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公立医疗机构管理体制改革:策略和障碍（论文文献综述）
余园园[1]（2021）在《公立医院管理者和医师的多点执业行为意愿及监管策略研究》文中提出【目的】本研究以浙江为样本省,以公立医院的管理者和医师为研究对象,分析双方医师多点执业感知对各自行为意愿的作用机制,识别其中具有优先改进战略价值的影响因素,提出相关监管策略和建议。【方法】通过文献研究法,搜集国内外相关成果,借鉴多种理论模型方法,构建分析框架,归纳提取变量和指标。通过焦点小组访谈,邀请来自政府、高校、医院相关专家进行访谈,完善研究框架和初始量表。通过问卷调查法,选择浙江省温州市6家公立医院开展预调研,发放管理者问卷256份、医师问卷295份。在正式调研中,管理者数据来源于全国及片区公立医院院长会议现场调查;医师数据来源于浙江省8个城市19家公立医院现场及线上调查。共发放管理者问卷350份、医师问卷1000份。使用SPSS 24.0软件、AMOS 24.0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和统计分析。利用因子分析对变量解构和检验;利用结构方程模型验证感知关联度;通过回归分析确定行为意愿影响因素。借鉴IPA分析法（Importance-Performance Analysis,IPA）,辨识政策调整的“急、重、难”点。【结果】（1）开发了适用于我国医师多点执业感知和行为意愿的评估量表。管理者测评量表包含:经济风险感知（MER）、管理风险感知（MMR）、收益感知（MBP）、难度感知（MDP）、个体靶向约束（MPR）和机构靶向约束（MIR）6个维度,共23道题项。医师测评量表包含:平台风险（PPR）、声誉风险（PRR）、经济风险（PER）、收益感知（PBP）、难度感知（PDP）、参与行为意愿（PBI）6个维度,共25道题项。（2）发现了多点执业感知的相互关系和感知的强弱水平。结构方程模型结果显示,管理者的风险感知与收益感知负向相关（β=-0.779,P<0.001）,风险感知与难度感知正向相关（β=0.556,P<0.001）,难度感知与收益感知负向相关（β=-0.246,P=0.004）。医师的风险感知与收益感知负向相关（β=-0.090,P=0.021）,风险感知与难度感知正向相关（β=0.469,P<0.001）,收益感知与难度感知不相关（P>0.001）。因子得分系数矩阵显示,管理者的难度感知因子得分为2.82±0.57,风险感知因子得分为1.93±0.63,收益感知因子得分为0.88±0.48。其中,经济风险因子得分为2.44±0.71,管理风险因子得分为2.53±0.57。医师的收益感知因子得分为3.31±0.64,风险感知因子得分为2.82±0.57,难度感知因子得分为2.69±0.58。其中,平台风险因子得分为3.20±0.70,声誉风险因子得分为2.63±0.54,经济风险因子得分为3.15±0.63。（3）分析了多点执业感知对行为意愿的作用路径和影响力。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管理者的管理风险感知越高,越倾向于对多点执业实行个体靶向约束（β=0.372,P<0.05）和机构靶向约束（β=0.371,P<0.05）。经济风险感知、收益感知、难度感知对监管行为意愿无显着影响（P>0.05）。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医师收益感知每增加1个单位,医师参与行为意愿就会增加2.981倍（95%CI:2.238-3.971）;医师难度感知每增加1个单位,医师的参与行为意愿就会降低0.558个单位（95%CI:0.386-0.808）。医师的风险感知对其参与行为意愿无显着影响（P>0.05）。（4）辨识了管理者和医师的基础特征对各自行为意愿的影响。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与县处级及以上的管理者相比,县处级以下的管理者个体靶向约束意愿（β=0.166,P<0.05）和机构靶向约束意愿（β=0.142,P<0.05）均较高。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女性医师的参与行为意愿是男性医师的0.523倍（95%CI:0.375-0.729）;硕士医师的参与行为意愿是本科医师的1.469倍（95%CI:1.015-2.128）;与无多点执业经历医师相比,非单位指派型多点执业经历医师的参与行为意愿是其6.761倍（95%CI:2.805-16.300）,而单位指派型多点执业经历医师的参与行为意愿是其1.585倍（95%CI:1.080-2.325）。（5）构建了医师多点执业管理优先改进战略矩阵。IPA分析结果显示,管理风险感知在“持续加强区”的是公立医院内的工作时间和服务供应量下降（3.97,0.171）;在“亟待改进区”的是耗费公立医院过多时间管理成本（3.79,0.24）;在“调整转移区”的是很难将多点执业医师收入按固定比例进行调控（4.03,0.07）、加大人员岗位配置和工作量分配的难度（3.89,0.05）;在“维持现状区”的是负面影响公立医院教学效果和带教质量（3.65,0.09）。医师收益感知处于“持续加强区”的是扩大社会知名度（3.71,0.11）、更好实现个人价值（3.80,0.15）、获得社会尊重（3.68,0.16）;处于“亟待改进区”的是提高临床自主权（3.63,0.12）、提高业务水平（3.61,0.10）;处于“调整转移区”的是满足经济需求（3.80,0.08）;处于“维持现状区”的是增加同行专家交流（3.58,0.07）、获得同行认可（3.58,0.07）、缓解公立医院的高压环境,获得在公立医院难以得到的赞赏和肯定（3.53,0.04）。医师的难度感知处于“持续加强区”的是“公立医院医师开展多点执业非常艰难”（3.46,0.22）;处于“亟待改进区”的是“多点执业无法实现我的预期收益”（3.14,0.26）;处于“维持现状区”的是“我无法参与到多点执业中去”（3.18,0.25）。【结论】（1）管理者对多点执业的感知从强到弱依次为:难度感知、风险感知、收益感知;医师对多点执业的感知从强到弱依次为:收益感知、风险感知、难度感知最弱。管理者的风险感知、收益感知和难度感知相互关联;而医师的收益感知和风险感知相关,风险感知和难度感知相关,难度感知和收益感知不相关。（2）管理者的管理风险感知影响其监管行为意愿,管理者的经济风险感知、收益感知和难度感知不影响其监管行为意愿。而医师的收益感知、难度感知影响其参与行为意愿,医师的风险感知不影响其多点执业参与行为意愿。其中,医师的收益感知对其参与行为意愿的影响力远远大于医师的难度感知。（3）管理者的职务对其个体靶向约束意愿和机构靶向约束意愿均有影响,县处级以下的管理者的监管意愿更加强烈。医师的性别、文化水平以及多点执业经历对其参与行为意愿有显着影响,女性医师、本科医师、无多点执业经历医师的多点执业参与行为意愿相对较低。非单位指派型多点执业经历对医师参与行为意愿的影响力远远大于单位指派型多点执业经历。（4）多点执业政策调整“急”在:降低给公立医院带来的时间管理成本;加大对提高医师临床自主权和业务水平的作用。“重”在:妥善解决对公立医院服务供应量造成的危机;帮助实现医师个人价值、获得社会尊重和扩大社会知名度。“难”在:达成医师对多点执业的预期收益;以公立医院为多点执业供给侧取得突破。
