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市场经济与经济人的道德

一、道德的市场经济与经济人的道德（论文文献综述）

井浩^[1]（2020）在《经济理性和道德理性关系的辩证分析》文中研究说明

徐玉兰^[2]（2019）在《“利己和利他经济人”假说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合作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任何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增长以及文明的进展都建立在人与人之间合作的基础上,都是由人们的“合作剩余”所构成。但是,以“经济人”假说为理论逻辑起点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仅对“竞争”所带来的效率表示极大的关心,忽视了对合作该有的重视和研究。不仅如此,以自利、理性和“私恶即公利”为基本命题的“经济人”,无力解释以“囚徒困境”、亲社会行为和社会偏好理论为代表的合作问题,暴露了其理论假说的局限性和贫困性所在。合作是人类的基本行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应该忽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合作的研究。然而,科学的理论假说是理论研究的基础和前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想实现对合作行为的合理解释,则需要在对西方经济学旧“经济人”假说的贫困性进行修正的同时,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人性假说。本文试图以“利己和利他经济人”假说为视角,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合作进行研究和分析。首先,在构建新人性假说的层面,以移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基本理论假设——“利己和利他经济人”来实现对旧“经济人”的修正和超越。其修正性在于从整体上修正了旧“经济人”动机的唯自利论、目的效率与完全理性的理性观以及“私恶即公利”的完美市场论;超越性则在于“利己和利他经济人”假说的三个基本命题以唯物史观、辩证唯物主义基础而符合现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其次,在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合作的内涵下,总结和概括了基于利己性和利他性两类人性基础的合作,并论证了“利己和利他经济人”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合作人性假说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再次,在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的实践观指导下,以“利己和利他经济人”为理论假说,对合作形成的对立面“囚徒困境”进行了理论上的破解,并具体分析了其对市场经济制度的影响,主要包括共同所有权、公平的惩罚机制以及更高效率的隐性激励方式,从制度角度获得关于合作发生和维持合作的启示。最后,结合新经济人假说在制度安排方面对合作形成和维持合作的影响,从社会主义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阐述了对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合作的启示和建议。启示和建议在于:（1）在基本经济制度方面,要毫不动摇坚持公有制的主导地位,完善马克思主义现代产权制度以及坚持社会主义分配制度,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合作提供了基本制度支撑和保障;（2）在具体经济制度方面,要建立健全良好的信息公开与沟通机制以及公平而又有约束力的惩罚机制;（3）在企业内部制度安排方面,要以基于“利己和利他经济人”假说的新企业激励理论来完善现代企业内部制度安排,在多渠道和多途径上激发代理人的最优努力水平,提高企业内部的合作水平;（4）在社会政策完善方面,要充分激发和重视人的利他性社会偏好,以公平、信任的经济伦理观,以及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文化引导市场经济合作。

朱宝清^[3]（2019）在《“经济人”假设演变的三阶段论 ——以“类心理因素”的退却与复归为主线》文中认为学界对“经济人”假设的讨论一直是热门话题,此概念历来被当做经济理论的起点融入各自的范式研究,但对这一假设背后的“类心理学”传统的内核考究并未拓展开来。当前对“经济人”假设的滥用不仅是对早期和古典学者们所作探索工作的一种片面解读,也是对这一概念所引发的对经济主体所具备的行为前提和秉持的方法选择的一种视野局限。本文以人性、心理以及道德伦理等“类心理因素”在经济学视域的退却与复归为主线,对“经济人”假设的演变史进行详细梳理,辩证分析了经济学与心理学、伦理学支撑之间的关系,并指出这种分析视角和思维方式对构建行为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有重要意义。按照“提出—应用”、“应用—发展”和“发展—批判”的逻辑进路,本文将“经济人”假设在经济理论中的演变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经济人”假设“提出—应用”的古典时期。该时期事实上包括了两个分支,即经济现象分析与心理因素考量高度融合的“定性”研究和用抽象法将人类内因简化的“定量”研究,通过比较边际革命之前学者们的思想,发现在这一过程中经济主体的道德伦理与其经济追求是高度融合的,而在李嘉图的方法论影响下,“经济人”本质是“社会人”的一种蜕化。第二阶段,“经济人”假设“应用—发展”的新古典时期。经过边际革命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假设及方法论的重塑,“经济人”被作为核心假设嵌入主观主义心理分析与一般均衡下的数理分析,“经济人”在新古典框架中的资源稀缺性假设约束下蜕变为一个完全意义上的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纯经济人”。在此基础上出现的“经济学帝国主义”不仅严格继承了新古典主义的核心假设和思想,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经济学的“颠覆者”。第三阶段,“经济人”假设“发展—批判”的现代时期。具备完全理性的经济主体的行为非理性引发对经济学理论假设的重新思考与定位,对完全理性假设的批判导致非主流经济理论出现,其指出主流理论不能解释处在真实社会中经济主体的心理活动与社会性行为等缺陷,并以“有限理性”等思想试图重构经济学的前提假设。这种做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传统的“经济人”假设,但目前在体系建构的完整性和方法论选择方面仍存在局限性。在这种阶段性的演进中,亦伴随着诸如人性、心理、道德伦理等一系列不能加以准确分析的人类活动内因——“类心理因素”的缺失与复归,这也导致了经济学研究内容及方法论选择上的多元化。本文试图为经济学的“再心理化”提供一个思想史的支撑,使经济学重新回到“思考问题”的阶段,实现经济理论的“批判—再发展”,这其中便需要“类心理因素”在经济学视域内的复归。此外,从经济学研究内容、假设及方法论层面展望了“行为政治经济学”存在的合理性。

