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台湾“同志”文本及其写作视角——《聂子》与《野人手记》解析

一、透视当代台湾“同志”文本及其写作——《孽子》、《荒人手记》析例（论文文献综述）

刘锦兰^[1]（2019）在《中国当代小说中的同性恋书写》文中研究表明同性恋书写作为一种特殊的写作一直存在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从五四女性作家将其作为一种反抗手段表达和实现对传统父权社会的背离到80年代作家群对同性情爱理想的自主书写,中国当代小说中的同性恋书写本质上实现了从被动言说到主动表达、从对伦理道德的反叛落实到现实生活的转变。同性情爱理想在从隐晦走向明朗的“生活化”过程中,陷入了两难困境:一是以“异性恋”为正统的情爱伦理并没有完全丧失对作为“异类”的同性话语的绝对压制;二是在走出外在的道德阴影之后,同性情爱理想本身受到了存在意义上的质疑和冲击。而在此基础上,作家文本中呈现出的情爱理想失落之后的孤独与痛苦本身就已经为其“异端”身份“正名”。本文的绪论部分对同性恋和同性恋书写的概念和内涵作了简要介绍,并扼要说明了本论文依据和意义,并对研究对象进行说明。在中国现当代的文学语境中,同性恋作为“异端”的情爱理想从隐晦走向明朗,逐渐实现了其身份的转变和确认。第一章主要分析女性作家在“女性主义”视野下对女同性恋的策略性书写,她们进行同性恋书写的主要目的是对“女性身份”进行确认和张扬。一方面女性“姐妹情谊”书写从五四时期一直贯穿到80年代的女性写作,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从时代话语的分支到个体主动表达的转变,但仍是将同性恋作为一种策略性书写,其目的在于确立女性身份。另一方面女性作家笔下的女同性恋者在心理上表现为强烈的自恋,在同性身上找寻自己的影子,所谓同性恋爱实质上不过是“一个人”的恋爱,而这也不可避免地导致文本在恋爱对象形象的塑造上,有明显的美化和理想化倾向,以缺失人物的真实性为代价,确立自我的性别形象。最后,尽管女性作家在同性恋文本中大胆进行情爱场景的书写,但缺乏实质性的恋爱关系下的情感互动与交流,人物间的关系更多呈现为一种母女或朋友的复合,以至于缺失了对同性间真正情欲的言说。第二章则分析部分作家站在人性的角度对处于社会“边缘”地位的同性恋群体进行的书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将“同性恋”与特殊时代背景和文化背景相结合,进行双重边缘书写,这就导致作家侧重于对人性的思考而缺失了真正同性“恋”的表达;二是从“科学、善良”的原则出发,对同性恋者做出客观描绘以期社会能够正视同性恋人群,体现出小说中同性恋书写的社会意义;三是作家满怀同情与悲悯对同性恋者的生活和精神状态进行描绘,流露出强烈的人文关怀。但这三种形式的书写都缺乏对同性恋者真正情欲的言说。第三章主要探讨同性恋作家在男权语境下对同性情欲的外向言说。首先,在长期以来的男权语境下,异性恋模式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同性恋和同性恋书写无疑是对主流恋爱婚姻中“男性统治女性”权力机制和恋爱模式的反叛。其次,由于情爱理想的失落事实,同性恋作家笔下的同性恋者的情欲表达仅局限为自我独白,而缺乏对真实恋爱关系的关注和表现。最后,由于社会伦理对“人”本身的角色要求和限定,同性恋者不可避免地遭受家庭和社会的放逐,但其内心仍然渴望得到群体的认同,以致在漂荡中一直找寻另一个可以归依的家园。结语肯定了同性恋书写对边缘情爱理想的发声,以及在此基础上对人性人情的重新发现与建构,并指出了拙作的不足,期望后之研究者能更加深入挖掘中国当代小说中的同性恋书写的价值和意义。

