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参与式科技示范机制的效果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宋长奇[1]（2021）在《杨陵区姜嫄村村民参与度对村庄规划实施效果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村庄规划实施要强调村民参与已成为了时代要求。然而,在当前政府主导下的村庄规划实施工作中,村民参与往往流于形式,并不能发挥出实质性作用,进而使得村庄规划实施脱离了村庄的实际情况,忽略了村民的真实意愿,难以呈现出良好效果。由此可见,村民参与对村庄规划实施效果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而且在杨陵区姜嫄村村民参与村庄规划实施中进一步发现,在村民全权主导之下,由于自身能力素质水平的限制,对村庄规划难以形成准确的认知,往往会对政府政策的落地、规划师倡导的思想以及空间建设的效果等造成一定影响;若村庄规划实施全权交由政府、规划师、施工企业等外来人员负责,虽然可以快速提升村庄人居环境品质,但会导致村民参与不足、村民诉求难以满足等问题。总体来看,村民参与的程度不同,村庄规划实施所呈现的效果也不同。基于姜嫄村村庄规划实施的现实情况,本文将从“村民参与度”这一视角出发,深入探究其对村庄规划实施效果存在何种影响。研究首先基于参与式治理、参与式规划理论,建立村民参与度对村庄规划实施效果影响的分析框架,并在案例实证研究方法和思路的指导下,进一步构建村民参与度的三个维度—参与广度、深度、效度与村庄规划实施效果的衡量指标以及关系假设;其次,以姜嫄村2018年村庄规划项目库中的三个典型项目为例,客观描述其实施全过程中的村民参与情况以及随之呈现出的实施效果,在此基础上对村民参与度以及项目实施效果展开衡量,进而分析两者的变化特征;然后,通过多个案例间的横向对比分析,明确广度、深度、效度对实施效果的影响,检验研究假设,并结合影响结果的理论解析,构建村民参与度对村庄规划实施效果影响的内在机制;最后,从提高村民参与度以提升村庄规划实施效果的角度为当前的村庄规划实施工作提出相关建议。研究表明,在村民参与度对村庄规划实施效果的影响中,村民参与广度是呈现村民参与的前提与基础,主要包括“形式上的广泛参与”和“实质性的广泛参与”两种状态,其中只有当村民处于“实质性参与”状态时,才能对村庄规划实施效果产生影响;村民参与深度反映了村民参与过程中所发挥实质性作用的大小,对村庄规划的实施效果存在显着影响;村民参与效度反映了村民参与的结果,其中村民积极参与的效度对村庄规划实施效果存在正向影响,村民消极参与的效度会因村民参与意图的合理与否,对村庄规划实施效果产生正向与负向两种影响。因此,在当前的村庄规划实施工作中,应避免推动村民广泛参与而造成的“假象”,注重村民参与效度、提高村民参与深度,以提升村庄规划效果。
井慧[2]（2021）在《精准扶贫背景下云南贫困地区农业技信息传播实践研究 ——以云南省羊肚菌产业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精准扶贫重大战略的指引下,因地制宜的发展区域特色产业,能够有效地实现从“输血”救济到“造血”自救的转变,巩固脱贫成果。羊肚菌种植是云南产业扶贫中的明星项目,产业扶贫要想持久发展,离不开优质农业科技信息的有力支撑。拉斯韦尔认为,信息的传播可以从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渠道、受众和传播效果五个要素入手进行分析研究。罗杰斯的“创新扩散”理论让我们认识到信息的传播是一个受多重因影响并递进扩散的过程。伴随着技术的发展以及媒介环境的日新月异,农业科技信息传播内容、途径等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产生了与以往不同的传播成效。准确把握羊肚菌种植户的信息需求及信息获取渠道,促进其更好地利用农业科技信息,从信息传播层面为农民脱贫致富路保驾护航意义重大。本文以新闻传播学相关理论为支撑,通过问卷调查、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等研究方法,从传播内容、渠道、受众、成效四方面入手,探求精准扶贫背景下云南贫困地区羊肚菌农业科技信息传播现状,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针对性地提出优化策略与完善路径,使农业科技信息更好地助推产业扶贫的发展,使贫困群众稳定增收。论文共分为绪论和四个章节。绪论部分梳理了研究目的、意义及相关文献,明确了本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此基础上确定了研究思路与方法,理清了研究问题与过程,为后续研究的开展筑牢了根基。第一章整理并界定了相关核心概念,阐述了所需的关键理论,为文章的撰写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二章对调查实况进行了呈现,介绍了本研究的调研点及相关概况,明确了样本数量与特征,并分析了调研阻碍因素与可行性。第三章对羊肚菌农业科技信息传播实践相关调研结果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综合运用多种方式,对农业科技信息传播内容、传播渠道、受众及传播成效进行了全方位的呈现。最后,第四章结合相关分析结果,探讨了精准扶贫背景下农业科技信息传播的问题与局限,并紧扣“精准传播”理念,多角度地提出了农业科技信息传播优化策略与完善路径,积极推动云南羊肚菌农业科技信息传播的发展新格局。
韦奇成[3]（2021）在《“分层-参与”教学法在高校篮球专选课中的应用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生的主体地位被逐渐重视并成为教育教学活动的核心,分层式、参与式等一系列新的教学法应运而生。分层—参与式教学即是在课堂教学中,教师根据学生的学习能力以及接受能力、原有的技能基础水平、学习自信心、学习动机等的不同,通过对相关知识测验后的结果解读,将学生分层后进行教学,具体表现在教学目标分层、教学内容分层、点拨指导分层等,在以学生为中心、因材施教的基础上,发掘学生的学习潜力;参与教学主要具体表现让学生参与到教学目标制定、练习结束后的组内、组间参与评价、总结等,让每一位学生都实现最优化、最全面的发展。本研究主要采用文献资料法、访谈法、教学实验法,以“人本主义理论”、“建构主义理论”以及“最近发展区理论”作为理论指导,将分层—参与式教学模式应用于高校体育篮球专选课中。选取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2018级篮球专选1班为实验班与篮球专选2班对照班共计48名学生为实验对象,其中每个班男生各24名男生,控制分层—参与教学法与传统教学法为唯一变量,通过对学生的篮球技术中的运球、投篮、技评达标进行测试以及非认识能力等多方面进行问卷、测量量表及测验为本研究提供真实、可靠的数据,数据采用Excle进行初步的分类和整理,采用SPSS22.0等统计学应用程序进行进一步的深层分析处理。通过对比实验前和实验后学生篮球技能成绩、非认知能力等诸多方面。得出以下结论:（1）教学实验后,实验班与对照班的两项期末技能考试成绩达标成绩的比较P值<0.05,具有显着性差异,说明分层参与教学法在高校篮球专选课中对学生篮球运球、投篮方面有所提升,技能成绩有所提高。（2）教学实验后,对实验班与对照班的（传球—行进间运球—行进间投篮）进行技术评定,两班的技评成绩的比较P值<0.05,说明了分层—参与教学法运用在高校篮球专选课教学中对学生篮球技评成绩有所提高,有利于规范学生的技术动作。（3）教学实验后,对实验班与对照班的综合成绩的比较值P值<0.05,说明了分层—参与教学法较传统教学法而言,有利于提高学生对篮球综合技术的掌握。分层—参与教学法中应完善不同层次学生自主性及激励机制,先进的教学法能够及时了解到不同级别学生的技能进行情况和心理变化状态,引导学生在不同层次间进行互帮互学,从而提高教学效果共同进步。（4）教学实验后,实验班与对照班的非认知能力对比,其中非认知能力中的体育学习动机方面的比较P值<0.05,说明了分层—参与教学法能够调动学生的学习动机;非认知能力中的凝聚力方面的比较P值<0.05,说明了分层—参与教学法能够增强学生之间的团队凝聚力;非认知能力中的自信心方面的其比较P值<0.05说明了分层—参与教学法能够提高学生在学习过程的自信心增加学生课程学习积极主动性,提高教学效果。
岳燕[4]（2021）在《退休精神：上海老年学习团队带领人角色认同的多个案研究》文中提出伴随人类平均预期寿命的提升和生育率的下降,老龄化问题已然成为全球共同面临的命题。城市老年人不但有物质养老保障的诉求,还有精神文化的渴求,老年教育机构“一座难求”的现象屡见不鲜。老年团队学习作为一种老年人自我教育与学习、自主组织与管理、灵活弹性的老年学习方式,可以有效缓解老年教育机构的这一困境。老年学习团队的核心人物——“带领人”不仅是老年学习者一员,更担负着组建与管理团队、帮教团员等重要使命。为此,从社会学的视角,理解老年学习团队带领人是如何构建角色认同的,其角色认同的特征是什么,进而探究优秀老年学习团队带领人“成为”团队领袖历程中的角色认同机制,探究其在退休后角色再造中所体现的人的终身发展的主体性,以及从中升华的退休精神,是本文的核心研究问题。斯特赖克（Stryker）的角色认同理论被用来解释人们在社会结构中所占据的象征符号及与之相关的意义诠释。角色认同显着性（Identity Salience）也是Stryker的关注焦点。本文以Stryker角色认同理论为视野,运用质性研究方法,通过访谈、参与式观察收集所甄选的六位上海老年学习团队带领人个案的数据资料并进行编码,从身份承诺、他人支持、内外奖赏、角色投入四个维度叙事带领人建构“老年教育者”角色认同显着性的图景,再结合带领人角色认同的分析框架即角色认知、角色情感、角色互动三个层面跨个例诠释不同带领人角色认同的特征,形塑老年教育者、终身学习者、组织活动者、团队管理者、志愿服务者、智慧长者等多重角色身份,形成带领人自我标定内在化即自我角色认同与社会角色认同的一致,回应了带领人通过角色认同占据某一社会位置的角色认知、角色扮演、角色执行过程。由此进一步揭示带领人角色认同的机理与本质。基于个案叙事和跨个案分析,本论文得出以下研究结论。带领人角色认同的建构过程和特征。主要概括为个体角色认知、“工作”角色情感、角色行为与互动三个层面。带领人从中形成了共通的角色认同特征:即协调团队成员,注重情感交汇;乐于奉献,具有志愿精神;上情下达,成为沟通桥梁;技艺见长,成长为老年教育者;处事见强,形成智慧积淀;各异的角色认同风格:强技艺专业特色型、强兴趣共同爱好型、强运营重视制度安排型三种。形成角色认同社会化的角色集合。主要表现为带领人价值观社会化构建社会认同,带领人组建团队学习活动强化社区（机构）认同,带领人终身学习促动自我角色认同三方面。带领人角色社会化体现为（PSPCLM）角色集合,它是带领人构建社会认同的依据;带领人的人际关系社会化表现为其自身与个体、团队、团队管理方、指导教师、赞助者、社区等利益相关方形成的多元互动体,它是带领人强化社区（机构）认同的依据;带领人作为团队发展的“粘合剂”,争取外援的“主心骨”是其促动自我角色认同的依据。带领人角色认同的机理。角色认知、角色情感、角色互动三者的互动整合。其中角色认知是角色认同的基础,角色情感是角色认同的依据,角色互动是角色认同的动力。带领人角色认同具有个体主体性和社会结构性。角色认同的个体主体性主要表现为人本主义:角色认同促进老年人终身学习、彰显人的全面发展、体现退休精神的伦理价值;角色认同的社会结构性主要表现为对老年教育的启示:角色认同昭示老年教育的外因内化作用、弥合老年教育的价值冲突、挖掘老年教育的智慧价值。在带领人实现角色认同,体现退休精神的过程中则酝酿、沉淀、生成了智慧,它外显于为人处事、对待得失的超然态度,内修于涵泳道德,润泽文明的内心平静。由此重新诠释了老年学习团队带领人角色认同的定义和退休精神的内涵。本研究拓展了角色认同理论跨学科应用的场域,展示了老年学习团队带领人的退休精神,对老年教育的理论内涵有了进一步探究,提出了培育老年学习团队带领人的建议。
玄杨静和[5]（2021）在《云南边境地区农业推广服务效益提升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云南边境地区农业是从业人口最多的产业,但农业对县域经济发展的贡献却最薄弱,是云南边境地区现代化进程的“短板”。要破解农业发展困境,需要农业科技的支撑和人力资本的提升。农业推广服务集二者于一身,通过农业推广服务将云南边境地区自然资源优势与农业科技成果相结合,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产品价值。通过农业推广服务促进农民知识、技能的提升和思想观念的转变,推动其主动做出改善自身生产、经营境况的行为。在服务环境、服务对象和服务体系的共同作用下,实现云南边境地区农业生态、经济、社会效益的提升。本研究将云南8个边疆州（市）的25个边境县（市）作为研究区域,将农业推广服务作为研究对象,梳理云南边境地区农业推广服务的历程,阐述云南边境地区农业推广服务环境、服务体系、服务对象现状,分析服务效益、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并提出提升服务效益的路径,构建云南边境地区农业推广服务多元协同格局,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区域间相互协同,共同推动云南边境地区向现代农业发展道路迈进。