周佳卉[2]（2021）在《山西省医疗服务与医疗保险协同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2020年的新冠疫情中,医疗服务与医疗保险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暴露出二者应进一步加强协同合作。2020年《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中提到要推进医疗保障和医药服务高质量协同发展,山西省在推进“健康山西”中同样需要二者协同发展作为保障。医疗服务与医疗保险存在长期博弈关系,实现二者激励约束下的协同发展,有利于合理高效配置医疗资源,保障人民健康。本文在对近年来山西省医疗服务与医疗保险各自发展以及二者政策环境分析后,基于对医疗保险与医疗服务机构的实际工作情况,首先对医疗服务与医疗保险的协同现状进行分析,发现当前二者协同发展的政策安排还不完善,由于各方利益引导下的机会主义行为,导致双方关系并不和谐,信息的不共享与不互认又增加了二者间协同发展的障碍,同时疫情也暴露出面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时二者协同合作的应急管理机制尚未建立。基于现状分析根据协同理论构建医疗服务与医疗保险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建立科学全面的指标体系,对2005-2019年的山西省医疗与医保协同度进行测算,结果显示两者15年间发展呈现明显的三个阶段,但发展速度与规模不相匹配,这导致长期以来二者协同度较低,基本呈现不协同发展状态。基于测算结果结合实际发展现状分析,低水平协同主要由于目标不一致,医保支付制度激励约束性不强,监督管理不完善,信息沟通不畅通,缺乏协同合作的应急管理机制。通过引入不完全信息博弈模型对影响医疗和医保机构决策行为因素进行分析,医疗服务方额外收入R2、医疗惩罚系数e、保险机构发现不合理救治的概率n和医疗保险机构的监察成本C四个因素直接影响医疗服务与医疗保险主体的行为选择,以此作为构建协同机制的依据,并结合协同水平低的原因,在更好保障人民健康的共同价值指引下,从激励约束机制、监管治理机制、信息沟通机制和应急管理机制四个方面构建山西省医疗服务与医疗保险的协同发展机制,最终达到二者的博弈均衡,能够合理配置医疗卫生资源,更好保障人民健康。
叶初升,倪夏,赵锐[3]（2021）在《收入不平等、正向选择与医疗市场中的资源错配》文中指出"看病难"、"看专家"更难,是困扰我国百姓的重要问题。然而,一些文献发现,稀缺的高技能专家却在普通医生就能治好的病症上耗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为解释稀缺专家资源偏向轻病的错配现象,本文提出一个"双重关系"分析框架:在医疗市场上,同时存在着医生与患者、医生技能与患者病情双重关系。由于医疗市场的特殊性,价格机制驱动医—患匹配,并不一定能同时实现医生技能与病情的最优匹配。理论分析表明,在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下,由于"看专家"所具有的保险功能以及信息不对称,会促成患者正向选择,造成偏向轻病的专家资源错配。实证研究为上述理论分析提供了初步的经验证据。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矫正医疗资源错配的政策建议。
傅利平,许凯渤,何兰萍[4]（2020）在《政策经纪人的抉择：医改制度变迁的路径研究——以“西宁模式”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医疗卫生体制改革首先要解决的是价值取向与利益结构调整问题。本研究尝试构建话语制度主义分析框架,解释医疗体制改革过程中政策信仰、利益调整与制度变迁之间的内在关联。通过西宁市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案例,研究发现改革的成功得益于政策经纪人的中间效应以及不同联盟政策信仰系统与利益结构的整合。制度变迁经历了松散联盟、集团化到共同体的恰适性调整,解决了因制度壁垒带来的区域健康不平等问题。西宁市在医改过程中结合本土环境建构公益价值,形成多级长链条利益结构,从而转变多元主体之间及医疗体系内部的博弈关系,重新确立互动秩序,确保公众为改革红利的获得者。本研究有助于揭示制度结构变化的内在原因,为合理建构新医疗卫生制度扩展思路。
高冉[5]（2020）在《医改新形势下公立医院发展对策研究 ——以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为例》文中认为公立医院是不以盈利为目标的公益机构,是服务社会的福利单位,其收费标准是由政府统一制定的。公立医院是实行福利政策的公益性事业单位,不以追求经济效益为目的,所有医疗收费由政府统一定价。长期以来,我国存在着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分布不平衡的现象,随着社会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人们对优势医疗资源的需求更加强烈,优质医疗资源不平衡带来的问题也更为突出,并成为医改的难点和重点,尤其群众反映最为强烈的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广为社会诟病,成为横亘在政府和群众之间的鸿沟,严重影响到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要求公立医院改革提速,要求促进优质医疗资源纵向流动,加快区域公共卫生资源整合。随着医疗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医疗市场的变化发展,公立医院不得不逐步参加市场竞争,对公立医院的管理要求也在不断提高。随着医疗改革工作的不断推进,公立医院也面临着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需要接受行业各领域的挑战,并且面临着逐渐严峻的发展形势和困境。公立医院的发展政策调整迫在眉睫,如何在医改新形势下改变传统的经营模式,找到公立医院自我发展的新定位和出路,更好地解决发展中的问题,是卫生政策制定者,尤其是医院管理者必须认真面对和思考的新的课题。通过对大量文献的分析研究,发现学术界对于公立医院的管理结构调整方面的相关研究较多,很少侧重要于公立医院的发展模式的改善和调整,同时没有针对医改新形势下公立医院目前的发展现状困境进行深入讨论,极少结合公立医院进行具体案例分析,讨论目前公立医院的发展困境及发展模式的改善调整。本文通过以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为典型研究对象,与以往学术界研究相比较具有创新性,基于SWOT分析模型对医改新形势下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发展治理现状进行剖析,进而挖掘公立医院发展困境及成因,再综合目前国内外公立医院医疗改革下的先进运营治理经验,针对性的提出公立医院发展模式的调整对策及建议,为公立医院发展模式的改革提供重要的指导和借鉴。
刘娟娟[6]（2020）在《成都市高新区妇儿联盟推动分级诊疗的案例研究》文中指出分级诊疗制度的实施目标是通过合理优化医疗资源,解决长期以来我国人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是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新方向和新目标。本文研究的是分级诊疗的区域专科联盟模式,成都市高新区妇儿联盟是区域专科联盟的一个典型代表。高新区妇儿专科联盟模式其独有的创新性,是引入了公益性互助保险产品,为项目提供筹资保障和控费支持;专业化的公司信息化支撑,建立高效能的医疗资源调配机制,推动医联体上下贯通;华西二院以雄厚的医疗实力成为联盟的引领者;带领区域基层医疗机构共同发展;政府机关聚焦平台化服务,发挥政府职能,为联盟提供政策保障,加强了监管职能。因此,成都市高新区妇儿联盟的案例,在分级诊疗案例中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本研究从公共管理理论进行分析,论证了以政府为主体参与是如何发挥职能作用,促进了区域内的分级诊疗的落实,体现了我国对卫生体制改革的迫切性和重要性;阐述了高新区分级诊疗妇儿专科联盟与其他分级诊疗模式构建的不同之处;分析了参与妇儿联盟主体的各利益相关者协调机制。高新妇儿联盟建设的目的在于合理配置区域内妇儿专科的医疗资源;将基层医疗机构的医疗服务的整体能力提高到与医院水平一致;让居民安心、放心;信任基层医疗机构;能够通过转诊保证治病就诊的连续性,提高居民就医的满意度和幸福感。本文从成都市政府构建高新区妇儿联盟推动分级诊疗为切入点,在总结和梳理此案例就分级诊疗实施的必然性及成效的基础上,从公共管理的视角出发,分析该模式参与主体、“政府+医疗机构+专业平台公司+保险企业”的利益协调机制、组织体系分析、运行分析、“三医联动”协同推进分级诊疗各主体效果,进行了深入研究,通过文献梳理、查阅资料、个别访谈、数据对比等方式,归纳总结成都市妇儿联盟推进分级诊疗的思路和实效,并为其它区域医联体建设提供参考和借鉴。
