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政府廉洁政府

一、新加坡政府廉政举要（论文文献综述）

孙帆^[1]（2021）在《儒家廉德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文中提出

汪洋^[2]（2019）在《两份《党内政治生活准则》的比较研究 ——基于政党适应性的视角》文中指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是国家建设与执政党自身建设之间存在的政治逻辑。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提出工作重心的转移,于1980年出台《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提出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战略,于2016年出台《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本文认为,以《准则》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过程,实质上是以保持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为前提,以克服执政危机为主要任务,以实现长期执政为最终目标的管党治党实践过程。政党适应性理论研究的是政党这一主体能动地适应内外部环境变化、不断克服环境危机从而扞卫核心利益的能力。制度化建设是政党强化适应性的重要保障。本研究旨在运用政党适应性理论,通过分析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面临的执政环境危机,以及《准则》作为执政党对于环境变化的回应、其内容导向性的差异,探讨中国共产党在不同的历史与时代背景下如何通过两份《准则》的相继出台、完善党内法规制度化建设并强化政党适应性,以克服执政危机、应对长期执政考验。本文核心观点是:“新形势”寓意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执政环境变化,具体包括党情、国情与世情,而非仅指目前党内存在的组织危机;不同时期的执政环境危机倒逼中国共产党以出台《准则》的方式推动政党适应性变革,在克服党内危机的前提下凝聚改革共识、巩固合法性基础并扞卫已取得的执政地位。对中国共产党而言,不同时期其所面临的执政形势存在鲜明差异:十年浩劫后,发展党内民主、平反冤假错案与扩大执政绩效并追赶国际步伐成为执政党面临的紧迫任务;而当下执政党亟需整治管党治党宽松软现象、严惩腐败并抵御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准则》对执政党强化适应性的作用在于:一,适应克服党内危机的需求。增强党内凝聚力是出台《准则》的内在动因;二,适应外部执政环境的变化。凝聚改革共识、推动政策调整以巩固合法性基础是出台《准则》的外部动因;三,适应长期执政的核心目标。巩固长期执政地位是中国共产党的核心利益,也是两份《准则》相继出台背后的深层逻辑。《准则》共同推动执政党的自我革新、加强长期执政能力建设,从而适应政党现代化转型需求,应对长期执政考验。实现自我革新可视为西方政党适应性理论在中国情境下的另一种表述。本文认为,两份《准则》的文本内容存在继承性与创新性,但1980版《准则》的实际效力已经为2016版《准则》取代;《准则》作为执政党主体对于环境变化的回应,其内容变化也反映执政环境的变迁。当下仍需进一步推动政党制度化,完善党内决策层与社情民意的沟通反馈渠道、以提高政党对于环境变化的监控能力;并推动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体系相衔接、提高党的依法执政能力;同时仍需强化制度的执行力,以此增进政党对于环境变化的适应性。

成春艳^[3]（2019）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制度建设创新研究》文中指出党的制度创新是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重大理论之一,从理论上加以研究和回应是非常必要的。要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根本上讲,要注重党内制度建设,充分发挥制度的规范作用,而制度建设的关键在于制度创新。中国共产党从创建以来就把制度建设作为从严治党的重要保障。当前相关制度建设已取得很大进展,但制度执行效力不足,制度之间系统集成性较弱、巡视制度以及考评监督机制不健全等问题还影响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因此,从制度建设视域对政党治理问题进行考察,厘清其现实存在的问题,进而从健全制度体系、完善巡视制度、细化制度规范、加强制度宣传及完善监督考评机制等方面探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创新,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效途径。本论文以全面从严治党路径创新为视角和切入点,提炼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在制度创新方面的经验与规律,分析了当前从严治党中存在的制度问题及原因,进而提出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视野下制度创新的指导思想、理论基础,从而深入探讨新时代下全面从严治党制度路径的选择,以此希望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可供参考的制度建设意见。全文内容分为六部分展开论述,第一章为绪论。对文章的研究内容、研究背景、意义及国内外文献综述进行说明,对研究方法、研究的创新点及重难点进行具体阐述。第二章为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对全面从严治党制度创新的相关理论进行梳理。第三章对全面从严治党制度创新的可行性进行深入分析,为制度创新提供可靠的基础。第四章对十八大以来从严治党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主要从巡视制度不健全,制度规定未细化完善,制度之间的系统集成性较弱,制度执行实效性较低,考评监督机制待健全,制度建设的刚性约束力不够等问题进行展开,并从制度设计、制度保障与评价、党内监督与思想观念方面分析出现问题的原因;第五章是本文的重点,即新时代从严治党下如何对制度建设进行有效合理的创新,以提出有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性的措施;最后一章为结论和展望,对本文的研究进行总结,以及总结自己研究的不足,并对新时代从严治党制度建设的相关研究进行展望。

