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女性的精雕与人性的扭曲——从两部史诗论到中国封建文人的女性审美心态（论文文献综述）
杜玉洁[1]（2021）在《“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千禧一代”是指1982年至2000年出生的一代人,他们出生于20世纪时未成年,在跨入21世纪以后达到成年年龄,与文学代际中的“80后”、“90后”几乎重合。“千禧一代”作家群是中国新世纪以来出现的重要创作群体,自新概念作文大赛开始,“千禧一代”以前所未有的表达方式和极具先锋性的文学审美范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中不可忽视的文学现象。恰逢新千年中国社会进入经济发展的高速期,社会文化的巨变、全球化视野下的文化交融以及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学的发展革新。“千禧一代”女作家在小说创作方面进行了突破与尝试,在短短二十余年的创作历程中,取得了颇为丰厚的成果。“千禧一代”女作家的小说创作涵盖了青春文学、纯文学、网络文学等多种创作类型,小说创作主题也涉及校园恋情、都市婚恋、城乡对立、家族变迁、言情穿越、科幻未来等。“千禧一代”女作家的小说写作已经从单一的成长视角转向多元丰富的创作视野,无论是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对新媒介网络写作的创新还是对女性文学的发展,都逐渐趋于成熟。本论文以“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的时代背景入手,分析该群体的创作特质和创作类型,通过对具体作家作品的文本细读展开主题研究,挖掘“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中所体现出的文化立场和人文关怀,探寻作品中的美学意识和文学性,纵观“千禧一代”女作家在媒介性别视域下的女性主义立场,发现“千禧一代”女作家在创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展望“千禧一代”女作家未来的创作发展方向。“千禧一代”女作家文学景观的生成与其所处时代密切关联,在消费主义甚嚣尘上的当下,文学与资本联姻,写作市场的红利催熟了一代青年作家,“千禧一代”女作家在开放的社会语境和多元的文化视域中有了更多自我言说的机会。她们在享受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相似的时代症候,和平年代的历史感的缺失和不可言说的生存困境成为这一代人的精神之殇。在21世纪的前二十年中,“千禧一代”女作家走过了被质疑被批判到被认可被接受的发展历程,由青春文学过渡到纯文学、畅销文学和网络文学,“千禧一代”的创作一直努力从边缘走向中心。“千禧一代”女作家最开始受到关注是从“青春文学”开始,在这一时期,“千禧一代”女作家的创作尚处在萌芽阶段,创作内容主要是青春期个性的表达,青年亚文化、“玉女”写作以及校园写作是这一时期的创作关键词。随着“千禧一代”女作家的成长成熟,她们的创作由个体转向社会,从城乡世界、婚恋生活、家族变迁窥探时代脉搏下的中国社会现状,“千禧一代”女作家的纯文学写作也逐渐得到权威学界的认可。在网络文学和类型写作风靡的21世纪,“千禧一代”女作家在“女性向”网络文学写作中取得了不菲的成绩,网络文学的IP热潮也为网络言情小说提供了新的写作思路和发展方向。“千禧一代”女作家的小说创作体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文学审美范式。其作品中的语言修辞,包括流行语言的运用、网络语言表达策略和语言形式的建构展现出了鲜明的时代特质。“千禧一代”女作家对跨媒体叙事中的叙事时间、叙事空间、叙事结构、叙事视角等叙事手法的运用也适应了大众娱乐的审美追求。“千禧一代”女作家所运用的新的文学创作方式和在新媒体时代形成的独特文学经验使文学写作更注重读者与作者的交互性,这种新的文学表现模式催生了新的文学创作方向,在尊重传统文学创作的同时,文学作品也成为作者与读者共同的成果。“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中的文化场域建构也反映出时代与历史的镜像,从这一代作家自身的成长来看,“千禧一代”女性作为新时代独立女性与青年知识分子,并非缺乏历史感,而是在时代喧嚣中成为了旁观者和多余人。她们作品中体现出的文化现象,包括代际冲突、生态环境、家庭伦理、职场生存等成为现代人普遍关注的社会文化问题。作为最年轻的女性创作群体,“千禧一代”女作家从女性主义立场出发,在创作中体现出鲜明的女性意识。“千禧一代”女作家通过身体写作、两性叙事以及女性命运探析,在创作中不自觉表露出的女性立场,现代社会让女性拥有了更多身份,女性在以男性为中心的话语中被遮蔽、被命名,她们的生存境遇被青年女作家所关注。“千禧一代”女作家试图通过网络书写打破女性作为客体和他者的窘境,其作品中体现出的女性意识、女性的欲望表达、主体意识、生命意识在新的历史时期有了不同的表达。在现代技术发展的当下,女性的生存空间已不再单纯来自男性的挤压,而是受到社会发展、技术变革、环境变化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在现代人类生存的诸多挑战面前,“千禧一代”女作家的创作视野更为开阔,具有超性别的勇气和格局,能够关注到性别之外的人类共同的生存境遇。
李岩[2]（2020）在《东亚新电影中的性别政治研究（1987-2020）》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87年以来,东亚社会在政治、文化、经济、技术等方面都经历了剧烈的转型,社会生存环境的变化必然带来新的创作形式和认同体验,进而使电影创作中的性别观念、性别形象、性别关系等方面都发生了关键的文化政治的转向。本文紧抓性别政治研究的三大脉络,即男性、女性和性少数,在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中,考察各阶段东亚新电影中的性别政治生产以及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本文受到文化研究、演化心理学、后人类和赛博女性主义等理论的启发,并综合借鉴性别文化研究如男性研究、女性主义、酷儿理论、性别身份、性别表演等最新成果,对东亚新电影中的性别政治中的性别气质、性别心理、性别隐喻、性别关系等方面进行研究。从认识论层面,性别政治不应简单地被视为一种女性主义运动的文化建构,而是以种族、阶级、地域、年龄等多元文化分析范畴共同形成的、交织性的多元文化视角,这使性别成为一种主体性身份建构的力量。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和生物工程技术的发展,也同时在解构和颠覆传统观念对性别乃至人本身之概念的理解,由后人类理论而发展出对传统性别政治观念的挑战。因此,本文在对东亚新电影中的性别政治现象进行梳理和研究时,将把性别政治现象作为一种生物本能与文化行为的综合性产物,并结合影视文化研究和文本分析,对东亚新电影相关视听表征进行解码。本文主要分为六部分:绪论部分阐述本文选题依据与背景,概括国内外研究进展,并在分析目前研究存在的问题和不足的基础上,确定本文研究切入点;第一章通过对人本主义起源和发展的分析,厘清人类社会身份政治内生性矛盾的发生原理;并以赛博女性主义和后人类理论为基础,为性别政治问题的终结提出一定的解决方案,并对后冷战以来,东亚社会中,政治、经济和电影政策历史转型背景和后浪潮下与性别政治相关的东亚新电影作品进行梳理,归纳出东亚新电影的大致格局。第二章以东亚新电影中的父权的主体性危机及其权力结构的消解,对其从弑父到无父的历史沿革进行梳理,探索男性主体形象建构和变迁以及主体性危机的原因,阐释传统父权叙事的危机和父权关系转化的原理;再从从寻父到崇父,讨论新父权结构再确立的路径。从传统秩序的解体及其话语转向,探索东亚男性权力主体的建构方式,以及男权衰落和男性形象的弱化转型的发生机制。第三章从全球化和后殖民语境下的女性电影中的权力置换进行分析,阐释被客体化的和被物化的女性形象,分析东亚和女性双重他者视域下的女性主体叙事;并通过换装与换体电影中的主体身份置换建构,分析历史转折中的家庭关系从诞生到崩解过程;并以女性作为导演的电影生产与主妇权力战场下的突围相结合,分析东亚新电影中女性受难、荡妇羞辱和女性复仇的镜语表达,突出女性权力话语转换下对主体观视结构的挑战和否定。第四章从政治正确的话语建构范式出发,以“去他者化”的性别语境,回应性少数题材东亚新电影的诞生与崛起的历史原因。并从生物学角度,区分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差异,建构起性少数平权的理论基础;同时,通过对相关社会环境与具体文本的分析,探索“LGBTQIA+”群体中真性少数的平权;由社会审美的性少数转向,探索百合、耽美等伪性少数的禁忌趣味,并以其禁忌文本的消解与建构模型,探索性少数文化群体符号学游击战的运行机制,最后,从文本出发,探索不同性别、性向与性认同主体间欲望的共通之处。结论部分分别从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层面对本文进行总结,提炼研究创新点,指出性别政治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
张栋[3]（2020）在《新时期以来小说神话叙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小说神话叙事,指作家借用神话的思维观念或叙述话语特征进行故事讲述的独特叙事形式。在小说神话叙事中,神话原型、神话结构、神话主题、神话模式等神话元素都被纳入到小说的情节设置与组织结构之中,且往往形成日常生活理性与神话逻辑的并置。“故事”与“话语”的融合,是小说神话叙事的重要特征,作家们以打破现实与虚构之间隔的话语方式,使其营造的故事不再是对现实世界的简单描摹,而是打破了客观现实与人类主观体验的界限,从而再造了一个糅合着人类神话想象与感性经验的审美世界。在神话思维的影响下,作家们在小说叙事主题的选择上更倾向于把某些具有典型意义的神话母题作为表现的中心,而且神话式情节也往往构成叙事的主要元素,并成为探索人类精神世界的核心中介。另外,对主要人物的神性塑造、对神话时空观的叙事借鉴等等,使小说神话叙事被赋予了独特的叙事外观,且产生了一定的叙事价值与审美价值。本文以叙事理论与小说创作实践相结合、叙事现象的整体纵览与叙事的个案分析相结合的论述逻辑,可大致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从理论层面说明小说神话叙事的概念与理论形态,在对新时期以来小说创作的历史概览中,也能发现作家们在不同历史阶段对神话叙事要素的创造性发挥,这是神话叙事传统在当下延续的证明;第二部分是新时期以来小说创作的个案分析,本文结合当代文学的创作语境与作家不同的创作个性,充分阐释小说神话叙事在主题表达、内容更新、形式拓展等方面的特征;第三部分是总结部分,点明小说神话叙事作为一种独特的叙事手法与一般叙事的区别,以及其对于当下批评方法更新与批评范式转换的深刻启示。基于以上论述,本文主要形成了几种主要结论:第一,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作家对小说神话叙事的独特运用,是历史与现实因素协同作用的结果。