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类中心主义”在生态环境中扮演的角色（论文文献综述）
杨慧芹[1]（2021）在《西方生态戏剧批评研究》文中指出20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性生态危机愈演愈烈,人类对于生态危机的反思和反应已经成为事关人类前途命运的大事。面对危机四伏的生存状态,人类开始积极审视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复杂关系,如何生存?如何发展?这种生态式的绿色思索考验着人类的生态智慧,也引发出波澜壮阔的生态思潮。具体到戏剧理论领域,20世纪90年代初期,生态戏剧（Ecotheater）作为一种戏剧思潮和戏剧类型,在生态批评的发源地和研究中心美国悄然兴起,开启了西方戏剧绿色化的进程,之后迅速波及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同时,在多元文化生态批评的推动下,生态戏剧批评（Ecotheater Criticism）作为戏剧研究与实践的绿色化构建初露端倪,它绝非一种标新立异、哗众取宠的艺术革新,而是戏剧研究领域借鉴生态批评的相关成果,对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做出的反应,是一个正在发展的重要研究领域。本文综合西方学者的相关论述将生态戏剧批评定义为:生态批评发展历程中出现的一种戏剧批评立场,倡导从生态整体主义角度出发,衡量与指导戏剧艺术的文学创作实践,注重生态文学批评的介入性与戏剧表演艺术的实践性相结合,形成“以地球为中心”的表演理念,进而以协作对话的方式表现出人类与自然世界的和谐共生关系。全文内容由绪论、正文五章和结语共七部分组成。绪论部分重点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目的与意义,综述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并指出本文研究之目的、思路与主要创新点。文学的生态批评正式兴起于1978年,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逐渐将生态批评引介到戏剧批评研究中,从而促成了生态戏剧批评的产生与发展。本文回溯生态戏剧批评40余年的演变过程与深化趋势,揭示戏剧批评与生态批评相互影响与促进的关系,勾勒西方生态戏剧批评的整体图景,凸显西方生态戏剧批评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总体上来讲,本文试图对生态戏剧批评领域的进行系统性、综合性研究,从而丰富生态批评的研究内容,为生态戏剧批评的中国话语体系构建提供参考,也为我国生态戏剧批评进一步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思想和理论资源。第一章对生态戏剧批评产生的社会背景与学术背景进行总体论述。随着地球自然生态的日益恶化以及人类精神生态的严重失衡,生态学作为解决生态危机的科学基础,其理念的内涵与外延也相应地发生了新变化,形成了从自然学科领域向人文社会学科领域的广泛渗透。与此同时,人文学科的生态转向也催生出文化生态学、生态伦理学、文学生态批评、生态艺术研究、艺术生态批评等新兴学术领域,不断开辟出新的学术空间和拓展出新的学术维度,并激发出强大的生态智慧和永续的生态价值。正是在生态学多元叠加的跨学科、跨领域的背景下,生态批评得以延伸至戏剧艺术创作与研究领域,力求挖掘出戏剧艺术蕴含的生态智慧、生态理念和生态审美价值,让戏剧艺术成为建构生态文化的重要力量,为建构更为完善而开放的戏剧批评理论体系,进一步丰富生态批评的内容与范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二章对生态戏剧及其批评产生的历史渊源、发生语境进行详细梳理。本章追本溯源,探讨了生态戏剧及其批评的缘起、定义和任务,旨在厘清生态戏剧批评的源头、演变脉络与发展趋向。20世纪90年代之前,“生态问题和环境主题”不仅在戏剧文学创作中未得到充分的体现,而且在戏剧表演领域也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戏剧艺术自觉或者不自觉地与生态批评保持疏离。新千年以来,随着西方戏剧界用自己的艺术形式来关注生态话题,其理论框架的建构及学术活动的持续发展,决定了生态批评话语本身必须成长,呈现出从戏剧文本转向剧场景观、剧场表演的发展走势。目前为止,我们仍然朝着生态戏剧的方向努力,我们急需一个有凝聚力的话语框架来组织这种语言,一个明确的、一致的方法论来指导与分析生态背景下的戏剧创作,从而形成生态戏剧批评自身独特的研究范式和方向。戏剧艺术的核心要素依次为戏剧文学、剧场空间与舞台表演,本文第三、四、五章依次围绕戏剧的上述三个核心要素,对西方生态戏剧批评的理论建构与学术实践展开历时性比较研究及全面述评,各要素间互相联系又相互促进,形成良性互动,其错落交叠的非线性发展轨迹丰富了生态戏剧批评的研究内容,拓展了生态戏剧批评的研究空间。具体内容如下:第三章“关于戏剧文学的生态批评”,主要探讨戏剧批评学者基于生态批评视角对经典戏剧文本和生态戏剧文本进行的分析解读与批评实践。文学生态批评之火首先在戏剧文学创作与研究领域点燃,引发了西方公众和学术界的关注,响应绿色戏剧文学的强烈号召,也得到了批评家与剧作家的广泛回应。本章首先选取了关于古希腊戏剧作品、莎士比亚戏剧作品、现实主义戏剧作品以及美国当代戏剧作品的生态戏剧批评实践为研究对象,发掘戏剧文学中的生态意识或是反生态意识,批判人类中心主义,关注大自然作为一个实体、事件、背景是如何在作品及其所处的社会与时代中屡屡受到威胁的,反过来,大自然作为被迫的受害者,是如何凝聚戏剧的力量,积极采取行动予以回应。为了进一步丰富论文研究视角,本章运用尤娜·乔杜睿的“生态病理学”、唐宁·克莱斯的“生态导演法”等相关理念,对经典文本的生态戏剧批评进行必要的扩展与补充。最后,本章立足于认可和培育关注生态问题的“生态戏剧”创作,将生态问题、环境事件或危机置于戏剧行动或主题的中心,关注人为的气候变化对个人、地方、区域和全球的影响,号召剧作家和戏剧制作人参与到多元文化社会所面临的全球和本地生态问题中来。总之,戏剧文学生态批评不仅涉及对传统戏剧经典作品的生态重审与重评,而且引发了当代戏剧文学创作思维与方式的革新,并促使生态戏剧逐渐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学创作形式。第四章“关于剧场空间的生态批评”,将“物质生态批评”、“浸入式剧场”、“生态整体意识”三者的理论优势和实践优势,放在一个整体框架中进行观照,从而阐明构建舞台上的“生物圈”是当代戏剧走向生态剧场的重要契机。随着生态戏剧批评的逐步深入,“物质性”与“物形”对于剧场空间营造的功能,促进了具有绿色意识的剧场批评实践之兴起,剧场也逐渐成为戏剧艺术家和生态批评学者的创意工作室。本章首先聚焦于生态戏剧构作理论。该理论上承戏剧文学文本,下接剧场表演文本,是一种以生态关系为中心的剧场实践,其自身涵盖批评工作（生态、戏剧）和艺术工作（戏剧创作、制作）两个部分,并围绕剧场空间生态化问题在以下三个方面做出探索:一,从剧场空间视角审视戏剧文本中蕴含的环境信息,使其生态意识和意义变得清晰可见;二,将剧场空间作为一种媒介来处理当代环境问题,创作、设计和制作涉及环境问题和主题的新剧目;三,审视剧场空间作为一种物质性存在,创造自己的生态足迹,减少剧场制作浪费,进而探寻剧场实践的新方法。这一新型的物质主义生态戏剧理论带来了戏剧研究的新范式以及戏剧制作的新方法和新挑战。此外,本章秉承巴里·康芒纳的第一生态学定律“万物与万物相连”,寻求人类和生态系统在剧场空间中的联系,目的在于阐明走进自然的“浸入式生态剧场”,是一种直接参与它所代表的生态系统的戏剧形式。观众对“浸入式生态剧场”的体验与对物质世界的体验具有同样的真实性,代表了一种生态剧场的发展方向与潜力。最后,本章结合海纳·戈贝尔斯的声音景观作品《斯蒂夫特的事物们》的剧场演出,反衬出无生命物质中的生命痕迹,进而探究在“减速剧场”语境下,地球上非人类生命的“他者”时间,凸显其不同于现代社会人类中心主义时间范式的积极意义。第五章围绕关于剧场表演的生态批评展开研究。当生态剧场试图跨越舞台的边界和剧场的墙壁以连接观众自身与外部世界时,仍然面临着表演框架的障碍。本章首先指明“以地球为中心”的绿色表演范式充分肯定和彰显自然万物的物质性及其施事能力,弥补了剧场表演与生态学之间的距离,继而探寻如何以富含伦理关怀和绿色审美要素的“景观表演”,作为实现人类与特定环境之间有机关联的途径与手段。随后,从“动物参与表演”与“人类表演动物”的双向研究路径出发,探究生态戏剧批评中的“跨物种表演”问题。一方面,“动物参与表演”路径从真实的动物自身具有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出发,运用“即兴表演”的理念,关注动物、动物性与表演的互动关联,逐步发展为生态戏剧表演实践的固有部分,但却无法回避人类单边确立的物种等级关系;另一方面,“人类表演动物”路径则围绕“生成动物”与“物种剧场”两个议题,旨在挖掘动物表演者与人类表演者的内在关联性,并将之整合到各种表演情景中,人类与动物的命运由此紧密地联系起来,对于破除人类中心主义的动物伦理观,展现生态系统“万物一体”的生存现实,树立人类生命共同体意识意义重大。结语对全文进行归纳,围绕生态戏剧批评的独特贡献对其中国化途径进行探索。生态戏剧批评作为生态批评对象的延伸与拓展,成为国际学术界共同关心的学术话题,中国学者应肩负起时代赋予的责任,结合我国当代的生态美学观与古代哲学中蕴含的生态智慧,在国际交流中构建生态戏剧批评的中国形态。因此,对西方生态戏剧批评进行全面与辩证的研究,积累丰富的理论成果与实践经验,不仅对我国生态戏剧的现实发展具有实践指导意义,而且对于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戏剧批评研究体系具有鞭策与启示作用。
毕然[2]（2021）在《生态伦理的现代管理价值研究》文中提出近代以来的工业文明形态为经济全球化浪潮和技术创新性革命供给了空前动力,也为生态危机治理提出了严峻挑战。它意味着,人与自然关系内蕴的张力不断强化了生态环境治理意识提升、治理内容丰富、治理体系完善和治理技术能力进步,而且其中的伦理反思或批判实际地担负着这种强化的内在理想尺度的功能。于是,生态伦理的思维逻辑和行动规程就在新的时代变革发展中具备了社会价值寻索的本体论意蕴,而现代管理所应呈现的生态伦理价值自是其题中之义。众所周知,工业文明以来的西方生态伦理始终存在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纷争,如何化解人与自然二元对立思维定势下的全球生态危机,自然生态的尊重并保护、开发和利用显然是决定人类生存发展的限度与进度的本质性议题。现代管理的理论与实践理应坚守辩证唯物主义基本立场对其进行批判性校正,以马克思生态思想为指引,传承并发扬中国传统的生态伦理思想,将生态伦理的公正、平等、有序、绿色、和谐等价值理念合理地嵌入现代管理多元主体合作共赢的整体主义治理框架中。这喻示着,现代社会发展不仅要促成人们生态认知的格式塔转换,以共生同在、互惠并联、深层融合的生态思维范式重新检视人与自然之间所应建构的和谐共生模式;同时,应契合生态理性内核来赋予现代社会法治建设的生态伦理关切,使其在公共决策、协调、合作、监督等管理职能中统筹运用生态自然观、生态道德观、可持续发展观和技术引领观,以生态正义的价值追求维护人类的整体和长远利益,妥善处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本文基于管理价值视域下对生态伦理理论进行审视来解读人与自然关系实质,通过现代管理思想史的简要回顾以透视生态伦理理念的演进变化、逻辑关联及其现实需求所呈示的价值偏好,力图揭示生态伦理的理论困境并形成具有实践影响的价值规约和导向,为现代管理的价值选择提供生态整体主义的公正、平等、自由、和谐的伦理发展路向设计依据,进而加快生态文明建设进程。
李青[3]（2021）在《现代性视角下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非正式科学教育为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培育了具备科学素养和理性精神的现代公民,以教育的现代化彰显人的主体性和科学理性,最终指向人的现代性。但当前,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却面临制度、观念和方法等因素制约而无法对接社会转型需要。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良性发展,为美国社会现代化转型培育了具有自主意识和理性精神的科学公民,有力地推动科学与社会的融动互进。美国社会现代化诉求是如何借助非正式科学教育渗透到民众心智中的,非正式科学教育在此过程中究竟扮演何种角色?研究以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历程为研究对象,试图揭示出美国社会现代性是如何体现并作用于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过程。研究采用文献分析法、历史分析法、比较研究法等对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历程进行系统化梳理。依托社会文化情境理论等,对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演进的文化、政治、经济、等社会情境进行剖析,揭示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演进与美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互动关系,剖析非正式科学教育是如何培育具有主体意识、科学素养和理性精神思维的科学公民来顺应社会现代化转型的。绪论部分主要交代选题的价值、相关学术动态、研究设计的依据以及研究对象的合理化界定,使研究对象明确、重点突出、思路清晰。第一章聚焦宗教神性裹挟下的非正式科学教育是如何培育虔诚信徒,培育神性社会所需的宗教价值观;第二章聚焦政治化的非正式科学教育,剖析非正式科学教育如何通过科学启蒙为新国家培育具有民族意识和政治素养的国家公民,践行为民主政治巩固民意的政治使命;第三章聚焦工业化时期非正式科学教育是如何回应社会形态跃迁和生产力解放诉求,并强调非正式科学教育塑造的技术理性及其极化对人性的异化;第四章转向对技术理性极化的利弊反思,以培育具备科学反思精神和批判意识的能动公民为目标,批判技术理性对整全人性的异化,并强调非正式科学教育需要渗透知识背后的方法、态度和价值观元素,推动公众理解科学的价值及潜在的风险;第五章则根植于后现代实践哲学下的追求个体解放和意识独立的时代诉求,强调非正式科学教育逐渐从服务宗教、政治、经济和文化意识的姿态回归到追求个体自主意识的理性精神的本真使命,强调教育的实践性、情境性和交互对话性,以主体间性思维审视传播主体和公众间的互动关系,倡导公众在交流对话中加深对科学的认知,塑造具有整全理性的科学公民。研究认为,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从科学大众走化向大众科学化的历程,即逐渐从外在于人的工具的现代性形态转向回归人性本体的后现代性形态。教育目的从“外在的目的”转向“本体的目的”;教育内容从“有序的科学”转向“跨界的科学”;实施模式从“单向的灌输”转向“双向的交互”,体现出一种从“依附性发展”转向“批判性发展”的态势。研究指出,美国文化传统、资本主义精神和分权自治体制是影响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因素。目标与内容明晰、实施模式多元、广受社会支持和重视成效评估是其实践经验。最终在把握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面临的理念、经费、人员、制度和评估困境的基础上,提出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良性发展的路径:根植我国科学教育发展历史与现实,正确处理文化差异与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辩证关系;营造适切非正式科学教育良性发展的生态环境,提升其制度体系完善性和民主参与的文化生态;聚焦专业性人才培养,加强非正式科学教育的专业人才培养质量;重视家庭情境中的科学知识传递,弥补家庭科学教育的缺失;关切非正式科学教育成效评价,健全其的成效测评体系。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需要理性反思美国经验的适切性,思考“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模式的互鉴可能;检视整体迈向“公众参与科学”阶段是否冒进;探索非正式科学教育“情境断裂”的缝合思路。
