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促进提案落实的新尝试（论文文献综述）
史秋霞[1]（2021）在《高校统一战线服务“强富美高”新江苏建设的实践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高校统一战线是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展示统一战线法宝作用的重要窗口。江苏省高校云集,其人才、知识及技术方面的优势,使高校统一战线事业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高校统一战线必然成为探索统一战线助力"强富美高"新江苏建设的重要实践场域。本文以新江苏建设中高校统一战线的具体助力实践为基础,总结提炼出实践模式,在肯定成效的同时发现问题,建立优化策略,以期为其他地区促进高校统战力量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密切结合提供有价值的实践参考。
马春霞[2]（2021）在《形塑国民：近代江苏通俗教育实践研究（1905-1929）》文中研究表明近代中国的通俗教育是以通俗直观的方式向普通民众授以浅显易懂的常识,以增进民众国家观念、国民意识、科学常识以及革新社会习俗的社会教育活动。通俗教育肇始于清末,兴盛于民初,衰弱于20世纪20年代。它是近代中国政府及知识界在内忧外患环境下探讨教育救国之策的产物。与此同时,在建设近代国家的语境下,通俗教育致力于将过往被排除在教育体系外的底层民众形塑为国家的合格国民,描绘出近代中国大众教育肇始阶段的图景。近代江苏地区的有识之士在全国率先开展了历时较久、影响深远的通俗教育实践活动。近代江苏通俗教育实践经历了兴起、发展与式微的历程。在这一变迁过程中,通俗教育在行政建制、实践运作等方面渐成体系。通俗教育的行政建制从无到有、从散乱到系统,为通俗教育在地方的顺利实施奠定行政管理的基础。通俗教育实践从清末的阅报、讲报、识字、宣讲等方式,逐渐拓展到民国时期形成覆盖讲演、展览、识字、谋生技能传授等切合民众实际需求的综合立体的教育网络。通俗教育实践主体也从清末地方人士的“单打独奏”到民国设立各类社会团体并建立专门的通俗教育场馆的拓展模式。尽管通俗教育缘于种种原因最终为民众教育所取代,然而其开展社会教育的思路与途径对后续民众教育发展不无启示与镜鉴作用。通俗教育团体的擘画与导航影响了民国时期江苏通俗教育的发展方向与内容。由着名通俗教育家伍达牵头创立的上海通俗教育研究会,通过广泛募集会员、召开会议、发行会刊等途径传播通俗教育理念,借助会刊向各地征集有关通俗教育发展基本问题的建议,引导各界深入探讨实施通俗教育的路径,普及通俗教育。尽管上海通俗教育研究会存续时间不长,然而其对于通俗教育的开创之功不容忽视。江苏省教育会将通俗教育提案上达于政府,并将通俗教育实践下播于民间,在民国十数年间引领了江苏通俗教育潮流。江苏省教育会下设的通俗教育研究会在连续六届常年大会议案多围绕通俗教育在地方的实际问题展开,使这些问题加以讨论,甚至获得解决,促进了通俗教育在基层社会的发展。通俗教育团体的理论探讨与实践活动推动了江苏地区的通俗教育深入有序的开展,也使形塑国民的理念进一步广泛传播。江苏通俗报刊在传播国家观念、卫生常识等方面以及在谋求自身发展的调适过程中参与了对国民的观念塑造。为了培养现代国民的观念,通俗报刊运用大量篇幅引导民众认识“欲爱身家,先爱国家”的道理,灌输从日常生活中做“爱国的实事”——“尽本分”。当然,为了吸引读者,维持报业生存,通俗报刊亦夹杂以轻松、休闲、娱乐的内容。宏大的国家主题在通俗、休闲的内容配置中,得以稀释,散落在各版块的编排中,既展现了通俗报刊塑造国民的隐衷,亦满足了民众的娱乐需求,巩固了报刊的读者。通俗报刊对卫生常识的传播,彰显了通俗报刊在向国民传播卫生观念过程中所作的努力及其影响。在通俗报刊的阐释下,民众与国家的距离被拉近,民众的个人健康等同于国家机体的健康,民众与国家被建构起唇齿相依的联系。江苏地区的学校式通俗教育藉由课本较为系统地启蒙民众。清末,江苏政府及民间人士通过设立简易识字学塾,开始了培养宪政国民的尝试。民初,以董景安为代表的知识界藉由“六百字编”通俗教育丛书、开办通俗教育学校,向“陇畔耕夫”、“市廛手民”普及国民常识。民间团体还创办了能让民众获得一技之长的通俗夜校,引导民众在提升谋生能力的基础上增长常识,增进政治觉悟,承担国民义务。江苏地区的学校式通俗教育的发展历程体现了政府及知识界对通俗教育认识的逐渐深入,凸显了国民常识普及的民众取向,更是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对通俗教育提出的新要求。江苏地区的通俗教育馆是在采择日本经验基础上建立的中国式国民启蒙场馆。通俗教育馆通过选址文庙消弭了传统精英文化空间与大众文化空间的隔阂,体现了通俗教育的本旨。通俗教育馆的馆内常识演示及巡回讲演活动使民众在“耳闻馆之声”的过程中接受国民常识普及。通俗教育馆的展览引导民众在“目睹馆之物”的过程中获得常识。江苏地区在全国率先进行了创办通俗教育馆的尝试,在启蒙定位、设馆建制方面对其他地区多有影响,亦对其后民众教育馆的建立颇有启示。不过,经济、人事、观念方面的困境亦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通俗教育馆教化功能的发挥。近代江苏地区的通俗教育界人士,在形塑国民的时代主题下,结合地方情势开展了有针对性的通俗教育实践。它以民间力量为先导,在官方的政策支持下,秉持底层视角,借助大量的通俗教育媒介,着力于培养具有国家观念、国民意识及现代常识的国民。通俗教育将普及国家观念、国民意识、科学常识等作为国民塑造与知识启蒙的切入点,将下层民众纳入近代国家共同体中,赋予其政治属性,开启了普及国民教育的历程。在建构近代国家的大背景下,通俗教育体现出鲜明的工具性,在形塑国民的同时亦凸显了民众在国家中的重要性,加速了民众时代的来临。
杨清泉[3]（2020）在《战时重庆房荒背景下的住宅建设研究（1937-1945）》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抗日战争给近代中国造成的影响既深且巨,就社会层面而言,战时后方城市出现了普遍严重的住房紧缺问题,当时称之为“房荒”,而重庆住房形势尤其不容乐观。在此背景下,政府出台的住宅建设政策办法及其具体实施不仅关系到民众的基本生活、社会秩序,更对前方的持久抗战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可见,战时重庆的住宅建设至关重要。实际上,尽管战前重庆城市获得明显发展,住宅区的地价与房租随之高涨,棚户问题难以避免,但尚未出现住房极其短缺现象。然而,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重庆等后方城市发生了严重的房荒。这无疑受到了人口内迁、日机轰炸以及人们无力建房等因素的直接影响。房荒对人们的基本居住、城市的稳定与秩序形成巨大威胁,成为各方不得不重视的突出社会问题。为此,在整个战争期间,国民政府始终要求各级政府主动兴修公共住宅救济房荒,这对重庆同样适用。不仅如此,由于1939年初重庆开始大规模疏散市区人口,随后,行政院成立了重庆市疏建委员会,其在组织疏散人口的同时,也在疏散区积极进行新村建设。1941年初行政院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成立后,也在建设新村、平民住宅及规划专门住宅区等方面做了诸多实际工作和尝试,总之,国民政府在战时重庆的住宅建设上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事实上,重庆市政府才是当时住宅建设的最主要力量,并于1939年7月成立了重庆郊外市场营建委员会,随后在疏散区建筑了一批郊外市场住宅和四处平民住宅。抗战后期,鉴于日机对重庆的轰炸明显减弱,市政府更为积极地推动住房建设。既有社会局改建平民宿舍和筹办合作住宅,也有工务局筹划发行房屋奖券以兴建市民住宅,以及1944年末示范兴建经济住宅。尽管这些计划和方案并未完全实现,兴建的房屋数量也相当有限,但对于缓解抗战后期的房屋紧缺不无裨益。更可贵的是,它们为此做出的一些新尝试。其时,在孙中山民生主义思想的深刻影响下,行政院参考战前《土地法》的相关规定,在抗战初期立足内地,规定各级政府应该奖助民众建筑私营房屋。与此同时,重庆行营也鼓励民众添构市内房屋,但效果甚微。抗战中期以来,政府对奖助民众在疏散区建房予以高度重视。此后,一方面,行政院直属的疏建委员会在疏建方案中提出了多种奖助办法,还专门成立了建筑放款委员会向人们发放贷款。另一方面,重庆市财政局也拟定了疏散区建筑房屋奖助贷款办法,但发挥的作用相当有限。抗战后期,随着日机轰炸的明显减弱,市政府和行政院明确鼓励和支持地主在市内多建房屋以缓解房荒。同时,鉴于住房合作的诸多好处,市政府从1944年初开始全力推进民众组织合作社,虽经过几月时间的筹划,却最终难以实现。总之,在战时重庆,政府确实制定、实施了一系列促进住宅建设的政策办法,也修建了一定数量的住房。但直至抗战结束,房荒问题终究未能彻底解决。从更广的视野看,战时重庆的住宅建设是当时城市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不仅对城市本身的发展具有多方面影响;更重要的是,也有利于前方持久抗战的进行。
刘子莹[4]（2020）在《电力体制改革下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研究 ——以Y公司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我国一直在不断深化国企改革,电力体制改革作为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对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稳定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如今,改革已经走过了十多个年头,取得了一些阶段性的进步,但是改革仍在继续进行。在把电力行业推向市场化的进程中,如何保证电力行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是我们需要不断探讨的问题,因此将我国的制度背景和电力体制改革相结合就显得十分重要。党的十九大指出,在新形势下,国有企业只有不断加强党的领导和建设,才能有助于其做强做优做大。因此,要真正把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从严治党的新要求落实到微观的经济组织层面,必须深入研究电力体制改革背景下党组织作用发挥的问题。本文在对研究背景、相关概念以及理论基础进行界定和分析的同时,对以前的文献进行了梳理,发现以往研究主要是针对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单一效果进行实证研究,而很少有在电力体制改革下党组织是如何发挥作用和其作用效果的研究分析。