苏巍巍[7]（2020）在《基本药物全额保障政策分析与对策研究》文中提出目的:为保障药品公平可及,药品全额保障制度被认为是一项有效的解决途径。本研究拟通过梳理分析我国药品全额保障政策的历史沿革和实施现状,借助实地调研和问卷调研,探究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归纳政策的可行性及实践经验,为中国提高药品公平可及、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提供证据和政策建议。方法:本研究首先通过文献检索和政策梳理,系统总结分析了国际上药品全额保障政策的实施概况和国内基本药物全额保障体系的建立与实践。之后通过实地调研和访谈调研部分典型地区方式获得了相关政策实施资料,归纳相关政策的政策目的、历史沿革与实施现状。在此基础上基于国内外相关研究分析,结合各地调研结果,借助专家研讨,设计了调查问卷和拟定调研对象,并进行问卷调查。通过问卷调查,总结分析了中国基本药物全额保障政策在政策目标、实施时间、筹资方式、保障方式、保障数量、覆盖疾病、覆盖人群、配套措施等的合理措施,对比政策实施实际现状,分析制度存在问题,提出政策建议。结果:自2001年上海市外冈镇对高血压患者提供免费药物起,截至2019年底,我国共有16个省份,47个市（县）试点基本药物全额保障政策。台州市、西宁市、山东省等6个代表地区的重点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基本药物全额保障政策自实施以来,促进了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公平可及,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患者疾病的临床控制效果、降低了相关并发症的发生率。在问卷调研中,共回收来自全国20个省份的163位相关专家的有效问卷。其中,98.2%的受访专家支持基本药物全额保障制度的实施。多数专家认为基本药物全额保障政策应致力于提高药品的可及性,进而完善基本药物制度、减轻患者经济负担。超过55%的专家认为政策应覆盖糖尿病、高血压病等等基层常见的慢性疾病。88.3%的专家认为遴选药品时需充分考虑患者医疗需求。同时,受访专家们普遍认为应由乡镇卫生院（78.5%）、社区卫生服务中心（79.1%）等基层医疗机构发放全额保障药品。93.9%的受访专家认为需采取定期随访或管理政策以确保药品使用合适性。此外,当前政策实施仍存在一些问题,如83.4%的专家认为患者对政策的知晓率和了解程度偏低,77.9%的专家认为药品配送到位率偏低,63.8%的专家认为基层医生整体素质偏低,另有66.9%的专家认为存在药品使用不当、浪费、过度医疗、权力寻租和腐败等。结论:结合实地调研与问卷调查结果,本研究认为我国基本药物全额保障政策应以促进公平可及为主要目标,协同实现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完善。在保障内容方面,以重点人群或重点疾病为抓手,逐步实现所有疾病、全部人群的覆盖;在筹资体系方面,政策应建立独立筹资体系,提高资金统筹层次与保障水平,确保政策的可持续发展;在药品遴选方面,以满足大部分患者需求为主,并建立定期调整和动态调整全额保障药品目录的机制;同时契合于现有药品供应保障体系,建立稳定的全额保障药品供应体系和有效过程监管机制;并完善政策配套管理措施,提升患者合理用药水平。
黄正铧[8]（2020）在《Y市定点医疗机构违规行为的医保监管研究》文中指出我国医疗保险实行政府直接管理并提供服务的单一付费人机制,同时也是特定的以公立医疗机构主的医疗服务供给体制。这种制度安排下,定点医疗机构的违规问题特别是欺诈骗保行为,对医保基金安全带来严重威胁,成为当前医保监管工作的重大难题。因此,医保监管部门应当如何发挥价值导向,有效遏制定点医疗机构过度逐利的扭曲行为,规范医疗保险活动的秩序,探索全方位且多层次的医保长效监管机制是本文重要研究方向。本文采用案例分析、观察法等研究方法,针对Y市定点医疗机构违规及监管现状进行分析,探讨医保监管机制存在的问题并剖析成因。经过研究发现,当前我国医保监管立法层级较低、制度体系缺乏应有的权威性、完整性和规范性,直接导致监管寸步难行,而Y市医保监管主体力量薄弱,付费机制缺乏精细化且社会监督机制尚不健全,造成对定点医疗机构违规行为的医保监管呈现单一化、碎片式局面,严重制约监管质量和监管效率的提升。本文认为,建立一套系统的Y市定点医疗机构医保监管长效机制,可以尝试通过行政管理和社会治理、舆论监督的良性互动,实现在医、保、患三个核心利益主体之间理性充分展开博弈,寻求各相关主体利益均衡,从而提高医疗服务效率和促进医保制度可持续性发展,对缓解“看病贵、看病难”的社会问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李璊媛[9]（2020）在《民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发展的制度条件与治理规范探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我国医疗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适格的民间资本进入医疗机构得到政策肯定。近年来,随着政策环境不断得到优化,愈来愈多的民间资本注入到医疗领域中,这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民群众多元化的医疗服务需求。但其中只有极少一部分民间资本注入到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中,原因在于民间资本具有天然逐利性,这与非营利性的宗旨,即所得不进行利润分配具有看似不可调和的矛盾。从理论层面上看,经济法的法益保护目标是社会公益,同时需要兼顾对个体营利性的保护,以此实现社会效率与实质公平。因此找出刺激民间资本出资积极性但同时始终保证医疗机构公益性本质的解决出路尤为关键。但是经济法虽以社会利益为本位,面对民生需求,不可盲目为满足实践中的需要制定政策,在制度供给方面应切实符合法定原则,鼓励性政策不可脱离法律土壤,成为没有法律依据的空中楼阁。因此对于民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来说,如何在我国现行法律语境下,优化法律制度,理顺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法律关系,从而更好地引导并规范民间资本流入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已然成为新时代民间资本参与我国医疗体制改革的重要命题。本文通过规范解释、历史分析、案例研究、文献研究、比较分析等研究方法,将我国民间资本进入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的法律问题归纳为准入,法人治理与投资收益这三个相互勾稽,共同作用于解决个体营利性与社会公益性之间矛盾关系的法律问题。