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历史主义——论历史与语言学的交叉

一、语言历史主义——论历史学与语言学的交叉研究（论文文献综述）

贾贝贝,崔丹^[1]（2021）在《新文科背景下高校英语教师专业化转型内涵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为满足当今社会对复合型外语专业人才的需求,新文科教育理念逐渐受到青睐。其对传统文科进行学科重组,强调技术融入文科教学,打破学科壁垒。然而这些目标能否实现直接取决于是否拥有符合新文科建设和发展需求的外语学科师资队伍。本文旨在挖掘新文科背景下高校英语教师专业化转型内涵,即回答教师"如何转"的问题。

张会婷^[2]（2020）在《超越与联结 ——伊格尔斯史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格奥尔格·伊格尔斯（Georg G.Iggers,1926-2017）是当代世界上最负盛名的史学史研究专家。他对18世纪到20世纪全球尤其是欧美的史学研究发展趋势进行了富有特色的分析与概括。在直面20世纪欧美史学研究的几次重大转向时,他始终坚守启蒙进步史观与史学研究“客观性”根基的史学观念,秉承时代感与批判意识对其进行及时总结、反思与预判,得出了具有个人特色并为史学界广泛接受的论述。除此之外,伊格尔斯的史学研究中充满着社会责任感,不仅在于对全球历史学家们的关切,还在于他对世界公平正义的追求。本文对伊格尔斯的整体史学研究进行评析,总结出他史学研究中两个特点:超越与联结。超越在于他的超越视野,不为时下学界思潮所限而坚守自身理念;联结在于他的比较方法与跨文化方法的运用,以及将史学史纳入社会史研究中并进行史学研究共同体建构的做法。通过对伊格尔斯整体史学研究进行评析,本文将伊格尔斯定位为当代社会真正具有全球视野与人文关怀的史学史研究专家。本文共有四章内容。绪论部分交代了选题的缘由,研究的思路与方法,重点是对国内外对伊格尔斯的研究现状进行了评析,包括国内外对于伊格尔斯作为一名史学史研究专家与社会活动家的整体生涯的评价。第一章从流亡者、历史学家与社会活动家三重身份将伊格尔斯定义为一位“真正的世界公民”。从流亡者的身份引出伊格尔斯所秉承的世界观与自我的身份认同。从学术渊源、学术成就与学术活动三方面详细描写了伊格尔斯作为历史学家的一生。伊格尔斯的社会活动家的身份,也有助于理解他整体的思想以及史学研究。第二章详细论述了伊格尔斯的史学观念,并且总结出他的史学观念的特点:“超越”。首先是伊格尔斯能够超越时下流行的史学研究的理念,坚守启蒙进步史观,坚守历史的客观性基础,并且能够超越传统的研究观念,重新定义历史学科的性质为一门“基于事实的重构”的学科,而且将史学史作为社会史的一部分进行研究而不仅仅将其作为思想史。第三章是对伊格尔斯所运用的具有“联结”特点的史学研究方法进行论述,包括比较史学的研究方法与一种全球史的研究视域,还有伊格尔斯在史学史研究中注重对于一种整体社会背景下的史学研究共同体的建构,包括其史学史研究作品中对于“史学研究共同体”的叙述与他身体力行对于国际历史学家大联合所做的贡献。第四章是对伊格尔斯整体的史学实践进行评价并总结其影响。伊格尔斯整体的史学研究有其积极意义与不足之处,但是瑕不掩瑜,具有“超越与联结”特点的伊格尔斯的史学研究中的一些理论与方法的提出与尝试,对于当今国际史学史研究的发展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并且结合伊格尔斯为促进国际历史学家大联合所进行的积极行动,足以称伊格尔斯为当代社会真正具有全球视野与人文关怀的史学史研究专家。