赖秀俞^[2]（2018）在《“背向未来”的写作 ——论朱天文小说中的焦虑意识》文中指出朱天文是台湾当代文学中颇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其作品在叙事和人物塑造上充满显着的焦虑意识。这跟她的文化记忆、文化理想与所受到的文学影响的独特性密切相关。朱西宁的家学引领、张爱玲的文学传承、胡兰成的理论点拨这三条线索和时代背景的互动促成了朱天文其焦虑意识的发生。这种焦虑意识投射在其后期小说“世纪末”三部曲中依次演绎为“世纪末”前后的生命焦虑、身份焦虑与时间焦虑,投射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形成“老灵魂”、“荒人”与“巫”三种人物形象,反映出朱天文“反现代”的时间观念。为了对抗焦虑,在叙事策略上,朱天文以改变叙事时序和延缓叙事速度这两条路径完成对叙事时间的干预,同时在文本中展开对美学乌托邦的建构,由此缓解焦虑。朱天文对焦虑意识的发掘与书写对其创作和时代有深厚的现实和美学意义。一方面,朱天文小说对焦虑意识的发掘体现了其对社会、时代深厚的批判意识,折射出其对台湾现代化进程的关注与反思;另一方面,在台湾文学脉络中,朱天文小说对焦虑意识的书写融合了张爱玲与胡兰成的抒情美学,体现出一种以“背向未来,返身过去”为特征的抒情面向。

王丹丹^[3]（2018）在《台湾现代主义小说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台湾现代主义小说是台湾文学史上最为浓墨重彩的篇章。它的发展历程时盛时衰、时显时隐,曲折坎坷却不绝如缕。它的作家队伍整齐庞大,不同世代、不同族群、不同性别的作家都积极投身于现代主义的书写之中。它的作品技艺精湛,小说文本所展示出来的繁复技巧、审美原则、语言锤炼,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和阐释意义,产生许多经典之作。它的影响广泛深远,既带来了台湾文学创作的革命性变革,又遭遇了聚讼纷纭、莫衷一是的争议和评价。本文就聚焦这一纷繁复杂的台湾现代主义小说叙事景观,对其进行整体性、系统性地剖析论述。本文共分绪论、正文（六章）、结语三大部分,主要研究内容如下:绪论部分介绍了台湾现代主义小说的研究现状,在此基础上阐发本论文的研究价值与意义。第一章探讨台湾现代主义小说的生成背景。现代主义美学在台湾的传播有其复杂的历史源流。本章从台湾具体时空背景和作家主体精神出发,探究台湾现代主义发生的多重历史因素,诠释台湾现代主义文学在地化的生成品质。第二章梳理台湾现代主义小说的创作流变。勾勒台湾现代主义小说所历经的发展图式。在现代主义嬗变的脉络梳理中窥见不同世代、不同群族或同一作家前后关于现代主义小说创作的承嬗离合。第三章解析台湾现代主义小说作家的主体精神。台湾知识分子孤绝、脆弱与边缘性的精神处境深刻地体现在小说的创作肌理之中。氤氲在字里行间的是浓重的荒原气息,跋涉在荒野之中的是一个个孤独的灵魂,这些孤立于世的生命个体在上下求索中体味着孤寂的滋味,寻找着生命的价值与意义。现代主义作家们呈现出孤独的生命精神形态,抒发着悲情的生命情感话语。第四章阐述台湾现代主义小说的存在书写意蕴。结合历史语境与文本解读,从个体、原乡两个层面切入,细致挖掘蕴含于现代主义小说文本之中的作家们对人的生命意识、生存意义的思考以及对精神原乡的终极追寻与关怀。第五章分析台湾现代主义小说的叙事艺术。现代主义文学对语言和形式持有着高度的自觉和敏感。本章深入探析台湾现代主义小说对语言文字与艺术形式的转化与建构。透过作家个性化的文体追求感受台湾知识分子的文化境遇和对于个体存在的反思。第六章归纳台湾现代主义小说的文史学意义。在宏观视域下对台湾现代主义小说的文史学价值做出评释。在艺术情思表现上,台湾现代主义小说树立了新的美学范式、深化了对人的存在意义的哲理思考。在文学传播影响上,台湾现代主义小说不仅是台湾文学史中不可或缺的华丽篇章,而且是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整体建构中的重要一支。并且台湾现代主义文学之风促进并推动了海外华文文学的发展,成就了海外华文文学中的现代主义书写。结语总结了台湾现代主义小说的在地化风貌以及对未尽研究的展望。

