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德国失业状况难以好转（论文文献综述）
柳直[1]（2020）在《中共旅大经济重建研究（1945-1950）》文中指出解放战争时期是中共工作重心由农村走向城市的重要转折期。多年的农村斗争环境使中共的城市经济管理经验近乎空白,因此,中共初入城市,如何做好城市经济建设工作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关于中共城市经济建设的研究,建国后的很丰富,解放战争时期的较少,且散见于城市接管研究中的经济管理部分。既无法展现历史的复杂面向,更看不到中共在初次接触城市经济时由稚嫩到成熟的成长过程。旅大作为中共最早接触的工业大城市,是中共进行经济管理的学习场所与试验场,为研究中共早期城市经济建设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因而,本文以中共旅大经济重建为研究对象,运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厘清其经过、述析其得失、总结其经验,借以探究中共最初是如何探索与学习,掌握管理城市经济的能力。旅大作为中共领导下的特殊解放区,既负有改善当地民众生活的责任,还担负着支援前线战争的任务,这一切都离不开旅大生产的发展。然而,中共的经济重建面临着三个挑战。一是中共接手的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乱摊子”。二是中共干部长期在农村工作,对管理工业城市非常陌生,缺乏经验。三是旅大正处于苏军军事管制之下,如何与苏军和睦相处,取得苏军的信任,以便顺利开展工作,是旅大中共需要面对的崭新的问题。旅大中共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克服困难,因地制宜地着手旅大经济重建工作。解决民众基本生活问题,安定民生是经济建设的第一步,也是一切经济工作的前提。解放之初,社会经济处于停顿和混乱状态,严重威胁着民众的生存。其时旅大有三至五万人经常处于失业与半饥饿状态,居住环境更是破败不堪。为此,旅大中共采取整顿粮市、开荒等方式增加粮食;组织无业贫妇和老弱病残等做鞋、织网以解决其生活出路;发动住宅调整运动使贫苦民众迁入新居。民生问题的解决,维护了社会稳定,使初入旅大的中共赢得了民众的信任。开动机器,开展工业生产既是保证本地民众充分就业的重要手段,亦是支援前线的内在需求。旅大中共与苏军充分沟通协商,从其手中陆续接收了一批日本遗留的大型工厂,先后克服了资金、技术、原料、管理等难题,恢复与发展了民用工业,组织与创办了军事工业。几年间,旅大中共大力发展公营工业,奖励与扶持私营工业,在中苏合营企业中虚心学习技术与管理经验。旅大工业生产逐步恢复,既保障了民众基本需求,大批军工产品又有力地支援了战争。旅大因港兴市,依靠外地粮食、原料的输入及加工品的输出得以发展并带动市内商业繁荣。可以说,对外贸易是旅大的生命线。解放之初,旅大对外受国民党封锁,海、陆交通断绝,市内摊贩充斥街头,奸商横行,市场秩序混乱。为此,旅大中共积极发展公营商业,保护与扶助正当私商,有计划地组织消费合作社以调剂市场,保障民众的基本生活。同时,加强贸易管理,有计划地组织粮食与工业原料的进口及成品的推销。旅大商业步入正轨,保障了民生与生产的发展。作为苏军军管区,旅大的货币发行权掌握在苏军手中。由于红军票流通量过多,导致旅大物价不断上涨。为此,苏军决定实施货币“贴帖”,降低货币流通量以稳定币值。但是,效果并不显着,物价仍在缓慢增长。于是,随着东北全境解放,1948年11月中苏双方商定再次实行货币改革,以彻底解决物价与货币发行权问题。“关东币”的发行提高了币值,降低了物价,改善了民众生活。增强了中共的经济力量,为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提供了资金保障。同时也表明苏方对旅大的经济控制逐步松动,中共在经济领域的发言权得到提升。城市与乡村互相依赖,城市的发展离不开乡村的支持。过去,旅大农民饱受殖民统治者与封建地富的双重剥削,亟需中共实行土地改革,改变生产关系。考虑到旅大多市郊农村的现实情况与苏军军管的特殊性,中共将调整土地分为两个阶段。建国前采取逐步削弱地富势力的方针;建国后,实施土地调剂。旅大土改成功消灭了封建土地制度,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同时,为城市提供了充足的粮食、农副产品、工业原料等,并成为工业品的消费市场,促进了旅大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旅大作为中共最早尝试经济建设的大工业城市,对初来乍到的中共来说,是城市新环境。中共面临着管理大工业的挑战,没有现成的经验可用,也找不到模式可以模仿。旅大中共边摸索边学习,经过四年多的建设,成效显着。经济上,农业生产逐年提高,工业恢复到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规模与水平,商业与贸易日渐繁荣,物价稳步下降,失业现象被彻底消灭,民众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经济性质上,基本确立了以公营企业为主导,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而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也使旅大成为新中国生产型城市的典型。中共在旅大的经济重建表明,在中共早期城市经济建设中,干部要转换思想,与时俱进。既要根据当地的情况与特点,采取适当的方式推行中共的经济政策,将发展工业生产作为经济工作重点。又要积极开展方针政策宣传、妥善照顾各阶层利益以获得民众的理解与支持,为经济重建提供保障。
刘思源[2]（2019）在《技术革命推动的劳动关系演化研究》文中提出近年来,信息和智能技术革命对劳动关系的影响越发受到学界关注。作为世界工业体系最完整的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应深入探究技术革命对劳动关系的影响。只有弄清技术革命影响劳动关系的机理,才能在推动科技进步的同时促进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进而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贯彻到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伟大事业之中。根据马克思主义,对事物发展趋势的科学判断必然要建立在对理论、历史和现实的深入研究之上。但是,目前对新技术如何影响劳动关系的研究大多没能将理论逻辑同历史脉络结合起来。在可资借鉴的劳动关系演化理论中,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劳动关系演化理论强调价格机制的作用,忽视劳动关系演化的社会历史因素;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关系演化理论关注制度因素对劳动关系的影响,对科技创新的分析不足;佩蕾丝等演化经济学家提出了分析技术、金融、制度协同演化的“技术-经济范式”（Techno-Economic Paradigms,TEP）理论,虽然技术-经济范式涵盖了部分劳动关系内涵,但技术-经济范式理论并未专门探讨技术革命推动的劳动关系演化问题。鉴于上述不足,本文构建了一种技术革命（工业革命、电气革命和信息革命）推动的劳动关系演化理论框架,进而分析了劳动关系的演化趋势,并探讨了劳动关系的政府规制措施。本文可视为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原理的具体化研究:技术革命即是对生产力的具体化,劳动关系则是对生产关系的具体化。在理论研究层面,本文采用历史研究、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方法对劳动关系进行了长期的结构化研究,并分析了技术革命推动劳动关系演化的动力机制和一般规律。首先,本文借鉴佩蕾丝的“技术-经济范式”理论,提出了“劳动关系范式”（Labor Relations Paradigms,LRP）的概念。劳动关系范式是在较长时期内劳资双方普遍认同并共同遵守的共识性的行为模式,它具有促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的作用。劳动关系范式的内涵包括能够体现劳资双方雇佣关系、分配关系、管理关系的一系列范畴,如就业的稳定性、劳动收入、劳动条件、管理方式、教育和技能培训、社会福利等。每次技术革命都会催生一种劳动关系范式,并推动新、旧劳动关系范式的更迭。随着技术革命的演化,劳动关系范式会经历“探索-巩固-衰退”的生命周期,这会推动劳动关系“紧张-缓和-紧张”的演化过程。本文结合英、美等国的历史资料,归纳了工业革命的劳动关系范式和电气革命的劳动关系范式,并结合信息和智能技术的发展趋势对信息革命的劳动关系范式作出了展望。其次,本文探究了技术革命推动劳动关系（范式）演化的动力机制和一般规律。技术革命主要通过“机器-劳工替代”机制、“劳工-雇主博弈”机制和“国内-国外投资”机制推动劳动关系（范式）的演化。“机器-劳工替代”机制是随着技术条件的改变及其导致的经济环境变化,生产关系以及劳动和机器两种要素的相对价格相应地发生变化,进而造成劳工替代机器或者机器替代劳工,从而影响劳动关系（范式）的机制。“劳工-雇主博弈”机制是随着技术条件的改变及其导致的经济环境变化,劳动者和雇主之间的谈判能力会发生此消彼长的变化,进而造成雇主或工会在集体谈判中相对占据优势、改变劳资双方的利益分配关系,从而影响劳动关系（范式）的机制。“国内-国外投资”机制是跨国公司依据技术条件以及东道国的经济环境灵活调整其产业布局,进而使东道国成为资本净流入国或资本净流出国,从而影响东道国劳动关系（范式）的机制。在技术革命演化的不同阶段,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会影响上述动力机制,进而推动劳动关系范式“探索-巩固-衰退”的演化过程和劳动关系“紧张-缓和-紧张”的演化过程。政府要促进劳资和谐、为长期的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创造条件,就要以上述三条机制为抓手制定相关政策。在应用研究层面,本文结合上述理论框架,采用历史研究、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方法,分析了中国技术追赶进程中的劳动关系（范式）演化历程、动力机制及政府规制效果,并结合智能技术对劳动关系（范式）演化机制的影响和挑战,提出了智能时代政府劳动关系调节政策的转型建议。首先,中国劳动关系（范式）的演化带有明显的政府主导特征,这使得中国得以在技术追赶进程中维持相对和谐的劳动关系。其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机器-劳工替代”机制、“劳工-雇主博弈”机制和“国内-国外投资”机制都总体上促进了中国劳动关系（范式）的平稳发展,这得益于中国产业以劳动密集型为主、政府扶持工会发展、国内投资和引进外资的快速增加等。再次,中国政府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协调发展、以财政支出带动就业、扩大公共部门就业、在劳动立法和司法中保护劳工等,这些都促进了中国劳动关系（范式）的平稳发展。最后,智能技术将可能替代更多劳工、加强雇主对生产活动的控制、削弱工会力量、促进全球产业转移等,给劳动关系（范式）的转型升级带来挑战。政府应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支持工会发展、健全劳动法规、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等,进而规制劳动关系（范式）、促进劳资和谐,为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创造条件。