所以本文基于此入手,在对电力体制改革下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必要性和特殊性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其参与公司治理的方式和内容。并且采用案例研究的方法研究了Y公司在电力体制改革后党组织是如何发挥作用的,用R型因子分析法筛选出关键因素合成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程度、经营业绩、民主管理、人才与创新、安全生产监督和思想建设六个指数,再采用分位数回归法测度了不同阶段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程度指数对其他指数的贡献效应,以此来衡量党组织参与的效果。基于以上研究和分析结果,本文认为在电力体制改革后,在国有独资和国有控股的电力企业中,党组织发挥的是核心作用,以直接干预的方式参与到企业治理中,而国有参股的电力企业中党组织发挥的是准核心作用,通过间接引导参与治理。并且党组织参与程度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民主管理、人才与创新、安全生产监督和思想建设五个方面都会产生影响。党组织的参与程度越高,对这几个方面的影响越大。本文的创新性在于以下两点,一是在研究方法上,以往学者们对党组织参与治理的影响大多是根据收集的上市公司样本数据进行实证检验,而案例分析相对较少。本文对单个公司党组织参与有效性进行分析,是一种新的尝试。同时在模型建立中,本研究在变量的选择和合成、模型的选择和构建方面有所创新,采用R型因子分析法将筛选出的关键因子合成相应指数,再采用分位数回归法测度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程度指数对其他指数的效应。二是在研究视角上,本文将研究背景置于电力体制改革下,增加了研究结论的实用性,对电力体制改革下的党建工作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价值。
茅孝军[5]（2019）在《从临时措施到贸易保护:欧盟“数字税”的兴起、演化与省思》文中研究指明"数字经济"应否征税以及如何征税成为世界各国探讨的问题。从兴起背景来看,欧盟"数字税"的制度初衷在于,作为临时措施以填补长期方案落实的"空窗期"。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数字型企业与传统企业的税负不均问题,但这并不能作为各国通过单边措施推进"数字税"的依据。从法国"数字税"实践观之,相关课税要素的设计存在明显的歧视性。无论被定性为直接税还是间接税,"数字税"只能作为一项临时措施。从国际税制角度来看,单边"数字税"只会表现出"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加剧国际税收竞争。短期来看,中国既要及时更新税法规则回应数字经济,也要防备"数字税"外衣下的"非关税壁垒";长期来看,良好的税制设计才是税收全球治理话语权的基础,回到问题本身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
刘蕊[6]（2019）在《新时代我国执政党政治生态建设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政治生态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话语创新,它指涉的是政治系统与环境系统的共生演化,反映的是政治共同体的生存状态。政党政治生态则是政治生态在政党领域的综合映射。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的最高政治力量,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决定了执政党政治生态必然是中国政治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从根本上决定和制约着政府行政生态、社会政治生态状况。因此,在中国政治生态话语体系中,研究政治生态必然绕不开执政党政治生态,新时代执政党政治生态研究,业已成为了中国政治生态研究领域中亟待解决和亟需突破的重要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塑造新气象展现新作为,必须持续深入贯彻习近平有关政治生态建设的讲话精神,全面精准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做出把政治生态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不断净化和优化执政党政治生态的坚定决心和战略部署,必须牢牢把握新时代执政党政治生态的内涵本质、要素构成、生成机理及优化路径,唯此才能更好地实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建设伟大工程的宏伟目标。本文选取政治生态中最核心、最关键、最具决定性意义的执政党政治生态作为研究对象。旨在从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和政治生态学的分析视角出发,探究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视域下执政党政治生态建设面临的现实挑战,并运用生态化思维分析执政党系统内部结构和功能之间的张力,以寻求执政党政治生态优化与治理效能双向提升的逻辑进路,促进执政党系统的要素匹配和肌体健康,营造良性、有机、廉洁的执政党政治生态。研究执政党政治生态,本质上就是探讨执政党、国家和社会三者之间职能、权力和利益的结构关系及其互动过程,找寻实现党的权力、国家权力和个人权利三者之间的互动与平衡的现实路径。因此,在分析视角选择上,本文不仅从宏观视角,分析从政环境与执政党政治生态的关联问题,而且注重从政治生态学的系统性分析视域,深入探究执政党系统内部结构及其机理,并把执政党政治生态看作一个整体,既深入剖析执政党外部环境的深刻变迁,也统筹关注执政系统内部要素的匹配和结构功能的优化问题。换言之,就是把执政党内部系统的要素匹配和结构功能优化,同外部环境的修复净化统筹起来,把执政党政治生态的生成看作是党的执政生命系统与环境系统共生演化的结果。唯此,才能准确勾勒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生态建设的运行轨迹,才能更好地探究促进执政党政治生态优化的实现路径。本文在整体结构布局上分为上下两个篇章,上篇主要是提出问题,包括导论、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下篇主要是分析对策即提升论,包括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执政党政治生态基本理论。旨在从静态分析维度,重点探究我国执政党政治生态建设的理论意蕴,分析论证执政党政治生态的内涵要素、基本结构及其本质功能等。执政党政治生态,就是执政生命系统与执政环境系统在特定空间关联互动所生成的相对稳定态势。它是执政系统内部各构成要素、各组成部分之间有效衔接,以及执政系统与环境系统关联互动的整体性映射;执政党作为一个复杂的生命有机体,必然会涉及诸多相关性要素,这些要素互相关联,彼此联系,主要包括主体性要素、程序性要素和支撑性要素;为准确理解执政党政治生态的时空结构,全面认知执政党政治生态全貌,总体上可以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来把握执政党政治生态的基本结构。纵向层级上,可划分为中央层面执政党政治生态、地方层面执政党政治生态和基层执政党政治生态。横向结构上,可划分为执政党政治“内生态”和执政党政治“外生态”;功能属性上,执政党政治生态还具有维护功能、反映功能、检验功能三大功能。执政党政治生态建设的阐释框架。主要探讨执政党政治生态的发生、发展、运行的基本过程及其演替规律,并从动态分析维度,宏观上分析哪些因素会影响执政党政治生态建设的进程和结果,以及如何科学评价执政党政治生态的优劣状况等。执政党政治生态是政党现代化进程中执政党革新性调适的自然演化,其演替发展的基本动力来自于外部环境压力和内部变革动力所形成的双向合力;执政党政治生态的健康和谐发展,既需要执政生命系统对执政环境进行汲取、吸收和反馈,并通过自处理系统内化为执政系统内生态要素,也需要执政党政治内生态根据外生态的变化不断地调整自身内部结构功能,并满足、适应、引领外生态的发展,以达至内外生态的和谐共生、协调进化;影响执政党政治生态建设状况的关键因子,宏观上可分为两大类,即执政系统内部相关因子和执政系统外部相关因子。内部相关生态因子主要包括执政主体状况、执政体制机制状况、执政系统要素结构功能状况等。外部相关生态因子主要包括物质生产方式与水平、文化习俗和政治传统、社会风尚氛围等;对执政党政治生态建设进行评价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精细工程,从现实工作角度分析,结合执政党政治生态的核心构成要素和关键影响因子等信息,本文选取了有效适应性、复杂多样性、动态稳定性和持续发展性,作为评价执政党政治生态的四个一级指标。同时把党内政治生活、党内政治文化、党内法规制度和党内外监督制约四个核心监测点,作为执政党政治生态的二级评价指标。执政党政治生态建设的现实考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把政治生态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注重外强净化与内增活力相统一不断推动执政党政治生态建设。回顾梳理新时代执政党政治生态建设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我国执政党政治生态建设,呈现出把纪律挺在前面、零容忍坚决遏制腐败蔓延、实现巡视派驻全覆盖、重点查处扶贫、污染防治领域的腐败等多种鲜明特点;经过这几年持续用力,中国共产党无论是在执政系统结构功能调适上,还是在内外部环境系统净化上都有长足进步,执政党政治生态明显好转;但我们也要清醒认识到,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依然任重道远。当前我国执政党政治生态仍面临着诸多挑战,主要表现为阶层利益不断分化、公权力仍然存在异化风险、执政环境复杂多变、公信力弱化倾向显现等问题;从政治生态学的角度分析,造成这些问题出现的原因主要包括关键要素尚不匹配、相关限制性因子缺位、外部场域劣变因子侵入以及内外良性循环不畅等等。为此,亟需我们从政治生态学分析视域,统筹思考、对症下药找到执政党政治生态不断优化的建构路径。