何妤如[4]（2021）在《渔业伦理视角下的现代渔业治理研究》文中指出中国渔业经过数年发展,先后解决了“捕鱼难”、“养鱼难”及“吃鱼难”等问题,奠定了渔业持续稳定发展的经济基础,相关治理手段也不断完善。渔业领域主要矛盾已从基本温饱和生计问题,转向更高层次的生境、人权、产权和公平等维度。然而,作为上层建筑的渔业伦理研究并尚未得到应有重视。我国现代渔业治理体系中更强调管理和法律等“硬”手段,忽视了伦理道德的“软法”作用。当前政府和民间推行的多项渔业活动已呈现出鲜明的伦理特征,现代多目标治理场景需要引入价值判断加以权衡。如果说关涉伦理的讨论在中国过去的渔业治理中只是镜花水月、空中楼阁,那么到了新时代,伦理研究就好比是万事俱备下的那股“东风”。传统渔业管理关注政策和法律层面的制度突破。政策和法律固然重要,但不能包治百病,尤其是充满不确定性的“现代病”。它可以将电鱼、毒鱼、偷渔者绳之以法,却无法强制要求渔民必须善待生态环境、关心鱼类福祉。它可以明示、预防、规范和校正渔业的行为和后果,却无法指导渔业利益相关方的道德行为选择。它可以为失海渔民提供各类政策保障,却无法弥合渔民海洋纽带被切断后的心理创伤。它可以依照科学模型和数据制定总可捕量（TAC）目标,却无法对渔家妇女在职业、情感和生活上的遭遇加以同情和关心。正如决定技术的往往是非技术因素,涉渔法律和政策不应被指望能解决所有问题。倘若文化、伦理不能发挥价值规训作用,那么政策和法律也终将失范。当前,养护渔业资源、维护渔业公正已为时代大势所趋,现代渔业治理不仅要务实,也要务虚,以便从战略全局高度推进治理措施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实际上,人们的道德伦理价值观影响会渗透到公共政策过程的各个环节。可持续、负责任渔业的发展依赖于一个具有明确性的规则指引,在治理中开展价值性分析显得十分重要。国内外渔业资源的衰退趋势,以及不断涌现的现代性社会问题,让形而上学的价值回溯变得更为必要而迫切:渔业行为的善恶是非是什么?伦理判断有哪些原则和标准?何种治理才是伦理意义上具备正当性和合法性的治理?如何破解渔业治理中存在的伦理困境?中国怎样利用已有道德资源和智慧应对渔业发展中的不确定性风险?基于此种认识,本文从伦理视角出发,反思当前出现渔业生态和社会危机的根本原因,尝试建构渔业伦理的理论体系,详述渔业伦理的由来、定义、主要原则和类别。将抽象的伦理考量运用于对治理问题的具体分析,提出符合渔业价值的治理范式,从渔业治理的“元层次”,谈到相关现代治理理论,再到针对治理实践的分析评估。现代渔业治理在追求各类目标时,容易陷入价值冲突的困境。本文针对治理实践中的普遍问题,提出“应然”层面的解决方案。伦理分析的最终目的是服务于我国现代渔业治理。因此,文章结合中国本土的涉渔道德资源和渔业实际状况,探索符合中国特色的现代渔业治理路径,以渔业领域的价值尺度和伦理基础为导向,为推动渔业的“天人合一”和协调发展提供了一种新视角、新理念和新思路。伦理学是哲学中关于道德的价值系统。生态伦理学的兴起从根本上触及了“为什么要对鱼谈伦理?”这一问题。“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的论辩突破了传统伦理学的“人伦”语境,让“渔业”和“伦理”的结合有了学理上的支撑。道德共同体得到拓展,将包括渔业资源在内的自然资源纳入道德考量范畴。但完全以生态为中心又会减损人类福祉,人与自然应当被视作一个以人类为中心的价值整体。“为己利TA”的价值取向既能为己谋福,也能在此基础上考虑利TA（既有属人的“他/她”,又有属自然的“它”）因素,因而是渔业伦理所追求的最重要、最基本的善。渔业资源是渔业存在的基础,具有不确定性、波动性、竞争性、整体性、多样性等五大特性。从价值构成上看,它在使用、生态和选择等层面具有功效价值,在政治、社会、哲学、宗教、伦理、文化等层面具有非功效的内在价值。对渔业资源价值的充分认识是现代文明进步的标志,而鱼类为人类所提供的多元价值是人类养护渔业资源的基础。养护伦理强调的是如何科学人道地利用水生动植物资源。鱼类是否能够成为道德主体、权利主体甚至是诉讼主体成为环境伦理学讨论的重要内容之一,而鱼的道德地位与福利越来越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渔业的伦理维度涉及“渔业”和“伦理”的互动关系。鱼类依次满足了人类基本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人类在享受水生动物开发权利的同时,理应履行与之对等的责任和义务。为了人类自身和生态系统的长期福祉,须建立一套指导渔业行为、受到大众认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渔业伦理规范。渔业伦理以渔业现象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为研究对象,是指导渔业行为的规范和原则的总和。涉渔法律和伦理可共同为基于价值的渔业治理策略提供依据。渔业伦理学主要任务是通过得到普遍认可并经过实践检验的道德原则,对渔业行为的善恶是非开展事前指导和事后评判。在渔业伦理中,渔业正义是最高原则;渔业福祉、渔业自由和渔业公平是三大基本原则;而以《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为代表的伦理性国际文书,以及符合国家/地区具体渔况的纲要构成了具体原则。根据渔业伦理学研究对象的关系属性和所涉问题的不同特征,可将其分为生态伦理、社会伦理、产业伦理和科技伦理四大类别,这四大类在伦理要求上存在差异、各具特色,但都应服从上述伦理原则。将伦理原则和要求融合进现代渔业战略管理过程,可能会产生“为善者诸事顺”的良心效应,从而实现治理的最终目的——“善治”。为克服多元价值冲突带来的治理障碍,元治理理论应运而生。该理论研究治理现象背后的治理逻辑,寻求协同发展科层、市场和网络治理组合的最优解:当参与式治理导致监管过于复杂、进入无休止协商状态时,就启动科层模式;当科层模式无法触及所有渔业问题或获得渔业利益相关方广泛接受时,就开启市场或参与式模式;在此过程中,政府应当承担起作出最终决策的元治理者的角色。可持续渔业治理研究中涌现出诸多符合伦理的现代渔业治理理论,其中基于“生态整体主义”的管理和基于“价值平衡原则”的管理成为研究热点,前者主要聚焦渔业生态系统方法、预防性原则等整体思维,而后者主要涉及管理策略评估,正当性理论,系统治理等理念工具。在构建起理念框架的基础上,根据新生物技术的实践伦理发展出的伦理分析矩阵,以及Rapfish评估工具,促进了对伦理原则遵守情况的考察,有助于为负责任渔业实践提供“良善之策”。现代渔业治理时常陷入一种伦理意义上的权利困境,众渔业利益相关方不得不在多项行动方针之间艰难行使选择权。遵循特定伦理原则选择其中任何一项,都可能涉及违反其他某项伦理原则。可持续渔业发展面临的挑战主要出现在追求“天时”、“地利”、“人和”三大目标的决策选择过程之中。如何平衡现代人和未来人的资源利益是最首要、最核心的议题;渔业所涉水陆空间差异和相关社会生态问题构成了空间正义研究的一个典型样本;而人际关系中整体、长远利益与个体、短期利益的冲突影响到资源的公平分配,渔家妇女和小型渔业等弱势参与方应当得到更多的道德注意力。导致上述困境的原因既有人与人因抢夺野生资源所导致的公地悲剧或囚徒困境,又有在人与鱼道德地位孰高孰低的辩难中掉入的激进环保主义陷阱,还有理论与实践脱节的执行障碍。上述困境的破解之道不仅具有制度属性,也深刻地蕴含着价值属性。从制定目标,到开展决策,再到执行、监督和评估,伦理视角可渗透至治理的全部流程。治理者和被治理者可从制定伦理目标和开展伦理决策着手。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目标是增进民生福祉。我国的渔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些成就离不开丰富道德资源的支持。生态方面,我国渔业治理史就是一部鱼类资源养护史,古今实践中折射出关怀鱼类福利、师法自然等生态感悟。社会方面,我国传统乡土社会文化里蕴含着包括群体意识和互助伦理、涉渔组织的参与式伦理在内的道德及礼俗规范。“三渔”问题是中国渔业发展面临的伦理性挑战,其本质是渔业的过密化,渔民的过溺化,以及渔村的过疏化。为解决渔业渔民渔村的问题,新中国开展了各项改革措施。新中国绿色渔业治理制度体系构建历程大体上可分为萌芽探索、改革攻坚与走向成熟三大阶段。在气候变化、疫情冲击、渔业资源衰退、全球不确定性风险日益增加的背景下,我国渔业治理者迎难而上,实现生计型治理→发展型治理→可持续治理的价值飞跃,积极探索出一条符合伦理的中国特色可持续渔业发展道路,培育出政府元治理者主导下,科层、市场和参与式治理协同开合的多元治理形态,形成了顺应自然、生态优先、以养为主、立体复合、科技导向、体系健全、应兜尽兜的发展模式。随着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不断提升,中国渔业发展在收获伟大果实的同时,也为未来可持续、负责任渔业发展积累了大量可贵的实践经验。在今后的渔业治理中,我国各渔业利益相关方应本着福祉、自由和公正的原则,进一步促进渔业的绿色转型发展。
孙秀梅[5]（2020）在《佩珀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对《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的解读》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全球新冠疫情的肆虐、生态危机的频发迭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持续推进与资本主义生态帝国主义战略的实施,以及等等错综复杂的力量对峙与文明冲突,一方面凸显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对助力现代性发展与人类性文明贡献出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一方面力证了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要努力加强“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研究,“这些观点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和命运,准确把握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新特征,加深对当代资本主义变化趋势的理解”的科学性与紧迫性。本文以英国着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佩珀为研究对象,以《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为文本依据,以反思国内理论界对佩珀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为思想前提,以该书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意蕴的挖掘、对生态中心主义的批判、对生态社会主义的建构为思想基础,努力完成与实现两个目的:一是通过对佩珀着作的深度耕厘,结合其思想的各种表达,为其思想搭建与之相符合的思想理论框架、澄明其理论蕴涵、彰明其理论方法、揭示其思想特质、展现其实践进路、反思其理论得失;二是在深入理解生态中心主义、生态社会主义、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等思想概念的基础上,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观点和方法加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现代性解读,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光辉的现代性效应呈显出来,以助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对佩珀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生成逻辑进行历史性梳理与思想性把握构成研究的前提与基础。这一历史脉络肇端于20世纪80年代,历经90年代的成熟发展,在21世纪以后走向深化。它通过对生态危机全球性扩张的时间绵延分析、对作为典型社会危机的生态危机的空间侵占批判、对生态运动发展及其红绿转向的实践检视,援引社会生态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人类中心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理论资源,逐渐明晰了生态社会主义应当吸收的理论营养,坚定秉持的人类中心主义理论基调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方向引领。通过对佩珀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生成逻辑把捏而努力挖掘其思想的理论逻辑,有助于我们更加合理准确地理解其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蕴涵、主要论题与理论方法。佩珀尝试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意蕴的开掘、对生态中心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深度辨识和有力揭批,以及对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建构,构筑起其思想的主要理论意涵。在这一理论建构过程中,对历史分析法、阶级分析法与辩证唯物主义的运用使其逐渐确立了四个主要论题,即生态社会主义研究需要展开对无政府主义和技术中心主义的政治哲学批判,需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进行深入阐发,需要坚持社会主义与生态学相结合的有效方案,以实现从社会正义到生态正义的价值路向。对佩珀生态社会主义思想蕴涵的揭示使其理论特质更加清晰地呈现出来。佩珀作为典型的生态学者,既呈现出与其他生态中心主义者、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同,又展示出自身与众不同的异,并将这些继承与创新彰显于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理解与资源撷取的不同之中,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弱”化改造与发展之中,以及对生态社会主义的别样理解与独特建构之中。可以说,独到的理论特质使佩珀成为不同于欧洲大陆与北美风格的典型英国当代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代表。佩珀对生态社会主义的实践建构有其独特之处,这种独特既在于他选择性的批判吸收了其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思想资源,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做了新的解释与运用,更在于他的实践方案努力完成三重变革与转换,即佩珀试图通过从乌托邦式理论到生态现实主义的阶级创建、从“激进变革”到“社会变革”的快速转换、从“红绿对峙”到“红绿联盟”的有效跨越,来完成生态社会主义的逐步推进。这些实践方案是从他所处的时代环境出发形成的新的判断,是从变化了的生态危机中找寻出路的积极尝试与探索实践。总体来看,佩珀生态社会主义思想正朝着更加成熟、更加深化的方向发展。他的思想既有显着的理论创新,也有值得引人深思的缺陷不足。佩珀关于生态社会主义的思考展示出了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新观点,超越了生态中心主义的无政府主义本质与乌托邦理论倾向,拓宽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视域,但也出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折中主义的误读与运用,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偏激武断的认识,以及对生态问题的过度重视而忽视对经济生产等问题的分析。这些理论不足又暗地里挫败了其实践方案的力度与可操作性,这就难免滑向乌托邦的理论困局。所以,认真检视与合理反思佩珀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对生态危机的现代性批判,既有助于我们参照其生态批评的理论资源,又有益于我们坚定阐发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超越与贡献。
