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总目次（论文文献综述）
杨丹[1]（2021）在《中国自然山水园传承探索》文中研究说明中国自然山水园是中华民族风景园林的代表,尤以文人山水园为特色,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自然山水园滋养于“天人合一”思想,与山水文化相融共生,在政治、经济、人文等多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随着社会背景、使用需求、技术水平、审美情趣等发展而变化。传承中国特色的自然山水园具有必然性、必要性和可能性。目前与中国自然山水园传承与实践相关的研究,多从传统园林的造园手法出发,对其特征进行描述与概括。本文从中国自然山水园动态发展的历程出发,归纳其演变的特点,并结合当下的时代背景,探索中国自然山水园的传承内涵与传创方法,丰富中国园林艺术传承与创新的理论内容,坚守具有中国特色的风景园林建设之道。本文阐述了传承中国自然山水园的原因和动机,并基于对现有资料的梳理与总结,明确了中国自然山水园的定义,探讨了其形成的渊源、脉络与演进特征,归纳出中国自然山水园传承价值、传承内核、传承原则与传承路径等四方面内涵,并提出了中国自然山水园的传承的“四价值”、“五内核”、“六原则”、“五路径”与“三步法”。中国自然山水园具有社会、文化、生态、美学四个方面的传承价值;包括复合多元的功能定位、师法自然的山水间架、巧妙有机的要素因借、诗情画意的意境营建和美好人居的生态理念等五部分核心内容;并要遵循整体性、地域性、生态性、适用性、协调性、经济性六大传承原则;应通过从地域文脉的传续、功能空间的发展、形式符号的表现、技术手段的运用和材料建构的更新等五条路径实现传承目标。最后,笔者结合子三园设计实践,探讨中国自然山水园传承“相地明旨——立意构园——理微察毫”的创作三步法。研究进一步认识到“天人合一”是中国自然山水园的宗旨,是其深层次的文化基因。中国自然山水园是具有多维度的传承综合体,其传承内涵具有多重性和复合性。中国自然山水园的传承和创新无法割裂,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需要用整体的、辩证的眼光去看待和分析。
陈思羽[2]（2021）在《“双一流”高校学报的传播力研究 ——以高校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为例》文中认为2017年,我国公布了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学科名单,力求通过“双一流”战略的实施,推动我国高校和学科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推进我国高等教育水平的整体进步。一流学科是“双一流”战略的重点与核心,一流学科成果的传播与转化深刻影响着“双一流”建设进程。作为社科类一流学科成果传播平台,“双一流”高校社科学报在巩固一流学科建设、传播中华文化、彰显文化底蕴、引领社会风气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我国“双一流”高校针对人文社科类一流学科,应当着力建设专业化、集群化、国际化的一流人文社科学术期刊,使之成为宣传人文社科类学科建设成效、传播优质学术成果的一流平台。结合文献计量学和AMI综合评价模型,本研究构建了“基于一流学科的‘双一流’高校学报传播力模型”,并将其作为研究分析的主要框架,在此基础上通过文献计量法、内容分析法等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宏观层面即引领力、服务力和推动力对“双一流”高校人文社科学报的研究样本进行分析考察,具体从期刊载文量及载文来源、学科分布、学科栏目、文献关键词反映“一流学科”发展的情况、开放、融合出版建设等指标对20个“双一流”高校人文社科学报样本进行深入探究,由此总结出目前“双一流”高校社科学报在传播过程中存在的学术引领力和学科影响力不足以及开放出版程度有待提高等问题。针对“双一流”高校人文社科学报现有传播中的不足之处,本研究提出了发挥“双一流”高校学报的引领力、加强“双一流”高校学报的服务力以及增进“双一流”高校学报的推动力的路径提升方向,具体包括完善学报体系建设、依托优势学科加强一流学科成果宣传力、构建融合性全媒体学术出版矩阵、创新融合出版增值服务形式等传播力提升实施策略,以期助力“双一流”高校人文社科学报整合优质学术资源,实现一流学术期刊的一流传播力,推进高校学术影响力和国家教育发展水平的整体发展与进步!
暴占杰[3]（2021）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减贫事业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尤其是党的十八大召开后,党中央在全国组织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脱贫攻坚人民战争并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历史性地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中国奇迹”。而这其中,中国共产党对西藏贫困问题的治理实践是最为典型的代表。原因在于,西藏地处青藏高原,集我国边疆地区、边缘地区以及少数民族落后地区于一体,加之和平解放前长期遭受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的蹂躏,导致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长期落后于全国其他地区。就贫困状况而言,西藏贫困人口多且分布广泛,贫困程度深且类型复杂,而且还存在严重的贫困代际传递问题,2011年,西藏被确定为全国唯一的省级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此外,作为国家战略安全屏障,西藏存在境内分裂势力和境外敌对势力相勾结,威胁国家统一与安全的稳定问题。鉴于此,党中央、国务院将西藏工作置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高度来把舵定向,谋篇布局。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的战略思想,体现了西藏工作在党和国家全局中的重要战略地位,解决西藏的贫困问题能够为推进西藏持续稳定和长足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综合上述因素,西藏在党和国家扶贫工作大局中占有重要地位,关系全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能否如期实现。西藏的扶贫工作既在国家总的扶贫战略框架内开展,又有党中央、国务院超常规的特殊扶持政策的推动。长期以来,学术界偏重于在经济学和社会学视角下对西藏反贫困实践进行实证研究,而以中国共产党为研究对象,纵向宏观考察我们党在西藏扶贫工作中的具体实践较为薄弱。2019年,西藏历史性地消除了绝对贫困问题;2020年,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如期实现;2021年,又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不管是从学术视角来看,还是从时间节点来讲,研究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实践,总结经验,展望未来,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对西藏乃至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长足发展意义深远。有鉴于此,本文在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基于西藏深度贫困这一现实问题,以问题为导向,以探讨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实践为主线,立足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法、比较分析法、系统分析法、交叉学科研究法等方法。依托包括党和国家以及西藏地方历史文献、着作、期刊、报纸等各类文献资料,并参考相关会议纪要、政策文件、统计年鉴、地方志等材料,历史地、系统地考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的实践逻辑,进而总结经验,为今后更好地解决相对贫困问题和推动西藏可持续发展作出了启示,提出了建议。具体而言,本文主要分为六章对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展开研究。第一章是绪论。回顾了关于西藏贫困问题与扶贫工作的研究现状,明确研究主题。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能从中把握学术界研究进展,找准研究角度,借鉴前人研究经验,趋避其研究不足之处。这样既可以做到查漏补缺,又可以避免重复研究。通过文献回顾和述评,确立了从中国共产党治理西藏贫困问题实践角度着手研究。第二章是关于西藏贫困问题的相关概述。对西藏贫困问题相关概念、贫困状况,以及中国共产党开展西藏扶贫工作的必要性进行了阐释。从西藏区情出发,结合当地经济、地理、社会、宗教、民族等特点探讨西藏面临的贫困问题。纵向梳理西藏不同阶段的贫困特征,同时横向对比西藏贫困问题与全国其他区域的差异。这既可以有效衔接下文中国共产党西藏贫困治理所做的有针对性工作,也凸显了西藏扶贫工作的复杂性与紧迫性,同时还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为何采取超常规特殊优惠政策和措施开展西藏的扶贫工作。第三章是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在理论上系统阐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中国共产党人的反贫困思想,借鉴中国传统反贫困思想和国外有益的反贫困理论,能够为研究中国共产党开展西藏贫困治理实践提供理论支撑。从实践层面看,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对西藏扶持、支援和建设为此后的扶贫工作奠定了实践基础。第四章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实践。该部分主要梳理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至党的十八大召开前中国共产党推动西藏扶贫工作的具体实践。以中央和西藏地方扶贫政策和取得的成效为标准,将西藏扶贫工作细化为三个阶段,包括体制改革带动扶贫阶段、扶贫攻坚阶段、扶贫开发深化阶段,分别论述中央政府以及西藏地方党委、政府都出台了哪些政策,如何具体开展工作,有什么特点,取得了哪些成效。第五章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西藏精准扶贫实践。这一章节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准扶贫的重要论述为指导思想,具体阐述中央关于西藏的脱贫攻坚政策与西藏精准脱贫具体实践。本章与上一章节是文章的核心部分,这两章将中国共产党关于西藏扶贫工作的演进脉络,历史经验清晰地呈现出来,为总结经验和启示提供研究基础。具体来说,这一章主要探究中国共产党为推进新时代西藏发展和打赢脱贫攻坚战作出的战略规划,构建的西藏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政策体系、工作体系以及施策路径,并总结了脱贫攻坚阶段西藏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所取得的工作成效。第六章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的经验及启示。本章在梳理和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反贫困实践的基础上,提炼出解决西藏贫困问题的经验: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对西藏减贫事业的全面领导,凝聚形成推动西藏扶贫开发工作的强大合力,注重推动扶贫标准与减贫方略的与时俱进,强化构建西藏工作座谈会扶贫工作机制。在汲取经验的基础上还应该展望未来,明确今后推动西藏的扶贫工作和发展应建立解决西藏相对贫困问题的长效机制,更加注重激发西藏各族群众的内生动力,在脱贫攻坚基础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优化援藏机制助推西藏实现高质量发展。总之,中国共产党领导西藏人民通过扶贫工作历史性地消除西藏绝对贫困问题,对西藏的发展和稳定意义重大,创造了中国减贫治理的“西藏样本”,是中国共产党解决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发展问题的光辉典范。探究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的实践路径,总结经验和启示,以期对边疆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有所裨益。
