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语言与传播：马克思和哈贝马斯传播理论的历史关系与差异

一、生产、语言与交往——马克思与哈贝马斯关于交往理论的历史关联与差异（论文文献综述）

国吉^[1]（2021）在《法兰克福学派异化理论研究》文中认为异化理论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尤其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的手稿》问世以来,异化理论开始系统性的得到学界的广泛的重视,它逐步走出马克思尤为关注的劳动领域,科技异化、文化异化、消费异化等理论层出不穷。这其中,尤以法兰克福学派所构建的异化理论影响力最大。总体而言,异化理论在当代依然被诸多学者所重视,其根本原因在于处在现代发达工业社会中的人们依然没能摆脱异化状态的困扰,尚未完全走向全面的自由和解放。无论是战争的创伤、工作的压迫、失业的压力、消费的诱惑,还是在科技飞速发展面前的无所适从、娱乐至死背后的精神空洞,异化如影随形得渗透在现实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中。法兰克福学派的异化理论本身正是对这种人类社会反常状态的总体写照和集中研究,并试图为人们摆脱异化困扰,走向彻底的自我解放而开具理论的药方。因此,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异化理论的构建本身就是延续并发扬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典范。于是,重新审视和梳理法兰克福学派的异化理论,对于进一步丰富和拓展马克思的异化理论,逐步破解现实社会中的异化状态,具有重要的理论研究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第一章绪论部分从总体上梳理了在法兰克福学派之前的异化理论的发展脉络,为后文的具体性研究做好铺垫,并从理论联系实际的角度出发从学术的研究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两个方面论述了本文的研究意义。在分析、归纳和总结国内外学者对法兰克福学派异化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指出不同国别学者研究范式的区别,并进一步阐释无论是国内学者还是国外学者,对该问题的研究都有长于具体人物、具体异化理论的研究而疏于系统性把握的研究特点,并在此基础上阐明本文的研究思路和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以及本文可能存在的理论创新点与理论缺失。本文第二章从总体上对法兰克福异化理论的诞生背景、思想渊源和主要内容三个方面进行了相关论述。法兰克福学派成立于魏玛共和国时期,其后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演变形成了一个包罗万象学术流派,法兰克福学派流行的时期,恰巧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活动福特主义化最为突出的时期,在技术主义与消费主义相互交织的作用下,多重社会危机频频凸显,这就为法兰克福学派异化理论的构建提供了重要的现实凭据。其成员在吸收借鉴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卢卡奇的物化理论的基础之上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异化理论体系,这一体系本身包括对于异化概念的分析,对于异化成因的探讨以及构建消除异化的学术路径。本文第三章重点探讨法兰克福学派人的总体异化论。对精神分析的研究往往会受到法兰克福学派的偏爱,毕竟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名时期也正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大行其道的时期,再加之心理学的研究本来就是部分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的专长。因此,人与自我的异化问题一直是法兰克福学派关注的焦点问题。在法兰克福学派的诸多理论家看来,人本身具有逃避自由的心理倾向,其原因则在于抽象生产本身的人格困境,如果想要摆脱这种状态就必须构建全方位的健全社会。人在自我异化的过程中势必带来人与他者的交往异化问题,正因为个人主义的极端偏执,导致人们在交往过程中倾向于对他者施压,人与人的关系不再和谐统一而是走入了对抗境遇。本文第四章重点探讨法兰克福学派消费异化理论。二战之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逐步进入到稳定发展状态,然而一系列负面社会问题随之而来,消费异化就是其中之一。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人们在消费社会中已经逐步丧失了主动选择的能力和自由,为了虚假的需要,人们不断通过消费的方式来印证自我存在的意义,消费本身由满足人类基本物质生活的经济行为逐步转变为人们行动的终极目的——为了消费而消费,隐藏在消费过程背后的符号权力、景观社会、意识形态等问题,都是法兰克福学派关注的焦点。本文第五章重点探讨法兰克福学派科技异化理论。科技本应该是造福人类社会的工具之一,然而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科技水平越是提高,工具理性越是强烈,人类就越是陷入科技主义的樊笼难以自拔。科技本身已经逐步走出“中立”的状态,开始具有了意识形态的特质。因此,科技走向了人的对立面,成为压迫和奴役人类的异己性力量,与此同时,现代社会中的战争危机、生态危机的背后都可以显而易见得察觉到科技发展的推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法兰克福学派深入探讨了科技发展背后的异化问题,并从工具理性、路径依赖、价值中立、意识形态等维度对科技异化展开了理论批判。本文第六章对法兰克福学派的异化理论进行了总体上评价。本文指出,作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镇之一,深入挖掘法兰克福学派的异化理论的发展脉络、内在逻辑以及批判性的力量,对于拓展马克思异化理论的研究视角,关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新变化,加深对人与社会的现实问题研究具有积极的理论借鉴与启发意义。与此同时,在研究的过程中也要保持清醒的认知,敢于揭示法兰克福学派异化理论的内在缺失,指出其对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歪曲性解读与创造,看清其对资本主义私有制问题的刻意回避,以及透彻辨析其实践指向的乌托邦事实。