古璇^[4]（2018）在《生产性消费的伦理研究》文中指出生态危机已经成为21世纪人类文明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人们也早已意识到并致力于解决此问题,但并未得到十分有效的改善。究其原因,不合理的消费是造成生态危机的主要症结所在。人类的一切生产和生活在本质上都可以归结为消费活动,消费包括生产性消费和生活性消费。生产性消费主要是进行物质资料再生产,通过对生产资料和活劳动的使用和消耗生产出新的产品;生活性消费主要是通过对物质文化生活资料及劳务的使用消耗进行人类自身的再生产。传统的消费伦理研究主要是以生活性消费为切入口的研究范式。然而生态危机的根源主要是生产性消费环节的道德失范,直接生产过程中的道德问题层出不穷,异化了的现代生产方式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层面都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更具破坏性和毁灭性。因此,生态环境问题的研究应从生产性消费角度入手。关于生产性消费的伦理研究主要围绕两个维度展开。理论维度,对存在于生产性消费中“资本逻辑”的反生态性进行理性反思,分析出工业文明生产之线性非循环的片面思维方式导致了生产发展的不可持续。因此,生产性消费伦理应体现敬畏自然、保护生态的特质,即适度性、整体性和可持续性的原则;具有全局意识、长远规划的构架,即循环经济、再生资源产业和绿色消费的实践模式。生产性消费伦理的价值维度是追求综合效益的经济价值、遵循和谐之理的人本价值、维持公正稳定的社会价值、顺应万物和谐的生态价值之综合统一。实践维度,从道德主体的塑造与生产性消费伦理的构建两方面展开。一方面,对企业、政府和个人这三个层面的生产性消费道德主体深入分析:与生产消费环节联系最紧密的企业,在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生产和追求自然环境的生态效益之间如何进行正确的价值认定、利益取舍并塑造企业伦理文化很重要;在整个社会生产消费活动中承担思想引领和道德规范的政府,如何自我定位,如何有效协调各经济活动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并在全社会倡导发展绿色生态消费伦理是关键;作为微观层面直接行为个体的人,在实践中形成对自身与自然关系的正确道德认识,使之行为顺应人与自然的和谐之道,是生产性消费活动符合伦理、契合道德规范的最直接因素。另一方面,通过道德教化规范生产性消费行为,实现道德主体从经济理性向生态理性的转换,在全社会形成生态文化认同,并依靠伦理制度和法律制度的有效规范,使得生产性消费活动呈现正确的价值引领和伦理向度,以此构建既促进生产发展、又符合生态效益的生产性消费道德规范与伦理秩序。把着力点置于生产性消费环节,实质是将解决生态的问题前置,从环境恶化的源头剖析和解读。以伦理的角度引导生产性消费活动,用道德的规范约束生产性消费行为,形成走向生态文明之路的生产性消费伦理,这也是伦理学在人类社会生产活动过程中发挥作用的现实依托。