宋菲[4]（2020）在《裁判说理的可接受性及其实现》文中认为裁判说理也即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其目的是通过阐明裁判结论的形成过程和正当理由,增强裁判行为的公正度和透明度,促进审判权的规范行使,提升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现实司法中,裁判说理是一种动态过程,核心在于如何有效构建裁判理由,内容是阐释法律规范、基本原则、道德习惯、政治政策、指导案例等如何现实运用于司法裁判,遵从何种标准以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裁判说理是针对特定主体的说服过程,主要涉及“谁在说”“向谁说”以及“怎么说”三个方面,并以“可接受性”作为说理的最终目标。裁判说理的可接受性以法律商谈和法律论证（论辩）作为理论工具,具体包括说理理念、说理形式和主要内容三点。在理念方面,裁判说理的可接受性遵从“规范性”和“有效性”双重指引,最终目的是实现社会效果;在形式方面,无论是针对多数类案的“一般化”说理,还是针对具体案件的“个性化”说理,只要符合基本格式规范要求,就能达到可接受性目标;在内容方面,可接受性说理既针对“事理”和“法理”,也针对“情理”和“文理”,覆盖整个裁判文书。从说理可接受性的衡量标准来看,因主客体不同,我们可从裁判理由本身和裁判文书受众两个方面进行构建。前者表现在,裁判说理必须是一个好的论证（论辩）的过程。受前提是否可接受、前提对结论的支持度、前提与结论的相关性等因素影响,它应满足“论证不违反逻辑要求”“结论要回溯到法律规范”“事实叙述清晰并言之有据”等具体要求;后者表现在,裁判说理还必须是一个理性对话过程,要充分考虑作为特殊听众的法律职业者,和作为普通听众的当事人及社会公众的不同心理认同和价值判断,借助法律商谈和心理学判断实现信服而不是威服或压服。基于该具体内容和衡量标准,符合可接受性要求的裁判说理主要包括以下三条实现路径:第一,制度方面要构建完善的说理体制机制,为可接受说理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第二,技术方面要厘清裁判文书撰写格式和要求,为可接受性说理提供内在形式要求;第三,运用法律方法构建裁判理由的论证标准,为可接受性说理提供方法论保障。如上具体内容、衡量标准和基本思路从应然界定了“何谓裁判说理的可接受性”,这是文章的理论部分。现实裁判中,可接受性说理只是一种理论愿景,可接受性不足反而是司法的常态。因此,如何有效把握这些问题并针对原因进行分析,则成为了提升裁判释法说理水平的重要方面。该章节以“说理”为关键词,在北大法宝全文搜索并随即抽取600个将原审案件“说理问题”作为上诉或申诉意见的典型案例作为案例样本池。通过实证分析,我们可将说理可接受性不足的表现概括为:第一,不说理或概括式说理;第二,说理空洞化或程式化;第三,即兴说理或任意说理;第四,判非所请或论证不清。结合当下已有的法官专业素质、法官经验阅历、司法体制、司法环境、说理评价与激励机制以及法官枉法裁判等原因分析,以是否具有直接影响性和可操作性为删选标准,我们可将这些原因归为:重结果轻说理的司法理念,司法保障制度和技术规范不健全,以及忽视运用法律方法构建说理标准三类。这也是文章第三、四、五章主要围绕并试图解决的内容。实现可接受性说理要有健全的外部保障机制。裁判文书说理尽管是一种法官个人行为,但是该说理活动必须在特定司法语境中才能发挥更大优势。结合当下司法实践,助推裁判说理的外部保障机制主要有如下三方面:第一,案件分流机制实现针对性说理;第二,裁判公开机制倒逼规范说理;第三,评价激励机制促进主动说理。繁简分流的主要任务是针对每一类案件确定不同的分流标准。明确疑难、复杂案件,诉讼各方争议较大的案件,社会关注度较高,影响较大的案件等需要重点说理的案件类型;裁判公开可以通过“倒逼”机制促使裁判者将自己的“成果”予以展现,使得裁判文书符合特定格式和论证要求。而且面对司法质疑,该公开机制亦可保护法官敢于说理;评价激励机制可以针对事实与证据、法律适用和解释确立恰当的评价标准。与此同时,各级法院也在探索将优秀裁判文书评选作为一项常规性重要工作并计入法院审判工作考核的指标体系,发挥优秀裁判文书的辐射带动作用。实现可接受性说理还必须要满足内在的说理技术规范,主要是指裁判文书说理的格式和语言要求。结合裁判文书特点,该技术规范主要表现在裁判文书的格式体例、说理语言和文书样式三方面。在格式要求方面,不同类型裁判文书的说理要求、说理标准及说理重点各有不同,我们必须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三方面意见”来构建裁判说理的基本框架,进以证据审查说理、事实认定说理、法律适用说理、自由裁判说理作为主要说理层面:在语言要求方面,必须要以听众需求为导向,裁判用语要准确规范而不应模糊抽象,裁判表述风格要沉稳平实而不哗众取宠,裁判表达要逻辑清晰而不笼统含混;在文书形式创新方面,为增强说理效果,法官可在一般的描述性裁判文书格式基础上,尝试进行要点引导式说理和表格式说理等技术创新。除了外在机制保障和内在技术规范外,实现可接受性说理的一个重要路径就是有效运用法律方法,主要包括法律解释、法律论证和法律修辞三种。法律解释是法律适用说理的首要方法。其作用是明确法律中不确定性概念的真实含义;法律论证是裁判说理的核心方法。裁判说理的实质就是法律论证过程,该方法以可接受性为论证标准,通过逻辑分析进路、论题学进路和商谈程序进路实现裁判过程可接受性;法律修辞方法能增强可接受性说理效果,主要功能就在于构建说理的语境并明确说理效果。具体到说理活动中,这些方法主要运用于如何基于可接受的衡量标准构建裁判理由,以及阐明构建中的具体标准和要求。比如,运用法律原则进行说理关键在于阐释“依照原则确立规则”的过程;运用道德情理说理时重点在于实现裁判的价值指引,在合理把握情理说理偏差基础上明确具体的说理标准;运用社会习惯进行说理首先要进行习惯识别,说清习惯作为裁判理由所应具有的规范要件,接着要阐明“事实性”习惯向“规范性”习惯的转化;运用典型案例或指导性案例进行裁判说理重心在于以案释法,阐释指导案例的论证推理过程,侧重论述“区分同案”和“形成同判”的具体说理要求。
黄润青[5]（2020）在《鲁东南地区的社会变迁 ——朱村研究（1949-2000）》文中研究表明长期以来,学术界更侧重于集体化时期的乡村被“国家化”的一面,直到1980年代的农村改革之后,相关研究虽再次确立乡村的主体地位,但是乡村社会的主体意识和发展策略却被或多或少有所忽略。当以乡村为研究视角时,可以发现国家对乡村的主导并不能完全取代乡村的主体意识,也抹杀不了乡村社会的发展策略。相反,国家权力的下沉,造就了乡村社会强势的公共权力。山东朱村的半个世纪发展历程和社会变迁表明,乡村社会有其独特的生存规则、价值取向,及其对国家权力的集体应对方式。国家与乡村的“二元对立”的解释模式,一定程度上矮化了乡村社会的发展策略和主体意识。1949年以来,朱村的核心问题是人口增长和人地失衡,朱村要面临其带来的资源短缺、家庭贫困、人际关系紧张等一系列问题。1960年代朱村的出生率高于全省平均值,人口暴增,加之水利工程占地,使得朱村的人地冲突问题更为严重。人口的增长与家庭的核心化致使家庭的劳动力比重减少,从而使家庭个体的经济收入和抗风险能力降低。公共资源的紧缺与家庭负担的增大,使朱村村民更加依赖于通过国家建构的集体权力。集体对资产、农产品的支配权,成为乡村公共权力的支点和集体行动的基础。一方面,乡村的组织化、单位化,缩小了村民生活、生产的距离,从而给乡村社会留下了自我管理的空间;另一方面,人地关系的失衡、资源的短缺,也迫使朱村不断地在国家经济体制框架内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借以维系生存和寻求发展。乡村社会的自我管理,是依靠国家在乡村建立的党政组织基础上实现的。干部是乡村公共权威的直接代表,同时又区别于国家代理人、乡村保护者。干部个人的家庭背景、出身、经历等因素,成为其行为选择的重要原因。朱村在抗战时期即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革命政权,1949年之后的干部群体基本是革命时期中共党员、干部群体的延续。朱村作为人口众多的主姓村庄,更能体现出国家权力运作和内生的社会关系网络交叠、博弈的复杂性。在乡村与国家博弈和双向渗透的过程中,乡村社会内生的家族、血缘关系对乡村政治产生重要影响,朱村新任干部的血缘关系网络愈加清晰。乡村社会存在多层次、多维度的利益主体,村民以“己”为出发点构建利益共同体和“私人的道德”。“公”与“私”的界限是集体管理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国家主导下的制度建设、内生性的社会关系网络和个体的理性行为选择共同维系着乡村社会秩序。朱村人口众多,其秩序的维系依赖于制度和规则,这既是国家意志在乡村社会的体现,也符合乡村社会生存逻辑。而且,在绝大多数村民不具备向村外发展的能力时,村民维护其自身利益的同时必然会对管理者进行监督,相比于国家的权力制约,乡村社会内部的制约往往更具常规和有效。集体化时期分配制度的“平均主义”,并不是导致生产效率的低下的全部因素,以工分制为基础的分配制度也不能囊括乡村贫困的原因。集体化时期普遍贫穷的状态使乡村社会依靠生存伦理和互惠原则,并将分配制度推向“平均主义”方向。但是,所谓的“平均主义”是以家庭劳动力再生产作为“道义经济”契约的担保。集体化制度的问题并不在于集体经营效率的低下,而在于人口与制度的悖论使乡村无法突破人地冲突的困局,从而导致“过密化”生产愈发严重。作为生产单位的乡村,是国家计划经济体制内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人多地少的困境,朱村的首要目标是生存,其次是发展。计划经济体制并不能完整覆盖农业生产的全过程,乡村社会利用其受限的自主权和可掌控的“边缘地带”,围绕着“生存”和“发展”不断努力,其中既包括以“反行为”方式呈现的生产劳动和生活需求,也包括朱村在农业生产规划、劳动力分配、农业机械化发展和集体权利的维护等方面所呈现出的经济理性和自主意识。为解决生产“内卷化”的问题,朱村规划集体副业、林业的生产,鼓励村民从事建筑、运输等工作。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朱村种植业集体经营的单位面积产出不低于自留地。“集体”并不仅仅是国家权力下延在乡村社会的代表,同时是作为乡村社会利益的角色代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因为土地资源的紧缺,朱村的劳动力逐渐走向市场。与此同时,朱村利用集体化时期的公共积累发展村办企业,农民从“离土不离乡”到“离土又离乡”。公共权力削减,村民的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的距离拉大,集体行为的逻辑也慢慢失去其根基。转型期内乡村社会的地方性规则和市场化的发展使乡村管理者具备了利益交换的可能。村民选择向外发展,从而在乡村的公共事务上主动退让。乡村社会中既涵盖个人逻辑、集体逻辑和国家逻辑之间的冲突和博弈,也表现出某种程度上的契合和渗透。乡村社会的发展策略,并不限于农民的“反行为”。朱村的历史变迁表明,无论是集体化时期还是改革时期,国家权力不能替代乡村社会的主体意识。