通过梳理现行法律规制情况,从民间资本需履行的准入程序、医疗机构的法人治理结构与机制的构建以及投资收益等问题中抽象法律规范制定、实施中的焦点问题,在进行法理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相应建议。首先探讨准入制度的相关法律问题。医疗准入制度实施目的在于保证医疗安全的前提下,结合各区域医疗力量分布,促进医疗事业的发展并避免医疗资源的浪费。由于市场自身无力克服信息不对称等的问题,政府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者,需要在不同程度上对市场运作进行干预,而准入就是主要的干预手段之一。笔者将准入的现存法律问题分为实体法问题和程序法问题。在实体法方面,准入条件缺乏具体性规定,标准不明导致实践中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问题。某些优质且为公益目的的民间资本无法进入,而没有进入价值的民间资本反而没有被隔绝在准入门槛之外。在程序法方面,审批手续繁杂,监管机制不完善造成民间资本的时间成本过高,以及民间资本在准入后缺乏监管,从而破坏医院的公益性。因此结合实践,从实体法和程序法两方面有待进一步完善和补充。民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的存在目的是弥补公立医院卫生资源不足,一定要强调实现其社会责任,以社会利益为本位。从表象上看,法人治理和社会责任是两个割裂开来的问题。然而,其实法人治理结构的内涵是合理分配组织中利益不交叉的各个中枢机构其相对的权力和责任,使之相互制衡,以此达到保障各个利益相关者,尤其是医疗服务对象,即人民群众的利益的效果,从而同时达到实现社会责任的效果。因此笔者尝试运用利益相关者理论以及共同治理理论对新兴发展的民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的法人治理进行优化,包括外部和内部的的法人治理结构及机制,保证公益性和社会责任的实现。具体而言,首先,探讨民间资本对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的决策治理是否具有权利基础;其次因医疗服务本身具有专业性与公益性的两大特征,探讨如何解决医疗机构因信息不对称而造成代理成本过高的问题;再次,尝试探讨采用理事会模式,通过对其结构的科学规范和对其各方利益相关者的权力限制,进而防范投资人完全控制医疗机构以此暗中牟利,同时促进医疗机构决策的科学性与公益性。优化准入虽然能一定程度上节约民间资本的时间成本,减少其投资的不确定性。但究其根本,民间资本最主要的实际需求还是获得收益或回报。因此探讨医疗机构的投资者财产权益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不同于营利性医疗机构的出资者可基于股东身份依法享有利润分配请求权,《民法总则》与《关于城镇医疗机构分类管理的实施意见》均规定,非营利性医疗机构是以非营利为经营目的,为公众提供医疗服务,从而设立和运营的医疗机构,出资者对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的投资不享有财产请求权。自2000年医疗改革之初开始,投资人因“回报难以预计”放弃投资的案例屡见不鲜。20年来,虽不断出台鼓励政策,但不涉及投资收益的鼓励政策无法解除民间资本的逐利性和医疗机构的公益性存在的天生桎梏;涉及投资收益的鼓励政策存在于法无据的嫌疑。笔者认为,当国家机关或事业单位作为出资人举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时,由于其财产来源于税收,本着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法理逻辑,不应对接受医疗服务的公民再次征收费用,因此其不对非营利性组织的财产享有所有权。而民营资本举办医疗机构,其向医院提供的资本具有时间成本。允许民间资本因其出资而获得一定的回报是符合市场运行规律的。现行“一刀切”的规定对作为非营利性医院出资人的民间资本具有不公平性,且影响其投资积极性,不符合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经济法原则。因此如何在不影响公益性目的的前提下对投资者做出适法的经济性激励是问题的关键。域外“捐赠无偿性的突破”理论为我们转变思路带来启发。本文将在不违背公益性以及我国立法精神的前提下,探讨“无偿性突破”在我国法律移植的可能性,以此提高民间资本投身医疗类社会公益类事业的积极性。
吕玉环[10]（2020）在《《东亚医疗及社会福利制度：探索其可持续性》翻译实践报告》文中认为本翻译实践报告所选文本《东亚医疗及社会福利制度:探索其可持续性》（以下简称《东亚医疗及社会福利制度》）,是由山口大学大学院东亚研究科成员编着的国际经营管理类书籍,于2018年3月23日由日本中央经济社出版社出版。该书从国际视角出发,分三部分共14个章节阐述了以东亚国家为主的医疗福利制度的构建及医疗经营现状,主要介绍了东亚各国医疗制度基本情况、医疗经营及地区医疗福利状况。其中,第一部分“东亚各国医疗制度简介”主要从六个视角介绍了日本、韩国、中国的医疗保障制度,同时介绍了英国的医疗保障制度与之进行比较;第二部分“医疗经营”主要从三个视角分别介绍了不同规模的公立医院各因素之间的相关性、影响护士离职的因素、老后所需资金的推测分析;第三部分“地区医疗养老”则从五个视角分析了日本各地区预防医疗的动向、医疗地域变迁及其可持续性、地区全民医疗的公私协作及针对残疾人和老年人的必要医疗合作。本书属于企业管理专业类书籍,其分析的主要内容是医疗·福利系统的构建与相关设施的有效经营。以日本为首,从经营学和经济学的角度出发考虑东亚医疗与养老的可持续性方案。本翻译报告通过分析原文,将专业术语和长句分为经济、医疗、护理3类。文中专业词汇表述严谨、准确,需要准确充分的把握原文信息,避免漏译、错译。为此,有必要在翻译过程中考虑中文译文读者的思维习惯,选择适当的翻译策略,例如直译、变译、加注解释法等。此外,由于中日语言上的差异,且日语文章的逻辑性与汉语不同,因此翻译时语言的逻辑转换也是不可缺少的。原文的逻辑性如果直接套用在译文上,原文的本意可能会有所偏差。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翻译时需要通过逻辑补充、逻辑转换、逻辑重构等翻译方法来保障译文的逻辑性。此外,该文本由不同作者共同编着而成,所以各章节之间的语言表达存在差异,所以本翻译报告在保证译文内容准确的前提下,尽力还原作者的语境语气及写作风格?只有把握医疗、养老类书籍的文体特征,才能在翻译过程中体现其语言结构特色,并做到有的放矢,翻译出更为地道、专业的译文文本?本翻译实践报告参考了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所提出的翻译标准“信、达、雅”,对文本中所出现的专有名词、复杂长句等翻译重点及难点进行分析。对原文要遵守“信”,对译文要保证“达”,对译文表达要追求“雅”。原文主要是以医疗为研究目的的着作,在本次翻译中对“信、达、雅”的理解为:“信”是对原文的理解;“达”是译文与原文的契合度;“雅”是译文表述的可接受度。在实际进行翻译工作时,针对专业词汇采用了直译、变译及加注解释的翻译方法;针对文本翻译采用了逻辑增补、逻辑转换与逻辑重组的翻译策略。在忠实于原文的基础上保证行文流畅,处理好译文与原文的关系,结合上下文语境探究文中所蕴含的逻辑关系,进而翻译出译文读者所能接受的文本。本翻译实践报告主要分为以下三个部分:第一章:对笔者所选文本的执笔机关、文本特点及在翻译过程中所参考的翻译理论进行简单介绍;第二章:主要从词语和句子两个方面结合严复的“信、达、雅”翻译理论进行分析,简析医疗经营类文本的翻译特点并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进行翻译;第三章:此次翻译实践的总结及感想。随着现代医疗、福利制度的快速发展,为促进相关知识和理论的完善以及国际交流与合作,医疗、福利制度相关书籍的翻译变得越来越重要。本翻译报告的目的是了解东亚各国的医疗及福利制度,分析原文语言的特征和表达的逻辑性。在此基础上,以编写专业且易懂的译文为目标。