龙小燕[3]（2019）在《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新时代、新常态和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宏观调控的理论与实践提出了新要求,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作为实现宏观调控目标最重要的两大经济政策,加强协调配合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阐述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基本概念、梳理相关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上,对比了我国宏观调控和西方国家干预、供给学派等理论的区别与联系,提出应统筹兼顾处理好短期与长期、供给与需求、总量与结构、速度与质量四大关系,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框架。两大政策应加强协调配合,以实现宏观调控目标为核心导向,短期应着力熨平经济周期波动,适时适度发挥政府投资的需求管理优势,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长期应着眼优化经济结构,通过供给管理激发市场活力,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实现经济持续优质增长;同时应加强两大政策工具之间的协调配合,提高政策合力。论文回顾了美国自大萧条后、日本和德国自二战后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发展历程,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各国运用两大政策应对金融危机的相关措施;介绍了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历史沿革;总结了各国运用两大政策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调整优化经济结构促进增长、利用国债助力实现两大政策目标的经验做法。论文运用不同的实证模型分析了两大政策在维护经济平稳增长、促进结构优化和加强政策工具协调配合的现状,探析了存在的问题和原因。首先,运用VAR模型分析实际GDP增速、赤字率与广义货币供给量M2的关系。研究证明,货币供给变化通常与GDP增速变化方向正相关;财政赤字率变化通常与GDP增速变化方向负相关。赤字财政政策短期可能会诱导货币供给增加,但长期会因挤出效应有损于经济增长;货币供给对赤字影响较小,但在增加产出的同时可能会造成通货膨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类型的组合形式取决于具体的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目标的综合权衡。分析认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两大政策效力都有期限约束;政府投资波动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大;宏观政策执行需把握好力度,尤其是应充分考虑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在政策传导中发挥的巨大作用。第二,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就两大政策对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分别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两大政策各自对各地区各次产业结构的影响力均不一样,在各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中难以发挥合力。分析认为,单靠任一政策调整结构的作用有限,两大政策缺乏全面系统的协调配合机制,缺乏两大政策实施的配合端口,且各地情况和执行方式差异较大,效果不一。第三,从央行资产负债表角度分析,认为利用国债丰富外汇投资未能解决外汇波动带来的基础货币供给调节难题。运用VECM模型就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流通中的现金（M0）、狭义货币供应量（M1）和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影响分别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的冲击总体有限:国库现金对M0变动影响的最大贡献率为35%,对M1变动的最大贡献率为10%,对M2变动的最大贡献率仅为6%。分析认为,我国央行持有国债占央行总资产的比重低、流动性弱,国债市场尚不完善,国债期限结构与发行管理难以满足央行公开市场操作需求等因素制约了国债各项功能的发挥。同时,国库现金预测的科学性、中央国库资金转化为商业银行定期存款的管理有待提高。在经济进入新常态、着力从供给侧推进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结合我国面临的国内外新形势,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宏观调控总体战略基调、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基本机制及相关政策建议。两大政策短期应注重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发挥需求管理的优势,应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适当发挥政府投融资的优势,从需求侧维护总量基本稳定;利用国债优势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长期应注重促进结构调整实现经济优质增长,发挥供给管理的优势,支持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增长动能转换,加大端口扶持力度推动相关市场经济主体改革和发展。在积极稳妥扩展赤字和债务规模、优化国债管理的同时,应利用国债打破外汇占款与人民币发行的直接联系,增加利用国债、国库现金调控货币供应量的主动权,完善人民币发行机制,促进国债和人民币国际化。
王佳[4]（2019）在《当代俄罗斯人口危机问题研究》文中提出当代俄罗斯人口危机自20世纪90年代初爆发以来,影响一直持续至今。其最突出的特征包括出生率持续偏低、死亡率居高不下和外来移民人口补偿能力显着减弱三个方面。受此影响,俄罗斯人口持续多年出现负增长,全国人口总数逐年下滑。此次人口危机因其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久,影响程度之深,已经成为事关俄罗斯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战略性问题,引起了俄朝野各界的普遍高度关注。当代俄罗斯的人口形势是在全球人口向现代化发展模式转变的大背景下形成的。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以欧美国家为首的世界各国人口纷纷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现代化发展模式转变,传统的多子女大家庭模式逐步被少子女的现代家庭模式取代,居民生育意愿显着下降,人口生育水平降至自然更替水平以下,人口增长趋缓甚至步入负增长阶段。在全球人口转变的背景下,俄罗斯的人口发展也同样面临着向现代人口模式转变的必然趋势。当代俄罗斯人口危机的产生有着多方面的复杂原因,它既受到了俄人口发展历史上形成的年龄结构和性别比例差异等传统人口因素的影响,与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也有着直接的联系。其中,转型时期的激进改革对俄罗斯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冲击则是此次人口危机的助推器,不仅加快了危机爆发的进度,也增强了危机蔓延的速度、广度和深度,并加重了它的灾难性后果。为摆脱日益严峻的人口形势,俄政府出台了包括鼓励居民生育、降低人口死亡率和吸引外来移民在内的一系列应对人口危机的配套措施,旨在扭转持续多年的人口负增长趋势,同时增强外来移民对人口再生产的补偿能力。上述措施的实施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俄罗斯人口总数自2010年起恢复增长。2013年,出生人数超过死亡人数,人口出现了自苏联解体以来的首次自然增长。尽管近年来人口危机的状况有所缓和,但就目前人口形势来看,俄罗斯未来面临的人口问题依旧严峻。居民生育意愿仍然偏低,无法保证维持人口数量稳定所需的出生率水平。随着上世纪90年代人口危机最严峻时期出生的女性逐渐步入生育年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俄育龄女性数量将面临显着减少的局面,人口出生率预计仍将维持在较低水平;人口死亡率水平尽管有所回落,但与大部分欧美国家相比依然处于高位。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人口死亡率难以出现较明显的下降,俄罗斯人口自然负增长的规模很可能将持续扩大。在外来移民对人口自然损失的补偿能力难有实质性提升的背景下,当代俄罗斯面临的人口形势依然严峻,人口增长的前景仍不容乐观。本论文的研究以当代俄罗斯人口问题的严峻形势为切入点,系统分析人口危机形成的主要原因及俄政府应对危机的主要措施,并对其实施成效和不足进行评价。同时,通过比较并借鉴世界同类国家应对人口问题的经验,为俄罗斯摆脱人口危机提出可行建议,并对俄未来人口发展的趋势做出预测。论文由绪论、四章和结语组成。绪论部分主要阐述了论文选题的缘起及研究意义、与论文选题相关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论文的思路结构、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第一章对俄罗斯的人口发展历史进行回顾,论述了旧俄时期和苏维埃时期俄罗斯人口的主要发展阶段;第二章重点分析了当代俄罗斯人口危机的严峻形势,从低出生率、高死亡率和日益减弱的移民人口补偿能力三个方面,着重对人口危机的具体表现进行了论述;第三章从人口结构、社会经济和文化价值观等因素入手,详细探讨了当代俄罗斯人口危机产生的原因；第四章重点分析了俄罗斯政府实施的提高出生率、降低死亡率和增强移民吸引力等应对人口危机的主要措施,并对相关措施的成效和不足进行了评价。结语部分论述了俄罗斯人口的发展前景,并就当代俄罗斯人口危机的解决尝试提供可行性建议。人口危机的解决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难以一蹴而就。一方面,受人口现代化发展进程的影响,单纯依靠人口自身的再生产能力,已经很难维持人口数量的动态平衡。因此,俄罗斯应更加重视外来移民的人口替代效应,充分发挥移民的人口补偿能力,着力构建更加开放包容的移民环境,进一步加大引进外来移民的力度,秉承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加强与周边国家的人口交流,充分利用邻国的人口资源禀赋,实现双方资源的优势互补。在吸引外来国际移民的同时,优化整合国内人口资源配置,推动区域间人口流动同样可作为俄罗斯应对人口问题的可行途径。另一方面,当代俄罗斯人口危机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居民的家庭、婚姻和生育观念在文化多元化和价值观多样性影响下发生了现代化转变。因此,俄政府应从文化和价值观层面入手,健全有利于人口发展的长效机制,更加重视培养居民对待婚姻和家庭的责任感,提高家庭在社会舆论及居民思想观念中的威望,从根本上引导社会环境向有利于家庭和生育的方向转变。总体而言,鉴于俄罗斯未来依旧严峻的人口发展形势,俄政府有必要进一步加大对人口和移民政策的财政投入,为应对人口危机措施的落实提供稳定可靠的资金保障。因此,经济发展才是未来俄罗斯解决人口危机的最根本途径。
