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戏曲文学的文体特征

一、论中国戏曲文学的文体特征（论文文献综述）

康建兵^[1]（2021）在《新时期以来“现代戏曲”论争与反思》文中研究指明"现代戏曲"作为一个词汇、术语被使用,往上可追溯到20世纪早期,宋春舫在1925年使用过"现代戏曲"一词。[1]往下可延续到当前,比如最近陆续刊发的围绕2019年"张曼君与中国现代戏曲学术研讨会"的多篇文章。如果把"现代戏曲"视为一种新的戏剧形态或文体形式,尤其是作为对新时期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戏曲新现象的理论表述,主要始于孟繁树教授的倡导和研究。孟繁树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提出"现代戏曲"一词,用来描述当时的现代戏和新编古代戏的创作情况。进入21世纪以后,

LEE W00NG^[2]（2020）在《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日据时期韩国文坛和社会对外国文化的吸收主要侧重于通过日本输入西方文学和文物。在如此之情况之下,部分韩国文人将中国文学作为外国文学,即世界文学的一个构成部分进行了积极的吸收,并试图以此来推动韩国近代文学的发展。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之目的在于,以中国现代文学作为借鉴,来建构韩国近代文学,同时建立反帝反封建的近代民主社会。近代转换期的中国现代文学肩负着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以文学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起点,以文学革命、革命文学、抗战文学为中心展开。包含日据时期（1910年-1945年）和解放时期（1945年-1948年）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同样也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民族使命,以近代化和解放独立国家为目标指向,经历了胎动期、发展期、深化及停滞期和复兴期的发展过程。本论文分析该时期在韩国发表的196篇批评,进行解释。胎动期为1920年代前半期,在该时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正式开始。梁建植、李允宰、李东谷、梁明等在该时期开始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译介与批评。梁建植在1920年11月号至次年2月号《开辟》上翻译发表了日本研究者青木正儿的<以胡适氏为中心的中国之文学革命>,此文是20世纪上半期韩国之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最早一文。之后,梁建植继续发表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译文及他所写的批评,十分积极地翻译了戏曲、诗歌、小说等作品。1920年代初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留学的李允宰在留学期间发表了有关中国社会、政治形势的政论以及介绍中国罗马字运动的文章,并翻译发表了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李东谷强调借鉴中国新文学建构运动中的思想改革与文学改革,以之作为他山之石。梁明参考胡适的新文学建构理论,则主张通过韩文的语文改革开展新文学建构。以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为中心的胎动期批评主要在1920年至1924年之间展开,以翻译日人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和中国本土文学革命的评论开始。其目的在于打倒封建旧思想和旧制度,从而建设近代社会、建构近代文学。该时期韩国批评家们特别关注胡适的文学革命理论与主张,翻译了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和<谈新诗>,另外,多数当时的戏剧、诗歌、小说等被翻译。该时期发表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有20余篇,《每日申报》上连载的梁建植译<人形之家>（中文名为《玩偶之家》）以《娜拉（（?））》（永昌书馆,1922）之名出版,李相寿译《人形之家》（汉城图书,1922）也出版。发展期为1920年代后半期至1930年代前半期,该时期留学过中国大学的批评家们非常活泼地展开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他们从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等多样的批评观点上展开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该时期主要批评家有柳基石、丁来东、金光洲、李陆史、金台俊等。柳基石以1925年2月在《基督新报》上发表<墨子与基督>为始,发表了许多无政府主义观点的文艺观,并在韩国最早翻译了鲁迅的<狂人日记>。丁来东和李陆史正式开启了对鲁迅文学的相当深度的批评,金光洲发表了以中国现代戏剧和电影为中心的批评。如此,20世纪上半期中发展期成为韩国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最活泼的时期,该时期发表的中国文学批评数量达到100多余篇,另外,开辟社还出版了《中国短篇小说集》（1929）。深化及停滞期为1930年代至1945年解放之间。该时期,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毕业生们开展了社会主义倾向的批评。然后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相当萎缩了。金台俊从1930年代前半期开始进行社会主义观点的批评,接着他裵澔、李明善等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出身的批评家以大学为中心开展了讲台上的中国文学批评。从1930年代至1945年解放以前,他们发表的社会主义倾向的批评共计30余篇,而从中日战争爆发至解放之间发表的不分观点的所有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仅有30余篇。