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金大中表示履行韩朝协议（论文文献综述）
梁萌[1]（2021）在《后冷战时期美韩朝特殊三边关系互动探究》文中认为
柳承址（SEUNGJI RYU）[2]（2021）在《冷战后韩国国家安全政策的演变及特点 ——以对朝政策及多边安全合作构想为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冷战时期韩国政府通过韩美同盟提高防卫力,推进了旨在减少国家安全脆弱性的政策。但是,卢泰愚政府为了适应冷战的结束,推进新的对朝政策,采取了以和解合作改善韩朝关系为核心的政策,以解除安全威胁。为保障朝鲜半岛和平稳定,创建了由东北亚六国参加的东北亚和平协议会,通过与国际社会的合作,使朝鲜半岛和平体制制度化,并营造引导朝鲜走向改革开放的环境。当时卢泰愚政府推进的对朝政策和多边安全合作构想,在此后历任政府的对朝政策和多边安全合作构想中都得到继承。但是,尽管韩国历届政府数十年来在政策上进行了各种试图消除朝鲜威胁的努力,朝鲜对韩国的安全威胁仍然无法消除,在某些方面还有所增大,作为韩国国家安全政策中心的对朝政策呈现出前进与倒退的反复的问题。由此出发,本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对冷战结束以来历届韩国政府的对朝政策与多边安全合作构想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并归纳其特点,分析其成果及局限性等,以找出上述问题的答案。为了更具体、更全面地探讨和评估,本论文将立足于历史研究分析方法与文献研究方法来进行研究。笔者发现,在既有研究中,对冷战后时代韩国历届政府的对朝政策及多边安全合作构想既缺少系统、全面的梳理,也没有对它们的演变、异同、不同的特点及造成这种异同的原因进行过深入的分析。因此本研究主要阐述的内容及创新点是从国家安全视角,通过系统、全面梳理韩国历届政府的对朝政策及多边安全合作构想,分析韩国对朝政策和多边安全合作构想的演变、异同以及造成异同的原因。通过本研究,能够了解冷战后时期韩国安全政策的特点。其特点是从冷战时期开始逐步演进的,并不是其政策方向发生了急进的转变,而且比冷战时期更加具体化、体系化,其领域也日益扩大。但是,由于历届政府的政策都只是暂时改善了韩朝关系,所以韩朝关系反复出现前进和倒退的循环,对解除传统安全威胁并没有做出太大贡献。不过,通过和解合作改善韩朝关系和与国际社会的多边安全合作,试图使朝鲜半岛和平体制制度化的政策方向是正确的。今后,韩国政府应克服各种变数,为制定能够消除安全威胁的对朝政策,并实现多边安全合作构想而努力。
赵鹏[3]（2020）在《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国家间关系的发展受国家利益的制约,而国家利益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其中国家的对外政策便是国家利益的最突出展现。解读一国的对外政策,是研究这个国家当时国家利益选择的重要方式。韩国是资本主义国家,其国内的政党就对朝政策来分类,可以分为“进步阵营”和“保守阵营”。首先,通过比较文在寅的对朝政策同前几任进步阵营和保守阵营总统政策的不同,可以更加清晰地认识文政府的对朝政策。另外,韩国的对朝政策的调整受多种因素的制约,文在寅政府制定的对朝政策,也是综合的考虑了各方影响。首先国内因素方面,受到当时韩国国内各个政党和选民意愿的影响,文在寅的对朝政策也必须做出和前任政府不同的改变。在国外因素方面,朝鲜在近几年一直频繁的进行核试验,朝核问题愈演愈烈;中美日等大国在朝鲜半岛地区有着直接的利益关联,调节起来十分困难。文在寅上台以后,凭借其独特的个人魅力和富有远见的战略眼光,制定了“和平与繁荣的对朝政策”,在短短的几年间便使得朝鲜半岛地区再现了和平的曙光,通过“平昌奥运会”、“三次南北首脑会谈”等方式取得了很多成果,为朝鲜半岛地区和平稳定,东北亚局势的安全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胡玥[4]（2020）在《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文在寅政府上台后,对保守派执政时期朴槿惠政府、李明博政府对外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尤其是在对朝政策上进行了重大转向。即提出建设“和平与繁荣的朝鲜半岛”的对朝政策新方针,并设定了三大目标、四大战略和五大原则。2018年初朝鲜半岛局势逐渐回暖后,文在寅政府进一步提出了“朝鲜半岛新体制”构想。2019年韩朝合作未能取得较大进展的情况下,文在寅依然在2020年新年贺词中指出,韩朝为生命共同体,将致力于通过发展韩朝关系推动实现半岛无核化与永久和平。总体来看,文在寅政府希望通过对话与施压并重的对朝政策方针,旨在共建和睦相处的朝鲜半岛和平共同体和经济共同体,谋求实现半岛和东北亚地区秩序对其有利的新变化。基于政策科学理论与方法,本文首先从动态环境交互的新视角,对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制定的国内外背景因素展开全面剖析。由此,明晰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价值理念和基本目标这两大线索,重点考量韩国所拥有的战略资源与其对朝政策的目标设定及手段实施之间的关系匹配问题。在此基础上,从多视角、多线索、多主体切入分析,基于成本与收益的政策评估路径,对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实施进展情况和实际效果进行客观评价,展望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前景及难点所在,并对复杂局势下中国的半岛政策展开针对性思考。从决策环境分析看,半岛局势持续紧张及迫切的缓和诉求,以及韩国国内政局变化和国民的热切期盼,是推动文在寅政府上台后一改保守派执政时期对朝强硬路线的重要原因所在。2016年至2017年,朝鲜高频次进行核与导弹试验,这显着加大了韩国的“安全疑虑”甚至是“安全焦虑”,实现半岛无核化成为域内外国家共同的安全利益诉求。特朗普政府试图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对朝展开“极限施压”政策迫其彻底弃核,美朝由此展开激烈对抗,致使朝鲜半岛陷入持续紧张和高位震荡的极其危险局面,进一步加剧了东北亚地区安全困境强度和深度。显然,这是文在寅政府决断对朝政策时,要认真思考和重点应对的关键方面。与此同时,朴槿惠时期、李明博时期因对朝政策失当所造成的巨大负面效应。