邓星雨^[4]（2017）在《80年代以来中国同性恋小说的伦理叙事》文中认为同性恋在古今中外的社会文化形态下都普遍存在。中国文学史中自古就有涉及同性恋题材的文学作品,现代文学中也有不少作品涉及同性恋。到了当代特别是80年代以后,描写同性恋的文学作品越来越多,技巧也越来越成熟。本论文以中国80年代以来经典的同性恋小说作为研究范围,以伦理叙事作为切入点进行研究,力求通过对这一时期同性恋小说中伦理叙事的归纳总结与反思批判,达到对同性恋小说更深入的思考。本论文分为绪论、正文、结语三大部分。绪论部分一方面是陈述研究现状与选题意义,另一方面是同性恋文学的历史梳理与论文涉及的相关概念的界定。正文部分将同性恋小说中的伦理叙事分为个人情爱、家庭关系、社会环境三方面进行阐述,并研究这些伦理叙事模式中蕴含的叙事目的、道德立场以及伦理诉求。结语部分是对同性恋小说伦理叙事的总结与展望。正文部分分为四章。第一章从同性恋小说中的情爱伦理叙事入手,深入挖掘同性恋的情欲与伦理道德的矛盾冲突,分析在传统社会“性倒错”的标签之下的同性恋对自身情欲的压抑、挣扎与认同,以及同性恋者对传统情爱伦理秩序的顺从、疑惑与反叛。第二章叙述了同性恋小说中同性恋子女与家长之间亲情伦理的变异,探讨同性恋子女幼时所受的家庭影响、子女成长中与父母的矛盾以及两代人为恢复亲情伦理秩序所做的尝试与努力。第三章站在社会的视角,分析同性恋小说中社会对待同性恋群体的伦理态度、同性恋自身的社会伦理定位以及同性恋者对新的社会伦理秩序的努力构建。第四章对这些同性恋小说伦理叙事背后的诉求和其社会意义进行了探究。同性恋小说中对于同性恋者与自身情欲、家庭、社会的伦理关系的叙写与探索,不仅代表同性恋群体向世界发声、反叛传统的异性恋霸权主义,更是为建设未来性与性别平等多元的社会勇敢探路。

邵敏^[5]（2014）在《都市文化视野下的朱天文小说研究》文中指出朱天文,一九五六年出生于文学世家,毕业于台湾淡江大学英文系,十六岁发表第一篇小说,并由此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至今,她已是台湾着名的作家和编剧。在四十多年的文学创作生涯中,缘于对于台湾社会转型、时代变迁的敏感,朱天文的作品与台湾的社会文化和文学思潮的演变有着密切的感应,极具时代性的“眷村”和台北都市成为她创作版图上两个轮廓鲜明的审美空间。朱天文用文字记录了台湾一个时代的变迁,并以卓越的艺术成就蜚声华语文坛。朱天文的作品涉及的题材和内容十分丰富,从眷村文学到“台北书写”,朱天文的创作技巧逐渐进入成熟阶段,在这些作品中,眷村和台北都市成为朱天文直接或间接书写的对象。本文的研究着重以朱天文的眷村小说和台北书写为主要的文本分析对象,并将她这一时期的作品放置于都市文化的视野之下,探究都市多元文化语境下,朱天文小说所展现的独特都市景观和文学视野。本文引言部分详细介绍了朱天文的创作概况,通过追寻其创作足迹,将其创作划分为三个阶段。论文主体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着重阐述都市文化的两大基本形式即都市景观与都市文学,进而在都市文化的视阈下,分析中国现当代都市文学的阶段性特征,并概括台湾都市文学的发展现状。第二章着眼于朱天文的眷村文学展现出的文化记忆和台北书写塑造的台北都市空间,眷村是朱天文书写不完的个人生活经验,台北既是异化的都市空间也是当代人无法摆脱的生存场域,二者的交叉叙述是个体生命记忆与城市命运的交融。第三章重点梳理朱天文对都市中人与物的发现,借此捕捉当下都市人与都市时空环境的关系,揭示现代都市人的生存状态与生存焦虑。第四章试图通过解析朱天文台北书写所呈现的都市元素,探究都市空间对朱天文小说创作的影响,思索都市如何改变人们的生存经验、生活方式乃至审美取向,论述都市元素对朱天文审美取向的影响,进而把握朱天文的创作姿态。