王杰[6]（2021）在《我国西部民族地区新乡贤参与乡村事务治理研究 ——以昌吉市为例》文中研究表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国家越来越重视新乡贤作用。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是学界近年来兴起的重要议题。本文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坚持公共管理学科研究范式,运用扎根理论,以昌吉市作为研究场域,对西部民族地区新乡贤参与乡村事务治理具体内容的逻辑展开研究。分别构建了新乡贤参与乡村公共服务、乡风文明建设、乡村民族事务治理和乡村宗教事务治理的理论解释模型。在构建理论模型的基础上,通过总结和归纳田野调查过程中所观察到的治理实际,基于治理现代化的视角,分别回应了新乡贤参与乡村事务治理对于促进乡村公共服务现代化、乡风文明建设、乡村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和乡村宗教事务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启示,归纳了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治理方式,并在概括新乡贤与传统乡贤参与村治角色的基础上,对两者作了比较分析。首先,通过对新乡贤参与乡村公共服务供给逻辑的分析,建构了“新乡贤公共服务供给的逻辑”的理论解释模型。其中,个人参与预备度和“国家-社会-家庭”支持分别是新乡贤发挥作用的内在条件和外部条件;公共服务内卷化是新乡贤发挥作用的原因,协同优化服务供给是新乡贤改善公共服务的行动;多管齐下共保障是新乡贤发挥作用可持续和确保服务供给得以良性循环的策略;公共服务效能提升是新乡贤服务供给行为促成的结果。其次,通过对新乡贤参与乡风文明建设逻辑的分析,建构了“新乡贤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逻辑”的理论解释模型。其中,乡风失范是新乡贤得以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原因;引领乡风民风是新乡贤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内驱动力;乡村文化振兴是新乡贤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外驱动力;文明乡风建设是新乡贤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乡风文明是新乡贤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结果体现;鼓励嘉奖则是驱动新乡贤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策略办法。再次,通过对新乡贤参与乡村民族事务治理逻辑的分析,建构了“新乡贤参与乡村民族事务治理的逻辑”的理论解释模型。其中,民族共生共存是引致新乡贤参与民族事务治理的重要土壤;基层民族事务繁重是新乡贤在民族事务治理中发挥作用的突破口;维系族际关系和谐是新乡贤在民族事务治理中发挥作用的动机;族际粘合是新乡贤在民族事务治理中发挥作用的主要方式;场域驱动是新乡贤在民族事务治理中发挥作用的外驱动力;民族团结进步是新乡贤参与民族事务治理的结果呈现。复次,通过对新乡贤参与乡村宗教事务治理逻辑的分析,建构了“新乡贤参与乡村宗教事务治理的逻辑”的理论解释模型。其中,宗教并存是新乡贤得以参与宗教事务治理的现实土壤;基层宗教事务复杂是新乡贤参与宗教事务治理现实选择;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是新乡贤参与宗教事务治理的动机;宗教事务治理驱动是促使新乡贤参与宗教事务治理的客观需要;支持宗教中国化是新乡贤参与宗教事务治理的基本方式;宗教关系和谐则是新乡贤参与宗教事务治理的理想目标。最后,通过总结、归纳田野调查过程中所观察到的治理实际,分别回应了新乡贤参与乡村事务治理对于促进公共服务现代化、乡风文明建设、乡村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和乡村宗教事务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启示。归纳了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治理方式,分别是译介治理、依德治理和补位治理。在形式理论层面,对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事务所扮演的角色进行了理论概括,并与传统乡贤作了比较分析。综上,本研究的主要创新/贡献之处在于以下三点:首先,从乡村治理的内容视角出发,运用扎根理论构建了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不同内容的理论解释模型,并阐释了新乡贤参与对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启示;其次,在理论层面概括了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三种方式;最后,对新乡贤与传统乡贤参与乡村治理角色的理论刻画作了比较分析,拓展了学界关于新乡贤参与村治的理论认识。然而,仍然存在不足。本研究侧重从学理角度来进行经验叙事,势必削弱复杂的现实世界和经验过程,同时受限于田野调查的可行性,所构建理论模型的适用性有待进一步的探索。鉴于此,未来研究有必要深入扎根广大西部民族地区乡村开展田野调查,持续将构建的理论模型放入乡村治理实践中予以检验和修正,不断增强理论模型的解释力和适用性。同时,对于新乡贤参与村治研究,从研究内容来看,要与乡村振兴战略相结合,拓展研究的问题域;从研究方法来看,要科学运用研究方法,正确回答研究问题,坚持方法运用的多元化;从研究理论来看,要在形成新乡贤参与村治经验质感的基础上,持续提炼关于新乡贤参与村治的一般化理论概念,逐渐形成新乡贤参与村治的理论话语体系,实现学术理论对治理实践的良好回应。
李治兵[7]（2021）在《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下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业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20年,我国已完成了全国农村脱贫攻坚的历史性任务,实现全面小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由全面小康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历史阶段。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战略,也将进入全面推进的阶段。因此,乡村振兴已成为下一步农村从基层党建到经济产业发展,再到文化建设、生态保护、乡村治理等多项工作的时代背景和总体方略,对民族地区下一步旅游业发展也具有重要的统领指导意义。岷江上游羌族地区在生态保育、文化传承等方面地位突出,但也面临着自然灾害频发、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多重困境。在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下,村寨旅游的发展已经不是单纯的产业发展问题,而是涉及经济、文化、生态、基层治理等多个方面的复合问题。在羌族地区发展村寨旅游业,对于在资源与环境硬约束背景下推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背景下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在经济双循环发展格局下培育消费新增长点等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和政府有关乡村振兴的决议、规划、政策为指导,运用民族学、经济学、旅游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理论,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比较分析、多学科交叉等研究方法,按照“背景研究—文献研究—实地调研—咨询交流—重点突破”的思路,采用“理论研究—样本分析—案例田野”的程序,对民族村寨旅游业研究背景及意义进行分析,系统梳理相关文献,聚焦民族村寨旅游业研究的核心命题,明确研究的内容、思路,以此作为数据来源、案例选择及调研过程的依据;梳理相关指导思想及理论,对乡村振兴与民族村寨旅游发展的内在联系进行分析,为后续研究奠定理论基础。选取岷江上游羌族地区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其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特性以及乡村振兴实施情况,全面勾画出其村寨旅游业发展的历程与现状。综合运用既有研究成果、政府政策及田野调查资料,从产业、生态、文化、基层治理、收入五个方面构建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评价体系,以老人村、桃坪村、坪头村等三个典型案例村寨,采用定性与定量结合的方式,剖析其旅游发展对乡村振兴的贡献及存在的问题。系统总结村寨旅游发展在产业融合、村民增收、生态建设、文化传承与保护、基层党建等方面的成效,生成具有民族地区发展特色的村寨旅游发展经验。以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暴露的问题为逻辑起点,辨析其产业结构、产业组织、管理机制、基础设施建设等现实挑战,洞悉其在人力、土地、资金、管理、基层组织、自然灾害等方面的制约因素,把产权制度、土地改革、村民组织化、基层治理等纳入村寨旅游发展分析框架,探索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下民族村寨旅游高质量发展的科学路径。研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乡村振兴战略是岷江上游羌族地区以及所有民族地区村寨旅游发展的重大时代背景和统领方略。在此背景下,发展村寨旅游应当并也能契合乡村振兴战略在乡村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和村治方面的要求。第二,岷江上游羌族地区在乡村振兴战略初步实施阶段,尽管连续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但村寨旅游业的恢复、发展、升级仍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本文对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的区域宏观贡献与案例村寨的微观贡献的研究表明,村寨旅游是推进岷江上游羌族地区乡村振兴的可行路径之一。第三,在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下,村寨旅游发展应树立新的资源利用与产业获益理念。第四,产业融合是促进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业良性发展以及乡村产业振兴的主要路径。第五,构建劳动、经营、资本的多元化参与格局,其中落实与活用中央有关土地确权与“三权分置”重要政策,探索多样化土地流转,确保村民资本化参与旅游业及收益权利是一项重要新课题,也是巩固全面小康和推进乡村产业融合振兴的政策保证。第六,加强村级基层党建,探索村寨旅游业新型集体经济形式并保证村民的主体地位,同时加快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完善社会主义村民自治,激发村民参与乡村振兴和发展旅游产业是构建良好村寨旅游秩序的重要途径。
高云亮[8]（2021）在《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功能问题历来是学界研究的重点之一。在精准扶贫进程中,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核心领导地位、政治引领优势、统筹协调作用、资源整合功能是保证广大贫困村实现脱贫的重要动因,也是推动农村党建科学化的决定性因素。截止2019年底,我国已在533824个行政村建立党组织,覆盖率超过99%。1从基层党组织引领干部群众推进精准扶贫的实践来看,精准扶贫与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发挥形成鲜明的交互促进特征:一方面,贫困村的扶贫必须依靠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坚强领导来推动、组织、实施;另一方面,精准扶贫又为农村基层党组织以提升功能为重点的自身建设提供了良好平台。目前,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扶贫工作已进入脱贫攻坚奔小康的战略决胜期,由于扶贫主体的自身能力因素、脱贫主体的内在动力因素、帮扶策略的试用匹配因素、扶贫保障的机制体制因素等方面的影响,精准扶贫的成效受到一定制约。在此种情形下,在今后的脱贫攻坚中如何才能有效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特定功能,如何才能强化农村党组织功能促进脱贫实效,如何理解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扶贫功能内涵,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如何实现等等,这些问题亟需提上重要日程,也是我们党巩固农村执政根基、加强自身建设、推动脱贫实现进程中必须解决的现实难题。从扶贫背景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历史演进来看,能够为新时代精准扶贫战略下科学高效地推进脱贫攻坚提供经验借鉴。扶贫救济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主要作用是组织推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提高农村土地产出率,承接落实农村经济发展政策、发展乡镇企业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以工代赈政策促进农村基础设施改善。扶贫开发阶段专门成立农村扶贫工作领导机构,增强了广大农村党组织的组织力和凝聚力,有效加强对农村扶贫工作的领导,承接落实贫困县独有的优惠政策,增强扶贫攻坚的驱动力。扶贫攻坚阶段以政府为主导、多元互促模式促进贫困人口增强自我发展能力。新世纪综合扶贫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格局中形成攻坚合力,以“一体两翼”战略建立农户参与式利益协调,以“多予、少取、放活”的强农惠农方针确立利益协调的行动导向。