林岫^[4]（2019）在《我国公务员诚信档案建设研究》文中指出公务员诚信档案记录公务员自身诚信信息,同时也是其选拔任用的重要指标。公务员诚信档案建设有利于监督公务员行政行为,维护政府的公信力。本文先从公务员诚信档案建设的基本概念入手,随后论述公务员诚信档案在经济、政治、社会中的重要性,又深入的论述了公务员诚信档案建设的目标、主要内容、原则以及指标体系,其中指标体系是建设的重点,并为后文探讨公务员诚信档案建设现状、问题、原因奠定基础。论文最后论述了公务员诚信档案建设的对策建议,希望能对我国公务员诚信档案发展起到建设性作用。

谢伟^[5]（2019）在《国家治理的中国特色及其逻辑基础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从阶级社会和国家产生以来,治理和国家治理是随之伴生、客观存在的重要政治现象。国家治理的本质是通过国家职能运作的过程,缓和阶级矛盾,发展社会生产,维护社会的稳定和秩序。在社会主义之前的阶级社会里,国家治理在社会性基础上,具有突出的阶级性这一根本属性。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国家治理更加强调其社会性,即通过一系列的治理行为更好地促进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的发展。关于国家治理的概念、研究和理论均源自西方,特别是自20世纪90年代成为西方政治学界的热点话题。然而,中国的国家治理并没有照搬照抄西方的理论话语体系。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没有停止对符合中国实际且科学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的探索。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国家治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紧密结合,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适合后发展国家特点的治理模式。特别是4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充分吸收借鉴了西方治理理论的有益成分,汲取了中华五千年优秀文化传统,立足于中国实际形成一个中国化的理论命题,有着鲜明的中国话语与中国内涵,是中国共产党对现代治理理论的原创性贡献。特别是提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概念是中国共产党的首创。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建国70年,改革开放40年,中国国家治理以实现经济发展、国富民强以及长治久安为目标,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全面转型。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作用,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道路和方向,完全符合、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必然规律。在国家治理的实践中,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和体制优势,坚持整体性治理,强调各地区、各领域均衡发展,强调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同步推进,在处理中央与地方,党和政府、改革发展稳定等一系列重要辩证关系过程中体现了中国气质、中国优势。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现了国际潮流,借鉴了世界文明的成果,西方国家治理文明中强调的加强民主建设、加强法治建设、加强治理各相关主体的协调协作等核心要素,都是中国在国家治理过程中自发遵循的治理要点。但是,作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在国家治理中通过特有的政党制度,特有的人民主体地位,特有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特有的目标协同,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国家治理模式。之所以形成上述鲜明的中国特色,具有其充分的生成逻辑。从国家内在结构而言,西方国家治理强调多元主体治理,而中国国家治理通过其特有的结构特点,走出了与西方多元治理不同的共治共享的成功模式。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加强党的领导始终是国家治理的核心,通过党的建设,不断提升执政党的执政水平,为国家治理把握好航向。中国特有的体制要求正确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中国的治理既强调中央的权威,又坚持充分保障地方的利益,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最终实现了中央与地方的共赢,也确保了国家的统一和稳定。法治是当代国家治理的潮流和必要条件,国家治理法治化同样是中国国家治理的关键问题,并在实践中走出了更加符合社会主义特质和人民利益的法治中国之路。从治理理念来看,中国的国家治理建立在理论自信基础之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对于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治理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与此同时,中国的国家治理也是开放包容的治理,国家治理遵循和吸收借鉴了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治理的成功经验,汲取他人所长,顺应全球潮流,并在实践中形成了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理论,这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理论升华和理论创新。从生成逻辑来看,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和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也是历史的必然,我们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道路和方向,这是中国国家治理的前提和关键,是经过革命和建设实践检验的正确道理,是中国国家治理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更是中国特色的重要生成逻辑。同时,中华五千年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国家治理理论渊源,对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具有重要的现实作用,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治理文化的核心理念也是国家治理取得目前成就的重要原因。总之,中国的国家治理之所以能够走出一条与西方治理理论完全不同的成功之路,有历史、有制度、有理论、有国际环境等多方面的原因,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中国模式造就了当前治理的初步成功。展望未来,国家治理的目标是现代化,实现现代化也是中华民族的不懈追求和伟大梦想。只有深度把握中国国家治理的优势和特色所在,才能进一步增强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更加准确体会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丰富内涵,深切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逻辑生成,真正推动和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