复兴期为1945年8月解放至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之间。解放之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再次迎来复兴时期,在此短暂的5年之间韩国文坛共发表了 42篇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除了在前阶段开始继续活跃的丁来东、金台俊、李明善等之外,尹永春开展了活跃的批评活动。该时期,李明善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集》（宣文社,1946）、《鲁迅杂感文选集》（未出版,1949）,金光洲·李容珪共译的《鲁迅短篇小说集》（1·2辑）（首尔出版社,1946）,尹永春的《现代中国诗选》（青年社,1947）,《现代中国文学史》（鸡林社,1949）等诸多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着作也纷纷出版。对以梁建植为中心的第一代批评家的192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学界从“翻译、翻案与近代文体的实验”,“经过日本的同时代性中国现代文学译介”,“殖民地知识分子悲伤的现实和理想主义的世界创造”以及“韩国近代中国翻译文学史的奠基”等方面高度评价了其积极意义。与梁建植同时期,李允宰、李东谷、梁明等批评家为建构近代思想以及近代社会体制,非常关注中国的思想革命和社会变革、新文化运动,并将其介绍到韩国社会及文坛。在他们之后,1930年代以来,曾在中国留学并接受学术训练的丁来东、李陆史、金光洲、金台俊等批评家们正式开始了学术性、系统性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他们的批评并不仅仅局限于日本研究者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成果,他们深刻思考祖国的解放和新国家的建设,并以此为视角来看待中国现代文学。之后,在解放时期尹永春也是同样为了新国家的建设从基督教的视角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了批评。包含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意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肩负着反帝反封建之历史使命的近代转换期,推动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文学实践的通道:以建设反帝反封建的民主社会和建构近代文学为目的的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展开,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家们通过译介和批评中国新文学运动来追求韩国社会的思想革命和近代文学建构;第二、通过文学批评知识分子对殖民地现实的愤怒和内在抵抗的表达:虽然在日本帝国主义强迫之下韩国的知识分子不能公开反对或抵抗日帝,但他们通过批评半殖民地情况下的中国现代文学,迂回地表露出对帝国主义的抵抗和批判精神;第三、通过小说和戏曲来追求以平民文学为中心的近代指向和近代文学建构:从封建时代传统文学的贵族文学脱皮,关注以俗文学、民间文学为中心的平民文学。虽然日人研究者们关注以小说和戏曲为中心的中国平民文学,但他们注重元曲、明清小说等古典文学。梁建植以来韩国的批评家们继续关注以小说、戏曲和新诗等平民文学为主的中国现代文学;第四、对近代文体的实验及对语文改革的影响:韩国的言文一致运动比中国的白话文运动开始得更早,但中国的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近代韩语语文规范化的确立。1917年发表的李光洙的《无情》已相当达成言文一致,但到1940年代横写、韩文专用等问题还没完成。韩国批评家们借鉴中国罗马字制定运动,想推动韩语语文改革;第五、在文学的想象空间再现的理想乡的精神世界与新国家建设的理想和实践: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家们在批评空间展现出他们对祖国解放和独立的理想以及建设新国家的理想。他们从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基督教信仰等自己的批评观点,通过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展现出建设新国家的理想;第六、对正义和博爱的追求以及爱国精神的表达等:韩国的批评家们通过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展现出真正的爱国精神。他们基于人的尊严和自由,超越狭隘和歪曲的爱国主义,追求正义和博爱的终极价值。抗日运动期间独立运动家们展现的精神不仅仅局限于反日,反而他们主张了弱小民族的联合来共同推动反战、反帝国主义以及恢复世界正义和维护东亚和平。包含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文坛及社会中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是指向解放、独立国家建设和近代民主社会建设的文学实践。其核心的文学精神是‘抵抗与批判’,通过抵抗与批判来追求的终极价值是正义与博爱的恢复。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指向对殖民统治的间接抵抗和近代文学及近代社会建设,也包含着祖国解放以及新国家建设的理想。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韩国批评家们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之意味并不局限于单纯的文艺批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批评是知识分子应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文学实践。该文学实践的基本精神是对社会不义和压抑人的尊严的‘抵抗与批判’,并且对歪曲的现实之抵抗与批判追求的终极指向是‘正义和博爱的实现’,即人本身的尊严价值。

