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安德鲁的中国国家剧院方案的分析评议(论文文献综述)
周笑梅[1](2021)在《新型智库发展优化研究 ——以地方社科院实践为例》文中研究指明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表征。自国家启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以来,新型智库建设取得了显着成效,但智库的政策咨询水平和服务社会能力,与现阶段国家的综合国力及国际地位仍明显不相称。制约智库发展的突出困境在于:在新型智库最重要的关系中,智库与政府双向维度同时存在深层体制改革的阻滞,且彼此复杂纠缠。一方面,这种制约呈现为相应的国家制度供给不足与治理理念、治理方式滞后,另一方面,新型智库在对自我重塑的能动把握上也存在观念滞后、行动迟滞、内部机制创新不足。内外部因素的复杂交错,致使新型智库依然受制于传统治理结构与组织结构,难以支持智库转型所需要的决策研究范式及运营模式的现代跃迁,因而也难以全面达成自身应有的职责担当,在整体上呈现深层结构性矛盾。如果将对这一矛盾的分析,单纯指向智库内部机制,或单纯指向政府制度供给,都难以有效解释问题的深层归因和回应问题的复杂性。本文试图将对这一矛盾的分析,置于国家治理现代化总体背景中,对其进行整体性系统性研究,以期更全面深入地理解与认知新型智库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并从中探寻其发展的深层结构性影响因素,进而系统探索对其发展优化更具应用价值的实践对策。这是本文研究的基本问题。新型智库建设关系到国家治理的核心问题,即政府决策的科学性与决策效率,关系到由国家决策体制改革、国家治理体系创新等因素共同构成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国当前在国内国际复杂局势中,同时面临重大机遇与挑战,而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对人类经济社会结构及运行模式深刻复杂的改变与形塑,则使这种机遇与挑战空前放大,进而使智库对国家及政府决策能力的重大影响进一步突显,作为决策体制改革及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环节,新型智库的良性发展成为意义重大的现实与理论问题。在国家治理总体架构下,存在三个对新型智库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基本维度:国家的制度供给、智库的内部治理、智库的外部关系。这三个维度既决定着智库的发展模式与发展空间,同时也都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因素与重要环节。本文主要依据国家治理、参与式治理、网络化治理、决策过程参与等理论,基于“国家制度供给-智库内部治理-智库外部关系”的研究框架,通过对国内外智库发展经验较为系统的考察,以31个省市自治区省级地方社科院为核心研究案例,分别在三个基本维度下展开深入系统研究,以剖析新型智库发展中的结构性问题及其影响因素,并对其未来发展提出优化路径及对策。在形成对新型智库发展状况及问题判断时,本文做了一定数量国内外实践案例的实证分析,特别是以31个省级地方社科院为核心研究案例详细开展了相关研究。结合学术文献研读及理论资源支撑,基于以上综合考察与研究,提出了相应的新型智库发展优化对策:第一,在政府维度,加大力度扭转突出的制度供给不足问题,加强对新型智库发展的制度供给和赋权。新型智库发展制度供给体系应包括:决策过程参与保障制度、机构主体重塑保障制度、智库市场化运行保障制度、智库现代传播保障机制等内容。第二,在智库内部治理维度,探索法人治理结构改革,并在清晰战略目标定位前提下,对智库的研究机制、管理机制、运营机制等进行系统创新。第三,在智库外部关系维度,围绕新型智库发展所形成的重要外部关系,以激活主体能量与活力为前提,建构政府主导、智库发挥重要作用的网络化治理合作伙伴关系。在三个基本维度分别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一些整体性政策建议:优化国家对新型智库建设的总体布局,持续培育现代政治文明;在秉持稳步渐进改革原则的同时,加快提升新型智库发展相关立法层次,以强大的国家立法保障并规范新型智库发展;合理布局新型智库发展体系,以建立和形成有效保障各类智库均衡而充满活力发展的资源配置模式,维护不同类型智库共同构成的整体国家知识资源及决策智慧宝库;积极回应大数据时代要求,推动新型智库信息平台基础设施整体升级,制定并实施涵盖政府、智库、企业及社会的互联互通、共建共治共享的知识管理及数据库网络,为建立国家智慧决策模式做足准备,以提高国家治理效能,进一步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
谢凌峰[2](2019)在《岭南与马来半岛地区现代建筑创作比较研究(1950s-1970s)》文中认为岭南与马来半岛地区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与重要支点,自古以来文化互动频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50-1970年代,虽然受到经济拮据、社会因素复杂多变和建筑技术还不发达等条件的限制,两地建筑师仍然创作了大量诚实朴素、感人至深的建筑作品,凸显了现代主义建筑地域化的探索,对其重新审视和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论文立足于大量的实地调研,从文化商贸交往、华侨族群关联、气候地理相近等多层面,论析了岭南建筑和马来半岛建筑在1950-1970年代推进现代主义建筑地域化进程中的可比性,从而建立起共时性比较的研究框架,并在空间上分别以中国和东南亚作为宏观背景,同时聚焦在广州、新加坡与吉隆坡这三个现代建筑实践丰富的城市。本文研究目标在于通过比较研究,总结1950-1970年代两地现代建筑发展的历史经验,形成对新时代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支持,归纳两地建筑创作真实朴素的价值观与设计策略,形成对当代岭南建筑发展的启示。研究的核心内容在于借鉴建筑适应性理论,将岭南与马来半岛地区1950-1970年代现代建筑创作的比较从自然适应性、社会适应性和人文适应性这三个维度展开。在自然适应性维度,运用比较和归纳等研究方法,对两地在适应湿热气候、回应地理环境和运用本土资源这三方面的创作策略进行比较。总结了岭南建筑与自然和谐相融的环境理念,表现为重视平面布局的疏导通风、以借景使建筑内外环境紧密相联、自然元素与建筑环境融洽。马来半岛侧重于建筑空间主导自然环境,表现为塑造多层次空间,探索建筑外遮阳的艺术表现,利用阳光、植物等自然元素强化建筑的表现力。在社会适应性维度,比较研究从建筑类型发展、成本控制和创作机制三方面展开:在社会变革促进下,两地的文化建筑、集体住宅和宾馆建筑基于社会需求的满足体现各自的发展特色;在适应拮据经济方面,岭南建筑师从微观角度通过单体创作最大化控制造价,而马来半岛建筑师则从宏观层面采取模块化的类型设计来控制建设成本;在国家政策调控下,两地的国有设计机构都发挥了主导作用,岭南地区特色在于集体设计组长期持续的创作体制,而马来半岛的特色在于私人建筑师事务所发挥了积极作用。在人文适应性维度,两地建筑创作基于文化多元的共性表现出各自特色:岭南地区强调生活尺度的人本主义理念,以岭南庭园空间表达民族文化意境,体现根植于世俗生活的文化和谐;马来半岛建筑则着重彰显新兴国家的独立自主精神,借助抽象提取符号形式来回应传统,并兼容表达多民族和多宗教的文化碰撞。综合前述,论文归纳了两地建筑创作的共同特征:以适应自然气候环境彰显建筑的地域特征,通过尊重现实需求的来表达社会的时代精神,并以多元文化价值的融合来体现对人文艺术的追求。同时,两地创作的共性和差异对当代岭南建筑发展在价值取向,理论体系和实践方法三方面都形成丰富的启示。
刘欣[3](2019)在《中国物理学院士群体计量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有关科技精英的研究是科学技术史和科学社会学交叉研究的议题之一,随着中国近现代科技的发展,中国科技精英的规模逐渐扩大,有关中国科技精英的研究也随之增多,但从学科角度进行科技精英的研究相对偏少;物理学是推动自然科学和现代技术发展的重要力量,在整个自然科学学科体系中占有较高地位,同时与国民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密切关联,是20世纪以来对中国影响较大的学科之一;中国物理学院士是物理学精英的代表,探讨中国物理学院士成长路径的问题,不仅有助于丰富对中国物理学院士群体结构和发展趋势的认识,而且有助于为中国科技精英的成长和培养提供相关借鉴;基于此,本文围绕“中国物理学院士的成长路径”这一问题,按照“变量——特征——要素——路径”的研究思路,引入计量分析的研究方法,对中国物理学院士这一群体进行了多角度的计量研究,文章主体由以下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第一章)以“院士制度”在中国的发展史为线索,通过对1948年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和国立北平研究院推选产生中国第一届物理学院士,1955年和1957年遴选出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两届物理学学部委员、1980年和1991年增补的物理学学部委员、1993年后推选产生的中国科学院物理学院士、1994年后的中国科学院外籍物理学院士和中国工程院物理学院士,及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华裔物理学院士的搜集整理,筛选出319位中国物理学院士,构成本次计量研究的样本来源。第二部分(第二至九章)对中国物理学院士群体进行计量研究。首先,以基本情况、教育经历、归国工作,学科分布、获得国内外重大科技奖励等情况为变量,对中国物理学院士群体的总体特征进行了计量分析;其次,按照物理学的分支交叉学科分类,主要对中国理论物理学、凝聚态物理学、光学、高能物理学、原子核物理学这五个分支学科的院士群体特征分别进行了深入的计量分析,对其他一些分支交叉学科,诸如天体物理学、生物物理学、工程热物理、地球物理学、电子物理学、声学、物理力学和量子信息科技等领域的院士群体的典型特征进行了计量分析,分析内容主要包括不同学科物理学院士的年龄结构、学位结构、性别比例,在各研究领域的分布、发展趋势和师承关系等;再次,在对各分支交叉学科物理学院士的基本情况和研究领域计量分析的基础上,对不同学科间物理学院士的基本情况进行比较研究,对中国物理学院士研究领域和代际演化进行趋势分析。第三部分(第十章)在第二部分计量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归纳出中国物理学院士的群体结构特征、研究领域和代际演化的趋势特征。