执政党政治生态提升论。本文认为从政治生态学分析视域来看,执政党政治生态的优化和提升,宏观层面要遵循标本兼治、内外兼修、统筹整合的逻辑进路。中观层面要做好执政系统内部各要素匹配协调,执政系统外部环境的修复与净化,以及执政系统整体效能的调适优化。微观层面上,一方面,需要通过调适和完善党的执政系统来进行。调适和完善执政系统的过程,即不断完善执政要素之间体制结构和运行机制的过程,也是执政系统内部诸要素之间关系的科学化、制度化与规范化的过程。另一方面,需要通过修复和净化党执政的外部环境来进行。修复和净化党执政的外部环境,即不断提升执政环境系统开放性和有机性的过程。如果说党的执政系统的调适和完善是内向优化进路,那么执政外部环境的净化,则是外向优化进路,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共同推动着执政党政治生态系统的协同进化。总之,执政党政治生态的优化,需要执政党不断主动调适更新执政系统内部要素、结构、功能状况,以执政党内部自身变革积极引领外部环境的优化发展,最终达至执政党政治内生态与外生态的和谐共生、良性互动和协同进化。执政党政治生态建设的理论探讨与中国共产党执政实践活动相互促进,并贯穿于中国共产党整个执政实践过程的始终。优化执政党政治生态的最终目的,是构建起能够维护和保障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地位,履行长期执政使命的良性、有机、廉洁的执政党政治生态系统。在这个生态系统中,中国共产党执政资源能够生生不息输入执政系统,党的执政能力显着提高、执政体制更加健全、执政环境更加健康、执政基础更加巩固,中国共产党能够更高效科学地履行执政使命,更快捷恰当地满足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需要。这样的生态系统是理想的执政党政治生态系统,这需要集中全党的智慧,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才能实现。
陈诚[7]（2020）在《政治文明语境下中国协商民主的优势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协商民主的理念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行,与中国久已存在的协商民主实践完全契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①她以马克思主义政治文明理论为指导,植根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总结自民主革命时期以来党领导协商民主的历史经验,使协商民主在推进民主革命的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顺利恢复国民经济,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中国协商民主以马克思主义政治文明理论为指导,这是我国协商民主发展的显着优势。马克思政治文明理论的本质是让绝大多数人民享有民主,在当代中国,民主具有两种形式,即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他们共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因此,马克思关于政治文明的思想始终指导着我国协商民主的发展。马克思对人类思想史作出的最大贡献之一是创立了唯物史观,马克思政治文明思想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之上的,唯物史观内在的规定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就是为了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民主。协商民主作为中国两种民主形式之一,自然也是为了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民主。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政治文明思想,领导人民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使人民享有民主从理论变为现实,列宁强调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必须要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政治文明建设必须要有法制保障。列宁倡导并促成了中国第一次国共合作,是中国共产党探索协商民主的开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列宁政治文明思想指导下,根据中国国情创立了新民主主义政治文明理论,探索了新民主主义政治文明的两种实现形式,即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紧密结合,集中体现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三三制政权中,并指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新民主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的价值取向。为协商建立新中国、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得到了传承和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文明思想,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提到实现现代化的战略地位,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深刻阐述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特征是人民当家做主,他设计了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方略是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进一步推进了协商民主的发展。江泽民明确提出了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是中国民主的两种形式,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首次提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概念,推进了协商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胡锦涛积极倡导党际关系和谐,推进了协商民主的程序化建设,为政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习近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文明思想、中共几代领导人政治文明思想,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显着特征是大力发展协商民主,习近平详细论述了发展两种民主形式,把人民当家作主落到实处的重要性。并不断加强协商民主的制度建设、程序建设和实践推进,取得了显着的成效。①理论的科学性和彻底性是中国协商民主的显着优势。在马克思主义政治文明指导下的中国协商民主理论一直强调,这是绝大多数人享有的民主,这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所决定的。而西方协商民主的理论来源,不论雅典民主还是希腊民主抑或卢梭的民主共和理论均是少数人的民主,广大的基层群众是排除在民主之外的,西方协商民主理论是为弥补代议制民主的不足而产生的,本质上还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民主。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与西方协商民主的本质区别,是中国协商民主的最大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这是中国协商民主的独有优势。中国有其独特的、独有的、独到的文化基因,由此形成的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天下为公、兼容并蓄,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所决定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就国家和社会事务进行广泛的民主协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体现的关于和的理念、和而不同的理念和思维方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更新发展,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思想提供了丰富的精神给养和文化底蕴。中国协商民主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西方协商民主相比,优势明显。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继承了雅典民主、古希腊民主和协商的文化传统,但在非理性代议制民主文化冲击下,传统文化渐渐失去了昔日的风采,一个文化根基薄弱的理论是难以支撑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文明理论强调无产阶级政党要加强对政治文明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坚强有力的领导是中国协商民主健康有序发展的根本优势。纵观世界上其他国家,尽管学者们着书立说,大力倡导发展协商民主,但至今尚未见到有任何国家的执政党在执政实践中切实贯彻协商民主的理念,也未见到哪个国家的竞选者把协商民主作为竞选口号。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执政为民的理念。