也波及到韩国国内政治、经济和安保等各个领域,进一步加剧了韩国国内政党和国民对南北关系现状及半岛局势吃紧的不满情绪。韩国国民对文在寅政府的新期待,促其在对朝政策上改弦更张并进行重大转向式新调整。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目标构想有三个方面:一是政治目标上结束敌对关系共建和睦相处的和平共同体;二是经济目标上推动实现韩朝市场一体化构建半岛经济共同体;三是安全目标上推动半岛无核化并加强韩美军事同盟关系。基于上述考虑,从政治、经济、安全三个方面,对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实施的基础与手段进行阐释,指出其目标构想、政策基础、政策手段三者之间的内在矛盾性和关系不匹配的突出状况。这极大地限制了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展开,使其政策回旋空间缩小,政策实施过程波动不断,难以收到政策预期效果。总体来看,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体现三大特点。在政治层面,强调推动构建半岛持久和平机制;在经济层面,积极倡议推动“半岛新经济地图”;在安全层面,以提升韩国自主防御能力为依归。虽然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取得一定的阶段性成果,半岛局势有所缓和,南北关系一度进入对话乃至合作的良性轨道,但韩国无法改变的习惯性认知、国内党争激烈、经济提振不力、韩美朝三边关系微妙变化、周边外交窘况等严峻局面,尤其是在朝鲜再次拾起“封南通美”外交策略的情况下,无疑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进一步实施面临着极大考验。对文在寅政府来说,奉行灵活性政策努力维持既定方针不变,改善周边外交促进对朝政策实施以及有效管控显性潜性风险,事关其对朝政策成效及成败。目前来看,文在寅政府不会改变对朝政策的“阳光”路线,但其能否有足够的智慧、信心和决心突破对朝政策的结构性瓶颈和联系性症结,仍有待进一步的观察。在朝鲜半岛形势历经转缓后再陷僵局且结构性、症结性因素没有彻底消除的复杂微妙状况下,中国要旗帜鲜明的坚持半岛无核化立场不动摇,坚持政治对话和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平衡关照各方合理利益尤其是重大安全关切,积极发挥中国作用、提供中国智慧、展现中国作为,助力巩固朝鲜半岛缓和势头,努力推动构建半岛和平机制,最终实现半岛无核化和东北亚地区的长治久安。
JOUNGSOUNG KIM[5]（2020）在《韩朝首脑会晤影响因素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冷战时期分裂的韩国和朝鲜,已经持续了数十年的军事对峙。自1980年代初以来,两国一直试图通过首脑会晤从根本上解决这种敌对状态。然而,韩朝两国并非总是就举行首脑会晤达成了一致决定。本研究注意到这一现象,并尝试分析以下研究问题:第一,是什么因素促使韩朝双方决定召开首脑会晤?即韩朝双方在什么条件下会决定举行首脑会晤?第二,在这些因素中,有哪些发挥着关键的作用?本研究首先考察了外交政策分析理论和传统的首脑外交分析框架。在此理论基础上,结合韩朝案例的特点,推导出了一个适合分析韩朝首脑会晤问题的框架。该框架主要包括韩国和朝鲜在内的内部因素、美国在内的外部因素、沟通渠道的开启、预备性会谈、首脑会晤成果等要素。基于该理论框架,本文全面分析了所有未决定或决定召开韩朝首脑会晤的案例,并得出如下结论:对于处于极端军事对立情况下的金泳三统治时期,美国作为其中一个外部因素,在决定召开韩朝首脑会晤的过程中发挥了最大的作用;对于处于一般军事对立情况下的其他时期,则都存在着如下列达成召开决定的因素:第一,韩国对朝鲜实行一贯的包容政策,并恰当地传递了想要召开首脑会晤的意图。在此过程中,一般只有少数官员参与了决策过程并达成一致;第二,由于政治和经济危机,朝鲜也传递出了想要进行首脑会晤的意图;第三,美国对朝鲜实行接触政策;第四,韩朝双方间及时开启了沟通渠道;第五,双方在预备性会谈中没有设定具体的讨论议题。在这些因素中,韩国对首脑会晤一贯、积极的意图和美国对朝鲜的接触政策是关键性因素。从成果来看,共同宣言正在变成具体性内容。但是,需要作出努力,积极执行协议事项。为此,今后的课题如下。第一,与国际社会的持续合作非常重要。第二,应该在韩朝首脑会谈上积极讨论无核化问题。第三,韩国国内有必要对韩朝对话形成积极的舆论。
李玥[6]（2020）在《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分析》文中认为朝鲜半岛三面环海,是连接大陆和海洋的桥梁,自古以来就是大国势力竞相渗透和争夺的焦点地带,被称为东方的巴尔干,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朝鲜半岛局势,不仅关系到韩朝双方的切身利益,同时影响到东北亚地区乃至整个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为缓解当前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文在寅出任韩国总统后提出“和平与繁荣的朝鲜半岛”构想,决定以和平的方式解决朝鲜半岛问题。冷战结束至今,韩国历届政府为改善朝韩关系、早日实现南北统一,始终进行不懈努力。金泳三政府至朴槿惠政府,由于原则与推进基调不尽相同,形成了不同的对朝政策,因此也导致朝韩关系的跌宕起伏。历届政府的经验为文在寅政府制定对朝政策提供了有效的借鉴,从初期文在寅总统初步提出韩国对朝政策的基本构想（又称柏林构想）,到最终韩国统一部正式推出《文在寅的朝鲜半岛政策:和平与繁荣的朝鲜半岛》,明确了文在寅政府对朝新政的政治背景、政治蓝图、三大目标、四大战略以及五大原则。文在寅希望韩国能够在半岛事务上发挥主导性作用,并通过推行施压与对话并行、主动与朝对话、斡旋美朝谈判、均衡“四强外交”等一系列积极措施,达成重要的双边文件,使紧张的朝鲜半岛局势得到缓和。然而朝鲜半岛问题的解决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仍面临一些挑战。主要包括朝韩信任关系尚待重建、朝核问题增大施政难度、周边大国因素左右政策落实、韩国国内形势影响推进程度等方面。由于半岛无核化、朝美关系的改善仍具有不确定性,仍然是脆弱和不稳固的,朝鲜半岛未来实现永久和平与稳定仍需一个十分艰难的过程。