孟翊洁^[3]（2020）在《纳粹大屠杀记忆的史学考察》文中研究说明20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后现代思潮的挑战和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历史学经历了转型。在新的史学语境下,记忆在历史话语体系中受到很大关注,记忆本身以及有关各种历史事件和经历的记忆,成为学界的研究对象,由此出现了“记忆的繁荣”。记忆研究的兴起与叙事、创伤、集体记忆、个体记忆等概念相互交织。纳粹大屠杀是20世纪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对大屠杀的研究对于推动记忆在历史话语中的发展起到了尤为重要的作用。大屠杀记忆作为20世纪末以来历史学研究的热点,是考察历史编纂学、史学理论及史学史视域下记忆话语的兴起、现状及走向的绝佳视角。本文旨在透过对纳粹大屠杀记忆在史学视域下的历史流变、时代特性、叙事突破及理论反思,揭示大屠杀记忆研究对于历史学在理论发展和叙事实践方面的启示与价值。本文按照首先分别考察一般意义上与历史学相关的记忆研究和已成熟的纳粹大屠杀研究,再以二者之间理论上的关联与相互渗透作为反思的切入点进行,并依照此思路将全文分为四个部分。首先,本文对20世纪历史话语体系中记忆研究的兴起进行了总体考察,并按以下三步进行。第一步考察历史学的当代转型,重点梳理后现代思潮挑战下历史学在研究旨趣、观念和方法上的变化,及其与记忆研究兴起的关系。第二步是对历史与记忆关系的再梳理。整个20世纪,在记忆兴起之前及之后的语境下,历史学对历史与记忆关系的研究旨趣也经历了从强调区分对立到更关注二者的联系和相互作用。历史与记忆在方向和目的两个方面的共同指向是大屠杀记忆史学考察的重要基础,笔者还就此作了重点梳理和分析。第三步笔者提出,20世纪历史话语体系对记忆的关注中,大屠杀是焦点事件,大屠杀记忆体现出了集体记忆与创伤记忆这两重属性,然后分别对集体记忆、创伤记忆作了概念梳理,进而对作为集体创伤记忆的大屠杀记忆进行了进一步界定和分析。其次是对大屠杀记忆的历史流变和特性的分阶段考察。笔者分别以1961年艾希曼审判和1986年德国“历史学家之争”为节点,将20世纪下半叶大屠杀记忆的历史演进分为战后初期、“黄金时代”和后大屠杀时代三个阶段,以此对时代变化下大屠杀记忆在历史背景、关键事件、社会氛围及学术观念等方面展现的特性进行总结。为了区分不同主体的立场,每一阶段的考察都以德国和犹太世界为不同阵地进行。总体来说,战后初期以沉默与外属化为特征,“黄金时代”以神圣化与道德化为特征,后大屠杀时代则以历史化与多元化为特征,呈现出较鲜明的阶段特性。随后,本文以后大屠杀时代为背景,重点考察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大屠杀记忆走向多元化和私有化的背景及后现代史学理论的语境下,大屠杀记忆在历史表现上的困境与理论突破。笔者以1990年在美国加州大学召开的探究大屠杀记忆的历史表现极限的学术会议为切入点,重点关注参会并在之后进一步就此问题进行理论探索的海登·怀特、索尔·弗里德兰德、多米尼克·拉卡普拉三位史家。他们各自的理论阐述和相互交锋,分别涉及大屠杀在历史表现问题上与文学理论、史学实践、创伤理论的交融。本文基于三位史家的不同视角,进一步分析了历史记忆在当代史学研究中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效应。最后,笔者就大屠杀记忆在当下史学理论领域中引发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反思。纳粹大屠杀作为一个极限事件,难以对其作出充分准确的历史解释,已成为学界的一个共识。笔者梳理和分析了半个多世纪以来对纳粹主义历史解释范式的演变,认为一种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的反犹主义是大屠杀发生的思想根源。同时,西方学者对意识形态的强调反映了其冷战式思维惯性,这也是过往在西方学界未被真正重视但值得批判和警惕的方面。同时,笔者也对大屠杀记忆的各个因素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进行了反思。首先通过选取时间性与历史性为例,揭示大屠杀记忆的各种因素在当前及未来的历史书写过程中可能遭遇的道德张力问题。之后,利用玛格利特的理论模型对大屠杀记忆道德属性的复杂性进行反思。最后,通过批判二元对立式的理论惯习,尝试提出一种理论假设,即以道德性为核心的“魔方式”多面体来考察和定位大屠杀中各因素及其之间的相互关联。此外,本文还以“记忆、正义与纪念”为主题进行了延伸性思考。笔者结合当前西方记忆研究的前沿关注点,对与记忆相关的历史正义、纪念等方面提出了一些思考,旨在强调职业历史学应注重大屠杀记忆的复杂性,并以更清醒的视角、更开放的态度为保持记忆的理论活力和社会功能而持续进行有价值的探索。

何敏讷^[4]（2019）在《新历史主义的文本与历史“互虑论”》文中研究指明新历史主义关于文本与历史的“互虑”关系包括两点,即文本历史性和历史文本性,这两者构成了新历史主义实践最为核心的基石。从历史与文本互虑出发,新历史主义揭示了一切文本中蕴含的社会历史性内容,以及历史当中所包含的文学性因素。由此新历史主义将他们的批评触角伸到了更为广阔的文化领域。新历史主义作为一种文学批评流派,自有其传承,它吸收了诸多学科的理论,并将它们融为一炉,顺应时代的发展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崭露头。而新历史主义之所以称为新,首先体现在其文本批评中所展现的社会历史的视野,在文本的创作、文本的流传、文本对社会的影响上,新历史主义都深入挖掘了文本背后的社会历史因素。社会历史通过影响作者,将社会能量注入到作品之中,在文本的创作之初就深深的打下了历史的印记。而作品在经历了时间空间的转变后,也依旧会受到社会历史的影响,这在作品的地位、内容以及对作品的理解上都有所体现。最后,随着作品将其自身的社会能量传送到社会,这种社会能量也将反过来影响历史的进程、社会的发展。由此,新历史主义的文学批评形成了一个极端流动的文化空间。而意在与传统的历史主义批评划开界限的新历史主义,在对待历史的态度上,与20世纪后期的叙述性历史主义是一脉相承的。首先,文本是通向历史的唯一道路,后人能够了解过去只有借助前人的文本,其次,历史编写与文学文本具有极大的相似性,它同样需要情节编排和艺术效果,其自身内部就具有一种诗性结构,因此它也不可能是一种科学的语言,反而会带有虚构性、阐释性和当下性。新历史主义在将文本与历史的“互虑”后,在突破了以往文学研究的文本孤立问题和历史决定论之后,也不可避免的陷入了一种悖论的境地。一贯标榜反教条、反形式主义的新历史主义在对文本和历史的“互虑”中,形成了他们独特的批评模式。而与此同时,文学和文学研究的边界也在不断被打破,而文学批评中融入历史视野,带来的也是审美维度的缺失。