进入新时代,习近平进一步强化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不仅重视人民的选举权利,更重视人民持续参与日常政治生活的权利,把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完美结合,大力倡导和持续推进协商民主,坚持人民在协商民主中的价值中心地位、利益中心地位、实践中心地位,并把它贯彻到党治国理政的全过程。协商民主的发展,促使党的执政方式发生新变化,推进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马克思主义政治文明理论强调民主必须制度化法律化,没有制度和法律保障的民主是难以为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和体制优势集中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形成了自上而下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的协商民主,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达到的。国外协商民主虽然倡导者众多,但是基于理论探讨为主,实践操作层面还处于零散状态,制度化只是局部的,个案的,缺乏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中国协商民主首先是从高层协商开始的,新中国的建立,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各民族、各阶层人士经过广泛协商的结晶,并由此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人民政协成为中国协商民主的专门机构,使高层协商实现了常态化发展,高层协商就全国而言主要有政协协商、政党协商、人大协商,并延伸到省、市、县。1987年中共十三大正式提出建立社会协商制度,经过多年实践,社会协商逐步规范有序;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城市基层民主开始启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村民自治的兴起,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在创新中不断丰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形成了自上而下、全覆盖、广泛多层制度化协商民主体制机制,并形成了以国家宪法法律为保障、国家政治制度和各项具体制度为规范、政策文件为支撑的协商民主制度体系和程序规范,有较大的制度和体制优势。认识并继续完善发展中国协商民主的优势,有利于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刘静娴[8]（2019）在《欧盟投资法庭模式及其上诉制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国际投资格局的不断发展,以及国际投资的增长,ISDS机制中的矛盾裁决越发频繁,裁决不一致以及错误裁决得不到修正的情况常有发生。因此,欧盟倡导通过制定投资法庭制度来解决投资者和东道国间的投资争端。同时,已经纳入与加拿大签订的CETA和越南签订的EVFTA中。目前,中欧正就BIT进行谈判,截止2019年2月已经有二十轮谈判,并将在2019年6月迎来第二十一轮谈判。现有谈判已经涉及与投资者保护有关的问题,并且在投资者-东道国投资争端解决方面取得了进展。下一轮计划就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重要政策进行谈判。1很大可能也如CETA和EVFTA中一样提出建立投资法庭制度来解决投资者与东道国间的投资争端。与现行的ISDS机制相比,该投资法庭制度有两项重大创新:一是通过建立一个常设性的投资法庭制度来取代临时专设的仲裁庭;二是采用初审法庭和上诉法庭两级等级的模式。因此本文主要围绕这两大创新点进行研究,并探讨,对于我国而言,是否应在中欧BIT中接受常设的投资法庭模式以及是否要建立上诉制度。本文从四个部分进行研究,首先分析欧盟提出投资法庭制度的原因,其次分析投资法庭的属性应属于法院机制还是仲裁机制,并研究采用投资法庭模式的利弊,以及欧盟投资法庭制度中关于上诉制度的具体规定,最后对中欧BIT的ISDS机制提出自己的思考。第一章,笔者首先结合内因和外因两方面,分析了欧盟提出投资法庭制度的背后原因。其次,笔者简单的介绍了欧盟投资法庭制度的构成。该制度主要包括:磋商与调解、初审法庭、上诉法庭以及裁决的承认与执行。由于欧盟对传统投资仲裁的重大创新主要为仲裁的司法化,以及上诉制度的建立,因此,本文主要围绕这两个方面展开分析。第二章,笔者首先就欧盟投资法庭进行了定性。因为目前,对欧盟投资法庭的定性还是很模糊,这也是很多学者批判的地方,认为其是一个既脱离于仲裁外壳,又不同于法院诉讼的“四不像”。厘清投资法庭的性质一方面可以判定该模式与仲裁究竟有何不同,另一方面为接下来分析上诉机制的建立提供基础。笔者从仲裁与诉讼的学理以及欧盟设立投资法庭制度的意图两方面进行分析,最终得出欧盟投资法院制度实质应属于法院机制,现在被学者批判为“四不像”的成果,只是处于过渡阶段的一个半成品。在此基础之上,笔者分析了采用法院机制的投资法庭的优劣之处。一方面,类似于传统的法院机制作为一种常设机构,有固定的法官且专对于法院供职、案件双方当事人不能选择承办法官、采用两级终审制以及高透明度等特点都一定程度保障了裁决结果的公正、准确、一致。另一方面,法院机制下限制性规定太多,体制机制较为僵化,消除了传统仲裁的灵活和自由的特点。并且,更重要的是,在司法化的法院机制下做出的裁决结果一旦涉及第三国,将无法得到有效执行。这对于一个争端机制来说是一个致命的问题。第三章,在基于投资法庭模式下,笔者主要分析了欧盟在上诉机制中的具体规则。因为欧盟在投资法庭制度中对上诉机制的相关规定,是迄今为止最为详细的。不管是对中欧BIT的谈判,还是对以后中国探索建立自己的上诉机制都有重要意义。通过分析欧盟在上诉庭成员的组成数量、成员任免资格、审查范围、上诉程序的时间等方面的规定,得出其对上诉机制规则设计的合理之处:维护裁决的一致性、平衡投资者与东道国利益以及限制了上诉程序的时间成本。但依然存在影响东道国国内立法、忽视中小企业以及裁决不连贯等问题。第四章,笔者基于第三章和第四章的分析,讨论中国在与欧盟谈判BIT过程中,就ISDS机制应该有怎样的选择。首先,结合中国对外的条约实践,得出在现阶段,中国还不宜接受采用投资法庭模式处理投资争端,但是可以在传统仲裁模式下探索建立上诉机制。其次,笔者基于第四章对欧盟上诉机制具体规则的分析,就在中欧BIT中提出中国自己的方案做出了一些思考。先是对建立基于仲裁的上诉机制进行了可行性分析。笔者从否认“一裁终局”是仲裁的本质着手,结合当事人选择仲裁程序的初衷,以及在终局性和公平性之间的取舍进行阐述,得出结论:上诉机制的构建并未改变仲裁的本质,在投资者-东道国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中纳入上诉机制,与其说是对传统仲裁制度的违反,不如说是发展。因此,中国可以基于仲裁探索建立上诉机制。接着,笔者就基于上诉救济措施后的仲裁裁决能否得到执行进行论证。因为裁决的执行是争端机制发挥效用的体现,在法院模式下裁决结果难以在第三国内有效执行,那么仲裁模式下是否会产生同样的问题?笔者认为,很有必要对此进行分析。笔者从《ICSID公约》和《纽约公约》两方面进行分析,得出:根据《ICSID公约》让ICSID成员国承认上诉仲裁庭的裁决并配合执行显然行不通,但是,根据《纽约公约》,上诉仲裁庭的裁决理论上可以在第三国执行。最后,根据欧盟对上诉机制给出的方案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笔者从上诉仲裁庭的组成、审查范围、上诉权的行使、先例制度的创设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朱颖颖[9]（2019）在《高中思想政治课政治认同教育实践研究 ——以扬州五所高中为例》文中研究指明随着党和国家“立德树人”教育目标的提出,我国开始了新一轮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这一轮课改将学生核心素养的培育作为改革关键词,体现出对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视和要求。课堂作为学生核心素养培育的首要场所,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和地位。因此要想研究好高中生思想政治学科核心素养的培育问题,就必须立足高中思想政治课进行探讨。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法、案例分析法和调查研究法,对高中思想政治课政治认同教育的实施情况进行研究。笔者首先对政治认同和政治认同教育相关概念进行定义,明确其要让学生在政治认同素养层面达成的目标;其次,对扬州地区高中思想政治课政治认同教育的实施情况进行问卷调查并根据数据分析做出总体评价;再次,围绕高中思想政治课政治认同教育的实践现状进行归因分析,总结出教育部门优化管理,教师更新教学理念、改进教学模式,教学内容生活化等积极因素,同时也提出多元社会思潮的影响和冲击、教师对学生身心发展规律性把握不足、教师专业发展有所欠缺和学生政治生活体验不足等消极因素;然后,从消极因素入手提出依托社会——传理论搭平台辅助教师课堂教学,关注学生——增强对其身心发展规律性的把握,磨砺自身——提升个人专业素养等优化策略;最后,通过相关课例的设计与反馈对优化策略的有效性进行验证。