王卫兵^[6]（2018）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指的是长期以来在党组织内部形成的且应该具备的关于廉洁的理论、作风、制度以及党员关于廉洁的态度、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的总和,归属于党内优秀政治文化,引领着整个社会的廉洁风尚。中国共产党的廉洁文化不仅仅是一种道德修养文化、社会价值文化,更是一种政治准则文化。它是对全体党员的道德要求、价值规范和政治约束,为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重要的文化支撑。2015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这是“党执政以来第一部坚持正面引导、面向全体党员的规范全党廉洁自律工作的基础性法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的颁布实施,不仅体现了我们党对廉洁价值的高度重视,而且也为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制度保障。廉洁文化是一种客观存在,它一直以来是古今中外所探讨的社会命题。古希腊哲学家将廉洁看作是一种“善德”或者“正义”的价值理念,赋予其理性意义。古罗马思想家们从分权制衡的角度来确保掌权者的廉洁品行,并从“性恶论”“自私论”的人性假设出发,逐渐开辟出一条依靠法律、制度、分权制衡来约束人们腐败行为的文化路径。中国传统廉洁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廉洁文化观是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发展的两大源头。中国传统廉洁文化中蕴含着“以德养廉”、“以法促廉”、“勤政为民”、“崇俭戒贪”等丰富的廉洁思想,构成了中国传统廉洁文化传承发展的内在“基因”。马克思主义廉洁文化观主要展现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人的廉洁思想当中,成为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又一思想渊源。实现“正本清源”、“返本开新”,就是要以这两个源头为依据,不断挖掘出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廉洁观念,以彰显传统廉洁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廉洁观的当代价值。改革开放以来,依托于两个理论源头和优秀的党内政治文化,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不断开拓出新的理论和实践境界,形成了一些新的廉洁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加深了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思想理论内涵。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苍蝇”“老虎”一起打,重拳出击,惩治腐败,取得了显着效果,勾画出了“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廉洁文化发展框架。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取得了显着的发展成就,但是也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和挑战。面对市场经济环境下的种种诱惑,一些党员、干部开始放松了对自身的要求,背弃了党的宗旨,逐渐沉浸于享乐主义、奢靡之风中不能自拔,一步一步滑向贪污腐化的深渊,沦为党和国家的“蛀虫”和人民的公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发展所面临的挑战主要表现为:党员干部理想信念不坚定、政治信仰迷失、宗旨意识淡薄、思想观念落后、人生观价值观扭曲。因此,本文在直面问题的基础上,以铲除腐败为导向,以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廉洁文化为目标,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本文共分为七个部分:一、导论;二、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基础理论分析;三、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结构与功能;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发展状况;五、中外廉洁文化建设比较借鉴;六、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建设路径;七、结语。本文的导论包含四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研究背景和选题意义。第二部分是国内外研究前沿动态,包括国内研究现状和国外研究现状。第三部分是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第四部分是创新之处和研究难点。第一章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基础理论分析。本章首先对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相关概念进行了解析,探讨了廉洁文化、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等概念的理论内涵,对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与廉政文化、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与社会文化等概念进行了辨析。其次,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理论来源。马克思主义廉洁文化观和中国传统廉洁文化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形成的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直接理论来源。第三,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本质属性,即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是一种道德修养文化;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是一种社会价值文化;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是一种政治准则文化。第四,阐释了中国共产廉洁文化所具有的鲜明特点,包括人民性、民族性和先进性。第二章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结构与功能。本章首先探讨了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结构。根据政党文化结构理论以及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基本特征和内在属性,将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结构分为“三层次”“两类型”。“三层次”指的是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结构的物质层次、规范层次和精神层次,这是分析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结构的“经”。“两类型”指的是党员廉洁文化和党员领导干部廉洁文化,这是分析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结构的“纬”。经纬结合,构成了分析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结构的基本轮廓。其次,归纳了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在党和国家治理中所发挥的功能,即教育引导、优化创新、批判矫正和调控维护。第三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发展状况。按照“经验总结-问题归纳-原因分析”的研究路径,本章首先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发展的具体表现,包括始终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高度重视反腐倡廉建设、正风肃纪提升党员干部的廉洁品质、重视制度在廉洁文化建设中的根本性作用、明确党委和纪委在廉洁文化发展中的责任。其次,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即部分党员干部理想信念不坚定、政治信仰迷失、宗旨意识淡薄、思想观念落后、人生观价值观扭曲。第三,按照思想观念、反腐制度、权力运行和经济利益的分析视角,剖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发展问题所产生的原因。第四章中外廉洁文化建设比较借鉴。选取世界上具有典型特征的政党、国家和地区,从正反两反面总结了这些地方廉洁文化建设的经验教训,以揭示其对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建设的启示意义。首先总结了中国国民党（反面典型）廉洁文化建设的经验及教训。其次阐释了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香港地区（与中国大陆同属儒家文化圈）廉洁文化建设的经验和启示。最后,分析了世界上最清廉国家丹麦、芬兰、瑞典（正面典型）廉洁文化建设经验及启示。第五章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建设路径。围绕“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廉洁文化发展目标,从教育、制度、监督、利益四个维度提出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建设方略。本章第一部分提出要加强党员廉洁教育。包括加强廉洁教育主体建设;推进廉洁教育客体建设;丰富廉洁教育内容;创新廉洁教育方式;优化廉洁教育环境;实现廉洁教育的制度化。本章第二部分提出要加强廉洁法规制度建设。包括建立完备的反腐败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构建完善的权力制约和监督体系;建立科学的选人用人制度。本章第三部分提出要完善政治权力运行机制。包括建立科学的决策机制;实行有力的执行机制;健全有效的监督机制。本章第四部分提出要妥善处理党员干部正当权益与廉洁自律的关系。包括完善党员干部财产公示公开制度;健全党员干部合理利益保障与激励机制;打造“亲”“清”的新型政商关系。结语部分对全文进行了概况总结,归纳了取得的研究成果,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的发展前景进行了相关展望。