徐银婷[7]（2020）在《非对称与相对对等：朝韩和解中的实力对比因素分析》文中研究指明朝鲜半岛的长期分裂,使统一的过程充满了困难和挑战,因此朝韩曾寻求先达成和解,以此作为统一的的前提和基础,并进行了几次有益的尝试。那么,是哪些因素导致和解的失败,又是哪些因素是推动朝韩达成真正和解所不可或缺的,其中是否有共性的因素在发挥作用呢?本文认为,朝韩之间的实力对比是影响朝鲜半岛和解统一进程的一个重要因素。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实力对比,不仅是指韩国和朝鲜自身国家实力的比较,还包括两国在不同时期可以倚重的外部力量支持,只有综合考虑这两方面才能形成朝韩真实、全面的实力对比情况。由于文章篇幅有限,本文主要就70年代初及金大中和卢武铉政府时期朝韩的和解尝试进行论述,分析实力对比变化对双方和解的影响,以从不同的视角探讨当前朝鲜半岛上的新变化能否推动朝韩之间真正的和解。70年代初,朝韩第一次进行和解尝试,除了国际形势缓和带来的影响以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朝韩之间实力的相对对等。在实力相对对等的状态下,双方都有能力保障体制/国家的安全,彼此的军事行动和冲突挑衅行为得到相互克制和制约,为展开平等对话提供安全信心。概言之,就是实力相对对等→安全保障→安全信心→防御性措施。但是由于在冷战的大环境下,朝韩双方的和解意愿都不强烈,只是为了缓解大国关系改善所带来的安全压力所作出的暂时性选择,当双方就安全达成基本的共识之后,根本的对立冲突关系又开始显现。而且韩国推动和解的真实目的之一是寻求打破实力平衡结构,最终实现以韩国的强大实力为后盾的统一,实力相对对等的状态随着韩国实力的增强,没有得到持久的延续,导致朝韩失去了由缓和走向和解的重要前提。80年代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朝韩在和解统一问题上的自主意愿和自主能力都不断加强,但是即便是金大中和卢武铉时期推行对朝包容政策,都无法真正推动朝韩和解的达成。从实力角度来看,就在于朝鲜半岛的实力结构开始处于南强北弱的非对称状态。面对强大的韩国以及更强大的美国盟友的支持,朝鲜始终处于国家生存和体制安全受到威胁的安全缺失中,韩国单方面积极推动与朝鲜的对话互动,无法消除朝鲜对韩国真实意图和合作行为的质疑和猜忌,从而采取对抗性措施以防范可能的颠覆行为。特别是当韩国对朝鲜采取强硬政策时,“朝鲜崩溃”、“和平演变”等言论使朝鲜对韩国的意图从质疑猜忌转变为恐惧,从而采取“超强硬”的对抗性措施来反抗韩国的“吞并”。概言之,就是实力非对称→安全缺失→质疑猜忌/恐惧→对抗性措施。长期的安全缺失,使朝鲜追求极端且最经济有效的“非均势核威慑”,但是朝鲜落后的经济水平和科学技术,不仅无法有效支持朝鲜的“核事业”,反而使之成为导致朝韩和解失败、恶化朝鲜与国际社会关系的关键因素。2018年以来,朝鲜半岛出现新的历史性的缓和形势。这既与文在寅政府继承“阳光政策”,推行以建立“和平与繁荣的朝鲜半岛”为核心的对朝政策密切相关,同时,朝韩实力对比从极度非对称开始重新向相对对等转变,也为朝韩进行和解互动提供了重要前提。韩国发展速度逐渐趋缓,国家实力难以有大幅度的提升。而朝鲜经过长期的积累,已经成为事实上的拥核国家,更重要的是,朝鲜承诺停止核导试验,分阶段实现无核化,并将发展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寻求国家的正常化发展。这就意味着,短期内,朝鲜仍会依靠一定的核力量与韩国进行对话合作。核力量巨大的杀伤力和心理威慑力使朝鲜的军事实力大大提升,美国和韩国在考虑对朝鲜的军事行动时也将更加谨慎,朝鲜在感知到国家和体制安全能够得到有效保障后,极大地增加了与韩国进行和解互动的安全信心。从长期来看,朝鲜将从依赖极端力量向国家力量的正常发展转变,文在寅政府的经济合作导向,以及周边国家对与朝鲜开展经济合作的欢迎,都将极大缓解朝鲜的经济困境,激发朝鲜的经济潜力。同时,朝鲜的转变也将有利于缓解国际社会的制裁和孤立,获得一定的政治力量。总的来说,朝鲜半岛实力极度非对称的结构已经被打破,朝韩双方在心理和力量上的差距都逐渐缩小,无论是哪一方都难以在和解统一进程中发挥单边主导作用,从这一角度来看,更有利于双方在平等基础上展开和解合作。虽然美国因素、朝核问题的不确定性仍然阻碍着朝韩之间的和解,这就需要各方摒弃“零和”思想,抓住朝鲜半岛上已经出现的有利变化,共同推动朝核问题的解决与朝韩和解统一进程的发展。
闫勇[8]（2020）在《金正日和金正恩时期朝韩首脑外交比较研究》文中认为自2000年开始,朝韩首脑外交变得举世瞩目,回顾朝韩首脑外交的历史,可以发现,朝韩首脑外交通时合变。金正日时期的朝韩首脑外交是朝韩打破半个多世纪对抗坚冰的新路径。2000年,韩国总统金大中访朝,金正日与之会谈,朝韩两国最高领导人实现第一次握手。2007年,韩国总统卢武铉访朝,步行穿越重兵部署的朝韩军事分界线,迈出了和平与统一的历史性“一大步”。金正恩时期的朝韩首脑外交是朝鲜面临国家转型发展时刻的突围新途径。2018年,金正恩和韩国总统文在寅在板门店举行了两次首脑峰会,且文在寅于9月份访朝,改善和发展了朝韩关系,缓和了朝鲜半岛紧张局势,推动了朝鲜半岛无核化。金正日和金正恩时期的朝韩首脑外交实现了朝鲜在国家生存和发展方面的破冰突围。相较而言,朝鲜两代领导人的朝韩首脑外交的根本目的一脉相承、指导思想代际不同。首先,朝韩首脑外交达成了朝鲜和韩国共生共存的根本目的。其次,朝韩首脑外交显示了朝鲜从先军政治到全力建设经济的国家发展路线的转变。此外,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中的朝美矛盾始终影响着朝韩关系的发展。最后,朝韩协力争取朝鲜民族自主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的效果显着。在朝韩各方面关系由敌对转化到缓和、和解和合作的过程中,朝韩首脑外交发挥了关键作用。在朝鲜半岛问题上,中国主张“双暂停和双轨并进”,其功效标本兼治,显示出中国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的坚定信念。