历史地来看,神话是叙事文学的源头,先秦时期庄子的寓言化书写与屈原的《离骚》提供了神话叙事表现的初期形式,经过魏晋南北朝时的志怪小说、唐朝传奇,乃至明清的古典小说、以鲁迅《故事新编》为代表的现代小说神话叙事,中国的小说创作在故事的完整性、情节的戏剧性、叙事的系统性层面,与神话实现了更具深度的契合,因此神话叙事的诸多特质都能够完整地映现在小说创作中。从现实来看,在新时期以来的社会语境中,当代作家试图寻找到一种能够超越社会历史阈限与时空制约的新型表达方式,而神话作为一种能够反映人类行为永恒模式与世界本质性规律的话语,因此可作为当代作家现代理念表达的重要凭借。小说神话叙事不仅有独立的理论形态,而且能够适应不同语境中作家的表达需要,因此是一种具有可行性与灵活性的叙事方法。第二,贾平凹、张炜、莫言、韩少功等四位作家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神话主题表达。贾平凹的《秦腔》《山本》等创作,以秦岭为叙事对象,着重发掘其中的神话意象;张炜则以《古船》《九月寓言》等开启了对于胶东大地的自然神话发现,并借此表现其对工业社会中自然命运的观照与人文思考;莫言对高密地区神话资源的发掘,则通过《红高粱家族》《生死疲劳》等小说呈现出来,具有现代意味的英雄书写与东方美学塑造,成为其创作的重要特征;韩少功则在《爸爸爸》《马桥词典》中着重探索南方神话中的神秘气质,他既借此还原自己的知青记忆,同时亦展开对人类社会中语言神话、集体神话等多种神话类型的理性思考。几位经典作家的神话叙事阐释,为小说神话叙事作为一种叙事方法的充分性、科学性、灵活性做了注解,同时也为其他作家的神话叙事提供了借鉴。第三,小说神话叙事的内容呈现与形式创新,是该叙事方法能够得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在内容的表现方面,当代作家选择将叙事在历史、现实、未来等多重维度展开:迟子建、范稳等选择从历史的视角观照少数民族地区的神话嬗变;阿城、李杭育等寻根作家对中国边地的文化寻根开拓了神话叙事表现的现实情境;刘慈欣、王晋康等作家则开辟了神话叙事的未来书写形式,神话与科幻实现了精神与叙事层面的衔接,上述创作推动了人类的精神与心灵向一种自然、纯粹境界的回归。小说神话叙事的方法创新,则是通过对神话内蕴的思维方式的艺术再现,帮助读者从观念更新的层面重新认识神话。在这一方面,鲁敏、赵本夫等作家通过《奔月》《天漏邑》等创作对神话之象征、隐喻特质加以运用,以苏童、叶兆言等为代表的作家以原型重构的方式重新讲述传统神话,以及朱大可、王小波等作家通过《长生弈》、“时代三部曲”等创作实现神话作为知识分子思考中介的功能,皆突出了神话内涵多元、表现方式多样等多重特征。本文探究小说神话叙事的理论与创作实践问题,是试图描摹具有中国特色的神话叙事话语体系的一个部分,并以此为原点深入到更为系统的神话叙事批评话语构建之中。中国语境中的小说神话叙事,可总结出其作为启蒙的推动力、作为经验解构与建构的力量,以及作为时代价值言说主体的多重内涵,而这正是一种叙事话语能够与其他话语实现交流的重要前提。这是小说神话叙事话语探究的最终目标,它不仅能够推动叙事文学批评范式的转换,而且能够导向与人类经验相关的共同体话语建构。
刘婧婧[4]（2019）在《新世纪女性小说的超性别写作研究》文中指出在新世纪,后现代主义文化语境无处不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导致的全球化无孔不入,商业与消费文化霸权垄断了人们的思维与生活方式,西方的女性文学与女性主义也进入到一个蛰伏期,这些因素都导致处于新世纪的大陆女性文学特别是女性小说创作也在潜移默化地发生着变化。在全球化的视野与背景之下,便可看到这种转变的可能甚至是必然。这种性别意识上的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小说创作的转变可以将其称之为“超性别写作”。“超性别写作”就是基于普遍的女性性别意识同时又能超越于这种性别意识的女性写作。“超性别写作”使众多的女作家不再拘囿于对男权的反抗与斗争以及寻找女性自我历史的一个面向的世界,女作家的创作开始从一元到多元,从自我到社会,从向内到向外。在尚未能改变现存社会性别秩序的前提下,这成为女性写作的重要策略与可能途径。新世纪超性别写作中的历史叙事以长篇居多,是女性小说写作自我深入发展的必然。面对历史怀抱对历史的敬畏之心,审慎地选择自己的叙事话语,并始终保持对历史的清醒态度与怀疑精神,新世纪女性话语的历史叙述逐步靠近女性存在的真相,获得了对女性历史的多种解读与阐释。这主要包括三个面向的内容:家族历史叙事、个人成长叙事与后革命历史叙事。家族叙事的女性小说不再拘囿于对女性家族历史的单向叙事,而呈现出对更加广阔的社会历史与人生的全面解读,比如对于战争背景下乡土传统文化的发扬光大,对于历史起源中的民间器物的追溯与描写,对于边地少数民族隐秘生活的再现等。个人成长叙事依然延续了1990年代女性个人成长小说的写作轨迹,但对于历史中女性成长的描写更多呈现为僭越男性历史而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女性自我主体的确认以及自我身份的认同。后革命历史叙事表达了新世纪女性作家对于20世纪战争以及政治历史的全新解读,尽管女性依然是历史叙述的主要视角,但作品所关注与辐射的历史维度加大,显示出对以男性为主的社会政治历史的还原与辨析。新世纪超性别写作的乡土叙事在农村不断被城市化与城镇化的现实境况之中获得了言说变动中的乡村情境与农民生活的权利与机遇。由于乡土在不同的地域与不同的作家视野中呈现出很大的差异性与多面性,将其分为四个部分进行阐释:口述实录体、打工生涯、寄居生活以及当代乡村史诗。口述实录体作为非虚构小说的一种,是女性小说对当下农村劳动力流失、经济凋敝、贫富分化加剧、文化意识淡漠等各种现实问题的真实记录与全景再现,是新世纪女性小说写作摒弃个体女性色彩而呈现最为客观理性的现实主义文本。打工生涯与寄居生活,这两个部分的描写,展示了当下社会城市与乡村互动流通的真实境况以及乡土中人在不同文化碰撞辩驳中的艰难生存。基于女性主体与女性视角同时又能展现较为开阔的现实生活是这一部分写作的基本特点。当代乡村史诗是女性作家表达自我的历史意识与文化立场,批判乡土终结与时代流弊的乡土寓言,透露出女性的悲悯情怀与人文追求。新世纪超性别写作的都市叙事对于都市文化与现代文明表现出更加理性与审慎的描写态度。都市文化裹挟现代消费社会的物欲生存方式以不可抵挡之势重构了现代人的基本生活方式与思维理念,女性写作也不可避免被沾染或笼罩上颓靡的都市气息。浸淫于其中又欲超脱出都市思维的女性都市小说可以分为如下三种类型:女性物欲书写、女性知识者的成长故事以及都市小人物的生存。女性物欲书写描写了女性在都市中的沉沦与反抗。都市将性别商品化,女性在压抑与扭曲的环境中如何自省与成长是这部分的主题,这是都市小说最普泛也最具有延展性的主题诉说。女性知识者的成长小说是女性都市小说中最富有思想深度与艺术成就的一部分,它表明了女性作家在面对都市时的文学表达仍然以女性叙事为主的写作事实。对于都市中底层小人物生存境况的描写与刻画,是女性都市小说中最富有性别超越性的内容,也为都市小说写作指出了一条可兹借鉴的通途。当然相较于历史叙事与乡土叙事,必须承认,对于都市女性小说叙事的划分与研究还远远不够,这也与都市文学本身描写主题、内容以及相应价值判断多元复杂的现实情况密不可分。总之,新世纪女性小说创作在不悖于女性意识与女性生存的基础上,表达了对于更加广阔的社会人生的关注与阐释。在不断阐释与解读外在世界的过程中获得了对于女性生存的更加深刻的认知以及对于性别意识更加清醒的体会与思考。“超性别写作”为女性小说带来了广阔的写作前景,当然同时也会削弱女性整体意义上对于男权社会的批判与警惕。
杨昊冉[5]（2019）在《清代淫戏考述》文中研究表明中国是一个道德的国度,但就是这样一个以道德至上的国度,文学艺术上的“逾礼”之作却蔚为大观,艳情小说与春宫图就是典型代表,但这些为世人皆知的东西却往往不能正面示人,因为他们被扣上一顶“淫”的帽子,被视作“淫书”“淫画”“淫戏”。然而经过时代的发展进步,思想意识的逐渐解禁,人们对待性的态度不再是以往淫秽、下流或肮脏的,而是以一种客观、平和和欣赏的态度。作为一种艺术展现形态,以舞台表演为核心的戏剧艺术,尤其是中国戏曲的相关研究中,“淫戏”的观念依旧停留在人们的认知中,在各类戏剧史的撰写中也往往避而不谈,甚至连这个概念的界定和批评立场也模糊不清。本课题旨在以清代“淫戏”为对象,以史带论进行研究,以期能够客观、准确和真实地去把握清代“淫戏”的艺术特征——这一在戏剧史上存在却又避而不谈的戏剧现象。论文由正文四章和余论组成,正文部分从文化内涵、历史分期、剧目考证和个案分析等四个方面入手,对清代淫戏进行考察与分析。第一章论述“淫”的内涵本义,即男性话语权利为中心的道德批评,将它与性别文化联系在一起进行交叉研究,探讨淫戏与女性审美消费之间的关系,继而从泛戏剧观出发,考察关于“淫戏”一词的记载,“淫戏”一词虽见于宋代,但与清代淫戏的指涉内涵有着很大不同,其时所论“淫戏”其实是“今乐”观念的其他表述,而非成熟稳定的戏剧演出,但这种“今乐”观的历史因素,也成为了清代“淫戏”指涉的非戏剧因素体现。第二章概述清代淫戏的分期和特征,以审美特征和表现特点作为重要的判断依据,将清代淫戏大致分为风化时代、声色时代和演剧时代等三个时期。第三章考察清代淫戏的剧目,对传奇杂剧中的“才子佳人”剧这一类型的剧作特点进行分析,又对“小本淫词唱片”“永禁淫戏单目”、晚清报刊所载剧目进行了详细考证,发现清代淫戏剧目在关于“淫戏”之名的指涉上有着流行性的特征,“雅”与“俗”的定位上呈现出更替的特点,进而得出清代淫戏的消亡主要还是戏剧审美本体上的内部消解,而非外部力量禁毁的观点。第四章详述清代淫戏代表性剧目进行个案分析,即《游园惊梦》一出的定型、水浒戏中潘金莲、潘巧云和阎惜娇三个“淫妇”故事的舞台演绎和《杀子报》中“杀子”行为,分别对情欲的聚焦、暴力的宣泄和真实的恐惧三种审美机制进行了分析,探讨清代淫戏之所以受众多、传播广的内在原因。最后的余论部分,考虑到我们当今处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具有社会学和艺术学意义的禁毁戏剧的研究也应有着这样的视野,即处在同一历史时期下的不同地域的同一文化现象的考察。尤其是这种“淫戏”现象,当然,文化的语境不同,其特定的内涵和外延必然有着其差异性,故而以表现淫秽色情内容的戏剧作为分析依据,简略地梳理了西方戏剧发展中的“淫戏”现象,试图说明“淫戏”这种文化现象并非中国戏曲独有,而是人类戏剧艺术发展过程所具有的普遍现象,并以此作为本论文最后之絮语。