新时代精准脱贫阶段主要是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村委会主导、社会动员、群众参与的大扶贫工作格局,承接第一书记驻村制度安排,促进精准化脱贫与党的政策机制有效衔接,积极吸收和借鉴国内典型做法,呈现出脱贫攻坚与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的战略性、资源开发与整合的统筹性、制度政策与利益诉求衔接的科学性等特征。我们党通过探索与实践,不仅使贫困人口和贫困发生率大幅下降,贫困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日益增强,更使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显着加强,彰显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背景下脱贫攻坚的贫困治理价值。从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内涵看,在对政党功能作用理论展开历史考察的基础上,村级党组织履行功能时呈现出直接现实性、动态不均性、相对变易性、权责限定性、权威内生性等基本特点,分类分析了影响村级党组织功能的历史选择因素、制度机制因素、利益结构因素、干部能力因素和服务保障因素,在本体层面、载体层面、中接层面、取向层面、职责层面表现出不同的功能定位。以此为基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引领功能、组织建设功能、经济发展功能、宣传教育功能、联系群众功能、整合动员功能、社会服务功能,建设性地提出生态建设功能供理论研讨;通过对习近平在精准扶贫中关于村党支部功能重要论述的话语分析,析理出农村基层党组织在精准扶贫这一特定条件下发挥的核心领导功能、队伍建设功能、致富引领功能、宣传扶志功能、资源整合功能、基础保障功能等实际功能;阐明了在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的作用机制,为后文研究提供基本遵循。在对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状况进行实证分析时,一是以全国范围内农村基层党组织在精准扶贫中的功能实现状况为标的,结合历史考察方法进行重点梳理。二是选取甘肃省陇南市、兰州新区的100个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调研对象,对其在精准扶贫中的功能状况开展实证研究。三是结合中观层面的功能实现状况和微观层面的调研走访结果,推证出精准扶贫进程中影响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的功能主体本位化、功能结构固有化、功能方式单一化、功能策略浅表化、功能保障低效化等主要问题,并结合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形势深入探究问题成因。在脱贫攻坚背景下,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主要途径应当聚焦于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以多元化为引领,拓展功能主体。以加强扶贫引领为指向创新农村党组织本体设置、以加强扶贫公开为导向健全党务村务监督主体、以加强扶贫领导为取向构建“一核多元”治理体系。第二,以科学化为原则,完善功能结构。重点是:坚持选育结合,完善力量结构;坚持培优训强,完善素质结构;坚持科学衔接,完善制度结构。第三,以多元化为要求,丰富功能方式。尤其是:坚持多元推动,统筹扶贫方式;坚持要素整合,统筹扶贫资源;坚持人才整合,统筹精英参与。第四,精准化为内涵,实施功能策略。必须着力于:推动精准识别,克服“漏桶效应”;推动精准施策,稳定脱贫成效;推动精准考核,完善评价机制。第五,以持续化为导向,加强功能保障。持续壮大村级积累,持续健全协调体系,持续强化服务保障,为实现脱贫攻坚奔小康提供强大支撑。从现实来看,广大农村地区当下乃至今后两年的扶贫攻坚工作具有极端特殊性:既是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的收官阶段,也是既有脱贫成果的检验巩固阶段;既是实现全面小康的战略决胜阶段,也是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立现代化农业发展体系的布局强基阶段。值得指出的是,全面小康是一个大的历史范畴,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多维建设的有机统一,也是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结果和归宿。因此,精准扶贫思想的最大价值并不仅仅局限于针对脱贫攻坚实践的指导意义,而在于以经济社会发展的大目标为统率,促成路线、方针、政策、举措、治理能力、具体工作等全方位的精准化,从根本上提升发展效能。这就要求我们立足于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彰显农村党组织的功能,以推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为着力点,带动农村“五位一体”全面发展,立体、科学、渐进地融入全面小康社会。
李保平[9]（2020）在《中国履行《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的名古屋议定书》关键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生物多样性公约》于1992年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通过,并于1993年12月正式生效,是全球最重要的多边环境公约之一。《公约》确立了三大目标,即:保护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组成部分;公平公正地分享因利用遗传资源而产生的惠益。《名古屋议定书》是专门针对实现第三个目标而缔结的具体协议。《议定书》规定了利用方获取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应得到提供方的“事先知情同意”,并在“共同商定条件”下与提供方公平公正地分享因利用此等资源而产生的惠益。惠益可包括适当转让技术或提供资金等形式,亦应顾及遗传资源和生物技术的所有权问题。《名古屋议定书》生效后,各缔约方通过立法、行政或政策等措施积极履行公约义务。由于国情和体制的差异性,中国在履行《议定书》时遇到较多的“水土不服”问题,至今尚未建成有效的获取与惠益分享制度体系。本文通过系统梳理《议定书》条款,结合中国实际,识别出当前亟待解决的几个关键问题:（1）法律术语“土着和地方社区”在中国的理解和应用。（2）如何实施不同权属类型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获取与惠益分享。（3）中国如何协调与《议定书》相关国际文书的关系。解决好上述关键问题有利于我国的履约工作。本研究选取了湖南、广西等少数民族地区作为研究区域,通过民族生态学田野调查,运用多学科交叉、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等方法,比较研究了壮族、瑶族、毛南族等少数民族社区与“土着和地方社区”特征的异同,构建了“土着和地方社区”的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对湖南保靖黄金茶、广西桂林罗汉果等案例进行实地调研和专利审查,探讨了不同权属类型的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获取与惠益分享模式;通过对广西参与式玉米品种选育、瑶族传统医药知识等案例的实证研究,探讨了在履行《议定书》过程中如何协调与其他相关国际文书的关系,并提出具体的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结果如下:1、法律用语“土着和地方社区”在中国的理解与应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8（j）条提出了“土着和地方社区”的概念。《名古屋议定书》关于获取与惠益分享的很多核心条款都涉及到“土着和地方社区”,特别规定了使用方在获取“土着与地方社区”的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时,要征得“土着与地方社区”的“事先知情同意”,并与“土着与地方社区”公平分享惠益。因此,中国履行《名古屋议定书》必须首先要解决“土着和地方社区”的概念及在中国的适用范围。本文在词源和法律文本分析的基础上,提取了国际“土着和地方社区”的基本特征,研究了中国少数民族与“土着与地方社区”的特征异同,建立了“土着与地方社区”评价指标体系。指标体系包括社会、经济、文化和资源环境等4个一级指标,世居性、自我认同、自治权、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等11个二级评价指标及15个辅助量化指标。利用此评价体系与我国广西壮族（马山和那坡县）、瑶族（金秀县）和毛南族（环江县）的基本特征进行比较分析,发现由于广西各少数民族的发展现状差异较大,壮族除黑衣壮支系和地方社区,总体上已不具有“土着与地方社区”的特征,瑶族在地方社区水平上保持了“土着与地方社区”的特征,毛南族在社区水平上保持了“土着与地方社区”的基本特征。由此得出:在履行《名古屋议定书》而辨别少数民族是否具有“土着和地方社区”特征时,不能对整个民族而论,而应以具体的地方社区作为评估单元。这将为我国在履约过程中应对由“土着和地方社区”概念带来的难题,有效实施公约重要条款提供技术支撑。2、不同权属类型遗传资源的获取与惠益分享《名古屋议定书》规定了适用于获取与惠益分享的遗传资源应是此种资源的原产国或已履行公约而合法获取此种资源的国家,具体如何实施取决于原产国的法律规定。因此,需要进一步追溯和明确遗传资源的原始提供方,以确定遗传资源的权属主体,进而确保遗传资源的原产地提供方能够分享惠益。本研究在分析公约规定和我国相关法律文本的基础上,探讨了遗传资源的权属理论和实际权益应用等问题。在此基础上,针对我国三种遗传资源的原产地类型,探讨了各类型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的应用模式:（1）原产地社区明确。在原产地社区可认定的情况下,可由该遗传资源的原产地社区代表直接与利用方进行获取与惠益分享的谈判。利用方在获取并利用该类型的遗传资源时,应事先征得社区及其代表的知情同意,然后双方在信息对等的前提下共同商定条件,通过合同或协议的形式分享因开发利用此种遗传资源而产生的惠益。（2）原产地社区不能明确。在原产地范围较大（如超出乡域或县域）而不能确定遗传资源具体地方社区的情况下,可由遗传资源的原产地当地政府指定遗传资源主管部门（环保、农业、林业、中医药等）作为具体的权属主体代表履行获取与惠益分享的相关程序。利用方在获取并利用此类遗传资源时,应与地方主管部门在事先知情同意和共同商定条件的原则下公平惠益分享,惠益可用于辖区内该遗传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3）遗传资源具有多个原产地。对于一种遗传资源在多个省份拥有原产地的情况,可由原产地的省级政府作为权属主体代表。涉及国外客体时可由国务院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生态环境、农业农村、林业和草原等）作为权属主体,直接履行获取与惠益分享的相关程序,惠益可作为生物多样性基金用于促进遗传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3、不同权属类型相关传统知识的获取与惠益分享《生物多样性公约》和《名古屋议定书》规定了遗传资源相关传统知识的持有方应为维持传统生活方式的“土着和地方社区”。《名古屋议定书》要求土着与地方社区有效参与传统知识的获取与惠益分享过程,并确保“事先知情同意”和“共同商定条件”原则的实施。我国遗传资源相关的传统知识类型众多,权属复杂,在履行《名古屋议定书》时将面临严峻挑战。本研究旨在梳理传统知识的不同类型,在相应权属特征的基础上,结合国际公约的相关要求,研究提出适合我国国情的传统知识的获取与益分享模式:（1）来自于土着和地方社区的传统知识。当获取的传统知识来自具有“土着和地方社区”特征的少数民族地方社区时,当地的少数民族社区应作为该类型传统知识的权属主体,对该类型的传统知识享有共同产权。利用方在获取并利用此类型的传统知识时,须在当地少数民族社区的有效参与下,遵循“事先知情同意”和“共同商定条件”等原则和程序,与当地社区签订“获取与惠益分享”协议合同。（2）来自非土着和地方社区的传统知识。这类传统知识来自不具有“土着和地方社区”特征的地方社区,或者来自个人和家族,或者来自其他收集、保存和使用单位,其权属主体可以是个人、集体社区、单位机构或者国家。对于权属主体为个人、家族和地方社区的,可参照“土着和地方社区”的模式,与传统知识的实际持有人进行惠益分享;对于权属主体为单位机构、国家或者权属主体不能确定的,应由国家指定相应的权属组织代表行使获取与惠益分享的权利。（3）文献化的传统知识。这类传统知识在历史上由我国各民族共同创造,如《本草纲目》等经典药方知识,多数已无法追溯来源及权属,成为国家瑰宝。当国外利用方获取并利用此类传统知识时,国家可指定相关主管部门（如中医药管理局等）作为权属主体实施“获取与惠益分享”的制度条款,并对国外使用的情况进行追踪和监管,将应得惠益用于对中医药传统知识等的保护和传承。4、协调相关公约之间的关系除了《名古屋议定书》,其他一些国际文书也涉及到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获取与惠益分享。在这些公约或协定中,有些与《议定书》的原则相一致,有些与《议定书》并不完全一致。中国是这些公约和协定的缔约方（少量为观察员）,并由国内不同的政府部门牵头履行。然而,在各自履行相关国际公约和协定时,部门政策和相关行动可能会出现不协调的情况,这将影响国际义务的履行,并有损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为此,本研究梳理了主要相关国际公约或协定的目标和要点内容,以案例研究的方式分析了“获取与惠益分享”的冲突及协同增效途径。如以广西参与式玉米育种为案例,探讨了新品种保护制度中产权主体分配存在的弊端,针对植物新品种制度中的社区主体产权失衡,提出了产权主体重构的建议;以广西瑶族传统医药知识保护为例,分析了现代知识产权体系对传统知识保护的局限性,提出构建传统知识的特殊保护制度等建议。并以履行相关国际公约和协定时出现的问题,提出履约的协同增效模式和建议。综上,本文运用生态学、民族学及法学等多学科交叉方法,针对中国在履约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关键问题进行了研究。首次构建了适合国际概念和中国国情的“土着和地方社区”评价指标体系,提出以少数民族具体社区作为“土着与地方社区”的评估单元,有效避免了以单一民族作为评估单元造成的履约困难,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和实际应用价值,为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实施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获取与惠益分享制度创造了条件,也为国家能够全面有效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和《名古屋议定书》提供了技术支撑。此外,本文提出的遗传资源信息权、实物财产权等遗传资源权属理论,不同类型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获取与惠益分享模式可为国家和地方生物多样性立法、获取与惠益分享制度体系的构建提供理论基础和技术支持。