梁宏中[5]（2018）在《国有企业的经济危机治理作用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基本矛盾。这是生产的社会性与生产资料占有的个人性之间的矛盾,要解决这种矛盾,需要提高产权的社会化程度,也即生产资料占有、使用的社会化程度,突破个体性的限制和束缚,适应社会化生产要求。经济危机的治理方式根据治理效果不同,可划分为根本性治理和周期性治理两类。前者是消灭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建立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所有制基础的新社会经济制度,满足社会化大生产对产权社会化的要求。后者是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局部提高产权社会化程度,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缓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并解决经运行层面出现的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暂时解决经济危机。国有企业作为一种高级的社会化产权形式,能弥补私人产权社会化程度不足产生的各种弊端,因而成为经济危机治理的有效工具。国有企业的经济危机治理作用主要存在两种表现形式,一是在保持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不变的前提下,适度发展国有企业作为政策调控工具;二是作为所有制基础,通过生产资料全面国有化建立新的社会经济制度。两者的实质都是不同程度地提高产权的社会化程度以增强国民经济发展的比例性、协调性。作为政策工具的国有企业能有效降低周期性危机治理的交易成本,但由于其也存在一些低效性问题,需要选择合适的使用时机、领域、方式、时限,提升作用效果。作为新社会所有制基础的国有企业,旨在构建系统性制度安排彻底消除经济危机。苏联“国家大工厂”模式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迄今为止社会主义国家的两种代表性现实探索。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既作为经济制度的所有制基础,也作为宏观经济调控工具发挥经济危机治理作用。如何提高国有企业危机治理的绩效,也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在大数据时代下,从长期趋势而言,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不可能彻底消除,生产社会化的深度发展与产权社会化程度不足之间的矛盾将更加尖锐,所以经济危机依然存在。当然从短期来看,信息化发展有助于资本主义国家强化经济调控,局部暂时缓和这种矛盾。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在世界范围内通过全面国有化构建新的社会经济制度完全消除经济危机的主客观条件仍未成熟;但是,借助大数据技术,国有企业将能更好发挥其经济危机的周期性治理的政策工具功能。
吴文俊[6]（2017）在《上海失业问题及其治理研究（1949-1957）》文中研究表明建国初期,是一个社会全面转轨的历史时期,城市存在诸多社会问题,其中失业问题尤为突出。上海则是失业人口最为庞大,失业程度最为严重的城市。1949-1957年,上海失业人员累计登记人数达67万之多,失业人员主要由失业职工、失业知识分子、旧政权遗留之公教人员、城市贫民、求职的失学青年和家庭妇女等群体构成。上海失业问题呈现出失业类型复杂化、失业人员区域、行业分布不均衡以及成份构成多元性等特征。新生上海的失业问题,是由历史和现实双重因素交织所致。解放前,战争频仍的侵扰和长期帝国主义的疯狂掠夺、国内反动统治的残酷盘剥,使旧上海的社会经济遭受了严重破坏,交通梗阻、生产萎缩、财经短绌、百业凋敝,大批职工和公教人员流离失业。1949年5月解放时,旧上海遗留的失业人口竟有42万之多。解放后,因“封锁和轰炸”以及原有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剧烈改组,上海又产生了一批新的失业人员。新旧失业叠加在一起,形成了1950年、1952年上海两次迅猛的失业洪峰。上海危急的失业问题,对失业人员及其家属的生存构成了极大威胁,给经济恢复和发展、人民政权巩固、社会秩序稳定造成了诸多弊害;同时也因其固有的“中心地位”,对新中国的政权稳固业已产生了剧烈冲击。因此,全面解决上海失业问题,既是保证接管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展开期间城市社会稳定之内在需求,亦是中国共产党人治国能力的一场考验,更是对社会主义新中国是否具有制度优越性的强力回应。面对严峻的失业压力和处境维艰的失业民众,上海党政不畏艰难,毅然承担起解决失业问题的历史使命,带领上海人民展开了一场失业治理“攻坚战”。首先,失业治理的模式与保障方面。马克思的失业理论及其解决设想,为上海失业治理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苏联“消灭失业”的具体模式和其他城市（沈阳和北京）治理失业的可鉴经验,为上海失业治理指引了实践路径;各方力量联动,通过设立上海市失业工人救济委员会、上海市处理失业知识分子委员会和上海市劳动就业委会,计划并指导一切失业救济和就业安置事宜,为上海失业治理提供了组织保障;依据中央政策方针,上海制定并颁行了正确的失业登记、失业救济、就业安置等政策法令,为失业治理提供了制度保障;通过各界捐助、劳资征缴和政府拨给三种途径筹集失业救济基金,为上海失业治理提供了物质保障;采用失业登记统计和入户访问、当面询问、侧面证实等调查形式掌握和研究失业人员的具体状况,为失业治理提供了信息保障。其次,失业治理的历程与措施方面。上海党政通过“包下”旧政权遗留的公职人员、严控私营企业任意解雇职工、遏制盲目流入上海的农村人口等“堵源”举措,防止新失业人员的产生;通过发放救济粮款、举办工赈工程、组织生产自救、动员回乡生产、实施转业训练、开展职业介绍等“疏导”举措,既救济了失业人员的生活亦为他们创造了获得就业的条件;通过一系列恢复和发展经济的“治本”举措,创造了就业岗位,畅通了就业渠道,从根本上解决失业人员实现就业的出路。此外,针对烈军工属、少数民族等特殊失业群体,上海党政在施行一般失业治理措施的基础上,还结合其自身特点运用了特殊治理举措。总之,在党政主导和社会力量协作下,通过多措并举、标本兼治的综合治理,至1957年上海基本消除了严重的失业压力,取得了显着的治理成效。具体言之,保障了失业人员的生存与发展;稳定了上海社会秩序;密切了上海党群关系;促进了上海经济发展;开创了“劳动最光荣”的文化新风尚。然而,在肯定其成效和有效经验的同时,失业治理过程中产生的弊端及教训仍值得深思。
姜照辉[7]（2012）在《欧洲的劳动力政策及其对我国的启示》文中提出就业问题是我国日前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这一问题解决的好坏,不仅直接影响到经济的发展,还影响到社会的稳定。欧洲各国劳动力政策经过长期发展,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劳动力政策体系,特别是在劳动力保护和劳动力培训等方面,都已经形成了相对系统的政策目标和政策体系,这些对我国劳动力政策的完善有积极的意义。本文通过系统考察欧洲各国从工业革命以以来的劳动力政策的变迁过程,在明确其影响变量的基础上,分析欧洲各国在劳动力政策制定过程中的结构性因素对政府政策工具和政策偏好的影响,全面探讨政府在劳动力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而分析中国改革开放后社会变迁情况下劳动力资源配置应该采取的有效手段。为了更好地理解劳动力政策,本文选取了生产力变迁、社会结构变迁和社会价值观念变迁作为分析的基本变量。生产力变迁在影响劳动力政策的变量中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它不仅是社会结构变迁的先导,也是社会价值观念变迁的推动力量,并最终影响了劳动力政策的形成；社会结构变迁对劳动力政策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影响,无论是产业结构、就业结构还是社会的政治结构都直接推动和影响了欧洲各国劳动力政策的形成和发展：社会价值观念作为劳动力政策制定的理论出发点,确定了各国劳动力政策的政策偏好以及各国劳动力政策的最终价值目标。这三个基本变量之间的互动最终使欧洲各国形成了相对完备的劳动力政策体系。欧洲各国的劳动力政策从工业革命以来经历了一个从萌芽到系统再到逐步完备的过程,工业革命时期,劳动力资源配置还没有成为欧洲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欧洲各国也并没有出现系统的政策理论和政策体系,但是很多学者已经关注到了劳动力工作和生活中的贫困现象,从维护公正的角度向政府提出了关注劳动力状况的要求；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资本的大量集中带来了各国工业的迅速发展,资本密集型工业需要大量熟练的劳动力,城市化和产业化吸引了大量的劳动力从传统的农业地区来到了工业城市,但是由于缺乏管理,这些劳动力的流动的自发行为出现了很多问题,欧洲各国政府开始关注这些问题。由于资本的逐利性,劳动力的工作状况和生活状况影响了劳动动力再生产,各国政府通过保险政策和限制使用童工等劳动力保护政策等措施来解决这一问题;由于二战之前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带来的痛苦,整个社会都要求政府解决劳动力就业问题,在劳动力资源管理和配置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以防止二战前大规模失业现象的发生,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和充分就业成为二战后各国经济和劳动力政策的主导思想,因此各国政府在二战之后都把“充分就业”作为其社会政策的基本目标,建立了劳动力政策的专门性的管理机构,制定了一系列劳动力保障政策,这些都成为福利国家政策的基础；进入20世纪70年代之后,以石油危机为导火索,整个西方经济进入了长期的低增长状态,出现了经济发展不景气和通货膨胀同时并存的“滞涨”状态,各国劳动力政策也出现了相应的调整；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欧洲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成为各国劳动力政策的大的结构性因素,社会民主党以“第三条道路”理论为指导,提出了社会民主主义的发展道路,从福利到工作、提高劳动力流动的积极性和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以及进一步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成为各国政策调整的方向。劳动力政策的发展是一个逐步变迁与完善的过程,欧洲各国劳动力政策经历了长期的发展,最终形成了相对完备的政策框架体系,涉及到了劳动力保护,就业促进,劳资关系和劳动力市场等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的各个方面,这些政策在欧洲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起到了保障劳动力供给、解决失业问题的作用,完备政策体系的建立是劳动力政策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劳动力市场政策改革现阶段正在走向深化,建立系统完备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体系是当前我国劳动力政策发展的目标。