赵亮^[5]（2019）在《约恩·吕森的史学理论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约恩·吕森是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界的着名学者,在史学理论领域、历史教育领域以及历史文化研究领域有突出的造诣。通过对约恩·吕森史学理论的分析和研究,阐释吕森在后现代史学理论和现代史学理论之间开辟的“中间路线”,从而在继承和坚持现代史学理论方法和价值的同时,能够吸收后现代史学理论对现代史学理论批判的合理成分,深化历史研究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的认识。研究发现吕森从历史学的实践出发,在继承现代性史学理论的同时,吸收了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对于现代史学理论批判的合理成分,尤其是历史主体的情感或非理性因素、历史叙述的语言表达形式以及历史思考的审美维度,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这些都是现代性历史思考所忽略和欠缺的,从而对历史意义的生成机制和历史意识的内涵重新进行了界定和阐释,理解历史学研究不是与实践无关的语言游戏和逻辑推理,而是以“现在”和“未来”为指向的,会对现实实践行动发挥重要的引导作用。接着探讨了历史叙述作为历史意识的表现,可以划分为四种类型:“传统类型”、“典范类型”、“批判类型”和“变异类型”,不同类型的演进是一个历时的过程,而现代的历史叙述可以视为四种类型的综合;“学科矩阵”理论概念和思想涵盖了历史思考的所有理性范畴和非理性范畴,如果说“学科矩阵”更多的体现在史学理论思考的层面上,那么“历史文化”概念则充分体现了吕森将“学科矩阵”理论在历史学研究实践层面的应用,历史文化分为“认知维度”、“政治维度”和“审美维度”,三个维度的不同侧重解释了历史认识和历史叙述的多样性;接着研究阐述了吕森的“跨文化交流理论”,目前世界上各种文化认同的方式是基于种族中心主义的,所以造成了文化间的冲突和矛盾,只有基于人类普遍性生成的历史认同才能够建构起跨文化交流的新机制;最后,着重论述了吕森关于未来维度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阐释了历史研究终究是为了人类更美好未来服务的思想,未来指向应该成为所有历史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

赵兵^[6]（2018）在《近代中国“民族精神”的思想系谱（1895-1945）》文中研究说明本文在结构上分为四章,分别从不同时段、不同主体来分析近代中国思想史上“民族精神”论的复杂内涵。第一章所关注的问题是清末民初的“国魂”、“国性”论。清末民初是近代中国思想史的转型时代中具有转折性的时期。晚清以来新学与新政给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所带来的文化认同问题日趋严重。东渡日本的中国知识人从日语中发现了“民族”与“民族精神”这两个重要词汇,并将之传入国内思想界,极为深刻地影响了近代中国的民族观念与民族想象。民初以降,诸如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老新党”均开始讨论“国魂”与“立国精神”的问题,他们试图重建一个具有文化主体性与神圣性的“中国”。第二章着重论述1920年代醒狮派与学衡派的“国性”论。随着欧战中西方文明弊病的暴露以及战后世界性“东方文化热”的影响,中国知识人的民族与文化自信心逐渐凸显。盛极一时的东西文化论战,彰显了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思想界试图结合东西文明以创造世界新文明的野心。这一时期的“民族精神”论,多是对五四文化激进主义和世界主义思潮之反动。醒狮派在德国古典哲学与法国实证主义的双重影响下,以实证方法阐释了国性或民族性的产生与存在,并认为此等“灵魂”对民族、国家之演进,具有决定作用;与此同时,以文化保守主义姿态出现的“学衡派”也十分重视“国性”与“民族精神”。学衡派学人在揭櫫古希腊与先秦的理性主义传统的同时,试图在学术上确证中国民族与文化上的独立性、本源性、甚至是世界性。第三章尝试阐释1930年代以降中国思想界多元竞争的“民族精神”论。这一时期的民族精神话语呈现出多极并进的局面,本章试图以几种代表性的论述来进行阐发——张君劢、贺麟等人的“文化建国”论;常燕生对于中华民族种族主体性的重新想象;以及1930年代以降,风靡一时的法西斯主义思潮在建构中国“民族宗教”方面所具有的独特意义。第四章试图以中日战争为背景,从东亚现代性的视角呈现“天下”秩序崩解之后中日两国的“民族精神”论述对于各自文化主体性与超越性的思考——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官方民族主义秉持一种国家有机体论,“国魂”与“民族精神”成为了抗战时期国民党官方民族主义的主流词汇;中共开始注重“民族性”的立场,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建构出一种兼具主体性与普世性的“中华民族”理念;与此同时,敌伪地区的知识界也有着自己的民族主义话语,他们推崇类似于国家有机体论的“全体主义”（Universalismus）,他们竖立起“民族精神”的大旗,宣扬“国性”、“国魂”与“东亚民族精神”。吊诡的是,敌对各方其实共享着类似的民族主义观念与“民族精神”话语,并围绕各自的立场与观念进行着“民族精神”的话语争夺战。