盘劲呈[10]（2021）在《乡村社区参与体育旅游减贫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18年初,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人民对乡村旅游的需求发生转变,体育旅游作为旅游产业和体育产业深度融合的新兴产业形态,显现出较强的减贫效应。多地利用体育旅游扶贫新举措,建设体育旅游减贫示范区,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文化及生态减贫成果,其在扶贫方面有其他行业无法比拟的优势。体育旅游不仅可以丰富旅游产品体系、拓展旅游消费空间、促进旅游业转型升级,同时也利于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结合我国现阶段实情及未来发展需要,“乡村社区如何参与体育旅游?”“体育旅游的减贫路径如何得到补偿优化?”等问题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有重要意义。为衡量减贫效应并提出体育旅游扶贫新路径,研究采用深度访谈等质性与问卷调查等量化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方法,对国内外体育旅游研究、乡村旅游扶贫研究、旅游社区参与研究进行回顾。归纳了社区参与体育旅游的历程、条件与机制,基于中心地理论、社会交换论等理论基础,构建了“社区参与体育式减贫”理论模型。结果表明体育旅游扶贫是一项持续型工程,也是一种社会现象。深化体育运动参与和社区发展能力的互动、增强基层社区体育锻炼的可持续性、提升社区运营体育企业的自主脱贫能力,是乡村居民摆脱贫困的真实意愿,也是实现美好生活的途径。主要研究结论有:第一,乡村体育旅游发展依托于非城市区域的可用体育资源,居民以村落体育社区为中心地,开展户外游憩、休闲健身、体育汇演等新兴经营性活动。社区参与体育旅游的主要特征是主动性、分享性和监督性,参与途径为双重参与、全人群参与、运动项目参与和体育赛事参与。体育旅游减贫的形态主要有运动消费市场、运动社区、乡村赛事及其附属影响力、当地居民互动,衡量体育旅游减贫成效的途径主要有内生性评价（参与程度、参与能力、动力机制）;影响力评价;减贫节点评价以及村民认知中的减贫评价。第二,研究从3802个标签中提取了2184个基本概念,整理出46个概念类属,凝练为11个主范畴,聚合为一个中心涵义“社区参与体育式减贫”。在此涵义中,“参与度”与“动能”是分类变量,“参与度”表明社区是否具备发展体育旅游的资源、条件和基础,“动能”代表贫困社区具备开发体育旅游资源的动力和能量,由居民参与运动的能力、资源识别能力和扶贫制度等要件构成。基于此,国内体育旅游区域可划分为四类减贫区:运动项目本位区、体育侧位区、旅游侧位区和体育旅游失位区。居民对待体育旅游积极、消极影响时的支持意愿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减贫的延续性,即持续减贫。第三,我国乡村社区的旅游资源富集,体育旅游发展形态丰富,森林旅游、海滨旅游、冰雪旅游、山地旅游、冒险旅游等形式繁多,旅游资源与运动能力相互促进。在减贫的实践中,体育旅游能促进个体的精神收获,助力精神脱贫,是较好的“扶志”手段;村委会、县城学校和景区具备转化体育资源的能力,具有培养民族传统体育后备运动员、转变经营模式和扩大影响力的功能;同时,体育旅游能更新社区居民观念、强化民间体育团体的内外部网络关系。第四,体育旅游驱动减贫的基础性要素是体育行政管理职能,村委会、景区和学校等单位是推动社区体育旅游发展的机构;减贫驱动的核心要素是社区参与体育运动的程度,以及社区参与体育的动能,两种要素能够促进“贫困社区”的精神减贫,有助于提升社区居民愉悦感、幸福感;社区居民扩大体育基层组织的规模能够有效增强减贫要素之间的互动。第五,减贫效应是一种具有长期影响力的社会现象,体育旅游业融合形态单一、供应链简单、关联产业附加值低,对持续推动经济减贫的效果还未显现。强化以社区为单位的内、外部体育参与能力,能缩小农村文化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差距。社区支持意愿代表社区可持续脱贫的主观能动性,体育专项扶贫计划有助于增加社区参与旅游开发的权利,体育组织促进社交网络不断完善。居民掌握一至两项运动技能能有效提升贫困生活的“存在感”;压缩旅游空间有利于提高生产要素流动的效率,多社区联动和专项规划等核心导向有助于激发社区参与的自主性,扩大脱贫规模、提升减贫效率。在具体建议方面,一是深化运动参与和社区发展的互动。促进个体锻炼行为转变为社区集体旅游活动,增强社区群体的体育锻炼意愿及运动能力;不断创新具有体育传统文化价值的项目,建设承载民俗文体资源的运动示范村群。二是增强体育旅游减贫的可持续性。规范健身基本权利,增强体育旅游物权收益;壮大体育组织规模,促进民俗旅游多元供给,创造公众营收机会,制定利益分配长效措施;权衡社区参与范围,兼顾资源生态减贫效益。三是增加社区运营体育旅游业的自主脱贫能力。鼓励村寨社区运营,激发社区主导型动能;促进多社区联动办赛,扩大旅游减贫辐射区域;普及户外运动技能,布局体育生计型产业;调动社区参与积极性,营造社区支持氛围。研究提出了体育旅游新兴领域的理论构架,尝试解决深度贫困区域中的实践矛盾。
二、参与式科技示范机制的效果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参与式科技示范机制的效果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杨陵区姜嫄村村民参与度对村庄规划实施效果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提出 |
| 1.2 研究对象与概念释义 |
| 1.2.1 对象选择 |
| 1.2.2 概念释义 |
| 1.3 研究综述 |
| 1.3.1 村庄规划实施中村民参与的相关研究 |
| 1.3.2 村民参与度的相关研究 |
| 1.3.3 村庄规划实施效果的相关研究 |
| 1.3.4 研究综述小结 |
| 1.4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4.1 研究目的 |
| 1.4.2 研究意义 |
| 1.5 研究内容、方法与框架 |
| 1.5.1 研究内容 |
| 1.5.2 研究方法 |
| 1.5.3 研究框架 |
| 1.6 本章小结 |
| 2 杨陵区姜嫄村村庄规划实施及公众参与概况 |
| 2.1 杨陵区乡建背景 |
| 2.1.1 杨陵区概况 |
| 2.1.2 杨陵乡建概况 |
| 2.2 姜嫄村村庄规划及其实施概况 |
| 2.2.1 姜嫄村村庄规划概况 |
| 2.2.2 姜嫄村村庄规划实施概况 |
| 2.3 姜嫄村村庄规划实施中的公众参与情况 |
| 2.4 本章小结 |
| 3 理论基础与研究设计 |
| 3.1 理论基础及分析框架 |
| 3.1.1 理论基础 |
| 3.1.2 理论分析框架构建 |
| 3.2 研究设计 |
| 3.2.1 研究方法选取及研究思路构建 |
| 3.2.2 研究变量的衡量维度分析 |
| 3.2.3 参与度与实施效果的关系假设 |
| 3.2.4 实证研究 |
| 3.3 本章小结 |
| 4 姜嫄村典型项目实施中的村民参与度及其实施效果 |
| 4.1 农户改厕案例分析 |
| 4.1.1 村民参与情况及其实施效果 |
| 4.1.2 村民参与度的变化特征分析 |
| 4.1.3 项目实施效果变化特征分析 |
| 4.2 古树及周边环境美化案例分析 |
| 4.2.1 村民参与情况及其实施效果 |
| 4.2.2 村民参与度的变化特征分析 |
| 4.2.3 项目实施效果变化特征分析 |
| 4.3 “乡村集市”案例分析 |
| 4.3.1 村民参与情况及其实施效果 |
| 4.3.2 村民参与度的变化特征分析 |
| 4.3.3 项目实施效果变化特征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5 村民参与度对村庄规划实施效果的影响分析 |
| 5.1 姜嫄村村民参与度对村庄规划实施效果影响的多案例对比分析 |
| 5.1.1 广度对实施效果的影响 |
| 5.1.2 深度对实施效果的影响 |
| 5.1.3 效度对实施效果的影响 |
| 5.2 理论解析及内在机制 |
| 5.2.1 广度影响解析 |
| 5.2.2 深度影响解析 |
| 5.2.3 效度影响解析 |
| 5.2.4 村民参与度对村庄规划实施效果影响的内在机制 |
| 5.3 提高村民参与度以提升村庄规划实施效果的相关建议 |
| 5.3.1 避免推动村民广泛参与而造成的“假象” |
| 5.3.2 注重村民参与效度、提高村民参与深度 |
| 5.4 本章小结 |
| 6 结论与展望 |
| 6.1 结论与创新 |
| 6.1.1 研究结论 |
| 6.1.2 研究创新 |
| 6.2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图表目录 |
| 图录 |
| 表录 |
| 附录 |
| 附录一:姜嫄村村庄规划实施中村民参与度调查问卷 |
| 附录二:攻读硕士期间研究成果 |
| 一、攻读硕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二、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参与的实践项目 |
| 致谢 |
（2）精准扶贫背景下云南贫困地区农业技信息传播实践研究 ——以云南省羊肚菌产业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一)解决好贫困地区三农问题迫切需要农业科技信息的传播 |
| (二)传播环境的改善带来农民农业科技信息需求的激增 |
| (三)云南省特色产业发展亟需农业科技信息的支持 |
| 二、研究目的 |
| (一)分析现有农业科技信息传播实践现状并探究其中存在问题 |
| (二)从传播学视角挖掘符合农村实际的农业科技信息传播途径和方法 |
| (三)发挥信息扶贫作用,提高产业经济效益 |
| 三、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四、国内外相关研究概述 |
| (一)国外相关研究概况 |
| (二)国内相关研究概况 |
| (三)研究述评 |
| 五、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六、研究问题与调查过程 |
| (一)研究问题 |
| (二)调查研究过程 |
| 第一章 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界定 |
| 一、精准扶贫 |
| 二、创新扩散 |
| 三、农业科技传播 |
| 四、传播渠道 |
| 五、传播实践 |
| 六、信息扶贫 |
| 第二节 理论基础 |
| 一、罗杰斯“创新扩散”理论 |
| (一)创新 |
| (二)沟通渠道 |
| (三)时间 |
| 二、 “拉斯韦尔5W”模式 |
| 三、 “使用与满足”理论 |
| 第二章 羊肚菌农业科技信息传播调查实况 |
| 第一节 调研点选择与确认 |
| 一、调研点选择 |
| 二、调研点概况 |
| (一)云南省曲靖市沾益区菱角乡种植片区 |
| (二)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种植片区 |
| (三)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六街镇种植片区 |
| (四)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保山华大智慧农业公司种植及推广片区 |
| (五)云南省红河州弥勒市东山镇老街村种植片区 |
| (六)云南省楚雄州南华县种植片区 |
| (七)云南省大理州剑川县马登镇种植片区 |
| 第二节 调研样本数量与特征 |
| 第三节 调研阻碍因素与数据可行性分析 |
| 第三章 羊肚菌农业科技信息传播实践现状及分析 |
| 第一节 羊肚菌农业科技信息传播内容分析 |
| 一、羊肚菌农业科技信息传播内容分类 |
| 二、羊肚菌种植户信息需求内容相关统计分析 |
| (一)信息需求内容分析 |
| (二)信息内容接触频率分析 |
| (三)信息内容采用频率分析 |
| 三、羊肚菌农业科技信息传播内容评价 |
| (一)信息内容接触及采用程度评价 |
| (二)信息需求特征及理解程度评价 |
| 第二节 羊肚菌农业科技信息传播渠道分析 |
| 一、羊肚菌农业科技信息传播渠道梳理 |
