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论文文献综述)
刘妍贝[1](2021)在《山东省农业社会化服务需求意愿与供给水平研究》文中提出
祝洪章[2](2021)在《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绩效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农村土地流转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农村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的问题,具有鲜明效率维度的价值追求和经济属性。立足中国特殊国情、农情,耕地流转问题不单纯是经济效率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在自发演化力量和有意识构建的共同作用下,我国农地产权制度的变迁具有自身特定的演进规律。我国现行耕地“三权分置”改革就是考虑到耕地流转的多重属性,通过权利分层方式,兼顾耕地社会属性、意识形态属性和经济属性。这是理解当下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绩效问题的前提,是耕地经营权流转的制度环境。主流经济学推崇的简约理论模型的研究范式在我国农地产权制度研究上存在明显的缺陷。本文结合马克思主义制度理论和西方新制度经济理论研究方法,从历史演进规律、制度逻辑的宏观视角,顺推制约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绩效的制度环境因素;从制度目标、制度机制的应然预设与流转运行和流转制度经济影响绩效实然状态的差异,逆推权利结构设计和流转运行中存在的问题。最终,针对问题成因提出优化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绩效的对策建议。本文分析了建国至今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变迁历程和演化规律,提出农地产权制度存在制度价值复合化取向,呈现渐进、路径依赖式演化模式,具有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相结合,服务于国家城乡关系的国家意志等发展演进规律。“三权分置”改革以农户分化发展的社会现实为背景,遵循了我国农地产权制度演进的历史规律,依托多重制度逻辑框架,将“系统观念、底线思维”作为多重逻辑兼容的指引,通过“地权细分”为多重逻辑兼容共存提供载体,通过“走廊调控”方式为多重制度逻辑兼容提供机制,通过增量改革和绩效提升为多重逻辑兼容共存提供动力。经营权流转制度是以经济绩效为主导逻辑的农地产权交易制度,相关的政策制定和立法近年取得较大发展。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的目标主要是优化耕地资源配置、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同时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为保障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实现以上预设功能,国家通过激励机制、约束机制、稳定机制三种制度机制综合推进流转改革。激励机制包括鼓励主体分流、客体强权赋权和完善流转交易市场体系等;约束机制包括设立农地集体所有的制度红线、流转用途红线、农民权利保护红线等;稳定机制包括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加强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建设等。本文在系统梳理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规模、流转主体、流转方式、流转合约、流转价格、流转效力等发展状况的基础上,从宏观时空角度,运用LMDI法分析了耕地经营权流转的主要影响因素;从微观农户行为角度,基于农户流转规模决策模型,分析了影响农户流转决策行为的主要因素和农户耕地福利保障效应、农户耕地禀赋效应以及农户政策感知、预期与反馈效应等对流转决策的影响。对照流转制度功能目标定位,本文分别分析了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的耕地配置绩效、生产效率绩效、粮食安全保障绩效。研究发现,虽然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耕地配置效率,但面积和地块细碎化和耕地撂荒等问题依然存在;耕地流转制度提升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但对流转双方、全国区域间影响存在较强的异质性;现有耕地流转制度对流转“非农化”“非粮化”抑制效果不佳,经济发达地区的流转“非农化”明显,非粮食主产区流转“非粮化”明显,粮食主产区也存在流转“非粮化”趋势。依循“制度环境-制度逻辑-制度功能-制度机制-制度绩效”分析脉络,本文得出了我国城乡融合发展进程和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衔接进程的渐进性约束了流转制度绩效发挥的结论;根据“产权结构-行为激励与约束-制度绩效”分析脉络,本文得出了耕地“三权”赋权方案不确定性、立法内容与技术缺陷影响了流转制度绩效发挥的结论;根据“制度交易成本”分析,本文得出了农户政策认知弱、流转交易平台建设滞后、交易监管薄弱、交易信息化程度低等因素增加了制度交易成本,造成流转制度绩效损失的结论。针对制度环境,本文提出耕地经营权流转应与农业非农转移、城市及乡村非农产业吸纳能力、农业技术进步水平及农业社会化服务等相适应发展,加快协同配套进程推进。针对赋权环节,本文建议应捋顺三权关系,采取“所有权-承包权(成员权)-经营权(用益物权)”的赋权路径,完善立法以减轻经营权非经济属性功能负荷;针对流转制度运行,本文提出从规模化思路、政策指导、主体培育、市场体系建设等方面持续降低经营权流转制度交易成本,提高流转制度效能。
蒋崧韬[3](2021)在《小农体制对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影响及对策研究》文中指出我国农业经营总体上呈现出分散、细碎的小农经济格局。传统产权理论认为只要权利有清楚的界定,不管界定为谁属,市场的运作会带来同样的效果。然而我国农业发展的现实却与传统理论相悖,在农地权利被清晰界定后,农地产权的整合仍然面临障碍,小农格局被长期固化。对于我国农业为何长期受困于小农格局,既有研究至今没有形成一致的解释。本文聚焦这一问题,从体制的角度出发,将我国的农业体制归纳为“小农体制”,并第一次较为系统的阐述了小农体制的作用机理,即小农体制下农户始终拥有土地承包权,农地整合只能依靠派生于土地承包权的经营权,由于经营权派生于承包权必然具有期限性,当经营权期限届满后必须向土地承包权回复,因此农地整合后的产权格局就不具有终局性且存在向承包权回复的体制性动力,进而导致我国小农格局的固化。由于小农体制及其作用机理的存在,因此制约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就不仅是分散、细碎的农地产权格局,导致农地产权格局向分散、细碎的初始赋权状态回复的动力机制才是制约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症结”之所在。本文随后从小农体制的作用机理出发进一步分析了小农体制对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影响,指出小农体制下农地整合的非终局性会给市场交易带来不确定性,从而“对冲”市场机制整合农地的动力,同时农地整合的非终局性也会导致为整合农地而支付的交易成本不具有永久性效果以及因农地整合而提升的农业效率难以得到有效的积累。为了验证小农体制对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障碍机理,本文就小农体制对我国农业经营体制和农业生产效率两个方面的影响进行了讨论。在经营体制方面,由于小农体制及其作用机理的存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无论采用何种组织形式都始终面临交易成本高、运营成本高以及地权稳定性弱等困境。而在农业效率方面,本文运用我国2004-201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对小农体制与我国农业生产效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无论是小农体制的表征还是小农体制的实质都对我国农业生产效率产生了显着的负面影响。本文的分析表明,小农体制对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如果不阻断小农体制的作用机理发挥作用,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将始终受到束缚。考虑到西方农业发达国家(新大陆国家除外)在经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过程中也曾经经历过改造小农的历程,而我国各地农业现代化发展实践中也在不断尝试多种应对小农体制的办法,因此本文对改造小农格局的国际经验和应对小农体制的国内实践进行了梳理,以便从中找到参考和借鉴。从法国、德国、荷兰以及日本这几个主要农业发达国家改造小农格局的历程来看,通过财政、金融政策刺激、引导农场规模扩大,做好农户退出农业的安置工作以及出台限制农业分散的政策法规是被实践检验有效的通行做法。此外,设立专门的中介机构来促进农地产权整合、降低农地产权整合的交易成本也是各国的共识。同时,不可忽略的是,土地私有制下农地产权能够被终局性整合是上述国家改造小农格局成效显着的关键因素。从国内应对小农体制的实践来看,虽然各地实践模式有所不同,但由于通过农地自发流转很难打破分散、细碎的产权格局。因此,各地大多由村社集体组织(村委会)来负责农地要素的整合、集中。然而,村社集体组织(村委会)作为农地整合机构也面临短板和困境:首先,村社集体组织(村委会)受其行为能力限制,在农地整合过程中只能发挥居间作用,相较于农业发达国家承担相应职能的农地中介机构而言,其职能单薄难以承载更多的期望。其次,村社集体组织(村委会)本身不是农地产权整合效果的直接受益者,其整合农地的动力可能并不来自于市场机制,这种权利义务配置的扭曲可能诱发村社集体组织(村委会)行为的失范。再次,村社集体组织(村委会)大多不具备独立的财产和责任能力,在农地整合过程中难以对其行为可能面临的市场风险负责,农户成为相关风险的主要转嫁对象,容易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最后,村社集体组织(村委会)并不能解决小农体制下农地产权整合的非终局性问题。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根据小农体制的作用机理,在借鉴农业发达国家改造小农格局的国际经验和国内应对小农体制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对策建议。该对策建议的思路是通过新的制度供给来阻断小农体制的作用机理。总体制度构想为设立独立的农地经营机构来充当土地流转中介。围绕这一总体制度构想,本文就该制度下如何保持农地产权的稳定、如何保障农民的主体性(包括农民的土地流转意愿和农民的耕地需求等)、如何低成本实现土地供应以及如何保障市场交易双方通过农地经营机构来参与农地要素交易等方面进行了具体的制度设计。最后,本文根据该制度设计之初拟定的价值取向和基本原则对该制度设计的效果进行了检验并就设立农地经营机构可能面临的风险及防范措施展开了必要的讨论。