刘登森^[5]（2018）在《布坎南的“经济人”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詹姆斯·M.布坎南（James McGill Buchanan,1919—2013）是美国着名经济学家和财政学家。因其把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和分析范式运用于政治公共领域,发展了经济和政治决策的契约论与宪法基础,从而填补了经济学研究领域空白而荣膺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布坎南是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公共选择理论和宪法经济学的奠立人和主要代表,其研究视野及论域十分宏阔,思想敏锐深邃,作为着述等身的学术巨匠,他的思想贡献已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占有一席之地。经济学是以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人作为理论研究出发点和归宿点的社会科学,对于人的经济学上的抽象——经济人假设构成了古典经济学最核心的理论基础。布坎南将经济学方法应用于政治过程研究,突出特点即是把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即“理性人”）作为分析集体或非市场决策的理论起点,他认为政经孑然对立的善恶二元论并不成立,人的本质须统一于“经济人”——一种透过利益与代价的棱镜检视自身行为的效用最大化者。由此,布坎南将“经济人”作为自己理论的逻辑前提,或可理解为其理论的“阿基米德支点”,“经济人”思想亦是后人剖解其学术脉络的一把钥匙。目前,国内尚无对布坎南“经济人”思想作全方位、经纬式、立体化系统解读的研究成果,本文选取这一题目,力求在具象化探微布坎南“经济人”思想的来龙去脉、成败得失和现实启示,透视一代学坛巨擘的致思理路和研究范式,启迪经济与政治的交叉耦合研究,进一步丰富“经济人”理论的内涵和外延方面作一研究尝试。本文在对已有国内外文献精心梳理的基础上,分别采用文献分析研究法、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研究法、学科交叉研究法、辩证分析研究法、理论与实际结合研究法并辅之以图形对比和诠释说明的方法,主要对布坎南“经济人”思想的形成背景、“经济人”在政治领域的拓展、布坎南理论构造中的“经济人”思想观照、“经济人”的现实面相及其救济机制、“经济人”思想的价值与缺陷等进行了解构研究。同时虑及经济学为“致用之学”,理论研究亦应与实践有机结合,因此分别从国际和国内视角对布坎南“经济人”思想的实践检验与现实镜鉴作了关联讨论。本文探究布坎南“经济人”思想的主要意义和目的在于:第一,有利于进一步丰富既有的“经济人”思想体系,也与目前学界相较于制度研究更为关注对于“人”的研究的发展趋势相契合。第二,将选题集中于经济人假设,实际上为理解布坎南研涉领域广博、学科跨度较大、具有自身鲜明特点的复杂理论体系的堂奥提供了一个解析的主线、开拓了一条有效的路径。第三,通过解读、细品“经济人”的分析手法,深入领略布坎南分析政治及制度问题的独特方法论视角,以及经济学思维在分析政治领域微观基础上的特殊运用和创造。第四,通过对布坎南“经济人”思想的扬弃性解读,中肯公允地看待其利与弊、得与失,进一步深化对这一思想的理性认知。第五,通过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客观分析布坎南“经济人”思想与40年来泛滥全球的新自由主义的关联以及“经济人”思想的合理内核之于我国当代的借鉴意义。第六,由于以经济学方法分析研究当代政治就规范意义而言具有积极价值,希望本文的研究能进一步推动树立政经一盘棋的理念,启发更多受众关注、研究经济与政治间复杂的动态交互关系以及彼此深刻影响,贡献更多的理论求索成果。本文的主要结论是:布坎南将政治舞台拟化为经济学意义上的市场,引介经济人假设这一古典经济学方法论应用于政治研究,刻画了“政治人”肖像,并使“经济人”成为联结经济学与政治学的整合研究之津梁,进而把传统理论窠臼中被隔离的政治学与经济学“两张皮”合二为一,具有开创性的学术价值、现实意义和历史贡献,亦能对当今世界以及我国某些政治经济现状作出合理解释。同时也应看到,在“布学东渐”的当下,布坎南本人作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典型代表,其学术思想的要旨仍是为资本主义制度和私有制寻找注脚,譬如服膺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因此,在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务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对包括布坎南“经济人”思想在内的西方学说做到批判性撷取和鉴借。

