副刊繁盛期:毕殿元与他主编的五种副刊 |
一、从《儿童》入社 |
二、彰显“健康美”的《体育双周》 |
三、《文艺》及其衍生的《文艺周刊》与《群星》 |
第六章 1937-1945:战时体制下中国报人的灰暗时代 |
第一节 战时体制下中国报人的生存境遇 |
第二节 置身于殖民统治下的公共言论表达 |
一、为“宗主国”殖民侵略制造“正义”舆论 |
二、战争动员与实用主义“节义观”生产 |
三、日本国内战争狂热的体验与传播 |
四、质疑殖民当局施政并为华人利益发声 |
第三节 殖民霸权与战争阴影下的文人心态 |
一、对殖民“宗主国”的畏羡与顺应 |
二、“东亚共荣”的欲念与幻想 |
三、“政治自我”与“政治他者”矛盾背后的自我贬抑 |
四、傀儡、边缘人与旁观者 |
第四节 日治末期中国报人的国家认同 |
第五节 报人身份的文学表达:以赵恂九小说创作为中心 |
一、作为报人的赵恂九 |
二、报人工作之余的小说创作活动 |
三、文学书写中的报人印痕与被殖民者精神印记 |
第七章 日本战败后中国报人的抉择与命运 |
第一节 重归祖国:“8·15”至停刊期间中国报人活动情况 |
一、按苏军指示接管《泰东日报》 |
二、参与维持大连地方秩序 |
三、在国共两党之间抉择 |
第二节 《泰东日报》停刊后中国报人的彷徨与隐迹 |
一、参与创办大连市政府与市委机关报 |
二、1946 年后部分报人的“逃离”与隐迹 |
结论 |
附录:《泰东日报》中国社员统计表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后记 |
(8)中、印(尼)关系中的印尼中华商会(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的绿起和意义 |
(一) 选题缘起 |
(二) 选题意义 |
二、研究现状 |
(一) 海外华侨华人研究 |
(二) 中国商会研究。 |
(三) 海外中华商会研究 |
(四) 研究状况的结论 |
三、研究方法及思路 |
(一) 研究方法 |
(二) 研究思路 |
四、研究内容与框架 |
第一章 二战结束前的中、印(尼)关系与印尼中华商会 |
第一节 中国、印尼两地的内、外政治环境(1900-1945) |
一、中国的内政、外交 |
二、荷兰及其印尼殖民政府的政治环境 |
第二节 二战结束前的中、印(荷政府)关系(1900-1945) |
一、中国的印尼政策 |
二、印荷政府对华人政策的改变 |
三、中国、印荷政府在印华事务上的角力 |
四、中国、印荷政府关系的改善 |
五、印尼华侨社会状况 |
第三节 印尼中华商会的孕育与诞生 |
一、印尼中华商会的孕育 |
二、印尼中华商会的成立 |
第四节 中国、印荷政府合作下的印尼中华商会 |
一、南京国民政府加强对印尼中华商会的管理 |
二、荷属东印度中华商会联合会的成立 |
第五节 印尼中华商会二战前的发展及其功能作用 |
一、中国政府在印尼的华侨事务机构 |
二、印尼华侨的“市民社会”管治核心 |
三、印荷政府的辅助管治工具 |
四、华侨”认同中国”的重要推动者 |
第六节 印尼中华商会的抗日运动与在日治时期所受的迫害 |
第七节 对抗的中、印(荷政府)关系中的印尼中华商会 |
第二章 二战结束後中、印(尼)关系及复办的印尼中华商会 |
第一节 中国、印尼的内、外政治环境(1945-1965) |
一、中国的国内政治环境 |
二、中国的外在政治环境 |
三、印尼的独立战争和“指导民主”时代 |
四、印尼的外在环境 |
第二节 二战结束後的中、印(尼)关系(1945至1965) |
一、南京国民政府的印尼外交与侨务管理 |
二、新中国的印尼外交与侨务管理(1949-1965) |
三、印尼开国政府的对华政策 |
四、印尼华侨社会的急剧变化 |
第三节、二战结束後复办的印尼中华商会 |
一、取代印尼中华会馆的印尼中华总会 |
二、复办的印尼中华商会与新办的中华总会的关系 |
三、印尼中华商会联合会的成立宗旨、组织、活动、人事布局 |
四、印尼中华商会联合会的关键人物分析 |
第四节、印尼各地区中华商会重光後的复办 |
第五节、印尼中华商会的衰落与分裂 |
一、印尼中华商会的衰落 |
二、印尼中华商会的分裂 |
第六节、印尼中华商会被查封与历史中断 |
一、印尼中华商会被查封 |
二、印尼中华商会的历史中断 |
第七节、复杂多变的中、印关系中的的印尼中华商会 |
一、南京国民政府的角度 |
二、印尼华侨社会的角度 |
三、印尼政府、印荷政府、印尼民众的角度 |
四、新中国政府的角度 |
五、印尼中华商会在中、印关系的整体作用 |
第三章 世纪之交的中、印关系与印尼中华商会再次复办 |
第一节 中国、印尼的内、外政治环境(1992-2004) |