| (一)组织传播 |
| (二)人际传播 |
| (三)大众传播 |
| 二、羊肚菌农业科技信息传播渠道现状分析 |
| (一)种植户日常获取农业科技信息渠道分析 |
| (二)种植户首次获取农业科技信息渠道分析 |
| (三)种植户倾向的农业科技信息获取渠道分析 |
| (四)种植户农业科技信息获取有效渠道分析 |
| 三、羊肚菌农业科技信息获取渠道评价 |
| (一)组织传播 |
| (二)人际传播 |
| (三)大众传播 |
| 第三节 羊肚菌农业科技信息传播受众分析 |
| 一、羊肚菌农业科技信息采用速度与罗杰斯“创新扩散”S形曲线模型 |
| 二、羊肚菌农业科技信息传播受众决策行为分析 |
| 三、羊肚菌农业科技信息传播受众创新性与身份确认 |
| (一)具有冒险精神的创新先驱 |
| (二)备受尊敬的早期采用者 |
| (三)深思熟虑的早期大众 |
| (四)谨慎多疑的后期大众 |
| (五)传统保守的落后者 |
| 第四节 羊肚菌农业科技信息传播成效分析 |
| 一、羊肚菌农业科技信息传播认知成效分析 |
| 二、羊肚菌农业科技信息传播内容满意度分析 |
| 三、羊肚菌农业科技信息传播渠道满意度分析 |
| 四、羊肚菌农业科技信息反馈渠道满意度分析 |
| 五、羊肚菌农业科技信息促进增收致富满意度分析 |
| 第四章 羊肚菌农业科技信息传播问题分析及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羊肚菌农业科技信息传播的主要问题及局限 |
| 一、农业科技信息传播内容问题分析 |
| (一)虚假农业科技信息内容传播盛行 |
| (二)农业科技信息内容不丰富、不精准 |
| (三)农产品市场信息传播缺失 |
| (四)农业科技信息可操作性较低 |
| 二、农业科技信息传播渠道局限分析 |
| (一)组织传播灵活性较差,缺乏反馈机制 |
| (二)大众传播针对性较差,信息管理匮乏 |
| (三)人际传播准确性较低,信息内容繁杂 |
| (四) “自下而上”反馈渠道缺失 |
| 三、农业科技信息传播受众问题分析 |
| (一)种植户综合素质较低,阻碍信息获取 |
| (二)难以实现对受众的精准分类传播 |
| 第二节 羊肚菌农业科技信息传播的提升对策与建议 |
| 一、农业科技信息传播内容完善路径 |
| (一)严厉打击虚假农业科技信息传播 |
| (二)提升信息内容丰富度及信息传播精准性 |
| (三)加强羊肚菌市场信息传播力度 |
| (四)提升农业科技信息可操作性 |
| 二、农业科技信息传播渠道优化策略 |
| (一)完善组织体系,提升服务水准 |
| (二)发展大众传媒,提高宣传能力 |
| (三)注重精准传播,关注个性化需求 |
| (四)拓宽农业科技信息建议、意见反馈渠道 |
| 三、农业科技信息传播受众提升对策 |
| (一)提供学习平台,提升农民素养 |
| (二)针对不同受众进行个性化传播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专着 |
| 二、硕博论文 |
| 三、期刊 |
| 附录 |
| 附录A 羊肚菌种植户调查问卷 |
| 附录B 个别种植户深度访谈提纲 |
| 附录C 涉农企业深度访谈提纲 |
| 附录D 种植大户、技术带头人、合作社深度访谈提纲 |
| 附录E 科研机构、科研团队等深度访谈提纲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3）“分层-参与”教学法在高校篮球专选课中的应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前言 |
| 1.1 选题缘由 |
| 1.1.1 课程改革的需要 |
| 1.1.2 篮球教学方式创新的需要 |
| 1.1.3 分层—参与式教学法的优势 |
| 1.2 研究目的 |
| 1.3 研究意义 |
| 1.4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1.4.1 分层教学法 |
| 1.4.2 参与式教学法 |
| 2 文献综述 |
| 2.1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2.1.1 分层式教学法的研究 |
| 2.1.2 参与式教学法的研究 |
| 2.1.3 分层式教学在体育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
| 2.1.4 参与式教学在体育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
| 2.1.5 分层—参与式教学法的研究 |
| 2.1.6 篮球专选课的相关研究 |
| 2.1.7 研究述评 |
| 3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3.1 研究对象 |
| 3.2 研究方法 |
| 3.2.1 文献资料法 |
| 3.2.2 访谈法 |
| 3.2.3 教学实验法 |
| 3.2.4 问卷调查法 |
| 3.2.5 数理统计法 |
| 4 分层参与教学法的操作与实施 |
| 4.1 分层参与教学法的操作 |
| 4.1.1 教学指导思想 |
| 4.1.2 教学目标 |
| 4.1.3 教学原则 |
| 4.1.4 操作程序 |
| 4.1.5 教学评价 |
| 4.2 分层参与教学法在篮球教学中的实施 |
| 4.2.1 实验班学生的分层 |
| 4.2.2 教学中分层的依据与调整 |
| 4.2.3 分层参与教学法的具体实施 |
| 5 结果与分析 |
| 5.1 “分层—参与”教学法理论分析 |
| 5.1.1 分层参与教学法的“建构主义”理论分析 |
| 5.1.2 分层参与教学法的“人本主义”理论分析 |
| 5.1.3 分层参与教学法的维果茨基“最近发展区”理论分析 |
| 5.2 “分层—参与”教学法在篮球专选教学中的应用分析 |
| 5.3 实验前测结果分析 |
| 5.3.1 实验班与对照班篮球技术成绩对比分析 |
| 5.3.2 实验班与对照班非认知能力的对比分析 |
| 5.4 实验后测结果分析 |
| 5.4.1 实验班与对照班篮球技能成绩对比分析 |
| 5.4.2 实验班与对照班篮球技评的成绩对比分析 |
| 5.4.3 实验班与对照班术科技能综合成绩对比分析 |
| 5.4.4 对照班与实验班的非认知能力对比分析 |
| 5.5 实验前后测结果分析 |
| 5.5.1 实验班篮球技能成绩对比分析 |
| 5.5.2 实验班非认知能力的对比分析 |
| 5.5.3 对照班篮球技能成绩对比分析 |
| 5.5.4 对照班非认知能力的对比分析 |
| 6 结论与建议 |
| 6.1 结论 |
| 6.2 建议 |
| 7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7.1 研究不足 |
| 7.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专家效度评价表 |
| 附录二 篮球学习动机问卷调查表 |
| 附录三 群体凝聚力问卷表 |
| 附录四 学习自信心量表 |
| 附录五 教学日历 |
| 附录六 |
| 读研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4）退休精神：上海老年学习团队带领人角色认同的多个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一、现实背景:我国已呈现快速老龄化趋势 |
| 二、个人感情:老年阶段是必经的人生历程 |
| 三、工作实践:老年群体是主要的服务对象 |
| 四、专业使命:老年教育是成人教育的组成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角色认同研究的基础 |
| 二、角色认同研究的三种取向 |
| 三、角色认同应用的相关研究 |
| 四、基于文献综述的启示 |
| 第三节 研究问题、思路与意义 |
| 一、研究问题 |
| 二、研究思路 |
| 三、研究意义 |
| 第四节 核心概念 |
| 一、老年学习团队 |
| 二、老年学习团队带领人 |
| 三、角色认同 |
| 四、社会认同 |
| 五、退休精神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研究设计 |
| 第一节 多元化视角的角色认同研究 |
| 一、结构功能论与角色认同 |
| 二、批判论与角色认同 |
| 三、符号互动论与角色认同 |
| 第二节 斯特赖克(Stryker)角色认同理论 |
| 一、个体与社会 |
| 二、相关理论统合 |
| 第三节 老年学习团队带领人角色认同分析框架 |
| 一、带领人的老年学习团队认同 |
| 二、带领人的角色认同 |
| 第四节 多个案研究方法与研究设计 |
| 一、个案选定依据 |
| 二、个案情况概览 |
| 三、资料收集方法 |
| 四、研究调研实况 |
| 五、调研资料编码 |
| 第三章 个案一:瓷刻带领人的角色认同图景 |
| 第一节 禀赋和爱好滋生终身学习瓷刻的土壤 |
| 一、角色投入——个体学习:毕生精研瓷刻技艺 |
| 二、身份承诺——组团学习:组建团队传承非遗文化 |
| 三、内外奖赏——团队成员互助,肯定学习价值 |
| 第二节 瓷刻带领人的角色认同 |
| 一、角色认知:个体层面 |
| 二、角色情感:工作层面 |
| 三、角色互动:与团队、社区学校互动 |
| 第四章 个案二:形体舞带领人的角色认同图景 |
| 第一节 学习是福命的根源 |
| 一、角色投入——个体学习:活到老学到老 |
| 二、身份承诺——组建团队:心灵舞者的乐园 |
| 三、他人支持——交口称赞,情感融洽 |
| 第二节 形体舞带领人的角色认同 |
| 一、角色认知:个体层面 |
| 二、角色情感:角色自尊与幸福感 |
| 三、角色互动:与团队、家庭、社区互动 |
| 第五章 个案三:推进员带领人的角色认同图景 |
| 第一节 做老年学习的宣传者 |
| 一、角色投入——个体学习:自我学习带动他人学习 |
| 二、身份承诺——组团学习:组织运行虚拟网上学习团队 |
| 三、内外奖赏——内外力驱动团队持续发展 |
| 第二节 推进员带领人的角色认同 |
| 一、角色认知:个体层面 |
| 二、角色情感:工作使命感与责任感 |
| 三、角色互动:与团队、机构互动 |
| 第六章 个案四:编织团队带领人的角色认同图景 |
| 第一节 编织退休的学习生活 |
| 一、角色投入——个体学习:爱好是最好的老师 |
| 二、身份承诺——组建团队:团员拥戴,担任领头雁 |
| 三、他人支持——组团得法,调和矛盾 |
| 第二节 编织团队带领人的角色认同 |
| 一、角色认知:个体层面 |
| 二、角色情感:角色归属感与自信感 |
| 三、角色互动:与团员、家庭、机构互动 |
| 第七章 个案五:山水画带领人的角色认同图景 |
| 第一节 丹青挥墨述人生 |
| 一、角色投入——个体学习:自我坚持学习书画 |
| 二、身份承诺——组建团队:无私奉献,服务团队 |
| 三、他人支持——分组学习,书画协调共进步 |
| 第二节 山水画带领人的角色认同 |
| 一、角色认知:个体层面 |
| 二、角色情感:角色归属感与自尊感 |
| 三、角色互动:与团员、家庭、社区互动 |
| 第八章 个案六:老年男声合唱团带领人的角色认同图景 |
| 第一节 合唱团的起伏全记录 |
| 一、角色投入——一波三折,坚持学习 |
| 二、身份承诺——教学齐鸣 |
| 三、他人支持与内外奖赏——合唱业绩推动团队持续发展 |
| 第二节 老年男声合唱团带领人的角色认同 |
| 一、角色认知:个体层面 |
| 二、角色情感:角色使命与责任感 |
| 三、角色互动:与机构互动及意义协商 |
| 第九章 跨个案分析带领人角色认同的建构过程 |
| 第一节 带领人角色认知 |
| 一、带领人学习力分析 |
| 二、带领人性别分析 |
| 三、带领人退休前职业分析 |
| 第二节 带领人“工作”角色情感 |
| 一、带领人“工作领导力”分析 |
| 二、带领人领导力管理风格分析 |
| 三、带领人团队管理力分析 |
| 第三节 带领人角色互动 |
| 一、夫妻关系更趋于和睦 |
| 二、代际关系更趋于互补 |
| 三、增进社区参与的黏合力 |
| 四、增加个体对社区的认同度 |
| 第十章 带领人角色认同的本质 |
| 第一节 带领人角色认同的机理 |
| 一、角色认知是角色认同的基础 |
| 二、角色情感是角色认同的依据 |
| 三、角色互动是角色认同的动力 |
| 第二节 角色认同的个体主体性 |
| 一、角色认同促进老年人的终身学习 |
| 二、角色认同彰显人的全面发展 |
| 三、角色认同体现退休精神的伦理价值 |
| 第三节 角色认同的社会结构性 |
| 一、角色认同昭示老年教育的外因内化作用 |
| 二、角色认同弥合老年教育的价值冲突 |
| 三、角色认同挖掘老年教育的智慧价值 |
| 结语 |
| 第一节 研究基本结论 |
| 一、带领人角色认同的建构过程 |
| 二、带领人角色认同具有共通性特征与各异性特色风格 |
| 三、形成带领人角色认同社会化的角色集合 |
| 四、挖掘带领人角色认同的机理 |
| 五、带领人角色认同具有个体主体性和社会结构性 |
| 六、诠释带领人角色认同的定义 |
| 七、重释退休精神的内涵 |
| 第二节 实践启示 |
| 一、政府推动与老年学习团队自我发展相协同 |
| 二、培育老年学习团队与培训带领人相同步 |
| 三、知识技能与老年学习者资源化主张相互补 |
| 四、老年学习团队与全年龄段学习团队相融合 |
| 第三节 论文突破与反思 |
| 一、论文突破点 |
| 二、论文反思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受访对象的研究事项说明 |
| 访谈提纲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5）云南边境地区农业推广服务效益提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和意义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国内外研究综述 |
| 四、相关概念和理论视角 |
| 第一章 云南边境地区农业推广服务发展历程及现状 |
| 第一节 云南边境地区农业推广服务发展历程 |
| 一、1949-1977 年:起步阶段 |
| 二、1978-2000 年:加速阶段 |
| 三、2001 年至今:转型阶段 |
| 第二节 云南边境地区农业推广服务环境 |
| 一、云南边境地区农业推广服务的自然环境 |