沈熙[8]（2011）在《中国公共就业服务多元提供体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公共就业服务属于基本公共服务范畴,是政府对劳动力市场进行干预的重要手段。失业越来越成为全球性的共同难题,各国政府都投入大量财政资金积极促进就业。政府设立机构垄断提供公共就业服务的模式已不合时宜,政府提供、多元生产的合作型公共就业服务提供模式成为发展趋势。上世纪70年代末开办的劳动服务公司是我国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雏形,目前已基本建立起覆盖全国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体系。巨大的劳动力供给压力、全面的经济结构体制转型、庞大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大量新增劳动力进入市场,种种原因导致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矛盾呈现复杂状态,社会就业服务需求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有所提高,政府垄断提供模式也面临严峻考验。目前学术界对公共就业服务多元提供体制的研究正在成为热点,但总体而言还处于起步阶段,尚缺乏成熟的理论体系；制度设计方面的经验还欠丰富,有必要对地方城市的改革实践进行归纳和总结。基于以上背景,本文综合运用政府市场关系理论、劳动力市场理论、公共产品理论、准市场理论、委托代理理论等,结合我国公共就业服务的发展变迁和劳动力市场的新形势,并充分借鉴发达国家相关实践经验,对我国公共就业服务提供的现状和创新性做法展开研究。文章认为,我国应该在公共就业服务领域引入多元提供体制,充分发挥政府、市场、非营利三种机制的优势,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有效整合社会各类就业服务资源,提高公共就业服务的提供效率,因此有必要对现有制度安排进行改革和调整。文章首先对政府市场关系理论及三种劳动就业观进行考察。劳动就业领域存在着市场和政府两种配置机制,但这两种机制都会失灵,同时在适当条件下,一方也会为另一方的运作提供某种改进,“不完善的可选事物间的选择”可能是对现代社会政府市场关系的很好概括。公共就业服务的演进与政府市场关系变迁密切相关,我国与西方国家的背景和现实经济社会条件存在很大差异,但公共就业服务提供都在从政府垄断向非政府垄断、从一元提供逐步向多元合作提供过渡。然后,结合我国劳动力市场形势分析公共就业服务提供体制。我国劳动力市场的总体形势是总量性矛盾和结构性矛盾并存,而结构性矛盾凸显以及自然失业率升高对公共就业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公共就业服务必须从克服信息不对称、提高求职者就业能力、就业岗位开发等方面弥补劳动力市场失灵,必须从消极的失业补贴转向以提高求职者就业能力为核心的积极性行动计划,由政府直接提供就业服务的模式显然不足,政府、市场、非营利等多元主体需要建立起和谐的合作关系。紧接着就转入对现有实践经验的研究。总结各地经验做法可以发现,公共就业服务多元提供体制在我国大致有四种实现类型：财政补贴型、政府购买型、发放票券型、社区就业服务型。财政补贴型是我国目前吸引非公共机构参与提供公共就业服务的初级形式,也是最普遍的形式,但并不是典型的多元合作体制。政府购买型是公共就业服务的契约化提供模式,但实际中运行并不充分,政府购买也带有明显的政府垄断模式的痕迹。发放培训券在很多地方都在实施,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发展前景还不甚明朗。社区就业服务在全国各地（如上海、成都、合肥、宁波等）都在进行探索,地方积累的经验为发展公共就业服务的多元提供体制提供了很好的基础,但总体而言我国公共就业服务的多元提供在制度上还存在一些障碍,需要通过改革和调整继续完善。文章还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公共就业服务提供方面的经验,主要包括澳大利亚、荷兰、英国、德国等,从建立多元合作提供体制的前提条件和具体制度设计方面总结了几条有益的经验。最后,针对我国公共就业服务中存在的服务效率不高、财政投入不足、服务手段和管理理念滞后等问题,对完善我国公共就业服务的多元提供体制提出政策建议：（1）进一步明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职能定位；（2）调整传统公共就业服务的财政补贴模式为“以事定支”的支出模式；（3）政府为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就业服务机构营造发展空间；（4）进一步完善政府购买公共就业服务制度；（5）充分挖掘社区资源,继续创新社区就业服务；（6）适应劳动力市场新形势,服务灵活就业。
高志虎[9]（2011）在《英国对欧洲货币一体化政策研究（1970-1990）》文中指出货币一体化在战后欧洲一体化运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中,作为欧洲大国之一的英国却并未发挥主导作用,在1970-1990年间的大部分时间里,英国都留在了欧洲货币一体化的核心安排之外,直到现在英国也没有加入欧元区。虽然英国对欧洲货币一体化的态度并不积极,但是在欧洲货币一体化运动的长期历史中,它具体采取了什么样的对策,其动因是什么,对英欧关系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些仍是国际学术界引人瞩目的问题。本文即是对1970-1990年间英国对欧洲货币一体化政策的专题研究,全文共分六章:第一章为绪论,用来介绍国内外研究现状,论证选题意义,提出本文的研究思路、主要观点与研究方法,说明论文的结构安排和使用的主要材料,并指出可能的创新与不足之处。第二章作为主要论题的历史背景,论述英国与战后初期欧洲货币合作的关系。二战结束后,货币多边自由兑换体系没能立即建立起来,双边支付协议的盛行阻碍了欧洲内部贸易的发展。为此,美国帮助欧洲国家于1950年建立了支付同盟。英国为了维护英镑的地位和英镑区的利益,与美国进行了激烈的讨价还价,在基本利益得到保证的情况下,英国以完全成员的身份加入了支付同盟。1950年代,欧洲国家的经济和国际收支状况普遍改善,1958年它们的货币对美元实现了 自由兑换。西欧国家普遍期望布雷顿森林体系能平稳运行,但很快“美元过剩”现象便导致了美元危机的发生,国际货币体系的波动对欧共体的关税同盟建设和共同农业政策的实施带来了挑战,六国只得在共同体框架下加强货币合作。英国不是欧共体的创始会员国,因此缺席了共同体的早期货币合作。另外,与马克等货币逐渐走强不同,英镑经常面临下行压力,这一情况是法国总统戴高乐两次否决英国加入共同体的原因之一。第三章具体分析希思政府（1970-1974年）的欧洲货币一体化政策。希思执政时期,布雷顿森林体系趋于瓦解。1971年底达成的史密森协议允许各国扩大其货币对美元汇率的波动幅度,这对经济贸易联系紧密的共同体国家来说难以承受,于是它们在1972年4月决定缩小彼此之间的汇率波动幅度,建立“蛇行于洞”的汇率机制。希思决定让英国加入其中,因为希思是一位具有强烈亲欧思想的首相,而此时英国刚刚签署了加入共同体的协议,加入机制方可向其他国家展示英国融入欧洲的决心。但此一时期英国的经济社会形势复杂,投机资本在六月间展开了对英镑的投机活动,造成大量外汇储备损失,因此希思政府不得不决定退出“蛇形机制”,让英镑自由浮动。其后,“蛇形机制”参与国货币对美元的中心汇率也不断遭受冲击,而美国却不愿为扞卫美元币值稳定采取实质性行动,忍无可忍的共同体国家酝酿让其货币对美元联合浮动。在德国表示愿意在储备集中问题上付出大的代价后,希思有意参加“联合浮动”,但无奈德国的立场后来出现了严重的倒退,希思只得作罢。希思对这一结果深感不快,这对他来说颇有点壮志难酬的意味。第四章深入探讨卡拉汉政府（1976-1979年）对欧洲货币体系谈判的立场。欧洲货币一体化建设在1970年代中期几乎陷入停滞状态,这一状况在1978年出现了转机。当时德国总理施密特对美国总统卡特的“弱势美元”政策十分不满,于是他联合法国总统德斯坦提出了建立欧洲货币体系的倡议。而在此之前,卡拉汉已经向卡特提出了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五点计划,它与施密特的倡议有所矛盾。卡拉汉对施密特建议的第一反应是,它要以英镑汇率的提升为代价来抑制马克币值的过快上涨,这对英国产品的竞争力不利。在后续谈判过程中,卡拉汉又发现新机制并没有对既有机制进行大的改进,弱币国仍将更多地承担经济调整的责任,而其他国家又不愿对英国进行较多的资源转移,信贷机制的强化也十分有限,这样英国加入其中得到的经济回报并不丰厚,反而可能付出较大的代价。此时,卡拉汉政府的执政地位已经不太稳固,欧洲问题对工党来说也是一个敏感议题,因此英国最后虽与新体系建立了某种联系,但却没有加入其核心机制——汇率机制,这种做法可谓是得过且过。第五章主要考察撒切尔政府（1979-1990年）的欧洲货币一体化政策。撒切尔上台后,首先面临的是要不要加入欧洲汇率机制的问题。虽然财政部的官员们逐渐对欧洲汇率机制产生了兴趣,但撒切尔不为所动,她长期反对英国加入汇率机制。在撒切尔看来,英国留在汇率机制之外,并没有为此付出什么经济代价,加入其中反而会丧失一定的货币政策自主权,这有可能对英国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1980年代末随着经货联盟议题的重新提出,撒切尔在汇率机制问题上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因为很多官员认为只有加入后者,才能增加英国在前一议题上的影响力。1990年10月,撒切尔同意让英国加入汇率机制,主要却是出于保守党和内阁团结的政治考量,因为撒切尔无力再次否决财相和外相的联合建议。然而,在经货联盟问题上撒切尔仍采取了孤注一掷的反对态度,这导致了杰弗里·豪的不满和辞职,它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最终导致了撒切尔的下台。作为结论的第六章对全文加以总结。本文认为,1970-1990年间英国的欧洲货币一体化政策虽时有变动,但仍具有很大的一致性和连贯性。整体上看,英国与欧洲货币一体化运动保持了一种若即若离、离大于即的关系,这主要是由参与这一运动对英国的经济影响所决定的。这一政策可以看做是在欧洲处于特殊地位的英国,应对区域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一种方式。它在不同时期与不同领导者的决策风格相联系,出现了多样化的表现形式,对英国国内政治和英欧关系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这种方式反映了英国的实用主义政治传统,在一定程度上符合英国的国家利益。但是,英国在采取这种方式、坚持自己货币主权的同时,又希望对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发展施加影响并从中获益,这就常常使英国决策者陷入两难境地。
张蕴岭,张永军[10]（2010）在《全球经济复苏与展望》文中研究说明2009年将是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年,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巨大浪潮,全球经济在各经济体一系列救助政策刺激下止跌回暖,走上艰难复苏之路。在第2季度,德法日经济出现环比正增长,第3季度美国经济实现环比正增长,标志着全球经济企稳回升。国际经济赢得这样的局面,得益于全球的通力合作,共同应对危机,在救助金融体系、刺激经济增长等方面,采取前所未有的协调与合作,得益于新兴经济体在经济复苏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不过,为应对金融危机实施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和刺激计划而大量注入流动性,虽然使全球经济在危机中较快复苏,但其负面影响凸显。大量增加的流动性掩盖了化解
二、德国失业状况难以好转（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德国失业状况难以好转（论文提纲范文）
（1）中共旅大经济重建研究（1945-1950）（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二、学术史评述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创新点和难点 |
| 第一章 解放初期旅大经济困境 |
| 第一节 中共旅大政权之建立 |
| 一、“旅大”简介 |
| 二、苏军进驻旅大 |
| 三、中共建党建政 |
| 第二节 历史遗产与新生问题 |
| 一、殖民地城市经济遗产 |
| 二、诸多棘手的经济问题 |
| 第三节 重建经济的挑战 |
| 一、苏军接收后的旅大经济 |
| 二、管理城市经验的稚嫩 |
| 三、不得不考虑的苏联因素 |
| 第二章 保障民生:解决民众基本生存问题 |
| 第一节 整顿粮市和开荒增产 |
| 一、整顿市场以规范粮市 |
| 二、开垦荒地以增加粮产 |
| 第二节 为贫困民众创造就业机会 |
| 一、订购军鞋——为无业妇女谋生计 |
| 二、生产自救——为失业工人找出路 |
| 第三节 调整住宅为民安居 |
| 一、两级分化的居住场所 |
| 二、调剂优劣住房的努力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重建工业:民用与军需并重 |
| 第一节 恢复与发展民用工业 |
| 一、工业停废与市场旺需 |
| 二、适时整顿公营和私营工业 |
| 三、民用工业成绩检视 |
| 第二节 发展军工企业满足军需 |
| 一、解放战争提出的新任务 |
| 二、军工企业的贡献与经验 |
| 第四章 商业探索:服务生活与生产 |
| 第一节 整顿畸形繁荣的市场 |