骞真^[2]（2021）在《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当代阐释》文中研究表明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无非是一部随着交往而展开一系列活动的历史。从早期氏族社会的形成到如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交往始终是个体群体化和群体社会化的主要演进方式。面对全球一体化和大工业文明造成的技术理性、价值理性等不合理的合理性,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着名的“交往行为理论”,试图用合理和规范的交往方式达到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目的。然而由于缺乏现实的“武器的批判”,理论最终也不可避免得沦为历史的尘埃。当今世界虽不同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但交往全球化带来的问题依然灼目:国际秩序中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不断威胁他国的独立与主权;恐怖主义、领土纷争、民族矛盾等安全性问题时刻挑战着“和平与发展”这个时代主题;发展中国家谋求自身经济转型时难以避免地会造成民族主体性削弱、产业升级乏力、增长停滞不前等经济现象;意识形态、道德准则、价值观念等文化软实力越来越成为大国之间博弈的关键;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物多样破坏等生态性问题逐渐演化为全人类共同的挑战,交往理论亟需新的时代转向。交往理论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和探索人类历史进程的重要方法之一。虽未形成独立的着作,但“交往”始终贯穿于马克思一生的思想之中,甚至在晚年的着作中马克思也多次提及交往的概念。作为一种历时性理论资源,交往在不同的语境中都表现出不同的含义,分别体现着人与社会的结构、组织方式等基本构成。交往理论是马克思在他所处的社会环境下,考察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出发点,也是他批判资本主义现实社会关系的理论前提,更是他构建未来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规范性价值基础,这三点共同构成了理解马克思交往理论的重要环节。马克思以实践为纽带,在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研究基础上,完成了对以往交往理论的继承与超越,创立了具有科学性的唯物史观义交往理论,从而打开了认识和研究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新世界大门。受传统教科书影响,国内曾一度认为马克思不存在交往理论。作为马克思解读社会历史的三个基本概念:经济因素、阶级分析和交往,以往的研究成果主要在前两者,而对交往的研究明显不够。实际上,马克思在构建唯物史观和共产主义理论时,十分注重交往的作用。马克思认为,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私有制和旧的分工,交往才会摆脱异化的状态,从而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只有在这一前提下,世界历史中的个人才能成为全面发展的个人,共产主义才可以最终实现。马克思的交往理论不仅是深刻剖析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理论武器,更是解开未来人类社会发展的钥匙,我们必须站在历史发展的新方位,全面把握其理论的重要价值,从而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本文以马克思交往理论为主要研究对象,以历史与逻辑相统一、问题分析、文本解读为主要研究方法,通过对当今社会关系中仍旧存在的五种类型的交往问题进行科学的划分与总结,并进一步指出该问题的现实意义与当代发展方向。论文的结构突破了传统的梳理式研究模式,以问题陈列与理论梳理相结合的方式,从历史与现实的双重语境出发,力图把握从文本的部分剖析到理论的整体构建、从表象的社会观察到背后的原理总结、从问题的现实发现到意义的深层阐发,以便帮助我们在学习与探索马克思交往这一问题中找到解决当今交往问题的最佳方案。马克思曾说过,“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理论研究的目的不仅仅在于阐述理论本身,还在于运用科学的方法解决现存的社会问题。马克思交往理论也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而是承载着马克思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和未来社会的构想等多重因素的复杂心路历程。其中,物质生产、需求、现实的人都是其交往理论的重要构成因素。因此,对马克思交往理论的研究必须站在历史与时代、理论与实践、逻辑与思想的多重视角,方可全面把握其理论的真正内涵。全文可分为六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对全文的选题目的、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方法等做一个大致的介绍。第二部分是交往理论的相关概述,分别对交往概念以及相关内容进行初步的分析。第三部分对马克思交往理论作一个历史性梳理与文本性还原,力图以文本解读的方式还原理论的真实面貌。第四部分在前文基础上对马克思交往理论进行一般的抽象和概括,其中包括理论的历史演化、理论构建、辩证特征三个方面。第五部分则对马克思交往理论进行了一个综合的评价。第六部分着重探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当代交往的新理念,论证了马克思交往理论在当代的新发展。