李丹丹[6]（2018）在《身份·性别·叙事 ——文化诗学视域中的《红楼梦》研究》文中指出毫无疑问,《红楼梦》是一部大书,200多年,卷帙浩繁的各类研究,已经成功的推动“红学”以学科之名跻身20世纪三大显学行列。本论题采用文化诗学的研究方法,试图建立一种跨学科的超越红学内、外部研究的新理论范式,本论题首先将《红楼梦》视为特定历史语境中各种社会文化因素、性别意识、思想价值流通、交汇、融合、辩论的张力场,在这个张力场中,家族意识与虚构话语共生,父权规范与性别反抗并举,对伦理秩序的眷恋和反抗共在,儒家正统意识与异己边缘话语交错,价值认同危机与救赎意识并存,使文本呈现出各种文化结构因子与不同思想价值取向之间的交错扭结和相互牵制。概括地说,在这个文本构成的张力场中,一边是来自社会现实语境固化的规范性力量,一边是曹雪芹试图拒绝、对抗并完成救赎的本真性力量。这两种力量具体呈现为男性/女儿、现实/理想、污浊/真纯、礼/情（欲）、儒/道、虚无/存在等方面的对抗,小说一方面展开了这种反抗,但更重要的是呈现了这些力量之间的争斗、拉锯与妥协。这反映了曹雪芹在各种价值规范之间的挣扎和徘徊,而此正是其身份认同危机的表现。故而,本论题选择“身份认同”的视角切入,一方面是纵向的贯穿,试图用“身份认同”统领上述各个话题,使之在“身份”的问题上呈现一定的统一性;另一方面是横向的追问,旨在具体考察曹雪芹如何体感上述互相矛盾的重重“意义”/“价值”?如何在各种相互冲突的力量中确定自我的“身份”和“立场”?并继续追问为何《红楼梦》能够容纳多重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这些价值取向又为何能同时并存于精细繁复的叙述之中?其对于繁复多样的叙事策略的调用,是否源自于他对各种身份价值选择的犹疑和徘徊?同时,小说文本显现出来的多重复调特征（包括美学与价值）是否也正来自于曹雪芹在各种身份立场之间保持的张力?本论题正文除绪论外分为四章。绪论部分,主要从学界关于“何为红学、红学为何”的论争和红学当前纷繁复杂的学术场域现状出发,清理不同论争话语背后的理论立场和思维模式,具体阐释“身份认同”问题如何卷入红学的语境、作者、文本与意义阐释之综合研究中,进而提出并阐释在红学中启用新方法论（文化诗学的研究范式）的必要性、可行性,介绍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并对本论文的选题意义、研究思路和技术路线进行阐释。第一章:从文化身份认同的角度,重点考察曹雪芹满汉的双重身份（既是贵族世家又是包衣仆人）和曹家在清代政治上的独特恩宠/失宠的兴衰经历,如何构成曹雪芹创伤心理的来源和书写的动机。另外,家族史实在文本中的进入,如何造成了《红楼梦》研究中独特的文学、历史（自传说）分殊对立的研究立场?从小说虚构理论的视角来看,自传说为何不能成立?又该如何认识《红楼梦》作为小说虚构的本质?虚构叙事的技巧是如何将具有自传性的经验转化为普遍性的经验?从自传说向自传性小说的生成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可能?第二章:从性别身份的视角来考察曹雪芹如何调用各种性别配置和符号来安排和展示清代的性别规则。在《红楼梦》中,性别不仅仅是一种区分生物性男女的简单范畴,而是作为一种文化想象的符号,一种展示性别特权的方式,一种“纯洁”美学的修辞,一种对伦理秩序的颠覆力量,以及一种对明清“情欲”叙事传统的承接方式而存在。本章也将从这几个方面来具体清理《红楼梦》对性别话语以及性别认同的复杂呈现。一方面展示微妙的性别配置如何成为作者型塑小说文本结构、主题内容和情欲复杂的诸多技巧之一?另一方面也考察小说中所用的多重性别符码同伦理秩序的建构/颠覆之间有何复杂关联?第三章:从思想价值认同方面,也即是将《红楼梦》放置在清中叶儒、佛、道文化的发展脉络中,一方面清理儒学发展至理学,原本具有思想活力的儒家文化如何陷入僵化的危机,曹雪芹对待儒家的矛盾态度,是否形象的反映了清初儒学内部从程朱理学开始的内在性裂变?另一方面清理儒学的制度化与皇权的高涨造成了士人怎样的心理创伤?学而优必须仕,但当入仕无途时,士人该如何选择?《红楼梦》如何反应了其在儒道佛各家思想认同之间的矛盾和徘徊?隐入佛道为何不能?与此同时,回到小说文本中,具体考察“补天石被弃”的神话如何隐喻了贾宝玉成长过程中的身份认同失败,在抛“母”入“父”的过程中发生了怎样的双重背叛（一是对母性代表的混沌天然性灵的背叛,一是对父系代表的“象征秩序”的背叛）。进而考察因这种背叛产生的自我忏悔、矛盾、犹疑、痛苦能否与中国精神思想演变史中“士”阶层（知识分子）的身份困惑进行连接?而贾宝玉在文化取向上选择的女儿纯洁论或者说审美诗意,如何被文本赋予“形而上”的意味?这是否能够成为一种新的思想救赎的尝试?第四章:将身份认同上升至“终极关怀”的层面,分别从叙述策略、乌托邦叙事动机几个层面,来探讨《红楼梦》对人的存在终极价值的思考和追索。一方面,借助叙事学分析小说的神话结构、谶纬模式铺叙出的“宿命论”如何与小说主体、人物角色的自主意识构成叙事张力?另一方面,通过将《红楼梦》放置在中国精神史的流变中,去考察《红楼梦》提出了怎样的终极价值认同难题,其对大观园乌托邦式的设计能否成为在价值虚无中确定价值的一种尝试?最后,借助昆德拉对小说存在意义的解读,认为《红楼梦》在终极价值认同上的贡献,即是以回忆书写本身完成对自我、读者创伤的疗治,完成对荒诞虚无的对抗,完成对诗性价值的肯定。
刘霞云[7]（2017）在《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文体的文化透视（1978-2013）》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文体为我们研究长篇小说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论文包含两方面的努力,一是从本体视角考察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文体发展演变的大致状貌,二是以存在的文体发展状貌为借镜,将其放置于多元的文化语境中以探究成因。基于此,论文以文化学为主导视角,采用宏观把握与微观分析、理论阐述与文本解读相结合的方法,侧重从文化思潮如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大众文化思潮等来探究其对作家文体选择的影响;从文化资源如地域文化、东方“合和”文化、古典文学传统等对作家的精神渗透来探究文体变异现象的生成;同时,还从作家的文化心理如政治文化心理、代际文化心理、女性文化心理等来分析文体与文化之间密切的互融互渗关系。论文根据本体视角下长篇小说文体发展所表征出的阶段性特征,采用线性论述方式,将新时期以来三十余年分成新时期初、80年代中后期、20世纪末、新世纪以来四个时间段,从结构样式、叙述方式、语言形态等文体要素出发,历时勾勒出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文体发展的大致脉络。在此基础上,再采用共时性论述方式,分别从文化思潮的冲击、文化资源的渗透以及文化心理的诉求等角度剖析文化因素对文体生成的影响。最后,结合文化视角下文体发展现状,对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文体发展的限度及可能性维度做出反思与考量。论文认为,当代长篇小说在时代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创作主体和文类自身发展等多重因素的合力下,已跃居时代中心文类地位,这中心地位不仅体现在作品外在的如出版量、参与作家群体等可量化指标上,还体现在大家对长篇小说文体逐步增温的关注度上。细梳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文体发展的演变镜像,新时期初为缓慢的苏醒和尝试期,80年代中后期为积极的崛起期,20世纪末则进入狂热的实验期,新世纪之后则进入内敛、多元的圆熟探索期,这些足显文界对文体一路走高的关注度。虽然文体本身无高低优劣之分,但作为“有意味”的形式,文体向来注重与作品思想力的有机融合,以此观之,文坛上能做到如此有机融合的作品对应于浩瀚的长篇创作稍显单薄,且由于受西方文化思潮的影响,一路走高的文体探索活动中还不乏涌现放逐小说意义,极致追求形式感的形式主义者,而政治文化心理的依附,又使部分作家放逐了小说的表达形式,存有故事本体论倾向。而大众文化对文体的消解、代际文化心理导致作家梯队构成的断代窘况,以及长篇写作大众化所带来的文类常识失范等现象,合在一起促成了文体探索的困境。面对如此限度,良性文学生态的营造、多重文化的汇通与融合等,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不同代际作家之间的良性互动,引导作家对小说文体常识的恪守与突破等,这些又为作家的文体探索提供了强劲的精神支持。从文类本体角度看,文体探索作为当代长篇小说发展非常重要的一种文学现象,它的存在、发展及未来趋势烛照出长篇小说“艺术”地发展史;从创作主体角度看,文体探索的历程是一部中国作家精神心灵的成长史;从诸多影响成因看,文体探索过程又是一部中国文化因子的交织与语境的变迁史。一切文体现象都打上了时代文化的烙印。
刘绍峰[8]（2014）在《文学重建与民族国家新生 ——现代文学思潮与主体性批判》文中研究表明中国文学是中国历朝历代民族国家文学的总和,是一个复杂存在,其性质、构成、所指和能指在不同语境下有所不同。这在20世纪表现得尤为突出。受世界多种文艺思潮影响,中国文学在20世纪经历了反复多次全面重建,形成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和阶段特征,不同文学流派、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现象纷繁多样,阐释五花八门。各阶段文学既相互关联,又迥然不同,相互竞争,交相辉映。民族国家都有自己特定的文学主张和艺术规范,形成民族国家文学的主体性。现代文学是现代中国民族国家的文学,在现代化进程中,与新的民族国家建设紧密相连,密切互动,形成了鲜明的个性特质,围绕其主体性有诸多相关理论阐释和探讨,如文学的新与旧、传统与现代、大众与精英、民族化与世界性、中国与西方等,但却由于多种原因始终未能切入正题,主体性长期被忽视。论文是《文学重建与民族国家新生——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与主体性批判》（共60万字）的上篇,联系20世纪上半叶中国争取民族国家自由解放的历程,以现代政治的视角,把文学重建的大历史与文学发展的细节结合起来,比较系统集中地探讨了在多种文艺思潮影响下,现代文学的生成、演变和发展道路选择,以此为线索,整理把握文学的本质及其历史走向,评估现代文学重建的价值意义,分析其缺失和不足,鲜明提出现代文学作为现代中国新的民族国家文学的主体性论题,并作了比较系统深入的阐释论证。第一章通过扫描古代文化,从专制国家与文化统治的关系透视中国数千年专制主义统治的精神实质。民族国家的思想文化是该民族国家实践和创造精神成果的总和。隋朝开科取士,中国建立起了文官统治制度,自此后,封建国家以文治国,文化国家化。传统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代表,“家”、“国”、“天下”是一体的。“天人合一”、以“德”“孝”治天下、“三纲五常”等道德伦理观念,与封建国家统治要求高度一致,是封建国家统治的思想基础和政权建设的重要部分。中国古代文化有“道统”传统,以吏为师、文以人传、尊重传统、重视传承,有影响的文学家大多又是着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在中国古代,“文学”、“文化”不分,习惯上将“文学”当作文化思想的主要载体和核心内容,文学体裁序列等级森严,功能分工严密。各文体都有严格的艺术规范,创新创造空间狭小,表达受到极大限制。诗文等是文学正宗,讲求遣词造句和音韵声律,备受推崇；小说、戏曲等为“邪宗”,不登大雅之堂。在朝向近代的进程中,正统文学受到封建专制主义的严苛禁锢,因循守旧,缺乏创新,走向穷途末路；“邪宗”的小说、戏曲虽受到民间大众欢迎,获得较大发展,但却不被认可,发展遭遇困境。民族国家与文化思想的生命力逐渐丧失,双双进入衰亡阶段。第二章阐述近代文学思潮和社会变动引起的文学新变。近代文学是古代文学的自然延续发展,又是现代文学的胚胎和先声,是文学重建不可忽略的重要环节。自鸦片战争起,中国遭遇了东西方列强持续一百多年的侵略掠夺,闭关锁国政策被打破,国家危亡,呈现末世景象,“经世致用”成为主导性的思潮,引起社会生活、思想文化的一系列变化。