梁维[6]（2020）在《辽代春捺钵研究》文中提出有辽一代,契丹皇一年四季都在进行传统的四时捺钵。每年一、二、三月份,辽帝都要率领群臣,在水草丰美之地进行传统的钩鱼、捕鹅及射猎活动,同时还要处理大量政治事务。太平二年（1022）后,随着皇帝捺钵地的东移,辽帝开始在春捺钵地处理辽朝东部乃至全国的军政事务,使春捺钵的政治地位进一步上升。本文利用《辽史》《金史》及宋人笔记,结合出土的石刻与考古材料,对有辽一代春捺钵的地点、路线、区域等问题进行考察,并分析其产生变化的影响因素。同时,综合考证春捺钵的运营机制与传统活动内容,分析其中的变化过程。在前文研究基础上,最后分类探讨春捺钵政治活动的内容,并归纳政治职能的特点与变化。全文共分为绪论和正文两部分。绪论主要叙述全文的写作缘起、学术及应用价值、国内外研究现状、涉及的相关概念及研究方法等。在正文部分共分为四章内容。第一章“辽代春捺钵地点的选择”。本章对文献记载的辽代春捺钵的地点做全面梳理,以太平二年（1022）为分界点,考证前后两个时期的春捺钵地点共129个。在对地点的位置进行辨析的同时,对前人未考证的和考证不足的地点给出新的阐释,并对“春水”在地理层面的概念做出了解读。春捺钵的路线以太平二年（1022）为界,之前呈现出由北向西、转而向南,之后则转向东北方向,并固定在长春州区域的变化过程。总体来看,春捺钵的地点与路线主要分布在潢河及土河、南京、西京和长春州四个主要区域。同时,辽帝春捺钵地点的择选主要受自然和政治两种因素的影响。第二章“辽代春捺钵的运营机制”。本章主要根据《辽史》、宋人笔记并结合石刻材料,讨论了春捺钵时随行人员的构成、营盘结构和物资供给三方面的内容。依据史料的记载,考证出春捺钵时的随行人员主要有王公贵戚、南北臣僚和扈从部队三个部分。利用石刻资料与前人研究成果,考订出春捺钵的各类随驾官员三十余位。关于春捺钵的营盘,主要对营盘中皇帝斡鲁朵、王公大臣的营帐及运营毡车等设施的大小、布局及形制进行考察,并对随行人员的驻扎方式做了考证,总体上体现出以皇帝斡鲁朵为中心,王公、百官及扈从部队在其外围,呈环状包围式分布。他们共同护卫皇帝进行春捺钵,移动时也保持着距离,营盘呈现星散式分布的特征。本章还对春捺钵在不同区域的驻扎方式进行了分析,在平原和山地,春捺钵营帐是驻扎在相对平坦之处,而在长春州附近水网密布之地,则驻扎在高大的土包台上,同时春捺钵的住所呈现逐渐固定的趋势。春捺钵的物资供给主要分为外来物资供给和当地物资供给两部分,并由专门的官员及行宫斡鲁朵户进行统一的管理与运输。第三章“辽代春捺钵的传统活动”。本章从史料记载和考古学成果入手,以太平二年（1022）为界对捕鹅、捕鱼、射猎及祭祀活动的对象、工具、过程、环境等内容进行考察,并对捕鹅、捕鱼和山地射猎的活动予以列表,从中可以看出春捺钵的传统活动在太平二年（1022）前后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同,所捕之鹅从前期的多种禽类动物到后期只捕天鹅一种,后期所捕之鱼也是体型巨大的鳇鱼,这都体现出春捺钵活动内容的变化。这种变化与环境的改变及文化的发展存在一定的关系。渔猎活动之后,契丹皇帝要率领群臣举行“头鹅宴”“头鱼宴”。春捺钵初期的祭祀活动主要有祭天、祭祖等契丹民族的传统活动,至辽中后期增加了佛教祭祀的内容,这表明春捺钵的活动内容也在不断丰富与发展。第四章“辽代春捺钵的政治活动及职能演变”。本章将辽代春捺钵的政治活动分为处理国内政务和解决边疆问题两个方面进行论述。主要对国内政务中的军国大政、制定经济政策、任命和赏罚官员、处理司法,处理部族事务、赈济灾民及对解决西北边疆、西南边疆,南部和东部边疆等诸多问题进行分类梳理考证,予以列表并分析其原因。最后对春捺钵政治职能的演变从重视当地事务、治理域内民族、处理对外关系三个角度进行阐述,并归纳其特点。本章主要运用统计学的方法,对春捺钵时的政治活动予以分类,探讨其政治职能的特点和变化,并得出春捺钵在辽朝中后期政治地位上升的结论。
华清君[7]（2020）在《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陈云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作为国家财经工作的卓越领导人,在长期的国家财经治理实践中,他始终坚持从各个时期的国情实际出发,不断研究、探索、创新、总结,彰显了非凡的国家财经治理能力,为党和人民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国家财经治理思想。陈云的财经治理能力首先源于青少年时期他在苏南勤勉忙碌的商业氛围和上海浓郁发达的商业环境中耳濡目染受到的深刻影响,此后经过长期反复踏实的财经理论学习与钻研,他的财经理论功底不断得以增强、深化和升华。这使他在长期的财经领导工作中,能够把自己财经方面的超凡天赋与财经科学理论很好地结合起来,能够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根本的理论指导和基本遵循,以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模式为主要的实践参照和理论思考,以西方经济理论与实践为重要的思想启发和借鉴运用,从而在建立和完善国家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等重大决策实践过程中,在对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的运行机制和运行保障开展治理的过程中,能够创造性地研究、制订、实施有效的治理策略,在每一次危机的紧要关头,他常常临危受命,并总是不负众望,一次又一次使国家和人民转危为安。研究陈云同志国家财经治理的理论渊源、实践历程和建立的丰功伟绩,其间显现着鲜明独特的思想脉络,主要可以概括为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等六个方面。陈云关于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的思想,着眼于从上层建筑角度发挥制度促进经济发展的保障激励作用,从生产关系角度发挥利益攸关方促进经济发展的能动创造作用,从资源配置角度发挥要素促进经济发展的效率引领作用,从再生产过程角度发挥各环节促进生产发展的导向联动作用。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明确财经治理的中心任务以及实现这个中心任务应当构建的体制机制,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核心和目的,也是其他各个思想分支所围绕的核心和目的,旨在阐明发展依靠什么,如何激发活力,而其他各个思想分支,是为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的思想服务的。陈云关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的思想,着眼于把计划的优越性与国情实际结合起来,激发市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坚持国民经济的计划理性与市场活性,协调国内经济的计划性与国际市场的风险性,在与时俱进不断改革中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不断改善。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资源配置的基本路径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脉络和主线,旨在阐明经济如何发展,成果如何分配,对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思想,以及对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思想、对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思想,有着决定性影响。陈云关于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的思想,着眼于筹划稳健的计划控制总量,权衡协调的发展比例关系,保持稳固的四大平衡格局,维护理性的计划执行控制。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资源配置的根本方法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精髓和动力,旨在阐明经济发展所需的要素如何组织,应当怎样配置,是对如何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而在资源配置上作出的制度安排。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思想,服从于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思想,服务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思想,决定着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思想。陈云关于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的思想,着眼于从信息情报中洞悉市场状态,在健全法制中整顿经济秩序,运用政策工具稳定市场物价,采取综合措施促进生产发展,深入基层一线解除群众疾苦。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的动态监控与理性校正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中关于对经济运行实行休养和调理的机制,是诊治手段,旨在阐明如何监控经济运行过程,经济运行如何回归理性,因而是对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其他分支思想的再运用。陈云关于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的思想,要求把大力选拔任用年轻干部作为党的重大战略和生命,坚持把政治标准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选拔任用干部的根本要求,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始终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思想上的基本建设。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的力量源泉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支柱和载体,旨在阐明治理活动的根本依靠是什么,如何形成长久的依靠,因此是践行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各个思想分支的主体力量,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中最能动最根本的部分,是保证思想正确执行和自我完善与发展的根本依靠。陈云关于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的思想,要求把有利于人民、满足人民需要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工作中坚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调查研究,而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作决策,因此是解决干部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根基和活的灵魂,旨在阐明治理思想的思想方法以及如何发挥作用,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始终保持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方法论基础。