吴新苗^[3]（2020）在《京剧新兴与文人创作——论道光时期皮黄剧本《鸳鸯镜传奇》》文中研究指明顾际盛与柳桥居士合着的《鸳鸯镜传奇》,是一部道光时期京剧新兴之际的文人皮黄剧作。《鸳鸯镜传奇》的情节设置和审美表达,剧本体制和形态,都带有学习模仿京剧舞台演出实际情形的鲜明特征,体现了作者遵循剧种文化特色和舞台艺术特征进行创作的理念,我们称之为"拟台本"创作观。这种创作观,不仅使得该剧反映了早期京剧文学（舞台）形态从而具有独特的文献价值,对人们认识戏曲文体嬗变以及戏曲创作规律也提供了重要启示。

姚祎鑫^[4]（2020）在《论新世纪以来小说中的戏曲元素》文中指出小说和戏曲两大艺术形式,源远流长,相伴而生又共同发展,历来被认为有着同源异流、互相渗透的血缘关系。在古代文学尤其是明清文学中,戏曲源源不断地滋养着小说,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时至现当代,戏曲艺术步入边缘化困境,对小说的影响也相对减少。直至新世纪前后,随着文化寻根、振兴传统文化的潮流,戏曲再次焕发生机和活力,小说创作中的戏曲元素不断涌现,小说与戏曲的关系再次贴近与交融,这一现象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本文以新世纪以来小说中的戏曲元素为研究对象,在梳理整合新世纪小说中戏曲元素呈现形态的基础上,运用小说叙事学和戏曲美学等理论,对戏曲元素在小说中的叙事功能和美学功能加以探究。并从跨艺术形式的角度,阐述新世纪小说借用戏曲元素对文学发展和戏曲传承的意义和价值。以期对小说与戏曲关系的整体研究有所丰富,对新世纪小说中戏曲元素的研究有所深入和创新。论文绪论部分主要对“戏曲元素”进行界定,并简述戏曲与小说的历史关联,为下文对新世纪小说中戏曲元素的研究作铺垫。论文主体部分分为四章。第二章梳理分析新世纪小说中戏曲元素的呈现类型,全章将小说中的戏曲元素呈现形态归纳为梨园人物和梨园生活的刻画、戏曲音乐和故事元素的融入、戏曲文学理论和技巧的渗透三大类型。在举例和比较分析中,既对新世纪小说中戏曲元素的多样化表现进行整合,又着力展现其呈现形态的特征。第三、四两章分别论述新世纪小说中戏曲元素的叙事功能和美学功能,尝试既从点的角度分析戏曲元素不同的叙事和美学功能,又从面的立场把握它们的差异与联系。其中,第三章由小说和戏曲的叙事共性切入,择取新世纪小说中戏曲特色突出、具有一定叙事成就的作品,从叙事内容、结构、视角三个维度论述戏曲元素在小说中的叙事功能。第四章则从戏曲诗性美学、地域美学、悲喜色彩三大美学特征出发,运用美学理论结合小说文本,探究戏曲美学特征在小说中的影响以及戏曲元素对小说美学风格的作用。最后一章则将目光延伸至小说和戏曲两种艺术相互影响的层面,着眼于新世纪这一特定时期内二者的发展现状与前景,探讨戏曲元素进入小说这一跨艺术现象于小说和戏曲的意义和价值。