孙颖^[3]（2021）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路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现代性作为一个辩证的总体,从历史阶段上经历现代性的潜意识、现代性意识觉醒、现代性批判自觉三个主要时期,从文明模式上并存有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文明两种基本模态。但由于现代性的后两个历史阶段公认的源发于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使现代性在批判意识中与资本主义文明同义,而其他文明类型处于从属地位。因此,要想冲破资本主义现代性文明类型,便需在批判反思中参证出超越的文明道路。西方马克思主义百年批判史可谓当代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史,其聚焦于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核心主题,有机融嵌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主张、方法,形成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批判的第三条道路。在多元话语批判中,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凝汇有三条主要路径:一是生产-消费路径。商品形式普遍化的逻辑结构构成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拜物教思想的人本主义承递,其关于经济领域的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重心从生产环节转向交换、分配、消费环节,基本遵循“某物化→物化物商品化→交换价值主体化、使用价值虚化→主体异化→异化主体复归”的批判逻辑与解放方案。其中,“某”可以指代实物、数字、情感、交往、语言等实在或虚在的社会存在或社会关系。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的批判大体未出离于上述逻辑路径,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实证批判在异化批判的语境与观念中愈发式微,造成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深化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过程中,从政治经济学批判转向文化意识批判的轴心错轨。二是个体-共同体路径。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一个指向在于寻找个体与共同体的和解之法。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宏观对共同体意义上的制度虚假性批判转向当代对个体意义更为关注的生命政治批判,分析路径大体存在一条主线,即“社会元素权力化→权力集中化→权力集中化的理性合理化→共同体合法化、个体虚假化→共同体与个体和解”的批判思路与解放途径。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虚假共同体极权主义危机之隐匿性特征的同时,却逐渐消解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阶级对立、无产阶级社会历史主体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原则。虽然其在一定程度上揭批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与新问题,但就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而言,西方马克思主义偏离了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中的政治实践原则立场,使其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政治哲学思考不是陷于乌托邦的遐思,就是倒退回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调节与妥协。三是启蒙-再启蒙路径。启蒙理性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精神内核与精神气质,因此也成为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焦点。现代性危机的表征之一在于,启蒙理性的观念机制塑就与巩固了资本与权力对主体的合理化控制。对于启蒙理性的这一自反性危机,西方马克思主义持辩证态度,认为对启蒙理性进行再启蒙是正确认知启蒙理性这一现代性之核,是打开资本主义现代性悖谬之钥。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百年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史中,形成回归总体性、否定辨证法、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三大阶段,为理性自反性危机带来从复归到破维到融建的路径。西方马克思主义始终秉持形而上精神在不断试错中为理性的退化寻找再启蒙的道路,尤其是当代提出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地理学、空间化融建的思想,其内涵着从时空观的基点上新解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的形而上意义。这一延续“后现代思潮”的新思路为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群像创造新的多元话语空间,但同时带来共识危机与隐忧。如果以“中西马”圆融为构建未来文明型社会的哲学文化语境及意识,西方马克思主义可谓沟通西方现代性模式与中国现代性模式的桥梁。从整体上与之展开理论对话,既有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理论资源,又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共同理论问题,亦有基于异质文化传统背景交流差异性经验的话语空间。基于规律性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的思想进路,本文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整体具有现象学方法意义上的存在论特征,反映出西方文明血缘孕育的西方文化基因特点。中国模式在回应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思维局限与实践困境等方面体现出独特智慧与卓越效力,彰显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对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文明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在可见的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新人类文明型构建历史进程中,现代性的中国模式正在书写属于人类文明的新篇章。

漆飞^[4]（2021）在《审美共同体问题研究 ——以当代批判理论为中心的考察》文中研究说明论文以当代批判理论的共同体思想为研究对象,在当代美学的问题域中聚焦审美共同体的问题研究,在内容上呈现为生命政治与共同体的美学之维、审美共同体的共识与差异、主体化与去主体化、边界与去边界等具体问题,以及审美共同体的理论批判五个章节。审美共同体研究以生命政治作为总体性的研究进路。福柯的生命政治思想经由微观政治与感性生命场域的重返生成了对政治和美学的不同理解路径。当代批判理论家不同程度地改写、颠覆和超越福柯对于生命权力的后现代式考察,以生命经验的感性之维重构当代生命政治与感觉共同体之间的理论关联。朗西埃转换了福柯的生命政治论题,以对政治与治安的讨论激活对感性共同体分配机制、去身份化和异质感知构成等问题的阐发,经由感性领域的重构生成了不同于福柯的感性政治进路。阿甘本、奈格里、哈特、埃斯波西托等人则基于对生命感知潜能的总体性观照,重新思考感觉共同体与审美感知、主体经验之间的张力,建构了不同生命政治进路下的审美共同体批判思想。共识与差异是审美共同体的本体性问题。当代批判理论接续和吸收早期批判理论和后批判理论对于宏大叙事、总体性和同一性逻辑的解构,但其并不全然地消解差异,而是在尊重差异和异质性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感觉和情感共通的审美共同体范式。通过颠覆和超越存在论对于共在的反思,当代批判理论家将总体性问题视为一种新的本体论,以独一性、任意独一性、独一复多来重新规定审美共同体内部无法被化约的差异性,阿甘本以任意独一性来指认无法被表征的非本质差异性,埃斯波西托以疫责的空无属性来回应它与普遍性的关系,奈格里和哈特则将差异视为具有生成共同性的重要机制,赋予其生产性的潜能。感知、经验、语言和情感多维度地参与审美共同体的主体表达,基于差异的多元共同体形构出诸多不同类型的去主体化范式。对生命的伦理-美学诉求贯穿在当代批判理论关于审美共同体主体性问题的思考始终,通过秉承福柯晚年对于自我生存的去主体化思考,当代批判理论家以“去同一化”和“去身份化”来重新界定共同体内部感性生命存在的具体内涵。朗西埃以无分之分作为感觉共同体的解放主体,奈格里与哈特基于情感、认知和审美等感性系统来具有生产潜能的主体范式,以容纳差异的诸众来形塑审美共同体的发生,阿甘本则将纯粹潜能作为生命感知的触发机制,以语言和艺术的可交流性作为去主体化的具象呈现方式。“去身份化”是审美共同体的具有解放潜能的主体感性表达,其既没有返回到启蒙现代性时期被高扬的主体性,也未完全地落入后批判理论对于主体的全面批判和解构。基于审美共同体对于差异性和去主体化的内部构成,其外部存在形态呈现为从有边界的、实体的、稳定的向去边界的、非实体的、流动的等方面的转变。认同的危机与归属的困境是审美共同体存在形态问题的核心所指,埃斯波西托以免疫机制的否定性特征预设了一种非实体化感觉共同体的出现,作为边界机制的免疫范式彰显出对感性生命的纳入与排除逻辑,阿甘本以难民的现实问题激活了对生命政治边界的思考。媒介、信息和技术共同地参与着审美共同体的建构,传统基于血缘、宗族和地缘等自然关系纽带的共同体范型被松动,基于流动性的情感、感觉和意义的虚拟化审美共同体正在生成之中。审美共同体以情感和感性系统为内核建立起新的认同价值体系并延伸出诸多不同的表达范式,其自身也蕴藏着向审美乌托邦、异托邦、世界主义等诸多形态转变与对话的可能性。当代批判理论家经由共同体审美和感性维度的阐发,营构出一种基于容纳差异、去主体化的、无边界的、非实体的、流动生成的审美共同体范式,这一范式不仅构成了对于后现代以降总体性危机的重新反思和回应,同时也有力地推动了对当代美学与政治关系的思考。在回应后现代之后的总体性问题时,当代批判理论彰显出极强的现实介入品性和批判色彩,然而这一介入性常常体现为理论与思辨层面的介入性。在面向现实语境中的具体问题时,审美共同体思想呈现出其限度,一方面是在理论介入现实时存在转换的矛盾性和难以现实化,另一方面是理论自身的不可转换性。

