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近年我国学术界对中苏关系恶化原因研究综述（论文文献综述）
王欢[1]（2021）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战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从幼年走向成熟、从低谷走向高峰的时期,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取得长足发展,对外交往更是在这幅精彩纷呈的历史画卷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彰显了党高超的政治智慧,审时度势处理国际国内关系的能力,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直至新中国的建立,起到重大推动作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国际形势更加严峻复杂,竞争与合作同在,挑战与机遇并存,梳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战略,总结历史经验,阐释当代启示,会对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大有裨益。论文以此为核心,首先从日本侵华导致中国外部民族矛盾激化、内部阶级矛盾尖锐的时代大背景,以及封闭落后的社会背景出发,阐明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对实现抗日救亡,建立新中国这一历史使命的重要意义。继而通过梳理,明确了马列主义的外交思想是对外交往战略形成的理论渊源,近代西方和中国传统外交思想是文化渊源,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交往则是对外交往的实践基础。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主旗帜,反映了中华民族和人民革命的利益与要求。为实现争取外援,为抗日战争胜利创造有利国际环境;反对外来干涉,为建立新中国提供外部保障这两大战略目标,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十三年认识和探索外部世界,处理对外关系的过程中,形成了三大指导原则:一是独立自主。独立自主的对外交往原则是中国共产党在同党内教条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作斗争的实践中形成并逐渐完善的。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对外交往中始终坚持独立自主,以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最高准则,推动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二是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争取外援。中国革命不能孤立于世界之外,需要国际力量的援助。在处理中国革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时,中国共产党奉行“以自力更生为主,以争取外援为辅”的原则。任何事物的变化发展都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自力更生是内因,争取外援是外因,只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才能赢得更多的外援;而更多的外援反过来又会促进自力更生。三是利用矛盾,为我所用。这项原则的提出和逐步贯彻到中共中央处理对内对外关系的过程中,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逐渐摆脱教条主义束缚,走向成熟。以上对外交往的指导原则形成了三位一体,缺一不可的有机整体。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与时俱进地制定了对外交往的战略方针。论文将其概括为三点,分别是:既联苏又联美的国际统一战线战略;反美的“中间地带[1]”战略;联苏反美的“两大阵营[2]”战略。首先,既联苏又联美的国际统一战线战略。苏联对外政策和共产国际七大策略路线的转变,契合了中国共产党转变对外政策的自身需求。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的召开,使中国共产党突破了一直以来“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思想桎梏,决定通过联合英美、建立国际统一战线,来克服民族危机,解决国共问题。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的构想虽已提出,实施起来却是一波三折。英美策划“远东慕尼黑”阴谋,对日绥靖;《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国共关系紧张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使中国共产党一度抛弃联美的国际统一战线战略,重回“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苏德战争爆发后,英美迅速与苏联结成反法西斯同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对日宣战。美国此时已成为对中国政局影响力最大的国家,鉴于此,中国共产党重提建立国际统一战线战略。国际统一战线战略的实质就是联合美国,其实施也主要是围绕对美政策所展开,但中国共产党始终视苏联为中国革命最可靠的盟友这一立场从未改变。其次,反美的“中间地带”战略。战后人民渴望和平,苏美寻求妥协,国民党内战准备不足等诸多因素的合力作用下,中国经历了短暂的和平民主新阶段。但只要蒋介石国民党武力灭共的阶级本性不改变;美国扶蒋反共,变中国为其殖民地和附庸的对华政策的本质不改变,内战爆发就不可避免。全面内战爆发后,毛泽东提出反美的“中间地带”战略。他指出:“美国和苏联之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非、亚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以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3]”。毛泽东认为当时世界的主要矛盾应是“中间地带”的国家与美帝国主义及其附庸之间的矛盾,具体到中国就是中国人民与美蒋反动派之间的矛盾。据此,毛泽东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着名论断。“中间地带”战略将斗争矛头直指美帝国主义,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战后欲突破美苏两个大国对于世界政治格局的垄断,走独立自主道路的诉求。再次,联苏反美的“两大阵营”战略。冷战爆发并加剧后,中国共产党支持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成立,暂时放弃“中间地带”理论,提出联苏反美的“两大阵营”战略,表明了在美苏冷战中,中国共产党支持苏联的坚定立场。在以上对外交往原则和战略方针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砥砺前行,进行了既合作又斗争的对外交往实践。中国共产党通过揭露和反对“远东慕尼黑”阴谋,采取坚持抗战的长期战略方针援助苏联卫国战争,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等行动践行了独立自主原则。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努力从美、英、苏等国寻求外援。通过利用美日、美蒋矛盾,处理“皖南事变”;利用美苏与国民党矛盾,化解第三次国共危机;利用美苏与苏蒋矛盾,争夺东北,践行了利用矛盾,为我所用原则。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接待埃德加·斯诺等国际友人和国际团体、组织,教育日本士兵成为反战勇士的“民间外交”,以及接待美军观察组派驻延安的“半官方外交”践行了国际统一战线战略。全面内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突破“中间地带”,与美蒋反动派进行了坚决斗争。冷战加剧后,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地支持苏联。通过总结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所取得的成就,把对外交往的历史经验归纳为四条:一是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二是坚持以民为本,壮大自身力量;三是坚持开放包容的胸襟,高瞻远瞩的国际视野;四是求同存异,原则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的有机统一。抚今追昔,鉴往知来。全面总结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成就和经验,对继承发扬对外工作的优良传统,更好地厘清新形势下做好外交工作的思路,具有重要的现实和启示意义。论文最后探讨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当代启示,即要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不动摇;重视开展民间外交;加强对外宣传工作,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努力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顾结龙[2]（2020）在《赫鲁晓夫执政期间中苏两国外交战略异同分析》文中提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合作与对抗并存,危险与机遇交织的年代,作为当时社会主义阵营两个大国,中苏两国外交战略的调整不仅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对当时世界局势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建国初期,新中国通过“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另起炉灶”、“一边倒”的外交战略建立起了对外战略的基本框架。