陈云财经治理实践的一个显着特点,就是始终保持积极而又稳妥的态度,坚持实事求是,根据具体情况运用相应的规律和财经理论,不因顺境而冲动,也不因困难而气馁,始终把握好国民经济运行的效益效率和安全稳定,循序渐进,稳扎稳打。这在根本上是由他的治理思想的理论品格所决定的,就是在财经治国中始终坚持风险思维,防止犯颠覆性错误。陈云财经治理的思想与实践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宝贵财富。新时代,陈云财经治理思想有助于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和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保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有助于我们更加注重公平正义,妥善处理分配问题;有助于我们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过程中,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有助于我们牢固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更好地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改革的双轮联动,避免陷入改革和市场经济治理中的形而上学。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发端并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逐步成熟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丰富并发展于改革开放新时期,主要作用于以发展对人民有利的社会生产力为根本目标、以克服纠正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重点任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奠基了坚实的基础。他的思想不仅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发挥了巨大作用,许多相关思想对于今天的财经治理实践仍有着指导意义,必然为一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所继承,并结合新的时代特征,而令其焕发出新的思想魅力。
吴冬霞[8]（2020）在《浙西建德高垣溪流域土地开发研究（1700-1978）》文中提出土地利用及覆被变化（LUCC）是全球环境变化的主要驱动力,由于科学技术发展及其发展的不均衡性,全球土地利用方式不断转换,并引起土地覆被在不同时空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变化。山区作为全球生态脆弱区,对人类活动的反应比其它地形区更强烈,山区环境变化推动了全球环境变化的速度,且增加其复杂性,而这将对全球的可持续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近300年来,在人口、政策、技术等因素的作用下,浙西山区的土地利用及覆被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不仅改变了浙西山区的环境,且以流域整体性来看这会对浙东以至长三角地区的环境与生产都会产生影响。因此为深入理清浙西山区环境变化的历史进程及其驱动力机制,本文综合利用人类学和历史地理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以浙西的山地中小流域为研究范围,通过对流域和聚落两个尺度的自然和人文驱动力机制进行研究分析,重建历史时期山地流域土地利用变化的历史进程。全文由绪论和正文两部分组成:第一章,重建了近300年来高垣溪流域土地开发的时空演变规律及其与自然驱动力的关系。第二章,主要分析了人口驱动力与历史时期流域土地开发的关系演变。第三章,主要探究对流域土地开发产生重要影响的政治驱动力因素。第四章,梳理了近300年来高垣溪流域的农田水利技术发展及其对土地开发的影响。
方芳[9]（2020）在《现象学视野下的旅游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现当代的旅游质性研究中,旅游的本质被定义为“旅游体验”,旅游的基础研究主要是围绕着“旅游体验”展开的。然而对“旅游体验”的研究,是否有成功地为旅游确立本质,弥补了旅游的基础研究薄弱的缺陷?文章认为,从纯粹意识层面定义“旅游体验”以把握旅游本质的观点,忽视了“旅游体验”的伴生性,即,“旅游体验”对“旅游实践”的依赖性,造成了旅游质性研究的缺陷。研究通过对旅游本质研究现状的批判性反思,运用现象学的原则和方法,扬弃了以“旅游体验”为旅游本质的相关观点,提出回到意指身体移动的“旅游实践”基点,整体地把握旅游现象,发展出一条“从旅游实践出发”的旅游质性研究路线。研究可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上半部分,围绕着“旅游的本质是旅游体验”的观点,对“旅游体验”的相关研究进行批判性反思,在反思中寻找适用于旅游本质研究的现象学方法。包括了绪论、第一章和第二章。绪论从汉语“旅游”一词的词义中,解析旅游实践和旅游体验的含义,指出旅游实践与旅游体验的关系;探讨为什么现当代的旅游质性研究是围绕着“旅游体验”展开的;指出了围绕着从纯粹意识体验角度定义的“旅游体验”所建构的旅游研究整体框架的不足。第一章论述了现当代旅游质性研究发展的历史背景,通过论述旅游研究在几十年间的变化,确立了旅游意义世界的边界和旅游研究的视阈范围。第二章对“旅游体验”进行了反思和再认识,将旅游体验描述为依赖于旅游实践发生和结束的“一段旋律”;链接了“从旅游实践出发”的旅游本质研究与现象学方法,就此进入相关问题的研究。下半部分,围绕着“从旅游实践出发”的基本思路,在现象学视野中构建“旅游实践-旅游目的地-旅游世界”的框架,包括第三章“论旅游实践的本质”,第四章“旅游目的地系统和符号”,和第五章“旅游世界的图景”。这一部分主要观点包括:旅游实践生成旅游目的地,旅游目的地符号构建旅游世界;消解了旅游研究传统意义上的、以“旅游景观体验”为核心的“旅游体验”,而将其变为“旅游目的地体验”;阐述了旅游目的地符号的意义,并对唤起同感意识的“旅游目的地体验”进行了具体描述;以“旅游目的地”替代“地点”,展示了旅游世界的图景;形成了以“旅游实践-旅游目的地-旅游世界”为指引的旅游质性研究路径和基本框架。
冯斐[10]（2020）在《长江经济带文旅融合产业资源评价、利用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是现代服务业中极具发展潜力的产业部门,两者既具有内在差异,又具有不可分割的天然联系。“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文化属性是旅游业更具魅力的产业属性,其文化比重及其价值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影响效用不断扩大,是一种必然的积极的产业发展趋势。据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发布的信息,全世界旅游活动中约有37%涉及文化因素,文化旅游者以每年15%的幅度增长。“旅游是文化的载体”,蓬勃发展的旅游产业,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为文化事业繁荣拓展了传播途径。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旅游业经历了40年起飞、赶超和跨越式发展,旅游业通过“涓滴效应”和“溢出效应”促进了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2017年,我国旅游业对GDP的综合贡献为9.13万亿元,占GDP总量的11.04%。旅游直接就业2825万人,旅游直接和间接就业7990万人,占全国就业总人口的10.28%1,可以说,旅游业已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能。但是,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各产业部门亟待通过模式创新与产业融合,打造经济、社会、生态协调发展的增长新引擎。因此,文化和旅游的深度融合与协同发展,既是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在要求,也是向国际社会积极倡议“一带一路”愿景,实现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必由之路。长江经济带作为连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纽带,在地理区位上横跨我国东、中、西部三大区域,覆盖全国21%的国土面积,GDP和人口占比均超过全国的40%,域内拥有以长江流域文化为载体,丰富多元、底蕴深厚的文旅资源。伴随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以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为主的文旅经济也从单一扩张转向融合发展,开始在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中占据越来越突出的地位。然而,“实践之树常青,但理论却是灰色的”,相比于如火如荼的区域文旅融合发展实践,对于文旅融合产业的理论研究却相对滞后,尤其是将长江经济带作为研究区域,对其文旅融合产业的体系性研究仍然较为匮乏。因此,本研究以资源创新理论为基础,采用质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以“特征分析—能力评价—区域差异—效率测度—影响因素—对策建议”为研究框架,对长江经济带文旅融合产业发展进行了系统研究,包括:（1）通过详实的文献梳理与概念辨析,对文旅产业的资源系统和融合发展的协调性进行了阐释;（2）借助历史分析法与知识图谱可视化,对长江经济带文旅融合产业发展脉络进行了系统分析,对该区域文旅融合产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进行了识别;（3）基于专家访谈与统计分析,构建了系统而全面的文旅融合产业资源评价体系;（4）并对长江经济带区域内部各要素维度的资源能级进行了有效评价,从而挖掘区域内的空间性与时间性特征;（5）基于时空特征,对长江经济带文旅融合产业的资源利用效率及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6）基于研究结果对未来长江经济带文旅融合产业的协调发展提出政策建议。通过对以上问题进行深入和系统地研究,本文研究发现:（1）我国区域文旅融合产业发展在资源端存在阶段性特征,包括2007年以前的项目带动阶段、2008至2010年的要素驱动阶段;2011至2013年的融合发展阶段以及2014年之后的创新驱动阶段;（2）区域文旅融合产业资源评价体系具有多层级结构,由基底层、中间层、潜力层三个层级以及条件性资源、主体性资源、发展性资源3大体系构成;（3）长江经济带文旅融合产业资源能级的区域特征呈固化态势,在空间分布上呈现下游区域“多极均衡发展”、中游地区的“两翼互补拉动”、上游地区的“四川单极突进”总体发展态势;在时间序列上呈现稳态提升趋势,尤其是2011年进入融合发展阶段以来,文旅融合资源总体水平快速增长。（4）文旅融合产业资源利用效率时变性特征明显,且投入冗余情况较严重,具体表现为:1)总体层面及三大区域都表现出阶梯上升状的资源利用效率特征;2)主体性资源系统中的文旅企业规模、文旅人资规模以及发展性系统维度中的文旅生态资源、区域创新资源的投入冗余率较高;3)从区域来看,与上游和下游相比,中游地区的投入冗余情况相对较好,各项投入要素的冗余水平基本平衡。（5）资源要素对文旅融合产业发展影响程度及作用方向不尽相同。其中,文旅市场规模HB与文旅生态资源ML对于区域文旅融合产业发展具有显着的带动作用;相反,区域交通条件FCD、对外依存度FTD、文旅品质资源QRS对现阶段文旅融合产业发展则具有一定的消极阻碍作用。最后,提出了长江经济带文旅融合协调发展5个方面的建议:（1）建立全域视角的要素协调平台,探索文旅融合产业新形象与新品牌;（2）注重区域资源开发与产品创新,促进文旅市场主体内新业态的形成;（3）协同旅游、经济与生态间关系,提升区域文旅产业耦合度与融合性;（4）正视沿线省区的空间差异特征,通过跨区合作实现优势资源的互补;（5）降低文旅融合过程的投入冗余,实现长江经济带文旅产业高效发展。