代斌^[5]（2021）在《交往理性视域下师生关系的审视与构建》文中提出师生关系是学校教育实践中最为基本的关系形式,伴随着教育事业的出现而产生,贯穿于教育发展的全过程。随着社会的发展,在工具理性等社会异化理性的侵蚀下,谋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逐渐演变成为社会主体的重要行为准则。在此背景下,师生关系的发展也在工具理性的主导下产生了单向度、主体间性缺失、间离性以及功利化等一系列异化问题。然而,师生关系作为一种重要的教育资源,其存在和发展的状况如何,将直接影响着学校的教育质量,对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因此,如何解决师生关系在工具理性导向下的异化问题,提高学校的教育质量已成为全社会对教育事业未来发展的共同心声。当代西方着名的马克思主义者、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主要代表人物尤尔根·哈贝马斯,针对晚期资本主义出现的社会危机,在工具理性的膨胀、意识哲学的式微、传统理论的滋养等背景来源的基础上,提出了着名的交往理性。交往理性本质上作为一种主体间的交往合理性,意在使人类的社会行为在遵循或符合交往理性的基础上,实现交往行为的合理化,进而逐渐摆脱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解决社会的合理化危机,回归交往的生活世界。同时,交往理性是哈贝马斯现代性理论的基础,在其整个理论体系中都占据着核心位置,例如,语言学中的普遍语用学、哲学上的交往哲学、社会学领域的社会生活的合理化等等,都或多或少的蕴含有交往理性的影子。本研究将主要围绕主体间的理性本质、作为交往理性经验场所的“生活世界”以及实施载体的“交往行为”等实质内涵,与包含普遍语用学、商谈伦理学等在内的交往理性的主要生成条件,对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加以详细阐述,进而对交往理性获得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通过对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的了解以及对当前师生关系问题的审视,为了解决当下的师生关系问题,可以将工具理性导向下的师生关系转向交往理性的指引。然而,交往理性视域下是否存有师生关系合理性转向的适切性,则需对其加以探讨。通过研究发现,交往理性可分别从言语对话层面、关系规范层面、主体交往层面以及场域背景层面为师生关系的合理性转向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使得在交往理性转向下的师生关系构建的适用性问题得以保障。因此,基于交往理性转向的师生关系构建的合理性,在交往理性视域下探讨解决师生关系问题的有效路径,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将单向的教育灌输转变为双向的师生对话;在发展师生主体性的基础上建立主体间关系;开展基于师生主体间的教育交往活动;构建师生关系赖以依存的教育生活世界。