李之文[6]（2020）在《美国当代电影的生态批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是对美国当代电影所进行的生态批评研究,旨在从生态批评的视野展开电影批评,在历史文化语境和现实语境中考察电影的生态表达,解析电影意识形态腹语术下的生态意识,剖析电影结构性的生态表达缺失。绪论部分概括了研究背景与理论基础、研究文献综述、研究目的、方法、意义及创新;第一章对当代电影生态批评的相关理论进行阐述,分析现阶段电影生态批评的成果;第二、三、四、五章分别对美国当代电影中所关注的环境危机、资源危机、动物关怀、环境公正四个选题（主题）展开具体的电影个案批评,试图将理论与个案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展开对美国当代电影的生态批评;结语部分总结美国当代电影生态批评的成果及其对我国电影生态批评的启示。具体研究内容概括如下:绪论概述全文。首先指出本文生态批评的对象主要以1939年以后的美国当代电影为主,研究背景是日益恶劣的生态环境,理论基础是生态意识的不断提高,人类生存范式从人类中心主义转向生态中心主义,以及生态批评由文学向电影的渗透。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法、作品分析法、跨学科研究法对美国当代电影进行生态批评分析研究,在历史和现实的背景中去寻找影像文本中规律性的东西,以生态表达的主题为标准将美国当代电影分为环境危机电影、资源危机电影、动物电影、环境公正电影四个生态主题展开论述,梳理美国当代电影的生态批评框架。本文从整体上把握美国当代电影的生态批评,对构建我国电影的生态批评有着借鉴意义;同时,有助于推动中西电影的生态批评交流,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本文在电影批评中运用生态哲学、生态批评理念,有利于揭示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普及生态意识、构建生态文明,有利于强化电影生态批评的自然使命和社会使命,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本文的创新点在于研究的跨学科性,尝试系统梳理和研究美国电影生态批评的前沿观点,通过阐述电影艺术的生态内涵,让电影在重构人类生态文明中发挥应有的作用。第一章对现阶段电影生态批评的三种理论分别进行阐述。伊瓦克伊夫的电影三元模型尝试将生态哲学的理论用于对电影的生态批评中,认为电影用一系列移动的图像记录着各种事物的出现、发展、互动并影响周围世界的活动与交会;电影世界通过地理形态、生物形态和拟人形态三种形态,承载、影响着电影外的世界;观众在观看电影的过程中产生一级存在、二级存在和三级存在三种电影体验,电影体验连接着电影构建的世界和电影外的世界。伊瓦克伊夫认为,认识电影世界与电影外世界之间的关系,要遵循“生态系统”分析模式,研究电影的形式与意义是如何在电影的三重生态（物质生态、社会生态、以及精神/感知生态）中循环的。伊瓦克伊夫认为电影是与真实世界互动的结果,电影对建构和改变世界生态环境有重要的作用。英格拉姆的多元化电影生态批评旨在分析不同的生态审美成分是如何在电影的生态表达中分工协作的。英格拉姆认为,从审美多元化角度来看,艺术和大众、现实和通俗、道德和不道德,各种认知和情感策略都可以激发环保意识和生态辩论,任何一部电影都可以激发公众对环境问题的讨论。哈格曼辩证意识形态批评下的电影生态批评,旨在从电影中解读出反映文化、社会及人类自身内部矛盾的信息。哈格曼认为所有电影都具有意识形态,分为内容层面的被建构意识形态和形式层面的建构意识形态。哈格曼通过对同一主题、但表达方式不同的三部电影展开辩证意识形态批评,指出影片中的意识建构和被建构是矛盾的,它们完全采用了自己理应反对的意识形态——资本主义来解决问题,事实上,只要存在资本主义,就会破坏生态。电影是意识形态的产物,不能摆脱意识形态,但电影生态批评可以通过辩证的意识形态批判来辨别我们复杂的欲望,并从生态和意识形态角度重新思考存在。综上所述,现有的电影生态批评理论分别从生态哲学、生态审美、辩证的意识形态等角度肯定了电影对生态表达、生态认知和生态意识的重要作用。伊瓦克伊夫的电影三元模型,将生态哲学的理论用于对电影的生态批评中,指出电影是与真实世界的互动,那么在历史和文化语境中展开电影的生态批评可以正确解读电影的生态表达;英格拉姆的多元化电影生态批评,认为所有的电影都能促进对生态的关注,那么各种类型的电影通过生态批评就可以剖析出电影意识形态腹语术下的生态意识;哈格曼辩证意识形态批评下的电影生态批评,对电影中辩证意识形态的分析,提醒我们在做电影的生态批评时,要剖析电影结构性空白中的生态表达缺失。现阶段的电影生态批评理论对本文以下章节所研究的美国当代电影中的环境危机、资源危机、动物关怀、环境公正等四个主题,提供了生态批评的理论基础和阐释视野。第二章对美国当代电影中的环境危机电影展开生态批评。本章中的环境危机电影主要以纪实或预言式的视听语言,展示由于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活动所导致的各种类型的环境退化。环境危机电影镜头中的水土流失、沙尘暴、海洋污染、世界末日,让人们意识到人类中心主义所带来的生态崩溃,进而有效激发人类的生态意识,从生态中心主义的角度考虑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重建生态和谐的社会。但将环境危机电影中放入历史文化和现实的语境中解读,可以看出影片的生态表达是有限的,虽然电影承认自然环境的破坏是人类造成的,但认为这一切是可以修复的,而且环境的修护是以人类为中心展开的。该类型影片最大的结构性空白是没有指出造成环境危机的根本原因,是美国高速发展过程中对自然的疯狂掠夺,资本主义制度才是生态破坏的罪魁祸首。影片只是将责任归结到某个人、某类人的行为之上,所以其生态表达是有限的。第三章对美国当代电影中的资源危机电影展开生态批评。本章中资源危机电影主要以情节剧为主,影片通过震撼的镜头语言、善恶二元论、复线叙事结构,展示铁路建设、石油开采、黄金采矿、核能开发所造成的资源破坏、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等生态危机。环境危机电影的生态表达是客观的,镜头中土地的掠夺、石油的大火、采金后的水土流失、核能泄漏对人与自然的污染,虽然只是暗线表述,但仍给人类以生态警示。同时,情节剧的设置易于让人们感受人类对自然资源的疯狂掠夺。电影指出人类的进步是以破坏生态平衡为代价的,揭示了生态危机中人类生存的窘态,有效地激发人们的生态意识。但将资源危机电影放在历史文化和现实的语境中解读,可以发现其生态表达的空白。电影对资源开采的表达是肯定的,是对资本主义的歌颂;生态危机的责任被模糊化、简单化、片面化,将生态危机的责任归咎到某个人或某个团体上,至于对生态问题的解决依旧是经典的最后一分钟营救。电影没有对资源危机的根本原因进行讨论,试图掩盖资源危机的原因是以人类为中心的经济发展观,是资本主义制度决定了生态必须让位于资源开发,所以电影不可能提供解决环境危机的真正途径。第四章对美国当代电影中的动物电影展开生态批评。本章中的动物电影分别从人类视角、动物视角探索动物形象的转变、狩猎态度的更正、人类对动物的消费以及人类虐待动物的真相四个主题,阐述动物与人类、动物与自然生态之间的关系。动物电影的生态表达在于电影中对动物主题从人类中心主义到动物中心主义再到生物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的意识转变。电影中反狩猎、反消费生态意识的表述,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是人类对自身生存焦虑的客观对应物,也是生态意识提高的见证和促进,同时也促进了人类对动物保护主题的关注以及解决动物危机途径的探讨。美国动物电影生态表达的缺失性在于其生态乌托邦的设想和商业性,即是动物视角的叙事也是对人类社会焦虑的映射,旨在从自然中探寻涉及性别、家庭等意识形态信仰的证据,同时认为原住民的生态智慧是可以解救美国白人堕落的灵魂、拯救生态危机的。动物电影的生态表达应该对引发生态焦虑的社会生态进行深入、全面的再现与剖析,应该从“为何为动物说话”转向“如何为动物说话”,并走向真正的生态中心主义。第五章对美国当代电影中的环境公正电影展开生态批评。本章中的环境公正电影主要对城市发展、资源垄断所造成的阶级压迫,美国西进过程中对印第安人和墨西哥裔美国人所造成的种族迫害,印第安人和墨西哥裔美国人在电影中的失语状态,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生物殖民进行了生态剖析。相对于前三章对于人之外的自然、资源和动物的生态表达,本章的电影主题转向人类本身,认为根除生态危机必须要先解决环境剥削与环境压迫。环境公正电影的生态表达强调对人性、阶级、种族、生物殖民议题的建构,旨在揭示导致环境公正缺失和全球生态危机的历史、文化、现实根源;同时发掘、阐发弱势民族文化、弱势阶级生存方式中所蕴含的深层生态智慧,为探寻生态可持续的生存方式提供启示。环境公正电影的结构性空白在于对阶级压迫、种族剥削等社会不公正问题的非政治化和非历史化处理,规避环境公正问题产生的历史根源、现实根源。电影没有去讨论其原因在于资本的私有化,是西方意识形态主导下的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恶果,而试图用电影中的和平共处替代真正的平等。阶级压迫、种族剥削需要群体的自我反抗来结束新形式的殖民主义,阶级、种族只有自己夺回话语权,才是探寻生态可持续生存方式的关键。结语,总结对美国当代电影所进行生态批评研究的成果,指出对我国电影生态表达和生态批评研究的启示及意义。研究美国电影生态批评,为中国电影生态批评提供了生态哲学、生态批评的理论借鉴。美国当代电影在电影类型、结构运用、视听表达、情节设置上对生态理念的表达对于我国生态类型电影的创作有着一定的示范作用。同时,中国电影在生态表达上要避免美国当代电影中存在的问题,如人类中心主义的叙述视角、商业化对生态意识的淡化、对生态危机的责任模糊化、对生态问题解决的理想化等。中国电影的生态表达应汲取中西方的生态智慧,阐释电影与中国生态环境的关系;中国电影生态批评应放在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现实背景下去分析,构建中国特色的电影生态批评理论。
严海[7]（2020）在《生态补偿立法中人与自然关系的调整问题研究》文中指出生态补偿是起源于国外的一项经济政策,在当下已经成为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制度。生态补偿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也起到了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生态公平、传承特定文化等多重作用,因此,生态补偿又具有明显的政治属性。我国的生态补偿实践起步较晚,并且依赖国外经验,从生态补偿的制度设计来看,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其运行主要还是为了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然,生态补偿也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但整体上却有所欠缺。生态补偿的法治化是一个必然趋势,生态补偿立法如何更好地调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成为生态补偿研究领域内的一个重要课题。生态补偿的概念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生态系统从最初的客观存在逐渐转变为一种可以为人类提供服务的资源,生态系统服务付费制度由此便应运而生,并进一步孕育出生态补偿制度。生态补偿在我国具有明显的政治属性,这是与国外生态系统服务付费制度的根本性区别。生态补偿的运行需要依据一定的理论基础,经济学领域内的公共产品理论和外部性理论是当下生态补偿最重要的两个理论基础,除此之外,政治学和法学领域也相应地提出了本学科内的生态补偿理论基础。国外的生态补偿实践起步较早,在森林、流域、草原等多个领域的生态补偿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当然也存在一些失败的案例,其经验与教训都值得我国的借鉴。生态补偿需要以规范的状态运行,法治化是必由之路。以草原生态补偿为例,考察我国草原生态补偿的立法现状可以看出,我国在不同位阶的法律法规内都对草原生态补偿做出了立法规定,但从规范性角度来看,其问题是十分明显的。同时,从理论角度来看,当下的生态补偿立法也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一个较为明显的问题是,生态补偿立法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调整并不完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虽然是一个环境哲学问题,但其内容在许多学科领域内都有所涉及,包括法政治学领域。不同的学科领域从各自的学科角度对此问题都有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在生态价值观念方面形成了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二者的对立。事实上,两种生态价值观都各有利弊,应当进行一定的协调,寻求人类社会与生态系统的相互认同。在环境资源法学领域存在一个“调整论”的理论,其核心内容是认为环境资源法的调整对象应当包含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这突破了传统法理学中有关法律关系的基本理论,在得到部分学者支持的同时也受到了大量的质疑与非议,但调整论的思维仍旧对生态补偿的立法有所启示,即生态补偿立法应当针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进行调整。生态补偿立法中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调整又分为结构调整和运行调整,结构调整主要通过立法手段完成,运行调整则通过立法之外的手段完成。在结构调整中,首先需要针对生态补偿的核心要素进行立法,需要明确生态补偿的主体与客体,科学测定生态补偿标准,拓展、拓宽生态补偿的方式和资金来源;其次需要围绕生态补偿的关联性内容进行立法,在宪法中体现生态补偿的基本精神,合理设置生态补偿所牵涉的法律责任规定,推动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最后需要注重生态补偿体系性内容的立法,在行为模式上以禁止性规范的立法为主,在权利义务模式上以权利本位的立法为根本,在不同法律部门之间以环境资源法作为衔接性质的立法。运行调整主要通过立法之外的手段完成,而立法之外的手段又可分为法律之内的手段和法律之外的手段。在法律手段内,除立法外,执法、司法、守法、法律监督都是法律运行的重要环节,每个环节当然都有各自的要求,但从整体上看,法的良好运行着重需要把握两个方面:一是法的良好运行以实现法治化为本质,二是法的良好运行以符合社会生产力水平为标准。在法律手段之外,还可分为经济手段和政治手段,经济手段着眼于市场平台的灵活调节,政治手段着眼于环境治理模式的合理选择。从两种手段的作用出发,经济手段解决的是生态保护的去功利性和市场运行的逐利益性之间的矛盾缓解问题,政治手段解决的是国家环境治理过程中民主与集权之间的平衡取舍问题,这些都是为生态补偿立法调整人与自然关系所提供的有效的运行机制。