| 一、混乱无序的低端商业 |
| 二、多方整顿成效初显 |
| 第二节 创办消费合作社的新举措 |
| 一、创建与整理 |
| 二、成效与不足 |
| 第三节 促外贸服务生活与生产 |
| 一、贸易对旅大的重要性 |
| 二、促进外贸的举措与成效 |
| 第五章 货币改革:为经济重建护航 |
| 第一节 第一次币改——货币“贴帖” |
| 一、解放前后旅大货币金融状况与问题 |
| 二、货币“贴帖”过程 |
| 第二节 第二次币改——关东币改革 |
| 一、改革的背景 |
| 二、币改经过与问题处理 |
| 第三节 货币改革的影响 |
| 一、对旅大经济的作用 |
| 二、经济之外的多重效应 |
| 第六章 市郊土改:发展农村与服务城市 |
| 第一节 建国前的温和土改 |
| 一、土改的特殊背景 |
| 二、削弱地富土地和调整雇佣关系 |
| 第二节 建国初期的土改深化——土地调剂 |
| 一、进一步土改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
| 二、土地调剂的运作与博弈 |
| 第三节 土地改革成效 |
| 一、旅大农村土改的经济绩效 |
| 二、土改对旅大城市的影响 |
| 结语 |
| 一、旅大经济重建成绩 |
| (一) 经济层面 |
| (二) 经济之外层面 |
| 二、经济重建的经验 |
| (一) 稳固政权是前提 |
| (二) 对苏关系是基础 |
| (三) 工业建设是重点 |
| (四) 宣传动员是推力 |
| (五) 统一战线是法宝 |
| (六) 干部思想是保障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技术革命推动的劳动关系演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目的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 核心概念解释 |
| 1.2.1 技术革命与技术-经济范式 |
| 1.2.2 劳动关系与劳动关系范式 |
| 1.2.3 演化与演进 |
| 1.3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篇章结构与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图 |
| 1.4 本文的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4.1 本文的创新点 |
| 1.4.2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第2章 主要劳动关系演化理论评述 |
| 2.1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劳动关系演化理论 |
| 2.1.1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劳动关系演化理论框架 |
| 2.1.2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劳动关系演化理论评述 |
| 2.2 马克思主义的劳资关系演化理论 |
| 2.2.1 马克思对劳资矛盾变化趋势的辩证分析 |
| 2.2.2 马克思主义的劳资关系演化理论框架 |
| 2.2.3 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关系演化理论评述 |
| 2.3 西方非正统经济学的劳动关系演化理论 |
| 2.3.1 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劳动关系演化理论 |
| 2.3.2 新熊彼特学派的劳动关系演化理论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技术革命演进中的劳动关系变迁 |
| 3.1 技术革命、劳动关系与劳动关系范式 |
| 3.1.1 三次技术革命浪潮 |
| 3.1.2 劳动关系及其衡量方式评述 |
| 3.1.3 劳动关系范式及其特征 |
| 3.2 从工业革命爆发至今的劳动关系变迁 |
| 3.2.1 劳动关系变迁概述 |
| 3.2.2 工业革命的劳动关系概述 |
| 3.2.3 电气革命的劳动关系概述 |
| 3.2.4 信息革命爆发以来的劳动关系演化 |
| 3.3 技术革命演进中的劳动关系变迁特征 |
| 3.3.1 劳动关系随着技术革命的演进而跨越式进步 |
| 3.3.2 劳动关系的发展在特定时期可能停滞或倒退 |
| 3.3.3 政府干预劳动关系发展愈发重要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技术革命推动劳动关系演化的动力机制 |
| 4.1 技术革命的演化阶段与演化规律 |
| 4.1.1 康德拉季耶夫长波与技术-经济范式理论 |
| 4.1.2 对技术革命浪潮的阶段划分 |
| 4.2 技术革命推动劳动关系演化的动力机制及制约因素 |
| 4.2.1 技术革命推动劳动关系演化的动力机制 |
| 4.2.2 动力机制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及制约因素 |
| 4.3 技术革命推动劳动关系演化的一般规律 |
| 4.3.1 技术革命爆发阶段的劳动关系演化规律 |
| 4.3.2 技术革命成长阶段的劳动关系演化规律 |
| 4.3.3 技术革命扩张阶段的劳动关系演化规律 |
| 4.3.4 技术革命成熟阶段的劳动关系演化规律 |
| 4.3.5 劳动关系演化规律的普遍性与差异性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技术革命推动劳动关系演化的历史证据 |
| 5.1 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的劳动关系演化 |
| 5.1.1 工业革命爆发前夕英国的劳动关系概述 |
| 5.1.2 工业革命爆发阶段英国的劳动关系演化 |
| 5.1.3 工业革命成长阶段英国的劳动关系演化 |
| 5.1.4 工业革命扩张阶段英国的劳动关系演化 |
| 5.1.5 工业革命成熟阶段英国的劳动关系演化 |
| 5.2 电气革命时期美国的劳动关系演化 |
| 5.2.1 电气革命爆发前夕美国的劳动关系概述 |
| 5.2.2 电气革命爆发阶段美国的劳动关系演化 |
| 5.2.3 电气革命成长阶段美国的劳动关系演化 |
| 5.2.4 电气革命扩张阶段美国的劳动关系演化 |
| 5.2.5 电气革命成熟阶段美国的劳动关系演化 |
| 5.3 信息革命中劳动关系不平衡发展的原因 |
| 5.3.1 “机器-劳工替代”机制方面的原因 |
| 5.3.2 “劳工-雇主博弈”机制方面的原因 |
| 5.3.3 “国内-国外投资”机制方面的原因 |
| 5.3.4 意识形态和政府调控方面的原因 |
| 5.3.5 劳动关系不平衡发展原因的小结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劳动关系演化机制的实证检验 |
| 6.1 基于主成分模型的劳动关系量化研究 |
| 6.1.1 量化劳动关系的方法选择 |
| 6.1.2 主成分模型原理概述 |
| 6.1.3 指标选取、描述性统计与模型检验 |
| 6.1.4 主成分模型的结果 |
| 6.2 劳动关系同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检验 |
| 6.2.1 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
| 6.2.2 变量描述、平稳性与协整关系检验 |
| 6.2.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2.4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
| 6.3 技术革命推动的劳动关系演化机制检验 |
| 6.3.1 理论框架回顾与实证研究假设 |
| 6.3.2 变量说明与实证模型设计 |
| 6.3.3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平稳性检验 |
| 6.3.4 回归结果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中国技术追赶进程中的劳动关系演化研究 |
| 7.1 中国的技术-经济范式追赶历程及其阶段 |
| 7.1.1 技术-经济范式与技术-经济范式追赶 |
| 7.1.2 中国对电气革命的技术-经济范式追赶:1949-2001年 |
| 7.1.3 中国对信息革命的技术-经济范式追赶:2002年至今 |
| 7.2 中国技术追赶进程中的劳动关系变迁 |
| 7.2.1 追赶电气革命进程中我国劳动关系的发展 |
| 7.2.2 追赶信息革命进程中我国劳动关系的分化 |
| 7.2.3 中西方劳动关系演化的比较 |
| 7.3 中国劳动关系演化的动力机制及政府调节 |
| 7.3.1 中国的“机器-劳工替代”机制及其政府调节 |
| 7.3.2 中国的“劳工-雇主博弈”机制及其政府调节 |
| 7.3.3 中国的“国内-国外投资”机制及其政府调节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中国劳动关系演化机制的实证检验 |
| 8.1 基于主成分模型的中国劳动关系量化研究 |
| 8.1.1 变量选取、描述性统计与模型检验 |
| 8.1.2 主成分分析过程与结果 |
| 8.2 研究假设、实证模型设计与变量说明 |
| 8.2.1 理论回顾与研究假设 |
| 8.2.2 实证模型设计 |
| 8.2.3 变量说明 |
| 8.3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平稳性与协整关系检验 |
| 8.3.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 8.3.2 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
| 8.3.3 变量的协整关系检验 |
| 8.4 调节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及分析 |
| 8.5 中国政府劳动关系干预政策的效果检验 |
| 8.6 本章小结 |
| 第9章 智能时代劳动关系的演化方向及转型政策 |
| 9.1 智能时代的劳动关系演化趋势展望 |
| 9.1.1 灵活就业、线上工作、多份兼职和自主创业逐渐普及 |
| 9.1.2 劳动者收入多元化,普遍由工资收入和资产收益组成 |
| 9.1.3 劳动条件进一步改善,更加人性化并且更加富有弹性 |
| 9.1.4 管理方式将向扁平化、虚拟化、民主化、弹性化转变 |
| 9.1.5 教育更加个性化、差异化,线上教育将得到广泛认可 |
| 9.1.6 在政府推动下,社会福利制度更完善、福利水平提高 |
| 9.1.7 智能时代的劳动关系稳定性分析 |
| 9.2 智能技术对劳动关系演化机制的影响及挑战 |
| 9.2.1 智能技术对“机器-劳工替代”机制的影响及挑战 |
| 9.2.2 智能技术对“劳工-雇主博弈”机制的影响及挑战 |
| 9.2.3 智能技术对“国内-国外投资”机制的影响及挑战 |
| 9.3 智能时代政府促进劳动关系平稳转型的政策建议 |
| 9.3.1 政府调节“机器-劳工替代”机制的政策建议 |
| 9.3.2 政府调节“劳工-雇主博弈”机制的政策建议 |
| 9.3.3 政府调节“国内-国外投资”机制的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3）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维护经济稳定,为“五位一体”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的经济环境 |
| 1.2.2 发挥合力共同优化结构调整,促进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 |
| 1.2.3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共同实现宏观调控总目标 |
| 1.3 基本概念与研究范畴 |
| 1.3.1 宏观调控的基本概念 |
| 1.3.2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概念与研究范畴 |