薛莹[4](2021)在《基于交易费用视角农户农业生产性服务行为与契约选择研究 ——以东北玉米生产为例》文中研究表明农业生产性服务是推动乡村产业振兴、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重要路径,是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支撑。目前,农业生产性服务的发展正处在升级的关键时期,多元市场服务主体错位发展和分工协作格局逐渐显现,特别是新兴的全程托管服务逐渐占据市场,使农业经营格局逐渐从土地规模经营向服务规模经营过渡。然而,农业生产性服务内含较高的交易费用,潜在的抑制了农业生产性服务市场,同时农业生产性服务契约发展规范程度不一,使农户与农业生产性服务之间没有长期稳定的关系,如何推动农业生产性服务的发展、建立长期稳定的契约关系成为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本研究以农业生产性服务需求方农户作为研究对象,通过东北三省8个地区的实地调研,在新制度经济学基础上,以交易费用为中心,采用“分工深化—交易费用—契约匹配”的框架,探究农业生产性服务产生的本质及动因,解释农户选择农业生产性服务不同契约类型的原因,构建农户与农业生产性服务主体之间稳定性契约关系的条件,并分析农业生产性服务对农户福利的影响,最终为农业生产性服务健康、快速、稳定发展提供对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及相关结论具体如下:第一,理论分析。首先,基于分工与专业化理论,从理论和现实方面,探究农业生产性服务产生的本质,并运用超边际分析进行数理推倒;其次,基于交易费用理论,运用效用最大化分析方法,探究交易费用对农户农业生产性服务行为内在机理;最后,基于“交易费用—契约匹配”理论框架,构建农户模型和博弈模型分析交易费用对农户农业生产性服务契约类型选择的影响,探究其内在机理,同时构建不完全契约博弈模型,深入分析交易费用对农户农业生产性服务契约稳定性的影响。第二,交易费用对农户农业生产性服务选择行为影响。运用Mlogit模型分析威廉姆森分析范式下交易特性对农户不同类型农业生产性服务选择行为的影响,并运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同时对不同规模农户的农业生产性服务选择行为进行异质性讨论。结果表明:交易特性对农户选择不同类型农业生产性服务行为具有显着影响,且对不同规模农户选择农业生产性服务行为表现出显着差异。首先,农户选择不同类型农业生产性服务行为主要受地形特征、老龄化程度和养殖规模差异的影响,其中农户选择全程托管服务比选择部分环节服务的影响更加显着。其次,资产专用性中,土地细碎化程度、土地地形特征以及老龄化程度对不同规模农户农业生产性服务选择行为均有显着差异影响。土地细碎化程度对规模逐渐变大的农户影响农业生产性服务选择行为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土地地形特征和老龄化程度对不同规模农户选择农业生产性服务均呈现正向影响,其中对大规模影响最大,中规模和小规模农户影响不明显。风险特性方面,经营风险对中规模和小规模农户农业生产性服务选择行为具有显着的阻碍作用,对大规模农户影响不明显;而交易风险对不同规模农户选择农业生产性服务行为没有差异,均具有抑制影响。规模性对不同规模农户选择农业生产性服务行为的实证结果显示,养殖规模仅对小规模农户农业全程托管服务选择具有促进作用。第三,交易费用对农户农业生产性服务契约类型选择影响。考虑到样本选择性偏误的问题,采用Heckman两步法模型分析交易特性中风险性、规模性和契约过程产生的搜寻信息成本对农户农业生产性服务契约类型选择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究个人信任水平在其中的调节机制。最后,通过替换计量模型法对实证估计相关结论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交易特性中风险性、规模性和契约过程中的搜寻信息成本对农户农业生产性服务契约类型选择行为具有显着影响,同时个人信任水平在交易费用对农户农业生产性服务契约类型选择中起到了调节作用。在修正了样本选择偏差后,具体得到以下四点结论。其一,风险性中尤其是交易风险在农户农业生产性服务契约类型选择影响中仍然是关键因素,当在交易过程中面临较大的道德风险时,选择正式契约优于口头契约。其二,规模越大的农户,其在交易中面临的交易风险越大,选择正式契约的概率更高。其三,较高的搜寻信息成本会阻碍农户选择正式契约。其四,个人信任水平越高的农户,越倾向选择口头契约。同时,个人信任水平在信息成本对农户选择正式契约负向影响中有正向调节作用,在风险性和规模性对农户选择农业生产性服务正式契约正向影响中有抑制性调节作用。第四,交易费用对农户农业生产性服务契约稳定性影响。本部分契约稳定性影响从契约续约意愿和长期合作意愿进行衡量。首先,运用Mvprobit模型对交易费用影响农户农业生产性服务契约稳定性进行实证分析,并验证服务满意度在交易费用对农业生产性服务契约稳定性中的调节效应;其次,进行交易费用对农业生产性不同服务类型契约稳定性异质性讨论;最后,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对实证分析内容进一步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一是契约过程中产生的交易成本对农户农业生产性服务契约稳定性有显着影响,其中信息成本影响最大、谈判成本次之,执行成本最小。二是服务满意度在交易成本对农户农业生产性服务契约稳定性影响中具有显着调节效应。三是交易成本对不同类型农业生产性服务契约稳定性影响具有显着差异,特别是谈判成本和执行成本在对不同类型农业生产性服务续约意愿及长期合作意愿中表现出差异影响。四是老龄化程度高的农户更偏向于全程托管服务的续约行为。风险性的自然灾害和交易风险对农户部分环节服务长期合作意愿抑制影响较大,对农户全程托管服务长期合作意愿影响不大。第五,农业生产性服务对农户福利效应的影响。首先,基于收益最大化理论,通过构建福利效应模型,对参与农业生产性服务的农户福利效应进行理论分析;其次,运用ESR模型,在反事实框架下分析农业生产性服务对农户福利效应的影响,同时,进一步分析农业生产性服务不同服务类型对农户福利效应的影响;最后,从要素禀赋视角探讨农户福利效应差异。结论表明:一方面,劳动力要素、资本要素和土地要素对农户福利效应均有显着影响。同时,农户基本特征中风险偏好、社会网络、受教育程度和信贷状况对农户福利均有稳健影响,其中风险偏好型、社会网络强、受教育程度高,有借贷经验的农户对福利效应具有促进作用,提高家庭收入的可能性更大。另一方面,农业生产性服务能够改善农户福利,且通过增加非农就业收入或其他经营性收入,增加农户整体福利。同时,农户参与不同类型农业生产性服务的福利效应存在差异,且均能有效改善农户福利,其中农户参与全程托管服务福利效应最高,参与部分环节服务次之。此外,农户参与部分环节服务和全程托管服务对玉米种植收入均有抑制影响,具体来看,农户参与部分环节服务比全程托管服务在玉米种植收入上损失更小。根据上述分析,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规范部分环节服务市场,加强全程托管服务市场建设。一方面对农业生产性服务者加强技术培训,努力培养高素质的专业技术服务者;另一方面可以有针对性地对农业生产性服务者提供服务补贴。第二,健全风险保障机制,降低农户农业生产性服务交易风险和经营风险。农业生产性服务组织可以与保险机构合作,制定并完善合理的保险制度。同时,农业生产性服务组织可以通过构建以熟人为依托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中介机构,为农户提供完备的信息和沟通渠道。第三,政府应积极推广正式契约,提高农业生产性服务合同规范。可以针对每个地区不同特点设计合同内容、服务价格及保障范围,公开透明,防止信息不对称等机会主义行为。第四,减少契约过程产生的交易成本,促进农户与农业生产性服务者契约关系的稳定性。第五,强化农业生产性服务质量,提高农户服务满意度。研究可能的创新之处:第一,研究对象创新。研究重点探讨交易费用、契约选择与农户农业生产性服务选择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突破了过往只分析部分生产环节服务的范畴,重点研究全程托管服务。全程托管服务是新生事物,处于发展初期,属于制度安排的探索阶段,其作为研究对象不仅是新颖的,而且非常具有实际意义,可为新型农业生产性服务进一步发展提供指导性建议。第二,研究视角创新。研究突破采用农户模型进行农户行为研究的常规思路,将其行为选择视为一种新型农业制度安排,利用新制度经济学原理进行研究。围绕农户展开,以交易费用分析为基础,合理运用交易费用理论、契约理论对农业生产性服务行为选择原因、选择差异、契约选择及选择效果进行探究。交易费用分析和测度国内定量研究较少,分析一种新生制度安排的交易费用,可回答制度设立问题,可为农业生产性服务提供前瞻性的建议,使结论和建议更贴近实际。第三,研究思路创新。在已有研究中关于农业生产性服务契约选择并未引起太多关注,本文在揭示交易费用对农户农业生产性服务行为选择机制基础上,进一步探究交易费用对农户与农业生产性服务契约关系内在影响机理,在目前已有的研究上,做了进一步的推进。
张建锋[5](2020)在《专业化分工视角下稻农的合作及其治理 ——以农机服务为例》文中提出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已经步入全面推进农业现代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历史新阶段。在新发展阶段,“如何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效衔接?”“以土地承包、家庭经营为核心的基本经营制度如何创新以适应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需要?”成为亟待破解的理论与现实问题。立足我国人均耕地资源少、农业劳动力资源弱质化、粮食供给总量紧平衡等现实,着力推进农业专业化分工与合作、推进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逐渐为社会所认同。与此同时,随着交易效率的提升,我国农业专业化分工呈现深化趋势,但在区域、产业、具体农事活动方面存在不协调不充分问题。立足我国小规模农户将长期存在并处于基本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国情,在深化专业化分工过程中,探究农户参与分工与合作的缘由、农户参与分工与合作的方式、农户参与分工与合作的保障,具有现实的必然性和理论的必要性。本文以农机服务为例,探究专业化分工视角下稻农的合作及其治理,回答“专业化分工视角下稻农为什么要以合作的方式完成农事活动?”“专业化分工视角下稻农如何合作以保障农事活动的有效实现?”问题,并将“专业化分工视角下稻农如何合作”分解为“专业化分工视角下稻农合作受哪些因素的影响?”“专业化分工视角下稻农如何选择相应的合作方式?”“专业化分工视角下稻农合作匹配什么样的治理结构与治理机制?”等子问题。文章基于专业化分工理论、农户家庭决策模型、合作及合作行为理论、外包理论、交易成本与交易治理理论等理论基础,在借鉴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水稻生产经营技术经济与制度结构-交易效率-专业化分工与合作-合作治理”的基本框架。基于此分析框架,从稻农家庭微观决策出发分析了稻农参与分工与合作的缘由,专业化分工与合作的关系、稻农合作的影响因素与合作机制、稻农农事活动合作方式选择及合作治理匹配的影响因素;随后从历史与现实的维度分析了稻农合作及其治理的演化历程及现实状况,并基于2004-2017年全国主要稻产区数据、采用FGLS方法验证了技术经济结构变迁对农机服务外包合作的影响,基于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采用ivprobit模型、内生次序probit模型模型、multi-logit模型分别验证了稻农农机技术使用与否、农机技术使用程度、农机服务合作与合作程度、农机服务合作方式选择、农机服务合作治理结构及治理机制选择的影响因素。最后在多案例分析专业化分工和稻农合作实现逻辑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含义。通过研究,得到如下结论:(1)规模经济、分工经济、交易成本、信息处理效率等四个视角单独均无法相对全面解释稻农农事活动合作的缘由,应从合作意愿形成与强化、合作行为实现与开展、合作持续等三个层面具体分析稻农合作的缘由。稻农合作嵌入外部技术经济、制度演化与变迁过程中,是稻农以综合成本最小化、综合收益最大化为目标导向,权衡合作的预期收益增加或预期成本降低、合作的交易成本与交易效率、主体与群体的行为能力及合作能力、主观与客观规范与控制等因素,并与内外部诸多利益相关者互动的结果。规模经济、分工经济、交易成本、信息处理效率等四个视角都是以合作的预期绩效为出发点,只强调了合作预期绩效中的某一方面,未将合作发生置于综合系统中考量,且四个观点间也存在相应的联系。生产要素稀缺引致的生产实现与生产成本降低诉求、生产经营组织制度不均衡诱致的交易成本降低诉求、小农户综合收益最大化导向下的机会成本最小化诉求、交易效率提升与合作的经济可行性得以保障、稻农行为能力与合作能力的提升、强有力外部推力与助力的存在、新型水稻经营主体的存在与引领、合作分配机制的激励效应与分配的公平性、合作组织的存续发展与合作组织绩效的提升等方面构成了稻农农事活动合作的多维缘由。(2)技术变革与制度变迁对农业专业化分工演进以及农户合作行为选择具有显着的直接、间接影响。(1)制度及制度变革围绕宏观产权制度、产业保护与扶持制度、微观规范与控制制度三个维度,通过影响宏观交易成本与交易效率、合作的微观交易效率,通过改变水稻生产经营主体的资源、资本与要素禀赋结构,直接、间接影响农事活动分工与合作;(2)技术及技术演化围绕生产型技术、交易型技术两个维度,通过改变农事活动的技术经济结构、影响合作的交易效率,进而影响稻农合作动机、合作行为与合作方式的选择;(3)技术、制度协同演化,共同形塑了“小农户家庭内部合作为主与关系型换工合作为辅→农户被动卷入同公社化与合作化生产合作为主→农事活动合作市场化与社会化逐渐深化→农事活动合作市场化与社会化为主”的稻农合作与合作方式演进历程。水稻农事活动中稻农合作治理演进围绕交易属性演化、水稻生产经营组织结构与组织制度演化两个维度展开。交易属性演变嵌入水稻生产技术、制度与政策环境、社会与文化环境中,生产经营组织结构与组织制度的演化影响技术选择、农事活动的专业化分工,进而影响农事活动的实现方式,最终影响农机服务合作治理及治理机制的选择。水稻生产经营组织结构与组织制度演化维度的治理演化主要从“交易效率演进嵌入、经营主体选择”、“混合治理结构嵌入、经营主体选择”两个角度发挥作用。(3)技术经济结构变迁是水稻农机服务外包合作的核心诱致因素,四种水稻种属农机服务外包合作程度及其影响因素存在分异。水稻生产经营农事活动合作与合作方式选择嵌入技术经济与制度结构及其共同决定的专业化分工系统中。影响稻农合作及合作方式选择的因素主要包括水稻生产经营资源与要素相对稀缺状况、水稻生产经营组织结构的变革、非农就业市场成长与非农就业比较收益状况、农业生产经营公共制度与产业政策、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嵌入的农村社会关系与社会文化网络等。基于2004-2017年中国粳稻、早籼稻、中籼稻、晚籼稻四个主要属种及主要种植省份的宏观数据,采用FGLS模型实证发现:(1)农机专用性指标、农地折租成本代表农地租种机会成本、农户自有劳动力价格代表的机会成本、雇工成本等对农机服务外包合作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台均拖拉机动力代表的农机专用性对农机服务外包合作呈负向影响。(2)水稻种植现金成本收益率代表的比较收益指标、农机总动力代表的农机可得性、农户自我完成部分成本等三个指标影响出现了分异,现金成本收益率在粳稻、中籼稻种植区对农机服务外包合作呈正向影响,在早籼稻和晚籼稻产区呈现负向影响;农机总动力代表的农机服务可得性在粳稻产区、晚籼稻产区呈正向影响,在早籼稻、中籼稻产区呈负向影响。