刘娜[8]（2020）在《生态批评关键词环境公正及其批评实践研究》文中认为“环境公正”（environmental justice）也被译为“环境正义”或者是“环境公平”,它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随着西方环境保护运动的深入发展而提出的一个新颖命题。动词“environ（环绕）”起源于中世纪时期,环境公正生态批评中的“环境”（environment）归词,指的是某个人、某群体、某物种或者普遍生命形式的周围事物。综合学界已有的理论研究和批评实践,本文将环境公正生态批评定义为:生态批评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学术立场,它考察具有“自我”的主体与他者在各类环境中,公正地享用环境之利益与风险的分配、参与制定环境政策、在环境分配方案上获得个人和社会认可,以及维持生命发挥作用的能力。他者包括因种族、性别、阶级等因素而相区别的人,甚至其他物种。环境则包括自然环境与人建环境。环境公正对生态批评的大规模影响是比较晚近的事情,这一方面是由于生态批评本身属于比较新兴的研究领域,另一方面是由于早期生态批评关注的中心是荒野、田园等自然场所。1997年美国学者T.V.里德（T.V.Reed）提出环境公正生态批评（environmental justice ecocriticism）这个术语,使得生态批评的环境公正转向从此之后更加明确。环境公正促使生态批评从荒野回到城市,回到人与自然交汇的中间地带,从而使得生态批评不仅具有崇高的生态理想,同时也立足牢固的现实基础。环境公正是对之前生态批评所持生态中心主义取向的反拨,它关注因种族、性别、阶级等因素造成的不公平之环境权益和环境危害,扭转了对弱势群体环境状况的忽视。环境公正生态批评为生态批评的自然底色添加了社会因素,注重弱势群体享受的公平正义。伦理关怀对象从边缘人群到非人物种的层层扩大,使它更具现实基础与可操作性,并构成了连接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纽带。环境公正从人与自然一体的整体视角考察问题,为自我言说,为他者赋权。兼顾人文关切、伦理关切与生态关切三个维度。然而,国内外生态批评领域内,对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研究稍显不足,未能形成系统性、整体性与综合性的研究,有鉴于此,本文将摆脱研究单一文学文本和单一生态批评家的局限,在历时性上追踪生态批评的历次发展浪潮,在共时性上考察同一时期内生态批评的理论趋向和典型特征,采用文献梳理、比较研究的方法,综合展开理论上的探讨和思辨,力求细致、深入地论述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发展面貌及其对现实环境危机的回应。本文试图全面梳理环境公正的重要文献,在宏观层面上考察生态批评的总体发展进程,在微观层面上聚焦环境公正的演变及其对生态批评的构建作用,以“环境公正”这个关键词为切入点,围绕1、2、4、5这四个数字展开研究:1即1种批评理论“生态批评”,2即生态批评的第2波“环境公正”,4即生态批评的4次转向,5即生态批评的5波浪潮。在综合分析此前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探讨环境公正思想源流与生态批评的历次浪潮,梳理环境公正生态批评产生的历史渊源、发生语境与发展过程,厘清环境公正的概念内涵,揭示环境公正在生态批评40多年发展历程中的演变脉络与深化趋势,回答环境公正如何与生态批评相互促进的问题,以提供西方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整体图景,凸显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因此,这种系统性、综合性的研究将丰富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研究内容,为构建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中国话语体系提供参考,为我国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借鉴。全文内容由绪论、正文四章和结语组成。绪论部分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进行概念厘定,综述国内外研究现状,并指出本研究之目的、意义与创新点。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生态批评对环境公正的诉求日益强烈,一部分学者将环境公正引介到生态批评中,从而引发了生态批评的环境公正转向。环境公正不是对之前生态中心生态批评的简单抛弃,而是对生态批评进行修正、深化与拓展,增添了多个视野,是一种推陈出新。第一章对生态批评及其关键词环境公正进行总体论述。本章主要研究生态批评的缘起、定义和任务,生态批评五次浪潮的划分,环境公正思想内涵,以及环境公正的生态整体主义朝向几个方面。具体以国内外学者对生态批评和环境公正的研究成果为依据,梳理、比较、归纳生态批评和环境公正理论体系的构建,综合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 Buell）对生态批评前两次浪潮的划分和斯科特·斯洛维克（Scott Slovic）对生态批评后三次浪潮的划分,分析历次浪潮转向的原因与生态批评与时俱进的环境实践之特色。在此基础上,揭示环境公正对自我/他者、男性/女性,白人/有色人种,富人/穷人,上流阶级/底层阶级,第一世界/第三世界,人/非人等一系列二元对立模式的解构,说明环境公正所具有的学理优势、伦理关怀和可操作性。根据彼得*S.温茨（Peter S.Wenz）的环境公正同心圆理论（Concentric Circle Theory）描绘环境公正的伦理关怀向度,说明环境公正的生态整体主义朝向。本文认为,环境公正按照同心圆模式,以共情（empathy,也被译为“移情”或“同理心”）贯通“自我”与“他者”的鸿沟,由己及彼,把伦理关怀对象扩展到包含其他具有性别、种族、阶级等差异的弱势人群,进而扩展到动物、植物和每个物种。新物质主义对生态批评的影响使得物质的能动性被纳入考察范围,这更为环境公正伦理主体的层层扩大提供了学理依据。当这个同心圆层层扩大到每一个存在物、并将每个存在物都视为主体的时候,环境公正也就达到了它的终极状态,即万物齐一、众生平等的生态公正。虽然这种意义上的生态公正目前有乌托邦之嫌,人类之外的非人类物种在何种意义上能够成为主体依然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但生态公正作为一种生态理想,是人类为之努力的目标,而环境公正就是具有可行性的实践措施,它使公正不至于成为空谈,是联系现实与理想的桥梁。第二章对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发展历程进行详细梳理。本章具体从初露端倪、全面兴起、蓬勃发展、持续深化和前沿问题五个部分,追溯与评议环境公正生态批评。主要是根据生态批评的五次发展浪潮为线索进行论述与探究,涉及到早期作品中环境公正思想的萌芽,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正式提出,由荒野自然向城市自然的转变,风险社会、慢暴力、跨身体性、行动者网络理论、共情等理论和概念对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拓展与深化。这些方面显示出环境公正与生态批评的五次浪潮互相促进又错综复杂的关系。在生态批评诞生之前及第一波的生态中心主义生态批评浪潮中,自然书写中蕴含着环境公正诉求;在第二波的环境公正生态批评浪潮中,对于性别、种族和阶级的关注显现出环境公正考量;在第三波的跨文化生态批评浪潮中,环境公正思想添加了跨文化维度,环境公正从地区走向了全球;在第四波的物质生态批评浪潮中,物质的能动性和叙事能力深化了环境公正思想;在第五波的心理与信息生态批评浪潮中,环境叙事涉及的情感理论、心理概念和信息传播策略受到重视,这为环境公正的生态整体倾向走出文本、走向现实提供了更广阔的出路。伦理主体范围的一次次扩大并不是线性发展的简单趋势,其错落交叠的轨迹显示出学者们为构建环境公正话语而付出的努力。第三章研究批评学者基于环境公正生态批评视角对经典文本进行的分析解读与批评实践。本章选取了针对四部经典小说的环境公正生态批评实践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概括评析,体现学者们在文本解读中的环境公正立场,并在此基础上应用生态批评相关理论对文本的环境公正分析进行必要的扩展与补足。本章首先关注学者们对《布娃娃瘟疫》的批评,包括物质视角下的患病身体与跨身体性对环境非公正的揭示,以及社会视角下内外殖民与阶层固化对环境非公正的强化;其次,针对小说《死者年鉴》的批评实践,评析暴政迫害中体现出的“生态他者”形象,揭露吸血资本与资源剥削作为环境非公正的原因与表现,生态他者与边界拆解分别作为环境非公正的内在驱动与解决途径;再次,聚焦学者们对《播种者的寓言》之资源短缺进行的环境（非）公正解读,从“改变”主题与墙之隐喻,水之意象与气候公正,以及超级共情与反乌托邦三个部分来进行概括与延伸。最后,审视学者们在分析《食肉之年》时从三个方面表现出的环境公正立场,即霸权挟裹带来的食品公正问题,“肉是信息”连接的毒性身体,以及全球贸易导致的多元贱斥。本章对于上述文本的批评进行分析与补充评论,目的是发掘被忽视或被误读的环境公正思想,揭示和肯定环境公正视角对激发生态思想和生态审美意识的积极作用,并凸显在文学这个想象世界中,环境公正对于拓展伦理关怀范围的积极意义。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对象并非仅是生态文学,但是文学情节相较于现实生活有着更为辽阔的空间,如果只把公正的施与对象界定在人类范围内,未免抹杀了文学世界较于现实世界的优势,当前出于种种现实原因尚且无法考量的伦理在文学的想象世界里反而容易推行,文学的理想性对人类的启蒙、教化作用也正是基于此点。环境公正不仅促进了文学批评与环境伦理学等学科的跨界联合,而且也实现了与生态女性主义、后殖民批评等多个流派的交融。这种跨文化和跨文明的宏大视野很大程度上丰富了生态批评的研究内容,扩展了生态批评的研究空间,并为生态批评的未来发展注入生机与活力。第四章围绕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独特贡献及其中国化途径展开研究。本章指明环境公正生态批评通过环境想象与环境话语参与现实的环境实践,因社会公正与环境伦理的双重叠加而为文学、文化的生态批评研究开拓了新视野,开辟了新领域。此外,本章聚焦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全球在地化发展路径,着眼于它在人类世中的全球视野以及它在中国生态文明时代中的在地立场。如果说,全球在地化是在空间上对批评跨越中西的展望,那么本章结尾部分,对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中国化途径进行探索,则在时间上融通古今,观照从中国传统环境公正生态智慧的探析到中国现代环境公正生态文学的呈现。本文在此考察了中西方生命/生物共同体的概念,进而提出一种设想:中国环境公正生态批评需要立足于它同生命共同体思想的契合点,借助生命共同体思想深化自身,并推动生命共同体思想的传播、落实,塑造生态审美意识,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批评话语体系。西方环境公正生态批评己建构了较为完善而又开放的生态批评理论,具有比较坚实的哲学基础、宽广的学术视野和丰富的学术实践;与之相比,我国目前的环境公正生态批评尚未形成足够的学术氛围,理论建构尚处于起步阶段。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绝对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和绝对的生态中心主义立场都不具备实施的可行性。因此要结合我国现阶段国情,在新时代生命共同体思想的指导下,更进一步地强调环境公正生态批评对于人与万物价值的肯定,确立发展具有反思性和建设性的生态批评体系,并最终将生命共同体思想付诸环保行动来推进绿色发展。理论只有符合国情才能更好地培养生态意识、指导环境实践,发展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研究将推动中西生态话语的深入对话与交流。结语对全文进行归纳,充分肯定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也分析环境公正生态批评存有的不足。该部分总结了本文的三个核心观点:环境公正生态批评凭借自身的文学性与实践性参与话语建构;环境公正生态批评成为连接生态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的桥梁;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伦理趋向为实现伦理共同体涵盖生态系统准备了前提条件。同时指出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目前的缺失和不足,认为需要在跨学科借鉴中避免生搬硬套而导致误解,在多元扩展的同时防止边界过于模糊,并且需要完善解构之后的建构问题。最后提倡中国生态批评、文学批评甚至文化批评对西方的环境公正研究进行批判的借鉴,在理论上自主创新,进而结合中国文学资源,努力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批评话语体系,中国生态批评的理论路向。当今时代中,对严峻的生态危机和复杂的环境运动作出回应,是生态批评面临的中心任务。环境公正具有人文关切、伦理关切与生态关切,这使它能从多重维度为生态批评的发展提供思路与动力。环境公正的人文关切在生态中心主义立场的生态批评中添加对“人”的重视,肯定人类群体之间的差异性、多样性并尊重各种群体的价值与权利;环境公正的伦理关切既含有社会公正因素,又涉及生态立场,它审视弱势群体遭受的非公正生存境遇,致力于公正地处理环境利益与环境危害问题,消除因种族、阶级、性别等社会因素导致的物质环境不平等现象;环境公正的生态关切源自生态批评一贯的生态立场,通过探究文化载体中的“环境性”（environmentality）,追求生态系统的完整、稳定与美丽,万物的和谐共生与可持续存在。人文关切的以人为本,有利于消除社会非公正,而社会公正与物质环境的叠加则构成伦理关切,环境伦理有助于生态关切的实现并推动生态关切从理论转化为实践,而生态关切对生命共同体的维护又反过来对人文关切与伦理关切有所助益。所以,这三种关切互相联系又互相促进,形成良性循环,通过观照环境来推动生态批评发展,通过绿色理论引发绿色行动实践。环境公正必将有助于生态批评实现人文精神和生态思想的交融,也就是走向生态整体主义。
锡宇飞[9]（2020）在《感性自然、历史自然与人化自然 ——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研究》文中指出环境危机问题出现于20世纪中叶,现如今已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广泛关注。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一直在对自身行为进行反思,对于生态自然问题的解决产生了不同的理论和观点,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自然观也是不同的。自然观作为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观点和看法,随着人类的产生而产生,在人类进行生态实践活动的过程中得到持续性的完善和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哲学角度入手,对人与自然、社会以及自身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思考、分析和总结,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理论体系就是他们的自然观,简单的说,他们的自然观就是他们对人与自然关系所持的根本看法和基本观点。本文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出的以人为本、人与自然之间形成一种协调的关系、全人类实现自身解放和全面自由发展等观点为主线,系统梳理和深入剖析了散落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同时期论着中的自然观,认为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不仅指明了资本主义社会彻底走出生态危机泥潭的方向和道路,而且对全人类破解生态环境问题、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具有恒常价值和意义。本文主要采取文献研究法来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自然观及其发展进行系统的梳理与阐释,忠实于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本意,并充分借鉴国内外学者对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的研究成果及生态智慧方面的相关论述,密切关注时代的变化和发展需要,多维度且系统地梳理、概括、总结和再现马克思恩格斯的自然观。本文主要是由三部分内容构成的,其中第1章为第一部分,即绪论;第2-6章为第二部分,即正文;最后是第三部分,即结语。第1章,绪论。首先对论文的选题依据和研究意义进行了阐述,明确提出全球生态环境问题虽然已有局部治理、地区性改善,但在总体上仍然在持续恶化,因此,在回归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典文本寻找理论的有力支撑下,研究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以破解全球性生态问题,已经成为一项紧要且势在必行的重要任务。