在赫鲁晓夫执政期间,由于中国国力的增强、中美关系的持续恶化、第三世界的崛起等原因,中国的外交战略进行了一次重大调整,由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转为“两个拳头打人”——既反苏又反美的对外战略。苏联则在赫鲁晓夫执政后对外交战略进行调整:首先,对时代与战争的观点提出新的认识,赫鲁晓夫认为现在的时代是核时代,战争的危害是具有毁灭性的,随着社会主义力量等和平因素的增长,战争已经不再是时代的主题,寻求世界范围的和平是具有现实可能性的,因此极力缓和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关系;其次,提出了“三和”路线,从“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三个方面进行详细论述;再次,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内部关系进行再思考,在对待阵营内部国家一定程度态度上趋向平等,尽管时常流露出大国心态,但较斯大林对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国家态度更加平等。通过对两国该时期的外交战略思想的比较分析,既能使我们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更好地去把握新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的内在逻辑,又可以从对比中汲取一些经验教训,为新时期我国外交政策的制定提供一定的观点与方法参考。除绪论外,本文正文主要分为五章,具体如下:绪论部分首先对本文的选题目的和意义作了简要介绍,然后对近些年来国内外专家学者对于毛泽东外交思想与赫鲁晓夫的理念的研究情况进行大致的梳理,最后从内容和方法上简述本文研究与前人的不同之处。第一章分为四个部分:首先,对外交战略的内涵进行辨析,明确外交战略的概念;其次,简要介绍二战结束后斯大林的外交战略,这一时期,斯大林的外交战略由联盟合作战略走向了冷战合作与低烈度对抗的外交战略;再次,对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的外交战略进行概括,论述了“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另起炉灶”、“一边倒”的外交战略;最后,从政治、经济、文化等三个领域对斯大林执政期间中苏关系进行概述。第二章分为三个部分:首先,介绍了赫鲁晓夫执政期间（19531964）（1）中国的对外战略,在赫鲁晓夫执政前期,中国依然坚持“一边倒”外交战略,同时凸显独立自主外交特点,这个阶段中国也主张和平共处的外交理念。到五十年代后期中苏关系开始出现裂痕,中国的外交战略也开始发生变化。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面对美国的威胁及中苏关系的恶化,加之第三世界国家的崛起,中国外交逐步转为“反美防苏”的外交战略,后来发展为“两个拳头打人”——既反苏又反美的外交战略。这个时候中国为了突破美苏的外交围堵,进一步加强与广大亚非拉地区的国家关系;其次,从国际形势和国家利益观的变化两个方面对该时期中国外交战略变化的具体原因进行分析;最后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总结了该时期中国外交战略变化带来的结果。第三章分为三个部分:首先,具体介绍了赫鲁晓夫对苏联外交战略的新探索,赫鲁晓夫将缓和与美国关系置于重要位次、将与西方国家和平共处作为外交的立足点、加大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以换取其对苏联内外政策的支持;其次,从国内、国外两个层面分析了赫鲁晓夫调整外交战略的原因;最后,对其外交战略所带来的客观结果进行了总结。第四章是本文的重点章节:首先,总结赫鲁晓夫执政时期中苏两国外交战略的一致性;其次,指出赫鲁晓夫执政时期中苏两国外交战略的差异性;第三,对赫鲁晓夫执政时期中苏两国外交战略的相似性所带来的客观结果进行分析;最后,对两国外交战略的相异所带来的客观结果进行分析。第五章分为四个部分:在对两国外交战略异同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确立科学的国家利益观、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坚持从国际国内两个局势出发制定外交战略、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开展外交工作以及确立科学的国家利益观等经验与启示。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一特殊历史内两国外交战略异同及其影响的分析,为中国发展对外关系理论方面略尽绵薄之力。
白卫东[3]（2020）在《美国总统个性与对华决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美关系的极端重要性决定其成为国际政治研究经久不衰的课题。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美关系,跌宕起伏,时好时坏。针对导致中美关系变换不定的原因,国内外学者纷纷展开卓有成效的研究,为认识并促进中美关系向好发展做出了理论贡献。然而,由于国际局势和学科传统的限制,大多数学者的研究属于宏观层次,而造成中美关系变换不定的原因是多层次的,对微观层次原因的忽略显然造成宏观理论在解释中美关系时差强人意。对此,本文从微观层次出发,认为总统个人是影响中美关系的重要微观动因之一,其个性影响对华决策,进而影响中美关系。美国对华决策是其整个决策层依据国家利益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总统是整个决策层中权力最大的决策者,所有关于中国的信息最终都汇集于总统,所以其个性特征与对华认知不可避免地影响对华决策。基于此,本文主要结合国际政治心理学中的决策者个性理论和认知理论,以巴伯总统性格类型理论为主,首先分析从杜鲁门到特朗普等十三位美国总统的个性特征以及相关的政治行为,同时以杰维斯错误知觉理论考察不同性格类型总统在对华认知上所产生的错误知觉,最后借助普雷斯顿决策风格理论和乔治决策模式理论,分析每位总统任内的重大对华决策以及中美关系的特点。通过研究,可以发现在美国的体制下,总统的个性与认知对对华决策确有影响,且在危机时刻表现尤为明显。也正是由于决策者个性这种非理性因素的存在,国家从来都不是绝对理性的行为体,国际政治因而常常充满不确定性。因此,要认识并理解中美关系,有必要将研究对象从假定的抽象理性行为体回落到有重大决策权的总统身上;要促进中美关系向好发展,需要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不仅需要中国对美国决策层尤其是总统的深度了解,也需要美国对中国全面而客观的认识。
黎萌[4]（2020）在《当同盟政治遭遇经济利益的分歧 ——美英对华出口管制政策研究（1950-1972）》文中提出随着冷战时美苏两极格局的形成,世界被分化为东西方两大阵营。互为对立的两大阵营下,双方的政治、军事、经济关系愈发紧张。为遏制社会主义阵营的军事和经济发展,保持资本主义阵营的优势,美国一面以经济援助等方式帮助西欧恢复经济,一面与西欧国家共同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出口管制。由于管制的物资和技术如果只由一国进行,则受管制国仍可从其他国家获得相关物资,管制的效果将无法保证。因此,为确保出口管制的有效性,管制往往是多国共同进行的而非单一国家的行动。美英等国成立了秘密组织“巴黎统筹委员会”,各国以协调一致的原则对东方国家进行贸易管制。然而,由于出口管制的范围将影响到出口国的经济利益,美国往往会面临着英国等盟国放松出口管制的要求,同盟国之间就此产生的分歧往往难以协调。朝鲜战争时期,同盟国之间的政治利益高于经济利益。由于中国的参战,美国将中国视为其直接威胁,加强了对中国的管制,长达二十余年的对华全面管制也就此开始。英国作为美国的盟友,在冷战局势紧张时,和美国步调一致,配合其加强对华管制。但朝鲜停战后,英国对经济利益的渴求就日渐显现出来。英国提出缓和对华的出口管制的要求,但迟迟得不到美国的回应。英国多次利用例外程序进行对华出口,虽放宽了对华出口管制范围,但仍需受到诸多限制。英美双方对华出口管制政策的分歧不断扩大。1957年英国单方面采取行动,将对中国的出口管制标准降低至对苏联和东欧等国管制的同等标准。美国就此问题与英国协商,但两国并未达成一致,同盟之间存在的分歧以及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之间的矛盾从中体现出来。此后,巴统成员国纷纷放宽对华出口管制,美国所领导的多边出口管制体系受到了严重的挑战。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的恶化使得英美都在考量应该如何调整自己的对华政策。两国与苏联的关系也直接影响其与中国的关系。第二次柏林危机使得英苏关系紧张,英国考虑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出口进行严格管制,但这一政策的对象不包括中国。这一时期,中苏同盟破裂,英国希望利用中苏贸易的锐减扩大中英间的贸易,缓和对中国的出口管制。而60年代美国对华的出口管制政策一直在“遏制”和“松动”之间摇摆,尽管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都多次有缓和对华管制的政策讨论,却始终未落到实处。直到尼克松政府时期美国才逐步放宽对中国的禁运政策。1972年,美国废除了自朝鲜战争以来一直坚持的“中国差别”,恢复了与中国的非战略性贸易,与英国长期以来在对华出口管制上的分歧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和。冷战时期的英美对华出口管制政策反映了英美在不同的政治、安全、经济利益需求主导下,经济冷战战略的不同。