一、中国的国内政治环境 |
二、中国的外在政治环境 |
三、印尼的国内政治环境 |
四、印尼的国外政治环境 |
第二节 世纪之交的中、印(尼)关系(1992-2004) |
一、中国的印尼外交 |
二、印尼的中国外交及华人政策 |
三、印尼华人社会的正向转变 |
第三节 印尼中华商会第二次复办的土壤和经过 |
一、印尼中华商会第二次复办的政治土壤 |
二、印尼中华商会第二次复办的经过 |
第四节、印尼中华总商会的早期活动与初步成绩 |
第五节、印尼中华总商会的重要领导人 |
一、印尼中华总商会首任总主席陈大江 |
二、印尼中华总商会首任执行主席杨克林 |
三、印尼中华总商会首任常务副总主席张锦雄 |
第六节 风雨同舟的中、印关系中的印尼中华商会 |
第四章 21世纪初中、印关系与印尼中华总商会 |
第一节 中国、印尼的内、外在政治政环境(2004-2015) |
一、中国的大国兴起和新的对外经济策略 |
二、印尼的快速经济增长与打造海洋大国经济 |
第二节 21世纪初中、印关系(2004-2015) |
一、战略夥伴关系 |
二、全面战略夥伴关系 |
第三节 世界华人经济的崛起与中、印关系 |
一、世界华人经济的崛起与世界华商大会的成立 |
二、世界华商大会与中国经济发展 |
三、世界华商对印尼经济发展的影响 |
第四节 印尼中华总商会的革新扩展 |
一、印尼中华总商会的变革更新 |
二、领导印尼中华总商会改革的重要人物 |
第五节 印尼中华总商会与世界华商大会的接轨 |
第六节 印尼中华总商会的政、商、社关系 |
一、印尼中华总商会的活动分析 |
二、印尼中华总商会与其他华人社团的关系 |
第七节 战略性伙伴的中、印关系中的印尼中华总商会 |
一、21世纪初中、印经贸成绩 |
二、“一带一路”遇上“海洋大国经济建设” |
三、世界华商大会扩展对中、印关系的帮助 |
四、印尼中华总商会在中、印战略性伙伴关系的作用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目录 |
附录 |
论文後记 |
(9)戛纳电影节的历史演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绪论:电影节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
第一节 选题缘起 |
一、戛纳电影节的地位与影响 |
二、戛纳电影节的研究价值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一、五个研究方向 |
二、三种研究立场 |
第三节 研究对象与理论预设 |
一、戛纳的历史与文化战略 |
二、戛纳电影节是文化生产机制 |
第四节 研究思路 |
一、生产自身 |
二、生产经典作品 |
三、生产名人与明星 |
四、生产艺术等级 |
第一章 戛纳电影节的缘起与形塑(一九三九—一九五八) |
第一节 戛纳的缘起与自我塑造 |
一、戛纳的缘起:与威尼斯对抗 |
二、戛纳的初创与形成:组织、评选与仪式 |
三、冷战中的电影、外交与政治 |
第二节 边缘类型片的舞台 |
一、《第三人》 |
二、《花都艳舞》与《四海一家》 |
三、《恐惧的代价》 |
第三节 名人与明星的传奇场域 |
一、孤傲艺术家:让·谷克多 |
二、失落的明珠:大卫·里恩 |
三、新现实主义领袖:德·西卡 |
四、印度电影灵魂:萨蒂亚吉特·雷伊 |
五、明星神话:褒曼与格蕾丝·凯丽 |
第四节 现代主义的转折 |
一、黑色电影的加冕 |
二、现代主义美学的发端 |
第二章 电影史的现场(一九五九—一九六八) |
第一节 见证电影史的现场 |
一、参赛片与市场的扩大 |
二、狂欢派对与评委升级 |
三、第三世界的大门 |
四、组委会制的确立 |
五、商业宣传的阵地 |
第二节 新浪潮的兴起 |
一、从《广岛之恋》到《四百击》 |
二、瓦尔达与德米 |
三、回归本真的《男欢女爱》 |
第三节“五月风暴”的电影史现场 |
第四节 现代电影的舞台 |
一、现代生活观念的兴起 |
二、现代美学风格的彰显 |
第五节 作者论视野下的风格家 |
一、类型改良家奥托·普雷明格 |
二、风格大师小林正树 |
三、《饥饿》与《洞》 |
第三章 议题政治的年代(一九六九—一九八一) |
第一节 多板块化与再政治化 |
一、“导演双周”与多元板块的形成 |
二、一九七二年的转折 |
三、弗朗索瓦·萨冈事件 |
第二节 新好莱坞的推手 |
一、戛纳的宠儿科波拉 |
二、罗伯特·奥特曼的《陆军野战医院》 |
三、沙茨伯格的《稻草人》 |
第三节 政治介入主义 |
一、黑名单上的人 |
二、政治争议导演:科斯塔·加夫拉斯 |