农户自我完成部分成本在早籼稻、晚籼稻产区呈现负向影响,在粳稻、中籼稻产区呈现正向影响。粳稻、中籼稻的个体效应在省域间存在分异性。(4)农户户主特征、农户社会与经营特征、村域技术经济结构等因素对农户农机选择、农机化程度、农机服务合作、农机服务合作程度、农机服务合作方式选择均会产生显着影响。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2016年数据,分别采用probit与工具变量probit模型、次序probit模型与内生次序probit模型、multi-logit模型实证发现:(1)农户户主年龄、留家人员健康状况、农户家庭耕地面积的对数值、农忙时雇工价格、惠农支农服务的可获得性,对农业机械采用具有显着影响,惠农支农服务可得性显着提升农户农机采用。(2)农业收入占比、主事者年龄、家庭外出劳动力占比、留家人口受教育程度、役畜拥有与否、家庭耕地面积、支农惠农服务可获得程度对农户农机化程度的选择具有显着影响。(3)役畜的拥有情况、农户耕地面积、农忙时的雇工价格、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情况、离最近县城的距离、村民间关系的和谐程度对农户农机及农机合作行为的选择具有显着的影响。(4)役畜拥有状况、农户家庭耕地面积、农忙时雇工价格、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状况、离最近县城的距离、农户间关系和谐程度、惠农支农服务可得性等对农户实现合作程度产生显着影响。(5)基于不同的参照组,农业收入占比、户主的性别、户主年龄、女性劳动力占比、役畜的拥有状况、农户家庭耕地面积对数值、农地产权改革颁证与否、村域人均劳动力耕地面积对数、农忙时雇工价格、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离县城最近的距离对数、农户间关系的和谐程度、村域惠农支农服务可得性、获得补贴的金额对数对合作方式产生显着影响。但不同参照组内,显着性有差异。(5)水稻农机服务合作交易治理结构、交易治理机制选择主要受役畜拥有状况、农地确权颁证状况、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状况、离最近县城的距离对数、村民间关系和谐程度、村域支农惠农服务可得性等因素影响。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2016年数据,采用multi-logit模型实证发现:(1)农忙时雇工价格对数、村民间关系的和谐程度、离最近县城的距离、从事农业生产3个月以上的劳动力人数、村域农业劳动力人均耕地面积、惠农支农服务的可获得性对农户选择市场化治理结构具有显着正向影响。(2)农业收入占比、是否拥有役畜、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离最近县城的距离对数、农忙时雇工价格、农户间关系和谐程度等对农户不同参照组条件下选择混合治理结构的几率具有显着的正向作用。(3)农地确权颁证状况、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状况、支农惠农服务可得性状况对不同参照组间农户选择关系治理结构具有显着促进作用。(4)拥有役畜的状况、农户家庭耕地面积对数、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状况、离最近县城的距离对数、获得补贴金额的对数值、支农惠农服务获得性等在不同参照组条件下农户选择一体化治理结构具有显着的正向作用。(5)役畜拥有状况、农户家庭耕地面积对数、农户间关系和谐程度、合作组织发展状况、离最近县城的距离对数是农户农机购置与作业合作治理机制选择的核心影响因素。(6)确权颁证实现情况、合作组织发展状况、离最近县城的距离对数等对农户选择关系治理机制具有显着的正向关联。(7)离最近县城的距离对数、村民间的关系和谐程度、超过3个月的劳动力人数对农户选择契约治理机制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8)农业收入占比、拥有役畜的状况、家庭农户耕地面积对数、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状况、离最近县城的距离等对农户选择混合治理具有显着影响。推进水稻农事活动专业化分工与农户合作、优化合作方式与合作治理,需要从如下方面着手:(1)调整合作规制的着力点,将着力点置于外在交易成本的降低与交易效率的提升、水稻生产经营技术经济结构的变革、农业创业与新型生产经营主体发育成长等方面;(2)优化与完善相应的规制政策:(1)改善水稻产业发展的宏观技术与制度环境。一方面进一步完善水稻行业技术效率提升、组织制度创新的制度与政策体系;一方面强化农业农村公共基础设施与基础条件建设、农业农村信息化建设,推进“信息技术+农业(水稻)”进程,降低组织创新与市场型交易的交易成本。(2)优化水稻农事活动实现的技术经济结构。一方面着力推进水稻农事活动技术变革,提高农事活动实现的技术标准化;一方面着力推进农地多种形式的合作与联合的组织与治理创新,进一步推进水稻生产经营的职业化、专业化、规模经营。(3)推进农业创新创业与新型主体发育成长。一方面着眼于优化水稻生产经营创新创业的制度与产业政策体系,降低创新创业的制度成本、风险成本和初创成本;一方面着眼于从供给端推进水稻生产经营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成长,为水稻规模经营主体的发育成长提供技术经济支撑。(4)推进农村协同治理与社会关系网络重塑。一方面着眼于推进农村治理的主体与机制创新,构建主要利益相关者间协同、多元机制协调与共生的治理体系,将水稻生产经营的专业化分工与合作嵌入农村治理创新过程中;另一方面着眼于重塑农村社会文化与社会关系网络。通过农村传统的非正式制度的继承与优化、基于现代市场经济的新型契约与法治文化的培育,实现农村传统优秀文化同现代市场经济契约与法治文化的有效衔接,降低水稻农事活动专业化分工与合作的交易成本。
季秀[6](2020)在《种粮大户农业社会化服务需求的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浙江省的经验证据》文中提出农业社会化服务是各类农业生产经营单位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获得专业化分工和集约化服务规模效益的社会化的农业经济组织形式,是当前支持农业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从2004年开始,党中央国务院连续出台多个“一号文件”对“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提出要求。同时,伴随着土地流转进程的不断加快,种粮大户开始兴起,它代表了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政府把支持种粮大户的发展放到提升粮食综合生产水平、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位置上。然而由于种粮大户农业生产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程度的持续提高,该主体对农业社会服务的需求也随之发生着改变。当前的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已无法满足种粮大户对社会化服务的需求。同时,农业社会化服务虽获得了快速发展,但尚存在着制度供给不足、体系不健全、供需结构不合理、“全要素”服务落后、服务领域不均衡等问题。所以,怎样完善现有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去满足种粮大户逐渐增加的多样化和高标准的农业社会化服务需求,为其生产经营提供更有效的支持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本研究利用浙江省6市124户种粮大户的调查数据,从微观层面研究了种粮大户农业社会化服务需求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首先,运用描述性统计方法对浙江省124户种粮大户的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分析,总结样本种粮大户农业社会化服务需求的特征;其次,通过文献综述与理论研究,构建种粮大户农业社会化服务需求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框架;再次,使用ologit模型等计量经济学方法,分别从个体特征、家庭特征、粮食种植特征与土地流转因素特征四个方面检验影响种粮大户农业社会化服务需求的因素;最后,在上述研究所得结论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研究发现:种粮大户对农业社会化服务供给主体的满意度评价存在一定差异;种粮大户对资金信贷服务需求与农业保险服务需求的意愿较为强烈;农资供应服务需求方面,文化程度对其有正向影响;年龄、是否兼业、土地流转价格对其有负向影响,农业信息服务需求方面,文化程度、耕地面积对其有正向影响;是否兼业、家庭务农劳动力人数、土地流转价格对其有负向影响。农业技术服务需求方面,耕地面积对其有正向影响;年龄、是否兼业、家庭务农劳动力人数对其有负向影响。资金信贷服务需求方面,年龄、是否参加合作社、种粮收入占家庭收入比重、耕地面积、土地流转价格对其有正向影响,文化程度对其有负向影响。农业保险服务需求方面,性别、文化程度、种粮收入占家庭收入比重、耕地面积对其有正向影响;是否兼业、土地流转年限对其有负向影响。农业机械服务需求方面,文化程度对其有正向影响;年龄、是否兼业、家庭务农劳动力人数、土地流转价格对其有负向影响。并据此提出了促进种粮大户生产经营的政策建议。
周乐羽[7](2020)在《江苏省农业社会化服务中的政府角色定位研究》文中提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城镇化的深入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进城落户,农村人口急剧减少,农村“谁来种地”日益成为农业发展的新问题。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农村发展的特殊性,小农户仍然在农村占有很大比重,不能完全套用欧美模式发展大规模农业。因此,发展针对小农户等中小型经营主体的社会化服务,实现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成为政府工作的重点。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了新要求,将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摆在突出位置,使农业生产更加符合现代化建设要求,保障农民根本利益。各级政府农业主管部门也积极探索,以推动承包地有序流转为切入点,充分发挥农业社会化服务的优势,为农户和新型经营主体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的全方位、多样化的服务,打造“全托管”的现代农业服务模式。实践证明,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有力推动了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提升了环境资源利用率和农业效益。但是,由于市场失灵问题的广泛存在,仅仅依靠市场调节不能满足农业发展的需要,政府部门要发挥“看得见的手”的管理作用,只有这样才能打造市场有效、政府有力的有效模式。在农业社会化过程中,政府的角色定位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不合理现象:政府在发展社会化服务中某些急需的支持上未采取有效措施,在某些可以由市场调节的方面却干涉过多。这些都会导致政府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影响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发展。通过查阅相关文献,不难发现许多学者对政府职能范畴进行了研究,但是专门针对农业社会化服务领域的研究却不多,需要进一步展开研究。在掌握现有文献的基础上,本文重点研究了这一学术上有所欠缺的领域,旨在根据我国当前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发展情况及其中存在的问题,深入研究政府的角色定位,明晰政府当前角色的偏差所在和解决路径,为农业社会化服务更好的发展提出相关建议。本研究以江苏省为例,通过分析江苏各地农业社会化服务进程,在把握当地农业社会化发展的基本情况基础上,分析政府部门作为宏观调控者是否发挥了重要的引导作用,在工作中是否出现了错位、越位、缺位问题,并从外部约束和内部制约两个方面,深入探讨了导致问题出现的因素。除此之外,本文还比较和借鉴了荷兰、日本等国家农业社会化服务管理的经验以及国内山东、湖南等地在推动农业社会化服务方面的经验,从中得到对我国新时期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工作的启示。最后提出基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来对政府角色进行合理定位,充分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避免因政府错位、越位、缺位等角色偏差而影响农业社会化服务进程,实现市场与政府功能互补,良性发展。