王瑜瑜^[5]（2020）在《别开生面——试论元杂剧与中国戏曲诗性美学特征的奠定》文中指出一张庚先生在《关于剧诗》中说:西方人的传统看法,剧作也是一种诗,和抒情诗、叙事诗一样,在诗的范围内也是一种诗体。我国虽然没有这样的说法,但由诗而词,由词而曲,一脉相承,可见也认为戏曲是诗。戏剧在我国之所以称为戏曲,是与拿来清唱的抒情或叙事的"散曲"相对待的,这样看来,我国也把戏曲作为诗的一个种类看待。[1]这一论断源于中西视野的比较,也源于对于中国戏曲审美特质的敏锐把握。中国戏曲形态十分丰富,有些形态可能并不以文学性见长,但

陈芳^[6]（2020）在《邓志谟小说戏曲研究 ——兼论小说与戏曲关系》文中指出邓志谟是晚明比较有代表性的通俗文学作家,编写“三记”小说《飞剑记》《咒枣记》《铁树记》,戏曲《五局传奇》,《山水争奇》《花鸟争奇》《风月争奇》《蔬果争奇》《童婉争奇》等,这些作品的内容富有趣味,文体较为新奇,受到不少学者关注。由于某些限制,诸如材料不可见等问题,学界对其研究主要集中在《飞剑记》《咒枣记》《铁树记》三部小说,几部“争奇”研究相对较少,戏曲方面的成果仍然匮乏。研究邓志谟及其作品有助于了解不同类型作家的创作特征,特别是对晚明通俗文学的创作情况有更多认识。本论文据《稀见明代戏曲丛刊》所收邓志谟的传奇、杂剧及相关资料,对其小说、戏曲、“争奇”进行系统研究,分析邓志谟小说戏曲内部、外部关系。论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绪论主要分析邓志谟及其作品的研究现状和选题缘起,说明邓志谟的作品研究尚存在许多问题,譬如《飞剑记》《咒枣记》《铁树记》三部小说的类型及文体界定、“争奇”的文体及作者界定、戏曲的结构体制及创新等。第一章主要对邓志谟的生平经历及着述交友情况进行讨论。邓志谟博学多识,年轻时游历四方,中年遭遇变故,不得不入闽寓旅书林,以写书为生。邓氏长期活跃于文坛,编写大量作品,其身份应为书坊主作家。第二章主要讨论“三记”小说类型及文体特征。“三记”选取仙道题材,但并非出于宗教目的创作,在类型上划入仙道小说更合理。文体上分卷分回、结构简单、较强的拟说书风格,呈现出“章回化话本”的特色。第三章主要讨论“争奇”文体、“争奇”中杂剧作者及溯源。“争奇”文体是小说,其中的“杂剧”系创作,“争奇”中的杂剧《秦楼箫引凤》《唐苑鼓催花》《折梅逢驿使》《见雁忆征人》《幽王举烽火》《龙阳君泣鱼固宠》《青楼访妓》是邓志谟所作单折剧。第四章主要对戏曲思想内容、结构体制及艺术特色进行讨论,指出其戏曲南北曲并用、分卷、分出标目、末上开场等体制特点与晚明整体戏曲创作情况相仿。形式上,运用百种骨牌名、药名、花名、鸟名作为人物名字体现作者对“新奇”的不懈追求。此外,内容上的“情理统一”可见作者在传统“情理冲突”模式下的创新。第五章主要对邓志谟小说、戏曲内外部关系进行分析,指出邓志谟的小说、戏曲创作表现出相似的创作习惯、明显的模式化、以及“以娱为主”的创作倾向。小说戏曲外部关系表现在题材的因袭,双线结构和程式化出目,以及传奇为才子佳人小说创作提供了较为典型的参考范式,“争奇”极大地打破了小说戏曲文体界限。结语部分对邓志谟通俗文人的创作身份、创作价值、局限作了总结,认为邓志谟的创作心态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晚明中下层文人的创作状态,具有一定代表性和典型性。