孙菲^[7]（2016）在《大学之道与现代政府廉政形象塑造》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形象彰显本质,本质是形象的底蕴,政府形象一般也是其本质的体现,但形象也会偏离本质。政府形象事关其凝聚力、影响力,事关事业的荣枯成败,事关其政治合法性。现代政府,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各级政府,其形象应当充分彰显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本质,如果形象偏离了本质,无论它的偏离程度有多大,都必须纠偏,其中政府廉政形象的塑造就是纠偏的基本路径之一。当下我国政府廉政形象在总体上是能够得到人民群众基本认同的,但也存在不少问题,政府廉政形象塑造确有必要,而且永远在路上。政府廉政形象塑造受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文化是影响政府廉政形象塑造最深刻也是最基础的因素。政府廉政形象的塑造有很多可资利用的思想文化资源,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就是极其重要的思想文化资源。《大学》是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之作,《大学》的理念和间架是现代政府廉政形象塑造极其重要的思想文化资源,启迪良多。《大学》之三纲：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为现代政府廉政形象塑造目标的建构提供了深刻启迪,《大学》之以修身为本的八条目：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及其对它们之间逻辑关系、递进和包容关系的把握,为以各级各类公务员为支点的现代政府廉政形象塑造路径的选择有着深刻的启示。政府廉政形象塑造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引领,同时必须扎根于传统文化之中,如此才能获得方向的正确性、文化的契合性、路径的适切性、结果的有效性。秉承《大学》之精髓,基于大学之道拓展政府廉政形象塑造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应用价值。