近代诗歌承续古代文学的爱国主义传统,热情歌颂国家民族反抗侵略的正义战争,揭露侵略者的残暴,与明清诗文的纯文学风格相比有明显变化,走在了变革前列。这种转变由于受到诗歌严重的形式化桎梏,难以转向现代,文学的重心由诗歌向“文界”、“小说界”转移。晚清民初,进步学人在西方思想文化影响下,大力推动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多方面探求救国救民道路,都以失败告终,继而深刻反省传统文化,倡导用文学“新民”,开启民智,改革社会人心,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20世纪初,中国报刊业迅速发展。由于科举制度被废除,文官体制废弛,知识分子进入国家体制的通道被阻塞,被排除在体制之外,只有通过写文章、办报刊介入国家政治,传播现代文明,获得思想文化领域的话语权。各派势力纷纷涉足文学,以不同的政治立场和思想文化观念阐释文学,推动文学为改良社会政治服务,梦想新国家的美好未来,文学观念理论和实践开始朝向现代,文学作为传播思想工具的作用更加突显,极大地矫正了明清以来严重的纯文学倾向,为现代文学重建作了重要铺垫。但是也带来了对文学作理念性阐述、文学的艺术特征被忽略等问题。第三章论述在现代思想文化催生下文学最初的重建。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以文学为切入口,从革新文学的思想、内容、语言形式和传播方式、对象等方面,否定旧文学的主体性,将文学革命与改造社会、塑造新的国民精神、建设现代思想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呼吁建设新文学,掀起了文学革命思潮,确立了现代思想文化的发展朝向,成为社会革命的先声,彰显了文学的极端重要性。五四运动前后,现代文学以西方文学为正宗,崇尚科学民主和理性精神,呼唤人的自由解放,重视对文学语言、形式、主题思想等文学表层的革新,用明白晓畅的白话文创作反映现实生活,揭示社会矛盾,激发变革热情。人文主义思潮兴起。文学各派探讨文学与人生、艺术的关系,重建适应现代要求的新文体、新内容、新形式。文学从古代中庸的文学、文人雅集的文学转向批判的文学、战士的文学,从抒情转向叙事,写实、真实成为创作基本要求,现代特征日渐鲜明,形成了区别于古代文学的主体性。现代文学最初的重建是彻底反传统的,是以引进西方观念和模式为目的的,有种种偏颇偏激的认识和操作,导致源流被遮蔽,传承被割裂,带来了政治化简单化的传统,产生了民族化与西化、国家与世界的分歧与对立,文学的民族国家主体性严重不足,必然在随后的发展中得到弥补修正。第四章论述随着民族国家危机加深,现代思想理论不断引入,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意识不断生成,民族自尊和文化自觉自信持续增强,现代文学日益成熟,积极追求民族国家文学的主体性。现代文学重建需要作大量理论与创作实践准备,过程注定曲折漫长。现代文学与世界多种文艺思潮互动,弘扬人道主义,倡导个性解放,书写新思想,描绘新人物,营造新意境,拓宽了艺术空间和审美范围,作了多样探索实践。由于中国是在与西方的激烈对立中转向现代的,现代文明和资本主义是被强行植入的。中国社会对此充满了异己感和强迫感,在多个向度上展开批判。受世界左翼文学运动影响,现代文学经历了最初的狂热后,复归理性,摆脱对西方文学的亦步亦趋,在文学上实践中体西用,扬弃五四时期的“欧化”倾向,系统地批判西方和资本主义,从混杂西方、日本、俄苏等多种观念,转向认同苏俄,追求民族国家的形式和内容,产生了复古与进步,民族民间形式与欧化、世界化,无产阶级文艺与资产阶级文艺等理论与实践的争执。现代文学社团蜂起,文学各派分裂对立,奉行不同的文学宗旨和主张,形成了不同阵营,激烈争夺文学的阐释权和话语权。现代政党迅速壮大,积极介入文学,文学与政治纠缠在一起,使清晰地划定文学与政治的界限客观上很难做到。文学主流在严酷的环境中始终保持坚定的民族民主立场,从革命文学向左翼文学递进。现实主义一枝独大,以鲜明的反传统特征、富于激情和浪漫色彩,被当作五四文学的正脉。第五章阐明由于现代文学基本上是在战争环境下产生发展的,形成了文学的战时体制,党派文艺政策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政党从不同时代要求出发,规范引导文学创作。现代文学受到各派政治势力拉扯,不是以统一的国家意志为基础的,现代政党主导了文学发展。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民族一致对外,国家完全统一和民族解放出现了曙光,国共两党提出“民族文学”、“国家文学”、“民族形式”、“大众化”等观念,规范文学发展。分裂的文学各派团结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趋向融合。文学面向民族、面向大众,重视对传统文学进行研究和转换,集中关注民族国家反帝爱国、救亡图存的伟大抗争,为文学重建提供了丰富的民族和传统资源,形成新的创作潮流,更多地具备了统一民族国家文学特征。进步作家投身民族国家独立解放运动,激情书写人民的觉醒抗争和理想的英雄,促进了文学民族形式和内容生成。文学倡导集体意识,排斥批判个人意志,向着形成民族国家文学的方向疾行。文学的主体性追求进入一个新阶段。与此同时,受战时体制规范,暴露和讽刺、批判的文学在国统区、解放区受到不同形式的批判,批判的文学与文学的批判日渐萎缩,文学多样化发展的宏大局面渐趋结束,单一文学的局面初现端倪。受时代社会的现实制约,中国现代文学现象纷繁复杂、理论争鸣层出不穷、创作实践多种多样,有多个走向、多样理论、多种派系,取得了辉煌成就,也产生了一些不足和问题。文学是变动的。现代文学适应中国现代革命的要求,与民族国家争取独立解放的奋斗密切相连,在近代文学自新的基础上推倒旧文学,从语言形式入手,通过系统引入外国文学理论,学习借鉴外国文学的思想艺术形式,张扬个性,反映国家现代化进程,在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趣味等方面,获得了现代性,取得了区别于古代文学的主体性；又通过关注现实,走民族化大众化发展道路,描绘本国本民族集体和个体的生存状况,书写民族国家的苦难与奋斗,形成了浓郁的民族特色和国家特征,对传统文学进行了深刻的变革和再造,实现了从旧文学到新文学,从文人文学到大众文学,从社团文学到党派、阶级文学再到民族国家文学的跨越,完成了从古代到现代的重建,获得了区别于西方文学的主体性,成为世界文学中独特的“这一个”。从旧文学到新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第一次重建,也是最重要的一次重建,形成了深厚传统。在这个过程中,现代文学实现了思想理论、内容形式的全面更新,与文化日益分离,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发挥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规范了随后的多次文学重建,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基石。
徐芳芳[9]（2014）在《《樊粹庭文集》整理与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樊粹庭，生于1906年2月24日，河南遂平人。1929年毕业于河南大学，为该校的首届本科毕业生，也是该校文学教育系第一位文科硕士。他自觉担负起改革河南梆子的重任，历经波折与艰辛，以毕生的心血和智慧投身于河南梆子的编导和传播之中。他是河南梆子步入现代化进程的领军人物、名副其实的“现代豫剧之父”。樊粹庭从事戏剧活动四十年间，呕心沥血，创作改编了八十余部剧本，执导上演了数百部传统与现代豫剧，堪称豫剧兴起三百年来第一位也是迄今最优秀的剧作家和导演。他自觉以“重大担负者”自任，毫不懈怠地下“埋头工夫”，全力投入编剧、导演、教育等系统化艺术创造工程，使豫剧薪火相传并逐步发展为国内受众最多、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地方剧种。在对材料不断发掘与充分占有基础上，笔者对樊粹庭剧作与戏剧改革理论有了相对清晰准确的把握。本文是以六卷本《樊粹庭文集》为基础的作家作品个案研究，同时也是对《樊粹庭文集》整理过程的回放。尤其是对《樊粹庭文集》整理过程中所遇到的版本与校勘问题进行了甄别和归纳，并对整体编纂方案予以详细的梳理。这次集中的整理编纂的方法与途径，即使在《樊粹庭文集》出版以后，也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与长远的文化价值。它不仅为种类众多的河南地方戏提供了较为详细的文本保护与传承路径，也将为其他地方戏剧目的整理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方法与依据。在《樊粹庭文集》收录剧目时牵涉到一个问题，就是“樊戏”①的定义界定。只有敲定了樊戏的定义，才能最终确定哪些剧目可以收录。笔者在吸收前辈学者见仁见智的看法后，从两个层面上对樊戏进行定义：在理论范畴上，不论是改编、创作、还是导演，均体现了樊粹庭的戏剧才能。因此，樊戏包括经过樊粹庭改编、创作或导演的所有剧作；从实际上，樊粹庭导演的剧目数百种，数目之多、统计之难显而易见。出于谨慎的态度与对着作权的尊重，也为了确保研究的质量，笔者还是较为保守地将樊粹庭创作、改编且导演的剧目归于樊戏之列。参照樊戏的定义与掌握的现有资料做不完全统计，樊粹庭创作剧本51个，改编剧本36个，另外还有一些剧作有待考证。粗略统计，目前樊粹庭创作改编的剧本当在87个上下。作者在充分占有史料对《樊粹庭文集》整理编纂的过程中，发现樊粹庭的出生年月相互抵牾。对于这位豫剧的开山祖师，有必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其出生年月进行严格考证。这是对樊粹庭本人的尊重，也是对学术的负责。经过笔者对各位学术前辈提供的文字材料进行比对与分析，也就此专门咨询樊粹庭之子樊琦先生，最后确认了樊粹庭准确的出生年月，即1906年2月24日。此外，关于樊粹庭的戏剧改革缘由，戏曲界也是众说纷纭。多数人强调樊粹庭本人投身戏剧的献身精神，在某种程度上笔者也认可这种说法。实际上，经过对樊粹庭生存的时代背景与河南梆子发展衍变历史进行追溯后，发现樊粹庭从事戏剧改革的动力来源为：以康、梁为代表的戏剧改良思潮的影响、以川剧、评剧、秦腔为代表的地方戏改革的带动、河南梆子生存发展的本质诉求、樊粹庭舍我其谁的担当意识与将戏剧视为宇宙事业的戏剧观念。实际上，樊粹庭从事戏剧改革的动力还来源于社会舆论、事业发展、家庭因素与个人情感。应该说，樊粹庭从事戏剧改革的原因相当复杂。这不仅是民族危机赋予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是河南梆子亟需改革的内在需求，也是樊粹庭酷爱戏剧与戏剧救国理念支配下的自觉自愿。故此，他义无反顾地肩负起戏剧改革与改良社会的双重责任。樊粹庭是中国戏曲文化史上罕见的集编剧、导演、行业经营、戏曲教育、文化传播于一身的全能艺术家、实业家和卓越的戏曲教育家。无论是其轰轰烈烈的戏剧改革，还是数量众多、造诣颇高、反响强烈的经典剧作，均显示出其对河南梆子发展所发挥的舵手作用与指导意义。樊粹庭将河南梆子引领到戏剧现代化进程之上，三十年间将主要精力投注在戏剧创作和演出改革之中，尚没有功夫停下来对其戏剧理论进行总结却不幸驾鹤西去。