二、公立医疗机构管理体制改革:策略和障碍（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公立医疗机构管理体制改革:策略和障碍（论文提纲范文）
（1）公立医院管理者和医师的多点执业行为意愿及监管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前言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医师多点执业极具普遍性 |
| 1.1.2 医师多点执业极具争议性 |
| 1.1.3 医师多点执业政策多元化 |
| 1.1.4 我国医师多点执业的困境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相关概念 |
| 1.2.2 感知相关医师多点执业研究述评 |
| 1.2.3 行为相关医师多点执业研究述评 |
| 1.2.4 政策相关医师多点执业研究述评 |
| 1.3 已有研究的不足 |
| 1.4 理论基础 |
| 1.4.1 计划行为理论和模型 |
| 1.4.2 期望效价理论和模型 |
| 1.4.3 利益相关者理论和模型 |
| 1.4.4 政策评估理论和模型 |
| 1.5 总体研究框架 |
| 1.6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7 研究内容 |
| 1.7.1 分析管理者对多点执业的监管行为意愿 |
| 1.7.2 分析医师对多点执业的参与行为意愿 |
| 1.7.3 分析公立医院医师多点执业管理策略 |
| 第2章 研究对象和方法 |
| 2.1 研究对象 |
| 2.1.1 管理者及样本量 |
| 2.1.2 医师及样本量 |
| 2.2 研究方法 |
| 2.2.1 文献研究法 |
| 2.2.2 焦点小组访谈法 |
| 2.2.3 问卷调查法 |
| 2.2.4 数据处理与统计分析法 |
| 2.2.5 IPA分析法 |
| 2.3 研究工具与评价标准 |
| 2.3.1 管理者问卷 |
| 2.3.2 医师问卷 |
| 2.4 质量控制 |
| 2.5 技术路线 |
| 第3章 管理者的多点执业监管行为意愿研究 |
| 3.1 研究思路和内容 |
| 3.2 研究问题和假设 |
| 3.2.1 研究问题 |
| 3.2.2 研究假设 |
| 3.3 管理者问卷设计和数据收集 |
| 3.3.1 管理者初始问卷 |
| 3.3.2 焦点小组访谈 |
| 3.3.3 管理者预调研问卷 |
| 3.3.4 管理者正式问卷和数据收集 |
| 3.4 数据分析和假设论证 |
| 3.4.1 管理者对多点执业的感知及其构成 |
| 3.4.2 管理者多点执业感知的关联研究 |
| 3.4.3 管理者多点执业感知的强弱研究 |
| 3.4.4 管理者基础特征对多点执业感知的影响 |
| 3.4.5 管理者对多点执业的监管行为意愿及其构成 |
| 3.4.6 管理者对多点执业的监管行为意愿的影响因素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医师的多点执业参与行为意愿研究 |
| 4.1 研究思路和内容 |
| 4.2 研究问题和研究假设 |
| 4.2.1 研究问题 |
| 4.2.2 研究假设 |
| 4.3 医师问卷设计和数据收集 |
| 4.3.1 医师初始问卷 |
| 4.3.2 焦点小组访谈 |
| 4.3.3 医师预调研问卷 |
| 4.3.4 医师正式问卷和数据收集 |
| 4.4 数据分析和假设论证 |
| 4.4.1 医师对多点执业的感知及其构成 |
| 4.4.2 医师多点执业感知的关联研究 |
| 4.4.3 医师多点执业感知的强弱研究 |
| 4.4.4 医师的基础特征对多点执业感知的影响 |
| 4.4.5 医师对多点执业的参与行为意愿及其影响因素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我国公立医院医师多点执业管理策略研究 |
| 5.1 研究工具和设计思路 |
| 5.2 管理者多点执业优先改进战略矩阵 |
| 5.2.1 管理者多点执业优先改进战略矩阵构建 |
| 5.2.2 数据结果及分析 |
| 5.3 医师多点执业优先改进战略矩阵 |
| 5.3.1 坐标设置 |
| 5.3.2 数据结果及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讨论 |
| 6.1 多点执业感知差异及其原因分析 |
| 6.1.1 管理者对多点执业的获得感一般 |
| 6.1.2 管理者对多点执业的风险体验突出 |
| 6.1.3 管理者对多点执业的畏难情绪严重 |
| 6.1.4 医师对多点执业的获得感强烈 |
| 6.1.5 医师对多点执业的风险体验不强 |
| 6.1.6 医师对多点执业的难度感知一般 |
| 6.2 多点执业感知的关联度和强弱对比 |
| 6.2.1 管理者多点执业感知的关联分析 |
| 6.2.2 医师多点执业感知的关联分析 |
| 6.2.3 双方多点执业感知的强弱对比 |
| 6.3 多点执业行为意愿的分析 |
| 6.3.1 管理者的多点执业监管诉求 |
| 6.3.2 医师的多点执业的参与诉求 |
| 6.4 多点执业行为意愿影响因素的分析 |
| 6.4.1 管理者多点执业行为意愿的影响因素 |
| 6.4.2 医师多点执业行为意愿的影响因素 |
| 第7章 医师多点执业的监管策略与建议 |
| 7.1 降低医师多点执业给公立医院带来的时间管理成本 |
| 7.2 妥善解决多点执业带给公立医院服务供应量的危机 |
| 7.3 加大多点执业对提高临床自主权和业务水平的作用 |
| 7.4 分类构建医疗服务支付标准体系夯实医师工作价值 |
| 7.5 借力“互联网+医疗服务”赋能医师收获社会尊重 |
| 7.6 制定差异化宣传策略提升多点执业医师社会知名度 |
| 7.7 创建临床实践良性循环帮助医师实现个体预期收益 |
| 7.8 降低以公立医院为医师多点执业供给侧的现实难度 |
| 第8章 结论与创新点 |
| 8.1 结论 |
| 8.2 创新点 |
| 8.3 研究不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管理者访谈提纲 |
| 附录二:医师访谈提纲 |
| 附录三:管理者问卷 |
| 附录四:医师问卷 |
| 作者简介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2）山西省医疗服务与医疗保险协同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2.3 研究评述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工作和创新 |
| 1.4.1 主要工作 |
| 1.4.2 创新点 |
| 1.5 论文的基本结构 |
| 第2章 医疗服务与医疗保险协同发展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基本医疗卫生制度 |
| 2.1.2 医疗服务 |
| 2.1.3 医疗保险 |
| 2.1.4 医疗服务与医疗保险协同机制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协同理论 |
| 2.2.2 利益相关者理论 |