美国在制定冷战政策时,首先需要考虑的是如何维护其国家安全,对华政策强调对抗和遏制。而英国的冷战政策则体现出其实用主义的传统,在遏制的同时也要求放宽遏制的范围,以维护其经济利益。英国尽管在遏制社会主义阵营这一问题上与美国没有分歧,但在具体策略上它要求实行一种接触策略,放宽对中国的贸易管制,与美国对华政策形成分歧。但两国之间存在的分歧并不能动摇同盟存在的根基。美国和英国对华出口管制政策的制定和调整都面临着来自国内外的压力,两国的政策也都有过一定的妥协和退让。冷战后,英美等国的出口管制政策仍在延续,如通过“瓦森纳安排”重新拟定管制清单并实施管制。美国等发达国家近年来在技术领域等方面对中国的管制,阻碍了国家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其仍在进行的出口管制是对冷战时期已经形成的制度化的出口管制政策的延续,因此对冷战时期的出口管制问题进行研究现阶段仍存在的贸易管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高嘉诚[5]（2020）在《全面抗战时期的中苏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全面抗战时期的中苏关系是近代中苏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纵观全面抗战时期的中苏关系经历了由冷转热,由热转冷,再由冷转热三次较为明显的变化,而国家利益、外交政策以及他国的干预正是导致全面抗战时期中苏关系发生变化的重要因素。因此,全面总结抗战时期的中苏关系,探究两国关系发展的历史规律,对当代中国如何处理对外关系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启示。本文依据苏联解体后解密的档案资料对全面抗战时期中苏关系的发展历程以及产生的历史影响和现实启示进行较为全面的梳理和分析。本文由绪论、正文、结语三部分组成,绪论的主要内容是介绍了课题研究目的和意义,总结了国内外研究现状,并简要阐述了论文的研究方法及创新点。正文分为三章。第一章介绍了“九一八”事变后,中苏复交过程以及“七七事变”直到苏日签订中立条约前的中苏关系走向同盟进行了梳理和分析。第二章介绍了苏日签订中立条约后到抗战胜利的中苏关系,客观分析全面抗战时期中苏关系转为冷淡的历史背景及原因。第三章主要对全面抗战时期中苏关系做出了较为全面、客观的评价。
闫磊[6]（2020）在《共产国际影响下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研究（1921-1945）》文中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与自身的革命理念紧密相关,换言之,对国际形势的认识与制定的对外政策本身就是其追求革命目标的一部分。以二十世纪上半叶世界格局的变动与国际共运的发展为背景,考察中共在探索对外政策方面的独立自主之路,是本文的研究视角与思路。这一过程的复杂性在于:一方面列强诸国对中国社会控制之深,中国政局的变化深受外部势力的影响,中外关系错综缭乱,难以把握;另一方面,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中共在对外政策上长期保持了遵从苏联的基本方向。从本质上讲,中共对外政策的理论与实践上面临的挑战是,如何以中国革命为中心,将世界革命与民族革命,阶级利益与国家利益统一起来,根据具体的实际形势,选取正确的价值标准来区分内外,达到统战的目的。共产国际存在期间,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与苏联所处的国际环境,对国际共运的战略做了三次重大调整。这些战略转折深刻影响到中共的革命路线,几乎完全照应了中共革命的三个时期:大革命时期;苏维埃革命时期;抗战时期。第一次转折是在1921年前后,列宁与共产国际从发动欧洲范围的世界革命转向东方的民族殖民地革命,将东、西方两种性质的革命统一于世界革命的进程中。受此指导,中共成立初期的革命路线确定为与民族资产阶级组成联合战线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但比较而言,在革命的双重任务中,中共赋予了对外反帝以更为重要的意义。第二次转折是在1928年完成的,共产国际六大以“第三时期”为理论依据,形成了中期“左”倾路线。中共受此理论的影响,按照苏维埃革命的要求推行了两次“左”倾进攻路线。这期间,作为区域政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根据列宁主义的思想,提出了一系列外交政策,虽然仍饱含反帝卫苏的内容,但逐渐将重心转向抗日。第三次转折是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提出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战略,中共也根据国际七大的精神提出了具有统战性质的抗日外交政策。尽管在“慕尼黑协定”出台后,共产国际重提世界革命与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中共对国民党和英美国家亦实行戒备。但此后以新民主主义论的提出为标志,特别是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意识到在革命立场上与共产国际根本相异,进而在毛泽东的带领下,全党范围内展开了以马列主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为内容的思想教育运动。同时,在抗战中后期,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也走出了全面的、自主的正确道路。中国共产党通过对外政策与世界革命相联系,且外部环境的变化往往又成为对内革命路线制定的现实依据。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后期探索出的外交道路与形成的外交思想,可总结为:将世界革命与国家革命,阶级利益与民族利益统一于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既坚持原则又不失策略,积极利用国际局势与中外关系中一切有利因素,贯彻以统战思想为革命服务。在思想成果意义上,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思想无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宏观的历史时段观照,本文最后从外力与内争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对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认识的演变,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对外思想对新中国建立初期外交方针的影响三个角度,进一步阐释了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历史作用和意义。
王娜[7]（2020）在《肯尼迪政府对华政策研究》文中指出肯尼迪政府对华政策既对整个60年代美国对华政策产生深远影响,又奠定了60年代美国对华政策的总基调,所以研究肯尼迪政府对华政策可以了解整个60年代的美国对华政策。中美关系从50年代的对峙走向70年代的缓和并非一蹴而就,通过研究肯尼迪政府对华政策可以知晓中美关系从对峙走向缓和的原因。肯尼迪执政期间,美国面临新的国际形势:世界殖民体系的瓦解、第三世界的兴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地位的提高。新的国际形势要求肯尼迪政府适当调整对华政策,这为肯尼迪政府对华政策的变动提供了有利条件。肯尼迪政府对华政策具体表现为:通过“重要问题”案继续坚决阻止中国恢复联合国代表权、组织签订《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以阻止中国发展核武器、尝试与中国接触共同反对蒋介石发起第三次台海危机、为中国粮食短缺危机提供援助。论及肯尼迪政府对华政策在具体问题上的表现有所不同,从而体现出僵硬的遏制政策与适当的灵活政策并存的特点。在上述问题上,肯尼迪政府采取何种对华政策取决于美国的国家利益,当符合美国国家利益时,肯尼迪政府采取灵活的对华政策;当违背了美国的国家利益时,肯尼迪政府采取僵硬的遏制政策。然而,在冷战的国际大背景下,肯尼迪政府对华遏制政策的总基调不会改变。在美国国内政治因素和中国国内政治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因为不具备彻底改变对华政策的条件,所以肯尼迪政府不会在根本上改变对华政策。即便如此,肯尼迪政府的对华政策仍为70年代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起到关键性的过渡作用,亦体现了研究肯尼迪政府对华政策的重要性。