沈克印^[6]（2011）在《当代中国体育经济伦理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提出在大力发展体育经济的过程中,市场经济不仅带来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法制意识等道德精神,还带来了一些体育经济伦理问题。现代意义上的体育经济不仅是法制经济,更是德治经济。建立和完善体育市场,既要强调市场的规则,又要重视伦理道德的作用。在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背景下,借鉴经济伦理学的相关理论知识,探索体育经济伦理的基本理论,从宏观制度、中观组织和微观个体三个层面来研究体育经济伦理问题,对于丰富体育伦理学和体育经济学的理论体系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同时对于规范体育市场,促进体育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提高人的道德水平,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以跨学科研究视域,采用文献资料法、专家访谈法、案例分析法、描述与规范法、逻辑分析法等多研究方法,对体育经济伦理的基本理论进行了探索性研究,同时对当代中国所凸显的体育经济伦理问题进行了实践研究,研究认为：（1）体育经济伦理是在体育经济领域中所形成的伦理精神或伦理气质以及协调利益关系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经济与道德内在关联的思想资源、体育经济中“经济人”的伦理属性以及经济伦理介入体育领域的必要性和现实性,是体育经济伦理提出的重要依据。体育经济伦理具有存在的必然性和交叉性、投入的功利性和依附性、运作的实践性和规范性、产出的缓慢性和持久性等特征。体育经济伦理分为关系结构、现象结构和层次结构。体育经济伦理具有认识与评价、教育与改造、调节与整合、激励与升华等功能。体育经济伦理作为体育产业发展的无形资产,具有重要的人本价值,可以影响体育产业政策的制定,有利于规范体育经济行为。（2）当代中国体育经济领域凸显的伦理道德问题主要表现为政府在体育经济政策中的伦理困境、体育产业组织的不道德现象以及体育经济个体的职业道德问题和体育消费自由与道德责任问题。其产生的深层原因是体育经济领域中存在着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体育经济行为主体的道德缺失。其现实原因是：在制度方面上,体育产业相关法律不够完善,制度缺乏创新与法制建设滞后,体育市场中信用制度的缺失；在经济方面上,过度商业化侵蚀着体育领域,个人极端利己主义的产生,经济利益的驱动力；在道德方面上,道德教育功能弱化,职业道德水平下降,道德约束和惩罚乏力；在心理方面上,重利轻义的贪婪心理,胆大妄为的侥幸心理,盲目攀比的失衡心理和扭曲的竞争心理。（3）体育经济伦理建设对于构建健康的体育市场秩序、形成个体优秀的道德品质、促使道德转化为一种资本具有重要作用。在建设过程中应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导向、制度保障与道德教化结合、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相协调、实践性与长期性相结合、个人权益与社会责任并重等原则。主要策略是：在宏观层面上,通过发展体育产业,夯实制度伦理建设的物质基础；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加强制度创新,实现经济伦理制度化；完善相关体育法律法规等措施来加强制度伦理建设。在中观层面上,通过提高有效的制度供给,建立培养伦理责任的宏观调控体系；建立社会监督机制；建设伦理型的企业文化；制定道德行为规范；塑造管理者的道德人格；加强员工的道德教育和培训等措施来加强企业伦理建设。在微观层面,通过进行职业道德教育；建立道德评价体系；完善道德激励机制和强化职业道德监督等措施加强个体道德建设。

张志丹^[7]（2010）在《论经济道德人》文中提出概念抽象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通过此法提炼而来的经济道德人概念作为一个崭新的概念工具,既有其思想史的根源,也有其理论合法性、实践原型和批判锋芒,它对于推进经济伦理学研究向纵深发展和经济伦理的现实建构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价值。

梁栩凌^[8]（2006）在《市场经济的“道德悖论”与现代员工素质建树》文中提出市场经济存在着社会发展的道德诉求与经济发展的非道德冲突之间的矛盾。这一经济条件下的道德悖论无论在社会范围内还是企业范围内都有所体现。理清这一悖论的内在关系、塑造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体系,需要从理念入手,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经济人也是道德人”的市场主体理念,确立一个既讲求功利又讲求仁善的道德框架。企业道德体系是通过全体员工的素质提高而建树的,所以说提高员工素质是解析市场经济的道德悖论、塑造新时期道德体系的基础方略。

周文静^[9]（2006）在《关于“经济人”和“道德人”问题的争论与评析》文中研究说明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转型冲击并推动着人们对经济体制改革与道德价值观念关系的深层次思考。经济伦理问题的研究也随之诞生并逐步升温。早在1987年，东方朔先生的《经济伦理思想初探》一文指出研究经济伦理的重要意义在于如何在变革、转型的时代寻找经济学（经济人）与伦理学（道德人）的价值同构，寻找人的利益追求和人的道德完善的内在统一。笔者认为承认差异性是最终达成统一的根本前提，因此，本文首先从探寻“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对立入手，通过系统性地梳理、分析和总结“经济人”和“道德人”对立的两种维度，揭示出国内目前对“经济人”与“道德人”问题的研究现状。并通过对亚当．斯密问题和“经济人”概念的考察和重释，进一步地探求“经济人”和“道德人”之间的内在关系，开拓经济伦理研究领域新的维度和方向，这对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匹配的新型道德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文章分三个部分：首先从“经济人”与“道德人”对立问题提出的时代背景描述出发，分析了“经济人”与“道德人”理论研究的进展历程。其次，具体梳理、分析和归纳出改革开放后关于“经济人”和“道德人”对立的二种维度，即不同领域（经济与道德、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的对立和不同价值观之间的对立。主要是从对“经济人”和“道德人”概念、亚当．斯密问题以及两者有无同一性等方面的理解角度展开阐述。最后，通过对亚当．斯密问题以及“经济人”概念的考察与重释，进而提出“经济人”与“道德人”问题的实质在于德性论与规则论的内在紧张关系，为经济伦理学进一步研究提供一些理论思路。