因此，他没有齐如山那样有系统的戏剧理论与大量的学术着作传世。因此，其散落在梆剧改革实践之中的戏剧理论就更需要后人的发掘和提炼。其鲜明的戏剧观念与编剧原则、创作技巧犹如熠熠闪光的珍珠一样散存于剧作中。笔者有义务有责任为樊粹庭也为河南梆子找回这些弥足珍贵的珍珠并将其串成珍贵的项链。为了更好地服务当下的戏剧改革，笔者从理论层面上，对樊粹庭的戏剧观念与编剧原则进行学理性分析与提炼总结。本人经过仔细研读完整存世的67个剧目，试图寻绎樊粹庭编剧的金科玉律，体悟其贴近民众生活、尊重历史原貌、追求艺术真实、注重舞台效果等编剧原则，进一步揭开樊粹庭成功编剧的奥妙真谛。同时，笔者还发现其珍视豫剧与艺人的民本意识、启迪民智的戏剧观念、开放通达的理论架构、雅俗共赏的普世艺术观是其戏剧观念的核心。无论是其戏剧观念，还是编剧原则，均在樊粹庭戏剧创作过程中发挥了潜在的指导规约作用，也必将为当下的戏剧改革提供切实可靠的引领和垂范作用。本文专门探讨了樊粹庭的创作思想与剧作风格之间的变化与关联，并对时代强加在其身上的外力与创作之间的关系进行追踪式定位分析。应该说，剧作家不可能摆脱外部环境与时代对其产生的干扰。樊粹庭的创作思想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外部环境与时代的双重影响，反映了外因对个体的影响与个体对时代的能动作用。在时代背景、社会政治环境、作家境遇、思想觉悟等主客观因素对戏剧创作的多重影响下，樊粹庭不同时期的创作也呈现明显的差异。由此，笔者将樊粹庭的创作分期大致分为：发展期、成熟期、转型期、升华期。实际上，樊粹庭自1934年接管豫声剧院正式从事戏剧事业，有两件对其影响深刻的重大事件。首先，由于樊粹庭与陈素真之间的密切关系，1942年陈素真这个台柱子的离开使得樊粹庭陷入情感与事业的双重困境之中。毫无疑问，对其创作以及风格都产生了极大影响。他收敛了前期爱国情感的闪耀锋芒，进而对人性及个体情感进行再度审视，创作改编了大量神话剧，将人类现实中所不能实现的情感借助外力抑或是超现实力量得以实现。其次，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使得樊粹庭一度恓惶的内心开始有了新的寄托，对新中国充满了期待。剧作家怀着对新中国的憧憬与对新生活的期望欢欣鼓舞地投身于新政府所倡导的戏剧改革活动中。他能更加冷静地思索戏剧的本质规律，进一步来探索戏剧现代化乃至当代化的改革问题。他本人的创作重心也从创作思想的变革转向了对创作手法现代化的探讨和实践。樊戏题材较好地体现出鲜明的艺术性与思想性。为了更加深入地研究樊粹庭剧作，笔者大致依据主要戏剧冲突的性质及内容，将其剧作题材分为五部分：历史剧、社会剧、婚恋剧、神话剧、时事剧。在历史剧中，剧作家呈现出强烈的责任意识与淑世精神，试图通过创作来实现文学报国的愿景，其剧作表现出对国家时局的强烈关注与对英雄主义的诚挚呼唤。他的剧作英雄爱美人更爱江山的大爱模式，超越了“爱江山更爱美人”的小爱局限。他像街头鼓手一样，通过惊心动魄的剧作来增加民族自信，激励民众抗日，不愧为“爱国剧作家”。在动荡战乱的社会背景下，樊粹庭怀着惩创人心、疗治社会顽疾、拯救黎民百姓的急切心理，饱含感情地创作了具有明确悲剧意识的社会剧。在婚恋剧中，出现了众多超越门第、历经艰难佳偶天成的理想婚姻范式。其塑造的女性对爱情大胆追求的程度远远超越其所处的时代，甚至具有现代社会爱情的某些特征。樊粹庭笔下的女性，体现出不同程度的女性意识，传达出女性在社会转型变革中所具有的决绝与刚烈个性。樊粹庭将目光聚焦到当下社会，关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神话传说，对凝聚着民族文化与民众情感的神话母体再度创作，其神话剧体现出执着于现实的写作精神。可以说，樊粹庭的剧作如时代晴雨表一样全方位地折射着时代的特征，堪称“中国近现代豫剧演进发展史的生动史诗”。樊戏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具有宽广宏富的题材来源。樊粹庭不动声色地融入现代思想与时代内涵。同时，在传统题材中独辟蹊径，创造性地采用了超前的创作方法与独特技巧。其剧本结构在遵循传统的情节发展时，往往能跳出既定思维，设计出不落窠臼的情节。外敌入侵的时代背景决定了他更加关注人物与人物之间、人物与环境之间的多重外部冲突，也善于在故事情节发展中培植戏剧人物不断变化的性格，并通过变化的性格来推动情节发展。剧中往往出现人物与情节两条线索，这两条线索相互扭结而相得益彰。他还对戏剧本质特点掌握娴熟，具有超强的语言驾驭能力。经樊粹庭化俗为雅、驱雅入俗的精雕细琢，河南梆子的语言已经由粗俗鄙俚转向了雅俗共赏，体现出近现代语言变革的踪迹，由过去艰涩难懂的文言模式，变为通俗浅显、文野相济的大众化话语风格。这都为后来戏剧创作提供了可圈可点的范本。着名剧作家吴祖光在樊粹庭逝世二十周年追悼会上亲笔为其题词：“词章悬日月，名迹满江湖”。可见，樊粹庭的戏剧创作与戏剧改革均得到了后世与剧界鸿儒的充分认可。在地方戏改革四大才子评剧成兆才、川剧黄吉安、秦腔范紫东、豫剧樊粹庭之中，樊粹庭虽然出现时间稍晚，其对地方戏的贡献绝不亚于其他三位。也正是樊粹庭从事戏改稍晚，他才能够吸收其他三位戏剧家的经验与教训。同时，樊粹庭作为中州大学第一位硕士，具有超前的眼光与高超的戏剧理论水平。这也远非成兆才、黄吉安、范紫东诸位先生所比。范紫东、黄吉安出身于中下层知识分子，成兆才本身就是艺人，其三位的贡献主要集中在剧本创作。而樊粹庭结束了豫剧向无剧本的历史，重塑了豫剧的舞台形态，建立了河南梆子第一座现代化舞台、豫剧第一个现代教育机构、中国第一个正规豫剧剧团，奠定豫剧的人才培养模式，确立豫剧编导理念。可以说，樊粹庭是河南梆子的开山祖师，豫剧现代化进程的奠基者与引导者，他集剧作家、戏剧教育家、导演于一身，在戏剧创作、舞台实践、声腔提炼、表演技艺、剧团管理、人才培养、理论建构等方方面面具有脱胎换骨的改造。因此，樊粹庭不愧为近代以来地方戏改革的集大成者。戏剧理论家、教育家张庚先生盛赞“樊粹庭同志是豫剧的革新家和教育家”。
王玲玲[10]（2013）在《《红楼梦》休闲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中以人的情感、内心世界为观照,以人的价值探索、人性的渴望与表达、人的生命意义实现为关注核心的伟大作品。《红楼梦》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贵族世家的日常生活、文化趣味、情感纠葛等,展现了在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与《红楼梦》创作时代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心理环境下,大观园中不同阶层人们对生命价值实现的理解、对个体自由生活的追求和渴望,揭示了这种追求和渴望与他们处所的封建时代和贵族观念传统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从人类本性和生命意义的角度,表现了对当时社会政治、思想和生活的独特思考。这种思考,体现了中国封建社会中人对生命意义追寻的典型性,中国封建社会贵族世家生活状态、生活趣味的代表性,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下审美心理和审美实现的生动性。《红楼梦》所蕴含的这些内容和特性,展示了从休闲学视角进行解读的可能性。因此,研究和解读《红楼梦》的丰富思想和内容中所体现的休闲思想,可以拓展红学研究的新领域新方向,获得对红楼人物的新认识新理解。为此,本论文以对“休闲”的理论探索与认识为基础,运用哲学、文学、美学、社会学、民俗学等思想角度和研究方法,尝试着展开对《红楼梦》休闲思想研究的可能路径,提炼《红楼梦》休闲思想的主要内容,揭示《红楼梦》休闲思想的悲剧意义,希望通过《红楼梦》休闲思想的粹取,丰富深化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休闲思想的研究。论文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概述《红楼梦》研究的状况,中西方思想文化对休闲的认识,展开本研究的基本思路,探索本研究的创新与价值。第二章以人性哲学视角简要阐述对中国传统社会文化构成最重要影响的儒、道、释思想,阐述它们与休闲思想的关系,为《红楼梦》休闲思想研究的展开奠定一个传统思想理论的基础。第三章立足对《红楼梦》“情”的解析来粹取其中的休闲思想。情的安顿和实现是人性的呈现,是中国人实现生命意义的关键要素。“休闲”的核心指向是人的“本性”、“本然”状态,人的本性能够获得自由和实现,必然包含着作为性之外发的情的表达。正是中国哲学中对“情”的认识与思考,正是《红楼梦》“大旨谈情”的文本价值构建,我们得以通过对《红楼梦》的解读,建立起“情”在休闲理论中的应有位置；通过对“情”在休闲过程中之价值的发现,得以彰显中国传统文化在休闲领域中的独特价值。第四章旨在思考《红楼梦》所呈现的审美生活中所蕴涵的休闲思想。中国审美文化是体验式的,通过“静照”、“虚静”而获得审美愉悦。审美休闲是休闲实现的重要方式,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在休闲领域所能够彰显的另一独特价值。《红楼梦》通过日常审美生活中的休闲实现、审美休闲状态的生命之美、女性审美与休闲实现、“天人合一”的人生休闲境界等,体现着从审美境界进入休闲状态的中国智慧。《红楼梦》呈现的那个美轮美奂的审美休闲生活,因为没有崇高美而必然走向毁灭。第五章分析《红楼梦》休闲思想在其休闲文化与日常生活方式中的具体呈现。基于《红楼梦》休闲活动的丰富性和特殊性,从娱乐休闲、生活休闲、节庆休闲和士大夫休闲等四个方面展开对《红楼梦》休闲方式的分析。第六章站在《红楼梦》作为一伟大悲剧的基点上,展开对《红楼梦》悲剧精神的休闲学意义解读,并试图从更深更广层面上建立对《红楼梦》休闲思想的理解。《红楼梦》悲剧精神的休闲学解读,一方面能使我们理解悲剧精神所体现的对人自身的思考,对人的生活、幸福、命运的思考；另一方面,能使我们更深刻地体验休闲对于人类生活、幸福、命运的重要意义,把握以人的自由为指向的休闲生活状态所可能遭遇的制约,了解休闲所具有的人文性和精神性。
二、女性的精雕与人性的扭曲——从两部史诗论到中国封建文人的女性审美心态（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女性的精雕与人性的扭曲——从两部史诗论到中国封建文人的女性审美心态（论文提纲范文）
（1）“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源起 |
| 二、概念界定与研究意义 |
| 三、研究现状分析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五、重点难点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的文学景观生成 |
| 一、“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的时代语境 |
| (一)全球化与后现代转向 |
| (二)媒介变革与信息技术 |
| (三)消费主义与大众文化 |
| 二、“千禧一代”女作家的创作特质 |
| (一)青春时期的个性化书写 |
| (二)商品时代的灵魂隐痛 |
| (三)城乡流动的现代化视野 |
| 三、 “千禧一代”女作家的类型概览 |
| (一)新概念与偶像作家 |
| (二)学院派与纯文学作家 |
| (三)网络文学与类型作家 |