中国物理学院士的群体结构呈现整体老龄化问题严重,但近些年年轻化趋向较为明显,整体学历水平较高,同时本土培养物理学精英的能力增强,女性物理学院士占比较低但他们科技贡献突出,空间结构“集聚性”较强,但近些年这种“集聚性”逐渐被打破等特征;中国物理学院士的研究领域呈现出,物理学科中交叉性较强的研究领域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应用性较强的研究领域产业化趋势明显,当代物理学的发展与科研实验设施的关系越发紧密等趋势特征;中国物理学院士的代际演化呈现出,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需求导向下的相关物理学科迅猛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物理学院士研究兴趣与国家政策支持相得益彰,21世纪以来物理学院士个体对从事学科发展的主导作用越来越大等趋势特征。第四部分(第十一章)通过分析中国物理学院士群体的计量特征得出中国物理学院士的成长路径。宏观层面,社会时代发展大背景的影响一直存在,国家发展战略需求导向要素有所减弱,国家科技管理制度的要素影响有所增强,中国传统文化对物理学院士成长潜移默化的影响;中观层面,物理学学科前沿发展需求的导向要素显着增强,空间结构“集聚性”的影响逐渐在减弱,师承关系的影响主要体现于学科延承方面;微观层面,性别差异对物理学家社会分层的影响很弱,年龄要素对物理学院士成长具有一定的影响,个人研究兴趣对物理学院士的成长影响增强;可见中国物理学院士受社会时代背景、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一直存在,受国家发展战略需求的导向影响有所减弱,而受物理学学科前沿发展和物理学家个人研究兴趣的导向逐渐增强,进而得出中国物理学院士的社会分层总体符合科学“普遍主义”原则的结论。最后,在中国物理学院士的群体发展展望中,提出须优化中国物理学院士年龄结构和培养跨学科物理科技人才,辩证看待中国物理学院士空间结构的“集聚性”和师承效应,发挥中国物理学院士的研究优势弥补研究领域的不足,增加科研经费投入和完善科技奖励机制,不断加强国家对物理学的支持力度等建议,以促进中国物理学院士群体的良性发展和推动我国从物理学大国发展为物理学强国。
张天[4](2018)在《社会转型中的建筑作品解读初探》文中指出本文所要探讨的主要内容是1980s至今的中国建筑解读的变化。以之探究建筑观念的变化。对解读的梳理是本文的核心和重要内容,笔者将解读分为“自述”、“他说”、“众说”三个层次,分别讨论了西方与中国过去的转变与今日的状况,并加以比较。也对建筑师与建筑在解读中的情况作了讨论。在此基础上,笔者希望通过对解读进行整理,得出中国建筑观念演变的状况。在对解读进行一定的研究之后,作者对解读是如何受到社会转型影响的进行了一定的分析。首先采取了四组案例。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建筑观念与建筑生产之间的关系。笔者从三个方向切入这样的讨论。第一个角度是中国与西方之间建筑关系的讨论,描述了改革开放至今西方建筑与西方风格在中国的演变过程;第二个角度是全国与地方关系的讨论,描述了在竞争关系改变下的地域主义的崛起;第三个角度则是商品与作品的区别,描述了地产广告与商业建筑中的符号使用情形。在这样的简要梳理和讨论之后,笔者认为,建筑观念的冲突主要发生在三种价值的冲突上,即建筑的使用价值,交换价值与符号价值上。在改革开放之前,建筑只有使用价值这一特性,造成了建筑依附于国家发展建设,政治动向,建筑仅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颗螺丝钉;在改革开放以后,建筑渐渐有了交换价值,这一价值因为房地产的勃兴渐渐占据了使用价值的主导地位;而在消费社会与互联网时代的共同作用下,建筑的符号价值开始浮现,图像符号的象征价值和意义袭入日常生活,在不同的语境中,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城市、建筑及其设计。文章结论有三。第一是通过这样的对于解读“话语”的讨论,总结出哪些观念得以在社会发展中延续至今,哪些则走向了消亡。并以这样的方式,推断建筑观念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并试图得出建筑解读与观念的对应关系与发展脉络,并将其与社会转型相联系;其二,笔者试图得出建筑机构与建筑媒介的演变,是如何影响了建筑解读与观念的变化;其三,笔者希望藉由此文做出判断,得出建筑解读——“自述”、“他说”、“众说”三者对于建筑创作影响几何,并试图得出建筑解读和设计如何面对当下的状况。
王悦[5](2018)在《国家大剧院筹资赞助模式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近年来,我国很多城市兴建了一大批新的剧院,一方面新剧院的落成有效改善了部分地区特别是地县级城市文化硬件设施不足的局面,另一方面如何运营好这些新剧院,使之能够真正有效发挥作用,是很多文化政策制定者和艺术管理者都必须要正视的重大课题。由于我国的剧院演艺产业总体尚在起步阶段,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尚不健全,“不演不赔、少演少赔”的现象并不鲜见,很多剧院为钱所困而导致剧院利用率不高、为公众服务能力低下甚至将剧院功能挪作他用,造成一定程度的浪费。为此,本论文以国家大剧院开幕十年运营的筹资赞助工作为研究对象,对照国内剧院、国外剧院经验,对剧院多方筹集发展资金,合理使用资金,盘活演出资源进行系统分析,以期得出可供业内同仁参考借鉴的观念。本篇论文包括四个章节:第一章主要阐述表演艺术机构筹资赞助的历史及现状,从历史与当前现状分析剧院财务收入结构,指出筹资赞助是剧院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章全面系统分析国家大剧院筹资赞助模式,围绕国家大剧院的建设历程、运营状况、战略规划与顶层设计、组织架构、政府补贴与赞助经营、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当前面临的挑战等多方面进行研究。第三章对照研究国内外剧院筹资赞助模式,以对标管理、市场竞争、社会化营销的视角汲取同业经验,以他山之石帮助剧院行业更好的筹集资金。第四章对国家大剧院筹资赞助模式进行总结,研究具有更广泛适用性的剧院筹资赞助思路,为同行提供可借鉴的参考。
陈清[6](2017)在《《华盛顿之旅》翻译实践报告》文中提出简要介绍了《华盛顿之旅》,概括了该文本汉译实践的过程,探讨了凯瑟琳·莱斯的文本类型理论在本次实践中的应用,在莱斯文本类型理论指导下,着重研究了该文本中翻译专有名词和复杂长句所采用的翻译方法和技巧。针对专有名词主要采用音译加注原文、直译加注原文和直译加注释的方法,针对复杂长句主要从拆分法和转换法两种翻译技巧方面加以研究。
范路,孙凌波[7](2015)在《访谈:中国建筑师的境外实践》文中研究说明程泰宁:作为建筑设计师来讲,首先要解决观念上的问题,就是我们做设计时要有世界语境。我提倡公平竞争,也提倡双向交流,但我们要有自信,这非常重要。我觉得我们有些建筑师不太自信,把西方的东西看得高不可攀。我觉得应该尊重西方建筑文化,看到他们好的地方。但你不能不假思索地用他的思路,跟着他往下走。用我们自己的思路来走,也许也会出一些好作品。
崔金星[8](2014)在《碳监测法律制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碳监测问题的实质,是为可持续发展寻求一条“可量化”的道路。同意可衡量、可报告和可核实的行动,是《巴厘行动计划》中的关键组成部分,也是未来气候制度谈判的核心。由于碳监测制度不仅可应用于适当的国内减缓行动还可用于提供技术、资金和能力建设,它又是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与获得的支持之间平衡的核心。碳监测问题逐步发展成为气候谈判,尤其是国际气候减缓行动谈判中的关键问题。清晰地界定碳监测制度的内涵,是推动气候谈判取得进展的重要途径。尽管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对待国际气候义务承担上存在难以调和的分歧,但双方的初衷确实一致的,都希望通过各自单独的,或者共同的努力,将人类赖以生存繁衍的大气环境维持在一个人类社会生活可以延续的状态,并自愿对自身的行为进行约束。“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国际气候法原则的确立,发展中国家各自减缓目标和减缓行动的制定,都是这一共同意愿的生动体现。事实上,双方阵营对待碳监测问题的态度,实际上是对履行各自承担的国际义务的方式存在分歧。或者具体来说,是对各自采取的减缓行动、设定的减缓目标和选择的减缓路径上的分歧。在应对气候变化共同愿景一致的前提下,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国际层面和国内层面良好的制度设计,双方阵营完全可以在通向达成共同行动承诺的道路上,在局部领域取得共识和显着进展,并成为弥补二者差距、增加信心、促进共信的催化剂。正是基于上述认识,本文将碳监测界定为各国为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在国际和国内层面上,对减排目标、减缓行动、减缓政策和措施等进行的测量、监测、报告、评估、审查与核证活动的总称。论文主体共包括八章内容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研究综述,包括第一章。碳监测从技术议题发展到政治议题和法律议题,起源于国际社会寻求应对气候变化的“可量化”国际机制的共识。本部分从国内外研究层次和分野展开,展现碳监测议题发展动向和法律化的途径与渠道。国内研究重点针对碳监测议题的政治化、碳监测制度构建的分析框架和作为碳排放权交易基础的MRV机制等展开。国外研究则从跟踪缔约方实现公约最终目标的进程和手段方面展开,并在迈向有效“碳治理”的社会网络和政策选择方面取得了较丰富的成果,开展了促进实现“气候正义”,构建有效“碳治理”的权利保障体系等领域的研究。第二部分是碳监测制度的理论分析,包括第二到第五章。分别从碳监测核心要素起源及其在当前气候协定中的实践、碳监测概念演变和法律价值、碳监测的制度需求、碳监测制度构建的基本原则四个方面展开。从碳监测要素起源和概念演变角度考察,碳监测问题具有三个要素,测量/监测、报告、审查/核证。测量/监测是采用指标或数据直接测量排放、削减或其他形式的输出并对之进行测算的过程。其中,测量是对减排目标、减缓行动、减缓政策和措施等的温室气体变动的方式和路径进行观察、记录;监测是对具体气候变化项目温室气体减排量或碳汇量,采用一定的基准线和方法学进行实时记录、统计、汇总的过程。测量和监测针对的对象不同,但在碳监测概念体系中,发生的阶段是一致的。测量和监测都不涉及到评价问题。审查与核证是对减缓行动、减缓措施与气候项目产生的温室气体减排或碳汇增加效益进行评价与评估的机制与过程。审查发生在被评价对象温室气体减排或碳汇增加效益产生之前,由具有资质的审查机构对被评价对象相关气候效益进行事先计算与预算,以确定被评价对象的合格性或合规性的评价机制与过程;核证则是发生在被评价对象气候效益产生之后,由具有资质的核证机构对被评价对象减排效益或碳汇效益真实发生情况进行核算,以确定是否与事先设定的气候效益相吻合及吻合度的大小进行的评价机制与过程。报告是对监测数据、测量结果和相关的分析结果进行的传输、提交的过程。