然后介绍了国内外在这方面的研究情况并进行了深入分析,对国内外关于人与自然关系以及自然观的相关问题进行总结、归纳,指出目前关于自然观的理论研究成果为进一步拓展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研究的视野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和基础。接下来对论文的研究思路和方法进行了概述,本文所采用的观点、立场以及方法均来自于马克思主义,通过文献研究法、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比较研究法等展开论题阐释。最后对论文的主要创新点进行了总结,本文以“自然观”为切入点,立足于新时代的社会实践,“重回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入、详尽地梳理和分析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在生态问题的思考上所萌发出的智慧及其思想力量。此外,还指出了本研究存在的缺陷与不足。第2章,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的形成与发展。这一章主要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形成的社会背景、前提条件和历史过程。从科学实践观的确立、唯物史观的发现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合作三个方面阐释了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形成的前提条件,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史观和科学实践观是分不开的,两者无论是从研究对象、具体任务还是价值意义上来看,都是互相依赖、互相渗透、互相作用的,并以此为基础,详述了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形成的三个阶段,推演出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形成的历史发展逻辑。第3章,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的丰富内涵。这一部分主要从辩证唯物主义层面的感性自然、历史唯物主义层面的历史自然和实践唯物主义层面的人化自然三部分分别进行阐释。从中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的自然观与过去各种形式的自然观根本不同,它是以人类存在、人类活动、人类实践为前提和基础的系统自然观,而且自然不再只是人类审视与活动的外在对象,它是包容着人类活动与存在的统一体。总之,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理解的自然不是与人无关的自然,而是人生活于其中的自然,是感性自然、历史自然与人化自然的辩证统一。第4章,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的理论特质。在借鉴和查阅众多文献基础上,本章尝试总结了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的理论脉络,即外部自然的优先地位的理论前提、基于实践的思维方式的理论实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论归宿。在理论特征方面总结出了时代前瞻性、系统整体性、生态批判性、历史辩证性这四个特点。同时,在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的理论宗旨方面作出详尽阐释。第5章,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的深远影响。生态危机的出现为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人类生态实践活动又对其传播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自然观逐渐被苏联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从不同的方面进行了继承和发展。本章立足于现实,结合历史,从这三方面详细分析了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的深远影响。第6章,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的当代价值。在这一章节中,首先对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的理论价值进行了探讨,主要体现在解决全球生态危机、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层面。结合当代中国生态危机的现实情况,尝试总结了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的实践价值,表现在有助于人与自然和谐观念的确立、有助于应对日益严重的环境危机、有助于解决当前中国的生态问题。通过对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的分析,阐释了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对破解生态难题的理论意义,以及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指导意义。结语。本文对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的研究工作是围绕他们两人的经典着作而展开的,最终得出以下结论:在人与自然、社会与生态环境问题等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具有科学性和前瞻性,可以帮助我们对目前的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有更深入的了解和认知,还可以指导中国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生态实践与文明建设。要注意的是,我们不能直接将该观点拿来使用,也不能进行简单的套用,而应该在结合新时代特点和社会生态实践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持续性的理论创新,为其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总之,通过系统的挖掘和梳理,我们能看到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因此才能持续发展到今天,才能被视为真理,可以说它是人类文明的代表性成果,在纵贯历史、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等方面都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
康玲玲[10]（2020）在《大学生生命教育的生态转向研究》文中认为生态文明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要求。传统生命教育主要从人类生命角度出发,确认生命的意义与价值,但缺乏生命共同体的整体视野。重新确立生命教育的内涵与外延,拓展生命教育的主旨与目标,打造关爱生命共同体的思想与行动,实现大学生生命教育的生态转向是新时代大学生生命教育的一个崭新课题。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中国传统生态思想以及西方生态文化为大学生生命教育的生态转向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和智慧。目前大学生生命教育在课程教材、高校师资思想观念和社会实践方式中普遍缺乏生命共同体意识,需要结合新时代国家社会发展的需求以及大学生成长的主要特点,通过将生命关怀的对象和范围拓展到大学生社会交往的其他个体以及自然界的非人类生命,促进大学生树立尊重生命共同体的意识,践行集体主义价值观,正确处理好人类生命与非人类生命、个体生命与他者生命的相互关系,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探索大学生生命教育生态转向的思路、目标和行动。对此,本文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展开论述:第一,梳理大学生生命教育生态转向的理论资源。大学生生命教育的生态转向以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观为主要理论基础,吸收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并批判性地借鉴了西方生态文化中的生命思想。第二,运用整体性思维审视当下大学生生命教育的现状,以“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为理论基础,分析并确立大学生生命教育生态转向的目标、意义、原则和内容。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时代,大学生生命教育的生态转向旨在引导大学生关注他者生命和非人类生命在生命共同体中的价值,让和谐共生的思想观念浸润到大学生生命教育的全过程之中,有助于深化大学生对生命价值的理解,有益于丰富大学生生命教育的意义与价值,是大学生生命教育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回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提升生命教育思想性和感染力的应然之举。大学生生命教育的生态转向要把握好整体性原则、动态性原则和体验性原则,以建立生命共同体思想、集体主义价值观以及关爱生命共同体的道德情感为主要内容,使生命教育成为引导大学生更加健康发展的积极力量。大学生生命教育要努力在核心概念、基本内容、实现手段等方面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全面对接,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理念,正确把握自我生命与他者生命、人类生命与其他非人类生命的相互关系,塑造尊重生命共同体的整体生命观和价值观。第三,探索大学生生命教育生态转向的方法和途径,提出以生命体验激发大学生生命责任感,以艺术熏陶提升大学生生命感受力,运用对话、交谈强化大学生对不同生命形态的关怀,并从校园生态文化、家庭生活方式、社会生态文化三个方面建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文化氛围,在大学生生命教育中发挥好学校、家庭与社会的协同作用。
二、“人类中心主义”在生态环境中扮演的角色（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人类中心主义”在生态环境中扮演的角色（论文提纲范文）
（1）西方生态戏剧批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目的与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思路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西方生态戏剧批评的生成背景 |
| 第一节 生态危机与人文学科的生态转向 |
| 一、生态危机根源: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 |
| 二、人文学科生态转向:现代生态文明观 |
| 三、生态哲学:生态整体主义的伦理观 |
| 第二节 生态的文学观与生态的艺术观 |
| 一、生态文学批评的范畴、策略及转向 |
| 二、生态艺术的兴起及其批评策略 |
| 三、生态美学视角下生态的艺术观 |
| 小结 |
| 第二章 西方生态戏剧批评的发展历程 |
| 第一节 西方生态戏剧批评之前期酝酿 |
| 一、后戏剧剧场:剧场整体意识 |
| 二、环境戏剧:多元戏剧空间 |
| 三、哈钦森提出“自然界就是生态剧场” |
| 第二节 西方生态戏剧批评之初露端倪 |
| 一、李首次提出“生态戏剧”的概念 |
| 二、被压迫者的戏剧:民主与平等意识 |
| 三、草根戏剧运动凝聚生态力量 |
| 第三节 西方生态戏剧批评之星火燎原 |
| 一、雅各布森正式提出“生态戏剧”的概念 |
| 二、《戏剧》期刊发出绿色宣言 |
| 三、从“隐喻化”转向“物质化” |
| 第四节 西方生态戏剧批评之全面兴起 |
| 一、从生态文学批评到生态戏剧批评 |
| 二、《地方/景观/戏剧》中景观视野 |
| 三、《表演自然》:环境、文化和表演的关联性 |
| 四、“舞台上的地球”生态戏剧艺术节 |
| 小结 |
| 第三章 关于戏剧文学的生态批评 |
| 第一节 生态批评视角下经典文本批评实践 |
| 一、喜剧与悲剧的生态重释 |
| 二、生态经典戏剧的鼻祖:《人民公敌》 |
| 三、莎士比亚戏剧的三种生态解读 |
| 四、美国戏剧文学的生态批评 |
| 第二节 经典戏剧的“生态病理学”诊断 |
| 一、戏剧天生就是反生态的 |
| 二、经典戏剧成为“自然”的镜子 |
| 第三节 经典戏剧的“生态导演法” |
| 一、环境史视角下的戏剧文本批评 |
| 二、《普罗米修斯》中的“生态傲慢” |
| 第四节 生态戏剧文学批评的独特贡献 |
| 一、戏剧文学批评中的“地球问题” |
| 二、戏剧文学批评中的“气候问题” |
| 三、剧作家的“地方感”问题 |
| 第五节 文化生态学的戏剧文学构想 |
| 一、创造性心灵与戏剧文学创作 |
| 二、戏剧文学中的“视听联觉” |
| 小结 |
| 第四章 关于剧场空间的生态批评 |
| 第一节 生态戏剧构作与剧场空间的生态化 |
| 一、生态戏剧构作理论的生成背景 |
| 二、生态戏剧构作理论的内涵界定 |
| 三、生态戏剧构作理论的实践意义 |
| 四、生态戏剧构作理论的整体策略 |
| 五、可持续的剧院设计和制作 |
| 第二节 抵制剧场隐喻,迈向生态剧场 |
| 一、传统剧场美学对自然的放弃 |
| 二、反思剧场中的人造自然 |
| 三、沉浸式环境剧场: 人与环境的新联系 |
| 四、沉浸式生态剧场: 观众的生态想象 |
| 第三节 海纳·戈贝尔斯的无等级剧场空间 |
| 一、时间生态学与减速剧场 |
| 二、景观戏剧中时间与空间场域 |
| 三、《斯蒂夫特的事物们》中的声音景观 |
| 小结 |
| 第五章 关于剧场表演的生态批评 |
| 第一节 “以地球为中心”的表演方法 |
| 一、生态表演的产生动因 |
| 二、自然万物的施事能力 |
| 第二节 构建空间化的“景观表演”理念 |
| 一、景观视角下的生态表演 |
| 二、特定场域下的生态表演 |
| 三、城市空间下的生态表演 |
| 第三节 构建跨物种表演的双向路径 |
| 一、将表演理念拓展到动物行为 |
| 二、跨物种表演的生态思想及其实现路径 |
| 三、“动物参与表演”中的伦理问题 |
| 四、人类表演动物:从生成动物到物种剧场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生态伦理的现代管理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基本思路与主要创新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现代管理的生态伦理本质 |
| 第一节 生态伦理的阐释 |
| 一、西方生态伦理的思想流变 |
| 二、现代管理的生态伦理内涵及特征 |
| 第二节 多学科视角的生态伦理属性 |
| 一、政治学视角:基于政治权力的生态伦理属性 |
| 二、经济学视角:共生和绿色的可持续性经济管理 |
| 三、社会学视角:社会结构的生态化转型 |
| 第三节 现代管理的生态伦理基本规定 |
| 一、生态伦理的价值理念 |
| 二、生态伦理的基本原则 |
| 三、生态伦理的理论基础 |
| 四、生态伦理的维护机制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现代管理视域下的生态伦理历史演进 |
| 第一节 古典管理理论的价值定位——效率至上 |
| 一、古典管理理论的“经济人”人性假设基础 |
| 二、科学管理的管理模式:控制自然的祛魅化设计 |
| 三、理性逻辑的科学化功利价值取向 |