杜媛^[7]（2019）在《杨宪益与戴乃迭《长生殿》译本中戏曲翻译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典籍外译热持续升温,外译作品多是经史子集,古典小说等。进入21世纪,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的交流更加密切频繁,且方式多种多样,越来越多中国其他不同类别的文学作品被译出与广大外国读者见面,例如戏曲文学作品译出数量明显增多。期间诞生了许多优秀的翻译家,杨宪益和戴乃迭便是其中的代表。杨宪益,戴乃迭夫妇作为近代中国典籍外译的专家学者在国内外享有盛誉。对二人译作的研究论文也逐年增多,但对他们戏曲文学英译本的关注和研究尚显匮乏。另外在翻译研究领域,对戏曲文学翻译的研究一直不是主流,且缺乏对应的理论与研究方法,研究现状比较混乱。基于此,本文通过分析杨戴译学生涯,二人《长生殿》英译本的翻译理念与翻译的文化学派的关系,提出要重视戏曲文学本体特点,从清代传奇戏曲文体学这一新的研究视角来对《长生殿》杨戴译本进行评析,并提出中国戏曲文学翻译必须注重原文本的戏曲文学特性,在明确翻译本体的前提下再进行翻译实践活动,要做到对戏曲文学本语言和风格的忠实。

余星星^[8]（2019）在《高中语文戏曲文本教学研究》文中指出戏曲作为一种独具魅力的综合性艺术样式,无论是在文本样式、呈现形态等文本层面,还是在民族文化认同、审美移情、道德教化等精神层面都有着无可替代的教学价值和现实意义。尽管戏曲已然登上了高中语文的大雅之堂,但显而易见的是,它在整个文体教学生态中所处的位置何其尴尬、何其边缘。这与历版语文教材中的戏曲选篇数量较少且单一,教师与学生都不重视戏曲文本学习密切相关。在现今戏曲教学中,教师存在以高考为纲轻视戏曲教学、因文体不清导致教法失当、戏曲素养缺失致使审美遗憾,以及因课时紧凑无暇授受戏曲这四类主要问题;学生在多样文化冲击下对戏曲少有兴趣,又或因学业繁重无心于戏曲、有兴趣的又因为戏曲选篇有限而余趣未足。在这三重困境中,戏曲教学要实现突围应从转变各方观念入手,提高教育部门的重视力度、提升教师教学素养和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而后,在具体的教学策略中,教师可以从四个方面进行重点突破:一是基础先行,建戏曲知识框架;二是含英咀华,品戏曲语言之美;三是澄怀味象,察曲文人物之奇;四是以意逆志,悟戏文情志之贵。

牛国森^[9]（2018）在《明代戏曲批评文体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明代戏曲空前繁荣,不仅产生了大量的戏曲作品,而且衍生出数量众多的理论文本。明代戏曲批评理论在内容和思想上的丰富雄厚,使得学者容易忽视其批评方式的千姿百态。然而通过研究发现,明代戏曲批评的言说方式,即戏曲批评文体是在特定的文学、文化下形成的,其中蕴含着批评家的文学观念、批评态度、审美精神等,值得研究者对其进行深入的探究。本文共分六章。前有绪论,阐述戏曲批评文体的研究价值和意义,并整理前人所研究的理论成果。可以看出,目前学界对于戏曲批评文体的关注度逐渐加强,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多集中于专体的研究,详细的探究一种文体的内容与形态,而对于共时的多种批评文体的研究成果较为贫乏。第一章主要是对于批评文体概念的界定,并对明代戏曲批评的背景进行简要的论述。批评文体的产生与发展与时代的文学、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而明代俗文化的繁荣为戏曲批评文体提供了土壤。本文参考郭英德对于文体结构的划分,从体制、语体、体式、体性四个方面来分析明代戏曲批评文体的特征。第二章分析了明代序跋类文体批评的内容与文体形态特征,戏曲序跋数量巨大,内容极为丰富,序文用以自序其意、评赞他作,跋文用以总结内容、阐发领悟,序跋都重视戏曲理论的阐述。戏曲序跋在文体形态上体现为灵活的篇帙结构、夹叙夹议的写作手法、情文并茂的文体风格。第三章论述了明代目录类文体批评的作品和文体形态,目录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拥有悠久的历史,所以文章首先对目录文体的产生进行了溯源。之后分析了历史上的戏曲目录作品,重点阐述了明代戏曲目录的内容及文体特征,研究发现明代目录具有灵活有序的体制、简洁、严谨的批评风格、朴素准确的语体等特点。第四章分析了明代戏曲评点类文体的兴起、结构与文体形态特征,评点的功能在于作者通过对戏曲文体的圈点、品评达到剧旨阐释、“关目”推敲、曲词品鉴的作用,其批评文体具有“概括与具体结合而以具体为主,鉴赏与批评并行而以鉴赏为重。”的特征。第五章探讨了明代曲话类文体作品的发展与文体形态,首先对曲话文体界定为以“笔记体写成、兼具批评与资料性质的论曲之作”,从而根据考察明代戏曲批评作品,从中得到明代曲话体13篇。通过对具体文本的研究,看出曲话文体形态上具有形式灵活,笔调轻松的特征。第六章总结了明代戏曲批评文体的特征,从体制、语体、体式、体性四个方面展开论述,由此发现,明代戏曲批评文体在体制上呈现出文备众体、语体上表现出文学性和诗意化、体式丰富多样并具有强烈的论争色彩、体性上不同文体表达出不同审美精神。从而对于明代戏曲批评文体的特征进行了粗略的概括。