具体来说,是根据国际气候法或国内气候法的规定,或者自愿性减排联盟的协定,不同报告主体将自己设定的减排目标、减缓行动和采取的减缓政策与措施及其经济社会影响、成本效益等,或实施的气候项目的气候效益及其影响,向特定机构或组织提交报告的机制与过程。报告的主体不同,报告的内容和程序也是不同的。报告可能是事先的,也可能是事后的。报告在碳监测的概念结构中处于核心地位。一方面,测量或监测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服务于报告,采用的标准和方法学也是基于报告的形式要求;另一方面,审查或核证是对排放、排放削减,及其他测量和报告的信息的准确性进行检查的过程。审查或核证的对象往往是依据被评价主体提交的报告进行的。气候变化背景下,碳监测的制度需求来源于履行国际气候义务和国内低碳转型的双重压力。加强政府及环境管理部门对温室气体排放监测及统计的能力建设,建立与国际接轨的温室气体排放监测、报告、核证制度,强化与完善环保及气候变化应对行政主管部门在温室气体排放及减排行政管理中管理制度与监管平台,是世界各国履行后京都时代国际温室气体减排义务,参与国际气候变化政治协定,增强气候变化适应与应对能力的重要内容和关键领域。企业因应“碳约束”的行动,也需要社会网络层面的制度供给。首先,在国际气候法中,碳监测制度是达成国际减排协议,形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气候法的制度基础。只有透明、一致和可比较的碳排放的测量、监测、统计、核算标准达成以后,国际社会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共担气候责任的协调意志才能达成。其次,在国内气候法中,碳监测制度是对整体经济领域的运行和发展,课加具有法律强制力的碳约束和减排义务的合理性来源和制度基础。只有具有可操作性、确定性的、可量化比较的碳减排约束实质形成,才能在整体经济领域形成低碳减排的压力和转型驱动力,全社会才能形成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挑战与风险、共担气候责任与义务的整体合力。最后,企业顺应碳排放管制的要求和产业供应链管理的需求,承担气候法规定的强制性减排义务,并根据碳排放管制发展趋势制定适合自身发展的碳排放控制战略和排放管理制度,规避市场风险和管制风险、把握市场机会,也依赖于具有公信力和稳定性的碳监测制度。因此,碳监测议题的发展具有国际气候法、国内气候法和企业减排义务三个维度。并应遵循透明度、可比性、可靠性、有效性、及时性和完整性六大原则。第三部分为制度构建,包括第六到第八共三章内容。立基于当前碳监测的实践发展和制度需求,从国际气候法、国内气候法、企业因应气候风险的社会化碳管理网络等三个领域对碳监测议题的发展维度进行了解析、阐释。对应碳监测三个发展维度的制度需求,从国际气候法、国内气候法和社会化碳管理网络等三个层面对碳监测制度的法律构建进行了系统分析。碳监测议题的第一个发展维度是国际气候法。在国际气候法形成与发展的历程中,碳监测制度的使命有三:第一,将国际社会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政治意愿,转化为可具操作性的法律议题;第二,将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协调意志(法律程序),转化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碳减排义务;第三,准确界定、合理分担国际气候义务,实现国际气候法实施标准的“量化”,建立国际社会履行气候义务的“可量化”的标准,并促进国际气候协议的达成。协调、一致的温室气体测量和监测方式,是国际间温室气体排放量核查及数据比较的基础。统一、一致、可比的国际标准化的碳排放监测、报告与核实机制,可以降低国际间相关减量数据报告的误差,可作为国家、产业、和企业等选择不同排放减量策略时的依据,并协助各国家、产业、和企业等采取符合经济效益的排放减量方式,以降低温室效应造成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碳监测议题的第二个发展维度是国内气候法。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协调意志和集体行动,必然要具体落实到国家、产业、和企业等不同层次,并促使其采取符合经济效益的排放削减的方式,以降低气候变化对自身造成的负面影响。在国内气候法形成过程中,碳监测的使命有二:第一,将国际气候法确立的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目标(法律愿景),转化为各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义务;第二,为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寻求一条量化的道路。为国内层面碳减排政策的创新,创造“可量化”的标准。建立整体经济领域的气候相关的评价标准,将更多的行业领域纳入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发现更具潜力的减排机会,促进经济社会的低碳转型。当前碳减排政策及其实施工具,历经排放许可和排放标准相结合的命令控制型政策措施、总量控制与排放贸易相结合的市场型政策措施发展阶段,当前尤以排放贸易为主,基本形成对大规模排放源实施排放贸易,对小规模排放源和消费领域实施碳税和能源税的共识。但是,无论是管制型下的排放标准、排放许可制度,还是市场型下的排放贸易、碳税、碳标识制度,都需要一套具有社会公信力的碳排放及减排监测和统计报告制度,以使其具有可量化、可报告与可比较的属性。因此碳监测制度,是我国进行减排政策制定和完善、政策工具设计与创新的制度基础。监测议题的第三个发展维度是面向企业的社会化碳管理制度。随着国际间温室气体排放管制的议题由联合国对国家政治协商的层次,逐渐落实至政府对产业排放之行政管制,而再渐次扩展到企业间或非政府组织(ngos)对企业之间通过绿色供应链模式(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监管的发展趋势),或诸如碳揭露项目(carbondisclosureproject,简称cdp)与碳宣告(climatedeclaration)之模式,国际协定中减缓承诺的实现、国内碳减排管制的落实,都必然具体地呈现在企业的低碳发展实践中。碳减排政策与措施的实施,必然使得企业面临碳排放管制的政策风险和成本,也面临来自国外碳关税和国际贸易绿色供应链管理的运营风险,但同时,也迎来主动适应型碳管理的巨大市场发展机遇。碳监测制度的实施,赋予碳减排额资产和信用的价值,使得企业主动适应性减排行动,获得的低碳产出效益转化为企业的资产。理论上,凡是可以监测的都是可以交易的,国内外蓬勃发展的自愿性碳交易正是企业主动适应性碳管理的结果。碳监测的法律价值,体现在对碳减排额资产属性的确认、碳减排额计量方法的法律化、碳资产会计准则的法定化等领域。因此,基于上述的基本判断,碳监测法律制度的构建具有三个层面的内容。第一,在国际气候法层面,碳监测法律制度表现为履行公约框架下国际气候义务的能力建设问题。国际气候法维度下,碳监测议题在国际气候谈判中是由缔约方的报告义务发展延伸而来。鉴于国际气候协定履行的复杂化和科技属性,缔约国各国需要通过报告制度加强国际气候义务履行的透明度,增进国际气候义务履行与实施的国际互信。因此,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国,需要科学、清晰界定国际气候法框架下报告义务的内容和要求,明确国际气候谈判中的分歧本质,在国家信息通报、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两年期更新报告,和国家适当减缓行动(namas)加强能力建设,构建我国履行国际气候公约报告义务、科学识别国际气候公约框架下报告义务的构成要素,在国家温室气体清单制度、城市温室气体清单制度、企业温室气体报告与管理制度、国家适当减缓行动报告制度方面的履约压力与努力方向,构建我国国际气候法语境下的碳监测法律制度。第二,国内气候法层面。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协调意志和集体行动,必然要具体落实到国家、产业、和企业等不同层次,并促使其采取符合经济效益的排放削减的方式,以降低气候变化对自身造成的负面影响。在国内气候法中,碳监测制度是对整体经济领域的运行和发展,课加具有法律强制力的碳约束和减排义务的合理性来源和制度基础。只有具有可操作性、确定性的、可量化比较的碳减排约束实质形成,才能在整体经济领域形成低碳减排的压力和转型驱动力,全社会才能形成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挑战与风险、共担气候责任与义务的整体合力。只有在合理界定国内气候法层面碳监测制度构建的目标和原则,识别碳监测制度在国内气候法中担负碳排放交易监管和碳减排制度创新的角色和职责,认识到面向碳交易层面的碳监测制度的设计理念和构成要素,提出构建我国面向碳交易层面和碳减排项目层面的碳监测法律制度的思考和建议。第三,在企业碳管理的社会化制度层面,企业顺应碳排放管制的要求和产业供应链管理的需求,承担气候法规定的强制性减排义务,并根据碳排放管制发展趋势制定适合自身发展的碳排放控制战略和排放管理制度,规避市场风险和管制风险、把握市场机会,也依赖于具有公信力和稳定性的碳监测制度。就企业温室气体减排管理而言,组织碳盘查、产品碳足迹盘查、碳中和为国际间企业层面广为重视的三项减排管理里程碑,目前已有相关国际标准、工具陆续支持其标准化、一致性的作法,并大大提升了各规范的可操作性。而就政府减排管理策略来看,其所提供的抵换/交易机制之良好设计是诱发企业早期自愿减排行动的手段。为了更好促进产业界的自愿减排行动,政府须建立透明度和一致性的企业碳盘查、产品碳足迹评估、碳中和的核实、核证规则与准则,及时对试行阶段出现的问题予以处理。维护碳盘查与减排数据质量的可靠性与真实性,是推动企业自愿从事早期减排行动的关键和基础。因此,企业温室气体盘查、产品碳足迹盘查、碳中和制度,构成了面向企业的碳监测制度的构建重点和核心内容。