| 四、“经济人”假设的反生态伦理省思 |
| 第二节 行为科学管理的价值转换——情感依托 |
| 一、行为科学管理的“社会人”人性假设基础 |
| 二、行为科学理论模式:人际关系的社会化凸显 |
| 三、情感激励的生态化行政伦理扩展 |
| 四、行为科学理论的生态伦理缺失 |
| 第三节 系统权变管理的价值探索——因境制宜 |
| 一、系统权变管理的“复杂人”人性假设基础 |
| 二、系统权变管理的管理模式:人境关系的动态化调适 |
| 三、动态持衡的多元化政府伦理关系 |
| 四、系统权变时期的方法论评价 |
| 第四节 知识与文化管理的价值创造——互生共存 |
| 一、知识与文化管理的“文化人”人性假设基础 |
| 二、知识与文化管理模式:人智关系的持续化建设 |
| 三、生态和谐的人本化行政文化结构 |
| 四、知识经济时代“文化人”的内在限度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现代管理的生态伦理价值向度 |
| 第一节 现代社会管理的生态意识理念 |
| 一、生态健康意识——推动社会协调发展 |
| 二、生态优先意识——保证社会持续发展 |
| 三、生态环境意识——引领社会绿色发展 |
| 第二节 现代管理的生态伦理的价值体系 |
| 一、生态公正:政府生态伦理管理的核心价值 |
| 二、生态自由:公共管理秩序建构的目标价值 |
| 三、生态平等:道德主体利益协调的价值根基 |
| 四、生态和谐:和谐社会伦理调和的价值趋向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现代管理的生态伦理价值实现困境与出路 |
| 第一节 生态伦理在现代管理中的实现困境 |
| 一、现代管理的主体性困境:主体价值的公平失允 |
| 二、现代管理的目标困境:可持续发展的实践受阻 |
| 三、现代管理的秩序困境:生态安全的秩序失衡 |
| 四、现代管理的文化困境:中西生态伦理的融突 |
| 第二节 公共社会治理实现生态伦理的出路 |
| 一、构建生态伦理观念以践行协调共生的价值理念 |
| 二、实施生态伦理战略以推动生态化的社会经济发展 |
| 三、加强生态法治建设以维护生态安全的稳定秩序 |
| 四、创新生态文化理念以促进生态文明的理论建设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现代管理的生态伦理价值建构之维 |
| 第一节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生态伦理价值阐释 |
| 一、基于命运共同体的生态伦理价值构建 |
| 二、生态善治对美丽中国愿景的实现 |
| 第二节 中国生态伦理的现代管理决策模式 |
| 一、生态管理及其决策理念建构 |
| 二、生态伦理的现代管理决策运行模式 |
| 第三节 生态伦理视域下生命安全健康的价值阐释 |
| 一、生命安全健康的理性制衡内蕴 |
| 二、中国人民生命安全健康的生态行政价值观建构 |
| 三、中国政府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实现路径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3）现代性视角下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非正式科学教育相关研究 |
| (二)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研究概况 |
| (三)现代性相关研究 |
| (四)文献述评 |
| 三、研究设计 |
| (一)现代性与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关系 |
| (二)理论基础 |
| (三)具体方法 |
| (四)研究思路 |
| (五)研究内容 |
| 四、核心概念 |
| (一)现代性 |
| (二)非正式科学教育 |
| 第一章 “侍奉上帝”与宗教信徒培育的非正式科学教育 |
| 一、前殖民时期的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 |
| (一)前殖民阶段的美国社会发展样态 |
| (二)前殖民阶段的非正式科学教育概况 |
| 二、“侍奉上帝”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背景 |
| (一)清教政治模式在殖民地初步践行 |
| (二)殖民地经济贸易水平逐渐增强 |
| (三)欧洲文化教育传统在北美的沿袭 |
| (四)宗教性教育政策法规的颁布实施 |
| 三、“侍奉上帝”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样态 |
| (一)“教义问答”模式中的家庭教育 |
| (二)“社区布道”中的科学知识推广 |
| (三)本杰明·富兰克林等人的科学实践 |
| (四)“报刊出版”中的科学知识扩散 |
| 四、“侍奉上帝”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特征 |
| (一)为开拓“新耶路撒冷”而教 |
| (二)教育类型与方式分散多样 |
| (三)以立法巩固教育的宗教性 |
| (四)教育的实用性倾向日渐凸显 |
| 五、“侍奉上帝”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困境 |
| (一)宗教神性对自然人性的无情宰治 |
| (二)“杂乱拼凑”的教育师资队伍 |
| (三)“潜匿于神学体系中的科学知识” |
| (四)非正式科学教育层级化明显 |
| 第二章 “科学立国”与“国家公民”培育的非正式科学教育 |
| 一、“科学立国”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背景 |
| (一)新生国家为自由民主而战 |
| (二)“旧科学”的落寞与“新科学”的荣盛 |
| (三)“大觉醒运动”与西进运动的发展 |
| (四)以立法形式巩固民主政治观的实践 |
| 二、“科学立国”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样态 |
| (一)“培育民族情感”的场馆科学实践 |
| (二)“宣扬理性”的公共讲座与科学博览会 |
| (三)“知识福音”与教会性科学知识推广 |
| (四)政治主导的科学知识推广实践 |
| (五)职业科学人的热情参与 |
| (六)“公民社会塑造”与科学新闻出版 |
| 三、“科学立国”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特征 |
| (一)“科学立国”成为核心价值诉求 |
| (二)“宗教性的消退”与“世俗化的觉醒” |
| (三)非正式科学教育具有国家化倾向 |
| (四)注重借鉴西欧教育的优质经验 |
| 四、“科学立国”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困境 |
| (一)“立国之师”的质量参差不齐 |
| (二)“科学立国”存在严重的路径依赖 |
| (三)“科学立国”的实利主义倾向显现 |
| (四)“国家公民培育”面临“肤色歧视” |
| 第三章 “技术时代”与“科技理性人”培育的非正式科学教育 |
| 一、“技术时代”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背景 |
| (一)内战对美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助推 |
| (二)“手工训练运动”的兴起与发展 |
| (三)进步主义运动与进步教育实践 |
| 二、“技术时代”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样态 |
| (一)教会推行的“科学肖陶扩之旅” |
| (二)“政府推动”的技术知识推广 |
| (三)“报刊科学”中的科技知识传递 |
| (四)科学场馆的科学知识宣传 |
| (五)技术行会的产业技能培训 |
| (六)“新闻媒体人”的科技资讯传播 |
| 三、“技术时代”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特征 |
| (一)以培育具有技术理性的产业人为目标 |
| (二)教育内容更注重生产实用性 |
| (三)非正式科学教育遵循“新闻模式” |
| (四)“新闻人的出场”与“科学人的隐退” |
| 四、“技术时代”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困境 |
| (一)唯技术理性的价值取向盛行 |
| (二)科学新闻的“碎片化”与“主观化” |
| (三)伪科学与迷信冲击下的非正式科学教育 |
| (四)非正式科学教育出现衰退迹象 |
| 第四章 “科学危机”与“批判理性人”培育的非正式科学教育 |
| 一、“科学危机”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背景 |
| (一)“科学危机”激化了美国社会发展矛盾 |
| (二)“莫斯科的威胁”与“华盛顿的警觉” |
| (三)公众“科学万能论”价值观的消解 |
| (四)“经济起落”与非正式科学教育的“颠簸” |
| 二、“科学危机”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样态 |
| (一)“新闻科学”的“荧幕化”与内容“专精化” |
| (二)增强公众科学鉴别力的“电视科学” |
| (三)创设“科学原生态”的场馆科学模式 |
| (四)“共筑科学理解力”的“科学共同体” |
| (五)“从做中学”的社区化科学教育 |
| 三、“科学危机”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特征 |
| (一)“理解科学”的政治取向较为明显 |
| (二)理性批判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困境 |
| (三)“现代公众”概念的逐渐清晰化 |
| (四)科学与消费的联姻:“科学广告”盛行 |
| 四、“科学危机”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困境 |
| (一)消费文化对公众理智精神的侵蚀 |
| (二)科学在公众视野中的形象滑落 |
| (三)迷信和虚假内容仍然充斥其中 |
| (四)公众定位从“知识缺失”转向“理解缺失” |
| 第五章 “交往社会”与“实践理性人”培育的非正式科学教育 |
| 一、“交往社会”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背景 |
| (一)科学哲学的“生活实践转向” |
| (二)知识生产模式的后现代转型 |
| (三)社会转型对非正式科学教育提出新要求 |
| (四)美国社会持续关注科学教育事业 |
| 二、“交往社会”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样态 |
| (一)为公众参与科研创设“公共科学领域” |
| (二)鼓励实践探索的科学场馆活动 |
| (三)推行交互对话的科学传播模式 |
| (四)“活动式”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开展 |
| (五)“专业化”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 |
| 三、“交往社会”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特征 |
| (一)强调公众参与科学的机会平等 |
| (二)注重科学参与的交互性对话 |
| (三)凸显公众参与科学的情境化 |
| (四)关切非正式科学教育的成效测评 |
| 四、“交往社会”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困境 |
| (一)“公众参与”面临过度商业化的侵蚀 |
| (二)科学人与公众的科学理解错位 |
| (三)非正式科学教育缺乏自我批判反思 |
| (四)公众参与科学的活力受限 |
| 第六章 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审思:历程审视、影响因素、经验与反思 |
| 一、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历程审视 |
| (一)目标追求:从外在的目的转向本体的目的 |
| (二)教育内容:从有序的科学转向跨界的科学 |
| (三)实践模式:从单向的灌输转向双向的交互 |
| (四)“自我批判”:从依附性发展转向批判性发展 |
| 二、影响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因素分析 |
| (一)美国文化传统对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影响 |
| (二)资本主义精神对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影响 |
| (三)分权自治政治对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影响 |
| (四)科学自身发展对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影响 |
| 三、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良性发展的实践经验 |
| (一)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目标和内容清晰 |
| (二)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实施模式多元化 |
| (三)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社会支持力度高 |
| (四)非正式科学教育更强调成效评价 |
| 四、美国经验对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启示与反思 |
| (一)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现实困境 |
| (二)美国经验对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启示 |
| (三)理性反思美国经验的本土化转译 |
| 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改革年表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在校期间的科研成果 |
（4）渔业伦理视角下的现代渔业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现状评述 |
| 1.3 研究方法及内容框架 |
| 第二章 渔业伦理的理论建构 |
| 2.1 渔业伦理的立论基础 |
| 2.1.1 逻辑起点 |
| 2.1.2 资源养护 |
| 2.1.3 可持续利用 |
| 2.2 渔业伦理的概念、地位和原则 |
| 2.2.1 概念溯源及研判 |
| 2.2.2 学科关联 |
| 2.2.3 相关原则 |
| 2.3 基本分类 |
| 2.3.1 渔业生态伦理 |
| 2.3.2 渔业社会伦理 |
| 2.3.3 渔业产业伦理 |
| 2.3.4 渔业科技伦理 |
| 第三章 基于伦理的渔业治理范式分析 |
| 3.1 渔业治理的元层次 |
| 3.1.1 合法性与正当性 |
| 3.1.2 渔业元治理 |
| 3.2 符合伦理的现代渔业治理理论 |
| 3.2.1 基于“生态整体主义”的治理理论 |
| 3.2.2 基于“价值平衡原则”的治理理论 |
| 3.3 渔业伦理分析和评估 |
| 3.3.1 伦理分析矩阵 |
| 3.3.2 伦理评估工具 |
| 第四章 现代渔业治理的伦理进程 |
| 4.1 可持续渔业中的维度指向 |
| 4.1.1 时间维度 |
| 4.1.2 空间维度 |
| 4.1.3 人际维度 |
| 4.2 渔业治理之伦理难题 |
| 4.2.1 人与人的博弈 |
| 4.2.2 人与鱼的博弈 |
| 4.2.3 知与行的脱节 |
| 4.3 渔业治理之伦理突围 |
| 4.3.1 制定渔业伦理目标 |
| 4.3.2 开展渔业伦理决策 |
| 第五章 中国渔业治理的伦理议题 |
| 5.1 中国渔业道德基础与现代问题 |
| 5.1.1 中国传统智慧中的渔业伦理元素 |
| 5.1.2 中国现代渔业问题的伦理之维 |
| 5.2 中国现代渔业治理的绿色转型 |
| 5.2.1 发展阶段与模式进化 |
| 5.2.2 基于伦理的转型实践 |