刘健^[6]（2021）在《实践哲学视域下的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思想研究》文中认为“公共领域”作为哈贝马斯最为关注的现代性社会问题贯穿其每个思想阶段,作为后形而上学的代表人物,哈贝马斯置身于实践哲学传统之中不断发展和深化对公共领域问题的理解。阿伦特最初提出“公共领域”这一概念,受阿伦特的影响,哈贝马斯回溯了各历史阶段的公共生活,可以说,他的整个理论体系都是以实践哲学为分析框架而展开。众所周知,亚里士多德首先将实践概念提升为哲学问题。亚氏总体上将人的全部活动分为三种:理论、实践和创制。在亚氏看来实践是作为最为“属人”的知识而存在,近神的理论知识是较高的实践,奴隶意义上的创制知识是较低的实践。“实践就是人类活动的全部形式的总称。他试图把人类的全部活动归结为一种终极性的‘善’的统摄。”（1）在这一基础性区分之上,亚氏建构起两套问题关系框架:一是在其整体知识论中,理论知识、实践知识和创制知识之间的关系问题,一般来说,批判理论所指向的一切危机形式都可以在三种知识的不和谐状态中所显露;二是在其实践知识内部,道德伦理学与政治学之间的关系问题。康德后来又按照自然原则和自由原则对行为因果决定关系的不同,将实践哲学再做处理,划分为技术实践论和伦理政治实践论,而伦理政治实践论是他们共认的正统实践哲学。实践哲学一直以来都兼具这两条演进路线,一条是以伽利略、培根为代表的技术实践论,本文以技术实践论为视域对公共领域危机的根源进行了学理上的分析;另一条是以洛克、卢梭为代表的伦理-政治实践论传统,本文以伦理-政治实践论为视域对公共领域的重建进行相应指导。其中不乏技术实践与伦理政治实践的交叉视域,比如可以再分为两条进路:一条是以马基雅维利、莫尔为代表的政治技术论（政治技术化）和后期以马尔库塞、弗洛姆、阿多诺为代表的技术政治论（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化）。以上的实践哲学传统都是以亚氏的知识论为基础在各条实践哲学进路上的延伸,可以说,亚氏的实践哲学成为哈贝马斯分析现代性问题的元实践哲学视域,他同时也汲取了马克思、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伽达默尔、阿伦特等宝贵的思想资源。哈贝马斯将其“公共领域”思想纳入到这一实践哲学框架中考察。首先,公共领域问题作为政治哲学问题是被归为实践知识当中的,哈贝马斯的实践哲学就是以“公共领域”为实践场域而展开,也就是说政治公共领域是相对于理论知识和创制知识而出现的;其次,哈贝马斯在实践哲学这一整体框架之下深刻批判了公共领域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危机形态。他认为理论知识、创制知识以及二者之间的非理性结合是导致政治公共领域异化的外因所在;再次,他通过对实践知识内在的分析发现,政治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最终是由于公共政治脱离了道德伦理这一基础性根基而导致,而对公共领域的重建就是将政治学重新复归到道德伦理学之中。作为百科全书式的哲学家,哈贝马斯庞大的思想体系其实可以看作是对“公共领域”危机的分析与重建,无论从哪个单一视角都无法掌握其思想精髓。所以,只有以哈贝马斯的整个思想体系为考察标的,以实践哲学为分析框架,才能透视出公共领域危机的机理,从而指导公共领域的重建工作。这样,才有可能对“公共领域”这一宏大的现代社会问题进行相应的把握,进而在现代社会中重建“公共领域”,这充分显现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思想的民主政治理想与实践价值。

王贺^[7]（2020）在《马克思交往理论的伦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马克思的交往理论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从伦理的视角剖析马克思的交往理论有助于全面、深刻理解马克思的交往理论以及马克思学说的阶级立场和道德追求。马克思没有系统阐述过自己的伦理思想,马克思伦理思想主要体现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批判以及关于共产主义道德只言片语的阐释当中。马克思生活的时代正值人类交往的空间结构由分散孤立的地域交往向整体的世界交往发展。马克思在针对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以及对社会各种思想的批判和继承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交往观,主张运用唯物史观的原理和方法去分析、阐释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马克思深入研究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分工、交换问题,吸收了康德实践理性的合理内核,批判继承了黑格尔的交往观和费尔巴哈的交往观,形成了以实践为基础的交往理论。马克思的“交往”范畴涵盖了一切社会关系以及在这种社会关系下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主体性、客体性、客观性、能动性以及社会历史性的特征。从交往的基本属性、交往的社会结构以及交往的范围分别可以把交往分为: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经济交往、政治交往和文化交往;地域交往和世界交往。马克思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出发,对在此基础上形成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的经济交往、政治交往以及文化交往中的主体异化、虚假意识、抽象道德以及强制性交往做出了深刻道德批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批判揭开了资本主义社会交往所谓自由、民主、平等的虚伪面纱,剖析了资本主义罪恶的根源,集中彰显了共产主义的伦理导向和道德目标,为人类的解放事业指明了正确道路。马克思提出了人类交往的三大历史形态理论,并通过分析生产力的变化以及交往形式、范围的变化展示了人类交往发展的一般历史过程。以交往为线索,人类社会历史形态的演进分别是“人的依赖关系”阶段、“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和“自由个性”阶段。马克思基于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原则,对基于不同社会形态下物质生产和交往方式而产生的伦理道德进行了深入研究。第一个阶段的交往是完全自发的,在这个阶段上,人受自然力的影响,不得不结合成团体与自然对抗,人是在狭窄的范围内活动和孤立的发展,人们之间的交往也是狭隘的,故而形成的交往伦理带有一定的依附性。而第二个阶段形成了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人的社会关系也不断丰富,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人们的交往活动不断扩展,所形成的伦理道德是完全物化、依附于资本的。第三个阶段中在马克思看来是人的自由个性基础上的全面发展的最高阶段,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朝着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不断展开的,因而所呈现的交往伦理是积极、自我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高伦理目标,是在现实社会生活的过程中逐渐实现的。从伦理的维度对马克思的交往理论进行理论研究集中彰显了马克思所追求的共产主义的主体维度和伦理旨趣。马克思的交往理论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交往、政治交往、文化交往的道德批判,展现了马克思独特的交往伦理观。这种观念的确立对经济伦理和政治伦理的研究提供了价值选择和道德目标。同时,在批判资本主义交往活动的过程中,马克思也指出了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制度的不合理性和非正义性,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制度伦理的评价标准。在人与自然的交往过程中,马克思提出“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让人与自然和解,这一理念的形成为生态伦理的研究提供了指导原则,即既符合人的目的性,又符合自然的规律性的伦理目标。人类交往向着普遍交往发展,世界联系成一个整体。在世界趋于一体化的过程中,人类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马克思的交往理论阐明了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为认识和把握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提供了理论视角.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是资本扩张在当代世界历史中最突出的体现。而用来度过危机的方式依旧是通过加强对国内、发展中国家和相对落后国家劳动人民的财富掠夺来实现的,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没有变、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没有变、资本主义社会追逐剩余价值的目的未变、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的趋势未变。即使现在资本主义国家造成的问题较以往来看更加复杂多样,但依旧改不了资本的扩张、侵略的本性,以及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世界范围内的对抗。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实现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平等、自由依旧是无产阶级劳动者最深切的祈盼。马克思交往理论的伦理蕴含为处理和解决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科学方法和思想指引。国际关系的要求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外交政策的核心,这一内容既道出了中国渴望和平发展思想,也摆明了中国建设美好世界的崇高理想。习近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提出的新型国际关系思想是马克思交往理论在中国的新发展,彰显了马克思交往理论的伦理诉求。