二、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总目次（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总目次（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自然山水园传承探索（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中国自然山水园传承的必要性 |
| 1.1.2 中国自然山水园传承的必然性 |
| 1.1.3 中国自然山水园传承的可能性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框架 |
| 2 相关概念与理论研究进展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中国传统园林与自然山水园 |
| 2.1.2 现代与现代化 |
| 2.1.3 传承及其与创新、传统之间的关系 |
| 2.1.4 文化、地域文化、园林文化与文化基因 |
| 2.2 相关理论研究 |
| 2.2.1 山水城市理论 |
| 2.2.2 新地域文化理论 |
| 2.2.3 场所精神理论 |
| 2.2.4 本土设计理论 |
| 2.3 中国自然山水园研究进展 |
| 2.3.1 古代文献 |
| 2.3.2 近现代文献 |
| 2.4 本章小结 |
| 3 溯源:中国自然山水园要义 |
| 3.1 中国自然山水园之根源研究 |
| 3.1.1 自然条件 |
| 3.1.2 政治经济 |
| 3.1.3 哲学思想 |
| 3.1.4 文学艺术 |
| 3.2 中国自然山水园发展历程简述 |
| 3.2.1 远古至清初:从山水审美的起点到山水园林的大发展 |
| 3.2.2 清中叶至今:社会的剧变与山水文化的现代发展 |
| 3.2.3 小结 |
| 3.3 中国自然山水园发展与演变特征 |
| 3.3.1 滋养于“天人合一”的自然山水观 |
| 3.3.2 繁茂因相融共生的山水文化 |
| 3.3.3 异变由多方因素的共同作用 |
| 3.4 本章小结 |
| 4 求索:中国自然山水园传承探索 |
| 4.1 影响中国自然山水园传承差异性的时代背景因素 |
| 4.1.1 社会背景的差异 |
| 4.1.2 技术水平的差异 |
| 4.1.3 使用需求的差异 |
| 4.1.4 审美情趣的差异 |
| 4.2 中国自然山水园的传承价值 |
| 4.2.1 社会价值 |
| 4.2.2 文化价值 |
| 4.2.3 生态价值 |
| 4.2.4 美学价值 |
| 4.3 中国自然山水园的传承内核 |
| 4.3.1 复合多元的功能定位 |
| 4.3.2 师法自然的山水间架 |
| 4.3.3 巧妙有机的要素因借 |
| 4.3.4 诗情画意的意境营建 |
| 4.3.5 美好人居的生态理念 |
| 4.4 中国自然山水园的传承原则 |
| 4.4.1 整体性原则 |
| 4.4.2 地域性原则 |
| 4.4.3 生态性原则 |
| 4.4.4 适用性原则 |
| 4.4.5 协调性原则 |
| 4.4.6 经济性原则 |
| 4.5 中国自然山水园的传承路径 |
| 4.5.1 “脉”——地域文脉的传续 |
| 4.5.2 “场”——功能空间的发展 |
| 4.5.3 “形”——形式符号的表现 |
| 4.5.4 “术”——技术手段的运用 |
| 4.5.5 “材”——材料建构的更新 |
| 4.6 本章小结 |
| 5 实践:中国自然山水园实践探索 |
| 5.1 中国自然山水园的创作过程 |
| 5.1.1 相地明旨 |
| 5.1.2 立意构园 |
| 5.1.3 理微察毫 |
| 5.2 项目设计实践 |
| 5.2.1 相地明旨 |
| 5.2.2 立意构园 |
| 5.2.3 理微察毫 |
| 6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研究创新点 |
| 6.3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2）“双一流”高校学报的传播力研究 ——以高校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述评 |
| 1.3 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
| 1.3.1 理论基础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2 “双一流”高校学报传播力的理论框架 |
| 2.1 “双一流”高校学报传播力的理论价值 |
| 2.1.1 引领学术方向 |
| 2.1.2 巩固学科建设 |
| 2.1.3 助推成果转化 |
| 2.2 “双一流”高校学报的传播力模型 |
| 2.2.1 理论依据 |
| 2.2.2 模型建构 |
| 2.2.3 样本选择 |
| 2.3 学报传播力提升对“双一流”建设的反哺意义 |
| 2.3.1 推进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 |
| 2.3.2 助推高校科研水平全面提升 |
| 2.3.3 培育创新型优质人才队伍 |
| 3 “双一流”高校学报的传播力分析 |
| 3.1 “双一流”高校学报引领力分析 |
| 3.1.1 学术引领力整体较强,但学报间引领实力存在差距 |
| 3.1.2 注重对思想理论的传递与解读 |
| 3.1.3 注重对社会文化的宣扬和对舆情热点的讨论 |
| 3.2 “双一流”高校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的服务力分析 |
| 3.2.1 学术传播力与学科影响力稳步提升 |
| 3.2.2 注重一流学科建设和对社会问题的关注 |
| 3.2.3 将一流学科与高校特色相结合的学科研究趋势明显 |
| 3.2.4 一流学科成果已基本实现专题式传播 |
| 3.3 “双一流”高校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的推动力分析 |
| 3.3.1 与开放存取平台合作的意识不强 |
| 3.3.2 网站建设成效最佳,但移动传播力较弱 |
| 3.3.3 网站出版服务完善,微平台服务形式丰富 |
| 4 “双一流”高校学报传播力的现存问题 |
| 4.1 学术引领力和学科影响力不足 |
| 4.1.1 学报综合实力有待提高 |
| 4.1.2 一流学科发展地位不够突出 |
| 4.1.3 学报栏目设置不合理 |
| 4.2 开放融合出版水平有待提升 |
| 4.2.1 开放出版程度不高 |
| 4.2.2 数字出版成效不佳 |
| 4.2.3 融合出版服务不完善 |
| 5 “双一流”高校学报传播力的提升路径 |
| 5.1 发挥学术引领与思想文化引领作用 |
| 5.1.1 完善学报体系建设,整合一流学术资源 |
| 5.1.2 加强思想意识引导,引领一流学术方向 |
| 5.2 提升一流学科成果宣传力与影响力 |
| 5.2.1 依托学科优势,拓展一流学科宣传渠道 |
| 5.2.2 创新策划栏目,提升一流学科学术影响力 |
| 5.3 提高开放融合出版水平 |
| 5.3.1 大力促进全面开放出版 |
| 5.3.2 构建融合性全媒体出版矩阵 |
| 5.3.3 创新融合出版增值服务形式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情况 |
| 致谢 |
（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重点与难点 |
| 1.4.1 研究重点 |
| 1.4.2 研究难点 |
| 1.5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研究不足 |
| 第2章 西藏贫困问题相关概述 |
| 2.1 贫困理论基本释义 |
| 2.1.1 贫困的定义 |
| 2.1.2 贫困的标准 |
| 2.1.3 贫困的分类 |
| 2.1.4 扶贫的内涵 |
| 2.2 西藏贫困问题的基本状况 |
| 2.2.1 贫困人口较多且分布广 |
| 2.2.2 贫困程度深且类型复杂 |
| 2.2.3 贫困代际传递现象严重 |
| 2.3 西藏贫困问题产生的根源 |
| 2.3.1 严酷的自然生存环境 |
| 2.3.2 低下的经济发展水平 |
| 2.3.3 落后的基础服务设施 |
| 2.3.4 突出的健康风险问题 |
| 2.3.5 严重的精神文化贫困 |
| 2.4 开展西藏扶贫工作的必要性 |
| 2.4.1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 |
| 2.4.2 筑牢党在西藏执政根基的需要 |
| 2.4.3 实现西藏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 |
| 第3章 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 |
| 3.1 理论基础 |
| 3.1.1 马克思恩格斯及列宁关于反贫困理论 |
| 3.1.2 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扶贫工作的论述 |
| 3.1.3 中国传统文化关于反贫困的思想 |
| 3.1.4 西方学者关于反贫困的理论探索 |
| 3.2 实践基础 |
| 3.2.1 1949-1958 年党在西藏的扶贫实践 |
| 3.2.2 1959-1977 年党在西藏的扶贫实践 |
| 第4章 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实践 |
| 4.1 体制改革带动扶贫阶段(1978-1993) |
| 4.1.1 出台西藏农牧民休养生息的政策 |
| 4.1.2 改革制约农牧区发展的经济体制 |
| 4.1.3 初步开启西藏扶贫开发的新模式 |
| 4.1.4 体制改革阶段西藏扶贫成效总结 |
| 4.2 扶贫攻坚阶段(1994-2000) |
| 4.2.1 西藏扶贫攻坚计划的制定与实施 |
| 4.2.2 新的特殊优惠政策的出台与落实 |
| 4.2.3 扶贫攻坚阶段西藏脱贫工作成效 |
| 4.3 扶贫深化阶段(2001-2011) |
| 4.3.1 探索适宜西藏扶贫开发的新路子 |
| 4.3.2 明确西藏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新目标 |
| 4.3.3 夯实西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 |
| 4.3.4 扶贫开发政策落地与基本成效总结 |
| 第5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西藏精准扶贫实践 |
| 5.1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推动西藏发展的战略抉择 |
| 5.1.1 规划新时代富民兴藏路线 |
| 5.1.2 加快推进西藏高质量发展 |
| 5.2 构建西藏精准扶贫的实施机制 |
| 5.2.1 西藏精准扶贫的瞄准机制 |
| 5.2.2 西藏精准扶贫的政策机制 |
| 5.2.3 西藏精准扶贫的责任机制 |
| 5.2.4 西藏精准扶贫的投入机制 |