谢斌[9]（2019）在《韩国的对华政策研究2008-2018》文中研究说明韩国的对华政策在其外交布局中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自2008年以来中韩关系在整个韩国对外关系中的份量越来越重。然而,近十年间中韩关系却发生了数次明显的波动。这说明,两国间尽管存在大量的共同利益,从而推进两国关系的持续发展,但显然也存在着冲突性的利益,并时而因此导致双边关系受到冲击。面对着当前全球范围内贸易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思潮的泛起,维护好中韩关系对于维持地区稳定、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推动两国的持续发展与持久繁荣,具有重大意义。因此,回顾过去十年间韩国的对华政策,分析其出台政策的内外背景,明确其政策目标和可利用的资源,并在回顾其对华政策演变历程的基础上,深入分析韩国对华决策过程中的各种倾向及影响要素,明确理解韩国政府对华政策继承和调整,探寻其中规律性的内涵,明确其政策选择的方向和面临的问题,对于判断韩国对华政策走向,以及实现中韩双方的政策良性互动,具有重要意义。从韩国对华政策的背景来看,历史上的朝贡体制形成了两国间“事大字小”的双向义务关系。但到了近代,原本中性的事大主义一词却被演绎成了极具贬义色彩的观念,甚至被称为朝鲜王朝衰落的重要原因,并导致了韩国对华“反事大主义”思潮的出现。随着二战结束后的美苏分治、冷战爆发及随之而来的朝鲜战争,韩国对华“反事大主义”日益根深蒂固,但却形成了新的对美“事大主义”。而韩国国内的政治力量也从近代之后逐步形成、分立为保守阵营和进步阵营。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现代意义上的保守政党和进步政党逐渐成为韩国的两大政治势力,并实现了数次政权交替。两大阵营在对华政策上有着明显的偏好差别,保守阵营对华存在着明显的猜忌和不信任,对外政策更加倚重美韩同盟;进步阵营更加强调民族和国家的自主,主张在大国之间维持均衡,但也对韩国对华经济依赖、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等问题耿耿于怀。但韩国对华经济依赖的持续加强是个不争的事实,它和中美两国竞争态势凸显、朝鲜半岛对峙格局持续,一并构成了韩国对华政策的外部环境。经过十多年的磨合,到2008年李明博政府执政时,韩国对华政策的目标已经大致清晰。首先,韩国的对华政策意在维持一个相对平衡的地区格局,即在中美两大强国竞合进程中,分别借力来维持对另一方的均衡,尤其是以美韩同盟来“远交近攻”,预防中国崛起带来的不确定性。其次,在朝鲜半岛事务中积极争取中国的支持,以缓和地区局势、推动朝鲜核问题的解决以及促进国家统一进程,同时也提防中国日益扩大的影响力,防止中国再次“主宰”朝鲜半岛的命运。最后,积极推进对华经济合作,以维持国家的持续发展与繁荣,但又有意识地去警惕对中国在经济上的过度依赖。韩国实现对华政策三大目标的基础在于其可借助的和自身所拥有的各种资源,主要包括外部的美韩同盟、自身的经济实力和文化外交带来的亲和力。美韩同盟使得韩国可以借助美国的力量和中美竞争的态势,形成对华政策的“背书”空间;经济实力则是韩国开展对华经济合作的基础,也是其自身对华政策的最有力支持;而具有较大亲和力和传播性的“韩流”文化则对韩国落实对华政策、发展中韩关系起到了润滑剂的作用。从2008-2018年韩国三届政府对华政策的演变历程可以看出,推进对华经济合作始终是韩国对华政策的主轴,努力提升中韩相互信赖水平也是韩国对华政策的重要努力方向。无论是保守阵营执政,还是进步阵营执政,经济合作的主轴都是一以贯之的。但是,从李明博政府时期的“天安舰事件”到朴槿惠政府时期的“萨德”问题,从这两次严重影响中韩关系的事件可以发现,韩国的对华政策受到朝鲜核问题以及美韩同盟的显着影响。而且,这两个因素都是长期存在而韩国又无法摆脱的。即便是主张“自主国防”的文在寅政府,也无力改变部署“萨德”的决定,对美韩同盟的仰仗也只是程度上的变化,而难以实现安全结构的转变。不过,文在寅政府奉行对朝缓和政策,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中韩关系受到朝鲜核问题影响的风险。另外,从政策的演变过程还可以发现,韩国对华政策始终有着制衡和提防的一面,但随着中国实力的持续增长,韩国在中美之间回旋的空间正在缩小,其对华制衡的企图也日益受到考验。通过对韩国对华政策的评估可以发现,首先,在韩国对华政策的决策过程中,以总统为首的行政部门对外交决策起到了最主要的作用。这也是由韩国三权分立体制中总统权最为庞大的特征所决定的,但韩国国会也可以通过政党的竞争、法案的审批等途径,对外交决策起到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当总统出身的政党在国会处于少数地位时,反对党往往能够对政府的外交政策施加更大的影响。韩国军方虽然恪守中立,但一直是传统的保守大本营,也可以通过军人出身的政府高官、军属群体、退役军人组成的市民团体等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从而影响外交决策。其次,在韩国对华政策的实施效果上,经济政策是最为成功的,对华贸易是韩国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中国为其提供了庞大的市场、便利的投资场所以及诸多的就业机会。但是,韩国的对华政策始终没有突破安全问题的瓶颈,其在安全问题上高度依赖美国的情况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导致韩国在中美之间的平衡始终面临着一定程度的风险。这也意味着,在借力中国推进朝鲜半岛事务这一问题上,中韩两国不会完全协调,其效果也是损益参半。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效果,其根源在于韩国面临着在中美夹缝中回旋空间缩小、对华借力与防范的矛盾无法解决、以及面对中国崛起时“搭车”与“避险”心态并存等现实困境。展望未来韩国的对华政策,美韩同盟将继续限制韩国对华政策的内容,决定了中韩关系很难在政治、安全领域达到与经济合作对等的水平;朝韩关系的特殊性和中国对朝鲜的重要意义,则决定了韩国对华政策受到朝鲜（核）问题影响将会是长期的;而政党政治、选举需求、总统个性等国内政治因素以及对华经济依赖的外部经济因素也对韩国的对华政策产生很大影响。因此,在今后一段时间内,韩国对华政策在地区事务上依旧是借力与防范的继续,经济事务上虽然会面临着竞争性增强的问题,但合作的方面依旧大于竞争的方面。在安全问题上,韩国的对华政策将难以突破美韩同盟的结构性限制,安全合作的空间有限。韩国的对华政策也给中国制定对韩政策提供了启示,即中国应当意识到两国关系中的冲突性利益,以更务实的姿态推动合作领域的持续深化和渐进式拓展;更加重视对韩国国内政治的关注,明确韩国不同群体的对华利益诉求,有针对性地扩大交流、合作,塑造更友好的对华政策氛围;以更加多样式的政策内容和更精细化的政策操作,拓展中韩两国的共同利益,开辟两国合作的更多领域,夯实两国关系长远发展的基础。