| 二、云南边境地区农业推广服务的人口与民族环境 |
| 三、云南边境地区农业推广服务的政策环境 |
| 四、云南边境地区农业推广服务的经济环境 |
| 第三节 云南边境地区农业推广服务对象 |
| 一、云南边境地区农业产业 |
| 二、云南边境地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
| 三、云南边境地区小农户 |
| 第四节 云南边境地区农业推广服务体系 |
| 一、云南边境地区农业推广服务组织 |
| 二、云南边境地区农业推广服务内容 |
| 三、云南边境地区农业推广服务方式 |
| 第二章 云南边境地区农业推广服务效益分析 |
| 第一节 云南边境地区农业推广服务的生态效益 |
| 一、农业面源污染减少 |
| 二、森林覆盖率增加 |
| 三、打造生态特色农产品品牌 |
| 第二节 云南边境地区农业推广服务的经济效益 |
| 一、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提高 |
| 二、粮经作物种植结构调整 |
| 三、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 |
| 第三节 云南边境地区农业推广服务的社会效益 |
| 一、农业推广服务为服务对象“能力赋能” |
| 二、农业推广服务为农民组织化赋能 |
| 第三章 云南边境地区农业推广服务现存问题及原因 |
| 第一节 云南边境地区农业推广服务纵向贯通不畅 |
| 一、云南边境地区农业推广服务纵向贯通不畅的表现 |
| 二、云南边境地区农业推广服务纵向贯通不畅的原因 |
| 第二节 云南边境地区农业推广服务横向协同不足 |
| 一、云南边境地区农业推广服务横向协同不足的表现 |
| 二、云南边境地区农业推广服务横向协同不足的原因 |
| 第三节 云南边境地区农业推广服务内外联动难续 |
| 一、云南边境地区农业推广服务内外联动难续的表现 |
| 二、云南边境地区农业推广服务内外联动难续的原因 |
| 第四章 提升云南边境地区农业推广服务效益的路径 |
| 第一节 提升云南边境地区农业推广服务效益的重点 |
| 一、构建云南边境地区农业推广服务多元协同格局 |
| 二、重视云南边境地区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 |
| 三、推动云南边境地区农业推广服务区域协调发展 |
| 第二节 提升云南边境地区农业推广服务效益的具体措施 |
| 一、促进云南边境地区各类农业推广服务组织的发展 |
| 二、搭建云南边境地区农业推广服务多元协同系统 |
| 三、激发云南边境地区乡村参与农业推广服务的内生动力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我国西部民族地区新乡贤参与乡村事务治理研究 ——以昌吉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 1.2.3 研究述评 |
| 1.3 资料来源与研究方法 |
| 1.3.1 资料来源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内容与结构安排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结构安排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乡村绅士 |
| 2.1.2 传统乡贤 |
| 2.1.3 新乡贤 |
| 2.1.4 乡村治理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治理理论 |
| 2.2.2 乡村现代化理论 |
| 2.3 分析框架 |
| 第三章 昌吉市新乡贤参与乡村公共服务 |
| 3.1 昌吉市新乡贤参与乡村公共服务的理论模型建构 |
| 3.1.1 开放式编码 |
| 3.1.2 主轴编码 |
| 3.1.3 选择性编码与理论模型建构 |
| 3.1.4 理论模型饱和度检验 |
| 3.2 昌吉市新乡贤参与乡村公共服务的理论模型阐释 |
| 3.2.1 个人参与预备度:引致新乡贤发挥作用的内在条件 |
| 3.2.2 国家-社会-家庭支持:引致新乡贤发挥作用的外部条件 |
| 3.2.3 公共服务内卷化:引致新乡贤发挥作用的原因 |
| 3.2.4 协同优化服务供给:新乡贤改善公共服务的行动 |
| 3.2.5 多管齐下共保障:新乡贤发挥作用可持续和服务供给良性循环的策略 |
| 3.2.6 公共服务效能提升:新乡贤服务供给行为促成的结果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昌吉市新乡贤参与乡风文明建设 |
| 4.1 昌吉市新乡贤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理论模型建构 |
| 4.1.1 开放式编码 |
| 4.1.2 主轴编码 |
| 4.1.3 选择性编码与理论模型建构 |
| 4.1.4 理论模型饱和度检验 |
| 4.2 昌吉市新乡贤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理论模型阐释 |
| 4.2.1 乡风失范:新乡贤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原因 |
| 4.2.2 引领乡风民风:新乡贤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内驱动力 |
| 4.2.3 乡村文化振兴:新乡贤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外驱动力 |
| 4.2.4 文明乡风建设:新乡贤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 |
| 4.2.5 乡风文明:新乡贤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结果体现 |
| 4.2.6 鼓励嘉奖:新乡贤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策略办法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昌吉市新乡贤参与乡村民族事务治理 |
| 5.1 昌吉市新乡贤参与乡村民族事务治理的理论模型建构 |
| 5.1.1 开放式编码 |
| 5.1.2 主轴编码 |
| 5.1.3 选择性编码与理论模型建构 |
| 5.1.4 理论模型饱和度检验 |
| 5.2 昌吉市新乡贤参与乡村民族事务治理的理论模型阐释 |
| 5.2.1 民族共生共存:引致新乡贤参与民族事务治理的重要土壤 |
| 5.2.2 基层民族事务繁重:新乡贤在民族事务治理中发挥作用的突破口 |
| 5.2.3 维系族际社会:新乡贤在民族事务治理中发挥作用的动机 |
| 5.2.4 族际粘合:新乡贤在民族事务治理中发挥作用的主要方式 |
| 5.2.5 场域驱动:新乡贤在民族事务治理中发挥作用的外驱动力 |
| 5.2.6 民族团结进步:新乡贤参与民族事务治理的结果呈现 |
| 5.3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昌吉市新乡贤参与乡村宗教事务治理 |
| 6.1 昌吉市新乡贤参与乡村宗教事务治理的理论模型建构 |
| 6.1.1 开放式编码 |
| 6.1.2 主轴编码 |
| 6.1.3 选择性编码与理论模型建构 |
| 6.1.4 理论模型饱和度检验 |
| 6.2 昌吉市新乡贤参与乡村宗教事务治理的理论模型阐释 |
| 6.2.1 宗教并存:引致新乡贤参与宗教事务治理的现实土壤 |
| 6.2.2 基层宗教事务复杂:新乡贤参与宗教事务治理面临的现实选择 |
| 6.2.3 引导宗教适应社会需要:引致新乡贤参与宗教事务治理的动机 |
| 6.2.4 支持宗教中国化:新乡贤参与宗教事务治理的基本方式 |
| 6.2.5 宗教事务治理驱动:新乡贤参与宗教事务治理的客观需要 |
| 6.2.6 宗教关系和谐:新乡贤参与宗教事务治理的理想目标 |
| 6.3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西部民族地区新乡贤参与乡村事务治理的理论启示 |
| 7.1 新乡贤参与和乡村公共服务现代化 |
| 7.2 新乡贤参与和乡风文明建设 |
| 7.3 新乡贤参与和乡村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 |
| 7.4 新乡贤参与和乡村宗教事务治理现代化 |
| 7.5 新乡贤参与和乡村治理方式现代化 |
| 7.6 新乡贤和传统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角色概括 |
| 7.7 新乡贤和传统乡贤参与乡村治理角色的比较分析 |
| 7.8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研究创新 |
| 8.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7）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下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业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相关学术研究综述 |
| (一)关于中国乡村的研究 |
| (二)关于乡村振兴的研究 |
| (三)关于民族村寨旅游的研究 |
| (四)关于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的研究 |
| (五)关于乡村振兴战略与乡村旅游业关系的研究 |
| (六)对已有相关研究的简要评价 |
| 三、研究视角与方法 |
| (一)研究视角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田野调查点的选择 |
| 四、研究内容和重点难点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
| 五、本文的创新和不足之处 |
| (一)创新点 |
| (二)不足之处 |
| 第1章 指导思想与理论基础 |
| 1.1 指导思想 |
| 1.1.1 乡村振兴战略 |
| 1.1.2 乡村振兴战略与民族村寨旅游业发展的内在联系 |
| 1.2 理论基础 |
| 1.2.1 当代中国民族理论 |
| 1.2.2 乡村旅游理论 |
| 1.2.3 产业融合理论 |
| 1.2.4 乡村文化变迁与文化保护理论 |
| 1.2.5 中国当代产权理论 |
| 本章小结 |
| 第2章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基本情况与乡村振兴战略初步实施 |
| 2.1 岷江上游羌族地区概况 |
| 2.1.1 羌族与岷江上游羌族地区 |
| 2.1.2 自然地理概况 |
| 2.1.3 历史文化概况 |
| 2.1.4 经济社会发展概况 |
| 2.2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的基本情况 |
| 2.2.1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的数量和所属行政区划 |
| 2.2.2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风貌、地理分布 |
| 2.2.3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经济概况 |
| 2.2.4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社会概况 |
| 2.3 岷江上游羌族地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背景及其重要性分析 |
| 2.3.1 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及其发展 |
| 2.3.2 灾后旅游业振兴及其问题 |
| 2.3.3 单一区域性扶贫、新农村建设的成效及其问题 |
| 2.3.4 部分羌族村寨面临的现实问题 |
| 2.3.5 岷江上游羌族地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性分析 |
| 2.4 岷江上游羌族地区乡村振兴战略的初步实施 |
| 2.4.1 脱贫攻坚成果巩固与全面小康基本实现 |
| 2.4.2 乡村振兴规划制定及相关政策体系的建立 |
| 2.4.3 农村产权制度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
| 2.4.4 合村并乡与乡村基层组织建设 |
| 2.4.5 乡村基础设施建设 |
| 2.4.6 全域旅游推进与村寨旅游发展 |
| 2.4.7 岷江上游羌族地区乡村振兴战略初步实施的成绩与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的历程与现状 |
| 3.1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资源与条件 |
| 3.1.1 岷江上游羌族旅游村寨分类 |
| 3.1.2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资源 |
| 3.1.3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条件 |
| 3.2 岷江上游羌族地区村寨旅游发展历程 |
| 3.2.1 起步阶段(90年代初至中后期) |
| 3.2.2 初步发展阶段(1998 年—2008 年) |
| 3.2.3 快速发展阶段(2010年至今) |
| 3.3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现状 |
| 3.3.1 岷江上游羌族旅游村寨数量 |
| 3.3.2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供给能力及旅游收入 |