曹峥林[8](2019)在《农业生产环节服务外包对规模经济的实现机理研究》文中提出在大量优质劳动力流失、非农就业持续增加、留守劳动力结构严重失衡的现实问题倒逼下,我国农业生产领域围绕农事作业环节的服务外包行为普遍出现、其市场迅速发展。环节服务外包在现行制度范畴与要素禀赋先天约束下找到了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可能路径,逐步演化成为市场化改革深化与社会分工深化时代主题下农业规模经济发展的新方向。本研究基于农业分工深化条件下,农业生产环节服务外包可能有利于促进农业规模经济增长的基本假设,围绕分析回答以“分工社会化、服务市场化”为主要特点的农业生产环节服务外包是如何促进农业规模经济这一科学问题,旨在揭示农业生产环节服务外包对农业规模经济的促进作用,分析服务外包促进农业规模经济实现的可能路径。首先,搭建“服务外包——分工经济——规模经济”的基本分析框架,系统解析农业生产环节服务外包的演进逻辑及其经济效应,理论推导农业规模经济的准确衡量模型。其次,基于宏微观相结合的视角,分析环节服务外包和农业规模经济的特征事实与发展现状。然后,厘定“服务外包——行为能力——交易成本——规模经济”的逻辑线索,构建面板分位数回归和面板门限回归模型,实证环节服务外包对规模经济的影响及结构性差异。最后,立足组态视角,引入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技术探讨环节服务外包影响农业规模经济的因素组合及其实现路径。1.主要研究结论(1)我国环节服务外包的发展具有明显的宏微观特点与结构性差异。宏观上,环节服务外包遵循立足产权分割与技术可分的分工深化、基于技术进步与要素流动的资源配置两大主要演进逻辑,呈现整体时序上的渐进性、品种结构上的差异性、与农业特征的耦合性的特征。微观上,一是环节服务外包比例存在明显的区域结构性差异、作物结构性差异、环节属性结构性和时间动态性差异。三种作物平均的服务外包率均值为38.73%,收割、整地和播栽环节外包率位列前列,不同作物环节外包率有所差异,6个省(市)区域内部均表现出“水稻>小麦>玉米”的特征。全区域、不同区域、不同环节的农户选择生产环节服务外包的比率总体上基本呈现逐年微增的态势,全样本三种作物生产环节服务外包比率提高幅度最大的是劳动密集型环节,而劳动技术兼具型环节则最小。二是服务外包行为动因主要是家庭劳动力不够、相关农机设备缺乏和身体难以承受劳动强度。服务外包主要来源于组织型主体、个体型主体和公司型主体,其中劳动密集型环节服务外包主要来源于组织型和个体型主体,技术密集型环节则主要来源于政府型和公司型主体。三是服务外包四大供给主体的业务范围主要集中本乡镇区域,而跨县或跨省的跨区服务供给主体很少。四是无论是整体比例而言还是具体环节比例而言,农户的环节服务外包需求意愿比例均高于实际环节服务外包行为。五是服务外包的计价与支付方式比较复杂多样,但总体以现金支付为主。就具体价格而言,外包价格均价整体呈现“劳动技术兼具型环节>劳动密集型环节>技术密集型环节”的特征。六是环节服务外包水平总体均值为33.97%,呈现“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劳动技术兼具型”的环节属性差异、“东部>中部>西部”的区域发展差异、“水稻>小麦>玉米”的作物结构差异以及“中规模>大规模>小规模”的种植规模差异。(2)我国农业规模经济差异较大但总体上与环节服务外包呈正相关关系。宏观视角下,其一,粮食的总体农业规模经济平均水平达到1.045,处于规模经济状态,并呈现“玉米>小麦>粳稻>早籼稻>中籼稻>晚籼稻”的作物结构差异特征,整体呈现“西部>中部>东部”的区域结构特征。不同作物规模经济水平的区域差异明显:早籼稻呈现“东部>中部=西部”的特征、中籼稻和小麦呈现“西部>中部>东部”的特征、晚籼稻和玉米呈现“东部>中部>西部”的特征、粳稻呈现“中部>西部>东部”的特征。其二,19972017年间,全国粮食生产除在2013年外,在其余年份均处于规模经济状态,整体呈现波动状态,近年来略呈上升趋势。不同作物的规模经济性动态时序基本呈现波动态势但有所差异。微观视角下,其一,总体农业规模经济水平平均值为1.093,总体上看多数农户生产处于规模经济状态。而且农业规模经济水平呈现明显的作物结构性特征、区域结构性特征和时间动态性特征。其中,作物结构性特征表现在产品规模经济水平均值呈现“玉米>小麦>水稻”的特征;区域结构性特征表现在总体规模经济水平和水稻规模经济水平均值均呈现“东部>西部>中部”的特征,小麦和玉米规模经济水平呈现“东部>中部>西部”的特征;时间动态性特征表现为总体规模经济水平均值呈现逐年小幅递增的发展态势,水稻规模经济水平均值呈现逐年递增的特征,小麦规模经济水平均值表现出先降后升的波动特征,而玉米规模经济水平均值则逐年递减。其二,不同服务外包水平农户的农业规模经济表现出一定差异性,两者存在统计相关性。总体规模经济水平随着服务外包水平的提升而呈“U”型特征,总体呈现正向相关关系。不同作物的规模经济水平随环节服务外包程度的变化呈现不同的变化特征。(3)环节服务外包对规模经济的影响效应根源于专业分工和市场化。通过超边际均衡分析方法从理论上进一步深入解析了农业生产环节服务外包对规模经济的影响机理:(1)环节服务外包条件下,农产品交易效率改进,导致农业分工深化和劳动力向农业生产性服务部门转移,将增加生产性服务者人数而降低农产品生产者人数,从而引起农业生产部门劳动力份额下降,为土地流转集中和其它要素流动创造有利条件。这意味着农业生产要素人均量的扩大,尤其是土地的劳均单位面积扩大,有助于农业经营规模的适度扩大,从而促进农业规模经济的实现。(2)服务外包条件下,农产品生产者与生产性服务者实现分工与专业化,从而可从生产性服务生产率的提高中相互受益。基于农产品交易效率改进所带来的分工网络正效应,当服务外包市场发展时,农业生产性服务者和农产品生产者的生产率的提高可分别提升生产性服务和农产品的市场容量,而且两者的市场容量相互促进。农业生产性服务等中间产品尤其是农产品的市场容量的扩大,表明市场需求的提升,这将进一步刺激经营主体追加投入与扩大经营规模,增强其追求规模经济的动力。(4)环节服务外包对规模经济的正向影响具有多维度的差异性。无论是固定效应模型还是分位数回归模型均表明环节服务外包水平对规模经济的影响显着为正,并且规模经济低水平的农户越容易通过服务外包来提升规模经济水平。这预示着环节服务外包在规模经济水平或条件降低的农户群体中推广的积极意义。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基于作物结构维度,各作物生产环节服务外包水平对农业规模经济水平的影响均显着为正,其影响程度呈现“水稻>小麦>玉米”的特征,而且水稻的影响程度远大于小麦与玉米的影响,而小麦与玉米之间差异较小;基于区域结构维度,东部的农业生产环节服务外包水平对规模经济水平的正向影响程度大于中部的农业生产环节服务外包的正向影响,而西部的影响效应则不显着;基于环节属性维度,各生产环节属性的服务外包水平对规模经济水平的影响均显着为正,其影响程度呈现“劳动密集性环节>技术密集型环节>劳动技术兼具型环节”的特征,劳动密集性环节和技术密集型环节的影响程度差异不大,但两者影响程度均远大于劳动技术兼具型环节的影响程度。(5)环节服务外包对规模经济具有门限效应且存在差异性。就总体样本而言,总体样本模型存在门限效应且有2个门限值,随着服务外包水平门限值的跨越,其对规模经济的正向影响程度呈现近似倒“V”特征。可见,农业生产环节服务外包水平应当有适度性,超过适度外包水平,如本样本研究定义下的0.76,其对农业生产经营及其规模经济的影响将减小甚至可能适得其反。就作物结构而言,水稻样本模型有1个门限值,随着门限值的跨越,水稻生产环节服务外包的正向效应将加强且幅度较大;小麦样本模型有1个门限值,随着门限值的跨越,小麦生产环节服务外包的正向效应加强幅度不大;玉米样本模型有1个门限值,随着门限值的跨越,玉米生产环节服务外包的正向效应将从无效转为有效。从区域结构来看,东部总体样本模型有1个门限值,随着门限值的跨越,东部地区服务外包的正向效应将显着增强;中部总体样本模型有1个门限值,随着门限值的跨越,中部地区服务外包的正向效应才开始显现;西部总体样本模型则不存在门限效应。(6)环节服务外包通过“六大传导机制”和“五条组合路径”促进规模经济实现。基于基准回归与分位数回归模型的分阶段估计,从分工专业化、学习能力、技术进步、物资资产专用性、处置能力与交易能力“六大传导变量”验证农业生产环节服务外包促进规模经济实现的传导机制,结果表明环节服务外包对规模经济具有分工专业化效应、人力资本效应、技术外溢效应、成本节约效应、资源配置效应与规模经济互补效应等传导机制。同时,利用fsQCA方法验证筛选出实现规模经济的“五条组合路径”:一是AOS*CA*AS*SC*LCA*TPR,即在强行为能力、低资产专用性和大规模性作为核心因果性条件缺失情况下,农户可以围绕高技术进步这一核心因果性条件,辅助于高环节服务外包水平和强学习能力,借助外部渠道获得外部规模经济的弥补,从而实现农业规模经济。这实质是前文所提及的环节服务外包对规模经济的技术外溢效应和人力资本效应的强强联合。二是AOS*CA*RK*SC*LCA,在大规模性作为核心因果性条件缺失、低风险性作为辅助因果性条件缺失的情况下,农户经营规模较小且面临较大的经营风险,此时农户仍然可以通过高环节服务外包水平和强行为能力两个核心因果性条件,以强学习能力为辅助因果性条件,获取高规模经济水平。该构型体现了环节服务外包的资源配置效应和学习效应。事实上,构型A和B也可以作为“环节服务外包”促进农业规模经济的“土地经营规模无关论”的有力支撑。三是AOS*CA*AS*RK*SC*LCA*TPR,在高技术进步作为核心因果性条件缺失,高环节服务外包水平和强学习能力作为辅助因果性条件缺失情况下,农户仍然可以通过强行为能力、低资产专用性和大规模性三个核心因果性条件,辅助于低风险性这一辅助因果性条件,来实现规模经济。四是AOS*CA*AS*SC*LCA*TPR,在以高服务外包水平、大规模性和强学习能力为核心因果性条件,以强行为能力、低资产专用性和高技术进步为辅助因果性条件的情况下,此时农户家庭内外部资源均衡,容易实现农业规模经济的高水平提升。五是AOS*AS*RK,在强学习能力作为核心因果性条件缺失的情况下,农户通过高服务外包水平、低资产专用性这两个核心因果性条件,以低风险性为辅助因果性条件,同样可以实现超高规模经济水平。2.可能创新之处(1)引入“服务外包——分工经济——规模经济”的理论架构,并对揭示农业生产服务外包实现规模经济的作用机理进行了有益尝试,其分析和解释过程中可能会形成一些新的认识。如基于超边际分析的数理推演,表明农业生产环节服务外包实现规模经济的“分工经济”内在逻辑,农业生产环节服务外包通过分工社会化和服务市场化,拓展了农业生产经营边界,在通过各生产环节规模经济的“加总效应”改进农业内部规模经济的同时,也引入外部服务规模经济,通过共享分工经济来提升整个农业规模经济水平。(2)基于结构性视角,实证农业生产环节服务外包对规模经济影响的结构性差异,突出了作用机理的层次性与异质性。同时验证了环节服务外包对规模经济的门限效应,进一步拓展了现有文献中的机理分析,识别了环节服务外包影响规模经济过程的动态性。环节服务外包水平不是越高越好,其对规模经济的促进作用往往需要跨越某个门限值或处于一定的水平区间才能得以有效发挥,充分体现了环节服务外包的适度性及其促进规模经济实现的动态性。(3)尝试将社会学与案例研究领域前沿研究方法——定性比较分析方法(QCA)引入到生产环节服务外包与规模经济的复杂因果关系研究中,在方法运用上体现学科交叉并有所突破与新意。传统计量分析拘泥于单一模型在大样本上精确验证独立变量显着性,且无法有效解释因素组合的影响效应甚至难以处理3个以上变量交互作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弥补了上述思维窠臼与操作缺陷,验证多因素组合及其交互作用对农业规模经济的影响,更能反映现实复杂的因果关联,更加贴近客观的经济现实,拓展了机理探讨的维度与深度。同时新方法的运用带来新的观点碰撞,通过fsQCA方法找到了五条生产环节服务外包条件下农业规模经济实现与提升的等效组合路径,进一步丰富了关于实现农业规模经济的途径认知。
徐田[9](2019)在《中国共产党农业家庭经营思想研究(1978—2017)》文中认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家庭经营在农业中的基础地位,推进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等共同发展的农业经营方式创新”。农业家庭经营作为农业经营方式的有机组成部分,对充分调动亿万农民群众生产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释放我国农业农村生产新动能,不断改变我国农业农村发展面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进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亿万农民群众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将实事求是这一思想路线贯穿始终,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社情与农情,将马克思主义农业改造理论与中国发展实践相结合,形成了本文所谓的“中国共产党农业家庭经营思想”。本文研究的中国共产党农业家庭经营思想,是由五个特征——中国农业改革的思想保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与改革创新时代精神相统一、继承创新马克思主义农业改造基本理论、群众路线与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相结合、一个与时俱进和变革发展的“动态概念”——相互渗透而共同构成的思想整体,是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有效解决我国“三农”问题,推动中国农业生产力解放,实现中国农业、农村与农民现代化发展,进而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社情农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城乡一体化民族复兴道路的基本理论依据。