王雪莲[8]（2020）在《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与美国对华政策研究（1969-1991）》文中研究说明在当代社会中,信息的作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信息正在影响着国家战略决策和国际关系的走向,掌握全面而准确及时的信息,成为国家制定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会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参与者,美国国会在参与美国的外交政策时同样需要信息。国会研究服务局（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CRS）作为美国国会的专属思想库,在为国会提供信息服务与决策研究分析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国会研究服务局拥有同其他思想库相同的功能,同时还有别于其他思想库,在为国会提供政策理念、政策主张、决策研究、提供讨论平台、举办研讨会的同时,还为国会提供各种信息数据支持服务,即数据储存服务、研究问题背景材料支撑、文摘汇编等服务,是国会的重要信息来源与政策咨询部门。美国国会的主张在美国外交决策过程中起着相对重要的作用,在美国对中国政策上,国会内部的看法经常不统一,因为国会中数百位的议员代表不同的党派和利益集团,受党派和院外集团的影响,难以达成统一的观点和意见。利益集团的游说和思想库的研究,对国会立法也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作用。在美国对中国的外交决策中,美国总统的作用当然是最关键的,然而美国国会也是影响美国对中国政策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尤其在本文所关注的冷战中、后期,受国际关系以及中美两国国情变化的影响,国会对中美关系以及对中国的看法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中美关系起起浮浮,从中美关系打开僵局到缓慢发展,再到僵持和化险为夷,建立中美正常化外交关系,中美正式建交后两国的关系也是不断出现危机,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两国关系中的“难点问题”,是制约两国关系发展的关键,是国会中较为敏感、重点关注的政策议题。本文通过对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与美国对华政策决策研究,力图证明国会研究服务局是国会的一个重要的专属思想库,在国会的外交政策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文分为引言、正文、结语三个部分。引言部分提纲携领地分析课题的缘起、研究内容、研究空间、研究意义。通过研究综述,对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扫描总结。正文由四章组成,论述了1969年至1991年期间,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决策研究,具体如下:第一章对本文所讨论的思想库的概念和分类进行界定,追溯美国思想库的历史发展,思想库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作用。特别分析和论证了国会研究服务局和绝大多数思想库的相同及不同之处,提出美国国会的信息需求和信息来源,以及国会研究服务局对国会各专门委员会及议员们的秘书办公室服务及影响,最后对国会研究服务局的产生、发展的历史脉络进行详细的论述。第二章主要是国会研究服务局对关于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问题的研究,围绕着美国对恢复中国联合国合法席位这一历史问题的“不得不转变的观点”、美国与代表中国利益的国家代表在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上的争论、以及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后,美国对中国政策的研究分析。在对恢复中国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历史问题上,美国本着一贯阻挠的政策,在历史发展的趋势下,不断调整阻拦中国的政策,在联合国内整整阻拦了中国22年。在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上美国与代表中国利益的亚非拉等第三世界的国家进行争辩,最终以美国的失败告终。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国际形势也发生变化,美国内部对中国的认知有了不同的声音,国会研究服务局对中国内政外交政策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这有助于美国国会相关机构及议员们全面深入地了解中国。第三章主要是国会研究服务局对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的研究,分为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研究、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与中国建立正常化关系对美国的影响、以及中美关系正常化后国会研究服务局对中国政策的研究三个方面。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前,美国国会内部对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了大量的争辩,并提出建立正常化关系的两种提案。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前,法国、日本、澳大利亚、西德等国已经与中国建立正常化外交关系,国会研究服务局对与中国建交的四个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分析,分析他们与中国建交后给本国带来的影响。中美建立正常化外交关系后,因为美国政府调整对中国的政策,美中实行战略合作,美国政府的一些作法引起国会的不满和担忧。第四章主要是关于国会研究服务局对中美正式建交后的台湾问题研究的研究。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关系中的壁垒,在台湾问题上,中国与美国不断出现摩擦,国会是台湾的主要支持者。这反映了台湾当局投入巨额资金扶植院外集团来影响美国国会和政府政要的事实。中美关系正常化后,台湾问题越发重要,本章从美国对台湾的政治、安全、经济三方面的政策进行研究论述。结语部分对本文的总体脉络进行了梳理,总结了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美国对华政策上的研究分析。由于国会的关注,因此国会研究服务局对中国政策尤其关注,国会研究服务局针对中美关系的不同时期,分析中国问题,笔者力图证明国会研究服务局的分析与美国对中国政策的关系。
方睿琪[9]（2019）在《中苏国家利益分歧与“十年论战”》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苏论战是中苏关系史上乃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重大事件,深刻的影响了二战以来国际共运史的发展方向,也对冷战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自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和中共在斯大林评价的问题上暴露了双方的分歧以来,中苏论战逐渐走向公开化、白热化,直接导致了两党两国关系的破裂,并且大论战的进程本身也足足持续了十年之久,成为了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研究中一个具有特殊性和重要意义的历史事件和历史阶段。本文关于大论战的研究希望回答如下的问题:“中苏论战”这一由具体问题引发并上升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争的历史事件,其发生是否具有其必然性?如果有,那么这一事件发生的原因是什么?结合了“国家利益决定国家行为”的国际关系理论基本假定,本文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对大论战进行探讨,并提出“具体事件的分歧和马克思主义原理的争论都是表面现象,中苏论战爆发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利益的分歧”这一假设。在论证结构上,本文分为四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探讨了国家利益和国家利益观的定义,并进一步结合历史事实,分析了中苏论战双方——中国共产党以及苏联共产党所秉持的国家利益观;第二部分梳理中苏论战前中苏（中俄）两国关系的历史,揭示了“中俄两国的国家利益分歧久已有之并根深蒂固”这一现象;第三部分则从两国国家利益分歧的视角具体分析大论战时期中苏两党两国关系中的重大历史事件,通过对历史事实的分析以证明中苏论战的原因根植于国家利益的命题;而第四部分则对中国共产党在中苏论战期间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举措进行了梳理和说明,更进一步佐证了“国家利益是中苏论战的根本原因”的观点,从而得出了本文“中苏论战的爆发并非偶然,其根本因素就是中苏两国的国家利益分歧”这一结论。
白林[10]（2019）在《中国赴蒙援建工人研究（1949-1964）》文中认为本文主要利用蒙古国对外关系中央档案馆、蒙古国中央档案馆、蒙古人民革命党档案馆以及中国外交部档案馆、地方省档案馆解密的档案资料,以1949年至1964年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派遣工人援助蒙古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过程为研究主线,重点探讨中国援建工人历年在蒙古工作和生活状况及其演变过程,力图借此反映出作为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兄弟国家,中蒙在建交后双方外交及经济关系的发展脉络。文章主体共分五个部分进行论述。第一章叙述中国派遣援建工人赴蒙的历史过程。1949年中蒙建交后,只因首任中国驻蒙古大使吉雅泰误解周恩来的语意,与蒙方交涉在蒙华侨问题时主动提出派遣中国工人赴蒙的问题。由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经济百废待兴和朝鲜战争爆发以及中国派兵参战等原因,中蒙双方派遣工人的交涉暂停。直到1955年,中蒙两国签订协定,中国派遣大批工人赴蒙参加生产建设。受中蒙关系变化的影响,1963年中国停止派遣援建工人,1964年中国在蒙援建工人全部回国。第二章主要考察中国援建工人在蒙古的工作和生活的基本情况。蒙古领导人既需要大批中国工人赴蒙援建,又对他们持有“猜忌”、“警惕”的矛盾心理。而这种矛盾心理均表现在蒙方分配中国工人工作及其生活条件等方面。例如,给中国工人过于分散分配工作;与苏联工人和蒙古工人比较起来看,中国工人工作待遇和生活条件有明显的差距。但是,中国工人在中国政府的宣传和教育下,援建工作没有受到太大影响。第三章分析中蒙双方如何处理两国工人之间的矛盾及其处理方针的演变过程。针对中国工人违法乱纪的行为与两国工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在中国政府主动要求之下,经中蒙双方协商决定,按照蒙古法律处理工人之间的司法问题。