| 1.3.3 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必要性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 |
| 1.4.2 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 |
| 1.4.3 历史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相结合 |
| 1.5 研究框架 |
| 1.6 创新与不足 |
| 1.6.1 论文创新点 |
| 1.6.2 论文难点与不足 |
| 2 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 |
| 2.1 文献综述 |
| 2.1.1 国外相关研究 |
| 2.1.2 国内相关研究 |
| 2.2 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 |
| 2.2.1 马克思关于宏观调控的理论 |
| 2.2.2 经济周期理论 |
| 2.2.3 经济增长理论 |
| 2.2.4 凯恩斯主义流派 |
| 2.2.5 其他理论 |
| 2.3 财政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主要理论模型 |
| 2.3.1 IS-LM曲线——封闭经济下财政与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 |
| 2.3.2 米德冲突——单一政策无法兼顾内外均衡 |
| 2.3.3 丁伯根法则——不同经济目标需要不同的政策工具 |
| 2.3.4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开放经济下财政货币政策效果不同 |
| 2.4 国内外理论与文献的启示与不足 |
| 2.4.1 我国宏观调控与西方国家干预等理论的联系与区别 |
| 2.4.2 国内外理论与文献的不足 |
| 2.5 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框架 |
| 2.5.1 短期注重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侧重需求管理 |
| 2.5.2 长期注重优化结构提高经济质量,侧重供给管理 |
| 2.5.3 加强两大政策工具协调配合,提高政策合力和效率 |
| 3 世界主要国家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经验与启示 |
| 3.1 美国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情况 |
| 3.1.1 “罗斯福新政”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2 二战期间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3 二战后至7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4 20世纪8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5 20世纪9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6 21世纪国际金融危机前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2 日本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情况 |
| 3.2.1 财政政策的演进 |
| 3.2.2 货币政策的演进 |
| 3.2.3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3 德国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情况 |
| 3.3.1 二战后到60年代中期中性的财政政策和偏紧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3.2 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反周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3.3 80年代初至2008年紧缩的财政政策与偏紧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4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主要国家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概况 |
| 3.4.1 美国应对金融危机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4.2 日本应对金融危机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4.3 德国应对金融危机中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5 国际经验的启示 |
| 3.5.1 两大政策共同维护经济基本稳定 |
| 3.5.2 两大政策配合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
| 3.5.3 充分利用国债功能助力两大政策实现各自目标 |
| 4 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历史沿革 |
| 4.1 从双松到双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1993年—1997年) |
| 4.1.1 从双松转向双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
| 4.1.2 两大政策共同抑制固定资产投资过热 |
| 4.1.3 央行试行以国债为公开市场操作对象 |
| 4.2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1998年—2004年) |
| 4.2.1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
| 4.2.2 共同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维护经济总体稳定 |
| 4.2.3 利用特别国债注资国有商业银行应对亚洲金融危机 |
| 4.2.4 国债期限结构受限央票成为公开市场业务主力 |
| 4.3 双稳健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05年—2008年) |
| 4.3.1 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
| 4.3.2 两大政策引导经济结构调整 |
| 4.3.3 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购买外汇储备进行投资 |
| 4.4 积极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08年—2011年) |
| 4.4.1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
| 4.4.2 共同支持4万亿投资应对经济下滑 |
| 4.4.3 共同支持结构调整促进出口、投资和消费 |
| 4.4.4 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商业银行定期存款业务逐步增加 |
| 4.5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11年—今) |
| 4.5.1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 |
| 4.5.2 两大政策定向扶持相关领域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4.5.3 两大政策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
| 4.5.4 两大政策加大国债、国库现金工具协调配合力度 |
| 5 两大政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与原因探析 |
| 5.1 实际GDP增速、赤字率及货币供给M2增速关系的实证研究 |
| 5.1.1 样本数据及计量方法 |
| 5.1.2 基本检验 |
| 5.1.3 VAP模型建立及检验 |
| 5.1.4 脉冲响应函数及方差分解 |
| 5.1.5 实证分析结论 |
| 5.2 原因探析 |
| 5.2.1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相互影响 |
| 5.2.2 政府投资波动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大 |
| 5.2.3 货币政策目标与执行传导力度需合理把握 |
| 6 两大政策促进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与原因解析 |
| 6.1 样本数据及计量方法 |
| 6.1.1 样本数据选取及说明 |
| 6.1.2 计量方法 |
| 6.2 两大政策促进我国各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1 两大政策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2 两大政策促进东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3 两大政策促进中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4 两大政策促进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5 实证分析结论 |
| 6.3 原因解析 |
| 6.3.1 单靠任一政策作用有限,难以发挥合力促进结构调整 |
| 6.3.2 两大政策缺乏协调配合的机制和端口支撑 |
| 6.3.3 各地差异较大,执行财政、货币政策的方式和效果不一 |
| 7 两大政策工具在协调配合中的实证分析及原因分析 |
| 7.1 国债对货币供给量的影响分析 |
| 7.1.1 外汇占款大幅波动使货币供给较为被动 |
| 7.1.2 外汇占款过多影响金融机构资金效率和货币政策有效贯彻 |
| 7.1.3 利用特别国债创新外汇管理仍未解决货币供给难题 |
| 7.1.4 利用“央票”等货币政策工具对冲“外汇”效率低于国债 |
| 7.2 国库现金对货币供给量的VECM模型实证分析 |
| 7.2.1 变量选择及单位根检验 |
| 7.2.2 国库现金影响流通中的现金(M0)的实证分析 |
| 7.2.3 国库现金影响狭义货币供给量(M1)的实证分析 |
| 7.2.4 国库现金影响广义货币供给量(M2)的实证分析 |
| 7.2.5 实证分析结论 |
| 7.3 原因分析 |
| 7.3.1 央行持有国债规模和比例过低 |
| 7.3.2 国债规模的安全区间难以确定,国债管理有待提高 |
| 7.3.3 国债市场尚不完善 |
| 7.3.4 缴税周期性特征使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产生影响 |
| 7.3.5 国库现金预测的科学性有待提高 |
| 7.3.6 中央国库现金进行商业银行定期存款管理有待进一步提高 |
| 7.3.7 两大政策缺乏协调配合机制 |
| 8 完善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建议 |
| 8.1 宏观经济面临的国际国内新形势 |
| 8.1.1 国际经济新形势 |
| 8.1.2 国内经济新形势 |
| 8.2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宏观调控的总体战略基调 |
| 8.3 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机制 |