| 5.2.3 未来发展的伦理展望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缩略语 |
| 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5）佩珀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对《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的解读（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二、研究现状与研究综述 |
| (一)研究现状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与创新 |
| 第一章 佩珀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生成 |
| 一、佩珀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社会历史根源 |
| (一)时间的绵延:生态危机的全球性扩张 |
| (二)空间的侵占:作为典型社会危机的生态危机 |
| (三)实践的发展:生态运动的发展及其红绿转向 |
| 二、佩珀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源流 |
| (一)人类中心主义:在与生态中心主义甄选中确立起的理论基调 |
| (二)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唯物主义指引 |
| (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主义不断汲取的思想给养 |
| (四)社会生态学:生态社会主义不可或缺的理论来源 |
| 三、佩珀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演进路向 |
| (一)思想的萌芽:地理学研究中展示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身影 |
| (二)思想的成熟:从地理学研究向生态社会主义研究的彻底性转变 |
| (三)思想的深化:21世纪以来佩珀理论的发展与推进 |
| 第二章 佩珀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逻辑 |
| 一、佩珀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蕴涵 |
| (一)马克思主义生态意蕴的积极开掘与合理呈显 |
| (二)无政府主义的深度辨识与有效批揭 |
| (三)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勾勒与实践建构 |
| 二、佩珀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论题 |
| (一)关于无政府主义和技术中心主义的政治哲学批判 |
|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地位的深入阐发 |
| (三)关于社会主义与生态学相结合的方案论析 |
| (四)关于从社会正义到环境正义的价值路向确立 |
| 三、佩珀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方法 |
| (一)用历史分析方法剖析生态危机困境 |
| (二)用唯物辩证法解决社会和自然的关系问题 |
| (三)用阶级分析方法研判生态建设主体 |
| 第三章 佩珀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思想特质 |
| 一、以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为主题支撑 |
| (一)深入阐发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价值 |
| (二)以唯物辩证法分析社会—自然的共生共存 |
| (三)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为现代性立论 |
| 二、以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观为价值引领 |
| (一)融涵马克思辩证法与历史观的人类中心主义 |
| (二)传承西方马克思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文脉 |
| (三)呈现自身独特的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价值观 |
| 三、以努力通达生态健康的社会主义为目的归宿 |
| (一)厘清生态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 |
| (二)彰显作为社会主义核心的社会正义 |
| (三)建构与众不同的社会主义生态图景 |
| 第四章 佩珀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实践方案 |
| 一、阐明构建原则:生态社会主义的建设遵循 |
| (一)生态社会主义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 |
| (二)生态社会主义努力实现社会正义 |
| (三)生态社会主义坚持人类中心主义 |
| (四)生态社会主义倡导环境友好关系 |
| 二、实践路径之一:从告别乌托邦理论到创建生态现实主义 |
| (一)告别乌托邦式理论与走向生态现实主义 |
| (二)工人阶级作为主体力量的历史性地位 |
| (三)劳动分工的实施与开启工人阶级教育 |
| (四)阶级斗争的推进与非暴力方式的融合 |
| 三、实践路径之二:从“激进变革”到“社会变革”的转换 |
| (一)现实困境发生导致激进变革方案流产 |
| (二)社会变革的推进力证其何以成为可能 |
| (三)革命性社会变革与生态社会主义建构 |
| 四、实践路径之三:从“红绿对峙”到“红绿联盟”的跨越 |
| (一)“红绿对抗”局面的结束与历史性退场 |
| (二)“红绿联盟”从停滞到开启的可行性分析 |
| (三)“红绿联盟”走向生态社会主义的战略推进 |
| 第五章 佩珀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反思评价 |
| 一、佩珀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意义 |
| (一)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视域 |
| (二)超越了生态中心主义 |
| (三)批判资本主义与建构社会主义并举 |
| (四)积极呈现社会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 |
| 二、佩珀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局限 |
| (一)以折中主义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 |
| (二)生态社会主义构想逃不出乌托邦困境 |
| (三)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存有认识误区 |
| (四)将生态问题的决定作用过分凸显 |
| 三、佩珀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
| (一)生态危机困境更显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任重而道远 |
| (二)佩珀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
| (三)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对佩珀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超越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 |
（6）美国当代电影的生态批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理论基础 |
| 二、研究文献综述 |
| 三、研究目的、方法、意义及创新 |
| 第一章 当代电影生态批评的相关理论 |
| 第一节 伊瓦克伊夫的电影三元模型 |
| 一、电影世界的三种形态:电影对世界的构建 |
| 二、电影体验的三级存在:电影对世界的作用 |
| 三、电影的三重生态:电影与世界的关系 |
| 第二节 英格拉姆的多元化电影生态批评 |
| 一、艺术电影的生态批评 |
| 二、大众电影的生态批评 |
| 三、道德中立电影的生态批评 |
| 第三节 哈格曼辩证意识形态批评下的电影生态批评 |
| 一、资本与生态的不可调和 |
| 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态危机 |
| 三、社会生态问题的解决 |
| 小结 |
| 第二章 美国环境危机电影的生态批评研究 |
| 第一节 生态视域下的沙尘暴 |
| 一、沙尘暴的首次揭露 |
| 二、沙尘暴元凶的生态讨论 |
| 三、沙尘暴的生态原罪 |
| 第二节 洪水危机与环境治理 |
| 一、洪水的记录者:《大河》 |
| 二、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TVA)与洪水治理 |
| 三、《大河》与生态 |
| 第三节 海洋殖民与生态危机 |
| 一、海洋环境初探 |
| 二、海洋空间殖民 |
| 三、海洋资源开采与生态危机 |
| 第四节 电影中的气候变化 |
| 一、《后天》的预言式生态解读 |
| 二、《难以忽视的真相》的生态表达 |
| 三、气候变化与生态关注 |
| 小结 |
| 第三章 美国资源危机电影的生态批评研究 |
| 第一节 铁路建设与环境退化 |
| 一、铁路对美国生态环境的改变 |
| 二、《和平联盟》:水牛因铁路而消失 |
| 三、《荡寇志》:对土地资源的掠夺 |
| 第二节 石油工业的壮观与生态 |
| 一、《塔尔萨》:石油大火与环境 |
| 二、镜头下的生态 |
| 三、石油开采与生态的让步 |
| 第三节 黄金采矿业与水土流失 |
| 一、《苍白骑士》中的水力采矿 |
| 二、《苍白骑士》中的二元论:生态的维护与破坏 |
| 三、对生态可持续的探讨 |
| 第四节 核能:隐形的污染 |
| 一、核传记电影:《丝克伍事件》 |
| 二、核类恐怖片:《危机》 |
| 三、核污染引发的讨论 |
| 小结 |
| 第四章 美国动物电影的生态批评研究 |
| 第一节 海洋动物与生态 |
| 一、电影中的恶魔:大白鲨 |
| 二、人类的朋友:海豚 |
| 三、逆戟鲸:回归自然 |
| 第二节 反狩猎电影的生态陈述 |
| 一、水牛狩猎:《水牛比尔》 |
| 二、《最后的狩猎》:对水牛的疯狂屠杀 |
| 三、反羽毛运动:《穿过沼泽》 |
| 第三节 动画电影中的生态意识 |
| 一、《小鹿斑比》:森林生态的破坏 |
| 二、《海底总动员》:海洋生态的破坏 |
| 三、生态与消费主义 |
| 第四节 地球人的人性维度 |
| 一、《地球公民》 |
| 二、惨绝人寰的虐杀 |
| 三、人性维度与地球生态 |
| 小结 |
| 第五章 美国环境公正电影的生态批评研究 |
| 第一节 城市的发展与人性的消失 |
| 一、农民的抗争与消失 |
| 二、城市化与人性的腐败:《唐人街》 |
| 三、人性的泯灭:《超世纪谍杀案》 |
| 第二节 印第安人与环境公正 |
| 一、印第安人的眼泪之路 |
| 二、印第安人银幕形象的转变 |
| 三、《烟火讯号》中的印第安保留地 |
| 第三节 银幕中的墨西哥裔美国人 |
| 一、无能的墨西哥裔美国人形象 |
| 二、墨西哥裔与土地的持续分离 |
| 三、墨西哥裔银幕形象的改观 |
| 第四节 生物殖民——可以随意处置的身体 |
| 一、生物殖民 |
| 二、药物试验体:《不朽的园丁》 |
| 三、跨国器官交易:《美丽坏东西》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攻读学位期间主持或参与的课题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生态补偿立法中人与自然关系的调整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一)研究现状 |
| (二)研究述评 |
| 四、拟解决的问题 |
| 五、研究重点与难点 |
| (一)研究重点 |
| (二)研究难点 |
| 六、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七、创新之处与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生态补偿概述 |
| 一、生态补偿的概念解析 |
| (一)生态补偿的制度缘起 |
| (二)生态补偿的本土改造 |
| (三)生态补偿的属性定位 |
| 二、生态补偿的理论基础 |
| (一)公共产品理论 |
| (二)外部性理论 |
| (三)可持续发展理论 |
| (四)自然契约关系理论 |
| 三、重点领域生态补偿的实践状况 |
| (一)森林生态补偿的实践状况 |
| (二)流域生态补偿的实践状况 |
| (三)草原生态补偿的实践状况 |
| (四)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的实践状况 |
| (五)国际性碳汇交易补偿的实践状况 |
| 第二章 生态补偿立法的现状分析:以草原生态补偿为例 |
| 一、我国草原生态补偿立法的现状 |
| (一)宪法的规定 |
| (二)法律的规定 |
| (三)行政法规与部门规章的规定 |
| (四)地方性政府规章的规定 |
| (五)政策性文件的规定 |
| 二、我国草原生态补偿立法的规范性问题 |
| (一)国家层面的专项法律缺位 |
| (二)单项法律的内容缺失缺陷 |
| (三)行政法规与部门规章粗疏 |
| (四)地方性立法整体参差不齐 |
| 三、我国草原生态补偿立法的理论性问题 |
| (一)现行立法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调整有所欠缺 |
| (二)现行立法在土地产权问题上存在矛盾冲突 |
| (三)现行立法在政策与法律之间的取舍较困难 |
| 第三章 生态补偿立法中人与自然关系的事理逻辑 |
| 一、人与自然关系的一般性理论 |
| (一)生态中心主义的质疑 |
| (二)人类中心主义的辩白 |
| (三)人类社会与生态系统的相互认同论 |
| 二、环境法律调整论的内容与启示 |
| (一)环境法律调整论的基本内容 |
| (二)环境法律调整论所受的质疑 |
| (三)环境法律调整论的主要启示 |
| 三、生态补偿立法中人与自然关系调整问题的双层视角 |
| (一)立法之内的结构调整 |
| (二)立法之外的运行调整 |
| 第四章 生态补偿立法中人与自然关系的结构调整 |
| 一、生态补偿核心要素的立法 |
| (一)生态补偿的主体与客体 |
| (二)生态补偿的标准与测定 |
| (三)生态补偿的方式与来源 |
| 二、生态补偿关联内容的立法 |
| (一)宪法精神的体现 |
| (二)法律责任的设置 |
| (三)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 |
| 三、生态补偿体系内容的立法 |
| (一)行为模式的立法 |
| (二)权利义务模式的立法 |
| (三)法律部门间的衔接立法 |
| 第五章 生态补偿立法中人与自然关系的运行调整 |
| 一、法的良好运行 |
| (一)法的良好运行的本质 |
| (二)法的良好运行的标准 |
| 二、市场的调节作用 |
| (一)市场运作的现实困境 |
| (二)市场调节的模式选择 |
| (三)市场调节的运行重点 |
| 三、生态环境治理的政治策略 |
| (一)发挥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优越性 |
| (二)坚持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趋向 |
| (三)注重政府主导地位中的合理作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情况 |
（8）生态批评关键词环境公正及其批评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概念厘定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目的、意义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生态批评及其关键词环境公正概要 |