| 5.2.5 西藏精准扶贫的退出机制 |
| 5.2.6 西藏精准扶贫的监督考核机制 |
| 5.3 明确西藏精准扶贫的施策路径 |
| 5.3.1 特色产业开发:撬动农牧民脱贫致富的杠杆 |
| 5.3.2 易地扶贫搬迁:打破恶劣生存环境的束缚 |
| 5.3.3 生态保护扶贫:破解“富饶的贫困”陷阱 |
| 5.3.4 大力发展教育:阻断西藏贫困的代际传递 |
| 5.3.5 社会保障兜底:兜住西藏脱贫攻坚的底线 |
| 5.4 西藏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阶段工作成效 |
| 5.4.1 第六次座谈会推动西藏经济社会长足发展 |
| 5.4.2 “三不愁三有三保障”脱贫目标基本实现 |
| 5.4.3 西藏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的创新与发展 |
| 第6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的经验及启示 |
| 6.1 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的历史经验 |
| 6.1.1 始终坚持党对西藏减贫事业的全面领导 |
| 6.1.2 凝聚形成推动西藏扶贫开发的强大合力 |
| 6.1.3 注重推动扶贫标准与减贫方略持续革新 |
| 6.1.4 强化构建西藏工作座谈会扶贫工作机制 |
| 6.2 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实践对西藏未来减贫与发展的启示 |
| 6.2.1 建立解决西藏相对贫困问题的长效机制 |
| 6.2.2 更加注重激发西藏各族群众的内生动力 |
| 6.2.3 在脱贫攻坚基础之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
| 6.2.4 优化援藏机制助推西藏实现高质量发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后记 |
（4）裁判说理的可接受性及其实现（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缘何研究裁判说理的可接受性?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三、本文研究方法 |
| 四、基本论述框架和可能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裁判说理的可接受性理论 |
| 第一节 裁判说理应以可接受性为目标 |
| 一、有关裁判说理目标的争议 |
| 二、“可接受性”的理论分析 |
| 三、裁判说理可接受性的界定 |
| 第二节 可接受性说理的基本内涵 |
| 一、说理的“规范性”与“有效性” |
| 二、说理的“统一化”与“个性化” |
| 三、“事理”“法理”与“情理”“文理” |
| 第三节 可接受性说理的衡量标准 |
| 一、客观标准——基于论证规则构建裁判理由 |
| 二、主观标准——理性说服听众达成有效共识 |
| 第四节 可接受性说理的实现思路 |
| 一、依靠制度创新为说理提供外在保障机制 |
| 二、完善技术规范为说理提供内在形式要求 |
| 三、运用法律方法构建裁判理由的论证标准 |
| 第二章 裁判说理可接受性不足的现状及原因 |
| 第一节 有关裁判说理问题的实证考察 |
| 一、当下实证研究综述 |
| 二、本文样本选择及分析 |
| 第二节 说理可接受性不足的具体表现 |
| 一、不说理或选择性说理 |
| 二、说理空洞化或程式化 |
| 三、即兴说理或任意说理 |
| 四、判非所请或论证不清 |
| 第三节 说理可接受性不足的原因分析 |
| 一、重结果轻说理的司法理念 |
| 二、保障制度和技术规范不健全 |
| 三、忽视运用法律方法构建说理标准 |
| 第三章 实现可接受性说理的制度机制 |
| 第一节 通过繁简分流制度实现针对性说理 |
| 一、案件繁简决定说理程度 |
| 二、繁简分流重点是明确分流标准 |
| 三、需要重点说理的具体案例类型 |
| 第二节 依靠裁判公开制度倒逼规范说理 |
| 一、裁判文书公开提升法官的说理要求 |
| 二、裁判文书公开保护法官敢于说理 |
| 三、通过反馈机制明确重点说理内容 |
| 第三节 诉诸评价激励机制促进主动说理 |
| 一、评价激励重在构建合理的评价标准 |
| 二、裁判说理中评价激励机制的作用方式 |
| 第四节 提升裁判说理可接受性的其他机制 |
| 一、通过法官释明制度建构说理的理想语境 |
| 二、完善法律统一适用机制增强理由的说服效果 |
| 第四章 实现可接受性说理的技术规范 |
| 第一节 裁判说理的文书格式要求 |
| 一、规范的文书格式有助提升说理效果 |
| 二、不同类型裁判文书的说理格式要求 |
| 三、裁判文书说理的通识性体例与结构 |
| 第二节 裁判说理的语言风格要求 |
| 一、裁判语言的“可接受性”特征 |
| 二、裁判文书用语要准确规范 |
| 三、裁判表述风格要沉稳平实 |
| 四、裁判内容表达要逻辑清晰 |
| 第三节 裁判文书体例及结构创新 |
| 一、裁判文书创新的实践意义 |
| 二、要点引导式说理型式 |
| 三、其他裁判文书说理新型式 |
| 第五章 实现可接受性说理的法律方法 |
| 第一节 主要运用的法律方法及其说理实效 |
| 一、法律解释:明确大前提的真实含义 |
| 二、法律论证:确立可接受的说理依据 |
| 三、法律修辞:说服听众强化说理效果 |
| 第二节 法律原则作为裁判理由的论证说理 |
| 一、法律原则进入裁判的说理要素 |
| 二、对“依照原则确立规则”过程的说理 |
| 三、运用法律原则裁判的具体说理要求 |
| 第三节 道德情理作为裁判理由的论证说理 |
| 一、道德情理说理重在进行价值指引 |
| 二、当下裁判中的道德情理说理偏差 |
| 三、道德情理说理规范化的基本要求 |
| 第四节 社会习惯作为裁判理由的论证说理 |
| 一、习惯作为裁判理由应具备的规范要件 |
| 二、“事实性”习惯向“规范性”习惯转化的阐明 |
| 三、习惯作为裁判理由的具体论证标准 |
| 第五节 指导案例作为裁判理由的论证说理 |
| 一、运用指导案例说理必须讲清“以案释法”过程 |
| 二、“区分同案”时的说理要求 |
| 三、“形成同判”时的说理要求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 后记 |
（5）鲁东南地区的社会变迁 ——朱村研究（1949-2000）（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学术史综述 |
| 三、研究框架 |
| 四、资料概述 |
| 第一章 朱村早期的自然生态和社会历史 |
| 第一节 村落形成与对外联系 |
| 一、傍水而居的生态地理 |
| 二、自然灾害与宗族迁居 |
| 三、经济地理空间 |
| 四、婚姻圈与社会交往 |
| 第二节 文化背景与社会变革 |
| 一、科举传统与文化教育 |
| 二、中共党组织的建立 |
| 三、土改与朱村权力结构 |
| 小结 |
| 第二章 集体化与朱村的人口家庭变迁 |
| 第一节 人地冲突与调整 |
| 一、人口增长与人地失衡 |
| 二、计划生育政策及其影响 |
| 三、人地冲突与人口外迁 |
| 第二节 人口增长与家庭制度的变迁 |
| 一、家庭规模变化 |
| 二、核心家庭趋向 |
| 三、家庭周期与经济负担 |
| 第三节 家庭困境及其应对 |
| 一、合作化前的家庭经济 |
| 二、从合作社到人民公社化 |
| 三、人民公社时期的家庭收入 |
| 四、灾荒与家庭经济生活 |
| 小结 |
| 第三章 集体财产与家庭经济 |
| 第一节 集体财产与家庭财产 |
| 一、合作社与生产资料的集体化 |
| 二、“大跃进”与资产的“再集体化” |
| 三、核算单位变更与资产下放 |
| 四、农村改革与资产分配 |
| 第二节 超支借款与家庭经济 |
| 一、集体化与超支欠款 |
| 二、借款与经济依赖 |
| 三、欠款问题的解决 |
| 小结 |
| 第四章 国家、乡村与公共权力 |
| 第一节 组织与管理者 |
| 一、乡村社会的组织结构 |
| 二、主要干部的新陈代谢 |
| 三、家族关系的强化 |
| 第二节 制度建设与权力制约 |
| 一、“四清”与财务整顿 |
| 二、整党与队伍净化 |
| 三、民主理财与政治、经济路线的监督 |
| 四、双向表达与“向下”的权力 |
| 第三节 公共权力与乡村秩序 |
| 一、“看青”与社会管理空间 |
| 二、多维利益与“公”“私”界限 |
| 三、围绕公共食堂的利益冲突 |
| 小结 |
| 第五章 经济变迁中的乡村理性 |
| 第一节 农业种植的有限自主 |
| 一、生产计划中的国家与乡村 |
| 二、计划中的“反行为”视角 |
| 三、种植结构的人为因素 |
| 第二节 劳动力分配 |
| 一、合作化与劳动定额 |
| 二、劳动报酬与“退社”风波 |
| 三、公社时期的劳动管理 |
| 四、集体经济与联产承包 |
| 第三节 劳动力、机械化与集体经营 |
| 一、集体经营与密集型生产 |
| 二、六七十年代的机械化发展 |
| 三、剩余劳动力与副业生产 |
| 第四节 土地、水利与作为共同体的乡村 |
| 一、土地登记与地权集中 |
| 二、水利占地与林业发展 |
| 三、维权与共同行动 |
| 小结 |
| 结语:乡村社会的主体意识 |
| 一、乡村社会的自我管理 |
| 二、集体行为的经济理性 |
| 附录 |
| 附录一 《庭训琐言》 |
| 附录二 常胜社部分社员土地股金登记表(1955年) |
| 附录三 金星社固定财产投资表(1955年) |
| 附录四 朱村固定财产统计表(1975年) |
| 附录五 部分朱村人口迁出表(1940-1963年) |
| 附录六 部分家庭土地、住宅情况表(1952年) |
| 附录七 部分家庭户口统计表(1958年) |
| 附录八 阶级家庭阶级成分统计表(1966年) |
| 附录九 部分家庭土地收入表(1953年) |
| 附录十 朱村劳动致富登记表(部分)(1983年) |
| 附录十一 小麦、地瓜劳动定额分类表 |
| 附录十二 朱村主要粮食作物面积表(集体经营)(1958—1977年)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辽代春捺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相关概念的界定 |
| 四、研究思路及方法 |
| 五、重点与难点 |
| 六、创新点 |
| 第一章 辽代春捺钵地点的选择 |
| 第一节 捺钵体制溯源 |
| 第二节 辽太祖至圣宗太平二年的春捺钵地点 |
| 一、辽太祖、太宗时期的春捺钵地点 |
| 二、辽世宗至景宗时期的春捺钵地点 |
| 三、辽圣宗初至太平二年的春捺钵地点 |
| 第三节 辽圣宗太平二年至辽末的春捺钵地点 |
| 一、辽圣宗后期至兴宗时期的春捺钵地点 |
| 二、辽道宗至辽末的春捺钵地点 |
| 第四节 春捺钵的区域、路线变化及影响因素 |
| 一、春捺钵的区域 |
| 二、春捺钵的路线变化 |
| 三、春捺钵路线变化的影响因素 |
| 第二章 辽代春捺钵的运营机制 |
| 第一节 春捺钵的随行人员 |
| 一、王公贵戚 |
| 二、南北臣僚(官员) |
| 三、诸行宫斡鲁朵(宫)户及扈从部队 |
| 第二节 春捺钵的营盘 |
| 一、皇帝的行宫与扈从官员的营帐 |
| 二、春捺钵的营盘结构 |
| 第三节 春捺钵的物资供给 |
| 一、外来的物资供给 |
| 二、当地的物资供给 |
| 三、物资管理 |
| 第三章 辽代春捺钵的传统活动 |
| 第一节 捕鹅放鹰 |
| 第二节 渔猎活动 |
| 一、河湖捕鱼 |
| 二、山地射猎 |
| 第三节 祭祀活动 |
| 第四章 辽代春捺钵的政治活动及职能演变 |
| 第一节 处理国内政务 |
| 一、商议军国事务 |
| 二、制定经济政策 |
| 三、任命及赏罚官员 |
| 四、处理司法问题 |
| 五、处理统治区内部族事务 |
| 六、赈济灾民及其他 |
| 第二节 解决边疆问题 |
| 一、解决西北、西南部边疆问题 |
| 二、解决南部边疆问题 |
| 三、解决东部边疆问题 |
| 第三节 春捺钵政治职能的特点与演变 |
| 一、春捺钵政治职能的特点 |
| 二、春捺钵政治职能的变化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 后记 |