三、阿尔及利亚独立运动与戛纳 |
第四节 宗教批判与天主教奖 |
一、戛纳的宗教问题 |
二、《如果》对教会寄宿学校的批判 |
三、天主教人道精神奖 |
第五节 性禁忌的边界 |
第四章 文化例外的博弈(一九八二—一九九一) |
第一节“文化例外”与戛纳 |
一、电影节升级 |
二、周年纪念奖和一种关注单元 |
三、从戴安娜王妃到麦当娜 |
四、美法的文化博弈 |
五、冷战的结束与戛纳 |
第二节 流亡者的圣地 |
一、塔可夫斯基与戛纳 |
二、基耶斯洛夫斯基的追问 |
第三节 平均主义的噩梦 |
一、一片多奖 |
二、双黄蛋 |
三、双金棕榈 |
第四节 法国电影的舞台 |
一、新浪潮在继续 |
第五章 东方电影的崛起(一九九二—二〇〇一) |
第一节 推陈出新的全球化电影舞台 |
一、金棕榈中的金棕榈 |
二、新旧更替与全球视野 |
三、争议中的法国新电影 |
第二节 华语电影的崛起 |
一、华语电影与戛纳电影节的早期交往 |
二、“第五代”的登场 |
三、侯孝贤与李安:两种命运 |
四、杨德昌的《一一》 |
五、《鬼子来了》一鸣惊人 |
第三节 美国独立电影的博兴 |
一、“天才”索德伯格与《性、谎言、录像带》 |
二、“鬼才”塔伦蒂诺与《低俗小说》 |
三、“怪才”特里·吉列姆与《恐惧拉斯维加斯》 |
第四节 戛纳的性别政治 |
一、简·坎皮恩与女导演加冕 |
二、阿莫多瓦的女性形象 |
第五节 后冷战时期的加冕 |
一、乌托邦绘图员:埃米尔·库斯图里卡 |
二、希腊历史的沉思者安哲罗普洛斯 |
第六节 阿巴斯与伊朗电影的发现 |
结论 欧洲电影节体系的作用 |
附录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在学期间发表的论文 |
(10)大湄公河次区域安全机制构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论文选题缘起 |
二、选题意义 |
(一)理论意义 |
(二)现实意义 |
三、文献综述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三、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
(一)研究理论 |
(二)研究方法 |
四、研究思路与框架 |
第一章 国际安全机制的形成与发展 |
一、“欧洲协调”的形成与发展 |
(一)“欧洲协调”的形成背景 |
(二)“欧洲协调”的形成 |
(三)大国对“欧洲协调”的基本认同 |
(四)“欧洲协调”遭遇的挑战及其解体 |
二、国际联盟的成立与发展 |
(一)国际联盟成立的背景 |
(二)国际联盟的发展 |
(三)国际联盟安全机制解体的原因 |
三、联合国安全机制的成立与发展 |
(一)联合国的建立 |
(二)联合国的作用和缺陷 |
四、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建立与发展 |
(一)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建立 |
(二)冷战时期北约军事战略的调整 |
(三)北约在后冷战时期的转型 |
五、华沙条约组织的建立与发展 |
(一)华沙条约组织的成立 |
(二)华沙条约组织的发展 |
(三)华沙条约组织的解体 |
六、“欧洲安全合作会议”安全机制的成立与发展 |
(一)欧安会安全机制的形成及特征 |
(二)欧安会安全机制的作用 |
七、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与发展 |
(一)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 |
(二)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 |
第二章 大湄公河次区域安全形势的历史与现状 |
一、西方列强的殖民地 |
(一)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侵略和反侵略斗争 |
(二)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侵略和反侵略斗争 |
二、二战时期远东重要战场 |
(一)二战时期日本南进政策的形成 |
(二)日本对缅甸的入侵 |
(三)中美英盟军反攻缅甸 |
三、冷战时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夺的重要地区 |