赖彩慧^[6]（2014）在《与边缘亚文化的对话 ——大陆与台湾文学的“同性恋”叙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同性恋作为一种社会亚文化现象,近年来在社会上得到不同层面的关注。从文学的视阈来看,同性恋叙事可以说是文学叙事的一种具有特殊意味的叙事现象。在当代中国大陆与台湾文学中,也是一道特殊的叙事景观。从叙事的内涵上来看,同性恋叙事包含着人们对性爱、情欲、道德和人性的不同认识,从而形成当代文学中的一个独特叙事领域。尽管它经历了不同时代的发展和演变,但在不同的地域背景、不同历史时期的作家笔下,也会形成不同的叙事艺术形态。不同时期的同性恋叙事,既鲜明而又隐晦的主题,也会产生出别样的艺术审美效果。同性恋叙事是一种边缘文化（准确地说应是一种边缘性的亚文化）与主流文化交流对话的平台,真正的目的是为了在父权制社会中,展示同性恋群体生存困境,表达自己的心理诉求,凸显人的自主意识。本文就是将大陆和台湾文学中的同性恋叙事,视为一种亚文化进行研究,并通过文学文本的叙事阐释,运用文化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多维视角,借鉴具有综合性、前沿性和时代性的相关理论,来对大陆和台湾文学的同性恋叙事,进行系统、全面和深入的探讨,探讨其文学叙事的流变、伦理、模式和风格,并结合不同的“同性恋”叙事文本及作家的创作理念,探讨蕴含其中的思想和艺术内涵和意蕴。本文将主要涉及文学的“同性恋”叙事研究,其中也包括同性恋情欲与社会正常伦理的悖论、同性恋取向与性别身份认同的问题,以及同性恋个体在社会生活中的差异性等相关的文学叙事价值与意义的内涵研究,旨在探讨蕴含其中的复杂关系中,通过文学的“同性恋”叙事,透视同性恋者不同的生活环境、文化教养、心理特征等及其所存在的差异性,在结合人性与社会道德进行深入探讨中,借以发现人性与道德之间的矛盾关系,进而探析人性作为主流社会文化与作为边缘亚文化的同性恋生存的可行性,发掘出同性恋的多元化世界及存在模式和其意义的建构。