本文侧重从历史发展层面与理论创新层面,对中国共产党农业家庭经营思想的发展历程、理论内核、基本内涵及实践创新开展探究。历史发展层面以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发展目标为主要线索,大致分为五个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为农业家庭经营制度的探索阶段,在农业合作化运动及人民公社化运动过程中,农业家庭经营经历了“保留——落寂——撤销”的历程;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党的十四大,为农业家庭经营制度的改革创举阶段,以新的政治性体制为起点,逐渐替代人民公社经营方式;从党的十四大到党的十六大,为农业家庭经营制度的市场化衔接阶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作用下,发挥农业生产经营中统与分相结合的作用,实现农户与市场多元化需求主体有机联结;从党的十六大至党的十八大,为农业家庭经营制度的“三农”导向阶段,通过取消农业税费等措施为亿万农民群众减负增收,不断拓展农业家庭经营的发展目标;从党的十八大至今,为农业家庭经营的制度变革阶段,在“三权分置”改革推动下以及乡村振兴战略指引下,借助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外部性支撑作用,农业家庭经营制度在新的发展机遇中不断得以丰富与完善。本文关于中国共产党农业家庭经营思想丰富内涵及理论创新层面的论述,共三章内容,主要阐释了农业家庭经营思想的“四个经验”、“三重内涵”与“三点创新”。“四个经验”包括:坚持党的核心领导与农民群众首创相结合;遵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原理;赋予农民群众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两项权利;注重党和政府、农民与市场三个方面的积极性发挥。“三重内涵”包括:所有权、承包权与经营权“三权分置”;自我管理、自愿劳动与自主经营“三重职责”;政治作用、社会作用与经济作用“三效合一”。“三点创新”包括:培育农业家庭经营多元化主体;增强农业家庭经营社会化服务;完善农业家庭经营制度化体系。最后,本文对中国共产党农业家庭经营思想的理论价值进行了探索,即中国共产党农业家庭经营思想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的重要构成要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鲜活的时代内容。
邱溆[10](2018)在《供求视角下我国粮食生产社会化服务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粮食生产是农业生产的核心,粮食问题关乎国家安全。粮食生产社会化服务是提高种粮比较收益、解决当前及未来“谁来种粮”问题的现实选择,也是我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充分发挥“统”的职能,“将小农生产引入现代农业”的一种诱致性制度安排。研究粮食生产社会化服务的均衡及可持续发展,对于提高种粮的比较收益和粮食生产效率,保障我国粮食安全,推进粮食产业的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全文共分为八大部分。第一部分对选题的背景、依据、目的和意义进行说明,梳理国内外学者关于粮食生产社会化服务方面的研究动态,明确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第二部分阐述主要的相关概念和理论,为后续研究奠定理论基础、明确研究框架。第三部分结合我国粮食生产经营方式变革的阶段性特征,厘清粮食生产社会化服务的演进轨迹、分析两者之间的共生关系。第四部分立足于种粮农户的视角,通过实地调研了解其对粮食生产社会化服务的需求情况及满意程度,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农户需求意愿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第五部分通过构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结合层次分析法和熵值法的主客观优势确定综合权重,对2004-2015年我国粮食生产社会化服务水平进行动态测评和制约度分析。第六部分以粮食生产农机社会化服务为例,通过构建服务效率评价体系,采用基于VRS的DEA数据包络分析法对我国粮食生产农机社会化服务效率进行实证分析。第七部分分别基于需求侧和供给侧提出推动我国粮食生产社会化服务发展的政策建议。第八部分归纳、总结全文,并分析不足、指出下一步研究的方向。粮食生产经营方式的变革引致了社会化服务需求,而社会化服务的有效供给必将助推粮食生产经营方式进一步演进。本文在两者共生演变的框架下,以系统的观点,抓住粮食社会化服务供给和需求两条主线,分析影响需求的因素、满足需求的渠道以及农户对需求的满意度,测评社会化服务的供给水平和供给效率。在此基础上提出“促进粮食规模生产、推进粮食专业生产、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健全需求表达机制”,以及“加大公共财政投入、加强社会资本引导、强化区域行为协调、加速相关技术与装备研发”等粮食社会化服务均衡发展的对策建议,具有研究视角的创新性。而且,本文结合粮食生产经营的阶段性特征,从服务主体以及服务内容的角度综合选择、构建服务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并确定指标的综合权重。测评结果显示我国粮食生产社会化服务目前处于较高水平,说明相对于当前粮食生产经营阶段对社会化服务的需求来说,已经实现总体均衡。测评分值提升的动态过程也揭示了我国粮食生产社会化服务由“供给不足”向“供需结构差异较大”以及“供需总体均衡”的演变路径。可以预见,随着粮食生产经营条件的变化和经营方式的进一步演进,新的服务需求必然产生,旧的均衡将被打破,从而步入下一个循环。
二、论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论文提纲范文)
(2)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绩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
(一)研究目的 |
(二)研究意义 |
三、研究述评 |
(一)关于我国农地产权制度的研究述评 |
(二)关于我国承包地“三权分置”改革的研究述评 |
(三)关于家庭承包耕地经营权及流转的研究述评 |
(四)关于农地制度绩效的研究述评 |
四、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一)研究内容 |
(二)研究方法 |
五、创新与不足 |
(一)创新点 |
(二)不足 |
本章小结 |
第一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第一节 概念界定 |
一、耕地 |
二、耕地经营权及耕地经营权流转 |
三、制度及制度绩效 |
第二节 理论基础 |
一、制度经济学理论 |
二、马克思主义制度理论 |
三、多重制度逻辑理论 |
四、小农经济与规模经济理论 |
五、土地用益物权理论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发展历程与“三权分置”改革制度逻辑 |
第一节 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发展历程与演进特征 |
一、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发展历程 |
二、我国农地产权制度演进特征 |
第二节 “三权分置”改革的多重制度逻辑 |
一、以“系统观念、底线思维”为制度逻辑兼容提供指引 |
二、通过“地权细分”为制度逻辑兼容提供载体 |
三、以“走廊调控”方式为制度逻辑兼容提供机制 |
四、以“增量改革”和“绩效提升”为制度逻辑兼容提供动力 |
五、“三条底线”与“放活经营权”的关系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的功能定位与运行机制 |
第一节 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立法现状 |
一、《农村土地承包法》关于土地经营权流转的相关规定 |
二、《民法典》物权编关于土地经营权及流转的相关规定 |
三、《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办法》关于经营权流转内容的相关规定 |
第二节 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的功能定位 |
一、耕地配置优化功能 |
二、生产效率优化功能 |
三、粮食安全保障功能 |
第三节 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的运行机制 |
一、流转激励机制 |
二、流转约束机制 |
三、流转稳定机制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现状与影响因素 |
第一节 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现状 |
一、流转规模方面 |
二、流转主体方面 |
三、流转方式方面 |
四、流转合约方面 |
五、流转价格方面 |
六、流转效力方面 |
第二节 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时空特征与影响因素 |
一、LMDI法模型设计 |
二、变量解释 |
三、数据来源 |
四、结果与分析 |
第三节 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的微观决策与影响因素 |
一、农户耕地流转规模决策模型 |
二、农户耕地福利保障效应 |
三、农户耕地禀赋效应 |
四、农户政策感知、预期与反馈效应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的绩效评价 |
第一节 耕地配置方面的绩效评价 |
一、耕地经营权流转对“撂荒”的影响 |
二、耕地经营权流转与规模种植 |
第二节 生产效率方面的绩效评价 |
一、研究方法与模型设计 |
二、变量与数据 |
三、结果分析 |
第三节 粮食安全保障方面的绩效评价 |
一、耕地经营权流转对“非农化”的影响 |
二、耕地经营权流转对“非粮化”的影响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制约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绩效的根源分析 |
第一节 制度环境发展进展约束 |
一、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约束 |
二、小农户与农业现代化衔接程度约束 |
第二节 三权赋权方案解读的不确定性 |
一、“所有权-承包经营权-经营权(不动产租赁权)”赋权方案 |
二、“所有权-承包经营权(用益物权)-经营权(用益物权)”赋权方案 |
第三节 立法内容与立法技术缺陷 |
一、现行法律对承包权的性质、内容没有明确规定 |
二、涉及经营权性质的部分表述容易引发歧义 |
三、法条对承包权受让与经营权受让的身份未区分 |
第四节 流转制度实施环节交易费用高 |
一、农户对流转制度认知度差 |
二、耕地流转市场交易平台建设滞后 |
三、耕地流转外部监管缺失 |
四、耕地经营权流转交易规范性差 |
五、耕地经营权流转交易信息化水平低 |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提升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绩效的对策建议 |
第一节 持续引导农村人口有序转移 |
一、引导务农人口的城镇化转移 |
二、引导务农人口的农村非农产业转移 |
三、推进转移人口的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 |
第二节 推进生产规模化与服务规模化双轮驱动协调 |
一、推进流转规模化与服务规模化的互补与转化 |
二、科学设计流转规模化与服务规模化的优序与组合 |
第三节 采用“所有权-承包权(成员权)-经营权(用益物权)”的赋权方案 |
一、“所有权-承包权(成员权)-经营权(用益物权)”赋权方案架构 |
二、所有权-承包权(成员权)-经营权(用益物权)赋权方案优势 |
三、逐步实现承包权对承包经营权的替代 |
四、明确承包权成员权性质与内容 |
第四节 加强立法平等保护耕地经营权 |
一、明确经营权“分段”式用益物权权利期限细分模式 |
二、修改完善现有经营权权属性质法条内容 |
第五节 加强耕地经营权流转政策分类指导 |
一、根据城乡融合差异重点对规模化路径进行分类指导 |
二、根据农业现代化模式差异重点对适度规模标准进行分类指导 |
三、根据粮食安全功能差异重点对流转租金、租期进行分类指导 |
第六节 加快耕地流转市场体系建设 |
一、建立完善耕地流转公开交易平台 |
二、加强流转合同管理 |
三、优化耕地经营权流转抵押担保等配套服务 |
四、加强承包地流转及流转用途的监督管理 |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表附录 |
图附录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3)小农体制对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影响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 |