刘二永^[10]（2017）在《中国古典剧论中的叙事理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叙事是指叙事者通过某一种或几种媒介以一定的方式对事件进行组织的活动,叙事理论研究一切与叙事以及故事相关的因素。中国古典戏曲理论中蕴含着丰富的叙事思想,这些思想散落在理论专着、曲话、曲品、剧品、评点、序跋、凡例、杂文、日记、书信等各种理论形态中,其碎片式的呈现特点,使其像散珠未串,缺乏统一的条贯;个别论说则引弓不满,缺乏理论的深度,故深入、系统地对其进行挖掘、梳理、探究颇有必要。且对这些思想的挖掘研究,不仅有助于加强对我国古典戏曲的理解,也有利于把握中国古典戏曲叙事的经验与教训,促进当代戏剧叙事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本论题主要依据《新编中国古典戏曲论着集成》、《中国古典编剧理论资料汇编》、《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这三部理论汇编,同时广搜其它相关理论着作、资料,对其爬梳剔抉,寻求出与戏曲故事及其呈现相关的理论的蛛丝马迹,在中国传统叙事理论及戏曲叙事观念的观照下进行分析、提炼,挖掘出中国古典戏曲理论中的叙事成份,再对这些不完整的、零散的叙事成份以叙事理论内在的逻辑理路以及戏曲及理论的历史发展线索进行合理的推衍、融合,从宏观到微观以为什么叙、叙什么事、如何叙、用什么叙为视角将其梳理为叙事观念目的及要求、叙事内容、叙事动作和叙事媒介这四大部分,希求彰显中国古典戏曲叙事理论的完整性、系统性与民族性。从宏观视角来看,古典戏曲理论中体现出以情节为本位的叙事观念,以及传奇事以广为流传、写情以动人情、寄寓伦理道德以助风化的叙事要求与目的。从微观视角来看,在叙事内容方面,就“事”而言,古代剧论家们对古典戏曲故事内容的丰富性、取材的广泛性有深刻的认知,同时表现出“据实贵于杜撰”的取材观念和“用之贵虚”的处理本事的态度;就“人”而言,剧论家们认为戏曲故事中的人物形象应具有“类型的极致化”特征,人物在故事中,以自已的动作展现故事,也以自已的视角叙述故事,且不同类型的人物在故事中分担不同的叙事功能;在叙事动作方面,主要探究了叙事动笔之前的整体布局与具体叙事过程中的组织情节这两个主要动作。剧论家们表现出强烈的布局意识,在对剧作整体布局的品评中体现出“二元中和”的美学原则,在组织情节时又要求围绕集中性、联贯性、节奏性及曲折性四大原则,同时,对作为结构主要部分的开头与结尾的布置进行了相关要求与具体指导;在叙事媒介方面,主要研究作为文学叙事媒介的语言与场上叙事媒介的脚色的相关论说,具体剖析了各种媒介自身的不同内涵与叙事功能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以及在承担叙事任务时不同媒介之间的关系。戏曲的舞台性兼文学性的特征决定了语言“文而不文,俗而不俗”的整体风格。曲、白作为中国古典戏曲叙事的两大语言媒介,各自承担着不同的叙事任务,同时又相互倚助、互相推动。另外,作为舞台提示的科介对人物前后的行动以及事件的发展可起到连接、贯串的作用,具有幽默性质的插科打诨又可起调节演出的节奏、活跃场上气氛的作用,为叙事的接受作出铺垫。这些媒介在叙事过程中有机地组合在一起,共同完成戏曲叙事的任务。场上表演中扮演人物的脚色对戏曲文本的叙事也起着重要的决定与影响作用,每个脚色自身不同的品性、气质及其在整个脚色中的地位,切合并标志着其所扮演的人物的品性、气质以及在故事中的地位。同时,脚色自身的内涵又决定并约束着故事中人物的言行。中国古典戏曲叙事理论是我国古代众多剧作家在创作中、舞台上多次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与教训,也是众多理论家对创作及演出等戏曲实践的理论认识,这是我国古典戏曲以及古典文化中极有价值的令后人为之感到自豪的一宗遗产。其形象性的呈现特点,大大增强了理论的易解性与可接受性,故使其具有强烈的实践指导性,为当时的戏曲叙事活动及其它戏曲活动起到了很好的启发与指导作用。置于当下,这些理论内涵对戏剧创作及批评同样有着不可忽视的指导与借鉴意义。