| 2.2.3 委托代理理论与道德风险 |
| 2.3 小结 |
| 第3章 山西省医疗服务与医疗保险协同发展现状 |
| 3.1 山西省医疗服务发展现状 |
| 3.1.1 山西省医疗服务发展政策环境 |
| 3.1.2 山西省医疗服务发展现状 |
| 3.2 山西省医疗保险演变与发展 |
| 3.2.1 山西省医疗保险政策梳理 |
| 3.2.2 山西省医疗保险发展现状 |
| 3.3 山西省医疗服务与医疗保险协同发展现状 |
| 3.3.1 医疗服务与医疗保险协同发展相关政策规定 |
| 3.3.2 山西省医疗服务与医疗保险协同发展情况 |
| 3.4 小结 |
| 第4章 山西省医疗服务与医疗保险协同水平测度与分析 |
| 4.1 山西省医疗服务与医疗保险协同水平测度 |
| 4.1.1 医疗服务与医疗保险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构建 |
| 4.1.2 协同度测算指标体系建设 |
| 4.1.3 协同度测算 |
| 4.1.4 测算结果分析 |
| 4.2 山西省医疗服务与医疗保险低水平协同原因分析 |
| 4.2.1 价值目标不协同 |
| 4.2.2 医保支付制度不健全 |
| 4.2.3 制约监管机制不完善 |
| 4.2.4 双方信息不共享 |
| 4.2.5 协同应急管理机制未建立 |
| 4.3 小结 |
| 第5章 构建山西省医疗服务与医疗保险协同机制 |
| 5.1 医疗服务与医疗保险协同机制构建依据 |
| 5.1.1 双方利益实现均衡的博弈分析 |
| 5.1.2 构建协同机制需协调的关键因素 |
| 5.2 构建医疗与医保协同机制的政策建议 |
| 5.2.1 以保障健康作为协同机制构建目标 |
| 5.2.2 建立依托医保支付的激励约束机制 |
| 5.2.3 完善兼顾相关利益者的监管治理机制 |
| 5.2.4 构建一体化共享信息沟通机制 |
| 5.2.5 建立高效的协同应急管理机制 |
| 5.3 小结 |
| 结论与展望 |
| 1、结论 |
| 2、展望 |
| 附录 |
| 附录 1:访谈记录表(1) |
| 附录 2:访谈记录表(2) |
| 附录 3:访谈记录表(3)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和其它科研情况 |
（4）政策经纪人的抉择：医改制度变迁的路径研究——以“西宁模式”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文献综述、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一）文献综述 |
| （二）理论基础 |
| （三）分析框架 |
| 三、案例深描：“西宁模式”的话语体系发展 |
| （一）“西宁模式”的创新历程 |
| （二）话语建构与公益价值的渐进式嵌入 |
| （三）话语转换的公共能量场 |
| 四、抉择的背后：政策信仰与利益调整 |
| （一）西宁医疗体制改革的政策变迁：信仰系统的博弈 |
| 1. 核心信仰的共性追求。 |
| 2. 政策信仰的分歧与整合。 |
| 3. 次级信仰的调适。 |
| （二）结构调整：利益主体的策略 |
| 1. 以集团化结构替代分散的利益主体关系实现内部利益的一致性。 |
| 2. 生产与契约统一实现外部利益的一致性。 |
| 3. 公共绩效与个人绩效相结合平衡内外利益关系。 |
| （三）制度创新：突破联盟关系盲点的决策行动 |
| 1. 政策经纪人的执行策略 |
| 2. 制度变迁背后的倡导机制 |
| 3. 制度创新效果与治理模式转变 |
| 五、结论与讨论 |
| （一）“西宁模式”何以可能 |
| 1. 制度创新既需要回应倡导联盟的话语诉求，又需要政策经纪人整合话语做出理性抉择。 |
| 2. 制度创新的政策方案是利益主体之间不断平衡的结果。 |
| 3. 制度变迁改变了政府在元治理中的组织角色。 |
| （二）进一步讨论 |
（5）医改新形势下公立医院发展对策研究 ——以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动态与评析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 创新点与难点 |
| 2 相关概念与理论 |
| 2.1 概念界定 |
| 2.2 研究的理论基础 |
| 3 医改新形势下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发展现状分析 |
| 3.1 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概况 |
| 3.2 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发展现状分析 |
| 3.3 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管理运行机制的剖析 |
| 3.4 本章小结 |
| 4 医改新形势下公立医院发展困境问题及成因分析 |
| 4.1 医改后对公立医院发展的影响 |
| 4.2 医改后对公立医院的发展困境分析 |
| 4.3 医改后公立医院发展困境的主要原因 |
| 5 医改新形势下公立医院的运营治理经验与启示 |
| 5.1 医改新形势下公立医院的运营治理经验 |
| 5.2 启示与借鉴 |
| 5.3 本章小结 |
| 6 医改新形势下公立医院发展模式的调整对策 |
| 6.1 公立医院发展路径规划 |
| 6.2 公立医院发展对策的主要内容 |
| 7 总结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下一步研究进展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6）成都市高新区妇儿联盟推动分级诊疗的案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现状评述 |
| 1.3 核心概念与理论基础 |
| 1.3.1 核心概念 |
| 1.3.2 理论基础 |
| 1.4 研究方法和主要内容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内容 |
| 1.4.3 技术路线图 |
| 1.5 论文创新点 |
| 第二章 成都市高新区妇儿联盟推动分级诊疗案例的研究价值 |
| 2.1 我国分级诊疗实施整体发展情况 |
| 2.1.1 我国分级诊疗的发展历程回顾 |
| 2.1.2 我国分级诊疗实施的发展现状 |
| 2.2 我国分级诊疗实施的主要困境 |
| 2.2.1 医疗技术及服务能力的匹配性 |
| 2.2.2 双向转诊机制运行障碍 |
| 2.2.3 政府在医疗领域的职能定位 |
| 2.2.4 医疗保障的发挥作用 |
| 2.3 成都市高新区妇儿联盟分级诊疗案例的创新性分析 |
| 2.3.1 医疗技术及服务能力能级对应 |
| 2.3.2 绿色通道构建“基层首诊、双向转诊” |
| 2.3.3 政府重塑职能定位 |
| 2.3.4 第三方积极参与 |
| 第三章 成都市高新区妇儿联盟推动分级诊疗的案例描述 |
| 3.1 成都市高新区妇儿联盟推动分级诊疗实施背景及历程 |
| 3.1.1 成都市高新区医疗卫生资源与医疗卫生事业现状 |
| 3.1.2 成都市高新区妇儿联盟推动分级诊疗政策出台的背景 |
| 3.1.3 成都市高新区妇儿联盟推动分级诊疗政策实施的历程 |
| 3.2 成都市高新区妇儿联盟推动分级诊疗模式 |
| 3.2.1 医疗服务提供模式 |
| 3.2.2 主体参与模式 |
| 3.2.3 筹资与支付机理 |
| 3.3 成都市高新区妇儿联盟分级诊疗实施重要性和必要性 |
| 3.3.1 对上级医院医疗服务的疏缓作用 |
| 3.3.2 对基层医院就诊的促进作用 |
| 3.3.3 对医保基金的调控作用 |