郑文宝^[8]（2016）在《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文章从传统政治伦理演变历程作为切入点,分析了传统政治伦理的内容和建构方法、路径,最后对传统政治伦理特点做了分析和总结。文章认为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是以儒家政治伦理为核心和主线的:春秋之前的历史阶段是传统政治伦理奠基期;春秋战国是传统政治伦理检验期;汉是儒家政治伦理的确立期、定型期;魏晋隋唐是儒家政治伦理检验期、传统政治伦理巩固期;宋明是传统政治伦理成熟期;明中叶至近代是传统政治伦理解构期。文章从纵向和横向两个视角对传统政治伦理内容进行了全面分析。就纵向视角而言,传统政治伦理可分为君道、臣道、民道三个方面。君道包括君主治国、治吏、治民三个层面;臣道包括身为人臣者的修己之道和忠君之道;民道是指作为百姓所拥有的顺民意识和义务观念。就横向视角而言,传统政治伦理可分为核心伦理、支持伦理、辅助伦理三个递进结构。核心伦理是指三纲而言;支持伦理包括忠、谏、廉等德目在内;辅助伦理包括五常、孝亲、气节等德目。传统政治伦理的建构既有方法论层面的指导,又有现实路径的有效推进。在方法上,传统政治伦理采用政学结合、官民结合的方式。在政学结合上,主要是政治与儒学结合;在官民结合上,主要是官员向下为民取向与为民者向上顺从意识的结合。在具体路径上,传统政治伦理从官员和民众两个层面进行建设。对于官员,主要在选拔和任用过程中来进行政治伦理规范;对于民众,训诫、读法等方式是政治伦理的养成路径,民风、民俗等方式是规范路径。中国传统政治伦理与西方对比而言,在内容上具有专政与民主、伦理与法治、整体与个体等诸多差异,在建构方面具有稳固与多变、性善与性恶等差别。就中国传统政治伦理自身而言,在内容上具有儒家主体性和政治伦理的多元参与等特点,在建构方面具有王权对政治的主导和政治与伦理的契合等特点。

任松峰^[9]（2015）在《儒家廉德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廉”是中华传统伦理的重要范畴之一。它既表示一种伦理道德操守,也表示一种治国理政思想。作为一个具体的道德德目,“廉”是一种“临大利而不易其义”的高尚品格,是做人的一个基本道德要求。对为官从政者来说,“廉”是他们在为官从政过程中必须要恪守的基本职业道德规范。“理官莫如平,临财莫如廉。廉平之德,吏之宝也”。同时,“廉”作为一种重要的治国理政思想,与“礼”、“义”、“耻”共同被视为是“国之四维”。《晋书·阮种传》中就说:“夫廉耻之于政,犹树艺之有丰壤,良岁之有膏泽,其生物必油然茂矣。”可以说,廉乃为政之本,能廉则政兴。“廉”是儒家政治伦理道德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儒家在“何为廉”、“为何廉”以及“何以廉”问题上有系统阐释。具体来说:从理论层面看,“廉”有“清廉”、“俭朴”之意,既是立人之大节,也是治国理政之基础。儒家廉德思想理论大厦的构建,是以天人合一思想为哲学基石,以民本思想为政治基石,以仁者爱人思想为人伦基石,以公私义利理欲之辨为价值基石。同时,儒家廉德思想的丰富内涵又主要是通过“俭”、“耻”、“孝”等具体道德德目进一步体现出来的。节俭是清廉的生活基础,俭可以助廉;知耻是廉洁的前提,知耻可以养廉;百善孝为先,孝是实现清正廉洁的重要条件,行孝可以促廉。从实践层面看,儒家在“廉德”的政治践行和养成路径方面也有具体论述。道德属于一种实践理性,伦理中的廉德需要官员在为官从政中得到践行。虽然“廉德”在政治践行中有多种表现形式,但《周礼》中所提“六廉”之概括颇为全面。“善”、“能”、“敬”、“正”、“法”、“辨”六个方面,既是对官吏进行考核的基本标准,也是官员践行“廉德”的重要依据。那么,官员“廉”之品德何以养成呢?在儒家看来,其基本途径:一是要坚持自我以德修身,实现以德养廉;二是要对其进行道德教化,实现以教育廉;三是要加强制度规范与约束,实现以制保廉;四是要重视法律惩治贪腐,实现以法促廉。从历史实际看,“廉”对于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廉能兴邦,贪则丧国。在中国古代,许多为官从政者积极践行儒家“廉德”之思想,成为受人敬仰的明君廉臣或清官循吏,他们为封建盛世和风清气正社会局面的出现起到积极地推动作用。反之,那些毫无“廉德”可言的贪官,非但没有对社会发展贡献“正能量”,反而遭到人民的唾弃,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近代以来,满清政府在内忧外患的双重打击下,最终走向的覆亡;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最后失去了在中国大陆的统治权力。虽然导致它们失败或灭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就在于官员“廉德”之尽失,贪污腐败严重。中国共产党代表了广大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秉持为民、务实、清廉作风。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自觉践行儒家“廉德”思想之要求,提出了一系列廉政理论,实现了政治上的清正廉明,进而赢得了对全国的掌控。从当前情况看,虽然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六十多年廉政建设的不懈努力,我国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重要成绩,但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历史是一面镜子,鉴往可以知来。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重视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的思想智慧,在全面推进社会改革的同时,坚持强力反腐,采取“老虎”、“苍蝇”一起打的方针,逐渐形成“不敢腐”、“不能腐”和“不想腐”的“三不腐”的反腐新思路。鉴于此,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借鉴儒家廉德思想智慧,来推进腐败治理“三不腐”的基本理路呢?具体来说,也就是要借鉴儒家“德主刑辅”思想,重视法律惩戒,以法促廉,推进“不敢腐”的廉政治理工作;要借鉴儒家“为国以礼”思想,重视制度建设,以制保廉,推进“不能腐”的廉政治理工作;要借鉴儒家“以德修身”思想,重视廉德养成,以德养廉,推进“不想腐”的廉政治理工作。总之,坚持道德自律与法律制度约束的他律相结合,预防与惩治相结合的防治腐败体系,真正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目标,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撑。