顾卫建[10]（2019）在《文在寅政府朝核政策的特征及其面临的困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文在寅执政期间,伴随着韩朝双方最高领导人在板门店的成功会晤,韩朝关系在经历了所谓"丢失的10年"的"冰河期"以后再次迎来"回暖",半岛紧张局势趋于缓和。韩朝关系之所以能够迎来新的"蜜月期",除了文在寅基于对朝友好态度的"绥靖"政策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以外,也和朝鲜的对外政策发生根本变化息息相关。在韩朝最高领导人为缓和半岛局势进行高频率政治互动的同时,"朝鲜无核化"这一制约半岛和平进程的最根本问题的解决却依然波折跌宕。目前,文在寅政府朝核政策面临的困境是来自于美国的对朝不妥协和韩国国内保守势力对文在寅政府的制约。如果文在寅在任期内不能成功化解来自美国和国内的压力,那么其制定的无核化政策很可能以失败告终。另一方面,特朗普之所以不愿在对朝制裁问题上做出妥协,是因为其不希望朝核问题与自身的亚太战略脱钩。同时特朗普也希望通过朝核问题促使韩国在战略上和自己保持一致,达到更好"管控"韩国的目的。
二、金大中表示履行韩朝协议（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金大中表示履行韩朝协议（论文提纲范文）
（2）冷战后韩国国家安全政策的演变及特点 ——以对朝政策及多边安全合作构想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2 研究现状综述 |
| 1.2.1 欧美学术界关于国家安全的研究 |
| 1.2.2 韩国学界关于国家安全及安全政策的研究 |
| 1.2.3 中国学界关于韩国安全政策及朝鲜半岛安全的研究 |
| 1.2.4 既有研究存在的问题 |
| 1.3 研究方法及研究范围 |
| 1.4 创新点 |
| 第二章 关于国家安全政策的理论考察 |
| 2.1“国家安全”与“安全威胁” |
| 2.1.1“国家安全”的概念 |
| 2.1.2 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 |
| 2.1.3“安全威胁”的概念 |
| 2.1.4“安全威胁”的认知 |
| 2.2 国家安全政策 |
| 2.2.1 对国家利益的追求 |
| 2.2.2“国家安全政策”的定义和范围 |
| 2.2.3 “国家安全政策”与国防、外交、经济之间的关系 |
| 2.2.4 关于“多边安全合作” |
| 第三章 关于韩国的国家安全及安全政策 |
| 3.1 韩国的国家安全及安全威胁 |
| 3.1.1 关于韩国的国家安全及其目标 |
| 3.1.2 韩国的战争历史及威胁认知 |
| 3.1.3 韩国面临的现实安全威胁 |
| 3.1.4 韩国国家安全与现有威胁、潜在威胁的关系 |
| 3.2 关于韩国的国家安全政策 |
| 3.2.1 韩国的“国家安全政策”与“国家安全战略” |
| 3.2.2 冷战时期韩国的国家安全政策 |
| 3.2.3 韩国的安全政策与对朝政策、多边安全合作构想的关系 |
| 第四章 韩朝关系的转换时期:对话与对立的共存 |
| 4.1 卢泰愚政府的对朝政策及多边安全合作构想(1988-1993) |
| 4.1.1 对朝政策的主要推进内容 |
| 4.1.2 多边安全作的构想-“东北亚和平协议会” |
| 4.1.3 卢泰愚政府安全政策的分析与评价 |
| 4.2 金泳三政府的对朝政策及多边安全合作构想(1993-1998) |
| 4.2.1 对朝政策的主要推进内容 |
| 4.2.2 多边安全合作的构想-“东北亚多边对话” |
| 4.2.3 金泳三政府安全政策的分析与评价 |
| 第五章 韩朝关系的前进与发展时期:探索合作与共赢 |
| 5.1 金大中政府的对朝政策及多边安全合作构想(1998-2003) |
| 5.1.1 和解合作政策的概念和推进内容 |
| 5.1.2 多边安全合作的构想-“东北亚和平与稳定的六国宣言” |
| 5.1.3 金大中政府安全政策的分析与评价 |
| 5.2 卢武铉政府的对朝政策及多边安全合作构想(2003-2008) |
| 5.2.1 和平繁荣政策的概念和推进内容 |
| 5.2.2 多边安全合作的构想-“东北亚时代构想” |
| 5.2.3 卢武铉政府安全政策的分析与评价 |
| 第六章 韩朝关系的倒退时期:矛盾与对话的断绝 |
| 6.1 李明博政府的对朝政策及多边安全合作构想(2008-2013) |
| 6.1.1 相生共荣政策的概念和推进内容 |
| 6.1.2 多边安全合作的构想-“新亚洲构想” |
| 6.1.3 李明博政府安全政策的分析与评价 |
| 6.2 朴槿惠政府的对朝政策及多边安全合作构想(2013-2017) |
| 6.2.1 “韩半岛信任进程”的概念和推进内容 |
| 6.2.2 多边安全合作构想-“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 |
| 6.2.3 朴槿惠政府安全政策的分析与评价 |
| 6.3 现任文在寅政府的安全政策现状(执政中前进和倒退的循环) |
| 6.3.1 文在寅政府“韩半岛政策”的基本内容 |
| 6.3.2 “东北亚+责任共同体构想” |
| 6.3.3 安全政策现状 |
| 第七章 结论 |
| 7.1 韩国历届政府安全政策的演变 |
| 7.2 冷战后韩国历届政府的安全政策的特点 |
| 7.3 冷战后韩朝关系前进与倒退的反复的原因 |
| 参考文献 |
| 博士期间发表和完成的论文 |
| 附录A:冷战后时期历届韩国政府的对朝政策和主要内容-卢泰愚政府-朴槿惠政府 |
| 附录B:冷战后时代历届韩国政府的多边安全合作构想:卢泰愚政府-朴槿惠政府 |
| 附录C:韩国政府的对朝政策的演变及继承 |
| 致谢 |
（3）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一)研究的目的 |
| (二)研究的意义 |
| 二、国内外文献综述 |
| (一)国内相关研究 |
| (二)国外相关研究 |
| 三、研究的主要内容 |
| 四、研究方法 |
| (一)文献研究法 |
| (二)历史分析法 |
| (三)归纳和演绎法 |
| (四)比较和分析法 |
| 五、创新之处与不足 |
| 第一章 冷战后韩国历届政府对朝政策 |
| 第一节 金大中和卢武铉政府的积极政策 |
| 第二节 李明博和朴槿惠政府的消极政策 |
| 第二章 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出台的背景及影响因素 |
| 第一节 韩国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 |
| 一、不同政党间政策的对立 |
| 二、韩国民众对于朝鲜的态度 |
| 第二节 国际因素的影响 |
| 第三章 文在寅“和平与繁荣”的对朝政策 |
| 第一节 “和平与繁荣”的对朝政策的具体内涵 |
| 第二节 文在寅政府对“进步政策”的继承 |
| 第三节 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创新 |
| 第四章 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实施及成果 |
| 第一节 借助平昌奥运会改善关系 |
| 第二节 三次南北首脑会谈 |