由于历史和地缘政治等原因,蒙古司法机关和警察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经常出现偏袒或袒护本国人的现象。因此,在中方要求下,中蒙双方进行商讨并调整为共同协商解决司法问题。中蒙关系恶化后,蒙方不顾中方的反对,单方面强行处理工人之间的司法问题。其中最典型的案例是“窦海玉、于深水事件”。第四章探讨中蒙两国关系的变化及其中国援建工人回国的过程。1955年中国援建工人抵达蒙古后,因各种原因及其3年工作期满等原因,部分中国工人提前陆续回国。中苏关系恶化后,由于蒙古采取“等距离”外交政策,在1959年至1961年初期间,期满和提前回国的工人很少。受中苏关系的影响,中蒙关系恶化后,中国工人期满和提前回国人数剧增。特别是1962年访华期间,泽登巴尔与周恩来发生意识形态争论,加剧了中蒙两党和两国关系。蒙古政府全面调整对华政策,1964年单方面宣布运送中国工人全部回国。第五章讨论中国援建工人在蒙古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五年计划中的影响。1955年开始,蒙方引进大批中国工人,使其参加国民经济建设当中。与此同时,针对蒙古发展国民经济的计划,中蒙双方签订经济援助协定,中国向蒙古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援助。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蒙古领导人不顾苏联反对,不仅学习中国“大跃进”运动,而且1959年在全国范围内也开展了“大跃进”运动。中国工人积极参加其中创造出了很多成果。直到1964年,中国工人全部回国而中国提供的援建项目被迫暂停。中国对蒙古派遣劳动力和提供经济援助的行为,与对其他国家提供的援助有较大的区别。中国对蒙古援助行为不仅输出自身经济发展模式,它还具有排除或消减苏联在蒙古的影响力的这一政治任务。中国通过提供经济援助,扩大在蒙古的政治影响,以此将来与苏联角逐蒙古问题。但是,中国派遣劳动力援蒙的行为,不仅影响中蒙双方领导人做出有关两国关系的决策,而且在1960年代初期促进了中蒙两国关系恶化的进程。
二、近年我国学术界对中苏关系恶化原因研究综述（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近年我国学术界对中苏关系恶化原因研究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1）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相关概念界定 |
| 一、延安时期 |
| 二、对外交往 |
| 三、战略 |
| 四、对外交往战略 |
| 第三节 研究综述 |
| 一、研究现状 |
| 二、研究现状评析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及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硏究方法 |
| 第五节 重难点与创新点、不足 |
| 一、重难点 |
| 二、创新点和不足 |
| 第二章 延安时期中共对外交往战略形成的缘起 |
| 第一节 延安时期中共对外交往战略形成的历史背景 |
| 一、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 |
| 二、封闭落后的社会背景 |
| 三、抗日建国的必然要求 |
| 第二节 延安时期中共对外交往战略形成的理论和文化渊源 |
| 一、理论渊源——马列主义外交思想 |
| 二、文化渊源——近代西方与中国传统外交思想 |
| 第三节 延安时期中共对外交往战略形成的实践基础 |
| 一、与共产国际的交往 |
| 二、与苏联的交往 |
| 第三章 延安时期中共对外交往的目标、原则与战略方针 |
| 第一节 延安时期中共对外交往的目标 |
| 一、争取外援,为抗战胜利创造有利国际环境 |
| 二、反对外来干涉,为建立新中国提供外部保障 |
| 第二节 延安时期中共对外交往的原则 |
| 一、独立自主 |
| 二、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争取外援 |
| 三、利用矛盾,为我所用 |
| 第三节 延安时期中共对外交往的战略方针 |
| 一、既联苏又联美的国际统一战线战略方针 |
| 二、反美的“中间地带”战略方针 |
| 三、联苏反美的“两大阵营”战略方针 |
| 第四章 延安时期中共对外交往的实践 |
| 第一节 延安时期中共对外交往原则的践行 |
| 一、独立自主原则在对外交往中的践行 |
| 二、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争取外援原则在对外交往中的践行 |
| 三、利用矛盾,为我所用原则在对外交往中的践行 |
| 第二节 延安时期中共对外交往战略方针的实践 |
| 一、既联苏又联美的国际统一战线战略方针的实践 |
| 二、突破“中间地带”的革命实践 |
| 三、联苏反美的“两大阵营”战略方针的实践 |
| 第五章 延安时期中共对外交往战略的成就、历史经验及当代启示 |
| 第一节 延安时期中共对外交往战略的成就 |
| 一、促进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
| 二、奠定了解放战争胜利的基础 |
| 三、扩大了国际影响,树立了党的正面形象 |
| 四、确立了新中国外交战略的构架 |
| 五、提出了对外经济交往思想 |
| 第二节 延安时期中共对外交往战略的历史经验 |
| 一、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
| 二、坚持以民为本,壮大自身力量 |
| 三、坚持开放包容的胸襟,高瞻远瞩的国际视野 |
| 四、坚持求同存异,原则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的有机统一 |
| 第三节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战略的当代启示 |
| 一、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不动摇 |
| 二、重视开展民间外交 |
| 三、加强对外宣传工作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赫鲁晓夫执政期间中苏两国外交战略异同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依据 |
| (一)选题目的 |
| (二)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本文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点 |
| 注释 |
| 第一章 赫鲁晓夫执政前中苏两国的外交战略 |
| 一、外交战略的内涵 |
| 二、二战结束后斯大林的外交战略 |
| (一)联盟合作战略 |
| (二)冷战共处战略 |
| 三、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的外交战略 |
| (一)“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方针 |
| (二)“另起炉灶”的新型外交关系 |
| (三)“一边倒”的对外战略 |
| 四、斯大林执政期间新中国与苏联的外交关系 |
| (一)同盟互助的社会主义政治外交关系 |
| (二)以“对华援助”为主的经济科技友好合作 |
| (三)中苏两国在文化艺术方面的交流广泛 |
| 注释 |
| 第二章 赫鲁晓夫执政期间中国外交战略 |
| 一、从“一边倒”走向“两个拳头打人” |
| (一)在“一边倒”外交战略下独立自主的和平共处外交理念 |
| (二)“两个拳头打人”既反帝,又反苏的外交战略 |
| 二、中国外交战略调整原因分析 |
| (一)国际形势的变化是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的前提 |
| (二)国家利益观的变化是中国外交战略调整重要原因 |
| 三、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的客观结果 |
| (一)维护了新中国的独立与自主 |
| (二)加剧了中国内政和外交的困境 |
| 注释 |
| 第三章 赫鲁晓夫执政时期苏联的外交战略 |
| 一、从苏美低烈度对抗到强调和平共处 |
| (一)将缓和与美国关系置于重要位次 |
| (二)将与西方国家的和平共处作为外交的立足点 |
| (三)加大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以换取其对苏联内外政策的支持 |
| 二、苏联外交战略调整原因分析 |
| (一)国际形势客观变化的现实影响 |
| (二)国内现实情况变化的影响 |
| 三、苏联外交战略调整的客观结果 |
| (一)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与部分西方国家的关系 |
| (二)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紧张的国际关系,促进了世界的和平 |
| (三)造成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不稳定 |
| 注释 |
| 第四章 赫鲁晓夫执政期间中苏两国外交战略异同分析 |
| 一、赫鲁晓夫执政期间中苏两国外交战略的一致性 |
| (一)两国都坚持和平共处的外交原则 |
| (二)两国都注重加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 |
| (三)两国都将维护国家利益置于国家对外战略的优先位置 |
| 二、赫鲁晓夫执政期间中苏两国外交战略差异性 |
| (一)对和平过渡看法不同 |
| (二)外交战略特点不同 |
| (三)对核威胁的认知不同 |
| 三、赫鲁晓夫执政期间中苏两国外交战略异同的影响 |
| (一)两国出现了一段最好的彼此间的支持与合作 |
| (二)两国外交实践上的背离与冲突 |
| (三)对世界局势的影响 |
| 四、赫鲁晓夫执政期间中苏两国外交战略异同原因分析 |
| (一)两国部分外交战略相似的原因 |
| (二)两国部分外交战略相异的原因 |
| 注释 |
| 第五章 赫鲁晓夫执政期间中苏两国外交战略异同分析的现实启示 |
| 一、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 |