赵骞^[10]（2015）在《我国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的困境与对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作为一个重要的预防腐败、匡济廉政的手段,一直是人们热议的话题,它对官员腐败行为有一定的预防作用,这一点是被广泛认可的。当前我国正处在一个各类矛盾集中爆发的关键期,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也是老生常谈的问题,就是腐败问题。如今,一方面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反腐倡廉的呼声持续高涨,另一方面高层也非常重视对于反腐倡廉的制度建设,同时,前苏联失败的经验也不断地向我们揭示,腐败现象无时无刻不在危及着我党执政之根基。十八大以来,我国在反腐败工作上下了很大功夫,现阶段中央和地方利用巡视这把“利剑”发现腐败问题仍然较为严重。相对严峻的反腐局势要求我们要更加注重通过制度建设来对腐败行为进行遏制。然而,作为“阳光法案”重要组成部分的财产申报制度却似乎一直显得非常“含蓄”。我国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对这一制度的研究和探讨,历经20多年的探索,时至今日却仍然不见很好的成果。而同是华人地区的台湾,从财产申报制度“议案”的提出（1989年）到《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的制定（1993年）,前后总共仅历时四年的时间。那么,我国在探索建立这种制度的过程中到底遇到了什么样的主、客观困难,“阳光”为什么一直无法“照耀”中华大地,就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本文就旨在尝试解决这样的问题,通过文献研究和比较研究等方法对财产申报制度本身进行分析、对国内外现有制度和相关尝试进行比较和研究,以寻找出制约和限制我国财产申报制度施展出“拳脚”的因素,进而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全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从制度的定义、内容和理论依据入手,试图找出制度运转的基本逻辑,解决制度是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第二部分主要观察国内外现行的财产申报制度和相关尝试,一方面分析国外的经验和教训,一方面搜寻我国尝试所出现的问题;第三部分从出现的问题入手分析我国财产申报制度所面临的困境;第四部分的主要内容是基于前文的分析,对我国财产申报制度的构建和完善提出相关的建议。

二、新加坡政府廉政举要（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新加坡政府廉政举要（论文提纲范文）

（2）两份《党内政治生活准则》的比较研究 ——基于政党适应性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3）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制度建设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我国公务员诚信档案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国家治理的中国特色及其逻辑基础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大学之道与现代政府廉政形象塑造（论文提纲范文）

（8）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儒家廉德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我国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的困境与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新加坡政府廉政举要（论文参考文献）

• [1]儒家廉德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 孙帆. 青岛大学, 2021
• [2]两份《党内政治生活准则》的比较研究 ——基于政党适应性的视角[D]. 汪洋. 深圳大学, 2019(12)
• [3]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制度建设创新研究[D]. 成春艳. 广东海洋大学, 2019(02)
• [4]我国公务员诚信档案建设研究[D]. 林岫. 黑龙江大学, 2019(03)
• [5]国家治理的中国特色及其逻辑基础研究[D]. 谢伟.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9(02)
• [6]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研究[D]. 王卫兵.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7]大学之道与现代政府廉政形象塑造[D]. 孙菲. 南京师范大学, 2016(02)
• [8]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研究[D]. 郑文宝. 黑龙江大学, 2016(12)
• [9]儒家廉德思想研究[D]. 任松峰. 曲阜师范大学, 2015(12)
• [10]我国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的困境与对策研究[D]. 赵骞. 中共四川省委党校, 201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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