汪仕凯[9](2011)在《工人政治的逻辑及其变革: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是协调国家与工人阶级之间关系的国家制度,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在党和国家的政治文献中,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一直是不可或缺的论说对象。本文正是以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为研究对象,采用历史制度主义的研究方法,在厘清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是什么的基础上,探寻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政治机理。不仅如此,本文以历史的角度审视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在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变革中来把握国家与工人阶级之间关系的调整,并进一步解释此种调整中所呈现出来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政治机理的变化。最后,本文的研究将总结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变迁的内在逻辑与中国现代国家建设之间的关系,对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政治价值做出说明。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始创于1957年,其目的是为基层领域中的人民内部矛盾的正确处理提供制度保障。在数十年的发展进程中,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发生了三个方面的重大变化:首先,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从“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转变成为“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其次,职工代表大会从单位制企业中的“权力机构”调整成为公司制企业中的行使民主管理权的机构;最后,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存在的空间由单位制企业改革成为公司制企业。如果对上述变化加以概括,则是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结构形态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换,这就是从单位制企业中体现工人阶级的阶级权力和领导地位的单位化的国家制度,发展成为在公司制企业中建构生产政治空间、保障工人通过行使公民的政治权利进而维护和实现公民的社会经济权利的现代国家制度。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内容设计诠释着国家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特定关系,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变革同样意味着国家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特定关系的变化,而此种特定关系就是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政治机理。本文使用工人阶级政治性结构对国家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特定关系进行概念化表达,其核心内容是工人阶级在同党和国家的关系上具有阶级性与群众性的二元政治品格,重要的是工人阶级的阶级性是由党和国家所代表和占有的,工人阶级自身只具有群众性,缺乏阶级性的工人阶级只是自在自发的阶级,因此党和国家必须同工人阶级紧密结合起来,对其进行教育、组织和领导,将阶级性灌输给工人阶级,使之成为自觉自为的阶级。由此可见,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正是实现工人阶级的阶级性与群众性的结合、协调的制度设计,也就是工人阶级政治性结构的制度化表现。工人阶级只有与党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才能获得阶级性,才能形成为自觉自为的阶级,然而此时的工人阶级就不是一般的阶级,而是以夺取国家政权、掌握国家政权、以党和国家政权及其制度体系表现自身存在和阶级统一性的政治阶级。正如工人阶级并不是一开始就是政治阶级一样,工人阶级也不会永远是政治阶级。市场经济体制的兴起和公司制企业的建立逐渐改变了工人阶级与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的状态,从而也改变了国家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特定关系,在国家与市场的双重塑造下,工人阶级从存在于国家领域中的政治阶级转型为存在于社会领域中的社会阶级。社会阶级是由获得了自主性权利意识的公民组成的集合体,党和国家面临着将社会阶级重新制度化的任务。社会阶级的自主性不同于党和国家所代表的工人阶级的阶级性,因此党和国家对社会阶级的制度化的基本内容就是协调阶级性与自主性,而阶级性与自主性得以协调的基础在于公民身份。具体而言,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经过转型之后嵌入到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去行使民主管理权,在生产领域建构一个基层自治的政治空间,工人立足于公民身份进入基层自治空间,通过行使公民的政治权利进而维护和实现公民的社会经济权利。生产领域中的基层自治是将工人锻造成为公民的根本途径,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转型和实践则是将转型为社会阶级的工人阶级制度化的基本方式,于是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政治机理就演变成为国家与公民关系,由此可见,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转型绝非是它独自的转型,而是在为总体国家制度的转型准备微观的政治基础,因此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向现代国家制度的转变,也意味着总体国家制度的现代化。纵观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结构形态的转换和政治机理的演变,本文得出如是结论: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进程昭示着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基本逻辑,即是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存在一个从政权建设到制度成长的发展逻辑。具体论之,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具有两个中心任务不同但又相互衔接的历史阶段,首先是诉诸于阶级力量来夺取和巩固政治权力,而后则是立足于公民身份来发展国家制度,最终实现国家现代化。工人阶级从政治阶级转型为社会阶级是推动国家制度成长的基本动力,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实践则是国家对工人阶级进行制度化的基本方式,这不仅意味着对社会阶级的制度化是国家制度建设的基本构成部分,而且意味着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进程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对社会阶级进行制度化的程度,质论之,一个制度化的社会阶级的出现将是中国现代国家成熟的基本标志。
张薇[10](2010)在《近十年北京建筑艺术风尚与社会文化心理研究》文中指出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城市面貌发生巨大变化。北京作为首都,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北京在五十年代末建设的国庆工程一直以“十大建筑”的名号影响着全国各地的潮流,80年代以来,北京建筑有长城饭店、建国饭店、香山饭店等在全国产生广泛影响的建筑,也有“夺回古都风貌”口号下的创作总体混乱时期,也有世纪之交的国家大剧院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关注和激烈的争论。北京建筑的总体变化快,近十年来北京建筑艺术风尚的总体面貌尚缺少专门的研究成果和总结性结论。本文对北京近十年建筑艺术风尚进行了研究和探讨,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现代主义、民族传统、西洋古典形式三大潮流的发展趋势进行描述和梳理,总结出与前20至30年相比,现代主义建筑在实践中占主流地位;民族传统元素越来越呈隐性存在状态;西洋古典元素只在极个别情况下出现。北京建筑艺术风尚多样化,所受到的社会文化心理也是多样化的。与前20至30年相比,行政干预主要针对政府主持的或者有政府投资的较大型的项目上,如奥运基础设施建设等一系列建筑项目。近十年来,受到商品社会市场化的影响,开发商投资兴建的项目越来越多。开发商更注重其建设的项目具有标志性的建筑的属性,而其中房地产开发商,因为是以顾客为导向,注重社会大众的审美品位,因此在商品房领域大众的审美品位得到了一定的重视。近十年来媒体发展迅速,媒体在对大众的建筑艺术风格引导上起到很大作用。尤其是互联网的普及使得网络媒体更以其方便、快捷、自发性的、广泛参与更能反映大众社会心理而在逐渐壮大。但是由于网络媒体本身的商业属性和缺少建筑专业知识的背景下,这种引导并非准确无误。另外学术界作为专业人士,舆论导向作用也在显现。近十年来,建筑师群体中一部分“明星”建筑师的话语权得到充分体现,尤其是一部分外国设计师和本土的知名设计师,在建筑设计的风格上有更大的自主权。通过分析各个阶层的社会文化心理和近十年的建筑艺术风尚可见,今后北京的建筑风格还将继续以现代主义建筑为主;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也有本土化的的发展趋势,传统形式建筑将以更适应现代发展的形式得到发扬;西洋古典形式建筑生存的空气日渐稀薄。随着全球建筑实践交流日益增多,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经济实力的积累,建筑艺术设计水平也将更大的提高。
二、安德鲁的中国国家剧院方案的分析评议(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安德鲁的中国国家剧院方案的分析评议(论文提纲范文)
(1)新型智库发展优化研究 ——以地方社科院实践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的缘起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研究的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国外相关研究 |
(二)国内相关研究 |
(三)研究现状评析 |
三、研究思路与论文结构 |
(一)研究思路 |
(二)论文结构 |
四、研究的方法 |
(一)案例研究法与网络调研法 |
(二)参与式观察与深度访谈 |
(三)比较研究法 |
五、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 |
(一)可能的创新点 |
(二)有待改善之处 |
第一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一、概念界定 |