| 3.3.3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成效 |
|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评价体系 |
| 4.1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评价体系构建原则 |
| 4.1.1 科学性原则 |
| 4.1.2 系统性原则 |
| 4.1.3 可比性原则 |
| 4.1.4 可行性原则 |
| 4.2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4.2.1 评价指标选取依据 |
| 4.2.2 评价指标体系的确立 |
| 4.3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评价体系的权重赋值 |
| 4.3.1 确定权重的方法 |
| 4.3.2 评价指标权重的确立 |
|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业发展及其对乡村振兴贡献个案研究 |
| 5.1 老人村旅游发展及其对乡村振兴贡献 |
| 5.1.1 老人村概况 |
| 5.1.2 老人村旅游发展的历程与现状 |
| 5.1.3 老人村旅游发展对乡村振兴的贡献 |
| 5.1.4 老人村旅游发展存在的问题 |
| 5.2 桃坪村旅游发展及其对乡村振兴贡献 |
| 5.2.1 桃坪村概况 |
| 5.2.2 桃坪村旅游发展的历程与现状 |
| 5.2.3 桃坪村旅游发展对乡村振兴的贡献 |
| 5.2.4 桃坪村旅游发展存在的问题 |
| 5.3 坪头村旅游发展及其对乡村振兴贡献 |
| 5.3.1 坪头村概况 |
| 5.3.2 坪头村旅游发展历程与现状 |
| 5.3.3 坪头村旅游发展对乡村振兴的贡献 |
| 5.3.4 坪头村旅游发展存在的问题 |
| 5.4 三村旅游业发展及其对乡村振兴贡献的整体评价与对比分析 |
| 5.4.1 整体评价 |
| 5.4.2 对比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优化发展思考 |
| 6.1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的经验 |
| 6.1.1 同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与村寨旅游发展 |
| 6.1.2 差异化的村寨旅游发展策略 |
| 6.1.3 村寨旅游发展对乡村振兴具有综合贡献效应 |
| 6.1.4 不同类型的村寨旅游对乡村振兴的贡献存在差异 |
| 6.2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的问题探析 |
| 6.2.1 旅游业发展后劲乏力 |
| 6.2.2 新型经营主体发育迟缓 |
| 6.2.3 旅游管理机制不完善 |
| 6.2.4 村寨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不足 |
| 6.3 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的制约因素 |
| 6.3.1 人力资本欠缺 |
| 6.3.2 土地资源制约 |
| 6.3.3 资金制约 |
| 6.3.4 自然灾害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
| 6.3.5 产权制度不完善 |
| 6.3.6 村寨原子化 |
| 6.4 乡村振兴进程下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优化发展思考 |
| 6.4.1 村寨旅游发展思维转向 |
| 6.4.2 探讨村寨旅游赋权及村民受益方案 |
| 6.4.3 激发村寨旅游内生发展活力——多元化参与 |
| 6.4.4 村民再组织与村寨旅游秩序的重塑 |
| 6.4.5 加强旅游村寨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建设 |
| 6.4.6 争取国家有关乡村振兴的扶持政策 |
| 本章小结 |
| 研究结论及展望 |
| 一、研究结论 |
| 二、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
| 附录 |
| 附录一: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调查问卷 |
| 附录二: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村民访谈提纲 |
| 附录三: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管理者访谈提纲 |
| 附录四:“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权重赋值专家打分表 |
| 附录五:访谈纪要 |
| 附录六:田野工作相关照片 |
| 致谢 |
（8）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1.1 选题缘起 |
| 1.1.1 选题缘由 |
| 1.1.2 问题意识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梳理 |
| 1.2.2 国内研究动态 |
| 1.2.3 研究成果评析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研究的理论依据 |
| 1.1 马克思主义的反贫困思想 |
| 1.1.1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反贫困思想 |
| 1.1.2 列宁的反贫困思想 |
| 1.1.3 毛泽东的反贫困思想 |
| 1.1.4 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反贫困思想 |
| 1.1.5 习近平新时代精准扶贫战略思想 |
| 1.2 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理论分析 |
| 1.2.1 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概念 |
| 1.2.2 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内涵 |
| 1.2.3 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原理 |
| 1.2.4 马克思主义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理论 |
| 1.3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理论分析 |
| 1.3.1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特殊性分析 |
| 1.3.2 精准扶贫与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相互关系分析 |
| 1.3.3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基本内涵分析 |
| 1.3.4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作用机制分析 |
| 第二章 扶贫背景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历史考察 |
| 2.1 扶贫救济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考察(1978 年一1985 年) |
| 2.1.1 组织领导功能:有力推动农村土地经营制度改革 |
| 2.1.2 政策执行功能:促进农村贫困地区商业发展 |
| 2.1.3 统筹协调功能:带动农村贫困群众就业增收 |
| 2.1.4 资源整合功能:助力农村基础设施显着改善 |
| 2.2 扶贫开发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考察(1986 年一1993 年) |
| 2.2.1 成立农村扶贫机构:加强组织领导功能的新起点 |
| 2.2.2 落实专项帮扶计划:加强政策承接功能的着力点 |
| 2.2.3 纳入贫困县惠顾序列:加强致富引领功能的关键点 |
| 2.3 扶贫攻坚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考察(1994 年一2000 年) |
| 2.3.1 统筹农村“三位一体”扶贫力量 |
| 2.3.2 推动建立农村多元互促扶贫模式 |
| 2.3.3 带领农村群众开展内源扶贫 |
| 2.4 综合扶贫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考察(2001 年一2011 年) |
| 2.4.1 全力构建农村大扶贫格局 |
| 2.4.2 在“一体两翼”战略中推进农户参与式扶贫 |
| 2.4.3 以“多予、少取、放活”确立行动导向 |
| 2.4.4 在“双轮驱动”中增强农村贫困群众生活保障 |
| 2.5 精准扶贫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考察(2012 年一2020 年) |
| 2.5.1 扶贫领导作用持续强化 |
| 2.5.2 功能实现特征更加鲜明 |
| 2.5.3 引富带富成就广受认同 |
| 2.5.4 党建扶贫经验值得推广 |
| 第三章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状况实证分析 |
| 3.1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状况的个案研究 |
| 3.1.1 样本选择 |
| 3.1.2 现实表现 |
| 3.2 精准扶贫中影响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的主要问题 |
| 3.2.1 功能主体中的本位化问题 |
| 3.2.2 功能结构中的固有化问题 |
| 3.2.3 功能方式中的单一化问题 |
| 3.2.4 功能策略中的浅表化问题 |
| 3.2.5 功能保障中的低效化问题 |
| 第四章 精准扶贫中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思考 |
| 4.1 以多元化为方向,拓展功能主体 |
| 4.1.1 以加强致富引领为指向,创新农村党组织本体设置 |
| 4.1.2 以加强党群联系为导向,健全党务村务监督主体 |
| 4.1.3 以加强农村治理为取向,构建“一核多元”治理体系 |
| 4.2 以科学化为原则,完善功能结构 |
| 4.2.1 坚持选育结合,完善力量结构 |
| 4.2.2 坚持培优训强,完善素质结构 |
| 4.2.3 坚持科学衔接,完善制度结构 |
| 4.3 以多样化为要求,丰富功能方式 |
| 4.3.1 实施多元推动,促成扶贫路径多样化 |
| 4.3.2 实施资源整合,促成要素配给多样化 |
| 4.3.3 实施人才战略,促成精英参与多样化 |
| 4.4 以精准化为内涵,实施功能策略 |
| 4.4.1 推动精准识别,克服“漏桶效应” |
| 4.4.2 推动精准施策,稳定脱贫成果 |
| 4.4.3 推动精准考核,完善评价机制 |
| 4.5 以持续化为导向,加强功能保障 |
| 4.5.1 持续壮大村级积累 |
| 4.5.2 持续健全协调体系 |
| 4.5.3 持续强化服务保障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9）中国履行《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的名古屋议定书》关键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2.1 概念术语及适用范围 |
| 1.2.2 有关产权理论的评析 |
| 1.2.3 《名古屋议定书》与相关国际文书的关系 |
| 1.2.4 尚未解决的一些关键问题 |
| 1.3 选题目的、意义 |
| 第二章 研究目标、内容和方法 |
| 2.1 研究目标 |
| 2.2 研究内容 |
| 2.2.1 中国履行《名古屋议定书》的主要问题梳理 |
| 2.2.2 “土着和地方社区”的概念理解与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2.2.3 遗传资源、传统知识的权属与“获取与惠益分享”制度的实施 |
| 2.2.4 相关国际文书与《名古屋议定书》的协调关系 |
| 2.3 研究方法 |
| 2.3.1 文献研究 |
| 2.3.2 专家咨询 |
| 2.3.3 实证研究 |
| 2.3.4 数理统计分析 |
| 2.4 研究选点和时间安排 |
| 2.4.1 研究区域 |
| 2.4.2 选点原因 |
| 2.4.3 时间安排 |
| 2.5 研究技术路线 |
| 第三章 中国实施《名古屋议定书》的主要问题梳理 |
| 3.1 《名古屋议定书》的产生背景及谈判的焦点问题 |
| 3.1.1 《名古屋议定书》的产生背景 |
| 3.1.2 《名古屋议定书》谈判的焦点 |
| 3.2 《名古屋议定书》主要条款的梳理 |
| 3.3 中国实施《名古屋议定书》待解决的几个关键问题 |
| 3.3.1 法律术语“土着和地方社区”在中国的理解和应用 |
| 3.3.2 遗传资源、传统知识的权属和“获取与惠益分享”制度的实施 |
| 3.3.3 相关国际文书与《名古屋议定书》的协调关系 |
| 第四章 “土着与地方社区”的理解与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4.1 问题的提出 |
| 4.2 “土着和地方社区”概念的理解 |
| 4.2.1 “土着和地方社区”的词源分析 |
| 4.2.2 国际组织和不同公约对“土着与地方社区”的理解 |
| 4.2.3 中国对“土着”和“少数民族”的理解 |