卫平光[10]（2019）在《全面抗战时期江西难民移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军迅速占领中国大片国土,大量难民自战区逃出,汇聚后方各大城市和交通线,不仅给脆弱的战时经济造成巨大压力,也给本已混乱不堪的社会秩序带来冲击。难民在逃亡过程中,因战争、饥饿、疾病等造成的伤亡不计其数。与此同时,战争导致中国工农业生产下滑,军糈民食发生严重困难。救济难民、发展生产,是收拢人心,鼓舞士气,共同抗敌的需要。国民政府迅速对难民实施救济,协助其撤退到后方安全区域,逐步确立“寓救济于生产”的方针,安排难民从事各种生产事业,以促使难民尽快自给自足,减少消耗。在众多救济难民的措施中,难民移垦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制度设计。战时中国工业不甚发达,荒地比比皆是。比较而言,垦荒无需特殊技能,能容纳大量人口,且农耕生活也更加稳定持久。国民政府为从根本上解决难民生活问题,确定以垦荒为配置难民的中心工作。1938年10月15日,国民政府颁布《非常时期难民移垦规则》,战时难民移垦事业正式启动。行政院指定中央振济委员会、经济部、内政部、财政部组成“中央主管垦务机关”,负责移送难民垦荒。“中央主管垦务机关”一方面制订政策法规,直接筹设国营垦区,移送难民垦荒;另一方面督导各省政府和社会团体参与其中。国营垦区制度是国民政府为救济难民,在总结我国历史上屯垦制度基础上,参考苏联集体农场的做法,创立的新型垦殖经营模式。为了协助难民发展生产,国民政府给予移垦难民许多特殊的优待政策,比如提供大量生产和生活资金。其中,生活费为无息贷款,生产费为长期的低息贷款;移垦难民免除3年兵役;垦民将所分配荒地开垦后,取得永久耕作权,免交土地税5-8年,等等。在国民政府的鼓励和督促下,难民移垦事业迅速发展,形成了国营、省营和民营三种经营模式。国营垦场由国民政府主办,省营垦场由各省政府主办,两者统称公营垦场,资金由政府统筹。民营垦场由难民组织、慈善团体或者农业公司等主办,资金主要靠自筹解决。江西难民移垦起步较早,组织有序,成效显着。1938年7月,江西省政府成立垦务处,负责江西难民移垦工作。省垦务处主要在荒地面积较大区域筹设垦场（省营垦场）,以便集中安置难民,实施规模经营。省营垦场采取集团农场制经营,其特征是土地公有、共同生产、合作经营、共同分配。集团农场制是一种集体生产和合作经营相结合的新型生产经营模式,目的在于发挥大规模集团化生产的优势,提高农业生产效率。集团农场制有合耕制和分耕制两种模式,省垦务处初期采用集团合耕制,后因弊端较多而改为集团分耕制。在督促垦区生产的同时,省垦务处还在各垦场设立诊所,筹办垦民学校,训练垦民壮丁,建立垦区防卫武装。省垦务处通过改变垦民落后的生活习惯和思想观念,激发垦民的民族国家观念和抗日情绪,提高垦民的生产积极性,改善垦民的生活环境。江西有大量零星荒地因不适合筹设垦场而闲置,省垦务处也无力将所有符合条件的难民全部组织垦荒。为此,省振济会选择部分符合条件的难民,移送各县开垦零星荒地。省振济会所举办难民移垦以分散垦殖为原则,不集中设立垦场,不成立专门管理机关,难民编入各区乡镇保甲管理。江西难民零块垦殖主要由省振济会负责实施,省垦务处负责技术指导,各县政府负责荒地勘查、划拨、垦民管理和给养筹措。与此同时,各难民组织和民间慈善团体也陆续组织难民垦荒自救。民间团体移送难民垦荒,须向省垦务处登记,接受省垦务处的管理和指导。自1942年起,垦务被列为江西地方自治要政,垦殖事业的发展开始同地方行政系统相扣合,运用行政力量普遍推动。省营垦场从初期的快速扩张,逐渐进入到巩固发展阶段,不再大规模招收难民,垦务转而以利用民间资本普遍推行为原则,民营垦殖事业发展迅速。这其中,由中国红十字会国际救济委员会发起成立的战区难民移殖协会,移送了数千难民到江西垦荒,取得了较好的成效,是战时江西最大的民营垦殖团体。民营垦殖虽然数量较多,但大多规模狭小。由于得不到政府的经费和技术支持,加上自身管理不善,民营垦殖场大多困难重重。国营垦务方面,“中央主管垦务机关”是一个多部门联合的协调议事机构,因事权不专,成立两年多仅在陕西设立国营垦区两处,安置难民2万人左右。鉴于农业对于抗战建国至关重要,国民政府于1940年成立农林部,以发展农业生产。1941年初,农林部设立垦务总局,负责战时垦务行政,全国难民移垦事业自此划归垦务总局办理,国营垦务自此得到快速推进。垦务总局首先在江西安福县设立国营垦区一处,招收难民垦荒。此外,垦务总局还陆续在四川、甘肃、西康、河南、福建等省设立国营垦区,移送难民开垦荒地。国营垦区有固定的经费预算和较好的人才、技术力量,大多发展较快,多数垦民在经过一两年耕作后,陆续自给自足,实现预定救济的目标。随着战局趋稳,难民潮开始回落,难民移垦不再是政府垦务工作的重心。1945年初,国民政府为节省经费,支持抗战,将农林部垦务总局及所属各国营垦区全部裁撤,垦务移交地方政府办理。抗战胜利后,政府不再给予移垦难民特殊优待,难民垦场与普通垦场并无二致,垦民见家乡收复,大多弃垦返乡。省垦务处只得对各垦场进行归并调整,以图维持,难民移垦事业无形结束。总计抗战时期,省垦务处共设立垦场61个,招收难民1.6万余人,开垦荒地7万余亩,生产稻谷80余万石。省垦务处督导、协助成立民营垦殖团体125个,移垦难民1.9万余人,开垦荒地11万余亩。农林部在江西安福垦区设立垦场9个,招收垦民4 400余人,开垦荒地1.8万余亩。难民移垦兼具救济难民和发展生产的双重目的,是一项十分积极有效的政策。但在实施这一政策的过程中,国民政府未能有效处理好相关方的权力和利益划分,遭到了基层社会的不同程度的抵制,对垦务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地方政府强令垦民编入地方保甲组织,遭到垦民和垦务机关的一致反对。地方政府和垦务机关为此展开的持久争论,实质上是对垦区管辖权的争夺。垦民编入地方保甲后,优待措施不能执行,利益受到损害,阻碍垦务发展。垦民与土着人民之间因土地、水权、林权等问题产生的矛盾,加深了土客之间的猜忌与对抗,地方势力阻垦排外之风不断。在垦场内部,各垦场管理员掌管经济大权,部分垦场管理员经常利用手中权力谋取私利,侵犯垦民权利,造成垦务管理人员与垦民关系的紧张。省垦务处对此既缺乏有效监督,又处置不力,导致违法乱纪现象蔓延。如此种种,恶化了垦区的社会生态,垦民因谋生不易,陆续退垦或潜逃。在国民政府“救济难民、发展生产、抗战建国”宏大目标下,移垦各方权力和利益格局的差异,导致矛盾和冲突的发生,而垦务机关和垦民的弱势地位决定了在这场博弈中的不利结局。难民移垦政策在施行过程中屡遭基层社会的抵制和曲解,造成了政策的扭曲和变形,显示了民国基层政治与社会的混乱。国民政府为实施难民移垦,建立了科层化的垦务管理体系,首创公营垦区制度（国营和省营垦区）,并在垦区实行集团耕作制和贷款制,在土地政策、兵役政策、租税政策和农业生产经营制度等方面进行了许多重要的改革。公营垦区制度的创立,是国民政府在农业生产经营方面重要的制度创新,推动了民国农业现代化的转型。在抗战的特殊环境下,国民政府难民移垦的组织、实施和管理仍能恪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遵循经济活动的基本规律和原则,值得肯定。当然,受人力、物力和财力的限制,垦荒所能救济的难民数量有限。在实现从“难民——垦民——居民”转化的过程中,受旧有的政治体制和经济社会环境的制约,垦务政策的推行遭遇诸多障碍,移垦难民屡屡弃垦他去,江西省政府力图通过难民移垦调节人口分布的目的并未完全达到。总之,战时难民移垦政策的推行,救济了部分难民,推动了垦殖事业的发展,为社会救济探索了一条积极可行的道路,更为争取抗战胜利贡献了积极力量。
二、促进提案落实的新尝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促进提案落实的新尝试（论文提纲范文）
（1）高校统一战线服务“强富美高”新江苏建设的实践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文献回顾 |
| （一）关于高校统一战线面临形势及任务的研究 |
| （二）有关高校统一战线的服务优势研究 |
| （三）有关高校统一战线服务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研究 |
| （四）对已有研究的评价 |
| 二、研究设计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1. 文献法 |
| 2. 内容分析法 |
| 3. 资料收集与过程 |
| 三、高校统一战线服务新江苏建设的具体实践分析 |
| （一）实践主体 |
| 1. 高校间联盟 |
| 2. 校地联盟 |
| 3. 跨界联盟 |
| （二）实践领域 |
| 1. 经济强是第一要务 |
| 2. 民生福祉是“起跑线” |
| 3. 社会治理创新 |
| （三）实践方式 |
| 1. 参政议政型 |
| 2.知识转化型 |
| 3. 资源支持型 |
| 四、服务成效及问题 |
| （一）服务成效 |
| （二）存在问题 |
| 1. 实践主体参与的广度与深度有待扩展 |
| 2. 实践领域与新江苏建设的匹配度有待加强 |
| 3. 实践方式的持续性及创新性有待提升 |
| 4. 高校统战部门服务社会的认识及能力有待强化 |
| 五、实践模式与优化策略 |
| （一）实践模式梳理 |
| 1. 平台联动模式 |
| 2. 智力支持模式 |
| 3. 呼吁倡导模式 |
| （二）前提条件：共识思想+共建平台+学校保障+个人参与 |
| （三）优化策略 |
| 1. 领导机制：统一领导、多方参与 |
| 2. 协同机制：纵横双向，打通资源 |
| 3. 保障机制：创造机会，激发积极性 |
| 4. 反馈机制：及时积极，增强信心 |
（2）形塑国民：近代江苏通俗教育实践研究（1905-192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概念界定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五、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近代江苏通俗教育的兴衰 |
| 第一节 清末江苏通俗教育的兴起 |
| 一、通俗教育纳入中央教育管理 |
| 二、通俗教育列入江苏教育设施范畴 |
| 三、江苏通俗教育实践的肇始 |
| 第二节 民初通俗教育的建制与发展 |
| 一、中央通俗教育行政机构的创立 |
| 二、江苏通俗教育行政机构的建立 |
| 三、江苏通俗教育实践的发展 |
| 第三节 20世纪20年代江苏通俗教育的衰落 |
| 一、江苏通俗教育的式微 |
| 二、江苏平民教育如火如荼 |
| 三、江苏民众教育统而代之 |
| 小结 |
| 第二章 近代江苏教育团体的通俗教育实践 |
| 第一节 展“鼓吹之力”的上海通俗教育研究会 |
| 一、伍达与上海通俗教育研究会 |
| 二、上海通俗教育研究会的擘画 |
| 三、上海通俗教育研究会的影响 |
| 第二节 上海通俗教育研究会的实践运作 |
| 一、研究会“征集意见” |
| 二、各方意见与认识分歧 |
| 三、研究会的“意见之回应” |
| 第三节 江苏省教育会的通俗教育实践 |
| 一、地方通俗教育事务中的角色 |
| 二、具体而微的通俗教育实践 |
| 三、教育会的终结及其影响 |
| 第四节 江苏省教育会附设通俗教育研究会 |
| 一、成立研究会的缘起 |
| 二、研究会的年会决议案 |
| 三、研究会的终结及影响 |
| 小结 |
| 第三章 近代江苏通俗报刊与国民的观念塑造 |
| 第一节 江苏通俗报刊、报人与读者 |
| 一、清末江苏地区通俗报刊的兴办 |
| 二、民国江苏地区通俗报刊的分化 |
| 三、近代江苏地区通俗报人及其使命 |
| 四、读者预期及现实分歧 |
| 第二节 江苏通俗报刊与国家观念的培植 |
| 一、“欲爱身家,先爱国家” |
| 二、“爱国的实事”在“尽本分” |
| 三、国家观念与民众阅读习惯 |
| 第三节 “蝇能传疫”:江苏通俗报刊对卫生观念的普及 |
| 一、“蝇头小事”: 清末民众对于苍蝇的认知 |
| 二、“国民公敌”: 民国时期“蝇能传疫”观念的流传 |
| 三、通俗报刊向苍蝇“宣战” |