肖奇^[7]（2013）在《1949年后台湾外省籍作家小说中的“台北人”研究》文中指出1949年以后,因台湾特殊历史政治状况而产生的外省籍作家“台北人”书写,在台湾战后50余年的文学史上,不仅仅是一种独特的现象,还形成了一道前仆后继的脉络。“台北人”形象的刻画和阐释均反映了作家自身的精神诉求,并使得相关主题繁复且富于变化。相关作品除了一贯的对两岸家国认同的辩证表达、外省族群在城市背景下的互动的呈现之外,还相当程度地反映作者成长和所处时代的不同的文化风景。本研究选取以能反映台北时代感及台北人精神深度的作品为考察对象,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探究从五六十年代的白先勇到如今活跃文坛的第二、三代外省籍小说家笔下“台北人”文本所呈现出的文学张力和审美价值。本论文章节设置如下：导言部分先对“外省籍作家”“台北”“台北人”概念进行界定及范围确定。第一节主要论述外省和外省籍作家的概念和他们相关的主要创作；第二节对台北城市书写以及都市孕育下的“台北人”进行文化地理学层面的阐释。正文第一章主要梳理1949年后外省小说家笔下“台北人,,书写的脉络,以时间段划分为三个小节,第一节主要梳理五六十年代以白先勇、李渝等等为代表的“台北人”原型的塑造,文本中主人公凝望“身、家、国”的众生相, 带有浓郁的思乡怀旧气息；第二节主要梳理朱天心、朱天文等作家受70年代乡土文学论战影响后对“台北人’,形象创作改变,新乡土意识的建立,从“乡园”到“心园”,注重人物自我的刻画；第三节主要梳理80年代以后,以张大春、骆以军为代表的作家笔下的“台北人,,呈现了一种“返乡”情结,作品中的人物从台北想象中国,对“漂不尽的天涯”的寻找和感慨。第二章主要运用文本细读和相关心理分析学角度对“台北人”原型进行解析。将作家笔下“台北人”分为了三类,继而形成三个小节：第一节主要分析“新旧”时空孤独者的失意与落寞,从大陆迁徙的外省人们今非昔比,壮志未酬的感慨；第二节主要分析“灵肉”博弈中的纠结者,挣扎着的生活,身体出卖与内心自尊的矛盾张力；第三节主要分析“虚实”都市中的漫游者,从中分析出一些人物的共性与个性,如：都市幻象的营造与破坏、主人公的自我拯救等。第三章主要探讨“台北人”形象背后的文化表征。从台北人的“原乡”想象、孤儿意识、新“台北人”精神境遇三个角度进行剖析和深化。首先,对他们的大陆情结和大陆意识进行解析,从文本中分析出作家笔下的“台北人”是怎样回溯那段历史的,台湾作家因历史的变故,人生的曲折而满怀悲情,在作品中也不自觉地回应了忧时伤国的传统。接着引出“孤儿寻找母亲,孤臣寻找祖国”边缘意识的显现。再次,联系当下新台北人的矛盾与挣扎,解析新一代外省人关于身份认同的焦灼心态。漂泊者的后代,对于父辈们身份认同的执着追寻已经发生变化,在寻求对个体身份认同思考的同时,更关注于群体政治身份的归属。第四章是在前三章文本以及“台北人”的形象分析的基础上,探寻与分析作家的创作心理和文学审美价值。通过对作家创作心理的剖析,对边缘流亡形态的书写,对外省“台北人”族群的审视,总结出他们多重的身份认同、家国记忆和无法割舍的中华文化情结,继而发掘出属于这类小说独特的审美内涵。

蒋一之^[8]（2012）在《朱天文研究在大陆:1995～2012》文中研究指明女作家朱天文是台湾近年来最重要的作家、编剧之一。大陆对朱天文的小说研究开始于1990年代,至今已在女性主义、同性恋主题、《巫言》研究、张派小说传承、眷村主题等方面取得了不少成就。反思十几年来的研究状况,可以看到,大陆接受、认可朱天文的过程逐渐与台湾同步,同时在研究思路和视野、研究水准、研究空白等方面也有一些不足。

郑冬英^[9]（2011）在《《孽子》的死亡叙事修辞》文中研究表明《孽子》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以同性恋为题材的小说。本文以死亡叙事修辞为切入点,运用修辞学的相关理论,分析小说中的死亡叙事结构设置等修辞手法,尤其是“父”和“子”这两类死亡意象的象征意义和作者的修辞意图。并通过原型理论探究白先勇的创作意识以及移情作用对读者在死亡审美方面的影响。最后探讨《孽子》小说与电视剧在死亡修辞方面的差异。