(一)智库与新型智库 |
(二)社科院与地方社科院 |
二、理论基础 |
(一)治理理论 |
(二)公共政策理论 |
(三)制度供给理论 |
(四)知识管理理论 |
第二章 新型智库发展的实践逻辑 |
一、新型智库发展的政策背景与战略目标 |
(一)新型智库发展的政策背景 |
(二)新型智库发展的战略目标 |
二、新型智库实践需求的三个基本维度 |
(一)新型智库实践需求的政府维度:制度供给 |
(二)新型智库实践需求的自身维度:内部治理 |
(三)新型智库实践需求的关系维度:主体互动 |
三、新型智库实践需求三个基本维度的关系 |
(一)三个基本维度的内在关系 |
(二)三个基本维度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中的关系 |
(三)三个基本维度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关系 |
第三章 新型智库发展成效、困境及归因:地方社科院案例研究 |
一、案例选择的典型意义 |
(一)五种主要智库类型比较 |
(二)地方社科院智库的特殊性与代表性 |
二、地方社科院智库的历史演进 |
(一)地方社科院智库初步发展阶段(1949-1979年) |
(二)地方社科院智库稳步探索阶段(1980-1999年) |
(三)地方社科院智库快速发展阶段(2000 年至今) |
三、地方社科院新型智库发展的基本成效 |
(一)地方社学院新型智库决策影响力提升 |
(二)地方社科院新型智库传播影响力提升 |
(三)地方社科院新型智库社会影响力提升 |
四、地方社科院新型智库发展的深层困境 |
(一)地方社科院新型智库的身份困境 |
(二)地方社科院新型智库的资政困境 |
(三)地方社科院新型智库的资金困境 |
(四)地方社科院新型智库的人才困境 |
五、地方社科院新型智库发展的影响因素 |
(一)制度供给维度的制约 |
(二)内部治理维度的制约 |
(三)外部关系维度的制约 |
第四章 智库发展的国内外实践经验镜鉴 |
一、国外智库发展经验 |
(一)国外智库的国家制度供给 |
(二)国外智库的内部治理机制 |
(三)国外智库的外部关系建构 |
二、国内智库发展经验(地方社科院以外的案例研究) |
(一)中国社科院——国情调研中的智库科研管理机制创新 |
(二)国经中心——理事会模式的智库内部治理探索 |
(三)人大国发院——跨学科研究中的智库组织结构创新 |
第五章 新型智库发展优化之政府维度:制度供给 |
一、新型智库发展的国家制度供给体系 |
(一)政治环境根本支撑 |
(二)决策参与保障制度 |
(三)机构体制改革制度 |
(四)市场运行保障制度 |
(五)舆论引导保障机制 |
二、加强新型智库发展的国家制度供给 |
(一)优化国家总体战略布局 |
(二)健全决策参与制度保障 |
(三)加强机构重塑制度保障 |
(四)强化市场运行制度保障 |
(五)提升舆论引导机制保障 |
第六章 新型智库发展优化之自身维度:内部治理 |
一、探索新型智库法人治理结构 |
(一)法人治理结构改革国家相关政策 |
(二)国外法人治理结构发展脉络溯源 |
(三)国内事业单位相关改革基本经验 |
(四)法人治理结构的智库适应性探讨 |
(五)新型智库法人治理结构改革对策 |
二、创新新型智库内部治理机制 |
(一)新型智库战略目标清晰定位 |
(二)新型智库决策研究机制优化 |
(三)新型智库科研管理机制创新 |
(四)新型智库知识管理机制拓新 |
(五)新型智库现代运营机制强化 |
第七章 新型智库发展优化之关系维度:主体互动 |
一、新型智库与政府的关系 |
(一)共同培育智库与政府协同研究机制 |
(二)共同营造智库与政府沟通交流平台 |
(三)共同打造智库与政府人员互动通道 |
二、新型智库与媒体的关系 |
(一)积极支撑新闻媒体深度政策宣传 |
(二)紧密结合网络媒体推动品牌传播 |
(三)完善自身媒体建设拓展潜在关系 |
三、新型智库与公众的关系 |
(一)以公众为智库营养源泉 |
(二)恰当参与公共舆论引导 |
(三)成为政府与公众的纽带 |
四、新型智库与同行的关系 |
(一)拓展国内同行合作关系 |
(二)拓展国际同行合作关系 |
结论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致谢 |
(2)岭南与马来半岛地区现代建筑创作比较研究(1950s-1970s)(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缘起与意义 |
1.1.1 研究缘起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现状与评析 |
1.2.1 关于岭南地区现代建筑创作的研究 |
1.2.2 关于马来半岛现代建筑创作的研究 |
1.2.3 相关研究评析 |
1.3 相关基础理论与研究维度 |
1.3.1 建筑的适应性理论 |
1.3.2 建筑的地域性理论 |
1.3.3 比较研究的维度 |
1.4 研究范畴与对象 |
1.4.1 地理范畴 |
1.4.2 时间范畴 |
1.4.3 研究对象 |
1.5 研究目标与方法 |
1.5.1 研究目标 |
1.5.2 研究方法 |
1.6 研究框架 |
第二章 两地现代建筑创作的可比性分析 |
2.1 两地现代建筑创作的自然地理条件相似 |
2.1.1 气候环境炎热和潮湿 |
2.1.2 自然地貌以起伏丘陵为主 |
2.1.3 水系资源丰富且滨海岸线长 |
2.1.4 繁茂的生态植被四季常绿 |
2.2 两地现代建筑创作的社会发展动因比较 |
2.2.1 海上丝绸之路带动两地经贸互动 |
2.2.2 两次大战期间的两地现代建筑发展 |
2.2.3 自主独立后逐步发展的现代化进程 |
2.3 两地现代建筑创作的文化背景要素分析 |
2.3.1 海洋文化背景下多元文化交汇融合 |
2.3.2 华人华侨联系形成共同的文化基因 |
2.3.3 两地建筑文化互有深厚影响 |
2.4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基于自然适应性的两地现代建筑创作比较 |
3.1 适应湿热气候的两地设计策略比较 |
3.1.1 两地建筑气候适应性探索的理论渊源 |
3.1.2 两地现代建筑创作适应气候的共同方法 |
3.1.3 岭南地区:重视空间布局的通透畅通 |
3.1.4 马来半岛:探索立体遮阳的多样变化 |
3.2 回应地理环境的两地创作策略比较 |
3.2.1 两地建筑创作对地形与地貌的尊重 |
3.2.2 岭南地区:以借景统筹室内外环境 |
3.2.3 马来半岛:塑造多层次的环境空间 |
3.2.4 两地建筑与场地环境的空间关系比较 |
3.3 本土自然资源在两地创作中的运用比较 |
3.3.1 组合地方材料:融入室外环境与室内点缀装饰 |
3.3.2 利用强烈阳光:活跃室内空间与塑造建筑形体 |
3.3.3 两地水景的运用:静水映衬建筑与动水活跃氛围 |
3.3.4 繁茂植物的运用:绿植衬托建筑与立体绿化融入 |
3.4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基于社会适应性的两地现代建筑创作比较 |
4.1 社会变革促进下两地建筑重点类型发展比较 |
4.1.1 新兴国家的自强意识促成文化建筑的兴起 |
4.1.2 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推进集体住宅的发展 |
4.1.3 经济增长与对外交流使宾馆建筑初现繁荣 |
4.2 特定经济条件下两地建筑成本控制策略比较 |
4.2.1 两地建筑师共同的理性实用主义精神 |
4.2.2 岭南地区:最大化节省单体造价以适应短缺经济 |
4.2.3 马来半岛:采用标准化类型设计以降低建设成本 |
4.2.4 两地建筑成本控制策略的差异分析 |
4.3 国家政策调控下两地建筑创作机制比较 |
4.3.1 两地国有设计机构发挥主导作用 |
4.3.2 岭南地区:集体设计组为特定项目而持续创作 |
4.3.3 马来半岛:私人建筑师事务所逐步扩大影响力 |
4.3.4 两地创作机制比较的启发与讨论 |
4.4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基于人文适应性的两地现代建筑创作比较 |
5.1 建筑创作中对现代主义和城市精神的发扬 |
5.1.1 两地现代主义建筑美学的共同表现 |
5.1.2 岭南地区:基于生活尺度的人本主义理念 |
5.1.3 马来半岛:追求纪念空间的英雄主义情怀 |
5.1.4 两地现代建筑新地域特色的差异分析 |
5.2 建筑创作中对民族风格与族群意识的表达 |
5.2.1 在建筑创作中表达民族性的共同趋势 |
5.2.2 岭南地区:以庭园空间表达民族文化意境 |
5.2.3 马来半岛:借助符号象征表达民族独立性 |
5.3 建筑创作中对特定价值与信仰文化的融合 |
5.3.1 两地创作对多元文化价值的融合 |
5.3.2 岭南地区:根植于世俗生活的文化和谐 |
5.3.3 马来半岛:多民族和多宗教的文化兼容 |
5.4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结论与讨论 |
6.1 结论 |
6.1.1 适应自然气候环境的地域特征彰显 |
6.1.2 尊重社会现实需求的时代精神表达 |
6.1.3 融合多元文化价值的人文艺术追求 |
6.2 启示 |
6.2.1 回归真实朴素的现代主义价值取向 |
6.2.2 构建根植于岭南本土的创作理论体系 |
6.2.3 理性回应环境的创作实践方法 |
6.3 创新点 |
6.4 研究展望 |
附录1 马来半岛1950-1970年代表建筑作品概录 |
附录2 岭南地区1950-1970年代表建筑作品概录 |
附录3 马来半岛1950-1970年代建筑典型遮阳做法 |
附录4 岭南地区1950-1970年代建筑典型遮阳做法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附件 |
(3)中国物理学院士群体计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文献综述 |
二、论文选题和研究内容 |
三、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中国物理学院士的产生与本土化 |
1.1 民国时期中国物理学院士的产生 |
1.1.1 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推选产生中国第一届物理学院士 |
1.1.2 国立北平研究院推选出与“院士”资格相当的物理学会员 |
1.2 当代中国物理学院士的本土化 |
1.2.1 中国科学院推选产生物理学学部委员 |
1.2.2 中国科学院物理学院士与中国工程院物理学院士的发展 |
1.3 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华裔物理学院士 |
1.4 中国物理学院士名单与增选趋势分析 |
1.4.1 中国物理学院士的名单汇总 |
1.4.2 中国本土物理学院士总体增选趋势 |
第二章 中国物理学院士总体特征的计量分析 |
2.1 中国物理学院士基本情况的计量分析 |
2.1.1 女性物理学院士占比较低 |
2.1.2 院士整体老龄化问题严重 |
2.1.3 出生地域集中于东南沿海地区 |
2.2 中国物理学院士教育经历的计量分析 |
2.2.1 学士学位结构 |
2.2.2 硕士学位结构 |