张壮^[10]（2006）在《简论经济人行为的伦理约束及其限度》文中提出“经济人”就是排除了人的其它本质或非本质属性,而假定人就是理性的自利的人,也即他在经济活动中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只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行为目标。由于经济人的这种自私自利的特征,经济人的行为走向极端会表现为:“物质的奴隶”和“赚取利润的机器”,这两种表现会对人类文明和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造成巨大的威胁和伤害。因此,规范人的经济行为,塑就社会和谐发展理念就刻不容缓。如果经济人的行为没有伦理的约束,将会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造成断裂,那么社会和谐发展的朔就,消减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和冲突及克服发展的断裂就至关重要了。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片面的经济行为十分盛行,这些行为极端地追求“利润最大化”,对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都造成了巨大损害。继续深入分析,就会发现这些不合理与不正当的经济行为都有其深层次的价值根源。为了有效地规范不合理的经济行为,必须对这些价值根源进行伦理审思,并且对经济人的行为要进行伦理的约束,而且还要有一定的限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人行为作为一种经济现象,有其客观性和合理性,这种合理性的具体表现就是我们必须充分尊重个人的合法利益。但不能由此把经济人行为推论为社会经济活动的唯一合理的行为规范。相反,应该从社会化大生产和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出发,超越经济人行为的局限。所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经济人行为只是一种经济现象,而不能成为经济活动的基本导向。因此经济人的行为应该在伦理的约束条件下来进行,而且对经济人伦理的约束要有一定的限度。本文主要论述了为什么要对经济人进行伦理约束,怎样对经济人进行伦理约束以及对经济人进行伦理约束的限度这些问题。全文大体上分为四个部分。论文的第一部分,经济人概念的提出及经济人行为的伦理问题。经济人,就是排除了人的其它本质或非本质属性,而假定人就是理性的自利的人,也即他在经济活动中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只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行为目标。在这一部分阐述了斯密和马克思对经济人行为伦理问题的分析。由此,可以看出经济人的行为既有符合道德的一个方面,又有对经济和社会进行破坏不符合道德的一个方面,如果经济

二、道德的市场经济与经济人的道德（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道德的市场经济与经济人的道德（论文提纲范文）

（2）“利己和利他经济人”假说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合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经济人”假设演变的三阶段论 ——以“类心理因素”的退却与复归为主线（论文提纲范文）

（4）生产性消费的伦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布坎南的“经济人”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当代中国体育经济伦理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市场经济的“道德悖论”与现代员工素质建树（论文提纲范文）

（9）关于“经济人”和“道德人”问题的争论与评析（论文提纲范文）

（10）简论经济人行为的伦理约束及其限度（论文提纲范文）

四、道德的市场经济与经济人的道德（论文参考文献）

• [1]经济理性和道德理性关系的辩证分析[D]. 井浩. 上海财经大学, 2020
• [2]“利己和利他经济人”假说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合作研究[D]. 徐玉兰. 华中农业大学, 2019(02)
• [3]“经济人”假设演变的三阶段论 ——以“类心理因素”的退却与复归为主线[D]. 朱宝清. 曲阜师范大学, 2019(02)
• [4]生产性消费的伦理研究[D]. 古璇. 东南大学, 2018(01)
• [5]布坎南的“经济人”思想研究[D]. 刘登森.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8(03)
• [6]当代中国体育经济伦理的理论与实践研究[D]. 沈克印. 南京师范大学, 2011(12)
• [7]论经济道德人[J]. 张志丹. 江苏社会科学, 2010(02)
• [8]市场经济的“道德悖论”与现代员工素质建树[J]. 梁栩凌.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03)
• [9]关于“经济人”和“道德人”问题的争论与评析[D]. 周文静. 华东师范大学, 2006(12)
• [10]简论经济人行为的伦理约束及其限度[D]. 张壮. 辽宁大学, 20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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