| 四、对普及“蝇能传疫”观念的评价 |
| 小结 |
| 第四章 近代江苏学校式通俗教育与国民常识的启蒙 |
| 第一节 清末江苏简易识字学塾与国民常识启蒙 |
| 一、简易识字学塾的创办背景 |
| 二、简易识字学塾的开办及运作 |
| 三、简易识字课本的国民常识书写 |
| 四、简易识字学塾国民常识启蒙成效 |
| 第二节 民初通俗教育学校与国民常识传播 |
| 一、董景安与通俗教育学校的创办 |
| 二、普及国民常识的“奇书” |
| 三、通俗教育学校的发展及其成效 |
| 第三节 江苏通俗夜校与国民常识传授 |
| 一、江苏通俗夜校的创办 |
| 二、江苏通俗夜校的实践 |
| 三、江苏通俗夜校的成效 |
| 小结 |
| 第五章 近代江苏通俗教育馆与国民常识的普及 |
| 第一节 江苏通俗教育馆的创建与推广 |
| 一、江苏通俗教育馆的筹备及其定位 |
| 二、江苏各级通俗教育馆的成立 |
| 三、昙花一现的通俗教育馆联合会 |
| 第二节 通俗教育馆的讲演与国民常识普及 |
| 一、普及常识的讲演人才筹备 |
| 二、通俗教育馆的馆内常识演示 |
| 三、巡回讲演中的常识普及活动 |
| 四、讲演中的国民常识选取标准 |
| 第三节 通俗教育馆的展览与国民常识普及 |
| 一、展览设置的缘起 |
| 二、展览普及国民常识 |
| 三、展览的娱乐性 |
| 第四节 通俗教育馆的社会影响及其困境 |
| 一、通俗教育馆的社会影响 |
| 二、通俗教育馆面临的困境 |
| 小结 |
| 第六章 近代江苏通俗教育实践的总体评价 |
| 第一节 江苏通俗教育实践的特征 |
| 一、开全国通俗教育风气之先 |
| 二、聚焦底层民众的启蒙之旅 |
| 三、依凭媒介的广泛传播路径 |
| 四、通俗教育实践推进的渐进性 |
| 第二节 江苏通俗教育实践的影响 |
| 一、建构民众的国家观念 |
| 二、启蒙民众的国民意识 |
| 三、普及民众的科学常识 |
| 第三节 江苏通俗教育实践的局限及原因 |
| 一、通俗教育实践的局限性 |
| 二、影响通俗教育实践成效的因素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3）战时重庆房荒背景下的住宅建设研究（1937-194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价值 |
| 二、学术史回顾与分析 |
| 三、概念界定、主要内容及创新点 |
| 四、资料来源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战时重庆房荒的发生及引发的问题 |
| 第一节 战前重庆市民的居住概况 |
| 一、战前重庆的市区划定、人口增长及市政建设 |
| 二、住宅区的地价、房租与房屋结构 |
| 三、棚户问题及修建平民村 |
| 第二节 战时重庆房荒的原因分析 |
| 一、大量内迁人口亟需住房 |
| 二、日机的无差别轰炸 |
| 三、其他因素 |
| 第三节 房荒引发的社会问题 |
| 一、部分人无家可归,棚户明显增多 |
| 二、人居环境总体恶化,破坏社会风俗 |
| 三、各类房租纠纷频发,扰乱社会安定 |
| 第二章 国民政府的公共住宅兴建政策及其实施 |
| 第一节 国民政府推进公共住宅建设的政策 |
| 一、《内地房屋救济办法》的出台 |
| 二、住宅政策的完善 |
| 三、《社会救济法》中的住宅救济 |
| 第二节 中央直属机关的住宅建设 |
| 一、疏建委员会疏散人口与筹划新村 |
| 二、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兴建各类住房 |
| 第三章 重庆市政府主导下的战时住宅建设 |
| 第一节 重庆市郊外市场营建委员会市郊建筑两类住宅 |
| 一、征地修建两处郊外市场住宅 |
| 二、租地建造四处平民住宅 |
| 第二节 社会、工务两局进行的住房建设 |
| 一、社会局改建平民宿舍 |
| 二、社会局主导筹建合作住宅 |
| 三、工务局计划发行房屋奖券及示范兴建经济住宅 |
| 第四章 政府奖助人民自行建筑 |
| 第一节 战争初期国民政府的奖助办法 |
| 一、实施奖助的理论来源及法律基础 |
| 二、奖励建筑私营房屋与鼓励添构市内房屋 |
| 第二节 战争中期重点奖助在疏散区建筑 |
| 一、疏建委员会奖助民众建房的方案与举措 |
| 二、财政局出台专门的奖助贷款办法 |
| 第三节 战争后期奖助在市区兴建 |
| 一、政府支持奖励地主多建房屋的提案 |
| 二、市政府推进组织房屋合作社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4）电力体制改革下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研究 ——以Y公司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内容与思路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思路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党组织(政党)参与公司治理的相关研究 |
| 第二节 电力体制改革与电力企业公司治理的相关研究 |
| 一、电力体制改革的相关研究 |
| 二、不同阶段电力企业公司治理的相关研究 |
| 第三节 文献评述 |
| 第三章 理论基础、概念界定与制度背景 |
| 第一节 理论基础 |
| 一、公共受托责任理论 |
| 二、意识形态理论 |
| 第二节 概念界定 |
| 一、公司治理 |
| 二、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 |
| 第三节 制度背景 |
| 一、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制度背景 |
| 二、电力体制改革的制度背景 |
| 第四章 电力体制改革下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分析 |
| 第一节 电力体制改革下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特殊性 |
| 一、保障电力行业经济功能和公益功能并行 |
| 二、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电改”之路 |
| 第二节 电力体制改革下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必要性 |
| 一、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使电力资源保值增值 |
| 二、推动和保障电力体制改革稳步进行 |
| 三、“电改”与“一带一路”相结合,保障中国形象的对外输出 |
| 第三节 电力体制改革下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方式与内容 |
| 一、电力体制改革下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方式 |
| 二、电力体制改革下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内容 |
| 第五章 Y公司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案例研究 |
| 第一节 Y公司及公司党组织概况 |
| 一、Y公司基本情况 |
| 二、Y公司党组织的基本情况 |
| 第二节 电力体制改革下党组织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的作用分析 |
| 一、党组织作为政治引领,进行思想建设 |
| 二、党组织参与决策、生产经营和内部控制 |
| 三、党组织参与民主管理 |
| 四、党组织进行监督落实、安全生产 |
| 五、党管干部、党管人才方面 |
| 第三节 党组织参与Y公司治理的效果分析 |
| 一、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
| 二、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三、模型设计 |
| 四、研究结果分析 |
| 第六章 结论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研究不足和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的研究成果 |
（5）从临时措施到贸易保护:欧盟“数字税”的兴起、演化与省思（论文提纲范文）
| 引 言 |
| 一 制度初衷:作为临时措施的“数字税” |
| (一)直接目的:作为长期方案的过渡措施 |
| (二)附带目的:缓解数字型企业与传统企业的税负不均 |
| 二 “数字税”的异化:从临时措施到单边措施 |
| (一)异化背景:通过单边措施应对数字经济的趋势 |
| (二)作为单边措施的“数字税” |
| (三)单边“数字税”的风险 |
| 三 贸易保护:用于国际税收竞争的“数字税” |
| (一)“数字税”的歧视性表现:以法国为例 |
| 1.应税企业门槛 |
| 2.应税收入范围 |
| 3.税款的抵扣 |
| (二)披着“数字税”外衣的“贸易保护主义” |
| 四 应对“数字税”的中国方略 |
| (一)以“数字税”为契机优化中国税制设计 |
| 1.直接税领域的革新 |
| 2.间接税领域的革新 |
| (二)防范作为“非关税壁垒”的“数字税” |
| 五 余论:税收全球治理的话语权建设 |
（6）新时代我国执政党政治生态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起和研究意义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文献述要 |
| (一) 国外文献回顾与梳理 |
| (二) 国内文献回顾与梳理 |
| (三) 简要评析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主要研究方法 |
| 四、主要创新及不足之处 |
| (一) 主要创新 |
| (二) 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执政党政治生态的基本理论 |
| 一、政治生态基本概述 |
| (一) 政治生态涵义解析 |
| (二) 政治生态的思想渊源 |
| 二、执政党政治生态内涵及要素 |
| (一) 执政党政治生态的内涵 |
| (二) 执政党政治生态的要素 |
| 三、执政党政治生态的基本结构 |
| (一) 纵向层级 |
| (二) 横向结构 |
| 四、执政党政治生态的功能属性 |
| (一) 维护党长期执政地位的系统工程 |