2.2.3 博士学位结构 |
2.3 中国物理学院士归国工作情况的计量分析 |
2.3.1 留学物理学院士的归国年代趋势 |
2.3.2 国内工作单位的“集聚性”较强 |
2.3.3 物理学院士的国外工作单位 |
2.4 中国物理学院士从事物理学分支交叉学科的计量分析 |
2.4.1 物理学院士从事分支交叉学科的归类统计 |
2.4.2 物理学院士获得国际科技奖励的计量分析 |
2.4.3 物理学院士获得国内科技奖励的计量分析 |
第三章 中国理论物理学院士群体的计量分析 |
3.1 中国理论物理学院士基本情况的计量分析 |
3.1.1 存在老龄化问题,当选年龄集中于“51-60 岁” |
3.1.2 博士占比52.83%,地方高校理论物理教育水平有所提高 |
3.2 中国理论物理学院士研究领域的计量分析 |
3.2.1 主要分布于凝聚态理论和纯理论物理等领域 |
3.2.2 20 世纪后半叶当选的理论物理学院士内师承关系显着 |
3.3 中国理论物理学院士的发展趋势分析 |
3.3.1 理论物理学院士的增选总体呈上升趋势 |
3.3.2 理论物理学院士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 |
3.4 小结 |
第四章 中国凝聚态物理学院士群体的计量分析 |
4.1 中国凝聚态物理学院士基本情况的计量分析 |
4.1.1 存在老龄化问题,当选年龄集中于“51—60 岁” |
4.1.2 博士占比57.83%,国外博士学位占比将近80% |
4.1.3 女性物理学院士在凝聚态物理领域崭露头角 |
4.2 中国凝聚态物理学院士研究领域的计量分析 |
4.2.1 主要分布于半导体物理学、晶体学和超导物理学等领域 |
4.2.2 凝聚态物理学的一些传统研究领域内师承关系显着 |
4.2.3 凝聚态物理学院士集聚于若干研究中心 |
4.3 中国凝聚态物理学院士的发展趋势分析 |
4.3.1 凝聚态物理学院士的增选总体呈上升趋势 |
4.3.2 凝聚态物理学院士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 |
4.4 小结 |
第五章 中国光学院士群体的计量分析 |
5.1 中国光学院士基本情况的计量分析 |
5.1.1 存在老龄化问题,当选年龄集中于“61—70 岁” |
5.1.2 博士占比54.84%,本土培养的光学博士逐渐增多 |
5.2 中国光学院士研究领域的计量分析 |
5.2.1 研究领域集中分布于应用物理学和激光物理学 |
5.2.2 光学院士工作单位的“集聚性”较强 |
5.3 光学院士的发展趋势分析 |
5.3.1 光学院士的增选总体呈上升趋势 |
5.3.2 光学院士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 |
5.4 小结 |
第六章 中国高能物理学院士群体的计量分析 |
6.1 中国高能物理学院士基本情况的计量分析 |
6.1.1 老龄化问题严重,当选年龄集中于“51—60 岁” |
6.1.2 博士占比53.85%,国外博士学位占比超过85% |
6.2 中国高能物理学院士研究领域的计量分析 |
6.2.1 高能物理实验与基本粒子物理学分布较均衡 |
6.2.2 高能物理学院士的工作单位集聚性与分散性并存 |
6.3 中国高能物理学院士的发展趋势分析 |
6.3.1 高能物理学院士的增选总体呈平稳趋势 |
6.3.2 高能物理学院士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 |
6.4 小结 |
第七章 中国原子核物理学院士群体的计量分析 |
7.1 中国原子核物理学学院士基本情况的计量分析 |
7.1.1 老龄化问题严重,80 岁以下院士仅有3 人 |
7.1.2 博士占比48.84%,国外博士学位占比超过95% |
7.1.3 女性院士在原子核物理学领域的杰出贡献 |
7.2 中国原子核物理学院士研究领域的计量分析 |
7.2.1 原子核物理学院士在各研究领域的分布情况 |
7.2.2 参与“两弹”研制的院士内部师承关系显着 |
7.3 中国原子核物理学院士的发展趋势分析 |
7.3.1 原子核物理学院士的增选总体呈下降趋势 |
7.3.2 原子核物理学院士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 |
7.4 小结 |
第八章 其他物理学分支和部分交叉学科院士群体的计量分析 |
8.1 中国天体物理学院士群体的计量分析 |
8.1.1 天体物理学院士本土培养特征明显 |
8.1.2 天体物理学院士的增选总体呈平稳上升趋势 |
8.1.3 天体物理学院士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 |
8.2 中国生物物理学院士群体的计量分析 |
8.2.1 群体年龄较小,当选年龄集中于“41—50 岁” |
8.2.2 生物物理学院士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 |
8.3 中国工程热物理院士群体的计量分析 |
8.3.1 工程热物理院士内部师承关系十分显着 |
8.3.2 工程热物理院士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 |
8.4 中国地球物理学院士群体的计量分析 |
8.4.1 主要分布于固体地球物理学和空间物理学研究领域 |
8.4.2 地球物理学院士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 |
8.5 部分分支交叉学科院士群体的计量分析 |
8.5.1 电子物理学和声学院士的增选呈下降趋势 |
8.5.2 中国物理力学由应用走向理论 |
8.5.3 中国量子信息科技呈迅速崛起之势 |
第九章 中国物理学院士计量分析的比较研究和趋势分析 |
9.1 各分支交叉学科间物理学院士基本情况的比较研究 |
9.1.1 一些新兴研究领域物理学院士年轻化趋势明显 |
9.1.2 21世纪以来本土培养的物理学院士占比一半以上 |
9.1.3 女性物理学院士在实验物理领域分布较多 |
9.2 中国物理学院士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分析 |
9.2.1 各分支交叉学科内的横向发展趋势分析 |
9.2.2 各分支交叉学科的纵向年代发展趋势分析 |
9.3 中国物理学院士代际演化的趋势分析 |
9.3.1 第一代物理学院士初步完成了中国物理学的建制 |
9.3.2 第二代物理学院士完成了中国物理学主要分支学科的奠基 |
9.3.3 第三代物理学院士在国防科技和物理学科拓展中有着突出贡献 |
9.3.4 第四代物理学院士在推进物理学深入发展方面贡献较大 |
9.3.5 新一代物理学院士科技成果的国际影响力显着增强 |
第十章 中国物理学院士的群体结构特征和发展趋势特征 |
10.1 中国物理学院士的群体结构特征 |
10.1.1 整体老龄化问题严重,但年轻化趋向较为明显 |
10.1.2 整体学历水平较高,本土培养物理学精英的能力增强 |
10.1.3 女性物理学院士占比较低,但科技贡献突出 |
10.1.4 空间结构“集聚性”较强,但近些年“集聚性”逐渐被打破 |
10.2 中国物理学院士研究领域发展的趋势特征 |
10.2.1 物理学科中交叉性较强的研究领域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 |
10.2.2 物理学科中应用性较强的研究领域产业化趋势明显 |
10.2.3 当代物理学的发展与科研实验设施的关系越发紧密 |
10.3 中国物理学院士代际演化的趋势特征 |
10.3.1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需求导向下的相关物理学科迅猛发展 |
10.3.2 20世纪80 年代以来院士研究兴趣与国家支持政策相得益彰 |
10.3.3 21世纪以来院士个体对学科发展的主导作用越来越大 |
第十一章 中国物理学院士群体的成长路径 |
11.1 影响中国物理学院士成长的宏观要素 |
11.1.1 社会时代发展大背景的影响一直存在 |
11.1.2 国家发展战略需求导向要素有所减弱 |
11.1.3 国家科技管理制度的要素影响有所增强 |
11.1.4 中国传统文化对物理学院士潜移默化的影响 |
11.2 影响中国物理学院士成长的中观要素 |
11.2.1 物理学学科前沿发展需求的导向要素显着增强 |
11.2.2 空间结构“集聚性”的影响逐渐在减弱 |
11.2.3 师承关系的影响主要体现于学科延承方面 |
11.3 影响中国物理学院士成长的微观要素 |
11.3.1 性别差异对物理学家社会分层的影响很弱 |
11.3.2 年龄要素对物理学院士成长具有一定的影响 |
11.3.3 个人研究兴趣对物理学院士的成长影响增强 |
11.4 结语与展望 |
附录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4)社会转型中的建筑作品解读初探(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概念界定 |
1.3 研究综述 |
1.3.1 研究方向——作品解读与建筑观念 |
1.3.2 研究视野——建筑作品与社会意识形态 |
1.3.3 研究对象——中国建筑作品解读的发展 |
1.3.4 不足与展望 |
1.4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4.1 研究目的 |
1.4.2 研究意义 |
1.5 研究方法与框架 |
1.5.1 研究方法 |
1.5.2 研究框架 |
2 作品、解读与观念 |
2.1 “作者之死”与“文本之生” |
2.1.1 作者与作品 |
2.1.2 解读的意义 |
2.2 “生产”与“规训” |
2.2.1 文化工业——生产者 |
2.2.2 社会媒体——传播者 |
2.2.3 市场/计划——控制者 |
2.3 “盖房子”与“说房子” |
2.3.1 “盖房子”——生产建筑 |
2.3.2 “说房子”——生产解读 |
2.4 建筑解读与建筑作品生产 |
3 1960s以来西方建筑作品解读概述 |
3.1 不搞建筑就要革命:1945s-1960s西方建筑的解读 |
3.2 现代性:1960s以来西方建筑作品解读 |
3.2.1 自述 |
3.2.2 他说 |
3.2.3 众说 |
3.3 西方建筑解读与观念的变化 |
4 解读的历史:从“话语”到“观念” |
4.1 建筑解读的主体 |
4.2 “阶级”与建筑: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建筑 |
4.3 “说房子”:1980s以来的建筑作品 |
4.3.1 自述 |
4.3.2 他说 |
4.3.3 众说 |
4.4 解读中的建筑与建筑师 |
4.4.1 “自述”与“他说”文本中的解读分析 |
4.4.2 重庆来福士广场:一个“众说”的样本 |
4.5 “说房子”与建筑观念演变 |
4.5.1 改革开放前 |
4.5.2 改革开放后 |
5 解读的背后:社会转型的影响 |
5.1 管中窥豹——建筑解读的案例分析 |
5.1.1 国家大剧院与世博会中国馆 |
5.1.2 各地大剧院、万达会展建筑中的“地域”表达 |
5.1.3 地产广告、商业建筑中的符号应用 |
5.1.4 新媒体中建筑解读的机制与内容的变化 |
5.2 建筑解读变化背后的三重关系 |