| 第二章 “千禧一代”女作家的小说创作主题研究 |
| 一、“千禧一代”女作家的青春书写 |
| (一)张悦然:偏执少女与心灵创伤 |
| (二)春树:青春期与青年亚文化 |
| (三)笛安:成长故事与都市乡愁 |
| 二、“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的社会问题聚焦 |
| (一)文珍:都市情感与婚恋伦理 |
| (二)马金莲:乡土陷落与田园挽歌 |
| (三)张怡薇:家族叙事与日常生活 |
| 三、“千禧一代”女作家的类型小说透析 |
| (一)流潋紫:宫斗言情与职场映射 |
| (二)郝景芳:人工智能与人类命运 |
| (三)方慧:真实世界与虚拟人生 |
| 第三章 “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的美学探寻 |
| 一、“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的文学叙事革新 |
| (一)网络语言的创新与运用 |
| (二)跨媒体叙事与IP改编 |
| (三)交互型创作与读者接受 |
| 二、“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的文学审美特征 |
| (一)传统美学的坚守与传承 |
| (二)文学性和文学价值呈现 |
| (三)文学审美范式的重构 |
| 三、“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的文学经验生成 |
| (一)代际断裂下的个体经验言说 |
| (二)时间和空间的后现代探索 |
| (三)多维的文学的想象与拼贴的虚构方式 |
| 第四章 “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的文化场域建构 |
| 一、“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的文化特征 |
| (一)历史虚无与现实追寻 |
| (二)多元文化与文化回归 |
| (三)“饭圈”现象与小众部落 |
| 二、“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的群像素描 |
| (一)文艺青年的诗意与反叛 |
| (二)都市青年知识者的规训与突围 |
| (三)乡村底层青年的离乡与追梦 |
| 三、“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的人文观照 |
| (一)道德秩序与价值观念的重构 |
| (二)地理诗学与生态伦理的思索 |
| (三)生命意识与现实主义关怀 |
| 第五章 “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的女性意识探寻 |
| 一、女性意识的觉醒与突围 |
| (一)新生代女性的成长与反抗 |
| (二)女性命运的时代变奏 |
| (三)男性的解构与女性的自我引渡 |
| 二、消费时代的性别身份意味 |
| (一)泛娱乐化的身体献祭 |
| (二)两性关系的暧昧呈现 |
| (三)“耽美”文学的另类情感表达方式 |
| 三、媒介性别视域中的网络女性主义 |
| (一)“女性向”对传统的超越与反叛 |
| (二)网络女性主义的“异托邦”空间困境 |
| (三)媒介话语中的性别立场言说 |
| 结语“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的时代意义与发展方向 |
| 一、“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的影响与传播 |
| (一)国内现状与发展 |
| (二)海外译介与传播 |
| 二、“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的问题与展望 |
| (一)代际焦虑与创作局限 |
| (二)新的文学生长点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2）东亚新电影中的性别政治研究（1987-2020）（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一)研究范围的确定 |
| (二)研究对象的确立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
| (一)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 三、 研究思路与论文结构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论文结构 |
| 第一章 性别政治下的东亚新电影 |
| 第一节 性别政治的后人类终结 |
| 一、人本主义身份政治的终结 |
| 二、后人类对性别政治的消解 |
| 第二节 东亚新电影的历史图景 |
| 一、东亚新电影的历史转型 |
| 二、后浪潮下的东亚新电影 |
| 第二章 父权危机下性别政治影像建构 |
| 第一节 父权的主体性危机及其结构的消解 |
| 一、从弑父到无父:传统父权叙事的危机 |
| 二、从寻父到崇父:新父权结构的再确立 |
| 第二节 从传统秩序的解体到男性弱化转向 |
| 一、东亚男性气质的主体建构 |
| 二、东亚男性形象的弱化转型 |
| 第三章 女权崛起下的性别政治身份转型 |
| 第一节 双重他者化下的主体身份异构 |
| 一、他者之他者视域下的女性呈现 |
| 二、换装与换体下的主体身份异构 |
| 第二节 对父权观视结构的挑战和否定 |
| 一、东亚女性导演的崛起 |
| 二、女性受难与女性复仇 |
| 第四章 性少数平权下性别政治的消解 |
| 第一节 从误读到日常:可讲述性的获得 |
| 一、从政治正确到去他者 |
| 二、性别取向与性别认同 |
| 第二节 性别想象:社会审美的性少数转向 |
| 一、真性少数的平权 |
| 二、伪性少数的趣味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科研工作 |
| 致谢 |
| 附录:与本文相关的主要影片 |
| 附表:入围三大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东亚电影剧情长片 |
（3）新时期以来小说神话叙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小说神话叙事现象与概念 |
| 二、研究历史与现状 |
| 三、选题缘由、目的与意义 |
| 第一章 小说神话叙事的理论形态与文学史呈现 |
| 第一节 小说神话叙事理论研究 |
| 一、作为理论形态的小说神话叙事 |
| 二、小说神话叙事的历史传统 |
| 三、小说神话叙事结构、类型与功能 |
| 第二节 中国神话叙事传统的当代延续 |
| 一、原始神话资源的当代再利用 |
| 二、文人神话叙事传统的当代拓展 |
| 三、民间神话叙事的小说转化 |
| 第三节 新时期以来的文艺思潮与小说神话叙事 |
| 一、新时期以来小说神话叙事现象概览 |
| 二、寻根思潮与神话再发现 |
| 三、大众化思潮与神话叙事的多元走向 |
| 四、新世纪以来的神话观念变迁与小说神话叙事更新 |
| 第二章 小说神话叙事的多维主题表达与典型化表现 |
| 第一节 神话意象的发掘——贾平凹的神话叙事 |
| 一、秦岭书写中的神话意象 |
| 二、神话意象的结构性意义 |
| 三、神话意象的现实底色 |
| 第二节 神话视阈下的自然观照——张炜的神话叙事 |
| 一、胶东自然环境的神话塑造 |
| 二、自然女神:神话视阈下的女性塑造 |
| 三、神话视阈下的生态伦理呈现 |
| 第三节 民间神话资源的化用——莫言的神话叙事 |
| 一、作为民间神话地域的高密 |
| 二、民间神话英雄的当代呈现 |
| 三、民间神话叙事的东方美学品格 |
| 第四节 文化之根的神话探求——韩少功的神话叙事 |
| 一、楚地巫风:作为神话起源的南方 |
| 二、语言的魔力:语言神话的起源与异变 |
| 三、记忆的迷失:集体神话的消解与重塑 |
| 第三章 走向多元:小说神话叙事内容的新型表现 |
| 第一节 民族精神根柢的神话发现 |
| 一、寻回被遗忘的精神世界:寻根小说神话叙事 |
| 二、神圣的精神领地:红柯边疆书写的神话韵味 |
| 第二节 少数民族神话的当代呈现 |
| 一、原始信仰的现代遭遇:以《额尔古纳河右岸》等为例 |
| 二、范稳“藏地三部曲”中多元民族的神话原型融合 |
| 第三节 再造神话:科幻叙事的神话品格 |
| 一、回归神话:刘慈欣“三体”世界的逻辑起点 |
| 二、神灵再造:王晋康小说中的人神辩证 |
| 第四章 作为“方法”的神话:小说神话叙事形式新变 |
| 第一节 象征与隐喻:神话叙事的话语形式 |
| 一、人类生存的寓言化书写:《天漏邑》与《朱雀》 |
| 二、女性命运的神话隐喻:《女娲》与《奔月》 |
| 第二节 重述神话:传统神话叙事的当下再现 |
| 一、“重述神话”国际项目与中国作家的叙事选择 |
| 二、方法革新:神话叙事原型的置换变形 |
| 三、重述的中西视野与叙事缺失 |
| 第三节 神话作为一种思考方式:学者神话叙事倾向 |
| 一、朱大可的“古事记”:神话视阈下的历史观照 |
| 二、精神的自足:王小波的个体性神话建构 |
| 第五章 小说神话叙事的当代启示 |
| 第一节 用神话“启蒙”:情感维系与精神救赎 |
| 一、小说神话叙事作为“启蒙”的方法 |
| 二、小说神话叙事的情感疗治功用 |
| 三、精神救赎:小说神话叙事的精神指向 |
| 第二节 解构与重建:小说神话叙事的两条路径 |
| 一、历史的解构:小说神话叙事对既往经验的打破 |
| 二、感性经验的重建:小说神话叙事的升华之路 |
| 第三节 小说神话叙事的现实意义与时代价值 |
| 一、神性书写与现实旨归:神话叙事的现实底色 |
| 二、讲好中国故事:小说神话叙事的时代价值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4）新世纪女性小说的超性别写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女性小说与新世纪风格转向 |
| 第一节 后现代语境下西方女性文学批评的转变 |
| 第二节 新世纪中国女性小说的创作转变 |
| 一、20世纪女性小说发展历史梳理 |
| 二、新世纪女性小说的超性别写作概述 |
| 第三节 本文的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超性别写作之历史想象与历史重构 |
| 第一节 女性历史：从自我的寻找与命名到无名之辈的默默生存 |
| 第二节 女性家族叙事 |
| 一、传统文化历史的再现：《笨花》 |
| 二、地域文明历史的进化：《天香》 |
| 三、边地民族文化的反思：《额尔古纳河右岸》 |
| 第三节 女性成长叙事 |
| 一、突出重围的女性传奇人生：《水在时间之下》与《上海王》 |
| 二、被抛弃女性的浪漫悲歌：《春香》 |
| 三、被禁锢女性的决绝反抗：《南方有令秧》 |
| 第四节 女性后革命历史叙事 |
| 一、历史漩涡中的生命沉淀：《第九个寡妇》与《小姨多鹤》 |
| 二、历史延宕后的生命求索：《茧》 |
| 第三章 超性别写作之乡土的回归、终结与再出发 |
| 第一节 女性乡土：从宏大的家国建构到碎片化的底层人生 |
| 第二节 真实的女性表达：口述实录体 |
| 一、低于大地的飞翔：《妇女闲聊录》 |