杜丹^[7]（2017）在《论E.P.汤普森对阿尔都塞的批判》文中提出爱德华·帕尔默·汤普森（Edward Palmer Thompson）是英国着名的历史学家,英国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同时是英国第一代新左派的开启者。而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是法国着名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同时也是英国第二代新左派所极力推崇的人物。正是由于阿尔都塞所提出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相关思想引起了英国第二代新左派的集体转型,所以招致了汤普森的强烈批判。这一批判主要集中在由《理论的贫困及其他》一书所收录的第一篇文章《理论的贫困或谬误的太阳系仪》之中,并且这一批判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引起了英国新左派内部的高度关注和争论。总之,汤普森批判阿尔都塞的实质有两点:一是借批判阿尔都塞之机来强烈反对以安德森为代表的英国第二代新左派试图通过大陆理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做法;二是阐明自己的立场即应当立足于英国的本土传统来坚持和发展英国的马克思主义。本论文主要由正文和结语两大部分组成,其中正文包含四章:第一章主要论述汤普森批判阿尔都塞的微观背景和宏观背景,梳理汤普森和阿尔都塞各自的思想发展过程以及英国马克思主义内部的整体氛围和问题意识。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思潮和法国结构主义盛行的的背景下,阿尔都塞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是‘理论上的反人本主义’”、“历史是一个无主体过程”和“反历史主义”等观点。阿尔都塞的理论所带来的学术影响是形成了一个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对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展开有力批判,促使英国第二代新左派的结构主义转型以及对后结构主义和后马克思思潮都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汤普森的思想生涯主要经历了从早期的威廉·莫里斯的崇拜者时期,到转折时期的对斯大林主义的系统批判,最后到提出工人阶级形成理论和批判“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黄金时期。汤普森对于阿尔都塞的批判不仅体现为微观领域内二人思想的嬗变,而且这一批判也受到英国马克思主义内部的整体氛围和问题意识这一宏观背景的影响,这种影响包含对唯物史观实证应用的研究传统、英国经验论哲学传统的承袭和强烈的社会主义平民传统意识。第二章主要从认识论的角度阐述汤普森对于阿尔都塞的批判,主要解决汤普森批判阿尔都塞落入唯心主义的窠臼和转向理论的唯我论等问题。认识如何产生?现实世界如何进入认识领域?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所发生的“认识论断裂”又是怎么回事?面对阿尔都塞对这些问题所做出的独特阐述,汤普森在《理论的贫困或谬误的太阳系仪》一文中提出了针对性的批判,具体内容包括批判阿尔都塞的认识论缺乏合法性、批判阿尔都塞忽视了“现实世界”以及批判阿尔都塞的“认识论断裂”。面对阿尔都塞及其追随者们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攻击,汤普森认为这种攻击不仅破坏了左派建设性理论对话的体制结构,而且造成了理论和实践之间连续不断的分裂。于是汤普森批判阿尔都塞落入理论唯心主义、批判阿尔都塞无法处理“经验”本身以及批判阿尔都塞混淆经验对话和经验主义。面对阿尔都塞在有关认识与客观实在关系的理解方面所体现出来的严重理论化倾向,汤普森主要批判了阿尔都塞转向理论的唯我论,批判阿尔都塞否定现实对象与认识的同一性以及批判阿尔都塞的“理论实践”。第三章主要从“历史科学”的角度阐述汤普森对于阿尔都塞的批判,主要解决汤普森批判阿尔都塞对于历史主义的否定和对结构主义的推崇等问题。在沙夫看来,研究历史主义的相关问题有助于探寻阿尔都塞对结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出于同沙夫的相同观点,汤普森批判阿尔都塞的历史本体论也主要围绕的是阿尔都塞对于“历史主义”的态度和观点,由此提出批判阿尔都塞对历史主义的攻击、批判阿尔都塞忽视历史解释以及批判阿尔都塞削弱主体能动性。在从整体的角度阐述了汤普森对阿尔都塞的历史主义观点的批判之后,汤普森深入到阿尔都塞的思想内部,并且汤普森针对阿尔都塞的三个具体历史观点,即“历史的相对自主性”,历史理论建构的结构主义倾向以及“阶级斗争是历史的发动机”展开了进一步的批判。从历史方法论的层面来看,阿尔都塞所提倡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自然是对于历史主义采取的是拒绝和排斥的态度,由此他无法看到证据与概念之间的对话、他对于历史的看法也没有历史逻辑贯穿其中,并且他所提倡的结构主义方法论更多讨论的是共时性的方法。汤普森对阿尔都塞的历史方法论提出三点针对性批判,分别为批判阿尔都塞缺乏“与证据的对话”,批判阿尔都塞对历史逻辑的拒绝以及批判阿尔都塞的共时性方法。第四章主要从三个方面论述了汤普森在批判阿尔都塞过程中的理论建构,主要解决的是汤普森所倡导的“文化唯物主义”、“历史主义”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等问题。从汤普森批判阿尔都塞的过程中,我们能够看到汤普森的“文化唯物主义”观点的影子,尽管“文化唯物主义”这一界说是由雷蒙德·威廉斯首先提出,但是在这一观点在汤普森这里得到了修正和延伸。汤普森对于这一观点的建构可以总结为以下三点,即对文化概念的再考察、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原理的修正以及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探讨。从19世纪开始,自然和社会科学领域的相关研究就开始采用历史主义的方法,而作为历史学家的汤普森不仅继承了英国的经验主义传统,而且也将历史主义方法贯穿于自己的历史研究之中。从而汤普森在批判阿尔都塞的过程中,也暗含着自己的“历史主义”观点,即重历时性轻共时性、重历史事实轻历史规律和重经验轻理论。汤普森不仅在理论研究中自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而且时刻关注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进程和前进方向。汤普森甚至直接参与了现实的政治斗争,对下层民众充满同情,坚持“从下往上看”的批判维度。正是从英国下层民众的研究分析之中,首发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观点,这同时也是汤普森在批判阿尔都塞的过程中试图构建的理论之一。主要体现为以下三点:摒弃阿尔都塞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化、强调历史主体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道德。结语主要论述了汤普森在批判阿尔都塞的过程中所建构的理论不仅为我们辩证地看待经验与理论、历史主义与结构主义的关系问题给予了启示和思考,而且为如何坚持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等问题提供了一定的借鉴。这些启示和借鉴主要包含对经验主义的适度运用,但不忽视理论建构;以历史主义确证人的主体性,但不否定结构主义;基于本土化的立场来坚持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