汝雅娟^[8]（2020）在《马克思与哈贝马斯交往理论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人类自古以来就以交往方式和交往活动作为存在方式,离开交往,人类不可能从事生产,也不可能把文明绵延至今。现代社会尤其如此。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的来临,人类日益结为命运共同体,交往普遍化成为世界趋势。然而目前矛盾冲突、地区争端、民族歧视、各种制裁等大量存在,因交往带来的问题困扰人类发展。克服交往的异化现象,寻求交往的合理性,促进国家、地区、人们之间的和谐共处,是世界各国普遍追求的目标。马克思和哈贝马斯都关注交往问题,都对交往的内涵、社会功能、异化现象、动力机制等问题做了哲学反思,但由于时代不同、历史条件不同、认识问题的立场和方法也不同,所以产生了不同的交往观,二者既有相似点也有重大分歧。本文将对马克思和哈贝马斯交往理论做比较研究,深化对马克思交往理论的认识,借鉴西方交往理论的合理思想,为更好地分析和审视当代全球化实践过程中出现的交往问题提供理论根据。本文除引言和结论外,从四个部分进行阐述。第一部分,阐述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形成过程和主要思想。根据历史逻辑,以史料和文献作支撑,系统梳理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形成脉络,对马克思交往理论有个总体上的说明。第二部分,论述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主要内容。从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形成背景、哲学基础、基本内容三个方面加以阐释。第三部分,对马克思交往理论与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的主要内容做比较研究。从概念、主体、动力、实现目标等四个层面进行比较分析,揭示它们的内在关联与主要分歧。第四部分,是对马克思与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的评析以及在现实社会实践中的启示。肯定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积极意义,剖析他的理论缺陷。坚持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基本立场和基本观点,不断丰富发展马克思交往理论。在现实层面主要围绕网络交往问题、文化冲突问题、国际争端问题阐述交往理论的实践启示。