1.1.1 国际背景 |
1.1.2 国内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现实意义 |
1.3 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4 文献综述 |
1.4.1 小农经济理论 |
1.4.2 关于中国农业的小农经济特征 |
1.4.3 关于我国小农格局的成因 |
1.4.4 关于小农格局对农业现代化的影响 |
1.4.5 关于小农格局的破除 |
1.4.6 关于国外改造小农格局的实践经验 |
1.4.7 文献评述 |
1.5 本文创新点 |
1.6 本文的不足之处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技术路线 |
2.1 相关理论基础 |
2.1.1 农业现代化理论 |
2.1.2 产权理论 |
2.2 本文研究的技术路线 |
第3章 小农体制概述 |
3.1 中国农业体制的性质 |
3.1.1 关于经济体制 |
3.1.2 中国农业体制为何是小农体制 |
3.2 我国小农体制的形成与发展 |
3.2.1 我国农地制度的沿革 |
3.2.2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发展沿革及性质辨析 |
3.2.3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准所有权性质导致了小农体制的形成 |
3.3 相关概念界定 |
3.3.1 “小农体制” |
3.3.2 “小农经济”与“小农格局” |
3.3.3 其他相关概念 |
3.4 本章小节 |
第4章 小农体制对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障碍机理分析 |
4.1 从“科斯定理”看我国的小农格局 |
4.1.1 关于我国农地产权界定的讨论 |
4.1.2 关于农地要素流动交易成本的讨论 |
4.1.3 小农体制的作用“对冲”了市场机制对农地的整合效果 |
4.2 小农体制对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影响 |
4.2.1 小农体制下农地整合的特殊方式——土地流转 |
4.2.2 小农体制下农地整合后果的不确定性 |
4.2.3 小农体制下农地整合交易成本花费的无效率 |
4.2.4 小农体制下农业效率积累困难 |
4.2.5 小农体制导致小农格局被固化难以打破 |
4.2.6 关于小农体制下农地整合期限的讨论 |
4.3 本章小结 |
第5章 小农体制与农业经营体制 |
5.1 小农体制如何影响我国农业经营体制 |
5.1.1 小农体制的表征对农业经营体制的影响 |
5.1.2 小农体制的实质对农业经营体制的影响 |
5.2 小农体制下的家庭农场(专业大户) |
5.2.1 小农体制下家庭农场农地整合的交易成本高 |
5.2.2 小农体制下家庭农场土地流转的成本高 |
5.2.3 小农体制下家庭农场的地权稳定性弱 |
5.2.4 从农业发达国家家庭农场的发展看我国小农体制的特殊性 |
5.3 小农体制下的农业合作 |
5.3.1 普通农户间的合作难以达成 |
5.3.2 大户领办的合作——合作社的异化 |
5.3.3 小农体制对我国农业合作社发展的影响分析 |
5.4 小农体制下的社会化服务 |
5.4.1 我国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历史沿革 |
5.4.2 小农体制下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困境 |
5.4.3 从农业社会化服务自身的生存、演化逻辑看小农体制的影响 |
5.5 本章小结 |
第6章 小农体制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 |
6.1 相关理论和研究设计 |
6.2 研究方法和变量选取 |
6.2.1 方法简介 |
6.2.2 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
6.3 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与分析 |
6.4 小农体制对我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
6.4.1 模型参数估计 |
6.4.2 稳健性检验 |
6.5 估计结果分析与结论 |
6.6 本章小结 |
第7章 改造小农格局的国际经验和应对小农体制的国内实践 |
7.1 国外改造小农格局的相关经验 |
7.1.1 法国 |
7.1.2 德国 |
7.1.3 荷兰 |
7.1.4 日本 |
7.1.5 国外改造小农格局的经验借鉴 |
7.2 国内应对小体制的实践尝试 |
7.2.1 “联耕联种”模式 |
7.2.2 “虚拟地块”模式 |
7.2.3 “土地信托”模式 |
7.2.4 “土地银行”模式 |
7.2.5 国内应对小农体制实践的经验总结 |
7.3 本章小结 |
第8章 对策建议 |
8.1 根本方向:通过新的制度供给阻断小农体制的作用机理 |
8.2 制度供给的价值取向和基本原则 |
8.2.1 价值取向 |
8.2.2 基本原则 |
8.3 总体制度构想:设立独立的农地经营机构充当土地流转中介 |
8.3.1 农地经营机构的基本功能:承担农地要素流动的中介 |
8.3.2 农地经营机构应该独立承担中介职能避免政府干预 |
8.3.3 农地经营机构应该具有独立的财产和责任能力 |
8.4 农地经营机构的具体制度设计 |
8.4.1 保持农地产权稳定的相关制度设计 |
8.4.2 尊重农民土地流转意愿和保障农户耕地需求的制度设计 |
8.4.3 保障低成本土地供应的相关制度设计 |
8.4.4 保障农户通过农地经营机构流转土地的制度设计 |
8.5 对制度设计效果的检验 |
8.5.1 新的制度安排能否阻断小农体制的作用机理 |
8.5.2 制度设计的价值取向能否被实现 |
8.5.3 提出的基本原则能否被贯彻 |
8.6 设立农地经营机构可能面临的风险 |
8.6.1 运营成本过高的风险 |
8.6.2 可能面临的法律风险 |
8.7 本章小结 |
参考文献 |
致谢 |
(4)基于交易费用视角农户农业生产性服务行为与契约选择研究 ——以东北玉米生产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目标和研究内容 |
1.2.1 研究目标 |
1.2.2 研究内容 |
1.3 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 |
1.3.1 研究方法 |
1.3.2 分析框架 |
1.4 技术路线与论文结构 |
1.4.1 技术路线 |
1.4.2 论文结构 |
1.5 可能的创新之处与研究不足 |
1.5.1 可能的创新之处 |
1.5.2 研究不足 |
第二章 概念界定与文献综述 |
2.1 概念界定 |
2.1.1 农业生产性服务 |
2.1.2 交易费用 |
2.1.3 契约选择 |
2.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2.2.1 我国农业生产性服务研究热点及前沿变迁 |
2.2.2 农户农业生产性服务行为研究 |
2.2.3 交易费用与农户农业生产性服务行为研究 |
2.2.4 国内外契约选择行为研究 |
2.2.5 农业生产性服务效果研究 |
2.2.6 文献评述 |
第三章 交易费用对农户农业生产性服务行为与契约选择的理论分析 |
3.1 农业生产性服务产生的理论分析 |
3.1.1 农业生产性服务产生的本质 |
3.1.2 农业生产性服务产生的现实选择 |
3.1.3 农业生产性服务产生的数理模型分析 |
3.2 交易费用对农户农业生产性服务选择行为的理论分析 |
3.2.1 经典理论分析下服务外包决策的交易费用理论模型 |
3.2.2 交易费用在农户农业生产性服务行为中的理论应用 |
3.3 交易费用对农户农业生产性服务契约选择的理论分析 |
3.3.1 农户农业生产性服务契约选择约束因素分析 |
3.3.2 交易费用对农户农业生产性服务契约类型选择的理论分析 |
3.3.3 交易费用对农户农业生产性服务契约稳定性影响的博弈分析 |
3.4 交易费用对农户农业生产性服务行为与契约选择研究的逻辑框架 |
第四章 调查设计及样本描述性统计分析 |
4.1 我国农业生产性服务发展政策背景及现状分析 |
4.1.1 我国农业生产性服务发展的政策背景 |
4.1.2 我国农业生产性服务发展现状分析 |
4.1.3 东北农业生产性服务发展现状分析 |
4.2 问卷设计与数据来源 |
4.2.1 问卷设计及主要内容 |
4.2.2 数据来源 |
4.3 样本描述性统计分析 |
4.3.1 农户个体特征 |
4.3.2 农户家庭特征 |
4.4 交易费用的测度 |
4.4.1 威廉姆森分析范式下交易特性的度量 |
4.4.2 契约过程中产生的交易成本的测度 |
4.5 农户农业生产性服务行为与契约选择描述性分析 |
4.5.1 农户农业生产性服务行为描述性分析 |
4.5.2 农户农业生产性服务契约类型选择描述性分析 |
4.5.3 农户农业生产性服务契约稳定性描述性分析 |
4.6 交易费用与农户农业生产性服务行为及契约选择的相关性分析 |
4.6.1 交易费用与农户农业生产性服务选择行为的相关性分析 |
4.6.2 交易费用与农户农业生产性服务契约类型选择的相关性分析 |
4.6.3 交易费用与农户农业生产性服务契约稳定性的相关性分析 |
4.7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交易费用对农户农业生产性服务行为影响研究 |
5.1 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设 |
5.2 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 |
5.2.1 变量选取 |
5.2.2 模型设定 |
5.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5.3.1 交易费用对农户部分环节服务选择行为影响的实证分析 |
5.3.2 交易费用对农户全程托管服务选择行为影响的实证分析 |
5.3.3 稳健性检验 |
5.4 不同规模农户异质性讨论 |
5.5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交易费用对农户农业生产性服务契约类型选择研究 |
6.1 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设 |
6.2 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 |
6.2.1 变量选取 |
6.2.2 模型设定 |
6.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6.3.1 交易费用对农户农业生产性服务契约类型选择的实证分析 |
6.3.2 个人信任水平对农户农业生产性服务契约类型选择的调节分析 |
6.3.3 稳健性检验 |
6.4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交易费用对农户农业生产性服务契约稳定性影响研究 |
7.1 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设 |
7.2 变量选取和模型设定 |
7.2.1 关键指标测度及检验 |
7.2.2 变量选取 |
7.2.3 模型设定 |
7.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7.3.1 交易费用对农户农业生产性服务契约稳定性影响的实证分析 |
7.3.2 服务满意度对农户农业生产性服务契约稳定性影响的调节分析 |
7.3.3 交易费用对农户农业生产性不同服务类型契约稳定性影响的实证分析 |
7.4 稳健性检验 |
7.5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农业生产性服务对农户福利效应的影响研究 |
8.1 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设 |
8.2 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 |
8.2.1 变量选取 |
8.2.2 描述性分析 |
8.2.3 模型设定 |
8.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8.3.1 农业生产性服务与农户福利模型联立估计实证分析 |
8.3.2 农业生产性服务对农户福利效应的影响机制分析 |
8.3.3 不同农业生产性服务类型对农户福利效应的差异分析 |
8.3.4 农业生产性服务对不同要素禀赋农户福利的处理效应分析 |
8.4 本章小结 |
第九章 研究结论、政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
9.1 研究结论 |
9.2 政策建议 |
9.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论文与科研情况 |
(5)专业化分工视角下稻农的合作及其治理 ——以农机服务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
1.2 相关研究及研究述评 |
1.3 研究目标及内容 |
1.4 研究思路及方法 |
1.5 研究数据与论文的创新 |
第2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2.1 概念界定 |
2.2 理论基础 |
第3章 专业化分工视角下稻农合作及其治理的理论分析 |
3.1 理论假定 |
3.2 稻农合作的缘由 |
3.3 专业化分工与稻农合作的关系 |
3.4 稻农合作的影响因素及机制 |
3.5 稻农合作治理及影响因素 |