陈博^[8]（2017）在《解构与伦理 ——朱利安·巴恩斯作品的碎片化书写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Patrick Barnes 1946—）是当今英国文坛的一位重要作家。他2011年以小说《终结的感觉》（The Sense of an Ending）荣获英国小说曼布克奖,迄今为止已出版作品30余部。纵观巴恩斯三十余年来的创作生涯,大致可以依据创作间隔及主题变化划分三个阶段:他的早期作品集中表达了对历史的思考;中期作品基本以英国本土为空间背景,大量呈现了对英国性主题的探讨;他的近期作品聚焦记忆现象,反映了对个体心理空间的探询。就时间而言,巴恩斯创作三个阶段的主题均关乎过去;就空间而言,他作品的空间背景从世界各地回归英国本土,再收缩至个体的心理空间,由此也就形成了历史、英国性与记忆这三个不同阶段各自的侧重主题。随着巴恩斯小说创作主题侧重点的变化,国内外巴恩斯研究的视角与内容不断丰富:早期的巴恩斯研究多集中于论述巴恩斯带有后结构主义色彩的新历史主义历史观;中期的巴恩斯研究中出现了大量有关英国性议题的探讨;近期的巴恩斯研究中更是加入记忆、身份与伦理等议题,呈现多元化态势。尽管巴恩斯作品的创作主题在不同阶段各有侧重,但无论主题如何变化,碎片化书写却是其中贯穿始终的不变特征。本论文选择巴恩斯的《福楼拜的鹦鹉》（Flaubert’s Parrot 1 984）、《101/2章世界史》（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101/2 Chapters 1989）、《英格兰,英格兰》（England,England 1998）、《亚瑟与乔治》（Arthur&George 2005）、《终结的感觉》与《无所畏惧》（Nothingto Be Frightened of2008）六部代表作品为研究对象,集中探讨巴恩斯小说中的碎片化书写,具体分析其中体现出的解构与伦理双重趋向。本论文的研究思路是以碎片化必然产生的解构特征为论证之经,挖掘作者如何通过拼贴、清单与片段书写这些形式上的碎片化手段表现出历史、民族性与记忆等主题叙事内容的碎片化特征。然而,在致力将总体解构为碎片的同时,巴恩斯的碎片化书写尚有不可忽视的伦理意蕴。本论文的论证之纬为巴恩斯作品的伦理性,借助列维纳斯他者伦理思想中他者之脸、欲望与言说等核心概念进行文本细读,解读其中个体朝向具有超越性特征他者的履责行为。解构与伦理这对巴恩斯碎片化书写的双重特征是本论文研究重点。作为后现代时期作家,巴恩斯难以避免地面临西方传统思想遭到解构冲击之后的碎片化境地。他也不遗余力地在作品中通过种种碎片化写作手段表现后现代情境中历史、英国性及个体记忆的碎片化状态。然而,巴恩斯作品中不仅反映了后现代解构思潮的冲击与影响。在巴恩斯的作品中,个体在不同程度上做出趋近超越性他者的行为,这就契合了列维纳斯倡导的伦理姿态。而正是此类尝试践行构成了巴恩斯作品解构之后的积极底蕴。在巴恩斯创作的三个阶段中,解构与伦理并存的结构具体体现在他对历史主题、英国性主题以及记忆主题的碎片化书写中。巴恩斯对历史主题的碎片化书写以拼贴为主要形式,在打破历史总体性宏大叙事的同时使个体生命中的“他者之脸”得以浮现。在《福楼拜的鹦鹉》与《101/2章世界史》中,他对视角、文体以及故事展开拼贴实验。他极力挖掘传统二元对立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叙事视角:以福楼拜情人科莱的女性视角叙述两人的爱情;以诺亚方舟上寄生木蠹的视角讲述洪灾事件;也以疯人视角讲述想象的“飞越疯人院”之旅。这两部作品的实验性还体现在对文体的拼贴中,巴恩斯将包括书信集、动物寓言集与编年史在内的不同文类融入同一部小说中。既打破小说文类自身的界限,亦消弭虚构性文类与非虚构性文类的简单分隔。对弱势视角的呈现,以及对历史书写主观虚构特性的挖掘,使得这两部作品集中表现了新历史主义倡导的对“历史的文本性”的挖掘,将具有总体性特征的大写历史化为若干小写历史。然而,在《福楼拜的鹦鹉》与《101/2章世界史》还出现了所叙故事的拼贴。故事的拼贴在前者中体现为纵向拼贴,在后者中则为横向拼贴。在两种形式的故事拼贴中,他者之脸得以显现,以绝对他异性引领主人公进入朝向他者的超越性伦理关系中。在对英国性主题的碎片化书写中,巴恩斯提出两份与英国性概念建构休戚相关的清单,并借其以戏仿的方式在建构英国性的同时亦对它做出解构,继而呈现出列维纳斯式个体朝向他者的超越性欲望。在《英格兰,英格兰》与《亚瑟与乔治》中,巴恩斯罗列了两份对小说情节发展与主题阐释至关重要的清单,分别为“英国性的50个特征”清单及侦探小说家的线索清单。清单本为将碎片加以整合形成总体的形式。在这两部小说中,上述两份清单均看似完成了整合碎片形成总体的任务,在前者中帮助跨国商业集团建构了一个以英国性为卖点的主题公园,在后者中帮助主人公亚瑟成功破案。尽管如此,两部小说中的清单执行者均只是看似凭借清单按图索骥达到目的,其行为的结果实际构成对原先清单罗列目的的戏仿。《英格兰,英格兰》通过将主题公园仿真拟像化,颠覆了英国性概念本身;而《亚瑟与乔治》中亚瑟得出的结论与真相相去甚远,表明了实用理性主义这一英国性核心精神的崩塌。藉由戏仿,巴恩斯实现了对英国性概念的解构,折射出世纪之交的“英国性危机”。然而除了对英国性的解构之外,两部小说仍通过主人公玛莎与亚瑟的个人渴求表达了对无限欲望伦理性追求。玛莎对演员所扮琼斯博士的崇拜以及亚瑟对通灵术的痴迷,均属于朝向他者的超越性欲望,是他者的存在为自我带来了难以把控、不可满足的无限欲望。在对个体记忆主题的碎片化书写中,巴恩斯通过记忆的片段书写表现了记忆的破碎特征,同时亦履行了个体朝向他者的伦理履责言说。在《终结的感觉》与《无所畏惧》中,巴恩斯均以片段记忆书写为个体生命史回顾的基本单位。在借鉴认知心理学记忆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可以看出巴恩斯的记忆书写勾勒出了片段记忆的复杂结构。他并不满足于对记忆静态内容的描绘,而是通过重复叙事手法将包括原初事件与认知环境在内的片段记忆动态环节逐一呈现,表现出片段记忆各个必要因子复杂的动态互动过程。记忆的动态呈现使得如源记忆失忆这样的认知谬误得到充分体现,也使得记忆者叙事沦为受到质疑的不可靠叙事。认知谬误与不可靠叙事打破了片段记忆之间的有机链接,颠覆个体回忆的总体性叙事。然而记忆的动态呈现同时也构成了主人公不断言说的过程。言说是列维纳斯意义上与所说相对的言说。它是一种义务,要求自我打破所说的唯我主义霸权。在不断言说与他者相关片段记忆的同时,巴恩斯笔下的记忆言说者也不断打破自身对他者的牢固成见承认他者的他异性并履行朝向他者的伦理义务。巴恩斯作品的碎片化书写体现了他应对后现代情境秉承的解构与伦理的双重坚持。他一方面在作品中执意于解构,将历史、民族性以及记忆等对个体身份确立至关重要的主题元素一一瓦解,着力于描绘宏大叙事与个体叙事中总体崩塌、碎片横生的景象;另一方面却又借笔下人物的不懈探索,努力超越解构可能导致的相对与虚无,表现出列维纳斯倡导的朝向他者履行责任的积极伦理姿态。其作品充分表现出了解构中的伦理意蕴与伦理中的解构前提。本论文的研究意义与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碎片化书写作为巴恩斯作品形式与内容的显着特征在现有研究中并未受到关注,更未得到系统研究。以其为研究对象,可以对巴恩斯的整个创作形成给整体性把握。其次,以往的巴恩斯研究往往对他的解构倾向多有论述,却鲜有涉及巴恩斯作品的积极意义。对巴恩斯的作品展开伦理分析,可以多层面地呈现出这位当代作家在面对后现代情境种种消极因素时的积极探索。最后,以跨学科方式将列维纳斯他者伦理哲学思想与后现代解构理论加以结合,并将之用于文本的阐释,是对丰富文学作品阐释视角做出了探索。