| 二、理性的忧郁的乡愁：《中国在梁庄》与《出梁庄记》 |
| 三、聚焦死亡主题：《生死十日谈》 |
| 第三节 底层的女性书写：打工生涯 |
| 一、唱响小人物的哀歌：《世界上所有的夜晚》 |
| 二、打工妹的悲喜人生：《北妹》与《时间少女》 |
| 三、乡土世界的最后一个马车夫：《吉宽的马车》 |
| 第四节 边缘化的女性生存：寄居他乡 |
| 一、日常生活的伦理叙事：《上种红菱下种藕》 |
| 二、小人物的故事与大城市的面影：《富萍》 |
| 三、个人性的乡土记忆：《一个人的微湖闸》 |
| 第五节 最广阔的女性视野：当代乡村史诗 |
| 一、地方志的另类书写：《上塘书》 |
| 二、直面现实的苦难：《群山之巅》 |
| 三、乡村家族历史的记录：《野蛮生长》 |
| 第四章 超性别写作之都市的突围与陷落 |
| 第一节 女性都市：从抵抗物质欲望到寻求精神救赎 |
| 第二节 直面都市的女性物欲书写 |
| 一、无法抽离的欲望陷阱：《怀念小龙女》 |
| 二、突入都市的女性悲剧：《水乳》 |
| 三、60后作家的“青年”与“中年”：《爱你两周半》 |
| 第三节 直面自我的女性知识者的成长故事 |
| 一、女性历史修辞的可能：《北去来辞》 |
| 二、“我”在哪里失去了你：《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 |
| 三、依然存在的男权批判：《所以》 |
| 第四节 直面底层的对都市文明的反思 |
| 一、对现代文明的个体式想象：《匿名》 |
| 二、小市民的精神救赎：《托尔斯泰围巾》 |
| 三、底层女性的理想微光：《万箭穿心》 |
| 第五章 结语：超性别写作的可能与局限 |
| 第一节 超性别写作的文本意义 |
| 第二节 超性别写作的困境与局限 |
| 注释 |
| 参考文献 |
| 发表论文目录 |
| 致谢 |
（5）清代淫戏考述（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阐述 |
| 三、难点、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淫戏的发生与本质 |
| 第一节 “淫”字的内涵 |
| 第二节 淫与性别之关系 |
| 第三节 “淫戏”概念的使用 |
| 第四节 “淫戏”的非戏剧因素 |
| 第二章 清代淫戏的分期与特征 |
| 第一节 风化时代 |
| 第二节 声色时代 |
| 第三节 演剧时代 |
| 第三章 淫戏剧目考论 |
| 第一节 “才子佳人”剧 |
| 第二节 “小本淫词唱片”管窥 |
| 第三节 永禁淫戏目单考 |
| 第四节 晚清报刊所载“淫戏”考 |
| 小结 |
| 第四章 场上与接受:清代淫戏代表性个案分析 |
| 第一节 情欲的聚焦:《游园惊梦》演出体制的形成 |
| 第二节 暴力的宣泄:水浒戏中的“淫妇”与三杀” |
| 第三节 真实的恐惧:《杀子报》中的“杀子”行为 |
| 余论:全球化传播视野下的“淫戏”现象考察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读期间的研究(创作)成果 |
（6）身份·性别·叙事 ——文化诗学视域中的《红楼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红学——一个聚讼纷纭的学科场域 |
| 第一节 走向文化诗学的阐释 |
| 第二节 对“文献、文本、文化”融合路径的可能性探索 |
| 第三节 学界研究现状分析和论文研究思路 |
| 一、有关红学方法论的现状分析与文献综述 |
| 二、论文的研究思路、技术路线 |
| 三、本论文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文化身份的弥散——“身份”与作为一个叙述文本的生产 |
| 第一节 双重身份与小说文本的历史性 |
| 一、文化归属上的旗人身份与贵族世家的形成 |
| 二、贵族的“世家”意识与《红楼梦》的美学品味 |
| 三、包衣身份与抄家带来的心理创伤 |
| 第二节 文本与历史的互动——旗人生计与小说的再叙述 |
| 一、贾府的经济收入与清代经济体制 |
| 二、贾府的经济支出与危机凸显 |
| 三、旗人生计问题之艰与贾府之衰败 |
| 第三节 虚构与真实——作为一部小说的《红楼梦》 |
| 一、究竟何为“虚构”？文学的虚构如何可能？ |
| 二、梦的立意与小说的写法：《红楼梦》的虚构策略之一 |
| 三、真、假辩证法与小说的写作策略：《红楼梦》的虚构策略之二 |
| 四、文学虚构的本质与必要 |
| 第四节 从史学范畴的“自传说”到小说领域的“自传性小说” |
| 一、自传？还是自传性小说？ |
| 二、从自传到自传性小说如何可能？ |
| 三、自我、经验与文学的重构——自传性文学的发生机制 |
| 四、叙述分层：叙事学理论对自传性小说的支持 |
| 第二章 性别认同的安排——性别规则与叙事形式 |
| 第一节 方法与背景 |
| 一、《红楼梦》性别研究的方法 |
| 二、历史语境中的女性话语 |
| 第二节 性别·美学·修辞——《红楼梦》安排与展示清代性别的方式 |
| 一、性别空间的流动：从闺房到大观园 |
| 二、有“个性”的领地——建筑样式、房屋分配、摆设与布景 |
| 三、作为“纯洁”象征的艺术——用“诗词”驱逐男性 |
| 四、“大观园图”作为“玷污”的入口：当大观园“入画”时 |
| 第三节 性别·情/礼·秩序——情/礼兼备与对伦理/道德秩序的审视 |
| 一、贾府秩序的建构——礼法的悖论性与情/理的流转 |
| 二、皇权与省亲别墅——大观园的政治结构与秩序 |
| 三、“情/礼”兼备——皇家行宫与女儿乐园的相互流转 |
| 四、母权与花园闺阁——女儿国的内在形式与法度 |
| 五、大观园礼法秩序的必要与“情/礼”兼备的尝试 |
| 第四节 权力流动与性别倒置——裙钗齐家与治国、补天的隐喻 |
| 一、地陷东南/贾府末世、女娲补天/裙钗治家的同构关系 |
| 二、流血不止(疾病)与家族血脉的渐枯——秦可卿、王熙凤的齐家症候 |
| 三、从女儿乐园到货利田庄——大观园性质的改变与探春的改革 |
| 四、女儿齐家与治国、补天的隐喻 |
| 第五节 性别·欲望·叙事——《红楼梦》的“成书”过程与从“欲”到“情”的动态演变 |
| 一、从《金瓶梅》到才子佳人小说的书写轨迹——明末清初小说从欲到情的主题转换 |
| 二、从《风月宝鉴》到《红楼梦》——去欲化的表现策略与书写困境 |
| 三、救赎与毁灭——对情之二重性力量的再思考 |
| 四、礼、欲夹攻中的情的双重困境 |
| 五、“礼”的重建与困境的解决 |
| 第三章 精神思想角色认同的失落——《红楼梦》对儒、道危机的阐释 |
| 第一节 儒的困境与曹雪芹文化认同危机的生产 |
| 一、政统、道统的合谋与文人的普遍性失语 |
| 二、皇权的高涨与文人的进退难题 |
| 三、《红楼梦》提出的思想难题 |
| 四、读书何为？——当儒学进入权力中心 |
| 五、进入仕途么？——贾雨村的启示 |
| 第二节 “归隐”是否可行？——文人能否脱离社会角色的扮演？ |
| 一、中国文人儒道互补的超稳定心理结构 |
| 二、《红楼梦》对佛、道的反思和批判 |
| 三、走向审美和诗意：《红楼梦》的家园意识与乡愁 |
| 四、情与悟的辩证与启示 |
| 第三节 进入“象征秩序”——贾宝玉的自我认同危机 |
| 一、从“女娲弃石”到进入“象征秩序”的心路历程 |
| 二、“爱”和“温柔”的名义：逃离象征秩序的双重艰难 |
| 三、叛离的痛苦与对真实存在的发现 |
| 第四节 “女儿”——能否成为文化危机的救赎？ |
| 一、“女性气质”作为形而上(道德纯洁、政治干净)的象征 |
| 二、宝玉的女儿崇拜与对女性生命形态的限缩 |
| 三、宝玉偏至的人生视角与对女儿气质的偏至选择 |
| 四、终将长大的“女儿”与终将逝去的“诗情” |
| 第四章 存在与虚无——终极关怀的认同延宕 |
| 第一节 叙述分层、叙述主体的意图转移与价值多元的表达 |
| 一、叙事套盒与《警世阴阳梦》、《姑妄言》 |
| 二、叙述分层的出现与《红楼梦》价值意义的多元性 |
| 三、叙述责任的转移与《红楼梦》亦真亦假虚构叙事效果的形成：从超超叙述层的“作者自云”——超叙述层的石头、空空道人、曹雪芹 |
| 四、叙述跨层与价值多元的辩难：从超叙述层的一僧一道到主叙述层的红尘众生 |
| 第二节 时间·宿命感·主体性 |
| 一、时间与小说叙述艺术 |
| 二、命、力与《红楼梦》的叙述张力 |
| 三、前五回情节安排中体现出的命与力 |
| 四、林黛玉的命/力挣扎与生命诗意美感的诞生 |
| 五、贾宝玉的抗争意识与死亡美学 |
| 第三节 乌托邦冲动——桃花源、后花园、大观园的“存在”方式和意义探寻 |
| 一、政治乌托邦的隐喻——桃花源的出现 |
| 二、情欲世界的开启——后花园的象征谱系 |
| 三、本真存在的叩问——大观园的乌托邦意涵 |
| 四、“自然”：作为乌托邦批判现实的力量 |
| 五、再解读：敞开“终极存在”中的乌托邦力量 |
| 第四节 意义追寻与人的存生本质——《红楼梦》作为精神史的线索 |
| 一、刘小枫的价值追问——意义追寻为何是人的存在本质？ |
| 二、《红楼梦》精神史索隐——面对历史(世界)之恶,诗人何为？ |
| 三、“赤子之心”的讨论与宝玉“出家”的再解读 |
| 第五节 对抗虚无与重建自我的方式——《红楼梦》的回忆书写 |
| 一、回忆：生命的形式与美学的形式 |
| 二、回忆书写的心理治疗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7）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文体的文化透视（1978-2013）（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论题的缘起 |
| 二、研究现状及可开拓空间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研究意义与价值 |
| 第一章 本体视角下长篇小说文体的发展与演变 |
| 第一节 新时期初:落寞的整齐划一 |
| 第二节 80年代中后期:暗涌的异质新构 |
| 第三节 20世纪末:高蹈的实验狂欢 |
| 第四节 新世纪以来:圆熟的多维探索 |
| 第二章 文化思潮的冲击与长篇小说的文体革命 |
| 第一节 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与文体的西化 |
| 第二节 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与文体的反叛 |
| 第三节 大众文化思潮与文体的消解 |
| 第三章 文化资源的渗透与长篇小说的文体变异 |
| 第一节 立足于地域文化的文体表达 |
| 第二节 东方“合和”文化与文类互融 |
| 第三节 古典文学传统与文体“返祖” |
| 第四章 文化心理的诉求与长篇小说的文体自觉 |
| 第一节 政治文化心理与文体的规约 |
| 第二节 代际文化心理与文体的差异 |
| 第三节 女性文化心理与文体的张力 |
| 第五章 限度与维度的长篇小说文体发展考量 |
| 第一节 极致的文化拥趸与文体的局限 |
| 第二节 文学生态的营造与文体的突围 |
| 第三节 文化的汇融与文体发展的可能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8）文学重建与民族国家新生 ——现代文学思潮与主体性批判（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第一章 专制国家文化与文学重建的基础 |