康凤丽^[10]（2011）在《《巫言》的叙述丛林》文中研究说明《巫言》是台湾作家朱天文近年来写的一部重要小说。这部作品是她三十多年文学创作历程上的一次新变,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她多年的写作经验在不断消化和更新之后酝酿出来的一部集大成之作。朱天文说,《巫言》写的是现代性。这部历时八年的作品一方面展现了小说文本的实验性：离题结构、博物式写法和通篇概述等,另一方面是技艺上的新成就：幽默和电影感。本文认为,《巫言》通过不断分杈的叙述丛林,从四个方面：视角,结构,语言,电影手法建立了新的形式美学,同时,形式上的新变也参与建构了小说对现代性的表达。论文共分四章：第一章“叙述姿态”,分析小说中主要使用的叙述方式——概述,为避免概述的专制和单一,叙述者通过叙述人称变换,取消对话的引号,间接和直接内心独白等方式不断变换人称视角,达到声音上的丰富和平等。第二章“叙述结构”,探讨《巫言》的离题叙述结构,离题的叙述方式通过超越时空获得某种表达的自由时,还存在着它本身的劣势,作者通过叙述腔调、博物、和写出物的“实然”等方式获得结构上的和谐平衡的效果。第三章“叙述的语言”,这本小说中语言上新的变化和新成就：幽默和节奏。幽默由两个方面构成：漫画式速描和比喻。小说的电影感之一也来源于漫画式速描。节奏是通过利用标点符号的非常规使用营造氛围,赋予语言的音乐美。第四章“文学叙述和电影”,本章从意识流与蒙太奇两者在技巧上的相通之处,和小说中对电影视觉思维的化用来分析小说家朱天文活用电影资源,丰富和拓展小说的叙述技巧。

二、透视当代台湾“同志”文本及其写作——《孽子》、《荒人手记》析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透视当代台湾“同志”文本及其写作——《孽子》、《荒人手记》析例（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当代小说中的同性恋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2）“背向未来”的写作 ——论朱天文小说中的焦虑意识（论文提纲范文）

（3）台湾现代主义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80年代以来中国同性恋小说的伦理叙事（论文提纲范文）

（5）都市文化视野下的朱天文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与边缘亚文化的对话 ——大陆与台湾文学的“同性恋”叙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1949年后台湾外省籍作家小说中的“台北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朱天文研究在大陆:1995～2012（论文提纲范文）

（9）《孽子》的死亡叙事修辞（论文提纲范文）

（10）《巫言》的叙述丛林（论文提纲范文）

四、透视当代台湾“同志”文本及其写作——《孽子》、《荒人手记》析例（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当代小说中的同性恋书写[D]. 刘锦兰. 湖南师范大学, 2019(01)
• [2]“背向未来”的写作 ——论朱天文小说中的焦虑意识[D]. 赖秀俞. 暨南大学, 2018(01)
• [3]台湾现代主义小说研究[D]. 王丹丹. 山东师范大学, 2018(11)
• [4]80年代以来中国同性恋小说的伦理叙事[D]. 邓星雨. 西南大学, 2017(02)
• [5]都市文化视野下的朱天文小说研究[D]. 邵敏. 安徽大学, 2014(08)
• [6]与边缘亚文化的对话 ——大陆与台湾文学的“同性恋”叙事研究[D]. 赖彩慧. 浙江大学, 2014(01)
• [7]1949年后台湾外省籍作家小说中的“台北人”研究[D]. 肖奇. 南京大学, 2013(08)
• [8]朱天文研究在大陆:1995～2012[J]. 蒋一之. 华文文学, 2012(05)
• [9]《孽子》的死亡叙事修辞[D]. 郑冬英. 福建师范大学, 2011(05)
• [10]《巫言》的叙述丛林[D]. 康凤丽. 中央民族大学, 20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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