历伟^[9]（2016）在《思想史语境中的乔纳森·斯威夫特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乔纳森·斯威夫特（1667—1745）在学界的刻板印象中似是一个贫瘠的研究对象。随着西方学界“理论热”的消褪,早先围绕在斯威夫特小说及政治文本四周的各类理论话语“穿透式”的研究也逐渐式微;除却个别“斯学”专家在政治身份、族裔身份等“深度话题”上有所斩获之外,其研究基本走向停滞。出现此种情态,除了材料限制之外,研究视域的局促可能是主要肇因。反观英国文学汉语学界,长久以来对《格列佛游记》及少数散文文本的偏执和禁囿,加之对斯威夫特诗歌及非虚构类作品的“刻意”忽略,使得其研究总体上处于“同义反复”的尴尬地位,既无专着,更没有产生“深度专题”研究。本文正基于国内外前人学者的得失之上,欲以“思想史”视角切入斯威夫特研究;此举意味着研究必须回溯启蒙时期——寡头制稳定成长,教俗关系紧张,殖民贸易和商业化加剧,思想暗流彼此冲击震荡的时代语境中;以求得既能抵近文本细部,透视其美学特质,更能把此种美学特质置于宏大的“话语及思想织物”中综合考量。因此,在首章厘清学术成果及本文论述思路后,本文第二章首先以斯威夫特在“古今之争”中主张的“包容古今”此一文化立场为研究切口;继而在第二、三章中着力体现其宗教书写与政治文本中呈示出来的复杂姿态;并于第四章中勾连斯威夫特唯一的小说文本《格列佛游记》,着重探究政治、宗教诉求对其小说美学价值的“规约”。论文结构过程中,文本注重将“古今之争”“英国自然神论”“新哈林顿主义”“伍德币事件”“爱尔兰视角”等学界较为忽略的思潮、事件囊括进研究之中,以探究其动态关联时斯威夫特的政治、宗教、文化立场与道德诉求。