| 一、第一次南北首脑会晤 |
| 二、第二次南北首脑会晤 |
| 三、第三次南北首脑会晤 |
| 第三节 “朝鲜半岛新经济地图”的构建及实施 |
| 一、北方经济合作委员会的建立及“九桥战略” |
| 二、“新北方政策”背景下中韩两国的经济合作 |
| 三、“两新”政策的局限性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4）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既有研究评述 |
| 三、核心概念及辨识 |
| (一)对外政策 |
| (二)朝鲜半岛和平机制 |
| 四、研究框架与方法 |
| (一)研究框架 |
| (二)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与不足之处 |
| (一)本文的创新之处 |
| (二)本文的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决策环境分析 |
| 一、朝鲜半岛局势变化及持续缓和诉求 |
| (一)朝鲜核导试验加大韩国“安全疑虑” |
| (二)美国“极限施压”政策增加半岛风险 |
| (三)半岛无核化切合韩国和周边国家利益 |
| 二、韩国政治生态与国民政治共识变化 |
| (一)既有对朝政策引发负面效应 |
| (二)朝野政治势力面临重新洗牌 |
| (三)国民对韩朝关系抱有新期待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目标与手段 |
| 一、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基本内容 |
| (一)以韩朝合作和解推动半岛局势缓和 |
| (二)以韩朝经济联合促进半岛共同繁荣 |
| (三)以强化国防为基础推动半岛无核化 |
| 二、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总体目标 |
| (一)结束敌对关系共建和睦相处的和平共同体 |
| (二)实现韩朝市场一体化构建半岛经济共同体 |
| (三)推动半岛无核化并加强韩美军事同盟关系 |
| 三、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资源与手段 |
| (一)以民族同一性展开全方位互动 |
| (二)经济制裁框架下进行经济合作 |
| (三)韩美同盟提高延伸威慑执行力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实施层次及路径 |
| 一、双边层面:强化韩朝互动关系 |
| (一)增进战略互信,推动民族和解 |
| (二)解冻经贸合作,加大对朝援助 |
| (三)重启军事会谈,缓和安全对立 |
| 二、同盟层面:强化韩美同盟机制 |
| (一)加强对美磋商,力推斡旋外交 |
| (二)随美对朝制裁,深化经贸合作 |
| (三)保持安全威慑,提升军事自主 |
| 三、地区层面:强化域内大国沟通 |
| (一)改善对华关系,加强中韩双边合作 |
| (二)协调周边立场,推动半岛无核化进程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主要特点及其评价 |
| 一、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主要特点 |
| (一)致力构建半岛持久和平机制 |
| (二)推进和平经济实现共同繁荣 |
| (三)继续保持强有力的国防力量 |
| 二、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实施及其评价 |
| (一)推动朝鲜重回对话与谈判轨道 |
| (二)朝核问题政策基调与中国契合 |
| (三)朝鲜国家路线调整与韩国共振 |
| 三、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不足与成因 |
| (一)美朝关系阶段性摇摆阻碍半岛无核化 |
| (二)美国内政变化及对朝政策的不确定性 |
| (三)韩国朝野争执掣肘对朝政策具体实施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展望与中国的战略抉择 |
| 一、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走势展望 |
| (一)既定方针不变且奉行灵活性政策 |
| (二)改善周边外交促进对朝政策实施 |
| (三)管控多种风险营造宽松政策氛围 |
| 二、中国的战略思考与策略优化抉择 |
| (一)推动政治解决进程,巩固半岛对话缓和势头 |
| (二)加强多方战略沟通,推动构建半岛和平机制 |
| (三)统筹各方合理关切,坚持“双轨制”“双暂停”方针 |
| (四)借力“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中朝、中韩关系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科研成果概况 |
| 附录 |
| 致谢 |
（5）韩朝首脑会晤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由来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文献述评 |
| 1.3.1 关于首脑外交的文献 |
| 1.3.2 关于韩朝首脑外交的文献 |
| 1.4 研究方法 |
| 1.5 主要内容与章节安排 |
| 第二章 原理根基与分析框架 |
| 2.1 原理根基 |
| 2.1.1 外交政策分析理论 |
| 2.1.2 传统首脑外交的分析框架 |
| 2.2 韩朝首脑外交的案例特殊性(一) |
| 2.2.1 冷战的遗产 |
| 2.2.2 美对朝制裁与接触的悖论 |
| 2.2.3 韩国国内政治生态 |
| 2.2.4 朝鲜国内政治生态 |
| 2.3 韩朝首脑外交的案例特殊性(二) |
| 2.3.1 基于军事对立程度的分类 |
| 2.3.2 韩朝的军事对立程度 |
| 2.4 韩朝首脑外交的分析框架 |
| 第三章 韩朝决定召开首脑会晤的案例分析 |
| 3.1 金泳三时期的首脑外交(1993.02.25~1998.02.24) |
| 3.1.1 韩国因素 |
| 3.1.2 朝鲜因素 |
| 3.1.3 外部因素:美国 |
| 3.1.4 沟通渠道开启:吉米·卡特 |
| 3.1.5 预备性会谈 |
| 3.2 金大中时期的首脑外交(1998.02.25~2003.02.24) |
| 3.2.1 韩国因素 |
| 3.2.2 朝鲜因素 |
| 3.2.3 外部因素:美国 |