| (一)保障自身独立自主 |
| (二)尊重他国独立主权 |
| 二、始终坚持从国际国内两个局势出发制定外交战略 |
| (一)充分把握国内局势 |
| (二)综合考虑国际局势 |
| 三、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开展外交工作 |
| (一)倡导理论联系实际的外交工作原则 |
| (二)坚持实事求是的外交工作路线 |
| 四、始终坚持确立科学的国家利益观 |
| (一)不忘个性是确立科学国家利益观的重要前提。 |
| (二)兼顾共性是确立科学国家利益观的基本考量 |
| 注释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3）美国总统个性与对华决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 选题意义 |
| （二） 研究综述 |
| 1. 国际政治研究的心理学微观路径发展历程 |
| 2. 关于国家领导人个性与对外决策的研究 |
| 3. 关于美国总统个性与对华决策的研究 |
| （三） 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和创新之处 |
| 一、 国际政治心理学的决策者研究 |
| （一） 詹姆斯·戴维·巴伯与决策者个性研究 |
| 1. 詹姆斯·戴维·巴伯传略 |
| 2. 巴伯总统个性理论简介 |
| （二） 罗伯特·杰维斯与决策者错误知觉研究 |
| 1. 罗伯特·杰维斯传略 |
| 2. 杰维斯错误知觉理论简介 |
| （三） 决策者个性、错误知觉与对外决策相关性假定 |
| 二、 美国总统与对华决策 |
| （一） 美国的对华决策主体 |
| 1. 白宫 |
| 2. 其它行政机构 |
| （二） 美国总统在对华决策主体中的地位 |
| 1. 总统是强有力的对外政策倡议者 |
| 2. 总统是决策所需信息的汇集中心 |
| 3. 总统是决策层的核心 |
| 4. 总统向外界发出关于决策的唯一确定的声音 |
| （三） 美国总统个性在对华决策中的重要性 |
| 三、 美国总统个性的界定 |
| （一） 界定方法 |
| 1. 两条坐标 |
| 2. 四种类型 |
| （二） 不同个性类型的美国总统 |
| 1. 积极—正面型总统 |
| 2. 积极—负面型总统 |
| 3. 消极—正面型总统 |
| 4. 消极—负面型总统 |
| 四、 不同个性类型美国总统的对华决策及初步结论 |
| （一） 不同个性类型美国总统的对华决策 |
| 1. 积极—正面型总统的重大对（涉）华决策 |
| 2. 积极—负面型总统的重大对（涉）华决策 |
| 3. 消极—正面型总统的重大对（涉）华决策 |
| 4. 消极—负面型总统的重大对（涉）华决策 |
| （二） 关于美国总统个性影响对华决策的初步结论 |
| 1. 美国总统个性是影响对华决策的最主要微观因素 |
| 2. 美国总统个性在一定的条件下影响对华决策 |
| 3. 美国总统个性通过一定的途径影响对华决策 |
| 五、 三点建议 |
| （一） 正视美国政治的非理性因素 |
| （二） 加强对美国总统个性的研究 |
| （三） 把握美国决策者及选民心理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4）当同盟政治遭遇经济利益的分歧 ——美英对华出口管制政策研究（1950-1972）（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根据及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状况 |
| (二)国内研究状况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思路及内容 |
| 第一章 西方经济冷战政策与英美对华出口管制政策的形成 |
| 一、西方经济冷战政策的起源 |
| 1.二战后美国经济冷战政策的形成 |
| 2.多边贸易管制体系的建立 |
| 二、对华经济政策:从拉拢走向禁运 |
| 1.英美关于新中国的承认问题 |
| 2.美国对华实行R方式管制 |
| 3.英国对中国有限度的出口管制 |
| 三、中国委员会与“中国差别” |
| 1.美国对华全面禁运与中国委员会的建立 |
| 2.“中国差别”的形成 |
| 四、英国就“中国差别”问题与美产生分歧 |
| 1.英国缓和对华出口管制 |
| 2.美国的反应 |
| 第二章 英美调整对华出口管制政策 |
| 一、英国废除“中国差别” |
| 1.英国废除“中国差别”的原因 |
| 2.巴统成员国接连废除“中国差别” |
| 二、美国在盟国压力下对华政策的变奏 |
| 1.“中国差别”的废除对美国政策调整的影响 |
| 2.美国不放弃“中国差别”的原因 |
| 第三章 中苏同盟瓦解对英美对华政策的影响 |
| 一、六十年代中英经贸发展的波动 |
| 1.中苏关系恶化与英国对华贸易政策的调整 |
| 2.“文化大革命”对中英经贸关系的影响 |
| 二、肯尼迪至约翰逊任期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 |
| 1.肯尼迪任期内关于放宽对华出口管制的争议 |
| 2.约翰逊政府关于对华出口管制政策的讨论 |
| 三、美国寻求英国等盟国的协调 |
| 1.美国寻求与英国协调对华政策的考量与动机 |
| 2.英美对华出口管制政策的新论争 |
| 四、英美对华出口管制分歧的缓和 |
| 1.美国废除“中国差别” |
| 2.美国放宽对华出口管制的原因 |
| 3.中美关系缓和对英国对华管制政策的影响 |
| 结语 英美对华出口管制的历史经验和现实思考 |
| 一、英美对华出口管制的特点 |
| 二、英美对华出口管制的影响 |
| 三、关于对华出口管制政策的现实思考 |
| 1.从“巴统”到“瓦森纳安排” |
| 2.西方对中国管制政策的延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5）全面抗战时期的中苏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课题研究目的及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同类课题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从全面抗战到《苏日中立条约》签订前的中苏关系 |
| 第一节 战争威胁下的中苏复交 |
| 一、“九一八”事变后苏联的“不干涉”政策 |
| 二、艰难曲折的中苏复交 |
| 第二节 《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 |
| 一、“七七事变”对中苏缔约的推动 |
| 二、《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的意义和影响 |
| 第三节 苏联积极援华抗日 |
| 一、军事援助 |
| 二、援助西北国际交通线建设 |
| 三、苏联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与巩固做出努力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苏日中立条约》签订到抗战胜利时的中苏关系 |
| 第一节 中苏关系的冷淡和恶化 |
| 一、《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对中苏关系的影响 |
| 二、新疆问题使中苏关系复杂化 |
| 第二节 中苏关系的改善 |
| 一、影响中苏关系改善的因素 |
| 二、《雅尔塔协定》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 |
| 第三节 苏联出兵东北对中苏关系的影响 |
| 一、苏联出兵东北 |
| 二、苏联出兵东北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对全面抗战时期中苏关系的思考 |
| 第一节 全面抗战时期中苏关系发展的重大意义 |
| 一、苏联的支持与援助对中国打败日本法西斯的做出的贡献 |
| 二、中国军民的抗战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 |
| 三、对新时代中国对外政策的制定产生了深远影响 |
| 第二节 影响全面抗战时期中苏关系发展的因素 |
| 一、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是中苏两国制定外交政策的出发点 |
| 二、外交政策是影响中苏关系的决定性因素 |
| 三、美国的介入是中苏两国关系发展不可忽视的外部因素 |
| 第三节 全面抗战时期中苏关系发展的经验和启示 |
| 一、坚持独立自主和平的外交政策 |
| 二、必须要拥有雄厚的国家实力 |
| 三、坚持平等互利原则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共产国际影响下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研究（1921-194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的缘起与意义 |
| 1.2 学术前史 |
| 1.3 本文的主要观点与结构安排 |
| 1.4 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概念的解释 |
| 1.5 研究方法 |
| 第2章 共产国际成立初期的战略转变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对外政策(1921—1927) |
| 2.1 共产国际东方战略与反帝统一战线策略的形成 |
| 2.1.1 共产国际世界革命战略的调整 |
| 2.1.2 东、西方革命战略决定的革命路线 |
| 2.1.3 世界革命理论的发展及其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 |
| 2.2 中国共产党早期对外政策的形成与演变 |
| 2.2.1 共产国际代表来华与中共联俄反帝对外政策的初步提出 |
| 2.2.2 中共对外反帝的目标与策略 |
| 2.2.3 共产国际指导下中共反帝主张的激进与妥协 |
| 2.2.4 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对社会民主党的认识与态度 |
| 2.3 中国共产党早期对外政策的内涵解析 |