诸园^[10]（2015）在《美国女性教育史学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教育史学史是对教育史学科的反思。美国女性教育史学史研究的主要任务是阐述美国女性教育史学自身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探讨美国女性教育史学的历史发展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之间的关系,为外国教育史学的发展和繁荣提供成果借鉴和历史思考。美国女性教育史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说,涉及美国女性教育的史学着述都属于美国女性教育史学的研究范畴,其研究者不限于女性。从狭义上说,主要指女性史学者以女性主义理论为指导、从女性主义视角撰写的女性教育史,其研究者和研究对象都是女性。本研究主要沿着两条主线展开。显性主线是对美国女性教育史学的确立、发展及转向历程的较为全面的研究。本文从传统、现代和后现代的历史视角,将美国女性教育史学的历史发展分为三个历史阶段:20世纪60年代之前为传统女性教育史学的确立阶段;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为现代女性教育史学的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之后为后现代女性教育史学的阶段。隐性主线则依据不同历史时期的女性主义理论流派包括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激进主义女性主义和后现代女性主义,分别选取社会性别、差异和公民身份等分析框架来研究美国女性教育史学发展的历史轨迹。在整个写作过程中,这两条主线如经线与纬线,交叉渗透,并行不悖。全文主要分为导论、正文和结语二个部分。正文部分包括五章内容,第一章研究了美国女性教育史学从缺席到确立的历史进程。笔者将其分为四个阶段,即美国女性教育史学的缺席（17世纪末至独立战争）、溯源意识的兴起与美国女性教育史学的发端（独立战争至南北战争）、美国女性教育史学初创（南北战争至20世纪初）和美国女性教育史学的确立（20世纪初至20世纪60年代）。殖民地时期的清教徒对女性教育的叙述重在鼓励女性成为好母亲和好妻子。建国以后,研究者将目光聚焦于精英妇女史和教会史中的女性教育史。美国妇女教育协会的年度报告成为研究该时期美国女性教育史学发展的重要文献。在美国史学专业化和欧洲女性高等教育史学的影响下,南北战争以后出现了美国女子学院史,标志着美国女性教育史学的初步创立。20世纪初,在第一次女权运动中产生的早期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思想影响下出现了一批专业教育史家:古德赛尔确定了美国女性教育史学的基调。托马斯·伍迪的《美国女性教育史》则宣告了美国女性教育史学的确立。第二章研究了美国女性教育史学的创立者托马斯·伍迪及其经典着作《美国女性教育史学》中。伍迪提出了“女性教育”的新概念,围绕“女性是否应该接受教育”、“男女智力是否平等”以及“是否应该实行男女同校制”三个方面的论争,深刻阐述了社会发展和女性解放运动对女性教育的影响。在新旧史学的交替时期,伍迪坚持兼收并蓄的原则,探索出研究美国女性教育史的“中间模式”,以百年来美国女性教育不断进步和发展为逻辑主线,撰写了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美国女性教育史。第三章论述了战后美国女性教育史学从传统转向现代的发展历程。该时期最显着的特征是女性主义理论正式介入美国教育史学领域。本章重点研究了战后美国女性教育史学发展的两条路径或两种重要流派,即“女性主义教育批判派”和“女性中心论派”,前者主张摒弃传统女性教育史学的辉格传统,认为学校加强了美国社会阶级、种族和性别分层,后者则要求将女性放在历史的中心位置,强调女性在教育发展历程中的“主体性”,认为女性是历史的发起者和创造者,而非牺牲者和受害者。第四章研究了“女性中心论派”的重要代表人物芭芭拉·米勒·所罗门的女性教育史学思想。在其经典着作《与知识女性同行:一部美国女性与高等教育史》中,所罗门以“社会性别”和“差异”为分析范畴,对美国女性争取受教育权的历史进行了综合性研究。从女性主义和整体教育史观出发,她将女性史、机构史和性别史结合起来,在记录显性史实的基础上又挖掘了大量隐性史实,深刻呈现出美国女性教育史的全貌。第五章研究了美国女性教育史学向新文化史转向的历程。在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和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琳达·艾森曼通过自己的努力使美国女性教育史学实现了文化转向和语言学转向。本章重点分析了艾森曼的两部经典着作《美国女性教育历史大词典》和《战后美国女性高等教育史,1945—1965》。艾森曼的历史贡献主要在于,将“历史词典”的编纂模式引入美国女性教育史学;从“意识形态竞争”对美国女性教育的影响的角度论述了美国女性教育史学的文化转向;从“公民身份”的分析范畴研究了培养女性公民的教育目的。作为一位具有历史使命感的历史学家,艾森曼还预测了在全球化背景下未来美国女性教育史学的发展趋势,提出了美国女性教育史学未来可供选择的解释框架。总的说来,美国女性教育史学具有学术化和政治化的双重特征,其对我国教育史学发展有一定的启示:为更好地应对学术危机,教育史研究要提高自身的学术性;教育史研究要理性地追求自由、平等和公正;教育史的撰史原则是把握好史学与政治间的关系。