| 3.2.4 沟通渠道开启:中国渠道 |
| 3.2.5 预备性会谈 |
| 3.2.6 首脑会晤成果 |
| 3.3 卢武铉时期的首脑外交(2003.02.25~2008.02.24) |
| 3.3.1 韩国因素 |
| 3.3.2 朝鲜因素 |
| 3.3.3 外部因素:美国 |
| 3.3.4 沟通渠道开启:六方会谈 |
| 3.3.5 预备性会谈 |
| 3.3.6 首脑会晤成果 |
| 3.4 文在寅时期的首脑外交(2017.05.10~) |
| 3.4.1 韩国因素 |
| 3.4.2 朝鲜因素 |
| 3.4.3 外部因素:美国 |
| 3.4.4 沟通渠道开启:平昌冬奥会 |
| 3.4.5 预备性会谈 |
| 3.4.6 2018年第一次首脑会晤成果 |
| 3.4.7 2018年第二次首脑会晤成果 |
| 3.4.8 2018年第三次首脑会晤成果 |
| 第四章 韩朝未能决定召开首脑会晤的案例分析 |
| 4.1 全斗焕时期的首脑外交(1980.08.27~1988.02.24) |
| 4.1.1 韩国因素 |
| 4.1.2 朝鲜因素 |
| 4.1.3 外部因素:美国 |
| 4.1.4 沟通渠道开启:朝鲜的人道主义援助 |
| 4.1.5 预备性会谈 |
| 4.2 卢泰愚时期的首脑外交(1988.02.25~1993.02.24) |
| 4.2.1 韩国因素 |
| 4.2.2 朝鲜因素 |
| 4.2.3 外部因素:美国 |
| 4.2.4 沟通渠道开启 |
| 4.2.5 预备性会谈 |
| 4.3 李明博、朴槿惠时期的首脑外交(2008.02.25~2013.02.24、2013.02.25~2017.03.10) |
| 4.3.1 韩国因素 |
| 4.3.2 朝鲜因素 |
| 4.3.3 外部因素:美国 |
| 第五章 研究总结与结论 |
| 5.1 基于军事对立程度的外交环境分类 |
| 5.1.1 极端军事对立环境 |
| 5.1.2 一般军事对立环境 |
| 5.2 一般军事对立环境下的韩朝首脑外交 |
| 5.2.1 韩国因素 |
| 5.2.2 朝鲜因素 |
| 5.2.3 美国的对朝政策 |
| 5.2.4 沟通渠道开启 |
| 5.2.5 预备性会谈 |
| 5.2.6 首脑会晤成果 |
| 5.3 结论 |
| 5.3.1 韩朝决定召开首脑会晤的影响因素 |
| 5.3.2 韩朝决定召开首脑会晤的的决定性因素 |
| 5.3.3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已发表或录用的论文 |
（6）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相关研究现状评述 |
| 1.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点 |
| 1.4.2 研究难点与不足 |
| 第二章 冷战后韩国历届政府对朝政策的演变 |
| 2.1 进步派政府对朝政策 |
| 2.2 保守派政府对朝政策 |
| 2.3 冷战后韩国历届政府对朝政策比较 |
| 第三章 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主要内容及其特征 |
| 3.1 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背景 |
| 3.1.1 朝核问题持续恶化 |
| 3.1.2 国内保守势力式微 |
| 3.1.3 东北亚政治格局重构 |
| 3.2 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内容 |
| 3.2.1 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目标与战略 |
| 3.2.2 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原则 |
| 3.3 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特点 |
| 3.3.1 和平性 |
| 3.3.2 协作性 |
| 3.3.3 灵活性 |
| 3.3.4 自主性 |
| 第四章 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实施及面临的挑战 |
| 4.1 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实施 |
| 4.1.1 推行施压与对话并行,谋求朝核问题主导权 |
| 4.1.2 主动与朝对话,打破朝韩关系僵局 |
| 4.1.3 斡旋美朝谈判,缓和美朝关系 |
| 4.1.4 均衡“四强外交”,促进国际合作 |
| 4.2 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面临的挑战 |
| 4.2.1 朝韩信任关系尚待重建 |
| 4.2.2 朝核问题增大施政难度 |
| 4.2.3 大国因素左右政策落实 |
| 4.2.4 国内形势影响推进程度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非对称与相对对等：朝韩和解中的实力对比因素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及框架安排 |
| 第一章 实力相对对等:70年代初朝韩的和解尝试 |
| 第一节 60年代末70年代初朝韩实力对比 |
| 第二节 70年代初朝韩关系的缓和 |
| 第三节 缓和未能走向和解的原因分析 |
| 第二章 实力非对称:80年代-朴槿惠执政时期朝韩和解进程 |
| 第一节 80年代以来朝韩实力对比 |
| 第二节 80年代朴槿惠执政时期朝韩和解进程 |
| 第三节 朝韩和解失败的原因分析 |
| 第三章 重新走向相对对等:朝韩和解的未来 |
| 第一节 朝鲜半岛的内部变化 |
| 第二节 朝鲜半岛新的缓和形势 |
| 第三节 朝韩真正达成和解的动力和阻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8）金正日和金正恩时期朝韩首脑外交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REACT |
| 绪论 |
| 0.1 选题价值 |
| 0.2 文献综述 |
| 0.3 研究方法 |
| 0.4 创新点和难点 |
| 1 首脑外交概述 |
| 1.1 首脑外交的概念 |
| 1.1.1 概念梳理 |
| 1.1.2 概念总结 |
| 1.2 首脑外交的优点 |
| 1.2.1 地位特殊 |
| 1.2.2 迅速及时 |
| 1.2.3 效果直接 |
| 2 金正日和金正恩时期朝韩首脑外交比较 |