| 第一节 传统文化的地位及其历史走向 |
| 第二节 古代文学的体裁序列及其功能分工 |
| 第三节 文化沉沦与民族国家迷失 |
| 第二章 旧国家败亡与传统文学式微 |
| 第一节 末世景象与士大夫的省思 |
| 第二节 经世致用思潮与近代诗文的新变 |
| 第三节 “武化”实践与“文化”的救赎 |
| 第四节 晚清民初文学的铺垫与对新民族国家的梦想 |
| 第三章 现代政治发端与新文学发生 |
| 第一节 文学革命思潮与五四文学的建构 |
| 第二节 西方规范确立与“人”的发现 |
| 第三节 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生成与现实主义兴起 |
| 第四节 被遮蔽的源流与被割裂的传承 |
| 第四章 政党分立对抗与文学的选择 |
| 第一节 政党纷争与革命文学的兴盛 |
| 第二节 社会分化与文学分裂对峙 |
| 第三节 西化浪潮的困顿与对人民民主国家的呼唤 |
| 第四节 批判西方与转向社会主义 |
| 第五章 国家统一的前景与战时文学的策略 |
| 第一节 民族国家主义思潮与文学优秀传统修复 |
| 第二节 民族国家文学意识建立与党派文艺政策产生 |
| 第三节 文学战时体制的形成与单一文学的端倪 |
| 第四节 民国覆亡与滞后的文学转换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9）《樊粹庭文集》整理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及概念界定 |
| 二、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 |
| 三、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
| 第一章 樊粹庭生平与戏剧改革动因考论 |
| 第一节 樊粹庭“以戏为命”的人生轨迹 |
| 第二节 出生年月辨正 |
| 一、 生年考订 |
| 二、 生月考订 |
| 第三节 豫剧戏剧改革缘由考论 |
| 一、 戏剧改良运动的激励与鞭策 |
| 二、 地方戏改革思潮的带动与影响 |
| 三、 河南梆子生存发展的必然诉求 |
| 四、 “埋头做宇宙事业”的担当意识 |
| 第二章 《樊粹庭文集》编选校勘与樊戏价值评骘 |
| 第一节 版本概况与编纂原则 |
| 一、 版本来源 |
| 二、 校对原则 |
| 三、 编纂方案 |
| 第二节 樊戏的内涵及价值评议 |
| 一、 “樊戏”称谓的出现及“武器的批判” |
| 二、 争论与反拨 |
| 第三节 樊戏剧目考辨 |
| 第三章 樊粹庭的戏剧观念 |
| 第一节 珍视豫剧与尊重艺人的民本意识 |
| 第二节 启迪民智与规正人心的价值衡定 |
| 第三节 开放通达与兼收并蓄的理论架构 |
| 第四节 化俗为雅与雅俗共赏的普世艺术观 |
| 小结 |
| 第四章 樊粹庭的编剧原则 |
| 第一节 贴近民众生活 |
| 第二节 发掘历史蕴藏 |
| 第三节 追求艺术真实 |
| 第四节 注重舞台效果 |
| 小结 |
| 第五章 樊粹庭创作思想分期及风格嬗变 |
| 第一节 发展期（1915-1934） |
| 第二节 成熟期（1934-1942） |
| 第三节 转型期（1942-1949） |
| 第四节 升华期（1949-1962） |
| 小结 |
| 第六章 樊戏的题材类型与精神内涵 |
| 第一节 历史剧：对百折不回克敌制胜民族豪情的呼唤张扬 |
| 一、 《涤耻血》：民族危急时的悲壮呼声与泣血呐喊 |
| 二、 《巾帼侠》：可歌可泣的救世之举与激昂高亢的时代旋律 |
| 三、 《无敌楼》：对英雄的礼赞与正义的呼唤 |
| 四、 《王佐断臂》：义无反顾的牺牲精神与对民族正气的弘扬 |
| 小结 |
| 第二节 社会剧：抨击邪恶、激浊扬清与伸张正义、维护人伦的道德祈愿 |
| 一、 《邵巧云》：秋扇见捐与发奸擿伏的不屈抗争 |
| 二、 《花媚娘》：守望爱情与忍辱尽孝的血泪青春 |
| 三、 《义烈风》：与狼为伴的惊醒、羞愤与决斗抗争 |
| 四、 《李慧娘》《松树坪》等：善恶对峙与弱者的韧性反抗 |
| 第三节 婚恋剧：生存困境中女性意识的觉醒与高涨 |
| 一、 《凌云志》等：择偶理念与婚恋模式的悄然变革 |
| 二、 《女贞花》：崇高人格与坚贞爱情的讴歌礼赞 |
| 三、 《三拂袖》：追求幸福与成全他人的两难选择 |
| 四、 《齿痕记》：佛门净土中的爱情守护神 |
| 小结 |
| 第四节 神话剧：弱势群体追求正义与幸福的浪漫和智慧 |
| 一、 《红珠女》：对强权的反叛与正义良知的扞卫 |
| 二、 《泗州城》：对爱情的向往与坚韧追寻 |
| 三、 《月宫玉兔》：对信义仁孝美德的恪守与弘扬 |
| 小结 |
| 第七章 樊戏的卓越艺术成就 |
| 第一节 穿越古今的宏阔视野 |
| 一、 驱遣历史风云变幻 |
| 二、 演绎人神悲欢离合 |
| 三、 点化朝野经史稗官 |
| 第二节 开阖自如的剧本结构 |
| 一、 张弛有节的戏剧冲突 |
| 二、 不落窠臼的情节设置 |
| 三、 标新立异的结局处理 |
| 第三节 面目各异、绚丽多姿的女性形象 |
| 一、 刚柔相济的独立性格 |
| 二、 倔强不屈的主体意识 |
| 三、 磨难砥砺的反叛气质 |
| 第四节 文野相济本色当行的语言风格 |
| 一、 风趣幽默与雅俗共赏 |
| 二、 情感充沛与可歌可唱 |
| 三、 方言俚语与乡土气息 |
| 小结 |
| 第八章 樊粹庭在豫剧及中国戏曲史上的地位 |
| 第一节 结束豫剧向无剧本的历史 |
| 第二节 重塑河南梆子的舞台形态 |
| 一、 河南土梆戏之粗鄙简陋形制 |
| 二、 戏改后豫剧之全新风貌 |
| 第三节 豫剧人才培养制度与教育体系的创立和完善 |
| 一、 科学严格之新式戏剧教学范式的探索 |
| 二、 因人设戏之名角培养模式的创立 |
| 三、 具有战略眼光的名师选聘理念 |
| 第四节 豫剧编导体制的建立 |
| 一、 自主宏阔的导演意识 |
| 二、 大戏小做的导演谋略 |
| 三、 编导演互动的编导体系 |
| 第五节 地方戏改革的集大成者 |
|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10）《红楼梦》休闲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综述 |
| 1.2 基本思路 |
| 1.3 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2. 儒释道人性哲学中的休闲思想概述 |
| 2.1. 儒家人性哲学中的休闲思想 |
| 2.2. 道家人性哲学中的休闲思想 |
| 2.3. 佛家人性哲学中的休闲思想 |
| 3. 回归人性至真：《红楼梦》的情感与休闲 |
| 3.1. 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的情 |
| 3.1.1. 何谓情 |
| 3.1.2. 情与人的生存 |
| 3.1.3. 情与中国传统社会组织架构 |
| 3.2. 情与休闲的关系 |
| 3.2.1. 情：休闲意义的核心 |
| 3.2.2. 情与休闲交融：回归人性的休闲 |
| 3.3. 情满红楼 |
| 3.3.1. 伦理之情与休闲交融 |
| 3.3.2. 情爱之情与休闲交融 |
| 3.3.3. 大爱之情与休闲交融 |
| 3.4. 情欲结合：实现回归人性休闲之途 |
| 3.4.1.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情欲关系 |
| 3.4.2. 情欲结合是红楼人物的真实生命 |
| 3.5. 情礼结合：实现回归人性休闲之度 |
| 3.5.1.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情礼关系 |
| 3.5.2. 情礼相倚：红楼人物遵循的休闲之度 |
| 3.5.3. 礼对情的摧残：宝黛悲剧之源 |
| 4. 展现生命之美：《红楼梦》的审美与休闲 |
| 4.1. 中国古典审美文化特质 |
| 4.1.1. 审美体验：物我两忘、主客融合 |
| 4.1.2. 审美境界：人生的最高境界 |
| 4.1.3. 审美生活：日常生活的艺术化 |
| 4.2. 审美体验与休闲实现 |
| 4.2.1. 活在生命的本真里 |
| 4.2.2. 审美休闲共同体与休闲实现 |
| 4.2.3. 审美生活与生命意义 |
| 4.3. 《红楼梦》审美休闲之实现 |
| 4.3.1. 日常审美生活与休闲实现 |
| 4.3.2. 审美休闲状态的生命之美 |
| 4.3.3. 女性审美与休闲实现 |
| 4.3.4. 审美环境展现的休闲境界 |
| 4.4. 南柯一梦：《红楼梦》审美休闲生活之毁灭 |
| 5. 体味生活意蕴：《红楼梦》的生活与休闲 |
| 5.1. 《红楼梦》休闲生活的几个方面 |
| 5.1.1. 娱乐休闲 |
| 5.1.2. 节庆休闲 |
| 5.1.3. 生活休闲 |
| 5.1.4. 士大夫休闲 |
| 5.2. 《红楼梦》休闲生活的主要特征 |
| 5.2.1. 讲礼仪、重家族 |
| 5.2.2. 讲究文化性 |
| 5.2.3. 追求日常生活审美化 |
| 6. 休闲的人文性与精神性：《红楼梦》悲剧精神的休闲学意义 |
| 6.1. 《红楼梦》的悲剧精神 |
| 6.1.1. 与生命有限性的抗争 |
| 6.1.2. 为古典文化精神的哀婉 |
| 6.1.3. 自由生命的永恒与短暂 |
| 6.2. 《红楼梦》悲剧精神的休闲学意义 |
| 6.2.1. 个体休闲实现的制约 |
| 6.2.2. 休闲具有深刻的人文关怀和精神祈向 |
| 6.2.3. 休闲方式的时代变迁性与审美永恒性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以及在校期间科研成果 |
四、女性的精雕与人性的扭曲——从两部史诗论到中国封建文人的女性审美心态（论文参考文献）
- [1]“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研究[D]. 杜玉洁.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2]东亚新电影中的性别政治研究（1987-2020）[D]. 李岩. 南京大学, 2020(09)
- [3]新时期以来小说神话叙事研究[D]. 张栋. 兰州大学, 2020(01)
- [4]新世纪女性小说的超性别写作研究[D]. 刘婧婧. 山东师范大学, 2019(09)
- [5]清代淫戏考述[D]. 杨昊冉. 上海戏剧学院, 2019(02)
- [6]身份·性别·叙事 ——文化诗学视域中的《红楼梦》研究[D]. 李丹丹.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18(01)
- [7]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文体的文化透视（1978-2013）[D]. 刘霞云. 南京师范大学, 2017(12)
- [8]文学重建与民族国家新生 ——现代文学思潮与主体性批判[D]. 刘绍峰. 湖南师范大学, 2014(09)
- [9]《樊粹庭文集》整理与研究[D]. 徐芳芳. 河南大学, 2014(02)
- [10]《红楼梦》休闲思想研究[D]. 王玲玲. 浙江大学, 201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