| 3.3.4 对药品使用及费用优化作用 |
| 第四章 成都市高新区妇儿联盟推动分级诊疗运行体系分析 |
| 4.1 成都市高新区妇儿联盟分级诊疗服务体系分析 |
| 4.1.1 不同层级医疗服务的功能定位 |
| 4.1.2 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匹配性提升 |
| 4.1.3 区域医疗资源整合与共享 |
| 4.1.4 医疗卫生信息技术支撑 |
| 4.2 成都市高新区妇儿联盟分级诊疗的保障体系分析 |
| 4.2.1 分级诊疗政策保障 |
| 4.2.2 医保支付制度改革 |
| 4.2.3 医疗服务价格形成机制 |
| 4.2.4 上下联动分工协作机制 |
| 4.3 成都市高新区妇儿联盟分级诊疗的组织体系分析 |
| 4.3.1 组织机构设置 |
| 4.3.2 部门运行机制 |
| 4.3.3 组织试点激励 |
| 4.3.4 宣传引导作用 |
| 第五章 成都市高新区妇儿联盟分级诊疗各利益相关者分析 |
| 5.1 妇儿联盟利益相关者分类 |
| 5.1.1 医疗服务供给方 |
| 5.1.2 医疗服务需求方 |
| 5.1.3 医疗服务管理方 |
| 5.1.4 筹资方 |
| 5.1.5 企业组织 |
| 5.2 主要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关系 |
| 5.2.1 医疗机构 |
| 5.2.3 当地居民/患者 |
| 5.2.4 政府、卫生行政部门 |
| 5.2.5 当地医保部门、互助保险 |
| 5.2.6 企业组织 |
| 5.3 主要利益相关者的作用机制分析 |
| 5.3.1 利益关联程度及影响力的分析 |
| 5.3.2 利益关联程度和执行意愿的分析 |
| 5.4 成都市高新区妇儿联盟实施各利益主体协同运行机制分析 |
| 5.4.1 药品共享机制 |
| 5.4.2 人才激励机制 |
| 5.4.3 信息共享机制 |
| 5.5 成都高新妇儿联盟的利益协调策略 |
| 5.5.1 保障主要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
| 5.5.2 满足利益受损者的利益诉求 |
| 5.5.3 发挥有影响力者的优势 |
| 5.5.4 协调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平衡 |
| 第六章 成都市高新区妇儿联盟分级诊疗的案例启示 |
| 6.1 妇儿联盟分级诊疗的协调机制 |
| 6.1.1 建立妇儿联盟分级诊疗联动机制 |
| 6.1.2 积极引导第三方参与 |
| 6.1.3 资金购买分级诊疗转诊系统 |
| 6.1.4 政府发挥监管服务职能 |
| 6.2 妇儿联盟分级诊疗的标准路径 |
| 6.2.1 统一规范制度标准 |
| 6.2.2 指导培训基层医生 |
| 6.2.3 控制医疗质量 |
| 6.2.4 建立转诊保障 |
| 6.3 妇儿联盟分级诊疗的有效措施 |
| 6.3.1 信息化助力推动分级诊疗 |
| 6.3.2 妇儿联盟内部紧密发展推动分级诊疗 |
| 6.3.3 平衡妇儿联盟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
| 6.4 “三医联动”对妇儿联盟分级诊疗的推动 |
| 6.4.1 医疗资源配置合理 |
| 6.4.2 医药服务供给完善 |
| 6.4.3 医保发挥扛杆作用 |
| 第七章 总结与展望 |
| 7.1 主要结论 |
| 7.2 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分级诊疗制度改革相关政策梳理表 |
| 附录二 关于成都市高新区妇儿联盟单位访谈大纲 |
（7）基本药物全额保障政策分析与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政策实施现状研究 |
| 1.2.2 政策实施效果研究 |
| 1.2.3 基本药物全额保障政策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
| 1.2.4 中国基本药物全额保障政策分析 |
| 1.3 研究目的 |
| 1.4 研究内容 |
| 1.4.1 国际药品全额保障政策经验梳理 |
| 1.4.2 中国基本药物全额保障政策总结与分析 |
| 1.4.3 中国基本药物全额保障政策优化策略分析 |
| 1.4.4 中国基本药物全额保障政策问题与对策研究 |
| 第2章 对象与方法 |
| 2.1 研究对象和资料来源 |
| 2.2 研究对象 |
| 2.2.1 文献研究 |
| 2.2.2 问卷调查 |
| 2.2.3 专家访谈 |
| 2.3 数据处理与统计分析 |
| 2.4 技术路线 |
| 第3章 结果 |
| 3.1 中国基本药物全额保障政策调查分析 |
| 3.1.1 台州市——“免费药品,全额保障” |
| 3.1.2 西宁市——“免费药品,精准扶贫” |
| 3.1.3 山东省——“多种模式,综合并存” |
| 3.1.4 启东市——“住院药品,全额保障” |
| 3.1.5 上海市——“医保资金,全额报销” |
| 3.1.6 广州市花都区——“一元看病,免费用药” |
| 3.2 中国基本药物全额保障政策问卷调查 |
| 3.2.1 受调查者基本情况 |
| 3.2.2 中国基本药物全额保障制度实施关键问题 |
| 3.2.3 中国基本药物全额保障制度存在问题与建议 |
| 第4章 讨论 |
| 4.1 效果与存在问题 |
| 4.1.1 台州市 |
| 4.1.2 西宁市 |
| 4.1.3 山东省 |
| 4.1.4 启东市 |
| 4.1.5 上海市 |
| 4.1.6 广州市花都区 |
| 4.2 中国基本药物全额保障政策调查结果分析 |
| 4.3 对策与建议 |
| 4.3.1 政策应以促进公平可及为主要目标,协同实现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完善 |
| 4.3.2 政策应以重点人群或重点疾病为抓手,逐步实现所有疾病、全部人群的覆盖 |
| 4.3.3 政策应以满足大部分患者需求为主，定期动态调整全额保障药品目录 |
| 4.3.4 政策应保障药品供应的体系,建立有效过程监管机制 |
| 4.3.5 政策应完善政策配套管理措施,提升患者合理用药水平 |
| 4.3.6 政策应建立独立筹资体系,提高资金统筹层次与保障水平 |
| 4.4 研究的创新与局限 |
| 4.4.1 研究创新 |
| 4.4.2 研究局限及展望 |
| 第5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介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8）Y市定点医疗机构违规行为的医保监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和目的 |
| 1.3 文献综述 |
| 1.4 相关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1.5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1.6 研究方法 |
| 1.7 创新之处 |
| 2 Y市定点医疗机构违规行为的医保监管现状 |
| 2.1 Y市定点医疗机构违规问题现状 |
| 2.2 Y市定点医疗机构的医保监管现状 |
| 3 Y市定点医疗机构违规行为医保监管存在的问题 |
| 3.1 监管难度大威慑力不足 |
| 3.2 付费方式约束效果不力 |
| 3.3 社会办医引发负面效应 |
| 4 Y市定点医疗机构违规行为医保监管存在问题的成因剖析 |
| 4.1 医保监管主体力量薄弱 |
| 4.2 监管制度可执行性不足 |
| 4.3 缺乏精细化的付费机制 |