| 4.2.4 研究假设 |
| 4.3 “土着与地方社区”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4.3.1 “土着和地方社区”特征指标的筛选与评价 |
| 4.3.2 “少数民族社区”与“土着与地方社区”的特征比较研究 |
| 4.3.3 “土着与地方社区”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4.3.4 评价指标体系的有效性和验证性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遗传资源、传统知识的权属及“获取与惠益分享制度”的实施 |
| 5.1 要点概述 |
| 5.1.1 《公约》关于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权属的规定 |
| 5.1.2 中国实施公约有关规定存在的主要问题 |
| 5.2 遗传资源及传统知识的权属理论问题研究 |
| 5.2.1 遗传资源的“信息权”和“实物财产权” |
| 5.2.2 不同类型相关传统知识的权属划分 |
| 5.3 不同权属类型的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模式研究 |
| 5.3.1 原产地社区可确定的获取与惠益分享模式 |
| 5.3.2 原产地社区不确定的获取与惠益分享模式 |
| 5.3.3 多个原产地情况下的获取与惠益分享模式 |
| 5.3.4 小结 |
| 5.4 不同权属类型相关传统知识的获取与惠益分享 |
| 5.4.1 “土着和地方社区”持有传统知识的获取与惠益分享 |
| 5.4.2 非“土着和地方社区”持有传统知识的获取与惠益分享 |
| 5.4.3 文献化传统知识的获取与惠益分享 |
| 5.4.4 小结 |
| 第六章 相关国际协定与《名古屋议定书》的协调关系 |
| 6.1 《名古屋议定书》与相关国际文书的关系 |
| 6.1.1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中的获取与惠益分享 |
| 6.1.2 《保护植物新品种国际公约》与《名古屋议定书》的关系 |
| 6.1.3 TRIPS与《名古屋议定书》的冲突关系及其协调 |
| 6.1.4 WIPO及相关公约对传统知识的保护 |
| 6.2 中国履行相关公约的特点及存在的问题和挑战 |
| 6.2.1 社区在传统品种保育和新品种选育中的权利 |
| 6.2.2 现代知识产权体系对我国传统知识的保护 |
| 6.3 不同国际规则下我国实施获取与惠益分享制度的几点建议 |
| 6.3.1 协调粮食与农业遗传资源相关公约的关系 |
| 6.3.2 制衡新品种产权保护制度中的农民权 |
| 6.3.3 构建特殊保护制度,保障少数民族社区的权益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主要结论与建议 |
| 7.1 主要结论 |
| 7.1.1 中国履行《名古屋议定书》关键问题的识别 |
| 7.1.2 “土着与地方社区”在中国的理解及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7.1.3 关于我国遗传资源的权属理论的提出 |
| 7.1.4 遗传资源不同原始提供方类型的获取与惠益分享模式 |
| 7.1.5 协调不同公约关系,促进《名古屋议定书》在中国的实施 |
| 7.2 主要建议 |
| 7.2.1 获取与惠益分享制度体系的构建 |
| 7.2.2 发挥民族地区制度先行的试点示范作用 |
| 7.2.3 加强对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保护与惠益分享的宣传教育 |
| 7.3 本文的创新之处 |
| 7.3.1 研究方法 |
| 7.3.2 理论概念 |
| 7.3.3 研究成果应用 |
| 7.4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ABS相关英文缩略词 |
| 附录2 少数民族社区自我认同的问卷设计 |
| 附录3 遗传资源及其相关传统知识的民族生态学调查提纲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10）乡村社区参与体育旅游减贫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依据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1.3.1 研究对象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研究重点、难点 |
| 1.5.1 研究重点 |
| 1.5.2 研究难点 |
| 1.6 本章小结 |
| 第2章 体育旅游减贫的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 2.1 国内外体育旅游研究 |
| 2.1.1 国内外体育旅游研究概述 |
| 2.1.2 体育旅游与乡村发展概述 |
| 2.2 乡村旅游减贫研究 |
| 2.2.1 国内外乡村旅游减贫研究 |
| 2.2.2 乡村旅游的减贫效应研究 |
| 2.3 旅游社区参与减贫的相关研究 |
| 2.3.1 社区参与体育旅游的主要涵义 |
| 2.3.2 旅游社区参与减贫的影响因素 |
| 2.3.3 旅游社区参与减贫的居民态度 |
| 2.3.4 旅游社区参与减贫的效果评价 |
| 2.4 核心概念的界定与释义 |
| 2.4.1 乡村社区 |
| 2.4.2 社区参与体育旅游 |
| 2.4.3 体育旅游减贫 |
| 2.4.4 旅游减贫感知 |
| 2.5 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5.1 地理二元经济论 |
| 2.5.2 中心地理论 |
| 2.5.3 社会交换论 |
| 2.5.4 公民参与理论 |
| 2.6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乡村社区参与体育旅游的减贫历程及理论分析 |
| 3.1 乡村社区参与体育旅游历程 |
| 3.1.1 “社区参与”的现象演变及特征 |
| 3.1.2 社区体育旅游的现象演变及特征 |
| 3.1.3 体育旅游减贫的典型案例 |
| 3.1.4 乡村社区参与体育旅游的表现形态 |
| 3.2 乡村社区参与体育旅游的减贫过程 |
| 3.2.1 体育旅游减贫的条件识别 |
| 3.2.2 体育旅游减贫的帮扶对象 |
| 3.2.3 体育旅游减贫的帮扶管理 |
| 3.2.4 体育旅游减贫的成效评价 |
| 3.3 乡村社区参与体育旅游的减贫机制 |
| 3.3.1 体育旅游减贫的利益机制 |
| 3.3.2 社区参与体育的互动机制 |
| 3.3.3 减贫效应成效的衡量机制 |
| 3.4 社区参与体育旅游减贫效应混合研究评估框架 |
| 3.4.1 社区参与体育旅游减贫的理论特性 |
| 3.4.2 社区体育旅游认知结构的内涵 |
| 3.4.3 社区体育旅游减贫效应质性框架 |
| 3.4.4 体育旅游减贫效应质性框架检验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乡村社区参与体育旅游减贫效应的理论框架构建 |
| 4.1 评估目标—社区参与体育运动多维减贫的长期效应 |
| 4.1.1 体育运动的健康减贫效应 |
| 4.1.2 体育多维减贫的社区营造 |
| 4.2 空间要素—社区参与体育旅游多维减贫的评估区域及对象 |
| 4.2.1 贫困乡村社区的地理区域筛选 |
| 4.2.2 贫困社区体育旅游的多维指向 |
| 4.2.3 体育旅游帮扶对象的多维测度 |
| 4.3 执行规范—社区参与体育旅游多维减贫的评估方法及原则 |
| 4.3.1 质性研究的原理 |
| 4.3.2 理论敏感性原则 |
| 4.3.3 访谈的一般原则 |
| 4.4 核心要素—社区参与体育旅游多维减贫的中心涵义 |
| 4.4.1 “社区参与”体育旅游多维减贫的数据采集 |
| 4.4.2 “社区参与”体育旅游多维减贫编码及类属 |
| 4.4.3 “社区参与”体育旅游多维减贫的类属萃取 |
| 4.4.4 中心涵义:“社区参与体育式减贫”框架 |
| 4.5 指标确定—“社区参与体育式减贫”框架的预测 |
| 4.5.1 贫困社区参与体育减贫的小样本测试 |
| 4.5.2 体育旅游多维减贫的指标信效度检验 |
| 4.5.3 体育旅游多维减贫的探索性因子分析 |
| 4.5.4 “参与度-动能-持续效应”框架PLS回归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贵州省黔东南雷公山贫困社区体育旅游减贫效应实证分析 |
| 5.1 黔东南“雷公山”贫困社区范围及活动 |
| 5.1.1 乡村分布与活动范围 |
| 5.1.2 体育赛事与节庆活动 |
| 5.2 黔东南“雷公山”贫困社区体育旅游减贫效应评估设计 |
| 5.2.1 减贫效应的研究假设 |
| 5.2.2 减贫效应变量与条目 |
| 5.2.3 调查过程及数据来源 |
| 5.2.4 体育旅游减贫效应的评估模型 |
| 5.2.5 体育旅游减贫维度信效度检验 |
| 5.3 黔东南“雷公山”贫困社区体育旅游减贫效应调查结果 |
| 5.3.1 黔东南“雷公山”社区贫困人口特征 |
| 5.3.2 黔东南“雷公山”社区典型贫困特征 |
| 5.3.3 黔东南“雷公山”社区减贫因素探索 |
| 5.3.4 黔东南“雷公山”社区减贫因素验证 |
| 5.3.5 黔东南“雷公山”社区减贫假设检验 |
| 5.4 贫困社区居民参与体育旅游减贫的意愿分析 |
| 5.4.1 体育旅游参与人口的基本特征分析 |
| 5.4.2 居民参与体育旅游减贫具有差异性 |
| 5.4.3 建档立卡与致贫原因的显着性分析 |
| 5.5 贫困社区参与体育旅游减贫效应的要素分析 |
| 5.5.1 减贫驱动的核心要素——参与度及动能 |
| 5.5.2 减贫驱动核心要素正向促进个体精神脱贫 |
| 5.5.3 减贫驱动基础要素——体育管理行政职能 |
| 5.5.4 减贫驱动要素互动——居民自组织规模化 |
| 5.6 贫困社区体育旅游减贫要素的外部可持续分析 |
| 5.6.1 体育旅游社区核心要素的可持续减贫 |
| 5.6.2 体育旅游专项减贫制度的社区增权效应 |
| 5.6.3 体育旅游民间团体的文化传承效应 |
| 5.6.4 体育旅游社区自主锻炼的社区增权效应 |
| 5.6.5 体育旅游社区核心要素的生态减贫效应 |
| 5.7 贫困社区体育旅游减贫的内驱可持续减贫分析 |
| 5.7.1 资源识别与价值交换(运营)基础 |
| 5.7.2 专项规划未能与社区支持形成互动 |
| 5.7.3 社区支持意愿促进可持续减贫 |
| 5.7.4 多中心村落社区参与扩大脱贫规模 |
| 5.8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减贫延续:优化体育旅游社区参与路径 |
| 6.1 深化体育旅游社区核心要素的互动 |
| 6.1.1 动能转化,促进个体锻炼向社区集体旅游活动转化 |
| 6.1.2 强化能力,增强体育锻炼意愿与社区群体运动能力 |
| 6.1.3 壮大村落,建设承载民俗文体资源的运动示范村群 |
| 6.1.4 更新观念,创新具有传承体育文化价值的传统项目 |
| 6.2 增强贫困社区参与体育旅游减贫的外部可持续性 |
| 6.2.1 规范健身基本权利,增加体育旅游物权收益 |
| 6.2.2 壮大体育组织规模,促进民俗旅游多元供给 |
| 6.2.3 创造公众营收机会,制定利益分配长效措施 |
| 6.2.4 权衡社区参与范围,兼顾资源生态减贫效益 |
| 6.3 延展体育旅游业内在驱动减贫的自主脱贫空间 |
| 6.3.1 鼓励村寨社区运营,激发社区主导型动能 |
| 6.3.2 多社区联动办赛,扩大旅游减贫辐射区域 |
| 6.3.3 普及户外运动技能,布局体育生计型产业 |
| 6.3.4 调动社区参与积极性,营造社区支持氛围 |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创新之处 |
| 7.3 研究局限 |
| 7.4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件1 访谈提纲与文本概况 |
| 附件2 预调查与正式调查 |
| 附件3 文本数据编码示例 |
| 学习经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参与式科技示范机制的效果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杨陵区姜嫄村村民参与度对村庄规划实施效果的影响研究[D]. 宋长奇.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1(01)
- [2]精准扶贫背景下云南贫困地区农业技信息传播实践研究 ——以云南省羊肚菌产业为例[D]. 井慧. 云南师范大学, 2021(09)
- [3]“分层-参与”教学法在高校篮球专选课中的应用研究[D]. 韦奇成. 广西师范大学, 2021(02)
- [4]退休精神：上海老年学习团队带领人角色认同的多个案研究[D]. 岳燕. 华东师范大学, 2021(08)
- [5]云南边境地区农业推广服务效益提升研究[D]. 玄杨静和. 云南师范大学, 2021(08)
- [6]我国西部民族地区新乡贤参与乡村事务治理研究 ——以昌吉市为例[D]. 王杰. 兰州大学, 2021(09)
- [7]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下岷江上游羌族村寨旅游业发展研究[D]. 李治兵. 西南民族大学, 2021(02)
- [8]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研究[D]. 高云亮. 兰州大学, 2021(11)
- [9]中国履行《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的名古屋议定书》关键问题研究[D]. 李保平. 中央民族大学, 2020(03)
- [10]乡村社区参与体育旅游减贫研究[D]. 盘劲呈. 上海体育学院, 202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