(一)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 |
(二)越南战争 |
四、冷战结束后次区域安全问题凸显 |
(一)泰国南部地区分离主义运动 |
(二)毒品犯罪问题 |
(三)武器走私问题 |
(四)非法移民问题 |
(五)湄公河航运安全问题 |
(六)经济安全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 |
第三章 大湄公河次区域安全机制的构成与构建的必要性 |
一、大湄公河次区域安全机制的构成 |
(一)各国领导人和部门首长会晤机制 |
(二)安全信息和决策交流机制 |
(三)维和机制 |
(四)警务合作机制 |
(五)裁军与军控机制 |
(六)联合演习机制 |
二、大湄公河次区域安全机制构建的必要性 |
(一)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间的领土争端问题长期无法解决 |
(二)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面临非传统安全的威胁加剧 |
(三)大湄公河次区域既有的国际机制无力解决安全问题 |
第四章 大湄公河次区域安全机制构建的制约因素 |
一、大湄公河次区域各国间政治互信不足 |
(一)越南与柬埔寨 |
(二)泰国与越南 |
(三)老挝与泰国 |
(四)中国与越南 |
二、大湄公河次区域各国经济落后,财政困难 |
(一)柬埔寨 |
(二)缅甸 |
(三)老挝 |
(四)泰国 |
(五)越南 |
(六)中国云南省 |
三、域外大国的影响 |
(一)美国 |
(二)日本 |
(三)俄罗斯 |
(四)欧盟 |
(五)澳大利亚 |
(六)印度 |
第五章 大湄公河次区域安全机制的构建路径 |
一、明确大湄公河次区域安全机制构建的原则 |
(一)倡导“以合作求安全”的理念 |
(二)逐步稳妥的推进安全机制构建 |
(三)秉持“积极推动”的政策取向 |
二、加强次区域国家互信,强化安全合作 |
(一)构建次区域国家互信机制的可行性 |
(二)构建次区域互信机制的前提 |
(三)构建次区域互信机制的方法 |
(四)构建次区域互信机制的阶段目标 |
三、深化经贸合作,发展经济,加大安全投入 |
(一)进一步加强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走廊建设的力度 |
(二)拓宽融资渠道,为新阶段经济合作提供拥更强有力的资金支持 |
(三)继续深化次区域环境安全合作 |
(四)重点经营中国与老挝的关系,借此加强与次区域其它国家的合作 |
四、开展次区域功能性合作情报共享 |
(一)推进湄公河流域安全执法合作 |
(二)探索展开次区域金融合作 |
(三)深化次区域产能合作 |
(四)加强民间交流,为次区域安全机制建设提供建设性思路 |
结论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四、每年一度亚洲工业界必出席的盛会2001亚洲工业博览会二OO一年八月二十九至九月一日将于香港会议展览中心隆重举行(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近代工业建筑营建过程关键性技术问题研究(1840-1949)[D]. 赖世贤. 天津大学, 2020
- [2]上海生生牧场发展变迁研究(1929-1949)[D]. 刘君.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20(02)
- [3]民国上海雕塑家研究[D]. 卫恒先. 上海大学, 2019(02)
- [4]上海美专的西洋画教学研究[D]. 周朝晖. 上海大学, 2019(02)
- [5]日本国立博物馆的中国艺术资源运营研究 ——以京都国立博物馆藏中国近代绘画为中心[D]. 陈雅婧. 上海大学, 2018(03)
- [6]20世纪前期上海老西门地区西洋画活动研究[D]. 林卓. 上海大学, 2018(03)
- [7]《泰东日报》中国报人研究(1908-1945)[D]. 梁德学. 吉林大学, 2017(07)
- [8]中、印(尼)关系中的印尼中华商会[D]. 陈永华(Chan Wing Wah). 华中师范大学, 2017(12)
- [9]戛纳电影节的历史演进研究[D]. 肖熹. 东北师范大学, 2017(08)
- [10]大湄公河次区域安全机制构建研究[D]. 许正. 苏州大学, 201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