| (二) 反映执政过程现实复杂性的核心指标 |
| (三) 检验管党治党是否有力的重要标尺 |
| 第二章 执政党政治生态建设的阐释框架 |
| 一、执政党政治生态建设的逻辑进路 |
| (一) 执政党政治生态演替发展的基本原理 |
| (二) 执政党政治生态演替发展的基本动力 |
| (三) 执政党政治生态演替发展的基本规律 |
| 二、执政党政治生态建设的影响因子 |
| (一) 执政系统内部相关因子 |
| (二) 执政系统外部相关因子 |
| 三、执政党政治生态建设的评价指标 |
| (一) 政治生态评价体系 |
| (二) 执政党政治生态评价指标体系 |
| 第三章 新时代执政党政治生态建设的现实考量 |
| 一、新时代执政党政治生态建设的历时性考察 |
| (一) 新时代执政党政治生态建设的发展历程 |
| (二) 新时代执政党政治生态建设的鲜明特点 |
| 二、新时代执政党政治生态建设中面临的现实挑战 |
| (一) 阶层利益不断分化,执政基础面临压力 |
| (二) 公权力仍然存在异化风险,执政地位有待巩固 |
| (三) 执政环境复杂多变,执政能力亟需提升 |
| (四) 公信力弱化倾向显现,执政形象面临塔西佗陷阱风险 |
| 三、新时代执政党政治生态面临挑战的成因分析 |
| (一) 关键要素尚不匹配,执政系统自身净化功能偏弱 |
| (二) 相关限制性因子缺位,权力制约机制运行欠佳 |
| (三) 外部场域劣变因子侵入,存在社会环境诱发因素 |
| (四) 内外良性循环不畅,执政肌体活力不足 |
| 第四章 新时代执政党政治生态内部系统的动态平衡 |
| 一、提升执政系统的要素性能 |
| (一) 塑造权责一致的执政主体 |
| (二) 搭建科学完备的执政体系 |
| (三) 打造廉洁高效的执政过程 |
| 二、调适执政系统的结构关系 |
| (一) 建构扁平化的政党组织结构 |
| (二) 完善民主化的政党运行体系 |
| (三) 构建网络化的政党治理机制 |
| 三、优化执政系统的功用能效 |
| (一) 发挥好执政党聚合民意的功能 |
| (二) 发挥好执政党创设政策的功能 |
| (三) 发挥好执政党指挥协调的功能 |
| 第五章 新时代执政党政治生态外部场域的良性有机 |
| 一、夯实党的执政基础 |
| (一) 赋权于社会,释放社会治理活力 |
| (二) 聚焦于民生,提供优质公共服务 |
| (三) 施惠于大众,建构利益共享机制 |
| 二、开发党的执政资源 |
| (一) 保持党的先进性资源 |
| (二) 运用党的意识形态资源 |
| (三) 合理配置党的组织资源 |
| 三、建设党的执政文化 |
| (一) 培育尚德崇廉的人文精神 |
| (二) 营造干事创业的良好风尚 |
| (三) 清除腐朽庸俗的圈子文化 |
| 第六章 新时代执政党政治生态内外系统的兼容协同 |
| 一、权力规范基础上寻求执政党领导与政府职能发挥的平衡点 |
| (一) 优化党政职责分工,明晰党政职责关系 |
| (二) 理顺党政权力关系,提高政权机关效率 |
| (三) 规范党政机构设置,统合协调多元力量 |
| 二、利益整合基础上寻求执政党领导与社会发展的平衡点 |
| (一) 积极依托社团组织,畅通利益诉求渠道 |
| (二) 密切联系新的社会阶层,维护其合法权益 |
| (三) 严格规范政商关系,控制腐败增量减少存量 |
| 三、党际民主基础上寻求执政党领导与参政党协商的平衡点 |
| (一) 以党内民主带动党际民主,壮大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
| (二) 发挥民主党派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的积极作用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附表 |
| 附图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情况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政治文明语境下中国协商民主的优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 (一) 关于国内研究现状及述评 |
| (二) 关于国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 三、研究方法及可能的创新之处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理论优势:马克思主义政治文明思想对中国协商民主的宏观指导 |
| 一、马克思政治文明思想: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指南 |
| (一) 马克思政治理念文明思想 |
| (二) 马克思政治制度文明思想 |
| (三) 马克思政治行为文明思想 |
| (四) 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政治文明的价值归属,是发展协商民主终极价值的指针 |
| 二、列宁政治文明思想:指导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发展的行动纲领 |
| (一) 坚持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建立巴黎公社类型的民主共和国 |
| (二) 政治意识文明建设必须以科学理论为指导 |
| (三)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必须要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 |
| (四)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党际关系的探索 |
| 三、毛泽东政治文明思想:中国协商民主发生发展的指导思想 |
| (一) 毛泽东对适合当时中国国情的政治文明理论的探索 |
| (二) 探索实现中国新民主主义政治文明的路径 |
| (三) 新民主主义政治文明蕴含着两种民主形式 |
| (四)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新民主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的价值取向 |
| 四、邓小平政治文明思想:协商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指针 |
| (一) 政治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 |
| (二)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特征:人民当家做主 |
| (三) 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方略: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
| (四) 政治文明建设的根本路径:调动党内外的积极性 |
| 五、习近平政治文明思想:推进协商民主快速发展的理论指导 |
| (一) 坚持党对政治文明建设的领导 |
| (二) 大力发展协商民主是新时代政治文明建设的显着特征 |
| (三) 发展协商民主,构建和谐党际关系 |
| (四) 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政治文明建设思想的终极价值 |
| 六、和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比较优势 |
| (一) 西方协商民主的理论向度 |
| (二) 中国协商民主的理论向度 |
| (三) 中国协商民主理论的比较优势 |
| 第二章 文化优势:中国协商民主的深厚文化底蕴 |
| 一、“和而不同”理念是当代中国协商民主形成的重要历史文化根源 |
| (一) 以和为贵、和而不同是中华文化的根本特征和基本价值取向 |
| (二) 中华民族“和而不同”文化的多重意蕴 |
| (三) “和而不同”的文化基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提供了重要的文化支撑 |
| (四) 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提供了文化滋养 |
| 二、中国古代政治传统中的协商因子赋予当代中国协商民主本土化的内涵 |
| (一) 中国古代时间轴意义上的“政治协商” |
| (二) 民本思想是中国古代传统政治中民主因素和协商因子产生的基石 |
| (三) 中国古代的政治协商传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启示 |
| 三、当代中国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人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创造 |
| (一) 从民本思想到社会主义民主,人民成为国家的真正主人 |
| (二) 从多元协商意识到社会主义协商制度,协商民主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独特优势 |
| (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历史传承性和当代创新性 |
| 四、和西方文化的比较优势 |
| 第三章 领导优势:中国协商民主持续发展的核心动力 |
| 一、中国两种民主形式的创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实践经验的积累 |
| (一)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发展协商民主积累了丰富经验 |
| (二)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发展的基本经验 |
| 二、以人民为中心:党的执政理念的新发展 |
| (一) 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的深化 |
| (二) 党的群众路线在新时代的新发展 |
| (三) 以党内协商民主推进协商民主的发展 |
| 三、国家治理现代化:党的执政方式的新变化 |
| (一) 协商民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高度契合 |
| (二) 协商民主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 |