5.2.1 中与西:外来建筑与外来形式 |
5.2.2 地方与全国:本土建筑与地域表达 |
5.2.3 商品与作品:地产广告与商业奇观塑造 |
5.3 三种转型,三种价值,三种观念 |
5.3.1 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型 |
5.3.2 生产型到消费型社会转型 |
5.3.3 网络时代的崛起 |
5.4 “说房子”与“盖房子”之间 |
6 社会转型过程中的解读、观念与建筑生产的关系 |
6.1 建筑解读与观念的对应关系与发展脉络 |
6.2 机构与媒体对建筑解读的影响 |
6.3 对比西方:建筑师之于建筑解读 |
6.4 总结与展望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 |
A 作者在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B 国家大剧院中标后解读记录整理表 |
C 2010-2017年最丑陋建筑评选结果前15名整理表 |
(5)国家大剧院筹资赞助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前言及文献综述 |
第一章 表演艺术机构筹资赞助的历史及现状 |
第一节 从表演艺术到国家大剧院 |
第二节 东西方剧院发展与筹资赞助历史 |
一、国家(宫廷)资助为主的时期 |
二、社会(民间)资助的兴起 |
第三节 国外非营利性剧院财务收入结构情况 |
第四节 国内剧院财务收入结构情况 |
第二章 国家大剧院筹资赞助模式 |
第一节 国家大剧院运营情况概要 |
第二节 国家大剧院政府补贴与赞助经营概况 |
第三节 国家大剧院企业赞助的管理 |
一、企业赞助分级管理 |
二、企业赞助的渠道管理 |
三、赞助企业的回报管理 |
四、发展部维护拓展企业赞助的主要工作 |
第四节 国家大剧院筹资赞助成功的关键因素 |
第五节 国家大剧院寻求社会赞助面临的挑战 |
第三章 国内外剧院筹资赞助特点研究 |
第一节 研究国内外剧院筹资赞助特点的意义 |
第二节 国内剧院筹资赞助特点研究 |
一、国内剧院所获得政府补贴资助的方式 |
二、国内剧院所获社会赞助的方式 |
三、剧院赞助的公共关系构成——以上海交响乐团改革为例 |
四、节事活动赞助——以北京国际音乐节为例 |
第三节 国外剧院筹资赞助特点研究 |
一、美国的剧院筹资特点研究 |
二、欧洲主要国家的剧院筹资特点研究 |
三、日本的剧院筹资特点研究 |
四、国外剧院筹资赞助特点的小结 |
第四章 国家大剧院筹资赞助模式的总结与借鉴 |
第一节 剧院经营业态与筹资赞助的关系 |
第二节 剧院在文化政策矩阵中的定位与筹资赞助的关系 |
第三节 剧院核心能力和筹资赞助SWOT分析模型 |
第四节 国家大剧院筹资赞助模式的借鉴意义 |
参考文献 |
后记 |
(6)《华盛顿之旅》翻译实践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翻译材料简介 |
1.1 材料来源 |
1.2 作者简介 |
1.3 原文内容简介 |
二、翻译过程描述 |
2.1 译前准备 |
2.2 译中阶段 |
2.3 译后事项 |
三、理论基础:文本类型理论 |
3.1 莱斯文本类型理论简述 |
3.2 原文本分析 |
四、案例分析 |
4.1 专有名词的翻译 |
4.1.1 音译加注原文 |
4.1.2 直译加注原文 |
4.1.3 直译加注释 |
4.2 复杂长句的翻译 |
4.2.1 拆分法 |
4.2.2 转换法 |
五、翻译实践总结 |
5.1 翻译实践中的收获 |
5.2 尚待解决的问题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录:原文和译文 |
(7)访谈:中国建筑师的境外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程泰宁 |
崔恺 |
庄惟敏,张翼 |
采访时间:2014年12月15日 |
采访时间:2014年12月22日 |
召韦平 |
单军,刘玉龙 |
采访时间:2014年12月23日 |
采访时间:2014年12月29日 |
朱锫 |
马岩松 |
(8)碳监测法律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章 碳监测问题国内外研究综述 |
第一节 碳监测问题国内研究综述 |
一、碳监测问题的制度起源及其功能和价值研究 |
二、碳监测机制与制度内容方面的研究 |
三、在碳监测对象方面的研究 |
四、碳监测制度与清洁发展机制能力建设关联研究 |
五、后京都时代中国MRV政策选择研究 |
六、碳监测制度与碳减排管理体制与制度创新研究 |
七、碳监测能力建设对碳市场形成与发展的制度支撑方面 |
八、国外碳排放监测、报告与核实体系建设经验借鉴研究 |
九、企业碳排放管制、碳排放信息披露与企业价值关联研究 |
第二节 碳监测问题国际和国外研究综述 |
一、与减缓议题MRV相关的研究 |
二、全球气候治理、迈向气候正义相关碳监测议题研究 |
第二章 碳监测核心要素起源及其在当前气候协定中的实践 |
第一节 碳监测的核心要素及其概念起源 |
一、碳测量/碳监测 |
二、碳报告 |
三、碳核证/审查 |
第二节 当前气候法中的碳监测议题 |
一、温室气体清单 |
二、《京都议定书》机制下的排放单位的核算 |
三、温室气体减缓政策和措施 |
四、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资金和技术援助的承诺 |
五、清洁发展机制 |
六、气候变化项目(非京都机制下CDM项目) |
第三节 未来气候法中碳监测议题的可能选项 |
一、国家温室气体清单 |
二、排放目标 |
三、非靶标减缓行动(Non-Target Mitigation Actions) |
四、资金和技术支持 |
五、未来气候法碳监测议题的发展展望 |
第三章 碳监测的概念演变及其法律价值 |
第一节 碳监测概念的形成与演变 |
一、碳监测概念肇始于UNFCCC国家信息通报和温室气体清单编制义务框架 |
二、碳监测内容的法律化发展于气候变化缔约方大会国家清单编制指南 |
三、碳监测法律制度的形成与演变奠基于巴厘路线图确定的MRV“三可”原则 |
四、碳监测法律制度发展新阶段:区域化、内国化 |
第二节 碳监测的法律价值 |
一、是建立碳排放总量控制和碳减排评价机制的制度基础 |
二、是使碳减排量获得公信力的法律基础 |
三、是制定符合国情和国家利益的碳减排政策体系和创新政策工具的制度基础 |
四、是建立企业碳资产管理和碳权保护的法律机制的前提 |
五、碳监测制度的法律价值,还体现在国际气候谈判中国家利益维护和国际碳减排标准和规则制定的话语权争夺上 |
第四章 碳监测制度需求的实践分析 |
第一节 碳监测制度发展的驱动力 |
一、碳监测制度发展驱动力的范围 |
二、UNFCCC和京都框架下报告义务要求 |
三、区域气候立法中的报告义务要求——以欧盟为例 |
四、国内碳减排和低碳发展决策过程的需求 |
五、“碳治理”结构下碳监测的制度需求 |
第二节 碳监测制度需求的域外考察——以德国、美国制度需求为样本 |
一、德国碳监测的制度需求:监测能源转型的需要 |
二、美国碳监测的制度需求 |
第三节 中国碳监测的制度需求 |
一、UNFCCC和京都框架下碳监测的制度需求 |
二、国内减排政策和措施发展的碳监测制度需求 |
第四节 中国碳监测能力建设的制度基础与方案选择 |
一、大力提升跟踪碳排放和减缓行动的能力,满足国际气候法报告义务的要求 |
二、在第十二个五年计划中碳强度和能源消耗强度目标的履行进度情况的监测,需要改进行政机关的协调能力,提升能源统计系统 |
三、为跟踪国家目标实现进度,中国需要在次国家层面的能源数据和温室气体排放数据的跟踪上加大能力建设 |
四、碳排放权交易体系需要一个复杂而精巧的MRV体系,需要加强和推进当前碳交易体系中的MRV制度建设 |
五、“有效碳治理”结构需要合理界定气候行动者的权利义务界限,这依赖于对他们气候行动的准确测量和建立多层次的排放管理制度与机制 |
六、小结:中国碳监测能力建设的实践方案 |
第五章 碳监测法律制度构建的基本原则 |
第一节 碳监测法律制度构建的政策目标 |
一、碳监测法律制度的适用范围 |
二、碳监测法律制度构建的政策目标 |
第二节 碳监测法律制度有效运行的制约因素 |
一、碳监测制度目标设定对制度设计产生的限制 |
二、碳监测制度跟踪和评价对象本身的特性对碳监测制度运行产生的影响 |
三、碳监测制度的运行受相关立法和协议的强制性程度影响较大 |
四、碳监测制度体系内部也是有强弱之分的 |
第三节 碳监测法律制度构建的基本原则 |
一、透明度原则 |
二、可比性原则 |
三、可靠性原则 |
四、有效性原则 |
五、及时性原则 |
六、完整性原则 |
第四节 中国当前碳监测制度运行实践分析 |
一、碳监测制度运行透明度实践分析 |
二、碳监测制度运行可比较性实践分析 |
三、碳监测制度运行可靠性实践分析 |
四、碳监测制度运行有用性实践分析 |
五、碳监测制度运行及时性实践分析 |
六、碳监测制度运行完整性实践分析 |
第六章 未来国际气候法语境下中国碳监测制度的法律构建 |
第一节 国际气候协定中发展中国家碳监测有关报告义务概述 |
一、国际气候谈判中发展中国家碳监测有关报告义务的产生 |
二、国际气候谈判中发展中国家碳监测有关报告义务框架的形成 |
三、国际气候谈判中发展中国家碳监测有关报告义务的深化 |
第二节 未来国际气候法语境下发展中国家碳监测制度的框架 |
一、公约框架下非附件一国家信息通报 |
二、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 |
三、两年期更新报告(biennial update reports,BURs) |
第三节 国家适当减缓行动(NAMAS)中碳监测制度的法律构建 |
一、国家适当减缓行动(NAMAs)的结构与框架 |
二、国家适当减缓行动MRV概述 |
三、国家适当减缓行动MRV的管理要素 |
四、国家适当减缓行动与发展中国家MRV能力 |
第四节 未来国际气候法语境下中国碳监测制度的法律构建 |
一、中国参与国际气候谈判、构建碳监测制度的国际背景和政治需求 |
二、国际气候法语境下中国构建碳监测制度的任务和目的 |
三、国际气候法语境下中国碳监测制度的法律构建 |
第七章 国内气候法语境下中国碳监测制度的法律构建 |
第一节 碳监测议题的发展维度 |
一、碳监测议题的国际气候法维度 |
二、碳监测议题的国内气候法维度 |
三、碳监测议题的企业减排义务维度 |
第二节 国内气候法语境下碳监测制度构建的目标和原则 |
一、国内气候法语境下碳监测制度构建的目标和任务 |
二、国内气候法语境下碳监测制度构建的原则 |
第三节 面向碳排放交易层面的碳监测制度的法律构建 |
一、碳监测制度在碳排放交易监管中的作用 |
二、面向碳排放交易层面的碳监测制度的构成要素 |
三、面向碳排放交易层面的我国碳监测制度构建的法律思考 |
第四节 面向碳减排项目层面的碳监测制度的法律构建 |
一、碳减排项目概述 |
二、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碳监测制度 |
三、自愿减排项目的碳监测制度 |
四、构建温室气体减排项目碳监测制度的法律思考 |
第八章 面向企业的碳监测制度的法律构建 |
第一节 碳排放管制背景下企业碳认知态度变迁与碳减排路径的演进 |
一、碳排放管制背景下企业碳管理认知的提升 |
二、面向企业的温室气体管理标准化工作与发展趋势 |
第二节 建立面向企业的温室气体统计核算制度 |