（7）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三) 现有研究成果存在的不足 |
| 三、研究方法及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陈云财经治理的理论探源与发展过程 |
| 一、相关概念的提出与界定 |
| (一) 国家治理 |
| (二) 国家财经治理 |
| (三) 陈云财经治理的特征 |
| 二、陈云财经治理的理论探源 |
| (一) 以马克思主义财经治理的思想和方法为根本指导 |
| (二) 以苏联社会主义财经管理模式为重要借鉴 |
| (三) 以西方经济治理的理论和方法为必要参考 |
| 三、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 |
| (一) 两次相对集中学习积淀了系统而深厚的理论功底 |
| (二) 边区和东北的理财经历开始了思想的萌芽 |
| (三) 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各项工作促进了思想的初步形成 |
| (四) 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历程推进了思想的逐步成熟 |
| (五) 探索和推进改革开放实现了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
| 第二章 陈云财经治理的实践历程 |
| 一、努力探求财经治理实践路径保证根据地自我供给 |
| (一) 打好与法币间的“货币战争”以稳定市场 |
| (二) 大力推进生产自救 |
| (三) 运用再分配手段治理经济困难 |
| 二、成功运用财经治理综合手段迅速恢复国民经济 |
| (一) 建立财经治理的组织与制度框架 |
| (二) 全面推进国民经济恢复 |
| (三) 灵活运用财政货币政策和市场手段应对困难局面 |
| 三、充分调动财经治理制度力量稳步开展经济建设 |
| (一) 健全完善计划经济体制的财经制度体系 |
| (二)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
| (三) 把保障民生放在突出位置 |
| (四) 用市场手段解决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行问题 |
| (五) 在加快对外贸易中解决经济发展问题 |
| 四、积极发挥财经治理思想作用扎实推进改革开放 |
| (一) 对国民经济实行清醒地健康地调整 |
| (二) 改革完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 |
| (三) 在改革中促进经济发展 |
| 第三章 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体系 |
| 一、财经治理的中心任务: 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 |
| (一) 发挥制度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保障激励作用 |
| (二) 发挥利益攸关方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能动创造作用 |
| (三) 发挥资源配置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效率引领作用 |
| (四) 发挥再生产各环节在促进生产发展中的导向联动作用 |
| 二、财经治理的基本路径: 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 |
| (一) 把计划的优越性与国情实际结合起来 |
| (二) 激发市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巨大作用 |
| (三) 坚持国民经济的计划理性与市场活性 |
| (四) 协调国内经济的计划性与国际市场的风险性 |
| 三、财经治理的根本方法: 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 |
| (一) 筹划稳健的计划控制总量 |
| (二) 权衡协调的发展比例关系 |
| (三) 保持稳固的四大平衡格局 |
| (四) 坚持计划全过程理性控制 |
| 四、财经治理的诊治手段: 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 |
| (一) 从信息情报中洞悉市场状态 |
| (二) 在健全法制中整顿经济秩序 |
| (三) 运用政策工具治理市场物价 |
| (四) 采取综合措施促进生产发展 |
| (五) 深入基层一线解除群众疾苦 |
| 五、财经治理的依靠力量: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 |
| (一) 国家财经治理依靠大量培养和使用专业人才 |
| (二) 把大力选拔任用年轻干部作为党的重大战略和生命 |
| (三) 严格干部的政治标准是国家财经治理的根本要求 |
| (四) 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
| (五)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财经治理在思想上的基本建设 |
| 六、财经治理的方法论基础: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 |
| (一) 坚持有利于人民的价值理性 |
| (二) 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调查研究 |
| (三) 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策 |
| 第四章 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 |
| 一、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理论的基础 |
| (一)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
| (二) 不同经济运行模式下的财经治理具有共同的目标与手段 |
| (三)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的丰富发展指明了方向 |
| 二、对国家治理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行了形象概括 |
| (一) 陈云的市场和市场经济始终是关在“笼子”里的 |
| (二) 坚持政府的宏观调控与市场的自主调节 |
| (三) 政府与市场发挥作用的辩证关系 |
| 三、为防范国家财经治理中的颠覆性错误提供了思路 |
| (一) 防范颠覆性错误是国家治理的重大命题 |
| (二) 坚持人民性和计划性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思想保障 |
| (三) 陈云财经治理哲学思想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有效方法 |
| (四) 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物质基础 |
| 结语 |
| 一、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各部分间的相互关系 |
| 二、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始终紧扣各个时期关键问题 |
| 三、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形成并服务于他所处的时代 |
| 四、陈云财经治理思想服务于时代又超越了时代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情况 |
| 发表学术论文 |
| 出版学术专着 |
| 成果获奖情况 |
| 主持科研项目 |
| 致谢 |
（8）浙西建德高垣溪流域土地开发研究（1700-1978）（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内容 |
| 四、研究区域 |
| 五、资料与方法 |
| 第一章 自然环境:山地流域开发基础 |
| 第一节 土地开发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
| 第二节 高垣溪流域土地开发的时空演变 |
| 第三节 流域土地开发过程中的自然驱动力 |
| 第四节 聚落土地开发与自然驱动力 |
| 小结 |
| 第二章 流域土地开发中的人口驱动力 |
| 第一节 流域人口迁移与土地开发 |
| 第二节 流域人口数量与土地开发 |
| 第三节 流域内各区域环境承载力分析 |
| 小结 |
| 第三章 流域土地垦殖的政治驱动力 |
| 第一节 清代流域土地开发的政治驱动力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制度、政策与土地开发 |
| 第三节 新中国政策制度实施与土地开发 |
| 小结 |
| 第四章 农业技术与土地开发的关系 |
| 第一节 流域水利建设对山地开发的驱动 |
| 第二节 农业技术、单位面积产量与土地开发的关系 |
| 第三节 高垣村水利发展与耕地开垦的空间选择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浙江省建德市大洋镇高垣村考察报告 |
| 致谢 |
（9）现象学视野下的旅游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三个问题 |
| 一、“旅游体验”是如何变成旅游的本质的? |
| (一)“游”史 |
| (二)“旅”+“游” |
| (三)从“旅游实践”到“旅游体验” |
| 二、旅游体验与审美体验的区分 |
| 三、旅游者去哪里了? |
| (一)主体之“死” |
| (二)旅游者之主权 |
| 第二节 研究方法 |
| 一、旅游研究中的现象学方法:文献综述 |
| (一)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 二、困境 |
| 三、“面向实事本身” |
| 第三节 研究框架和研究意义 |
| 一、研究框架 |
| 二、主要观点 |
| 三、研究意义 |
| 四、研究不足 |
| 第二章 从旅游研究到旅游世界 |
| 第一节 显现:从特殊到日常 |
| 一、第一阶段:经济现象 |
| 二、第二阶段:反日常现象 |
| (一)多种社会科学的介入:以人类学为例 |
| (二)旅游发生的背景:现代社会的“反常” |
| (三)旅游内在动机:逃离和对反向生活的好奇 |
| (四)旅游活动:人格的反常和活动的精神性 |
| (五)反日常旅游的定义 |
| 三、第三阶段:日常现象 |
| (一)“反日常”的例外 |
| (二)“日常”的源头:旅游发生学 |
| (三)“日常”理论之一:旅游作为一种社会实践 |
| (四)“日常”理论之二:生活美学时代中的旅游 |
| (五)“日常”理论之三:原真性+存在主义 |
| 第二节 矛盾:旅游世界与研究方法 |
| 一、社会学实践理论消解旅游实践 |
| 二、意识审美体验替代旅游体验 |
| 三、存在主义瓦解旅游的意义 |
| (一)不稳定的意义和混乱 |
| (二)滥用存在主义原真性 |
| (三)“本真”的幻想 |
| 第三节 突围:游戏观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对“旅游体验”的反思与再认识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作为“本质”的旅游体验 |
| 一、争执:异地体验还是非惯常体验? |
| 二、异地空间体验 |
| (一)空间问题的特殊性 |
| (二)异-空间感知体验 |