| (三) 人民政协: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渠道 |
| 四、和国外执政党执政理念的比较优势 |
| 第四章 制度和体制优势:中国协商民主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
| 一、体制优势:中国协商民主自上而下多层次发展 |
| (一) 高层协商体制:常态化发展 |
| (二) 社会协商:逐步走向规范化 |
| (三) 基层协商:在发展中寻求创新 |
| 二、制度和法律优势:中国协商民主稳步发展的内在支撑 |
| (一) 高层协商的制度和法律保障 |
| (二) 中国特色社会协商的制度和法律保障 |
| (三) 基层协商民主的制度和法律保障 |
| 三、文明互鉴:中外协商民主的个案比较研究 |
| (一) 西方协商民主的个案研究 |
| (二) 中国协商民主的个案研究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以来科研情况 |
| 致谢 |
（8）欧盟投资法庭模式及其上诉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及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论文主要创新及不足 |
| 第一章 欧盟投资法庭制度概述 |
| 第一节 欧盟投资法庭制度产生的背景 |
| 一、内部因素:现有ISDS机制出现困境 |
| 二、外部因素:争夺国际投资治理领域话语权 |
| 第二节 欧盟投资法庭制度的构成 |
| 一、磋商程序与调解程序 |
| 二、常设性的初审法庭 |
| 三、上诉法庭 |
| 四、裁决的承认与执行 |
| 第二章 欧盟投资法庭模式分析 |
| 第一节 欧盟投资法庭的性质认定 |
| 一、从仲裁与诉讼的学理分析 |
| 二、从欧盟制定投资法庭制度的初衷分析 |
| 第二节 投资法庭模式下的优势 |
| 一、固定法庭成员提高独立性 |
| 二、增设上诉机制维护一致性和准确性 |
| 三、脱离商事仲裁更具透明度 |
| 第三节 投资法庭模式下的不足之处 |
| 一、体制机制僵化单一 |
| 二、裁决承认与执行难 |
| 第三章 欧盟投资法庭上诉机制分析 |
| 第一节 欧盟对上诉机制设计的合理之处 |
| 一、维护裁决结果的一致性 |
| 二、平衡东道国与私人投资者利益 |
| 三、严格限制裁决的时间成本 |
| 第二节 欧盟对上诉机制设计的问题分析 |
| 一、影响东道国国内立法 |
| 二、忽视中小企业利益 |
| 三、裁决不连贯 |
| 第四章 欧盟投资法庭模式及其上诉机制对中国的启示 |
| 第一节 中欧BIT对欧盟投资法庭模式的选择 |
| 一、暂不采用常设性的法庭模式 |
| 二、通过中欧BIT探索建立上诉机制 |
| 第二节 中欧BIT中构建上诉机制的探索 |
| 一、基于仲裁的上诉机制的可行性 |
| 二、基于上诉救济措施的仲裁裁决的执行 |
| 三、关于在中欧BIT中建立上诉机制的思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9）高中思想政治课政治认同教育实践研究 ——以扬州五所高中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绪论 |
| 第一章 相关概念概述 |
| 第一节 政治认同和政治认同教育的内涵 |
| 一、政治认同的内涵 |
| 二、政治认同教育的内涵 |
| 第二节 高中政治认同教育概述 |
| 一、高中政治认同教育的主要内容 |
| 二、高中政治认同教育的意义 |
| 三、高中政治认同教育的目标层次 |
| 第二章 高中思想政治课政治认同教育的现状概述 |
| 第一节 对扬州高中所做调查报告的分析 |
| 一、大多数高中生政治认同情况较好 |
| 二、少部分高中生政治认同存在一些问题 |
| 第二节 对扬州地区高中思想政治课政治认同教育现状的总体评价 |
| 一、高中思想政治课政治认同教育已取得一定成效 |
| 二、高中思想政治课政治认同教育仍存在不足 |
| 第三章 高中思想政治课政治认同教育现状的成因分析 |
| 第一节 既得积极成效的成因分析 |
| 一、教育部门优化管理 |
| 二、教师更新教育观念、改进教学模式 |
| 三、教学内容生活化 |
| 第二节 对存在不足的成因分析 |
| 一、多元社会思潮的影响和冲击 |
| 二、教师对学生身心发展规律性把握不足 |
| 三、教师专业发展有所欠缺 |
| 四、学生政治生活体验不足 |
| 第四章 高中思想政治课政治认同教育的优化策略 |
| 第一节 依托社会——传理论搭平台辅助教师课堂教学 |
| 一、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 |
| 二、搭建学生政治认同体验的有效平台 |
| 第二节 关注学生——增强对其身心发展规律性的把握 |
| 一、知识层面 |
| 二、情感层面 |
| 三、思维层面 |
| 四、信念层面 |
| 五、行为层面 |
| 第三节 磨砺自身——提升个人专业素养 |
| 一、提高教师教育教学能力 |
| 二、建立教师专业发展支持体系 |
| 第五章 高中思想政治课政治认同教育的课例分析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教学设计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教学效果反馈 |
| 一、预习作业反馈 |
| 二、课堂活动反馈 |
| 三、课后作业反馈 |
| 第三节 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教学设计与实践运用的反思 |
| 一、对本堂课的总结与反思 |
| 二、对优化策略的总结与反思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10）全面抗战时期江西难民移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综述 |
| 三、论述思路与分析框架 |
| 四、主要学术创新与不足 |
| 五、资料述评 |
| 六、概念界定及相关说明 |
| 第一章 战时难民移垦制度的建立 |
| 第一节 国民政府难民移垦政策的形成 |
| 一、战前中国的垦殖政策与实践 |
| 二、积极救济方针的确立 |
| 三、难民移垦的决策过程 |
| 第二节 江西垦务的发展背景 |
| 一、江西的垦殖环境 |
| 二、战时江西的难民救济 |
| 第三节 江西难民移垦制度的建立 |
| 一、垦务的规划与设计 |
| 二、垦务管理体系的建立 |
| 三、“委员制”和“处长制”之比较 |
| 第二章 寓赈于垦——难民移垦事业的发轫 |
| 第一节 身份的转变:从难民到垦民 |
| 一、垦民的选收 |
| 二、垦民的人口学分析 |
| 三、垦民的给养 |
| 第二节 垦殖资金的筹措与使用 |
| 一、垦殖资金的筹措 |
| 二、垦殖资金贷放与监管 |
| 第三节 垦场的生产与经营 |
| 一、荒地调查与地权清理 |
| 二、集团合耕制的实施 |
| 三、从合耕制到分耕制——垦殖经营制度的变革 |
| 四、省营垦场的生产绩效 |
| 第四节 垦区社会事业 |
| 一、垦民教育 |
| 二、医疗与卫生 |
| 三、垦区安全建设 |
| 第三章 多头并举——难民移垦的普遍推行 |
| 第一节 战时各县垦务的实施 |
| 一、地方自治与各县垦务的推动 |
| 二、各县难民零块垦殖 |
| 第二节 救济粤东难民运动 |
| 一、赣粤合作,共济难民 |
| 二、移民垦荒,救扶并举 |
| 三、从难民到居民:庄义刊的难民生活 |
| 第三节 战时江西的民营垦殖 |
| 一、江西民营垦殖概况 |
| 二、战区难民移殖协会 |
| 三、民营垦殖之困 |
| 四、江西公私营垦殖绩效 |
| 第四节 垦务管理之弊 |
| 一、南丰康都场:营私舞弊,贻误生产 |
| 二、吉安大白垦殖场:亏空公款,卷款潜逃 |
| 三、管理员张一帆:以权谋私,垦务废弛 |
| 四、泰和沿溪渡垦殖场:挪用公款,冒名顶替 |
| 五、管理员王壮飞:假公济私,杀人灭口 |
| 第四章 国营垦务的实施及其政策调整 |
| 第一节 国营垦务的实施 |
| 一、农林部垦务总局的成立 |
| 二、战时国营垦务的推行 |
| 第二节 江西安福垦区的筹设与发展 |
| 一、安福垦区的筹设 |
| 二、垦民选收及其困境 |
| 三、垦民生活重建 |
| 四、垦区生产与经营 |
| 第三节 归于沉寂——难民移垦事业的结束 |
| 一、战时垦务重心的转移 |
| 二、安福垦区接收困局 |
| 三、农林部垦务总局的裁撤 |
| 四、江西难民移垦事业的归并与调整 |
| 第五章 战时的国家、社会与垦民 |
| 第一节 保甲制度的强行移植 |
| 一、民国江西保甲制度的实施 |
| 二、难民入垦与地方保甲的矛盾 |
| 三、垦民“特编保甲”的实施 |
| 四、尘埃落定——垦民保甲问题的终结 |
| 第二节 土客关系及其调适 |
| 一、土客矛盾的产生 |
| 二、土客冲突下的垦民与地方社会 |
| 三、土客关系的调适 |
| 第三节 垦民弃垦及其应对 |
| 一、垦民弃垦原因分析 |
| 二、垦务机关的应对 |
| 结语: 战时江西难民移垦的作用、特点及其困境 |
| 附表 |
| 参考文献 |
四、促进提案落实的新尝试（论文参考文献）
- [1]高校统一战线服务“强富美高”新江苏建设的实践路径研究[J]. 史秋霞.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1(06)
- [2]形塑国民：近代江苏通俗教育实践研究（1905-1929）[D]. 马春霞. 扬州大学, 2021(02)
- [3]战时重庆房荒背景下的住宅建设研究（1937-1945）[D]. 杨清泉. 西南大学, 2020(01)
- [4]电力体制改革下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研究 ——以Y公司为例[D]. 刘子莹. 云南财经大学, 2020(07)
- [5]从临时措施到贸易保护:欧盟“数字税”的兴起、演化与省思[J]. 茅孝军. 欧洲研究, 2019(06)
- [6]新时代我国执政党政治生态建设研究[D]. 刘蕊. 山东大学, 2019(02)
- [7]政治文明语境下中国协商民主的优势研究[D]. 陈诚. 扬州大学, 2020(01)
- [8]欧盟投资法庭模式及其上诉制度研究[D]. 刘静娴. 华东政法大学, 2019(02)
- [9]高中思想政治课政治认同教育实践研究 ——以扬州五所高中为例[D]. 朱颖颖.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2)
- [10]全面抗战时期江西难民移垦研究[D]. 卫平光. 南京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