二、语言历史主义——论历史学与语言学的交叉研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语言历史主义——论历史学与语言学的交叉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新文科背景下高校英语教师专业化转型内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超越与联结 ——伊格尔斯史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纳粹大屠杀记忆的史学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4）新历史主义的文本与历史“互虑论”（论文提纲范文）

（5）约恩·吕森的史学理论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近代中国“民族精神”的思想系谱（1895-1945）（论文提纲范文）

（7）论E.P.汤普森对阿尔都塞的批判（论文提纲范文）

（8）解构与伦理 ——朱利安·巴恩斯作品的碎片化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思想史语境中的乔纳森·斯威夫特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美国女性教育史学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语言历史主义——论历史学与语言学的交叉研究（论文参考文献）

• [1]新文科背景下高校英语教师专业化转型内涵研究[J]. 贾贝贝,崔丹. 校园英语, 2021(30)
• [2]超越与联结 ——伊格尔斯史学研究[D]. 张会婷.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
• [3]纳粹大屠杀记忆的史学考察[D]. 孟翊洁.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4]新历史主义的文本与历史“互虑论”[D]. 何敏讷. 湖南师范大学, 2019(12)
• [5]约恩·吕森的史学理论思想研究[D]. 赵亮. 云南大学, 2019(09)
• [6]近代中国“民族精神”的思想系谱（1895-1945）[D]. 赵兵.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2)
• [7]论E.P.汤普森对阿尔都塞的批判[D]. 杜丹. 西南大学, 2017(02)
• [8]解构与伦理 ——朱利安·巴恩斯作品的碎片化书写研究[D]. 陈博. 南京大学, 2017(05)
• [9]思想史语境中的乔纳森·斯威夫特研究[D]. 历伟. 福建师范大学, 2016(05)
• [10]美国女性教育史学史研究[D]. 诸园. 南京师范大学, 2015(04)

标签：历史主义论文;  福楼拜的鹦鹉论文;  终结的感觉论文;  历史学专业论文;  历史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