一、以能源统计为基础统计和核算企业温室气体排放 |
二、面向碳排放交易的企业温室气体登记试点 |
三、构建全面的温室气体统计和核算制度 |
第三节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制度 |
一、强制性温室气体报告制度 |
二、自愿性温室气体管理计划 |
三、建立我国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制度的法律思考 |
第四节 面向企业的社会化管理制度 |
一、企业温室气体盘查(Corporate GHG Inventory) |
二、企业产品碳足迹(Product Carbon Footprint)盘查 |
三、碳中和(Carbon Neutral)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9)工人政治的逻辑及其变革: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对象、问题与方法 |
第1节 研究对象 |
1. 定位研究对象 |
2. 必要的说明 |
第2节 理论问题 |
1. 工人阶级政治性结构 |
2. 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结构形态 |
3. 工人阶级转型 |
4. 现代国家建设 |
第3节 研究方法 |
1. 历史—结构—过程研究方法 |
2. 历史辩证法 |
第1章 文献综述:理论与经验 |
第1节 工人阶级形成与变迁研究:结构与意识 |
1. 阶级形成理论 |
2. 工人阶级形成研究 |
3. 工人阶级变迁研究 |
4. 工人阶级阶级意识研究 |
第2节 工人阶级政治研究:制度外与制度内 |
1. 工人阶级政治类型研究 |
2. 工人抗争政治机理研究 |
3. 工人阶级参政议政研究 |
第3节 企业内部政治研究:权力与权利 |
1. 生产政治理论 |
2. 生产政体研究:强制与说服 |
3. 生产政治研究:权利与利益 |
4. 职工代表大会研究:合法性、利益与控制 |
本章小结 |
第2章 工人阶级政治性结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政治机理 |
第1节 工人阶级政治性结构分析:阶级性与群众性 |
1. 基本内涵 |
2. 群众性 |
3. 阶级性 |
第2节 工人阶级状况:工人阶级政治性结构的历史基础 |
1. 现代化与工人阶级的起源 |
2. 工人阶级的政治生态 |
3. 革命与工人阶级的利益性 |
第3节 先锋队政党:工人阶级政治性结构的决定力量 |
1. 先锋队政党:阶级意识与组织 |
2. 党治国家:组织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 |
3. 制度化:工人阶级政治性结构的内在诉求 |
本章小结 |
第3章 政治性结构制度化: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进程 |
第1节 企业管理民主化: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形成 |
1. 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雏形:工厂管理委员会与职工代表会议 |
2. 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形成: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 |
第2节 阶级权力的实现: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建构过程 |
1. 党的领导权的贯彻 |
2. 工人阶级的力量 |
3. 政治形势 |
第3节 走向现代国家制度: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成熟 |
1. 调整中的发展 |
2. "大跃进"和"文革"中的冲击 |
3. 在改革中成熟 |
本章小结 |
第4章 国家单位化: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结构形态 |
第1节 组织与权力: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政治设计 |
1. 组织结构 |
2. 权力结构 |
第2节 企业领导权: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权力关系 |
1. 党委的政治领导 |
2. 厂长的行政权力 |
3. 职代会制度建构的平衡 |
第3节 单位制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运行空间 |
1. 企业的政治性质:承载工人阶级阶级性 |
2. 企业的社会性质:承载工人阶级群众性 |
第4节 单位化的国家制度: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结构形态 |
本章小结 |
第5章 基层群众自治: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结构形态的转换 |
第1节 国企的双重目标结构:结构形态变迁的基础 |
1. 目标结构的内容:政治与经济 |
2. 目标结构的张力及其协调:宏观与微观 |
3. 目标结构的根源:革命与现代化 |
第2节 重构"内部国家":结构形态变迁的内容 |
1. 企业现代化及其政治后果 |
2. 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调整 |
3. 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转型 |
第3节 基层群众自治:结构形态变迁的后果 |
1. "内部国家"的结构 |
2. 生产政治中的自治 |
本章小结 |
第6章 工人阶级转型: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政治空间 |
第1节 政治阶级:在政治上组织为统治阶级 |
1. 政治阶级:工人阶级的形成 |
2. 资本统治:工人阶级只能成为政治阶级 |
3. 权力、阶级与国家制度 |
第2节 社会阶级:在国家与市场之间生长 |
1. 社会阶级的形成:国家与市场的双重塑造 |
2. 社会阶级的形态:结构、意识与行动 |
第3节 制度整合阶级:寻求国家与社会阶级的协调 |
1. 工人阶级政治性结构的松解 |
2. 社会阶级的制度化 |
本章小结 |
第7章 现代国家建设: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政治价值 |
第1节 政权与国家制度: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内涵结构 |
1. 国家政权建设:西欧经验 |
2. 政治权力: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起点 |
3. 国家制度: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深化 |
第2节 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政治价值:政权及其巩固 |
1. 领导阶级:国家政权的社会基础 |
2. 合法性:政治权力的论证 |
第3节 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政治价值:国家制度的成长 |
1. 权力与权利:制度成长的基础 |
2. 进化与重组:制度成长的内涵 |
3. 基层与国家:制度成长的逻辑 |
本章小结 |
结论 工人阶级的政治化与制度化:现代国家建设中的双重运动 |
参考文献 |
中文部分 |
英文部分 |
后记 |
(10)近十年北京建筑艺术风尚与社会文化心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目录 |
1 绪论 |
1.1 问题的提出:近十年北京建筑艺术风尚的状况 |
1.2 本文的理论基础 |
1.3 本文所涉及的几个概念 |
1.4 本文的结构框架 |
2 近十年北京建筑艺术风尚的社会文化心理基础 |
2.1 社会文化心理对艺术风尚的直接决定作用 |
2.2 近十年北京社会文化心理状况 |
2.3 近十年北京建筑艺术风尚的基本动态和格局 |
2.3.1 专业文献统计 |
2.3.2 现实状况 |
2.3.3 社会关注度和认可度与专业评价之间的异同 |
2.3.4 对近十年北京建筑艺术风尚的基本分类:现代主义、民族传统、西洋古典 |
3 现代主义风尚及其社会文化心理基础 |
3.1 现代主义的概念 |
3.2 当代北京现代主义风尚的发展 |
3.3 近十年北京现代主义建筑艺术风尚 |
3.3.1 奥运会建筑所体现的现代主义风尚 |
3.3.2 新建筑的现代主义风尚 |
4 民族传统风尚及其社会文化心理基础 |
4.1 民族传统风尚的概念 |
4.2 当代北京民族传统风尚的发展 |
4.3 近十年北京民族传统建筑艺术风尚 |
5 西洋古典风尚及其社会文化心理基础 |
5.1 西洋古典风尚的概念 |
5.2 当代北京西洋古典风尚的发展 |
5.3 近十年北京西洋古典建筑艺术风尚 |
6 结论:近十年北京建筑艺术风尚的格局和走势 |
参考文献 |
附录1:《建筑学报》等11种国内主要学术期刊中北京建筑相关文章目录(共594篇) |
附录2:近十年部分现代主义建筑普查(已竣工) |
附录3:近十年部分民族传统建筑普查(已竣工) |
附录4:近十年部分西洋古典建筑普查(已竣工) |
附录5:2000年到2009年落成的北京十大建筑候选项目(50栋) |
在学研究成果 |
致谢 |
四、安德鲁的中国国家剧院方案的分析评议(论文参考文献)
- [1]新型智库发展优化研究 ——以地方社科院实践为例[D]. 周笑梅. 吉林大学, 2021(12)
- [2]岭南与马来半岛地区现代建筑创作比较研究(1950s-1970s)[D]. 谢凌峰. 华南理工大学, 2019(01)
- [3]中国物理学院士群体计量研究[D]. 刘欣. 山西大学, 2019(01)
- [4]社会转型中的建筑作品解读初探[D]. 张天. 重庆大学, 2018(04)
- [5]国家大剧院筹资赞助模式研究[D]. 王悦. 中国音乐学院, 2018(01)
- [6]《华盛顿之旅》翻译实践报告[D]. 陈清.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7(01)
- [7]访谈:中国建筑师的境外实践[J]. 范路,孙凌波. 世界建筑, 2015(01)
- [8]碳监测法律制度研究[D]. 崔金星. 西南政法大学, 2014(08)
- [9]工人政治的逻辑及其变革: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研究[D]. 汪仕凯. 复旦大学, 2011(02)
- [10]近十年北京建筑艺术风尚与社会文化心理研究[D]. 张薇. 北方工业大学, 201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