| 8.4 短期维护经济基本稳定,发挥需求管理优势 |
| 8.4.1 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8.4.2 发挥政府投融资优势,从需求侧维护总量基本稳定 |
| 8.4.3 利用国债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 |
| 8.5 长期促进结构调整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侧重供给管理 |
| 8.5.1 两大政策协调配合以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增长动能转换 |
| 8.5.2 推动相关市场经济主体改革和发展 |
| 8.6 加大两大政策工具协调配合力度,提高政策效率 |
| 8.6.1 积极稳妥扩展赤字和债务规模,进一步优化政府债务管理 |
| 8.6.2 善于利用国债、国库现金增加货币供应量调控的主动权 |
| 8.7 进一步完善其他制度供给 |
| 参考文献 |
| 博士研究生学习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4）当代俄罗斯人口危机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Автореферат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四、论文思路与结构 |
| 第一章 俄罗斯人口发展历史概述 |
| 第一节 旧俄时期人口发展的历史回顾 |
| 第二节 苏维埃时期的俄罗斯人口发展状况 |
| 一、苏维埃时期的俄罗斯人口发展概述 |
| 二、苏维埃时期俄罗斯人口发展的历史阶段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当代俄罗斯人口危机的严峻形势 |
| 第一节 当代俄罗斯的人口发展概述 |
| 第二节 当代俄罗斯人口危机的具体表现 |
| 一、人口出生率持续偏低 |
| 二、人口死亡率居高不下 |
| 三、外来移民的人口补偿能力日益减弱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当代俄罗斯人口危机的形成原因 |
| 第一节 人口发展的历史结构原因 |
| 一、育龄人口数量阶段性减少导致人口发展呈现周期性波动 |
| 二、人口性别构成严重失衡制约人口再生产的良性运行 |
| 三、人口年龄结构日益老化造成死亡率水平的控制难度增加 |
| 第二节 转型时期的社会经济原因 |
| 一、家庭生活水平下降抑制居民生育意愿 |
| 二、居民生活水平和医疗卫生条件降低导致人口健康状况恶化 |
| 三、经济实力衰退造成高技能人才大量流失 |
| 第三节 文化和价值观原因 |
| 一、家庭、婚姻和生育观念转变导致居民生育意愿下降 |
| 二、不良生活方式、民族性格和死亡观念成为高死亡率的重要诱因 |
| 三、民众普遍存在的排外情绪制约移民吸引力的提升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俄罗斯政府应对人口危机的措施及绩效分析 |
| 第一节 刺激居民生育意愿提高人口出生率水平 |
| 一、出台刺激人口生育意愿的物质激励措施 |
| 二、为女性兼顾家庭责任与职业发展创造条件 |
| 三、协助家庭改善居住条件,为居民落实生育意愿提供住房保障 |
| 四、宣传重视家庭和生育的传统价值观 |
| 第二节 改善居民健康状况降低人口死亡率水平 |
| 一、提高医疗保健水平,改善医疗服务质量 |
| 二、推行控烟、限酒和禁毒等措施 |
| 三、宣传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 |
| 第三节 提高移民吸引力增强外来移民的人口补偿能力 |
| 一、根据移民现状与移民需求,适时调整移民政策定位 |
| 二、刺激境外侨胞回归意愿,主动吸引侨胞回迁 |
| 三、大力吸引高技能移民 |
| 四、优先吸纳独联体地区移民 |
| 五、培育包容的移民环境,促进移民融合 |
| 第四节 人口危机应对措施的绩效分析 |
| 一、提高出生率措施的成效及不足 |
| 二、降低死亡率措施的成效及不足 |
| 三、增强移民吸引力措施的成效及不足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5）国有企业的经济危机治理作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2 技术路线和文章框架 |
| 1.3 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国有企业成为经济危机治理工具的原因 |
| 2.2 国有企业的经济危机治理作用方式和效果 |
| 2.3 国有企业经济危机治理作用的质疑和批评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国有企业成为经济危机治理工具的历史必然性 |
| 3.1 经济危机的根本性原因: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
| 3.2 经济危机的具体性原因:经济运行性因素 |
| 3.3 国有企业成为经济危机治理工具的历史必然性 |
| 第4章 国有企业政策工具功能与经济危机周期性治理 |
| 4.1 国有企业经济危机周期性治理作用的理论概述 |
| 4.2 国有企业经济危机周期性治理作用的历史考察 |
| 4.3 国有企业经济危机周期性治理的福利效果分析 |
| 4.4 国有企业的调控工具功能与其他经济危机周期性治理工具的比较研究 |
| 4.5 国有企业经济危机周期性治理的效果、存在问题与优化对策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国有企业的所有制基础功能与经济危机的根本性治理 |
| 5.1 国有企业经济危机根本性治理作用的理论概述 |
| 5.2 基于苏联“国家大工厂”模式的国有企业经济危机根治功能现实探索 |
| 5.3 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国有企业经济危机根治功能的现实探索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国有企业经济危机治理作用的未来趋向:基于大数据时代趋势的探讨 |
| 6.1 大数据时代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发展趋向 |
| 6.2 大数据时代趋势下的国有企业经济危机治理功能 |
| 第7章 主要结论和研究展望 |
| 注释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6）上海失业问题及其治理研究（1949-195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概念界定 |
| 三、研究综述 |
| 四、研究方法与基本框架 |
| 五、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上海失业问题概况 |
| 第一节 失业的规模与程度 |
| 一、失业人数总量 |
| 二、失业率 |
| 三、在全国失业人口中的占比 |
| 第二节 失业人员的分布与结构 |
| 一、区域分布 |
| 二、行业分布 |
| 三、成份构成 |
| 第二章 上海失业问题成因 |
| 第一节 历史遗患之因 |
| 一、解放前“上海工人多失业” |
| 二、旧上海失业救济的应付与残局 |
| 第二节 经济衰落之因 |
| 一、接管上海：百业凋敝的烂摊子 |
| 二、“封锁轰炸”加重了失业危机 |
| 第三节 社会转轨之因 |
| 一、新旧经济改组阵痛 |
| 二、社风巨变的冲击波 |
| 三、“五反”运动副作用 |
| 第四节 人口膨胀之因 |
| 一、存量巨大：旧上海的人口遗产 |
| 二、1950 年代劳动力人口的增量压力 |
| 第三章 上海失业问题影响 |
| 第一节 失业与经济贫穷 |
| 一、“失业为贫穷之母” |
| 二、失业群体的“吃” |
| 三、失业群体的“住” |
| 第二节 失业与新生政权 |
| 一、失业对巩固新生政权的弊害 |
| 二、新上海中的失业性破坏力量——以失工闹事为例 |
| 第四章 上海失业问题治理（上）：模式与保障 |
| 第一节 治理参照：可行的路径指引 |
| 一、马克思主义失业理论与解决设想 |
| 二、苏联“消灭失业”的实践模式 |
| 三、其他城市可鉴经验：沈阳和北京 |
| 第二节 治理机构：联动的多方力量 |
| 一、上海市失业工人救济委员会 |
| 二、上海市处理失业知识分子委员会 |
| 三、上海市劳动就业委员会 |
| 第三节 治理制度：正确的政策法令 |
| 一、失业登记制度 |
| 二、失业救济制度 |
| 三、就业安置制度 |
| 第四节 治理预备：必要的基础保障 |
| 一、失业救济基金筹集 |
| 二、失业登记统计与调查研究 |
| 第五章 上海失业问题治理（下）：历程与措施 |
| 第一节 堵源式失业治理举措 |
| 一、“包下”旧政权遗留的公职人员 |
| 二、防止私营企业产生新失业职工 |
| 三、遏制盲目流入上海的农村人口 |
| 第二节 疏导式失业治理举措 |
| 一、发放救济粮款 |
| 二、举办工赈工程 |
| 三、组织生产自救 |
| 四、动员回乡生产 |
| 五、实施转业训练 |
| 六、开展职业介绍 |
| 第三节 治本式失业治理举措 |
| 一、1949－1952 年恢复经济的主要措施 |
| 二、1953－1957 年发展经济的主要措施 |
| 三、治本式失业治理举措有效实施基础 |
| 第六章 上海特殊群体失业问题治理 |
| 第一节 烈军工属群体失业治理 |
| 一、解放初上海烈军工属的概念及特征 |
| 二、上海失业烈军工属人数、分布和结构 |
| 三、上海治理失业烈军工属的特殊举措 |
| 第二节 少数民族群体失业治理 |
| 一、解放初上海的少数民族群体及其就业状况 |
| 二、1954 年上海少数民族群体失业统计与调查 |
| 三、“民族政策”与上海少数民族群体失业治理 |
| 第七章 上海失业问题治理评析 |
| 第一节 失业治理取得显着成效 |
| 一、保障了失业人员生存和发展 |
| 二、安定了上海的社会秩序 |
| 三、密切了上海的党群关系 |
| 四、促进了上海的经济发展 |
| 五、开创了上海文化新风尚 |
| 第二节 失业治理的历史局限性 |
| 一、“包下来”政策日趋僵化 |
| 二、安置就业出现了盲目性 |
| 三、非公就业途径严重受阻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情况 |
| 致谢 |
（7）欧洲的劳动力政策及其对我国的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目录 |
| Contents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文献综述 |
| 三、选题意义 |
| 四、研究主题与研究方法 |
| 五、章节安排 |
| 第一章 劳动力政策的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社会政策的政治学范式 |
| 一、社会政策与政策分析 |
| 二、政策分析的政治学范式 |
| 第二节 劳动力政策 |
| 一、劳动力政策的主体与客体 |
| 二、劳动力政策的内容 |
| 三、劳动力政策与就业政策的区别 |
| 第三节 变量确定 |
| 一、生产力变迁 |
| 二、社会结构变迁 |
| 三、社会价值观念 |
| 小结 |
| 第二章 工业革命——欧洲劳动力政策的雏形 |
| 第一节 生产力变迁与社会结构变迁 |
| 一、劳动力商品出现 |
| 二、劳动力结构变迁 |
| 第二节 社会价值观念变迁 |
| 一、平等理论 |
| 二、政治保守主义 |
| 三、经济自由主义 |
| 第三节 工业革命时期欧洲的劳动力政策 |
| 一、以社会救助和社会救济为目标的社会性政策 |
| 二、《工厂法》与劳动关系立法的出现 |
| 小结 |
| 第三章 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的劳动力政策 |
| 第一节 第二次工业革命与社会结构变迁 |
| 一、产业结构变迁 |
| 二、就业结构变迁 |
| 三、城市化的发展与城市问题的出现 |
| 四、政治结构变迁 |
| 第二节 社会价值观念变迁 |
| 一、英国的新自由主义及费边主义 |
| 二、德国的新历史学派 |
| 第三节 政府主导的劳动力政策 |
| 一、国家干预思想开始盛行 |
| 二、劳动力保护受到重视 |