陶倩倩^[9]（2020）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哲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法兰克福学派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众多流派中影响力最大的一个学派。1931年,霍克海默在题为《社会哲学的现状与社会研究所的任务》的就职演讲报告中,明确将社会哲学确定为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研究方向。在以往对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中主要有文化理论或者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等几种研究模式。我们不能否认,人们可以从不同角度来理解法兰克福学派,但是仔细梳理文献后会发现不同的解读模式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冲突与矛盾。我们必须面对理论上的难题:法兰克福学派作为一个学派,其内部是否具有一个内在的逻辑联系?他们之间在批判模式上有没有历史继承关系?如果没有这种内在的联系和继承关系,为什么他们还被看作是同一个学派?如果有,那么他们所共同传承的是什么?这个所传承的东西在法兰克福学派的几代学者之间是怎样传承和变革的?这是我们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现有的研究着作多将霍克海默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背景性人物,而本文则回归霍克海默就任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所长时所提的“建立一种社会哲学理论”的研究设想,采取一种“社会哲学”的研究范式对法兰克福学派进行系统性研究。本文的第二章对法兰克福学派社会哲学思想的理论渊源进行了细致的梳理。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渊源是多元的,他们受到不同时代不同哲学家们思想的启发,例如康德哲学的批判理性、黑格尔的辩证法、马克思对传统哲学的颠覆和批判以及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卢卡奇等人的影响。法兰克福学派是一个包罗万象、纷繁复杂的学派,其内部理论既有脉络可循又各有千秋。正如马尔库塞在谈到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特点时,他很赞同霍克海默的看法,认为它是“用交叉学科的方法探讨了当时重大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打破了学术分工,将社会学、心理学和哲学运用于认识和提出当时的各种社会问题”。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哲学思想既是一种哲学,又是一种社会理论,二者紧密融合。他们的社会哲学思想主要是分析社会现象,但是这些内容又渗透着许多哲学中的重要范畴。本文的第三章对法兰克福学派社会哲学思想的理论基础、根本问题和主要特点进行了研究。社会批判理论和异化理论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哲学思想的重要理论基础。与早期的社会批判理论不同,早期的社会批判理论算是一种价值批判理论,本质上是以“应该”这一价值悬设为理论基点。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受到马克思的“资本逻辑”批判思想的影响,他们对经济的研究不是单纯地描述社会经济现象以及内部关系,而是力求揭示人本身在经济关系的中的社会地位,从而为改变人们现有的生存状态指明出路。异化理论是法兰克福学派另一个重要理论基础,异化出现在现代社会的各个方面,法兰克福学派将异化主要表现领域划分为:科技异化、文化异化、交往异化、日常生活异化等。本文的第四章对法兰克福学派社会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进行了研究。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社会哲学的架构进行了最初探索,他们拒斥康德和黑格尔的传统古典哲学的“形而上学”。霍克海默认为“形而上学理论家通常对人类痛苦熟视无睹”,哲学研究要深入现实。在他们看来,社会哲学的最终目标不是仅仅针对个人,而是对共同成员的人的命运进行哲学阐释。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哲学思想在哲学层面,涉及认识论、本体论和价值论三个哲学基本领域。法兰克福学派最终确立了跨学科的总体性研究方法,并对实证主义进行了批判。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看来,实证主义强调高度的抽象性,它们把研究对象作为一种符号将其纳入一种逻辑语境中,但并未真正触及或解决实际存在的社会问题的根源本身。在传统认识论中,向来存在“实证化”和“人文化”两种不同的研究思路。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对社会的研究应该更注重其解释性与批判性。文章的第五章对法兰克福学派社会哲学思想的具体内容进行了分析,按照时间序列划分,具体分为三个部分,即早期对德国社会现状的分析、中期对美国社会现状的分析以及转型时期对美国交往社会的研究。不同时期社会本体在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上都呈现异质性。奥斯维辛事件让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认为这是对人类历史理性的巨大嘲讽,而这种弊端是由启蒙理性造成的。在这一部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启蒙理性进行了猛烈批判。二战后,随着美国社会的繁荣,法兰克福学派对美国“工业社会”进行了研究,展开了对科技理性、资本逻辑和文化困境的研究。不同于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对现代社会的猛烈批判,以及对未来社会的悲观设想,哈贝马斯提出“现代性未尽”的观点,开始实现交往理性范式的转向。文章的最后一章对法兰克福学派社会哲学思想的贡献与当代启示进行了分析。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经济社会形态和技术社会形态两种不同视角下的社会转型,即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法兰克福学派对社会主客体的现代性问题的分析,可以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思路。例如彰显科学技术的人文关怀、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以及坚持与完善政治协商制度等。回到刚开始的问题,究竟是什么贯穿了整个学派?即法兰克福学派秉承了马克思的价值立场,法兰克福学派社会哲学思想是对现存社会批判与超越的革命理论,它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的自由与解放。