| 2.3.1 民族革命与世界革命的认识 |
| 2.3.2 反帝与打倒军阀的关系 |
| 2.3.3 对外政策中的苏俄因素 |
| 第3章 :共产国际中期“左”倾路线与中共苏维埃革命前期的对外政策(1927—1935) |
| 3.1 共产国际中期“左倾”理论的形成 |
| 3.1.1 重提进攻路线和强调保卫苏联 |
| 3.1.2 “第三时期”理论 |
| 3.1.3 新的反帝路线 |
| 3.2 苏维埃革命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与毛泽东的独立探索 |
| 3.2.1 共产国际主导中共六大和中共放弃反帝统战策略 |
| 3.2.2 第三时期理论指导下中共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世界革命思想 |
| 3.2.3 毛泽东独特的对外认识与策略 |
| 3.3 中华苏维埃政权的外交政策与长征中的对外方针 |
| 3.3.1 中共对“九·一八”事变的应对 |
| 3.3.2 以苏联为榜样:区域政权形态下的对外政策 |
| 3.3.3 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统一:北上抗日与打通苏联 |
| 第4章 共产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确立与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转变(1935—1937) |
| 4.1 共产国际反法西斯统战路线形成的内部动因与矛盾 |
| 4.1.1 共产国际政策转变的内部动力 |
| 4.1.2 共产国际七大路线的内部矛盾 |
| 4.2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对外政策的转变 |
| 4.3 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对外政策的开端 |
| 4.3.1 中国共产党形成以抗日为中心的对外政策 |
| 4.3.2 国际统战性质的外交方针:毛泽东同斯诺的谈话 |
| 4.3.3 对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新认识:毛泽东与史沫特莱的谈话 |
| 第5章 共产国际路线的倒退与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反复(1937—1941) |
| 5.1 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 |
| 5.1.1 坚持统一战线,不放弃争取外援 |
| 5.1.2 坚持独立自主,不可依赖外援 |
| 5.1.3 民间外交到官方接触:卡尔逊到访延安 |
| 5.2 共产国际路线倒退及其对中共外交政策的影响 |
| 5.2.1 共产国际路线的倒退 |
| 5.2.2 中共支持苏联与德订约 |
| 5.2.3 共产国际重提世界革命与中共转向“革命外交” |
| 5.3 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对外政策的初步形成 |
| 5.3.1 “新民主主义论”的对外方针 |
| 5.3.2 中国共产党处理“皖南事变”中的外交策略 |
| 5.3.3 中共对美、苏与日接触的不同认识及对策 |
| 第6章 世界形势的深刻变化与中国共产党走向世界的外交(1941—1945) |
| 6.1 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自主性与全面性 |
| 6.1.1 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
| 6.1.2 中共对共产国际再提保卫苏联的应对方针 |
| 6.2 世界局势深刻变化与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挑战与机遇 |
| 6.2.1 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 |
| 6.2.2 共产国际解散及中国共产党对苏关系的变与常 |
| 6.2.3 中国共产党再次运用外交途径打退第三次反共高潮 |
| 6.3 中国共产党对美苏对华新政策的迎拒与选择 |
| 6.3.1 中国共产党积极推进与美合作 |
| 6.3.2 中国共产党与美观察组的接触及“联合政府”的提出 |
| 6.3.3 赫尔利调解失败后中共对美认识的改变 |
| 6.3.4 苏联重新介入远东和中共对外联苏反美 |
| 第7章 总结 |
| 7.1 从中外关系的角度审视中共革命道路 |
| 7.2 中国共产党对外思想中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观念的演变 |
| 7.3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对外政策对新中国建立初期外交方针的影响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7）肯尼迪政府对华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论文的重点、难点及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肯尼迪政府对华政策形成的背景 |
| 第一节 杜鲁门、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华政策的影响 |
| 第二节 美国面临新的国际形势与挑战 |
| 第三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地位的提高 |
| 第二章 肯尼迪政府对华具体政策分析 |
| 第一节 肯尼迪政府对中国恢复联合国代表权的态度 |
| 第二节 肯尼迪政府对中国发展核武器的措施 |
| 第三节 肯尼迪政府对第三次台海危机的反应 |
| 第四节 肯尼迪政府对中国粮食短缺危机的政策 |
| 第三章 肯尼迪政府转变对华政策的制约因素 |
| 第一节 美国国内政治的掣肘 |
| 第二节 中国国内政治的阻碍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8）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与美国对华政策研究（1969-1991）（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问题 |
| 二、研究意义和方法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综述 |
| (一)文献综述 |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 (三)国内研究综述 |
| (四)研究空间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美国国会与国会研究服务局 |
| 第一节 国会研究服务局与思想库 |
| 一、思想库的概念及分类 |
| 二、思想库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 |
| 三、全方位的思想库:国会研究服务局 |
| 第二节 美国国会与思想库 |
| 一、美国国会的信息需求与信息来源 |
| 二、美国国会的附属机构 |
| 第三节 国会研究服务局的成果及作用 |
| 一、国会研究服务局的信息来源及研究成果 |
| 二、国会研究服务局对国会的支持 |
| 小结 |
| 第二章 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的研究 |
| 第一节 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中国恢复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的美国作用分析 |
| 一、1969年前美国与中国代表权问题 |
| 二、1970年以后美国对中国代表权问题的态度转变 |
| 三、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美国对联合国的影响研究 |
| 第二节 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第26届联合国大会的研究 |
| 一、第26届联合国大会的投票 |
| 二、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代表权 |
| 第三节 中国恢复联合国代表权后国会研究服务局对中国的研究分析 |
| 一、国会议员对中国的新认知 |
| 二、国会研究服务局对中国70年代政策的分析 |
| 小结 |
| 第三章 国会研究服务局对中美外交关系正常化的研究 |
| 第一节 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中美外交关系正常化可行性分析 |
| 一、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中美外交关系正常化争论的研究 |
| 二、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中美外交关系正常化的方案研究 |
| 三、中美外交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美国国会的立法作用 |
| 第二节 国会研究服务局对其他国家与中国建交影响的研究 |
| 一、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中日正式建交的影响研究 |
| 二、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中澳正式建交的影响研究 |
| 三、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中法正式建交的影响研究 |
| 四、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中德(西德)正式建交的影响研究 |
| 第三节 中美关系正常化后国会研究服务局对美国对华政策的研究 |
| 一、美国政府内在对华政策上的不同态度 |