| 小结 |
| 第四章 二战结束之后欧洲各国劳动力政策的发展 |
| 第一节 “充分就业”的政策目标 |
| 第二节 二战之后欧洲各国的产业和就业结构变迁 |
| 一、产业结构变迁 |
| 二、就业结构变迁 |
| 第三节 价值观念变迁 |
| 一、英国的凯恩斯主义贝弗里奇报告 |
| 二、德国弗莱堡学派与德国社会市场经济 |
| 第四节 充分就业的经济政策与产业政策 |
| 一、国有化政策 |
| 二、产业政策和经济计划 |
| 第五节 欧洲各国充分就业政策的内容 |
| 一、建立专门的就业管理机构 |
| 二、劳动力保护政策与法律 |
| 三、集体谈判制度 |
| 小结 |
| 第五章 20世纪70年代之后欧洲各国劳动力政策的调整 |
| 第一节 社会结构变迁与福利国家危机 |
| 一、产业结构和劳动力结构的变迁 |
| 二、福利国家的“滞胀”问题 |
| 三、劳动成本的增加和劳动力积极性的降低 |
| 四、失业问题大量出现 |
| 第二节 欧洲各国私有化和产业政策调整 |
| 一、私有化政策 |
| 二、产业政策调整 |
| 第三节 欧洲各国劳动力政策的调整 |
| 一、调整劳动力供给的政策 |
| 二、改革劳动关系政策 |
| 小结 |
| 第六章 20世纪90年代之后欧洲各国劳动力政策的变迁 |
| 第一节 欧洲体化中的劳动就业政策 |
| 一、欧盟共同就业政策的形成与发展 |
| 二、欧盟共同就业政策对成员国的影响 |
| 第二节 价值观念变迁 |
| 一、“第三条道路”理论 |
| 二、人力资本理论 |
| 第三节 欧洲各国劳动力政策的发展 |
| 一、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 |
| 二、劳资关系政策调整 |
| 第四节 金融危机中欧洲各国青年就业政策调整 |
| 一、金融危机及后危机时代各国青年失业的基本状况 |
| 二、青年失业的原因分析 |
| 三、各国在金融危机中采取的青年就业政策 |
| 四、各国采取的青年失业政策的特点分析 |
| 第五节 金融危机中德国的“就业奇迹” |
| 一、适度的工资水平——德国就业奇迹的前提 |
| 二、短时工作制和工时账户制——德国就业奇迹的强心剂 |
| 三、德国经济危机中劳动力政策调整的特点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8）中国公共就业服务多元提供体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的研究意义 |
| 一、研究公共就业服务的现实意义 |
| 二、研究公共就业服务的理论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学者研究综述 |
| 一、国内学者对公共就业服务的研究 |
| 二、海外学者对公共就业服务的研究 |
| 第三节 公共就业服务的基本概念 |
| 一、公共产品 |
| 二、公共就业服务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应用理论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思路和框架 |
| 三、应用理论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创新和不足 |
| 第二章 公共就业服务的起源与发展:政府市场关系理论视角 |
| 第一节 政府市场关系理论对政府干预就业的几种观点 |
| 一、反对政府干预就业论 |
| 二、支持政府干预就业论 |
| 三、政府市场选择论及其对就业促进的意义 |
| 第二节 西方国家公共就业服务的起源和发展 |
| 一、西方国家公共就业服务的起源 |
| 二、西方国家公共就业服务的发展简况 |
| 第三节 我国公共就业服务的产生和发展 |
| 一、萌芽阶段——70、80年代 |
| 二、初步发展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 |
| 三、加速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 |
| 四、整合发展阶段——2000年以后 |
| 第三章 中国劳动力市场状况与公共就业服务 |
| 第一节 经济增长与就业拉动 |
| 一、经济增长迅速 |
| 二、就业增长乏力 |
| 第二节 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 |
| 一、供求矛盾:劳动力市场常态 |
| 二、失业问题:类型及治理途径 |
| 第三节 公共就业服务:改善劳动力市场状况的重要途径 |
| 第四章 中国公共就业服务及其提供机制 |
| 第一节 公共就业服务的内容体系 |
| 一、公共就业服务的特殊性 |
| 二、公共就业服务具体项目及其构架 |
| 第二节 中国公共就业服务的提供机制 |
| 一、政府提供机制 |
| 二、市场提供机制 |
| 三、非营利提供机制 |
| 四、多元提供机制 |
| 第三节 我国公共就业服务多元提供的实现类型 |
| 一、财政补贴类型 |
| 二、政府购买类型 |
| 三、票券发放类型 |
| 四、社区就业服务类型 |
| 五、成效和不足 |
| 第五章 公共就业服务提供体制的国际经验借鉴 |
| 第一节 发达国家的公共就业服务提供体制 |
| 一、澳大利亚公共就业服务网络(JSA) |
| 二、荷兰公共就业服务外包(SUWI) |
| 三、英国就业特区(Employment Zones) |
| 四、德国"人事代理服务社"(PSA) |
| 第二节 发达国家公共就业服务提供体制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
| 一、公共就业服务多元合作提供的前提条件 |
| 二、公共就业服务多元合作提供的主要特征 |
| 三、西方国家多元提供体制的成效和存在问题 |
| 第六章 完善我国公共就业服务的多元提供体制 |
| 第一节 我国公共就业服务政策 |
| 一、主要法律政策规定 |
| 二、当前公共就业服务提供体制的不足 |
| 第二节 完善公共就业服务提供体制的政策建议 |
| 一、明晰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职能定位 |
| 二、调整公共就业服务的财政支出模式 |
| 三、为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就业服务机构营造发展空间 |
| 四、进一步完善政府购买公共就业服务制度 |
| 五、充分挖掘社区资源潜力,继续创新社区就业服务 |
| 六、适应劳动力市场新形势,服务灵活就业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9）英国对欧洲货币一体化政策研究（1970-1990）（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现状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二、选题意义 |
| 三、研究思路、主要观点与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主要观点 |
| (三) 研究方法 |
| 四、论文结构安排 |
| 五、所用主要文献说明 |
| 六、创新与不足 |
| 第二章 历史背景:英国与战后欧洲货币合作的早期发展 |
| 第一节 英国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 |
| 一、英镑国际地位的历史演变 |
| 二、英美战后国际货币合作计划的差异及其原因 |
| 三、英美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的妥协及其后果 |
| 第二节 英国与欧洲支付同盟的成立 |
| 一、欧洲支付同盟成立的背景 |
| 二、英美在欧洲支付同盟谈判中的折冲 |
| 三、对英国欧洲支付同盟政策的评价 |
| 第三节 欧共体加强货币合作的努力与英国的态度 |
| 一、《罗马条约》关于货币合作的规定 |
| 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波动与共同体加强货币合作的努力 |
| 三、英镑问题与英国加入欧共体努力的两次失败 |
| 第三章 “亲欧”的希思政府与“蛇形机制”的变迁 |
| 第一节 希思政府对欧洲货币一体化政策的背景 |
| 一、希思执政时期的英国国内形势 |
| 二、希思政府以融入欧洲为核心的对外战略 |
| 三、布雷顿森林体系在动荡中解体 |
| 四、欧洲货币一体化运动正式启航 |
| 第二节 亲欧理念与经济考量的拉锯: 希思政府与“蛇形机制” |
| 一、希思政府与“蛇行于洞”汇率机制 |
| (一) 希思在英镑问题上对法国的承诺 |
| (二) 英国加入“蛇行于洞”汇率机制 |
| (三) 英国退出“蛇行于洞”汇率机制 |
| 二、英国与“联合浮动”机制的建立 |
| (一) “蛇行于洞”汇率机制不断面临挑战 |
| (二) 英国与“联合浮动”机制的酝酿 |
| (三) 英国决定不参加“联合浮动” |
| 第三节 壮志难酬: 对希思政府欧洲货币一体化政策的评价 |
| 第四章 分道扬镳: 卡拉汉政府与欧洲货币体系谈判 |
| 第一节 卡拉汉政府对欧洲货币一体化政策的背景 |
| 一、威尔逊-卡拉汉执政时期的英国国内形势 |
| 二、威尔逊-卡拉汉政府对外战略中的欧洲政策 |
| 三、浮动汇率下“蛇形机制”面临的挑战 |
| 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问题与欧洲货币联盟讨论的重启 |
| 第二节 从哥本哈根到不来梅:英国代表被挤出“三人小组” |
| 一、卡拉汉对欧洲货币体系倡议的初步反应 |
| 二、英国与“三人小组”谈判 |
| 三、不来梅峰会上英国的艰难处境 |
| 第三节 英国决定不加入欧洲汇率机制 |
| 一、英国在欧洲货币体系技术细节问题上的立场 |
| 二、不来梅峰会后卡拉汉政府的相关决策 |
| 第四节 得过且过: 对卡拉汉政府欧洲货币—体化政策的评价 |
| 第五章 艰难的决策: 撒切尔政府与欧洲货币一体化 |
| 第一节 撒切尔政府对欧洲货币一体化政策的背景 |
| 一、撒切尔的执政理念与英国的国内形势 |
| 二、撒切尔政府对外战略中的欧洲政策 |
| 三、牙买加体系的运行情况与欧洲货币体系的深化 |
| 四、经货联盟议题再次提上议事日程的原因 |
| 第二节 撒切尔政府与欧洲汇率机制 |
| 一、保守党在野时对欧洲货币体系的立场 |
| 二、撒切尔执政初期英国政府关于汇率机制问题的讨论 |
| 三、汇率机制问题争论的公开化 |
| 四、汇率机制问题与撒切尔内阁的分化 |
| 第三节 撒切尔政府与经货联盟议题 |
| 一、《单一欧洲法案》关于经货联盟的表述 |
| 二、撒切尔和德洛尔在经货联盟议题上的较量 |
| 三、撒切尔反对经货联盟策略的失败 |
| 四、撒切尔之后英国欧洲货币一体化政策的发展 |
| 第四节 孤注一掷: 对撒切尔政府欧洲货币一体化政策的评价 |
| 第六章 结论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德国失业状况难以好转（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共旅大经济重建研究（1945-1950）[D]. 柳直. 山东大学, 2020(04)
- [2]技术革命推动的劳动关系演化研究[D]. 刘思源. 天津财经大学, 2019(06)
- [3]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D]. 龙小燕.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2019(01)
- [4]当代俄罗斯人口危机问题研究[D]. 王佳.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9(01)
- [5]国有企业的经济危机治理作用研究[D]. 梁宏中. 暨南大学, 2018(03)
- [6]上海失业问题及其治理研究（1949-1957）[D]. 吴文俊. 苏州大学, 2017(04)
- [7]欧洲的劳动力政策及其对我国的启示[D]. 姜照辉. 山东大学, 2012(05)
- [8]中国公共就业服务多元提供体制研究[D]. 沈熙. 南京大学, 2011(12)
- [9]英国对欧洲货币一体化政策研究（1970-1990）[D]. 高志虎. 南京大学, 2011(05)
- [10]全球经济复苏与展望[A]. 张蕴岭,张永军. 国际经济分析与展望（2009～2010）,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