| 第一节 生态批评总论 |
| 一、生态批评的缘起 |
| 二、生态批评的定义和任务 |
| 第二节 生态批评五次浪潮:羊皮纸上的重写 |
| 一、劳伦斯·布伊尔对生态批评浪潮的划分 |
| 二、斯科特·斯洛维克对生态批评浪潮的划分 |
| 三、对五次浪潮的总结评述:回顾与反思 |
| 第三节 环境公正思想探析 |
| 一、环境公正理论的历史渊源 |
| 二、环境公正运动的原则 |
| 三、多元化公正概念与实现方案 |
| 第四节 环境公正与生态整体 |
| 一、环境公正解构二元对立 |
| 二、环境公正连接“自我”与“他者” |
| 三、环境公正建构生态整体主义 |
| 第二章 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发展历程 |
| 第一节 环境公正生态批评之初露端倪 |
| 一、亨利·戴维·梭罗的环境公正先声 |
| 二、蕾切尔·卡森的环境公正忧思 |
| 三、巴里·康芒纳的环境公正诉求 |
| 第二节 环境公正生态批评之全面兴起 |
| 一、T.V.里德的环境公正生态批评宣言 |
| 二、从蛮荒之野、田园之境到城市自然 |
| 三、环境公正与毒性话语的交汇 |
| 四、环境公正为弱势群体发声 |
| 第三节 环境公正生态批评之蓬勃发展 |
| 一、后殖民主义视野与环境公正的交集 |
| 二、从“地方”视野到“星球”视野的拓展 |
| 三、世界性的风险社会 |
| 第四节 环境公正生态批评之持续深化 |
| 一、环境公正与暴力形式 |
| 二、能动性与跨身体性 |
| 三、行动者网络理论 |
| 第五节 环境公正生态批评之前沿问题 |
| 一、情感的环境公正力量 |
| 二、共情的环境公正倾向 |
| 第三章 环境公正视角下的经典文本批评实践 |
| 第一节 环境公正视角下的灾难肆虐:《布娃娃瘟疫》之物质流转 |
| 一、物质渗透与跨身体性 |
| 二、内外殖民与阶层固化 |
| 第二节 环境公正视角下的暴政迫害:《死者年鉴》之生态他者 |
| 一、吸血资本与资源剥削 |
| 二、生态他者与边界拆解 |
| 第三节 环境公正视角下的气候危机:《播种者的寓言》之资源短缺 |
| 一、“改变”主题与墙之隐喻 |
| 二、水之意象与气候公正 |
| 三、超级共情与反乌托邦 |
| 第四节 环境公正视角下的生存困境:《食肉之年》之多元贱斥 |
| 一、霸权挟裹与食品公正 |
| 二、“肉是信息”与毒性身体 |
| 三、全球贸易与多元贱斥 |
| 第四章 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独特贡献及其中国化途径 |
| 第一节 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独特贡献 |
| 一、环境想象与环境话语对现实的影响和参与 |
| 二、社会公正与环境伦理的兼收并蓄 |
| 第二节 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全球在地化 |
| 一、全球视野:人类世时代背景 |
| 二、在地立场:生态文明的呼声 |
| 三、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全球在地化 |
| 第三节 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中国化途径 |
| 一、中国传统环境公正生态智慧之探析 |
| 二、中国现代环境公正生态文学之呈现 |
| 三、环境公正生态批评与生命共同体思想之契合 |
| 四、中国环境公正生态批评之话语建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攻读学位期间主持或参与的项目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9）感性自然、历史自然与人化自然 ——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依据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依据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创新与不足 |
| 1.4.1 论文创新 |
| 1.4.2 论文不足 |
| 第2章 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的形成与发展 |
| 2.1 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形成的社会背景 |
| 2.1.1 人类实践活动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 |
| 2.1.2 自然科学的发展已揭示了自然界各个领域的内在联系 |
| 2.1.3 旧自然观不能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时代特点作科学说明 |
| 2.2 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形成的前提条件 |
| 2.2.1 科学实践观的确立 |
| 2.2.2 唯物史观的发现 |
| 2.2.3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合作 |
| 2.3 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形成的历史过程 |
| 2.3.1 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的萌芽阶段 |
| 2.3.2 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的创立阶段 |
| 2.3.3 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的完善阶段 |
| 第3章 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的丰富内涵 |
| 3.1 辩证唯物主义层面的感性自然 |
| 3.1.1 感性自然的科学内涵 |
| 3.1.2 感性自然的基本特征 |
| 3.1.3 感性自然的重要意义 |
| 3.2 历史唯物主义层面的历史自然 |
| 3.2.1 历史自然的科学内涵 |
| 3.2.2 历史自然的基本特征 |
| 3.2.3 历史自然的重要意义 |
| 3.3 实践唯物主义层面的人化自然 |
| 3.3.1 人化自然的科学内涵 |
| 3.3.2 人化自然的基本特征 |
| 3.3.3 人化自然的重要意义 |
| 3.4 感性自然、历史自然与人化自然的关系 |
| 3.4.1 感性自然、历史自然与人化自然是辩证统一的 |
| 3.4.2 感性自然、历史自然与人化自然辨证统一的基础是实践 |
| 第4章 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的理论特质 |
| 4.1 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的理论脉络 |
| 4.1.1 理论前提:外部自然的优先地位 |
| 4.1.2 理论实质:基于实践的思维方式 |
| 4.1.3 理论归宿: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
| 4.2 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的理论特征 |
| 4.2.1 在历史发展中表现出时代前瞻性 |
| 4.2.2 在内容逻辑上表现出系统整体性 |
| 4.2.3 在思想性质上表现出生态批判性 |
| 4.2.4 在思维方式上表现出历史辩证性 |
| 4.3 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的理论宗旨 |
| 4.3.1 推翻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 |
| 4.3.2 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 |
| 4.3.3 真正实现“两个和解” |
| 第5章 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的深远影响 |
| 5.1 苏俄对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的继承与发展 |
| 5.1.1 苏俄对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的继承 |
| 5.1.2 苏俄对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的发展 |
| 5.2 西方对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的继承与发展 |
| 5.2.1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 |
| 5.2.2 法兰克福学派的自然观 |
| 5.2.3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 |
| 5.3 中国对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的继承和创新 |
| 5.3.1 从“绿化祖国”口号到“环境保护”政策 |
| 5.3.2 从“可持续发展观”到“科学发展观” |
| 5.3.3 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到“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
| 第6章 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的当代价值 |
| 6.1 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的理论价值 |
| 6.1.1 解决全球生态危机的理论指导 |
| 6.1.2 贯彻绿色发展理念的理论指引 |
| 6.1.3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指南 |
| 6.2 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的实践价值 |
| 6.2.1 有助于人与自然和谐观念的确立 |
| 6.2.2 有助于应对日益严重的环境危机 |
| 6.2.3 有助于解决当前中国的生态问题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10）大学生生命教育的生态转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选题依据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依据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4.1 学术创新 |
| 1.4.2 不足之处 |
| 2 大学生生命教育生态转向的理论资源 |
| 2.1 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 |
| 2.1.1 自然界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和“人的无机的身体” |
| 2.1.2 生态文明是“物的尺度”与“人的尺度”相统一的历史必然 |
| 2.1.3 人的生命是向着“自由自觉”类特性的全面发展 |
| 2.1.4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 |
| 2.2 中国传统生态智慧之生命思想 |
| 2.2.1 “平生”的生命意识 |
| 2.2.2 “生生”的生命精神 |
| 2.2.3 “天人合一”的生命追求 |
| 2.3 西方生态文化中的生命思想 |
| 2.3.1 维护生命主体的尊严 |
| 2.3.2 生命的本质在于超越 |
| 2.3.3 改善人类同其他生命形式之间的相互关系 |
| 2.3.4 对西方生态文化中生命思想的批判与借鉴 |
| 3 大学生生命教育的现状与困境 |
| 3.1 大学生生命教育的现状 |
| 3.1.1 生命教育发展概况 |
| 3.1.2 大学生生命教育发展概况 |
| 3.2 大学生生命教育的现实困境 |
| 3.2.1 相关课程内容中生命共同体思想匮乏 |
| 3.2.2 专业教师的整体生命观念欠缺 |
| 3.2.3 社会实践途径之间缺乏相互配合 |
| 3.3 大学生生命教育困境的原因分析 |
| 3.3.1 实用主义观念严重扭曲了大学生的生命价值观 |
| 3.3.2 物质主义价值观压抑了大学生的精神追求 |
| 3.3.3 移动互联网络限制了大学生对生命共同体的现实体验 |
| 4 大学生生命教育生态转向的依据 |
| 4.1 大学生生命教育生态转向的内在逻辑 |
| 4.1.1 生命教育的内涵与外延得到拓展 |
| 4.1.2 生命教育的功能得到优化 |
| 4.1.3 生命教育的价值得以实现 |
| 4.1.4 大学生生命教育生态转向的逻辑依据 |
| 4.2 大学生生命教育生态转向的现实依据 |
| 4.2.1 对传统大学生生命教育的反思 |
| 4.2.2 大学生生命教育生态转向的意义 |
| 4.2.3 大学生生命教育生态转向的价值 |
| 5 大学生生命教育生态转向的原则和内容 |
| 5.1 大学生生命教育生态转向的主导原则 |
| 5.1.1 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的整体性原则 |
| 5.1.2 尊重大学生成长差异的动态性原则 |
| 5.1.3 生命认知与生命情感相互渗透的体验性原则 |
| 5.2 大学生生命教育生态转向的基本内容 |
| 5.2.1 培育生命共同体的思想意识 |
| 5.2.2 塑造基于生命共同体的集体主义价值观 |
| 5.2.3 培养关爱生命的道德情感 |
| 6 大学生生命教育生态转向的方法和路径 |
| 6.1 大学生生命教育生态转向的基本方法 |
| 6.1.1 以生命体验方法激发大学生生命责任感 |
| 6.1.2 以艺术熏陶方法强化大学生生命感受 |
| 6.1.3 以对话交谈方法增加大学生生命关怀 |
| 6.2 大学生生命教育生态转向的实施路径 |
| 6.2.1 营造良好的校园生态文化氛围 |
| 6.2.2 养成生态、健康、绿色的生活方式 |
| 6.2.3 营造关爱生命的社会生态文化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四、“人类中心主义”在生态环境中扮演的角色（论文参考文献）
- [1]西方生态戏剧批评研究[D]. 杨慧芹. 山东大学, 2021(11)
- [2]生态伦理的现代管理价值研究[D]. 毕然. 黑龙江大学, 2021(09)
- [3]现代性视角下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研究[D]. 李青. 四川师范大学, 2021(10)
- [4]渔业伦理视角下的现代渔业治理研究[D]. 何妤如. 上海海洋大学, 2021(01)
- [5]佩珀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对《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的解读[D]. 孙秀梅.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6]美国当代电影的生态批评研究[D]. 李之文. 山东大学, 2020(01)
- [7]生态补偿立法中人与自然关系的调整问题研究[D]. 严海.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8]生态批评关键词环境公正及其批评实践研究[D]. 刘娜. 山东大学, 2020(09)
- [9]感性自然、历史自然与人化自然 ——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研究[D]. 锡宇飞. 吉林大学, 2020(08)
- [10]大学生生命教育的生态转向研究[D]. 康玲玲. 南京理工大学,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