| 4.4 社会监督机制尚不健全 |
| 5 进一步改善Y市定点医疗机构违规行为医保监管的对策建议 |
| 5.1 推进多元化的监督检查手段 |
| 5.2 完善监管制度环境着眼预防 |
| 5.3 发挥付费方式激励约束效果 |
| 5.4 引入社会治理模式强化监管 |
| 6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民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发展的制度条件与治理规范探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序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及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论文主要创新及不足 |
| 第一章 民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的本质特征及经济法检视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民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的本质特征审视 |
| 一、民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的公益性 |
| 二、民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的重要性 |
| 三、民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的专业性 |
| 第二节 民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规制的经济法学理论基础 |
| 一、失灵理论 |
| 二、价值理论 |
| 三、信息理论 |
| 第三节 准入、治理与投资收益三者之间的法律逻辑 |
| 一、制定准入规范是法人治理的制度前提 |
| 二、投资收益与规范准入契合民间资本的实际需求 |
| 三、优化治理结构是投资收益存在意义的必要前提 |
| 第二章 民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的准入制度法理分析及完善进路 |
| 第一节 民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准入程序概述 |
| 第二节 实体法角度下的准入问题及其对策 |
| 一、准入中的实体法问题 |
| 二、实体法准入问题的解决对策 |
| 第三节 程序法角度下的准入问题及其对策 |
| 一、准入中的程序法问题 |
| 二、程序法准入问题解决对策 |
| 第三章 民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法人治理的法理分析及完善进路 |
| 第一节 法人治理的法律内涵之演变 |
| 一、法人治理的源流,理论与制度 |
| 二、公立医院法人治理的变革与挑战 |
| 第二节 我国目前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的治理现状 |
| 一、民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治理现状 |
| 二、公立医院与民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之比较 |
| 第三节 内部治理及其优化与对策 |
| 一、出资者法律地位的厘定 |
| 二、理事会模式的适用性探讨 |
| 三、理事会模式的结构性探讨 |
| 第四节 外部治理及其优化与对策 |
| 一、重构监管分类标准 |
| 二、改善制度政策环境 |
| 三、创立社会利益相关者监督途径 |
| 第四章 民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中投资者财产收益的法理分析及完善进路 |
| 第一节 民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发展困境成因分析 |
| 一、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的发展困境成因 |
| 二、“逐利”与“非营利”之辩 |
| 第二节 我国立法对民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中投资者的财产收益问题之态度分析以及相关概念厘定 |
| 一、相关法律概念在我国立法规范中的历史沿革 |
| 二、新晋基本法立法对相关法律概念的重新界定 |
| 第三节 域外法律移植可行性的探讨 |
| 一、域外关于“捐赠无偿性的突破”的立法调整 |
| 二、捐赠无偿性的突破制度在我国的适用与检视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着作类 |
| 二、译着类 |
| 三、期刊类 |
| 四、学术论文类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一，论文类 |
| 后记 |
（10）《东亚医疗及社会福利制度：探索其可持续性》翻译实践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要旨 |
| 第一章 翻訳任务の绍介 |
| 1.1 原书の绍介 |
| 1.2 原书の特徴 |
| 1.3 厳复の翻訳理论 |
| 第二章 翻訳事例の分析 |
| 2.1 语汇の翻訳 |
| 2.1.1 医疗?福祉専门用语 |
| 2.1.2 组织名称 |
| 2.1.3 その他の语汇 |
| 2.2 文の翻訳 |
| 2.2.1 论理补完 |
| 2.2.2 论理変换 |
| 2.2.3 论理再构成 |
| 第三章 翻訳実践报告のまとめ |
| 3.1 翻訳実践のまとめ |
| 3.2 翻訳についての心得 |
| 参考文献 |
| 付録Ⅰ:原文 |
| 付録Ⅱ:訳文 |
| 谢辞 |
四、公立医疗机构管理体制改革:策略和障碍（论文参考文献）
- [1]公立医院管理者和医师的多点执业行为意愿及监管策略研究[D]. 余园园. 吉林大学, 2021(01)
- [2]山西省医疗服务与医疗保险协同机制研究[D]. 周佳卉. 山西财经大学, 2021(09)
- [3]收入不平等、正向选择与医疗市场中的资源错配[J]. 叶初升,倪夏,赵锐. 管理世界, 2021(05)
- [4]政策经纪人的抉择：医改制度变迁的路径研究——以“西宁模式”为例[J]. 傅利平,许凯渤,何兰萍. 甘肃行政学院学报, 2020(06)
- [5]医改新形势下公立医院发展对策研究 ——以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为例[D]. 高冉. 中国矿业大学, 2020(07)
- [6]成都市高新区妇儿联盟推动分级诊疗的案例研究[D]. 刘娟娟. 电子科技大学, 2020(04)
- [7]基本药物全额保障政策分析与对策研究[D]. 苏巍巍. 吉林大学, 2020(01)
- [8]Y市定点医疗机构违规行为的医保监管研究[D]. 黄正铧. 暨南大学, 2020(07)
- [9]民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发展的制度条件与治理规范探究[D]. 李璊媛.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10]《东亚医疗及社会福利制度：探索其可持续性》翻译实践报告[D]. 吕玉环. 曲阜师范大学, 2020(02)