第4章 专业化分工视角下稻农合作及治理的历史演进与现实考察 |
4.1 技术与制度演化嵌入的水稻农事活动服务专业化分工状况 |
4.2 专业化分工视角下稻农合作及合作方式演进与现状 |
4.3 专业化分工视角下稻农合作治理结构与治理机制演进与现状 |
4.4 小结 |
第5章 专业化分工视角下稻农农机服务合作及影响因素—基于水稻主产区面板数据的实证 |
5.1 问题提出 |
5.2 稻农合作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 |
5.3 专业化分工视角下稻农合作的影响因素 |
5.4 专业化分工与稻农农机服务合作选择的宏观模型 |
5.5 宏观模型估计与结果分析 |
5.6 小结 |
第6章 专业化分工视角下稻农农机服务合作及合作方式选择—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的实证 |
6.1 问题的提出 |
6.2 现有相关的研究 |
6.3 模型构建与指标选取 |
6.4 稻农农机服务合作及合作方式选择的模型估计及结果分析 |
6.5 小结 |
第7章 专业化分工视角下稻农农机服务合作治理—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的实证 |
7.1 问题提出 |
7.2 相关研究的现状 |
7.3 稻农合作治理结构选择的理论模型 |
7.4 基于2016年CLDS数据的稻农农机服务合作治理结构影响因素实证 |
7.5 基于2016年CLDS数据的稻农农机服务合作治理机制影响因素实证 |
7.6 小结 |
第8章 专业化分工与稻农合作深化的实现逻辑—基于多案例的比较 |
8.1 问题提出 |
8.2 相关的研究现状 |
8.3 农事活动专业化分工与农户合作模式的主要案例 |
8.4 农事活动专业化分工与农户合作主要模式的比较 |
8.5 农事活动专业化分工与农户合作深化的实现逻辑 |
8.6 小结 |
第9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含义 |
9.1 研究结论 |
9.2 推进专业化分工与稻农合作深化的政策含义 |
9.3 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发表论文及参与课题一览表 |
(6)种粮大户农业社会化服务需求的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浙江省的经验证据(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引言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目的和研究内容 |
1.2.1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1.2.2 研究目的 |
1.2.3 研究内容 |
1.3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1.3.1 研究方法 |
1.3.2 技术路线 |
1.4 研究特色与不足之处 |
1.4.1 研究特色 |
1.4.2 不足之处 |
2 文献综述 |
2.1 农业社会化服务满意度相关研究 |
2.2 农业社会化服务需求特征相关研究 |
2.3 农业社会化服务需求影响因素相关研究 |
2.4 种粮大户农业社会化服务需求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 |
2.5 文献评述 |
3 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 |
3.1 相关概念 |
3.1.1 种粮大户 |
3.1.2 农业社会化服务需求 |
3.2 理论基础 |
3.2.1 交易成本理论 |
3.2.2 专业分工理论 |
4 种粮大户农业社会化服务需求特征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4.1 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 |
4.1.1 数据来源 |
4.1.2 样本描述 |
4.2 种粮大户农业社会化服务需求的特征 |
4.2.1 种粮大户所需的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 |
4.2.2 种粮大户对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满意度 |
4.3 样本种粮大户的相关特征 |
4.3.1 种粮大户个体层面相关特征 |
4.3.2 种粮大户家庭层面相关特征 |
4.3.3 种粮大户的粮食种植特征 |
4.3.4 种粮大户所面临的土地流转因素 |
4.4 种粮大户相关特征与其农业社会化服务需求的交叉分析 |
4.4.1 个体层面相关特征与农业社会化服务需求的交叉分析 |
4.4.2 家庭层面相关特征与农业社会化服务需求的交叉分析 |
4.4.3 粮食种植特征与农业社会化服务需求的交叉分析 |
4.4.4 土地流转因素与农业社会化服务需求的交叉分析 |
5 种粮大户农业社会化服务需求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5.1 相关因素的影响机制分析 |
5.2 研究设计 |
5.2.1 变量选取 |
5.2.2 模型设定 |
5.2.3 模型估计结果及分析 |
6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6.1 研究结论 |
6.2 政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附录(问卷) 浙江省种粮大户社会化服务需求问卷调查 |
致谢 |
(7)江苏省农业社会化服务中的政府角色定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第三节 研究内容、目的与方法 |
一、研究内容 |
二、研究目的 |
三、研究方法 |
四、论文创新点 |
第二章 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界定 |
一、农业社会化服务 |
二、政府职能 |
三、政府失灵 |
第二节 农业社会化服务的理论基础 |
一、分工理论 |
二、农业社会化服务理论 |
第三节 政府角色的理论基础 |
一、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理论 |
二、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务理论 |
第三章 江苏省农业社会化服务现状及政府角色 |
第一节 江苏省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现状 |
第二节 江苏省农业社会化服务中的典型模式 |
一、“全托管”服务 |
二、“联耕联种”服务 |
三、为农服务综合体 |
第三节 江苏省农业社会化服务中的政府角色定位 |
一、政府作为宏观调控者,发挥政策制定与引导作用 |
二、政府作为支持者,发挥资金扶持与培育作用 |
三、政府作为协调者,发挥资源整合与配置作用 |
四、政府作为监管者,发挥精准监督与管理作用 |
第四章 江苏省农业社会化服务中政府角色定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 |
第一节 江苏省农业社会化服务中的政府角色偏差问题 |
一、农业社会化服务中的政府错位 |
二、农业社会化服务中的政府越位 |
三、农业社会化服务中的政府缺位 |
第二节 农业社会化服务过程中政府问题的原因分析 |
一、外部约束因素 |
二、内部制约因素 |
第五章 国内外农业社会化服务中政府角色的典型经验借鉴与启示 |
第一节 发达国家农业社会化服务中的政府角色 |
一、日本农业社会化服务中的政府角色 |
二、荷兰农业社会化服务中的政府角色 |
第二节 国内其他省份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的经验 |
一、山东省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的经验 |
二、湖南省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的经验 |
第三节 经验借鉴与启示 |
第六章 规范农业社会化服务中政府角色的建议 |
第一节 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
第二节 重塑农业社会化服务中的政府角色 |
一、有序引导服务对象,克服政府角色错位 |
二、合理规划扶持资源,消除政府角色越位 |
三、科学管理服务领域,补足政府角色缺位 |
第三节 更好发挥政府在农业社会化服务中的作用 |
一、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政策构建 |
二、科学制定经营性与公益性服务的比例 |
三、注重人才培养和技术培训 |
四、搭建服务组织与农民、服务组织之间、服务组织与村集体的协同服务体系 |
结束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8)农业生产环节服务外包对规模经济的实现机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1.1.1 研究背景 |
1.1.2 问题提出 |
1.2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思路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思路 |
1.4 研究方法与研究资料 |
1.4.1 研究方法 |
1.4.2 研究资料 |
1.5 可能创新之处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2.1 理论回顾与借鉴 |
2.1.1 规模经济理论 |
2.1.2 分工理论 |
2.1.3 交易成本理论 |
2.2 国内外研究述评 |
2.2.1 农业生产环节服务外包研究进展 |
2.2.2 农业规模经济的相关研究 |
2.2.3 研究评述 |
第3章 概念体系与分析框架 |
3.1 核心概念界定与辨析 |
3.1.1 服务外包与农业生产环节服务外包 |
3.1.2 规模经济与农业规模经济 |
3.1.3 农业分工与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
3.2 农业规模经济的实现及其条件 |
3.2.1 农业规模经济特殊性 |
3.2.2 基本模型与判定标准 |
3.2.3 影响因素与实现条件 |
3.3 生产环节服务外包的产生及其影响 |
3.3.1 外包本质与合约形态 |
3.3.2 产生逻辑与市场结构 |
3.3.3 服务外包的经济效应 |
3.4 生产环节服务外包促进农业规模经济的理论分析 |
3.4.1 总体分析框架 |
3.4.2 基本理论演绎 |
3.5 本章小节 |
第4章 农业生产环节服务外包的特征事实与现实研判 |
4.1 环节服务外包演进历程与逻辑的宏观考证 |
4.1.1 发展历程 |
4.1.2 演进特征 |
4.1.3 演进逻辑 |
4.2 环节服务外包发展现状与特征的微观考察 |
4.2.1 调查设计与样本说明 |
4.2.2 服务外包行为选择 |
4.2.3 服务外包市场特征 |
4.3 环节服务外包发展水平的测度与评析 |
4.3.1 测度方法比较与选择 |
4.3.2 外包测度结果与分析 |
4.4 服务外包发展趋势研判 |
4.5 本章小节 |
第5章 农业规模经济的衡量测度与经验考证 |
5.1 农业规模经济的衡量方法及模型设定 |
5.1.1 衡量方法比较与选择 |
5.1.2 测度模型识别与设定 |
5.1.3 测度公式与估计方法 |
5.2 农业规模经济的宏观衡量及基本特征 |
5.2.1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
5.2.2 测度结果与分析 |
5.2.3 农业规模经济的宏观特征 |
5.3 农业规模经济的微观测度与现状特征 |
5.3.1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
5.3.2 测度结果与分析 |
5.3.3 农业规模经济的微观现状 |
5.4 农业规模经济与服务外包的关联分析 |
5.5 本章小结 |
第6章 农业生产环节服务外包对规模经济的影响实证 |
6.1 理论假设与模型建立 |
6.1.1 理论解构与假设 |
6.1.2 实证模型与方法 |
6.2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6.2.1 变量选取与说明 |
6.2.2 数据来源及处理 |
6.3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6.3.1 基准回归与面板分位数回归结果 |
6.3.2 门限回归与结果 |
6.3.3 传导机理验证与结果 |
6.3.4 稳健性检验 |
6.4 本章小结 |
第7章 农业生产环节服务外包实现规模经济的机理解析 |
7.1 理论视角与模型假设 |
7.2 分析策略与分析方法 |
7.2.1 分析策略 |
7.2.2 分析方法 |
7.3 定性比较分析设计 |
7.3.1 案例选择与数据来源 |
7.3.2 条件变量选取及标定 |
7.4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7.4.1 单项前因条件的必要性和充分性分析 |
7.4.2 前因条件构型与组合分析 |