| 二、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中美战略合作的研究 |
| 三、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中美共同关注问题的政策研究 |
| 小结 |
| 第四章 国会研究服务局对中美建交后的台湾问题研究 |
| 第一节 国会研究服务局对中美建交后美国与台湾关系的政策研究 |
| 一、国会研究服务局对中美建交后台湾的政治环境的研究 |
| 二、中美建交后白宫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 |
| 三、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美国对台政策的研究 |
| 第二节 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美国对台湾安全问题研究 |
| 一、台湾的安全问题 |
| 二、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政策的研究 |
| 三、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美国对台军售的具体措施分析 |
| 第三节 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美国对台湾的经济政策研究 |
| 一、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中美建交后的台湾经济概况的研究 |
| 二、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美国与台湾的经济关系研究 |
| 三、美国针对台湾经济政策 |
| 小结 |
| 结语 |
| 一、国会研究服务局的地位 |
| 二、中美正式建交前后国会研究服务局对中国政策的分析 |
| 三、国会研究服务局对中美建交前后台湾问题的看法 |
| 四、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对美国外交决策的影响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1951年-1960年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的投票表决记录 |
| 附录二 :第五届联合国大会上有关中国问题的提案投票结果 |
| 附录三 :1961年-1970年关于“重要问题”的投票结果 |
| 附录四 :1961年-1970年关于恢复中国联合国代表席位和驱逐台湾当局的投票结果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着情况 |
（9）中苏国家利益分歧与“十年论战”（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目的、意义与研究方法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三、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苏两国各自的国家利益 |
| 一、马克思主义国家利益观及其构成 |
| 二、苏联共产党的国家利益观及其特点 |
| 三、中国共产党的国家利益观及其特点 |
| 第二章 “大论战”前苏联对中国国家利益的侵害 |
| 一、近代以来沙俄掠夺中国国家利益的历史记忆 |
| 二、民国时期苏联对中国国家利益的侵害 |
| 三、新中国成立后初期苏联对中国国家利益的侵害 |
| 四、“蜜月”时期围绕中国国家利益的龃龉 |
| 第三章 “大论战”的历史及主题 |
| 一、“大论战”的历史进程 |
| 二、“大论战”的主要内容 |
| 第四章 以国家利益的视角分析“大论战” |
| 一、战争与和平问题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之争 |
| 二、党际关系原则问题与国际利益之争 |
| 三、无产阶级革命和“修正主义”问题与国家利益之争 |
| 四、帝国主义本质和民族解放运动问题与国家利益之争 |
| 第五章 “大论战”期间中国共产党维护国家利益的应对措施 |
| 一、对外：积极迎接挑战转变外交政策 |
| 二、对内：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加强社会主义建设 |
| 结论 |
| 参考书目 |
| 致谢 |
| 附件 |
（10）中国赴蒙援建工人研究（1949-1964）（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序言 |
| 一、问题的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与综述 |
| 三、史料来源 |
| 四、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三)本文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中国援建工人的交涉派遣经过 |
| 第一节 中蒙两国关系的历史背景 |
| 一、20世纪20年代中蒙两党关系 |
| 二、中共对蒙古独立态度之转变 |
| 三、中蒙两国建交与互派大使 |
| 第二节 中国援建工人问题的缘起 |
| 一、派遣援建工人的初步交涉 |
| 二、援建工人交涉中断的原因 |
| 三、重启派遣援建工人的交涉 |
| 第三节 中国援建工人的派遣过程 |
| 一、派遣和引进工人的前期工作 |
| 二、第一批援建工人赴蒙古 |
| 三、援建工人陆续来到蒙古 |
| 四、派遣援建工人逐渐减少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援建工人的工作和生活状况 |
| 第一节 对中国援建工人的管理和分配 |
| 一、对中国援建工人的管理 |
| 二、中国援建工人的工作分配 |
| 第二节 中国援建工人在蒙古的工作状况 |
| 一、援建工人工作基本步入正轨 |
| 二、援建工人超额完成生产任务 |
| 三、援建工人生产工作量的减少 |
| 第三节 中国援建工人在蒙古的生活状况 |
| 一、援建工人抵达蒙古后的生活 |
| 二、蒙古对中国援建工人的福利政策 |
| 三、中蒙关系恶化与对援建工人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援建工人在蒙司法问题及其处理 |
| 第一节 早期援建工人的“违法乱纪”及处理 |
| 一、早期援建工人违法乱纪行为及其原因 |
| 二、援建工人违法乱纪行为的处理方针 |
| 三、中蒙两国工人之间的友谊及其冲突 |
| 第二节 中蒙关系恶化与司法纠纷的加剧 |
| 一、蒙古民众对援建工人的态度 |
| 二、中、蒙两国工人之间矛盾的加剧 |
| 三、援建工人生存环境恶化与双方谈判 |
| 第三节 “窦海玉、于深水事件”的发酵及其解决 |
| 一、双方在援建工人问题上的矛盾激化 |
| 二、“窦海玉、于深水事件”发生的经过 |
| 三、双方对“窦海玉、于深水事件”的交涉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赴蒙援建工人的回国过程 |
| 第一节 蒙古外交政策的变化及对援建工人的影响 |
| 一、中苏分裂与蒙古“等距离”外交政策 |
| 二、蒙古公开攻击中共与泽登巴尔访华 |
| 三、蒙古外交政策变化及其对援建工人的影响 |
| 第二节 援建工人回国的决策及过程 |
| 一、援建工人提前回国及其原因 |
| 二、双方动员援建工人期满后继续留蒙 |
| 三、援建工人期满回国的谈判及工人回国 |
| 第三节 援建工人全部回国及其双方的争论 |
| 一、援建工人全部回国的交涉 |
| 二、援建工人全部回国的过程 |
| 三、援建工人全部回国的余波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经济援助与中国援建工人的成效 |
| 第一节 蒙古第二个五年计划与中国的援助 |
| 一、二五计划与经济援助的初步交涉 |
| 二、双方经济援助谈判及协定的签订 |
| 三、二五计划中援建工人的建设成就 |
| 第二节 蒙古三年计划与中国的援助 |
| 一、三年计划的制定与中国的经济援助 |
| 二、蒙古政府对中国“大跃进”的态度 |
| 三、全面开展“大跃进”与援建工人 |
| 第三节 蒙古第三个五年计划与中国的援助 |
| 一、三五计划的拟定与周恩来访问蒙古 |
| 二、对“大跃进”态度转变与苏联的经援 |
| 三、援建工人建设状况及其援建项目中断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四、近年我国学术界对中苏关系恶化原因研究综述（论文参考文献）
- [1]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战略研究[D]. 王欢. 西北大学, 2021(10)
- [2]赫鲁晓夫执政期间中苏两国外交战略异同分析[D]. 顾结龙.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01)
- [3]美国总统个性与对华决策研究[D]. 白卫东. 延安大学, 2020(12)
- [4]当同盟政治遭遇经济利益的分歧 ——美英对华出口管制政策研究（1950-1972）[D]. 黎萌. 南京大学, 2020(03)
- [5]全面抗战时期的中苏关系研究[D]. 高嘉诚. 黑龙江大学, 2020(04)
- [6]共产国际影响下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研究（1921-1945）[D]. 闫磊. 西南交通大学, 2020(06)
- [7]肯尼迪政府对华政策研究[D]. 王娜. 西北师范大学, 2020(01)
- [8]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与美国对华政策研究（1969-1991）[D]. 王雪莲.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9]中苏国家利益分歧与“十年论战”[D]. 方睿琪. 外交学院, 2019(01)
- [10]中国赴蒙援建工人研究（1949-1964）[D]. 白林. 华东师范大学, 2019(08)
标签：中美关系论文; 中苏关系论文; 中苏关系正常化论文; 珍宝岛自卫反击战论文; 美国革命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