| 2.1 金正日时期朝韩首脑外交 |
| 2.1.1 朝韩首脑接触创造融冰新路径 |
| 2.1.2 朝韩难以深入谈判半岛无核议题 |
| 2.1.3 韩国外交欠独立阻碍朝韩关系进步 |
| 2.2 金正恩时期朝韩首脑外交 |
| 2.2.1 朝鲜借韩通美求得转型建设经济 |
| 2.2.2 朝美弃核僵局导致朝韩首脑外交停滞 |
| 2.2.3 朝韩和平条约推进困难阻碍两国关系 |
| 2.3 金正日和金正恩时期朝韩首脑外交异同 |
| 2.3.1 朝鲜对韩首脑外交根本目的一脉相承 |
| 2.3.2 朝鲜对韩首脑外交指导思想代际不同 |
| 2.3.3 朝韩首脑外交效果卓着 |
| 3 朝韩首脑外交的作用、困难和启示 |
| 3.1 朝韩首脑外交的作用 |
| 3.1.1 继往开来延续朝韩和解合作局面 |
| 3.1.2 朝韩合作奠定朝美去核谈判基础 |
| 3.1.3 引出朝鲜半岛和平机制建设课题 |
| 3.2 朝韩首脑外交面临的困难 |
| 3.2.1 朝美去核步骤迥异难以妥协 |
| 3.2.2 朝韩和解欠佳导致合力不足 |
| 3.2.3 美韩对朝分歧影响无核进程 |
| 3.3 朝韩首脑外交的启示 |
| 3.3.1 保持中朝友谊促进半岛安定 |
| 3.3.2 发展朝韩关系促进半岛和平 |
| 3.3.3 营造朝美去核谈判积极氛围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9）韩国的对华政策研究200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 |
| (一) 问题的提出 |
| (二) 选题的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框架 |
| 五、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韩国对华政策的背景 |
| 第一节 韩国对华政策的“反事大主义”思维 |
| 一、韩国“事大主义”的历史传统 |
| 二、韩国“反事大主义”思维的产生 |
| 三、韩国“反事大主义”思维的原因 |
| 第二节 韩国保守-进步阵营的对华政策偏好 |
| 一、韩国政坛保守-进步阵营的分野 |
| 二、韩国保守阵营的对华政策偏好 |
| 三、韩国进步阵营的对华政策偏好 |
| 第三节 韩国对华政策的环境 |
| 一、中美关系竞争性因素的增加 |
| 二、朝鲜半岛对峙格局的持续 |
| 三、韩国经济对华依赖的加强 |
| 小结 |
| 第二章 韩国对华政策的目标与基础 |
| 第一节 韩国对华政策的目标 |
| 一、维持中美在东北亚的均衡格局 |
| 二、朝鲜半岛事务中的借重与防范 |
| 三、促进经济发展与提防过度依赖 |
| 第二节 韩国对华政策的基础 |
| 一、不断巩固的美韩同盟 |
| 二、较为发达的经济实力 |
| 三、积极宣传的文化亲和力 |
| 小结 |
| 第三章 韩国对华政策的演变历程 |
| 第一节 李明博政府的对华政策 |
| 一、经贸为主轴提升中韩关系 |
| 二、多方努力分散对华经济依赖 |
| 三、“天安舰事件”后的对华政策调整 |
| 第二节 朴槿惠政府的对华政策 |
| 一、提升对华外交地位 |
| 二、积极开展信任外交 |
| 三、“萨德”问题与对华外交转向 |
| 第三节 文在寅政府的对华政策 |
| 一、努力重建中韩互信 |
| 二、继续推进中美平衡 |
| 三、试图降低对华依赖 |
| 小结 |
| 第四章 韩国对华政策的评估 |
| 第一节 韩国对华政策的部门倾向 |
| 一、韩国行政部门的对华政策倾向 |
| 二、韩国国会的对华政策倾向 |
| 三、韩国军方的对华政策倾向 |
| 第二节 韩国对华政策的实施效果 |
| 一、在中美间平衡的得失 |
| 二、朝鲜半岛局势的损益 |
| 三、对华经济合作的收获 |
| 第三节 韩国对华政策的现实困境 |
| 一、中美竞争加剧导致回旋余地缩小 |
| 二、朝鲜事务中对华借力与防范的矛盾 |
| 三、对中国崛起“搭车”与“避险”的权衡 |
| 小结 |
| 第五章 韩国对华政策的展望 |
| 第一节 韩国对华政策的影响要素 |
| 一、美韩同盟的限制 |
| 二、朝韩关系的影响 |
| 三、国内政治的作用 |
| 四、经济依赖的效应 |
| 第二节 韩国对华政策的前景 |
| 一、地区事务上借力与防范的继续 |
| 二、经济事务上合作大于竞争 |
| 三、安全事务上难以突破瓶颈 |
| 第三节 韩国对华政策的启示 |
| 一、对韩政策定位需要更加现实化 |
| 二、对韩政策内容需要更加丰富化 |
| 三、对韩政策操作需要更加精细化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成果 |
| 后记 |
（10）文在寅政府朝核政策的特征及其面临的困境（论文提纲范文）
| 一、文在寅政府朝核政策的特征：基于对朝包容的“绥靖政策” |
| 二、韩美关系对文在寅政府无核化政策的制约 |
| （一）是优先对朝合作还是优先对朝制裁 |
| （二）韩美同盟关系的调整 |
| 三、国内因素对文在寅政府无核化政策的制约 |
| （一）文在寅政府的朝核政策受执政期的制约 |
| （二）国内反对势力的牵制和国民态度的影响 |
| 四、结论 |
四、金大中表示履行韩朝协议（论文参考文献）
- [1]后冷战时期美韩朝特殊三边关系互动探究[D]. 梁萌. 外交学院, 2021
- [2]冷战后韩国国家安全政策的演变及特点 ——以对朝政策及多边安全合作构想为中心[D]. 柳承址（SEUNGJI RYU）. 北京大学, 2021(09)
- [3]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研究[D]. 赵鹏. 青岛大学, 2020(02)
- [4]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研究[D]. 胡玥. 吉林大学, 2020(08)
- [5]韩朝首脑会晤影响因素研究[D]. JOUNGSOUNG KIM. 上海交通大学, 2020(02)
- [6]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分析[D]. 李玥. 延边大学, 2020(06)
- [7]非对称与相对对等：朝韩和解中的实力对比因素分析[D]. 徐银婷. 南京大学, 2020(08)
- [8]金正日和金正恩时期朝韩首脑外交比较研究[D]. 闫勇. 辽宁大学, 2020(01)
- [9]韩国的对华政策研究2008-2018[D]. 谢斌. 吉林大学, 2019(02)
- [10]文在寅政府朝核政策的特征及其面临的困境[J]. 顾卫建. 国际论坛, 201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