7.5 本章小结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应用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8.2 政策内涵与应用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9)中国共产党农业家庭经营思想研究(1978—2017)(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述评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1.2.3 结论与思考 |
1.3 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及创新点 |
1.3.1 研究方法 |
1.3.2 研究内容 |
1.3.3 研究创新点 |
1.4 中国共产党农业家庭经营思想及相关概念界定 |
1.4.1 农业 |
1.4.2 农业家庭经营 |
1.4.3 中国共产党农业家庭经营思想 |
第2章 中国共产党农业家庭经营思想的理论基础 |
2.1 马克思主义关于农业改造与农业经营的理论 |
2.1.1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农业小生产方式改造的论述 |
2.1.2 考茨基关于农业改造、农业生产与家庭经济密切关联问题的论述 |
2.1.3 列宁关于俄国化的小农改造以及农业经营的论述 |
2.2 中国共产党农业家庭经营思想的两个层面 |
2.2.1 借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农业集体化合作化论述层面 |
2.2.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农业集体化合作化理论的自主创新层面 |
第3章 中国共产党农业家庭经营思想的历史发展 |
3.1 艰辛探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农业家庭经营 |
3.1.1 土地改革运动下农业家庭经营的保留 |
3.1.2 农业合作化时期农业家庭经营的落寂 |
3.1.3 人民公社化时期农业家庭经营的撤销 |
3.2 改革创举:以农业生产责任制为特征的农业家庭经营的重新确立 |
3.2.1 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农业家庭经营奠定体制性起点 |
3.2.2 以农业家庭经营替代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式的经营 |
3.2.3 中央“一号文件”促进农业家庭经营的活力释放 |
3.3 市场衔接:农业家庭经营的转型升级 |
3.3.1 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为农业家庭经营提出新课题 |
3.3.2 农户经营主体与市场需求主体相衔接是农业家庭经营的新方向 |
3.4 三农导向:农业家庭经营思想的新目标 |
3.4.1 农民减负增收成为农业家庭经营需要突破的难题 |
3.4.2 取消农业税后农业家庭经营的新变革 |
3.4.3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坚持和创新农业家庭经营方式 |
3.4.4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丰富农业家庭经营的新内涵 |
第4章 中国共产党农业家庭经营思想的理论内核 |
4.1 坚持党的核心领导与农民群众首创相结合 |
4.1.1 党的核心领导为农业家庭经营提供组织基础 |
4.1.2 农民群众首创为农业家庭经营提供实践路径 |
4.2 遵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原理 |
4.2.1 农业家庭经营是生产关系层面的变革与创新 |
4.2.2 农业家庭经营促进农业生产力解放与发展 |
4.3 赋予农民群众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两项权利 |
4.3.1 农业家庭经营激活农民的农业生产自主权 |
4.3.2 农业家庭经营盘活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
4.4 注重党和政府、农民与市场三个方面的积极性 |
4.4.1 农业家庭经营注重党和政府主导性作用的体现 |
4.4.2 农业家庭经营注重农民主体性活力的释放 |
4.4.3 农业家庭经营注重市场导向性作用的发挥 |
第5章 中国共产党农业家庭经营思想的基本内涵 |
5.1 内涵一:所有权、承包权与经营权“三权分置” |
5.1.1 稳定集体所有权是农业家庭经营的根本 |
5.1.2 落实承包权是农业家庭经营的基础 |
5.1.3 激活经营权是农业家庭经营的保障 |
5.2 内涵二:自我管理、自愿劳动与自主经营“三重职责” |
5.2.1 自我管理增强农业家庭经营主体的责任感 |
5.2.2 自愿劳动调动农业家庭经营主体的积极性 |
5.2.3 自主经营提高农业家庭经营主体的决策力 |
5.3 内涵三:政治作用、社会作用与经济作用“三效合一” |
5.3.1 巩固工农联盟的政治作用 |
5.3.2 维护城乡稳定的社会作用 |
5.3.3 繁荣市场经济的经济作用 |
第6章 中国共产党领导农业家庭经营的实践探索与思想创新特征 |
6.1 培育农业家庭经营多元化主体 |
6.1.1 规模适度农业家庭农场的新发展 |
6.1.2 多功能性庭院经济的新探索 |
6.2 增强农业家庭经营社会化服务 |
6.2.1 农业家庭经营纵向一体化生产性服务 |
6.2.2 农业家庭经营横向多元化经营性服务 |
6.3 完善农业家庭经营制度化体系 |
6.3.1 构建规范土地经营权流转的制度化体系 |
6.3.2 健全农业有效供给的制度化体系 |
6.3.3 建立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制度化体系 |
6.4 中国共产党农业家庭经营思想的创新特征 |
结束语:在坚持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中促进农业家庭经营思想新发展 |
致谢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10)供求视角下我国粮食生产社会化服务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1.1 问题的提出 |
1.2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1.3.1 国外研究动态 |
1.3.2 国内研究动态 |
1.3.3 相关研究述评 |
1.4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1.4.1 研究思路 |
1.4.2 研究方法 |
1.5 论文可能的创新之处 |
1.5.1 研究视角的创新 |
1.5.2 评价体系的创新 |
1.6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相关概念界定与研究的理论基础 |
2.1 相关概念 |
2.1.1 粮食的概念 |
2.1.2 粮食生产经营方式 |
2.1.3 粮食生产社会化服务 |
2.2 理论基础 |
2.2.1 分工理论 |
2.2.2 制度变迁理论 |
2.2.3 外部性理论 |
2.2.4 共生理论 |
2.2.5 规模经济理论 |
2.2.6 均衡理论 |
2.3 研究框架 |
2.4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我国粮食生产经营方式及其社会化服务的演进分析 |
3.1 我国粮食生产经营方式演变的阶段特征 |
3.1.1 1949年到1977 年的公共生产特征阶段 |
3.1.2 1978年到2004 年的家庭生产特征阶段 |
3.1.3 2005年以来的专业生产特征阶段 |
3.2 我国粮食生产社会化服务的演进轨迹 |
3.2.1 起步阶段(1978-1989) |
3.2.2 成长阶段(1990-2004) |
3.2.3 发展阶段(2005-至今) |
3.3 我国粮食生产社会化服务与经营方式共生演进分析 |
3.3.1 粮食生产方式变革引致了社会化服务需求 |
3.3.2 粮食生产方式的演进扩张了社会化服务需求 |
3.3.3 社会化服务的发展促进了粮食生产方式进一步变革 |
3.4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我国粮食生产社会化服务需求的调查与分析 |
4.1 粮食生产经营环节及对应的社会化服务需求 |
4.2 调查方案设计 |
4.2.1 调查目的 |
4.2.2 调查范围与调查方式 |
4.2.3 调查对象与调查内容 |
4.3 农户对粮食生产社会化服务需求的描述性分析 |
4.3.1 样本农户的基本情况 |
4.3.2 农户对不同种类粮食生产社会化服务的需求程度 |
4.3.3 农户获取粮食生产社会化服务的渠道及满意度分析 |
4.4 粮食生产社会化服务需求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4.4.1 研究假设 |
4.4.2 实证分析 |
4.4.3 研究结论 |
4.5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我国粮食生产社会化服务供给水平的综合评价 |
5.1 我国粮食生产社会化服务供给体系 |
5.1.1 供给主体 |
5.1.2 供给方式 |
5.1.3 供给内容 |
5.2 粮食生产社会化服务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5.2.1 基础设施服务 |
5.2.2 机械化服务 |
5.2.3 流通服务 |
5.2.4 产业化服务 |
5.2.5 科技与信息服务 |
5.2.6 保障与支持服务 |
5.3 指标权重的确定 |
5.3.1 层次分析法 |
5.3.2 熵值法 |
5.3.3 综合权重的确定 |
5.4 实证分析 |
5.4.1 数据来源与计算说明 |
5.4.2 实证结果分析 |
5.5 研究结论 |
5.6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我国粮食生产社会化服务供给效率分析——以农机服务为例 |
6.1 我国农机社会化服务发展现状 |
6.2 评价方法与模型构建 |
6.3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6.4 实证分析 |
6.4.1 样本选择 |
6.4.2 数据来源及说明 |
6.4.3 结果分析 |
6.4.4 研究结论 |
6.5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供求视角下我国粮食生产社会化服务发展的政策选择 |
7.1 基于需求侧的政策选择 |
7.1.1 促进粮食规模生产,扩大社会化服务需求数量 |
7.1.2 推进粮食专业生产,提升社会化服务需求质量 |
7.1.3 培育新型经营主体,激活社会化服务市场需求 |
7.1.4 健全需求表达机制,激发社会化服务公共需求 |
7.2 基于供给侧的政策选择 |
7.2.1 加大公共财政投入,完善粮食生产公益性社会化服务体系 |
7.2.2 加强社会资本引导,改善粮食生产市场性社会化服务体系 |
7.2.3 强化区域行为协调,构建粮食生产区域特色的社会化服务 |
7.2.4 加速相关技术与装备研发,提升粮食生产社会化服务水平 |
7.3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研究展望 |
8.1 研究结论 |
8.2 存在的不足及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读博期间完成的论文及成果清单 |
致谢 |
四、论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论文参考文献)
- [1]山东省农业社会化服务需求意愿与供给水平研究[D]. 刘妍贝. 山东农业大学, 2021
- [2]我国耕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绩效研究[D]. 祝洪章. 黑龙江大学, 2021(09)
- [3]小农体制对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影响及对策研究[D]. 蒋崧韬. 四川大学, 2021(12)
- [4]基于交易费用视角农户农业生产性服务行为与契约选择研究 ——以东北玉米生产为例[D]. 薛莹. 沈阳农业大学, 2021(04)
- [5]专业化分工视角下稻农的合作及其治理 ——以农机服务为例[D]. 张建锋. 西南大学, 2020(04)
- [6]种粮大户农业社会化服务需求的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浙江省的经验证据[D]. 季秀. 浙江农林大学, 2020(02)
- [7]江苏省农业社会化服务中的政府角色定位研究[D]. 周乐羽.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4)
- [8]农业生产环节服务外包对规模经济的实现机理研究[D]. 曹峥林. 西南大学, 2019(05)
- [9]中国共产党农业家庭经营思想研究(1978—2017)[D]. 徐田.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4)
- [10]供求视角下我国粮食生产社会化服务发展研究[D]. 邱溆. 湖南农业大学, 2018(09)
标签:农业论文; 规模经济论文;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论文; 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论文; 农业发展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