杜海涛^[10]（2020）在《西方正义论的伦理精神形态》文中研究表明本文旨在研究“伦理”理念下的正义形态,及其之于西方正义论诸形态演进的关联线索。在黑格尔概念体系中,“伦理”被定义为个体与普遍物的统一。但当用伦理作为现代性诊断的工具时,黑格尔赋予它更为丰富的含义。伦理正义是指诸伦理实体中的正义实践要求,它既体现为伦理实体维持自身所需要的诸美德,也体现为个体与伦理实体中的伦常或美德统一的精神,前者是个人德性的正义,后者是伦理实体的正义。伦理正义既体现在家庭、社团等私人共同体领域,也体现为政治共同体中公民伦理认同的参与精神。在私人领域它对应的是包含着多元善观念的实践要求;在政治领域它体现为伦理精神与公共生活的统一,以完成社会伦理整合与制度系统的统一。以“伦理”看待西方正义论史诸形态,旨在考察在正义论的自我演进中,当正义与伦理对立会否产生一种时代自我诊断的精神自觉。因此,以“伦理正义”作为西方正义论诸形态的关联线索去考察便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正义论的传统形态包括希腊传统的德性正义形态与基督教传统的神学正义形态,传统正义论具有明显的“伦理性”与“本质主义”特点。希腊伦理世界的正义以个体德性与共同体本质的同一性为基本特质,柏拉图据此概括出“理性—灵魂和谐—个人正义”与“伦理精神—城邦正义—美德正义”两种正义范式,后者就体现出早期共同体社会伦理正义的一般形态。亚里士多德对政治正义和具体正义的德性主义建构,以及对政治与共同体至善同一性理解,也都保留着希腊世界的伦理正义气质。但在基督教神学世界中,世俗共同体不再是人的本质,人在超越层面上获得平等的身份。而在神圣关系中,个体通过信仰向上帝“称义”,“义人”的确认来自于一个外在本质,因而伦理正义又体现个体为回归本质实体的神学诸德性。就“现世”的伦理实体而言,教会和国家虽有不同的世俗正义形式,但它们的正义终极依据都来自于向上帝的称义。政教合一的异化促使正义论转向神圣与世俗相对独立的正义理解。而新教的神学个人主义此世化也为现代正义精神奠定了开端。古今正义论之别的辨证在于德性、城邦、上帝与财产、利益何者为根本善的问题。现代正义以契约论为开端,它一方面体现为个人权利的平等要求,一方面体现为政治体的合法性。契约主义虽然完成了对人的自由的论证,但它同时也将现代世界带进了一种原子化状态,自我利益与消极自由成为社会最高善理想。而且,就精神发展而言,启蒙把效用性当作人的本质,不可避免地导向时代伦理精神的失落。这为契约主义与黑格尔主义的当代分歧奠定了基础。但以契约主义为主的现代正义论在自由、权利取得的成就,为现代政治文明开辟了发展的根基。在当代分配正义以及正义与伦理的论证上,启蒙无疑都扮演着过渡作用。当代正义论的伦理形态可区分为自由主义政治正义、共同体主义多元正义、互主体的程序正义。当代正义论开端于对分配正义原则的进一步论证,自由主义分配正义的共同点是自由权利为分配基础,它总体上要求普遍正义优先于伦理生活。社群主义代表了时代精神的自我诊断与自觉,即纯粹将正义对立于良善生活,只会产生抽象的、个人主义的社会精神。由此,社群主义主张共同体、善较正义更具优先性。在自由主义者的回应中,罗尔斯和德沃金提出一种政治社会的“伦理共同体”,它要求个体认同自由主义政治正义原则的伦理价值,并愿意为其付出“德性努力”与“生活理想”。而一种偏社群主义的主张则认为社会伦理性体现在个人认真对待自己的幸福理想,也能在社会多元的共同事业中形成包含着不同价值内容的共同体。虽然两者在个人善与共同善统一的观点上不同,但就社会伦理正义精神而言,它们都是一种克服消极、包含精神与崇高的当代探索。交往理论下的程序正义形态与承认正义形态,是当代正义论的又一重要形态。哈贝马斯将正义、伦理、道德的规范合理性表现在互主体理想的话语环境中,正义体现为形式性、合法性、程序性,伦理认同的本真性也要遵循“伦理商谈”原则。在霍耐特看来,哈贝马斯互主体理论没有考量主体之间的情感和道德态度问题,他主张以主体间“承认”作为伦理生活与政治生活中的正义标准,“承认”作为一个规范标尺,具有爱、团结等互主体的规范要求,社会正义和伦理生活的正义性都将以此为诊断标准。由此,他在承认理论基础上提出了“作为社会分析的正义”等理念,在“横向”上重建了一种伦理性正义的标尺。一种“合伦理”的正义包含着基于伦理关系、具体生活的境遇性正义要求。伦理的理念提出是为诊断现代伦理学诸问题,它要求一种“处境式”的实践理念,这对于注重抽象正义和消极正义的现代正义理解是有针对作用的。正是基于此,伦理在正义论的自我演进中,以一种精神自觉的形式在正义诸形态中起到关联或辨证作用。

二、生产、语言与交往——马克思与哈贝马斯关于交往理论的历史关联与差异（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生产、语言与交往——马克思与哈贝马斯关于交往理论的历史关联与差异（论文提纲范文）

（1）法兰克福学派异化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当代阐释（论文提纲范文）

（3）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审美共同体问题研究 ——以当代批判理论为中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5）交往理性视域下师生关系的审视与构建（论文提纲范文）

（6）实践哲学视域下的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马克思交往理论的伦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马克思与哈贝马斯交往理论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哲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西方正义论的伦理精神形态（论文提纲范文）

四、生产、语言与交往——马克思与哈贝马斯关于交往理论的历史关联与差异（论文参考文献）

• [1]法兰克福学派异化理论研究[D]. 国吉. 吉林大学, 2021(01)
• [2]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当代阐释[D]. 骞真.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3]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路研究[D]. 孙颖.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4]审美共同体问题研究 ——以当代批判理论为中心的考察[D]. 漆飞. 兰州大学, 2021(09)
• [5]交往理性视域下师生关系的审视与构建[D]. 代斌. 曲阜师范大学, 2021(02)
• [6]实践哲学视域下的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思想研究[D]. 刘健. 黑龙江大学, 2021(09)
• [7]马克思交往理论的伦理研究[D]. 王贺. 河北大学, 2020(03)
• [8]马克思与哈贝马斯交往理论比较研究[D]. 汝雅娟. 中共吉林省委党校(吉林省行政学院), 2020(11)
• [9]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哲学思想研究[D]. 陶倩倩. 武汉理工大学, 2020(01)
• [10]西方正义论的伦理精神形态[D]. 杜海涛. 东南大学, 2020(01)

标签：哈贝马斯论文;  法兰克福学派论文;  现代性论文;  公共领域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