| (三)“异-空间感知体验”在旅游研究中的独特性 |
| 三、非惯常环境中的主体间性 |
| (一)复数的人 |
| (二)他者与常人 |
| 四、“旅游体验”的双重特征 |
| 第三节 旅游体验的“结构” |
| 一、研究回顾 |
| 二、旅游想象、旅游体验、旅游回忆 |
| (一)旅游想象(I) |
| (二)旅游回忆(M) |
| (三)旅游体验 |
| (四)“想象-体验-回忆”与“期望-心理感知-评价” |
| 三、“旅游体验”再认识 |
| (一)作为一段“旋律”的旅游体验 |
| (二)旅游体验与旅游回忆 |
| (三)旅游体验与审美体验 |
| 第四节 旅游的本质与现象学方法 |
| 一、现象学方法与某种“体验”的本质 |
| 二、现象学方法与对活动经验的认识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论旅游实践的本质 |
| 第一节 从身体移动到旅游实践 |
| 一、背景:“Tourism”的起源 |
| 二、客观主义、心理主义中的移动性 |
| 三、作为一种源始的文化符号的身体移动 |
| 第二节 “旅游”作为移动性符号 |
| 一、“旅游”的“语言-言语”分析 |
| 二、“旅游”作为移动性的符号:语义辨析与悬置 |
| (一)权力关系背景:自由移动/流放 |
| (二)生存背景 |
| (三)目的性假设 |
| (四)源始样式:观光旅游 |
| 三、旅游实践的含义 |
| 第三节 观光旅游:“观”与“旅”的交织 |
| 一、何谓“观光旅游” |
| (一)旅游研究中的“观光旅游” |
| (二)旅游史中的“观光旅游”:最初的设定 |
| 二、观光旅游=“观”+“旅” |
| 三、观光的“看” |
| (一)空间构造的“看” |
| (二)实存论的“看” |
| (三)知觉的“看” |
| 四、观光旅游的特征:“观”与“旅”的交织 |
| (一)观光旅游作为一种新的实践方式 |
| (二)观光旅游作为一种表达 |
| (三)观光旅游创造一种主观旅游空间 |
| 第四节 旅游实践的“作品”:旅游目的地 |
| 一、实践的表达与创作 |
| 二、作品:旅游目的地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旅游目的地系统与符号 |
| 第一节 旅游目的地的一般性定义 |
| 一、旅游目的地定义:集合式和整体式 |
| (一)集合式:想象与体验 |
| (二)整体式:形象与实践 |
| 二、旅游目的地系统 |
| 第二节 旅游目的地的符号化 |
| 一、旅游吸引物符号化与旅游目的地符号化 |
| 二、“舞台”,还是“作品”? |
| (一)作为“舞台”的旅游目的地 |
| (二)作为“作品”的旅游目的地 |
| 三、旅游目的地符号 |
| (一)旅游目的地感知和想象 |
| (二)旅游目的地欲望 |
| (三)旅游目的地-旅游实践-异乡世界 |
| 第三节 旅游目的地的现代性 |
| 一、条件背景:交通与信息 |
| (一)三个阶段 |
| (二)信息技术引起质变 |
| 二、旅游目的地想象 |
| (一)对“异乡世界”的想象 |
| (二)旅游想象与旅游实践 |
| (三)旅游想象与“家园意识” |
| 三、旅游目的地体验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旅游世界的图景 |
| 第一节 “休闲”的旅游世界 |
| 一、“我们”的暴力:同化与掠夺 |
| (一)贬低性的想象 |
| (二)贸易与战争:游牧者、航海者 |
| 二、“我们”与“他们”的休闲 |
| (一)旅游经济:休闲经济 |
| (二)旅游活动:新殖民? |
| (三)旅游活动:低俗? |
| (四)旅游者:“我们-他们”中的“我” |
| 三、“我们”中生成的“他们” |
| 第二节 “与异乡人共在”的旅游世界 |
| 一、旅游世界的内部结构:以遗产旅游为例 |
| 二、“原住民-旅游目的地-旅游者”结构 |
| (一)遗产旅游:供给还是需求? |
| (二)谁的家园?旅游者还是原住民? |
| 三、旅游世界的框架 |
| 第三节 “家园”的旅游世界 |
| 一、“家园感”的失落和重拾 |
| (一)何谓“家园感”:返乡之路 |
| (二)“家园感”的失落:回忆性与都市生活 |
| (三)“家园感”的重拾:空间想象 |
| 二、旅游回忆:“回忆”与“想象材料” |
| (一)回忆-旅游回忆 |
| (二)旅游实践-旅游回忆 |
| (三)旅游回忆中的“想象材料” |
| (四)返乡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10）长江经济带文旅融合产业资源评价、利用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目标与内容 |
| 一、研究目标 |
| 二、研究内容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技术路线 |
| 第四节 创新之处 |
| 一、研究视角创新 |
| 二、研究思路创新 |
| 三、研究内容创新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 |
| 一、产业融合相关研究 |
| 二、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的概念研究 |
| 三、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模式研究 |
| 四、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机制研究 |
| 五、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量化研究 |
| 六、区域层面文化和旅游融合的实证研究 |
| 七、长江经济带文化及旅游相关研究 |
| 第二节 长江经济带文旅融合研究的知识图谱可视化分析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数据来源 |
| 三、长江经济带相关研究趋势 |
| 四、文旅融合产业相关研究趋势 |
| 第三节 研究评述与启示 |
| 一、现有研究的进展与评述 |
| 二、对本研究的启示 |
| 第三章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理论基础 |
| 一、规模经济理论 |
| 二、新资源理论 |
| 三、资源基础理论 |
| 四、发生学理论 |
| 五、嵌入式理论 |
| 六、区域增长极理论 |
| 第二节 文旅融合产业资源体系 |
| 一、概念界定 |
| 二、文旅融合产业主体类型及动力机制 |
| 三、文旅融合产业资源体系定义及属性 |
| 四、文旅融合产业资源体系的特征 |
| 第三节 文旅融合产业资源体系理论分析框架 |
| 一、基于资源系统视角的分析框架搭建依据 |
| 二、基于资源系统视角的长江经济带文旅融合产业分析框架 |
| 第四章 长江经济带文旅融合产业发展特征分析 |
| 第一节 长江经济带发展脉络及历史变迁 |
| 一、总体发展脉络 |
| 二、发展历史变迁 |
| 第二节 长江经济带文旅融合产业现状分析 |
| 一、长江经济带旅游产业及文化产业发展现状 |
| 二、长江经济带文旅融合产业资源开发现状 |
| 第三节 长江经济带区域演化特征 |
| 一、空间功能演化特征 |
| 二、区域政策演化特征 |
| 三、文旅资源演化特征 |
| 第四节 长江经济带文旅融合产业资源系统特征 |
| 一、长江经济带文旅融合产业资源特征分析 |
| 二、基于资源要素维度的长江经济带文旅产业发展阶段分析 |
| 第五章 长江经济带文旅融合产业资源评价体系构建 |
| 第一节 指标体系构建的内涵依据 |
| 一、研究设计与技术路径 |
| 二、现有研究中文旅融合产业评价体系的描述性统计 |
| 三、基于扎根理论对现有文献指标的三阶段编码分析 |
| 第二节 区域文旅融合产业资源评价体系构建 |
| 一、评价维度分析 |
| 二、“嵌入式”区域文旅融合产业资源的要素系统结构 |
| 三、评价体系的建立原则 |
| 第三节 指标选择和评价赋权 |
| 一、指标甄别与筛选 |
| 二、指标评价模型 |
| 三、指标赋权处理 |
| 第六章 长江经济带文旅融合产业资源综合评价 |
| 第一节 长江经济带文旅融合产业资源水平评价 |
| 一、数据选取与处理 |
| 二、长江经济带各发展阶段资源水平评价 |
| 三、长江经济带文旅融合产业资源整体水平评价 |
| 第二节 长江经济带文旅融合产业资源的耦合协调模型构建 |
| 一、资源要素维度的耦合机理分析 |
| 二、数据来源和处理 |
| 三、评价模型和计算方法 |
| 第三节 长江经济带文旅融合产业资源耦合协调分析 |
| 一、长江经济带文旅融合产业资源要素各子系统发展分析 |
| 二、长江经济带文旅融合产业资源要素耦合协调度的时空特征分析 |
| 三、长江经济带文旅融合产业资源系统要素耦合协调度的类型分析 |
| 第七章 长江经济带文旅融合产业资源利用效率测度 |
| 第一节 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指标选取及数据来源 |
| 第二节 长江经济带文旅融合产业资源利用效率测度 |
| 一、长江经济带总体及三大区域效率分析 |
| 二、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发展效率分析 |
| 第三节 长江经济带文旅融合产业投入冗余分析 |
| 一、长江经济带总体及三大区域投入冗余分析 |
| 二、长江经济带各省市投入冗余分析 |
| 第八章 长江经济带文旅融合产业发展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一节 计量模型构建与指标选取 |
| 一、影响因素的作用机理分析 |
| 二、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
| 第二节 实证结果分析 |
| 一、长江经济带总体层面的实证结果分析 |
| 二、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三大区域实证结果分析 |
| 第九章 结论与展望 |
| 第一节 主要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第三节 研究展望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四、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总目次（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自然山水园传承探索[D]. 杨丹. 浙江大学, 2021(01)
- [2]“双一流”高校学报的传播力研究 ——以高校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为例[D]. 陈思羽. 大连理工大学, 2021
- [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研究[D]. 暴占杰. 吉林大学, 2021(01)
- [4]裁判说理的可接受性及其实现[D]. 宋菲.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2)
- [5]鲁东南地区的社会变迁 ——朱村研究（1949-2000）[D]. 黄润青. 山东大学, 2020(09)
- [6]辽代春捺钵研究[D]. 梁维. 吉林大学, 2020(08)
- [7]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D]. 华清君. 扬州大学, 2020(04)
- [8]浙西建德高垣溪流域土地开发研究（1700-1978）[D]. 吴冬霞. 浙江师范大学, 2020(02)
- [9]现象学视野下的旅游研究[D]. 方芳. 浙江大学, 2020(01)
- [10]长江经济带文旅融合产业资源评价、利用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D]. 冯斐. 华东师范大学, 20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