二、论中国戏曲文学的文体特征（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中国戏曲文学的文体特征（论文提纲范文）

（1）新时期以来“现代戏曲”论争与反思（论文提纲范文）

（2）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京剧新兴与文人创作——论道光时期皮黄剧本《鸳鸯镜传奇》（论文提纲范文）

（4）论新世纪以来小说中的戏曲元素（论文提纲范文）

（5）别开生面——试论元杂剧与中国戏曲诗性美学特征的奠定（论文提纲范文）

（6）邓志谟小说戏曲研究 ——兼论小说与戏曲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7）杨宪益与戴乃迭《长生殿》译本中戏曲翻译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高中语文戏曲文本教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明代戏曲批评文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中国古典剧论中的叙事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论中国戏曲文学的文体特征（论文参考文献）

• [1]新时期以来“现代戏曲”论争与反思[J]. 康建兵. 新世纪剧坛, 2021(03)
• [2]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D]. LEE W00NG. 山东大学, 2020(08)
• [3]京剧新兴与文人创作——论道光时期皮黄剧本《鸳鸯镜传奇》[J]. 吴新苗. 文学遗产, 2020(05)
• [4]论新世纪以来小说中的戏曲元素[D]. 姚祎鑫. 浙江工业大学, 2020(03)
• [5]别开生面——试论元杂剧与中国戏曲诗性美学特征的奠定[J]. 王瑜瑜. 剧作家, 2020(03)
• [6]邓志谟小说戏曲研究 ——兼论小说与戏曲关系[D]. 陈芳. 兰州大学, 2020(12)
• [7]杨宪益与戴乃迭《长生殿》译本中戏曲翻译思想研究[D]. 杜媛. 中国戏曲学院, 2019(02)
• [8]高中语文戏曲文本教学研究[D]. 余星星. 江西师范大学, 2019(01)
• [9]明代戏曲批评文体研究[D]. 牛国森. 陕西师范大学, 2018(01)
• [10]中国古典剧论中的叙事理论研究[D]. 刘二永. 山西师范大学, 2017(07)

标签：文学论文;  长生殿论文;  翻译文学论文;  中国现代文学论文;  艺术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